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科学技术；小城镇发展；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064（2017）03-0243-01
1加强小城镇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研究
历史事实说明，如何建设发展小城镇，重要的是我们对于重大战略方向的把握是否准确，是否能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小城镇可持续健康发展道路。因此，我国小城镇发展战略与相关政策研究必须先行，摸清制约小城镇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城镇建设的科学理论、方法及小城镇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制定保障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和法律，以科学管理和市场化手段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激励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研究必须结合我国小城镇建设的实际状况，借鉴国际上小城镇建设的成熟经验，集中力量开展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战略与政策体系的攻关研究，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小城镇建设道路，为我国小城镇健康科学发展提供战略指导，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城镇支撑，全面提升我国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水平，避免低水平重复、盲目建设和浪费现象；缓解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促进我国小城镇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生态小城镇建设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生态小城镇建设共性技术涉及多个方面，对其关键技术加以研究，可为实现小城镇的生态化、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数字城镇是利用以3S技术（GpS、GiS、RS）结合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城镇规划建设、运行管理的现代化，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应贯穿于建设技术的各个方面；我国地域广大的小城镇不同程度的存在水土流失、森林破坏、水源地与水体受污染、土壤结构破坏，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不断增加等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小城镇生态保护、环境质量保障、资源再生循环利用关键技术，集成和开发适宜不同气候特点的小城镇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是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亦是中国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需求。
小城镇公共设施是衡量小城镇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应从小城镇的规模及其功能角度来研究小城镇公共设施的配置标准和规划布局，为提高小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提供理论和技术依据；道路交通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纽带，是促进小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针对我国小城镇交通发展的主要问题，从区域交通系统、交通体系规划和设计、交通设施的建设等三个层面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并充分考虑小城镇的规模效益、财政基础、技术力量、服务对象等现实条件，以形成适应小城镇交通发展的科研成果和适宜推广的技术与标准；小城镇综合管网系统是小城镇的生命线，小城镇综合管网系统规划与建设技术研究是解决小城镇基础设施综合布局、规范小城镇综合管理的需要，是满足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必要基础条件，也是实现小城镇节水、节能、防灾和进行环境保护的必要措施。
3加快小城镇产业的升级与技术创新
针对小城镇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快小城镇产业的升级与技术创新研究。首先应开展小城镇产业政策与产业规划研究，为小城镇产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搭建平台。推进小城镇住宅建筑产业化与绿色建材业发展，将会促使相当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剥离出来，形成专业分工，既有利于吸纳剩余劳动、节约资源，又有利于改进农村地区人居环境质量。大量农房建设产业化，将会为多种消费品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也使相关乡镇企业建材制品及劳动力有序地、逐步地进入市场。
用信息技术提升小城镇的信息化水平是实现小城镇与外部世界广泛、快速和有效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小城镇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小城镇信息服务业关键技术的突破，实现小城镇信息化建设所需要的技术和方法，最终实现用信息化带动小城镇产业化发展的目标。可见，加快小城镇产业的升级与技术创新，对解决“三农”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小城镇科技示范的推广研究
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新时代；科技哲学；创新；发展
引言
作为对科学技术时代出现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的哲学回应，科技哲学既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又与近代以来哲学的演变相随相伴。作为对当代哲学问题的访谈，理应对此予以关注。科学技术哲学既属于哲学体系，也是近些年快速发展的交叉学科。科技哲学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其规范性正在不断增强，有着特别巨大的研究与分析价值。全面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实质、门类构成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自然科技哲学均有较大的区别。
一、科技哲学的学科定位和理念体系
（一）学科定位
认识科技哲学具有的学科定位，首先要认识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后，大学分学者认为，科技哲学属于哲学学科，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将马克思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世界观统一起来。部分人认为科技哲学尽管是独立学科，但并非属于哲学学科，而是综合学科或者边缘学科。认为科技哲学是处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等学科边缘的学科，体现出历史学、社会学及哲学的特点；或者认为科技哲学是自然科学与哲学两种学科互相影响和渗透而出现的独立学科，其既非哲学，却和自然科学和哲学有重要联系，是体现双重性质的学科
（二）理念体系
我国学者对科技哲学的定位和学科性质有不同的认识，对其理论体系的看法也不相同。吴国盛认为，科技哲学的内容包括科学史、科学社会史、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等。陈其荣指出，当科学技术逐步发展，传统的自然辩证法会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进而建立起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即科学技术哲学，其内容包括社会与科学技术、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等。张明国等学者将科技方法论列入到科技哲学结构中，指出其应该包括科技方法论、社会与科技、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近些年，随着全球性科技革命和我国改革开放潮流的冲击，科技哲学不断分化，并形成专门的方向及学科，如，科学社会、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科学方法论以及未来学等。虽然学术界的意见并没有得到统一，但基本同意科技哲学的内容基本包括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三个部分。随着科学技术、产业工程、社会等知识体系的实践和完善，逐步建立起产业哲学、工程哲学等新兴的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区分工程与技术、科学的理念，将传统的技术、科学二元理论进行拓展，使其成为工程、技术、科学三元理论，指出工程活动的中心是建造，而工程哲学是区别于技术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新兴学科。现在工程哲学开展的研究集中在工程案件、工程历史、工程共同体、工程人才、工程创新、工程设计和决策等方面。
二、科技哲学的创新研究
（一）创新科学哲学
要从科技哲学向着科学文化哲学的方向创新，从哲学认识向着哲学价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科学价值论的内容特别丰富，一方面它是体现多种价值内容的文化及其活动，而并非只是某种认识或者实施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其重视全方位的研究价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认识价值的领域内，其重视科学ι缁岷腿死嘧龀龅墓毕祝包括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及技术价值等，进而体现出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对于人类解放、自由、发展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要充分融合分支学科，让科技哲学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传统科技哲学重视对认识论进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哲学，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全面发展科技哲学，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学科中的思想，将这些思想整合与完善，使其发展成为真正的科技哲学。科技哲学要推动新型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这样既能够扩展科技哲学的研究的覆盖面，也能给予科技哲学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体科学问题是科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其重视具体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而这些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所以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脱离哲学进行研究。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具体科学进行哲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过程、机制、条件、标准、概念和相关的哲学问题。部分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复杂知识论和复杂概念等领域对科技哲学进行创新和探讨，拓展研究的视野。我国科技哲学要体现出自身特点，虽然西方哲学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部分，但我们要建立起体现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科学哲学，并构建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尝试性的研究科学哲学中国化的意义、现实性及可能性，指出这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国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断创新，以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建立起发展技术哲学
虽然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技术哲学却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学者既希望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学习和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是两个领域共同发展的。陈昌曙等学者从技术哲学的性质和定位、理念意义、本质、价值、发展规律以及技术与科学的联系等方面研究技术哲学，指出技术哲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研究技术哲学更加成熟，随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术哲学也得到哲学领域的认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确研究课题、创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学范畴内，工程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并诞生工程哲学。部分学者指出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活动和工程知识，是哲学分支之一。工程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能否能改变世界和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是具有实践性特点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其中社会技术的概念是人们管理和改革社会、优化和调整社会关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社会技术和科学体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范畴。我国技术学要创新及发展，要遵守认识传统技术和发展新技术相结合、中国语境和国外学术成果相结合、反思升华和面向实践相结合、群体多样化和个体专一化相结合等四个基本原则，促进我国技术哲学以本土化为基础，逐步向建制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技术哲学。
三、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
（一）自然将列入科技哲学的研究范围
就科技哲学而言，其内容涉及到多种观念，如，马克思哲学论、方法统一论、
世界观等。科技哲学可以分析与探讨自然界的辩证法，并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自然观。传统理念中，对科学哲学的理论进行研究是科学哲学的正宗，自然科学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或者边缘问题，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自然科学
哲学应该是科学哲学涉及的重要领域。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科技哲学会逐步增加对自然界的研究。进而建立起系统的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自然问题、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的产生，可以建立起有较高合理性的自然哲学，以自然为切入点来区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并为发现、解决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给予全面、完善的理论依据。
（二）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科技哲学要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多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多元化
发展的概念就是全面融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让科技哲学的分析与探索更加具有层次性和价值性。科学哲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是多元化、层次化和歉收并蓄的体系。而基础理论研究重视科学哲学性、方法论、规范性及逻辑性等方面，自然科学哲学重视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前者是理性升华而后是实践基础。就人文科学问题而言，重点在于对价值观与人生观进行深入思考，对人生意义进行研究。根据物质决定精神的思想理念，可以认识到洛克菲勒家族为何会贡献家产来建设学校、办慈善机构。在某种意义层面上，此行为是否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具体行为。同时该家族捐献私有财产支持学术研究，体现出人文、社会与科技哲学的有机融合。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技科学进行全面融合，可以让科技哲学具有扎实、稳定的科学基础。另外，在新学科不断出现的前提下，会出现对分支学术内容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如，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等。逐步完善这些领域的研究，可以使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展出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科技哲学的创新研究
（一）创新科学哲学
要从科技哲学向着科学文化哲学的方向创新，从哲学认识向着哲学价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科学价值论的内容特别丰富，一方面它是体现多
种价值内容的文化及其活动，而并非只是某种认识或者实施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其重视全方位的研究价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认识价值的领域内，其重视科学对社会和人类做出的贡献，包括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及技术价值等，进而体现出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对于人类解放、自由、发展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要充分融合分支学科，让科技哲学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传统科技哲学重视对认识论进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哲学，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全面发展科技哲学，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学科中的思想，将这些思想整合与完善，使其发展成为真正的科技哲w。科技哲学要推动新型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这样既能够扩展科技哲学的研究的覆盖面，也能给予科技哲学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体科学问题是科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其重视具体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而这些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所以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脱离哲学进行研究。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具体科学进行哲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过程、机制、条件、标准、概念和相关的哲学问题。部分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复杂知识论和复杂概念等领域对科技哲学进行创新和探讨，拓展研究的视野。我国科技哲学要体现出自身特点，虽然西方哲学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部分，但我们要建立起体现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科学哲学，并构建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尝试性的研究科学哲学中国化的意义、现实性及可能性，指出这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国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断创新，以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建立起发展技术哲学
虽然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技术哲学却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学者既希望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学习和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是两个领域共同发展的。陈昌曙等学者从技术哲学的性质和定位、理念意义、本质、价值、发展规律以及技术与科学的联系等方面研究技术哲学，指出技术哲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研究技术哲学更加成熟，随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术哲学也得到哲学领域的认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确研究课题、创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学范畴内，工程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并诞生工程哲学。部分学者指出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活动和工程知识，是哲学分支之一。工程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能否能改变世界和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是具有实践性特点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其中社会技术的概念是人们管理和改革社会、优化和调整社会关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社会技术和科学体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范畴。我国技术哲学要创新及发展，要遵守认识传统技术和发展新技术相结合、中国语境和国外学术成果相结合、反思升华和面向实践相结合、群体多样化和个体专一化相结合等四个基本原则，促进我国技术哲学以本土化为基础，逐步向着建制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技术哲学。
结语
现代科技哲学是建立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诉求、哲学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性。所以，我国要明确科技哲学的学科定位和理念体系，以推动科技哲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科技哲学若想在未来的研究中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就要将自然纳入研究范围内，积极融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使其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另外要创新科学哲学、建立和发展技术哲学，丰富科技哲学的涉及领域和研究内容，并进一步提高科技哲学的价值。现代科技哲学是建立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诉求、哲学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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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篇3
**02年8月5日，同志在英国首相布莱尔所作的《科学至关重要》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召集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国家自然基金委和国家科教办的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研究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制订我国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的建议。党的十六大将这一建议写进了大会文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06—****年）》的编制工作。**06年1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出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了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我国迎来了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在全面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同志的科技思想更显示了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践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思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确定了依靠科技进步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治国方略。
19**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及其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准确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19**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同志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对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治国方略。
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同志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科学技术在先进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丰富和发展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为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指明了方向。
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核心是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特别是提高党领导科技发展的能力。在19**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同志提出：党的领导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政治保证，抓好科技进步的关键在于各级党委和政府。他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把抓科技进步作为重大任务，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要求党政第一把手都要亲自抓第一生产力。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和要求，使加快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有了组织保证，能够扎扎实实地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
二、关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思想，奠定了自主创新的思想基础。
重视科技创新，是对科技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同志特别强调的重要思想。19**年10月，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就讲了创新问题。以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创新问题。他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多次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要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在19**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同志指出：“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这个问题，不仅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而且要使全社会都树立这样的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实践证明，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加快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同志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19**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讲话时就指出，我们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时，当然不能跟着别人亦步亦趋，或者一味依赖外国的现成技术，而必须进行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创造。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不能靠别人，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尽快取得突破，一味依赖别人，一旦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很难维护国家安全。他明确要求“要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加强自主创新，加强人才培育，加强创新基地建设，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掌握科技发展的主动权，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正是我们今天形成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重要思想基础。
全国科技大会以后，全社会对自主创新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加强自主创新的良好氛围，坚持自主创新已经成为科技进步的战略基点。日益形成共识的是，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有更多的途径和方式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但我们不可能只依靠引进技术满足自身发展的科技需求，不能指望别人来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核心技术和战略性科技问题。要实现我们既定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奠定雄厚的科技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在经济、科技、贸易、人才等方面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合作。同志曾经强调指出，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封闭的状态下得到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科技的进步也需要中国。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提出坚持自主创新，是建立在对外开放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战略思想之上的。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更加积极地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利用好全球科技资源，为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将“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面向市场经济发展、面向广大人民需求”作为中心环节，形成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怎样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关系到我国科技改革和发展的战略定位。同志指出，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各项配套改革。首先要处理好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技术创新机制的关系。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要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面向市场经济发展、面向广大人民需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能够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有利于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充满活力的体制和机制。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多年来指导我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基本原则。上世纪80年代末，以技术成果商品化为改革突破口，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鼓励科技人员到生产第一线进行有偿技术服务和技术经济承包，引导独立科研院所成为面向社会、自主经营的研究开发实体。上世纪90年代初，以“稳住一头，放开一片”为科技体制改革方针，展开结构调整和人才分流，鼓励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进入经济、长入经济，具有研究开发优势并已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或具备产业开发实力的科研机构，可以兴办企业或直接转变为企业，具备条件的科研机构直接进入企业或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从19**年起，以加强科技创新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重点，对科研院所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对公益类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改革，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经过十多年来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在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同志高度重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有过深入的论述。他明确指出，要确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建设，努力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要优化科技力量的布局和科技资源的配置，加强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的有机联系和分工合作，使技术创新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积极鼓励和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改制成科技企业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大学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另外，同志还特别强调寓军于民国防科技建设体制。他指出：坚持寓军于民，是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和国防科技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坚持寓军于民，才能贯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走一条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民养军的发展道路，形成充满活力的国防科技体系。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形成了我们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在今天的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改革还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将进一步学习领会同志关于科技改革的重要论述，根据《规划纲要》的部署，进一步深化应用院所的企业化转制和社会公益类院所的分类改革，增强科研机构创新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积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各方面的建设。
四、重视基础研究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中的先导作用，对于发挥科学技术支撑、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科技发展历史表明，重视科学的长远价值，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进行超前部署，实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发展，对于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科技领域进行超前部署，也是先进国家保持领先地位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共同做法。同志作为一个有着科技背景的领导人，深刻地理解基础研究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深远意义。他多次强调指出，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和技术之源，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先导和源泉，它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民族的智慧、能力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标志之一。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专访时指出，基础研究的成果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突破和进步，也促进了应用科学的发展；而应用科学的不断发展，也必然对基础科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
关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同志赞成实行“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他指出：我们既要稳定和保证重大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和科技攻关任务，使之持续发展；同时又要调动大批科技力量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科学技术发展的后劲。反过来，只搞基础研究，不能把与经济建设有直接联系的科技开发工作搞好，也是空的。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很好的配置，使之各得其所。为此，他还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和高科技产业化同时并举，是科技发展战略之举。
面对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挑战，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巨大科技需求，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开阔眼界，紧跟世界潮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抓住那些对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抓紧攻关，自主创新。对于一些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的重点项目，我们应当结合自身的优势，做到有所为，否则就要受制于人。
这次《规划纲要》的指导方针明确提出引领未来，是规划纲要的又一个亮点。科技要引领未来，就必须对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进行超前部署。这正是对同志重视基础研究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十一五”期间，国家要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式，大幅度增加对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类研究投入力度，在统筹项目、人才和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对高水平的研究基地和队伍给予相对稳定的支持，使之有一个更快更好的发展。
五、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确立了科技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的时代，也必将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谁拥有了人才，谁就拥有了未来。同志对于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多次强调指出，科技进步的关键是人才，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也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的竞争，关键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是开发和创新能力的竞争。要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中取得重大突破，必须有一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高新技术的高素质科技专家。有了人才优势，又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完全可以更快更好地把我国科学技术搞上去。加速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做好人才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充分发挥人才在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需要营造有利于人才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同志特别强调，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归结到一点，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指出，科技人员是新的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重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我们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建立科技人才的激励机制，实行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学习贯彻同志的科技人才思想，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科技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发现、培养和凝聚各类科技人才特别是尖子人才作为科技工作的基本要求，把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作为科技管理的根本任务。这里特别强调三点：一是要高度重视尖子人才的培养。在当今科技资源全球流动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大批尖子人才和战略科学家。有了一批尖子人才和战略科学家，我们就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科学前沿、把握重大的科技发展方向获得更多具有开创性的科技成果。二是要坚持更加开放的人才观念。对人才国际流动持开放态度，要采取更开放的人才政策，不论国籍、肤色，吸引全球科技人才，坚持来去自由，参与中国科技创新。三是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吸引人才作用，用市场机制的办法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大的背景下，人才问题完全靠政府操作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我们要研究各种策略，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在全球网罗发现、挖掘人才，为我所用。
六、将科技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
加强以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文化建设，是先进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同志曾经指出，先进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才能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他同时指出，先进的文化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两个组成部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不仅在其拥有先进的思想道德，还在其拥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他还强调指出，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大力提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科学文化知识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人类进步的阶梯。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我们就不能攀登科学的高峰，也不能攀登思想道德的高峰。如果我们缺乏紧迫感、使命感、危机感，不及时吸收和拥有最新成果，不占领科学文化的制高点，就不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会失去自己的先进性。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在讲科学技术的作用时，更多地强调了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而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强调不够，对科学文化在推动社会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强调不够。同志有关科学文化的论述，极大地扩展了我们视野，提高了我们的认识水平。
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仅要看其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就，而是要看全体社会成员的科技素质和文化水平。一个国家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从根本上决定着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科学素质的高低，对人们利用知识、进行科学思维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对社会生产力和精神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同志高度重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问题。他指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不仅需要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而且需要亿万人民群众的参与。只有全国人民群众自觉地投入新科技革命的行列，增强科技意识，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参与科技实践，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氛围。必须把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社会工程，全面加以推进。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提倡科学方法，用科学战胜迷信愚昧，以利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
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基于学科发展战略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
基于学科发展战略的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建设，对于科研院所战略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基于学科战略发展需要建设首席专家和学术带头人队伍，使各个专业的学术发展均能得到应有的指导机会，避免出现“科研跛腿专业”；其次，基于专业发展需要建设学术带头人队伍，有助于消灭“学术指导死角”，建立指导业绩的横向评价机制，使学术带头人明确自身的“带动责任”，最终达到“用好一个人，带活一群人”的效果。
一、原子能院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建设基本情况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是中国核工业的发祥地和先导性、基础性、前瞻性综合研究的创新基地。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7位是在原子能院创建功勋的，有60余位两院院士曾在原子能院默默耕耘，有7000多名各类骨干人才达从原子能院输送到核工业的各个单位中，因此原子能院也被称为核工业的“老母鸡”。2010年，根据院科技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建设情况，原子能院在学科（核物理、反应堆工程技术、核化学与放射化学、核探测和分析技术、同位素技术、加速器技术、辐射安全和电离辐射计量）、六大重点领域（快堆技术、空间堆技术、特种材料、反应堆设施退役、后处理技术及放射性废物处理与核设施退役技术）建立了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共设置首席专家职位1名，学术技术带头人职位59名。依托专业设置，原子能院开展了两批遴选工作，目前遴选首席专家1名，学术技术带头人18名。
从年龄结构分析，遴选的首席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19人中，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35岁以下1人，35―50岁之间为14人，占总人数的74%，50岁以上4人，占总人数的21%。从遴选的两批年龄结构来看，第一批学术技术带头人8人中，6人年龄处于35―50岁之间，2人为50岁以上；第二批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11人中，10人年龄位于35―50岁之间，1人为50岁以上，相比第一批人选，年龄结构呈现年轻化趋势。
从学历结构分析，遴选的首席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19人中，本科学历6人，占总人数的32%；硕士学历5人，占总人数的6%；博士学历8人，占总人数的42%。
从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中期考核评估成效分析，原子能院实施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以来，8名学术技术带头人以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科技项目为带动，在科技攻关中做好“技术带头”，科研成果产出有所增长，科研成果影响力有所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逐年提高；在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中做好“人才带队”，团队人才梯队发展基本合理，团队知名度和影响力有所提升，人才培养成效凸显，基本保障我院相关学科领域内专业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院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原子能院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建设存在问题分析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原子能院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的实施对于促进专家推动原子能院学科正确良性发展、科技成果产出能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应用、提升原子能院学术地位与影响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因该项制度实施时间尚短，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在遴选机制、激励机制、考核机制方面仍然存在不合理的现象与问题。
（一）遴选机制――职位设置不合理，遴选体系缺乏一体化系统设计。在职位设置体系方面，原子能院依托学科设置首席专家职位，并在学科下设置子学科并设立学术技术带头人职位。因核行业学科专业性较强，原子能院各子学科分布在各研究所，较为分散，所以以一个大的学科遴选首席专家统领下设各子学科或专业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在缺少系统的技术体系配备和资源整合支撑基础前提下，很难有合适人选引领一个大学科发展。在遴选工作中，为平衡单位利益，原子能院“普遍撒网”，针对每个学科均遴选计划，尚不能以院的战略发展对部分学科优先发展“重点捕鱼”作为指导方针，与院的战略发展相脱节；另外，首席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是原子能院在科技人才职业发展方面的一条重要通道，但在遴选体系上，三个层级不是逐级递进、具备第一层级资格方可入选高一层级的关系，易出现人才职业生涯发展前、中、后期相脱节的现象，不利于人才阶梯化、一体化发展。
（二）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单一化，忽视自我实现激励。原子能院建立的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旨在畅通科技人才通道，所以，为了转变“官本位”的影响，促使更多专家专心从事科研，原子能院强化物质激励，对首席专家建立了4倍于职工平均工资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对学术技术带头人设立每月8000元津贴制度，该项制度对于短期内促进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履行职责、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具有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看，效果不明显。因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是知识型员工，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部分人员激励已不能仅停留在生存与安全等物质激励层面，而更应关注社会需求、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而从现状来看，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是一条科技通道，相比行政体系，这部分人员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仍然不高，资源、项目等支配权限仍然受限，在重大规划、技术决策、重大科技攻关中的决策地位和话语权仍然不高，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严重受限。所以，单一的物质激励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多元化的激励机制亟待建立。
（三）考核机制――缺少科学分类的考核指标体系，退出机制亟待建立。在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考核体系设计方面，原子能院目前尚未建立一个系统的考核体系。在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中期考核工作中，原子能院采取“专家组+项目团队组”的多维度测评方式，设置学科发展、科技攻关、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四大类指标，对首批带头人进行了考核。考核指标虽然大而全，但仍以定性考核为主，缺少考核指标权重设计，同时忽视了人才的个性发展存在差异化的因素，以四类指标考核对应所有专家，考核出现“一刀切”的现象；另外，以考核结果为重要依据“能进能出”的人员推出机制尚未建立，极少数人员聘后未充分履行职责，仍以聘前的功劳业绩享受带头人待遇而“一劳永逸”，严重影响该项制度的公信力。
三、基于学科发展战略的原子能院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建设的思考
学科发展是科研院所首要发展任务。基于学科战略发展的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制度设计就是要从制度建设方面建立一个与学科战略发展相适应的遴选机制、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
（一）建立与学科发展相适应、与人才阶梯化发展相匹配的战略化、一体化遴选机制。建立与学科发展相匹配的战略化遴选机制，即要树立一种“不患寡而患“均”的理念，不求“全面发展”，而求“突出重点”，以院的阶段性战略发展对学科（领域）的需求、重点重大专项任务为依据，充分考虑各学科梯队组建与合理配置、优化组合，做好人才需求预测分析，将职位设置体系向重点学科倾斜、向阶段性重大科研任务倾斜，同时，针对学科设置过大的现象，调整办法中职位设置体系，缩小学科设置范围，实现设置科学性；建立与人才阶梯化发展相适应的一体化遴选机制，可探索人才梯队管理模式，依托一个学科、子学科、专业体系，以研究所为单位实施首席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一体化遴选、一体化培养、一体化考核、一体化退出制度，建立连带培养、连带发展、连带责任机制，形成一体化、梯队化管理模式。
（二）完善以物质激励为基础，自我实现激励为核心的多元化激励机制。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根据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物质需求基础性、精神需求优先性、成长需求紧迫性、尊重需求关切性以及成就需求强烈性的特质，我们要因人而异打破传统的物质激励模式，引入以“搭建平台、促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柔性激励。可探索建立“项目决策”平台，实施首席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项目负责制，对重大项目增加项目审批支配权，充分发挥其对重大技术的把关职能；建立“政治参与”平台，扩大职代会、院务会等重大会议对高层次人才的开放程度，使高层次人才在对院重大改革、学科发展、重大项目、重要学术问题和重大技术处理等涉及院发展的战略问题享有决策话语权，提高政治与社会地位；搭建“荣誉宣传”平台，采取“文、网、微”等立体宣传网络，加强对高层次人才及创新团队的宣传，提高荣誉感与价值感，创建平台促进专家实现自我价值。
（三）健全以“鼓励复合型培养、尊重差异化发展”为理念的分类差异化考核体系与退出机制。人才需要多样性，人才发展也需要多样性。健全完善学术技术带头人考核体系，就要充分把握人才成长与发展规律，建立“鼓励复合型培养，尊重差异化发展”差异化考核思路，在科研工作、学科建设、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依据各类专家和带头人专业与个人特质量身定制各项指标，建立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类差异化指标权重体系，避免考核一刀切。同时探索实施末位淘汰制度，促进首席专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生态圈”正常优胜劣汰，逐步建立“能进能出”的选人用人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淑娥.基于专业发展需要的学术带头人队伍建设研究
[J]，管理观察，2014（4）.
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篇5
一、萌芽探索期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萌芽探索期。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作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制定了许多科技政策，并对此有过深刻论述。邓小平在1954年政务院讨论教育工作时，以及在1961年《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中，初步回答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我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看到了科学的重要性。1957年，在西安干部会所作的报告中，他曾明确指出: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高技术人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那些能够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是远远不够的。这一表述表明，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明确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把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建设列入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一段时期内，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不重视科技人员，轻视专业性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现状，强调要提高他们的待遇水平。他在1954年政务院政务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要普遍提高他们(科技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笔者注)的工资待遇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那些拥有真才实学以及为国家或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都应该适当的提升他们的福利待遇。在1961年《新型干部人才选拔》文件中又指出:我们需要加强对干部人才选拔的重视，要真正的选拔出那些拥有真才实学的优秀干部。同年，党中央颁布了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该文件明确指出科技工作人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这里说的科技工作人员仅限于企业中的工作人员，但实际上是对一个时期以来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纠正，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时期，邓小平没有受到文革，初期党内左，的思想的冲击，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发展的思想，如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问题，科技人才的选拔问题，科技人才的待遇问题，高科技人才的照顾问题等。可见，这一时期邓小平主要是围绕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才问题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其科技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初步形成期
从1966年到1975年，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在这10年中，虽然邓小平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长期处于被批评和斗争的环境中，但仍然不能影响邓小平始终重视国家科技发展的那颗澎湃的心。在后来文革中遭迫害的同志得到平反后，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他以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为背景，坚持正确的科学路线、方针和政策，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主抓的科技工作也是成果显著。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强调要把重视科技发展提升到现实层面上来，还要保证做到落到实处。又对在文革，期间受到影响的农业、教育、军队和工业生产中涉及科学技术领域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改革。通过改革整顿，科学技术工作得到了改观，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这一时期，邓小平首要整顿的就是军队和工业生产，要求把科学技术应用到工业生产中去。在1975年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大力发展科研事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对此，他强调:这不是小事，也是装备问题，也要研究，定型。可见，邓小平对加强军队科学技术建设的决心与重视。他指出:同时，也要请管国防工业的同志把科研工作抓紧，因为现在确实有好多军工产品，由于技术没有过关而不能正常生产。能够让大家专一的研究一项伟大的技术，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方法。这些思想一方面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另一方面又使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为以后现代化的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在主抓军队建设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1975年8月在讨论工业发展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他强调，要坚持加强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针，积极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通过创新转为自己的技术。有一些原材料，我们一时解决不了、必须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一些。在谈到企业的发展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关系时，他认为，科研工作是发展工业的重要途径，应增加企业中科技工作人员的数量。101975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时，进一步强调: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退。上述讲话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科学技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系的正确观点。
纵观这一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科技思想。例如，他主张要把科学技术发展应用到工业、农业和军事领域，使科学技术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四人帮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反对发展科学技术，打击知识分子，使得中国的各项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在邓小平主持工作后，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科技思想，从而使中国的科技事业走上了正轨，这也标志着邓小平的科技思想的初步形成。
三、发展完善期
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发展与完善时期，也是邓小平科技思想发展最全面、最丰富的时期。在此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并将此确定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核心思想，这也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确定了理论基石出。
邓小平曾多次与科学家探讨科学技术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鼓励他们作出新成绩。对此，邓小平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和阐述。1977年，在他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强调:所谓的劳动不单单只是体力劳动，相对的教育和科学事业都是伟大的劳动事业，都是需要大家来尊重的。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从这次讲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意在号召全国要摆脱四人帮的错误思想，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科学技术。这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管科学与教育工作。他首先鼓励全党乃至全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重新调动了文革期间受到影响的科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强调了发展科技事业的重要性。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都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要准确地把握当前的社会生产关系，做到通过科技的创新来发展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认为只有掌握那些高端的技术，才能在当时的世界社会环境中有一席之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科研事业能够稳固国家地位和促进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极其迅速，科学技术领域产品层出不穷。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提出，使中国发展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轨道。确定科技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就成为当时函需解决的问题。对此，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引进作过多次重要指示，从而形成了科技发展必须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思想。1985年，邓小平在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蓝皮书中提出，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需要改革，需要解放和发展新的生产力，通过科技的创新来带动新的社会经济革命.1988年，他在听取了改革制度的一系列相关报告之后，做出了重要的指示:争取尽最大的努力把科学技术发展落到实处，尽快的感受到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动力。上述论断的提出是他经过多年研究和实践，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标志着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体系的真正形成。
四、小结
经过大量收集、梳理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的重要讲话和文章，我们能够看到，纵向的时间顺序和横向的问题指向是认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核心依据，本文关于邓小平科技思想发展阶段的分析也据此而来。
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力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科学技术已经上升到关系国家兴衰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高度。对此，邓小平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高瞻远瞩地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科技工作方针和政策，指导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同时，这些思想从提出到完善也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科技思想发展的思想脉络，即邓小平同志的科技思想始终是与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经济和科技等工作密切相连的，立足现实、实现理论创新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重要整体性特征。充分认识其科技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国家大力提倡科技创新的今天，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我们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全面把握。以往学界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中，虽然也重视其科技思想，但是缺乏对其发展过程的梳理。而历史性地梳理并呈现邓小平科技思想发展的纵横向内在逻辑联系，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及其内容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科技改革的内在关联，这不仅对于我们理解邓小平科技思想的逻辑脉络尤为重要，而且对于理解邓小平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无疑增加了很强的历史佐证。
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科学技术;环境伦理;环境价值;生态原则
[中图分类号]B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17-02
环境问题总是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由于对自然以及科学技术认识的偏差，人类的活动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正确认识科技以及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发展服务是个重要问题。
一､人类在科学技术发展不同时期的认识
1.古代: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统一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相当弱，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适应关系。随着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人类了解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愿望也日渐增长，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萌芽，但整体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是和谐的。比如古希腊苏格拉底说过:美德即知识。中国古代《礼记・中庸》中也有“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说法。就是把学问和德性二者结合起来，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统一。也就是说，科学知识都是善的。
2.近代:科技决定论
近代，科学技术与道德逐步地相分离。伴随着人类中心论的形成和确立以及科技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人类开始沉醉于科技的伟大，认为科学可以决定一切､统治一切､解决一切问题，成为一种科技决定论。
在近代，还流行一种技术悲观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法国思想家卢梭。他在1749年发表了《科学与艺术》的著名论文，把历史上一切卑劣行为和道德败坏的根源都归结为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认为科学产生之后加剧了道德沦丧。卢梭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思潮。这种思潮在我国古代的道家和儒家均有出现。技术悲观主义者仅仅认为技术会扭曲人心，使人见利忘义，对道德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而很少考虑科学和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本身的作用。[1]
3.现代:科学技术是双刃剑
20世纪50年代，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提出了“新工业革命是双刃剑”的警告，后来人们用“双刃剑”这一形象的比喻来诠释科技发展对社会､经济和自然界影响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利用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功能而体现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是科技也会引发诸多的负面影响:逐渐导致和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分裂状态，随之而出现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
4.当代:科技万能论和科技有限论
20世纪科技观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科技万能论。米切尔・施加格文断言:“90年代将与80年代不同，将由过去的“选择商品”，转到“选择设计”。另一种观点是科技有限论。中山秀太郎提出，以为科学､技术什么都能解决，这是对科学技术的迷信……人类从事技术工作，总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环境，这是无法避免的，技术万能主义对人类安全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思想。[2]
由此可见，只有在科技应用中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对科技正确定位，才能更好地利用科技，为人类服务。
二､对科学技术的环境价值进行正确定位
在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的人类社会史中，科学技术在解放人的劳动､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由于人类认识世界的局限性和偏见，对科学技术价值缺少正确的伦理定位等因素，使科学技术对环境的负面作用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必须从科学技术的环境伦理角度来找出解决人类困境的答案。
一般说来，人类发明科学技术的初衷有两个:一是把人从被自然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二是把人类从物质生活的匮乏中解放出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追求人类的真正自由和人的全面充分发展。然而目前，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初衷，让人类失去了自我､走向了自我的异化。[3]那么，科学技术的价值定位究竟在哪里呢?一般认为，科学技术有经济价值､环境价值､教育价值､医学价值､军事价值､道德价值等，其中环境价值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科技发展的一个重大偏差就是片面强调和追求人的物质方面的利益，仅以经济价值来衡量科技的价值，忽视了科技的人文社会和环境价值，而环境价值被忽略往往导致社会和生态环境失去平衡。所以，人类在科学技术活动的开始阶段，应对生态环境进行预测和评价，并且在实施的全过程中始终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和结果，有效预防科技对于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环境和可持续性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三､科技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双重效应
(一)科技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来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干预的。但是，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几百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局部性地给环境带来破坏性的影响。20世纪以来，人类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地球的破坏也进入到史无前例的时期。
1.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性开发及过度利用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利用引起了森林草场面积大幅锐减､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严重后果，从而使人类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的数量日趋减少。同时，由于人类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其中的原因，既有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过度放牧和城市化等因素，也有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影响。例如，在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过程中，对传统动植物品种等不采取妥善保护措施，使遗传资源遭到破坏;转基因和克隆技术的发展加剧传统物种的消失和变异等。
2.科技的不合理应用加重了环境污染
目前，环境科学研究表明，大气污染，特别是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的主要成因是高科技的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副产品。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只是在形式上避免了传统产业的污染，但常常带来新型的､危害程度也更高的污染形式。这些新型污染称为“科技型”污染，其主要表现是:合成化学物质污染､高科技废弃污染物等。
3.科技工程活动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工程活动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但同时工程活动也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突出表现在兴建大型工程导致的环境的变化。以阿斯旺大坝表现最为突出。阿斯旺大坝在上世纪70年代竣工，成为埃及的骄傲。这座水坝结束了尼罗河年年泛滥的历史，生产了廉价的电力，还灌溉了农田。然而近年来人们发现，它也破坏了尼罗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引发一系列灾难。
由此可见，现代科技发展和应用中对环境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经发展到了极为广泛并且严重的地步，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反思､反省并采取行动的时刻了。
(二)科技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有着两面性。有些技术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有些技术却也有利于自然环境的改善。高新技术直接运用于环境保护领域，可以为人类解决环境问题开辟广阔的前景。例如，发展海洋和空间技术，给人类提供新的生存空间;运用高新技术，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废物资源化､污染物资源化，以避免或减少浪费和环境污染。
四､科技发展中应遵循的环境伦理原则
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使我们必须思考防范科技对环境危害的基本伦理原则――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原则就是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和应用，应当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性发展。科技发展的生态关怀原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应该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为标准。目前对生态平衡影响和干扰最大的已经不是自然因素，而是人为因素，科学技术扮演着突出的角色。生态原则的提出，就是要为人类确立科技发展和应用的方向，为人类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有效维护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和行动规范。
五､制定符合环境伦理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对策
1.制定全面系统的科技环保法律法规体系
关于科技研究和应用中的环境方面的法律，在立法时应该遵循如下四个原则:权威性，即在科技法律面前，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一律平等;探索性，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现实性，就是科技环境法律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于从现实出发，必须着重考虑科技发展和应用的实际，尤其是我国科技发展与环境的实际;超前性，科技法律体系的建设能够应付科技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影响。具体来说，就要加强预测，把握科技发展的趋势和动向。
2.建立可持续发展观，发展绿色科技
为了重建人类的自然家园，在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妥善处理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而要实现二者的和谐，关键就在于创造一种全新的技术理念，即实现科学技术绿色化。所谓绿色科技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平衡发展，追求低消耗，注重对污染的控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科技存在与发展的指导原则。
3.树立和培养科研人员的环境价值观和社会责任
科研人员作为科学技术和环境伦理意识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的环境后果，他们的环境价值观在发展绿色技术､推进环境保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科研人员要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环境正义”，不仅要考虑到短期的局部利益，还要顾及到长期的整体利益，不仅要考虑到“代内利益”，而且要考虑“代际利益”。同时，科研人员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有对社会､对环境高度负责的态度，否则，科技的研发活动就有可能对人类生存或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4.培养政府官员等决策者的环境伦理价值观
决策者作为重大事件的决定人，他们的价值观念､工作作风､知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所决策的事情起到至关重大的作用。对于科技发展这些前沿问题，需要更多专业知识作为铺垫，一旦失误，后患无穷。所以各级政府及其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环境伦理意识，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切实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
5.提高群众的生态安全意识､参与意识
要提高人们的生态安全意识，在全社会开展生态安全教育和宣传，使每一个公民都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是公民的基本义务。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一点一滴做起，积极开展环保公益活动，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完善环保公众参与制度，实行环保信息公开，定期公布环境质量状况，公开环保管理规定，公示建设项目环保审查､排污收费等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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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篇7
现代科技的过分张扬，形成了技术理性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本身的霸权统治，从而将现代人逼近生存的死胡同。正是在对现代科技发展观念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将哲学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理性反思与应用伦理学对科技发展的规范性要求统一起来，力图建构一种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新的科技伦理。
一方面，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科学技术发展应重拾其社会历史维度。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科学技术异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垄断是其主要原因。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产物，是在社会历史中逐渐发展、强大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技术理性的力量不断得到彰显，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人对科技依赖性的不断增强，技术的支配作用也越发强大，自然成为技术的资源库、材料库和能源库，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恶化。不仅如此，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连人也未能幸免，成为技术作用的对象和材料，人的价值遭到技术的忽略，其结果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冲突。人或社会历史维度的缺失导致了技术与人及社会的分离，使技术成为独立于人和社会之外的垄断力量。海德格尔曾经对此进行过深刻分析，他将技术称之为“座架”，并指出：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的东西，它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这种解蔽方式就是现代人的不可回避的生存方式。座架概念表明技术将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的意义剥离开来并导致对生存意义的遮蔽。这正是造成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根源所在。后现代科技伦理正是抓住这一关键之处，主张重拾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历史维度，强调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成果的科技和人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自然具有其社会历史性。所以，科技不仅要关注人的存在方式，更应关心人的生存意义。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就是要从人的终极意义上的救赎与解放的维度，要求科技去思考如何更好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将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作为科技发展的追求与原则。
另一方能，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以“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技发展的合法性根据。承认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反思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前提。科技的异化并不能否定科技本身。技术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对技术的否定就是对人自身的否定。因此，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强调彰显伦理对科技发展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目的就是努力寻找科技发展的合理性形式，重新赋予科技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未来科技的发展应该告别过去单纯追求技术的任意扩张和垄断的发展理念，将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作为衡量科技发展是否合理的价值标准。后现代科技伦理观正是秉承这一使命，努力研究和发掘新的伦理形式，强调将自然的价值、技术价值、人的生存价值等诸多价值因素纳入科技发展之中，用伦理的力量校正科技异化，限制技术理性的扩张，通过对科技发展的伦理考评促进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促进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二、后现代科技伦理观的时代价值
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篇8
1正确把握农业科技发展形势，深刻认识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11年我国粮食连续8年增产，综合生产能力已达到5亿t以上，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到新的水平，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耕地和淡水资源短缺压力加大，农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资源大量消耗为代价的传统生产方式难以为继；农业劳动力成本迅速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不断降低，农业生产正在进入高成本阶段，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的任务更加艰巨。技术变革和科技进步始终是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现阶段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贡献率已由“一五”时期不足20%提高到2011年的53.5%，有力支撑了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但与发展“高产、稳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现代农业的新要求相比，与国际农业科技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巨大差距。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任务更加艰巨。当今世界，农业科技正孕育新的革命性突破，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带动并加快了农业科技创新的进程，全球农业科技正进入创新集聚爆发和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时期。欧美等农业科技强国和跨国大公司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正逐步加大加快进入我国市场的力度和速度；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农业科技竞争力也显著增强。世界各国抢占未来农业科技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更加激烈。一定要认清形势，深刻认识科技进步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中的重要地位，承担起发展我国农业科技的历史重任，致力于攻克农业发展的科学难关和技术瓶颈，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为提升我国农业和农业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2充分认识农业科技发展规律，进一步明确创新方向和重点发挥农业科技支撑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农业科技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明确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使农业科技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充分认识农业科技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把握农业科技的发展规律。农业是保障人民生活和国家稳定的基础产业，其社会效益大大高于经济效益。农业发展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科技成果通过转化推广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广大农民服务，这充分体现了农业科技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农业科技的这些属性决定了农业科技投入的政府主导性和公共科技部门研发的主力军地位。农业科技又具有区域性明显和研发周期长等特点，这决定了农业科研工作要立足长远、统筹规划、超前部署。中央一号文件准确把握了农业科技的发展规律，提出要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稳定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要切实履行公益性研究职责，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供更强大的科技保障。突出农业科技工作的时代性，把握新时期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新要求，对农业发展提出了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时代命题。新时期农业科技工作要服从国家战略目标和时展需要。一是明确农业科技创新方向，做到“顶天立地”，解决科技与生产脱节的问题。“顶天”，就是要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立地”，就是要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农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上取得突破。二是突出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大力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前沿技术研究，着力突破农业技术瓶颈。三是进一步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加强重大科研条件平台建设，加强试验示范基地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坚持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突出农业科技工作的创新性。农业科技的发展是不断创新的结果。从农业机械的发明发展、化肥农药的使用、育种技术的突破，到当前农业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等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推动了农业科技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农业科技革命，决定了世界农业的发展进程。在科技实践中，要不断解放思想，勇于挑战和攻坚，致力于攻克前沿性科学问题，解决农业发展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要不断优化农业科技发展环境，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逐步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并以体制创新促进科技创新。
3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必须牢牢把握当前重大历史机遇，认真谋划跨越发展新目标，创新跨越发展新思路，推动我国农业科技改革发展迈出新步伐、取得新进展。确定发展新目标。未来5~10年，要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农业科研院所，成为国家农业科技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和重大科技命题的策源地，成为国家农业高层次科研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创新创业基地，成为国家“三农”问题和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学术重镇。要逐步凸显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中的引领与主导作用，在解决我国农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技术问题上的核心作用，在国际学术界的骨干与引领作用。要进一步弘扬中国农业科学院50多年来积淀形成的核心价值和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农业科技战线的旗帜和推进农业科技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把握农业科技发展方向。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以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发展为导向，加快推进农业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加强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精准农业技术等高新技术研究，在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抢占现代农业制高点。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围绕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和需求，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应用研究和试验示范推广工作，努力在农业生产、加工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一批重大实用技术成果。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强院所学科体系建设，形成重点突出、优势明显、相对完整的现代农业学科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形成科研、科辅、转化和管理4支人才精良、结构合理的科技创新队伍，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激励创新的人才管理体制。加强科技条件建设，形成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科研设施支撑体系。
大力提升产业支撑能力。面向产业需求，以解决农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使科技成果及时应用于实践问题的解决，充分发挥其支撑引领作用。积极开展科技兴农服务，加强与地方合作，开展科技示范活动，加强援疆、和老、少、边、穷地区的科技扶贫工作，做好农业科技救灾应急工作。
全力推进现代院所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民主办院”的发展理念，按照科技发展规律的要求，加快建设“职责明确、评价科学、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根据行业特点和研究所实际，明确未来发展定位、重点学科、关键领域及对产业的贡献，从人才队伍建设、科技资源配置、管理制度完善和创新文化发展几个方面落实保障措施，加快推进研究所发展。
加强农业和农业科技宏观战略研究。充分发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思想库、智囊团和策源地的作用，为国家农业和农业科技重大战略规划、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解决、相关政策的制定建言献策。建立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展战略研讨会制度，就国家及中国农科院科技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为国家提供决策支持，为中国农科院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积极联合各大农业科技相关单位，举办农业科技发展高层论坛，为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思想创新平台。
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篇9
所谓技术理性，是指人类追求技术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和理想性的抽象思维活动、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特殊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它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始终[1]。技术理性并不追求单纯的手段或目的，而是把科学合理性、社会合意性整合到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中，既追求功效又内含目的，基于自然又面向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使得图书馆学需要技术理性的支撑。现代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的发展之中，成为图书馆学的催长剂，导致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存在技术评价缺失规范、技术至上、技术误导等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科技也有着解不开的情缘。面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图书馆学应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技术理性的发展之路。
2、科学主义与图书馆学技术理性的缺失
19世纪30—40年代，科学主义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先后演绎出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众多的哲学派别，成为一股在世界影响力很大的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崇拜科学，技术至上。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科学主义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压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忽视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扭曲人文社会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机械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2]。
科学主义思潮对图书馆学界也颇有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技术论。在西方图书馆学发展史中，先后产生了图书馆学技术论的两大流派——传统技术学派和新技术学派。20世纪末期以来，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再度兴起技术热，图书馆学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学主义的学术思想。
传统技术学派把图书馆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图书馆技术、操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该学派的代表性思想有施莱廷格的“整理说”，德国艾伯特的“技术说”以及杜威的“技术实用论”。传统技术学派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仍有很大市场，表现为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实用性，忽视了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
新技术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产物，它注重发展新的信息技术，以新技术为前提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其代表人物有兰开斯特、利克利德、泰勒、戈曼和道林等人[3]。该学派目前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迷信和狂热，鼓吹技术决定论。
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数理量化方法来解释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道路。备受我国图书馆学界批评的抽象图书馆学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不少研究成果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主张：大量借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其他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4]。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单纯地依靠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的根本问题。
科学主义思潮及其衍生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是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导致技术理性缺失的内在根源。在《图书馆学研究：科学主义思潮的非理性倾向》一文中，作者从抽象图书馆学的基本主张出发，指出科学主义思潮体现了当代图书馆学的非理性倾向[5]。非理性导致对图书馆学进行消极的、随意的否定，轻率立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反对图书馆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恰当地运用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促进图书馆学的良性发展。
3、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技术误区
图书馆学的技术传统虽然不如人文传统那样源远流长，但它伴随科学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和在图书馆学科体系中的全面渗透而发育为浓厚的学术传统。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要求，图书馆学界从图书馆的功能和效益出发，积极探索图书馆工作面临的技术问题，这有利于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然而，学术界和图书馆员更多地意识到图书馆学的技术因素导致的负面效应，指出图书馆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技术化倾向，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这种倾向阻滞了图书馆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6]。也有人质疑图书情报学的单向度发展，认为技术的崇拜无益于图书情报学显学的努力[7]。事实上，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过分强调技术因素有关。
3.1技术情结排挤人文理性
早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人文主义的深厚底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全面应用，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和文献信息服务越来越依赖于对技术的掌握运用程度和各种技术设备的配置水平，实践的依赖导致了理论思维和研究的依赖，图书馆学的理性精神被淹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大潮中，以至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价值，忽视人文理性应有的价值。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理论和实践中的科技与人文一直未能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发展，长期表现为技术游离于理性之外，一味地热衷于科学技术应用，忽视了传统人文理性的继承和发扬，使图书馆学陷入了技术传统极度膨胀而人文传统日渐衰竭的不妙境地[8]。
针对图书馆学技术至上论和技术片面化的倾向，很多研究者担忧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削弱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和谢拉就是批评技术至上论的典型代表。巴特勒认为企图使技术合理化以及理论技术化的尝试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谢拉则一再告诫人们：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9]。国内学者也指出：强调人文传统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10]；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1]，等等。
在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教育方面，技术排挤人文的问题同样存在。图书馆学最初主要是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等构成的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是适应早期图书馆手工服务方式的产物。现代信息技术使图书馆业务流程和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解答图书馆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图书馆学需要充实新的理论。为此，学科内部整合过程中增添了许多“技术色彩”很浓的内容。由于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内容不断扩张，技术科目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占了图书馆学基础性科目的生存空间。如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来看，图书馆学专业不同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内容固然也有差别，可有的学校不仅为图书馆学专业披上“信息”的外衣，在课程设置上也“全盘信息化”，大量开设诸如信息社会学、信息伦理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企业信息工作、信息市场管理等与信息有关的课程，以至于图书馆学课程仅占一小部分甚至已被完全抛弃[12]。这样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必然偏离最初的培养目标和自身的发展轨道。
3.2技术因素引发的学科术语不规范
技术的突破必然带来学科概念和术语的增长与更新，由于技术发展太快，学术研究一时难以规范用语，给人们的认识带来混乱和不便。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新概念大多以感性认识为主，许多图书馆学新概念和术语的涵盖面大，使用起来易迷惑人。本来，图书馆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具有规范，人们已经取得共识，但是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原有某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待于图书馆学界去重新界定和认识。有些研究者还大量套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技术性术语，而对图书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体现自身特征的概念不予重视。当然，一味反对引进概念和术语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如果生搬硬套无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术语，不加以学科化的解释，则不是明智之举。
3.3与技术因素有关的图书馆学无限制泛化和扩张
已有学界人士对泛化和扩张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13—14]。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适度泛化和扩张也并非坏事，但是无度地泛化与扩张就易产生问题。伴随着新技术运用于图书馆，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由馆内扩展到馆外甚至社会，研究范围从传统图书馆扩大到整个文献信息领域。如果图书馆学理论超越了自身的极限，表现为漫无目的的膨胀，最终也会失去自我，陷入虚无缥缈之中而无法自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的客观趋势，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大图书馆观”存在一定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使图书馆学走上无节制的粗放型扩大外延的路子。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学术研究热点不断，除了学界开拓创新、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本土化等因素外，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像电脑与图书馆、图书馆电子学、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研究便是学科泛化和扩张过度的表现。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有其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远离和超越主体的研究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和有效控制。
3.4激进论调的产生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波，当然也震撼着图书馆人，引起对图书馆事业及其价值的怀疑和关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最让图书馆人灰心丧气的理论莫过于“图书馆消亡说”，庆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制造这理论与现实截然相悖状况的无形怪手，是对图书馆影响越来越大的信息技术[15]。图书馆消亡论者在国外的典型代表首推美国学者兰开斯特，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未来的社会是“无纸社会”[16]；英国图书馆学家汤普森则认为，图书馆最终会成为博物馆[17]。国内也有图书馆消亡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传统图书馆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走向消亡[18]。不少研究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图书馆消亡论是网络时代的神话[19]；“无纸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图书馆[20]。
预测是一门科学，科学和合理的超前预测为人们所欢迎，但割断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预言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发展东西部不平衡，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所谓图书馆消亡更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图书学界通过学术讨论，对图书馆的未来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复合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的必然走向。当前，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的很多学者对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指出了其中的危害，为图书馆学回归正常的技术理性之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适合中国图书馆学的技术理性道路
现代科学技术使图书馆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带来的技术思想误区也被图书馆学界所共知，呼吁和回归技术理性已是图书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4.1树立技术理性观
图书馆学界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直接动力，呼吁技术理性首先在于图书馆学研究要有理性的支撑。面对新技术，学界人士有必要树立技术理性观，用客观的尺度把握图书馆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国图书馆学目前的状况来看，技术理性观念主要体现在技术价值、技术手段、技术选择、技术发展等方面。
技术价值观。图书馆学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图书馆落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而且在于以“图书馆自由”理念为社会价值目标。这一理念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所确认，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在图书馆法律制度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在技术研究中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待技术应有理性的价值取向。
技术手段观。图书馆学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图书馆事业使命的一种服务手段。在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技术问题对图书馆发展无论有多么重要，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而言，终究是表层的东西，只有那些对技术现象进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论，才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21]。科学技术与人文理性是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现代技术以其单一性、两面性特征，成为人文理性的一种巨大的排斥和异化力量，图书馆学需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即技术服从人文的需要。图书馆实践所利用的所有技术，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取代不了图书馆人的主体和主导地位。
技术选择观。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领域中都同样充满复杂的选择，坚持有选择地应用新技术来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界义不容辞的责任[22]。目前，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正方兴未艾，图书馆学技术的研究和图书馆技术应用都存在技术选择问题，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用理性的眼光对技术进行必要的审视。
技术动态观。历史的发展告诉人们，一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无论在当时有多么先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终究要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况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新旧技术更替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发展呈现的动态性特征更加明显。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图书馆界应牢牢确立技术动态发展的理性观念。
4.2加强图书馆学前沿技术的研究
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包括技术应用和技术发展两个层面的研究。图书馆技术应用研究主要解决网络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实际应用问题；图书馆技术发展研究则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发展趋势，解决图书馆与新技术相适应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处于图书馆学发展前沿的核心技术是信息技术，而纳米技术将在图书馆未来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图书馆学应用性极强，技术应用研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非常明显，这使得技术应用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基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数字图书馆，成为当前学科的前沿问题。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知识管理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并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服务于图书情报工作。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面临十大技术瓶颈，包括资源建设、多媒体信息标准、信息存储与压缩、信息分类、索引与检索、信息传输与安全保护、交互界面、信息输出与表现、工具与平台、高层信息服务协议[23]。从客观上讲，我国在技术方面比发达国家落后，图书馆界要在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抢占图书馆学的前沿阵地，就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人员调整落后的思维方式，更多地从技术的原创层面发掘，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4.3注重图书馆学技术的哲学审视
图书馆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图书馆学要成为具有科学逻辑和真正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以图书馆哲学研究为突破口，从哲学层面上关注图书馆，把握图书馆本质上的问题。为此，我国图书馆学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24]。综观图书馆学界的研究，其内容局限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性质、任务、意义、范畴体系及相关概念辨析等。从哲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用哲学指导图书馆实践，还有待于图书馆学界继续努力和不断创新。我们在解决图书馆实际技术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用哲学的思辨来解答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困惑。
图书馆学技术需要哲学支点，已被事实证明。西方技术学派的集大成者——杜威既是哲学家又是图书馆学家，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支配和指导下的图书馆学，占据了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地位，不但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界。当然，作为学科技术支点的哲学，应该是符合科学与理性的哲学。杜威的哲学强调“有用即真理”，对技术持实用主义的观点，必然走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
长期以来，由于图书馆学界缺乏对图书馆哲学的深入探讨，使学科理论难以上升到真正科学的高度。一般研究者大多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西方哲学家波普尔等人的思想来解析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不可能构筑图书馆哲学的理论大厦。学术界应该从科学融合的角度，广泛地学习人类思想史上的哲学理论，吸取其思想精华，对哲学领域的相关思想和概念做出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合理解释，紧密联系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建构全新的理论体系。图书馆技术的哲学理论是图书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建构图书馆哲学新体系的过程中，借用科学技术哲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4.4培养创新型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
对于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越发展，图书馆学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越是不断地延伸，对图书馆学学科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造就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是新世纪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科学的人才发展战略，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积极引进新的理论和技术充实和完善原有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缺少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往往是用计算机专业人才充当图书馆技术工作的业务骨干，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计算机专业人才由于不具备图书馆理论及业务知识，在实际工作和技术研究中容易碰上诸多困难，不利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解决类似问题的关键措施就是加强图书馆员的专业培训，采用各种形式，使图书馆员终身接受教育，造就一支信息时代高素质的专业图书馆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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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科技；“双刃剑”；忧思录；生态价值
一、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生产力”与“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国家及地区间的竞争更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经过启蒙运动后二百多年的发展，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舒适、极丰裕、极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巨大发展。“科技理性”成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合称，“科学”主要是认识论目的，用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社会、人自身等未知领域的现象、本质及规律。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论探索，后者则注重定向的应用性探索，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而“技术”是应用科学具体化、物质化的表现，通过在生产活动中对科学的应用，以一种现实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应该说，应用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即对规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应用科学还处于应用性理论探索层面，而技术则处于应用性物质实践层面，从应用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纸上应用”到“手上应用”的转化过程。对于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强调和认可它的生产力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本身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统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依据，当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按其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发展和运行轨迹，并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殷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人们反抗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统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发展出“科技理性”作为绝对至上的理性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科学技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和依赖，必将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由机器来调控世界的未来，到那时，“技术系统再也不是按照行动着的主体的协调计划来运行，由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结成的自主发展的动力体系，将超越人的构思，不受社会和人的制约和指挥，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1]。人的主观意识将毫无意义，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用技术对抗技术”的无奈境地。保守主义的观点似乎又过于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人类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无法解脱。这一观点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具有相同的前提预设，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个认为导向“天堂”，另一个认为导向“地狱”。围绕科学技术的这两种争论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预设的理想主义怪圈，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将无法预见“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成了“技术统治论”的帮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会随之加剧。
二、科学技术面临的生态难题
环境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叫“杰文斯悖论”，即“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2]。这个论题其实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所面临的生态难题，本想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可结果却大大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耗竭速度。那么，科学技术在生态问题上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它所带来的“非理性”的后果？
随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作用不再盲目乐观，而是抱着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生态问题的加剧归因于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简称hep），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科学与文化的累计可以使进步无限延续下去，并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假设直接导致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环境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制增长，愈取愈得，从而否定了匮乏的可能性。面对“杰文斯悖论”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乐观者辩解道，所谓资源有限论和生态危机加重论都是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静态观点，这只是现阶段生产方式和技术体系条件下出现的暂时的生态失稳现象，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开发出新的可利用资源，并推广使用新的廉价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一论点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否定“临界自然资本的存在”，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依然是对自然界的攫取，只是从匮乏资源向相对丰富资源的转移，使用“可再生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超出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范围，依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科学技术该如何回答“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临界自然资本”问题；二是“所谓的科技发展观”，把资源与生态问题看作科技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顾自然法则，不顾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唯科技主义”的狭隘发展观。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合法化，使环境问题非但不能有效缓解，反而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于整体”的论断，科技的发展确实可以开发出经济有效的环保技术，但从当前的世界形势看，这些技术的使用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解决某个具体的能源或环境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范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这其中有技术壁垒问题，有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
对科学技术规则的强调，就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其它同等重要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它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生命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健康、稳定、完整与统一。生态价值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科技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就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而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学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人类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直接动力，所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价值考量的同时，也需要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即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是否既符合人与社会的需要原则，同时又符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则。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生态化生产方式应该说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进行的彻底的生态化改造，比起开发和使用具体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更加有效，是从生产源头截断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因此，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可行性评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证“它是一种高效率获取所需物质资料的技术，而且是一种无公害技术；是一种能对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全程监控的技术，即对生产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技术，……它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建设能力”[4]。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评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综合价值。只有建立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2.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前面我们谈到，科学技术除了生产力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在潜移默化中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灌输到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中。科学技术作为统治阶级赋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要人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要他们感觉到：不存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无限力量，更相信科学技术的缔造者和应用者——科技专家的无限力量，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们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走向光明。所以，当出现某一社会问题时，总会听到“专家论证”、“专家预测”之类的话，他们的话总是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以至于他们认定的结果，往往就是民众认定的科学的结果，至于论证的过程—因为是科学—太专业化和技术化，民众难以企及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科学技术的论证结果有时会与民众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该相信科学技术，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冲突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从合法化外衣下逐渐显现出来。
以生态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前段时间有关环境事件的报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对污染的评估与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间的差异。一则事件是说，民众普遍反映当地饮用水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因为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近几年明显升高，但专家的检验报告却说，水质合格，达饮用水安全标准；另一则报道称，几个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鱼烂虾背到乡镇府门口作为水污染的证据，但却被告知无法证明那些死鱼烂虾就是来自那条重污染的河流；还有一起事件，村民状告一家化工企业排放有毒废水，造成许多村民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但专家却说不能认定排放废水与鱼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通过技术认定，得出该化工厂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一则案例可以说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前些时候由几名自称具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所披露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幕，他们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性气候变暖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联系，太阳黑子的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价钱扶持科学家群体来论证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起决定性作用，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态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环境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科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这出闹剧让世界哗然。于是有学者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质疑：如果科学技术走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如果看似精确、量化的数据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认识对象，那么科学技术是否还能称之为“真科学”[5]。
当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无限膨胀时，生态价值将如何体现？原本客观真实的价值标准因为政治的横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国家意识色彩。以平等、和谐、共生、统一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也因此遭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严重践踏。生态价值不再是人们平等共享的价值权利，而沦为被少数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但成就了“无声的统治的艺术”，同时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实际上被阻挡在科学技术大门之外，或者说被阻挡在所谓的专家系统之外，科技符号仅仅是少数人掌握的密码，而普通大众只有在门外等待技术专家为他们做出“意识形态化”的“解码”，而无权搭建起与科学技术直接对话的通路。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科学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也造成了普通大众制度性的弱势地位。在环境问题上，科学技术如果不淡出意识形态色彩，不但会误导普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念，而且还会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笔者在对环境事件的调研中深有感悟：仅仅依靠技术指标或者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来判定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对环境治理无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结论
对于如何协调好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需要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化生产方式来协调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他们拥有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进展、使用等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与否决权；科学技术知识有必要走出专家世界的狭小范围，而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与民众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进行平等对接和对话，要让他们感到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不是常识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此外，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工作其中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具备公正、正义的“科学精神”和生态伦理道德，以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重，这样既能有效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也能有效约束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同时还能引导全社会积极构建健康和谐的生态生存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入生态价值考量，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杨海音.哈贝马斯科学技术观述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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