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分析篇1
关键词：高校经济合同纠纷成因
中图分类号：F272.5；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6-037-02
高校作为承担公共服务的组织，属事业法人，拥有合格的民事主体地位，依法享有对外签订各类合同的权利，并独立承担因此而至的民事义务和责任。高校经济合同是高校为实现发展目标，以自身为一方主体与其他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在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基础上签订体现经济内容的合同。高校经济合同是高校作为普通的市场主体与其他平等主体意愿表示一致的结果，从合同主体、订立等方面看符合民事合同的特征。高校经济合同一般有设备采购合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设备设施搬迁合同、学生保险合同、场地（设备）托管合同、校企合作合同、物业管理合同、供用电合同、食堂托管经营合同等。
高校经济合同在合同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过程中，往往会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不可避免会出现纠纷，而且纠纷的范围广泛，涵盖了合同从成立到终止的整个过程。具体来说，高校经济合同纠纷有的是因合同是否有效而引起的争议，有的是因合同文本理解不一致而引起的争议，有的是因合同是否已按约履行而引起的争议，有的是因合同违约责任应当由何方承担及承担多少而引起的争议等等。我们可以从人为因素、管理因素、外部不确定因素等三个方面对合同纠纷的成因进行分析。
一、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人为因素分析
高校经济合同的主体是高校和与之签订经济合同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人作为载体参与经济合同从生效到终止的整个过程，离开了人，经济合同纠纷就无法存在。
合同管理工作专业性、综合性很强，合同管理人员是应当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职业道德和情商方面有很高的要求，既要求有较深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书面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还要求有本行业本专业知识、法律知识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高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然而高校在经济合同管理人员配备上没有按高规格进行，高校经济合同管理人员文化素质与其他部门人员相比要低。我们调查了解到广西高职院校经济合同管理人员缺乏，管理人员的学历普遍只有本科学历，有的只有大专学历，甚至只有高中学历，没有经过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合同管理人员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行为不规范、使用合同文本不规范，没有使用格式合同文本，造成双方对合同标的约定不明确，合同条款不完善，权利表述不明确，意思表达模糊。签订的一些合同条款过于简单，约定的意思不明确、不具体，无法操作或者操作过程中容易引起歧义产生纠纷。合同管理人员素质低，直接影响合同管理的质量，经济合同纠纷是在所难免的。
合同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淡薄，风险防范意识较差，也会导致经济合同纠纷。部分高校领导对合同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只关注高校教书育人，经济合同相关管理人员合同法律意识淡薄，对市场与合同、合同与合同管理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认为是老关系，碍于情面搞口头的“君子协议”，不签订书面合同；有的缺少对合同向对方资信的调查了解，没有审查对方的法人营业执照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就草率签订合同；有的怕麻烦，图省事或只签内容条款不全的合同；有的则为偷逃国家税款，故意不签订书面合同或者签订“阴阳合同”。这些都极容易引起合同纠纷。
合同管理人员工作态度差以及职业道德低下也是造成经济合同纠纷的原因。有的管理人员只是应付性地完成任务，需要签订合同却不签订合同，或者草率签订合同，一旦签订合同就将合同束之高阁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进行监控；有的不重视自身按照合同约定应履行的义务，认为关系好，没有按时交付标的物或支付款项等；有的对于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事实证据收集意识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对方违约事实后，往往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认为没有必要计较该问题，或者处于双方关系考虑不愿意计较该问题，也就没有重视和收集对方违约的事实证据。一些工作人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在交付货款或标的物时，不注意索取凭证，有的得到了接收凭证也不注意保管，导致丢失或毁损，在双方对质时无法提供凭证因而产生纠纷。合同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意见不一的情况，由于合同管理人员工作态度差，方法简单处理不当，很小的事情被放大或是激化，也会造成纠纷。
二、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管理因素分析
合同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合同的资信调查、签订、审批、会签、审查、登记、备案制度，法人授权委托办法，合同示范文本管理，合同专用章管理，合同的归口管理，合同履行与纠纷处理，合同定期统计与考核检查，合同管理人员培训，合同管理奖惩与挂钩考核等等。
合同管理部门应包括合同业务部门、合同审核部门、合同批准部门以及合同归档部门。就高校而言，各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都有可能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因而都是经济合同的业务部门，这样一来高校经济合同业务部门就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之多，各业务部门业务范畴不同，统一管理也将增加难度，管理不善容易产生经济合同纠纷。各高校对合同审核的归口管理各有不同，财务处、审计处、监察室、学校办公室都有可能是合同审核部门，也有的高校成立联合审核部门，当然也有的高校无审核部门，缺少审核环节，业务部门起草直接与对方签订经济合同。合同的审批应归口校长办公室，小型经济合同由分管副校长审批，大型综合性的经济合同由校长审批，然而从各高校经济合同管理实践来看，合同审批有不严格之处，有的职能部门不经审批直接以学校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有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二级教学单位以自身的名义与对方签订经济合同，这样的经济合同不可避免引发纠纷。各高校对于经济合同归档管理部门也不尽相同，有的由学校办公室统一管理，有的则由各业务部门自主管理，各部门的合同管理人员往往为兼职人员，素质参差不一、更换频繁，造成合同遗失或合同管理跟进不到位，因而引起合同纠纷。高校各经济合同管理部门应按照经济合同管理办法分工负责各司其职，有的高校出现职能部门或各自为政、或越权干预，或把关不严、或沟通不畅等现象，致使整个学校的经济合同管理混乱。
合同鉴证是指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向合同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合同管理机关在依法证明其合同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后给予盖章鉴证的一项制度。高校在签订经济合同时，由于对对方的主体资格、履行能力等情况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了解程度有限，或者对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管理机关对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作出证明就尤其必要了。合同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合同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对合同文本和合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证明，公证机关对合同进行公证，是公证机关对合同的一种监督形式。合同鉴证和合同公证对预防合同纠纷起重要作用。由于合同鉴证和合同公证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绝大部分高校没有对经济合同进行鉴证和公证。鉴证和公证的缺失，也是造成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原因。
高校经济合同缺乏持续有效的管理，注重静态管理而忽略动态管理是高校经济合同管理的普遍现象。高校业务部门签订合同之后，将合同交由档案管理部门存档，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很少关注进展情况，任其发展，不对照合同、不落实账款、不及时核对合同货物。有时高校与对方签订多个经济合同，双方交接合同标的物品批次或品种多，而款项往来又频繁的时候，双方不及时核对确认合同物品款项，时间久了，加上人员有变动，物品款项无法分清，理不出头绪，结果就出现纠纷。有的高校合同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缺乏有效沟通，收款付款不及时，有时业务部门认为财务部门应该已经支付合同款项给对方，等对方拿合同来追究责任时才知道款项没有支付；缺乏有效管理，表现在支付款项（收取款项）与合同中的应付款（应收款）无法一一对应，学校一方或者双方均没有及时确认和登记，无法确定合同中的应付款项是否按时支付，久而久之就造成争议引起纠纷。
部分高校经济合同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手段滞后，有些高校管理层没有正确认识合同管理对学校管理甚至学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重视合同管理机构的设置，不配足配好工作人员，不注重合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备合同管理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合同管理工作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信息化程度低，合同归档、合同调阅以及合同跟进受到影响，有时纸质合同遗失、损毁时，因为没有经济合同的电子文档作为参考而造成被动履行合同的情况。全球一体化和网络经济时代，高校在设备采购、物资管理等方面将越来越依赖网络，合同管理信息化程度，影响到高校与对方的沟通协调，影响到高校在合同履行中的进程控制，影响到合同有关问题解决，问题处理不当，也将造成经济合同纠纷。
三、高校经济合同纠纷的外部不确定因素分析
高校经济合同纠纷除了人为因素和管理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外部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不是由高校经济合同双方当事人主观意志所导致的。这些外部不确定因素可分为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个方面。
自然环境因素主要是在经济合同签订时无法预料的一些自然灾害，如地震、雷雨、台风、洪水等，这些自然灾害对高校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设备设施搬迁合同、供用电合同等影响较大。如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由于上述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建设工程质量或进程受到影响，或者是需要变更设计，或者是工程延期，或者追加成本，进而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引起纠纷。
经济环境因素主要是在高校经济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导致合同纠纷，这些因素包括国家产业布局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等，这些因素对高校设备采购合同、财产租赁合同、校企合作合同等影响较大。由于国家货币政策变动，利率、汇率以及人工成本、材料价格等原因，致使原合同标的物价格发生变动，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协商不一致随之便产生了纠纷。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反腐倡廉理论研究专项课题《高职院校经济合同审核管理及风险防控对策研究》（2014ZJ112）]
参考文献：
[1]程秋梅.论法治视域下高校经济合同管理[J].教育财会研究，2009（4）
[2]徐霄枭，朱建君.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成因分析[J].山西建筑，2013（7）
[3]王宝发.合同纠纷的预防与解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
[4]王嘉杰等主编.合同管理操作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3
（作者单位：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州545616）
经济纠纷分析篇2
论文关键词：施工合同；经济纠纷；防范与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企业体制多元化发展，建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案件急剧上升，已严重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和流动资金的运转以及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本文通过有关文件和大量报刊有关报导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经济纠纷案件评析和相应对策。
一、建筑企业经济纠纷案件现状
（一）经济案件类型较多
随着市场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在深化改革、生产经营中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由此导致企业经济纠纷也呈现多样性。除了建筑材料购销、加工承揽、借贷等常见的合同纠纷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纠纷，如总包与分包经济纠纷、资金紧张导致经济危机转嫁纠纷、建设方诈骗案件、建设方违约纠纷、建筑物质量纠纷、投融资纠纷、贷款担保纠纷等。
（二）经济纠纷案件标的额大
一般建筑施工经济纠纷案件标的数额较大，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三）工程款拖欠与三角债较多
虽然建设部《关于严禁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下达五年，但带资施工情况在业内仍然有一定的普遍性，由此引发的诸如三角债、劳资纠纷等，并由此产生连带责任的经济案件屡见不鲜，如广东某市二建公司项目负责人林某以低价带资承包工程，因资金不到位，造成拖欠工人工资外，还赊欠钢材、水泥、砂石等材料款，结果某建筑商与林某发生争执和打斗，造成重大案件。
（四）隐性损失大
经济纠纷给企业造成的隐性损失不可估量，由于企业领导人缺少法律意识而造成超过诉讼时效后丧失了追索权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已无法收回的应收拖欠工程款挂在企业帐册上，作坏帐、呆帐待处理的屡见不鲜；企业应收拖欠工程款和项目经理应上交款居高不下。有的双方自行协商调解或法院裁判，以抵债形式拿回来放在仓库里的那些销售不畅、以帐面价格计的物品，从经济角度来说是十分惊人的。
因拖欠工程款数额太大，不少施工企业由此造成流动资金严重缺乏，致使企业连年亏损，最后陷入破产困境的不在少数。
（五）诈骗案件增多
社会上不少坏分子不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交易规则，钻法律上空子，利用合同欺诈、拖欠，不履行债务，致使不少施工企业上当受骗，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二、对策与防范措施
尽管施工企业面临的经济纠纷原因很复杂，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有其必然性。但通过对施工企业经济纠纷的调查分析，我们认为，施工企业只要提高自身法制观念和聘请法律顾问，由此达到减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发生的机率，从根本上预防企业陷入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做得到的。当前急需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施工企业法制教育与培训
在建立规范有秩序的现代企业制度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加大对施工企业经营者（包括项目经理）的法制教育，提高施工企业的法律素质。有的施工企业经济纠纷不断、屡屡败诉，企业资产严重流失，从反面告诉我们，提高企业经营者法律素质是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发生的关键，也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内涵扩展的重要内容。若不提高经营者的法律素质，施工企业陷入重大经济危机的重大案件仍会发生。因此，要把企业经营者是否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作为考核、相关的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作为继续教育和选拔经营的必要条件之一，针对施工企业经营者的现状，把与企业经营活动密切强化教育的重点，使施工企业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具备依法管理的能力。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合同管理制度
1、合同问题
通过大量事实证明施工企业经济纠纷频频败诉往往是合同本身或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合同没有归口管理，企业内部没有专门合同管理机构；（2）忽视对对方作资信调查，没有对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查；（3）合同条款不完备，在签订重大合同时缺乏法律论证；（4）对合同专用章、空白介绍信缺乏管理。
2、完善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
这正是由于施工企业缺乏内部法律管理机制造成的。无数事实表明，内部法律管理松懈，漏洞百出的企业，就好像一个没有篱笆围墙的果园，随时都会发生果子被人偷摘祸害。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以上几个问题往往涉及到合同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经营部门法律意识和合同管理水平。当前，建立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要做到以下五点：
（1）加强企业重大决策的法律论证制度，达到减少企业决策失误的目的。企业聘请法律顾问直接参加企业有关生产经营的决策会议，对重大经营决策或重大项目，再聘请法律事务部门的人参加；（2）加强合同管理制度，以提高企业签订合同有效性和合同的履行率。制定“公司经理和三总师合同会签负责制”、“重大合同履行报告制”、“企业对外担保管理和对内承包办法”、“企业对外经济合同管理办法”等制度；（3）加强企业财务结算的管理制度，堵塞资金管理方面的漏洞；（4）加强企业内子公司、分公司注册登记和项目经理信誉等级管理制度，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统一性和有效性；（5）加强纠纷管理制度，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经济、民事经济纠纷管理办法》、《企业对外争议和经济纠纷管理办法》等制度，并根据发展需要，及时制订或修改相关规定。将企业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三）发挥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
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是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管理层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施工企业在相对合理和小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施工生产的保障系统。其作用不仅仅是处理纠纷，更多的是着眼于事前防止经济纠纷的发生。1997年，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司法部共同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等规章，是推动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促进建筑施工依法治企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明确了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为施工企业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扩充和发展了建筑施工企业管理的方法和内涵。
（四）合约前的评审和签约后的评审
由于大多数经济纠纷案件与合同有关，因此加强合同评审极为重要。合同评审的内容主要有工程造价、付款方式、工期指标、质量目标、施工工艺、设备配备、物资供应、索赔条款等内容。对招投标项目，公司投标办公室要看得相当仔细，否则，将会造成“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的局面。合同评审主要有两个阶段，分为签约前的评审，最重要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1、调查工作。签订合同之前，必须对建设方进行社会信誉和建设资金来源调查，凡是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这个合同还是不签为好。对建设项目可靠性调查，包括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城市规划许可证、需要拆迁的、拆迁进度情况、设计图纸及地质勘探报告、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建设项目报建批准文件号以及相关会议的记录；2、评审合同文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主要参照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各地方的招投标管理方法的规定，FiDiC条款、《保险法》、我国政府或地方政府颁发管理法规以及适用于本工程的技术标准与规范等；3、评审合同文本是否符合我国和项目所在地规定，条款制定是否有缺项；4、评审合同条款与原招标文件条款，以及技术、商务标书有无相悖之处，并及时沟通纠正。
签约后的评审，主要涉及到合同管理，工程施工追踪管理、工程施工中的索赔等内容，工程竣工后的评审。大型工程项目工期较长，可能3-5年或更长，不能因为人员的调动而间断评审工作。在施工过程中还可能对合同进行修订，也需要进行评审，该评审要与前面工作联系起来，保证前后必须连续一致，资料归档及时、完整。做好合同的评审工作非常重要，它是工程经营管理中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合同评审工作细致，不仅会避免企业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还会树立企业在外界的良好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相反，则会造成失误，即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直接影响企业形象。（上接第103页）载入宪法，这也是国家制定统一住房保障法的宪法依据。公民住房权立宪将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我国，宪法是部门法的立法依据，我国主要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完善宪法。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面增加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获得适当住房权的权利。国家负有尊重、保障和促进公民住房权的逐步实现的义务”。
（二）及时出台保障公民住房权的基本法律。保障性住房关涉千家万户的切实利益，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务会负有宪法义务为保障公民住房权提供法律保障。在城市住房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此项立法工作更是刻不容缓。早在1983年,《住宅法》就被正式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并拟就了《住宅法》征求意见稿。但出于种种考虑，住宅法至今尚未出台。现在我国的住房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住房保障的理论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住宅法的时机完全成熟。住宅法应是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方面的基本法，其立法宗旨在于确保公民的住房权。1、《住宅法》应合理划分国家与市场在解决公民住房问题上的责任；2、《住宅法》应认真履行我国的国际法义务，将《社会、经济、文化国际公约》中有关住房保障的内容纳入国内法。
（三）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系。1、要完善梯度保障性住房体系。应针对不同群体将保障性住房层次化，建立起以“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为主要内容的住房保障体系；2、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比例绝不能少于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应出台措施规定，每年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资金占财政预算的3%，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金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3、要完善保障性住房的分配程序：（1）要完善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准入机制。建立居民收入状况核对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建立起“电子比对专线”，了解申请家庭的实际收入状况；（2）要建立“轮候制度”。将符合申请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列入轮候册，并向社会公开，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查阅，并赋予公民对该分配名单的异议权。
经济纠纷分析篇3
关键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一带一路”战略；法律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民营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调查研究”（编号：YB003）；项目主持人：管欣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应用
收录日期：2017年2月8日
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仍然是“和平和发展”，如何进一步扩大国家间的交往与合作，实现共赢的目标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当下亟待考虑的问题。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z绸之路”的“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既顺应世界全球化发展潮流的要求，也顺应了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模式转型以及国内各产业要素流动调整转型、国际产业转型的要求，其立意之深、辐射之广、贡献之大，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欢迎和认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加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交通、贸易、投资、人文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双边或多边的经济贸易合作发展，搭建跨地区、跨文化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带动我国及相关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目前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处于一个异常尴尬的局面。国内步调不统一、各国文化冲突和矛盾、战略沿线国家政治动荡、恐怖主义的威胁和侵扰、大国间的博弈和掣肘等因素严重阻碍和影响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成为当前困扰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关键性难题。本文从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出发，引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进行探究，为我国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相关矛盾纠纷的解决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
以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解决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潜在障碍和问题，旨在通过以法律的框架和方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发展扫除障碍，明确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的实施，为其提供矛盾解决手段和方法，以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现状及矛盾分析
（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现状。2015年3月27日在海南亚洲博鳌论坛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性的解读，为世界各国了解、认知该战略提供了支持，也为战略的实施和开展提供了文件性的支持。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15）。“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概括为：“一个核心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五个合作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来表达。
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以从外交合作和具体实践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外交合作看，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国与相关国家达成了外交共识，通过沟通、协作、相关政策完善等方法进一步推动战略合作，为战略的实践操作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从具体实践来看，围绕着对“五个合作重点”的推进，通过国内、国际间的政策、交通、贸易、资金、文化方面的交往与合作，实现国家间战略的逐步推进，构建跨区域的、以经贸合作为载体的合作框架。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矛盾分析。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国内步调不统一、各国文化冲突和矛盾、战略沿线国家政治动荡、恐怖主义的威胁和侵扰、大国间的博弈和掣肘等因素是阻碍战略实施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动荡，南海问题的不断发酵，成为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相关国家间信任和合作的重要因素。本文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障碍和矛盾分析仅从法律制度及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层面进行，对国内当前相关制度实施过程中潜在的矛盾进行剖析。
1、国家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不健全造成企业利益损失。“一带一路”背景下，不断加强国家、地区间的经贸合作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而目前我国的进出口法律制度不健全，对外贸易经营体制不完善，有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面对贸易纠纷时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机制保障，导致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交往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的局面，利益损失的风险变大。
2、贸易纠纷呈现多元化的特征造成较大的诉讼压力。由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范围广，参与实施的国家多，各个经济实体的发展程度不同，发展的环境也不相同，导致了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传统的纠纷解决多是依靠司法裁判进行，不仅恶化了贸易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增加了法院工作的压力。
3、各国间不同体制矛盾造成的冲突多元化和复杂化。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路线上，涉及到亚、欧、非等区域的65个国家（含中国），各个国家的经济贸易体制不同，文化等国情条件的差异阻碍着经济合作的进行和战略的实施，也造成了不同体制下纠纷、冲突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对当前的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考验。
4、专业领域人才缺乏造成战略实施的推进受阻。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人才因素对于战略的实施和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战略沿线国家的国情差异较为明显，投资项目的执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走出去”企业是否有既熟悉沿线国家国情又了解“一带一路”政策的高端人才，而调查发现，高端人才队伍建设的迫切性甚至超过资金和技术需求。尤其以律师等专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更是迫切。同时，在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
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入
（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纠纷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传统的以诉讼进行解纷的手段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更不能适应和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型纠纷案件。因此，面对多元化的纠纷和冲突，亟待一种能够妥善地处理各类纠纷、缓解当前诉讼压力、减少冲突和矛盾并维护合法利益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有效的诉讼纠纷解决。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能够以多种手段和方式对纠纷进行分析解决的机制，它能够满足“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多元化主体的多样性需求。而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不是对传统的司法解纷机制的颠覆，是基于维护司法权威性和有效性的目的对当前现行的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拓展和完善，是实现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相补充、相衔接、相配合的纠纷解决渠道，是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结合我国自身特色对相应法制体制提出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具体实施
1、针对我国当前对外贸易法制体制不完善现状，要转变观念，完善立法，健全制度。加强对外贸易、进出口、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的立法，适应“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新要求，为相关主体提供有效的司法保护和矛盾解决机制，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
2、针对纠纷多元化的特征，要不断完善以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为主的社会救济网络结构。针对日益多元化的纠纷制定不同的救济机制和救济网络，不仅要发挥公力救济的权威性和终极性，同时也要注重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效力的发挥，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缓解诉讼的压力，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效果，满足多元化纠纷的需要，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升级。
3、针对不同主体之间冲突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现状，要建立健全诉调对接机制。健全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对接，发挥各类不同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纠纷调解的可操作性，实现多元化纠纷的有效解决。
4、在当前依法治国背景下，重新定位法院的地位和作用，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引导机制。随着人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中国律师队伍的发展壮大，法院地位的不断加强，承受着巨大的诉讼压力。但是，纠纷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不仅是对法院司法资源的严重考验，也是对法院司法解决效果的考验。因此，亟待对法院重新定位，更好地发挥法院的协调、引导作用，从而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构建以法院为核心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导和协调机制。
5、不断加强战略实施中法律人才的培养。教育的成败关乎人才的成败，进而关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而教育和人才的发展在于对其的重视程度和规划程度。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不断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这其中既包括法院人才的培养，使其实现专业化、范化，保障法院司法作用的权威性，同时在战略实施中更要加强律师队伍的建设。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强调更有效地发挥非诉讼调解机制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律师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直接影响着解纷机制的效用发挥。因此，要不断加强律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更好地发挥律师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
三、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发展的新策略和新模式，旨在加强区域性的合作交流与发展，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世界新局面。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要有开拓者“不断创新”的意识和观念，也要保持“理性”的态度和看法，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主体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要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看待，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不固守传统的诉讼解决问题观念，用多元化的思路去应对，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去解决问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对我国依法治国战略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和具体应用，是对我国当前法制体系建设的一种完善和思路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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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分析篇4
关键词： 电视媒体 社会纠纷 多元化 解决机制
社会学认为，社会纠纷是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月的的互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利益的复杂性，人们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奉十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冲突、角色冲交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社会纠纷就会存在。
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社会纠纷及其解决的记载与评述。中国历史上有息讼观念的盛行，因此很多社会纠纷是通过封建家长出面协调，邻里地甲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学术界对此的认识最早可见于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就日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是法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经济法学等)与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学界大多从法学的层面、政治学的层面，从法治的精神与角度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而大众媒介在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是否能发挥作用，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学者们还鲜有论及。
国外学者的“社会冲突论”、“政治参与论”、“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等，均对社会纠纷的机理及其解决有所涉及与论述。其中引人注月的是“社会冲突论”与“博奔论”。“社会冲突论”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纠纷)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分析了其机能，并指出这些机能的实现，能使社会整体的整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博弈论”研究互动决策，其对于博弈要素、博弈类型的描述恰可分析各种纠纷的缘起与解决。而关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实践，在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依靠的是决定于人们力量对比的私力救济。随着公共机构的出现与强大，私力救济逐渐被以国家、法庭、监狱等为表征的公力救济所取代，建立起了以司法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动作协调系统。有学者分析说。其实质是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懈决权逐步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嗣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可选择性。20世纪6()年代，aDR概念在美国兴起。aDR，即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又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这样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彰显司法的尊崇与权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协商、调解、仲裁等达到和解的目的。
当各种庞杂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让人们疲惫不堪之时，大众传媒开始被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电视终结者模式(tVtroubleshooter)充分展现了传媒的威力。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在其《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对其运作方式作了如下的归纳：电视秀倾向于曝光并把个人的争端转换为能被观众认识的广泛的“争端”类别的一个案例，而观众指望能反过来把自己的申诉写信告诉tvt，从面延续这个循环(即把个人的争端曝光一转换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一引发更多的个人申诉一再曝光……)。tvt的成功在于推动了纠纷快速和公平的解决，其示范作用使得通过大众媒介解决纠纷的方式为许多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倡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观念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纠纷。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客观上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使得很多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存质量降低，生存难度加大，极易导致社会纠纷。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和谐与冲突、贫穷与富裕等矛盾总是相依共生、互相转化的，和谐与冲突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存在社会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纠纷产生以后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回避社会纠纷，而是积极主动应对纠纷和解决纠纷。社会纠纷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必须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视角来理解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充分考虑社会纠纷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供多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社会救济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是各圜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普遍特征。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诉讼等各种方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礼会纠纷总量较大，纠纷处理难度不断加大，现有的机构及力量不足以应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很多社会纠纷的解决存在着随意性大、解决方式不够系统科学、解决程序不够稳定合理等问题，社会纠纷解决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活而不乱，活而有序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命题。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电视媒体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电视用声波和光波信号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和心理，以取得受众感知经验上的认同，忠实再现讯息的形态，对受众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凯尔纳曾经这样表述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当今，电视是文化象征的主要表现者。电视上的图像既是主观规范性的又是客观描述性的。它不仅用图画展示社会上的新鲜事，而且还引导人们怎样去适应社会秩序。在实践中，电视媒体以报道社会纠纷为己任，参与纠纷的调解、促成纠纷的解决，在考虑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电视媒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由此观之，电视媒体在化解社会纠纷、减少社会冲突对立、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经济纠纷分析篇5
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现状
1.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缺陷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的权利遭受侵害在国家机关未能提供及时保护的情况下以个人的力量进行保全性自救的行为[4]，是在法律不禁止情况下的救济。虽然纠纷双方对自力救济高效、快捷的和解效率给以认可，成为了主流，但是纠纷民事主体是由复杂的个体组成，每个纠纷案例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使纠纷的解决具有很强的严肃性、复杂性、差异性。纠纷自力救济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具体表现在医患双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公平合理性保障方面、医方所遭受的非理性伤害、纠纷双方心理层面打击、国有资产可能面临流失现象[5]。
1.2医疗纠纷公力救济缺陷在医疗纠纷化解中，国家推崇司法途径解决。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过去两年医疗纠纷司法审理数据统计显示：医疗纠纷案件初级审理至判决书执行周期平均为十四个月。现阶段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标的偏高，法律费用也有所递增，诉讼审判程序中每年赔偿金额也逐年递增，导致司法维权经济和时间成本加大。如果遇到案件审理时限过长，医疗责任参保保险公司又发生更迭，非保险期限内理赔款项将拒付，则会加重了院方经济负担。其次我国医疗损害鉴定体制存在制[6]，一方面是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另一方面是司法鉴定。二者在鉴定机构成立依据、内容、程序、结论各不相同、各有优缺点。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临床医学行为的鉴定，鉴定人员有稳定的专家库遴选机制，活动即科学又专业，属于一级学科（含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对医疗鉴定具有高度专业性。其鉴定内容符合《侵权法》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的内容，但是鉴定结论没有使用法言法语详细分析医院过错和明确的责任比例、参考度等。法院法官以医学会鉴定人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和不出庭质证为由不予采信，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效力逐渐淡出，尤其在北京等地区更加突出。司法鉴定为法医学类的鉴定，属于基础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鉴定人员是由法医、法官、律师等其他人员组成，临床医学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人员构成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且很不稳定，司法鉴定结论也没有严谨的三级负责制。又因属于营利性组织，企业为了生存往往以患者为弱势人群和医师告知不足为代价，鉴定费用、鉴定责任比例、参考度远高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用。法官又无法判断专业性很强的医疗纠纷事由，完全依赖司法鉴定，审理中法官采信了司法鉴定责任度上限裁定纠纷，医方实际承担了较高的鉴定责任，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纠纷判决中法官的裁量权。纠纷双方的大部分医疗纠纷在综合考量后多采用自力救济解决纠纷。
2完善医疗纠纷自力救济质量控制
2.1畅通医疗投诉渠道以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人本医疗”理念为指导，重视患者合理需求。全市试点在2013年8月设立“住院服务中心”集中管理全院各科住院床位，减少了患者住院难引发的各种医疗投诉即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大大缩短了患者住院日和住院费用；在2014年5月全市试点启动医疗投诉直通车，在医院门诊大厅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形成了开放统一医疗投诉接待窗口，由门诊办公室负责，门办、社工办、医保办、咨询各自抽调专业熟练懂政策、懂管理人员接待患者，将医疗投诉接待关口前移，综合办理医疗投诉事宜，对医疗纠纷进行早期防范。
2.2医政管理隐患排查在重大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作者认为医疗技术是影响医患关系的核心问题[7]。2013年我院首先建立了医疗主管院长负责的行政管理查房制度，由医务部牵头，医务处、社工办、门诊部、护理部、临床科室等部门中层管理者组成，查房主要内容是医疗质量管理，领导干部深入临床科室现场办公，针对医疗管理不到位科室进行医政管理综合会诊，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指导与预警，特别是急、危、重症患者诊疗方案予以专业质量管理指导；同时每季度对全院各科进行医疗纠纷隐患排查，例如：科室自查与长期滞留患者监控、征询相结合，分析原因进行早期有效干预，事后对整改干预手段、措施、结果进行效果评价。大力发挥医政综合管理优势，提高全院各科管理层防范与处置医疗纠纷能力，将早期预警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2.3医疗纠纷节点纠错在医疗纠错管理中要求各科主任从源头上强化医疗质量管理，分别把守医疗纠纷处置中涉及医疗专业关口问题的解释权，建立科主任直接领导下的医疗纠纷负责人制度，使医疗纠纷处置中医疗专业问题解释与答复更加精准到位；加强全员医务人员定期法律法规教育、培训、考核力度，例如：每年定期聘请资深律师、法官、卫生法学专家进行典型案例解析与相关知识培训，打造医务人员成为具备业务精湛、服务到位专家，并且能够正确认识与识别医疗执业中法律底线，成为法律底线的守门人；我院还定期修订医院医疗纠纷处罚管理规定，制定了详实医疗纠纷处罚条款，对不称职员工进行训诫和严厉处罚，增加了重大医疗纠纷案件涉及管理者和个人的纠错成本，警示提升全员风险意识。
3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关联要点
3.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有效沟通民事纠纷双方权利维护与权力正确应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纠纷双方权利和权力正确识别是纠纷化解的前提，也是维护了纠纷双方对依法所享有民事权利中处分权。例如：在重大突发患者意外死亡家属接待中，负性心理使患方家属产生非理性的判断，加之各种主客观原因易引发过激行为，导致医疗纠纷危机状况出现[8]。在医疗纠纷协商前：要掌握医疗纠纷的全部病案资料做到心中有数，特别要认真阅读病案中有质疑点的诊疗记录，同时熟知与死亡患者有直系法律亲属关系和赡养关系人信息，熟知民事人身医疗损害案件中赔偿标准。医疗纠纷协商中：首先在家属集体约谈中做到耐心倾听、态度诚恳、措辞谨慎；其次仔细观察家属负面情绪由来，要做到始终把控维稳协商氛围；其三要认真听取患方核心话语权人所表述主要诉求，对具体赔偿款上下限和协商难度进行评估（即纠纷双方权利和权力）；其四为协商中要循序渐进有理、有力、有据，对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权限和利弊正确表述，告知患方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引导家属选择对纠纷双方有利的救济方式。特别要注意，在呈递医调委医疗纠纷质证陈诉材料时，要充分认识到质证材料严谨完整的重要性，还要积极配合、认真准备、与协调员充分沟通。
3.2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对接契合当代医学科学突飞猛进新技术广泛应用，法律法规条款必然存在严重滞后性、局限性。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具有完整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纠纷处理的复杂性、差异性，使重大医疗纠纷处置难度加大。例如：医赖行为是以医疗纠纷为由，长期霸占病床等医疗资源，拒绝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民事诉讼等法定争议解决途径，并要求高额补偿的非暴力手段寻求的救济和义务规避[9]。患者医赖行为侵占了医疗优质公共资源即其他患者的使用权，同时也损害了医院正当权利。为妥善解决此类纠纷首先将组织召开院内医疗安全管理委员会，组织相关科室主任、医疗专家联合讨论，多方听取专家对诊疗过程分析见解，逐层剥茧找出用原词医疗纠纷解决的突破口，确定诊疗过程医疗行为有无过错，过错与患者人身与财产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过失大概责任度三要件，以民事诉讼法中现行公力救济中医疗损害人身赔偿标准为准绳，发挥自力救济沟通协商技巧主动进行纠纷谈判；其二引导患方在医调委进行纠纷裁定，将纠纷调解结果进行三方确认签署调解协议；其三医调委因该机构属性决定了协议只具有合同确定力、无强制力；应将该调解协议与公力救济对接契合一次性解决纠纷（基层法院：绿色通道进行司法裁定、司法调解的确认），避免医疗纠纷后续遗留问题司法审理一事再理发生。典型案例一：产科某患者女性32岁高龄高危妊娠分娩时发生新生儿重症窒息后夭折，患者已高龄对能否再次受孕表示怀疑，在出院检查中未确认一定有这种可能，但患者仍要求高额赔偿，拒绝司法鉴定、拒绝结账不出院；典型案例二：某患者男性56岁高空坠落致粉碎性腰椎骨折，择期行腰椎骨折锥体复位弓根内固定术，手术非常成功。由于患者是高能量性损伤，且对治疗方法均无良性反应，导致术后患者出现伤口感染再次清创，经治疗后下肢功能恢复近80%，家属认为与期望结果相差甚远，故长期占据医院床位2年之久。我们大胆尝试了上述措施，有的放矢，在不违反强行法条规定下最大程度优化当事人有效合法权力和权利，成功地化解了类似医疗纠纷案例。降低了纠纷双方时间、经济成本，提升了公立医院优质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和效用。
4结论
经济纠纷分析篇6
关键词：跨界；水资源；纠纷；协商
中图分类号：F323.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6-0057-03
1.跨界水资源管理水事纠纷的形成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经济体系对水资源的需求进一步增大，各利益主体和区域间的水资源开发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竞争状态，跨界水资源管理问题日益突出。跨界水资源矛盾、纠纷乃至冲突不仅影响水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为研究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中内容，本研究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跨界水事纠纷、水事矛盾进行了检索，初步确定了20个备选案例，其中涉及协商的案例有18个，选取了能够达成或部分达成协商成果的案例8个。8个案例的前期数据来源主要有互联网的公开报道，相关研究文献以及相关文件报告等。在确定研究案例之后，进行了实地访谈。
本文所选取的案例遵从复制法则，每个案例代表一个管理协商的过程，以这些过程涉及的相关主体为分析单位。表1简要概括了上述8个案例的分析结果。
从以上案例可看出，跨界水资源水事纠纷的形成原因各不相同，但主要为以下几种：
1.1因防洪管理所形成的纠纷
由于我国水资源的自然属性，仅仅依靠工程手段难以完全避免洪水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因此由于防洪所形成的水事纠纷在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案例中占据了重要篇幅，在选取的八个水事纠纷案例中，就有三个是涉及到防洪管理的。由于洪水对于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危害，因此由于防洪所引发的水事纠纷也较为激烈，延续时间也比较久。
1.2因供水管理所形成的纠纷
供水分水问题也是引发水事纠纷一大因素，在选取的八个水事纠纷案例中，有三个是涉及到供水管理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紧张，供水分水引发的纠纷将呈现越来越严重的态势。
1.3因排污管理所形成的纠纷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排污问题日益成为水事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选取的八个水事纠纷案例中，有两个是涉及到排污管理的。
1.4因水电开发管理所形成的纠纷
水电开发是解决能源水利综合利用的有效途径，但又是引发水事纠纷的因素之一，在选取的八个水事纠纷案例中，有两个是涉及到水电开发的，并且随着我国水电开发的持续进行，基于水电开发所形成的纠纷将保持增长趋势。
2.跨界水资源水事纠纷的主要特征
通观八个案例可以发现，引发水事纠纷具有共性特征，只有归纳总结出这些共性，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的理论框架，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2.1行政手段无法解决
在选取的八个案例中，有三个是曾经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解决，但效果不明显，执行起来有困难，最终仍然依靠协商方式解决。由三个案例可以发现，由于纠纷主体利益要求差别比较大，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双方的利益主张无法得到满足，因此行政命令仅仅能够保证纠纷暂时被压制，随着矛盾的扩大，纠纷随时会爆发，并且剧烈程度更强，直至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无法解决。
2.2双方信息交流不畅
水事纠纷双方在水事纠纷发生前及解决过程中，都存在着信息交流不畅的问题，这里的信息交流指的是冲突双方政府部门的信息交流。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按照科层制建立起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同部门不同科室不同层级之间信息交流。
2.3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
在水事纠纷过程中，群众的呼声一直难以得到关注，很多水事纠纷只是群众矛盾激化的结果，而缺乏纠纷双方的沟通渠道，这一问题的产生也是根源于科层管理体制。科层管理体制高度强调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由此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是难以形成有效的横向沟通渠道，只能通过双方的纵向沟通渠道进行，在水资源管理中，纵向的沟通渠道太过冗长，难以适应水事纠纷。
2.4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水事纠纷一旦产生，对当地经济社会负面影响就很大，其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依靠协商方式解决这些难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水事纠纷就显得尤为重要。
3.跨界水资源纠纷的解决之道
3.1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的组织形式
在当前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下，联席会议一般是最常用的协商组织形式，在分析的8个案例中，涉及主体基本都是通过联席会议的组织形式进行协商活动，这一方面说明了联席会议的独特优势，例如联席会议能够有效的组织各方，对水事纠纷进行分析讨论，相对与传统的行政命令式的解决方式，更能体现民主，能考虑多方利益，大多数联席会议能够研究达成各方都相对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当前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组织形式的单一性和局限性，根据国外协商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的协商组织形式是实施有效的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的保证。
3．2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过程中的信息交流
在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案例中，大部分冲突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纠纷主体之间没有通畅的信息传播渠道。而协商最终难以取得成效，也正是基于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信息得以在纠纷主体之间通畅流通，纠纷主体都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表明自己的利益诉求。
通过案例分析可发现：对于基层政府而言，由于他们直接涉及到水事纠纷之中，或者受损群众通过上访的形式接受信息，可以说他们对于水事纠纷对于自己的损失比较了解，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畅通，但是他们对于纠纷对方的了解极为闭塞，基本上无法获得对方的信息，包括受损情况（或受益情况），这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过度强调自身利益的观点和思维，因此可推测，如果直接涉及纠纷的基层政府能够获得真实客观全面的信息情况，那么水事纠纷基本可以避免或者不会激化。那么这就需要构建其基层政府之间的信息传递平台或者渠道。
对于涉及主体的省级政府而言，他们获得信息的情况基本依靠地方政府的行政公文，因此他们一般也仅仅了解本方基层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并且由于信息传递过程还可能出现信息失真，因此省级政府相对于基层政府而言，获得的信息更少。与基层政府相比，省级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并不畅通，他们一般还是通过高层级的行业主管部门：水利部及其流域机构来交流信息。
对于流域机构和中央政府而言，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省级政府的行政公文，但是这些行政公文是难以满足获得真实，准确，客观，公正信息的要求的，因此大多数案例中，水利部和流域机构还是会到现场作实地调研，了解真实的信息，并且通过专业的分析，形成指导协商决议的调研意见和研究报告，显然对于中央政府和流域机构而言，他们通过实地调研获得的信息是保证协商能够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3．3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的依据
协商活动最终的决议以及形成决议的调研意见（报告）对于协商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决议的形成需要有科学的调研报告作为支撑，因此需要对调研报告和协商决议进行分析。表2为8个案例中的协商依据。
从案例可以看出，所有协商案例都存在着调研报告或者规划报告，最终协商决议的形成基本都是按照这些调研报告和规划报告。协商报告的形成基本都是由水利部或者流域机构主持编制的，这些部门作为报告编制主体，保证了报告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公平性，也容易被纠纷双方接收。至于一些突发事件，则由联席会议形成的会议决议或者领导的批示来指导协商活动。由此可以看出，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引入权威的组织对水事纠纷进行调研，形成指导意见是协商得以成功的关键。
在分析的案例中，大部分协商指导意见得到了采纳并实施，对协商结果的实施是一个依据，有效地解决了水事纠纷。在基于排污的水事纠纷中，实施情况不容乐观，污染有反弹现象，主要原因是指导意见实施起来缺乏及时监督机制，偷排现象无法遏制，而不在于协商指导意见本身。在怒江水电开发案例中，最终是由国务院批示暂时搁置水电开发项目，因此协商指导意见对结果的影响难以确定。
3．4跨界水资源管理协商的方式
不同的水事纠纷有不同的协商方式，但是从总体来看，他们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共性的内容。通过对具体协商案例的分析，我们从中找出协商方式的共性。
通过协商活动可以发现，协商活动过程中流域机构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协商活动都是通过流域机构通过召开多方联席会议的形成而进行。协商活动的进行，最根本的任务是了解到真实、客观、科学、全面的信息，这种信息的获取仅仅依靠各级政府的行政公文是难以得到的，因此通过多级主体共同参与的实地调研获取信息，一般是协商活动最初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流域机构或者流域机构委托第三方组织进行科学分析，形成可供协商决策借鉴的分析报告，是实施协商活动的基础，在一些激化的水事冲突中，由国务院直接下达的指令或文件批复往往也能起到分析报告的作用，这在黑河纠纷和江浙边界堵坝事件中得到的反映。在省级政府部门，流域机构和中央职能部门充分了解了纠纷的信息之后，由流域机构发起协商会议则成为正式协商的开始，并且这种联席协商会议往往无法在一次会议上形成双方都认可的决议，因此多个案例表明，这种联席会议往往是一个重复进行的过程，直至形成纠纷参与各主体都认可的决议方案。一般而言，这种决议方案由省级行政部门与流域机构共同签订。协商决议的实施一般由省级行政部门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的各地方基层政府，由基层政府具体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流域机构又往往会作为监督者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遇到问题或阻力，一般仍然回到省级层级进行协商，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另外，根据黑河纠纷等案例表明，对于影响大，持续时间久的流域范围内的纠纷，设立隶属于大流域机构的流域管理局往往是保障协商决议能够得到贯彻的有效方法。
4.简短的结论
本文中的8个协商案例，有的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多年的水事纠纷得到了彻底解决；有的仅仅是暂时性的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可能又会引发新的纠纷；有的案例具有普遍性，其协商方式可以总结出一般性的原则。对这些协商案例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显然有利于总结这些协商案例所积累的经验。
从以上案例可看出，跨界水资源协商管理的实施大都是就纠纷有激化的趋向或激化已经显著而采取的应急举措，就成效而言，基本都解决了水事纠纷，并且大多数案例都是从根本上解决了积怨几十年的水事纠纷，因此应给予积极评价。但是从基于排污形成的纠纷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质恶化的势头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大多数协商活动都是就事论事的临时活动，并没有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因此排污纠纷还有再次爆发的可能。
因此，基于已经发生的协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寻找其普遍规律，总结成熟经验，是避免水事纠纷发生以及将水事纠纷影响限制在最小限度的有效途径。
基金项目：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5408011）；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教技函[200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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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分析篇7
关键词：家事纠纷；类别；对应解决
一、家事纠纷类型
家事诉讼有无必要建构专门的程序，家事纠纷究竟适用何种方式，归根结底是由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决定的。研究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应当先行确定家事纠纷的范围，而确定家事纠纷的范围就必须明确家事纠纷的概念。
（一）家事纠纷概念的界定
对家事纠纷的定义学界有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家事纠纷是由家庭法所规定的影响家庭的成立、结束、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件，涉及婚姻、未婚同居、亲子关系确定、人工授精、生育限制、亲权、抚养、监护等案件”[1]；也有人认为：“家事纠纷主要是在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关于离婚、亲子关系、继承、家庭财产等方面的纠纷，还有可能涉及家庭暴力、婚约、离婚后非监护方对子女的探望权、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保护问题等”[2]，但这类对家事纠纷的界定都是列举式的，其列举的标准主要基于两种维度的考虑，一是家事纠纷主体集中在家庭成员之间，包括“夫、妻、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及儿媳与公婆、女婿与岳父母”，二是家事纠纷围绕家庭中的琐事，包括家庭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基于两个维度的分析，笔者认为，家事纠纷可以概括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围绕家庭琐事的人身、财产纠纷。
（二）家事纠纷范围
家事纠纷的范围研究，离不开法律关系的三个要素，主体、客体和内容。家事纠纷的主体、客体通过对其概念的界定已经得到明确，即家庭成员之间针对人身关系和财产利益之间的纠纷，纠纷的具体内容是界定家事纠纷范围的难点，因为家事纠纷其外在表现形式纷繁多样，其纠纷的主体往往还涉及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其纠纷私益性与公益性并存，且家事纠纷还具有身份性、非理性、个别性等特征[3]，都大大增加了家事纠纷的复杂性。
有学者将家事纠纷按照有无实体之争进行二维分类：有实体争议的纠纷包括婚约财产纠纷、离婚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婚姻无效纠纷、撤销婚姻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抚养费纠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扶养费纠纷、赡养费纠纷、变更赡养关系纠纷、确认收养关系纠纷、解除收养关系纠纷、监护权纠纷、探望权纠纷、分家析产纠纷、转继承纠纷、代位继承纠纷、遗嘱继承纠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遗赠纠纷、遗赠扶养协议纠纷及亲子关系等案件。
无实体争议的有申请宣告公民失踪、申请撤销宣告失踪、申请为失踪人财产指定和变更代管人、失踪人债务支付纠纷、申请宣告公民死亡、申请撤销宣告公民死亡、被撤销死亡宣告人请求返还财产纠纷、申请宣告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宣告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宣告公民恢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申请宣告公民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申请撤销认定财产无主、申请确定监护人、申请变更监护人、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等案件。[4]
（三）家事纠纷的类型
家事纠纷的范围通过罗列的方式得以初步明确，但仅仅通过有无实体权益之争进行简单分类仍然不能解决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对应适用问题，这就需要对家事纠纷做更为具体的分类研究。
1、对纠纷主体的再分类
按照纠纷主体的涉外性，可以将家事纠纷分为两大类别，其中涉外的家事纠纷是指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对家庭的人身或财产产生的权利义务同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其次就是仅仅发生在家庭内部人员之间人身财产性纠纷，对两种纠纷的处理应当适用不同的程序。
2、对纠纷客体的再分类
按照纠纷客体的性质，可以将家事纠纷分为涉及财产性纠纷和涉及人身的身份关系两类纠纷。
3、交叉类别
基于上述两种分类，我们可以得出家事纠纷的几种分类：涉及第三人的财产性纠纷、涉及第三人的身份关系纠纷、涉及第三人的非实体性纠纷，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纠纷、家庭成员之间身份关系纠纷，家庭成员之间的非实体性纠纷。
二、家事纠纷解决方式种类
（一）家庭内部解决与家庭外部力量干预
1、家长制的内部解决机制
家庭内部解决方式是最古老也是家庭成员之间纠纷解决适用做多的一种方式，这种处理家族矛盾的力量来自家族老一辈人的威望，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特点，是家族文化的传承。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讲到的“差序格局”就是这种纠纷处理方式赖以生存的基础：横向上，每个人都是自己人际关系的核心，纵向上，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最高的中心，家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将围绕这个核心运转，家族的这一核心对家族纠纷的处理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决定力。
2、第三人做媒介的解决机制
家事纠纷有时需要第三方介入作为中立一方进行公平裁判，这种方式更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往往可以使纠纷得到更加稳定的处理，使得纠纷双方都心甘情愿接受结果，实现纠纷处理的高效率，提高结果质量，增强结果的落实。
（二）外部力量的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
1、法院介入纠纷的公力救济
中国人大小事情的决定欢喜依赖一个权威机关，在古代是县衙的知府，草民往往口口声喊要让这位青天大老爷为自己做主，在现代，这位青天大老爷演变为各级法院的法官。法院是国家的象征，在百姓心中，它就是公正的象征，而法官就是能够为自己做主的权威。当双方争执不下时，会不约而同选择他们共同认可的权威力量为自己做主，所以诉讼得以产生，法院得以建立。
2、民间力量介入的私力救济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公力救济主体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位青天大老爷面对家事纠纷时也会束手无策，横竖不对。一方面他是国家公信力的象征，代表法治的公平和正义，但家务事不能靠简单的公正与否进行评判；另一方面他又是普通的自然人，是人妻（夫）、人子（女）、人父（母）等，他的裁判往往被赋予一种人格的推定，但该怎么裁判和怎么做人同样不能做简单的对等，社会往往会从法官的裁判倒推而形成对法官人格的认知，当一纸裁判被赋予人格的高度时，裁判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对家事纠纷这一特殊案件作出裁判时，更为困难。
所以，来自坊间第三方力量的救济方式自然诞生，作为人民内部组织机构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是其他人民调解机构，具有一种先天的亲民性，由于它们源自民间，所以其作出的决断相比公力救济的法院判决更容易被百姓接受。但值得提出的是，这种非权威的第三方机构作出的处理结果由于缺失国家的公信力，缺乏强制力，其执行性较弱。
（三）公力救济的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
1、诉讼程序
法院的诉讼程序是传统的争议处理程序，其处理的纠纷都要求有具体的实体争议，双方通过激烈的论辩和有力的证据支撑，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这种程序对诉讼的受理条件、证据收集、庭审规范等事项具有较高要求，因为它牵涉双方实实在在的权利义务，适用起来就必须谨慎严谨。具体表现为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
2、非诉程序
对于没有实体性争议的案件，法院设有单独的程序，包括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非诉性案件类型包括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以及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特定案件。
三、纠纷与程序的对应问题
（一）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与身份关系纠纷
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性纠纷具有较强的身份性、非理性。纠纷涉及亲情、感情和道德、隐私等，权利义务关系复杂，难以分清是非。对于这种纠纷的处理需要柔性较强的方式，最优选择就是家长制的内部解决机制。家长用亲情做剂、用权威对处理结果做质量担保，实现纠纷快速而稳定的处理。其次，适用外部救济中私力救济。当家族最高权威人的公信力发生动摇时，外部如果有更强的公信力量可以平息纠纷，那么这样的力量就是优先选择的救济方式，它具有成本低、实效高的诸多优点。
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纠纷具有非讼性，且是非分明。对于这种纠纷，笔者认为直接借助公力救济的非讼程序会比较有效率，因为没有太多实体上的争执，只是需要公力救济将事件推上正当的程序，由正当的程序得出可信的结果，双方予以认可便可。
（二）涉及第三人的财产与身份关系纠纷
当家事纠纷涉及第三方时，家庭内部的解决机制往往因为其公正性欠佳导致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对于财产性纠纷，笔者认为，适用外部救济是首选的方式，包括外部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具体指法院调解、人民调解；法院诉讼程序。当争议较为激烈，第三方私力救济都难保其公允性时，就求助公力救济。对于身份关系纠纷，同家庭成员内部相同，适用公力救济中非讼性程序处理。
（三）家庭成员之间非实体性纠纷与涉及第三人非实体性纠纷
家庭成员之间的非实体性纠纷，往往选择法院的非讼性程序可以很快有效得到处理，因为非实体性事务会牵涉法律关系双方的方方面面，其法律关系的内容涉及较多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内容，不是私立救济方式就能简单处理的。
而涉及第三人的非实体性纠纷，除去与家庭成员之间非实体性纠纷相同的部分争议，有些争议可以借助第三方私立救济方式有效解决，诸如第三方对拟宣告失踪人士的债权问题，通过第三方介入调解，可以实现其享有的债权，而不必借助法院的正统程序，等待确定宣告失踪的时间等成本可以大大缩小。
四、小结
家事纠纷是各类纠纷中较为基础的纠纷，其基础性决定其兼具私益性和公益性，家事纠纷的处理更是关切着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不断的发展与家事纠纷的日益复杂注定既有的格局与模式需要“专业化”。对家事纠纷进行类别化研究，就是对其进行专业化的推进，不同类别的家事纠纷对应不同的纠纷处理模式，对症下药，实现资源节约、提高效率的同时，保障质量。（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及注解：
[1]李学经.家事审判程序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2]孟慧.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经济纠纷分析篇8
第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道路运政机构依据本办法负责纠纷调解工作。纠纷双方所在地不在同一行政区的，由承修方所在地道路运政机构负责。
第三条汽车维修质量纠纷调解系指在汽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内或汽车维修合同约定期内，汽车维修业户与托修方因维修竣工出厂车辆的维修质量产生纠纷，双方自愿向道路运政机构申请进行的调解。
第四条汽车维修质量纠纷（以下简称纠纷）调解，应坚持自愿、公平的原则。道路运政机构进行调解应当公开，做到依据事实、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公开调解、公平负担。
第二章纠纷调解申请的受理
第五条纠纷调解的范围是在汽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内或汽车维修合同约定期内当事人双方所发生的争执。在质量保证期内，托修方遇有汽车维修质量问题或者发生机件事故，应首先与承修方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当事人各方可向当地道路运政机构申请调解。
第六条申请调解应提供下列资料：
（一）申请调解方（当事人单位或人）的名称，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单位、地址、电话；
（二）当事人的名称、单位、地址、电话；
（三）纠纷的详细经过及申请调解的理由与要求和书面报告；
（四）汽车维修合同、车辆竣工出厂合格证、汽车维修费用结算凭证等其它必要的资料；
第七条申请调解方（当事人）应如实填写《汽车维修质量纠纷调解申请书》（附件一）。道路运政机构应在按到申请书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根据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做出是否同意受理的答复意见。
同意受理的，道路运政机构应将《汽车维修质量纠纷调解申请书》自接到申请书后十个工作日内转送另一当事方。另一当事方同意调解的，应在自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就申请书所涉及的内容写出书面答辨材料，并做好参加调解准备。另一当事方不同意调解的应及时表明态度，道路运政机构则按不予受理的程序处理。
道路运政机构不受理调解的，应在自接到申请书后或另一当事人不愿调解的答复后的五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方。
第八条参加调解的纠纷双方当事人均有举证责任，并对举证事实负责。
第九条纠纷双方当事人均有保护当事车辆原始状态的义务。拆检车辆有关部位时，当事双方必须同时在场，一致证实拆检情况。
第十条托修方或驾驶操作人员认为维修质量造成车辆异常，应保护好车辆原始状态并找承修方进行拆检。如承修方拒绝派人或事故现场不在本地的，托修方可向车辆停驶地道路运政机构提出拆检申请。
车辆停驶地段道路运政机构接到拆检申请后，应及时组织拆检，填写《汽车现场拆检记录》（附件二）。并及时将车辆现场拆检记录与有关证据送达承修方所在地道路运政机构。
第三章技术分析和鉴定
第十一条技术分析和鉴定由各级道路运政机构组织有关人员或委托有质量检测资格的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进行。参与技术分析和鉴定工作的人员必须经道路运政机构审定并聘用。参加鉴定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第十二条技术分析和鉴定人员应依据现场拆检记录、汽车维修原始记录和《汽车维修合同》、车辆使用情况以及其它有关证据，分析原因，做出结论，并填写《技术分析和鉴定意见书》（附件三）
第十三条技术分析和鉴定是进行纠纷调解的基本依据，出具技术分析和鉴定的部门应对所做的结论负责。
第十四条技术分析和鉴定的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需要做专项试验分析鉴定的，其费用按当地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第四章责任认定
第十五条承修方不按技术标准、有关技术资料和维修操作工艺规程维修车辆或不按使用说明规定选用配件、油料所引起的质量责任由承修方负责。
承修方因装配使用有质量问题的配件、油料或装配使用托修方自带配件、油料且未在维修合同中明确责任的，所引起的质量责任由承修方负责。
第十六条承修方在进行总成大修、小修和二级维护作业时，未对所装（拆）配件进行鉴定或虽发现相关配件质量不符合技术要求但未与托修方签订责任协议，在质量保证期内确因该零部件质量引起的质量事故由承修方负责。
汽车维修合同中另有约定的按合同规定的责任确定。
第十七条因托修方违反驾驶操作规程和车辆使用、维护规定而引起的质量责任，由托修方违反驾驶操作规程和车辆使用、维护规定而引起的质量责任，由托修方负责。
第五章纠纷调解
第十八条调解员由道路运政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调解员应熟悉业务，实事求是，公正廉洁。
调解应以公开方式进行。
第十九条当事各方应对调解过程中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
第二十条调解员根据有关技术标准和资料、技术分析和鉴定意见书及当事方的陈述、质证、辩论，分析事故原因，确定纠纷双方应负责任，调解各方应承担的经济损失。
第二十一条经济损失应由责任人按过失比例承担。
对不能修复或没有修复价值的零部件按车辆折旧率和市场价格计算价值。
第二十二条经济损失主要指直接经济损失，包括：
（一）在质量事故中直接损失的机件、燃润料及其它车用液体、气体、材料；
（二）返修工时费、材料费、材料管理费、辅助材料费、委外加工费、检测费；
第二十三条道路运政机构在调解维修质量纠纷的过程中，如遇到下列情形之一，应向当事人双方宣布终止调解。
（一）当事人双方对技术分析和鉴定存在异议；
（二）受条件所限，不能出具技术分析和鉴定意见书；
（三）案件已由促裁机构或法院受理。
第二十四条向道路运政机构申请调解的质量纠纷，当事人中途不愿调解的，应向道路运政机构递交撤消调解的书面申请，并通知对方当事人，调解随即终止。
第二十五条经调解达成协议的，道路运政机构应填写《汽车维修质量纠纷调解协议书》（附件四），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签字，并经道路运政机构盖印确认，调解协议书应交当事人各持一份，道路运政机构留存一份。调解即告结束。
第二十六条质量纠纷调解过程中拆检、技术分析和鉴定的费用由责任方按照责任比例承担。
质量纠纷已经受理并在调解过程中，一方提出不愿调解，应由其负担调解过程已发生的全部费用。
第二十七条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各方应当自动履行。达成协议后当事人翻悔的或愈期不履行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
经济纠纷分析篇9
由于在流转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流转信息不对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的管理不善，致使双方产生矛盾，以此形成纠纷。
（一）纠纷形成原因分析
流转纠纷的形成涉及方面较多，主要包括当前农民的认识水平的欠缺，农民主要考虑当前的既得利益，土地流转实现的规模化收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导致农民当前的既得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加之一些当地政府的处理不当，或方法欠缺，引起土地流转的纠纷。对土地纠纷的原因分析如下：对土地流转制度立法的不足，流转行为的不规范，农民的法律意识欠缺，在大多数情况下缺少正当的流转协议。加之，村镇管理服务的的欠缺，缺少调节机构发挥纠纷调节作用，村级干部面对土地纠纷处理方式的不当，上述都可以加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二）预防和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对策思考
现阶段怎样有效地预防和处理好流转纠纷，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所以相关的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实施相应的措施，最主要的还在于底层干部的协调作用，县、镇两级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均应加强对流转纠纷的调解，充分发挥矛盾纠纷调解的作用，及时化解纠纷；使村级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提高的法律素质；对于农民要采取自治对策加强自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作为土地流转的一方要切实行使好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
二、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认识与建议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市场经济自愿、有偿、依法有序的流动起来，有利于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生产的规模化，实现农业生产利润的最大化；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便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快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经济纠纷分析篇10
[论文关键词]诉讼纠纷价值解决
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可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种途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和落实，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和诉讼体系，在定纷止争、化解矛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民法院一审案件的收案数量1978年为44万件，1996年超过500万件，其后每年都在500多万件的水平上徘徊，而其中民事案件要占据大概80%的比例。同时，诉讼案件数量的激增和司法资源的有限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给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带来沉重的压力，也造成诉讼拖延，影响到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更影响到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不断探讨如何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以及时、便捷、高效地实现当事人的诉求的同时，应在民事诉讼制度之外积极发展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概念
所谓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泛指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程序以外的各种纠纷解决程序或者制度。其源于美国，是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简称aDR）的意译，也称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开放性概念，其外延难以确定，各国的做法不一，在我国传统上包括和解、调解和仲裁等方式。一般认为，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可分为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其中公力救济是指民事诉讼，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则属于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主持机构也多种多样，可以是法院、行政机构、民间团体等等，如消费者协会、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公安交警等对消费者争议、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及其他纠纷的处理。
（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特征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纠纷种类的增多，必将会发展出越来越多的方式。尽管如此，其仍然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非法律化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非法律化表现在纠纷的解决无需依照严格的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程序简便灵活，公序良俗、习惯亦可成为纠纷解决依据；通过该机制获得的结果一般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仲裁裁决除外），当事人如反悔，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另外，主持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的一般也非职业法官。
2.简易灵活
诉讼程序以给当事人提供严格的程序保障为目的而设计，严格而繁琐；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虽种类繁多、模式不一，但共同的特征是程序简易灵活，易于理解，当事人一般无需专业人员（如律师）的帮助。
3.处分性
和诉讼方式相比，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更大程度上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纠纷产生后，当事人可以自主合意决定是否适用非诉讼程序来进行解决，同时，非诉讼程序运行的结果也要依赖于当事人的合意（仲裁除外）。
4.非对抗性
诉讼的过程体现了很强的对抗性，正是在双方当事人的激烈对抗中，居中的裁判者查明案情进而做出判断。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运行的过程则体现出互利性和平和性，它是通过促成当事人的妥协和和解来达到纠纷的解决。
5.不公开性
处于程序保障的需要，公开审判是诉讼法原则之一，诉讼的过程和结果一般都要公开。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追求的是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纠纷的解决，因此其过程和结果一般不公开。
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由于上述简易灵活、处分性、非对抗性、不公开等特点，其对于快速高效化解当前日益累积的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下面，笔者将从诉讼解决机制的局限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诉讼解决机制的局限性
民事诉讼是一种公力救济的方式，是国家利用公权力（审判权）来对公民权利进行确认并确保其得以实现，因此，民事诉讼是民事纠纷的最终解决方式，是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解决机制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1.成本高昂
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严格而复杂、繁琐，运行周期长，需要较高的时间成本，而且随着法院案件的积压，时间成本会进一步增加，人们不得不习惯接受迟来的正义。另一方面，在诉讼过程中会出现诸如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勘验费等费用，造成了诉讼的费用过高。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增加，这些高昂的时间、人力、物力成本会让人望而却步。
2.难以满足纠纷主体多元化的利益需求
民事诉讼的严格规范性和国家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事判决“要么全有要么全无”、“非黑即白”，与人们多元的利益需求相冲突，难以适应特殊个案所需的灵活性解决要求。而且诉讼是在一封闭的空间运行，按照诉讼规则的要求，法官仅对争议的事实关系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而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其他事实关系不予考量，这种刚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也不利于满足当事人彻底解决纠纷的需要。
3.难以为一般民众所认知
诉讼是一种极具职业专门性的技术性活动，在认知方面不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如证据认定、证明责任分配等诉讼规则。另外，诉讼本身还可能受到立法滞后、事实还原困难、调控领域特定、法官法律信仰偏差以及司法环境侵扰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功能和效果，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同时也是导致判决难以执行、涉法涉诉信访率高的原因之一。
4.诉讼的公开对抗性易加剧矛盾
诉讼要求冲突的双方当事人进行公开的对抗，这会将矛盾公开化，加剧冲突双方的对立，容易将已有的社会矛盾扩大化。过多的诉讼会加剧社会关系的对抗和紧张，增加经济生活和市场运行的成本，贬损自治协商、道德诚信、传统习惯等一系列重要的价值和社会规范，使社会和共同体的凝聚力逐步衰退。[2]
上述诉讼解决机制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诉讼解决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这些局限性又是固有的，很难被其自身克服，那些试图仅仅通过诉讼解决所有纠纷的想法和做法是不适时也是不现实的。
（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
和诉讼解决机制相比，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其所不具备的功能优势，下面将分析之：
1.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纠纷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诉讼相比，可以高效率、低成本的解决纠纷。一方面是由于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简易灵活，且易于理解，当事人无需聘请专业人士帮助；另一方面由于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更多地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当事人对于结果一般较为容易接受和履行。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有效地对纠纷进行分流，大大减轻法院案件累积的压力，解决司法资源有限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的质量。
2.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满足纠纷主体多元化的利益需求
前面已经分析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权，使得当事人能够依据纠纷的原因、性质和特点选择适当的纠纷解决方式，从而更容易定纷止争，实现社会和谐。而且，与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导向不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利益为中心，注重利益的协调，在纠纷解决中，当事人可以充分考虑事件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自身具体情况，权衡利弊，适度妥协，从而达到双赢，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3.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构建诚信和谐的人际关系
正如前面分析的，诉讼程序的对抗性、公开性会加剧纠纷当事人的不信任和对立，其纠纷的解决停留在表面，纠纷双方的信任和谐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得以恢复。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构建诚信和谐的人际关系。因为，首先，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仅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而且合意基础上的纠纷的解决又会进一步使双方达成谅解，增强互信。其次，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不公开的空间中运行，可以避免将矛盾扩大化，有助于缓和纠纷当事人的对立情绪。再次，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简易灵活、非法律化等特点，使得其结果更容易被纠纷当事人所认知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