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宋朝知识点总结篇1
对于该题型诸多专家学者的解题论述多见于报刊，但从教学实践来说，总有些高屋建瓴，不好把握。如何从学生的视角，让该题型更好操作，笔者做如下尝试，不当之处，共同商榷。
一、试题类型：
历史小论文题按命题形式分为两类：提供观点型开放题；提炼观点型开放题。
提供观点型开放题即材料中提供现成观点，学生可针对任一观点加以评价，也可以根据自己认知水平，提出其他观点进行论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照样可以得分。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你同意哪种观点，并阐明理由”。此题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可提出另外的观点，如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均半，没有主次之分。
提炼观点型开放题即材料中未提供现成观点，需要学生在理解材料的基础上，先加以提炼再作答，难度加大一步。如2012年石家庄二模文综41题：
宋朝租佃制的普遍实行、农业的精耕细作以及农商并重的政策，促进了宋朝经济的繁荣；虽与辽、西夏、金发生战争但内部没有发生席卷全国的农民暴动，且更多的是和平友好局面；“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新兴的市民阶层诞生，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
宋朝立国初期，发生了多次农民包括手工业者、兵士等起义，到真宗时，宋祁曾上书提出
“三冗”，-----宋朝向辽、金割地、纳贡，还向西夏输银、帛------宋朝削弱相权、兵权、行政权以及大搞另类思想专制等举措，强化了专制集权；宋最发达的学科是理学，但理学家研究的都是远离现实的“性理”，对抵御外敌丝毫无补……宋虽发明了火药，但军事上怎么都处劣势；经济实力强，养的多为“冗兵”，科举取士越多，越无才可用，甚至奸臣辈出，火药越多，宋的可偏安领地越少；指南针越多，越找不到可供流亡的生路——陆秀夫只好抱着南宋最后的小皇帝跳海。
——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评材料中关于宋朝历史定位的观点。（12分）
（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几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该题可提炼出如下观点：观点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全面繁荣、全面超越的重要朝代。
观点二：宋代是积贫积弱的朝代。观点三：宋代在历史上是全面繁荣的朝代，但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现负效应。
二、评分方式及解题技巧：
历史小论文题没有固定答案，只给评分标准。如：
一等（12～10分）①紧扣评论对象，观点明确；②引用史实正确；概括准确；③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二等（9～5分）①能够结合评论对象，观点较明确；②引用史实较正确，概括较准确；③论证较完整，表述清楚。
三等（4～0分）①偏离评论对象，观点不明确；②引用史实不正确；概括不准确；③论证欠缺说服力，表述不清楚。
针对历史小论文开放性的评分标准，我认为应从如下五方面加强解题技法指导。
1.简明扼要的亮明观点——前提。
学生尽量选择自己最擅长、有史实论证基础的观点，然后开始组织答案。亮明观点能起到画龙点睛的
效果。观点明确与否是论文质量档次高低的前提，也是能否吸引判题人第一注意的关键。学生要思考如何“明确”观点？观点是用来表明作者立场的，其评判原则是既要简练又要表明立场，缺一不可。
2.要多角度论证观点——核心。
在论证过程中，要全方位、多角度的选择史实，力求证据充分。论证原则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有史无论太肤浅，平铺罗列没有深度；有论无史太空洞，无源之水力度不够。多角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⑴、依据社会史观包含的层面：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⑵、依据历史的纵向线索：不同时段。⑶、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⑷、从同类事物对比角度论述（古今、中外）。⑸材料中提供的其他角度。论据的来源：材料加所学。即先把材料提供的论据充分用好。再用所学知识弥补。
3.回扣主题或理论提升——升华
论证完成后，用凝练的语言对观点进行回扣或理论升华，使整篇论文档次有个提升。
4.表述要成文，切忌要点式作答。不能像问答题一样，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
5.语言精炼：
由于文科综合题量和时间的限制，历史小论文字数一般控制在200字左右，应抓住材料中的关键信息，在充分理解材料和命题意图的基础上，先打草稿或列腹稿再动笔，以保证语言精炼，切中要害。一定要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切忌口头语。单纯的史实堆砌，或者是空洞的论述，都是不能得高分的。
三、例文赏析：
2012年石家庄二模关于宋朝历史定位的范文
观点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全面繁荣、全面超越的重要朝代。
经济上：经济繁荣，纸币的使用，市民阶层的出现，更加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相对稳定局面为宋朝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部基础；实行重文轻武政策、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对欧美文官制形成有一定示范作用；思想文化上：理学出现、宋词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等，铸就了文化的繁荣；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如：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使用与外传，对推动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宋朝在历史上是发达繁盛的朝代，起程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观点二：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的朝代。
政治上：宋初的农民起义、三冗″的提出是宋统治腐败的体现；割地求和的屈辱行径以及军事上的劣势，表明宋在中国当时的割据政权中最懦弱；强化集权的举措，给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而宋的专制是宋代腐败、懦弱、卖国的总根源；经济上：遭受异族掠夺和每年缴纳“岁币”，破坏了经济正常发展，加重了人民负担；思想文化上：理学压抑、扼杀了人的自然欲求而文化的繁荣多为畸形发展，这些都不能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且在现实中往往呈负效应。
综上所述，宋代在历史上是积贫积弱的朝代，在多民族政权并立中，多遭欺凌。
观点三：宋代在历史上是全面繁荣的朝代，但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现负效应。
高中历史宋朝知识点总结篇2
和历史学者朋友一块听会，他借读宋方金的小说《清明上河图》打发时间，这位平日严肃的老兄边看边咧着嘴乐，接下来的下午茶和晚饭手不释卷，一口气看完大笑：“历史还能这样写啊，这宋徽宗写得太好玩了。”
宋徽宗在书中是个什么形象？他坐在画凳上，头也不抬地对金国元帅说：“打仗，我不行。画画，你不行。”如蒋委员长在长江防线和手下打麻将。《清明上河图》这本讲述宋朝的小说，来自作者的杜撰，但杜撰得真好。
书中讲，论踢蹴鞠徽宗大宋朝第二，高俅第一，但高俅永远赢不了他，于是高俅官做得很大。高衙内搞了个夜总会，融歌舞、、于一体，请的还是宋徽宗题词。李清照是宋朝第一歌词作家，高衙内就请她给夜总会写歌词。宋江带着兄弟们梁山造反，却无时无刻不想招安，派燕青和戴宗去汴梁打通关节。
徽宗样样是个天才，唯独不能为君，宋朝宰相章淳说他生性“轻佻”。小说抓住徽宗的性格特点，把燕青、宋江、李师师、高俅、高衙内、李清照等诗词圣手、浪子班头安排在他身边，特定时空下，这些人在高衙内的夜总会里相遇（历史上他们真的生活在同一年代）。李清照喜欢，把微服寻欢的宋徽宗赢个干净，逼他上台唱歌，历史上的李清照恰恰是麻坛鼻祖，显示了作者的匠心妙手。
还有真实的《清明上河图》和虚构的男女主人公。宋徽宗梦想一个伟大的汴梁都城，搞了个画家选秀，张择端中标，开始画《清明上河图》，随着画卷徐徐展开，汴梁进行着强拆，老百姓反强拆和官兵打了起来。
这不是寻常的历史小说，是电影小说，它更遵循电影规律，密集地制造戏剧冲突，画卷完成日，东京离乱时，国家前途、百姓命运在画卷上出演，展现的是电影的魅力。
在历史小说中，我喜欢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孔子》《敦煌》，也对历史进行了虚构，但场景细节真实，人物尤其气韵古朴，具有史的味道。宋方金的《清明上河图》更具戏剧感，更玩史不恭，而又透着对历史的着迷。从手法而论，让高衙内和李清照玩纸牌，这种安排如金庸让郭靖守襄阳、让陈家洛和乾隆成兄弟，是小说家的奇思；井上靖再现子路的春秋式跳舞，僧人兵火中拯救莫高窟，是知识分子的梦幻。这两种写法都有趣。
有趣非常要紧，而如果拍成电影，我对这本小说还有更高的期待。汉朝是爱国愤青的圣地，唐朝是所有中国人的盛世，宋朝与开封则是知识分子的耶路撒冷。宋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顶峰，庙堂朝廷之外，开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非常丰富好玩，这一切在张择端的巨作中毫末毕现。如果能表现出汴河两岸的生活细节，我会爱上这部小说和影片，就像被观众低估的电影《剑雨》成为我的最爱之一，就是因为它细致描绘了武林高手的日常生活。
另外，在精巧结构的基础上，我期待这部小说能再厚重几分，把家国之痛与文化之殇融进去。在这方面，宋方金已有着力，比如李清照的词的出场顺序，处理得非常好。高衙内的圆社开业时，社会上正流行的歌是“绿肥红瘦”，那是李清照少女时期的作品；几十年之后，冒牌李师师唱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已是她后期的沉痛之作，暗示出东京物是人非。
但这样的细节不够，年老的主人公左耳隐居汴河边，那时靖康之耻早已发生，都城沦陷于北国游牧民族，一定市井风貌大变，左耳看到的汴京，当与徽宗时期大为不同。如能用更多的场景，更多的细处，来刻画遗民泪尽胡尘里的感伤，写出多少繁华成一梦的虚空，则历史味儿会更浓厚。
高中历史宋朝知识点总结篇3
关键词：钱大昕；超越考据；制度阐释；历史评论
abstract:asagreatmasteroftextualcriticism,QianDaxinmadeseveralinvestigation-combinedhistoricalstudieswithstressoneditioncollationandtextexegesis.HisstudiesinvolvedasystematicexaminationoftheevolutionofexecutivesincetheweiandtheJinDynasty,acarefulrearrangementoftheevolutionofpoliticalandmilitarysystemsunderfeudalsystemanddetailedanalysesofhistoricalpersonalitiesandphenomena.allthiswillshowthelessconcernedsideofQian''''shistoricalthoughtandapproachtohistoryandrevealthecurrentcharacteristicsandhistoricalsignificanceofacademicresearchinthereignofemperorsofQianlongandJiaqing.
Keywords:QianDaxin;beyondtextualcriticism;interpretationofthesystem;historicalcomment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人)。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及音韵，精心撰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后世将其著述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作为一名考据大家，钱大昕不仅重视文献版本的校勘、文字的训诂解释，他还重视对史书本身记载内容的考辨，更有建立在具体考证基础之上的历史分析，进而总结出一系列有价值的历史认识。以往学者往往因为钱氏的考证成就而忽视其后者的学术意义，乃至影响对乾嘉史家治学特点的把握。［1］33笔者试图通过相关内容的梳理，综合钱氏历史著作中有关魏晋以降行政中枢的演变及其实质的探究，封建体制下政治、军事制度变迁的考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评论等，发掘他历史思想和治史方法不为人重视的一面，同时与另一位考证名家王鸣盛作适当的比较，进而为全面和客观地评价乾嘉学者的学术成就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论魏晋以降行政中枢的
演变及实质钱大昕考证魏晋至唐宋时期行政中枢的条目繁多，将其归纳贯串，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专制王朝中枢的演变及其实质。首先他注意到魏晋南北朝之际，尚书令、仆射位居端揆，一般被视作宰相。但是，他们如果没有参与中枢机密（即参与决策或草拟诏书等），就不是名副其实的宰相，因为即便是真正的“三公”或“仪同三司”者，也未必预闻国政。由此，他得出“宰相无常职，惟预机密者，便得称之”的精辟结论。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封建体制下“官职之随人重轻”［2］卷36《南史考异二》的特点，也就是说行政官员职权的大小是与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说明皇权最终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行政制度缺乏稳定性。可贵的是，钱大昕能拓宽视角进一步探讨唐宋以后宰相制度向多极化演变的趋势。
唐初，以侍中、中书令为宰相，此二官者皆三品也，然它官亦有三品阶，故入相而官未至侍中、中书令者，必云同中书门下三品，其资望稍轻者，则云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历以后，升侍中、中书令为二品，自后如相者但云平章事，无同三品之名矣。当时除三公者固不乏人，未尝以三品为限，但三公不必知政事，而居宰相者不皆二品以上官。中叶以降，并有除侍中、中书令而不入政府者矣。［3］卷34《再答袁简斋书》
此项考证反映出唐代中枢机构出现的几个变化：一则，中枢组成人员不断增加，也就是宰相越来越多，意味着中枢权力有所分散，相互钳制有了可能；二则，品级要求相对比较灵活；三则，所谓“三公”地位虽高却不一定参与政事；四则，唐中期以后，连名副其实的宰相也有不参与国政的。此外，他还勾勒出中枢内部的微妙差异，唐初三省长官并为宰相，睿宗之后，但以中书、门下为政府，尚书左右仆射，品秩虽崇，不加平章事“即不得与政事，亦其势使然”；而且中书、门下在禁中，中书、门下长官议政之所即政事堂，尚书省却在宫城外，开元十一年（723），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印，由此证明尚书不如中书、门下两省之“清切”，意味着中枢机构中，掌握决策与驳议权力的机关重于执行机关。在此基础上，钱氏又探讨宋代中枢格局的衍变。起初，司徒、三公之官亦非虚衔，侍中以真宰相身份“入政府视事”，但太宗端拱元年（988）之后，“虽侍中而不加平章事，只为使相，非真相”。［2］卷67《宋史考异一》说明行政中枢的构成很快走向常态化，朝臣必须加上“平章事”之类的头衔，才有参与行政中枢并行使宰相权力的可能。钱大昕对封建中枢权责的考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他历史考证的具体特点，即通过细微的辨析，及提纲挈领的概括，诠释了最高行政长官即宰相的构成伴随时代的发展渐渐走向常态化与制度化的趋势，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也有异曲同工的考辨，二人的阐发及论述对唐代政治史的研究颇有启发意义。
不仅有对宰相制度的深入分析，钱大昕还对唐宋以后与皇权关系密切的学士制度多所考察，大致梳理出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的另一条途径。他首先对作为宰相加官的“大学士”追根溯源，“自元和（806—820）以后，宰相兼弘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率以为常。……宋初，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皆宰相领之，盖沿唐五代之旧。其后置观文殿、资政殿大学士，虽不任事，亦以前宰执充，余官不得与焉。明代始专以殿阁大学士为宰辅之官，然秩止五品，国朝始升为正一品。”［4］卷10《大学士》钱大昕注意到唐中叶以后，一个由皇帝直接操纵、掌握草拟诏书等机要大权。无固定职位，也无高级品阶，却对相权起到分割作用的翰林学士开始在中枢崛起，所谓“内相”的地位及职权渐渐凸显。起初，翰林为掌制之地，“学士无定员，……无品秩，但以它官充选，又为天子私人，故不隶三省。……学士亦差遣，非正官也”。［2］卷44《唐书考异四》唐季翰苑变为要地，宋初枢密直学士亦被视作要职，“元丰改官制以后，学士之名渐重”［3］卷28《跋中兴学士院题名》。接着，钱大昕对“内外制”的发展及相互牵制给予剖析，“唐中叶以后，翰林学士掌内制，中书舍人掌外制，谓之两制，然亦恒以它官知制诰行舍人事。……知制诰与学士，对掌两制，自唐五代皆然”［2］卷71《宋史考异五》，“中书舍人在唐宋为词臣之荣选”。［3］卷28《跋两房题名录》实际上，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钱大昕指出：“论委任之清切，则内制优于外制。……故有‘内相’之称，而即为入相之阶。其掌外制者亦多用它官兼摄，谓之知制诰，其真除舍人者盖寥寥矣。舍人为五品清要官，故常为翰林序迁之阶。由学士迁舍人仍掌内制，非兼掌内外制，亦非左迁外制也。”［4］卷15《楚金禅师碑》可以看出，内制相对更为重要，但有时又需要经由中书舍人作为升迁之阶，尽管职权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元丰（1078—1085）以前，两制皆称“知制诰学士”，若单称“知制诰”者仅掌外制，“学士”若不掌制则衔内不云“知制诰”。凡此，都显现出论者独具慧眼的卓识。以上，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74“新纪不见王叔文”诸条中也多所辨析，视角略有不同，内容可相互补充。这些对探究唐中叶以后中枢机构的组成、演变及其功能的多样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颇有意义的是，钱大昕对明以降中书舍人职权的变迁所进行的考察。他指出，明太祖裁撤中书省，设中书科，其职员主书写诰敕，秩仅七品；后有文华殿中书舍人主书写匾联，武英殿中书舍人主绘画，内阁亦有中书舍人，如同古代之省掾。嘉靖、隆庆以后，阁权日重，出现中书作奸犯科的现象。直至清代，舍人“跻九列、登方面者，彬彬然盛矣！”［3］卷28《跋两房题名录》由此展现明清以来专制集权高度强化下的产物——中书舍人的发迹历程。此外，他发掘元代行政中枢任用汉人的实质，其结论不无意义。“元中书省有右丞相、左丞相，有平章政事，有右丞、左丞，有参知政事，皆称宰辅。而秉政者丞相也，皆蒙古、色目世家为之，平章间有用事者，右丞以下虽曰与闻国政，其委任已轻矣。世祖之世，平章兼用汉人，成宗以后，汉人授平章不过李孟、张硅、三人，右丞以下，始参以汉人。然南人初无入中书者，顺帝时始有危素一人，亦仅得参政耳。”［3］卷34《三答袁简斋书》强调汉人有官至宰执者，而南人却不得入台省，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元代民族政策的具体特点。总之，钱大昕对唐宋以至元明清中枢制度的论述常能切中要害，显示出眼光的敏锐及见识的不凡。因此，不能将其仅仅视为一个专作纯粹技术性考证工作的代表人物。
与上述对行政中枢的考辨有一定联系的，还有钱大昕对唐宋官制在具体职务与实际品秩之间存在着差异的探究，他述道：
节度、采访、观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资之崇卑，其僚属或出朝命，或自辟举，亦皆差遣无品秩，如使有迁代，则幕僚亦随而罢，非若刺史县令之有定员有定品也。此外如元帅、都统、盐铁、转运、延资库诸使，无不皆然。即内而翰林学士，弘文集贤史馆诸职，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不特此也，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五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2］卷58《旧唐书考异二》
钱氏之总结关键在于，从地方到中央，从宰相到僚属，都出现了具有相同的职权却在品阶上有一定差异的现象，反映出唐宋时职官制度的具体特点，表明封建皇权在操纵行政体系并调动各级官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方面有较大的灵活性。此外，他注意区分检校、兼、守、判的不同，强调唐初所谓检校者，虽非正授，却办本职事，如检校侍中、检校中书令、检校纳言等，都列于《宰相表》，与真授者无异。针对唐中叶以下诸将多以军功获得检校官之衔，钱氏指出这就是所谓的三公、三师、仆射、尚书、常侍，“车载斗量，有名无实”的缘故。至于行、守、试，则以官职之高下有所区别；判与知之分，是“品同为知，隔品为判”；判、知而外，又有权发遣者，以其资轻而骤进，故于结衔处稍示区别；而同一落，落职则为罢免，落致仕则为复用。至于宋代百官之除授，也有官、职、差遣之别，“差遣罢而官职尚存，职落而官如故”。钱大昕还强调，宋之官制前后不同，元丰以前，所谓尚书、侍郎、给事、谏议、诸卿监、郎中、员外郎之类，皆有名而不任其职，称为“寄禄官"，仅作为叙迁之阶而已；元丰以后，尚书、侍郎等皆为“职事官”，而以旧所置散官为“寄禄官"；元丰以前所云“散官”，不过如勋封、功臣、食邑之类，徒为文具，无足轻重，其后改为寄禄官，“以校官资之崇卑，则亦不轻矣”。［3］卷28《又》上述考辨可谓细致入微，对清唐宋官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极有价值。当然智者千虑，大家也难免有失误之处。略举一例：吴缜《新唐书纠谬》卷12讥《新唐书》载，“唐俭为内史侍郎，又或作中书侍郎”，钱氏为《新唐书》辩护称，窦建德传：以孔德绍为内史侍郎；孔述睿传：高祖德绍，事窦建德为中书侍郎。岑仲勉指出：“钱氏引《新书》，德绍或作内史侍郎，或作中书侍郎，固将为两者通称之证，但试思之：唐官改制，是否建德亦改制？若不然，则钱氏引之，非特不能为宋氏辩护，且于《新书》两传之官称歧出，增多一段纠谬资料耳。”［5］卷1《孔德绍中书侍郎》岑氏之论较为中肯。
二、封建体制下政治、军事
制度变迁的考察钱大昕对封建体制下政治和军事制度的考察有所侧重，尤其关注那些内容复杂，史籍记载含糊不清，但又关系到封建王朝根本的一些制度层面，包括分封制、九品中正制等。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即认为汉代的分封就是将所封郡县之民户全部授予受封对象［6］附录2《答钱詹事论汉侯国封户书》，但钱氏通过文献比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即“列侯封户虽有定数，要以封界之广狭，定租入之多寡，不专以户数为定也”，“一县之户，不止此数，除侯所食外，其余归之有司也。高祖功臣尽食一县者，惟平一人”。［2］卷8《汉书考异三》这就是说汉代封户因为地域广狭的不同，因此被授予同样之爵位可能在剥削对象的占有上会有差别，剩余之户数则由地方政府支配；同时，随着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逃亡户回归乡里，“是则复业户口在列侯封内者例得兼食之”，因而封户会有相应的增加，并非一成不变，“列侯但以封户定其疆界而食之，此外尚有余地，仍属有司，理可信矣。……仆于读史，择善而从，非敢固执己见。”［3］卷34《与梁北论史记书三》在此，他不仅勾勒出汉代封户的实际情况，而且明确地表达了治学的基本理念。钱氏又对魏晋至唐宋的封邑制度作进一步的梳理，指出南朝宋五等之封“但假虚号，未有户邑，盖出于一时权宜之制”；［2］卷24《宋书考异二》北魏公侯五等亦为虚名，并没有真正的食邑；隋唐以降，“五等封邑皆虚名，非真有食户也。唐人结衔，有食邑、食实封之别，盖因于此。宋则并所食实封者谓，亦有名而无实矣。”［2］卷39《北史考异二》此论要言不烦，抓住了中古以来封邑制度的实质，意义匪浅。
至于钱氏对两汉至魏晋禁军管辖权的探讨，则透过制度表象，把握住军权演变的实质，显示出他历史考证中不同寻常的视角。钱大昕从两汉以来“校尉”职责的变化入手，归纳原来出将带兵的大将军到边塞广置各校尉，又从禁军设五校尉发展成七校尉，最后到东汉灵帝创设的西园八校尉，指出原先“不常置”的校尉名目渐多，进而丧失“典兵之官”的职责以及“任寄最重”［2］卷17《三国志考异一》的地位。与此相对，他注意到魏晋之际“领护军”地位的提升，指出骠骑至龙骧将军皆虚号，若非持节出镇，不得领兵，领、护、左右卫、骁游、前后左右将军才是真正的“主兵之官”，正所谓“领护之权重，而执金吾遂废不置，卫尉亦为闲曹矣”。［2］卷20《晋书考异三》由此说明两汉至魏晋禁军衙署变化的实质，即由外朝的管辖范围转变成由皇帝直接支配下的军事指挥系统的下属。
钱大昕进而围绕中央与地方之间客观存在的分权与集权的矛盾斗争展开分析，总结魏晋之际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通过军政合一的手段得以加强的趋势。钱大昕注意到，魏晋南北朝时，军府兼领郡县的现象较为普遍，“晋自南渡以后，军府僚佐，皆带本州守相，取其干禄，……亦有以幕僚而领县令者”。［2］卷23《宋书考异一》梁陈之间“往往有以刺史资领郡守县令者，……又有以刺史资监别州者”［2］卷27《陈书考异》，乃至军府之僚佐无不带守令，这是一种情况；另有“诸王冲幼出镇开府，多以长史行州府事，或府主以事它出，亦以府僚行事”；［2］卷26《梁书考异》北魏还有朝官兼任地方官的现象，如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兼地方县令，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趋于强化。此外，他重点考察了都督制的特点，如刺史不督军者，谓之单车刺史；晋太康（280—290）中，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南渡以后，都督例领本州刺史，其兼督它州则“视权任之轻重，而损益焉，亦有都督而非刺史者”。［2］卷22《晋书考异五》他还注意到晋以降，都督必带将军号，军号有高下之分，刺史都督军事者只有加军号才得开府置官属等。对唐宋“节度使”名实演变的阐释则是上述认识的深化。钱大昕注意到唐乾元（758—759）以降，节度使皆兼管内观察处置使，或不置节度，则观察使也带团练、防御之职。观察治民事，节度、防御、团练皆治军事，“惟权任有轻重耳，非易节度为观察耳”，“史家省文，于节度即不称观察，于团、防则但称观察，以节镇为重”。［3］卷28《跋新唐书纠谬》到了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节度使的权势必然遭到抑制，“唐时方镇各擅其地，未奉朝命者，往往自称留后，权势与使无异。宋初除藩镇专擅之弊，留后与使，品秩攸殊”。［2］卷67《宋史考异一》宋王朝对地方的控制，还表现在文武官员往往兼有双重职能，一方面诸州守臣“例兼兵职。……诸州军及缘边，又有管勾一州，或一路二路兵甲巡检者”；另一方面节度使例兼观察处置等使及本州刺史。针对宋金之际军州之别，钱氏澄清了《宋史》、《元史·地理志》等史书中容易使人产生混淆的记载，指出宋代节度军号有不同等级，“称军者有二等，一为节度军号，以宠大州；一为小郡之称，大约由县升军，由军升州。……军名虽同，而品秩大小迥殊”；又考宋制“州有四等，曰节度州，曰防御州，曰团练州，曰刺史州。志称军事者，即刺史（刺史州之幕职，例称军事推官、军事判官，故志称军事）”。［2］卷69《宋史考异三》而《元史·地理志》中往往将金代沿袭北宋所设置的州，直接改称某某军，极为错误。如保州，北宋为军事州，入金后，升为最高一级的节度州，其州名并未改变，之所以它又被称为军，是因为其军额为顺天之故，并没有将州改为军；《元史》又载“雄州，宋为易阳郡，金为永定军”，其实宋、金都称其为雄州，只不过宋为防御州，金升为节镇以永定为军额而已；最后他强调《宋志》所载“由州升军，皆谓由防团刺史，升为节度，初非废州称军”。［2］卷88《元史考异三》钱氏之论对宋史研究颇有价值。
在此，有必要对钱大昕经由制度考察进而联系现实所阐发的政治理念及经世思想作一番分析。作为一位严肃笃实的学者，钱氏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诸多成就，而且在经世思想指导下，对当时社会制度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他重视制度的效能，赞扬司马光撰《荐士录》、《举贤能》荐贤报国，讽喻“近世大臣有终身不荐一人，而转得公正之誉者，岂古今时势不同欤？身家之念重，而忠爱之意薄也”。［4］卷18《荐贤》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当时官员荐举制度提出的批评。此外，他对地方制度的一些陋习加以抨击，表现出鲜明的鉴戒意识，钱氏指出：“父母官之称，自宋初已有之矣。虽然天下无不爱子之父母，而却有不爱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势以恣其残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顾名而惭且悔乎？”［4］卷16《父母官》“令以亲民为职，今之患在不亲民而亲吏胥。民非相斗讼及法当拘摄，无由自通于官，而官之耳目壹寄于胥吏，吏胥皆民之黠且亡赖者为之，吏胥日用事，而民之情益无以自通，欲民誉之无失则又难矣。”［3］卷23《宋李素伯之任恩平序》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论者隐含于笔端之下的批判意识。在经世方面，钱大昕重视有体有用之学，“其志乎功名者，既登科目，益当讲求经济，务为有体有用之学”。他曾通过历史上治河经验的总结，为现实的治理黄河提供建议［4］卷18《河防》，颇有意味的是王鸣盛也曾就黄河治理提出过类似的策论，显示出乾嘉学者在经世思想上的共通性。
三、历史评论及思想认识
钱大昕与王鸣盛二人尽管都是乾嘉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但在治史方面还是略有区别，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考据为重中之重，后者却在考证之中颇好议论，显示出同中有异的地方。试举二例，《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钱氏考“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凡三百七十五岁，云五百岁，误矣。上文云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其实尚不盈四百岁也。”［2］卷5《史记考异五》针对同样的记载，王鸣盛则论及“因孟子历论道统之传云，……唐、虞至周皆以五百岁为期，故迁发此论，其言虽夸，而其尊慕孔子，则可以解先黄老后六经之疑矣！”［7］卷25《五百岁》将重心放在剖析司马迁尊儒的思想倾向上。又如《晋书·何曾传》载：“文帝为晋王，曾与高柔、郑冲俱为三公，将入见，曾独自拜尽敬，二人犹揖而已。”钱氏考“高柔卒于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未为晋王，至咸熙元年（264）封王，其时三公则太尉王祥、司空荀也，《传》误”；［2］卷21《晋书考异四》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48“祥同谒晋王”条云：“《何曾传》‘文帝为晋王，曾与高柔、郑冲俱为三公，将入见，曾独自拜尽敬，二人犹揖而已’，然则曾之拜，在文帝时已然，故此《传》（笔者按，指《王祥传》）删去之。祥庸贪小人，……”王鸣盛不去考察此条史料是否可靠，却就王祥的个人品德大发议论。就此二条而言，二人考证似乎异趣有别，但又不能简单地得出这个结论，实际上在考证之余，钱大昕也能对一些历史现象及历史人物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论东周王朝有所谓的天子之号，实际上却与各诸侯国没有太大的区别，原因在于“天子有道而天下诸侯朝之，谓之有天下；否则，位号仅存，所有者唯王国而已”。［3］卷7《答问四》论者以当时的客观历史为依据，参照《孟子》所言三代之失天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以及《左传》以周、郑为二国，不言王而言周，都可以证明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所谓王号早已是名存实亡，与后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下的王朝有着本质的不同。针对战国之际的合纵连横，钱大昕以为，苏秦合纵约15年中，秦国惟独出兵攻魏，间一击韩，不伐他国，直至五国伐秦不胜后，张仪才破其盟约，“则合纵不为无功矣”。［2］卷5《史记考异五》肯定合纵之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钱氏还批评孟尝君于齐，有公族之亲，有相国之尊，却不以治国爱民为先，乃广招游侠食客，以图个人私利［3］卷2《冯论》，揭露战国时期各国贵族势力与上升的王权之间存在着矛盾，有助于说明秦汉以后地方豪强势力发展的历史渊源。
钱大昕历史论述涉及方方面面，对其认识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他曾从宏观层面对封建君王采取术数或仁义两种策略进行比较，提出：“吾闻以仁义治天下，未闻以术数治天下。以术数者，好杀而不信其臣者也”，强调：“任刑之君常至于乱国，任法之臣常至于杀身。”［3］卷2《晁错论》此项认识一定程度上得到客观历史的印证。与此相联系，他以南朝梁武帝为例，就封建君王之“纳谏”或“拒谏”与王朝兴亡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加以论述。
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谏而自矜者，国虽安必亡。……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也。……临御日久，旧臣落，以为天下皆莫己若也，而恶人之谠言；谠言不至于前，则所用者皆容悦谄谀之徒，无有为梁任事者，而梁之亡形成矣。……以四海之大，百司之众，无一人能为朝廷直言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何也？正人者，朝廷之元气也，无直言则正人之气不伸，而夸体柔之徒进而用事，虚美熏心，实祸闭塞，识者知有土崩之渐，而晏然犹以为金瓯无缺也。……虽然，以武帝之聪明才略，岂不知为其身与其国计，特以自信太过，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庸讵知祸之一至于斯哉！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纳谏始。［3］卷2《梁武帝论》
在此有必要提及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阐述的见解：“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8］卷1《秦始皇》这是从秦、汉说到宋、明，论述有无谀臣、君主是否“好谀”对于国之存亡的关系。王夫之还指出：“好谀者，大恶在躬而犹以为善，大辱加身而犹以为荣，大祸临前而犹以为福；君子以之丧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并对是否有谀臣与国之存亡的关系作深刻的总结：“天下之足以丧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与焉，而好谀为最。”［8］卷12《晋愍帝》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钱大昕与王夫之对此问题的探讨，尽管具体所指略有不同，但其中反映出的历史认识却有相通之处，即从统治阶级“好谀”与“拒谏”两个相互关联的角度，论述其事关国家的兴衰存亡，表明钱大昕不仅在考辨中有议论，而且其论述还具有相当的深度。此外，钱氏对封建法律执行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缺失加以针砭，彰显其法制思想的进步面，“准乎情，酌乎理，而断之以法。审之于用法之先，而持之于定法之后。杀之，法当杀也，非有司所得而杀也；宥之，法当宥也，非天子所得而宥也。……法当杀而故出之，是之谓纵；法当宥而故入之，是之谓滥。……上下之间，以术相欺，刑罚之不中，必自此始矣。”［3］卷2《皋陶论》表面上看它是就上古皋陶而论，但实际上关注的却是后世封建统治阶级如何处理司法公正性的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于秦汉以来的历史进程及相关人物，钱氏也多所论及。他论晁错“入粟拜爵”之策是卖爵而非卖官，虽然有人买得爵位，却不能免除赋役，与编户无异；况爵位虽高，并无治民之责，“盖假以虚名，未尝列于仕籍，错虽言利，犹不妨吏道矣”。直至孝武用兵，乃有入羊为郎之例，其后置武功爵，“首者得试补吏先除，虽云买爵，亦得入仕，盖祖晁错之意而失之者也”。［2］卷3《史记考异三》在此，钱大昕用变化、发展的眼光对“入粟拜爵”的性质演变作了分析，指出它原先仅仅只是作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辅助措施，后来却转变成为入仕的途径之一，进而对吏治产生不良的影响。文景时虽为治世，但社会经济总体处于恢复阶段，晁错的本意是重农而抑商，其入粟拜爵策于农于商都有利，如胡适所论：“这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他们的功罪和是非，也许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但他们的积极有为的精神，不肯苟且偷安，不肯跟着一般人说‘天下已安已治’，总想应付问题，总想寻求办法，这种精神是值得史家注意的。”［9］220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与钱氏对晁错的评价相呼应。钱大昕还就田反对塞河之役加以分析，称其为“老成谋国之言”；［2］卷3《史记考异三》又颂扬“孔明卒于建兴十二年（234），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继此不改元，后主知人之哲也。君明臣忠，不亦卓乎！”［3］卷12《答问九》论王弼与何晏，“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于儒林，若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3］卷2《何晏论》凡此，都与传统观点相左，表达了自己独到的历史见解。
至于钱大昕对东晋军事外交所作的积极评价，如“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讵可以清谈轻之哉！”［2］卷18《晋书考异一》与王鸣盛的相关论述交相辉映。就南宋之和议从“理”和“势”的角度进行分析则是钱氏探讨历史规律的重要篇章，他称：“从前之主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论势当和，论理亦当和。……宋之失计误国未有如清之者也。……盖由道学诸儒耻言和议，理、度两朝尊崇其学，庙堂所习闻者迂阔之谈，而不知理势之不可同日语也。”［4］卷8《宋季耻议和》又论：“天之厌宋久矣，宋之亡，宋自亡耳，岂三人之咎哉！”［2］卷82《宋史考异十六》这些论断侧重考察历史发展的大势以及人们如何去应对形势，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看问题，有其认识论上的意义。此外，钱大昕联系宋金对峙的历史条件，对张浚用兵多次失利加以谴责，并对相关史书违背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了批评，称张氏“志广而才，多大言而少成事，迹其生平用兵，有败无胜，此圣人所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而史家曲为称赞，至以诸葛武侯相况，何其拟之不于伦邪！”［3］卷2《张浚论》王鸣盛《蛾术编》卷60“张浚”条中的辨析与钱氏之论不谋而合。但对史浩、史弥远父子的评价，二人却有所不同。王鸣盛认为《宋史·史浩传》中多虚美之词［10］卷60《史浩史弥远史嵩之本贯不同》，钱氏则相对比较客观，将史浩与史弥远加以区别，称其“老成忠厚，不居宠利，在南渡诸相中本自表表，世徒訾其沮张浚用兵一事，不知符离之役，张以轻进而无功，则史之持重为可取。朱文公作《张魏公行状》颇诋浩，浩不怒而转荐之，其器量更非寻常所及，未可以子之权奸并其父而抑之也”。［3］卷29《跋宝庆四明志》此论不无道理。然而，在人物评价上钱氏也有偏颇之处，最为典型的就是他对宋代王安石的苛责之论［3］卷2《王安石论》，呈现出浓厚的封建意识及保守的政治立场。当然，时代决定了个人思想观念发展的方向及其特点，钱大昕在历史认识中所存在的这种种局限，是历史的必然，这就需要一分为二地去分析和看待。
总之，钱大昕尽管在历史考证领域里被认为是成就卓著［11］270，但在历史评论上却较王鸣盛有一定的差距，后者在历史认识方面较少受到正统思想的束缚，往往敢为人先，提出与众不同的新鲜见解，与赵翼在思想上有更多的共通点。就历史学功能发挥的角度而论，中国传统史学中所具有的丰富的鉴戒意识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影响力，虽然因清代前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被牢牢地控制，但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发展，历史加之于学者的那种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开始涌动，因而从钱大昕到王鸣盛再到赵翼，越来越突破以往束缚于考据狭窄框框的局限，在更高的认识层面上充分发挥其所能，即从认识民族历史的由来及汲取历史智慧的高度，去探讨一代历史之大势，去考察历代王朝之兴衰，去分析历史人物之得失，由此推动学术风气渐渐地由考证向经世演进，以承担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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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宋朝知识点总结篇4
关键词:宋代咏史诗;政治导向;学风;士风
两宋时期,咏史诗的创作群体空前壮观,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张方平、李觏、邵雍、刘敞、曾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李纲、李清照、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等都有叙议皆精、脍炙人口的佳作流传。咏史诗的体式也较为全面,既有传统的五七言古体、律体、绝句,还有楚辞体、乐府体、集句体及四、六言古体等。据《全宋诗》、《全宋诗订补》统计,宋代咏史诗共计7402首。而大型咏史组诗也以壮阔的局面、宏大的规模、可观的数量而引人注目,在古代咏史诗的发展历程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宋代空前繁荣的政治文化背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p675)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会随着时代政治和社会世态的变化而变化,宋代咏史诗的发展也不例外。宋帝为了巩固君权与帝位,崇文抑武,以文治国,不仅重视编撰前代史书,以古鉴今;而且躬亲示范,以极大的热情倡导臣民熟读经史,赋诗写文,其内容多是对圣贤制作、经典义理、历史得失的思考与评论,发之为文,则圣制诏告;发之为诗,则咏史咏经。这些爱好文艺的行为对当时文坛风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帝还以科举考试命题的内容和形式为导向,调整举子读史研经的范围和视野,而且对史学人才不拘一格,提拔重用。总而言之,上至最高统治阶级,下至布衣平民,对史学的重视程度与积极探索精神,为整个社会浓厚史学文化氛围的形成与咏史作品的大量创作,提供了适宜生长的温床。
一、宋主出经入史,鉴往知来
史籍“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2](p1732),一直深受帝王、辅臣及有识之士的重视。后人既能够从前代的成败得失中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又能从历代典制的因革损益中为当下的措施规划寻找出路。司马迁创作《史记》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p2735)即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重新研究,探求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斟酌变通为经世之用。如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常命臣下讲说前朝史事,鉴往知来,而且提出了“以史为镜”的名言。宋帝在这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重视编撰前代史书,以古鉴今,而且身体力行,为举国人民做表率。宋太祖为了“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3](p9607),在登基后就命薛居正等编写《五代史》,总结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他从五代政权更迭,战乱纷繁中深刻地认识到武人掌权的危险性,以“守内虚外”为“祖宗之法”。一方面宣称“宰相需用读书人”,以“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将权力;一方面率先垂范,尊儒重文,倾心于儒家经典中事关资治教化的思考实施。宋太宗酷爱读史,认为史籍乃“教化之本,治乱之源”[4](p217),承袭其兄文教兴国的基本国策,贯彻以文官处理国家政务的原则,逐渐扭转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社会习气。经筵讲官进讲史籍是宋帝学习历史的主要途径之一,《宋史》载有“崇政殿说书”一职,“制掌进读书史,讲释经义,备顾问应对”。[5](p3815)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专门为皇帝编撰的历史教科书。神宗“每开经筵,常命进读”。[6](p9607)讲官还常联系实际对史事进行发挥,向皇帝提出有益的规谏。如刘敞给英宗进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时,就着重强调舜的孝悌之德是享有天下的根本。英宗“竦体改容,知其以义理讽也”。[6](p10386)进讲之余,宋帝也勤于读史。宋太宗曾说:“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4](p201)他每天阅读《太平御览》三卷,若有事耽搁,闲暇一定补回。他不仅喜爱读书,而且亲自编撰经史读物颁行于世。《宋会要辑稿》云:“太宗草书经史故事三十纸,诏翰林侍读吕文仲一一读之,因遣刻石,以数百本,并列秘阁官吏姓名,付内侍裴愈,令于江东名山福地道宫庙各藏一本。或高逸不仕,敦朴有行,为州里所称者,亦分赐之。”[4](p201)《玉海》卷二六“天圣景祐读史”条也记载了宋仁宗、宋神宗命辅臣进读史书的情况,涉及《唐书》、《前汉书》、《后汉书》、《春秋》、《贞观政要》、《史记》、《资治通鉴》《祖宗圣政录》等。宋高宗谕宰臣赵鼎曰:“朕喜《春秋》之学,率二十四日读一过。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课,早朝退省阅臣僚上殿章疏,食后读《春秋》、《史记》,晩食后阅内外章奏,夜读《尚书》,率以二鼓罢。”[7](p1258)高宗在仓惶南渡,偏安之际,也不忘绍述祖宗家法,亲临太学,制《文宣王》及七十二弟子赞,并刊石置于太学,表达了对儒学的推崇之情及对孔门弟子的赞美。宋孝宗谕讲官周操曰:“朕在宫中并无他用心,只是看经史并骑射耳。”[7](p1641)宋理宗于淳祐元年(1241)正月,亲临太学,拜谒孔子,并撰《道统十三赞》宣示太学生,以示对理学的认可及推崇。宋度宗也撰有经书赞文,如《春秋赞》云:“微显阐幽,三体五例。严乎成言,褒贬一字。”又《周礼赞》:“肇建六典,条章焕明。万世之则,太平之基。”[8](p43318)以赞体赋演经书之精义。以帝王之尊写咏史诗的历代有之,如唐太宗《咏司马彪〈续汉志〉》等,但是有意识大规模的写作并与馆臣唱和则始自宋代。宋帝不仅带头广泛阅读经史书籍,并且大量赋写咏史诗,令辅臣、宗室及馆阁学士等属和,或总结历史兴衰的经验,或颂赞明君贤相、忠臣义士,或思考与评论历史得失,而这些爱读好学的咏经吟史行为对当时文坛风气影响甚大。据《玉海》卷三〇“祥符读十一经诗读十九代史诗”条所云,宋真宗亲撰读十一经诗,有《周易诗》三章、《尚书诗》三章、《春秋诗》三章、《毛诗诗》三章、《周礼诗》三章、《仪礼诗》三章、《公羊诗》三章、《谷梁诗》三章、《孝经诗》三章等,遍咏所读经书。又写读十九代史诗,有《读史记》三章、《读前汉书》三章、《读后汉书》三章、《读三国志》三章、《读晋书》三章、《读宋书》二章、《读陈书》二章、《读魏书》三章、《读北齐书》二章、《读后周书》三章、《读隋书》三章、《读唐书》三章、《读五代梁史》三章、《读五代后唐史》三章、《读五代晋史》二章、《读五代汉史》二章、《读五代周史》二章等,让辅臣、宗室、两制馆阁等属和。其中在真宗时直集贤院,为国史编修官的夏竦集中就保存一组奉和御制读史诗,以五言律诗体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纪传体正史自咏自注了一遍,抒写阅读史书之感想,总结历史兴亡之经验教训。他在写法上承袭班固以来的传体咏史传统,直书史事,一题之下,一吟再吟,多达43首。如《奉和御制读史记》其一云:“陶唐明历象,茂气与天通。举正分星度,归余定岁功。
孟陬名不殄,南正道弥隆。自此垂三代,循环协大中。”[8](p1771)诗人选取了帝尧陶唐氏确定历象、敬授民时等颇具代表性的历史事迹进行点评,称颂这是造福三世的创举,为后来的舜、禹二帝治理天下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又《奉和御制读后汉书》其一云:“明帝章朝物,三雍复旧常。籝金赏西域,雅乐奏南阳。拜老鸿徽茂,祈农盛典彰。珍符昭美应,献寿表隆昌。”[8](p1772)诗人仰慕先贤,以古鉴今,歌颂东汉明帝遵奉先帝制度,提倡儒学,勤政爱民,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历史功绩。由此赓和之咏史组诗大略可见御制咏史组诗与前代相比规模是空前的,以史为鉴的意识非常明确。宋徽宗于大观二年作《题唐十八学士图》,其一云:“有唐至治咏康哉,辟馆登延经济才。廱泮育贤今日盛,汇征无复隐蒿莱。”其二云:“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8](p17077)唐太宗时建文学馆,收聘贤才,以杜如晦、房玄龄、姚思廉、虞世南等十八人并为学士。后薛收死,召刘孝孙补之。命阎立本画像,褚亮作赞,题十八人名号、籍贯,称十八学士,藏之书府,时人倾慕,谓之登瀛洲。宋徽宗以饱满的热情咏赞唐太宗招贤纳才之英明,又为崇宁兴学培育天下英才之盛大唱赞歌,颇有自得之意。又宋高宗《中和堂》一诗序云:“孟夏壬戌,来登斯堂。远瞩稽山,思夏后之功;俯瞰涛江,怀子胥之烈。赋古诗一首。”诗云:“六龙转淮海,万骑临吴津。王者本无外,驾言苏远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疮痍新。登堂望稽山,怀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后世蒙其仁。愿同越句践,焦思先吾身。艰难务遵养,圣贤有屈伸。高风动君子,属意种蠡臣。”[8](p22213)则是高宗在靖康事变后颠沛流离于江浙一带,于中和堂登高望远,抒志的佳作。远望稽山,赞美夏禹勤劳治国之神功;感念时局,痛恨金人攻陷汴京,掳掠徽、钦二帝之耻辱,表达要向越王勾践及伍子胥学习,君臣齐心,复国雪耻的远大志向。又宋孝宗《题张曲江像》一诗云:“鹿入深宫花解愁,牛登高鼎餗伤休。当时若听履霜语,岂到峨嵋山尽头。”[8](p26870)这首题画咏史诗因张九龄的画像而起兴,感念忠臣之良言,慨叹君王之拒谏。诗人用凝练蕴藉的语言概括了安史之乱爆发前唐帝国岌岌可危的局势,赞美了张九龄的睿智远见,批评了唐玄宗晚期的昏庸独断。宋代皇帝雅好读书,观史不辍,并亲自撰写读经史诗,不仅直接开启了宋代咏史诗创作的繁荣局面,而且对后世帝王的咏经、咏史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清乾隆皇帝就历览古今史事,以史为鉴,创作了《咏史全韵诗》三卷;嘉庆皇帝从借古鉴今的角度审视历史,总结兴亡盛衰的教训,以五言古体写《御制全史诗》六十四卷。
二、宋廷重视史才,不次提拔
宋代皇帝非常重视史学,不仅广开言路,以科举考试命题内容为导向,调整举子读史研史的范围和视野,而且对史学人才不拘一格,提拔重用。如钦宗时臣僚言:“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5](p3669)又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5](p3633)则科举考试重视史学,且不光囿于汉唐史事,兼及三国、六朝、五代,范围甚广。宋代公卿大臣只要长于史学,声名达于圣聪,就会被皇帝所器重。如《宋史》卷三百五云:“诏钱若水修《太宗实录》,奏亿参预,凡八十卷,而[杨]亿独草五十六卷。书成,……真宗称其才长于史学。”[5](p10080)又神宗元丰四年己酉手诏:“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方朝廷叙次两朝大典,宜使与论其间,以信其学于后。其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国史》,通修成书,宜以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4](p2923)又“[李清臣]作《韩琦行状》,神宗读之曰:‘良史才也。’召为两朝国史编修官。”[5](p10562)又“帝又称其[蒲宗孟]有史才,命同修两朝国史为翰林学士兼侍读。”[5](p10571)又“会翰林学士宋白等列奏其[梁周翰]有史才,邅回下位,遂命兼史馆修撰。”[5](p13004)又“宰相李昉言其[安徳裕]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馆。”[5](p13036)可见,宋帝对史才甚为推重,必将置之史馆,使其才学得以充分发挥。宋代的修史者不论私修还是官修,都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文人与史学之间存在着先天的联系,而像郑樵、李心传、方寔孙等人虽为一介布衣,但因精通史学,多有撰述,或被皇帝召见,授予史官之职;或招入史馆,参与修撰史书;或赐进士出身,大加褒扬,不啻为人生幸事。
如神宗熙宁八年,赐欧阳修之子大理寺丞发进士出身。三司使章惇荐其有史学,乞特加奖擢,置之文馆。又郑樵以荐得宋高宗召对,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晩耶?”[5](p12944)授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又《曹彦约传》云:“又荐隆州布衣李心传素精史学,乞官以初品,置之史馆。从之。”[5](p12344)又宁宗嘉泰元年乙丑,“赐龚颐正出身,命修孝宗、光宗实录。……尝著《符祐本末》、《党籍列传》等书数百卷。淳熙末,洪迈领史院,奏官之,朝廷以其有史学,至是赐出身,除实录院检讨官,盖付以史事。”[7](p2036)理宗淳祐五年,“以太府少卿刘克庄文名久著,史学尤精,可特赐同进士出身,为秘书少卿,寻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7](p2273)又淳祐十一年二月壬辰“诏故同知枢密院事李埴早从诸老,历事三朝,史学优长,风节坚正,已久谢事,犹未易名,赐谥文肃。”[7](p2293)可见,不管是平民布衣还是普通官员,只要在史学方面成就突出,不仅会得到皇帝的敬重优待,而且也颇受士庶的推重和好评。不仅皇帝重视史学人才,当权大臣也颇能慧眼识史才,揽为己用。《宋史》卷四四四云:“刘恕,字道源,筠州人……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5](p13118)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时召为局僚,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又“攽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汉书刊误》,为人所称颂。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5](p10388)可见,在重视史学的宋代,具备史学才能的人可获得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同时具备史学专长之人也颇为世人所敬仰,得以史学立言,名垂青史。如《宋史》云:“[孔]平仲长史学,工文词,著《续世说》、《绎解》、《稗诗戏》诸书传于世。”[5](p10934)又“[曹叔远]尝编《永嘉谱》,识者谓其有史才。”[5](p12481)又“[李]心传有史才,通故实。”[5](p12985)又“[吕南公]一试礼闱不偶,退筑室灌园,不复以进取为意,益著书,且借史笔以褒善贬恶。”[5](p13122)上述诸人,均因杰出的史学才能及著述得以名载史册。总而言之,上至最高统治阶级,下至布衣平民,对史才的重用,对史学的重视及积极探索史学的精神,为整个社会浓厚史学氛围的形成与咏史作品的大量创作,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三、宋人以史为鉴,经世资治
上自皇帝及百官臣僚,下至学者文人,都非常重视读史,以史为鉴的思想较为强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宋代官员注重史学,一些大臣还集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于一身,并在文学、史学领域都有所作为。如司马光、欧阳修、宋祁、陆游等都亲撰史书,与他代宰相只挂名监修完全不同。思想家朱熹也编有《通鉴纲目》,曾巩、黄庭坚既是杰出的文学家,又身为国史编修官,至于三苏父子,更是以善作史论闻名。两宋时期内忧外患和积贫积弱的加剧,也促使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史学家们更重视对“治乱兴衰”的总结,强调对历史经验的借鉴,以史警世。他们撰写了大量的近世史、当代史著述,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批优秀的历史教科书,并对历史教育的普及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宋仁宗时,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新唐书》,着重于总结历史兴衰,分析经验教训。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司马光曾奏《乞令校定〈资治通鉴〉》云:“臣闻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自生民以来,帝王之盛者,无如尧舜。《书》称其德,皆曰稽古。然则治天下者,安可以不师古哉!”[9](p773)这里强调帝王要认真学习历史,以史为鉴。《资治通鉴》以详实的史事雄辩地证明了史学对于政治的重要性,成功地实现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得到高度关注。“《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5](p10767)及书成,宋神宗为之作序赐名。《资治通鉴》撰著者之一的范祖禹在《唐鉴》序中云:“今所宜监,莫近于唐”。[10](p3)因为唐代的治乱兴衰之迹,于宋朝来说才是最切近、最有借鉴价值的。这与《尚书》中“监于有夏”、“监于有商”的思想一脉相承,即用近代史作为治理国家的有益借鉴。《资治通鉴》、《唐鉴》对宋帝影响深远,被列入宫庭讲筵的史学书目之中。
宋高宗曾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11](p413)可见二史并重于当世。南宋时期,国势日非,出于对国家政局的关注,史家们掀起了一股撰写当代史的热潮,希望能为统治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李焘花费四十年的心血,撰成编年史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为现存最为翔实的北宋史著。宋孝宗对该书极为赞赏,“谓其书无愧司马迁”。[5](p10767)朱熹在教导门人读史时曾建议,如果要了解本朝史事,当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佳。又徐梦莘搜集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宋金和战史事旧闻,撰写《三朝北盟会编》。而李心传则录高宗朝三十六年间的史事,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历史文献价值极高。此外,还有王称《东都事略》、李攸《宋朝事实》、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岳珂《桯史》等记述两宋朝野轶闻的历史笔记。诸如上述,充分说明了南宋私人撰写史著的繁荣程度。南宋理学家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例》云:“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受语,别为《目录》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要撰《通鉴举要历》,以适厥中,而未成也。至绍兴初,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读之,犹窃自病记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故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隐括以就此编。”[12](p3)则是病《资治通鉴》过繁而胡安国之作不能领其要而及其详,故运用春秋褒贬笔法,别为义例,增损隐括之。尹其莘评其书为“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邪妄,贵中国而贱夷狄。”[12](p30)在书中严分正闰,大行篡弑之诛,严辨纲常名教。凡《资治通鉴》纂述中与朱氏史学观不一致的地方,一律予以纠正。
如《资治通鉴》纪三国史事是以曹魏为正统,《纲目》则改蜀汉为“正统”。唐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自有年号,《通鉴》据实直书,《纲目》则仿《春秋》“公在乾侯”之例,记唐中宗之年,例书帝在某地。对于像王莽、梁翼之类的乱臣贼子,则直接书写其姓名,以示贬斥。而像汉翟义、龚胜之类的贞节之士,皆异文以示褒赞,旨在为读者提供一部“以适厥中”的政治伦理教科书。袁枢也是苦《资治通鉴》浩博,一事首尾难稽而改写的,“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5](p11934)此书既贯穿了“资治”的主旨,又避免了编年体史书在编排形式上的缺陷,故受到统治者重视。宋代学者在教育方面也极重视史书的鉴戒作用,理学的开山掌门二程观史就是如此,“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13](p259)在读史中精思穷索,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深入探究历史成败的内在原因。同时,他们在教育学生读史时也常说:“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13](p232)又“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误人处。”[13](p258)则强调不要为了记诵史事而读,要注意探索历史成败的教训,学习体会贤人君子之行藏,见贤思齐。又朱熹谈读史心得云:“示喻读史曲折,鄙意以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变,又以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耳。初不必于玩味究索以求变化气质之功也。”[14](p2141)又云:“大抵是日前为学只是读史传、说世变,其治经亦不过是记诵编节,向外意多,而未尝反躬内省,以究义理之归,故其身心放纵,念虑粗浅,于自己分上无毫发得力处。”[14](p2563)又:“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学者颇知其陋,则变其法,务以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尊,几以为贤于夫子,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14](p2573)则更强调于读史中体悟修身养性,反省体察的内省功夫。金华学派的创始人吕祖谦也非常重视史学教育,教育弟子云:“看史书事实,须是先识得大纲领处,则其余细事皆举。譬如一二百幅公案,但是识得要领处,方见得破决得定,切不可只就小处泥。”[15](p145)强调读史要从大处着眼,纲举目张。又《丽泽论说集录》卷八云:“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髙,方为有益。”[16](p442)强调观史要设身处地加以思索,以己度之,增长知识和阅历。又云:“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6](p448)可知吕氏中原文献之学对史学的重视,不仅向门人传授读史之法,而且强调观史时能身临其境,覃思精择,明辨是非,并运用到社会实践中。综上所述,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王朝,自建国伊始就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轰轰烈烈的修史、读史、论史、咏史的政治文化运动,上至帝王臣僚,下至文人平民,都非常重视修撰史书,阅读史书,吟咏史书,借古鉴今,鉴往知来。而宋帝对史学知识的汲取、借鉴及吟咏,极大地促进了宋代咏史诗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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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宋朝知识点总结篇5
【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mostcomplexand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monetaryhistory.ithas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civilization.the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currencylaidparticularstressonCoinics.thestudythatusesthemethodof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thepresent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thepast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thenewcentury,the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currencysystemareripening.thispaperpresentsabriefand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高中历史宋朝知识点总结篇6
第一部分选择题(共20分)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20分)1.581年他建立隋朝，589年他统一了全国。请问“他”是a.隋文帝B.隋炀帝C.宋太祖D.唐太宗2.589年，隋朝灭掉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重新统一全国。请问被灭的南朝最后一个政权是a.北齐B.北周C.梁朝D.陈朝3.隋朝时期，一位商人从今天的杭州由水路到洛阳做生意，他不会经过a.永济渠B.通济渠C.邗沟D.江南河4.下列关于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的表述最准确的是a.统治者贪图享乐B.残暴的统治C.大兴土木工程D.国家财政困难5.我国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讲到：“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这里的“委员制”是指a.三公九卿制B.郡县制C.三省六部制D.内阁制6.下列哪一选项不属于唐朝的中央政府机构a.防卫省B.中书省C.门下省D.尚书省7.法律制度的出现和不断完善发展，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备的法典是a.《隋律》B.《唐律疏议》C.《秦律》D.《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8.1300多年前，唐朝公主离开都城长安，历经千难万险，来到雪域高原，与吐蕃王松赞干布和亲，开创了唐蕃交好的新时代。嫁给松赞干布的唐朝公主是a.金城公主B.文成公主C.王昭君D.金明公主9.唐贞观年间，为了求取佛经精义，玄奘毅然西行前往的佛教圣地是a.天竺B.韩国C.欧洲D.日本10.“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鉴真东渡的目的地是a.印度B.日本C.朝鲜D.欧洲11.神话小说《西游记》讲述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其中“唐僧”的人物原型是a.张骞B.鉴真C.班超D.玄奘12.归纳和总结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小王通过学习知道鉴真和玄奘的共同之处是①都是宋朝僧人②都在对外交往中有重大贡献③都为完成使命历尽艰辛a.①②B.②③C.①②③D.①③13.电视剧《贞观长歌》曾深受观众喜爱，你认为可能在剧中出现的画面是a.唐太宗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B.唐玄宗整顿吏治，进行改革C.唐玄宗诵读苏轼的词D.唐太宗鼓励大臣直言皇帝的过错14.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往往称自己是“唐人”，他们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海外华人自称为“唐人”的原因是a.喜欢唐朝的服装 B.唐朝在世界历享有较高的声望C.唐朝时中国才开始对外交往 D.唐朝人具有很高的制糖技术15.雕版印刷术在唐朝已经发明。右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它是a.《丹经》B.《史记》C.《诗经》D.《金刚经》16.张老师在介绍宋朝市民生活的讲座中多次提及当时的娱乐场所。他提及的娱乐场所应该是a.茶馆B.瓦舍C.戏院D.酒店17.宋朝流传“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当时全国最重要的粮仓在a.太湖流域B.洞庭湖流域C.鄱阳湖流域D.洪湖流域18.北宋前期，四川地区的商人购买货物时可能用的货币是a.交子B.会子C.开元通宝D.光绪通宝19.南宋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a.黄河流域B.珠江流域C.黑龙江流域D.长江流域20.下列关于隋唐时期的历史基本特征的概括最准确的是a.动荡与变革B.分裂与融合C.繁荣与开放D.交往与冲突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30分)21.历史事件总是和历史人物紧密联系的。观察下面图片，回答问题。(共13分)请回答：(1)图一中历史人物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也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暴君，请问他是谁?(2分)在他统治期间，开凿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这项工程是什么?(2分)(2)图二中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发展，被后世誉为什么?(2分)请写出促成这一局面出现的一个原因。(2分)(3)图三中历史人物在他统治期间唐朝达到全盛，请问他是哪位皇帝?(2分)后世把这一全盛时期称为什么?(2分)(4)结合所学知识，请你说说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1分)22.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共8分)材料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元•高明《琵琶记》材料二唐太宗在端门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引申为牢笼、圈套)中矣。”——摘自北师版七年级下册《历史》材料三学者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大发明。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平民)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于是有政治上社会对流的可能性。由此，官僚政治获得了非常大的弹性。”请回答：(1)以上三则材料与我国古代的哪一选官制度有关?(2分)该制度创立于哪一朝代?(2分)(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回答，该选官制度中常设的考试科目有哪些?(2分)当时人们普遍推重什么科的考试?(1分)(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选官制度有何积极影响?(1分)23.隋、唐、宋三个王朝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共9分)材料一唐朝诗人皮日休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材料二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饱腹而身毙。……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按用重法邪?——节选自《贞观政要》原文大意是：作为一个君王，一定要使百姓能够生存。如果君王损害百姓的利益来达到享乐的目的，就好像是割自己身上的肉吃到肚子里，虽然肚子饱了，人却已经死亡。……我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吃穿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怎么能用严厉的刑法呢?材料三——摘自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请回答：(1)材料一中“此河”的中心在哪里?(2分)请你写出“此河”开凿后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积极的作用?(2分)(2)根据材料二回答，材料二中的君主为了“存百姓”，他准备从哪些方面做起?(至少两方面)(2分)(3)根据材料三分析，从西汉到北宋南北方人口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的经济重心出现了什么变化?(2分)(4)综合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请你谈谈哪些因素会影响我国古代经济的发展?(1分)七年级历史试卷参考答案第一部分选择题(20分)第二部分非选择题(30分)21.(1)隋炀帝或杨广(2分);大运河(2分)(2)贞观之治(2分);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实行“贞观新政”或具体写出贞观新政的内容(答出任意一点即可得分)(2分)(3)唐玄宗(2分);开元盛世(2分)(4)重要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或阻碍作用等(言之有理即可给1分)
高中历史宋朝知识点总结篇7
第一部分选择题(共20分)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1分，共20分)1.581年他建立隋朝，589年他统一了全国。请问“他”是a.隋文帝B.隋炀帝C.宋太祖D.唐太宗2.589年，隋朝灭掉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重新统一全国。请问被灭的南朝最后一个政权是a.北齐B.北周C.梁朝D.陈朝3.隋朝时期，一位商人从今天的杭州由水路到洛阳做生意，他不会经过a.永济渠B.通济渠C.邗沟D.江南河4.下列关于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的表述最准确的是a.统治者贪图享乐B.残暴的统治C.大兴土木工程D.国家财政困难5.我国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讲到：“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这里的“委员制”是指a.三公九卿制B.郡县制C.三省六部制D.内阁制6.下列哪一选项不属于唐朝的中央政府机构a.防卫省B.中书省C.门下省D.尚书省7.法律制度的出现和不断完善发展，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备的法典是a.《隋律》B.《唐律疏议》C.《秦律》D.《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8.1300多年前，唐朝公主离开都城长安，历经千难万险，来到雪域高原，与吐蕃王松赞干布和亲，开创了唐蕃交好的新时代。嫁给松赞干布的唐朝公主是a.金城公主B.文成公主C.王昭君D.金明公主9.唐贞观年间，为了求取佛经精义，玄奘毅然西行前往的佛教圣地是a.天竺B.韩国C.欧洲D.日本10.“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鉴真东渡的目的地是a.印度B.日本C.朝鲜D.欧洲11.神话小说《西游记》讲述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其中“唐僧”的人物原型是a.张骞B.鉴真C.班超D.玄奘12.归纳和总结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小王通过学习知道鉴真和玄奘的共同之处是①都是宋朝僧人②都在对外交往中有重大贡献③都为完成使命历尽艰辛a.①②B.②③C.①②③D.①③13.电视剧《贞观长歌》曾深受观众喜爱，你认为可能在剧中出现的画面是a.唐太宗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B.唐玄宗整顿吏治，进行改革C.唐玄宗诵读苏轼的词D.唐太宗鼓励大臣直言皇帝的过错14.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往往称自己是“唐人”，他们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海外华人自称为“唐人”的原因是a.喜欢唐朝的服装 B.唐朝在世界历享有较高的声望C.唐朝时中国才开始对外交往 D.唐朝人具有很高的制糖技术15.雕版印刷术在唐朝已经发明。右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它是a.《丹经》B.《史记》C.《诗经》D.《金刚经》16.张老师在介绍宋朝市民生活的讲座中多次提及当时的娱乐场所。他提及的娱乐场所应该是a.茶馆B.瓦舍C.戏院D.酒店17.宋朝流传“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当时全国最重要的粮仓在a.太湖流域B.洞庭湖流域C.鄱阳湖流域D.洪湖流域18.北宋前期，四川地区的商人购买货物时可能用的货币是a.交子B.会子C.开元通宝D.光绪通宝19.南宋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在a.黄河流域B.珠江流域C.黑龙江流域D.长江流域20.下列关于隋唐时期的历史基本特征的概括最准确的是a.动荡与变革B.分裂与融合C.繁荣与开放D.交往与冲突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30分)21.历史事件总是和历史人物紧密联系的。观察下面图片，回答问题。(共13分)请回答：(1)图一中历史人物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也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暴君，请问他是谁?(2分)在他统治期间，开凿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这项工程是什么?(2分)(2)图二中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发展，被后世誉为什么?(2分)请写出促成这一局面出现的一个原因。(2分)(3)图三中历史人物在他统治期间唐朝达到全盛，请问他是哪位皇帝?(2分)后世把这一全盛时期称为什么?(2分)(4)结合所学知识，请你说说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1分)22.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共8分)材料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元•高明《琵琶记》材料二唐太宗在端门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引申为牢笼、圈套)中矣。”——摘自北师版七年级下册《历史》材料三学者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大发明。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平民)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于是有政治上社会对流的可能性。由此，官僚政治获得了非常大的弹性。”请回答：(1)以上三则材料与我国古代的哪一选官制度有关?(2分)该制度创立于哪一朝代?(2分)(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回答，该选官制度中常设的考试科目有哪些?(2分)当时人们普遍推重什么科的考试?(1分)(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选官制度有何积极影响?(1分)23.隋、唐、宋三个王朝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共9分)材料一唐朝诗人皮日休诗：“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材料二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饱腹而身毙。……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按用重法邪?——节选自《贞观政要》原文大意是：作为一个君王，一定要使百姓能够生存。如果君王损害百姓的利益来达到享乐的目的，就好像是割自己身上的肉吃到肚子里，虽然肚子饱了，人却已经死亡。……我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吃穿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怎么能用严厉的刑法呢?材料三——摘自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请回答：(1)材料一中“此河”的中心在哪里?(2分)请你写出“此河”开凿后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积极的作用?(2分)(2)根据材料二回答，材料二中的君主为了“存百姓”，他准备从哪些方面做起?(至少两方面)(2分)(3)根据材料三分析，从西汉到北宋南北方人口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的经济重心出现了什么变化?(2分)(4)综合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请你谈谈哪些因素会影响我国古代经济的发展?(1分)七年级历史试卷参考答案第一部分选择题(20分)第二部分非选择题(30分)21.(1)隋炀帝或杨广(2分);大运河(2分)(2)贞观之治(2分);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实行“贞观新政”或具体写出贞观新政的内容(答出任意一点即可得分)(2分)(3)唐玄宗(2分);开元盛世(2分)(4)重要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或阻碍作用等(言之有理即可给1分)
高中历史宋朝知识点总结篇8
1.大运河的开凿距今(2003年)已有多少年历史( )
a.1000年B.1398年C.1389年D.1400年
2.“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分别是唐代的两个治世，这两个治世出现时在位的皇帝是( )
a.唐高祖 唐太宗B.唐太宗 武则天
C.武则天 唐玄宗D.唐太宗 唐玄宗
3.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其地位和影响无与伦比。下面对其强盛原因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采取较为开明的开放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关系
B.政局稳定，经济发达
C.注重任用贤才，发挥人才的重要作用
D.创建科举制度，选拔人才
4.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的积极意义是( )
①发展并加强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 ②促进了吐蕃经济的发展 ③加强了汉藏双方的文化交流 ④形成了汉藏两族世代和亲的制度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5.唐朝比隋朝存在的时间长( )
a.252年B.260年C.289年D.300年
6.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省级行政区划。这种区划最早实行于( )
a.唐朝B.宋朝C.元朝D.明朝
7.“翻倒，翻倒，喝得醉来吐掉。转来转去自行，千匝万匝未停，停未?停未?禾苗待我灌醉。”唐朝徐来军的这首“调笑令”反映的是什么工具( )Xkb1.com
a.水排B.翻车C.筒车D.耧车
8.“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首具有强烈爱国情感的诗句出自( )
a.李白B.杜甫C.白居易D.苏轼
9.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中有一句“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诗。这里“匈奴”是指( )
a.匈奴统治者B.契丹统治者
C.党项统治者D.女真统治者
10.“广南市舶，利入其厚(多)——”是指什么时期的事( )
a.唐朝B.南宋C.元朝D.明朝
11.某人因品行不端被政府取消了生员资格(指不让其参加科举考试)，消沉时常去听戏曲，请推断，他是哪一朝代人( )
a.汉朝B.隋朝C.唐朝D.宋朝
12.下列哪项不是元朝的文化成就( )Xkb1.com
①郭守敬的《授时历》 ②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③赵孟的书法 ④米芾的书法艺术
a.①②B.②④C.①④D.③④
13.13世纪早期成书的《诸蕃志》记载：当时和中国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中国商人泛海去贸易的也有20多个国家。中国的大海船，每年11至12月趁东北风从广州、泉州等地出发，往返一次大约需要两年时间。自东南亚至非洲，有16个国家购买中国的瓷器。根据以上记载，“当时”应该为( )
a.唐朝B.南宋C.元朝D.明朝
14.北宋与南宋的关系，类似于( )
a.西汉与东汉B.东魏与西魏
C.隋朝与唐朝D.西晋与东晋
15.下列对“澶渊之盟”的分析和认识，不正确的是( )
a.对北宋来说，它是一个屈辱的和约
B.它增加了北宋人民的负担
C.客观上使得辽宋关系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
D.缩小了北宋的统治区域，是北宋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16.下列经济成就，属于南宋时期的是( )
a.从越南引进新优良品种占城稻
B.南方的丝织业胜过北方
C.景德镇的制瓷业兴起
D.江南地区成为我国制瓷业重心
17.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回族形成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回族是元时蒙古族大批迁入中原与汉族杂居通婚而形成的
B.回族是契丹、女真等杂居通婚而形成的
C.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通婚而形成的
D.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移居中国的一个外来民族群
18.按元朝行政区划，现在的西藏隶属于( )
a.中书省B.宣政院辖地
C.辽阳行省D.岭北行省
19.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有几项是在宋代得到重大发展和广泛使用( )
a.一B.二C.三D.四
20.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到北宋时期
B.两宋存在的时间比唐朝要长
C.元朝建立时，与之同时并存的是南宋政权
D.在隋、唐、北宋、南宋、元五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短的是隋朝
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3小题，其中21题8分，22题13分，23题11分，共32分)新课标第一网
21.阅读下列材料：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打翻)舟。”
请回答：
(1)试举“水能覆舟”的一则实例。(2分)
(2)为了防止“覆舟”，唐太宗采取了哪些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6分)
22.下面a、B两幅图是古代大运河图。
根据图回答下面问题：
(1)a为_________，B为_________。(2分)
(2)试比较两个运河的异同点。(6分)
(3)两朝大运河的开通有什么积极作用?(5分)
23.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1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大的杠杆。”
材料2 鲁迅在《电的利弊》中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材料3 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曾说：“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发现它的主要优点就在宋代”。
请回答：
(1)如何理解材料1的内容?(2分)
(2)材料2中鲁迅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什么问题?(2分)
(3)材料3中李约瑟的观点说明了什么?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7分)
三、问答题(本大题共2小题，其中24题15分，25题13分，共28分)
24.史称“得人者昌”，“失贤者亡”。试结合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在位时期用人方面的史实对此论点加以说明。并就此谈谈你的看法。(15分)
25.宋朝的海外贸易超过了前代，成为当时世界上从事海外贸易的重要国家。南宋的外贸所得，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请回答：
(1)当时中国贸易的范围。(3分)
(2)分析其外贸兴盛的原因。(10分)
试卷说明
命题意图：新课标第一网
按教研室命题比赛要求，本试卷为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下册9—14课测试卷，知识点全面，区分度明显，有一定的坡度，主要考查学生对9—14课基本知识的识记、理解，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体现。按照新课程标准，重点考查学生的基本历史知识(包括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及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历史知识的基本技能及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分值分配：
一、选择题：20道，每题2分，共40分
二、材料题：3道，共32分
三、问答题：2道，共28分
全卷共100分，用时60分钟
难度比例：约为7：2：1难度系数0.5
其中选择题前十道为基础知识训练，后十道为能力练习，在后十道中加入了对历史背景，基础知识联系能力的考查。
材料题中，1、2题对本单元重要知识点间的联系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练习，3题主要检测的是本部分学习完成后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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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1.B 2.D 3.D 4.a 5.a 6.C 7.C 8.B 9.D 10.B 11.D 12.B 13.B
14.D 15.D 16.D 17.C 18.B 19.C 20.a
二、21.(1)隋末农民起义*了隋朝的统治。
(2)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认识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
22.(1)隋朝大运河 元朝大运河
(2)隋元两朝运河，其南北端点都是今杭州和北京，都贯穿南北，但隋朝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河道曲折;元朝运河河道较为通直，且航程大大缩短了。新课标第一网
(3)隋元两朝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23.(1)马克思指出了中国的三大发明传到欧洲后，在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中起了促进作用。
(2)旧中国的愚昧落后，中国古代先进科学技术未能充分发挥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3)说明了宋代科学技术成就的辉煌灿烂。其原因有：第一，宋代科技的发展是建立在唐代学术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起点高;第二，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第三，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为科技发展创造了条件;第四，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科学文化;第五，科学家的努力。
三、24.唐太宗重用贤相房玄龄、杜如晦，重用谏臣魏征等，调整统治政策，出现“贞观之治”。武则天破格用人和发展科举制度，任用名相狄仁杰、姚崇等，使社会继续发展。唐玄宗前期选贤任能，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姚崇、宋璟等人为相，出现“开元盛世”。开元以后，用人失当，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酿成“安史之乱”。新课标第一网
看法提示：时代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是社会的财富，人才是时展的重要因素。我们作为中学生，要好好学习，做一名对时展有用的人才。
25.(1)当时中国商船的踪迹，近至朝鲜、日本，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2)原因有三：
第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商品，为海外贸易奠定了物质基础。
高中历史宋朝知识点总结篇9
[关键词]南朝；御史中丞；职掌；魏晋
[中图分类号]K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04－08
御史中丞作为监察机构的最高长官，源自汉魏。关于御史中丞自秦代初置以来的演变，《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有载：“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时，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汉因之，及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置长史，而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又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主。历汉东京至晋因其制，以中丞为台主。”自汉魏至南朝，除曹魏和南齐末年曾一度分别改御史中丞为宫正和御史大夫外，御史中丞一直为御史台台主。学界对于南朝的监察制度较为关注，但是尚未把作为中央监察机构最高长官的御史中丞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并对担任这一职位的群体进行研究。而对御史中丞职掌、选任等状况的研究可以深化对南朝监察制度的认识，因此，笔者在全面统计南朝御史中丞群体的基础上，对御史中丞的职掌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并探讨御史中丞的选任及其地位的历史变迁。
一、御史中丞的职掌
《宋书》卷四《百官志下》载：“御史中丞，一人。掌奏劾不法。”《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今中丞则职无不察，专道而行。”《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御史台，梁国初建，置大夫，天监元年，复日中丞。置一人，掌督司百僚。”也就是说对于百官进行监督和纠弹是南朝御史中丞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职掌，所监察的官吏范围自“皇太子已下，其在宫门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所谓“行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指宫城或官府门前用于遮拦人马通行的设施，此处“行马内”即指宫城内。《隋书》所载此条虽是萧梁制度，但结合正史纪传记载，我们可以确知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御史中丞的监察权限已“职无不察”，无论行马内外、中央地方，还是王侯公卿均在御史中丞监察之列。其监察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纠弹官吏侵犯皇权。这应当是南朝御史中丞最重要的一项监察职能。南朝虽然门阀制度依然盛行，但自刘宋建国以来，皇权政治已开始恢复。皇权政治的伸张在御史中丞的监察职能上也有所反映，就是御史中丞纠弹官吏藐视和侵犯皇权的事例较多。晋代“法律中诸不敬，……皆随事轻重取法”。南朝各代对于不敬罪行的处罚十分严厉，基本都是“赐死”。宋孝武帝时期东扬州刺史颜竣，“颇怀怨愤，又言朝事违谬，人主得失”，“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颜峻被免官。但是孝武帝并未就此罢休，又找借口让庾徽之再弹奏，最终不仅赐死，连颜竣之子也被徙杀。南齐禅代，虽有魏、晋、刘宋在前，然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言“萧齐无功窃位”，使得不满南齐政权之人增多。南齐建国之初，琅琊王氏家族王逊就因“不蒙封赏……有怨言”，被中丞陆澄举奏，“徙永嘉郡，道伏诛”。南齐竟陵王征北谘议参军谢超宗在武帝杀害其姻亲建国功臣张敬儿后，曾离间丹阳尹李安民：“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尹欲何计?”结果李安民告密，使得本来就对他心怀猜忌的齐武帝趁机令中丞袁彖奏弹，又嫌袁彖弹文言辞依违，使尚书左丞王逡之再弹，下诏“超宗衅同大逆，罪不容诛”，谢超宗被赐死于去越州的路上，袁彖也因弹劾不力被免官禁锢十年。此外，南齐统治阶层内部在君主废立上常发生尖锐的冲突。南齐左民尚书江谧在齐武帝病重时离间豫章王嶷曰：“至尊非起疾，东宫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计?”齐武帝闻讯便“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谧前后罪”，认为其“犯上之迹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请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狱治罪”，后下诏赐死。郁林王萧昭业即位十余日，便对不赞成策立自己的王融先“收下廷尉狱”，然后使中丞孔稚弹奏，赐死狱中。东昏侯萧宝卷在位期间，宗室始安王萧遥光欲引谢胱为心腹，“自以受恩高宗，非所言，不肯答”，并把萧遥光等人的阴谋告知太子右卫率左兴盛，遥光闻知便令人构陷其“窃论宫禁，间谤亲贤，轻议朝宰”，又令中丞范岫奏收，谢胱终被陷害致死。梁武帝对高门大族表现出来的对皇权不合作的态度虽不能容忍，却比宋齐两代处罚要轻，“元日朝会万国，亮辞疾不登殿，设馔别省，而语笑自若。数日，诏公卿问讯，亮无疾色，御史中丞乐蔼奏大不敬，论弃市刑。诏削爵废为庶人”，文中虽未明确中丞是受皇帝指使纠弹王亮，但从“诏公卿问讯”中亦可看出端倪。
在官吏侵犯皇权的案例中，凡御史中丞所纠必严惩，可见南朝御史中丞在这方面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御史中丞不是自发进行纠弹，基本全是秉承皇帝意旨或顺从宗室意志，就此而言，又可以说御史中丞成为帝王维护皇权和宗室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
2、纠弹官吏贪赃枉法。对于官吏监守自盗的赃罪行为，晋代规定：“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宋文帝元嘉年间又定为“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此后南朝无变更的记载。既然齐梁陈在律令上沿袭晋宋，那么关于赃罪的法令亦当如此。即便有如此严厉的法令条文，南朝地方刺史县令贪赃枉法者仍屡见不鲜。南齐江淹是一位尽职守责的严明中丞，“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治罪”。南齐末年，中丞袁昂不惮权豪，对于“尚书令王晏弟诩为广州，多纳赇货”的行径依事劾奏。齐梁禅代后，梁武帝为稳定政局，对于建国功臣的贪赃行为采取包容态度。如征虏将军萧颖达私自向地方索要自己所立名目“鱼军税”，“一年收直五十万”，御史中丞任认为应当“以见事免颖达所居官，以侯还第”，但是梁武帝“弘惜勋良，每为曲法”，“有诏原之”。梁武帝天监年间，对于中丞陆杲所弹“山阴令虞肩在任，赃污数百万”之事，也并未见有惩治的记载。就陈代御史中丞的弹劾案例来看，陈代对于贪赃枉法之徒绝不姑息，即使宗室也不例外。《陈书》卷二四《袁宪传》：“(太建)三年迁御史中丞，领羽林监。时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马，宪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严惮焉。”宗室陈方泰“纵火延烧邑居，因行暴掠，驱录富人，征求财贿”的行为，“为御史中丞宗元饶所劾，免官”。陈代御史中丞敢于弹劾宗室，并绳之以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澄清吏治的作用。但是总的来看，南朝禅代频繁，各朝帝王都希冀得到世家大族和各级官吏的支持，因此对于贪赃之事大都采取姑息容忍的态度，影响了御史中丞监察职能的发挥。
3、纠弹官吏失职。南朝官吏对本职工作不认真负责、相互推诿的现象在中央和地方时有发生。宋文帝
时尚书仆射徐湛之与尚书令何尚之在处理政务中互相推脱，何尚之“秉衡当朝，畏远权柄”，把总理朝政的权力推给“任遇隆重”的外戚徐湛之，徐湛之则以令文“尚书令敷奏出内，事无不总，令缺则仆射总任”为由不愿总揽朝政，御史中丞袁淑不畏权贵，对二人进行纠弹。身处宰相高位却不能履行职责的这种畏远权柄的态度，究其原因，正如祝总斌先生所言，这正是宰相权重在宋齐时期易遭到皇帝猜忌这一政治气氛的产物。宋文帝时期，出身高门大族的谢灵运任职秘书监期间，“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被御史中丞傅隆纠弹免官。南齐明帝时外戚何胤不乐仕宦，“欲入东山，未及发，闻谢出罢吴兴郡不还，胤恐后之，乃拜表辞职，不待报辄去”，明帝让御史中丞袁昂奏收何胤后又诏许。梁武帝天监年间郢司都督、郢州刺史曹景宗在北魏进攻司州时，“望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最后司州城陷，御史中丞任奏弹其贻误战机，梁武帝却因其为功臣寝而不治。南朝官吏的行为除受到当时帝王猜忌的影响，还与玄学流行、盲目追求名士习气而不愿为俗务所累有关。御史中丞敢于纠弹功勋大臣乃至宰相和皇亲国戚，这在当时能够发挥一定的威慑作用。
4、纠弹官吏违反礼制。晋代律令开始儒家化，并为南朝历代因袭。所谓儒家化，主要指制定律令遵循和吸收的是儒家经典中“礼”的精神和规范。在礼律并重的背景下，南朝官吏违反礼制的行为也要受到御史中丞的纠弹。宋文帝元嘉年间，《宋书》卷六九《范晔传》：“(哗)母亡，报之以疾，晔不时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随，为御史中丞刘损所奏。”《初学记》卷二二、卷二五引《宋元嘉起居注》载广州刺史韦朗违反服制和器物用具的规制，作犀皮铠六领、新白莞席三百二十二领和铜镜台一具，被中丞刘桢劾奏请免官。宋明帝泰始年间，《初学记》卷二六《衫第六》引《宋起居注》：“御史中丞羊希奏：‘山阴令谢沈，亲忧未除，常着青绛纳两裆衫。请免沈前所居官也。’”刘宋时期虽然这类事例较多，但是明确记载被免官者却无一人。萧梁时期，处罚力度加大，梁武帝时期的廷尉正刘孝绰“携妾人官府，其母犹停私宅”，中丞到洽劾奏云：“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刘孝绰因此被免官。上述御史中丞纠弹的4例中，有3例是违反儒家孝道之事。两晋时期明确提出“以孝治天下”，南朝秉承其治国方略，在孝道实践中，御史中丞的监督作用不可忽视。
5、风闻奏事的特权。在监察权的行使方面，自晋代开始，便赋予御史中丞一项特权即风闻奏事。所谓风闻奏事，《通典》卷二四《御史台》载：“旧制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注云：“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径往门外收采。如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据此，御史中丞根据诉状提供的内容奏劾就是风闻，它书却不见相关记载，只云风闻，也就是说可以只据传闻进行弹劾。风闻奏事源于东汉的谣言奏劾，当时奏事者为汉代三府掾与公卿，被劾者为刺史两千石，“而御史中丞得以风闻奏事，则晋宋以来迄唐开元时未变”。据周一良先生考证，南朝御史中丞风闻奏事的情况共有6例，其中刘宋1例，南齐2例，萧梁2例，陈代1例(2)，经过核实的仅有两例，也就是说御史中丞对于风闻所弹之事不必――核实，这就赋予御史中丞一种极高的权力，即使纠弹之事与事实不符，御史中丞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或受到惩罚，反而常会因为违法不纠被免官。风闻奏事大大提高了御史中丞的监察能力。
此外，御史中丞还有一定的司法监察权。《隋书》卷二五《刑法志》载陈制“常以三月，……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可见中丞的司法监察权只限于京师地区，未涉地方。
监察百官、纠弹不法是南朝御史中丞的基本职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辅助职掌，主要表现在参与制度建设、宿卫宫城、出任使职等方面。
1、参与制度建设。御史中丞只有在精通各项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对各种违法之事进行纠弹，以充分行使其监察职能，因此参与以礼制、法令等为主的制度建设就成为御史中丞的份内之事。在礼制建设方面，宋武帝时蔡廓继王准之出任御史中丞，“时中书令傅亮任寄隆重，学冠当时，朝廷仪典，皆取定于亮，每谘廓然后施行”。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庙舞犹阙”。梁武帝大同五年，御史中丞贺琛上奏，认为皇帝于南北二郊祭祀以及籍田仪式时所乘御车不应“乘辂”，而应乘“素辇”和“常辇”，此建议被采纳，“诏付尚书博议施行”。陈代皇帝丧服制度在有异议时，御史中丞是应当咨询的官员之一。在律令修订方面，梁武帝时期对《梁律》的不统一之处，“以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御史中丞乐蔼、太常丞许懋等，参议断定，定为二十篇”。陈代御史中丞褚，“甚有直绳之称。自梁末丧乱，朝章废驰，司宪因循，守而勿革，方欲改张，大为条例，纲维略举”。此外刘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制定的《元嘉新历》于元嘉二十二年被采用，他还参与货币改制的讨论，赞同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反对货币改制的主张。在建言献策方面，南齐明帝时御史中丞沈渊上书认为百官七十岁一律退休的制度使很多官员穷困无法自给，明帝给予明确答复：“日者百司耆齿，许以自陈，东西二省，犹沾微俸。”陈代御史中丞孔奂与太子中庶子虞荔“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诏并施行”。综上而论，南朝御史中丞积极参与各项制度的制定，并对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上奏，并且他们的建议大多被帝王采纳。可以说，御史中丞在制度建设方面充分发挥了作用。
2、宿卫宫城。较之两汉魏晋，刘宋御史中丞还增加了宿卫宫城即台城的职责。《宋书》卷四《百官志下》：“中丞每月二十五日，绕行宫垣白壁。”不仅如此，应该说以御史中丞为首的御史台(刘宋又称南台)对于宫门的开关有绝对的权力。《宋书》卷六三《王昙首传》：“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尝使三更竞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虎幡，银字綮。’不肯开门。”由此可知，刘宋广莫门作为台城六门之一，由御史中丞负责。如果不符合制度规定，即便是皇帝要开门出宫，御史中丞也可抗旨不遵。御史中丞傅隆为此遭到尚书左丞的弹劾，侍中王昙首为其辩护，认为元嘉初年虽有开门之先例，但均是未遵从制度规定的行为，“犹宜反咎其不请白虎幡、银字綮，致门不时开，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傅隆因此未遭追究其罪。御史中丞之所以有宿卫宫城的职责，萧梁沈约推测可能是汉代执金吾每月三次绕行宫城的宿卫职责归并给御史中丞。据晋代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四》载，东汉执金吾确实“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外。”
3、出任使职。在战事四起的危难之际，御史中丞还被委以重任，赴前线犒赏军队，或前往敌营规劝对方遵守停战盟约。南齐末年，萧衍起兵反对东昏侯萧宝卷，拥护南康王萧宝融在江陵称帝即和帝。宗央原为萧宝融任荆州刺史时别驾，在萧宝融称帝后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梁书》卷一一《庾域传》：“永元末，高祖起兵……西台建，……师次阳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央衔命劳军。”宗央能奉命犒劳萧衍军队，与“时西土位望，惟
央与同郡乐蔼、刘坦为州人所推信”密不可分。梁朝侯景之乱时，沈浚出任御史中丞，临危受命，孤身到侯景营中，谴责其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行为，在遭到侯景威胁时，大义凛然地痛斥道，“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岂畏逆臣之刀乎!”这种为朝廷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无畏精神，连侯景都不得不赞叹其“是真司直也。”御史中丞有出使的职责，当同其监察百官的主要职掌密切相关。因为既然监察包括地方官在内的百官，必然具有出使的职能方才能行使这种监察权力。
二、御史中丞的选任
南朝各代对于御史中丞的选任比较重视，一般遵循以下标准。
第一，出身于高门或一般士族。宋代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僧朗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后，从兄王球直言“汝为此官，不复成膏粱矣”。梁代萧子显曾言“甲族向来多不居宪台”，唐代杜佑亦言“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但考诸《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朝可考御史中丞的出身并非如此。
刘宋御史中丞史书可考者32人，其中高门出身者21人，分别来自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陈郡殷氏、颍川荀氏、会稽孔氏、吴郡顾氏、吴郡张氏、泰山羊氏、济阳蔡氏、北地傅氏11个家族，占总人数的65.6％；9人出自一般士族，占总人数的28.1％；2人出身不详。南齐御史中丞史书可考者19人，其中高门出身者11人，分别来自琅琊王氏、吴兴沈氏、陈郡袁氏、吴郡陆氏、会稽孔氏、东海徐氏6个家族，占总人数的57.89％；一般士族6人，占总人数的31.58％；1人出身寒门，占总人数的5.26％；1人出身不详。萧梁御史中丞史书可考者29人，其中高门出身者16人，分别来自琅琊王氏、吴兴沈氏、兰陵萧氏、彭城刘氏、济阳江氏、河内司马氏、河南阳翟褚氏、北地傅氏、东海王氏9个家族，占总人数的55.17％；13人出自一般士族，占总人数的44.83％。陈朝御史中丞史书可考者16人，其中高门出身者9人，分别来自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吴兴沈氏、吴郡陆氏、济阳江氏、济阳蔡氏、河南阳翟褚氏7个家族，占总人数的56.25％。4人出自一般士族，占总人数的25％；1人出自寒门，占总人数的6.25％；2人出身不详。由此可知，南朝可考御史中丞共96人，高门出身者57人，占总人数的59％。南朝96位御史中丞中出身不详者5人，确知出身寒门者2人，出身高门或一般土族者89人，占总数的92.7％。就宋齐梁陈御史中丞高门出身者所占比例来看，呈递减趋势，这也是门阀政治在南朝后期衰落的表现之一。总的来看，南朝高门大族虽然不乐于出任御史中丞，但是高门仍是主力，其次才是一般土族，寒门微乎其微，可见出身门第是选任御史中丞最重要的标准。
第二，担任过监察或司法官职。刘宋御史中丞有9人曾担任过尚书左丞、廷尉、治书侍御史等监察、司法等官职，南齐御史中丞有8人担任过尚书左丞官职，萧梁御史中丞有16人担任过尚书左丞、廷尉、司徒刑狱参军、太尉刑狱参军、骠骑刑狱参军、征北刑狱参军、治书侍御史等官职，陈代御史中丞有5人担任过尚书左丞官职。南朝御史中丞有相关历练者共有38人，其中担任过尚书左丞者有32人，占总数的84.2％。可以说南朝御史中丞的相关历练中担任尚书左丞者最易升迁为御史中丞，这一点与二者都具有监察职能密不可分。南朝尚书左丞主要纠弹尚书台内各官以及御史中丞，虽然也能纠弹台外官吏，但是纠弹范围较窄，触犯最重的刑律而被判为死刑的无权纠弹，并且只能依据文书纠弹，无风闻奏事的权力。总的来看，南朝御史中丞有担任监察或司法官职经历者占总数的39.6％，其中刘宋为28.1％，南齐为42.1％，萧梁为55.2％，陈代为31.3％。可见萧梁御史中丞的选任最重视有在监察或司法方面的相关历练。
第三，不畏强权、奉法直绳的优秀品格。这是保证御史中丞监察职能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因此成为选任御史中丞的标准之一。宋人认为御史中丞的选任自汉魏以来，“必举贤才”，其所谓“贤才”，主要是指“乃有负謇谔之称，彰才识之誉。得法平允，敷奏详明，端慎克成其官政，嫜直不畏于权幸，然乃执我公宪，助兹朝治，使豪戚敛手，奸邪屏迹，允所谓邦之司直者焉。为官择人，于斯为善矣”，也就是御史中丞必须具有不畏强权之品格。《宋书》卷五七《蔡廓传》：“高祖以廓刚直，不容邪枉，补御史中丞”，蔡廓不负所望，“多所纠奏，百僚震肃”。宋孝武帝在选任萧惠开为御史中丞的诏书中说“惠开前在宪司，奉法直绳，不阿权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在《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记载中，南朝御史中丞被称为刚直不阿、使百僚震肃或有司直之体者，刘宋有8人，占可考总数的25％；南齐有2人，占可考总数的11％；萧梁有11人，占可考总数的4l％；陈朝有4人，占可考总数的25％。萧梁御史中丞的出色表现，显然与开国皇帝梁武帝认识到监察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从而十分重视御史中丞的选任密不可分，其诏书中曾有“为国之急，惟在执宪直绳”语。南齐御史中丞品格的状况，作为一国之君的明帝也十分清楚，他在赞赏江淹时曾说：“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此处称刘宋以来没有严明的御史中丞显属夸张。
第四，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一选任标准与御史中丞的工作性质相关。御史中丞监察百官，发现不法情形即撰写弹文奏章，需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写作能力，因此文采斐然是南朝御史中丞突出的特点。南朝御史中丞中不乏文学大家，如袁淑、颜延之、何承天、沈约、江淹等。袁淑“文冠当时”，“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颜延之“文章之美，冠绝当时”，沈约“一代词宗”，江淹与沈约、任“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考诸正史，南朝御史中丞有著述传世的就有25人。他们是袁淑、颜延之、何承天、沈约、江淹、荀伯子、顾恺之、陆澄、范岫、刘孺、刘潜、江革、司马纲、到溉、到洽、王僧孺、明山宾、张缅、张绾、任唠、沈炯、江德操、蔡景历、褚蚧、毛喜。博学多识是南朝御史中丞群体的第二个显著特点。在他们的本传中，被称为博学、博览者比比皆是，他们以精通儒家经典为主，兼涉史学与诸子百家。例如袁淑、范岫博涉多通，荀伯子博览经传，何承天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傅隆博学多通，蔡廓博涉群书，顾恺之博学有才气，沈约博通群籍，陆澄博览无所不知，沈浚博学有才干，萧洽好学博涉，傅昭博极今古，明山宾博通经传，乐蔼博物弘恕，孔奂经史百家、莫不通涉，徐陵博涉史籍等等。南朝之中，萧梁御史中丞文化素质整体水平最高，27人中有21人的才学文章在本传中得到称颂。这一点自然与萧梁皇族文学水平高以及对文学极其重视和偏爱相关。但是亦可见萧梁选任御史中丞时，真才实学是极为重要的标准。总之，正是因为南朝选任的御史中丞大多素质很高，所以御史中丞除了具有弹劾百官的监察权外，还能胜任制定礼乐制度、改定谱籍以及协助处理“百司滞事”等职责。
三、御史中丞的地位
关于南朝御史中丞的地位，周一良先生认为：“自宋至梁，御史中丞之职迄不受重视。”陈琳国先生以高门不愿担任御史中丞证明南朝御史中丞位望下降。其实其地位不能一概而论，尤其与魏晋相比，其职能作
用已经加强，其地位亦有明显提高，下面我们便从职权、官品、尊崇程度、职位高低等六个方面对南朝御史中丞地位的变迁作进一步的分析。
从御史中丞的职权来看，南朝与魏晋相比，其监察权限不断扩大，《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对此有明确记载：“晋江左中丞司隶分督百僚，傅咸所云‘行马内外’是也。今中丞则职元不察。”只是此处“晋江左”应为“晋江右”为是。因《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载：“及渡江，乃罢司隶校尉官，其职乃扬州刺史也”，此后南朝只在刘劭弑杀其父宋文帝自立为帝的短短四个月内设置过司隶校尉，此外一直未设司隶校尉。既然东晋、南朝已无司隶校尉一职，就谈不上“中丞司隶分督百僚”，也就没有“行马内外”之别。对于曹魏和西晋御史中丞的职权范围，史书亦有详细记载。《三国志》卷一四《魏书・程昱传附孙晓传》：“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总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辇，御史中丞董摄宫殿。”《晋书》卷四七《傅玄附子咸传》载：“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马内，有违法宪者皆弹纠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晋令虽云“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并且唐人对于萧梁御史中丞的监察权限亦有如是语即“皇太子已下，其在宫门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甚至杜佑对于晋代御史中丞的监察权限解释为“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初不得纠尚书，后亦纠之。中丞专纠行马内，司隶专纠行马外。虽制如是，然亦更奏众官，实无其限”。《隋书・百官志上》对萧梁御史中丞监察权限的记载明显承袭自晋令，杜佑的认识更是缺少实证。考诸正史，在魏晋统治的200年间，关于纠弹“行马外”官吏的记载仅有三例。而南朝在169年的统治期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却有20余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无所不查。据此而言，南朝御史中丞确实“职无不察”，而魏晋对于“行马外”官吏的纠弹并未如杜佑所言“虽制如是，然亦更奏众官，实无其限”，实际上遵守了晋令的规定。总而言之，南朝与魏晋相比，御史中丞真正拥有了监察百官的权力，其监察权限已经扩大，职能作用已经加强。
从御史中丞的官品来看，自魏晋至南朝，未降反升。《唐六典》卷一三《御史台》李林甫注文日：“历晋宋齐梁陈，并以中丞为台主，品第四。”据此，南朝御史中丞品级似无变化，均为四品。但是考之《宋志》、《隋志》、《通典》，陈代御史中丞的官品却在第三品。《隋书》成书时间早于《唐六典》，又有《通典》佐证，陈代御史中丞应为第三品无疑。那么从品级来看，南朝御史中丞地位与前代相比是上升的。
从南朝御史中丞出行礼制来看，其受到的尊崇程度远远超过魏晋。刘宋首开中丞专道的制度。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御史中丞刘式之奏疏中有“法唯称中丞专道”，《南齐书》卷一六《百官志》：“宋孝建二年制，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余内外众官，皆受停驻。”表明至少在元嘉十三年前刘宋已经实行中丞专道的制度。此后，南齐、萧梁、陈代遵循宋制，御史中丞均“专道而行”。南朝御史中丞出行的仪仗规格也很高。南齐御史中丞已是：“驺辐禁呵，加以声色，武将相逢，辄致侵犯，若有卤簿，至相殴击。”萧梁御史中丞出行仪仗与尚书令仆一样，“其尚书令、仆、御史中丞，各给威仪十人，其八人武冠绛鞲，执青仪囊在前。囊题云‘宜官吉’，以受辞诉。一人缃衣，执鞭杖，依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至阶。一人执仪囊，不哩”。尚书令、仆官为三品，贵为宰相，御史中丞出行能享受同此一样的卤簿，反映萧梁御史中丞地位很高。陈代宗室安城王顼为司空，并以帝弟之尊，势倾朝野，纵容下属干扰司法，御史中丞徐陵闻之，“乃为奏弹，导从南台官属，引奏案而人。世祖见陵服章严肃，若不可犯，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版，时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视世祖，流汗失色”，由此可知，执法者服章威严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皇为之敛容，被纠弹者更是惊慌失措。所以说专道而行及中丞卤簿能提高御史中丞在百官与民众中的权威，让人产生敬畏心理。是充分发挥其监察职能的重要因素。
从职位的高低来看，其地位有时可与侍中、尚书仆射相比。刘宋由侍中出任御史中丞一职可考者有三人，武帝时期的蔡廓、孝武帝时期的萧惠开与王僧虔。侍中蔡廓是因“高祖以廓刚直，不容邪枉，补御史中丞”。萧惠开任侍中前曾担任过御史中丞，孝武帝认为他能“奉法直绳，不阿权戚”，“可更授御史中丞”。王僧虔作为高门大族琅琊王氏的家族成员，“人为侍中，迁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刘宋侍中位居第三品官首位，其位望比御史中丞高。《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侍中，四人。掌奏事，直侍左右，应对献替。”其实刘宋侍中不仅能够侍从皇帝左右，而且已有审阅诏书的权力，是位望很高的清显之官，以侍中出任御史中丞，足可证明刘宋御史中丞一职的位望并不低。而萧梁御史中丞在朝堂的班次上则与尚书仆射相当。《梁书》卷三四《张缅传附弟绾传》：“大同四年元日，旧制仆射、中丞坐位东西相当，时绾兄缵为仆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导驺，分趋两陛，前代未有也，时人荣之。”尚书仆射为宰相之职，可见御史中丞的地位相当高。
从帝王的重视程度来看，御史中丞一职受到宋武帝和梁武帝的重视。刘宋开国君主刘裕对弹劾宰相徐羡之的御史中丞孔琳之大为赞赏，史称“高祖甚嘉之，行经兰台，亲加临幸”。统治萧梁48年的高祖梁武帝十分重视御史中丞的监察权，这一点从上文宣旨“为国之急，惟在执宪直绳”中即可看出。不仅如此，梁武帝还想方设法激励御史中丞行使弹劾职权。《梁书》卷三四《张缅传》：“俄迁御史中丞，……缅居宪司，推绳无所顾望，号为劲直，高祖乃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以励当官。”
高中历史宋朝知识点总结篇10
【关键词】教育脉络教学效果策略探析
好的教学方法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对于驳杂无比的历史知识而言，脉络梳理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在高中，同学们面对浩如烟海般的历史知识，总是会觉得无从下手，然而，通过对历史进行脉络梳理，就能够很好的将历史知识形成一定的体系，在基本的框架结构下能够使同学们更好的记忆和理解历史，最后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
一、脉络梳理在高中历史课堂中的应用
1、历史知识汇总，构建基本的结构和框架
和其他学科有所区别，历史知识囊括了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形成的一切记忆，都可以归结为历史。思想文化、军事政治、朝代更迭、发明专家、医药百科等，也就是说，历史是一切过去概念的总结。面对浩如烟海又杂乱无章的历史，如何进行学习和记忆就成了每个高中学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然而在高中课堂中，通过对知识的脉络梳理就能够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在以往，同学们面对历史枯燥的讲义时，总是昏昏欲睡。然而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历史的教学方法逐渐完善，整个历史知识的框架结构已经初步被构建起来。历史教师通过这些框架，可以让同学们顺着该结构很好的学习，十分利于达到教学效果。
2、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其主动学习历史知识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当其真正对一个学科感兴趣时，才能真正走进这个学科的大门。对于高中历史而言，很多学生不喜欢学习历史的原因就是其知识的复杂性。而在高中历史课堂中，通过将历史知识进行汇总，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极大的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例如，中国朝代自古以来更迭了多次，同学们在记忆朝代更迭顺序时，经常会出现问题。因为很多朝代名字相仿，例如两周、两宋、两晋等朝代。而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就将中国古代的所有朝代，按照其更迭的时间顺序将其编成一首押韵诗。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于战国，一统秦两汉。同学们通过背诵一首诗就能够记住过去朝代更迭的顺序，这就极大的促进了学生主动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
3、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分析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
知识梳理本身就是对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从其中找出重要的知识点进行汇总，以便于记忆。高中历史知识的学习，不仅仅是要同学们去记忆历史知识，更是要锻炼高中生独子对于知识的分析和汇总能力。其中每年高考中，都存在历史材料分析等题型。而历史课堂的知识脉络梳理工作，就是在锻炼学生培养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提高其对于知识的理解。试问：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对中国分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就十分考察学生对于三场战争知识的分析能力和总结能力，必须要从这三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中选择出共性和个性，并且将其分别阐述。因此，知识梳理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分析和总结能力。
二、对于通过知识梳理来提高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效率的几点建议
1、避免枯燥讲义，以兴趣主导课堂
兴趣是促使学生学习知识的源动力，因此，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历史教师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提高同学们对于历史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应该将历史知识进行汇总，找出其中容易引发同学们学习兴趣的知识点，在授课时应该循循善诱，以有趣的知识点带动同学们自主思考，这样才能达到相应的教学目的。
2、突出重点，环环相扣
在通过知识梳理来提高教学效果时，教师应该注重突出高中历史知识中的重要部分，这就需要教师有长期的教学经验，只有具备丰富的历史教学经验，才能发现历史知识中的重点部分并将其汇总整理。在构建的历史知识整体框架中，应该将这些重点知识分门别类，环环相扣。分门别类，就是将历史知识中属于一类的归纳在一起，例如可以将《本草纲目》、《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梦溪笔谈》等书籍归纳为生活杂谈类。将牧野之战、长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鸦片战争等归为战争类。按照时间的顺序将之归类，将十分有助于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3、师生之间应互相沟通，活跃课堂气氛
历史是一门十分有趣的学科，因此在课堂讲授中，教师不应该只通过枯燥的讲义来授课。教师应该和学生进行充分的沟通，可以通过发问等方式来促使学生自主发言，这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思考的积极性。试问：中国宋词中流派众多，小资喝花酒，老兵我床头，说的是宋代那两位词人？这种问题十分富有趣味性，能够极大的提高学生思考的主动性。教师可以从旁引导，最后公布答案。小资喝花酒指太平宰相晏殊，老兵我床头指的是壮志未酬的辛弃疾。
4、教师之间应该不断沟通，交流经验
历史教师都是一些知识渊博的学者，因此，不同的教师具有不同的教学风格。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教师之间应该不断的进行经验交流，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在知识增长方面，作为教师更不可闭门造车。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综合素质，提升个人魅力，才能为人师表，起到一个十分良好带头作用
结束语
历史课对于高中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学习历史知识，不仅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有重要意义，更能够提升一个人生活的品味。因此，为了提高高中历史课堂的教学效率，应该引进和创新多种科学的教学方法。知识梳理对于一门课程的学习十分重要，对于驳杂无比的历史知识学习的重要性更是无可比拟的。
参考文献：
[1]丁立田.浅谈知识梳理法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J]中国校外教育.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