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分析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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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中国奇迹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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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分析篇2
abstract:theapplicationandpracticecharacteristicsoftheeconometricsareconsistentwiththecaseteachingmethod.Basedonthepositiveandimportanteffectofcaseanalysisoneconometricsteaching,thispaperanalyzestheproblemsinthecaseanalysisoftheeconometricsintheaspectsofcontent,theway,supportresourcesandscoresassessmentmethod.anditputsforwardthatthebasictheoryandmodeloftheeconometricsmustbeconducteddelicatelyandcarefullytosolvetheproblems,andappropriatecasesmustbeselectedtoguaranteetheeffectofthecaseanalysis.promotionofteachers'professionalqualityistheguaranteeofachievingtheobjectivesofcultivatingtalentsineconometrics.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案例分析；财经类本科院校
Keywords:econometrics；caseanalysis；financecolleges
中图分类号：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3-0266-03
0引言
作为定量研究经济金融问题的重要工具，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宏观、微观经济金融问题的研究，这也确立了其在“经济科学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作为普通高等学校经济类本科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计量经济学已在全国普通高校经济学专业中广泛开设，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精品课程和丰富的成果，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和建设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计量经济学是集理论、实践与应用为一体的经济学类课程，课程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利用基本计量理论、模型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长期的教学实践发现，学生在毕业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开始敢于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经济问题，计量模型使用的比例逐年提高，所使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方法逐年丰富，毕业论文水平在逐年提升。
计量经济学课程被列为经济和管理类各专业必修科目，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计量经济学教材普遍注重数理推导，经济学分析和解释较少；先修课程（主要是数理统计学、统计学、线性代数）不足导致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内容理解不足，学习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学习兴趣不高；学时和教师资源有限。这几方面导致了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以基础理论讲授为主，强调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完整，而较少涉及到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实现和具体应用。即使目前我们已经尽可能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利用eviews软件进行经济学问题的数量分析，但是设计的实验通常较基础和简单，距离计量经济学教学目标的实现还有较长的差距。笔者认为，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还应该从人才培养出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重新进行理论体系的梳理和设计。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改革现有教学模式，在理论讲授精细化、精致化的基础上增加案例教学环节。
自20世纪初期产生以来，案例教学法已广泛应用于人才教育与培养，绩效颇丰。案例教学进入中国后，也成为了mBa、emBa等各类人才培养必用的教学手段。来自真实商业管理环境和事件案例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独立的阅读、分析和思考，进而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小组讨论和情景模拟，达到培养学生“应对实际情况的临场决策能力和综合素质”的目的。案例教学法打破了教师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学生在课堂上做“演员”的传统灌输式的教学，对于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虽已或多或少的辅以案例教学，但是并未达到相应的教学效果。针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特点，对现有案例教学模式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是计量经济学教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1开展案例分析的重要性
1.1有助于计量经济学课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以培养高水平的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为目标，计量经济学教学亦因此定位于培养学生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定量分析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计量经济学有初级、中级和高级之分，教师所讲授内容以初级为主，中级的部分仅涉及到多元线性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的基本概念；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以讲授基础理论知识为主，课堂时间绝大部分用于模型参数估计的推导、假设检验的构建和理论结果分析。在每一章的最后部分，通过简单的经济学案例，如：收入消费问题、旅游市场预测问题、定性变量引入问题，展示各类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具体应用。教学案例的引入便利了学生将抽象的计量经济学理论、符号和公式还原到经济问题中，从具体问题的角度理解计量模型。同时案例分析加深了学生对已有经济理论的理解，使得学生能够利用相关软件，进行适当操作进行经济学分析，实现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基础目标。案例分析有助于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与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一致的。
1.2使理论具体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计量经济学理论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中，文科背景和理科背景的学生大概是1:1，有的专业如金融理财、国际金融等文科生所占比重更大，因此学生数理分析能力和对数理模型的接受程度相对较弱。大部分学生对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先修课程（数理统计学、统计学）的学习中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其先修知识的理解远远不足以支撑计量经济学学习的需要。在学生投入学习时间不足的情形下，如果计量经济学课程内容过多涉及理论推演和公式推导，学生会无法跟上教师授课的节奏，学习兴趣会降低、听不懂内容的越来越多。在每一章节及时辅以案例，学生能够通过经济问题中的具体例子感知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和对结果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和经济学检验的过程，降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畏难情绪，进而提高学习兴趣。
1.3有助于教学相长案例分析课堂上，教师通过具体操作和相关结果分析为学生解读具体的动手实践过程，学生因其兴趣的提高也主动参与到了教学过程中，而不再仅仅是扮演“观众”。操作过程中出现各种“状况”时，教师会给学生思考和讨论的时间，这稍稍突破了“满堂灌”的传统模式，给了学生共同探讨问题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使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提高表达能力，这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相符。同时，学生活跃的思维使他们能够从独特的角度重新认识和分析经济问题，学生踊跃的发问有助于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丰富教学内容。为了更好应对学生的“奇思妙想”，对教师的备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横向提升和纵向拓展。
2现阶段计量经济学案例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案例教学对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已被充分认识，计量理论结合案例分析授课的方式对计量经济学教学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然而，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从开展到现在也只有十几年的时间，案例分析进行的时间更短，在对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的理解、开展方式、素材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提升的地方，案例教学法还未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和作用。就教学过程中笔者的一些认知，目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案例分析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1方式单一受限于课时少、实验室资源有限等客观原因，目前案例教学仅仅是利用简单的经济学例子进行简单计量经济学模型展示，目的在于辅助学生理解计量模型的相关指标，还未曾深入涉及到案例教学的实质，或者说是初级的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演示软件的操作过程并辅以相关分析，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过程，而只能称为“例题分析”。教师通过布置课后作业的方式给学生操作实践的机会，学生在课外时间遵循教师的操作步骤和手法做简单模仿，并形成实验报告。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教师仅能通过抽检学生实验报告而非逐份批阅来掌握学生掌握的情况。总的来看，虽然在教学的过程中辅以教学案例分析，但是所采用的案例和数据类型都较基础和简单，案例穿插在理论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仍然以教师讲授和操作为主，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被充分调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程度并未有显著提高。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案例教学法的精髓还未被充分应用到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
2.2案例内容简单抽象，专业区分度低选用案例质量的高低决定了案例教学法开展的效果。一般来看，计量经济学课程中所采用的案例是教材上所给案例，且通常设置在每章的最后部分，用以辅助学生对于章节教学内容的理解，综合性不足。然而，实际案例分析特别在运用面板数据进行经济问题分析时，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常常导致异方差、序列相关等问题同时出现。另外教材中的案例简单陈旧、缺乏代表性和时代性、数据都较简单、描述的经济问题不具备代表性，甚至同一个案例贯穿了整个学期的内容。另外，教材中案例未能根据不同专业特点进行设置或者给出备选案例，学生对案例的新鲜感逐渐降低，参与课堂教学的兴趣不高。这些导致学生在学完计量经济学课程之后，仍然有大部分人不会根据计量经济学方法设定不同专业领域的计量模型，更无法进行相关的经济学检验和分析。有些教师为丰富案例库，直接借鉴和引用经典国外教材中的案例。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教师很难结合中国实际对于案例进行修正以适合我们的课堂，导致教学过程中学生对案例内容不能充分理解，也削弱了学生利用计量模型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2.3资源有限普通高等学校的扩招使得教师队伍的扩张远落后于学生数量的增加，计量经济学课题教学一般采用大班上课的方式。教师在开展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既要进行实际操作，又要注重接收学生的反馈并做出及时的讲解，所以在人数众多的课题上很难顾及到每个学生，学生的疑问也不可能都会得到教师的反馈，这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实施的效果。
计量经济学案例教学的开展离不开相关计量软件的实现和应用，而扩招导致学生数量与学校实验室资源的极度不匹配，使得学生仅能利用个人pC机在课外的时间进行计量软件的操作和实践，效果得不到保证。在开设专门eviews软件课程的专业中，采用小班授课方式，任课教师是本班讲授计量经济学的教师，教师对学生的熟悉程度高，了解学生的先期计量基础，能够适度调整教学内容和进度。从学生期末提交的实验报告和毕业论文的角度看，单独开设eviews案例分析实验课程的班级好过未开设的班级。
2.4案例部分在成绩评定中所占比重较低在资源紧张和有限的情况下，多数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考核方式采取的是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的加权平均，平时成绩主要考察平时作业和出勤的情况，期末考试则是以闭卷方式考察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掌握情况。这种成绩评定方式无法体现对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考核，有碍于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软件学习的积极性和案例教学实践的开展。
3必须处理好的几类问题
要在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实现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必须探索适合应用型财经类本科院校的独特的教学思路和方式，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3.1案例分析与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关系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笔者经常碰到这样的学生，由于没有理解计量经济学基本模型和理论，即使教师讲解了案例并进行了分析，但更换了案例后，他也是无从下手不知所措。强调案例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并非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弱化，而是促进和加强。在有限的教学资源下，既要完成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任务，又要适当开展案例分析，这就需要教师精心设计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和难点，强化“必需、必讲”内容，弱化推理、计算内容，体现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学特征，而非数理推导特征，逐步降低学生对课程的畏难情绪，提高其学习兴趣和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在条理明晰、重点难点鲜明的基础理论学习后，辅以适当的案例分析更能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未来更深入知识的学习做好准备后，课堂教学效果会显著改善，形成良性循环。
3.2教师素养的提升案例教学的效果取决于教师对计量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熟悉程度，还受限与教师的经济理论功底和统计数据处理能力。目前奋斗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一线的教师背景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经济学类专业毕业且在某专业领域应用过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相关研究，一类是统计学或者数学专业毕业精通计量经济学数理基础。经济类背景教师精通计量模型的应用，但是对于计量经济学数理特征把握有欠缺，数理背景的教师对于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却存在不足；或者即使有的教师两方面兼备，但对授课对象专业背景的理解较薄弱，这都使得教师无法较好的掌握经济学各专业领域的现实特征、学科发展动态，也不熟悉各专业相关指标的特征、数据处理技巧、计量经济学方法选用和计量经济学指标特征。教师计量经济学专业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案例分析开展的水平和效果。
3.3案例选取是否恰当计量经济学案例的选取需要各专业背景的教师集思广益、深入探讨，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积累。首先，案例的选取要能够体现计量经济学基本原理、基本概念，这样才能促进学生在案例探索的过程中深化其对计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其次，案例的选取应该结合授课学生的专业背景，如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选用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模型，为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设计资本市场相关模型，为保险学专业设计社会保费收入问题模型等。在熟悉的经济环境下更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参与案例分析的积极性，使学生体味到研究中运用数量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一般步骤，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了学生初步的科学研究的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李子奈，刘亚清.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体系解析[J].经济学动态，2010（5）.
[3]庞皓.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建设的若干思考[J].统计教育，2002（3）.
经济学理论分析篇3
内容摘要:瑞典学派代表人物维克塞尔将两种利息率、资本积累、宏观均衡和货币调控理论引入到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中,凯恩斯和米尔达尔深受其影响。本文认为,当代宏观经济学对货币经济的理解依然有待深入,需要学习借鉴瑞典学派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两种利息率资本积累凯恩斯米尔达尔货币经济
维克塞尔“两种利息率”分析框架下的资本累积理论
(一)“两种利息率”理论及其历史渊源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李嘉图、穆勒,对于货币的价格无一例外地用单一的利息率来衡量。而瑞典学派的维克赛尔基于古典学派的货币理论缺陷,率先提出了“两种利息率”理论。“两种利息率”即指资本的“自然利息率”和贷款的“市场利息率”。资本的“自然利息率”主要是从资本的生产和预期收益率角度的分析,可定义为使用货币贷款时所预期获得的利润率。而“市场利息率”即提供贷款时由资金市场供求力量决定的利息率,也可称为实际利息率。维克塞尔的两种利息率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古典经济学的印记。古典经济学家,更远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在分析经济范畴时提到过“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对价值的研究提出了“市场价值”、“自然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克塞尔是在延续古典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建立其自身的货币分析框架的。而另一方面,从对经济系统的抽象理论概括上,维克塞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他的古典前辈。通过两分法,维克塞尔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如果将利率保持在自然率现时水平以上,其差距无论怎样微小,价格将不断下跌,而且并无限制。从货币经济的视角论证了市场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
(二)资本动态积累理论
在两种利息率理论的基础上,瑞典学派提供了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标准的动态框架,即动态累积理论。资本累积过程的传导机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市场体系中由于“自然利息率”与“市场利息率”的不一致导致市场的相对价格受到扰动,并同货币价格体系的一般水平产生显著性差异。资本动态的累积过程就以此为基础扩散开来。“假定银行和别的贷放资金者,其贷款利率与相符于资本自然率现时价值的那个率有所不同,不是比它低些就是高些。制度的经济平衡因此被打破。如果(贷款)利率上升,将发生相反的情况。只要价格不变动,企业家所得将在正常收入以下,将有使企业活动局限于有较大利益部分的倾向。货物与劳动的需求将减退,无论如何,将落在供给的后面,于是价格下跌”。这一动态累积过程可归结为:当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导致投资、生产、收入、物价向上运动时,资本家因投资前景良好,不断的增加借款,扩大投资,使生产和物价不断上升。而相反,当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息率,投资、生产、收入、物价向下运动时,资本家因投资前景黯淡,不断减少借款,减少投资,从而使生产和物价日益下降。这正是由货币价格波动所导致的商业循环中的“正向”的累积过程和“负向”累积过程。
(三)维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理论
资本累积理论认为,无论是正向的累积过程还是负向的累积过程都不会自发趋向于收敛,即达到所谓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达到均衡状态必须依靠银行利率调节政策。维克塞尔的资本累积理论为其进一步的“货币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维克塞尔虽然信奉市场,但却指出了市场的内在缺陷。当经济体表现为向上的累积过程时,投资、物价向上运动,银行存款日益减少。当储蓄率低于投资需求量时,银行便会提高实际利息率,缩小实际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之间的差额。导致进一步投资动力的减弱,降低了投资物价向上运动的速率。而随着实际利息率接近于自然利息率,经济体越来越接近于均衡状态。这种理论上的均衡状态在现实经济中要经历着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在一个弹性的货币制度下,利率对于价格变动只会有微小的反应,两个利率之间的一个大致的差异可以保持到很长的时期,而因此对于价格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这个过程称为“反应时滞”。而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体系的金融技术差异和银行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关切,导致“公开市场也许呈现着似乎比较灵活的现象,但实际上这是肯定的,贷款利率是决不会直接跟随着自然率变动的,通常只是很缓慢地,带着迟疑不决地跟随着走”。
凯恩斯理论和瑞典学派货币理论的同源性
(一)两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并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维克塞尔从两种利率的货币理论出发,得出资本主义商业周期的必然性。“当贷款利率恒久的高于自然利率时,关于必然发生的价格的相反变动,现已无需多言。这时企业家不但没有超额利润可得,他们将遭受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损失,他们希望缩小活动范围,限于比较有利的那些方面,于是他们对劳动和土地的需求将相应的减少”。而凯恩斯基于就业理论和有效需求理论,也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内在的不稳定性。“消费倾向和新投资数量二者在一起决定就业量,而就业量又决定实际工资……仅仅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便有可能,而且往往会在充分就业达到以前,使就业总量的增加终止”,而就业量的波动导致投资和总产出的波动。但凯恩斯主张进行“财政政策”干预,维克塞尔主要主张“货币政策”,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性。
(二)将“理性预期”同时引入到了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中
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认为“预期”在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资本价值的某一变动,经常是预期的……企业家预期的价格只是存在于一系列粗略的或然事物中。这种计算还由于他们的取舍态度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取舍态度表现在对一系列或然事物的风险的评价上”。对于理性预期的重视,两者存在广泛的共同点。凯恩斯也认为,“对资本边际效率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最大混淆之处来源于未能看清,它取决于资本的预期的收益,而不仅仅取决于先行的收益”。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部分取决于既存的事实,部分取决于将来的事件;前者得到大致是肯定,而后者只能以或多或少的信心对之进行预测。因此,两者对理性预期的重视,拓展了宏观经济学的新视野。理性预期理论的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它变革了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
(三)两者都提出了货币“非中性”的观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假设是:货币数量的增减对实际经济变量,如产量,实际工资,就业人数等宏观变量不会发生任何作用,而仅能影响这些实际变量的货币“量值”的大小。其后果就等于把一切以货币表示的标记做出同比例的增加或减少。维克塞尔反对这种观点,认为银行对贷款利率的调节直接影响投资积累的速度和规模。“生产变动本身的开始和继续是由于货币利率从正的方向或是从负的方向离开了自然利率……这一差异使企业家在向上运动中用扩大生产和创办新生产的办法得到被称之为投资得益的东西”。而凯恩斯基于“货币幻觉”和流动性陷阱理论,同样认为“货币政策”在现代经济中具有生产功能。两者之间的相同观点为国家经济干预的政策主张提供了基础。
(四)两者都试图将相对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二者融为一体
维克塞尔革命性地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把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资本理论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凯恩斯也继承了这种分析思路。一方面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的二分法,提出了自己的二分法,即主张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认为经济理论一方面是单个行业或厂商理论以及既定数量的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和报酬理论,另一方面是从整体来看的产量和就业理论。这种二分法本质上也是一种综合。
综上,瑞典学派维克塞尔的经济理论是凯恩斯理论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最直接的理论渊源。
瑞典学派米尔达尔货币经济的三个均衡条件
维克塞尔的两种利率理论是有缺陷的,他从纯技术意义上定义了自然利率概念,但此概念在货币经济下是很难确定的。所谓的自然利率,实际上就是资本的收益率。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它不仅取决于生产因素,更取决于产品的交换价值和价格,而后者又受市场利率的影响。因此“货币利率也必须包含在用来确定自然利率的公式之中”。米尔达尔以瑞典学派的“两种利率”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货币均衡所必须的三个条件。
(一)“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二者相等条件下的货币均衡
这个均衡条件实质上与维克塞尔的两种利率理论是一致的。米尔达尔第一个均衡条件的突出理论贡献,是对自然利率的分析中着重强调了“预期”的作用。认为资本收益率分为“事前”收益率和“事后”收益率。在维克塞尔的理论中,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对应,是要说明积累过程是如何通过企业家行动的反应而发生的。所以,只有预期收益率才对此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米尔达尔看来,“预期”是分析自然利率的一个核心概念。预期收益率是以预期贴现为基础,即是一个企业的预期利润率,对企业家的计划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个预期利润率,而不是过去一个时期已经实现的利润率。预期的变动会导致资本价值的增加或减少。而资本价值的变动主要由以下三种因素:一是资本的得益和损失;二是收入和成本中的得益和损失;三是投资得益和投资损失。
因此,货币均衡的条件可以重新表述为,现有实际资本的资本价值与它的再生产成本相等,这样从量化和操作的层面上更容易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维克塞尔的均衡条件即净新投资额必然是零。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体系积累过程中没有这一个方向或从另一个方向背离均衡的趋势。这样,在维克塞尔的体系里,至少说从静态均衡分析的角度讲已经达到了均衡。但是,从动态均衡的角度,第一均衡条件还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一是由于技术知识的增加和生产成本计算中相对价格的变动。由于实际资本的技术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理论上初始投资和新投资之间不可能有一条严格的分界线;二是在动态中,新储蓄不能被认为为零。维克塞尔在货币均衡中所假设的储蓄为零的假设是不现实的。三是把货币均衡和利润率为零的情况等同起来的基本观念很难得到支持。因此,维克塞尔的两种利率理论必须寻找新的均衡条件。
(二)“储蓄”和“投资”的相等
当货币利率促使储蓄和投资相等时,货币利率是正常的。维克塞尔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投资和储蓄是不能等同的。“从资本市场的观点来看,储蓄和投资的这种区分是维克塞尔所首创的现代货币理论的实质”。此均衡条件的含义是:当其相等也只有当他们相等时,价格体系是处于货币均衡情况,否则价格体系必然上升或下降。从动态均衡分析出发,有四种因素在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均衡。一是预期变动对均衡的影响;二是货币利率变动对均衡的影响;三是储蓄的变动对均衡的影响;四是信用条件的变动对均衡的影响。基于资本市场的均衡的第二个条件,利润均衡的第一个条件才有更深刻的意义。
(三)货币均衡和商品一般价格水平的均衡
货币均衡的第三个条件和商品市场相连,即正常利率是正好维持制成品“一般价格水平”不变所必须的那种货币利率。米尔达尔认为维克塞尔较多的从感情上接受固定价格水平这一称心如意的公式,并且是一种先天的直觉标准。对于这一观点,无论是米尔达尔还是其后继者达卫逊都从经验和实践两方面给予了直接的反驳。而“一般价格水平”不变的假设也反映出维克塞尔深受“货币数量论”的影响。维克塞尔的“两种利率理论”经过米尔达尔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宏观动态体系。能够以货币理论为基础,通过研究“商业循环”和“经济波动”的机理,探究经济长期均衡发展的路径和相应的政策选择。
综上,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货币经济。古典经济学主要以货币供给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增长,而现代经济学借鉴了瑞典学派的货币和资本理论,主要从货币体系均衡的视角分析货币政策和经济波动二者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经济现实。
参考文献:
1.维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82
经济学理论分析篇4
关键词：王货币主张理论道光萧条
在清朝的嘉庆十三年（1808）到道光三十年（1850）间，我国曾经历过一场由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两大问题构成的严重的货币危机。这场货币危机引发了当时经世学者对于其成因及解决办法的诸多争议。本文将要着重介绍的王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公元1786-1843年），原名仲，字子兼、亮生，江苏吴县人。他前后写了诸多主张行钞的论著。道光八年写成《钞币刍言》，于十一年刊行，还有《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问世，真正使他名噪一时的还是他在《钱币刍言》中对于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阐发。
对嘉道年间的货币危机和社会萧条剖析
19世纪上半叶伊始，中国在18世纪一直保持的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突然之间急转直下，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时期的经济衰退始于道光时期，故吴承明将它称之为“道光萧条”。
关于这次衰退的成因，经济史学界存在着广泛的争论，笔者认为比较具有说服力的是林满红（1993）的观点，她认为这场衰退根源于当时的货币危机，而货币危机的爆发则是由于世界白银供给减少的大环境下，鸦片输入造成的中国白银外流通过清廷当时的银铜复本位体制进行传导，最终使得经济中流通的货币大量减少所造成的长期通货紧缩所致。根据林满红先生的论述，笔者整理列述如下：
19世纪上半叶，作为白银主产地的拉丁美洲爆发了独立运动，世界白银供给大幅下降。这影响到了以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拉美独立运动所造成的白银减产，一方面使得外国市场对中国白银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使得外国市场对中国白银供给增加率的减少，中国传统的出超产业如茶、丝等“吸银”能力下降，两者共同造成了嘉道年间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白银外流问题。白银的大量减少使得银和铜的比价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是普遍发生的“银贵钱贱”现象。而在当时的银铜复本位制度下，由于不存在固定的比价关系，“格雷欣法则”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不起作用。因此，当白银的供给减少时，白银相对价格攀升导致以白银衡量的铜钱的开采、铸造、运输成本上升，这使得铜钱的供给减少。在19世纪上半叶，在货币体系中存在大量的私票，这些私票大都以白银和铜钱作为准备。19世纪以前，经济繁荣，货币乘数放大，私票的发行额也增大了。到了19世纪上半期，随着流通中作为货币的白银和铜钱的收缩，作为准备金的白银和铜钱也随之收缩，于是货币乘数变小，导致私票的发行额下降，这也促使总货币供给减少。
由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流通中的货币不足。货币危机通过银铜复本位制的传导，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社会购买力的下降。由于白银升值，纳税人出售农产品以换回银两缴纳赋税，虽然名义税率没有提高，但是实际税负增加了33％到64％，其结果是加速了大量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物价下跌。小商人主要依靠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利差和扩大销售数量来经营，物价的下跌使得商人的盈利空间减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发交易用银，零售交易用钱，因此小商人受到银钱比价上涨的直接冲击。大量的手工业者也是如此。于是经济中出现了大量破产的小商人与失业的手工业者。政府财政危机。道光二十九年（1849），清政府岁入37000019两白银，岁出36443909两白银，仅仅结余556109两白银，几十万两白银的结余对于庞大的清帝国而言无疑少的可怜。事实上，清政府在这一时期不得不通过出卖官爵典封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在当时各省地方官吏中，由捐纳而为道府州县的“已居天下十分之半”。
王的货币主张的主要内容
（一）王的货币主张理论的出发点
王在《钱钞议》中，一开始就提出了“足君尤先”论，作为他行钞主张的出发点。他认为：“必君足而后民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免于贫焉。夫欲足民，莫如重农务穑，欲足君莫如操货币之权。”由此可见，王认为君足与民足之间应该首先满足前者，只有君足，才能施行善政，使民亦足。而欲使君足，则“莫如操货币之权”，也就是行钞。由此可知，“足君”的办法是行钞，行钞则能使国家君主操不涸之财源，其认为发钞措施是解决清王朝拮据的“第一策”。
（二）否定货币的价值
王从银钞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这一点认定“银钞皆同”，反对“钞虚银实”论，否定金属货币和纸币的区别，也即否定了货币内在的价值基础和纸币兑换的必要性。如他说：“至谓钞虚而银实，则甚不然。若行钞，则竞以之代银代钱矣，尚得谓之虚乎?”。但他还是不否定商品价值，也承认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他说：“若稍物之本质，青隆悬殊，刻以贵物易隆物，必贵者少而陇者多，适得其平”。
（三）保持币值稳定性的方法途径
王主张发行不兑现纸钞时，认为只要充分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势和对发行的纸钞收敛有术，就可充分保持不兑现纸钞的币值稳定。他说：“国家之行钞，与富家之出钱票亦异。国家有权势以行之，而富家无权势，故钱票有亏空而行钞无亏空也。百姓信国家之行钞必万倍于信富家之钱票矣。若谓民乐用钱票，反不乐行钞，则是王者之尊崇，反不敌一富家之权势，岂有此不通之情理哉?”；“钞直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
（四）行钞的详细方法
钞分七等：从一贯到千贯（《钞币刍言》至五千贯）。造钞必特选佳纸，并禁民间买卖此纸。钞上写格言。最大钞一尺高，二、三丈宽，装成手卷形式。最小钞一尺见方。多加印信，严禁伪造，分省流通，随处立辨抄之人。钱粮关税一律收钞，一贯以下征钱。小钞昏暗者于收回时焚毁。
钱分三等：当百、当十、当一。当百钱约费工本九十余文，当十钱约费工本九文。
用钞倍价收民间铜器铸钱。禁止铜器买卖和铜器铺。设官铜铺打造乐器、锁、钮以便民用。
将钞票、大钱发于钱庄，禁止其再出会票、钱票。令钱庄凭钞收银，以一分之利给钱庄。另外，百姓交银易钞，一年以内来易的也给以一分之利，二年以内的改为五厘，二年以外的照时价不加。
（五）王对于通货膨胀的考虑
王主张的是一种无限制发钞的货币政策，其实就是封建政府敛财的工具。但实际上他对于纸币的发行限制也做了许多非常有益的探讨，虽然不成体系并有前后矛盾之嫌，但是起码说明他对于限制纸币的发行量是有自己的考虑在里面的，并不可用“滥发纸币搜刮民财”来全盘否定。如“造钞之数当使足以尽易天下百姓家之银而止，未可悬拟”，“若论国用，则当如《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国家常有三十年之蓄可也”。
对王货币主张理论的经济学分析
嘉道年间之所以发生萧条根源其实就在于经济中的货币减少而导致的货币危机，而王提出的钞钱并行的货币体系是否能够运行良好，并有效地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这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信用以及强制力能够顺利推动纸币的普及；二是人民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本文引入Friedman的“愚弄”模型通过修正来分析这一问题。
假设这一时期政府有且仅有两个目标：扩大经济中的产出（就业）、控制通货膨胀。政府效用函数为：
这里的表示通胀率，ky*表示政府理想产出水平，y为实际产量。令c>0。一般而言k≥1，意味着政府理想的产出水平不会小于潜在水平。当经济紧缩时，政府需要一定的通货膨胀来使得产出达到政府的理想水平，虽然政府不喜欢通货膨胀。
假定考虑预期以后的菲利普斯曲线采取如下形式：
其中，e为民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在预期通胀条件下如何选择货币政策的问题：
这就是政府的最优通货膨胀率。(a)式表示，政府选择的通货膨胀率是民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的函数。
假定民众有理性的预期，即：，其中it-1是第t-1期的信息集。也就是说，民众了解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因此可以通过上述过程准确的预期到政府将选择*的通胀率。即：
将带入(a)可得：
考虑约束条件：，由于通货膨胀都被预测到，可知实际产出水平与无关，即y=y*。政府一方面忍受着通货膨胀之苦，一方面还无法增加产出。
此时政府就面临着下述三种选择：
第一，选择=*，y=y*：政府的效用为：
第二，选择=0，且保证不变从而老百姓相信了政府，因此e=0，此时同样有y=y*，政府的效用为：
第三，如果e=0，而政府选择(a)的通胀水平，此时，政府的效用为：
于是可以看到U3>U2>U1。
因此，对于政府最好的选择就是，宣布=0并使百姓相信这一点，这时实际上选择*，如此可以使效用最大化。
王的货币主张与这一现代经济学模型不谋而合。他主张将钞票、大钱发于钱庄，这其实就是在利用私人金融机构（钱庄、票号等）的信用来推行国家的货币政策。钱庄等作为私人金融机构，为了避免挤兑，没有扩张货币的需求。
对王货币主张理论的评价
以上分析所得出的所有结论，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假设基础之上――货币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与执行。王认为，发行货币的应该依靠国家强制力推行，然而受限于当时的经济实际，他想当然的将这个国家强制力就完全等同于清政府，并想当然的认为清政府有这样的能力。然而，当时的清政府的政府建构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类似于现代中央银行的机构，这也就无法将政府借贷作为项目填入央行的平衡表中，政府操纵着货币的发行大权就有着通过通货膨胀弥补财政赤字的激励。这无疑是货币政策的一大弊端。事实上，这一点也被后来的历史所验证。咸丰三年（1853），大平天国运动爆发造成了巨大的军费开支，在“急筹国用”的呼声中，政府将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视为“生财经常之至计”，滥发大量面额巨大的各种新币，以此操“不涸之财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操不涸之财源”正是王在其著作中经常提及的对政府最有诱惑力的字眼。但是从长期来看，只有整体经济的增长，产出的增加，才是真正的“不涸之财源”。
总之，王作为一个“失败”的学者―他的主张既没有为政府所采纳，也没有为时人及后人所认可―其学说最大的贡献在于戳到了落后的中国的痛处。在旧的制度运转困难难以为继之时，他第一个提出除旧布新，一扫当时万马齐喑之风。同时，他对经济运行的规律观察细致，防患于未然，他的主张更是与现代经济学的诸多观点不谋而合。也许王的对货币的认识确实不够深入，思想也存在诸多问题，但他却以超越时代的眼光提出了一套具体的的货币方案，这一点颇为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1.王原著，马陵合校注.《钱币刍言》整理与研究[m].东华大学出版社，2010
2.王.壑舟园初稿(道光刊本)[m]
3.叶世昌.王的名目主义货币学说[J].学术月刊，1962(7)
经济学理论分析篇5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流动模型；理论内涵；政策含义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现代工业生产为主，社会的空间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社会发展初期，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它是相对土地密集型的，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大量的土地上分散劳动，所以农民只能分散居住。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工业活动。由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既可以在相对分散的空间范围进行，也可以集中在某一区域空间内进行，但是为了节省不同非农产品之间交易带来的交易费用，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就会选择居住在某一个区域内，从而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因此我们需要人口流动模型来理解这种结构转型。
刘易斯、费景汉和托尼斯、乔根森的二元模型都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假设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托达罗为首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城市不仅存在失业，并且在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存在。因此，他们将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城市失业问题，试图通过建立新的人口流动模型来更好的解释这一现象。在托达罗模型中，预期收益是潜在迁移者选择迁移的重要动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们迁移的动机就越强烈。1997年，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存在逆向选择的简单模型，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诱发人口流动、城市失业问题，但是没有失业工人留在城市非正式部门来使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工资相等。卡林顿等人则考虑到早期迁移的人口对尚未迁移的人口提供外部性，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进一步研究潜在移民在城市寻找工作、做出移民决策的前瞻性以及移民过程中的选择性等问题。
二、主要的人口流动模型
1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
（一）刘易斯模型
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刘易斯认为，由于在农业部门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优先进行了工业化，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与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并存的社会组织形式。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发展，现代部门获得用于资本积累的利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到城市，诱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由二元转变为一元。
（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对刘易斯模型做了大大的扩展，把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关系清楚地表述了出来。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不会影响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也就不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第二阶段，此时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但其边际生产率不为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降低农业部门的产出，可能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造成农产品与工资的上涨；第三阶段，农业生产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工业生产部门。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农业部门除了提供剩余劳动力还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农产品，工业部门扩张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部门发展的停滞。由此，他们提出农业和工业平衡发展的思想，认为要避免经济停滞必须保证农业增长的速度可以满足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
（三）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农业部门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低于实际收入或者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乔根森在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建立一个不同于刘易斯、也不同于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二元经济模型。在乔根森模型中，农业剩余是模型的基础和核心。乔根森不认同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也就否定了在剩余劳动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工资水平固定的假说。乔根森模型对刘易斯模型有所补充和发展，但是还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乔根森模型忽视了农业物质投资的重要性；其次，乔根森模型中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工资率上升需要进一步讨论；最后，乔根森忽视了城市中存在的失业问题。
2托达罗模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迅速，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隐含了充分就业的前提假定，无法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于是托达罗模型应运而生。托达罗在1969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经典论文《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中首次阐述了对城乡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的看法。次年，他又与哈里斯合作在同一期刊发表了《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标志着托达罗模型的正式建立。[Jp2]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理论假说是：潜在迁移者是否选择迁移在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只要预期城市收入水平高于农村收入水平，人口流动就不会停止。除此之外，该模型还做了一些与市场结构比较相符的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两部门经济，即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2）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这意味着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大于零；3）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农业部门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工资等于使用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4）由于工会或者政府政策，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外生决定并且高于市场的出清水平，城市部门中，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使得所雇佣的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制度工资；5）存在“非正式的部门”，如果城市居民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可以在非正式部门维持生计，在模型的推导中假设非正式部门的生产力为零；6）农产品的价格简单地由两部门的相对产量决定，即哪个部门的产品相对少，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托达罗模型首次将城市失业问题作为分析的前提和目的，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过于重视工业部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过快发展会扩大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进而加剧城市失业问题。只有加强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才能解决城乡预期收入过大带来的城市失业问题。
3本斯温格和斯密的模型
在传统的托达罗模型中，“制度所决定的”城市实际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导致了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并诱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最后使得城市部门出现失业问题。但是托达罗模型的工资刚性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逆向选择模型，试图通过该模型说明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以及出现城市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中存在着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与托达罗模型一样，潜在移民者根据预期收入决定是在农村部门还是在城市部门工作。通过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他们得到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同的结果，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进一步得到了如下结论：城市失业问题是潜在移民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作出反应的结果；城市的人口规模取决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工业部门会雇用工人直到边生产力等于工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了，企业雇用的工人和非正式部门的工人的数量将会上升。
4卡林顿等人的模型
通过对美国南部黑人迁往北方的“大迁徙浪潮”的研究，卡林顿等人发现，在南北战争数十年后，尽管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黑人并没有由南向北迁移，直到20世纪初，南方黑人开始往北方迁移，并且迁移很快开始加速，尽管此时的南北收入差距较以前已经缩小了。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能够解释劳动力最终流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却无法合理解释在这个迁移过程中的时间选择和迁移加速的问题。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了一个动态迁移理论模型深入研究人口流动过程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过程、潜在移民对在城市和农村居住的未来预期以及潜在移民基于预期的选择问题。[Jp2]
从理论上来说，人们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决定是否向城市迁移，不同的人对预期收入的贴现值不一样，通常情况下，具有低迁移成本的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贴现值相对较高，因此他们会首先从农村流向城市。先迁入城市的这部分移民又会对后来移民者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首先，先迁入移民可以为后迁入移民提供有关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信息，这为后来的迁移者降低了迁移成本与找工作的难度；其次，由于城市中已经有了很多移民，他们已经为后来迁移者创造了相对较好的社会环境，使得后来者可以更快地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最后，城市中已有移民所组建的社区可以将新移民者推荐给潜在的雇主和放贷人。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的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迁移一旦开始便会形成某种势头，尽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迁移也会持续进行甚至开始加速；迁移先由迁移成本较低的人开始，但是后来的迁移者会有较高的迁移成本；由人口流动引起的劳动力重新配置不仅将导致农村并将导致整个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增长。
三、简要评述
[Jp2]
经济学理论分析篇6
【关键词】包装成本分析控制
引言
产品包装成本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成本控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和不同的包装需求进行控制。所有包装物品购入时，主管部门必须登账掌握，根据领用凭证发料，并严格控制使用数量，以免损失浪费。各使用部门应按需要时间提出使用数量计划，交主管部门据以加工、购置，如逾期没计划或数字庞大造成浪费或供应不及时，均应追究责任。要加强包装用品规格质量的验收和管理，注意搞好包装用品的回收利用。在保证商品在运输、装卸、保管、销售过程中质量、数量不受损失的前提下，适当采用一些包装代用品，选择质好价廉的包装材料，节约费用开支。要加速包装物的周转，延长使用年限和使用次数，克服损失浪费现象。
1.包装成本控制体系
包装成本控制，就是在包装作业过程中，对包装成本各组成部分，按照事先预定的目标成本加以监控，对出现的成本偏差问题及时纠正，从而使包装过程各资源消耗和费用限定在目标范围之内。因此，包装成本控制不仅是在方法和策略上对各包装功能成本上进行有效控制，还是对包装成本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控制，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成本控制体系。包装成本控制体系由包装成本预算、包装成本核算、包装成本分析、包装成本控制策略和包装成本考核五部分组成。
2.包装成本控制流程（见图）
不同包装企业的核心产品不同，经营模式不同，其成本控制手段也不大相同，而企业包装成本控制过程都是依据其过程的特点而制定的。通过分析包装成本控制模式与现状，对现有包装成本做出详细的分析；根据所分析的包装成本结果，合理选择适合企业现状的包装成本核算方法对包装成本进行核算；根据包装成本核算结果，分析企业目前包装成本存在问题，并进行改善；加强包装成本控制体系的完善，进一步优化包装成本。
3.包装物成本控制
3.1原材料采购成本控制
原材料采购是包装企业供应链的重要起点，是企业包装供应链的首要环节。包装原材料的采购成本控制是否合理有效，对整个包装总成本和企业经营效率，乃至整个企业的经营成本的有效控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有效控制原材料采购成本，合理整合包装材料供应链，通过科学的采购策略来协调整个包装系统，有效降低包成本和运营成本。
3.2设计成本控制
设计成本是企业对目标包装产品在制造加工前所投入的成本，是控制产品成本的有效手段。包装设计成本的控制作为包装总成本控制的主要环节，在设计初始阶段，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对产品的功能需要、材料选择和工艺过程等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和成本功能分析，选择最佳包装解决方案，其重点是首先对所包装产品做好全面分析，掌握所需的所有资料，明确客户要求及产品特性，并对客户期望价格有一定的了解，以此制定合理的目标成本，凭借自身丰富的经验设计包装方案，使之尽可能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使用，并达到最佳的设计要求。
3.3制造成本控制
制造成本控制是指对包装制品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制造成本进行控制。制造成本控制是否有效，将直接关系到包装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企业是否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占有稳定的地位。制造成本作为包装总成本的最基本的环节，其控制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对其采用合理的控制方法尤为重要。
4.包装使用成本控制
4.1配送成本控制
在物流过程中，常会出现暂时配送、加急配送或计划外配送的情况，无疑都会增加配送作业的成本。暂时配送由于物流计划不完善，未能全面考虑所需运输工具和路线，在临近收货时，不得不安排专车，单线进行配送，造成车辆装载效率低，运费增加。计划外配送对订货要求不做计划安排，因此只能保证服务质量，而无法确保装载及路线的科学性，会带来很大一部分不必要的运输成本浪费。
4.2打包成本控制
如果客户需要现场打包的服务，在成本控制时就必须对其考虑。在合理的包装结构和准确的生产加工基础上，根据产品的固定形式，选择合适的打包工具，有些需要用螺栓固定，就事先在托盘上打孔；有些需要用打包带的，就配备适当的工具；同时，整个打包过程应按照其流程完成，可有效提高打包效率和减少人员管理，切勿随意拆装，以免增加打包成本。
5.包装流通成本控制
5.1运输成本控制
运输是包装流通系统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包装物品借助运输，在空间和时间上所发生的位置移动，以实现产品的流通空间效用，涉及装卸、搬运、流通等多个环节，所需成本占有包装总成本很大一部分比例，在物流计划安排时，合理的选择运输工具与确定运输路线会大大缩短运输时问，还可节约很多隐性成本的投入。
经济学理论分析篇7
论文摘要：随着民族品牌一个个被国外企业并钩于旗下，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品牌价值的思考.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以马充忍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从人类学角度给予解释并阐述民族品牌发展片制度的依箱性。
1 劳动价值理论的评述
1.1劳动价值理论观点描述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价值理论由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三部分组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其中，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类劳动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杜会效果—满足杜会需要的有效的劳动的含童。
商品的价值量同样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计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是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活动起着支配作用，通过价格的运动来表现。而价格的运动又离不开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的调节产生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缺陷，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调节机制的消极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1.2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对价值理论的评述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工业化、市场化的初期，其目的是为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除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外，先进技术、科学知识、经营管理和信息等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产因素.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不断创新与推广对社会财富积累的贡献越来越大.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学技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过人这一劳动主体把科学技术融人到其他生产要素当中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产生出多倍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即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人类的劳动不断地起着自乘的作用.现代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立足，更需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和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制度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产生不过是把社会价值共意得到一种稳定性存在的保证，把道德秩序转化为一种权利秩序，它为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和交换行为规范、组织原则以及知识技能等等的人类发展的创造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世代承续的社会机制，保存了人们交换行为和关系的模式，并且通过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扩大了社会交换的范围.这种外部意志的强加力协调着人们的行为动机，并促进或阻碍价值的创造。例如，我国当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渐成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劳动者创造价值有激励作用。
2 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及构成
2.1从商品的二重性粉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
(1)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分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在这里就强调了满足人们需要的是物的客观存在.物的这种“有用性”离开了商品实体就不存在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层次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既包括物质的，也有梢神的，还有社会的。从另一角度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对消费者的满足.“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瓜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成为消费者剩余”.这种消费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备的，也可能是消费者的“发现”，还可能是消费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载于其产品上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在买方市场的今天，消费者购买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会需求层面.人们在购买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时.更能够感受到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趋势的欣慰。可以说，消费者在购买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上满足，远远高子他所为此支付的价格，也远远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费剩余”。
(2)从商品的价值分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生产消耗”.这种劳动耗费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的，即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这里说的商品的价值高低对来说，既表现在商品的内在质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现在商品的外在质量和辅助功能、美学功能上;既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的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民族品牌与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质差别即在于劳动投入量与数量的差异。由于人们对民族品牌商品投人的劳动从质和最两个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人，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就能满足人们更多、更高从层次的需要。
2.2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与构成
(1)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
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赎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由于其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所以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总资产的著称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劳动投人条件下，民族品牌价值取决于生产者特殊劳动投人和市场认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谈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的积累使得产品不仅仅作为实用价值的载体而存在.更使得产品在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种价值符号来传到产品的理念、价值观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进而转化为品牌的经济价值.
(2)民族品牌的价值构成.
从传统的角度看，民族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资源组成、技术工艺、文化特征、广告与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实用性、特殊性所带来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价值和其他品牌价值一样，生成过程本质上并无差别.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价值中更多的包括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本文主要讨论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
王成荣在其著作《品牌价值论》中运用品牌经济价值曲线分析了品牌价值的构成，认为品牌价值大小取决于生产者者特殊劳动投人量与市场与社会认可程度的契合点.当两者值较高时，经济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当前者值较大，后者值较小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小，甚至为负，当前者值较低，后者值较高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大.所以.我借鉴王成荣的品牌经济价值构成理论来说明民族品牌经济价值构成，并认为民族品牌价值在其经济价值构成方面与传统品牌的经济价值并无差异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费者从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得到更高层次的梢神效用(民族自豪感、荣誉感等).
3 民族品牌发展的制度性依赖
制度作为价值共愈合法化或者说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必然会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约束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经济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3.1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的依翰
产品和服务是民族品牌的载体，也是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增值的核心.产品创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产品的开发、新包装的设计与运用、新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等方面。服务价值也是构成民族品牌价值的有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服务质量创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产品因良好的服务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投人大量的生产资源、技术、资金和信誉保证等以使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因家无不为民族品牌提升给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对努力成果的承认和保护，来建立激发努力的激励机制，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来源的。在一个封闭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发展基础，或许就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努力程度;而在一个开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人，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努力程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政府对先进技术引进的激励、对高级人才的优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财政倾斜.
这些年来，大家目睹了我国众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宝、活力28、乐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个个被外资收人囊中之后，汇源的举动确实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尽无不反应了当前国内民族企业发展的艰难和政府对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政府应基于民族品牌发展更好的环境和关怀，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护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1)政府应主导国家品牌计划，扶植优势产业区域、产业集群重点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性保护和扶植措施.(3)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有必要干涉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族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并购。
3.2民族品牌营销传播创新对制度的依翰
除了民族企业产品本身的创新，对民族品牌进行有效的营销传播活动同样是提升民族品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民族品牌营销也需要投人资源，而资源是价值转换的前提。制度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民族品牌传播过程中也担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对信息资源获得的可能性以及获得的效率直接影响了民族品牌传播的速率和传播广度.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信息平台，为民族品牌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鉴很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首脑外交渠道为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的做法，开放国家外交资源，扶植企业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
3.3民族品牌文化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经济学理论分析篇8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abstract:traditionaltourists’behavioralanalysisisfocusingonqualitativeanalysisandframeanalysisoneveryfactorwithoutdeepanalysisoninfluentialfactorsoftourists’behaviour.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iesandmethodologiesofbehavioraleconomicsplusprospecttheoryandmentalaccount，thisarticle，layingstressontheanalysisoftourists’variables，analysestourists’behaviourfromtheaspectoftourists’mentalactivities.theanalysisoftourists’behaviourismoredetailedandrealduetowellconsiderationofscenefactorsandexperiencingfactors.
keywords:behavioraleconomics;tourists’behaviors;prospecttheory;mentalaccount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www.133229.com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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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分析篇9
关键词：分工；交易效率；温州模式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024-02
1引言
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率先打破计划体制试水市场，以家庭小作坊工业形式发家致富，速度惊人，而温州经济发展的路径也被冠之以“温州模式”之名。直到本世纪初温州经济增速减慢，学界关于“温州模式”的讨论才从狂热追捧转为冷静思考乃至批判。
2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基本观点
杨格发展了斯密视分工为内生变量的观点，指出：“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杨格定理，认为分工的演进是专业化的收益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折中的结果。新兴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杨小凯认为，劳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能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从而可以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的择业自由和自由价格等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场也因此出现。另一方面，升高的专业化水过来加速了人力资本或经验的积累，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形成一个良性自我循环机制。而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者制度限制等耗尽时，分工演进缓慢甚至停止，这时社会经济增长进入成熟阶段。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报酬递增机制与竞争的市场具有相容性，存在着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每个角点均衡意味着局部的帕累托最优，全部均衡是众多角点均衡中效用最大的那个。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解决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它还给出了在各种经济组织结构中选择最有效率的分工结构的解，将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了。
3温州模式概述
温州模式是指改革开放以后，以浙江温州地区为代表，涵盖台州地区之内的一种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政府在其中“无为而治”的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试探阶段：以数量巨大而规模较小的“前店后坊”式家庭作坊为主要特点。温州商品迅速打开市场销往各地，温州经济出现明显增幅。但是该阶段出现了仿造、假冒外地名牌产品等问题。
（2）黄金阶段：以大规模专业分工生产为主要特征。温州民营企业从小型家庭工业发展为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制造企业集群，为企业获得技术外溢、规模经济等提供了便利。在该阶段，温州已走出了假冒伪劣的阴影，皮鞋制造等企业集群闻名世界，但大部分温州生产的商品仍然不敢标注产地为温州。
（3）问题阶段：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环境污染、城乡差距等突出问题为主要特征。
史晋川2003年预言“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他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不同层面提炼出以下三个现象：①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缓慢；②温州的外资引进步伐缓慢；③温州人把生意网撒向世界各地。三大现象引发三大问题：温州制造业结构是否存在“代际锁定”？温州为何没有“外企”？温州人为何要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来撒开生意网？
光认为相较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温州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变是在传统产业范围内的技术、加工度和附加价值上的发展，而后者更适合温州发展路径；同时，他提出简单地比较人均GDp和资本外流就判断温州模式衰落和“产业空洞化”是有问题的。
张仁寿认为温州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客观变化，因温州在体制上的先发优势逐渐弱化了；同时，温州经济特殊之处在于“温州人经济”的增长速度远大于“温州经济”；最后，温州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
4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框架内解释温州模式的产生及发展
（1）温州的起步。
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计划经济仍占绝对主导，经济发展受制于制度限制和观念束缚；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推行的违背资源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型赶超战略使得计划资源向重工业倾斜，造成产业结构畸形化，资源配置效率低，社会生产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进行的分工模式。（记为模式Ⅰ。）
在本文分析中交易效率e影响因素有：市场规模m、融资效率C、制度因素R、其他因素o，记e=f（m，C，R，o），且e是m、C的增函数。由此可得当时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环境并不理想：第一，m很小以致可忽略不计，同时分工结构给定，市场进入壁垒很高；第二，由于资本向重工业倾斜，而个体融资渠道较窄，C不高；第三，制度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有很大限制；第四，其他因素包括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交通运输等技术方面的影响等。
在模式Ⅰ中由于e很低，分工产生的总交易费用超过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人们并没有动力打破该种分工结构，而温州却走出了第一步，因温州模式起步于家庭作坊，而家庭作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e：①m――计划体制下短缺必然存在，潜在需求巨大；②C――家庭作坊启动资金可通过家族内部成员募集；③R――当时的温州政府对温州萌芽的私营经济持“无为”态度；④o――家庭不存在委托成本，市场尚未打开时运输方面带来的交易费用可以降低。
综合以上四种因素分析，家庭作坊式的个体加工经营企业的分工模式（记为模式Ⅱ）交易效率e1要比模式Ⅰ的交易效率e2高，而专业化后所得的收益又提高了，自此温州模式进入一个正反馈机制。
（2）温州的发展。
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生产规模并市场规模的扩大。在该阶段，影响e的四大因素有了明显的改善：①m――温州的产品在这个阶段销往全国各地，因其价格低廉而拥有广泛的市场；②R――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束缚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区蜂拥前来考察，这体现了政策上放宽使经营环境改善，也为温州带来了新的商机。
分工水平的提高分为两个层次：
①迂回生产链条拉长，分工进一步细化、专业化。
所谓迂回生产链条拉长，是指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产生一些与工业化过程有关的共生现象：专业化水平上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每个链条上中间产品数增加、生产率上升、新机器出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市场容量、生产集中度等都上升。
温州模式起步之初，“前店后坊”式的家庭企业小而专，不存在迂回生产链条；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的细化，对原材料、新的机器设备及中间产品等的需求产生，迂回生产链条不断拉长。在分工细化的基础上，由于区域性的产业集中使交易费用降低；同时，用外部交易关系代替内部的投资和企业管理关系，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产品成本下降；最后，这种区域产业集群能够与温州地区的家族企业体制结合在一起。
上述验证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分工网络的大小取决于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交易的地理布局；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反过来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而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会尽量减少交易费用，这类集中所有交易的产业集群就会自发形成。
温州在该阶段发展极为迅速。以温州制鞋业为例，1978年，温州市区鞋厂仅19家，皮鞋产量49.68万双。而1981年底，光是温州鹿城区个体制鞋户就达到了99家。其后，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各类专业市场的建立，温州鞋业企业的数量快速增加，1994年达到了6000多家，这还不包括上千家配套企业。而2009年温州市年产鞋量为12.86亿双，占全国年产鞋的11.7%。
②分层组织结构复杂化，在企业管理上出现更多层次。
当交易效率不断改进时，分工在迂回生产中会越来越深，因而使企业内的分层结构和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同时发展。而劳动交易效率相对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越高时，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与企业内的分层结构之间的分界线，就会越来越朝着增加企业内分层结构层次的方向发展。温州最初简单的家族式企业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接下来的内容详细讨论。
（3）温州模式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进入21世纪后，面对日益严峻的要素、资源和环境等问题约束，温州经济开始遭遇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压力，自2003年开始出现经济增幅在浙江省内处于倒数的局面，并不断出现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部分或者整体向域外迁移。在企业外迁的同时，温州民间资本大量向输出，投入到房地产、能源矿山等领域，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温州街、温州城兴起，形成了独特的“温州人经济”现象。
由图1可以看出，温州的经济增长幅度在1993年达到最大，为54.6%；1999年温州市经济增幅到达一个极小值，仅为8.5%；并且自2007年起，温州经济增幅下降趋势越发明显，2009年仅比上年度增长了4.3个百分点。由经济指标排名来看，2002年温州经济的排名掉到了全省第七，2003年上半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倒数第二，随后两个月排名全省倒数第一。本文简要分析其中三个原因：
①家族式企业发展瓶颈：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达到一定层次，企业分层结构组织也随之复杂化，家族式企业开始限制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规模，主要体现在：一是文化上的排他性使得家族式企业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从制度上限制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二是亲情关系替代企业管理，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的放开，市场规模的扩大，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降低，模式Ⅱ相对比较低的交易效率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②过剩的产业资本外流：温州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该类产业内竞争激烈、利润下降，使得产业升级受到重重阻力，温州本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无法吸收前期积累的大量过剩的产业资本，导致资本外流出现大量的“温州炒团”。
③制度创新式微：政府因素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降低交通运输成本、改善融资环境等方面都可以提高交易效率e，进而促进专业化经济，而温州缺乏这方面的改进。
5结论
温州模式是中国市场化的标本，从地域覆盖上虽无太大份量，但是其逻辑与理路演进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温州模式现在遭遇的问题，也是中国市场改革深化中遭遇问题的先发征兆，认真分析研究温州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典型案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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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分析篇10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占据主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三农”问题一直影响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非农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居民收入论文联盟差距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云南省总人口4610.6万（2010年），其中城镇人口1601.8万，乡村人口2999.8万。2011年，云南省政府确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目标任务是：完成转移培训人数100万人，新增转移就业50万人。截至2011年5月31日，全省已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58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58%；举办现场劳务招聘会320多场，完成目标任务的64%；实现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56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70%。其中，农业部门开展培训农村劳动力27万人，举办招聘会210多场，实现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29万人。可见，2011上半年，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形势良好。
一、劳动力转移的一般模式
1、刘易斯模式。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传统农村部门和现代城市部门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传统部门中资本投入不足，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均高于传统部门。因此，当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时，农村存在劳动剩余，工业可以得到无限劳动供给，并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产出和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2、拉尼斯和费景汉模式。1961年拉尼斯和费景汉修正了刘易斯模型，认为农业剩余对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剩余劳动的流向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们将农业劳动的流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的流出。此时农业总产出不受影响，农业平均剩余等于不变制度工资，剩余劳动力流出不会导致粮食短缺，不会抬高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第二阶段是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那部分劳动流出。劳动力流出造成农业总产出减少，农业平均剩余低于不变制度工资，出现粮食短缺，工业工资随之提高；第三阶段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等于不变制度工资的那部分劳动流出。此时农业部门商品化，农业劳动力参与市场竞争，工业部门必须按照农业劳动边际产品的价值吸引更多的劳动力。
3、乔根森模式。乔根森以农业剩余为基础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粮食供给，如果粮食供给是充分的，人口增长率将达到生理上的最大限度，当人均粮食供给增长率大于最大人口增长率时，农业剩余就产生了。一旦有了农业剩余，农村劳动力就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并且农业剩余越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越大，工业化的进程也就越快。
4、托达罗模式。20世纪70年代，托达罗建立起一个以新古典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农民不顾城市的高失业不断向城市流动是因为：农民是否流入城市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取决于城市失业率的高低和由此产生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该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不一定存在剩余劳动而城市却有大量失业；假设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往往呈上升趋势；假设城市就业概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决定因素，从而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型更为成熟。
二、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1、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群体受教育程度分析。根据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省人口基本情况，2010年云南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年，虽然比1953年的2.2年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但仍然落后于全国水平。表1中数据显示，云南省每十万人中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有43387人，比全国26776人多出16611人，高出62%；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7480人，比全国38788人少了11308人，低了29.2%；拥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有8376人，比全国14032人少了5656人，低了40.3%；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5788人，比全国少了3152人，低了35.3%。云南省2010年的文明盲率为6.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2个百分点。由此可知，云南省的受教育程度多集中在小学水平，整体文化程度低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尤其是云南省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状况更不容乐观。根据表2中的数据可知，云南省每百个农村人口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有12.4人，比全国5.9人的平均水平多了6.5人，竟高于全国110.17%，此项指标在全国排第六位（48.8，青海21.7，宁夏18.0，甘肃14.3，贵州12.9）。随着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力度的加强，云南省农村人口中拥有小学文化和初中文化的人数已经在逐年增加，截止到2009底，每百人中已经有37.5人拥有小学文化，41.6人拥有初中文化，但是拥有初中文化的人数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06%，很多农村人口还只是停留在小学教育阶段，拥有小学文化的人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1.82%，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云南省每百人中拥有高中文化的有5.8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3%；拥有中专文化的1.9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2.6%；拥有大专及大专以上的仅有0.8人，这个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1.9%，在这个指标中，全国最好的是北京（12.8）和上海（12.8），西部地区的指标普遍偏低，这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是相关的。
由此可知，云南省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一些大城市的用工也逐渐转向对新型人才的需求，而不再是停留在单纯靠体力工作的阶段了。所以，像云南省这样文化程度整体偏低的农村劳动力在转移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阻碍，想要加快转移的进程，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2、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群体驱动力分析。从表3可知，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从2006年的7224.1元到2010年的11054.6元是在逐年增加的，5年间的增长率为53.0%。显然，农民通过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低于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以及工业化所带来的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推动力。另外，改革越深化，市场越开放，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就越强大；相反，如果改革遇到了阻力，市场受到抑制，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就会放缓。如图1所示，国家政策既同市场开放度、经济转型与发展一起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直接推动作用；同时，国家政策又通过影响市场开放度以及经济转型与发展对劳动力转移产生间接推动作用。国家政策推动市场开放，市场开放程度影响经济转型与发展，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到劳动力的转移。
3、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行业分析。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直接目标是增加经济收入。劳动力转移群体所从事的行业直接关系到务工收入。云南省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务工之前对于行业的选择首先考率的是预期收益和就业前景，而对于职业方面的选择，则更多的涉及到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经济条件。不同行业的劳动力需求由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所决定，而劳动力的供给是否能够与城市相关产业的需求相适应则主要取决于进城务工者的素质和技能。只有在务工者的素质和技能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劳动力供给已经大量剩余使得城市所有产业的竞争都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务工者对行业和职业的选择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相反，只要务工者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技能是城市相关产业所需要的，只要劳动力的供给还没有出现大量过剩的情况，那么务工者在选择行业和职业时就有一定的主动性。根据云南省统计局抽样调查，云南省的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仅占6.03%，这样的素质使得劳动力择业时很被动，只能选择那些低收入，高危险，体力劳动强度大的行业。而对于那些顺应国家生产力发展起来的高技术、低体力的行业只能望而却步。据统计，云南省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占外出劳动力的4.6%，从事第二产业的占43.5%，从事第三产业的占51.9%。从产业分布来看，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者为数甚少，而从事第二、三产业者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又以第三产业居多。
三、云南省政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