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篇1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治理；功能和作用
开平市地处珠三角西南部，以碉楼而闻名。开平碉楼源于明朝后期，起初主要是为了抵御匪患以及防止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平市赤坎镇三门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广东省第一批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自从2018年江门市第六届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开平市赤坎镇正式落地以来，项目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治理中紧密结合碉楼文化，积极挖掘碉楼文化的内涵，并且将其与现代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逐渐探索出了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社区治理模式。
一、碉楼文化概述
开平碉楼是开平侨民将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开平碉楼集合了防卫、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艺术风格在开平碉楼表现出了很强的兼容性，成为开平传统文化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开平碉楼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楼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碉楼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碉楼文化理念可以概括为：以“碉其稳”，“稳”即“自卫防盗、安全稳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为家、团结和睦”。
二、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论述
开平碉楼文化的演进和形成与开平本地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虽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治理理论的演变处于不相交的时间段和空间中，但是社会治理所体现出来的“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的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演变和形成中所体现出的伦理道德、和谐理念、追求稳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现象。首先，社会治理理论的“调和”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形成和演变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理念以及追求稳定的社会观念，均体现出了反对社会矛盾解决中的激励、暴力和不妥协的态度，追求和谐、稳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张通过相应的途径实现和平、和谐。其次，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开平碉楼文化结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从碉楼文化中也能够挖掘出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会治理理论的“过程”特征体现出了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等方面的特点。而碉楼文化作为当地传统文化，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碉楼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能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不断调节。最后，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理理念与碉楼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谋而合。在社会治理中，要求多元主体通过构建协同治理的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碉楼文化中“以站为家、团结和睦”体现出了在抵御自然灾害和外界干扰中的合作理念。
三、发挥碉楼文化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服务社区居民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挖掘，结合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要求，将碉楼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团结、多元、互动等理念运用于解决社区问题、调解社区冲突以及社区教育等方面，以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和文化传承队伍传统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赖于人的创造力进行传承和发展，因此要确定碉楼文化在赤坎镇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强化工作人员对碉楼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备的内涵。同时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对碉楼文化进行深入的识别、传播。因此，应以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体，为实现碉楼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功能的发挥奠定基础。
（二）强化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工作人员需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和挖掘。例如可通过“赤坎人家口述史计划”专项活动，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从口述史中得出碉楼文化的内涵，逐渐构筑村民的文化共同体。碉楼文化中的安全稳定、包容、团结、和睦等理念与社会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将安全稳定的理念运用到社区安全建设中，将团结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区支持网络的构建中。
（三）依托碉楼文化建立社区治理体系碉楼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与社区治理的内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要以碉楼文化为依托，以社区治理的要求为标准，结合社区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楼文化传承和保育为平台的社区治理体系。以碉楼文化的精神为依托，把社区治理中的安全建设、支持网络建设、底线民生服务、社区教育等内容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内容中，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四）建立传统文化治理的反馈机制以碉楼文化为内涵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这就要求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根据社区问题以及社区需求，不断对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优化。开平市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碉楼文化社会治理反馈机制，结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积极优化和改善，以社区需求为导向进行动态化的更新和优化，提升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内涵的契合度，更大地发挥碉楼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篇2
关键词：新社会服务体系；社会理性；新社会组织；社会政策创新；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1-0058-07
在社会结构日益碎片化、原子化，社会阶层结构固化以及社会风险凸显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项与现代公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实践，当前我国社会服务生产和供给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社会需求的凸显以及党和政府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理念与政策的转型，要求传统的社会服务体制必须做出积极的改变。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思考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价值观念变迁ι缁岣＠制度以及大众福利观念的影响，揭示当前社会服务实践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探讨社会发展对创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在需求。同时，社会服务应该坚持怎样的理论视角，才能突破和超越现有的困境与局限？如何进一步建构本土化新社会服务体系，以回应社会服务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与限度？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一、传统社会服务体系面临的多重挑战与实践困境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社会制度设置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我国社会服务体系未能获得有效的福利制度支持。在碎片化凸显、整合性不足的社会福利制度下，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与新风险面前，我国社会服务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实践困境。
1.社会服务实践面临的多重挑战
第一，单位制解体带来个体困扰与公共制度之间的连接通道不畅。单位制在我国总体性社会时期发挥着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重要职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市场化体制的确立与推广，我国原有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单位社会不断走向终结，附着在单位中的个人变成了“个体人”。在这种背景下，个体因这些均使得个体困扰难以有效与国家公共制度形成勾连①，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服务需求存在回应上的“真空”。
第二，市场化推进导致功利主义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市场化进程，在鼓励社会大众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市场的经济理性、功利主义等思想渗透到个体之中。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销蚀了原有的社会信任体系，进而使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福利服务传送体系处于断裂之中。
第三，全球化浪潮促使多元主义盛行。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成为影响各国福利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要素、信息资源、意识形态观念等不断注入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思想与生活之中，它们对社会服务观念的确立以及福利服务体系的构建产生深刻影响。
第四，信息化扩张衍生新的社会不平等。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网络信息技术的连接性、聚集性和非正式性等功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再生产着一系列新的不平等，亟须社会服务体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改变这种现象。
此外，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着重大转型，特别是经济发展正处于新常态阶段，对于因经济增长减缓或停滞而出现的社会服务“真空”，也需要积极构建新的社会政策来加以应对。②
2.当代社会服务体系的实践困境
在新社会趋势与新社会风险背景下，有必要对传统社会服务的实践限度重新进行检视。
第一，社会服务体系的补缺性。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服务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在目前“大社会保障、小社会福利”的体制格局下，社会服务更多地被视为与狭义社会福利相关的内容。这种“重保险、轻服务”及明显的“工作福利”导向，使当前的社会服务制度具有明显的补缺性，处于边缘化位置。
第二，社会服务递送的分化性。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社会政策长期缺位。既有的社会政策将公共服务、社会服务责任交给地方政府，加之中央层面缺乏对社会服务的整合与统筹，导致目前社会服务体系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严重分化。同时，长期以来社会福利服务主要面向经济发展目标，这也导致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产生分化。
第三，社会服务制度体系的碎片性。由于特定的体制因素，我国社会政策实践长期存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之争，即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的“大社会保障”还是应该坚持与国际通则相一致的“大社会福利”？③“社会保障派”强调社会保障在社会稳定和谐中的工具理性作用；“社会福利派”则注重为各类社会群体提供普惠性社会福利制度。这种论争反映在实践中，表现为现有的社会服务体系的碎片化：一方面，部分地区尝试为社区大众建立系统的社区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资源、权力不对等。其结果是社会服务的成效十分有限。因此，要构建积极的社会政策话语体系，从社会政策视角来思考如何增进人民福祉。
二、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重构、理论基石
及多重特征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风险的聚集无疑对反思和创新传统社会服务体系提供了内在动因。同时，社会服务所处的政策环境、实践限度构成了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逻辑起点。基于此，重新厘定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并寻找适合当代中国语境的恰适性理论视角，是实现社会服务体制和体系创新的根本前提，是实现社会领域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
1.内在价值及实践向度：新社会服务体系内涵重构的两个维度
社会服务（SocialService）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性产物。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服务普遍成为国家应对社会需求、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尽管如此，社会服务的内涵在国内外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各种概念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张力。
有学者尝试从国内外争论中梳理出社会服务的一般性解释维度：一是针对弱势群体需求而采取的干预及公共援助服务；二是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或社会工作，进而将社会服务视为一种社会政策。④这一概念体现了社会服务的救、补缺性和服务性特征。另有学者指出，去商品化、利他和福利性是社会服务概念的关键表达。⑤还有学者尝试从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实践与机制创新方面阐释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涵。⑥上述界定对我们思考当前社会服务内涵及其创新具有重要启示，但是这些内涵界定仍然具有抽象性、模糊性和宽泛性，更多地从社会服务的内容、形式及功能等方面加以阐释，忽视了对社会服务本质的内在规定。
笔者以为，社会服务的核心意蕴还需从社会服务的内在价值取向及实践向度入手进行阐释。从国际经验来看，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坚持公平正义和非营利性原则，追求一种社会秩序与社会整合目标；社会服务的实践要素主要包括社会服务理念、主体、客体、内容、性质和手段。随着社会环境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社会服务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断受到挑战，社会服务内涵、实践与社会理论、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失衡状态。因此，社会服务的内涵亟待得到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基于此，所谓新社会服务，是指在社会理性的价值理念指导下，由受过专业教育或训练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依托于各类具有非营利性和专业性的新社会组织，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对各类资源（政府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向一般性社会成员传递的专业性、非营利性和个性化的社会服务，以促进其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实现社会福祉。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探索和构建新型社会服务体系已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与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命题。所谓新社会服务体系，是指由新型社会政策（理念、规则）、新社会组织（行动者）和新社会服务（内容）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社会政策应该进一步体现社会理性的原则和目标，以形成指导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福利服务生产和传递的重要依据。新社会组织是构建和实现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和组织化行动者，应从生存理性向社会理性演进，以更好地履行社会使命、发挥社会功能，应逐渐摆脱现有的组织能力弱、依附性有余而自主性不强等弱点，更好地形成一种政社分工与合作治理格局，这是我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根本逻辑。新社会服务是构成新型社会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实质内容，其内涵也应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有新的扩展，因而强调通过重建社会关系来回应碎片化、去组织化、去支持化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大众需求，是新社会服务的内在特质和应有之义。
2.从工具理性转向社会理性：新社会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石
“理性”一词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哲学概念，为了较好地阐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理性化”一词，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因果机制。⑦在社会学领域，学术界也正是基于韦伯有关社会行动的理性化理想类型，对各类社会主体的行为依据和行动策略进行分析。其中，较为关键的理性行动是手段―目的理（也称为工具理）和价值理，前者指的是把外界对象及他人行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使之成为社会行动发展的方向；后者指的是为了某种绝对价值或社会信仰（真、善、美）而采取的行动，这种价值观或者信仰成为行动者的义务进而对其产生了“约束力”。我们在此借助韦伯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思想，尝试对我国社会服务政策及其实践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单位制的解体使得个体逐渐从单位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个散落在社区的个体，这种个体化、原子化现状催生了社会服务从原先的政府母体中脱离出来并通过独立的政策体系和组织渠道来提供。基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逐渐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回应市场化以来社会问题的政策体系，这成为促进社会保护的重要机制。⑧结合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宏观脉络，这一历史阶段采取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政策及实践，更多的是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而采取的目的合理性行动，也就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行动。我们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保障社会建设的社会政策体系也因此残缺不全。这种工具理性行动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在和谐稳定话语下强调社会服务的管控特征；在物质贫困现象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强调消极性物质救助；在户籍制度限制下形成社会福利服务的区隔化等。
基于长期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导向的社会服务政策及其实践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今后的社会服务政策和实践应该以社会理性为理论基石。社会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韦伯的价值理性思想，但它不仅强调某种价值观或者信仰对于行动主体的约制作用，还更加强调行为主体在特定价值观基础上能够形成对社会有利的行动实践。它区别于以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以及以权力、权威为核心的政治理性。具体而言，社会理性是指个体或集体的行动需要有特定的社会规则、社会规范和社会机制的指引，以社会利他主义为基本原则，在实现个体自我目的的基础上为了更大的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质言之，社会理性是指“为社会”的理性，在当前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应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建设长期缺位）的体制设置转向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逻辑，以彰显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性而非经济性目的。将社会理性引入新社会服务体系分析之中，是指在一系列新型社会政策价值的指引以及政社分工c协作机制的指导下，政府更好地发挥资源供给、制度保障等方面的主导，社会组织及其工作队伍通过社会合作、关系整合等，在社会服务领域中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以实现社会福祉。
3.内在品性与目标旨归：社会理性视阈下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多重特征
社会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包括一套新型的社会政策体系和多主体相结合的行动系统，同时还包括社会服务体系的最终目标所指，即以建设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为落脚点。在社会理性的理论指导下，新社会服务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包容性和社会保护性。前者指的是要将原先具有排斥性、补缺性的社会政策转向一种更具包容性精神的新社会政策上来，让所有人能够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后者指的是在当前全球化风险社会时代，为脆弱性特征明显的个体和群体搭建安全的社会保护网，以从整体上建构一种有效回应社会大众需求的社会保护机制。
第二，专业性、非营利性和人本性。新社会服务区别于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化营利服务，它指的是为社会大众提供的非政府性、非营利，这些服务是由专门的社会组织和专业人才队伍提供的，体现其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专业性特质。笔者将这样的社会组织称为“新社会组织”，它既不同于官办非政府组织（GonGo），也不同于社区文化娱乐团体，更不同于以经济理性为导向的各种市场性组织，而是以追求社会理性、注重社会利他、向社会提供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独立法人团体。新社会组织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等同于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以外的所有社会组织，因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导致目前所运用的社会组织概念具有笼统性和含混性。非营利性、社会性、人本性等特征决定了新社会组织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亲和性。
第三，社会性和服务性。这里所谓社会性与服务性是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来分析的，即在新社会服务政策和实践中，应强调党的社会性和政府的服务性特征。应坚持党委的核心引领作用，引领社会服务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前进，党组织的行动逻辑应是回归社会属性的组织建设实践。同时，应坚持政府在资源供给、配置和监管方面的主导作用，这里并非强调政府的“大管家”角色，而是在坚持政社分开与合作原则基础上形成以服务社会大众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因此，党的社会性引领和政府的服务型治理是建构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条件。
第四，社区性和公共性。社会服务最终要落到社区空间中，这就要求社会服务实践坚持“以社区为本位”的逻辑取向，追求以社区需求为核心的服务品质，构建符合不同社区实际和需求的专业化服务体系。这种专业化服务体系彰显社会服务体系的公共性特征，即旨在回应社区需求、促进社区参与、加强社区基层民主建设，进而塑造社区公共精神和公共凝聚力。
三、社会理性视角下新社会服务体系的
本土路径建构社会环境及社会价值观念等要素的变迁，客观上对现行社会服务实践和体制产生着明显的双向形塑：一方面，对原有社会服务体系造成了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又不断要求适应社会变迁和发展需求的新社会服务体系的生成。结合当前社会结构转型对我国传统社会服务体系带来的挑战及其由此产生的实践限度，应坚持社会理性的理论指引，从创新社会政策体系、加强新社会组织发展以及重构社会服务本质三个方面，构建适合新时期我国社会结构发展脉络的本土化社会服务体系。
1.促进社会政策范式转换，探索形成社会理性指引下的普惠型社会服务政策
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的理念及目标最终都要由具体的社会政策来实现。不断推进社会政策理念和体系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保障，也是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根本前提。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社会政策创新意义重大，它既是保障市场经济成功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治理工具，更是检验政府绩效的关键指标。
正是急剧变迁的社会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风险因素，成为社会政策不断创新和转型的原动力。为有效回应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进行社会政策创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这应成为社会政策创新的根本前提。在“国家―市场”关系范式和科学发展观、创新社会治理等重大战略举措下，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已初现曙光，这种社会政策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⑨这与国际经验具有相似性。⑩从个体化社会视角来看，传统社会政策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存在失灵现象，一种具有包容性导向的社会政策亟待出台。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政策应该坚持社会理性的价值取向，使其成为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基石。这种社会理性强调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主体在社会政策实践中的合作治理与公共参与机制，尤其强调国家作为社会福利政策的主导力量。坚持以人为本、发展型导向、包容性和“为社会”等理念，应成为我国社会政策转型与创新的主要原则。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及新旧社会风险并存的现代中国，只有切实关注社会环境与人们现实生活的变迁，才有可能真正构建符合现实的新社会政策体系。而要迈向新的社会政策时代，必须实现社会政策范式的创新与转移。从剩余救助型社会政策到适度普惠型社会政策，再到社会理性指导下的普惠型社会政策范式转移，这应成为当前及未来社会政策实践的根本逻辑。
2.加强新社会组织发展，构建社会理性原则下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体系
在单位制式微、社会中介组织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际，培育和发展新社会组织是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组织化载体。新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福利服务生产与递送的重要主体，是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强调政社关系从依附向分工协作转变，强调民间性、自治性、公益性、非营利性，注重职业化与专业化、专业服务的普遍化与个性化相结合。新社会组织已成为促进现代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柔性力量，创新现代社会组织发展机制成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国际经验来看，新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机制与必要l件。在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中，新社会组织是社会保障、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以市场发展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为政府带来巨大收益，其体现的是经济理性，而以社会理性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则需要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空间，并需要加大社会投入。因此，政府在新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常常缺乏内在的动力。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总体上呈现出“依附式自主”的发展特征，这种特征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组织的公信力缺失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的缺失，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边缘性地位，整个社会呈现显著的个体化、原子化、碎片化、非组织化特征。那么，发现或找回“社会”，再造社区共同体，客观上要求新型社会服务体系和体制不断生成和创新。
基于此，在推进社会建设进程中，要用好社会这只“手”。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关键在于创新和完善现有社会组织体系和机制，加强和转变现有社会组织的职能，通过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发展“双轮驱动”来构建我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具体而言，要切实发挥新社会组织尤其是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政府要用改革精神调整社会政策，包括完善新社会组织的相关制度，加强对新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服务，构建有助于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公共财政体系及资源分配机制，推进新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进程。其中，加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助推新社会组织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
总体上，新社会组织具有体制建构、服务建构的双重功能。在体制创新上，新社会组织是对传统社会领域中以政府为全能形象的“政社不分”“以政代社”体制的超越，有助于形成“政社分工与合作”的体制机制。在服务创新上，新社会组织注重以人为本、立足社区实际需求、坚持在证据为本原则指导下开展专业社会服务，是对传统社区服务内涵的扩展与创新。因此，今后应该在社会理性指导下，不断推进“社会再组织化”和“社会自组织化”，构建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体系，加强新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为社会政策创新与实践、社会服务创新提供组织化载体，以不断适应新时期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催生的各种社会服务需求。
3.深化社会服务的本质内涵，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多维要素
在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内在地要求深化现有的社会服务内涵。这可以从社会服务本身创新、社会服务体制和体系创新以及服务型社区治理与社会建设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提升社会服务的社会性、专业性特质。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重要手段，其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的核心追求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社会工作具有独特的专业理念、专业伦理价值观和一套整合性理论、方法体系，它在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团体、社区的困境和需求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成为连接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之间的重要纽带和通道机制。因此，在现行社会服务内涵中，注入社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本土化导向下的专业社会服务，建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体系，是我国未来社会服务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内容。
第二，创新社会服务体制和体系。社会服务体制、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不仅是技术和组织层面的创新，还包括服务主体、服务内容、资源供给、政策供给等要素的系统性改革与创新。这就要求：一是实现服务主体多元化。构建包括政府、社区、家庭、公益性与专业性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群体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服务体系，其中，“三社联动”机制的探索与实践成为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二是服务内容多层次、多样化。构建社区养老服务、法律服务、就业服务、卫生医疗服务、困难群众帮扶服务等内容多样化、综合体系。三是资源供给多渠道、多方式推进。既要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构建专门的公共服务财政体系，也要使社会力量在社会服务生产与供给领域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坚持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从根本上讲，创新社会服务体系和体制的核心在于建立政社分工与合作关系机制。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社分工与合作的重要理念创新，这既是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和改善公共服务状况的重要探索和实践。
第三，推进服务型社区治理与社会建设。所谓服务型社区治理，即改变以往社区建设中的管控导向和政府“大一统”的管理格局，坚持从“管理”向“服务”“治理”的实践逻辑转换，它是社会治理创新在基层建设中的重要体现。这就要求创新政社关系，建立政社分工与合作机制，实现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服务体制中的合作治理格局。而要实现服务型社区治理的目标，最根本的路径在于坚持社会的再组织化策略，重构社会整合和团结机制。同时，服务型社会建设是指一切机构或行业均以服务为理念、以服务为手段、以服务为形式、以服务为目的所形成的社会类型。其特征在于：以生活服务业作为人们社会事业的基础，以社会服务作为社会团结的基本纽带，发挥新社会组织作为实施社会服务的基本主体和组织载体，并注重推进服务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党建设，营造整体服务型的社会氛围。服务型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的理念和内涵，应作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党建构的最终落脚点。这是因为，政府和政党运行的根本宗旨在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改善民生事业、促进人民幸福。正如有学者强调的那样，政府的职能不能仅限于对社会的控制，而是要面向最广泛的社会大众，以不断培育社会的自主性。通过形成服务型社区治理格局，提升现代公共意识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程度，不断提升社会建设的公共性目标，这对于构建我国新社会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将反过来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四、结语
本文在反思传统社会服务面临的当代挑战及其实践困境的基础上，尝试从社会理性视角建构一种新型的社会服务理论基石，从社政策范式转型、新社会组织体系发展与社会服务创新等方面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本土化实践路径。质言之，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张扬社会理性的必然要求，是应对社会风险、重构社会秩序、创新社会治理、构建服务型社会的必要的制度安排。然而，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构建，也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既包括对原有服务理论的超越与创新，也包括对具体服务政策、服务体制和服务内容等方面的创新，这其中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调整与关系重构。当前，中央有关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政社分开”“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等重要理念和制度为创新社会服务体系指明了方向。同时，近年来，各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不断得到深化，通过职能转移、服务机制创新，为不断探索和提炼与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实际相符合的本土化社会服务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和经验基础。
总之，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新社会服务体系还有很多群和理论元素可以继续深化，强调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理论转变，强调一种迈向社会理性的社会建设导向，应成为我国未来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以及社会服务转型升级的根本方向。社会理性既指明了新社会服务所具有的“为社会”的价值取向，又指出了其与市场提供的营利以及政府提供的广覆盖、保基本的公共服务之间的本质差别。因此，只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各主体之间的有序互动与合作，才能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才能形成维护社会良性运行的长效机制。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理论反思和经验探索。
注释
①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②王思斌：《试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东岳论丛》2015年第3期。③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④倪明胜：《社会服务概念辨识与路径优化》，《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⑤刘继同：《中国现代社会服务体系构建论纲》，《社会建设》2016年第1期。⑥杨君、徐永祥：《新社会服务体系：经验反思与路径建构――基于沪深两地政府购买服务的比较研究》，《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8期。⑦[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0―163页。⑧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⑨李迎生：《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⑩StephanGrohs.HybridorganizationsinSocialServiceDeliveryinQuasimarkets：theCaseofGermany.americanBehavioralScientist，2014，Vol.58，no.11，pp.1425―1445.徐永祥、侯利文、徐选国：《新社会组织：内涵、特征以及发展原则》，《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7期。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姚锐敏：《困境与出路：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问题研究》，《中州学刊》2013年第1期。李培林：《我国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和未来》，《社会》2013年第3期。徐选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孙希有：《服务型社会的来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景天魁：《在社会服务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中发展非营利组织》，《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8期。SanfordFSchram.Fosteringautonomy：atheoryofcitizenship，thestateandsocialservicedelivery.Contemporarypoliticaltheory，2015，Vol.14，no.1，pp.18―21.高中建、周菲菲：《现代公共意识的生成与公民的社会建设参与》，《中州学刊》2013年第8期；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SocialRationalityandtheConstructionofnewSocialServiceSystem
XuXuanguoHouLiwenXuYongxiang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篇3
摘要：关于刑法意义上的公务，要分别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把握。根据公务的统治性、管理性、服务性特征，可以从内涵上将公务划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而不包括社会公务。关于公务的外延，则须根据公权力特征和公共性特点来分析，基于“反面说”理论的要求和公务执行依据的内容，刑法中的公务仅限于国家公务而不包括集体公务。关键词：公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主体；公权力abstract：incriminallaw，“pubicaffairs”shouldbeinterpretedfromitsdenotationsandconnotationsrespectively.itsdenotationscanbedividedinto“governmentalpublicaffairs”and“socialpublicaffairs”inaccordancewiththeruling，administrativeandservingfeaturesofcivilservice.theaffairsadministeredbythestatecivilservantsonlyrefertogovernmentalpublicaffairsratherthansocialones.asforthedenotationsof“publicaffairs，”ananalysisshouldbemadeinaccordancewiththecharacteristicsofpublicpowerandpublicness.Basedontherequirementof“oppositeobservation”theoryandadministeringofpubicaffaires，“publicaffairs”incriminallawislimitedtostatepublicaffairswhilecollectivepublicaffairsareexcluded.Keywords：publicaffairs；thestaffinstateorgan；subjectofcrime；publicpower虽然“公务”在我国《刑法》总则中已经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词汇，然而，关于“公务”的含义，目前既没有对之进行立法界定，也没有形成理论共识，致使其含义相当模糊，有些刑事立法解释还因此与刑法条文产生了逻辑矛盾。例如，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主体的立法解释，就是以“公务”为核心来构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这就使得《刑法》第93条中以“公务”为核心构建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与之难以区别。这样一来，《刑法》分则中部分罪名(如罪和贪污罪)的犯罪主体在理论上就会界限不明，(注：而且，有些罪名的犯罪对象也会出现认定上的困难，例如妨害公务罪。)以致于时常引发司法实践中的论争。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公务指的就是公共领域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可解释为为了实现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注：从行政法的角度也可以将公共利益称为公共福祉(publicwelfare)、公共需要(publicneed)、公共使用(publicUse)或公共目的(publicpurpose)。)所从事的事务，它是公共利益的外在体现。(注：学理上通常认为，“公务”在狭义上包括国家行政管理事务，在广义上可以包括立法事务、审判事务、检察事务等，但是当前对“公务”一词仍没有出台法定的解释和形成统一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466.))这种公共事务是一种为了能够直接或间接增进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或非物质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或处理措施，具体可包括提供诸如环境保护、社会安宁、大众健康、经济发展、公共安全等社会福利。由于公务的内容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大体可以进行几种分类[1]。首先，从纵向上可以把公务界定为不同层次：(1)全球性或国际性公务，例如维护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构建统一的世界商品市场及服务市场等；(2)全国性公务，例如提供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保障国家安全和防务，发展义务教育，进行跨地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等；(3)地方性公务，例如地方城市道路建设、垃圾处理、街道照明等；(4)社区性公务，例如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社区基础设施等。其次，从横向上也可以把公务区分为不同种类：(1)基础性公务，例如完善基础设施、实施公共工程；(2)管制性公务，例如施行宪法、法律等制度安排以及提供国家安全或地方安宁；(3)保障性公务，比如提供社会保障、疾病防控；(4)服务性公务，比如提供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健等。(注：还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公务划分为如下4个种类：一是最基础的事务，即涉及共同体生产力发展的公务；二是合理化的公共制度；三是对社会每个成员正当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四是提供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受益的公共物品，包括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等。这种划分与上述横向划分类似，但是不如后者归纳清晰。(韩大元.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J].法学论坛，2005(1)：7.))不过公务的内容同时又具有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国家的职能在不断发展，社会福利也在日益完善，公共事务的内容会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客观发展而变化，在确定一个国家特定时期公共事务的具体含义时，应将国家与社会变化之中的实际利益目标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放之四海皆准或者一劳永逸的“公务”范畴是不存在的。根据学者归纳，当前我国“公务”的内容包含以下几种：(1)国防、军事设施建设和国家安全的保障；(2)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的维护；(3)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4)社会公用设施建设及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兴办；(5)道路、河川、公路、铁路、桥梁、港口、机场等交通建设；(6)国家机关或公立机构办公场地和设施建设；(7)电力、通讯、供水、墓地、废水废物处理场所等社会公用事业建设；(8)环境保护、古文物和遗址保护；(9)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开发；(10)发电站、水库、防汛等能源、水利国家基础设施建设；(11)救灾、防灾、救济贫困等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笔者以为，这种归纳虽然未必全面，但足以说明公务含义的复杂性。由于公务在内容上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在纵向层级和横向种类上又存在较为复杂的划分，因此具体到刑法的相关规范，“公务”的含义是指什么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分析。从内涵上看，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然都可以执行“公务”，但是刑法中的公务是否应当就此二者予以区分?从外延上看，公务似乎可以涵盖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但是刑法中的公务是否真的包括以上两种?由于刑事立法和相关解释都没有予以明确规定，因而上述问题有待于从学理上进一步分析。现代法学康诚：论刑法中的“公务”一、“公务”内涵的刑法解读——统治公务与社会公务公务是公共事务，关于其含义的界定，笔者认为可将“公共事务”先行拆解，分别解释“公共”和“事务”，而后将两者相结合以形成对公务的完整诠释。其中，何谓“事务”便是公务之内涵将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一)确定公务内涵的必要性公共事务虽然可能涉及基础性事务、管制性事务、保障性事务、服务性事务等多个种类，但这并非刑法视野下“公务”的当然内涵。例如，国立医院救死扶伤的医疗行为、国立大学的授课讲学均可谓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事务，但即便对其予以(自身的)侵害或者(外部的)妨害，往往也并不会牵涉到刑法中的或者妨害公务。而且在现代社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都可能实际执行某种国家公务，上述各类公共事务中，虽然有的是由国家机关直接执行，有的却实际是由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来完成的，(注：国家公务既可以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也可以由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参见：赵秉志.新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780.)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企业、事业单位职员即使执行某些国家公务(如国有财产的经营)，也与《刑法》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无关，这是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相应法律后果不同的。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其理由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从刑法意义上予以考量的性质不同。不过，二者究竟存在怎样的不同?由于“公务”的刑法内涵始终没有在立法上和学理上予以明确，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刑事立法上看，关于“公务”的诠释是阙如的。我国1997年《刑法》第93条虽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多种情形作出了清晰的规定，但是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含义没有进一步解释。此后，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渎职罪犯罪主体的规定也没有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予以明确说明。该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都可以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可见，该立法解释把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注：由于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即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该立法解释因此被视为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涵和范围的立法解释。参见：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项。)的基点落在了“从事公务”上，这与《刑法》第93条把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基点落在“从事公务”上并无不同。所以，不但从刑事立法上寻求“公务”内涵的直接答案是不可能的，而且试图通过刑事立法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规定来认识“公务”内涵的思路也行不通。因为，对刑法中“公务”的诠释，不但不能在职务犯罪主体的认定完成之后，相反，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还要靠解析“公务”的内涵才能完成。[1][2][3][][]从刑法学理上看，以往学者对“公务”给予关注的各种“公务论”，也只是将该学说的着眼点放在与“身份论”的对比上，并没有从正面阐述公务本身的含义。而且，之前一些学理解释关于“公务”含义的表述也相当模糊，有的认为“公务”是指“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2]，有的认为“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3]。这些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实都是立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视角来解释公务，即解释的仅仅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而不涉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因此，既不能据以认定渎职罪主体所从事的公务，也不能用以识别妨害公务罪所涉及的公务，况且，前一学说以抽象的“职务行为”、“国家事务”来解释“公务”，是一种同义反复，实质意义不大。这些“公务论”从区别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其功能限于将“国家工作人员”同“非国家工作人员”区分开来，并不能进一步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国家工作人员”中区别出来。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公务之内涵。(二)确定公务内涵的标准由于很少有刑法学者涉足这一领域，因此把握刑法中作为规范的构成要素的“公务”并非易事，“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区分也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从刑法条文的文字表述上看，《刑法》分则中有多达19处的地方使用了“履行公务”、“从事公务”等用语，但是其中既涉及我们所公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也指向国家工作人员；而除了采用“公务”一词之外，《刑法》还有24处使用了“担任职务”、“执行职务”、“利用职务”等用语，也是同样涵盖了理论界和实务上公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这两类人员；《刑法》条文还有12处使用了“利用职权”或“”；16处使用了“承担职责”或“履行职责”等，都存在相同的现象。所以，仅从法律条文字面上的“公务”或者类似的词语，是无法真正确定“公务”内涵并运用于区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可见，把握“公务”这一要素的内涵还需另辟蹊径。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原则性的区分标准，不妨尝试把“公务”从理论上分成两类，即“社会公务”和“政府公务”。(注：所谓“政府”，这里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的概念，是各类国家权力机构的综合体，而不是指狭义的行政机关。)前者是一种“公共管理事务”，后者是指“国家统治事务”。二者的区别，可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管理”有三种含义，一是负责某项工作使之顺利进行，如管理财务等，二是保管和料理，如管理图书资料等，三是照管或约束，如管理罪犯、管理牲口等；而“统治”有两种含义，一是凭借政权来控制、管理(国家和地区)，二是支配、控制[4]。因此，笔者认为，“社会公务”所指的“公共管理事务”可以界定为包括管人、管财、管物在内的具有一定约束性的“事务处置”；而“政府公务”所指的“国家统治事务”可以界定为约束性程度更高的“事务控制”。详言之，“社会公务”可以涉及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卫生、能源、交通、通信、科技等各种事务，其约束性并不直接动用国家政权及其背后的暴力；而“政府公务”则是为了维护统治利益而实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控制，其强制性必须凭借政权的控制力及其背后直接体现着的暴力性[5]。虽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最终仍然服务于国家事务统治的需要，但这毕竟只是为了统治，而并不是统治本身，因此我们可以说，统治必然是管理，而管理未必是统治。于是可以尝试着这样理解：在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既包括“社会公务”，也包括“政府公务”，即属于广义的公务(此即为《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公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则仅仅是指“政府公务”，亦可称为狭义的公务。认识到这一点，法官就可以从理论上对不同的“公务”内涵予以把握，将“政府公务”在原则上从“社会公务”中解析出来，区分出狭义的公务和广义的公务，从而准确辨别刑法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政府公务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这种公权力包括军事、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在当代各国实践中，国家的立法、司法、军事等权力都由国家机关直接行使，具有显著的“统治性”特征，属于当然的“政府公务”，因而比较容易判断。但是行政权则不同，虽然由行政机关自身行使的公务属于“政府公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国家已经越来越多地将一些行政公权力授予各种社会组织(例如国家允许设立民办高校和民办医院，又如教育行政机关授权高校学位委员会行使学位授予权，卫生行政机关授权医疗机构在紧急状态下隔离传染病疑似病人)，甚至有的国家机关已经过渡为具有机关、企业双重性质的组织机构(例如国家烟草专卖局同时是国家烟草总公司，国家盐务局同时是国家盐业总公司)，由这些组织行使的行政权有的具备“统治性”特征，有的则只具有“管理性”特征，因此从实际行使的行政公务上看，仍然需要进一步区分“政府公务”和“社会公务”(以下的探讨将主要在这一领域展开)。由于上文提到的“统治性”、“控制性”和“政权与暴力性”等区分原则还是显得有些笼统，在认定某种行政权是否具有“政府公务”的属性时仍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因此还需要尝试提出一些更为具体的判定标准。关于公务内涵的具体判定标准，也曾有学者进行过讨论。有人认为，统治就是政治统治，管理则是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由于政治事务与经济、社会事务存在差异，据此就可以区别“政府公务”和“社会公务”。但是这样的看法并不全面，实际上，由于政府职能的演进总是会经历从政治职能向经济职能，进而转向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的大致方向[6]，政府的统治就不仅包括政治统治，而且也包括经济统治和社会统治，因而上述方法不能作为判定“政府公务”的具体标准。还有人认为，只要能够确认公务存在服务性特征或者管理性特征，就可以肯定为“社会公务”而否定“政府公务”。笔者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统治与管理、服务并不总是矛盾的，具有统治性特征的公务可能同时也表现出管理特征或者服务特征，即服务或管理可以直接体现统治职能，而统治职能融于管理或服务之中。因此，不能因为肯定了公务所具备的服务性或者管理性特征就可以忽视其统治性特征存在的可能性。质言之，在对是否属于“政府公务”进行判断时，是否具有统治性特征不能够作消极推理而需要进行积极判断。笔者认为，关于“政府公务”的相对具体的参照性标准，(注：所谓参照性，是强调其不可以作为绝对标准，因为绝对标准只有一个，即所从事公务的“统治性”特征。)可以在批判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例如，依据公务的所谓“重要性”标准来区别，即对于国家而言属于重要的公务可视为政府公务。因为这涉及价值的排序的问题，所以显得较为抽象，具体可采用“质高”及“量广”的准则进行甄别。所谓“质高”，是依公务受益人社会生活需要的强度而定，凡是受益人社会生活需要程度高的就符合“质高”的标准；所谓“量广”，是依公务受益人涉及的数量而定，凡是能使最大多数公民受益的即符合“量广”的标准。如果符合“质高”及“量广”的准则，就可以视为具有“重要性”的“政府公务”。但这种参照性标准仍显得抽象而不易把握，所以有必要采用列举的方式来进一步说明。在当前我国，“政府公务”可以包括：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与计划安排，维护平等竞争秩序，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维护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控制人口增长，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制定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调节社会分配、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社会结构，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保护社会并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等措施。(注：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些措施往往表现为执行行政处罚、行政裁决、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复议、行政确认、行政检查、行政监督、行政奖励等典型行政行为[7]，其内容涵盖了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或者由于市场无法供给而只能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例如涉及国家安全、外交、军事、国防、意识形态、义务教育、某些基础科研、公共安全、社会秩序以及危机处理等重要物质、精神产品的供给与维持。这些公务活动的特点是：它们都以维护制度、保障机制、对社会进行调控和约束这些直接涉及实现统治秩序的价值追求为目标。由于政府有限的能力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社会的所有公共利益需求和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政府除了提供责无旁贷并且力所能及的管理和服务之外，可以并且实践中也的确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允许或鼓励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将一部分行政权赋于公民社会来行使。根据宪法、行政法的有关理论，公民社会所代表的利益并非是“个别”的或者“私人”的，因为组成公民社会的人是“普遍”的人，是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只不过是抛却了“政治身份”的代表。公民社会是理论上区别于政治国家(但实际并不与之分割)的一种自治的共同体。与追求统治和控制的政府不同，公民社会以经济关系为核心，靠文化纽带联结，所以，“社会公务”的主要内容是对经济事务和文化事务的处置，以维护社会的自治和良性运转为目的。这些社会公务多体现为服务性的特点，承担许多具有专业性的服务职能，可以包括国家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重要性”程度相对次要的某些物质、精神产品或服务的提供，例如公共医疗保健、教育和学位授予、科技、文化艺术、娱乐、体育、交通和通讯、能源、道路、照明、水电等公共产品。社会公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紧密，体现了极强的社会公共性[8]，涵盖了包括提供公共设施、公共信息、公共服务等一般性国家事务的服务行政行为，但这些公务并不直接体现统治性特征。上述列举未必准确和严密，但是可以较为具体地帮助我们认识“政府公务”和“社会公务”的抽象内涵。在社会与政府高度融合的情况下，社会公务与政府公务是重叠的。(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高度融合的情况，并非仅指一种历史现象，在国家不适当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前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取代了“普遍的人”的利益，造成生产力水平萎缩和社会活力下降。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权力逐步撤出经济生活，社会与政府才开始分离。)但在社会与政府逐渐相区别(不是分割)的情况下，社会公务与政府公务虽同属于国家公务，却涉及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刑法学意义。笔者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仅指政府公务。从内涵上比较，“政府公务”(狭义公务)不同于《刑法》总则第93条所述的公务(广义公务)，因为后者的内涵大于前者内涵，后者既包括政府公务也包括社会公务，泛指一切国家公务。把公务区分为“政府公务”与“社会公务”，是理论上的一个尝试，虽然在刑法学研究中对之所进行的描述远远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其完善还有待于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的深入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区分公务内涵的思路很有必要。“公务”的含糊概念已经给刑事司法实践造成了现实的困难，如果一种法律概念总是让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紊乱，那么就应当对它进行改良。(注：此语系法国学者皮尔士所说。参见：王涌.作为民法方法论的分析法学导论[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秋季号)：3.)通过分析公务的内涵，从而对“公务”的概念进行解析，将有助于区分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准确认定职务犯罪的主体和妨害公务犯罪的对象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法，但由于此前还没有从内涵的角度划分公务类型的相关理论研究，笔者希望这个尝试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公务”是刑法中的规范构成要素，其内涵是极难把握的，或者说它是只能描述而不能界定的要素，尤其对处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当中的我国更是如此，它有赖于对变迁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综合的考量。但是，对“政府公务”的认识也并非不可捉摸，依据上述的原则和方法，司法者是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具体结论的。二、“公务”外延的刑法解读——国家公务与集体公务针对“公务”外延的讨论，重在明确何谓刑法所关心的“公共”(注：首先应明确的是，探讨“公共”的含义，是为了探讨公共事务所代表的主体范围，而不是公共事务所指向的对象范围。)这一难题。大陆法系的传统学说将相对于私人或个人的事务界定为公共事务，但一个公共事务究竟需要涉及多少私人?在有些情况下，是否涉及再多的私人也无法形成刑法中的公务?或虽为少数私人的事务仍有可能构成公务?分别代表国家共同体和集体共同体意志而实施的“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是否都属于《刑法》第93条所指的公务?(注：就“公务”的含义而言，我国刑法理论存在不同观点，例如，有的观点认为，“公务”是指“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包括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刘家琛.新刑法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1660.)。但是，这种从字面上理解的“公务”是否等同于刑法中的“公务”，不无疑问。)这些问题都还值得探讨。(一)根据“公共”之含义认识公务的外延“公共”是相对于“个别”和“私人”而言的，根据《辞源》的解释，公共，谓公众共同也。至于如何确定公众的范围，一般来说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以地域为基础提出的“地域说”。德国学者Leuthold曾在《公共利益与行政法的公共诉讼》一文中提出，“公共”涉及一个相关空间内的大多数人[9]。换言之，这个地域或空间就是以地区为划分标准，且多以国家之(政治、行政)组织为单位。借鉴此学说，可以认为一个地区内的大多数人的事务，就足以形成公共事务。至于在地区内居于少数人之事务，则可以称之为个别事务。第二种是依据人数为标准的“人数说”。德国学者neumann曾提出，不确定的多数受益人就是“公共”的含义。即以受益人之多寡的方法决定，只要有多数的不确定数目的人存在，即属公共[9]186。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分别存在缺陷。比如，Leuthold单纯地以地域为划分标准，似乎完全排斥了其他区域的人的可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其他区域的人，也可能越区使用交通设施、文教设施等，如此一来，公共事务的范围似乎不应限于某个区域内的大多数人了。neumann的观点虽然是德国流行的学说，但是，以不确定的多数人来定义不确定的“公共”本身，近乎同义反复，操作性意义不大。因此，近年来德国学者又发展出了新的判断标准，即以“某圈子之人”作为与“公共”相对的概念，从反面间接地定义“公共”。所谓“某圈子之人”，是指由一范围狭窄之团体(例如家庭、团体，或成员固定之组织等)加以确定的隔离；或是以地方、职业、地位、等要素作为界限，而其成员之数目经常是少量的。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某圈子之人”有两个特征：第一，该圈子非对任何人皆开放，具有隔离性；第二，该圈子内的成员在数量上是少许者。由此，从反面推论，公共的判断也应当至少具备两个标准：(1)非隔离性；(2)数量上须达一定程度的多数[10]。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称为关于“公共”含义的“反面说”。笔者认为，“反面说”较为合理，它实际上综合了地域说和人数说。即在定义“公共”时，首先要确定一个范围，当然，这个范围并不限于地域性质，也可以是职业的、身份的、的，甚至年龄的、性别的，关键是要将人与人区分开，不能只笼统地讲静态的“不确定”，而是指在动态的环境下，人数具有变化性和人员具有流动性，即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某一范围，该范围不封闭也不专为某些个人所保留，也就是所谓的“非排他性”。其次是这个范围内的大多数人构成公共，其余的少数则构成个别。“反面说”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无论是“公共”还是“个别”都属相对的概念，并非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因为作为个别的“某圈子”实际上是可大可小的，这种圈子最小是指单个的个人，然后逐渐地向外扩展，根据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不同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由许多同心圆相互交错的图像。因此，对一个圈子来说，相对于圈子内的少数人，圈子内的多数人就是“公共的”，而相对于外层的一个更大的圈子而言，这个圈子又可能构成少数，成为“个别的”。当然，这个圈子的范围在理论上并非是无限大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应当以一个国家为限。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公共体即国家，国家的事务无疑是最大、最根本的公共事务，也总是符合“反面说”的公共含义，在外延上总是属于公务的。往上看，虽然在国家之外还存在所谓“全人类的利益”，但是这已经不是一国的国内法所能解决的问题了，讨论所谓的国际公务在刑法上实际意义不大；往下看，国家内部的其他集体事务则存在大小范围不同的各种可能性，任何集体相对于更大的圈子而言，其集体事务可能就不再符合“反面说”的“公共”含义，因而在外延上就未必属于公务了。所以，虽然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都是公共事务的下位概念，但是由于外延的不同，对它们在刑法上的评价是大相径庭的，前者必为公务，后者未必属于公务。(二)依据“公权力”之标准认识公务的外延公务不仅是公共事务，而且是运用公权力处置的公共事务。(注：关于公务，由于并没有现成的定义，一切分析只能从法理的角度进行。公务不可能依据私权利进行，只能依据公权力实施。(杜国强.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评析与完善探究[J].检察实践，2004(2)：3.))关于是否属于刑法中的公务这一问题，如果说对“公共”含义的探讨使得集体公务是否属于刑法之“公务”受到了质疑，那么关于事务处置依据的分析则会将其彻底排除出刑法之“公务”的范畴，从而使国家公务得以肯定。国家公务与集体公务虽然都可以实现公共利益，但是实施二者的依据却有所不同。国家事务或集体事务的执行根据在逻辑上存在两种可能：公权力或者私权利。私权利是指法律规定法律关系的主体或享有权利的人，具有自己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或要求他人那样行为或不那样行为的能力或资格[11]。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为生产、分配和提供“公共物品”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实施这些决策、立法的权力[12]，是建立在义务基础上的权威和职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既不可以随意放弃，也不能够任意行使，只能依法严格执行，即权力无自由可言。然而，在这一点上，集体公务显然不同于国家公务，它完全可以依据自治意思决定是否进行和如何进行，在自治范围内法律并不强加干涉，因此集体公务的根据是私权利而不是公权力。此外，根据公法的有关原理，公权力不能给行使者自身带来直接利益，因为，公权力只是为了两方以上的利益(除自己以外)，从公正合法的角度，作出正当规范的评判和处置。易言之，利益永远只能是权利主体的利益，而不是也不可以是权力主体的利益，权力主体任何时候都只能代表权利主体去争取利益，决不可以为自己而侵吞和剥夺利益[13]。而对集体公务执行者而言，其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与其说只能为了其所代表的主体，不如说也同时可以允许为自身带来直接利益。这也说明了集体公务的执行根据并不是公权力，而是私权利。这使得集体公务区别于依据公权力行使的国家公务(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公务所依据的是一种组织秩序和一种外部规则，而集体公务则是依据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和一种内部规则)，即国家公务是对私权利的维护和保障，而集体公务则是私权利的直接行使。因此，国家公务才是刑法中的公务，而集体公务则不是。在以往的刑法学研究中，虽然也曾经就《刑法》第93条中“公务”的外延进行过讨论，但是关于集体公务为什么不能成为刑法之“公务”的理由却不曾作出明确说明。笔者认为，刑法中所研究的公务，应当符合“公共”性要求，并且以公权力为依据，因为无论从刑法所需要保护的公务范围出发，还是从所要打击的破坏公务行为考虑，刑罚的发动都有必要作出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因此，尽管“公务”从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包括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注：有学者认为，公务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后者仅指国家公务。(康明.刑法渎职罪主体界定问题刍议[J].行政与法，2005(7)：121.))但是刑法中的公务在外延上应当仅指国家公务，而排除集体公务。参考文献：[1]孙双琴.论公共利益的内涵特征及其制度基础[J].行政与法，2005(6)：29.[2]张穹.修订刑法条文实用概说[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111.[3]赵秉志.新刑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780.[4]丁声树现代汉语词典[m].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10，1155.[5]李永升，张光君.论刑法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2)：81.[6]孙荣，陈鸿惠.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04(8)：94.[7]胡建淼.公权力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89，198.[8]王乐夫.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内涵及其他[J].政治学研究，2001(3)：27.[9]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2.[10]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m].台北：三民书局，1997：158.[11]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2.[1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13]章戎，王晶.试论私权利与公权力[J].云南学术探索，1998(1)：40-41.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篇4
一、对情境概念的阐释
对于情境这个概念,董杰在《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一文中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情境内涵的阐释后指出:“‘情境’一词的含义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在理解上存在着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冲突,但就其本质内涵来说,也存在着某些共性,即‘情境’是环境中的一部分,尤其是进入了个体意识范围内可感知的具体而微观的环境;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激发、优化、调控与促进功能。”[1]这一结论揭示了情境与社会环境、情境与认知或行为的客体、情境与行为主体的关系,揭示了情境对受教育者的作用。
其实,沙莲香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早就对社会环境、客体、情境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辨析,阐明了情境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沙莲香指出:“社会环境、客体和情境是三者互有联系的概念……社会环境作为最广义的概念,表示它的客观存在,它同社会生活主体的关系是广义的社会关系;客体是同社会行为相联系的概念,表示行为者的行为目标和活动对象,它同社会主体的关系是行为关系;情境是与认知这个重要的心理活动相联系的概念,表示心理主体的认知特点、知识结构特点和它们的作用,它同社会主体的关系是心理关系。”[2](p5o)作为与社会生活主体具有心理关系的情境,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沙莲香认为:“情境是从认知的角度说明行为者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行为者在行动和活动之前对于环境(客体的总和)的知觉和认知,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多少加进了主观成分,从主观上给予规定和把握。这种从主体上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叫情境。……把环境作为情境加以把握,叫情境规定。”“在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环境里,由于人们的情境规定不同,对于环境的态度、工作表现也就不同。”[2](p49-50)可见,社会环境只有在变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情境规定时,才能够同主体接近和联系起来,产生某种关系并影响生活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因此,相同的社会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主体来说,他们是否把该环境纳入到了自己的心理过程中予以注意、感知、体验和把握,就决定了该环境是否能够成为生活主体的情境。而同一生活环境相对于具有不同认知特点或情感特征的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不同的情境意义,因此,社会环境是情境和情境规定的基础,但不能等同于情境,情境是进入了社会生活主体意识范围内可感知的那部分环境;一旦人们对环境予以了情境规定,并把它当做了行为的目标,这部分环境就同时成为了社会生活主体认知或实践的客体;情境中不仅渗透着社会生活主体的主观认知与把握,反过来它又会影响到生活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数学者往往论及的是情境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情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也不可能仅仅是“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激发、优化、调控与促进功能”,它还具有弱化、干扰作用的一面。
从与社会主体的心理关系上对情境概念予以界定,显然要比仅仅从某种客观的具体的环境或心理、精神氛围上界定情境的内涵,更具概括性、合理性和完善性。只有从与社会主体的心理关系上来理解情境概念,才能从较深的层面厘清各个相关概念间的关系,揭示情境对社会生活主体的作用与价值。因为不论教育者费了多少心思来选择具体的环境,营造心理氛围,但如果这些要素融入不到受教育者的心理过程中去,不能被受教育者从主观上有所规定和把握,它就永远不能影响受教育者的心理与行为,它就永远是“外在的客观环境”,情境与环境、客体间的逻辑关系就很难廓清。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不同理解
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是怎样规定的呢?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这一概念的阐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情境即情景、境地,是具体场合的情形。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指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具体情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系统之外的影响因素存在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则不同,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3](p106)
第二种观点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理解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教育者可以利用情境把教育内容有效地传递给受教育者;在情境中,受教育者之间互相影响可以共同内化教育内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内在的、主体的体验、气氛和人际互动。”[4](p248-249)
第三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指教育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为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达到最佳教育效果而有意创设或引入的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5]
第四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可以把握的且能够优化双方心理精神氛围而有利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内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主客体有机统一的特定而微观的自觉环境。”[1]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从“情境即情景、境地,是具体场合的情形”这一理念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界定为创设而成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这里似乎忽略了或者说没有体现出这种“统一体”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关系。虽然该“统一体”与创设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心理关系,是创设者的情境,但它并不见得就是受教育者的情境。对受教育者而言,它可能依旧只是外在于自身的客观环境而已。若进一步分析,与受教育者没有心理关系的教育环境,也难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要素。
第二种观点是从沙莲香界定的情境概念出发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之涵义的。它明确地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教育主体即教育者可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突出了环境是情境的基础,情境是与主体发生了心理联系的那部分环境。但与第一种观点一样,该观点也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不是单一的教育者所能把握和规定的情境,受教育者必须也可以把握,得到受教育者的积极认可、参与,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把握的统一体。只有这样,该情境才能对受教育者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
第三种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归为“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虽然其突出了“情”是情境的中心,强调了情感教育在情境影响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仅仅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把情境教育仅仅归为情感教育,则不仅在内涵上忽略了情境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关系,更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外延和作用窄化。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情感感化,也体现于理性的引导与规范。
第四种观点比较好地克服了以上三种观点的缺陷。作者(董杰,下文同)在文中不仅阐明了情境与环境的关系,还揭示了情境与行为主体,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关系使得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其它各个要素有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使之能够成为该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要素。但是在这种观点中,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作用是“能够优化”双方心理精神氛围而有利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微观的自觉的环境。“能够优化”是以肯定的方式表达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之积极作用的必然。在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能不能够起到优化的作用,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此界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概念也存在一定的不严密性。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内涵的界定
上述第四种观点的不严密性主要根源于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和“情境创设”这三个概念的区分和认知。因此有必要从对这三个概念的辨析入手,进一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
当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这一命题时,作者指出:“‘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作用’所指什么,或促进或阻碍?这里应将三个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加以正确区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应是一种适应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优化情境,如果不确定此点,那么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将又有何本质的区分?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相对于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言,可能是有效的情境也可能是无效的情境,只有满足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情境才是有效的情境。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也存在有效或无效,即可能存在或优化或阻碍的情形”。[1]笔者认为,这里对三个概念的区分与表述存在着一定的逻辑问题。区分概念应该是在同一层面的问题上,从其内涵上界定它们分别是什么,说明概念间的关系则还需要从外延上加以分析。但是上面的表述并没有从这个基本的逻辑方法入手,而是将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杂在一起论述。
首先,作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应是一种适应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优化情境,如果不确定此点,那么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将又有何本质的区分?”这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表述与另外两个概念没有什么联系,我们看到和理解到的,是作者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即使是区分这两个概念,其本质区别也应该是它们内涵上的不同,即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不同性质的关系,而不应该着眼于其是否是“适应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优化情境”上。另外,思想政治教育情境都是围绕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而精心设置的,但是,该精心设置的情境是否就是“优化”的情境,还要经实践来检验。“精心”不同于“优化”,未达到“优化”水平的情境难道就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而应该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
其次,在谈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时,作者也没有揭示它的内涵,以便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区分开来,而是转换了思维逻辑,从有效性上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区分为有效的情境和无效的情境。这种区分确实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的外延的一种划分,但相对于其主题——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之区别,则显得模糊不清。也许我们可以追问:那些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是否就是作者意思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无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就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如此,则出现了逻辑思维与现实实践的矛盾。假如,为了加强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精心设计了一场演讲比赛,如果有的学生受到了深刻教育,有的却产生了反感,那么,这场演讲比赛到底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
事实上,上述种种矛盾的出现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源于作者认定只有“能够”起优化作用的情境才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这一命题。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与外延规定都出现了不严密、并与现实实践相矛盾的情形。二是把“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有效性”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杂在了一起思考问题,这一逻辑思维不仅有碍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科学内涵、外延的规定和把握,也不符合实践中的实际情况,还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二者就是同一个概念,它们之间没有像“思想”与“的思想”那样在内涵上有本质之区别。
再次,作者在论及“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与其它两个概念的不同时,还是没有从概念的本质规定方面加以区别,依旧是把逻辑思维指向了创设效果的区分上,依旧是把有效与无效、优化与阻碍当作了区分概念的标准。那么,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什么关系?无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又是什么关系?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的有效性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有效性相关,但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涵义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而是另外的一个论题。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篇5
【关键词】执政党治理体系;治理;执政功能;执政绩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艰巨任务。随着历史的发展，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问题开始凸现出来。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可以从治理内涵、执政党功能和执政绩效三个纬度来理解。
一、从治理内涵来理解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
现代化的执政党治理体系应该内含治理理论的科学成分，体现治理本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成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研究的热词。治理理论的兴起是与政府的失效和市场的失效联系在一起的，是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不足应运而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1]可见，治理理论是对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再思考，是对传统权力的主体、性质、来源、向度、边界的再认识。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在《我们的全球之家》中将治理界定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这一定义内蕴着治理的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率、协调性等基本要求，具有代表性，得到广泛认同。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市场机制不成熟、政府监管责任缺失、宏观调控不到位、执政方式不完善，仍然面临诸多治理难题。吸收西方治理理论的科学成分推进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诚然，执政党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是不一样的，但其中的治理内涵具有借鉴意义。完整的治理内涵应该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制度、治理机制、治理绩效四个要素。从治理主体来看，执政党及各治理主体应确立制度治理、民主治理、法治治理、高效治理、协调治理的基本理念，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治理能力;从治理制度来看，在保证执政权威的前提下，以治理理念为指导规范各行政单位、组织机构的职能职责、明确边界，理清执政党、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民的相互关系和准确定位，在此基础上建立治理公共领域的科学制度;从治理机制来看，应建立一整套科学的民主的现代化治理机制，形成各治理主体在制度框架下高效运行的动力结构;从治理绩效来看，最终要体现在综合国力增强和公共利益最大化上。特别是，不能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掩护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这四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要导致治理走偏。
二、从执政党功能来理解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
现代化的执政党治理体系应该与时俱进地发挥执政党功能，实现执政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3]这一本质规定说明了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充当的重要角色和应有的独特功能。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质在更高层面上表达了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功能诉求。王长江教授认为，政党的基本功能可归纳为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四个方面。[4]这是从一般政党的意义上概括的政党基本功能，具有指导意义。王韶兴教授对政党职能和政党功能进行了区分，认为政党职能包括组织动员、价值导向、桥梁中介、人才保障、利益协调、发展稳定六个方面。[5]这种解读更加细化、更加全面，对我们理解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功能：一是政治功能。用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中国梦”凝聚力量，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民，用利益认同促进价值认同。用民主的执政方式激发人民群众自觉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实现政治认同和利益认同有机统一。二是政策功能。构建畅通的渠道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利益所在，并通过政策途径真实地实现这些利益。能够运用制度化方式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与人民群众形成有秩序的良性互动。三是组织功能。切实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把社会上的精英人士和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建成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队伍。严禁生成逆淘汰机制。这三个方面是执政党治理体系的价值所在，是人民群众认可执政党的重要因素。
三、从执政绩效来理解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
现代化的执政党治理体系应该具有较高的执政绩效，拒绝执政败绩。
执政绩效就是执政主体的业绩和效能，反映的是执政成本和执政收益情况。事实上，执政成本和执政收益都是难以估量和计算的。但是，建立“执政成本――执政收益分析”的科学理念，重视通过科学的监测、控制和管理，使公共运作处于高激励、高效率状态中，以持续提升整体执政绩效，这是毫无疑问的。[6]在价值层面上，一种好的执政形态，它的特质应该是法治的、集约的、廉洁的、人本的、成本的执政。在事实层面上，一种好的执政形态一定体现了发展、稳定、公正、安全、效能这样一些最为重要的特征和要素。[7]这种分析为我们考察执政党治理体系的质量和绩效提供了一个框架，就是稍微显得有些复杂。综合这些成果，有四个方面可以整体反映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绩效：一是执政成本低廉。以执政成本最小化和执政收益最大化作为执政依据，以拒腐防变和廉洁执政减低经济社会发展成本。二是执政资源累加。这些资源包括人才、组织、权力、思想理论、信息、政策、情感、物力、财力、民意等。执政过程中，要严防执政资源流失。三是执政形象提升。执政队伍需坚定理想信仰，牢记宗旨意识，塑造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形象。执政过程中，要严厉整治庸、懒、散、贪、腐形象。四是执政合法性增强。所有的执政绩效都体现在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认同执政党的领导。现代化的执政党治理体系就是以最小的执政成本获得最多的执政资源、以优良的执政形象赢得最大的执政合法性。
综上所述，治理内涵反映的是治理本性，执政党功能反映的是执政价值，执政绩效反映的是执政效果。三个维度由内而外，共同构成对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判断。换句话说，可以从这三个纬度判断执政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
【参考文献】
[1]李景鹏.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天津社会科学，2014（2）.
[2]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ourGlobalneighborhood：theReportof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我们的全球之家》），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3.
[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9.
[4]王长江.政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47.
[5]王韶兴.政党政治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138-142.
[6]秦德君.重视执政的成本与绩效[n].学习时报，2006.3.13.
[7]秦德君.执政绩效探微战略、评估及设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6.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篇6
空间规模治理；区域治理；要素耦合；制度试错；区域战略规划
tU982；F207a005507
一、城市价值、空间规模治理与区域治理
城市是人类文明千百年来的演进结晶和累积性创造，又是人类创造活力的不断涌流之地。人类超越自然界的恩赐而建构一个可控的多层次秩序体系，是城市生生不息的使命，其根本手段在于通过人们的合作，把城市塑造成精神得以皈依的神圣之地、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之地、市场得到充分繁荣之地，并将“神圣、安全、繁忙”六字方针作为城市的基本价值，写在城市发展的旗帜上。①集“神圣、安全、繁忙”三大价值于一体的城市生活，是一个融生产、生活、生命、生态四业态于一体，集多样性、丰富性与包容性三特征于一身的复合共同体生活。任何自毁三大价值中任何一个方面价值的行径，就等于自毁城市的本质，最终导致城市生活的衰亡。②
正因为城市生活所独具的集聚特征与核心价值，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视城市化与工业化为孪生推动力，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将城市生活不断推进至它所能抵达的区域，塑造出一个一个人口、资源、信息、技术、资本、物流等要素高度流动并日益集中的城市共同体。这种以城市文明为代表的生产力，“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③。
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既开拓了人类物质生活的丰富性，提升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品质，又开辟了人类居住空间的新形态――一个以区域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以中小城市为连绵地、以小城镇为连接点的大都市圈或大都市连绵带，在世界的不同区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屹立在世人面前。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传统的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渐向“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Region）演变，以这些巨型城市区域为代表的空间单元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肖林：《上海的“十三五”发展主线》，载《上海证券报》，2015年10月21日。大都市圈空间或者巨型城市区域空间的扩大，不仅引发一国范围内空间规模的重塑，而且引发跨国（地区）间的空间规模的重塑。由民族国家边界作为划分标准的空间背景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处于中心城市地位的民族国家和主要城市的角色，越来越受到超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挑战。[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刘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唐亚林：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
无论一国范围内还是跨国（地区）间空间规模的重塑，都将引发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由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而肇发的跨域公共事务协同化与传统的分割式城市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矛盾。区域空间规模治理又因各国与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的不一而呈现不同的区域治理形态，其基本模式主要有：组建综合性的城市联合政府，设置非政府性质的城市协调机构，建立城市之间的合作组织，建立承担专门职能的地方政府。卓越、邵任薇：《当代城市发展中的行政联合趋向》，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7期。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截至2014年底，城市化率已达到54.77%。而且，在传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三大都市圈基础上，开始出现长株潭与武汉城市群、成渝城乡一体化区域等中西部大都市圈。为突破分割的区域治理模式的限制，加快推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2010年6月《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相继出台，国内跨区域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国际跨国（地区）间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被提升至当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并成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重要内容。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因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引发了区域治理的阶段性内涵嬗变，进而呈现独特的要素耦合特征与制度试错的选择逻辑，需要从区域战略规划视角对区域治理政策框架体系进行顶层设计。
二、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演进，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到科学发展观下“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阶段性嬗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区域治理一说。因为是“全国一盘棋”，所有生产、销售、分配、消费等均由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指令性计划来完成。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高尚全在接受采访时，曾讲述过一个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统一调配资源而引发的看似荒诞却真实的事例：当时沈阳有两个工厂，一个是电缆厂，属于一机部管，另外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由冶金部管，这两个工厂正好隔一堵墙。电缆厂需要的铜，由一机部从外地调到沈阳，而冶炼厂生产出来的铜却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本来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签个合同就可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但由于不符合指令性计划的各自条线管理要求，必须从外地调拨，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究其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统”，通过中央部门来搞集中统一的经济，最终一直走不出“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98页。
改革开放后，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条块分割弊端，走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之路，国务院提出了推进跨（行政）地区经济联合和形成经济区的大思路。1980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要求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方针，大力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中央政府层面作出的关于形成区域经济区的发展战略，标志着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进入第一个发展阶段，即“行政区经济”阶段。
“行政区经济”意味着在计划济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所出现的基于行政区划的、具有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类型，其典型特征有：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主导经济发展，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困难，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394页。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划定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后来又增加绍兴）等城市在内的上海经济区为国内第一个跨省市综合性经济区，这标志着“行政区经济”从理念走向实践。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内涵嬗变的第二个阶段。一国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文化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按照区域发展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通过合理的地域分工，在全区域内优化配置各种要素，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提高区域总体效益、促进区域共同繁荣的动态过程。宋巨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载《当代财经》，2003年第2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容一般包括六大方面：交通等基础设施与信息的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政策与制度一体化、形态一体化。在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缺乏地方自治基础、压力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难以催生跨区域政府合作的真正动力、跨区域政府合作的共识还没有真正形成等多重因素的交织约束下，唐亚林：《长三角城市政府合作体制反思》，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8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停留在通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宏观规划与调配，侧重于交通一体化等硬件建设，而难以在产业一体化、政策与制度一体化等软件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层面。
2003年11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大统筹目标”，昭示着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进入到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阶段。“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指在推进区域治理过程中，改变过去只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只重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忽视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倾向，更加注重将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果造福于区域民众的社会福祉的提升，大力推进区域公共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进程，通过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互动，建构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动力，并塑造区域治理的新型发展空间。
三、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要素耦合特征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一方面需要积极回应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引发的跨域公共事务协同化问题，另一方面需要面对因区域空间规模拓展而引发的生产要素等资源配置、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提升以及更大范围、更多层次区域治理空间复合等问题。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针对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提出了三大耦合要素，即：体现区域空间规模、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准等的居住区密度，体现资源要素等集中程度的城市群距离，体现生产与生活融合、区域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市场的区域分割程度。由于经济发展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呈现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演化的状况，由此必然带来生产的日趋集中，生产者会青睐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也必然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加剧。这就需要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与制度创新，促进不同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的趋同，其根本出路就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世界银行认为，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与和谐性发展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世界银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综观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因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工业基础、社会文化条件等综合因素的约束，基本上遵循了由东到西逐步推进、梯度发展的发展战略，形成了沿海、沿江、内陆梯次开放，横向化与差异化兼具的平面发展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本就存在的区域分割发展与城乡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率先起航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环渤海湾地区（京津冀地区）区域发展三大都市圈引领的大都市圈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进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21世纪初提出的成渝城乡一体化区域、长株潭与武汉城市群、海西经济区、黄河三角洲区域、图们江合作开发区域、关中―天水经济区等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以及21世纪10年代提出的“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跨区域跨国（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共同型构了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多层次、立体化、协调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经济新常态”格局下，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多层次、立体化、协调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一方面为区域空间规模治理提供新的价值引领，另一方面不断推动区域治理核心要素的转换、重组与复合，并推动城市产业的不断集聚与变化、城市群空间的不断演化与扩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演进与分化三者的有机互动，即通过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三位一体”要素的耦合，共同塑造区域治理协调发展的新图景。
从区域治理协调发展的新图景视角观之，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主要在于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根据国土主体功能区的规划，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特色，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和环境保护，通过东中西部地区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分工、调整转移和主动升级，塑造区域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主要在于追求更协调的发展。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来调节城市规模，促进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切实改变农村社会以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初始水平普遍低下的状况，构建集产业发展、就业方式、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和公共交往五位于一体的新型城乡发展平台。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主要在于追求更人性化的发展。发展的一切目的是为了人。根据共享发展的要求，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体化规划、一体化推进，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能力，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公共福祉，共建力有所用、心有所安的和谐社会。
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根本动力，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有效手段，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本质要求。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三位一体”核心要素的耦合，既有机统一于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历史进程，又有机统一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
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制度试错逻辑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经历了一个制度试错的累积性发展过程，一方面表现在发展思维的更新上，另一方面表现为制度安排的选择上，并由此实现了区域治理的两大历史性飞跃：一是从最初的迷恋用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权威来对区域治理进程进行行政干预，转到推进区域内各城市政府间的自发联合与自愿合作；二是从各城市政府间的自发联合与自愿合作，转到在各级政府组织间、各行业协会间、各民间组织间等建立以“准非政府组织”形式运作的制度化机制。
在发展思维的更新上，首先，为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经济”的藩篱，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通过行政手段的方式，以上海为中心，专门辟出了包括上海、江苏与浙江两省的部分地区在内的跨省市综合经济区――“上海经济区”，并率先成立了专门从事区域规划和行政协调职能、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虽然这一跨地区的行政协调机构对于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终究无以应对“诸侯经济”的博弈困境，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向了解体和消亡。
其次，1992年当代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被提上了区域治理的议事日程。鉴于过往通过行政手段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诸多经验和教训，1992年上海、江苏、浙江的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与地级城市的市经协委（办）自发联合成立了“长江三角洲14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系会”，后改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试图通过自愿合作的方式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的发展进程。如今这一各城市政府间自愿合作组织形式，不仅在专题合作、项目合作、标准互认、政策联动、共识研讨等领域取得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打实成果，而且其组织成员也已辐射到包括安徽相关地级城市在内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区域治理空间规模的拓展。
最后，在“统筹区域发展”的基础上，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进入了一国范围内区域治理内涵的最高层次――“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201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大统筹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以及“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等新要求。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这一战略思维的具体体现（不再是区域规划，而是协同发展规划）。该规划纲要不仅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而且要求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并通过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1日。
在制度安排的选择上，一方面表现为三大转变：一是从重区域治理组织形式化倾向向重区域治理组织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倾向之转变；二是从重主题合作的选择到重合作机制的构建之转变；三是从有选择性的试错式合作到整体性规划与治理之转变。唐亚林：《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4211页。另一方面，对于区域治理的内容层次选择上，开始形成以交通、信息与标准一体化为先导的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以产业差异化分工、互补与升级为重点的跨区域政策体系一体化――以社会就业、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为核心的跨区域公共服务与政府治理制度一体化的三层次区域治理内容新框架，且呈现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由单一到综合的立体化架构。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制度试错逻辑，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轨迹，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的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三位一体”核心要素的耦合机理，再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事务复杂性与制度创新艰难性的交织实践，三者互为推动，共同催生了基于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发展之路。
五、用区域战略规划统领区域协同治理新图景
由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而型构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三位一体”新图景，既为当代中国的区域协同发展催生发展新空间，又为区域协同发展培育发展新动力，反过来又用发展新动力去开辟更大的区域治理发展新空间。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需要站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新的历史起点，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目标，就需要突破传统区域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从区域战略规划顶层设计视角，重构促进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体系。
区域战略规划是区域协同治理的起点和基础。一个富有战略目标的且事关长远的区域战略规划，既能详细地说明区域治理的基本任务，布置完成该任务的长期基本目标并安排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又有助于区域内各类政府组织、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有效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并不因为区域内各机构负责人的更迭而发生目标位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绩效预算》课题组：《美国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上海：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既包括区域战略目标又包括区域战略目标实现的支持条件的区域战略规划，对于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体系的价值在于三方面：一是区域战略规划是属于整个区域范围的规划，而不仅仅是局部范围；二是区域战略规划的战略政策框架，既覆盖有明确愿景和使命的区域总规划，又涵盖服务于特定目的的主要发展项目；三是区域战略规划聚焦战略的优先次序问题，将重点置放于战略方向、战略目标与战略规划之间的有机平衡，置放于经济、环境与社会目标的一致性考量，置放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与诉求平衡，而不去关注具体政策的细节。[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刘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从此角度上讲，区域战略规划也可被看成为一种新型政策工具，是构成区域治理的重要方式。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篇7
关键词社会建设民生关系协调
作者简介:屈先蓉,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中图分类号:C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5-151-02
我党在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社会建设”这一概念,这一报告在提到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任务时,充分强调要坚持“加强社会管理与建设,推动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创新”。在随后的中共中央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了要“推动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协调一致发展”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的布局。紧接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第八部分又特别阐明陈述了关于“加快推进以改善人民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出了“社会建设与人民的幸福安康紧密相关。一定要在经济逐步发展的根本上,逐步重视社会建设,着力与保障社会民生,推动我国社会体制改革,逐步扩大公共服务,促进并完善社会管理,重视社会的公平正义,以保障全体人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劳有所得、住有所居、老有所养,推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此可看出,“社会建设”这一概念在我党各个阶段的重要文献中被涉及时,其含义一直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那么,究竟应如何来理解社会建设的核心内涵呢?
一、“社会”的双重内涵:社会建设的逻辑起点
正是在总体控制型社会向多元开放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总体性社会高度分化,企业社会职能逐渐剥离,社会控制方式逐渐转化的情形下,现代意义的“社会”得以形成。全体系中的“社会”更侧重于从宏观层次来阐述社会与经济、政治、环境、文化等一系列因素之间的有机关系,着重提到这一庞大体系中各层次、各领域间普遍存在的互动且和谐之关系。局域的“社会”是集中论述人际或者说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大体包含这三个方面: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组织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或认为社会是一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的具体发展领域,但在阐明陈述构建和谐社会所需面对的问题、任务和形势的时候,又不能够完全离开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自然与人的和谐和社会关系的和谐两个方面,但关键还是指要社会关系的和谐。
当然,一方面虽然“社会”的概念有全体系的和局域的区别,但是区别仅是相对的。在实际运用和理解当中,它们是不能简单完全分开的。由此,应将全体系的“社会”和局域的“社会”概念结合加以使用。另一方面,只有对应到双重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才能够深深把握和解释社会的内在涵义。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逐步从政治领域中分化出来并具备相对独立的色彩,并按各自内在的逻辑展开,不再带有或慢慢抛却原来的政治色彩。与之相对应,政府开始转变职能,发挥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承担相应社会事务,推动社会领域的产生和扩展。因此,在社会不断分化的基础上,高度同质性社会体系最终分解为有着相互联系与区别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领域,进而反向推动着总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化。
概而言之,社会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是指在社会分化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领域”,这里强调的是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有着自身内在逻辑和独特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是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关系状态”。这里强调的是社会领域作为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结,不能割裂看待和理解社会领域,而应在关系视角的指引下,正视某种程度的失调与断裂的现实情形下,看到各部分间的内在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各系统间的彼此协调、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体系的有序运行。
二、关注民生与协调发展:我国“社会建设”的核心内涵
正如社会有全体系的和局域的一样,社会建设也有全体系社会建设与居于的社会建设的区别。全体系的社会建设,是指囊括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各子系统在内的全体社会大系统的大建设。局域的社会建设则侧重于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管理和建设。同样,社会建设虽有全体系的和局域的之分,但是这种区别也只是相对的。全体系的社会建设当然要凭借各个子系统的建设来获得支撑,其中已经包括局域的的社会建设的内容。一样的,局域的社会建设如果没有整个体系的社会建设作为其身处的大的环境,没有其他各子系统的有机配合,也就很难独自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的子系统。所以既能以从全体系上运用社会建设,也可以从局域上加以运用。
因此,社会建设的内涵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关系层面的社会关系建设,即协调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二是实体层面的民生改善,也就是说,社会建设要以解决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日常生活影响最大、联系最密切的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重点,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来。
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仅仅将社会建设看作是社会领域问题的解决,或者是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体育健身、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建设,这显然没能准确把握社会建设的内在涵义。首先,应该将社会建设放在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加以理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四位”是一个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特殊的领域与规律的有机系统,彼此互为条件、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经济建设为基础,为文化、政治、社会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政治建设为根本,它为文化、经济和社会建设提供坚实而有力的政治保障;文化建设为灵魂,它为政治、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则对文化、政治、经济建设具有辐射作用和统合功能,也是促进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以及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纽带。
其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如果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要从事获取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等、以能够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活动。然而在获得这一系列利益的社会活动期间,人与人彼此之间就必然产生了沟通和联系,由此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利益关系。事实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无不浸透着利益。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增强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定利益关系的大变动和调整,显现出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失衡。一些人获益颇多,一些人获益则很少,还有一部分人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更有甚至遭到了绝对剥夺,利益获取的不均衡与产生社会紧张,乃至社会冲突等不无关联。由此,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缓和及化解社会冲突,推进关系层面社会关系建设,即协调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其深层次工作应该是关注和正确处理社会中的复杂利益的关系,而且还要要准确把握主要利益矛盾。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建设要首先发展好教育、实践扩大就业的发展计划、优化收入分配制度革新、加速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建立最基本的医疗卫生规章制度、完善社会管理,明显就是更加注重从不同方面满足广大群众的利益要求、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
再次,实体层面的社会建设是指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事业以最终改善民生。社会主义社会事业可以解释为保证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安全、保障社会可续性,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活动与公益性支持的总和,其对社会发展与运行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社会事业,那么不仅社会的和谐、秩序与可持续性发展是完全不能实现的,而且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也是不会存在的。由此可以说,任何社会都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使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以便为社会的良性运转以及社会成员的全面协调发展创造一定的必要条件。从当前我国现实情况看,经济社会失衡的实质乃是社会事业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社会事业发展逐步不能满足并符合我国人民群众的需求。故进一步加速发展社会事业更是有着不一样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具体民生问题的改善最终有助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子系统间关系以及社会中复杂利益关系的协调。也就是说,实体层面的民生改善和关系层面社会关系建设相互促进,最终推动社会和谐与永续。
此外,社会建设是一项持续的社会工程。可持续发展是指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未来可预测的一段较长时间要具有持续性、连续性。人类物种的延续是社会建设的根本前提和基本要求,因此,我们推进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人类和外界环境的和谐共处关系,必须充分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既要搞好经济增长,又要重视环境资源指标;必须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既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和增长,又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充分的留够充足的发展空间以及发展条件。从而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做到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以及人口的发展和保护相互协调,坚持走发展生产、物质富裕、生态平衡良好的文明发展之道,保障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而从全面提高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活与发展水平,以达到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性发展。
概而言之,社会建设的核心内涵是发展社会事业以改善民生,促进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协调。
参考文献:
[1]唐钧.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基本途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10).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篇8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红色文化的重要性
第一，通过红色文化明确方向。大学生群体是社会民族乃至于国家发展的希望，在大学阶段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当代大学生与互联网发展处在相同时期，所以在生活学习中均离不开网络的帮助[1]。作为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师在教学中渗透红色文化也是经济全球化、互联网双重影响的结果，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也是一项难度较大的任务。将红色文化作为载体，引领大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理论，将个人精神和红色文化紧密连接，端正错误的认知理念，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是今后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基础。
第二，通过红色文化获得丰富的教育资源。一直以来的实践中形成了红色文化，其中涵盖丰富资源，尤其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将红色文化作为优质资源，向广大学生介绍革命时期的英勇事迹、中华民族奋斗历程，可以使大学生形成民族自豪感，树立文化自信[2]。例如，教师可以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潜移默化地熏陶大学生思想，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这对于高校立德树人教育也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方法。
二、红色文化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的思路
在全球思想文化不断融合的当下，各个国家文化思想、价值理念相互碰撞，对当代大学生带来直接影响。尽管大学生思想积极向上，但是仍然有个别学生面对未来比较迷茫，甚至还存在责任感不强、合作观念缺失等问题。为此，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端正大学生思想的有效方法。
将红色文化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三点基本问题，在教学实践中深入落实立德树人这一项任务。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红色文化的有效渗透，要为教育理念赋予时代感，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在红色文化中选择有深度内涵的元素作为拓展资源，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管齐下[3]。除此之外，在大数据时代下开展大学生教育，也应该采用多元化教育载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效性，使红色文化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进行引导。不仅可以丰富教学资源，也能够带领大学生群体更加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实践红色文化精神，对红色文化内涵有更为深入的认知。
三、红色文化引导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建议
(一)课堂教学中拓展红色文化资源
学生作为被教育者，在课堂教学上拓展红色文化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最为基础的渠道。将红色文化当作载体，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不断实践。教师要保证自身的文化专业理论以及教学经验，参与红色研修基地学习活动，提高理论教学水平，在大学生教育中实现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融合，并且在现有课程体系中探索红色文化育人教学模式，选择最具当地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教学素材，开展理论教学期间，必须要创新思维定式，引入红色文化相关案例，利用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加强学生在课堂上的获得感，播放相关影视片段，采用更容易被学生接受的形式渗透红色文化与红色精神。期间便可以深切感受红色文化在现代化社会中带来的影响，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不仅可以营造红色文化教学环境，也能够帮助学生理解红色文化内涵、端正价值观。
(二)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红色文化
高校创建校园文化不仅可以改善教学环境，对于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而言也是一项有效的手段。通过红色文化校园建设，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能够优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效果。在校园文化中融入红色文化资源，促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了解红色文化，充分发挥出红色文化的推动作用，学习红色文化内涵与精神。例如某高校专门组织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并且设计了西柏坡精神主题活动，所有学生参与活动，自由选择革命故事演讲或者红色论坛讨论会，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此之外，高校为了实现红色文化的深入渗透，也可以将红色文化资源体现在校园网站当中，向学生推送革命英雄的光辉事迹，从思想上引导学生能够传播优良革命传统，提高大学生群体的道德素养。
(三)社会实践融入红色文化精神
高校教育除了基础理论以外，还应该要积极组织教学实践活动，特别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优势，分别在教材、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中得到渗透，促使大学生可以从多个领域与视角感受红色文化。鉴于此，高校立足于大学生的生活，明确学生教育主体地位，使教材内容红色文化资源与实践活动充分融合。组织多元化实践活动作为红色文化诠释的不同方法，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大学生到当地的博物馆参观，也可以到革命家故居切身感受红色文化，利用大数据技术模拟再现红色文化场景，加强红色精神感染力，对大学生的价值观、辨识能力给予正确指导。除此之外，高校为大学生布置社会实践任务，学生可以自己参与，也可以以小组为单位参与。深入革命老区切身感悟革命家艰苦奋斗的历程。如此一来，凭借直观且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使教育实践得到升华。大学生参与红色文化主题的实践活动，培养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树立爱国主义情怀，也可以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搭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在线平台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篇9
【关键词】乡(镇)善治;纵向结构;误区;网源组织
一、乡(镇)善治的网状纵向结构的涵义、优点与行政机理
1.乡(镇)善治的网状纵向结构的涵义。传统的直线式结构的特点是上级直接领导下级,行政指挥和命令按
照垂直方向自上而下地传达和贯彻。乡(镇)善治的网状纵向结构,是纵向分工形成的乡(镇)治理模式下的行政组织的新型层级制。它既包含传统的直线式层级,又包含现代乡(镇)政府与众多其它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千丝万缕,好比一张“网”,呈现出网状结构特征。
2.乡(镇)善治的网状纵向结构的优点。乡(镇)善治的网状纵向结构能够反应各种农民偏好。乡(镇)政府以买者的方式,代表乡(镇)依据农民的偏好来安排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乡(镇)公共服务以这种契约方式来提供,通过这种双边或多边的谈判,比高度集权的乡(镇)政府直接提供更有效率。由于不同的公共服务的生产规模的差异,集权与分权的体制可能同时存在,它还是能够回应不同的生产规模的治理方式。
3.乡(镇)善治的网状纵向结构的行政机理。传统乡(镇)政府不擅长于反映人民偏好。我国乡村社会正开始一场从“官治”向“民治”多中心治理的转变。多中心治理的概念可以延伸到包括私人与非营利组织,使其与政府部门共同治理。该结构体现善治理论的结构表征。公共选择理论主张公共服务应依其特性由不同的政府所决策,不同的组织安排提供不同的公共服务。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分割的权力架构可以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取代传统、大型、阶层的多目的组织,还体现公共选择理论的结构表征。
二、乡(镇)善治的网状纵向结构的误区
乡(镇)政府应该是责任政府,应该承担相应的治理的职责,不能因为乡(镇)改革把一些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也给推掉,有些公共服务还是得由政府来提供,乡(镇)改革不能以卸负担、甩包袱为目的,卸负担、甩包袱就把乡(镇)政府应该负担的责任给卸掉了,这是网状的纵向善治结构的误区。
三、网状的纵向善治结构的网源组织
1.村委会组织。村委会是国家在基层的群众自治性组织,也叫行政村。行政村搞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可归结为农民政治组织化与经济组织化的发育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制度应该促进而不是束缚这一趋势。促进办法主要靠农民组织,十六大报告要求,健全党组织领导下有活力的村民自治,但许多地方的村民自治并没有活力,没有活力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没有组织。
2.社区组织。乡(镇)善治的网状纵向结构要求发展社区。一是要形成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社区组织。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对自己所居住和生活的地理空间有一种特殊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地理空间也因此具有了文化的内容,变得生动起来。这个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二是要重建乡(镇)社区财政。当前构建和谐社区普遍缺乏财政支持体系。没有钱办不成事情,其收入来源包括:乡(镇)政府财政支持,社区成员共同集资及大户捐资。三是要推进社区文化建设。民主和市场一样也会带来一种社会分化,这就需要靠文化来修补,如乡村的文化活动、信仰组织,民间戏曲等加强人们的交往,弥合人们分化的情绪。
3.农业公司组织。农业公司组织是指以农业为主要经营对象的公司,即以农业为经营对象、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主经营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用农业公司这种现代农业经济组织来改组我国目前的农业组织结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农业公司科学运行的关键在于产权制度的安排:一是由法人治理结构管理。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度赖以建立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关键环节。二是由股东会、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通过影响决策体制、企业家激励与约束来影响公司行为,进而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
参考文献
[1]周松强.乡村社会治理变迁与多中心民主协作治理制度的创新――以浙江省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会”为例[J].理论与改革.2005(5)
[2]高黎.村民自治关键:农民组织化[J].江苏农村经济.2005(9)
[3]张春燕.城市社区文化中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培育策略[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5)
[4]张丹.和谐社区财政支持体系的完善[J].统计与决策.2008(3)
[5]陈汉亭.农业专业公司是我国现代农业经济组织发展的主要取向[J].农村经济.2002(11)
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篇10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211-03
我国是一个具有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体系丰富的国度，其中地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长期积淀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精神，不仅是该地域人们重要精神家园和力量源泉，也是该区域高校凝练独特人文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和形成特色校园文化的重要支撑，为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教学的重要资源。
地域文化特别其核心蕴含的人文精神，对区域内的个体具有一定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思考方式、价值观、道德观、风俗、行为习惯等都无不体现着地域文化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地域文化的传承与时展要求相结合，推动了地域文化内涵不断发展和进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道德品质、人格等方面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的历史重任。两者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方面，地域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丰富多样、鲜活适用的资源，学生都会受到高校所在地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另一方面，传承、发展和创新地域文化，也是区域内高校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学生就是弘传地域文化的宣传队和播种机。
一、地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地域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
1.地域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的内容。我国地域文化包括民族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几千年来，经过长期历史积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一笔丰厚和宝贵的文化资源。黑龙江省以佳木斯市为中心的三江地区是一处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多民族聚居之地，边疆少数民族在蛮荒黑土地开疆拓土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积淀了优秀的民族精神。其中蕴涵着坚韧进取的性格、广收博纳的开放意识、合作和分享的平和心态，坚韧顽强、随遇而安的生存态度，人类为生存对大自然无限敬重的生存理念、不断抗争的自强不息精神、闯关东精神等等。三江地域文化鲜明地呈现出包容性、开放性、知足常乐的精神特质。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三江地区无数先烈和前辈经过残酷、艰险的斗争和努力奋斗，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辉煌成果，正是理想和信念提供了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1932年5月，日本就侵占了佳木斯及其附近的汤原、依兰、同江、富锦等十余县，三江地区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伪满时期，由于佳木斯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日本侵略者号称“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佳木斯”，从日本国内向佳木斯地区大量移民，妄图将这里变成永远的殖民地，并大肆掠夺各种重要战略资源。14年抗战中，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中有8个军在三江地区活动过，5个军诞生在此。以佳木斯为核心的三江地?^是坚持抗战最长的地区之一，是抗联发祥地、核心区、主战场。三江地区的抗日斗争经过战斗数千余次，消灭和牵制10多万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涌现出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夏云阶、祁致中、李延禄、常隆基等抗日将领和抗日英雄。异常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三江地区广大军民形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不怕牺牲伟大的抗联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三江地区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地方，这里曾是革命大后方，作为中心的佳木斯一度被称为“东北革命文化的摇篮”，被誉为“东北的延安”。以早期领导人张闻天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大批干部和军队进驻佳木斯，成立合江省委，为东北全境的解放乃至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正是这一时期三江地区广大军民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自力更生、勇于奋斗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东北小延安”精神的核心，一直激励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开发北大荒的热潮，20世纪50年代初，十万转业官兵在三江平原的亘古荒原上发起了“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的伟大壮举。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几十万官兵、知识青年、党员干部在异常艰苦环境下，苦干巧干，战天斗地，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战，硬是把昔日荒凉的“北大荒”变成了现在的“北大仓”，三江地区成为全国闻名的商品粮基地。广大垦荒人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凝聚成了具有深刻内涵的北大荒精神。其中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艰苦奋斗精神；解放思想、敢闯新路的勇于开拓精神；胸怀全局、富国强民的顾全大局精神；不计得失、勇于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等一直流淌在黑土地上和松花江沿岸人们心中。
三江地区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是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发展、勇于挑战自然伟大实践的结晶，是老一辈中华儿女在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是人类献身正义事业百折不挠的传奇和典范，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精神的彪炳彰显，更是高校培育合格人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力量源泉。这些具体可感的历史文化资源都可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教学内容，是十分形象、生动和鲜活的，并且利用思政课实践教学等形式能够让学生真正直观感受到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脉络，接受高尚精神的熏陶。可见，三江地域文化精神资源中有着十分丰富和鲜活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蓝本，能够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其教育意义远远超过简单而空洞的课堂说教。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地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将教材体系转化实际教学体系，使高大上的理论更接地气，对于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思政课教学真实感、实效性具有良好的作用。
2.地域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地域文化精神是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最为有效的载体。地域文化所承载和传播的精神因素，既符合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又能比较方便被教育主客体所运用和接受。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和教育主客体的身份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一个覆盖面更广、承载信息量更多的载体。而地域文化正适合这一发展趋势，是能够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效发挥和放大的易用的载体。地处黑龙江省三江地区的高校，就可以利用丰富的地域文化精神资源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搞好第二课堂。例如，在佳木斯市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民俗文化风情园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组织学生实地调研、参观少数民族发展历程、触摸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切身感受我国少数民族和谐发展的历史，增强对民族团结、共同发展重要性的意识；可以组织观看“不能忘却的纪念”――张闻天生平事迹图片展览，让学生了解在解放战争初期作为我党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领导合江省工作的情形，了解最早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主动接受红色革命精神的洗礼；还可以参观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北大荒博物馆等，在那里可以穿越历史，感受几十年来北大荒人用汗水、泪水、血水创造的辉煌历史，感受和传承北大荒精神这一珍贵文化遗产。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承并创新地域文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承地域文化的有效途径并推动地域文化不断创新发展。高校是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阵地，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树立和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思想观念、道德观、理想信念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传承优秀地域文化精神最为有效的方法和途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选择、整理和传递等方式来实现对地域文化的保存、维护和创新。优秀的地域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直观、丰富、多样的教育素材，并且被广泛采用。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结合地域文化，对其进行更加深刻的挖掘和研究，并在结合新时代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地域文化的内涵，从而确保其能够一代代传承下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选择地域文化中最精华、最核心的成分，将这些优秀的文化精神进行组织和重构，并通过课堂教学、参观体验实践、第二课堂、文化历史科学研究等多种有效的方式和手段让大学生了解、掌握地域文化的内涵，并能利用假期返回家乡、毕业到异地工作等方式将地域文化传播开去，从而确保地域文化?w系得以保存。例如：地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高校可以设立赫哲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抗联精神暨东北小延安研究基地、北大荒精神研究基地、三江流域文化历史研究基地等，专家学者通过这个平台进行科研攻关，深挖地域文化内涵，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利用高校课堂积极宣讲，在来自全国各地学生中形成良好的学习、践行氛围，实现大力弘传优秀的地域文化的效果。地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要创新。唯有创新，地域文化才有生命力，才能不会消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简单复制文化，而是要根据社会现实需求与学生身心发展状况赋予地域文化新的文化内涵；实际上也是一个创造文化的过程，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的。此外，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启发教育主客体积极找到地域文化新的增长点，促进地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融合，衍生出新的文化生成要素，进一步推动地域文化创造与革新。例如，教育者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参加地域文化的科学研究，利用假期与外区域学生合作，对地域特有文化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可以引导、支持学生参与三江地域文化产品像赫哲族鱼皮画、满族服饰的学习、创作和开发等社会实践，体验三江地域文化的内涵。
二、大力弘传地域文化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效性的策略
（一）利用优秀地域文化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教学内容
民族的历史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将优秀的地域文化合理地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教学内容，不仅不偏离教育内容，反而能够增强教育的现实感、实效性，更能贴近学生的生活，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潜移默化影响和感染大学生，有助于形成优良的意志、品行，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
1.以开放意识、合作分享的平和生存心态、敢于挑战、积极抗争的优秀民族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在推崇创新的21世纪中国，大学生还面临着激烈的就业压力，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深化素质教育改革的重难点，是公认的高校核心竞争力之一。各高校毫不例外地都在人才培养目标中明确了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培养的重要地位。当下我国正进行着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能转换，发展速度变化，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大学生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主动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创新创业意识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培养大学生主观的创新创业意识十分重要。这种主观意识一旦形成，就会促发大学生形成主动挑战自我、到市场中去试水并能够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观念和动力，所以高等学校要树立创新创业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把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作为高校教育管理的重要职责之一。高等学校教育者要通过多种渠道、全方位的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择业观念，开发创新思维，积极培养创业能力，为学生步入社会参加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介入和融合职业教育，是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形成重要途径之一。在创业商德教育、自主创业精神教育、吃苦耐劳、艰苦风斗精神教育、遵纪守法教育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都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黑龙江三江流域是肃慎、挹娄、勿吉、??H、女真、赫哲等诸多古老民族的故乡。这些民族为中华民族团结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三江大地的原住民他们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民间精神文化遗产。例如：被称为“鱼皮部落”赫哲族世代居住在三江平原，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鱼皮制作技艺和口耳相传的长篇民间说唱文学作品“伊玛堪”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清朝初年至民国时期，山海关以南大量难民逃荒到东北，闯进三江大地，开荒拓土，形成了敢为人先、不屈不挠、艰苦创业为核心的“闯关东精神”。教师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第六章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讲授时，可以撷取以上的案例，可以将地域文化精神糅合进去。也可以通过开展实践教学，带领学生参观考察赫哲鱼皮文化技艺公司，撰写调查报告等方式，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了解中，培养学生产生对学习生活数年的第二故乡――三江大地特色文化精神的认同感、归属感，又能体会到创新创业之艰难，积极培育和践行开放合作，敢为人先，坚韧不拔，踏实肯干，敬业奉献精神。
2.以抗联精神、小延安精神和北大荒精神激发学生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地域文化资源中蕴含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以三江地域文化为例，高校教育者利用第二课堂组织、引导大学生学习三江抗联史、佳木斯“东北小延安”历史、北大荒开发史，可以分析抗联精神、小延安精神、北大荒精神内涵，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开展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勇于承担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历史责任感，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例如，北大荒精神的基本内涵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其内容既具有深刻的民族精神底蕴，又具有时代精神的光芒。其中“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体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涵，是北大荒精神的核心与灵魂，更是北大荒人的最高行为准则。正是广大的垦荒人凝聚了不讲条件、不计代价的大局观念和勇于担当的精神，牢记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历史使命，才能将当年的不毛之地建设成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因此，教师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第八章第三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形势与政策”黑龙江省情等教学内容讲授时，就可以结合北大荒精神讲解，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教育者可以从分析北大荒精神的形成开始，将北大荒人开拓进取，勇于奉献的艰苦历史作为教育教学辅助案例，让大学生了解到北大荒人为国分忧、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境界，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
3.以抗联精神、小延安精神和北大荒精神重塑大学生理想信念。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让学生认清国家的前途命运，意识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帮助学生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使命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朝着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题中应有之意。三江地域文化中的小延安精神，蕴含着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主义精神是东北小延安精神的首要特征。东北沦陷期间，佳木斯的匪患就异常猖獗。东北解放后，更是形成了庞大的土匪势力。东北的冬天是异常的寒冷，环境十分恶劣，而人民解放军凭借坚定的信念，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与土匪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为建立巩固解放战争的大后方扫清了障碍。此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东北小延安精神的核心内容。1948年3月，三江地区大生产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埋头苦干，奋力拼搏，取得了较大收获。农业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更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高校可以适当利用革命先烈的事迹来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让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到地域文化对他们的鼓舞和激励，从而真正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教师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a课程”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内容讲授时，就可以植入“小延安”历史案例进行分析。还可以选用张闻天在合江省、桦川县星火乡――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星火农庄）诞生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祥地等史实，丰富“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第七章为新中国而奋斗、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等内容，更有贴近感，易于学生对这方面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二）利用“大思政”实践教育体系弘传三江地域文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让学生“知”，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用”和“行”。“大思政”就是要把学生社团活动、假期社会实践、“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纳入进来，多渠道、多形式、多领域引领和运用，使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化、生活化、时代化。教育者要更新传统观念，积极树立“大思政”的理念，打破传统课堂教学、基本靠灌输的观念，强化实践教学，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增加思政课程研究厚度，把思政教育工作纳入学校人文教育大系统。指出，“共青团干部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强调要注重发挥共青团、学生会组织和学生社团的作用，重视加强第二课堂建设，重视以文化和实践育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仅体现于对科学理论系统地学习，更在于培养学生能够运用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助力学生成长为思想过硬、政治合格的接班人。指出：“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这就强调了既扎实打牢基础知识又及时更新知识，既刻苦钻研理论又积极掌握技能，要学以致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大熔炉中，在社会的大学校里，掌握真才实学，增益其所不能。唯有此，学生才能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高校处于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所以其校园文化也必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地域文化为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奠定基础。同时，高校也肩负着传承和发展地域文化的重任。因此，高校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将地域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地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高校社团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校园内潜移默化中感受地域文化，激发学生了解和探究区域文化的积极性，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首先，从物质形态方面入手，实现地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让地域文化成为高校创建独特校园文化的重要部分，进而精炼形成独特的大学精神。如通过校园雕塑、背景墙、简介牌等方式，将校园主要活动场所以三江文化精神主题模式进行串联；其次，积极举办三江地区文化展览、开展文化产品创作实践活动，积极参与宣传北大荒精神的“知青节”活动。例如，举办北大荒版画展览、以赫哲族音乐文化为背景的舞台剧目《乌苏里船歌》创作和展演等，以图片、文字、音乐等多种描述方式向学生展示三江地域文化。同时，学校还可以定期播放电影、宣传片等，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档案；利用互联网、智能手机等现代传播方式和手段，建立专属网站、微信公众号，学生能随时随地接触三江地域文化，通过切实可感的方式有效地丰富校园文化内容，引导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感受、传承和创新三江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