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篇1
关键词：法律文化；宗法等级；法律信仰
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对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乃是这样一个复杂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所有其他作为社会一员的人习得的能力和习惯”。从这个定义中不难看出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包含在文化这个复杂整体中的一部分。
可以这样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观念、思想和传统学说的总体并相应地表现为一种普遍、持续和较为稳定的支撑法律实际运行的法律思维与法律行为的方式”。
由于中西方在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使得中西法律文化之间存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些差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立法形式的差异
中国的君主立法。在中国古代法权渊源出于君主，即君主独揽立法权，以言代法，君主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从战国李悝编《法经》到清朝编《大清律例》都不能也不敢限制君主的权力。故很多法典中都注明了“臣等奉敕撰”的字样。编成文法的直接目的“除了镇压百姓之外，也就在于维护君主的权威”[3]（p129）。此外，历代立法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典，还包括君主的命令。如制、诏、敕等形式，皇帝在成文法之外这些命令，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司法官吏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西方的大众立法。在西方的法制史上由于对神灵的崇拜并没有衍变成神的人格化，所以没有产生像中国那样被神化了的集权君主。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还是近代资产阶级宪法，都没有公开宣布法权渊源出自君主.所以西方的立法至少在形式上是大众制定的。
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司法体制和程序的差异
中国的行政司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司法与行政总是合二为一，在中央机关君主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和行政权，朝廷设有专理司法的官吏，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都从属于行政官吏，地方上一律由地方行政官员兼行司法权，没有自上而下的法院系统。另外，中国司法活动的程序也表现为行政化，没有司法行为自己的独特程序。
西方的司法行政分权制约。西方的法院组织出现较早，如雅典，不同性质的案件由不同的法院审理。罗马也实行民事法院与刑事法院分开设置的体制。中世纪欧洲也存在专门的司法机关，如法国曾设有四种法院系统，即国王法院、领主法院、教会法院和城市法院，同时还规定了许多关于诉讼的专门原则和程序，如古罗马法规定“公开审判”、“严格形式主义”、“不告不理”、等，这些都为注重权力制衡、程序公正的现代法治奠定了文化根基。
三、中国的“权力至上”传统和西方的“法律至上”原则
中国的“权大于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只是一种辅助“德”“礼”的工具。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施政要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法为辅。《唐律疏议》首篇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木，刑罚为政教之用”[4]（p3），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虽强调“缘法而治”，但是，在法家思想里，法律仅仅是控制臣民的一种手段。可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君权”大于“法”，“法”自君出，主要作用表现在刑法领域，成为暴力维护“礼”所代表的道德伦常等级秩序的手段。法律成为统治者治民驭民的工具。
西方的“法大于权’。西方人一自深受自然法观念的影响，相信法由上帝或理性创造的，是上帝或自然的某种更高级命令在人间的体现，人既由上帝创造，就必须服从上帝所立之法，因此，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法从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对上帝的信仰，而不只是一种外在的工具，由于自然法具有一种神圣的渊源且因此超越时空，它应是一种超越社会全体的规范秩序。它高于人类的实在法并成为评判国家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普遍性准则，通过自然法对实在法的超越，实现了法律自身的提升。
四、中国的宗法等级思想和西方的平等观
1.中国以“礼”为核心的宗法等级思想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的“礼”或礼教伦理维系的社会，个人的权利自主体的特定地位和社会身份，来自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来自主体对伦理纲常名教的认同。“礼”的基木精神就是《礼记・大传》所云：“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5]（p107）。从孔子提出“正名”以“君臣、父子、夫妇各有其名分，各尽其职”为内容的“礼”到汉代董仲舒将三纲五常推向极致，国人在“率土之滨，莫非土臣”的教化里把自己当成了君主的附庸品，在“安份守己”的要求下完全丧失了思辩的自由。
2.西方以“契约”为形式的平等观
西方从来没有建立过像中国古代那样严密的伦常观念，西方社会中的等级关系是靠“双务契约”来确定的，西方法律文化注重主体间订立的契约，在契约关系中，各主体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一旦同其他个体建立契约关系后，彼此的权利义务非常明确并因此受到相互制约，显然，契约型社会关系就比较适合现代法治的精神。
五、中国的法律工具性取向与西方的人权自由原则
1.中国的法律工具主义
无论是主张“缘法而治”的法家理论还是儒家法律文化传统，在理论上都以尊君、卑臣和愚民为前提，以维护家天下的专制统治、为专制君主服务为目的，不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秦律》到《大清律例》，数千年来官方制定和颁布的全部法律规程，都以惩罚、镇压和恐怖的严刑峻法为特征，以义务性、压制型法而非权利性、救济型法为主要导向。
2.西方的法律信仰主义
西方历史上，依法而治的国家，十分注重弘扬法的精神，认为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是最高的理性”，从而确立法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崇尚法律精神的追求，使法律信仰从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介入到法律现实，从而推动了依法而治的法治进程。在西方国家，一些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公开打出“自由”，“平等”“博爱”“人赋人权”的旗帜，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个性自山，反对等级特权观念，这些口号无一例外都成为西方各国的法治理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陈福胜.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源[J].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
[3]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篇2
现代契约文明的兴起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契约这一民法上的名词在全世界力行法治的国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契约理论与社会学说的结合，终于使契约原理所隐含的自由、平等、正义和理性的原则成为当今法治文明的基础。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大量移植西方有关法律制度，但中国与西方在法律演进、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上截然不同，因此在很多法律问题上的认知、视角也不相同，这在当今中国常常造成公众、学者甚至立法者的不适和困惑。当今中国法律制度现代化不断迈进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回头看看，特别是我们的传统和文化，这样才不会在前行的道路上迷失——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自我或他人。
【关键词】
契约；法律文化；差异；思想；信守
在人类的历史上，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经济条件，常常发展为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根据根据劳伦斯·L·弗里德曼《法律文化的概念：一个答复》中，对法律文化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即“法律文化是指那些为某些公众或公众的某一部分所持有的针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观念、价值、期待和态度。”契约诞生之初在中西方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如同其他领域一样，中西方在契约制度，契约精神等方面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好是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集中表现。
1中西方对契约外延理解的差异
不管古代中国还是西方，在“契约”一词中都有信守合意之意。契约，作为物品交换媒介，从本质上说在中西方并没有差别。但中西方所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由此产生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从而导致对契约外延的理解产生差异。
在中国，契约由“契”和“约”二字构成。根据《淮南子》中所记录，“上古之民，刻木为信”，指的是上古之人将刻有文字的木块从中间一分为二，由当事者双方各执一半，将来二者合二为一，以为凭信，“契”字由此而来。“约”根据《淮南子》记载，意为“上古之民，结绳记事”，此处已有合意之意。连贯起来可以理解为，为保证合意效力，辅之以书契，这就是中国的“契约”的由来。《说文》中所谓“书契，符书也”，即用来证明出卖、租赁、借贷、抵押、雇佣等契约关系的文书。
西方对契约范围的认识较东方而言要宽泛得多。有学者梳理了西方历史上的4种契约概念：（1）作为经济法律概念的契约，主要见之于罗马法；（2）作为宗教神学概念的契约，主要见之于《圣经》；（3）作为社会政治概念的契约，主要见之于中世纪末的反暴君派理论家和近代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著作，其最早发展还可见之于古希腊罗马思想家；（4）作为道德哲学概念的契约，主要见之于康德、罗尔斯。
2中西方在契约思想的差异
中国阶级国家的早产，原始氏族内部的血缘关系并未被彻底破坏，氏族制度与国家之间的脐带并未完全切断，自然宗法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积淀下来。这表明即使国家出现了，人仍然作为家族和血缘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国家是一个放大的家庭，家庭是一个缩小的国家。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导。中国传统思想历来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化，中国古代契约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道德烙印。大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重义务轻权利。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居于正统地位，儒家的思想不断被强化和全面推行。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认为，作为君主而追求自己的利益，臣子和百姓就会效仿，全国上下皆追求利益必然发生争斗。如果君主追求仁义，全国上下就会按照仁义的原则，安于自己的地位，国家就会稳定有序。所以儒家主张应该把追求仁义作为目标，而不应该追求利益。遵循天理去做，不追求利益，利益自然会来。听从人欲的指导，追求的个人利益未必得到，危害就已经来到。这种思想和命题的进一步演化，导致在人际交往中，处处谦卑、温柔敦厚、道貌岸然，就会被捧为君子，反之，心直口快、主张才能、争取利益等，就会被责为小人。（2）诚实守信的道德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人无信不足以自立。守约重信不仅仅是对契约及其效力的认可和信守，更被视为一种道德人格和道德境界，甚至被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守约者被称为一诺千金的君子，毁约者则被视为背信弃义的小人。（3）契约感性理性合一的混沌认识思维。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农业技术，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他们所崇拜的是社会之内的实实在在的人。这个人就是创建部落、拯救国家的权威人物——祖宗。基于此，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宗教始终没有占据主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伦理。在这以伦理维系的农业社会里，中国人逐步发育了一种阴阳互补式的思维模。在这种思维模式中，阴阳两个元素是界限模糊，彼此共生、互不独立、功能互补。如果将这两元素也视为感性和理性的话，不难看出，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感性和理性分裂的不够彻底。感性中有理性，理性中有感性。体现在契约上就形成了权利感性和义务理性混沌一体，情感感性与规则理性合一，具有浓厚伦理色彩。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种熟人社会中，契约也常常会在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的熟人间形成。这种熟人间的契约并非一种单纯的买卖交易关系，而是包含着一定的人情关系，体现熟人之间的互爱、互助、互惠，可谓是中国传统社会契约殊的伦理蕴涵。
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伊壁鸠鲁就提出了社会契约学说，认为人生而有约定之权。之后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芝诺最早提出了历史上的自然法思想，强调人有自然权利。近代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人从不同角度对西方契约思想作出精辟的阐述：（1）契约的理性认识思维。地中海文明的古希腊文化是西方社会演进的基础，古希腊人不像古代中国人那样擅长农耕，而是擅长航海。在与大海的抗争中锤炼出他们富于冒险和探索的精神。海上贸易的发达使古希腊进入打破了血缘氏族关系的商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发育了其特有的民族思维模式——因果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结构开放，因果二元素相互独立，二元素之间具有单向性。在契约认识上体现为，抽象出法律人格，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解构为权利与义务关系，在契约中排除情感因素。（2）泛契约化思想将契约关系范围不断延伸。洛克、卢梭、霍布斯等人以基于理性准则（霍布斯、洛克）或道德情感（卢梭、康德）的自然法作为契约的基础（这种自然法实质上是体现契约伦理精神的道德法），认为国家及其所调控的社会秩序是人们订立契约的产物。在霍布斯看来，没有社会规范以及保障规范的组织结构的所谓“自然状态”是可怕的，“社会契约”正是为避免这种状态而形成的“每个公民都是其当事人”的约定。卢梭在其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要使这种个体自由与社会良序不发生冲突，就必须“要寻找到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3）个体本位、地位平等、独立和财富正义等皆为西方契约思想所具有的精神特质。在对契约的理性思维基础上，诞生了法律人格。作为交换的基础，必然要求当事双方人格独立，法律地位平等。交换目的的达成势必凸显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古希腊时期发达的商品经济就使得人们并不排斥对财富追求的渴望，同时亚里士多德详细阐述了交换正义理论，更使得古希腊人认为追求财富是理所当然的。
3中西方契约信守观念的差异
对于契约本身，中国人始终认为这只是一个达到目的的手段。契约的信守是基于伦理道德的要求。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诚信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亲缘信任所构成的伦理道德范畴，强调行为人的自律与操守。中国古代先哲认为，诚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道德标准，没有诚信一个人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但另一方面，契约既然是一种手段，因此当手段与目的冲突的时候，目的更为重要，也就是说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牺牲的，即对于契约的破坏。因此，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为了达到某种更高的道德追求或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契约是可以暂时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但最终可以被撕毁。纵观古代经典文献，破坏契约而不守信的例子有很多，而诸葛亮恰恰是其中的典范：诸葛亮的“谋”中大多有不守信用的成分。例如赤壁之战以后，周瑜亲自拜访刘备，问他是否会乘火打劫南郡。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说：“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周瑜倒也爽快，当着鲁肃与诸葛亮的面，与刘备立字为证：如果我周瑜取不了南郡，任凭你刘备随便去取。接下来便是周瑜与南郡守将曹仁的一场残酷大战，周瑜伤亡惨重，而且周瑜还被毒箭射中。不出所料刘备、诸葛亮还是食言了，他们乘周瑜与曹仁激战正酣时一举拿下这两个周瑜一直想图谋的城池。周瑜气得大叫一声，金疮迸裂。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孔明一气周公瑾”的经过。即便契约违反的情况下，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当事人往往不会诉诸法律，而是求助于当地德高望重之人的调解，契约得以履行更多的是基于调解人的个人权威，而非当事人双方自觉信守。同时在调解中，常常会做出对原有契约的修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原有契约的破坏。
对西方契约信守的观念要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来认识。（1）从内在方面来说，在西方当事双方将契约（法律）视为一种信仰，从而保障契约的信守。宗教对契约的肯定强化了人们对契约的信仰。在《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和第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得到，既然天神爱人，那么人就应该信仰自己的天神，但是它有一个引喻，或者是有一句话它没有说出来，神不爱人，我就可以弃神，如果神不能给我们带来恩惠的话，我们可以换一种神来信仰。这一种情形下，西方的契约信仰有了一个重要的来源。无论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古老的天主教、犹太教以及后来的拜占廷，或者说现在希腊信奉的拜占廷教，我们都能看主体和客体相互之间的一种约定、一种契约。另一方面，在西方，契约常常被视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西方人对法的信仰也具有宗教崇拜的色彩。《圣经》中耶稣曾说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此，法治主义几千年来在西方社会经久不衰，其精神之源就是人们对法律的宗教徒般的信仰和崇拜。西方社会就有了这样的法律格言：“国王在臣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若不是法律许可，国王一无所能”；“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2）从外在方面来说，在严格遵循法律的基础上，诉讼成为保证当事双方信守契约的外在机制。古罗马人在从契约关系中抽象出权利义务后，从外在方面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渠道——诉讼，通过诉讼使权利得以实现。西方历来认为，诉讼是保护权利和制裁违法行为最有利的手段。因此，西方人热衷于诉讼，当发生纠纷时，往往通过争讼的途径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之所以不以争讼为“耻”反以为荣，正是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交换正义理念，赐予了西方人健讼的信念。
4结语
任何民族的法律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可谓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难处。因而我们在法律上学习西方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全盘西化。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有许多人类积极优秀成果。即使是西方法律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成份，比如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就吸收和借鉴了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积极因素。我们应该发扬传统思维中的阴阳互补的优点，将本土资源与外来法律文化有机结合，这才是我们的出路。
【参考文献】
[1][意]D·奈尔肯.《比较法律文化论》[m]，高鸿钧、贺卫方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51页.
[2]何怀宏.《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85页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8页.
[4]罗贯中.《三国演义》[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353页.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篇3
一.电影简介
《刮痧》无疑是中国史上反映中西方文化差异最成功的电影之一，此电影主要围绕是否对儿童有虐待行为这一中心思想展开，本文讲述了的是由梁家辉和蒋雯丽主演的北京夫妇许大同和简宁及儿子丹尼斯在美国追梦的生活状况，他们一家很幸福，过得也很体面，许大同开发了一款游戏同时也获得了奖项，在颁奖时，许大同说道：“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了，来到美国经过八年的努力，拼搏，终于实现了美国梦”。
但是幸福随之被打破了，丹尼斯闹肚子，爷爷因为看不懂英文说明书，就采用中国传统的中医治疗刮痧，在一次事故中丹尼斯受伤了，随之送到医院，医生看见丹尼斯背后的伤痕，认为丹尼斯长期受到家人的虐待，随之告知儿童福利局对丹尼斯进行监护，最后在深刻的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刮痧，中西方文化得到融合。本片围绕是否对儿童虐待而展开一系列的分析，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二.本文从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法律，亲情，友情方面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1.家庭教育观念
中西方在家庭教育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尊崇传统的儒家思想，“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标准，中国人笃信“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亲骂是爱的观点，直到现在还有一直被热议的棍棒底下的北大生，清华生，我们中国人认为严厉是成功的途径。其中“父为子纲”就是儿子必须听取父亲的话，同时父亲也为孩子起到榜样作用。记得电影中的一个片段，当丹尼斯打了约翰的儿子，许大同让丹尼斯道歉，丹尼斯不肯，他就打了丹尼斯一巴掌。当时约翰，作为一个美国人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大同要打孩子，这在美国是一种虐待儿童的行为，而许大同的解释到是为了给约翰面子，中国人认为抬高别人贬低自己是尊重别人的一种方式，而美国人则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因此约翰当时说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
西方教育子女时注重他们个人能力的培养，思维方式的培养，美国小孩子如果在画板上胡乱涂鸦家长肯定不会训斥小孩子，因为那是他们培养思维方式，发散思维的一种表现，而如果放在中国，中国家长肯定会手把手教，让孩子画一些已经有的成型的，具体的东西。美国文化崇尚自由和独立，认为孩子是社会的财富，人人是平等的，西方人认为孩子有自己的隐私，有他们自己的圈子，而这种隐私神圣不可侵犯。
2.法律观念
法律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任何国家都有自己明确的法律，中西方文化在法律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往往面对法律时掺杂了许多了个人情感，而与东方法律观念不同，美国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基础，柏拉图，西方文化一直坚持理性的正义，坚持对权力的保证和对自由的追求，西方古希腊文化的理性对西方法律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理性，公平，正义是西方法律的代名词，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力，而且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西方人重视客观事实，喜欢用理性的思维来分析事情。电影中许大同的父亲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好友老霍的死亡而停留在警察局，许大同着急去接父亲而没有在晚上陪丹尼斯，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而在美国则认为这种现象违返法律，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还有就是许大同为了他的父亲能顺利拿到美国绿卡，而撒谎说是他给丹尼斯刮痧的，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人不诚实，说明他失去了诚信，他在社会上是不被认可的，当约翰发现许大同为其父亲“顶罪时”，他不能理解的看着简宁，简宁说道“因为他是中国人”，当然在我们中国顶罪也是一种不理智，违法的行为，但是我们会说这是一种亲情，而且说许大同是孝顺的。
3.亲情观念
中西方文化在亲情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西方人重视个人，个人的发展，老人一般与年轻人分开住，而且老年人也不太愿意打扰年轻人，而中国“百善孝为先”不孝顺的骂名一般人是承担不起的。在电影中许大同为了不让父亲单独一个人留在北京，而将父亲接到美国和他们住在一起，而父亲在中国住惯了，在美国不适应，文化，语言，礼仪，习俗各方面的不同导致父亲最后的归国。在西方人看来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融到一块，住在一起不一定就意味着孝顺。在西方，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主义，在美国人看来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
4.友情观念
中西方文化中，友情呈现的含义是不同的，中国人重视友情，而将友情与其他许多感情，人情混在一起，与工作之类的相联系；而在美国，他们的友情建立在一种顺其自然的基础上，同时他们也将友情和其他事情分开，特别理性。在电影中，约翰指正许大同打过儿子，许大同认为约翰背叛了他，他们那么好的关系，约翰怎么能那么说，而约翰认为事实就是事实，而不能因为朋友而去作伪证，友情的破裂最终导致许大同的辞职，他们一般将“人”“事”分开，而我们中国则是人事永远在一起，倾向于把友情和权益合二为一。
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不同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我们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会产生碰撞，甚至会产生冲突，但是只要我们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不断了解目的语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价值观念，礼仪风俗，这样才能很好的融入到对方的文化中，这样才会减少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才能避免因风俗差异而造成的交际障碍，兼容并蓄、尊重、理解接纳，海纳百川才能更好的进行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参考文献：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篇4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治理念法律资源
法治代表人类文明现代化的趋势，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并没有实现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由于中国与西方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实现西方现代意义的法治难度太大。如果强行推行，将适得其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但达不到法治的目的，而且将破坏中国现行社会秩序和行为规则及其法律本土资源，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一、西方法治思想的演进及西方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
1．法治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法治观念历史上最早始于卢梭变法，到了亚里士多德时已经理论化。公元前353年古希腊哲学大师柏拉图晚年在其《法律国》中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作为一种未来国家理想方案之一。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著述《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治，并对法治的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论述了法治应当包含两层意思：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良好的法律。既社会全体普遍遵从良法。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的好处在于，它代表理性统治，能够避免人治的兽性因素，避免人的、热忱和私人情感在执政时引起的偏见和腐败，法治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社会价值，推行法治就是在促进这些社会价值。
2．现代以来的法治思想。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现代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德从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行政角度，阐述了现代意义上法治的多层含义：法治的基本或第一层含义：任何事件必须依法进行，将此原则适用于政府时，要求政府当局必须能够证实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法律授权的，几乎在一切场合都必须有议会的授权，否则，就是侵权行为，或侵犯了他人的自由。第二层含义：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第三层含义：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法官裁决。第四层含义：法律必须平等的对待政府和公民，政府不应当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
3．西方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纵观历史至今，西方有关法治的概念和学说，从多个角度描述了法治的含义。始终如一的法治精神实质是：在一个政府与个人平等的社会或者国家中，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或者政府、组织都在法律之下遵照法律行事，而这个法律是全体民众的意思，是全体民众自由意志相互妥协的结果，代表人类的正义、良知和文明。
二、中国百余年的法治历程
从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方式急功近利的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是不可行的。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正是由于中西方在政治体制、经济基层、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的，特别是法律文化思想方面，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刑为主”等法律文化传统思想相比，西方法治思想的根基尚不够牢靠。
三、中西法律文化思想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农耕社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而西方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工业社会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从清末西方法律文化传入中国后，中西法律文化开始了最为剧烈的冲突。这场法律文化冲突，折射出中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观念、社会价值、伦理道德，人治与法治、权利义务等一系列法律文化之间的具大差异。首先，中西方对“法”的理解存在差异。中国古代，刑、法、律常不分，“刑，法也，律，法也”。而西方则具有悠久的权利文化传统，他们崇尚法律，认为法律是保护人的权利的工具。其次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中国的传统是人治国，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治社会，其法律文化是以宗法家长制和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其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其国家立法的原则和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尺度是“三纲”。而西方各国，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比较系统的提出了法治理论，并认为最好的国家是法治国家，法律是人民控制并限制公权力的工具。再次是公法与私法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开始就是权力而没有权利，是刑、是律、是治人而不是保护人的。因而被统治者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是治人者食人的工具。而在西方，法律一开始就被区分为公法与私法，分别调整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第四是等级名分与正义、平等的差异。中国二千年多年的法律都遵循法有等差的立法原则。在国内，封建君主赋予封建贵族、官吏和家长以特殊的法律地位，享受各种法定的特权，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相反，在西方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则早已深入人心，早已成为西方各国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西方法律以平等、民主、公正为原则，因此法律内容不会以特权、专制和不公为主要特征，这与中华法系中“以礼入法，礼法结合”的内容有明显的区别。
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阻碍现代法治理念推行
1．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等级特权思想根深蒂固，使人治在一定范围存在，甚至泛滥。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封建等级制，上下尊卑、界限森严，象金字塔似的层层排列。封建等级特权表现在：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封建社会中权利、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贵族等级为维护特权而斥责人的自由，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会用普遍投票的民主原则作为装饰品，甚至也会作某种让步，但不会给予人民以自由和民主。这种封建等级制和等级特权思想与法治国家所要求的平等、民主、权利、自由原则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2．中国传统的人治理念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极大阻力。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渗透了整个中国古、近代史。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这种思想，其不仅用思维置换的方式使我们的思维定式化与较长期的固定化，如传统的人治观念、义务本位观念、等级特权观念、尊卑有序观念及无讼为有德的惧法厌讼观念等，仍然具有强劲的历史惯性，它们还会以各种途径和形式保存和延续，特别是一些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交通通讯极为不发达的闭塞地区，新的思想观念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传播和普及。而且，其人性论与天下论的观点更是压抑了中国民主、权利、平等及个人利益意识的形成：儒家学说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应该每日三省吾身，以修身养性，做到绝对利人而不利已，以合乎整体利益的要求；儒家的伦理观则以孝为核心，所谓“百善孝为先”，其主旨在于要求个人对家族的绝对服从，而“天下”也就是一个家，家长就是皇帝，作为家庭成员的“子民”在家长面前当然也就没有任何人格权而言。因此，在儒家思想中，其所关注的是整体性的利益，个体追求则完全无足轻重的。儒家学者通过其掌握的政治权力，参与到立法活动之中，将其推崇的整体主义礼治精神输入法律之中，形成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高度整体主义法制秩序。在这样一种刑法秩序下，政治、思想、法律的专制相互配合，导致中国形成了超稳定的宗法制封建社会，个人被淹没在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带有封闭性，在立法上影响法律移植。中国传统法律在与外界几乎隔绝之下自成体系，即中华法系，它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不同。由于中华法系封闭性强，当我们进行法律现代化，移植西方法律时阻力较大。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形成的法律传统在与西方法律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惯性不是一下能消除的。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当代中国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的法治进程是在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下融入现代西方法律文化的过程，两种法律文化的碰撞，并非以西方法律文化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搞所谓“全盘西化”，但也决非是固守传统文化不变，实行法治，必然要打破传统，融入新观念、新制度，否则，也就无法治可言。全盘移植西方法律，企图一下子实现法律现代化，清末变法证明此路行不通。传统法律文化是一国法制现代化的本土资源。本土资源是任何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可忽视的。忽视法律传统和现实的生活规则来构建完全的理想化的法治模式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移植西方法律的法治实践，在中国的城市、农村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在城市，《破产法》的难以执行甚至没有或者说不是执行，而是政府通过行政的方式解决问题——都不是《破产法》意义上的执行；在农村，秋菊的权利通过立法程序制定的移植的法律的并不理会，农村媳妇虐待婆婆等“芝麻小事”也在它们之外，而维护农村这种秩序的山杠爷却成为了悲剧，以及通过私了来解决他们纠纷的农村青年男女本来可以达致一个共“赢”的局面，在国家法的干预下，却成了都“输”的局面，而政府推进的移植法治模式却给他们带来了尴尬。实行法治，移植西方法律是必可不少的环节，但是，我们要坚持中西合璧，取长补短，充分利用中国本土法律资源，发挥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影响，以利于我们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
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是中国最根本的治国方略。我们应当发扬传统法律文化思想精髓，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从中国实际出发，与西方现代法治思想融合，加强民主监督，孕育出中国式的现代法治思想，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篇5
关键词: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价值观差异
一、引言
新时期对英语人才的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培养双语的(bilingual)人才,而且要培养出双文化的(bicultural)人才;人才不仅要具备英语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和交际能力,而且应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人类文化的共性决定了各民族间的可交际性,但是,各自的个性却无时无刻不在给跨文化交际设置障碍。为跨越这个无形的屏障,使交际顺利、通畅,研究者们一致认为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不掌握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就不能真正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价值观概念
ClydeKluckhohn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所持有的一种显形或隐性的认为什么是可取的观念;这种观念影响人们从现有的种种行动模式、方式和目的中作出选择”(转引自prosser,1998:176)。值得注意的是“观念”、“可取的”和“选择”这三个词。既然是“观念”,就说明价值观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而是一种抽象的看法;“可取的”隐含着还有“不可取的”,就是说这是一种文化的规范,指导人们的行动;“选择”说明人们的行动存在各种模式、方式和目的,而人是可以作出选择的。
通俗地说,价值观就是判断好坏、是非的标准,它会将人的行为引至某个方向,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因此,价值观就构成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基干。对于隶属于某个文化的人来说,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都是受这个价值观的支配的。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用肉眼无法看见,人们很难把握住它,但是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窥视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
三、在跨文化交际中研究价值观的意义
从价值观与交际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跨文化交际中研究价值观的意义。这两者的关系是支配和反映的关系。
(一)价值观决定人们如何进行交际
无论是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还是社会交往,无一不受到价值观的支配。
例如,当一个小孩看见邻居家的果树上结满了苹果,而不去摘,问他为什么不摘别人家的苹果,他会怎么回答呢?如果是信奉基督教的欧美小孩,他会回答说:“我不能去摘,因为上帝在看着我。”如果是中国、日本等东方的孩子,一定会回答说:“那是人家的东西,我们不能要。”西方人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受着上帝的监视与庇护。中国人大多数不信上帝,但我们亦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说,金钱和地位,这是人人所向往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他们,君子不享受;贫穷和下贱,这是人人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们,君子不摆脱。另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样的古训,大多数中国的家长都会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显然,不同的价值观决定着人们怎样去交际。
(二)交际反映人们的价值观
这种反映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例如,从人们言谈中经常强调什么可以大致看出他们的价值观。这是直接的反映。从人们不谈什么和谈话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人们的价值观,这是间接的反映。
有一项研究可以说明交际是如何反映价值观的。研究者们曾经使用完成未说完的故事的方法研究美国和中国儿童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美国儿童完成的故事比中国儿童完成的故事显示出他们更突出身体的侵犯和经济上的倾向;而中国儿童的故事更强调自然的力量、群体倾向、感情成分、道德―伦理的正确,以及对于权威的重视。
通过这项调查可以看出,儿童在11―13岁这个阶段就已经表现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所完成的故事是他们的一种交际活动,是他们作为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他们在这一交际活动中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
总之,价值观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其他因素(语言、身势语、对于空间和时间的使用、习俗、社交往来的规范、人际关系等)之间的关系是“纲与目”的关系,价值观是纲、其他是目,抓住了价值观这个纲,就抓住了关键。也可以把价值观比喻成一根线,其他犹如许多分散的珠子,用价值观这根线就可以把所有珠子穿起来,把分散的似乎没有关联的东西变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四、在英语教学中怎样研究价值观差异
在英语教学中研究不同文化下价值观的差异,其目的说到底是为了消除文化差异对交际带来的障碍,使得跨文化交际能顺利进行。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学生对于价值观差异的认识呢?
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可以开设课程,举行讲座,举办展览,开展课外活动,等等。最为有效的是结合日常的外语教学进行价值观比较,使得学生不仅在理性上对于目标语国家的价值观特征有所了解,而且能够自觉地在交际中汲取不同价值观的信息,从而消除障碍,提高使用英语的准确性和得体性。
(一)让学生了解价值观的特点
价值观是文化中的深层部分。它是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首先是家庭教育,之后是学校教育,同时邻居、朋友、兄弟姐妹也会给予各种影响。电视、电影、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以及信息时代的各种网络也时时刻刻潜移默化。所有这些在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都起着很大作用。价值观一旦形成,就会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看法和行动,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
价值观形成以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改变。一般说来,一个人学习异国的语言、习俗和社交规则等虽然不易,但并不是不可达到的目标。只要花上足够的时间,具有一定的条件,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真正了解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却是极为困难的。一个人可以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很长的时间,掌握其语言,了解其习俗,但是,仍然可能不了解其价值观中的某些部分。
当然,价值观虽然相对稳定,但却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
(二)进行中西文化的价值观对比
中西方国家在发展中随着各自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在诸多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面对跨文化交际,英语教学肩负着价值观对比的重任。
1.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的差异
思维模式差异与语言表达思维是语言的灵魂,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语言受到思维的支配,思维活动受制于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又与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然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模式必然存在着鲜明的差异,这种思维差异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于各种不同的语言形式之中,可见思维模式的差异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英汉民族具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它们各自反映出本民族的思维特征、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就形成了英汉两种语言在词语选择、句式结构、修辞方法、谋篇布局、语体风格和语法规律等方面不同的基本规律。
比如词语选择的差异。生活在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历史背景和文化起源各不相同,词汇层面上的内涵意义也不同,因而词语选择也大相径庭。例如:汉语中,“龙、虎”都是吉祥物,“龙”是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光明的象征,故有“望子成龙”、“乘龙快婿”;“虎”是指事业发达,蒸蒸日上,因此有“龙腾虎跃”、“龙盘虎踞”。而在西方文化中,“龙、虎”的内涵意义为“terrifyingmonsters”。一位中国学生在一位55岁的外国教授的生日晚会说道:Youarefifty-five.Youknowyouareatigercomingoutofthemountain.此学生是想用中国习语“五十五,出山虎”来夸耀教授正处于事业发达,力争上游的黄金时期。殊不知,在西方文化中,“虎”是一个内涵贬义的词。该学生的中式“赞扬”显然不能为西方教授所接受。
2.行为模式的差异
思维模式的不同,使得中西方人的行为模式也有其相应的特色。首先,强调个人至上的西方国家表现出直接、果断和有野心。美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自信、独立、做事干净利落,缺乏自信心或进攻性的人是很难被社会接受的。
中国人向来推崇的是做事“三思而后行”,考虑问题一定要周全,要做到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尤其是将有野心视为不良的行为。交际时要替对方着想,选择恰当而委婉的言语表述观点。
3.家庭观念的差异
由于个人利益至上,家庭观念淡薄。在英美家庭,“家”是高度私人的领地,更享有法律上的保护。各人的卧室其他人必须经过敲门获准才可进入。另外,造访他人时必须提前约定,做客时不可在主人房内擅自走动,四处张望,或随意翻动屋内的摆设,否则便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在这一点上,中西方之间的冲突尤为明显。中国人特别珍视家庭的亲情,喜欢不分你我,对父母做到百依百顺,兄弟之间要同心协力、情同手足。家人之间没有任何隐私,“亲情”氛围尤为浓郁。中国人历来喜欢宾客满堂,对待客人像自己家人,做客时也可较随意。
这种差异更体现出西方人“利己”、中国人“利他”的思想。
4.人际关系的差异
人类的关系的复杂程度有时无法理解,由于地域之间的差异,中西方的人际关系的差异也就显而易见。
一般而言,西方的人际关系以个人为主。西方人认为,社会是按照社会契约组成,个人自由独立。当然,自由和平等从来就是无法根本解决的两个问题,其两者间,任何一方的强势都会一起另一方的矛盾突出,西方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或是其平等同样是不可苟同,因此,人人的自由是建立在保证自由得以进行的保障――繁杂的法律――的基础上,从而西方人的人际基础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平等、独立。
中国的人际关系以社会伦理为基础的,中国人认为社会固然由个人所构成,但是个人却很难离开社会而生存,个人的自由实际上必须依附在对社会伦理的遵循上的基础上。人与人的互动,法律并不能起着一个根本性的作用。人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衡情论理,以伦理来弥补法律的不足,才是我们的人际基础。
五、结语
价值观是蕴涵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的,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特有的、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和中国在世界的崛起,认识和掌握中西方的跨文化价值观差异对避免和解决交际中的冲突与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有着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胡文仲.跨越文化的屏障[m].北京: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2002.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篇6
关键词：民族声乐；美声；特点；差异
0前言
我国的传统民族声乐有着五千年的音乐文化的内涵，其历史渊源，发展历程，文化象征，艺术审美，情感表达和音乐技巧等各个方面均与西方的美声唱法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同时在许多音乐方面又有着共同的特点，在当文化多样和审美多元的文化时代，我们应正确把握两种音乐的内在关系，既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民族声乐文化，又要结合西方美声唱法的特点和优势，促进传统民族声乐的新的发展。
1历史渊源的差异
民族声乐是音乐发展的一个相对概念，民族声乐是同现代音乐相对的，一般指的是在传统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声乐艺术的基础上，在发展演变中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音乐特色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声乐体系。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秧歌剧、民族歌剧《白毛女》和60年代的新民歌和歌剧，已经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影响力颇大的音乐流派，通过声乐有效表达出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群众的内心的思想情感。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民族声乐逐步从民间相传发展到了高等教育的音乐教研，并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声乐专业，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和风格都得到了专业的理论研究的推动创新。美声唱法主要是来源于西方古典传统的欧式唱法演变而来，由于西方文化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具有浓郁的中世纪教堂音乐文化色彩，复调音乐风格流行。美声表演者也从最初的阉人发展为女中音歌唱者来表演，并且逐步加入了适当的情节和剧情，并形成了丰富的美声唱法。美声唱法在民国时期通过教育交流传入我国，并逐步在我国推广且深入到了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而美声唱法的理论发展也主要是西方的美声音乐教育家推动的。我国美声唱法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
2文化内涵的差异
传统民族声乐属于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的多样化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由于我国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大变迁，因此传统民族音乐带有诸多不同的富有特色的差异化民族色彩，承载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深厚文化内涵，并且表现为不同的音乐艺术表演形式。传统民族音乐是由民族情感、民族语言、民族心理和民族生活等要素构成，传统声乐的发展是由民族文化要素所推动的，中国传统的歌唱艺术也正是在这种推动机制下形成了以汉语为音乐语言基础、以传统民族文化为背景，以民族审美心理为依托，以民族情感为引导，表现出传统声乐艺术的声情并茂、字正腔圆、韵律上口、唱演同台、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与传统的民族声乐一样，西方美声唱法作为一种欧洲的文化艺术，是建立在特定的欧洲古典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的。首先，西方美声唱法是经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洗礼以后，以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声乐艺术为蓝本，在改造中世纪教堂音乐基础上演变而来。虽然西方美声唱法希望通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来摆脱宗教思想文化专制，但是仍然具有浓郁的宗教音乐色彩，其美声音乐理念一定程度上仍然遵循宗教的禁欲主义思想，虽然需要将音乐情感进行张扬爆发但也需要对情感进行适度节制，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西方美声唱法会出现唱法时而激烈高亢，时而压抑低沉。
3审美理念的差异
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的审美理念与西方的美术唱法的审美理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审美理念的差异是区别传统民族声乐与西方美术唱法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民族声乐在表现形式上注重歌唱时的润色和行腔、呼吸和共鸣等声乐技巧的处理，民族声乐强调歌唱时的字韵纯正。因此民族声乐也是一种“字清”是唱曲的艺术灵魂的说法，而字正腔圆也在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为我国民族声乐的核心审美理念之一。而西方美声唱法由于其文化性格的特殊性，美声唱法更强调在处理呼吸和共鸣、声音流畅与灵活等音乐技巧时要突出声音的优美，优美的声音也是其审美的首要标准。而在音乐发展历程中，西方古典声乐也一直在追求着最为美妙的音乐歌声，西方古典声乐的审美理念也相应地具有文化内涵。由于中世纪教堂音乐中一般是阉人在进行歌唱表演，阉人歌唱的声音是一种很特殊的音色，灵巧而清脆，能表现出宗教的神圣与纯洁之感。加之现代西方的宗教心理依然很浓厚，因此西方的美声歌唱者希望通过追求圣洁般的优美声音来实现某种宗教心理预期。
4音乐表现技巧的差异
第一，西方的美声唱法和传统的民族唱法在表现情感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异。由于我国人文环境差异巨大，因此声乐融合了大江南北的民族文化特色，如东北秧歌富有东北人豪爽的人文气息，南方的声乐富有细腻的人文色彩。另外我国民族众多，民族性格对传统声乐的音乐表现有一定的影响，汉族的声乐可能会表现得气势宏大、中庸适度、多元大同，而部分少数民族的声乐则会更显得委婉悠扬、旋律多变，因此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表现形式多样而风格多元。由于传统人文环境尤其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巨大差异，西方美声唱法并不强调表现形式要注重字，由于中西方的语言发声系统不同，双方在咬字部分、共鸣位置、呼吸节奏上都有巨大差异。传统民族声乐更注重音乐的表现形式，而西方的美声唱法更注重来自人声的内在感染力，通过一定的发声技巧让美声引发听者的情感共鸣。第二，传统民族声乐与美声唱法在具体的音乐技巧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民族传统唱法在呼吸的运用上更注重运用正确的发生气息，善歌必正气，从丹田到头腔能实现一气呵成，而美声唱法则强调歌唱中运用胸肺来灵活调节发生气息，声音可大可小；在唱法训练上传统声乐在表现技巧上是以女声为真唱而男声为假唱的真假分离式唱法，西方美声唱法则采用的是真假混合声区唱法，并不强调是以女声为主还是以男声为主，二者比例并不固定。在共鸣腔运用上，美声唱法一般采用的是全共鸣技巧，喉咙高度扩张，歌唱能最大程度实现声音共鸣，声音极具穿透力；而传统民族唱法则相应地是属于局部共鸣唱法，喉咙适度扩张，声音并不单一地突出穿透力，其声音表现相对复杂。在咬字吐字上，传统民族唱法的训练顺序一般是喊嗓、念白和调嗓同时进行，并强调咬字准确清楚，而美声唱法训练则基于意大利语强调声音旋律的连贯和优美。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篇7
与西方中世纪早期素歌记谱法的发展基本同时期的中国古谱是宋代俗字谱。在俗字谱之前，中国音乐史上已先后出现过包括汉代“声曲折”、南北朝时梁代的古琴文字谱、唐代的琵琶谱等多种记谱法了（陈应时，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法[J]交响，1985，（4）：1）。根据陈应时先生在《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一文中的研究来看，与西方在九世纪纽姆谱出现之前并无乐谱留存于世的历史（古希腊字母记谱法与西方纽姆谱没有任何直接渊源）不同，中国古谱的历史非常悠久，记谱形式也十分丰富。依据乐谱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音乐记谱法可分为：图形记谱、文字记谱以及混合图形与文字的记谱法。从乐谱用途上划分，又可分为声乐谱式与器乐谱式。而形式与数量更复杂多变的主要是器乐谱式，它可以分为管色谱、线索谱与锣鼓谱三类。每一类中又包含有形形的独立谱式，分别应用于某种乐器或某个器乐乐种。
一、中国古代音乐记谱法的主要类型与代表性谱式
陈应时先生在其《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一文中，将中国古谱依据其记谱形式分为以下三类：
1、图形谱式
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乐谱是成书于汉代的《礼记・投壶》中的鼙鼓谱，它应用方块与圆圈图形记录节奏。之后传世的各种鼓谱也多以记录节奏、击打部位与击打方式为主。鼓谱的记谱符号非常简明直观，大多采用空心圆（）、方框（）、黑色实心圆（）、叉号（×）、三角符号（）及一些特殊符号（如∞等）等来代表不同的节奏、击打部位或击打方式。
除鼓谱多用几何图形记谱之外，其它的图形谱式还包括仅见于历史记载的“声曲折”谱（歌曲谱，今不存）、用于宗教音乐的一些古老传谱――如十五世纪的道教音乐《玉音法事》的记谱（也称步虚谱）或少数民族音乐中运用的一些特殊记谱法。如藏族的“央移”、苗族的“结带”谱等。这些谱式的共同特点是都运用了线型或复合线型的几何图形来表示音高或节奏。有些图形谱式甚至能够精确的反映音高，如元代人余载所创的“音图谱”。它是一种直行排列十二音格，再标记出各自的十二律吕音名，将歌词从右至左对应填入所在音名方格的一种记谱法。
2、文字谱式
文字谱式“是用汉字或简化汉字记录音乐的谱式”（陈应时，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法[J]交响，1985，（4）：2）。许多乐器的特定谱式都运用了文字谱的形式。如琴谱谱族的古琴谱、二四谱（潮州筝谱）、瑟谱等，钟乐谱族的律吕字谱、宫商字谱，还有锣鼓字谱等。文字谱式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用于古琴音乐记谱的减字谱（最早的古琴谱为文字谱），以及律吕字谱。“现存最早的律吕字谱是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中所载的（北宋）赵彦肃所传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宋代的姜夔曾用律吕字谱记录了《越九歌》”。（陈应时，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法[J]交响，1985，（4）：3）
锣鼓字谱也称锣鼓经，这种文字谱式主要是用象声字来记录一件或多件打击乐器的音响。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方言的差异巨大，象声字并不统一，故锣鼓经的记谱也千差万别。
3、混合了文字与图形记谱的图文谱式
这种谱式是“用汉字或简笔汉字混合图形或其它符号记录音乐的谱式”。（陈应时，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法[J]交响，1985，（4）：3）弦索谱体系中的敦煌琵琶谱、五弦谱；管色谱族中的工尺谱及其各类变体、俗字谱及其各种衍生形式等都属于这种图文混合谱式。许多有代表性的器乐乐种，如西安鼓乐谱与智化寺京音乐谱都使用了俗字谱的变体形式。明清以降，大量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各地丰富的器乐乐种）多采用这种混合图文的谱式来记谱。其中以工尺谱（及其种类繁多的变体形式）最具有代表性。
二、中西音乐记谱法的主要差异
结合陈应时先生的研究成果，与本文作者自己对西方古谱的认识（祁宜婷，西方中世纪音乐记谱法的历史考察[J]交响，2013，（2）：42-49）相参照，可见中国古谱较之西方古谱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记谱形式更千姿百态。并且由于地域差异、乐种差异（包括乐器组合的差异）以及文化品格的差异（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部类就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出了性质不同、特点相异的形形的记谱法。
从记谱法历史的特点来看，西方音乐记谱法的发展历史延续性更强，有着更为统一、清晰的主流谱式，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单线进化的特点。这一点很可能与基督教音乐文化在西方早期音乐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有关。九世纪起见于文献记载、用来记录礼拜仪式音乐――格里高利素歌――的纽姆谱，尽管由于写本（manuscript）中手抄字体形态的不同而显得千姿百态，但由于遵循了共同的记谱原则――即简单勾勒拉丁语音节的大致旋律走向，因而在欧洲各地存见的大量写本中，记谱形态显得大同小异，可以在研究中互参互证。而中国古代音乐的记谱法则随时代变迁而在谱式形态上呈现出较大差异，不像西方音乐记谱法那样既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又能发展出一种具有超强统摄力的单一记谱体系。
西方音乐记谱法从纽姆谱发展至五线谱，有很强的继承性与延续性，并且一直占据着记谱形式的统治地位。西方古谱追求精确化、体系性与规范性的特点依托于宗教仪式与仪式音乐的统一性、体系性与规范性的特点，进而影响到了世俗音乐记谱法的发展，使得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在记谱法的发展上并未出现分化趋势，而是彼此包容，共用一个记谱体系。而中国历朝历代的记谱法则有各自不同的代表性谱式，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与断裂性要大于延续性。因此历朝历代都有关于古谱译解的文献流传于世。
第二，从乐谱的功能与运用来看，西方记谱法用五线谱这一种形式可记录多种音乐体裁，包括声乐、器乐、歌剧等等。中国古代音乐则因地域差异、乐种差异以及精英文化与下层民间文化的文化品格差异而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记谱体系。虽然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代表性谱式，但总体而言，难以有某种具有较强统摄力的主导谱式获得跨时期、跨音乐体裁的发展。
中国古代音乐的记谱法与特定乐器的演奏技巧或特定乐种的表现形式关系更为密切。虽然，西方音乐也发展出根据乐器演奏手法来记谱的指法谱（或称指位谱，tablature），但这种记谱法并不占据与五线谱分庭抗礼的同等地位，并且它是能够与五线谱通用的。例如，一个琉特琴手既能够照指法谱演奏，也能够照五线谱演奏。而在中国传统音乐的记谱法中，尽管明清已降，工尺谱成为运用最广泛的谱式，但琴家却大多依照减字谱来鼓琴，而鲜少使用工尺谱来为古琴音乐记谱。中国古谱不仅依乐器、乐种而异，而且类似的乐器或乐种，因地域不同也会在谱式上有所差异。例如，同为锣鼓经，各地包括各地方戏曲中所用的谱式都有所不同。同为吹打乐种的西安鼓乐与智化寺音乐，两者所用都为俗字谱的变体，但谱字、谱式亦有不同，各成体系，必须分别加以译解。
相对而言，历史延续性较强、也比较统一的记谱体系较少反映在民间音乐中，而是反映在文人音乐层面。这其中最主要的代表即为古琴谱。记录古琴音乐所使用的减字谱虽经历史发展而有所变化，但用变体汉字标记演奏手法的内在记谱规律却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减字谱也并不因地域变化而有较大差异，相对而言更具延续性、统一性与规范性的特点。这点也许与精英文化较为强调规范性与统一性有关。
第三，中国古谱更多与演奏手法相联系，而不在于精确记录音乐本身。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反映了中西音乐两种不同的音乐文化观念。西方自素歌记谱法起就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规范化与精确化的特点，在记谱中愈益追求“声有定高、拍有定值”，故此先发展出能够记录明确音高的四线谱，又发展出节奏记录更为精确的节奏模式记谱法乃至有量记谱法。西方音乐的记谱体系总体而言与音乐本体（或者说音乐实践的“成品”）联系更为密切，因此能够在中世纪后期逐步形成一套重视预定设计的音乐创作思维来；而中国古代音乐的记谱实践则更多联系着演奏演唱的特定表现方法，这一思维在古琴的减字谱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记谱似乎与音乐预先创作思维之间的联系不似西方记谱法那样密切。中国音乐记谱法这种带有概括性、模糊性的特点，留给即兴演奏以更大的发挥空间。对中国古谱的译解，根据陈应时先生的研究显示，也更多地联系于特定乐器的演奏法，以及乐器定弦与乐调推定的问题。在西方古谱的译解中则较少见到此类问题。
但是，在中西古谱的译解工作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难题，那就是节奏节拍的译解问题。陈应时先生在《古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中国古谱有些是没有节拍节奏记录的，有些则是因为这类符号未被破译，因此争论的焦点仍然在于节拍节奏的解释上。节奏节拍译解同时也是西方中世纪古谱研究中的争论焦点。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西方古谱――纽姆谱在表示节奏方面与中国传统记谱类似，都未曾标注明确的节奏，而仅仅是对音高旋律的简单勾勒和对演唱速度的大体规定，但是在西方出现第一条线谱的同时就已经预示了西方记谱法对于精确性的孜孜以求。节奏记谱于1150-1250年间首次出现于法国巴黎圣母院复调音乐的节奏模式记谱法中，并通过13世纪下半叶弗朗科的有量记谱法使节奏记录愈益精确严密。1300年前后时钟在西方问世，对精密量化的物理时间的追求，很可能直接影响到已有百多年发展历史的节奏记谱，并最终在14世纪法国“新艺术”记谱法中得到极端复杂化的体现。要言之，中国古谱的节奏难题在于节奏记录的模糊，而西方古谱虽然也经历了节奏记录不明确的阶段，但对于中世纪早期格里高利素歌的节奏解释，当代西方学者的纷争却主要集中在是使用平均化的散文节奏，还是使用诗歌体韵文的抑扬格节奏上面，而中世纪晚期（13-14世纪末）的节奏难题也并非由于记谱的模糊，而主要在于音符时值二分、三分并存的多元阐释以及多声部节拍不一致所导致的复杂性上。
三、结语
在初步研习西方古谱、而对中国古谱还没有足够认知与了解的阶段就贸然涉足中西古谱比较的课题，这多少有点唐突。但本文作者希望借此机会作一小小的尝试，使自己对这个课题的深浅有个试水的机会，也使它成为拓展未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开端。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篇8
2006年，财政部颁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首次构建了比较完整、有机统一的会计准则体系，标志着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趋同迎来了一个新的起点。新会计准则强化了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新理念，实现了与iFRS的实质性趋同，有利于发展中国和世界的资本市场。自从会计准则以来，学者们对新准则与iFRS的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多研究集中在对差异本身及差异的原因上，而对差异的影响研究甚少，本文跳过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本身的差异，拟直接通过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差异的影响分析，并预测其存在前景，指出差异将对企业产生一些不可忽视的影响，并将继续存在一段时期，而差异的减少和消除则有待于会计环境的趋同。
一、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差异的影响分析
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差异的影响涉及到经营成果、财务状况、财务比率、信用评级和股利分配政策等。
（一）对经营成果的影响
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的差异对经营成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以两个准则差异来分析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
1.对于投资性房地产
iaS40更广泛地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我国公允价值应用范围更小，条件更严格，所以更多地采用成本计价。由于近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暴涨，公允价值的上升将借记投资收益，则iFRS下投资收益和净利润会比中国会计准则下高，但我国准则下利润更具有稳定性，其原因是不受公允价值频繁变动的影响。在公允价值模型下，不但公允价值上升会增加投资收益和利润，投资性房地产不需计提折旧而减少的营业成本也将增加利润，这对企业当期利润的影响是双倍的。因此，采用两种会计准则核算产生的经营成果差异是很大的。
2.对于资产减值
我国不允许转回而iFRS允许。在转回年度，在iFRS下转回的减值进入利润表，因此所反映的利润将比中国会计准则下的更高；而在资产处理年度，由于以前减值未转回而在该年度一同处理并进入利润表，中国会计准则下的利润将比iFRS下更高。另外，由于iFRS在资产减值因素消除的年度里可以逐年转回减值，而我国是在资产处理年度一次性对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处理，因此会导致我国资产处理年度的经营成果体现出更大的波动现象。
（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除了对利润表上的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外，差异对资产负债表上的财务状况也会产生多方面影响。笔者仍以上述两个准则的差异为例进行说明。
1.资产减值准则差异的影响
如果有迹象表明以前期间据以计提减值的因素发生变化，使得资产可收回金额大于其账面价值，因iFRS允许转回资产减值并计入当期损益，则转回后资产余额提高，同时利润表上增加的利润最终也会提高资产负债表上的未分配利润。因此，iFRS下的非流动资产、总资产与未分配利润将偏高，而我国准则下则偏低。理论上在2007年年报出来后，同时在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欧盟上市（其合并报表使用iFRS）的公司年报中若存在固定资产减值转回，那么这两个报表的差异就可以用来分析减产减值准则的差异影响。但这些数字要在2008年初才可获得；而且即使到2008年，由于2006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在其他方面还有差异，因此单独分析资产减值差异的影响还是很困难的。为了研究方便，本文虚拟a公司的报表，并假设除资产减值外，两个准则下的其他条件一样，并且考虑税的影响来分析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的资产减值准则差异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假设该公司2008年资产减值的因素消失，按iFRS固定资产减值可以转回50万元，其他条件不变。表1列示了中国会计准则和iFRS下资产负债表，表2为资产负债差表异。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准则禁止减值转回导致了a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比iFRS高100%、固定资产净值低14%、非流动资产低11%、总资产低9%、未分配利润低31%、所有者权益低14%、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低9%，绝对值差额都为50万。可见，这些绝对值和百分比差异都比较大，不容忽视。
但是，在资产处理年度，由于资产已经被处理了，并且以前年度我国准则下未分配利润的差额也因资产减值的最终处理而与iFRS等同了，所以该年度两者将重新趋同。
2.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差异的影响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我国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更严格，从而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将更少。由于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因此我国资产负债表非流动资产下的投资性房地产余额会偏低。另外，利润表上的投资收益的减少最终也会减少资产负债表上的未分配利润。但是，市场波动房地产价格下降时，产生的影响刚好相反。
（三）差异影响财务比率
1.影响资产负债率
由于资产负债率等于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我国投资性房地产准则下资产余额偏低而负债余额不受影响，所以我国资产负债率比iFRS高。
同样，资产减值不允许转回也因其会降低资产余额且不影响负债，从而导致我国准则下资产负债率偏高。再以上述的a公司为例，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决算的资产负债率为38%，按照iFRS计算出的资产负债率为34.55%，我国准则下比iFRS的资产负债率绝对值高了大约3.45个百分点，比例多10%左右。可见，两个准则差异都将对资产负债率变动产生影响。
2.影响资产净利率
资产净利率等于净利润除以平均资产总额，由于以上差异影响净利润和资产，资产净利率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设计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比如，假设B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按iFRS公允价值计量为150万，资产总额为1000万元，含投资性房地产；假设除投资性房地产外其他资产和净利润的其他方面两个准则下没有差异，且资产为期末余额。按中国会计准则投资性房地产由于不满足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采用成本计价为100万元。分别假设iFRS下净利润有150万元、1050万元、1000万元三种情况，具体见表3。
（计算方法：中国准则利润100万元等于iFRS利润150万元减去iFRS投资性房地产因公允价值多确认的50万元，中国准则资产总额950万元等于iFRS资产总额1000万元减去公允差价50万元；为计算方便资产总额采用期末余额，即资产净利率等于本期净利润除以本期期末总资产余额；并不考虑税的影响）
从表3可以得出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差异的结论：
第一，若iFRS下资产净利率小于1，则按中国会计准则重编报表将降低资产净利率；
第二，若iFRS下资产净利率大于1，则相反会提高我国资产净利率；
第三，若iFRS下资产净利率等于1时，则不产生影响。
3.影响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也会受到差异的影响。总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平均资产总额，而平均资产总额＝（年初资产总额＋年末资产总额）/2，所以资产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总资产周转率的变化。具体来说，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和资产减值准则降低了资产总额，将导致我国总资产周转率比iFRS更高。
总之，除变现能力指标外，反映企业资产管理水平、负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指标均受到准则差异的一定影响。而这三个方面的财务比率又是反映和考核企业的重要指标，因此准则差异对企业、企业管理者和会计信息使用者都很重要。
（四）差异影响信用评级和股利分配政策
在资本市场中，有很多资信评估公司和投资银行会对上市公司进行信用评级。信用评级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财务比率。正如以上所述，众多财务比率由于准则的差异而产生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大小不容忽视，公司的信用评级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信用评级的变化传达到市场投资者那里，也会引起股价的变动。
另外由于法律的限制，公司年度累计净利润必须为正数时（即以前年度亏损必须足额补足后）才可发放股利。在正负的边界地带，准则差异所带来的利润差异就会影响到企业能否按法律进行利润分配。即使不在边界地带，不对是否能进行利润分配产生影响，净利润的多少也影响到可分配利润的数额。可见，准则差异通过影响净利润而影响股利分配政策的选择。
二、会计准则的差异是源于会计环境的差异
（一）会计与会计环境的关系
会计环境，是指影响会计的各种内外因素总和。于玉林与李端生教授在《会计基础理论研究》中认为，会计的影响因素可分为政治、经济、科技、管理和法律等因素。王华教授在《论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中认为会计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政治环境、文化传统、教育水平、社会特征、会计需要程度和会计职业力量。诺贝斯和帕克在《比较国际会计》里认为会计国际差异影响的环境因素有：法律体制、资本来源、税收制度、会计职业、通货膨胀、会计理论和历史事件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影响会计的环境因素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科技因素和文化因素等。
会计是一定环境下的会计，客观环境的需要引起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会计的发展与环境是息息相关的，特定环境促进或制约甚至决定着会计发展。会计环境是会计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会计学家郭道扬在其所著的《会计史研究》中有这样一段精辟阐述：“古往今来，凡天下大势之流演，世界格局之化合，乃至职业之兴衰，学科之演变，事业之起落，无不受环境的支配与影响。就会计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则是促进会计发展变化的第一历史环境，或曰首要历史条件。”很显然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会计是环境的产物，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状况影响甚至决定这个时期的会计基本走向和主要特征。不同准则之间的差异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二）影响准则差异的环境因素
1.经济环境因素
经济因素是影响会计准则的根本因素，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达程度、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经济运行方式和所有制等因素。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会计准则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首先，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资金大量来源于借贷资本时，其信息质量通常倾向于可靠性，反之则倾向于相关性，资本市场影响着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偏向。其次，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较短，与西方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监督约束机制不够完善，调控手段还比较落后，道德偏差行为时有发生。为了规范会计行为，我国往往采用一些刚性的准则，比如，为防止利用资产减值进行操纵利润，我国规定禁止资产减值转回。可见，资本市场监管机制不完善是产生资产减值准则差异的环境因素。再如，目前我国没有活跃公允的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公允价值难以准确可靠取得，这是我国与iFRS公允价值运用差异的环境因素。最后，我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我国国有企业数量众多，而它们在无投资关系的情况下，除了同受国家控制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特殊关系，这是导致关联方披露准则差异的所有制因素。
2.法律环境因素
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属于比较服从权威的社会，人们规避不确定的倾向较大。在长久形成的遵守由国家制订法律的习惯下，社会主体习惯于遵守详细具体的刚性制度规范，而不愿积极地参与制度制定，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被理所应当地认为是各种法律、法规、制度和准则制定的主体。因此，我国会计准则深受法律因素的影响，受到政府行政制度的管制，具有指令性、强制性和统一性的特点。而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环境与我国不同，法律规范是在行为习惯成为公认的惯例之后才形成的，如英美两国。社会公众对惯例的认可度并不低于法律，因此，民间制定的会计准则就会成为自觉遵守的公认规则。法律环境对会计准则制定主体的选择和准则是否以政府法令的形式颁布等均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3.文化传统
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舍弃，新准则是继承原来旧原则的内容，借鉴iFRS创新的结果。在某些方面，还会体现我们原来的习惯做法。如我国会计准则在利润与资本保全的规范上，与国际会计准则形成较明显的差异，其原因主要是双方习惯的不同。我国的会计人员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会计要素的六分法及利润的概念，而对资本保全的概念和实务操作方法并不熟习。因此为了符合我国传统的会计文化习惯，新准则保留了利润这个要素，形成了与iFRS的资本保全的差异。可见，双方文化传统不同是造成这个差异的主要环境因素。
三、会计准则差异的未来前景
（一）环境差异的未来前景
虽然经过二十几年的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水平总体还是很低的。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我们可以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就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因此，我国经济水平在一定时期内与西方国家还会有很大的差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也还处在初级建设的阶段，整个体系还不完善，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各种要素市场还不成熟，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资本市场还不可能达到西方国家的完善程度。我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更不可能向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靠拢。因此，经济环境因素差异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另外从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文化因素来看。政治环境因素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两个不同的政治体制是无法兼容的。法律因素我们可以通过系统的立法解决，而文化差异可以通过加强教育解决，但这些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因此一定时期内双方的差异还将继续存在。
总之，由于环境的相对稳定性，会计的环境因素差异必然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篇9
西方茶文化虽然源于中国，但中西茶文化在语言习惯、行为习惯、精神内涵及物质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西茶文化的差异尽管对语言及文化交流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却也为我国英语教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学习资源和素材，对于拓展英语教学范围，培养英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英语教师应该将中西茶文化引入日常教学中，通过文化对比激发学生语言学习兴趣，提高语言学习效果。
关键词：
中西；茶文化；英语教学；应用
茶文化虽然源于中国，但是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茶文化已经与西方文明逐渐融合，形成了与中国传统茶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茶文化。尽管东西方茶文化存在很多差异，但毋庸置疑，它已经演变为联系东西方文化重要的桥梁之一，而茶文化这种与生俱来的跨文化特点也让其逐渐受到英语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并被积极地引入到英语教育课堂中。在两种茶文化激烈的碰撞中，英语学习者可以形成对西方文化直观的认知，激发英语学习兴趣，这对于提高文化理解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通过中西方茶文化对比，探究其对于英语学习的意义，以期推进中西方茶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顺利应用。
1中西方茶文化差异分析
尽管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自从茶文化传入西方世界，并与西方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物理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与中国茶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茶文化，而中西方茶文化的差异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1语言差异
语言不仅是文化的构成，更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而中西方不同的语言应用将中西茶文化的差异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两者语言差异主要表现为：首先，中西方茶文化词汇应用范围不同，代表不同的文化底蕴。我国茶文化历史久远，文化语境中词汇涉及囊括茶及茶文化方方面面，例如“明前茶”等与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词汇比比皆是。而西方茶文化历史较短，茶叶仅是从17世纪末才逐渐与西方上层社会有所接触，茶文化词汇数量较少，同时受到上层社会生活方式影响，相关语言中如“Royaltea”具有较强的阶级性。其次，词性和词义不同。我国茶文化相关词汇多为名词，而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词性变化较明显，甚至很多词在英语中多作为动词使用。另外我国茶文化中多数词汇词义简单质朴，指向性较强，而西方文化中相关语言具有“喻义”、“转义”的变化现象，语言内涵与西方文化语境结合，很多词汇成为特殊文化的符号。例如，“blacktea”（红茶）完全摆脱了中国茶文化关联，再如“teahound”(花花公子)直接暗示西方资产阶级其糜烂的生活方式，可以说西方茶文化词汇具有较强的时代烙印。
1.2行为差异
中西方饮茶习惯、饮茶礼仪等行为由于受到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别。首先，饮茶习惯差异。我国茶文化一直遵循“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重视日常饮茶行为中对茶叶天然品质的保持，尊重茶的自然属性，以“清饮”的方式保持茶叶的单纯，旨在寻求人和自然的联系。而西方茶叶消费者一般推崇饮茶的个性需求及多重口感，将牛奶、糖等各种材料掺入茶叶中，以“混饮”激发个性化的生理感受。其次，饮茶礼仪差异。我国的茶文化中饮茶已经融入生活的各个阶段，不受时间的限制，而礼仪也遵循儒家思想自上而下的伦理要求，而西方社会大都根据贵族及宫廷礼仪传统，将饮茶视作社交行为，严格遵循西方绅士礼仪。
1.3内涵差异
我国茶文化受到封建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成为培养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我国茶文化凝聚了儒家、道家、佛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内容，尤其天人合一、中庸自然的观念让我国茶文化超脱了物质的局限，升华为道德感悟和更高的精神修养。相较而言，西方的茶文化历史较短，没有与西方传统哲学和价值观形成密切结合，但是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茶文化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点，茶更多的局限于物质层面，茶叶、茶具或茶俗等大都成为修养和财富的代表，阶级意蕴非常明显。
1.4物质差异
物质文化是揭示异质文化差异最明显、最直观的外在形式，中西方茶文化在物质文化层面的差异主要表现为：首先，茶叶选择不同。我国是茶叶出产国，无论种类还是出产量都远超西方国家，在我国，无论是六大茶类还是地方特种茶叶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总体上以未发酵的绿茶为主要消费种类。而西方世界，如英国受到气候和地理环境影响，更青睐于易储藏的发酵性的红茶。其次，茶具差异。我国的茶具受到儒家和道家思想影响，以淳朴自然的瓷器为主，并且讲究器具的“雅趣”。而西方茶具大都以奢华为主要特点，茶具和其他辅器具具有典型的贵族和宫廷特点。
2中西茶文化比较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中西茶文化尽管在语言、行为、精神、物质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反而成为语言学习及文化学习中重要的资源，对于提高英语学习的文化性、娱乐性，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首先。有助于培养学生文化思维。通过中西方茶文化的学习，英语学习者可以在课堂学习中养成文化比较思维，尤其可以通过文化比较可以让学生形成对英语语言习惯、英语社会行为习惯较为直观的认识，以西方的文化视角理解西方民俗、礼仪及行为，进而培养英语思维及英语行为习惯。其次，扩充英语跨文化教学知识。中西茶文化的学习和比较，能让英语教师和学习者由小及大，以茶文化为基点探究其他文化领域的异同，同时茶文化内容弥补了英语跨文化教学语料缺乏的现实问题，让英语教学更加具体形象，形成对中西方文化辩证性的认知。最后，创新英语教学方法。中西方茶文化中蕴含丰富的、极具趣味性的英语学习元素，尤其生动、形象的案例能极大激发学习者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在实践活动中参与跨文化交际和语言应用。可以说，茶文化教学有利于英语课堂摆脱传统的书本灌输模式和方法，形成以文化体验、体验式教学为主的现代教学方法。另外，茶文化中具体、形象的文化元素相较枯燥的语言知识，容易与现代多媒体教学、互动式教学结合在一起，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和语言交流的积极性，提高其语言实践能力。
3中西方茶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要想让中西方茶文化成为英语教学中重要的学习内容，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必须根据中西方茶文化差异和学生英语学习规律，选取合适的视角和内容，将其导入日常英语教学中，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3.1立足茶文化差异，强化学生文化认知
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引导学习者探究中西茶文化差异，在教学实践环节中进行具体的比较，让英语学习者意识到是文化差异导致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而思维模式差异有直接导致语言风格和应用的不同。在强调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建立对中西文化的认知观念，以茶文化对比为基点，让学生去认识其它文化的异同，并由此帮助学生逐步形成对英语语言习惯、语法规则、词汇句法全面的认识，以提高英语学习者语言学习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例如在讲解词汇是，教师可以通过“红茶”、“黑茶”与“Blacktea、redtea”的不同，讲述相关词汇的差异及其历史背景，由此延伸至“lowtea、hightea”（上午茶、下午茶）的行为习惯，加深学生对英语社会文化的认识和把握。
3.2选取茶文化作品，拓展英语学习范围
茶文化著作引入英语教学，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可以让其领略西方文学艺术的魅力，同时也能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对原版英文的阅读理解能力。同时茶文化相关的英文典籍，拓展了英语教学的范围，既能帮助其理解原文内容，又能提升其英语语法、词汇及句式的认识，弥补了英语教学过于强调语法、句式的弊病。英语教师可以将英美文学中《简爱》、《傲慢与偏见》等涉及茶文化内容的名著作品引入课堂，通过文学作品中茶文化内容展示西方社会生活态度及行为方式，让学生感受英语社会民俗文化传统及与中国茶文化的不同，进而帮助学生形成对跨文化交际的认识，同时提升学生语言理解能力。
3.3立足文化学习规律，重视学生认识能力
英语教学中以茶文化推动英语学习者学习质量时，教师必须重视对中西方茶文化学习的规律和学生的认知能力，循序渐进，且勿生硬灌输，这就需要英语教师应该首先，理解掌握英语及文化教学相关理论，让学生技能学习到英语知识，也能在教学活动中品味茶文化丰富的内涵。同时，教师应该善于总结茶文化相关语言规律，并与教学内容形成有机衔接，保障英语教学的完整性和目标性。其次，教师必须要保证中西方茶文化与英语教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立足英语教学内容，整合茶文化和英语学习的课堂教学体系，并要符合茶文化历史背景及现代跨文化交际需求。最后，教师应该以茶文化学习为起点，将其他更为丰富、形象、具体的文化内容引导到英语教学中，帮助学者着建立系统的语言文化学习体系，由丰富的语言材料帮助学生建立英语学习能力，加深对语境、语法、词汇等元素的理解。
4结语
中西茶文化在语言、行为、精神、物质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虽然为跨文化交际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是也为我国英语教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语言学习资源，对于提高英语学习者文化理解力及语言应用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英语教学中，无论学校还是教师，都应该从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高度将中西茶文化引入日常教学中，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由茶文化学习开始，逐步形成对中西方文化更大范围的比较和学习，提高文化认知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作者：施维单位：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勇.茶文化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运用研究[J].福建茶叶，2016（7）：255-256.
[2]吕春.中英茶文化的内涵差异分析[J].贵州茶叶，2014（1）：17-18.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篇10
改善商业环境，同时强化企业的商业伦理意识和公民的社会公共意识。
另一方面，还应该将信用作为资源和生产力来使用，
从而使信用在社会经济中发挥更大的功效
与信用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相比，中国在社会信用方面存在哪些明显的不足？关于信用机制的建设，发达国家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可以记取的教训？日前，《小康》记者就这些问题对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章政进行了采访。
vs《小康》章政
就现象而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社会信用方面存在哪些明显的差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
就个人而言，中外之间的差异不是很明显。由于失信会直接影响个人自身的利益，所以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比较在意。就政府而言，由于中国政府属于强势政府，因此中国的国家信用也比较有保障。
目前中外间的诚信差异大多存在于企业层面。比如，产品质量的诚信。我们经常看到外国公司召回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特别是汽车，但是中国企业却很少主动召回。实际上，任何一种商品中都蕴含生产者对其质量的承诺。企业召回有问题的产品说明它在认真地履行承诺，是守信的表现。在合同诚信方面，中国也和发达国家有些差距。对于西方国家的企业来说，签订合同就像服下一粒定心丸；但是在中国，签约之后的事却仍然充满变数，可能还有很多的扯皮和痛苦会随之而来。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年不执行合同的价值总额高达数亿元人民币。再有就是税收。西方国家的企业是主动缴税，而中国企业是被征税。如果税务部门不去征收，那么很多企业就不上缴。
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外企业的诚信差异？
中外企业在履行信用责任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当前人们对发展的评估仍侧重考量经济效益而不是社会整体效益，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成熟度还有待提高；其二，中国经济的市场度不高，商业信用不发达。信用还不具备决定企业命运的意义。
比如，对于欺诈行为，中外都会通过法律进行制裁，但是社会谴责却不一样。在西方，有过欺诈行为的企业很难再从事商业活动，因为这样的企业已经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但是在中国，很少有企业因欺诈行为遭到严厉的社会谴责，所以企业承受的社会压力要比西方小得多。换句话说，在法律之外，中国尚缺少对企业行为的有效约束。事实上，社会谴责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的信用产业不发达有关，同时也说明我们在完善信用机制的过程中，还应加强社会谴责系统的建构。
就信用机制建设而言，中外存在哪些差异？外国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发达国家的信用立法要比中国完善得多。美国有17部与信用相关的法律，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规定拥有个人信息的机构只能在确定范围内使用这些信息，并须对其加以保护。但是在中国，个人信息被当作商品使用。我们收到的垃圾短信，很多就是拥有我们个人信息的机构不履行保护义务的结果。现在我们还难以通过法律追究类似机构的责任。中国并非没有信用方面的法律，但总的来说不及欧美国家成熟。西方国家的信用产业都比较成熟，有很多信用产品和信用服务。除了加强立法外，中国还应在信用产业建设方面多向西方国家学习。
中外在信用方面的各种差异是否与文化差异有关？
守信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所以文化差异应该不会导致信用认同差异。但是信用的意义、功能等却可能因为文明水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所谓“不同”，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信用的基本认识，也就是道德底线可能会有差异。其次是社会评价体系。尽管法律可以对欺诈者进行制裁，但如果人们对欺诈行为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因而不对欺诈者进行告发，那么法律的制裁也很难实现。再有就是信用经济形态的培育。信用经济是比货币经济层次更高的经济形态。在信用经济时代，人们用信用来换取商品，其好处是降低了交换成本，所以我们说信用对社会经济具有放大作用。在信用道德底线较低的社会中，信用经济形态的发展显然会困难一些。
同欧美国家相比，中日两国在社会、文化及国民心理方面的相似性显然更多一些，因此，日本的发展经验也许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启示。您能否就中日两国在信用方面的差异做一重点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社会信用的发展提出建议？
中日两国在信用方面差异主要体现在商业伦理和守法程度上。现代商业伦理最基本的内涵是企业对产品负责。在日本，绝大多数企业都会自觉地履行这种责任，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后基本不必为质量担心，即使有问题，企业也会提供保修服务。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差距。曾经有外资企业到中国采购，发现市场中同一种产品有很多种价格，询问原因得知，最贵的可以保证质量，便宜的则不能。这在商业伦理上是讲不通的，所以中国企业在商业伦理方面还要补课。
日本社会的特点是“和而不同”，“和”指的是所有人都遵守法律秩序，“不同”指的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经常是“同而不和”，“同”是说人们的个体差异不大，“不和”指的是守法程度千差万别。有人认真履行法律责任，有人则做不到，还有人甚至蓄意进行破坏，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信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