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篇1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篇2
关键词：会计准则 制定 演化经济学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mortgage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specialeomnntteeonco-operationwithstock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转贴于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性行为》，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三、会计准则制定的演化分析框架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篇3
【关键词】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特征影响因素调控理念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城市作为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已成为世界经济秩序正常运转的关键。受城市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国际环境，以人为本的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约束等影响，①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呈现出新的特征。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基本特征
城市经济空间系统由工业化、城市化、环境约束等子系统构成，环境承载力约束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过程是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相适应协调机制的反映。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表现出三个基本特征：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是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化而不断协同的过程。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统一体，兼有经济性和空间性双重属性，而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过程呈现出由弱到强的变化，它是一个生长过程，反映出一种动态的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适应过程。
环境承载力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约束。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必然受其生态环境的约束。任何城市的空间变化，都是在一定时期内，该城市的生态环境空间保证自身功能正常发挥的条件下，城市综合进步满足其所能持续承载的城市经济活动的规模、速度和强度的阈值，②该阈值也就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承载力边界，它反映了人地关系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是其结构有序变化的整体呈现。城市经济空间是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从分散到集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适应过程，具有结构适应性、有序变化的整体性特征。城市经济空间与产业结构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集合体，其结构是多种约束下的一种有序变化，它的合理程度由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相互适应过程的整体水平决定，并在相对时间内，它表现为一种静态结构，在较长时期内，则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复杂的、非线性的整体演化过程。
可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相互作用变化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主要内容，生态环境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约束，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机制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既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城市化推动的结果，体现在构成城市经济空间的重要内容之一的产业区在城市空间中比重的提升与占地面积的整体区域性扩张，以及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城市人口的增加促使了城市交通、住宅等功能性空间的不断扩张等方面。
产业区域性扩张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产业区的变化，成为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的基本动力，并决定了城市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城市中心区工业的外迁与中心城区的CBD功能化建设，前者带动了城郊城市化的提速与工业化的发展，后者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形成城市经济空间的外延扩展；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综合性经济开发区的兴起，不但扩大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占地面积，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调整与城市产业布局的变化；③进入21世纪，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提升及城市文化的兴起，使城市经济空间由工业主导型走向消费主导型产业布局模式，城市居民不同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城市人工生态景观的建设，带动了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即城市功能区的重构与多样化重塑了城市经济空间结构。
城市化空间扩张机制。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不仅带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化既影响了城市经济空间功能的多样性，也改变了城市扩张的规模与速度。随着城市化的深化，城市居民对交通、公共设施与公共空间的需求不断加大，促进了城市功能区的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相互作用催生了不同类型产业区的出现，改变了城市经济空间结构，也推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张。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关键影响因素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度。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特性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内在性质，也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模、方向和水平，同时，也直接决定了在环境约束条件下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规律。城市发展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程度、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程度及其环境的约束性构成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核心要素。城市工业化程度，是由城市竞争力、生态环境等要素直接决定的，要素间的互动作用使工业化不断深化，进而提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程度。城市化反映了城市的现代化程度，是由城市地租、城市竞争力、城市功能区布局、交通通讯与社会进步等决定的，这些要素相互间不同的作用水平决定了城市化模式的不同，而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必须促进城市功能区布局的合理度、改变目前城市地租的结构、改善城市的交通通讯，使城市具备更有效的容纳空间。
生态环境承载力。任何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其环境载体，环境即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资源基础，也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外部约束。工业化城市化环境约束构成了一个影响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同度的核心子结构。工业化程度带动了城市化水平，导致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对环境的影响，进而影响了城市发展的相应政策，引起了环境承载力的变化，而环境承载力的变化又会影响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间的作用能力，这又会引起城市发展环境产生变化。可见，城市的生态环境空间既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约束机制，也是其演化的助力。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调控理念
空间演化与环境保护同步理念。环境在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过程中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实现的基础，在城市的经济运行和功能实现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城市经济空间演化中环境的功能包括为城市经济发展中生产和消费活动提供自然资源，环境介质对废弃物的吸收以及为城市的发展及居民的舒适生活提供环境服务。城市经济空间无序扩张往往会使城市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和污染物严重破坏了环境，使城市整体演化处在不可持续状态。在城市经济空间演化中，不考虑发展与环境的同步，必然导致城市扩张的“无边界”，陷入过度膨胀与环境反噬。因此，环境保护对于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为内核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重要性不存在任何争议，④环境为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中提供所需的资源、吸收废弃物和维持城市生存等，这是重要的基础，也是演化的约束。只有空间与环境保护的同步，才能保证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合理性与持续性。
技术创新与进步引导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理念。技术创新及进步与城市化、工业化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关联效应。⑤技术进步直接影响着工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城市的集聚性与流动性是技术创新与进步的重要基地，技术外溢则是通过城市网络实现扩散效应，这也促进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因此，建立城市经济空间中产业技术创新路线图，以引导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合理化，才能有效地避免过度城市化导致“城市病”的出现，而且技术创新引导下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可以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基础上，增强城市竞争力。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理念。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是环境约束下的城市经济活动空间规模扩张与空间结构变化的过程，是城市发展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的二者间不断融合，形成内在共生关系，并建立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具有较强保障的产业空间和地域空间形态演进过程。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的进步。在城市经济空间演化中，产业政策具有直接影响工业结构与工业化水平，并通过对城市地租与工业结构影响城市化的作用，因此，以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理念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城市的专业化、网络化与集聚性、流动性等的深化，可实现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合理度的提高，并促进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方向和水平。
【作者分别为长春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长春工业大学合作经济研究所教授；本文系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41140015】
【注释】
①李东序：“城市综合承载力理论与实证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②郭俊华，蔡雯，杨畅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对策研究—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人文地理》，2009年第6期，第59～62页。
③王慧：“开发区与城市相互关系的内在机理及空间效应”，《城市规划》，2003年第3期，第20～25页。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篇4
[关键词]金融演进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金融演进及其解释
金融演进是指金融体系中的规则等环境因素的变迁过程；各行为主体对此的适应与反应以及其相应的理念和心理调整。在此，‘规则等环境因素变迁’是指以有关法律和行为惯例为主的环境因素变化；‘适应与反应’既包括各行为主体针对规则等环境因素变迁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也包括非适应性调整；而‘相应的理念和心理调整’指各行为主体针对规则等环境因素变迁所包含的经济乃至更广泛领域内思想变化的认同与非认同的心理反应。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金融演进的结果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变化，包括金融体系中政府、银行、企业三大行为主体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也包括作为行为客体的利率形成、信贷调控、资本市场发育、外汇体制以及外资问题等的变化。
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金融演进在时间上是长期的、连续性的，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只要金融存在一天，这一过程就回不间断地持续下去；而其进程可以理解为有关金融演进的事件在时间轴上的分布状况。由于事件发生在时间轴上的分布不是等距的，并且每一事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时限各不相同，所以金融演进的过程不是平均的。而目前为人们所关注的‘金融改革’从运用情况上看，依据上述定义可以解释为‘在特定时段上集中发生的对金融体系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的集合’。但是我们在讨论金融改革问题时，往往忽视了它只是金融演进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将两者混为一谈。这样将金融演进片断化、静止化了。基于这一误解，我们比较注重制定新的金融法规，但对其具体实施过程和效果，以及因情况变化所应进行的相应修正工作重视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政策应有效力的正常发挥。所以本文提出了‘金融演进’这一概念，以全面动态的角度考察金融体系变迁这一复杂事物的实际情况。
一个新的视角：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我认为运用计划经济或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是不能为金融演进提供合适的分析与解释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主义者看来，个体的人，乃至银行和企业只不过是整体经济中的一个零件，只应按上级命令行事，对经济产生上级规定的作用。而所有的经济活动不过是行政命令的执行结果而已，这一体制限制甚至反对人类最重要的创新能力，同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简单化了，在理论上是幼稚而错误的。计划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限制甚至否定金融演进，因此不能用它作为分析框架。主流经济学在此问题上虽与计划经济截然不同，但是由于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使之不能为金融演进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和分析框架。为研究方便，他们将一些经济变量，有时甚至是一些自己无法解释的经济变量作为固定不变的前提假设（如被简化的‘经济人’；被视为‘常量’的人类的创新能力---这一点其与计划经济区别不大等等），然后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最后实现‘完美’的均衡。这实际上动摇了主流经济学的精确性的根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谁会为经济学家的假设舍弃什么的，‘完美’的均衡状态难觅其踪，不均衡状态倒是随处可见。在此我们不想否定主流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理论的结论大多与现实相去甚远的话，我们不认为这种理论可以在长期内有效地解释、指导现实。因此，我们将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金融演进的全过程。
这就是约翰荷兰德提出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社会学、生物等领域，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每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是有许多平行发生作用的‘作用者’组成的网络。
第二、每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具有多层次组织，每一层次的作用者对于更高层次的作用者来说都起着建设砖块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系统能够吸取经验，具有‘学习’能力，从而经常改善和重新安排他们的建设砖块。
第三、所有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会预期未来。
第四、这样的系统总是会有很多小生境。每一个这样的小生境都可以被一个能够使自己适应在其中发展的作用者所利用。这些系统具备发展的能力，总是处于不断展开与变化之中，因此讨论这样的系统的均衡是无意义的，因为该系统一旦达到均衡进入稳定状态，变成了一个死系统。
第五、这样的系统中的每个作用者都是自主实体，他们不只是环境变化的反映器，而且拥有各自的特定利益及价值标准。
我们认为，从‘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角度考察金融演进的全过程，能够是分析和结论更接近于现实情况，进而切实把握其本质。但是由于本人能力和参考材料的限制，下面的分析不能完全达到‘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要求，但是这一视角的引入仍是必要的。现在，我们从政府、银行和企业这三大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入手，以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为视角来考察金融演进的运行机制。[nextpage]
金融演进中的政府、银行和企业
在金融演进中，政府、银行和企业的作用是不同的，政府在对规则的改变方面比后两者有更大的主动权，银行和企业则是金融演进过程中利益---风险的主要承载者，是政府经济、金融目标实现的桥梁。银行和企业相比其在金融演进的作用更为重要，而企业对金融的作用主要以间接的方式出现。三者作用的差异使之在金融演进的过程重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
政府是国家的统治机构，具有复杂的政策体系，经济---金融政策是其中一个主要部分。政府以其国家强制力成为金融演进过程中规则(主要是法律)的主要供给者，政府在制定或变更规则时，一般按下述程序进行：
（1）规则制定。
政府首先收集信息：包括宏观方面的经济景气状况和经济结构状况，微观方面的来自与银行和企业的对于金融体系现状的意见和变革要求，然后以自己的经济指导思想为评价标准和分析工具对这些信息加以处理，最终形成相应的判断。进而对原有关的政策加以调整或者向立法机构提出有关法律的建立、修正、废止等要求。
（2）规则执行。
在做出相应的变更后，作为行政执行机构的政府便将之付诸实践。下面三方面的因素对于规则变更的执行效果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是政府经济力量的大小。如果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控制着整体经济的较大份额，这部分经济成分能够较快地执行新的规则，同时对其他经济力量产生执行压力和示范作用，从而有助于加快规则变迁在整体经济中的速度。否则其执行效果就主要是看其他经济主体对规则变迁的认同程度。这里我们排除了政府运用其强制力执行其规则变迁的情况，因为这样往往会造成微观经济主体对有关变迁的规避与反抗，难以实现其经济目标。二是执行机构的设置和安排。这取决于规则变迁的内容和执行机构的分工状况，有时需要设置新的机构，有时则需对原有机构的权责范围进行重新安排。三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换句话说就是政府的威信。这一点对于长期性规则变迁的执行绩效尤为重要，因为长期性的规则变迁一般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风险状况有重大影响，人们在不信任政府时是很难对此表示认同的。
（3）对规则的事后评价。
本阶段的政府行为与规则制定阶段的基本一致，可是为是新一轮的规则制定过程。政府对有关规则变迁的绩效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以确定有无做进一步改进的必要。
银行和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是金融演进的具体实现者，他们在一定的规则体系内运行，同时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对金融演进提出要求，主要体现在下述三方面：
（1）银行和企业主动推进金融演进。
首先，银行和企业在金融活动中形成的惯例是金融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迁的决定权由企业和银行掌握，所以他们可以通过变更惯例对金融演进施加直接影响；其次，通过向政府提出有关要求，从而影响规则的变迁，对金融演进施加间接影响，在考察这一作用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一是银行和企业所处的经济体制情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作为自主的经济实体可以自由地向政府提出其对金融演进的意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被视为是行政指令的被动接受者，表达其意见的机会较少，而意见又经常包含许多非经济成分，造成信息失真，使相应的规则变迁与实际经济需求出现偏差。二是银行和企业经济力量的强弱及其对规则变迁的迫切程度。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政府在制定规则时都会考虑到主要经济力量的要求，而迫切程度决定了银行和企业为实现其有关要求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2）银行和企业对规则变迁的适应与反应。
如果认为规则的变迁符合其利益取向，他们就会接受这一变化，使之在现实经济中发挥实效；如果认为规则的变迁不符合其利益取向，银行和企业就会对此加以抵制：向政府提出进一步修正的要求，或者采取规避和反抗措施---计划经济下的消极怠工、效率低下；市场经济下的某些金融创新活动。无论何种措施都会使规则变迁对于金融演进的实效受到损害。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篇5
演化经济学视角技术范式转换
一、前言
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范式转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早期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对“范式”两个词汇进行了提出，随着这本著作的诞生，“范式”也被学界们所认可和接受，在范式转换理论中讲到，企业发展到一定的时期，需要对以往的范式进行转换，然而，转换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它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以往的范式上进行转换的企业更是难上加难。
二、提出问题
在很早的时期，在胶卷行业做的非常好的公司是柯达公司，2012期间柯达公司申请了破产保护；手机行业较为良好的诺基亚，在后期的发展中市场份额占比却越来越少。这样看好的行业，突然间的没落是我们想不到的，然而，如果仔细的研究会发现，对于技术范式的转换所带来的的影响这两家公司是根本没有预见的，这是最直接的因素。时代迅速的发展，数码成像技术也逐渐的发展起来，柯达公司却依然运用传统的胶片业务，未对新技术进行研究和探索；诺基亚的没落，是由于本身企业对手机拓展功能新导向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却依然注重传统功能手机业务。可以说，这两大“霸主”企业的没落原因是非常相似的，技术范式对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更给产业发展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变化。在技术范式转换的过程中，企业能够与时俱进，就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立足，如果企业过于传统，将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想要更好的在市场中生存，对新的技术范式进行有效预见十分的重要。
三、技术范式极其复杂性
在很早的时期就出现了“技术范式”的词汇，对该概念的解释为对问题解决的一种模式。可以说，技术范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演化的过程中。以技术的角度出发，首先，技术的效应有很多，比如说协作、学习以及报酬递增，技术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不可逆性，更有路径依赖性。由于这些特性的存在，可以说也决定了它在市场中的位置，以及优势，如果想要通过一些有效的技术进行取代是有一点的难度的。其次，生物学中有机物有生命周期，技术也一样，在进行演化的过程中有四个阶段，诞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在技术发展过程中，到了一定阶段会与自身的“自然极限”非常的接近，突破性的创新会将其取代，对于企业的建立，突破性创新会给其带来极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将组织管理以及资源分配的管理进行转变，将会很容易被淘汰。
四、演化视角下的技术范式转换
（一）演化经济学
在很早的时期，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经济变化进行了演化观点的解释，随着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问世，也预示着演化经济的独立经济体系的形成，随着近些年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它在复杂经济现象的分析方面，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是重要手段。
（二）演化经济学的技术范式转换解释
可以说，在经济系统中，演化经济学是一种新的范式，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变迁，已经被它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途径，而且技术范式、突破性创新与演化经济学等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1、技术范式的来源。生物学演化理论是演化经济学中的基本思想来源，它将研究对象分为不同的群体，基因型以及表型群体。基因型的组成是遗传所致，对物种间的差异和物种个性有着决定权，如果从企业角度出发，对于企业来说，基因型就是核心技术，对企业的未来成长发展以及行业的类型等有着决策权，从而让其和其他的企业有着一定的差别性。表型是技术的外部环境，例如说社会文化、制度政策等，各种各样的技术被外部环境所选择。基因型是核心技术，表型是外部h境，两者之间形成了技术范式，两者对技术范式的演变有着主导和影响的作用。
2、技术范式转换的路径。由于技术范式有着很大的差异性，所以，演化的路径也有一点的区别，然而，这依然不会影响到我们能够从中找到共同机理。可以说，技术发生的演化路径以进化树为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它也不是“不可避免”，其实和生命起源是相同的，一旦诞生，并且生长，将会成为支配地位，更被效应锁定，对整个技术的轨迹也会造成影响，从而让其改变，这需要企业要对市场的动态进行高度的关注，不管是企业发展方面，还是技术创新方面，每一个影响机遇都要紧抓，不管是客户的异常需求或者是市场微小的变化，都将成为技术范式改变的出发点，对于等待机遇的企业，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点，然而，企业如果错过了机遇，价值也呈负点，作为企业，想要在不同的技术范式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必须要抓住每一个机遇，将其技术优势扩大，这样才更利于企业的发展。另外，企业自身应该对自身的战略进行调整，以动态柔性战略以及市场动态为依据，对其进行相应的调整，将必然性以及偶然性中的有利条件进行有机的结合，从而让其发挥最大的优势，尽量要避免有利条件产生的负面影响。
五、研究展望
技术范式和其他的不同，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确定的信息涉及非常的多，人们本身对一些复杂系统以及不确定非常的关注，在进行这种系统的处理时，使用的方法也逐渐成熟。演化经济学中，经济预测和决策对这些处理方法进行了有效的运用。可以说，通过突变论、不确定性等方法分析技术范式的转变过程，从而让范式更加的全面，更要通过对计算机、计算方法等途径的运用，从而对未来技术的走向进行科学的判断。
六、结束语
上述内容通过不同的方面对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技术范式转换的预见进行了阐释，从而得到有效的预见途径，这对国家，以及企业的技术决策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企业方面，只有掌握技术范式转换预见的有效途径，对企业进行合理的调整，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才能让企业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市场立足，从而让企业能够更好的成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京安，刘丹，申S.技术生态视角下的技术范式转换预见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15（20）.
[2]罗仲伟，卢彬彬.技术范式变革环境下组织的战略适应性[J].经济管理，2016（12）.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篇6
城乡一体化可以理解为一个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市区和郊区、城市和农村达到协同发展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城乡协同作用日益加强的空间经济过程。城乡一体化目的是为了消除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使两者协调发展。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城市与农村从一体到分离,再从分离到一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被当代许多国家城乡关系的发展而证明的普遍规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原野集聚乡村定居孕育城市城乡分化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城乡融合就是城乡一体化。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1980年代末期,城乡一体化思想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对于城乡一体化主要形成以下几点认识:首先,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和“平均化”;其次,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是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再次,城乡统一市场的建立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最后,城乡一体化要从人的需要出发,即“以人为本”。
二、村镇与村镇空间结构演变理论
(一)村镇、村镇空间、村镇空间结构含义
本文所研究的村镇是指具有一定规模(主要指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主要由农业人口构成的位于乡村腹地且具有特定的经济、社会和自然景观特点的地域综合体。它主要包括基层村、中心村、一般集镇、中心镇及其所辖的周围空间。从世界范围看,村镇这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区域一般可分为原始型村镇、古代型村镇、近代型村镇和现代型村镇四个历史阶段。中国大多数村镇目前正处于近代型向现代型过渡的阶段。
村镇空间主要指在村镇范围内,由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广场、绿化、水体、标志物等共同界定、合围而成的空间。村镇空间是村镇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各种活动的物质载体。
村镇空间结构即村镇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形态及其关系。根据上述定义,曾菊新在《空间经济:系统与结构》一书中定义的农村空间结构基本模式可以理解为村镇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离散型。这种空间结构的中心是在一定规模的服务设施所在地,周围则是纯农业地区,大多数农村居民住宅分散在便利生活和生产的临水近路的农田附近。
条状型。这种空间结构的特点是乡村居民各家各户沿公路和沿江、河、湖岸居住,排成一线,农田呈细长条向两侧延伸。
集聚型。具有服务功能的中心集镇与乡村聚落较集中地分布,周围则是大片的农业用地。
(二)村镇空间结构演变理论
从绝对意义上说,国内外专门研究村镇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较少,一般都是以乡村空间演变为主题进行研究。
1、国外研究乡村空间结构演变理论
(1)有关乡村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研究
普朗特与罗吉斯对乡村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研究具有较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普朗特把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未中心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许多社区(村落或亲族群)之间出现互惠的交换活动,由于生产率水平极其低下,因此村民之间交换的范围有限,并没有形成定期的集市。
第二,没有乡村市集的中心化阶段。乡村中节点类型有从事农业的村落和集镇两种,集镇是满足乡村居民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供给地,但由于农民的收入太低,乡村需求密度低,交易费用高,市场交换没有形成固定的位置,可以在村庄,也可能在集镇,这一阶段大多发生于不够发达的乡土社会。
第三,乡村市集中心化阶段。这是交易中心固定化以后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高一级的交易中心(城镇)的固定和发展,形成多层次的结构,乡村已走出了乡土社会,具有相当的商品农业和城镇化的特色。
罗吉斯在《乡村社会变迁》一书中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农村聚落发展将典型的农村到典型的城市排列成一个连续谱,划分出了一条完整的城乡空间结构演变轨迹。
(2)有关乡村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的研究
加拿大学者麦吉(t・C・mcGee)通过对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道路,也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差异,显示出特殊的发展形式。具体表现为,中国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未发生人口大量迁入大城市的现象,而是通过发展乡镇工业促使城市地带高速增长,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界限日渐模糊,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紧密联系,城市用地与乡村用地相互混杂的结构。麦吉以Desakota(desa即乡村,kota即城镇,都是印尼语)概念做理论框架,概括了这种空间经济转变模式。
2、国内研究乡村空间结构演变理论
(1)有关乡村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研究
在我国,学者曾菊新在《中国乡村空间发展研究》(1995)一文中指出了中国乡村空间发展的新趋势:空间过程上,小城镇大发展是城市化的新形式;空间行为上,经济因素对乡村经济活动的空间选择影响很大;空间关系上,区域城乡关系发生了改变;空间结构上,部分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开始走向联合和适度规模;空间差异上,乡村非农产业的差距趋于扩大。十余年来,乡村空间的发展验证了该趋势预测的正确性。
学者张小林的专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1999)系统研究了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村镇空间系统从封建时代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趋向就是乡村性逐渐减弱,城市性逐步增强;
第二,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伴随着空间结构的变动,乡村空间系统的演变则表现为城乡空间之间的矛盾运动;
第三,在城乡空间关系演变大趋势下,不同地域的乡村空间系统的演变则各有其独特性。
(2)有关村镇空间结构演变特征的研究
在研究村镇空间演变特征方面,王跃在《苏州城郊村镇分布特征》(2005)中用遥感和GiS技术对苏州城郊村镇布局进行参数分析,概括出苏州城郊村镇分布具有明显的水乡特征。
(3)有关村镇空间结构演变动力机制的研究
在研究村镇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方面,赵立德在《中国村镇空间演进过程浅析》(2004)一文中通过对传统空间演进过程的分析,指出中国传统村镇空间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环境因素、民俗文化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
冯文勇(2002)通过实地考察晋中平原农村聚落扩展,指出聚落扩展主要动力是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篇7
关键词：产业结构；演进；优化调整
中国分类号：F264.1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8日
一、国外有关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配第，配第的理论为解释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思路，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由效率低的产业向效率高的产业转移对经济发展有主要的推动作用。
经济学家克拉克（Clark，1946）就以三次产业分类法为基础，通过对若干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由此揭示了经济进步过程中产业部门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当国民收入水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提高的同时，劳动力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而后又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与克拉克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1931）通过对近20个国家在1880～1929年工业化进程的分析，尤其是重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提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各工业部门的成长率并不相同，因而形成了工业部门间的特定的结构变化，而且具有一般倾向。经过研究发现，各国工业化虽然进行时间早晚不同且发展水平各异，但都表现出一个共同趋势，即资本品工业净产值在整个工业净产值中所占份额稳定上升，并呈现出大体相同的阶段性质。霍夫曼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66）进一步研究了对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规律，他不仅从劳动力结构，而且从部门产值结构方面，对人均产值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作了更为彻底的考察；不仅限于观察值的利用，而且对截面数据和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得出了按人口平均产值与相应份额的某些合理有用的基准点价值；不仅考察了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一般关系，而且分析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使经验分析更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他对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作了时间序列分析，得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这一结论表明，第三产业具有很强的吸收劳动力的特性。
70代后，一些学者利用库兹涅茨的分析方法对6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与库兹涅茨分析不完全相同的一些结果：在一些工业先行国，无论是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其第一次产业比重的下降趋势在70年代都有所减缓，在其中的主要国家（如美国和英国）都已降到了4%以下。第二次产业的比重自70年代后在这些国家也都已出现下降的势头；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逐步降低。第三次a业则显示出了强劲的上升趋势，其比重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
二、产业演进理论
刘易斯（1954）通过对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表明：一国的整体经济大体可以分成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这两个部门，这样两个部门的经济就称之为二元经济，他首先提出一国从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元经济的理论模型，后来费景汉（1964）和拉尼斯等人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作了进一步修正和发展，形成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发展模型，该模型表明：一国的发展过程其实质是劳动力由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生产部门逐步向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业生产部门流动，并且由于这种流动使得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这时也就完成了整体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因为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相对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工资水平，正是这种两部门之间的工资差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传统农业部门渐渐转向城市工业部门，另外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宗教、政治、心理偏好等因素也影响着经济结构的发展。
罗斯托（1991）的主导产业理论以及其经济成长阶段论表明，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的增长率不可能是同一的，由于各产业增长率的差别，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是一些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较关键的产业高速增长所带动的，这些产业就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三、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演进有关理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和各个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也会引起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2000）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有完善的全方位的产业结构，即内贸和外贸相互结合。因此，他提出著名的“雁行理论”，即为了使产业结构国际化，需要将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以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扩大生产”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就好像三只飞翔的大雁在空间排列出的“V”形式。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指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某些相对具体较弱优势的产业，从而进一步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升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调整和升级的主要途径是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随着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关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销售渠道也会同时进行转移与升级。
四、产业结构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实质以及有关产业结构变动原因的研究减少，这些少量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市场规模和贸易以及资源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经济结构或者产业结构作用的研究逐步替代有关产业结构变动及其原因的研究，成为产业经济领域的研究重点。
五、我国产业结构研究
对于产业结构演进，国内学者力图从不同角度论证我国各省市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国家产业结构的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孙尚清通过研究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并结合“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提出：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的多少和出口竞争力的强弱，主要决定于其产业结构。钟勇从产业结构形成与发展机制入手，探讨分析了产业结构演进的系统环境，最后从创新、自组织、产业“涨落”、路径依赖等分析产业演进机理。姚静等利用三轴图法描述了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并分析其产业结构现状及区域差异，进而提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具体的产业政策。毛剑峰利用投入产出法对我国17个产业进行需求、关联及特征方面分析，最后提出三次产业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再起，徐艳飞.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模式与产业结构演进[J].经济管理，2014.9.
[2]应庚谚，徐乐怡.“长三角”地区海洋产业集聚与陆域经济协同演进的状况和机理分析[J].经营与管理，2014.7.
[3]姜玉砚，焦斌龙.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关系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4.2.
[4]李丽.我国流通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协同演进分析[J].财贸经济，2014.1.
[5]刘杰.沿海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增长关系实证――以山东省菏泽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2.6.
[6]王晰巍，林明兴，刘恋.低碳经济下产业技术链演进中知识创新螺旋及路径研究[J].情报科学，2011.7.
[7]刘建利，杨思远.创新资本、经济危机与产业演进[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1.2.
[8]钱利英，吴映梅，徐燕苗.滇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演进状态协调分析[J].经济地理，2010.8.
[9]于雪原.山东省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0.1.
[10]梁军.产业结构演进与山东经济增长[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8.6.
[11]柳杨青，杨文进.产业演进中的循环经济[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12]赵春艳.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关系的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8.3.
[13]鲁奇，张超阳.河南省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
[14]陈晓红.经济全球化与产业演进[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5.9.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篇8
〔关键词〕CnKi；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综述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3.05.038
〔中图分类号〕K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3）05-0173-05
城市作为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已成为世界经济秩序正常运转的关键。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深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产业区的出现[1]，90年代以后，伴随科技园区的兴起，其研究由经验观察向规范化发展，城市经济空间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等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2]。为此，我们以科技园区兴起的1990为起点，以CnKi为数据源，收集20多年的文献，旨在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探寻出破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关键科学问题。
目前，国际上对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起步阶段是社会学视角的，主要是对于城市经济空间现象和新经济社会现象、总结与归纳。随着，地理学与经济学介入研究，对城市经济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进行探讨与解释。社会学主要是从对社会的研究切入对相关经济空间现象的分析。对于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虽然在地理学的不同领域内研究的起点不同，但在本质上均具有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的区位论特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城市地理学对经济空间的关注，城市地理学是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切入的，从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地域空间的互动角度来分析[3]。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主要是以城市经济学为主。
1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影响要素
关于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主要有地理学、经济学与社会学3个视角，并且是从社会学向地理学、经济学延伸的。社会学观点认为，由于社会网络的信息流动引起了经济空间的结构变动，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城市地理学的观点认为，产业空间与地域空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3]；经济学观点认为，城市地租的变化引起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4]；作为地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的空间经济学观点认为，产业的集聚与产业集群的扩张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根源[5]。
在城市空间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历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空间结构变动的过程，二者密不可分，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的进步[6]。城市作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空间载体，其演化方式决定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7]。无论是生态城市的建设，还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心，其水平与方式都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经济空间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经济系统和其载体构成[8]。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统一在同一平台，探讨在生态环境约束下城市的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特性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内在性质，并在理论层面上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模、方向和水平，在环境约束条件下，这些也直接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律[9]。城市发展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程度、工业化与程度化的协同程度、及其环境的约束性就构成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子系统。只从城市化的角度来探讨城市生态问题，既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生态的影响，也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21产业带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在空间产业经济和经济系统研究中，对场和空间理论及应用有了重要的发展。Lefebvre在《theproductionofspace》一书中提出了有启发性的观点。首先他认为空间内含事物具有广泛性、重迭性甚至相互包容性：如经济、地理、人口、社会、生态、政治、商业、国家、洲际、全球乃至整个大自然空间等。其次空间既是可见的，如人类生存的自然空间，但也可能是想象的。这就是说，空间既可以是抽象的，又可以是具体的[10]。1990年，Sonis和Hewings提出了影响场理论以研究投入产出系统的变化[11]。1991年，Xu和Goule则提出投入产出系数梯度场[12]。一些学者还结合混沌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中的湍流场[13]。这些都说明国外空间场理论的研究正处在一个继续扩展深化和寻求应用的新时期。
我国学者研究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它是城市功能组织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14]。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要素集聚与分离是城市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5]。
22环境约束
18世纪之后的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和城市空间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西方国家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传统城市以庭院经济、作坊经济为中心的空间格局和建筑尺度被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工业区、码头区和工人住宅区等相互交织的城市格局，城市走向大规模集中发展阶段。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引起了一批社会改良学者的关注[1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城市发展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具有巨大科技潜能的现代人在今天几乎不可能中止的科技发展中，也在有意识地调整着科学研究的速度和方向。1990年JGottmann在其新著作《Sincemegalopolis》一书中对他早年研究中所忽视的社会、文化和生态观点进行了修正[17]。1992年wRess首次提出“生态脚印”的概念来反证人类必须有节制地使用“空间”资源。随着新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西方国家的研究重点开始从城市空间关系转向城市空间机制研究，从一国一地的研究转向跨国跨区域的研究，从实体研究转向组织结构研究，部分学者还提出了世界城市体系假说和对世界城市功能体系的描述[18]，其中Smith和timberlake关于世界城市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虽形成了大空间范围的现代化城市，在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空间的同时，也使城市内的土地、水、环境等自然资源承载力也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构成了限制[19]。因此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必然受到其生态环境的约束[20]。任何城市的空间变化都是在该城市的生态环境空间满足了生态自身功能正常发挥后，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综合进步条件下，所能持续承载的满足城市经济活动的规模、速度和强度的阈值[21]。这个阈值就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承载力的边界，它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3结构有序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一些城市的经济空间扩张中认为，以中心城市结构优化与功能为战略重点，以新型工业化进程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结构有序演进模式[22-24]。
另外，我国学者还提出了城市经济空间是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从分散到集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适应过程，具有结构适应性有序变化的整体性特征[25-26]。城市内产业结构与空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集合体。同时，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是在多种约束下的有序变化，其结构的合理化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27]。并且，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合理程度由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相互适应过程的整体水平决定，在相对时间内，它表示一种静态结构，在较长时期内则表示一种动态的整体演化过程。
3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机制
31集中与分散机制
缪尔达尔（gmyrdal）对梯度发展的效应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累积因果论”，他认为梯度发展中同时起作用的有3种效应，即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和分散情况[28]。a·o赫希曼（aohirschman）在深入研究哥伦比亚等国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实践后，在所建立的不平衡工业化发展战略中，提出非平衡增长（unbalancedgrowth）战略，并将产业活动区分为社会间接资本（基础产业）和直接生产活动（直接加工业），建立了应从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出发，实施前向和后向联系，极化和扩散效应等重要概念，对制造业在工业化进程中作为领头产业的关联作用进了深入探讨[29]。还有f·佩鲁（fperroux）[30]等人都分别提出了增长极核或增长核、极化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回波效应等，它们都与场和空间的相互作用有关；特别是50年代f·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有着重要的空间观点，他认为增长极是指经济空间中起支配和推进作用的经济部门。增长极在经济空间中通过极化效应等形成对周围空间资源的吸纳，以保证其快速增长；通过扩散效应等向周围进行技术、投资的辐射，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当然由于吸纳和辐射的方向是相反的，二者的通量、强度、范围存在着差异，因此会出现经济在空间结构变化中的不平衡增长。约翰·弗里德曼[31]（johnfriedman）用核心——边缘的关系描述了要素市场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在一个区域内经济增长的中心只有一个，但是，在边缘地区中有希望成为下一轮增长中心的后选地点却有很多，他以动态的方式描述了经济增长中心的空间结构和演变过程。
32城市化引导机制
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32]。在涉及地理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忽略空间相关性必然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就区域城市化发展而言，此类空间效应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源于本地经济对非农业部门就业和产出需求的增加以及本地要素供给状况，而且还取决于区外经济对本地区的需求[33]；地区间的互补或竞争关系导致区间商品流通、要素流动以及技术扩散产生的“扩散——回波”效应对地区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由于相近的社会、经济、地理条件，某一地区制定的城市化发展目标往往会参照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政策也常常在地理上相邻的地区之间相互借鉴运用[34]。
33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扩张机制
我国学者认为，城市空间扩张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城市建设用地的高速扩张，我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动力源泉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的产物，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来自空间的支撑。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是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基本动力因素之一[35]尹来盛等认为，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增长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动力。人口的增加将强化城市居民对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需求，进而使城市用地不断向外扩张[36]。庞瑞秋等认为，交通是联系城市和地区的主要媒介，交通方式的变化、交通设施的建设对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城市空间易于形成沿交通干道扩张的方式，交通的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张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作用[37]。
4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
目前，城市经济学与空间经济相关联的理论发展反映在多个方面，包括城市分区与土地利用研究、考虑土地空间特性的城市发展模型、土地经济中的区位无效性问题[4]；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型以及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等问题等[5]。Charles·tilly主要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来探讨城市空间社会边界问题。他认为，城市空间社会边界是内部联系的人口、活动从集之间对比密度、转变或分隔的邻近区域。城市空间社会边界的改变由形成、转变、激活和压制的合成构成[38]。Cathorpe和Fulton以经济地理学为视角研究中认为，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是指城市实现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的分界线，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39]。还有学者从城市生态经济学视角研究认为[40]，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之间的一定界限，是承载城市经济空间的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环节，其适用边界的变化过程为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生态空间实现协同共生的过程。笔者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主体在能够运用自身资源及其特质性能力谋求城市经济发展的势力空间界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这里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一个经济社会系统概念。因而，就其本质而言，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边界应具能力与规模变动的双重属性。
一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由经济基本要素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变动边界。二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由社会网络、知识、区域意识、文化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变动边界。这两者间具有相互依赖性，通常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边界。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一个城市经济活动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装置，要实现发展的目的，既需要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还应该具备使这些要素有效实现投入——产出过程的能力。因此，对城市经济空间而言，能力边界最为重要。从本质上来说，城市经济空间是要素、资源与能力的载体[41]。城市的要素与资源一般是指资本、技术、土地等同质的可以实现一般递增与递减的经济规律；而后者是异质性的并难以模仿的，不完全满足边际收益递增和边际成本递减的经济规律。因此，城市经济空间所具有的规模变化边界和整体能力变化边界就构成了现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边界。
可以看出，相关学术界对城市经济空间特性及其形成，其发展过程也是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动态演化过程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阶段性、主要影响因子的影响过程与影响程度等方面还存有争议，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运动机理等方面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在我国，有关城市经济空间及其演化边界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已有部分研究涉及了该方面的研究内容[42-43]。刘兴正从范围经济的角度研究认为，一个城市经济空间由只有一种经济产业演变为多种经济产业时，其经济空间边界就得到了扩大；当城市经济空间收缩自己产业范围时，也就是缩小了它的经济空间边界[44]。我国学者的研究指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生态环境支撑，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产生制约和反馈作用。还有部分学者揭示城市经济空间在其经济结构低水平下的快速扩张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环境损害成本上升[45]。
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已经开展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研究中，已注意到演化边界对城市经济空间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46]。但目前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方式与速度的角度，内容主要侧重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的人文驱动机制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47]，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过程中的边界变动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48]。以时间为节点的城市空间扩张模型更多的反映的是现象和结果[49，7]，而对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变动规律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在理论建构的独创性方面还有所欠缺。
然而“低碳”时代的到来，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0]，生态型、环境友好型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必然选择[51]，也为城市经济空间研究提出了新的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但是，现行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理论以及发展实际，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发展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城市空间演化理论中的线性思维仍是主流，现实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其经济空间的非生态化演化现象严重，如“城市病”的出现和蔓延等，加之城市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造成环境物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低价甚至无价的状况，现有市场不能准确地反映环境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境成本[52]，也使得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定量研究更为困难，从而系统完整地考虑外界的变化，从整体的角度解析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机理。
参考文献
[1]李胜会.经济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D].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5.
[2]XHYuan，XiJi，HChen，BChen，GQChen.Urbandynamicsandmultiple-objectiveprogramming：acasestudyofBeijing[J].CommunicationsinnonlinearScienceandnumericalSimulation，2008，13：1998-2017.
[3]Sarahprout，RichardHowit.Frontierimaginingsandsubversiveindigenousspatialities[J].JournalofRuralStudies，2009，25：396-403.
[4]LXZhang，BChen，ZFYang，GQChen，mmJiang，parisonoftypicalmegacitiesinChinausingemergysynthesis[J].CommunnonlinearScinumerSimulat，2009，14：2827-2836.
[5]masahisaFujita，paulKrugman，antonyJVenables.theSpatialeconomy—Cities，Regionsandinternationaltrade[m].Beijing：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2007.
[6]郭俊华，蔡雯，杨畅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对策研究——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J].人文地理，2009，（6）：59-62.
[7]ZFCai，LXZhang，BZhang，ZmChen.emergybasedanalysisofBeijing–tianjin–tangshanregioninChina[J].CommunnonlinearScinumerSimulat，2009，14：4319-4331.
[8]王琦，陈才.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度分析[J].地理科学，2008，2（4）：145-149.
[9]冯邦彦，尹来盛.城市群区域治理结构的动态演变：以珠江三角洲为例[J].城市问题，2011，（7）：11-15.
[10]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rasilblackwell，inc，1991.
[11]msonis&Ghewings.fieldsofinfluenceandextendedinput-outputanalysis：atheordticalaccount.aldersbort.aveavebury，1991.
[12]XusonglingandpeterGould.thegradfieldofinput-outputmodelsandthenatureofcoeffcients.economicsystemsresearch，1991：367-371.
[13]kbgreene.theturbulent-fieldenvironmentofsociotechin-icalsystem：beyondmetaphor.behayioralscience，1990，35：49-58.
[14]郭晶.低碳目标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结构优化的协调[J].城市发展研究，2010，（7）：25-28.
[15]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20；王琦.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度分析.地理科学，2008，2（4）：145-149.
[16]靳美娟，张志斌.国内外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综述.热带地理，2006，2（5）：133-138；冯邦彦，尹来盛.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1，（4）：144-149.
[17]张京祥.西方城镇群体空间研究之评述[J].国外城市规划，1999，（1）：31-42.
[18]ChristopherKennedy，JohnCuddihy，Joshuaengel-Yan.theChangingmetabolismofCities[J].Journalofindustrialecology，2007，（2）：43-59.
[19]Smith.Da.andmtimberlake.Citiesinglobalmatrices：towardmapingtheworldsystemscity-system[m].inpLknoxandpJtaylor（eds）worldcitiesinaworld-syste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
[20]李东序.城市综合承载力理论与实证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8.10：39-40.
[21]张燕，徐建华.中国区域发展潜力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关系分析[J].资源科学，2009，（8）：1328-1334.
[22]匡文慧，张树文，张养贞，等.1900年以来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机理分析[J].地理学报，2005，5（9）：841-850.
[23]刘艳军，李诚固.长春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机制及调控路径[J].城市规划与设计，2008，（6）：52-60.
[24]延善玉坦，张平宇，马延吉，等.沈阳市工业空间重组及其动力机制[J].人文地理，2007，（3）：107-111.
[25]王琦.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生态成本研究综述.城市滨水区规划设计与可持续发展交流会，2008.10.
[26]wanGQi，GUoXiao-li.StudyontheControlmechanismofecologicalCostsbasedontheUrbaneconomicSpaceevolution.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engineeringandinformationmanagement（iCeim2011），2011.9.
[27]孙雁，刘志强，王秋兵，等.1910-2010年沈阳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变特征[J].地理科学进展，2012，（9）：1204-1211.
[28]Gmyrdal.economictheoryandunderdevelopedregions.duck-worth，1957.
[29]aohirschman.thestrategyofeconomicdevelopment.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58.
[30]fperroux.theconceptofgrowthpole[J].appliedeconomics，1955，（8）：307-320.
[31]JohnFriedman.RegionalDevelopmentpolicy，aCaseStudyofVenezuela.themit.press，1966.
[32]anSeLinL.Spatialeconometrics：methodsandmodels[m].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88.
[33]高琳.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县设区”：主动适应与被动调整[J].经济地理，2011，（4）：573-577.
[34]蒋伟.中国省域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J].经济地理，2009，（4）：613-617.
[35]王新涛.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动力系统分析[J].北方经济，2009，（6）：33-35.
[36]尹来盛，冯邦彦.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研究[J].经济地理，2012，（1）：63-70.
[37]庞瑞秋，白鸿蓉，刘艳军.长春市产业空间布局演化：轨迹、机制与调控[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12）：143-148.
[38]Charles·tilly.identities，Boundaries&Socialties（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138-141.
[39]CatHoRpe，FULton.Charterofthenewurbanism[J].time—SaverStandardforUrbanDesign，2001，（3）：10-11.
[40]Seong-HoonCho，olufemiaomitaomu，neelamCpoudyal，DavidBeastwood.theimpactofanUrbanGrowthBoundaryonLandDevelopmentinKnoxCounty[J].Journalofagriculturalandappliedeconomics，Dec，2007，39（3）：701.
[41]penroseet.thetheoryoftheFirm[m].oxfordUniversitypress，1959：15-18.
[42]张换兆，郝寿义.城市空间扩张与土地集约利用[J].经济地理，2008，（3）：419-424.
[43]杨振山，蔡建明，高晓路.利用探索式空间数据解析北京城市空间经济发展模式[J].地理学报，2009，（8）：945-955.
[44]刘兴政.城市边界——关于城市发展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J].现代城市研究，2007，（6）：60-65.
[45]张伊娜.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减载的经济学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6.
[46]张学勇，沈体艳，周小虎.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形成机制研究[J].规划师，2012，（3）：28-34.
[47]常学礼，陈雅琳，崔步礼.半干旱地区城市化进程对区域沙漠化的影响[J].干旱区地理，2007，30（3）：321-327.
[48]杨光梅，闵庆文.内蒙古城市化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J].干旱区地理，2007，30（1）：141-148.
[49]乔标，方创琳，黄金川.干早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规律性及其验证[J].生态学报，2006，26（7）：2183-2190.
[50]StephenBlanchetteJr..ahydrogeneconomyanditsimpactontheworldasweknowit[J].energypolicy，2008，36：522-530.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篇9
关键词：非线性动力学；混沌经济；非对称
一、引言
非线性数学模型在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中是普遍存在的，现实中便于分析的线性理论，实际上是在某一特定阶段或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近似，是人为地忽略掉一些量的复杂作用所造成的非线性因素的一种线性化处理。非线性科学在自然界所取得巨大成果也对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以往的线性分析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学科学严格的分析了。近代数学的模糊学、混沌学等非线性动力学已经被使用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二、非线性动力经济学
（1）非线性动力学。在动力学系统中，最吸引人的是其最终的状态，换句话说，即系统的行为最终是以什么地方作为归宿。另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动力系统的稳定性，这也直接关系到系统状态的最终归宿。各种干扰作用总是会不可避免的影响着系统的演变过程，尽管这些干扰因素是非常微弱的，比如初始条件或系统参数的微弱变化以及外部干扰，但都会影响到系统的运动状态，时期逐渐偏离既定的运行轨道。这些干扰作用是够会对系统造成长期的影响，是人们在实际问题别关心的。运动是够能在扰动的作用下保持稳定，标志着系统抵抗外部干扰的能力大小。当系统的拓扑结构由于参数的变化而出现分岔，甚至出现第二次、第三次的级联分岔现象时，就会导致混沌的出现。
（2）非线性经济动力学。20世纪60～70年代，自然科学领域的非线性动态现象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奠定了非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基础，正确的分析和解释了非线性动态现象。之后Benhabib和Day便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经济动态的分析中来。这也是试图破除经济均衡范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领域的非线性和非稳态问题。
由于线性动态方程自身的局限性，很难描绘出有意义的非线性动态现象，因此，非线性动态方程对于非线性动力学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了。非线性经济动态方程很好地描述了经济系统演化的非线性动态现象，这也是非线性经济动态分析卓越于均衡动态分析的地方。
三、混沌经济特征
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混沌经济和线性经济系统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先提出假设，然后利用数学工具进行规范的推演和实证检验来揭示隐藏在经济现象种的客观规律。但不同的是，混沌经济已经认识到经济系统有着非线性、非均衡、时间不可逆等特点。
（1）混沌经济中假设状态空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认为经济系统具有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供给需求不对称，经济周期波动不对称，信息、货币不对称，经济变量迭代出现时间滞后等。
（2）混沌经济中经济系统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其他个体、组织相互作用的。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认为，对个体行为的详细认识不会使我们清楚了解整体的演化状态；经济波动与经济系统非随机震荡、非均衡的内生机制相关。
（3）混沌经济的时间具有不可逆性。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具有积累效应，系统的动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呈现出绝不会有重复的性态。因此，“蝴蝶效应”是混沌经济的一个核心效果，即尽管初始条件只有微小的差异，但经过混沌经济系统的迅速放大，将会在长期演变中导致经济运动轨道的不可预测性。
四、混沌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与线性经济学理论相比，混沌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第一，线性经济学将经济系统的变动看作是由外生随机变量造成的，因此很难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而混沌理论的引入，则认为这种随机现象的出现，是有经济系统的内生因素引起的；并依靠混沌理论，成功的模拟了这些随机现象。第二，混沌理论认为，经济系统的变动是无规则和非周期性的，但这些非线性的现象却可以通过动态模型来描述。第三，对混沌系统的经济变化进行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但依据吸引子的运动趋势可以对其进行短期预测。
五、非线性经济动力学的应用前景
国外的非线性经济动力学已经应用到经济周期、货币、财政、股市、储蓄等几乎整个经济领域。中国学者在将这一学说引入国内后，也迅速影响了国内学者并衍生出很多的研究成果。自1987年陈平将混沌经济学研究引入中国后，1992年杨培才等人运用奇怪吸引子计算出了汇价变动的规律性及短期的可预测性。1993年，王军等人“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的混沌吸引子”，指出了一个维数为2.3的混沌吸引子，并论述了资本市场运动所受这个吸引子的影响等等。目前国内学者在前人的指导下，越来越热衷于从事混沌经济的研究工作。如庄新田在非线性经济学的方法指导下，讨论如何实现市场的均衡状态和流动性，并分析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及交易群体数量变动问题。王春峰、康莉等运用非线性经济学和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对我国通货紧缩现象的形成原因及未来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
今后应该在两个方面加强对混沌经济学的研究应用：要扩大非线性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并提高应用的有效性；深入研究如何建立经济系统的动力模型，从而提高对经济系统的控制和预测力度。混沌经济学的发展将会对经济学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并将会在未来引起深刻的数理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的变革，从而能够更深入的揭示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
六、结语
非线性动态关系广泛存在于经济系统内部，并且会引发非常复杂的经济演化过程：由线性的均衡态演化为多周期轨道态，甚至会导致混沌状态的出现。由于经济系统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初值很小的差异在经过系统的非线性反馈过程的放大之后，将会导致经济长期演化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尽管非线性经济动力系统十分复杂，但只要通过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认真分析其内部参量的相互作用，正确解释经济演化过程的规律，就能通过科学主动地调控参数，引导经济运动形态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冯端，冯少彤.朔源探幽熵的世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篇10
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结合起来，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与化解经济领域潜在风险结合起来，谋求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关于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
（一）经济结构的理论内涵
经济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及其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的总和。[1]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转变已经成为引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经济结构转变在何种程度上，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了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库兹涅茨曾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须从结构的角度去衡量。他根据对大量数据进行长期趋势分析和截面分析后指出，美国1948-1966年生产率的提高有10%是由资源的再分配引起的。但是，西方学者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西方经济学家从结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时，常将所有制结构因素抽象化，即把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视同为市场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样自然，而不予考虑。此外，西方学者完全忽视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生产发展水平相对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并不突出。然而对中国来说，所有制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然是两个无法忽略的因素，因此，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不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
对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葛新元在总结前人对经济增长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定量衡量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方法，并结合中国的数据计算了1952―1997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夏明通过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转轨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发现在1981―1997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
（二）经济结构转变的理论内涵
理论界对经济结构转变的基本解释是：一国的经济结构转变是随着人均收入变化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2]
根据经济结构转变的多国模型数据，结构转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初级产品的生产，在低收入水平上，制成品的有限需求不能使制造业成为总产出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
2．经济重心由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生产转移，一旦人均收入水平超过400美元，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高于初级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3．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制造业产品数量的极大增加使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社会分享了制造业生产的财富，从而使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部门。
二、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分析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与调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不断演变和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主要包括：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封闭型经济结构向开放型经济结构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向多元经济结构转变；企业组织结构由“政企合一”模式向现代公司制转变。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动因包括三个，分别是：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分工格局的变化。
（一）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过程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3]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诱致性经济制度变迁开始，随后以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为引导，两种经济模式共同发展、相互作用的过程。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非国有经济性质的市场主体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根本性质的区别，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是从自然经济直接过渡到商品经济，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除了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外，还经历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因此，与西方的市场化进程不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公有制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产业结构的变迁是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建国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经历了四次大调整：第一次是纠正严重失调的“农、轻、重”比例关系；第二次是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第三次是扭转产业结构“轻型化”倾向；第四次调整集中体现在“十五”计划时期，是基于经济“存量”的全局性战略调整。
（二）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经济结构演变从根本上讲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技术进步是经济结构演变的又一个主要动因。[4]技术进步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等方面。
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传统产业技术的改造和结构升级等方面。改革开放之初，加工业中比较先进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几乎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农业领域的许多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业机械等，在80年代初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直接和间接的技术引进对我国传统产业技术的改造和结构升级起到重要的作用。
技术进步还通过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首先，技术进步可以增加要素供给的数量，也可以提高要素的质量；其次，技术进步会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上减少要素投入，增加生产要素的相对供给量。技术进步大多是节约资本型或是节约劳动型，无论哪种类型的技术进步都会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社会在既定条件下的生产能力。
技术进步还会对市场结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5]首先，技术进步会带来同质产品与异质产品的差异，这是形成垄断的市场基础；其次，行业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活动(R&D)需要高级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巨额的物质资本投入，这会给许多企业造成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的进入障碍，同时也增大了技术研发的风险；最后，技术创新还会导致新的市场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的产生。
（三）分工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分工的变化会引起产业结构的转移，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的分工格局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是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基础，而且，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本身也包含着分工的变化。[6]
分工可以分为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国内分工在空间上的延伸。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由于生产链的不断延长和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国际间的劳动分工出现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处于较低分工层次上的劳动的差别逐渐缩小，生产要素的通用性增强，进入、退出壁垒的难度降低，因而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处于较高分工层次的劳动差别扩大，专业化知识和技能在高层次的劳动分工中十分重要，生产要素的专用性增强，进入、退出壁垒的难度增加，因此，高层次的分工成为发达国家控制国际分工格局的主要方式。
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际分工的主要力量。传统的以国家为界限的分工不断弱化，跨国公司经营的企业内国际分工、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分工等新的国际分工形式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因此，国际分工已经从国家层次向企业层次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进入同一分工体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国际产业转移对国内分工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7]在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大国模型”的特征，所以，中国的分工格局主要是由本身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收入分配政策、市场需求规模、经济体制、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的，经济结构变化与分工变化是共同进行、相互影响的过程。
三、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趋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表现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多个方面，而最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产业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取向偏重于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工业总量的提高，忽视了产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主要依靠高积累、高投资的支撑，由此造成了一系列产业结构问题：一是生产结构不合理；二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三是产业技术结构不合理。
2.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出现趋同化现象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方政府长期追求工业自成体系，造成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生产的现象十分严重，最终导致各地区之间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地区间的分工协作程度弱化。[8]尽管东、中、西部的资源和经济技术环境存在很大差别，但在工业产品结构中，相似程度却很高。据有关部门测算，东部与中部地区结构的相似率为93.5%。中部与西部的相似率更高，达到97.9%。
3.城镇化水平偏低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无论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还是从工业化进程的要求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都明显偏低。按照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分布三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达不到国际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的水平（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35%）。城镇化水平过低不仅影响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不利于扩大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需求。此外，还加大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1.调整产业政策，完善实施方式
对各个产业进行重新定位，制定和实施分类产业政策。[9]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国情的不断变化，我们应不断分析各个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调整各行业的发展战略，力求发挥优势，回避劣势，避免仿照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来被动地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
2.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根据中国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和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消费水平提高的新要求，中国政府将从多方面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3.加快高新技术发展
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必须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现有工业及产业结构，巩固和发展中国传统工业的比较优势，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因此在近期和中期，中国将集中优势力量发展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特别要发展具有潜在优势的高技术产业，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10]
4.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为尽快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状况，中国政府将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建立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今后随着经济发展，进一步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是必然的趋势。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发展小城镇将成为推进中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此外，要改革农村的户籍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行政管理机制。
5.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提高国内市场效率
逐步削弱直至取消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行政干预，打破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部门垄断现象，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提高政策的透明度。真正消除市场封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规则，促进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由于此项工作不仅牵涉到市场规则的改变，还影响到一些部门的利益，因此调整将是十分困难的。在近期内我们应该做的，主要是梳理现有各项政策，特别是对一些内部规定进行修改、删除、公布，推进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断改善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提高国内市场的效率。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逐步改变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为我国建立更为健全的产业体系提供了条件。[11]
本文对我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及趋势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国内及国际分工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演变的三大动力。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现状作了相关调整，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及我国经济中的新情况，我国的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将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最后，本文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发展趋势作出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经济结构未来发展趋势的讨论也是对我国如何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的讨论。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安东建.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构与未来方向思考[J].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检,2004.
[3]吴德进.产业集群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周小亮.论经济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中的对称与互补[J].经济评论,2001.
[5]刘世锦.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战略调整[J].宏观经济研究,2000.
[6]石奇.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现状与推进思路[J].经济评论,2001,(3).
[7]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8]雷钦礼.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9]赵彦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0]夏明.转轨以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