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困境；意识形态；方法论；理论知识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3-0100-02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资本论[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
[3]笛卡尔.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篇2
论文摘要：经济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本身就有符合人类目的的价值，而道德不是某种消极的、外在于人的规范。从根本上说，道德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的基本要求，有道德地活着才是人生意义的根本内容。在人的经济行为中，既要有“利”，还要合“义”。人的行为要合乎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法则才是正当可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会特别注重道德因素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人们考虑到道德因素的积极意义，他们的经济行为将会变得更合理、更持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会更有效用价值。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是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这个话题不只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也存在于古代社会中，可以说它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道德课题。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初期，有关经济和伦理的相关性议题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即所谓“义利之辨”。
一、义利观
（一）义利关系
义利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伦理范畴。“义”在广义上是对人们一切社会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它为规范和评价人们各种社会行为的是非善恶提供了道德标准。把这种广义的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与人们具体的利益关系相结合，形成对经济利益的获取与其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即义利关系。
在人们共同的社会中所形成的某种社会关系，必然会产生一种与个别人的个人利益相对并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以普遍利益形式表现出来的共同利益，它以观念形态的“神圣力量”决定着、制约着人们的取利行为，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来表述，这便是“以义制利”。在义利范畴中，“义”与“利”是一对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它们之所以相互矛盾和对立，是因为两者体现的是各自不同的利益；它们之所以有同一性，并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是因为两者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义利关系所体现的这种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目前与长远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一切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二）中国传统义利观
关于义利之辨的话题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先秦诸子百家，中经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以至近现代的各种道德学说。儒家认为第一要务就是辩义务，别理欲，主张先义后利。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强调仁义，不必谈利。荀子主张“隆礼贵义”，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王充则提出“礼义之行在谷足”（《论衡》）。西汉董仲舒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度制》）的观点，这些对宋明理学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程颢、程颐、朱熹等都持有这种观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义和利是相互排斥的。而墨家却主张义利合一，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法家则主张功利，反对空谈仁义。道家既不谈俗世的道德，也不讲世俗的利益，而是讲“绝仁弃利”。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这种“义利之辨”，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东方式的古典经济伦理，一种充满着中国古代道德智慧的经济伦理，其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资源非常丰富，值得我们好好的温习和利用。
二、经济生活中的道德意义
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不断超越的目的性追求，因而经济生活本身不仅是合乎人类目的的，而且它也在不断地实现和提升着人类自身的目的。从合乎人类生活需求和价值目的的这一根本性意义来看，经济生活本身是合乎道德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富兰克林说过，追求财富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也是人应尽的义务。马克斯·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奥秘在于工作伦理的建立。因为，资本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某种根本性的人力资本，特别是人的行为动力的支持，仅仅依靠资本和技术的变革是无法实现的[1]。韦伯还发现，新教伦理精神诸如：勤俭、接生、敬业等等，实际上成为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得以启动的一种精神动力。正是由于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当时的人们能够积攒资本，逐步形成强烈的追求更大财富的普遍社会心理和行为动机。同样，在谈到人类经济生活本身具有内在的道德目的的时候，也可以做类似的推理。就人类道德生活目的本身来说，并不排除也不应该排除人们的正当的经济利益。正当的经济利益追求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道德权利，因而是合乎道德且应当也是道德所提倡的价值行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道德是引导人们寻求幸福生活的实践智慧或学问，是让人们过得更加幸福的生活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追求正当的经济利益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的价值基础。过去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道德学家们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一开始就站在与经济学相对立的立场上来谈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伦理学家不理解现代经济科学，甚至不理解经济生活本身。他们把道德看成是超越于经济生活之上的某种更高的价值层次，殊不知道德本身实际就体现在人类正当的经济生活之中，而不是悬空无着的精神幻觉。
三、经济伦理的现实意义
（一）何为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是一个组合名词。它是由“经济”和“伦理”两个词组成。“经济伦理”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概念出现迄今不过30年，最早是由德国人开始这方面的研究[2]。与经济学相比经济伦理大约是在20世纪后期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在现代社会状况开始受到日益严重的理论与实践的挑战时，逐渐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交叉地带脱颖而出的。经济伦理的研究不是一般地面对现代经济生活和现代经济学的各种问题评头品足。经济伦理研究不是也不能是现代经济问题的简单裁判，它必须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中间，能够成为人们对现代经济生活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所以，它要为人类及其经济生活、经济行为达到一种既具有道德伦理的正当性，又具有合乎经济理性的有效性的理想状态，提供它独特的伦理价值分析和解释。经济伦理实际上就是在参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实践中，成为其合理有效运行的内在价值力量。
（二）经济伦理存在的重要性
在短短的20多年里，从伦理学者到经济学者都在关注经济伦理，且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能产生这么大的理论魅力，足以显示经济伦理的重要价值了。经济伦理之所以突显其重要性，大体有以下三个因素：第一，社会现实的生活，特别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使得经济伦理成为了一种时代性的普遍课题。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谈到，资本主义创造了比以往所有时代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财富。但他在惊叹以资本主义为先锋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巨大威力的同时，也发现了现代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重大道德问题。诸如：自利最大化行为动机引发的利己主义，社会不平等状况下的价值剥削（“劳动价值说”“剩余价值论”）；商品经济对人际伦理关系的冲击和侵蚀（人际关系的冷酷性）等等。
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经济问题凸显。经济生活的问题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性问题。所以经济问题也引发了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由于社会分配过度不公所引起的社会不安。如果一个社会的贫富差别过大，那么这个社会的公正与秩序就是可疑的。由此，民众的普遍心理及其对社会环境的反应，包括对政府，乃至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态度就会是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经济问题当做纯粹的经济学问题来看，它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广，很复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经济伦理的概念就显得更为重要。经济作为一种价值，具有工具和手段的意义，它要服从更高的目的性价值。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伦理学揭示了人生的终极目的：人应该如何活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的经济问题最终都必定导出或演化成一个更深刻、更复杂的价值问题。
第二，现代经济生活所产生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知识处理范畴，经济学本身无法独立处理这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厉以宁教授提出所谓“三次分配”的理论。首先是市场分配；其次是政府调节（通过制度的安排来减弱贫富之间的差异）；最后是道德分配。诸如：鼓励社会慈善事业，就像希望工程一类的措施[3]。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道德分配，这些都不是经济学所能单独做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的方式恰恰是一种非经济理性的方式，所以有的经济学者说“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常常受到伦理学的批评。
第三，从价值角度看，经济问题本身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意义，因此，它的解决归根到底要诉求于伦理的价值解释。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价值解释。作为以“人应该怎样生活”为目的的伦理学，它所研究的价值主题，始终就有人生根本目的的意味，经济问题最终也必然会演化为经济的伦理问题。
四、结语
在中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仅要有“利”，而且要合“义”。人的行为要合乎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法则才是正当可行的。只有考虑到道德因素的经济意义，人们的经济行为才会变得更合理更持久。在市场经济中，只有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用正确积极的道德伦理指导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才能使经济正常、有序、健康、快速的发展。
然而，经济生活只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不是全部。环境问题也是经济伦理研究要考虑到的。因为自然生态环境本身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构成了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参数。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大部分是由于我们人类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经济的手段，但仅仅靠经济的方式或手段是不够的。由此经济伦理就成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须建立的一种有效方式。这也是经济伦理的一个新的维度。经济行为的环境代价问题一方面涉及经济本身的费用与成本，同时也涉及到经济生活所涉及的社会成本和社会费用。环境代价最终表现为社会的代价，因此这个问题也有待于我们的关注和解决。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
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主义义利观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其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来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正确的经济伦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的作用，能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障。然而，我国目前的道德教育中，经济伦理教育仍然是相当欠缺，甚至是被忽视的，这直接导致我国道德教育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此，经济伦理教育已成为当前重要的时代课题。高校作为培养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重要阵地，在经济伦理教育中理应发挥先锋作用，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教育，其意义非常深远。
1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也是德性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除了用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也对市场主体的伦理道德有基本的要求。经济伦理可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而它的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人们了解、接受市场经济伦理原则、规范的基础之上。所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有其必要性及紧迫性。高校作为“准”市场经济主体的培养基地，更应重视并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在新形势下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将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1．1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性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目的，无疑是获取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主体的利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交换必须遵循等价、自愿的原则。这两条原则使得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考虑满换另一方的需要，把自利性与互利性、趋利性和服务性结合起来。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一方面依赖于经济制度伦理，另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个体伦理，即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约束和道德激励。这说明经济伦理与经济道德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学生作为“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能否具有“效益”和“道德”统一的健全市场主体意识，能否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对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作用不可小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指出：“要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结合实际，笔者认为深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可培养学生勤俭、公平、平等、守信等传统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可培养大学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
1．2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存在某种程度的缺失
在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变革时期，多元化的思想道德观念对社会主导价值系统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面对着道德困惑。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公平竞争、效率优先原则。作为反映人们经济生活、政治活动规律的经济伦理在充分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凡是基于公平原则、等价交换的获利行为都有其道德合理性。[2]如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只要不违反市场交易原则，也是经济伦理所肯定的。
而社会领域的道德伦理则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显然这在经济伦理中得不到认同。这说明，同样的事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伦理要求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目前高校并没有针对这两种适用领域不同的伦理原则的价值矛盾进行教育，接受的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的教育。这导致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道德行为显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倾向。
如现今大学生中的诚信意识缺失、责任意识淡薄、泛“功利化”倾向突显等现象，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2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近年来，经济伦理教育是学术界研讨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但至今仍未完成其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此同时，如何把理论研究的成果纳入道德教育，尤其是作为道德教育主渠道的高校道德教育中，实际的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市场道德规范进行提炼和概括，形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内容，并通过对高校这一重要阵地进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以下原则。
2．1坚持奉献伦理教育与功利伦理教育相结合
确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在我国当代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地位，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性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的。[3]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注重物质财富，肯定正当利益。即肯定以效益为追求目标，以勤俭为活动核心，以自尊为心理基础，以竞争为实现手段，以互利为社会前提，以法律为行为基准的基本伦理规范。
但应认识到，肯定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个人利益因素，并不等同于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明确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地位——经济生活中道德建设的起点。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基本格局是功利伦理和奉献伦理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社会主义奉献伦理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全面实现社会进步为追求目标的伦理规范，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经济伦理反映和调整的是人们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要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因此在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必须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与目的的集体主义、奉献利他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奉献伦理相结合，引导学生超越功利伦理的局限，升华为注重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伦理精神。
2．2坚持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
经济伦理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人类存在方式的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系统审视。它关注的是人类如何不以自身异化为代价发展经济并在经济过程中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l]这要求在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绝不可松懈。发挥“主渠道”德育课堂的教育作用，传授相关道德理论知识，通过座谈会、交流会等方式传授给学生。但是，道德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特点，传授道德知识是其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行为中实践，如何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将外化的道德教育内化为其行为本身，真正以合乎市场经济、社会伦理的道德标准在学习、生活中运用于实践。因此，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以理论教育为主导，兼顾行为教育。
通过开展创业实践、家教等行为活动，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以理论指导实践，进一步从实践中升华体现理论的价值。
2．3坚持有意识教育与无意识教育相结合
一个人的思想觉悟不是白发产生的，而是必须有一个从外面系统灌输进去的过程。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深人人心，很大程度上要靠有意识教育，靠坚定不移地进行灌输，即第一课堂“主渠道”教学。但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依赖于有意识教育，又离不开无意识教育。无意识教育即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内容和方案，自觉地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他们在满足美的需求和兴趣爱好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受到教育。[4]它把教育的意识、目的渗透到与之相关的活动或环境中，可增强伦理教育的渗透性和感染力。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如何规范自我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及明确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与市场经济及社会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坚持有意识的“主渠道”教育与无意识的氛围影响相结合，以期达到最佳的教育目的。
3新形势下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有效途径
高校学生的经济伦理教育应结合高校实际，在教书育人中重点引导学生对经济生活的目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效率的道德论证、分配正义、交易伦理、消费伦理、生态伦理等问题作些深入全面的探讨与学习，以启迪大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觉悟。
笔者认为，应以“以人为本，合力育人”为教育指导原则，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符合新时期学生的教育方法，通过搞活“四个课堂”、优化“四个环境”、整合“四种媒体”、实行“四级推进”，努力构建“大教育”格局，不断提高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及效果。
3．1延伸教育时空，搞活“四个课堂”即主课堂、第二课堂、家庭课堂、社会课堂
经济伦理同整个社会发生着经济学和社会伦理角度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将课堂带到社会、家庭、校园文化活动中去。主课堂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基本形式，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灌输中始终发挥着主阵地作用。课堂教育应以开放、互动的教育模式，进行经济制度伦理与经济个体伦理的教育，通过讨论、辩论等形式提升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举办大学生创业活动、知识竞赛、演讲赛等活动，丰富学生业余生活，陶冶情操，提高觉悟。构建“学校一家庭一社区”三位一体的模式，将经济伦理教育延伸至家庭、社区，寓教育于生活，增强教育的渗透力与感染力。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参观先进企业、人文景观等“社会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3．2营造教育氛围。优化“四个环境”即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
在当前社会处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社会舆论和高校都赞成大学生适当地参与一些不影响学业为前提的经济活动，如家教、推销、勤工助学等。既锻炼他们的能力，也对他们健全的人格形成极有益处。然而，目前高校当中出现了一些大学生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去参加非法传销组织等行为，甚至贪图享乐、难耐清贫等思想在某些大学生中颇有市场等消极现象。这说明，优化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显得尤为重要，营造严谨求实、勤奋求知、民主开放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的经济行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经济环境。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法律性，营造民主、法治、和谐的政治环境。建立健全的文化活动机制，使活动经常化、制度化。活动方式上，开展主体文化、节目文化、广场文化、共建文化、课余与假目休闲文化等鲜明的校园文化活动，并使之延伸到校园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
3．3丰富教育手段，整合“四种媒体”即报纸、广告、电视、网络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也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报纸、广告、电视、网络是当前主要的信息载体。其提供的信息对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发展方向具有牵引作用。大众传媒直接面向大学生，传播信息直接迅速，在大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学校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渠道。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具有形象性、隐藏性、权威性等特点。重视大众传媒作用，把其提供的信息变为舆论导向，会对学生的言行起到“软约束”作用。发挥大众传媒在教育中的牵引作用，是让学生及时了解党的现行政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面貌。应及时组织学生收听、收看《经济道德》、《道德与观察》、《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栏目，引导学生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正确认识与评价。
3．4适应成长规律，实行“四级递进”
根据青年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成长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心理状况，搞好分级递进教育。第一年主要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义利观问题，归根结底是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它是经济伦理的核心。由于义利关系贯穿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一些具体的经济伦理问题，因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经济伦理问题。因此必须首先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
反对“唯利无义”的思想观念。第二年主要抓好立身做人的导向教育。是否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做人的准则直接影响到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效果。通过思想品德教育、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等系列教育，引导学生懂得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走好人生之路。
第三年主要抓好职业道德的定位教育。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职业道德教育理应成为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一步。第四年主要抓好奉献社会的爱心教育。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效率优先，而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在新形势下，在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同时，更应强调奉献，通过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专业、爱岗位”的“四爱”教育，激发学生的奉献精神。
经济伦理教育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新形势下，高校大力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郑美琴．论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J]．经济评论，2001(6)．
[2]王淑芹．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经济统一的条件性[J]．道德与文明，2000(3)．
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篇4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
一、前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其中最具创新性的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这一崭新理论的确立,使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得以明确,各项重大改革措施得以有序和顺理成章地推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党中央各届领导集体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理论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它引起的观念革命对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我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探索着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正处于完善这一新体制的进程中。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存在、发展了几百年。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西方市场经济，就市场经济这一范畴讲有可以相通之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道上，披荆斩棘，积极探索,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正如中共中央在1993年文件中所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要制度创新，也要理论创新。
二、改革开放至今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历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艰苦探索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精神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演变、不断突破和深化发展的认识过程，对其探索进程的梳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基础。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始者，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者，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突破了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讲话时指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总体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二）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体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1992年3月9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指导意义，并在此基础之上，详细探讨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两种手段。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胜利》的报告。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了具体的新规划。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报告。会议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价值内涵。
（三）新阶段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探索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最大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涵，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决定》高屋建瓴地指出：“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总书记在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对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方面做出了细则性的规划。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的地位和意义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伟大探索和创新，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理论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实现了对原有经济运行理论、经济运行方式的根本突破，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却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极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市场还是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新观点。这些新思想和新观点彻底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姓“社”姓“资”标志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基础，指导其又好又快发展的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充满生机和活力，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道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思想上清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障碍，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实现了重大的突破。邓小平曾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我国经济进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依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的精辟论断，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且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设了一整套相互配合的制度和体系，可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为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保证。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铺就了坚固的基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就目前而言可以归结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展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从根本上规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为实现现代化铺就坚固的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断奋斗的过程。
（三）观念革命对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思想观念问题是其最初遇到的阻碍和困难。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传统思维方式和单一的分析方法，运用多种方法交叉整合确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引起了一场观念上的变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发展，其引起的观念革命对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社会意识的原理，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尤其是思维方式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不断要求引导人们打破落后保守的思维方式的桎梏，不断促进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树立与时展相一致的新意识、新观念。不仅如此，党还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进了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引导企业树立市场经济意识、经济效益意识、竞争意识。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化了个体的主体意识，塑造了创新型人格。上述思维方式的积极成果，有力地推动着现代中国现代思维方式的创新与变革。
（四）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它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不争事实充分说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既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基本制度，又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本质区别，也是对以往社会主义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很强的独创性和新颖性，在世界范围内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创了一条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新路，从本质上体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为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解如何坚持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局限，将计划与市场、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等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显示出广泛的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1]袁恩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6）
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篇5
要界定经济法的价值目标，首先要界定经济法的价值。但就价值这一语词而言，在不同的范式逻辑下，其内涵有所不同。因此，笔者将从选取一个合理、恰当的范式入手，定义经济法的价值，并以此作为探讨的基础，直接深入整体法体系内涵，讨论作为一般法的价值是如何在经济法中得以体现的，然后厘清价值、价值取向与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价值目标是基于一般法价值的逻辑基础而产生的，但又是对其的整合与优选。
一、价值界定的范式选择
科学理论不是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个别命题的集合，而是由许多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命题和原理组成的系统整体。库恩将这一系统整体称作范式。范式(aradigm)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在库恩看来，学科的成熟发展是以范式的建立作为起点从而进入常规的科学阶段的。]作为概念起点，价值的定义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下具备不同的含义，即范式的选择决定了对价值的定义。
学界对价值内涵的界定大体有三种观点，即属性说、兴趣说和关系说。属性说认为价值归根到底是有价值者自身的存在和属性。]价值是物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属性，即物对人和社会的有用性，是指对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内，价值往往被定义为客观的物对于主体的有用性。兴趣说认为价值依存于人的兴趣，价值的产生取决于价值主体，即人。世纪美国新实在论运动领袖、价值兴趣学说创始人培里，在其伦理著作《一般价值论》中提出：切价值的最初根源和不变特征是兴趣。”显然，兴趣说把价值作为一种主观意志的体现，但由于每个人的主观偏好、兴趣指向不同，价值界定与标准缺乏一致性。关系说认为价值是任何客体的存在、属性、作用等对于主体的意义。]关系说认为价值是主客体的统一，强调价值是客体的属性与主体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理解和界定价值应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有的学者在解释价值时，认为价值是一个表征关系的范畴，反映的是人与物的关系，揭示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介值是一个表征意义的范畴，是用以表示事物所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
上述三种观点都存在片面性。属性说强调价值的客观性，即事物自身的存在与属性，却忽视了价值主体的作用。兴趣说强调价值主体的作用，却忽视了客体对人的影响。而关系说则认为价值是一种关系，即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虽然关系说从结合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价值，但在理论上仍存在明显不足。在谈论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勾连关系时，应当明确特定关系是价值产生的背景，但不能将二者等同。关系说对价值解释的失败，就在于把价值产生的语义背景当作价值本身。这三种学说的意义在于，指明了价值界定中应注意客体作用的客观存在、主体的自觉意识以及两者的勾连关系。
价值可以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关系背景下事物的存在、性状、属性、作用等。借用张恒山教授的范式，可以将价值定义为与主体需要、欲求具有相洽互适性的，从而受到主体重视的事物的存在、性状、属性或作用。首先，必须注重价值的客观性，即事物的存在、性状、属性、作用。其次，价值的主观属性是界定价值的关键所在，价值具有强烈的主观意志。最后，价值的存在来自于人对事物的判断、需要与认识。
经济法价值研究不能离开对价值的构成要素的思考，价值的这一核心内容对经济法价值研究的启示在于：经济法价值研究必须对经济法的价值主体以及主体需求进行考察，思考经济法的主体范围和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即主体对经济法有何需求和经济法可以增进何种价值;必须解决价值要素中的主体需求与客体功能的统一问题。价值的主体需求与客体功能并不是当然对应的，有时会出现错位甚至缺位，当主体需求与客体功能错位时，主体需求落空;当主体需求与客体功能缺位时，则需要客体功能补位。(〜由此可知，经济法对价值的定义与经济学不同。®结合本文论证的需要，在此只将价值确定为正向的，即亚里士多德表达的“善’’(Good)的面向。
二、法律价值的含义
法的价值要以一般价值含义的确定为前提，同时，法的价值的具体子项的含义，又要以法的价值的—般含义的确定为前提。在讨论法的价值时，必须首先说明其所讨论的价值所依据的一般价值的含义、法价值的主体范围、法价值的载体背景。如果不对法的价值作一个范围限定和意义限定，研究者实际上就不可能就法的价值进行对话，读者也不可能理解各种法的价值的含义。有鉴于此，与价值的范式定义的多样性不同，法学界对法的价值的定义呈现出相对一致性的态势。中国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认为，法的价值存在三种层次的定义方式：法的目的价值、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及法的形式价值。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制度化的对象)对个人、群体、社会或国家的需要的积极意义和一定程度的满足。]也有学者认为，所谓法的价值应当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希望法所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性状和属性。尽管定义略有不同，但是在整体法内在体系里面，都是将自由、秩序、安全、效率、公平、正义等普适理念作为法的价值，只是不同学说对待普适概念的组成、排列有所不同而已。
三、经济法的价值内涵和学理分析
根据对法的价值的定义，按价值——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价值这样一个逻辑思维顺序，可以得出经济法价值的定义：经济法的价值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需要、欲求而认为、希望经济法所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性状、属性。这种界定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第一，主体上的限制。在给经济法价值下定义时，其主体不是个人、团体、阶级、国家等，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着重强调经济法价值主体的普遍性和整体性，以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最基本的需求、欲望作为出发点，意指经济法的最基本的性质、属性、作用等对全体社会成员最基本的需求、欲望的满足。
第二，对经济法价值载体背景的限制。以未来的、待定的或待改的经济法为载体背景，以主体的兴趣、需求或欲望为内容，或者以与这些内容相对应的未来法、待定法、待改法的性状、属性、作用的价值。这实际上是以主体的兴趣、需求或欲望为出发点，确定待定法、待改法的理想状态，不是从既存的经济法中寻求与主体的需求、欲望相洽互适的性状、属性、作用，而是首先确定某种特定主体的需求、欲望，进而要求待定法、待改法应具有的与特定主体的需求、欲望相洽互适的属性、作用。在此基础上，该特定主体通过自己的实践，努力使未来法、待定法、待改法具有自己所想要它具有的属性、作用。这种价值研究的起点是主观的，即通过主观努力，其结果却是客观的。这种研究是导向性的，其目的主要在于引导实践，从这种角度研究经济法的价值，体现了经济法的理念、精神和灵魂，是经济法的理论追求，并对实践中的法治建设起着统领作用，我们称之为经济法应有的价值或价值目标。而以既存的经济法为载体背景的经济法的价值，则为经济法的实有价值或实在价值，它与法的作用很难严格区分。笔者认为，对法律实践最为重要的是，以未来的、待定的、待改的经济法为载体背景，讨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
第三，经济法的价值应该是理性的。主体对经济法的性状、属性、作用的需求、欲望，产生于社会经济关系之中，是对客观社会经济关系需求的反映。
第四，经济法价值名目的原初性和含义的独特性。经济法价值名目的原初性是指我们对经济法价值的探讨，不是对经济法所有的价值进行探讨，而是对与全体社会成员最基本的需求、欲望相洽互适的经济法的最基本的性状、属性、作用进行探讨。否则，就会被淹没在无边无际的价值名目的大海之中。经济法价值含义的独特性是指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同其他法律部门特别是民法、行政法相比，能够体现经济法质的规定性。
四、经济法的价值体系
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经济法与主体需要、欲求应当存在一定的互适性，由互适性引申出的价值应具有多元性。首先，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经济法属性并非单一，在同一层面呈现出的属性对制度主体的满足应有多种面向。其次，更进一步而言，经济法的属性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时期展现的属性不是唯一的。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经济活力不足，公民参与经济生活的意愿不足。此时，经济法的价值就在于恢复被压制的经济意愿，激发公民参与经济、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到了如今房价虚高、呈现出“市场失灵”的状态时，经济法的价值则应相应地调整为控制哄抬房价，控制流动资本的过度进入，进而实现市场秩序的平稳和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可见，作为整体的经济法价值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因此，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体系既要符合整体法秩序的价值体系，展现出多元性的自由、秩序、效率、正义体系，同时也要具备自身的内在逻辑。因此，本文定义经济法的价值元素为秩序、自由、效率、正义。由于经济法调整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价值元素必然具有强烈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即经济法的价值元素比法的价值元素在面向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经济秩序运行上有更为密切的对接意义——这是由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及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秩序。“法对经济秩序的维护，即体现为使经济活动摆脱随机任意性而获得稳定性及连续性。”庞德认为，秩序的标志是在人的“合作本能”与“利己本能”之间建立并保持均衡的状态，而要维持这种秩序，则必须以“社会化的法律”取代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自由的法律。—般认为，经济法主张“社会本位秩序观”，突出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要求在公权力的保障下，依靠法定授权的国家强制力，通过处理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建立起制度均衡的社会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例如，竞争法需要对纷繁复杂的市场信息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与指导。一方面，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控制不正当竞争过程，防止过度竞争，以实现竞争秩序的有序运行;另一方面，通过《反垄断法》打击垄断行为，防止竞争不足给消费者福利带来的损害。再如金融法，既要超越意思自治的基本限制，为金融组织的建构提供一整套“组织模版”，并施加若干设立的强制性要求，还要对其进行行为规制，防止其行为的外部性冲击整体秩序。
自由。一切法律都以约束人作为开始，又都以推进人的自由和社会自治作为归宿之一。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源自于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宰的期望。孟德斯鸠从积极自由出发对自由做了一个经典的定义，自由即为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而消极自由的代表性人物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将自由定义为一种人的状态，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个人或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在经济领域，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激发市场活力的源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上至下的指令、计划、决定的政府拥有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认为能够知悉所有的信息，进行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调配，结果造成公民参与经济生活的自由被压制，追求财富与行动的动力与自由被泯灭，使经济运行无法维持。®自由竞争提高了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激发人们主动改进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因此，自由是竞争的前提，竞争是自由的保障。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限制经济自由的法，民法是保障经济自由的法。]这种观点明显忽视了微观自由需要整体自由的保障意义。民法通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来实现微观经济自由，强调个体独立与自由，市场主体“能根据市场的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做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得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可能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利益。然而，民法的困境在于其可能缺乏优良的宏观环境，进而导致民法所追求的微观经济自由难以实现。如在意思自治掩盖下，供求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因素，造成消费者无法根据完备信息做出决策，使意思自治受到冲击，失却真正意思自治的表达能力。相反，经济法以保障与促进经济自由为指向，通过对整体经济秩序的调控来实现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正如哈特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为—个居民阶层提供了利益，却剥夺了其他居民阶层的利益。]为了营造有序的经济自由，有时需要以少数人微观层面的自由为代价来换取整个社会整体的自由，“以牺牲少数人的自由去争取大多数人乃至社会整体的自由，这可以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制度中体现出来。谁都明白，真正的自由是相对的，没有不自由，就没有自由，干预与自治、规制与自由在经济法中得到了有效统一。”
效率。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效率的提高。现代经济法除了强调总量的提升，还要重视增量的提升。在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价值居于较为重要的位阶，是法律从整体上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价值标准。效率作为一种法律价值体系进入法学领域，始于世纪六七十年代法经济学的兴起。
法律作为配置社会资源最为重要的工具，其评价标准应以效率为目标，即利益最大化。经济法不仅维护个人的利益，也维护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利益：通过限制少数人的个体自由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其中包括两种方式，一是限制个人自由，使社会大部分自由得以实现，使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对于少数人得以提升，即实现效率。最好的例子就是通过强制经营者对产品进行信息披露，使不特定的消费者可以获悉产品真实情况，以减少对产品信息的搜索成本，使交易曲线变得平滑。二是限制个人自由的同时，通过其他的补偿机制弥补受损者在利益上的损失，例如，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个人自由受限的补偿，受损者的效率同样可以部分实现。这种限制微观个体自由，以求达到调控宏观社会整体经济格局良性运行的管理方式，也成为国家实现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正如史际春教授所说，“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经济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
正义。正义是人类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是最古老而又持久的法律价值之一。历史上，人们或者从信念、直觉、先验判断、人类本性中寻找正义的根据，或者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正义的功利基础，或者通过虚拟“原初状态”或“理想的对话情境”来建构正义原则，或者直接依据实在法律确定正义的客观标准。](〜)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功利主义把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社会制度安排的正义标准，认为只要能够对整体功利带来积极有利的效果，可以损害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或者使某些人的生存状况变得更差。这种正义论的重物轻人倾向为帕累托原则(aretorincile)②所反对，帕累托原则要求福利的增加以人不受损失为前提。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或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一些人享受更大利益而是正当的，也拒不承认多数人享受的大利益能够绰绰有余地补偿少数人迫不得已的损失。公平与正义是两个相近的概念，追求公平的旨趣与正义也较为接近。然而，公平的着眼点在形式正义的层面;而正义的内涵比公平丰富，不仅包括形式正义，还包括实质正义。民法与经济法的正义观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民法所倡导的正义，着眼于平等经济个体之间的正义，认为给予平等的经济主体平等的权利与机会，即为正义，实际上，此为形式正义，忽略了实质正义的内容。民法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建立社会正义体系，经济法则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追求实质正义，追求结果正义，谋求的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经济法以经济个体之间在能力与财产方面的差异为基础，即以不平等为起点，建立正义体系，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存在的稟赋、财富、地区、偏好的差异，造成个人在经济上不可能完全平等。这种认识的逻辑结果就是关注结果正义。如某个个体经济行为在微观上看来造成负面影响，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溢出，在宏观上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严重损害。那么，该个体经济行为在经济法的语境下，就违背了正义的原则。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通过各种具体的法律制度“熨平”差异，实现实质正义。
五、经济法价值、经济法价值目标与经济法价值取向的比较
经济法价值、经济法价值目标与经济法价值取向同属价值范畴内容，在实际理论研究中，有的学者对三者不加区分，甚至将其混为一谈。语词资源本身具有可识别性，不同名词的使用应当具有不同意义。因此，有必要在此厘清三者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三者的区别。笔者认为，经济法价值、经济法价值目标与经济法价值取向，处于价值体系中的不同层次，其中经济法价值是基础概念，价值取向是价值目标的上位概念，价值目标是价值取向的下位概念。
秩序、自由、效率、正义等价值有序排列，组成经济法价值体系。因此，经济法价值是价值体系中最基础的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秩序、自由、效率与正义之间会发生冲突。要处理这些冲突，必须根据当时的经济态势进行取舍，这就是经济法价值取向存在的必要性。价值取向是指作为抽象概念的法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选取最能体现社会人某种需要的性状、属性、作用等的过程。价值取向是在法的秩序、自由、效率、正义等价值基础上形成的，并包含。
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篇6
关键字： 经济法律行为 市场主体行为 实质公平 政府经济行为
法律行为作为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经常的事实，受到了法理学及其他各部门法学的普遍重视。然而，在进去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律行为的研究不够，诸多经济法论著中几乎没有经济法律行为研究的内容。这种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且与现代法学向行为重心发展的方向相左。本文试图探索一种从经济法律行为入手来解释经济法律现象的新方法，以拓展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领域。
一、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意义
法律行为是指“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活动。它是在社会生活中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经常的事实。”[1]关于法律行为的研究起始于民商法学。
由于法律行为被认为是连结主体制度与其他制度的纽带，是“主体和权利之间的桥梁、媒介”[2]，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转化的路径，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因而被作为法学的指导性概念，受到了法学理论的普遍重视并成为了各部门法学共同关心的一个基本论题，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法理学等学科在这一领域均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不同以及价值目标的不同，它们研究法律行为的重点、角度和具体目的都是各不相同的。在民商法学中，研究的重点是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将其看作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实现民法基本精神的前提“[3]民商法学研究民事法律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清行为的法律效果，分清有效行为、无效行为、可撤销的行为和侵权、违约行为。刑法学上主要是研究犯罪行为，将其看作”不仅是连接犯罪构成诸要件的纽带，而且是刑事责任理论赖以建立的支柱“，并形成了”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的格言；[4]刑法学研究犯罪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在行政法学中，则将行政行为和相对人的法律行为看是一对最基本的概念，其研究行政法律行为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依法行政问题。[5]，法理学作为对一般法律现象进行理论概括的学科，则在总结部门法学关于法律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将其上升为一般理论，其研究法律行为的目的在于归纳法律行为的性质、特征，各种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律及基本模式，为有效地对人们的行为实行法律调整提供必要的理论；为各部门研究具体法律领域的行为提供一般原理。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重要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学是否需要研究法律行为？其研究的重点是什么？研究的目的又是什么？
关于经济法学是否需要研究法律行为的问题，答案是肯定无疑的。
（一）经济法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的规范体系，其调整对象实质上是人们的行为。
按一般法学理论，法律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经济法也不例外。而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它依赖于人们的交互行为而产生，又由于行为的作用而充满生机与活力。因此，法律只有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才能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法律作为为人而设计的规范，其直接目的在于影响人的行为或行为倾向，使人们的行为达到法律规则和原则所设计、所表达的行为模式，进而实现它的价值目标。
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干预经济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调整对象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特定的社会关系。经济法规范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和行为模式，亦为市场的基本主体而设计，它必须通过对各主体经济行为的规制而实现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协调经济与社会良性运行的目标。
既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实质上是人们的经济行为，那么，要有效地发挥经济法对经济行为的调整机能，实现对经济行为的法律规范，当然首先要深入研究经济行为。
（二）经济法律制度是模式化的行为体系，而法律行为体系是动态的法律现实。
经济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是经济法律制度，而经济法律制度则是由权利和义务组成的规范体系，因此，经济法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要素仍然是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所谓经济权利，不过是主体可以主动地做出一定经济行为，或者要求权利相对人做或不做一定经济行为；经济义务则是主体应当、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作出一定行为。在此意义上，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就是行为，由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组成的经济法律制度实际上是模式化的行为体系。法定的权利义务向行为体系的转化，即通过人们有意识的活动形成具体的权利义务，法律才能成为社会生活事实。法律系统并非仅指规则及其结构。“在任何法律系统中，决定性的因素是行为，即人们实际上做些什么。如果没有人们的行为，规则不过是一堆词句，结构也不过是被遗忘的缺乏生命的空架子。”“‘因此，无论是要研究经济法律制度，还是全面深刻地理解经济法律现象，都必须深入地研究构成经济法律现实的经济法律行为。
（三）经济法所体现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和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必须借助于经济法律主体的经济法律行为才能实现。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和协调全社会经济利益目标的体现，作为法律文件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不过是立法者主观设定的国家意志和目标，这种意志和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代表国家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经济行为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活动。离开了经济行为，经济法律的国家意志和价值目标都只是一纸空文。
经济法所体现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和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经济法律秩序的建立，经济法律秩序作为存在于法律社会中的人、机构、关系、原则和规则的总体，是以由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构成的经济法律关系为核心的。而经济法律关系也主要是通过法律行为而创设或变更的，法律行为的最基本涵义就是“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人的活动”[7]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从事法律活动中，在自己与他人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了权利与义务联系，才形成经济法律关系和经济法律秩序。
经济法律规范能否真正地得到实施以及取得实施的效果也是需要法律行为来检验的，行为的规范化程度是检验经济法律规范的效力和实效的主要标准，法律行为使法律中的主体、客体、权利、义务、责任等诸要素相互联系和转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经济法的效力和实效存在于经济法律行为之中，要真正实现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建立正常的经济法律秩序，就必须为人们的行为注入合理的法律动机，而研究经济法律行为也正是实施经济法规范之所必须。
（四）经济法律行为的本体属性与作用已构成了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充分理由。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经济法学作为研究经济法规范运动规律的理论体系，其行为科学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经济法规范实质上是关于人们经济行为的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利动机形形色色，法需要日见其多，法资源合理配置日趋突出，法行为选择模式日益重要，各种法律问题层出不穷，这一切都为加强法制建设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法学
研究拓展了广阔领域。”[8]现代法学的焦点正是由规范重心向行为重心转移，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既然是一门新兴的法律科学，就应充分适应现代法学发展的要求。况且，自经济法产生以来，法学家们在运用传统规则或规范研究方法解释经济法律现象时又的确遇到了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借鉴国外法学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必要。
如果说经济法律行为本体性质和经济法学的性质决定了经济法律行为研究的必要性，那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空前发展的经济法律关系和正在进行的经济立法则为经济法律行为研究提供了可能性，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和法理学、各部门法学的理论成果为经济法律行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必要的条件。我们认为，研究经济法律行为，就是要在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弄清经济法律行为的内涵，建立相对系统的经济法律行为理论。其研究目的在于：第一，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性质、特征，确立其作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和指导性概念的地位；第二，研究经济法律行为的过程与结构，弄清其一般规律及基本模式，解决国家干预经济行为的度与量的问题。
二、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
（一）相关概念的比较
法律行为理论起源于民商法学，现代民商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和系统的法律行为理论均始自德国，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德国民商法总则中首先被确立，统辖着合同法、遗嘱法和婚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民商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作为抽象观念，它又以系统完备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商法学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9]以后，这一概念为各法律学科所普遍关注，在法理学、行政法学、刑法学中形成相应的概念。但是，我们在对各学科关于法律行为研究成果的比较中不难发现，法律行为的内涵在各法律学科中是有差别的。在法理学上，“法律行为是一个涵括一切有法律意义和属性的广义概念和术语”，它具有社会性、法律性、可控性、价值性的特征。[10]而在民商法学上，民事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11]而民事法律行为作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是一种调整方式，它与法定主义调整方式相对应，它仅适用于法定主义不能发挥作用的范围。”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既”具有法定主义方式所不可取代的法律调整功能“，”又具有其发挥作用的必要范围，无限夸大其作用或者试图以之根本取代法定主义调整方式，显然也是不适当的。“[9]（55-56）而在行政法上，行政法律行为包括行政行为和相对人行为这一对概念，”行政法律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主动地对国家事务和行政相对人进行管理，并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该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刑法学上的法律行为则是指犯罪行为，这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而在民商法中，有学者将违法行为归入事实行为，即并不认为其是法律行为。自此可以看出，在各学科对法律行为的研究中，不仅存在认识上的差别，而且其成果直接反应到立法中，也形成了法律制度的不同。民商法作为传统的私法领域，法律行为制度的建立直接以意思自治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其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理念。而行政法作为公法领域，法律行为制度的建立则以权力为基础，特别强调行政权力的意识先定理念。法理学作为各部门法学理论的系统抽象与概括，其对法律行为的研究建立在部门法学的基础上，因而得出了既能适用于公法领域、又能适用于私法领域的法律行为的概念。但法律行为研究的这种现状却给经济法研究提出如下问题：
（1）经济法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意志的法律部门，是适用公法手段调整私法领域的规范体系，这样一个法律部门的法律行为应是怎样的法律涵义？
（2）如何建立经济法律行为制度？其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它所适用的范围又是什么？
（二）经济法律行为的界定
经济法律行为是指能够发生经济法上效果的人们发自意思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法律事实。这一定义包括如下函义：
第一，经济法律行为是能够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的一种。它是能够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是人的有意识活动。无意识的活动，如人在昏迷或熟睡状态中的动作、以及受他人暴力所强迫所为的动作，不是行为。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因其无意识能力，所为的动作也不得称之为行为，并不是一切行为都可以成为法律事实，但人的行为大部分为法律事实，并且是最重要的法律事实。在人的行为中，由经济法所规定的，是经济法上的行为。
第二，经济法律行为是由经济法律规范规定和调整的行为。这是经济法律行为同其他法律上行为的重要区别。其他法律行为如行政法律行为是由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行为，犯罪则是刑法规定的行为。
第三，经济法律行为是发生经济法上效果的法律事实。这里所谓经济法上的效果，指经济法上权利的变动，也就是发生、变更、终止经济法权利和义务。
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是以政府对市场其他主体的行为调控为中心的概念，是以限制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为其本质要素的经济法律关系的变动事由，它由政府经济行为和市场其他主体的行为的一对概念构成。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法是从公法角度对民商法的私法缺陷的弥补，同时也是在公法领域中对行政法的补充，因此，经济法律行为在作用对象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民事法律行为和行政法律行为有密切联系。并且经济法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调控要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因此，经济法律行为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要遵循民商法、行政法的原则。建立经济法律行为的概念，应当充分注意这些联系，同时从理论上划清它们之间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经济法律行为的特征。
笔者认为，经济法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首先应具备一般法律行为的共同特征：[10]
1、社会性。法律行为作为人的活动，当然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可以理解为：第一，人的行为是社会的产物，受到社会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制约。第二，行为是社会关系的创造者，人的法律行为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社会发生利害关系，其中包括利
益的冲突与一致。第三，人的行为是社会互动行为，即引起他人行为的行为。这种互动性是法律行为成为法律事实的动因。第四，法律行为是其他社会行为的形式或一个方面，它往往与其他社会行为交织在一起，并作为其他社会行为的形式或一个方面而存在。第五，受社会法律规范的制约。
2、法律性。这是法律行为区别于一般社会行为的根本特征。这一特征是指：第一，法律行为是由法律规定的行为，即是由法律规范所决定的范围内的行为，这种行为既包括国家希望发生的行为，也包括国家不希望发生的行为。第二，法律行为是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即首先，它能够引起人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其次它是受到国家承认、保护、奖励或是受到国家否定、取缔、惩罚的行为。第三，法律行为是法律现象的组成部分。
3、可控性。法律行为都是可以控制的行为，既可以受到法律的控制，又能受到个人的自我控制。这种可控性是由于法律行为的规律性和意志性所决定的。
4、价值性。法律行为的价值性在于：第一，法律行为是基于行为人对该行为的意义的评价而作出的。第二，法律行为是以需要为机制的，由行为人的需要所推动或引发。第三，法律行为是一种对象实践活动，体现了主体与客观的关系
。第四，法律行为是一定社会价值的载体，人们可以用善恶、好坏、利害等范畴进行评价。
经济法律行为除具有法律行为的一般特征之外，与民事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比较，它还具有自身具体的特征。
1、目的的实质公平性。经济法律行为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政策目标或一国整体的经济运行战略，为此，它必须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利自治和意思自由，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稳定运行创造良好的经济秩序。这一行为目的显然既不同于以谋求自身利益为目的的民事法律行为，也不同于以维护公共安全，保障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企业自治的自由竞争秩序为目的的行政法。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行政法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行政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以现有秩序为前提，以消极限制为手段，以市场主体的权利为范围，一般不参与或不介入市场主体相互的法律关系，其价值判断仍以形式意义上的公平为标准。而经济法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与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它以实现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为动机、以积极引导促进为手段、以市场无功能为作用范围，是对市场主体间法律关系的直接介入，其价值判断以结果公平或实质意义的公平为标准。因而，从目的的性质和内容上看，经济法律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是当然存在差别的。
2、主体的法定性。经济法律行为以实现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其行为表现为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经济法律行为主体较之于民事法律行为主体和行政法律行为主体具有自己的特性。其一，经济法律行为主体一方恒定为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及其法律授权的部门或团体，另一方为一般的市场主体，主体双方的地位不平等，不同于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平等主体。其二，经济法律行为中的管理主体经法律授权而取得权利能力，不一定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也不要求其享有完全的行政权力，因而不同于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在经济法律行为中，除依法享有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外，经由法律授权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经济法律行为中管理行为的主体。如 （食品卫生法）规定的卫生防疫站和仪器卫生检验所可以行使一定范围的检查权等。
3、手段的多样性。经济法律行为为实现其价值目标而使用各种手段，这些手段的权力手段与非权力手段的综合使用为形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经济法律行为表现为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干预，是国家为实现政策目的而积极地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这些活动从形式到内容与民事法律行为都有重大区别。经济法律行为中的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具体表现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制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两方面，这两类行为较之于行政法律行为也是存在区别的：第一，在市场规制行为中，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虽然也是运用行政权力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但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存在广泛的裁量权，经济法律行为的对象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预测其变化十分困难，因此，在为实现经济政策目标而进行的规制市场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活动中，不得不容许经济管理部门享有广泛的判断自由。因此，较之于行政法律行为，经济法对经济管理部门的裁量权规定得相当地宽松。第二，在经济法律行为中，经济管理部门的行为手段较之行政法律行为也有明显区别。例如，在警察行政方面，当公民的生活行动要引发社会性的危险或威胁到他人的生活和权利时，才对它加以限制，或者以行政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命令、禁止或许可制约公民的个人生活，除此而外，不再介入公民相互间的法律关系。与此相反，经济法律行为为实现政策目的而积极地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除了命令、禁止、许可等手段外，对市场主体间的交易行为，其法律行为的有效性方面通过认可的形式加以限制，对于特殊的公共企业，通过特别许可加以监督和限制，如此等等，都呈现出经济法律行为的手段的多样性。第三，大量非权力手段在经济法律行为中被运用，并且在现代以宏观调控为经济法重点的时代，非权力诱导在经济法律行为中的比重和作用都日益增大，国家指导、合同、规划、预测等手段的意义重大。而这些行为由于是经济法所特有的行为，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
4、实现目的方式的灵活性。在经济法律行为中，主体双方居于不同的法律地位，但行为目标是一致的。并且经济法律行为目标的实现还取决于市场主体即经济法律行为一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实现程度，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对经济法律行为目标的实现有着直接影响，这就要求经济法律行为在实现其目标时必须把握直接干预的程序和范围的以不破坏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为界限，因此，在经济法律行为中，对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于的领域或活动，必须采取灵活的方式，一方面要避免过多的直接行政强制带来的市场机制的效率损失，采取诱导、激励、促进等方式，建立审议会，听证会等使市场主体参与政府经济决策或与其进行协议；另一方面也要对政府非权力手段的效力加以确定，明确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健康、稳定与协调。当然，经济法律行为实现目标的诸多方式既不是平等主体间的协商，又不是完全基于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因而，它既不同于民事法律行为，又不同于行政法律行为。
我们这里所列举的经济法律行为的特征仅是探索性的，应该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揭示经济法律行为的性质和特征。只有把握了经济法律行为的特征，才能深入地认识经济法的概念、特征、宗旨及其体系等基本问题，因此，在此进行的探讨应是有益于整个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
三、经济法律行为的基本分类
经济法律行为根据市场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活动的多样性而极其多样，根据不同标准可以有多种的分类方法。此外，由于经济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有着密切联系，它们的分类理论对经济法律行为分类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在这里，仅对其作出基本的分类：
（一）政府行为与市场主体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可以根据其行为主体的不同，分为政府行为和市场主体行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大行为主体，政府、企业、消费者，不同主体的行为受到经济法的规范，将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
（二）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可以根据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任务和作用不同，分为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为弥补市场调节机制的不足而介入市场，为实现一定的经济政策目标而发挥作用。一方面它要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从宏观上调节经济的运行，实现总量和结构的平衡与合理化，从而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减少内部或外部的不经济，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保障社会经济协调有序地发展。为了保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维护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市场失灵，还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规制以保护公平、自由的竞争，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两方面基本任务相适应，经济法律行为也分别地表现为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若从市场经济其它主体的角度看，相应地也可分为接受宏观调控行为与接受市场规制行为。区别宏观调控行为与市场规制行为的意义在于政府作用手段和方式的不同而将对当事人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宏观调控行为注重采用间接调控手段对市场运行进行积极引导和激励；而市场规制行为则注重对市场主体的消极限制或禁止。
（三）规制行为与受制行为
经济法律行为可以根据其行为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同，可分为规制行为与受制行为
。经济法作为国家运用公法手段调整私法关系的法律部门，政府在经济法上处于中心地位，其行为对于市场经济运行和市场主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与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在经济法上无同日而语之可能。直言之，规制行为是指宏观调控机关和市场规制机关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行为；而受制行为则是指市场主体的接受调控和规则的行为。区别这两种行为的意义在于规范规制主体的行为，以保证受制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换言之，研究规制主体的行为制度，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为界定范围。
对经济法律行为进行分类的的目的在于针对不同的法律行为，制定相应的制度或规则体系。因此，分类仅仅是经济法律行为研究的起点，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展开关于经济法律行为的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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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篇7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经济秩序
价值是法律科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是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主要活动。”[1]古今中外的学者通常认为法的价值包含秩序、正义、公平、效率、安全、自由等方面，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现代社会中，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经济法的价值则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2]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价值，已多有阐述。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在于“整体效益”；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社会经济福利价值和经济民主价值两方面；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工具性价值-结果公平、经济安全与体制效益，目的性价值-可持续发展。[3]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反映出经济法的某种价值属性。然而，毋庸讳言，它们却或多或少存在以下问题：沿用法哲学通用的概念，却不曾赋予其有别于一般意义法的价值的特别意义与属性；未能通过将经济法价值与邻近法律部门（尤其是民法、行政法）的价值对比并有效区别，从价值角度来突出的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和独特的存在意义。只有把握经济法独立的内在价值并与其他法律部门如民法、行政法的价值相区别，才能从理性和逻辑的高度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为实现经济法律体系内在和谐统一奠定基础。[4]鉴于此，笔者倾向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并在本文中试图将经济法价值与一般意义上法的价值以及邻近法律部门，主要是民法和行政法的价值进行比较，以论证经济法独特的存在价值及意义。
一、实质正义
自从人类社会发生公正与不公正的社会问题以来，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一直被视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艺术或工具。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法学家强调，正义是法的实质和宗旨，法只能在正义中发现其适当的和具体的内容，也只能在正义中显现其价值。但是，“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5]从法哲学的理论高度来看，思想家与法学家在许多世纪中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尽一致的“真正”的正义观，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正义意味各得其分，各得其所；正义指一种德行；正义意味着一种对等的回报；正义指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指某种“自然的”从而也是理想的关系，指法治或合法性，指一种公正的体制，等。在上述诸种正义观中，社会体制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具有决定意义，[6]是首要的正义。而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包括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社会各种资源、社会合作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方面的正义，即实质正义；其次是社会争端和冲突的解决方面的正义，即形式正义。
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的校正正义中发展出来的形式正义，其要求同等的人受到同等的对待。众所周知，在各个法律部门所确立的形式正义是以民法为典型代表的。民法的形式正义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说，是与法律的普遍性相联系的，其以个人主义为指导，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假设条件，强调机会均等，一视同仁，提倡对所有的人普遍平等地执行法律和制度。民法形式正义的价值取向表明，民法试图用自然法来建立永恒不变的法律与正义，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与此同时，民法的正义价值又承认市场主体起点不平等的合理性-只要这种不平等不是市场外的因素造成的，他们之间的交易就是公平的。[7]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国家积极地参与到经济生活的管理、调控和运作之中；同时人们之间的能力、财富等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别，如果法律严守形式正义的需求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也就必然导致、甚至加剧竞争结果的实质不平等。面对这些问题，以形式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民法无力解决，从而导致了新的正义观及相应的法律规范的出现。“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而要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来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8]相对于民法的形式正义而言，经济法所要实现的法的价值首先在于实质正义。从理论角度讲，经济法在追求和实现实质正义的过程中，其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经济法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同时随着法律调整手段的丰富性和多样化，立法者和社会赋予执法者以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执法者不仅根据普遍性规范来解决问题，也针对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个别案情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正义要求法及其调整所具有的能动作用、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实质正义的法律调整手段之多样化，更表现为经济法为了纠正社会不会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9]从实践角度讲，经济法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亦努力平衡各种市场主体的意志和利益，维护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福祉。一方面，经济法从市场规制角度出发禁止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等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以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对市场交易主体一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给以特殊的保护，以维护交易的公平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经济法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通过金融、税收、产业指导等经济手段引导市场主体作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选择；规定企业、金融机构等权利义务，促进社会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正。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义的实现，行政法法也不例外。然而行政法对正义价值的追求与经济法又有不同，其对行政程序正义更加关注。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精辟地指出：“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实体法，而是程序法”。现代行政法是通过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程序的规范和制约，最终达到行政法控权的目的的。一个行政机关，权力即使再大（如可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果其行使方式有严格的程序规范，遵守一整套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规则，其对相对人权益的威胁并不是很大；相反，即使其权力很小（如仅可对公民进行小额罚款），但如果其行使方式没有程序制约，可以任意行为，其对相对人权益亦可能造成重大威胁。[10]“行政法的基本目标是在公民受到不法行政行为损害时为他提供充分的救济。”[11]正是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在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中，行政法对正义价值的追求不体现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正确与否，而体现在防止权力在适用这种手段的过程中被滥用，并以有效的方式来监督权力的行使。显然，行政法对程序正义价值追求是有别于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的。
二、社会效益
效益（效率）作为经济学上的概念，表达的是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其基本意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效益作为一种法的价值目标导入法学领域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律经济学的勃兴。从法哲学角度讲，所谓法的效益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或人们的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而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的意义。[12]法的效益价值在于利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方式，来规范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利用法律的有机作用促使效益结果的出现。法律不仅要以自由、正义、秩序、安全和平等为指向，而且要以效益为皈依；法律所指向的自由、正义、秩序等价值之实现性是建立在法律效益前提上的。法律效益作为现实的法律价值，总是与某种评价相关联的，包括个人效益价值和社会整体效益价值；其中法的社会效益外延十分广泛，主要表现为权力运用效率的提高、社会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13]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而市民社会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有学者认为，在民法的规制与引导之下，个人自由竞争成为规范经济活动之高度有效手段，可以将劳动与资本引导至能产生最大利益之场所，实现对资源分配及利用的低成本、高效率，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14]可见民法根源于社会分工、个人占有和个体小生产，它追求的价值目标虽然也是效益，但其却是以个人利益的基点的，它确认和保护单个经济主体依照自主意志与市场规则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它的效益价值追求的是个体的、微观的经济效益。一般而言，民法的个体效益价值追求在法律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法规范不应为主体行为设置人为障碍，不得使主体的交易成本无谓增加；二是民法规范应该尽量增加或保护交易的达成，而不是减损主体的交易机会。[15]基于民法对个体效益价值的追求，按照亚当？斯密之观点，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最终会促进实现社会的财富最大化。换言之，民法的价值取向是充分保证个体效益的实现，而对社会效益的维护则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调整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来实现个体与社会效益的平衡。这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自身固有的缺陷，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面对市场失灵，面对“对个体利益的无限追求反过来会扼杀个体利益”的悖论，[16]虽然传统民法亦作了一些修正，如对契约自由作出了限制，从过错责任发展出无过错责任等，但其自治性的性格及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使其无力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等矛盾问题。于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应运而生。
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经济法根源于集体协作、共同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其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和经济的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7]具体而言，经济法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经济主体追求效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效益之中来认识和评价，只有符合社会效益的行为，才能得到肯定。经济法从社会效益的需要出发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即通过经济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来规制经济生活，重新确立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界定经济个体活动领域和行为方向。[18]经济法对社会效益价值的追求，要求个人经济行为与社会总体的经济发展相协调，其不是追求每个市场竞争主体的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侧重于促进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益、调控个别、微观经济效益以取得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最优，另一方面，经济法亦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防止“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状态的出现，为市场主体的竞争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从而为每个市场竞争主体自由竞争以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有力保障。总而言之，“经济法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法”。
行政法对“效益”的价值追求与经济法、民法有着明显区别。行政法调整的主要是行政管理关系，其并未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不能直接创造财富，而且其在调整行政管理关系过程中都以消耗社会物质为代价。因此，行政法并不以“经济效益”为其价值追求，而是以努力提高行政效率为其价值取向。在行政法规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过程中，一方面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在作出行政决策时尽可能减少误差，做到行政管理活动的效果与管理目标之间的一致或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也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中提高工作效能，加快行政行为的进程。行政法在提高行政效率价值取向的指导下，通过行政决策的准确化和工作效能的提高，不仅减少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物质消耗，而且也间接地改变再生产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占用和消耗同所提供的劳动成果的比率，从而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增长起到积极作用。[19]
三、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
自由是人生而具有的属性。从哲学角度讲，自由是要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自己相信是在行使自己的意志，其是对血缘、宗法联系、思想禁锢和专制政经体制之解放。法律上的自由是对自由的设定和保障，是人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权利。而秩序从广义而言是指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现象，某种程序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自由与秩序本身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当放任、无度之自由破坏了由一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之人与人的正常秩序之时，法律就必须发挥其强制作用，规制自由以恢复秩序。法律，甚至于社会都是在“既定之合理秩序对社会个体不时发生的自由冲动构成约束并予以匡正，而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引起新的自由要求，又对旧的秩序时时构成冲击”[20]的轮回中而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自由作为传统市民社会的基本精神，天然地贯穿于市民社会的代表法-民法之中。民法所追求的自由带有浓烈的市民社会个人主义的色彩，这突出表现在民法最基本原理-私法自治原则中（它是建立在19世纪个人自由主义观念基础之上，即依个人意思形成其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自由始终以个人权利的弘场为最终目的，其基本内涵在于：一是行为自由，即民事主体可以支配自己的经济活动方式，选择做或不做什么；二是意思自治，即要求任何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都仅依自己的个人意志决定行为的内容，排除任何形式的意志强制。[21]当然，民法对自由价值的追求并不排斥其对秩序价值的向往。在“让市场机制自主发挥作用以实现经济运行的良好的状态”的经济学观念的指引下，民法试图在无任何外力干预的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状态下，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主体的自由，即为市场机制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以保障和实现人们最大的经济自由。
过于理想化的东西往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19世纪末期当垄断等出现之时，民法所热切追求的经济自由与自然经济秩序的和谐状态即宣告终结。自始就将公与私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在自身对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独特的价值追求中，开始重塑市场经济的自由与秩序的和谐与统一。如前所述，经济法以实质正义和社会效益为其价值取向，在经济法对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价值追求中，实质正义与社会效益价值亦发挥了其应有作用。例如，经济法在自由价值的追求中，多数情况下它总是表现为以适当牺牲个人自由去争取社会自由，以此实现社会效益和实质正义。社会整体的自由不仅是经济法独特自由价值取向追求的结果，更可以认为其表现为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以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整合选择度的延拓为目标，更强调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应有广阔的空间。可见，经济法所追求的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和谐的。现代经济法更是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的法律手段，经济自由是其出发点和归宿；通过为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而采取干预、限制的手段，以达到一种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实现自由与秩序之平衡。经济法对于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之统一性与和谐性的实现，在于经济法是一种将代表“公”的国家意志渗入经济关系之法律制度化的产物。[22]为实现这一目的，要求经济主体按照经济法制之规定，保证其行为之合法性，彼此间形成规范的相互关系，消除任何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对自由之不当限制或无度妄为；要求国家经济机关积极执法，严格遵守法律约束，不得利用经济权限使经济主体承担不法义务或侵害其权利，并克服政府经济管理中非理性之任意；要求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保证经济司法之合法性。
现代行政法的“控权”为其理论基础，其核心内容自然是行政职权的赋予、行使及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法律责任。因而，在自由与秩序的价值选择中，行政法往往侧重于对“秩序”的追求。行政法在立法中合理设定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公平分配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行政执法既要求公民服从行政权，又掺入民主与公平的机制与因素，以保证权力的正当使用；而行政救济则是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或行政权滥用的监督和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可见行政法的“秩序”价值的追求处处表现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在权利上的动态平衡之中，而行政管理的井然有序正是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经济法与一般意义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定位差异，是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这不仅决定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异的法律精神与基本观念，从而使它们在根本价值取向或法律理论上大异其趣。由此也突显和验证了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独特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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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篇8
在生态经济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观与价值观的关系。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存在论基础是人的关系性，其道德诉求是中道原则;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上坚持延伸的利他主义，其基本原则是利他的利己主义。生态经济学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遵循对立统一原则，其终极目标和根本动力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基本规范是节制、适度原则。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价值;利他主义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4015505
生态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博尔丁（K.e.Boulding）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大体上属于一种规范经济学，主要针对经济学中的机械论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在存在论方面，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根本不同，它实现了从知识论到生存论、从“以客体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从物质形而上学到人的全面发展等多维度的转变。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的存在论差异，直接从它们在价值论、伦理学层面的差异中表现出来。本文初步分析了生态经济学的价值蕴涵及其对机械论经济观的超越。
一、事实与价值的具体化：自然观与价值观
以笛卡尔（R.Descartes）的二元论为基础，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D.Hume）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伦理关系的基础。在生态经济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生态经济学中的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自然观决定价值观和伦理观。因此两极相通，异化的自然观导致异化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上的问题是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的问题是忽视人的终极目的，自然观上的问题与价值观上的问题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具体地说，由于机械论经济观忽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在价值观方面则忽视人的终极目的。对此，戴利（H.e.Daly）指出，机械论经济观中“经济学自然与终极的或绝对的东西不沾边”[1]27。因此，“增长经济学既是非常物质化的，也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忽视最终手段和热力学定律时，增长经济学表现的物质性很不够。在忽略终极目的和伦理时，却又表现得非常物质化”[1]28。也就是说，机械论经济观对经济发展的终极手段和终极目的的双重忽视导致了它的双重问题：在自然观方面，它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自然前提，忽视了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之承载力的有限性，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价值观方面，它只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因而是一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它将人物化为经济人，导致人生存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非常物质化的。这就是机械论经济观的基本问题。
生态经济学在价值观层面对机械论经济观的批判和超越也存在着两个维度，“对增长的批评可以分为以目的为基础的（道德的）和以手段为基础的（生物物理的）两类”[1]29。即超越机械论经济观的路径有两个，一是自然观的变革;二是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变革。不仅如此，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还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体之两面。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的异化，在经济学层面必然走向生态经济学，即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有机整体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和依存性，凸显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的异化，必然走向德性的经济发展观，即凸显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感性生存，凸显经济学的人文维度、价值维度和伦理维度。因此，生态经济学必定同时又是德性经济学、规范经济学。这一变革透射出事实与价值、自然观与价值观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为此，如果要消除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和价值观上的异化，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在机械论经济观和生态经济学中都是同样适用的：在机械论经济观中，关于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割裂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对立斗争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同样，在生态经济学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的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生态经济学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这一最终手段更好地为人的终极目的服务。
为此，生态经济学的理想要得到落实，既需要制定一种新的自然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存在论地位，也需要制定一种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价值论地位。可以说，这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克服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的自然观的变革并将其与价值观、伦理观的变革协同进行。
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延伸的利他主义
生态经济学在自然观上的整体论延伸到价值层面，就形成价值观和伦理观上的整体论。这种整体论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凸显人类是一个整体的“类意识”，并试图在这种整体意识下协调代内、代际的利益矛盾。于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开展出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针对他人和可能主体的责任伦理观。
（一）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存在论根基：人的关系性
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观基础是现代有机整体论，它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和自然、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同时，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有机统一的。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以人的关系性为其存在论前提。与近代哲学将人视为彼此分离的社会原子这一实体论观念不同，马克思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都主张从关系、主体间性的维度理解人的存在论地位。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共同存在。人的存在论结构是“共同存在与共同此在。日常的自己存在的方式就奠基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3]。因此，每个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共同存在，这种关系性是人的责任性的存在论前提。关系性意味着每个人在存在论地位上都既是自身也是他人。每个人都不可能以绝对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人的存在总是表现为个体性对关系性、公共性的让度，因而每个人都有责任性，必须承担责任。不仅如此，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对他人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萨特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4]。进而言之，人的关系性决定了人的存在是一种相互塑造、相互占有的关系和过程。因此，塑造就是被塑造，占有就是被占有。每个人在塑造自身的同时也塑造他人，在占有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占有。一个人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塑造或占有他人，他也就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被他人塑造或占有，反之亦然。人的关系性在价值层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依存关系。生态经济伦理观正是对人的利益关系的一种处理方式，正是从这种利益关系中引申出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原则――捍卫自身利益与捍卫他人利益相统一。对此，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基本原则是“利他的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利己”包含着“利他”，“利他”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己”。
（二）生态经济伦理观的道德诉求：中道原则
根据“利他的利己主义”原则，生态经济伦理观实质上就是要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而寻求利益平衡点的基本原则是“中道原则”，它是生态经济伦理观的灵魂与实质。从空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内公平：在共时代的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每个人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他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时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际公平：在人类的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平衡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的中道原则;是一种肯定并限制自身利益、肯定并限制当代人利益，从而确保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共享平等发展权的“利他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延伸的利他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决定了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特征。
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空间方面扩展到全球规模，在时间方面扩展到人类未来。经济发展不仅涉及自身利益而且涉及他人利益，不仅涉及当代人的利益而且涉及经济发展对后代人利益的影响。因此，当代经济发展就构筑起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当代人彼此之间的代内利益矛盾和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代际利益矛盾。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当代人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它试图在每个人自身与不在场的他人、在当代人与不在场的后代人之间贯彻中道原则，寻求利益平衡点。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当代人在发展经济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应该破坏代内的他人的利益和代际的后代人的利益，要为他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负责。生态经济学要求“尽量公平地为我们的后代做事，也就是说，他们对付那种抵押的机会不要预先就被褫夺了”[5]27。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中道原则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代内发展权与代际发展权的关系，实现当代人与他人的和谐、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一种公平观、和谐观和整体观。在价值观上，它试图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统一起来，坚持“利他的利己主义”，即如同尊重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权一样尊重他人及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针对不在场者的延伸的利他主义：在时间上延伸到未来，在空间上延伸至他人。显然，这是对机械论经济观中所包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超越。
其次，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对可能主体的伦理关系。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危及经济发展的自然前提。以现代有机整体论自然观为基础，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自然界整体完善的重要性高于作为自然界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的人的利益。同时，由于非人类存在物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生存，是可能主体和人类的可能利益。因此，对自然界整体的责任，实质上就是当代人对可能主体的伦理责任：对自然界的尊重就是对人类自身利益的尊重;维护自然界的权利就是维护人类自身的权利;与自然界平等就是与人类自身平等;对自然界负责就是对人类自身负责。在此意义上，以自然界为目的就是以人为目的。可见，学术界有的学者将深生态学（Deepecology）与浅生态学（Swallowecology）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认为深生态学就是主张以自然界本身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而浅生态学才是将人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
生态经济伦理观不是主张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主张在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的同时，又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它是对当代人利益和发展权的肯定、限制与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维护这三方面的统一。当代人之所以有义务限制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以维护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不仅因为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可能被当代人行使权力追求自身利益时所破坏，而且因为“人和人的成就不可以消失”，“我们必须知道，人得存在”[5]29。这里充分展现出生态经济学之“人类意识”和人文取向的特殊内涵。
最后，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途径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自然界也仅仅是可能主体。因此，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体只能是当代人。其基本途径只能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与当代人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责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生态经济伦理观体现了当代人对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的自我限制，它同时也是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一种延伸的利他主义。限制就意味着肯定：生态经济伦理观是限制利己主义与倡导利他主义、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与肯定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统一，满足当前利益但不损害未来利益。生态经济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伦理观是一种彼此具有实体制约关系的伦理，由于这种伦理存在着他人在场的现实约束力，因而伦理责任由伦理关系双方共同完成;而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则是他人不在场的伦理：无论后代人还是可能主体都不在场。因此，尽管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取向是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但实现这一伦理观的关键却在于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只有通过这一现实努力才能将生态经济伦理观落到实处。限制当前利益与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是统一的，但关键在限制这一方面。由于后代人和可能主体都不在场，所以，当代人必须担当起双重角色，完成双重责任：既是自身，追求自身利益，又是他人，限制自身利益，规范自身行为;既是伦理的评价者，又是伦理评价的对象。远距离的伦理必须通过近距离的行动来落实，他人不在场的伦理必须通过在场的人来实现。这就是“利他的利己主义”。
三、人与自然界的价值关系：对立统一原则
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分离性和对立性，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斗争性，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方面坚持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生态经济学则在自然观上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凸显人和自然界的整体性及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主张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经济价值观的主要区别是：其一，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通过对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否定以实现经济发展，忽视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其二，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自我中心论，它仅仅将自然界视为特定的人的工具和手段，忽视他人尤其是后代人的利益;生态经济价值观不是从自我利益出发，而是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因而包含了对他人利益的关切。它试图通过平衡当代人与他人或后代人的利益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终极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也将自然界视为人的工具，但它是将自然界视为全人类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并不否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斗争。与此同时，自然界作为全人类的工具也就意味着它对特定的人而言可能成为目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有责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保护自然。任何特定的人如果将自然界视为目的就有可能捍卫自然界作为全人类工具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又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它突出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自然界本身，而是为了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生态经济价值观的基本主张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只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关系。
第一，对立统一的“度”：可持续性。对立统一原则是处理一切关系的普遍原则，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人类在近代工业文明中所坚持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都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对自然界应该既注重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又必须接受自然界对人的制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有能动性。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6]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又具有受动性。恩格斯说：“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7]按照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必然存在对立、斗争。这表现在，生态经济学并不否定当代人发展经济的合理性。既然有经济发展，那么，人对自然界就必然有否定、对立和斗争。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又必须和谐、统一。这里必然要提出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性、统一性之合理的“度”或“点”在哪里？从原则上说，这个“度”或“点”就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是发展生态经济的目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生态经济价值观面对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人与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确立合理的“度”或“点”，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节制、适度。与“认识你自己”一样，“凡事勿过度”也是古希腊德尔斐（Delphi）神庙门楣上的铭言。以中道原则为基础，生态经济价值观和伦理观倡导节制和适度的原则，即无论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还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都应该是适度的。节制、适度原则是整体论自然观在价值论层面的具体表达：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自然界的顺应;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他人利益和发展权的尊重。因此，节制、适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之可持续性的根本前提。
机械论经济观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因而突出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对生态系统制约性的忽视使机械论经济观包含着自然资源无限性的暗示，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实质上是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它认为可以通过经济的无限增长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因此，机械论经济观主张的是一种过度的经济发展。生态经济学则主张，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经济增长应该节制、适度。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代内矛盾与代际矛盾的协调等都必须通过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中道原则来落实。对他人、后代人的伦理责任也必须通过节制、适度的原则来实现。因此，要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就必须把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价值观、伦理观建设放在中心地位。“伦理问题是首要的”[1]179。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经济学又应该是一种价值观、伦理观，生态经济学的成熟有赖于一门相应的价值论、伦理学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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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m].张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教学评价；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153-02
金融危机给国际金融乃至国际经济提出了创新和监管之间乃至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张力的新课题。这一新课题的普遍性必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中以特殊性的具体历史形式表现出来。当下中国经济，就形态而言，已经走上新常态，就运行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走上市场决定阶段。这些情况必然向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因为完全回避当下问题的教学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其教学中对这些问题做出或多或少的思考。
一、教学目的：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
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教学目的是什么？这是思考《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前提。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先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培养品行良好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或新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人，这一见解合理地提出了培养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教学目的。
不仅《西方经济学》教学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保罗・萨缪尔森在《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宣言》中称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义”，这一“有限的折中主义”的前提是“现代混合经济”[1]21，23，这就是一个证明《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证据。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漫游了经济学领地之后，我们的心得是，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这一点已为经济史所证实。”[1]22同样地，根据社会存在是历史的产物的原理，社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第一，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这是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证明的一个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而表明了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经济学理论的资产阶级立场。第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认为，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选择，这就证明了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是历史的产物。①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历史的产物。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实现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生成之中。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了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了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工业生产力和城市生产力有了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没有可供减轻甚至避免这些问题的措施可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人们没有彻底学会。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一定要着眼于《西方经济学》本身，即我们生产和生活于变化中的经济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从人类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比较起来，显然是初升的太阳。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见证了西方经济学在预防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缺陷之后，开始了进一步创新西方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机会。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中国传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大学生，只有明了人们生活于或者曾经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即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性），从而有历史感；只有明了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对新一代经济学人创新思维的挑战，从而有创新能力，我们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才能实现其教学目的。
二、教学内容：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学内容构成教材，教材内在地有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和内部逻辑的一致。根据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教材”也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正经历着变化的经济制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们借以分析这些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
明了《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新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人之后，我们讨论一下《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问题。在《西方经济学》教材的选择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据历史的顺序考察，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就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而言，这第一手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仅如此，这三个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成的前提，而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在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挑战中生长起来的，因此，这三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
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为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又是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产物，所以，我们要选择借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手教材的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现为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一个个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体系的分析。显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的教材，在研究和叙述这一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回应对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和无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分析。这样的教材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有学者研究认为，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国改革有的问题，特别地，可以借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使西方经济学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科学。而笔者认为：第一，以中国经济问题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和叙述主体展开《西方经济学》教材；第二，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同于欧美的经济问题，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不同于欧美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但不可以直接选用引进版的欧美《西方经济学》教材[2]。
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思维
提高中国学生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的能力，就不能不从中国的当下经济社会实践的方向――科技创新――出发。科技创新的经济社会实践方向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如下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力创新的问题；第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问题，即社会生产关系创新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必须主动地回应这些问题，这就必然引起《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创新。只有创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我们才能培养出有历史感和创新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一代经济学人，从而回应当下中国以科技创新为方向的经济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
后金融危机时代创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大体说来，有如下具体内容：（1）营造教师平等地参与和引导学生小组研讨交流的氛围。教师提前设计方案，要求学生自主阅读学术论文、参与学术论文研讨或者撰写学术论文。学生自主在课堂上交流自己的学习成果，锻炼学生的知识运用、技能训练、语言表达和归纳总结的能力，教师则以提问题的方式平等地参与和引导学生的研讨交流[3]。（2）营造教师创新教学的氛围。激励教师把精力集中于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基本思想的理解应用，激励教师把精力集中于学生质疑批判、归纳分析和概括提炼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实际指导。激励教师从理论研究和问题分析中概括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根据理论案例和实际案例设计训练方案，使学生在实践训练中贴近现实、贴近时代。一句话，营造学生创新学习的氛围。鼓励学生以小组形式创造性地研究，鼓励学生提出新问题和新见解。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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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篇10
快乐经济学要真正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就必须：1、把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明确规定为人的自我实现；2、引导经济活动与人的自我实现紧密结合起来；3、听从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4、真正走向美学；5、切实“回到马克思”。
关键词：快乐经济学人文终极关怀美学马克思
快乐经济学高调、强力关注经济的人文终极关怀，这的确是件不同寻常、令人鼓舞的事，问题是：经济的人文终极关怀是人的快乐与幸福吗？笔者以为，由于某些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不在终极意义的层面，这可能导致快乐经济学在实际上关注的并非经济的所谓人文终极关怀，快乐经济学要开拓创新，奋发有为，真正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就必须：1、把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明确规定为人的自我实现；2、引导经济活动与人的自我实现紧密结合起来；3、听从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4、真正走向美学；5、切实“回到马克思”。
什么是人文终极关怀
快乐经济学把快乐、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认为国民快乐和幸福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与终极价值，这种观点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
众所周知，满足导致快乐，收获催生幸福。如果这种满足、收获对人而言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限于吃饱穿暖、衣食无忧等，限于人的物质生活，那么，于此产生的快乐、幸福怎么可能对人而言具有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呢？快乐经济学如把这样的快乐、幸福也作为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显然不得要领，是弄错了，把这样的快乐、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不仅会使得快乐经济学在实际上关注的并非经济的所谓人文终极关怀，而且显然是把人贬低了，人无异于动物。
快乐、幸福是人人都渴望追求和获得的，但并非所有的快乐、幸福对人而言都具有根本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可以作为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对人的快乐、幸福我们必须作出具体分析、深入了解。
当然，一些快乐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与快乐、幸福之间似乎并没有完全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人的快乐感、幸福感就渐次消失了，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不具什么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等。甚至他们也认为，人如单纯追求物质财富，谋取经济利益，就把自己降低为一般动物，失去了做人的高贵与尊严。但是看到这些，看到了有些快乐、幸福对人而言不具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就不该笼统地提什么是快乐、幸福而不是收入和GDp才是我们人类行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关乎人文终极关怀，而应具体地提是什么样的快乐、幸福才是我们人类行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关乎人文终极关怀。这样做，也许才不会使快乐经济学陷入可能面临的诸多迷思，也构成快乐经济学深化自己的正确和可靠途径！
笔者以为，所谓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就是人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最终或最后意义上的关注或怀想，并且这种关注或怀想只能是一个，即人活着为什么？显然只有人生的目的问题，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
人活着为什么？或者说，人生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人的本质是“自我”，马克思讲：“人的根本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正是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才能使人成为人，使人作为人获得落实。如人不能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不能开显或敞亮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人作为人就无从落实，此种情况下，人将不人，人还存在什么呢？而人活着，人生的目的，显然也就在达到自己的本质，使人成为人，使人本身获得落实，也就是活出自己，实现“自我”，开显或敞亮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讲：人生的目的，不是去获取和积累那些僵死的物质的东西，而是人生命的自我实现。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自己著名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中，认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而只有人的自我实现需要才是人的最高需要，对人具有着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
由此，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是人生存的根据和理由，也才构成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是所谓人真正的快乐与幸福。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就讲：“所谓生命的享受是发挥生命的创造潜能，使生命的能量变成一种价值存在。这才是享受生命，人的幸福都在于此。”
而如上所述，快乐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收入与快乐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就是因为有些情况下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的恰恰不是人自我的实现或完成，而是相反，是人自我的消弭或丧失，即人的“异化”。人的自我都丧失了，人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或意义，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精神处于漂泊无着状态，人还哪里有什么快乐与幸福可言呢？
快乐经济学还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基于核心价值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理性限度？经济增长如何持续促进快乐增长？如果经济有发展而快乐无提高，则经济增长定然无有意义。那么，经济增长又如何能够无限地正相关于人们的快乐？如果我们把经济的增长与人的自我实现紧密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可能就都应刃而解了。
如何走向人文终极关怀
经济学诞生之初虽然就与人类的幸福、快乐密切相关，边沁、斯密、马歇尔等著名经济学家均对快乐、幸福的理论有过诸多阐述，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还把快乐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根本范畴，但是在事实上，由于人们并不理解什么样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所以这样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向所谓的人文终极关怀，达到人文终极关怀应有的水准与高度。
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价值取向上走向单一，它只关注经济利益，重视物质财富，放弃了对人快乐与幸福的关注与思考，这样的经济学，当然与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之间更是南辕而北辙，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新兴的快乐经济学重提快乐，主张“回到边沁”，以图“追索人类行为的真谛”，但实在说，这样的经济学由于也不能理解什么样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所以它也仍然没有能走向真正的人文终极关怀，没有达到人文终极关怀应有的水准与高度，它在实际上仍然停留在人类行为的一般意义，没有达到“追索人类行为的真谛”！
经济学要走向人文终极关怀，笔者以为关键就在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引导人们把自己的经济活动与自己的实现自我、实现自我的生存价值、生命意义紧密联系统一起来。关注经济活动，这是经济学的立身之本，使命所在。如果离开经济活动去研究所谓的人文终极关怀，这不是经济学所做的，这是经济学陷入了误区；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这是经济学的人文终极意义或本质所在。不考虑和关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经济学显然就失去了自己的核心内涵或人文本性。只有在价值取向上既关注人的物质利益，又关注人自身的价值或意义，把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我实现即快乐工作联系起来，体现一种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我发展同步，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发展的高度统一，物质特性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这才是真正的快乐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的最高境界！
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
作为对人类行为——经济活动的反映，经济学关注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这是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就目前而言，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似乎还有另一重要原因，这就是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
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引导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只关注物质财富，重视收入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关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行为，造成了“物的法则”的胜利，“人的法则”的失灵，导致了人的“异化”，人成为“物”的奴隶。但是，现今，这种情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在一些经济行业或领域，人的价值或意义正在为一些人所高度关注，人的地位正在逐步凸显和提升。比如，中国的中集
公司、美国的星巴克公司、百事可乐公司等，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它们把企业的经营发展与企业员工实现个人生命的价值或意义紧密联系统一起来，使员工个人在企业的经营、发展活动中各从所好，所骋所长，充分施展自己，发挥个人的生命潜能，结果，不仅员工个人在企业中快乐工作，各得其所，活得高贵，有尊严，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企业本身的竞争力，使企业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实际上，一个企业，只有帮助员工实现自我，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让员工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体会到生命的快乐与幸福，才能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潜能，实现企业自身的价值。如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不能使员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或意义，体验自己生命的快乐与幸福，员工的工作只限于解决自己的温饱或生计问题，那么员工还从哪里产生那种强劲的和持久不衰的深层工作动力呢？
人活着，在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一份“美国企业性灵调查”研究报告显示，7成以上的上班族希望自己的工作能体现“性灵”，更有意义，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所谓“性灵”，就是“人类对寻找生命意义的基本欲望”。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新一代上海“小老板”不再像10年前的“4050”人员那样，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被逼无奈”踏上创业之路；今天的年轻人当老板，除了为改善经济条件，更多的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希望在企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就业，从事工作，自然就会把能否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作为自己的根本考量，以图活到自己的本质上，把自己的个性、生命发挥到极致，获得生命的快乐与幸福，正象美国心理学学会会长塞格利曼所预测的，享受工作所带来的审美快乐以及心流体验，将会取代物质报酬，成为投身职场的主要动力。加之，将性灵、将人的生命意义引入工作，引入企业管理，不但不会降低企业营运的绩效，反而还有提高企业工作效率的效用，所以，象上述富有远见卓识和人文情怀的中国中集公司以及美国星巴克公司、百事可乐公司等的企业领导就自然地开始把经济的发展与员工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开启了下一波经济的人文化大潮流。熟悉产业脉动的《Forbes》杂志发行人卡加德就认为，下波商业潮流的走向将是“意义、人生目的和深层的生命体验”。
而面对这一波即将到来的经济人文化大潮流，经济学可以无动于衷吗？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在现今，也许更多的还是出于这种经济人文化大潮流的深情呼唤，是势在必行！转向美学
在边沁那里，关注人的快乐与幸福，是一种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有机结合。由于快乐与幸福作为一种主观的感受与体验难以测度，难以用数字精确把握与准确表达，所以，到后来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快乐与幸福便渐被摒弃了，这样，经济学又远离了伦理学，从价值取向上偏离了人类对快乐和幸福的探索和追寻。新兴的快乐经济学主张“回到边沁”，主张经济学仍然要把人类的快乐、幸福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为自己的核心范畴，但其中的快乐、幸福还是伦理学意义的，这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向伦理学的一次复归。
但是，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显然不是一个简单、一般的伦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美学问题，因为它关涉的不是人的所谓行为准则，而是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人的行为准则才属于道德范畴，是伦理学问题，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就超出了道德范畴，走向审美领域，是美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根本或核心问题。为什么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走向了审美领域，构成了美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根本或核心问题呢？因为，作为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这种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一旦完成，人就进入一种自洽自足的审美状态，获得了美感愉悦与精神满足。也就是说，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把人的生命纳入到一种审美状态，构成了人美感愉悦、精神满足的实践论根据。人如不能活出自己，实现自我，就会内心不安，精神空虚，思想迷惘，情感焦虑等，还从哪里获得美感愉悦和精神满足呢？
因此，经济学要真正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就不是与什么伦理学有机结合，而是要转向与美学的自然联姻，只有与美学携起手来，经济学的人文终极关怀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或者说，转向美学，是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的一种必然选择或根本要求！
回到马克思
为反拨工业化时期效用与快乐的本末倒置，也为了纠正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单一偏向，实现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由效用向快乐复归，20__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卡尼曼撰写了《回到边沁》一文，响亮地提出了经济学“回到边沁”的主张，应该说，这些都是积极的和有益的。不过，现在看来，因为人文终极关怀不是一个一般或普通意义上的伦理学问题，而在根本上是一个美学问题，并且这个美学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早有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所以，经济学要走向人文终极关怀，从根本上就不是要“回到边沁”，而是要“回到马克思”，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审美学思想才显然为经济学追求一种人文终极关怀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他的美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各种经济学著作之中，与他的经济学思想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不过，正是在这种美学思想与经济学思想的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中，才形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审美学思想，马克思的这种经济审美学思想不仅最充分最深刻地体现着一种伟大的人文终极关怀性质，也为经济学达致一种崇高的人文境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历来反对劳动或实践那种只作为“谋生手段”的单一价值取向。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单纯地追逐物质利益、获取实际好处的劳动或实践，是一种“谋生的劳动”或“物质实践”，它不仅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和水平，而且往往容易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种劳动或实践，是不人道的，也是反人性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由这种劳动或实践所导致的大量的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马克思认为，人类理想的劳动或实践，是既追求物的效用价值，更追求人的生命意义；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与获得，更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既给人带来切实的物质利益，实际好处，又能使人获得一种美感愉悦、精神满足。在这种劳动或实践中，物的效用价值与人的生命意义高度统一，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我发展彼此同步，人的经济利益与人的审美活动相互贯通，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完美融合。这种劳动或实践并不排斥物的效用意义，它只是超越了物的效用意义，它从追求人的生命意义的高度，自然地把物的效用意义纳入或包含在自身之中。这种劳动或实践，是人的“真正的生产”，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这种劳动或实践，因为创造审美价值，实现审美意义，所以，为区别“谋生的劳动”或“物质实践”，我把它称为“审美实践”，马克思这种“审美实践”思想的确立，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的人文终极关怀性质，充分体现了自己的经济审美学思想，也使经济学由于与美学的实际联姻而实现了伟大的变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境界。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一文中，马克思旗帜鲜明地讲：“诚然，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①马克思这段话最充分最深刻地揭示了审美实践的伟大思想内涵，即作为一种劳动或实践，审美实践是物质财富与人的价值的高度结合与完美统一。
马克思还讲：“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
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②所谓“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就是指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在此基础上，人才能“享受”“个人的生命表现”，“感受到个人的乐趣”，即获得一种美感愉悦和精神满足。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讲：“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密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③这是说，与动物不同，人“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这种生产，就是“谋生的劳动”，或“物质实践”，但是，“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这种生产，才是人“真正的生产”，而这种人“真正的生产”，实际还是指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所以马克思才会接着讲，“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还讲：“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所谓“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还是指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在此基础上，才会有人的审美欣赏，即人作为审美主体“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即感受、体验、判断和评价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
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对人而言是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又是一种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彼此统一过程，所以，它又往往具体地表现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鉴于此，马克思也常常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出发探讨和研究美学问题。马克思讲，随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⑤。这就是说，随着“自然的人化”，自然对象成为了“人的对象”，即对象凝结着人的智慧与创造力、生命价值或生存意义；随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对象又成了“对象性的人”，即人以一种自然对象的形式显身或存在。这样，在自然对象身上就实现了一种自然对象与人之间的现实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我称之为“审美价值”，正是这种“审美价值”，标志着人实现了自我或完成了自我，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有了这种“审美价值”，才会有艺术作品等，人的审美欣赏、美感愉悦等也才有了自己的客观现实基础或本体论根据。马克思讲：“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⑥这是说，“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还产生了人的审美感觉、审美意识，这就为人的审美欣赏、美感愉悦等提供了相应的思想基础或认识前提。否则，“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⑦，或者，“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⑧，“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⑩。
总之，经济学要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必须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的经济审美学思想正为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树起了一块丰碑，也是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的一个光辉范例！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日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8页，第37页，第97页，第97页，第125页，第126页，第126页，第126页，第126页，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