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机制篇1
一、主要做法
（一）抓源头，解决“有人管事”问题。
围绕解决有人管事这个重点，成立了“碧流台镇社会治理工作中心”，充分整合行政资源，形成横向联合派出所、法庭、检察室、财政所、民政办、计生办、妇联、林工站、水管站、农经站、国土资源所、村建办等相关涉法部门，发挥部门联合优势，把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有机结合，纵向构建由镇党委政府、村“两委”班子、村民组、村级维稳员四级人民调解网络，缩小单元细胞，延伸矛盾调解触角。在实际工作中，采取镇干部全员接访、集中排查、提前预警、定期交办、领导包案等有效措施，规范工作程序，形成快速反应机制，提高问题成功处置率，变被动为主动，变上访为下访，真正实现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的目标。
草牧场“双权一制”政策是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2011年为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实好，针对各村“双权一制”确权过程中存在利益分配不均、分配方案显失公平、待遇重叠、合同签订不规范等问题，镇社会治理工作中心及时发出预警，镇党委政府抢在国家政策兑现前，安排镇社会治理工作中心联合司法所、法庭、农经站、林工站、农科站深入各村排查调研，及时为各村开出解决办法，由于我们提前预警、对症下药，我镇当年在兑现草牧场“双权一制”政策时无一例越级上访和，旗政法委在全旗推广了我们的做法。
（二）抓规范，解决“有章理事”问题。
一是狠抓村级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和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抓好以明确村级各类组织职责为重点的“四位一体”村级组织管理模式推广，明确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监督委员会的职责，制定了《村级民主议事制度》，规范民主议事程序提高村级事务处置透明度。二是防止村级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制定了《村级干部考评管理制度》，此外还制定了干部考勤、学习、请销假、包村工作等多项制度，加强干部的日常管理，通过对各项制度不断修订、完善和创新，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系统、科学、实用、彰显特色的制度体系，干部作风转变明显，村级事务处置逐步规范。三是为改进镇村干部工作方式，制定了《首问负责制度》、《为民服务代办制度》、《限时结办制度》等八项服务制度，规范干部行为，提升服务水平，保证权力阳光运行，提高政府效能。
在抓好镇村组织和干部日常工作行为的同时，我们还从抓村级经济事务管理、民生政策落实和社会矛盾化解三个方面规范入手，规范干部群众行为，不但使镇村干部的权力得到有效制约，还使群众依法有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得到保证。
村级经济事务管理规范方面。村级“三资”管理是群众关注度较高的问题，由于村委会三年一换届，没有长远打算的、不负责任的村干部，就奔着村集体的土地、林地、荒地等资产资源来的，上任后随意甚至违法签订显失公正的合同协议，留下隐患几届都解决不了。为解决这处问题，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2013年镇党委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村级经济合同管理办法》，把村级“四议三公开两论证一报告”议事规则具体化，从规范合同管理角度加强村级资产、资源管理，在程序、决议、审批等环节制定出程序性、操作性强的管理办法，规范了村委会公章使用，确保村级经济事务管理程序规范、内容全面、合法有效、群众满意，解决了过去村干部个人说了算、暗箱操作、损公肥私等问题。
民生政策落实规范方面。民生项目落实是当前农村工作中最易引发矛盾，群众关注度、敏感度最高的问题，为解决民生项目落实中打折扣、搞变通、缩水走样、成效不明显问题，我们积极探索民生政策、民生项目落实办法，保证民生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取得实实在在效果。四方城村2012年实施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围绕“钱从哪里来？”“钱咋花？”“钱咋还？”问题，我们通过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从项目争取到扶贫方式选择，到实施方案的制定，再到组织实施，各个环节都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让群众广泛参与探索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脱贫办法，从整村推进扶贫资金中拿出130万元和旗农行合作，做为风险抵押金，撬动旗农行700万支农贷款扶持贫困户脱贫致富。“杠杆”式扶贫打破了传统扶贫方式，激发了群众内生动力，改变了群众等、靠、要思想，实现了由被动脱贫到主动脱贫的根本性转变。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实现脱贫致富，推动了产业发展，促进了社会和谐。这种做法得到上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全区现在实施的金融扶贫起源就来自我们的“杠杆”式扶贫。
低保评定工作是当前苏木乡镇党委政府最头疼的工作之一，群众关注度最高、社会最敏感，由此引发的矛盾问题更多。为做好低保评定这项工作，我们从2011年开始，在认真研究政策、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不断总结完善的基础上，通过制定低保标准、规范评定程序、严格奖惩措施，探索出了“四步走、三公开、两评议、一见面”低保评定办法，有效解决低保评定工作中违反政策、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优亲厚友等问题，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体现了公平正义，群众的满意度大幅提升，促进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社会矛盾化解规范方面。为解决矛盾调处有章可循，制定了“社会治理工作中心工作流程和维稳工作员管理办法、工作中心管理办法，建立了维稳工作员月例会、部门联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中心学习、档案管理等五项制度，进一步完善了维稳办、办综治办、防范办、社会治理中心、维稳工作员等六项工作职责，使矛盾纠纷、问题实现依法处置、规范处置。土木富洲村二轮土地承包后，由于当时各种大会战、三提五统等税赋负担过重，1998年底有86口人主动放弃土地，退回村集体，由村里没退地的206口人承包并承担相应义务。随着国家免除农业税、三提五统等负担，并发放粮食直补，从2006年初86口人开始回到村里以诉讼的方式索要承包地，法院陆续分批次进行判决，但都无法执行。镇社会治理中心协调公、检、法、司及相关成员单位积极谋划探讨解决办法，按照要土地和要粮补只选其一的方式，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在2013年春耕前将这起历时六年之久的积案得到彻底解决，避免矛盾激化。这起土地纠纷的调处方式，成为各村解决此类案件遵循的范例。
（三）抓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意识不强、服务行为不规范是农村矛盾产生的又一诱发点。为从思想根源上、制度机制上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在镇级层面，建立健全便民服务大厅运转机制，公布各站所办事流程和收费标准，制定完善相关工作制度，推行“一站式”服务。在村级层面，全面推行村干部为民服务代办制、制，规范村干部代办行为，防止村干部在代办的过程中拖沓和吃拿卡要现象。我们还利用现代通讯手段，把全镇常驻户手机号进行登记，搭建了“碧流台镇便民服务手机短信平台”，配合党委政府中心工作，随时向群众发送党和政府政策信息，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通过改进服务方式和规范服务行为，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今年以来，共为群众成功办理入户、各种证照等事项421件，其中到镇直接办理182件、村级代办239件，利用便民服务短信平台发送信息近5000条，真正做到服务群众零距离。
二、取得的成效
（一）促进了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全镇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谐社会增强了广大群众干事创业的信心，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工商资本投入到农牧业产业中来。组建了32家专业合作社，培育出种植养殖大户550户，500亩以上规模土地流转2万多亩，肉羊、马铃薯、蒙古野果等优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有8个村通过“杠杆式”落实扶贫整村推进项目，3个村正在落实了金融扶贫项目，5个村启动了“十个全覆盖”工程，农牧业产业化和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
（二）推动了社会事业持续进步。碧流台小城镇建设被列为自治区重点镇，四方城新农村建设、大良沟美丽乡村建设走在了全旗、全市先进行列。通过招商引资和项目支持，碧流台镇小城镇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镇区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功能不断完善。四方城新农村建设按照“新农村、新机制，新生产、新生活”的思路，整合生态移民、危房改造、农牧业产业化、民生工程等各类项目资金建设产业带动型新农村，通过规划新建占地1200亩生产区和占地400亩的集中生活区，实现收缩转移、集中发展的目标。大良沟“美丽乡村”建设依托特有的生态和自然景观，努力打造集采摘体验、农林产品交易、休闲娱乐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基地，实现高标准的“十个全覆盖”。
（三）加快了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尊重民意、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和民主方式推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涌现出陆树义出资50万元建设五香营子村南农桥、邢家营子村村民董艳龙出资15万元建设通村水泥路、大营子村孝老爱亲模范闫立新伺候瘫痪婆婆十几年等一批先进典型，文明、淳朴、孝敬、友善的传统道德风尚普遍回归。
三、几点启示
一是社会治理重心应放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镇村组织处在最前沿，直接面对广大群众，基层肩负着落实政策、化解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使命和巨大责任，各级都要高度重视镇村组织建设，在人、财、物等方面要给予倾斜，夯实基层基础工作，筑牢和谐稳定基石。
社会治理新机制篇2
【关键词】社会治理；诚信文化；创新；引导
一、社会治理现状及问题原因分析
广义的社会治理指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的一种统筹管理过程。随着当前我国社会各领域的重大变化，社会治理和体制建设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但是仍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诉求和社会矛盾也日趋复杂化，这些给社会治理提出和增加了众多新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和方式很大程度上落后于经济发展进程，制度陈旧缺乏活力，这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挑战；最后，社会治理缺乏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导致我国社会治理问题的原因众多，主要体现在：
第一，社会治理理念定位不准。当前我国在社会治理中绝大多数以经济增长提升GDp为目标，对与之联系的民生建设却缺乏重视，对如科学化地进行社会治理缺乏研究；第二，社会治理主体单一。广义上的社会治理主体应该包括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机构，但实际上我国的社会治理工作几乎处于政府包揽一切的单一状态，造成一些政府缺位的领域出现空白，影响社会秩序；第三，社会治理人才缺乏，治理方式僵硬。社会治理需要对口的专业人才和公民的积极参与，在经济发展为首的社会状态下，一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很难找到与之对口的工作，严重挫伤人才积极性；第四，社会治理法规不够完善。我国现行社会治理法制相对滞后，某些特殊领域甚至存在法律空白。
二、诚信文化建设对创新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信用缺失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信用危机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中的重要障碍，要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加大诚信文化建设力度，并以此为指导进行日常社会治理工作。
1、诚信文化概述
诚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在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社会又赋予了诚信更多的时代内容，诚信已经从简单的道德范畴提升到制度建设范畴。其作为一种德行，同时更成为社会的一种准则和秩序维护制度。缺乏信用和秩序的经济是不能健康发展的，对社会而言，诚信更是社会的一种形象标示，是社会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信誉可以让社会以更少的交易成本获取更大经济社会效益。诚信文化要求在经济生活及政治文化建设中遵循诚信理念，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是做人的根本。无诚则无兴，无信则不立。只有大力弘扬诚信文化才能帮助社会更加快速稳定地向前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也才有相应的人文基础。
2、诚信文化对创新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在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以诚信文化为先导创新我国社会管理建设是极其必要的。
（1）诚信文化是增强社会治理软实力的基础。加强诚信文化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软实力是我们党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除了必须的硬件实力外，以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也不能忽视，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环境复杂多变的今天，以诚信文化为首的软实力建设更是社会治理的基础。诚信不仅是某个人、某个企业或某个组织的事，是整个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社会管理中，诚信文化的形成不是天然的，它需要更多的外力指导进行建设。首先诚信文化的建设需要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外，长期的宣传和教育是最有效的手段，这需要采取一些易于接受的有效形式在社会成员之间开展各类诚信教育宣传，让诚信文化真正融入社会。另外，通过完善诚信监督机制，如加大权力监督、党政监督、法律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方式来降低失信行为发生几率，并对诚信缺失的组织和个人公开曝光加大处罚力度。当前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失信行为如执法不公、违法经营、制假售假以及偷税漏税等都是诚信文化缺失的表现，只有做好诚信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做好社会治理工作。
（2）诚信文化建设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有力保障。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利益矛盾凸显。在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的同时更增加了社会治理压力，以诚信文化为引导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是新形势下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保障。通过政府、机构以及个人多个主体的共同协作，依靠完备的法律规范来进行诚信文化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目前，我国的社会治理主体内部及主体之间矛盾冲突众多，政府部门中的党员干部不作为问题严重。另外受利益至上等思想的冲击，很多企业和民众以利益为自己的唯一处事原则，诚信文化已被抛弃，引发众多社会治安问题和经济纠纷。社会的发展需要正确的价值观予以引导，社会治理的创新更需要健康的诚信文化来进行保障。
三、以诚信文化指导社会治理创新策略
要用诚信文化指导社会治理创新工作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国家的诚信文化建设，并将之融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为诚信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诚信文化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
1、培育与时俱进的诚信意识
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当前社会的一大特点，社会交换关系范围广并且复杂，社会关系正在由传统的熟人身份关系向契约关系转变，这就需要诚信观念和诚信文化适用于公共生活各领域。诚信文化不仅包含传统中诚实守信的基本精神，也包括公平公正和理性责任等基本价值，其核心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需要各主体之间建立自由平等相互信任和重承诺的社会关系。诚信意识的形成需要教化的力量，学校的系统教育、社会的诚信教育机构以及强势的诚信文化宣传都对诚信意识的形成有促进作用，只有全方位的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形成诚信文化意识。
2、完善规范诚信的法律制度
系统的教化能提供良好的诚信文化基础，但由于诚信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社会治理内容相关，因此其又必须用完善的法规制度来进行约束和监督。首先，要切实保护私有产权，构建全面的产权制度，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能独立承担责任的法人主体，这是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一个基础工作；其次，加快法制建设。我国虽然已有一些针对诚信的法律制度如《合同法》等，但是其内容涉及面不够广泛。同时对诚信失责的惩处执法力度不够，需要通过专业的执行法来强化；再次，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为诚信营造公平、公正和共爱的政治环境。
3、构建公正的行业机制、发展社会信用组织
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在用诚信指导社会管理创新中建立公正的行业机制是重要一环。行业机制包含行业全方位的进入机制、行为规范以及退出机制等，国家需要用诚信对各环节进行规范。另外，国家还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信用组织，建立起连接政府、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的信用网络。这个社会信用组织是独立于企业或政府的组织机构，以保证其公正和中立的性质，由此建立一套科学的对社会组织机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级体系，让其真正成为维护社会诚信的有力工具。构建现代化的诚信文化体系，最终目的就是引导并规范各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让各成员在社会生活中自觉地选择诚信，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繁荣经济，达到创新社会治理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淑芹.社会诚信建设的制度化、体系化和文化化[J].理论视野，2011（10）39-41.
[2]陈俊亮，韩作珍，王翠英等.传统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型探究[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2）17-18.
社会治理新机制篇3
关键词：互联网；社区治理；智慧社区；评估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7-006803
l引言
近来，我国的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关键时期，以政府为首的社会管理模式问题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由于结构失衡、规范失序、伦理失范等社会问题亟待解决，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网格化管理模式，将城市划分为网格进行整合与管理。然而，就实施效果来看，网格化管理并未很好地解决目前的问题。为优化政府服务、提高社会福利，学界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演变的思路，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转变为横向的治理。鉴于网络化只是一个理念性的变革方向，究竟选择网格化管理、网格化治理或网络化治理作为管理模式，快速转变或渐进式作为变革方式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前，我国处于互联网新时代，网络融人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由“线下”向“线上”扩展，以及由“线上”向“线下”延伸的两种不同趋势。在新的治理模式下，社会服务智能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困境有效解决、新的社会关系正在建立。从社会现实角度看，“互联网+”时代，新模式是否促进跨界融合？从“善治”角度看，“互联网+”时代，新模式是否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惠及民生？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拟从我国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需求出发，以互联网时代下的大数据应用为切人点，深入分析武汉市百步亭社区、昙华林社区、江汉社区和常青花园社区的治理模式及其效果，探究社区治理模式的本质，构建完整的评估框架，并提出政策建议，以优化公共服务、提高政府的管理质量，最终探索出社区一智慧服务云平台，打造线上线下智慧社区。
1.1理论意义
第一，拓展了社会治理模式理论。目前研究成果过于偏重管理技术方面的应用，对理论本质的研究较为缺乏。
第二，拓展了效果评估理论。注重宏微观信息的综合，结合宏观的社会治理理论与微观实证方法；注重社会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结合。
第三，拓展了大数据、云治理和智慧社区的理论应用。把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互联网充分地运用到社会治理中，丰富了信息采集、分析和处理系统，为实现“善治”提供理论支撑。
1.2现实意义
第一，使用大数据技术帮助政府进行治理思维与模式的变化，有利于提高城市社区管理和政府服务水平，社会福利得到改进。
第二，有利于实现社会服务智能化和人性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提高政府服务效率、调动非政府主体参与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积极性，使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成为一种新常态。
第三，将评估框架纳入管理流程，有利于政府针对性地完善模式不足。
第四，有利于信息的采集与整合，为构建智慧社区与数字城市、云治理进行铺垫。
2研究现状评述
第一类文献主要关注不同模式中网络本身和主体的构成。Heeks（2001）认为必须充分利用包括政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专有资源和比较优势。Rosenau（2006）认为社会治理模式下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完全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Stephen和eggers（2008）认为网络化治理应包括第三部门政府、协同政府、数字化革命、消费者需求等。（2011）、田毅鹏（2012）、赵语慧（2013）、郭春乔（2013）等指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经纬网格。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
第二类文献主要关注社会管理手段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徐晓林、刘勇（2006）提出“政府善治”是城市政府在信息技术背景下治理模式的进化方向。孙建军等（2010）认为网格化管理实现了从“管制”向“服务”的转型，这一模式具有行政理念民本化、行政范围有限化、行政职能服务化等八个方面的特征。王名等（2011）通过分析北京市网格化管理成效提出网格化管理应结合各地实际而无全国统一模式。（2011）认为基于单元网格的网络将政府的垂直管理导向了扁平化管理，同时使单元网格间的信息流动、人员流动、物资流动更为便捷和顺畅，从而城市网格化管理转化为城市网络化治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三类文献主要关注网格化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的效果。姚引良（2010）研究发现，参与网络合作的主体间信任和协同、环境因素中的上级支持和公众广泛参与，均会对网络治理效果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汪习根等（2013）对宜昌网格化管理从信息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矛盾联动化解制度、特定人群服务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评估总结。杨海涛（2014）从管理成本、处置效果、服务效果三个指标进行绩效分析，提出将网格化管理技术与网络化治理理念相结合的创新性研究思路。夏玉珍（2014）认为分析网络治理的重点应放在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相互协作上，并将“场域”和“资本”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中加以考察。
综合上述文献来看，目前针对管理模式的研究仍然属于零散式的、浅层面的研究，缺乏对社会管理模式内在本质的深入挖掘。其次，应用性研究较多，比较局限于对所取得成效及经验的概括总结分析，缺乏理论上的抽象与升华。另外大多文献关注管理模式的背景、特征和困境，较少涉及不同模式中“网”的构成、设计以及效果的分析，缺乏系统全面规范的研究范式和评估体系。
3方法基础
3.1结构方程模型与多项目评估相结合
参考Heckman（2010）的框架，将四个社区的案例抽象为社会管理模式的四个项目。构建结构方程分析多元主体（个体、社区及地区等）对网格化管理效果的影响机制，模型为：
Y=∑ax+∑βy+∑γZ
其中Y为结果衡量指标（信息下载使用次数、满意度、点击量等），x、y、z分别为个体、社区及地区特征变量。
通过多项目评估探析各管理模式的相对服务效果、各自优劣及适应人群。
3.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运用以网络理论（martinKilduff）为基础的定性分析，对武汉市不同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特征属性进行抽象概括和比较分析；与结构方程、多项目评估的定量分析相结合，构成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完整评估框架。
3.2.1定性分析
一是以网络理论为基础（martinKilduff）的定性分析。将不同城市的社会管理模式进行抽象，比较其基本特征，对其演变轨迹做出定性分析，确定其演变轨迹属于目标引导或偶得。
内涵假设网络成长路径结构动力冲突机制对个体行动者的意义
二是变革四象限的定性分析。以Greenwood和Hinings（1996）和weick和Quinn（1999）的理论为基础，利用网络演变的属性对不同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幅度进行界定，即不同城市采取了“持续”式变革还是“间断”式变革。
3.2.2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以结构方程与多项目评估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3.3宏观分析与微观评估相结合
将武汉市四个典型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视为自然实验，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社区层面和宏观地区层面对网格化管理的本质与效果进行评估，系统区分不同层次因素对网络结构的影响程度。
4研究主体及研究内容
4.1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包括两个主体：一是网格化管理本质的研究；二是网格化管理代表性社区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l）分析网络化管理的本质。网格化作为一种媒介，是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在社会网络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需要理清网格化的本质，为探析“互联网+”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效果奠定基础。
（2）网格化管理代表性社区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不同管理模式特征、属性、实际效果的评估。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将江汉模式、百步亭模式、武昌模式以及昙华林模式四种典型模式进行抽象总结、对比分析，以此得到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效果。
4.2百步亭模式
百步亭社区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化一统天下”的社区建设的局面，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进而体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发展要求。治理结构中，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领导核心，整合了社区的党组织资源，使得社区党组织成为了社区居民的主心骨。社区居委会是社区自治体系的核心，百步亭社区实行社区建设取得了丰厚的成果。（l）形成了现代的、文明的社区文化氛围，大大提高了居民的素质，使得社区的精神品味得到飞跃的发展。（2）在百步亭社区内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社会信任，包括社区居民对百步亭花园社区的信任、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的信任感。（3）充分发扬社区民主，社区居民可以对社区工作者乃至社区自治组织进行一定的控制。
4.3武昌模式
常青花园社区属于现代商住小区型社区，它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传统社区才具有的融洽、紧密、互助的邻里关系，成为一种新型“熟人社会”社区。社区建筑面积400万平方米，43%的绿化率。社区内有1家三甲医院，7所幼儿园、4所小学、3所中学、1所全日制大学和1所老年大学。不仅有丰富多彩的中心活动场所、健身路、健身房、大舞池，还有完善的视频监控体系――治安邻里关照网、治安巡逻网、保安安防网、公安监控网的四级防范体系。
社区分为五个，每一个社区的管理人员，包括网格员在内为15人左右。在常青花园社区治理体系中，社区党总支起领导作用，管委会、居委会发挥主导作用；其他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包括社区党小组、物业、业委会，还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和辖区单位；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志愿团体、自治组织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在多元治理主体中，社区党组织呈现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和楼栋党员核心四级网络。社区与物业、职能部门、辖区单位联合，建立多层次共驻、共建、共享机制。社区建立了党建联席会轮值主席制，建立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三方联动机制及社区与政府职能部门联席会议等机构，从而形成了常青花园社区共驻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
4.4江汉模式
江汉区地处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是武汉市最繁华的中心城区，面积33.43平方公里，实有人口65万人，辖116个社区。2000年，江汉区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十年多来围绕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江汉模式”被民政部在全国推广。2002年和2009年先后被民政部评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区。
4.4.1背景和动因
江汉区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源于“四进社区”工作的推进带来居委会工作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一是由于各类社区专干之间缺乏统一管理和相互协作，存在职能交叉、工作重复、忙闲不均、工作效率不高、信息孤岛等现象；二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把工作向社区延伸，不仅增加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负担，使社区工作行政化，而且使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难以体现；三是社会组织的发展虽有所加快，但仍存在着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公益类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参与社区建设不足等问题。四是各类社会管理主体管理职责不清，各自分工不明，相互对接困难，社会管理中交叉错位与断层缺位的现象同时并存。五是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管理呈现出管理对象日趋多样、管理事务日趋复杂、管理活动日趋开放等特征，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传统的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手段、方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城市管理与社会建设的要求。为破解这些问题，江汉区启动了整合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实践创新。
4.4.2主要做法
一是构建街道社区综合服务协管机制。在街道层面设立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将街道与社区公共服务和协管相关的人员集中到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成立综合服务部和综合协管部，设立“一门式”服务窗口，承接政府公共服务和城市协管工作。二是强化社区居委会的主体地位。赋予社区居委会对社区公共服务站行使五大权力，即：人事建议权、评议监督权、事务协调权、困难群众救助保障资格评议初审权、经费使用把关权。三是创新社区自治载体，提高居民自治的专业化水平。实施社区建设项目制管理，提高居民自治的有序化程度。四是推进区域化党建，统筹辖区发展。
4.4.3成效
通过街道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一是构建了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以社区为基本单元设立社区公共服务站，推行“一专多能”，有效地整合了资源，强化了服务群众的功能。任务承担由过去的苦乐不均向同岗同责转变，信息资源由过去的分头采集向综合共享转变，协调配合上由原来的各负其责、纵向联系向分工协作、横向互动转变，实现了社区管理的扁平化、精细化、信息化，社区服务的全覆盖、全天候、零距离，促进了惠民工程的实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二是打造了集约聚力的共建共享平台。强化了社区自治功能，既理顺了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也促进了社区居委会职能的归位。使居民自治由“无序化”向“有序化”转变、由“零散化”向“组织化”转变。三是提升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管理凸显实效，江汉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始终走在全市中心内城区前列，2009年江汉区相继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全国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示范区等部级荣誉。
5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主线，围绕幸福武汉、生态宜居武汉、文明武汉建设，作为优秀社区对武汉市社区模式改革进行经验借鉴。城市网格化管理是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以事件为管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通过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区联动、资源共享的一种城市管理新模式。
社会治理新机制篇4
一是健全议事制，群众的事让群众议。依托社区“大网格”，成立由社区居民代表、驻区单位代表、经营业户代表等组成的各类“议事小组”，对涉及居民利益的问题，首先由“议事小组”进行讨论、商议，并根据议题和关注点邀请有关专家和相关利益方参加，对社区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体商讨解决对策，实现共议共决、共建共享。同时，拓宽议事渠道，建立网络议事组QQ群，引导居民群众畅所欲言，以理性、合法、便捷的方式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廿里堡街道董家社区成立由居民自发组成的4个议事小组，全程参与城中村改造中的资格确认、规划躲迁、安置补偿等方案讨论，有效破解了多年来的“城中村”改造难题。目前，全区已成立各类居民议事小组82个，开展各类议事活动200余次。
二是建立顾问制，群众的事让群众管。将退休老干部、老专家、老艺人等德高望重的“群众领袖”组织起来，组成不同形式的社区“顾问团”，利用他们的经验和威望，为社区事务提供咨询、搞好监督，让实事办得更实、好事办得更好。广文街道松鹤园社区是个老小区，排水问题久拖不决，今年街道拨付资金改造，“顾问团”主动请缨，制定方案、监督施工，居民对工程质量、工程进度更加放心。全区已组建居民顾问团23个，成员近400人，既作为居民的发言人，又是社区的智囊团;既能站在群众立场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又在社区事务中发挥参谋作用，提高了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和满意率。
三是推行票决制，群众的事让群众定。在各社区推行居民票决制，凡是涉及社区居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让群众民主投票决定。在票决内容上，分为一般事项、重要事项和重大事项三大类，一般事项由利益相关居民或社区居民代表表决，重要事项由社区居民代表表决，重大事项由社区全体居民表决。广文街道中上虞社区，过去有的居民饲养宠物犬，影响环境卫生，多名儿童受到惊吓。社区就此组织召开居民代表会议进行票决，经过无记名投票，当场公布结果，有80%以上的居民代表反对，据此重申了小区内杜绝养犬的“居规”。围绕社区市场改造、门诊设置、物业选聘等事项，现已进行了62次公开票决，真正让群众的事由群众决定。
四是完善“两代表”联系居民制度，群众的事让群众讲。充分发挥社区居民代表、党员代表“两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要求“两代表”主动上门解疑释惑求同，每周与所联系居民交流一次，每月向社区“两委”汇报不少于2次，并及时参加社区有关会议，做上情下达的宣传员、反映民意的信息员和为民办事的服务员，让群众真正理解支持社区各项事务。东关街道苇湾社区针对沿街酒店油烟过大、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问题，发动“两代表”上门与周边居民、酒店负责人进行沟通交流，很快就得到了双方的信任，最终达成了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让问题彻底解决。今年以来，社区“两代表”共入户宣传2600余人次，协调解决各类问题520余件。e：wHG
关键词：社会治理群众代表
社会治理新机制篇5
abstract：withtheincreasinglyacceleratedurban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process，andconstantlypluralisticandopensocialtransformation，promotingpovertyalleviationanddevelopmenttocompletelyoutofpovertyhasbecomeincreasinglyurgent，ithasalsobecomeafundamentalmeasuretobuildamoderatelyprosperoussocietyinGuizhou.asasocialpublicgovernanceproject，itshouldrelyonbothpolicyandmarkettopromotepovertyalleviationanddevelopment.itmustcombinethebasicfunctionofmarketmechanismandthemacrocontrolfunctionofthepolicymechanism，toachieve"goodgovernance"ofsocialpublicgovernance.
关键词：扶贫开发；公共治理；善治；市场机制；政策机制
Keywords：povertyalleviationanddevelopment；publicgovernance；goodgovernance；marketmechanism；policy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D52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7-0258-02
0引言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高发期。对于贵州来说，推进扶贫开发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举措，更是解决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整合与教育发展等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前提。推进扶贫开发，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
1推进体制创新，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社会转型进程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日益加快，社会的多元、开放，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并对新形势下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使得围绕扶贫开发的诸多社会矛盾冲突和公共治理问题开始日益突出。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改进和完善社会公共治理，首先必须推进体制创新。为此，应该协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宗教和群众团体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及公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宗教和群众团体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及公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1从行政管制走向公共治理是体制创新的根本性前提
针对当前扶贫开发实际情况，不仅强调推进扶贫开发要有一个好思路、好路子，而且提出了“坚持专项扶贫与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调动和发挥政府、行业、群众、社会各方面作用”、“做好社会扶贫这篇大文章，把更多社会力量凝聚到扶贫事业中来”的重要战略思想。[1]所谓社会扶贫，是指企业、个人或社会组织进行的扶贫活动。突出和强调社会扶贫，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大调整，也体现了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这方面的新举措。
对于贵州来说，推进扶贫开发，必须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构建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因素的现代社会公共治理模式，核心是充分发挥政府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引导宗教和群众团体等非政府公共组织，规范和协调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多元治理主体加以准确定位，从而形成多中心共同管理、多主体合作治理的社会公共权力分配和使用新格局。
1.2从单一行政主体到多元治理主体是体制创新的根本性标志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着政府而出现了两个矛盾但又是统一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打破政府在社会治理问题上的垄断性，建立起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体系；另一方面，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体系建构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展开的自觉的社会建构过程。[2]这些变革，都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以至于情感，让人们包容个性、追求个性，并努力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建构一个共洽的、互动的、网络式的社会治理w系。[3]
当前，由于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贵州，普遍存在思想观念保守、政府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法制观念淡薄等一系列问题，并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其围绕脱贫攻坚问题的扶贫开发工作与社会公共治理呈现复杂性、多样性和广泛性等特点，仅凭政府单一行政主体很难加以应对。就是说，只有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宗教和群众团体、公民个人及企事业单位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构建“多中心共管、多主体合作”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妥善处理诸如民族、宗教和其他社会问题，促进各民族的团结稳定与繁荣发展。
这里，“多中心共管、多主体合作”体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多元构成，意味着社会公共权力并非局限于政府。事实上，社会公共权力从来都是分立的，且对应着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按照涂又光的观点，“社会生活底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部分是一个整体，其间关系密切。虽然如此，还是三个部分，各有不同的矛盾特殊性”。[4]
可，构建“多中心共管、多主体合作”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必须在“多中心”建设、“多主体”培育和发展上下功夫。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多中心”建设应将
重点放在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治理、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经济与社会发展三大领域；而“多主体”培育和发展的重点，应放在致富带头人、致富能手和返乡创业的优秀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群体，以及乡镇企业和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明确界定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发挥的功能。
2推进机制创新，核心是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关系
作为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推进机制创新，核心是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协调配合，其目的在于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和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提供制度性保障。
2.1明确政府与市场的权力界线是机制创新的战略性前提
就公共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手段而言，推进扶贫开发，自然离不开市场机制的自发诱导和政策机制的宏观调控，两者之间相互结合与协调配合，才能最终解决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问题。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一直是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研究、制订、执行、评估和反馈，由政策机制加以实现的，它所最擅长的是解决谁受益谁付代价的公平问题。市场机制的种种缺陷需要政府更多地运用政策机制加以解决。正确的公共政策目标指向应该是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5]就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而言，公共政策是按照政府的目的和意图去修正市场失灵的。因此，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的协调配合更能够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原则。
政策机制对于推进扶贫开发更具有根本性意义，应该在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充分重视和发挥政策机制在扶贫开发中的宏观调控功能。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让大家学会理解和尊重市场规律、不去刻意违背市场机制而知法犯法，另一方面要加强公共政策理念与方法的理论灌输，引导大家正确理解和认识政策机制的内涵、特点及其在社会公共治理中的应用，通过建立健全规范化的决策程序、完善公共权力的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督、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治理等方式，努力实现社会公共治理的“善治”。
2.2从行政手段到公共政策是机制创新的战略选择和有效途径
对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说，不同的权力配置方式，即权力的分配和使用方式的差异，不仅会影响社会治理体系的主体结构和要素结构，而且将直接决定着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手段，从而导致社会治理模式的巨大差异。无论是依法治理、合作治理、社会自治、综合治理，它们各自侧重点分别是法律与制度体系、政府主导下社会利益相关者与多元主体、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经济组织及公民个人政治参与、多元治理主体与多样化治理措施综合运用。作为社会公共治理手段或重要工具，公共政策是基于公共利益维护和实现，社会利益相关者与多元治理主体围绕政策方案制订和执行而进行的利益博弈。
具体到贵州扶贫开发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实际运行，公共政策尽管仍很遥远，但毕竟具有重要理论启迪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甚至是今后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治理综合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至少从目前的维稳和发展问题看，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甚至不惜强迫命令，不仅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民族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而且也不利于发扬基层民主、不利于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和尽快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积极性，使党和政府决策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发展意愿及其实际行动相脱节。尽快改变单一的政府行政管制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模式，基于社会利益相关者与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商式民主，推进政府主导下公共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治理，进一步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督，广泛地宣传公共政策的理念和方法对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实际运行的重要意义，无疑将是推进扶贫开发的政策机制创新、实现社会治理模式根本性转变的有效途径，甚至有可能成为走出社会治理困境、推进基层政权建设与乡村治理综合改革的突破口。
3结束语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宗教和群众团体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及公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的作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扶贫开发的关键。推进机制创新，应发挥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的重要作用，努力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点。一要靠政策，二要靠市场，必须将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与政策机制的宏观调控功能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社会公共治理的“善治”。
参考文献：
[1]中共云南省委.让贫困地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J].求是，2015（7）.
[2]朱晓静.新疆社会多元化主体治理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5（5）.
[3]朱晓红，尹强.论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J].学习论坛，2007（8）.
社会治理新机制篇6
【关键词】创新治理体制平安社会环境
一、人性化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根基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不断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对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活力也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矛盾涉及各行各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迫在眉睫。尽可能通过对话、沟通、协商等人性化、法治化的方法协调利益矛盾，通过制度的公开、公正的落实和执行让矛盾无生长的土壤。
二、法制化建设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有力保障
从社会管理到现在提出的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很大的创新，代表着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的很大转变。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垂直的、单向的管理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侧重权力的单向性，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
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将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于法治化手段具有其他任何治理手段无法比拟的权威性，是国家意志的真实体现，是确保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力量，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是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在当前社会转型、矛盾复杂的新时期，唯有法律才能成为调节关系、规范道德、消除矛盾、维护秩序、实现和谐的有力保障。强调以法治化手段推进社会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要求我们善于用法治精神引领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运用法制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福祉，为百姓办实事，让老百姓有法可依，依法治理，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让人民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实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平安和谐的中国宜居环境。
三、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必然动能
随着信息网络的突飞猛进，现代化管理工具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据悉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借助现代化网络运行平台，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不正之风现象，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
社会治理新机制篇7
关键词：治理体制创新; 社会组织; 社区管理路径; 机制 ;模式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的改革方向和新的举措，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规划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指导性。这一重要思想体现在社会建设方面，就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强调社会多种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方面，还特别提出了要“激发组织活力”，“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可见，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也就必须适应“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才能迎接新的挑战。
一、“治理体制创新”具体内涵及其对社区建设模式选择的启示
1.“治理体制创新”具体内涵。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特别关注包括国家的、政府的和社会的三方面的治理体系和能力。这点颠覆了以往只关注对策和问题的常规做法，而是直接提到了国家要有自己的理念，与此前多用“创新社会管理”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从“管”到“治”，虽然只是简简单单一个字的变化，但这不仅是术语表述方式的变化，更代表着是一种理念的变革创新。”。在《决定》中频频提到的“治理”一词作为与传统“管理”有所区别的改革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决定》的第十三部分中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全新概念，是通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而这正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具体内涵。2.“治理体制创新”对社区建设的启示。社区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它的形式、方法及内容都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体系、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区建设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内涵和意义也为社区建设带来了新一轮发展的“春天”。2.1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治理方法的应然选择——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回顾党的十关于社会建设的布局，在十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构建“政社分开”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动态管理”的社会治理体制。相比之下，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公共权力部门，而社会治理既包含政府管理，也纳入了社会自治，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在权力运行的向度上，管理是自上而下的，而治理的权力则是并行的、交叉的、网格化的。性质上治理则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来源上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从而在治理体系创新中由政府主导的“一元管理”转变为既有政府又有多级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治理”治理方式，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治理方法的应然选择，成为社会建设里微观主体社区建设模式创新的必经之路。2.2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建设的实然模式——呼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服务。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在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政府失效”与“市场失灵”问题，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显现出社会需要第三方，需要有组织的创新，来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于是，各种社会组织应运而生，构成并支撑现代社会的骨架。社会组织是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政府职能转换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和居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而且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并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约束力不是来自外部压力，而是来自因为自愿参与和自主选择而形成的内在动力。社会组织与政府不同，采取“攻心”而不是“洗脑”战术，用生命影响生命，使居民实现了人格的社区化，社会化。同时，社会组织的成员对于居民来讲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异，又因为每天与居民打交道，成为了最接地气的群众组织，其触角可以延伸到每一类人群，可以覆盖到每一位成员的利益，这样就能真正调动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有效拓展社区成员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它可以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社会动员同时整合和影响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及利益表达方式，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减少社会成员的失范行为和对抗性的社会冲突，起到政府和社会成员矛盾“缓冲带”的作用。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建设的实践模式。
二、治理体制创新视阈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路径分析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而且是在地区地域范围内，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nGo组织。通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是符合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理念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当前的实践过程中通常都是由政府向社会组织出资购买服务，由此也产生不同的创新方式及参与路径。1.基于完全自主的原始创新方式。完全自主的原始创新方式，顾名思义，是在政府按照要求和职能范围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将原来属于政府的管理功能转移，并完全交由社会组织安排、介入，政府不再进行全程干预的创新治理方式。通过此种方法，一些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的事项正逐步交由社会组织承接并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重要平台。这样的人性化治理方式，使社会组织在加强社区管理，推进社区自治、拓展社区服务、培育社区意识、链接社会资源、整合社区力量、加强多元化治理建设中显现出独特的优势。完全自主的创新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组织的正能量，取得预想不到的结果，既达到了目标，也可能带来意外的惊喜和体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社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的相关职能。2.基于合作创新的集成创新方式。但是，我们仍将看到，这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模式下，如果管理部门一刀切、一锅端地完全将事务交由社会组织管理，不免要承担一些风险。为尽可能地减少出现损失的几率，最大限度地减少社区治理条件下的非契合点，我们还尝试提出了社会组织与社区政府合作的集成创新方式。此种方式中，社会组织仍然作为独立的操作主体，在政府购买了相关的服务之后，在运营及帮扶方式上，政府起到一定的方向性作用，服务是由社会组织来完成，而预期的结果则是由政府导向的，按照量化指标来分批支付资金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政府来说是省力但不省心型，方向上的指导，也会使社会组织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不会过于发散，在收集原始的社会治理有关数据的时候，相关性会更强一些。同时，也可为社会组织积累经验，再与同类项政府合作时，有的放矢，互有裨益。
三、治理体制创新视阈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机制选择
落实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实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不能忽略现存的实际情况。众所周知，通常情况下，制度设计在顶层，政策执行在基层；对策出台在顶层，问题爆发在基层。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这两方面的改革提出了纲领，政策最终是否能较好落实在基层政府。而作为基层代表的社区政府在治理体制创新的背景下，通过协调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使治理体制创新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属于自己的运行和实现机制。1.运行机制。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根据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两种不同路径，也衍生出了对应不同治理方式的运行机制，从不同的角度使整个治理过程更加的专业化、职业化。1.1目标——计划式的运行机制。针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完全自主的原始创新方式，与此匹配的需采用“目标—计划式的运行机制”。所谓“目标—计划”即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列出大致的目标，比如互助养老、公共就业培训、文化卫生、社区法律宣传等等，然后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此项事业完全委托给社会组织。在这个机制运行中，目标承担主体和计划承担主体的关系是平行的，但是在操作上是互不干涉的。社会组织在承接了项目之后，按照自身的优势和社区政府的目标需要拟定服务计划，自主地开展所需的活动，以帮助社区政府解决因人手不足导致的服务水平和质量的下降问题，将社会组织的功能最大程度地发挥。1.2监督——服务式的运行机制。相比之下，监督——服务式的运行机制则是与社会参与社区管理采取的合作创新的集成创新方式相匹配。所谓“监督——服务”即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服务承接部分社区政府的职能，但是服务内容更加细化，服务过程全程要在政府的体制范围内，不能脱离政府的监督。在这种运行机制当中，监督的施力体是政府，服务的施力体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要在政府的监管范围和规定的额度内开展帮扶工作，关系是平等的，但是在操作上还是要收到政府管理条款的规定，不一定很严格，但是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监督——服务式的运行机制在转型时期是非常必要的，不至使治理体制创新过程发展过于迅速。循序渐进，互生共长。2.实现机制。众所周知，与人民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保险、各种社会保障等事务办理均在基层政府，征地、拆迁、物业管理、企业改制、医患纠纷、劳资纠纷、污染纠纷、借贷纠纷、外地人和本地人的纠纷等突出社会矛盾的爆发、解决也在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在改善社会治理、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新的社会治理环境的呼吁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这样一个新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治理体制创新的脚步，帮助基层政府从管理到治理过渡，具体操作起来，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重要的实现机制。2.1政策引导机制——观念创新。进行资金支持是政府对社会组织最为重要的资助形式和培育手段之一。资金支持除了直接或间接的补贴、税费减免以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的途径加以实现，并以此来引导、扶持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的建设和管理。政府购买服务是西方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选择。近年来，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位于我国西南部的四川省成都市近几年来都在进行着相关的尝试。从2012年起，成都市凡符合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范围的项目，原则上须安排不低于20%的项目资金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以来，成都市各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就业培训、教师培训、文化卫生、社区法律、社区养老等公益服务项目59个，金额达1.6亿元。2011年，41个项目，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2012年，81个项目，涉及金额7900余万资金。这些都是可喜的转变，也确实给当地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因此，国家政策、地方决策等都应该在政策上对于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方面、内容提供方面、双方责任方面、治理成效方面进行引导。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过程中，进行政策引导，规划引导，总称为“政策引导机制”。2.2资源配置机制——效率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地方政府只是界定其为业务主管单位，他们要依托社区社会服务中心推进枢纽式管理模式，融“服务、协调、管理、预警”功能为一体，成为合作共治的平台和党建工作的支撑。资源配置实际上也是针对社会组织来说的，要根据政府需要提供的服务来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最优配置，促进社会组织与社区双向服务、良性互动，走出在当前社会组织管理上存在的“业务部门无力管、登记机关无法管、社区街道无权管”的尴尬困境，逐步形成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依托、社区政府指导、民政部门监管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2.3信息反馈机制——方法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的核心特征是民间性，自上而下的生成途径决定了它的发展壮大应该是在政府扶助下、以其自身为主体的自我成长过程，而不是造就一个政府管理职能的者或“准政府组织”。因此在治理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要时时调整有关服务信息，并将信息反馈给政府。政府不能“包办”甚至“垄断”社会组织的工作，将其变成为政府机关的延伸或者，而是应该切实尊重和保护社区社会组织的自治性与相对独立性。同时，社会组织是社区群众参与基层民主的一种组织形式。维护权益类社区社会组织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它处于国家和民众之间，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之间的领域，自愿、自治、民主、合作是它存在的重要原则。源于群众、为群众服务、反映群众呼声是其最大的特点。因此，信息反馈还有社会组织代表民众将民众诉求反馈之意。2.4组织竞争机制——激励创新。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规范运作和社会服务水平都有待提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必须着眼长远，立足实际。当前全面支持的政治环境下，良莠不齐的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并不均衡，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最强烈的中西部基层地区，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却最为薄弱；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除了需要培育扶持一批门类齐全、覆盖广泛、运作规范、信誉度好、服务力强、作用明显的社会组织为目标，实施引导型社会组织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在选择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时候，也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下，引入竞争机制；甚至也可以采取招投标方式，“谁的服务好，就购买谁的服务”，这样才会激励整个社会组织体系通过竞争提高水平，相互学习优点及长处，为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创新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5绩效评估机制——考核创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区建设的有益尝试。社区的发展是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而发展的基础是增加社区所能获取的资源，归根结底，是否实现了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才是重中之重。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全过程中引入绩效评估机制，分别在“准备—进行—发展—结束—跟进”四个方面列出有关绩效标准，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得出治理效果的一个相关量；同时也要聘请专门从事监督和评估的组织和部门对于社会组织的服务进行创新。这种考核方面的创新，无疑对于社会组织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进一步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四、结语
社会组织出现在社会治理的视阈中，是由于政府和市场两者在资源配置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缺陷，无法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更难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治理就急切呼唤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出现，以有效地弥补政府和市场资源配置的不足。因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力、有礼、有节地针对社区建设提出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的路径与机制，期待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政府和市场的合作伙伴，在社会发展中共同发挥积极作用，合作治理社会。共同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事业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完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任务。
作者:曲玲玲单位:乐山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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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振国，廖明，王一鸣；关于成都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的调研报告.
社会治理新机制篇8
关键词：法治；社会管理；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2-0054-07
“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是2011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如何理解法律发展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也自然成为中国法学界关注的重要問题。本文就2011年度法学界关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法学界首先分析了社会管理及其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問题。蔡乐渭分析了在社会管理领域法治所要求的稳定性和创新所体现的变动性在表面上存在着的紧张关系：一方面，要进行创新，势必面临如何维护法律的尊严及其稳定；另一方面，要实施法治，则又面临如何保证创新的及时进行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应松年指出，社会管理面临的問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民生問题凸显，社会矛盾多发；社会管理观念落后；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社会管理方式僵化；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畅通。陈用龙提出，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没有正视公民社会的兴起，对社会发生的重大变迁视而不见，迷信政府统管一切而不是重视社会自治功能，热衷人治而不是崇尚法治，压制利益表达而不是畅通利益表达，甚至动辄采用工具来处理社会問题，最终使社会矛盾激化、冲突扩大。高振班认为，社会管理法治化面临以下問题：习惯于个案管理，不重视体制建设和顶层设计；习惯于直接干预，不善于协同治理；习惯于包办包揽，不善于借助市场的力量解决社会领域的突出問题；习惯于行政命令，不善于民主协商；习惯于传统手段，不善于整合利用现代管理资源。季建林等指出，社会管理和创新建设出现的偏差可以归纳为重强化轻改革、重维稳轻根本、重管理轻服务、重形式轻内容、重标准统一轻条件差异、重全面控制轻激发活力、重政府责任轻社会参与、重权力延伸轻村居自治、重现代技术轻群众工作、重“属地管理”轻上级责任。王桂海指出，社会矛盾近年来的变化呈现表达内容多样化、具体要求权益化、表达渠道多样化、互联网的作用日益突出等特点。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問题？法学界的共识是社会管理必须创新，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必须法治化。葛洪义认为，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核心是形成以法律权利及其实现为中心的社会自治机制，由社会成员去自我管理。为此，必须运用法律的方法。姜明安指出，加强法治，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离开法治的创新只是恣意妄为的乱闯蛮干。韩大元指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进行，不能违反有效的法律规定。
但是，由于各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兴趣，学者们的提法也各不相同，概括起来有四种。
一是基础说。詹毅等认为，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社会管理的第一要义是保障公民权益，而公民权益的保障需要法治，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创新、方式创新都应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刘旺洪提出，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按照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要求，系统梳理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加强社会管理立法，及时进行社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废、改、立，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管理法律制度体系。
二是价值说。蔡乐渭提出，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社会管理创新不可超越法律的基本框架，法治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一整套制度规则，将社会管理纳入规则轨道。否则，创新不但不能达到加强社会管理的目标，反而可能导致社会处于更加不稳定的无序状态。刘旺洪认为，法治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其本质是建构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实现社会管理从“为民做主”向“人民民主”的根本转变，从主要依靠政策管理向依法治理和综合施策的根本转变。
三是关键说。王振民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法治，必须加大法治建设的力度和速度。如何公平、合理、及时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是实现良好社会管理的关键，是社会治理的本质。
四是保障说。姜明安提出，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创新必须坚持法治，即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确立的目标、规则所架构的法治秩序下进行。同时，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公开透明和坚持正当法律程序，因而也必须改革旧的单方性、强制性、暗箱操作性的行政管理模式。王桂海认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法制化保障。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持续开展，就必须致力于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完善，用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来支持与保障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形成解决問题和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整体目标与基本原则
在充分肯定法治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中具有重要价值作用的基础上，法学界进一步论述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整体目标。在这一問题上，付子堂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付子堂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管理的最佳状态应当是构建法治型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以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为基础，其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管理的“善治”。所谓善治就是多种管理方式的有机统一，是能够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善治以法治为根基。法治型善治既是现代社会管理的目标，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原动力。法治型善治作为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的合作管理。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之所以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最优模式，是因为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权力与权利的有机统一，社会依法管理与民众参与治理的有机统一，民生法治导向性与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有机统一，利益诉求渠道畅通与各种社会矛盾化解的有机统一，社会维稳和公民维权的有机统一。
蒋传光认为，随着社会转型，我国治理社会的模式也从传统的政治导向性的控制模式逐渐向公共导向性的法律模式转变，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为此，应当深化社会管理创新，加快从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向法治主导的管理模式转变：从基于唯GDp论的稳定思维转向坚持以人为本的和谐思维；从政府统管社会一切转向政府和社会共治；从行政主导的社会管理方式转向组织化、法治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从以消除社会矛盾为目的的管控机制转向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博弈机制。
那么，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法治化建设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应松年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人为本。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及管理方法进行完善，从而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要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马凯认为，应有明确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的原则和思路，第一步即是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
第二，保障权利自由。庞凌主张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在于保障法律权利和自由，需要落实并不断扩充公民权利的自由，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下政府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责任。胡玉鸿认为，自由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标准和条件，自由理念下社会管理创新要有新的目标。自由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价值基准，既是指导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准则，也是塑造社会管理创新机制的规范依据。因此，必须实现治理观念上的去政治化、治理主体上的去中心化以及治理机制上的多方合作。杨春福指出，善治的旨趣在于权利保障，在善治视野下，社会管理创新应以权利保障为核心价值取向。
第三，建构法治秩序。法治能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合法性、权威性、操作性、反复适用性。付子堂认为，从人类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来看，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是一种较高形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法治型社会管理是“行为一过程”范式下的法治。在这种范式下，无论是法治还是社会管理创新，都是一种行为，都是一个过程。在“主体-行为-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不同的主体，通过行为又使关系发生流动、变化。这种流动、变化的社会关系就构成了法治的实现过程，也是法治必须面对的实践。其二，法治型社会管理主要关注的是行动中的法，社会实践中的法，而非“纸面上的法”。相关主体的行为，尤其是司法机关裁判的行为，才是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真实表达。其三，法治型社会管理应当关注法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尤其是法治的社会效果，既要有程序正义，也要有实质正义。如果能够通过法治的运行产生积极的效果，那就意味着社会管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三个特征说明法治秩序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能够在法治框架下各司其职、各行其是。虽然法治并非社会管理的唯一模式，但经过历史的选择，结合世界各国的实践，通过法治的社会管理，能确保公民权利、公共利益，促进良善、和谐的社会管理状态的实现。
第四，保障改善民生。陈东冬把民生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认为民生视角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内容、切入点和动力源泉，也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马凯提出，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制度体系的首要任务即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振班认为，民生問题的实质是民权問题，而民权的实现有赖于法律的实施。应松年提出，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应当完善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即实现法治，而法治的第一步应从民生入手。
三、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2011年，法学界提供了一种全景式的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研究的视野较为广阔。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可以将这种研究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一般视角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宏大叙事式的、综合性的对策建议。例如，蔡乐渭提出了法治视角下社会管理创新包括理念的创新、主体的创新、内容的创新、手段的创新、程序的创新以及监督的创新。陈用龙提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应是加快建立法治的有限政府，为社会发展赢得独立自主的空间；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促进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探索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强虚拟社会建设管理创新，依法引导虚拟社会有序发展；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法治保障。韩大元认为，只有处理問题具有宪法意识、全面梳理尊重规则意识、合理调整“法检公”关系，才能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应松年认为，当前社会管理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民生問题，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矛盾；要从“管理”理念向“服务”理念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要综合运用多种社会管理手段，转变社会管理模式；要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完善“民生”法、行政程序法；要健全解决社会纠纷的法律体系。同时，应该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基础和框架内完善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
第二，特殊视角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基于作者的特定研究兴趣和专业范围而提出的具体对策建议。这些研究涉及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地方人大、地方政府、统一战线、普法依法治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社区社会管理、审判管理、民间组织等方面。例如，宋巨盛提出，社区社会管理的重点在于推动居民的民主参与、民主自治，充分发挥各类非营利组织的力量，真正从改善民生角度，从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与手段、管理内容和管理队伍方面不断加强创新。石媛认为，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发挥一切社会力量与政治资源的优势，统一战线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方面，法学界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
1.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社会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具有一定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应松年认为，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总体来说，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的問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应该发动全社会来共同承担。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重要方面是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自治。首先，要保障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实现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其次，要积极培育社会自治的土壤，鼓励村民、居民依法实现自治。通过对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金国坤提出了“合作伙伴关系”和“协同作用”的概念，认为顺应行政社会化趋势，国家应当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实现管理体制、方式和观念的创新，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胡玉鸿提出了社会自治的理论，认为现代国家应以有限政府为理念，自行约束国家权力，以承认人民的自主、自治地位为前提。葛洪义指出，社会管理创新关键是改变国家垄断社会管理的体制，转变为国家与社会分工负责、共同管理的新体制。政府管理其自己应该管理、必须管理的事项，其他的交给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国家与社会管理共同承担社会管理的责任。陈用龙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按照“有效政府、有序社会”的原则，推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所在。陈东冬认为，明确政府的主体地位和责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创新体制机制和观念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坚持群众路线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多方参与是完善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格局的有效途径。陈寿灿等则从伦理文化角度力图和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朱世海指出，要建立以保障权利为中心的社团管理体制，在社团登记方式上应以“一元管理”为原则，以“双重管理”为例外；建立针对登记管理机关行为的诉讼救济制度；实现对业务主管单位管理行为的复议和诉讼。段立章分析了民间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的独特价值，民间组织能促进人权保障，激发社会活力；能发展民主，增进社会和谐；能催生法治，构建稳定的社会环境；能打造有限政府，提升社会管理水平。
2.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
高振班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还比较薄弱，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不高。流动人口管理、特殊人群帮教、虚拟社会管控、“两新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社会法制建设明显滞后，都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所急需解决的法制建设問题。人大要针对这些問题，推动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工作。蔡乐渭认为，社会管理法律本身要进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但法律本身不应是长期僵化不变的，在法律不能适应社会管理形势发展的需要，或出现因法律的局限而导致必要的社会管理创新无法开展的时候，应着手对社会管理法律本身进行创新，也就是开展法律制度的修订工作。这种修订不仅可以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的进行，保证社会管理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也可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不致出现表面上“良性违法”、实际上有损法律尊严的状况。应松年指出，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应当首先从“民生”入手，着力建立健全民生领域的立法。就业、教育、分配、社保、医疗、稳定六个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特别是有关生存权和平等发展权等基本人权方面的立法需要加强。其次，作为社会管理新兴主体的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立法也需要加强和完善，特别是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等社会管理基层组织的法律属性、职能和权限以及与相关党政机关的关系也急需在法律层面上予以明确。再次，从规范行政权运作的角度来讲，公正、公开、参与、诚信的行政程序能够为行政机关合法合理的行使行政职权设置一个基本的规则，从而保证社会管理的有效实施，因此，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显得尤为重要。
3.积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李迎春认为，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面对的重大政治和法律课题，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的职能定位，逐步扩大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正确定位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的特殊职能，提升行政机关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主动性；积极构建沟通协调不同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平台，从而使绝大多数矛盾纠纷能够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始状态。应松年认为，我国解决社会纠纷的法律制度体系应当包括调解、裁决、仲裁、复议、诉讼、和基层设置的专门纠纷解决委员会制度。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分为三个层次，即调解和基层设置的负责行政纠纷解决的专门委员会制度位于第一层次；以行政机关作为纠纷解决主体的裁决、仲裁和复议等准司法性的制度位于第二层次；诉讼位于第三层次。要把三个解决纠纷的法律机制形成一个体系，大量纠纷都应该通过第一、第二渠道得到解决，法院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此外，可以将制度作为前述三个层次的补充。郭顺强主张，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定位：一是要坚持法院的主体性。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尊重并突出法院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有机组成部分的主体性定位，坚持法院的主体性、自主性的定位。二是要坚持法院的基本功能。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处理好法院的基本功能、主要功能与法院的延伸功能、间接功能之间的关系。三是要坚持司法的专业性。法院应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应当通过坚持法院的专业性，通过中立性判断权的行使，加强司法、审判的终极裁判性，追求司法权威的提高，强化司法的公信力，以此保障民众权益、对社会行为进行一定的规制。四是要找准参与的方式。由法院的性质、功能所决定，法院应当以间接方式为基本方式进行能动司法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五是要积极稳妥推进。
4.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多样化
蔡乐渭提出，当今社会管理的手段应该是多元的，在保留必要的强制性手段的同时，应视管理内容的性质和类别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管理，尤其要重视疏导性手段的应用。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应及时采取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社会管理活动。应松年认为，社会管理的方式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也包括行政给付、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新型管理方式。通过对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多样化。今后的社会管理应当是参与型的社会管理，不同的利益群体或者代表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充分发挥各种力量的优势，实现由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向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政策、道德、科技等多种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模式转变。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更多地运用服务性的手段，要尽最大可能保护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需要给予重点关注和保护，尽可能选择对公民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和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要把被管理对象当做平等主体对待，平等协商。建立信息化的社会管理模式能够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
5.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推动体制改革
熊文钊等提出建设法治型政府的思路，提出法治型政府的主体应当以议会为主导，重视立法、司法、普通民众几个方面。沈寿文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出发，探讨了政府横向权力的配置問题。他认为，政府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是一种政治性、法律技术性和兼具政治性与行政技术性的权利，为了实现相应的政府职能，这些权力应当由相应的政治性机关（立法机关）、法律技术性机关（司法机关）和兼具政治性与行政技术性的机关（行政机关）来行使。詹毅等提出以地方人大作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利用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和自身优势，找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切入点，综合运用地方人大依法决策、监督制约和权利维护等各项职能的作用，全面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杨建军认为，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因此，要找准法治国家中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定位問题。在法治国家中，司法采用司法的方式而不是政治的方式，司法通过遵循司法运作规律去运作而不是简单地迎合政治指令。
6.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张昱等认为，社会风险在根本上是一种个体的风险。应对社会风险主要有四个解决途径：加强社会转型的过程管理；加强社会能力建设，拓展个体社会联结的路径，增进社会团结，整合个体与社会；加强个体能力建设，促进个体的转型，整合社会个体；加强社会正式支持体系建设，整合社会，为个体及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王显勇则认为，社会风险只能经由社会化途径解决，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他认为，国家经由立法、行政与司法体系对社会进行干预使现代国家逐渐成为社会保障国家。社会保障权等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需要经历从宪法到法律的途径，社会保障等给付行政应当使用法律保留原则，将社会保障国家逐渐地纳入到法治国家的新蓝图。杨春福认为，善治理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政府权力在遭遇社会风险时的局限和不足，政府要从重管理走向重服务，充分保证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建立起以民众为中心的社会管理结构，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社会治理新机制篇9
十报告对加强社会建设，健全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20字要求，较之2012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的16字方针又多了“法治保障”这一重要内容。这是我党法治思维在社会管理领域的集中体现与延伸发展，是党对社会管理事业规律的新的理性认识与审视观照，是近一段时期以来党领导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事业的经验概括与理论积淀。检察院是宪定法律监督机关，在推进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承担着较多“法治保障”的责任，拥有较多“法治保障”的资源，存在较多实现“法治保障”的平台，本文从六个方面进行论述。
以法治保障和巩固社会管理创新成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直接目的，就是探索并建立符合社会管理规律、适应社会阶段特征、体现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制度与规则。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适当地把管理制度与规则上升为国家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才是对社会管理创新经验的“固化”和“升华”。检察机关有着与生俱来的法的优势与规则敏感。可以从人性思考、社会观察、办案视角、法制思维等多角度探索和验证社会管理创新制度，并以审慎、严谨、科学的态度进行归纳、加工，向相关人大提出法律案，力促社会管理制度法律化，巩固扩大创新成果；还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社会调查的方式，向行政单位提出司法建议，促进对社会管理现象的关注与思考，共同推进社会管理行政法制化建设，促进社会管理行政法规、地方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出台，丰富社会管理内涵，放大社会管理创新成效。同时，利用检察办案的时机、检察群众工作的优势、检察干警的辐射作用，把释法说理坚持到底，扩大社会管理法律法规的群众基础。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最大保障。
以法治监督和保障政府负责。政府的本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政府是社会管理的行政主体，加强社会管理是政府神圣职责。把查办涉及社会管理领域的职务犯罪，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对社会管理的法定职责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作为检察机关服务社会管理的中心工作来抓，加大贪腐、渎职侵权案件查处力度，促进有关社会管理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正确履行管理职责。重点查办社会保障、征地拆迁、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等涉及民生领域和社会管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加强行政诉讼监督，强化行政诉讼判决的执行，坚决保障人民合法权益，防止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建立健全职务犯罪预防和监控机制，保证行政权力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党的十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以法治促进和保障社会协同。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及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管理服务格局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立足检察职能，帮助和促进这些“细胞”健康成长，是检察机关促进社会管理又一有效平台。依法打击各类犯罪，为“细胞”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加强三大诉讼监督，着力保护“细胞”在诉讼活动中的合法权益；立足检察职能，监督和保障国家各项支持帮扶政策落实；加强非公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和检察法律帮助，实现相关单位内部“小社会”管理和谐化，营造“细胞”健康成长的内部环境。同时，加强社会管理责任、社会管理方法的宣传与教育，促进“细胞”快速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角色，积极探索建立“法制化”社会协同机制，努力争取最好的社会协同管理效果。
以法治鼓励和保障公众参与。要创新检察手段，严厉打击侵犯群众权利行为，维护群众政治权利，切实保障人民合法、有序地参与社会管理。通过检察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创新，切实维护和发展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为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提供司法保障。要创新方法，加强对行政、司法法制公开情况的调研和建议，丰富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内涵，切实保障人民知情权。加强法律宣传，开展检察公民法制教育，促进公民权利与主人翁意识“觉醒”，更好维护公民个人权益，更好地行使公民在社会管理中的意识表达、秩序维护、价值实现的诉求。
社会治理新机制篇10
一是系统性与整体性原则。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既是一个系统工程，又是一项关涉全局的创新工程，需要以法治内容的系统性及其法治思路的整体性来实施和推进。社会管理法治的系统性原则，反映的是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对象和内容体系。从社会管理的对象看，包括了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社会稳定和公众参与等子系统;从社会管理的内容看，包括了民生保障、公共决策、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公共安全、矛盾化解、网络社会和社会组织等重要领域，而且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变革和转型，因此，社会管理的系统性结构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而社会管理法治的整体性原则，反映的是社会管理法治在地方或区域的顶层设计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路和架构。从社会管理法治的意识层面看，涉及如何以法治精神把握社会管理全局，以法治思维分析社会管理现状，以法治理念检验社会管理模式，以法治价值衡量社会管理成果，以法治规律看待社会管理发展等;从社会管理法治的制度层面看，涉及以法治原则设定社会管理方向，以法治规则办理社会管理事务，以法治规范保障社会管理程序等;从社会管理法治的行为层面看，涉及以法治手段解决社会管理问题，以法治方法化解社会管理矛盾，以法治参与回应社会管理诉求，以法治标准评估社会管理绩效等。
二是民主性与开放性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建设应该是一个民主和开放的系统，涉及的是社会管理法治的主体和客体的问题。其民主性与开放性原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体现在社会管理法治建设主体的民主性和开放性。社会管理法治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反映了主体的多元性和广泛性，主体应该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这里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社会管理法治的规划者、设计者、组织者和操作者，还包括了广大的民众参与者，而且他们是社会管理法治的建设者和强大的推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绩效的评判者。第二个方面体现在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对象和内容的民主性和开放性。社会管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不但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开放型的公众参与平台和渠道，诸如建立社会管理重大决策、制度建设、社会自治等的开放型参与和民主协商机制。第三个方面体现在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的民主性和开放性。要研究和解决的是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绩效评价体系由谁来制定和设计，由谁来评价和判准，由谁来对评价程序和过程进行监督等问题。
三是特殊性与普适性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在创新视角下社会管理法治应该是特殊性与普适性的结合，社会管理法治建设在地方层面之所以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和模式，是因为它是在不同的创新理念和思维模式、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以及不同地区、城市、对象、社会发展状况、法治建设水平、经济和社会及文化发展条件等主客观条件下形成的，是一种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法治建设类型。但是社会管理法治的理念和思维、制度和规范、内容和价值、主体和对象等具有一般性的特征，属于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上位结构，对每一个城市或地区具有普遍性、适用性和统摄性。
四是静态性与动态性原则。社会管理法治从区域性或历时性角度看，都有一个不断发展探索和创新的过程。社会管理法治的静态性原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的是一个地方或城市在特定时间或空间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形式与内容、现状与特点、成果与经验，其功能指向某个阶段性的法治理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实践性探索;另一方面反映的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体系，包括已有的或正在构建的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及其规范性系统。而社会管理法治的动态性原则也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的是一个地方或城市在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纵向和横向的发展预期，以及社会管理法治建设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走向，侧重于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影响，其功能指向历时性的法治理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实践性探索;另一方面反映的是随着社会管理内容不断丰富和拓展，其法治的制度系统将随之进行调整和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管理情势。所以说，社会管理法治建设是一个静态与动态发展的过程，通过对社会管理法治的实然性探索达到对法治建设应然性的价值追求。
五是可达性与操作性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建设重在实效，因此必须考虑法治在导入社会管理领域之后目标的可达性和实施的可操作性。社会管理法治目标的可达性反映的是社会管理法治要达成的预期目标的可实现程度，即根据现有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如何在法治资源配置和法治服务供给的有限性条件下，取得最大的预期目标或社会效益。社会管理法治实施的可操作性反映的是社会管理法治在各个实际的推进环节和实施步骤的可进行性，以及社会管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解决社会管理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手段、方法和措施，还有就是对社会管理法治的绩效进行系统性评估的技术性手段和方法。
(二)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实践性进路
一是民生保障法治。社会管理的民生保障法治建设涉及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食药安全、养老保障、教育保障、生态环境和社会救助等主要内容。首先，要完善民生保障的制度设计，将涉及民生保障内容的基本制度作为一个体系完整的公共产品免费提供给公众，让公众清晰知悉民生保障各方面的利益政策和制度保障的内容和程序。其次，要建立广覆盖、普惠型的社会贫困和急难的救助制度和机制，保障人的生存权，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适时提高救助标准、扩大救助范围、丰富救助内容，让每一个人有生活的尊严。第三，要统一城乡民生保障公共产品的供给标准和服务准则，依法按实体标准和程序规范提供服务，尽量减少民生保障服务领域的自由裁量和自行运作的空间，以减少社会矛盾和降低社会风险。
二是重大决策法治。社会管理的重大决策法治建设涉及决策的提出、形成、完善、执行和评估的实体性和程序性的制度设计。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重大决策提出的民主协商制度和机制，做到重大决策建议在提出时不是某一个人的意见，而是经过民主程序共同协商形成。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重大决策的审查制度和机制，进一步推行社会管理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第三，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重大决策的民主和科学制度和机制，关系到民生问题的社会管理重大决策要建立以服务对象为主体的听证制度和机制、专家咨询制度和机制、社会公示的制度和机制、征集民意制度和机制、决策执行的程序制度和机制、决策执行的监督制度和机制、决策前的风险评估制度和机制以及决策执行后的绩效评估制度和机制。
三是信息公开法治。社会管理的信息公开法治建设涉及主体、内容、范围、对象、程序、形式和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和机制建设。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基本原则，社会管理的绝大多数内容都关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因此，社会管理方面的信息公开制度和机制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首先，要以法规或规章以及政策制度的形式规定信息公开的主体，明确规定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并让公众广泛知晓。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形式和程序的制度和机制，方便和高效率地让公众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对于特殊对象应该主动将相关信息送到人。再次，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的监管制度和机制，对应该公开的信息是否及时有效公开或信息公开的绩效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
四是公众参与法治。社会管理的公众参与法治建设涉及参与主体、内容、程序、形式、渠道等制度的保障和机制的完善，突出公民作为参与主体的法律地位和能动作用。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中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许多关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应该有充分的公众参与，采取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公众的意见，依法保障公民和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公众参与权利的保障制度和机制，明确公民和组织在内容、程序、形式和渠道等方面的参与权。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公民参与制度和机制。第三，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公民参与的保障性制度和机制，对公民和组织应该参与的内容、程序、形式和渠道等是否完善和健全以及参与的绩效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
五是公共安全法治。社会管理的公共安全法治建设涉及公共安全评估、社会安全防控、食药安全监管、安全生产监管、突发事件应对等制度和机制建设。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制度和机制，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预防体系。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社会安全防控制度，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社会治安动态管控机制。其三，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食药安全监管制度，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其四，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和机制，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以综合监管为统领、各级各部门监管为基础的监管体系。其五，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突发事件应对制度和机制，加强应急管理制度建设，健全应急管理机制，完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六是矛盾化解法治。社会管理的矛盾化解法治建设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矛盾纠纷协调化解、公民权利救助保障、行政司法救济保障等制度和机制。其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和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实施前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和预警体系。其二，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矛盾纠纷综合协调化解制度，完善劳调组织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等“五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公调对接、检调对接、诉调对接、援调对接等对接调处机制。其三，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公民权利救助和利益保障制度和机制，健全公民权利救助体系，形成开放型工作的新机制，不断拓宽和畅通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的渠道，更好、更快、更多、更广地回应和解决老百姓的合理诉求。其四，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的行政司法救济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机制，依法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七是网络社会法治。社会管理的网络社会法治建设涉及网络社会公共服务、网络社会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网络社会的交流与交易、网络社会的执法与监管、网络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网络社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等制度与机制。其一，要建立和完善网络社会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规制，规范网络社会行为和秩序，保障网络社会各方参与主体的权利，明确其在网络社会中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其二，要建立和完善网络社会的执法与监管制度和机制，完善网络社会交流与交易等行为的制度规范，着重从执法与监管机构、职能、对象、内容、技术、方式、手段、效率、责任等方面健全规则，依法惩治网络社会中的侵权和犯罪行为，建立回应网络社会突发事件的应急制度和机制，保障网络社会的交流和交易安全。其三，要建立和完善网络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制度和机制，建立网络社会参与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制，完善网络社会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渠道。其四，要建立和完善网络社会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制度和机制，加强从国家层面对网络社会行使管辖权，依法维护网络空间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