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的起源篇1
【关键词】人类;起源;新进展
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后，人由古猿演变而来的见解得到公认，但此演变的若干中间环节当时还不清楚。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补上了这些缺失的线索。从20年代到70年代人类学家在东部非洲发现了最古老的人类—南方古猿属（australopithecus）,分别有南猿非洲种(a.africanus)、南猿粗壮种(a.robustus)、南猿鲍氏种（a.boiscei）和南猿阿法种(a.afarensis)。
至此，由猿到人的过程有了较明确的交待，但关于最早的人类何时起源于何处的问题，以及现代人类何时源于何处的问题，考古学家并未给出合理答案。60-70年代，迅猛发展的分子生物学被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获得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重要认识，也引发了与古人类学家的两场大争论。
1.现代人类的起源
长期以来有两种理论：多区进化说和非洲起源说。目前古生物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又纷纷卷入这场有关现代人类起源的争论中。
1.1“多区进化说又称直接演化说或连续说
1984年生物学家提出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重提魏氏的四条进化线,以各时期人类化石具有的共同特征证明在各该地区的连续进化,这样便比魏氏当时提出的证据更有说服力。以基因交流解释为什么经过长时间分头进化后,现时各个人种之间能如此近似,避免了魏氏直生论的错误。中国不同时期化石的共同形态特征包括面部扁平，低鼻梁，眼眶长方形，眼眶下外侧缘圆钝，颊部骨骼下缘弯曲，上门齿呈铲形等。后来又发现中国直立人与智人之间有形态镶嵌,就是说中国的个别直立人头骨已经具有一般发展到智人才普遍具有形态特征,如和县直立人眼眶后方不大缩狭,颖骨鳞部较高,头骨宽短，北京猿人最晚的号头盖骨脑膜中动脉前支比后支粗等。在中国少数智人头骨上还继续残留着直立人的典型特征，如大荔，和许家窑的头骨厚度与北京猿人差不多，大荔和资阳头骨都有角圆枕，大荔，马坝头骨还有正中矢状脊的残余等。这种现象表示直立人与智人无法截然分开，为连续进化增添了新的证据。我们还发现基因交流在化石上也留下了证据如马坝的圆眼眶,，其锐利的眼眶外下缘大荔的鼻旁隆起，柳江，资阳，丽江的枕部发髻状隆起都是尼安德特人的典型特征,在中国却只出现于很少数的标本。欧洲和近东也有个别标本扁平的面部令人联想到从中国来的基因流。
1.2“非洲起源说”又称“入侵说”、“代替说”
支持者，以已故分子生物学家威尔逊（a.C.wilson）为主。他们认为解剖学结构上的现代人类是在非洲形成的，然后迁徒到世界各地，一支侵入欧洲的尼安德人区域，消灭了土著尼人而形成现代的欧洲人；另一支侵入亚洲地区替代了亚洲土著发展成现代黄种人。
威尔逊等人从80年代开始选择人体细胞内的线粒体Dna作为研究进化的“活化石”。线粒体是母性遗传，若一位母亲线粒体发生变异，就会传给子女，并保留在后代的线粒体Dna上，因此根据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差异就可以追溯其母系族谱。威尔逊小组分析了非洲、亚洲、欧洲、中东、新几内亚和澳洲妇女胎盘细胞内的线粒体，发现不同类型的线粒体，有些互相接近，有些则差别较大。根据这些差异制作出系统树，树的根部在非洲，树枝和树梢则指向世界各地。他们根据已知线粒体Dna突变速度，计算出树根的年代距今13--29万年，平均为20万年。由此得出结论，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是现今全世界人的祖先，她的后裔在20万年前离开非洲家乡，分散到世界各地，代替了当地土著居民，演变为现代人类。
非洲起源说提出后，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多区进化论者反驳说，古人群体和现代人群体之间在骨骼上有种族连续性的迹象,现代种族特征早已有之,根本不是入侵者替代土著后才形成现代种族特征。而且入侵者分别产生出白种、黄种、黑种的特征也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还指出，威尔逊等人建立现代人谱系所采取的分子钟根本不可靠。另外，有些遗传学家和统计学家也对非洲起源说提出挑战，认为威尔逊等人不正确地使用了用以形成谱系的计算机程序，由同样的软件可以找到谱系的基部在亚洲。
非洲起源论者受到攻击后立即发表了反对多区进化说的证据。他们指出，考古学家所依据的化石记录支离破碎、参差不齐，不能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所谓古人类和现代人在解剖学上的联系不过是他们都保留着更古老人类的多种特征。关于分子钟的可靠性问题，他们修正了把分子钟与500万年前人类从黑猩猩中分离事件相联系的做法，较准于古生物学家认可的可测定年代的事件上：人类约在4-6万年前拓居到新几内亚，由此仍可推算出人类祖先就是20万年前的非洲人。至于计算机程序，非洲起源论者承认有些差错，但同时也指出反对者错误使用了数据库，拒绝认输。
1.3“亚洲起源说”
1997年，一批法国古生物学家在缅甸发现了邦塘巴黑尼亚猿化石。根据这一发现，他们提出了人类祖先可能源自亚洲的假设。
2008年11月，法国与多国古生物学家联合考察小组在缅甸蒲甘地区找到了保存完整的邦塘巴黑尼亚的下颌骨，磨损的长牙证明这个小小的灵长类动物体重3公斤，但能够咬碎坚硬的热带水果外壳，吸允果汁和水果中的营养。它的形状奇特，这是为了适应捕食而演化的结果，古生物学家还从未在这一灵长类动物中发现过这样的形状。但它具备南美洲一种叫做琦的猴子的特点，而这种猴子也属于类人猿的大家庭。科学家，据此断定，缅甸发现的邦塘巴黑尼亚猿化石确属类人猿，从而证明了历史上第一批类人猿来自亚洲，并且，该小组认为，在没有发现进一步的古生物证据之前，高级灵长类起源于亚洲而不是非洲的事实不可否认。
我们将近东的旧石器、非洲的人类化石与中国的材料作了对比研究,提出了有力的反证，表明中国的现代人很难说主要来自非洲。
2.结语
正确的思想和理论以及严谨的科研态度，对于引领现代研究人类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综合性的。人类对于自己的认识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目前对于人类起源地仍旧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正是这种争议的存在，人类才能更加清晰的认识自身以及生物发展与进化的规律。 [科]
【参考文献】
［1］童强,张明华.探索人类起源的新进展.自然与人.1990,(3):22-23.
［2］吴汝康.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和新问题.人类学学报.1994,13(4):353-373.
［3］吴新智.古人类学研究进展.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0,22(5):1-6.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2
自从有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分，近两千年以来，两者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怎样的现状？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又该如何继续发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对此本文主要从这三点着手分析，以此促进我国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以及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著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著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发.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J].东岳论丛.2010(01).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3
关键词：神话；社会发展；相互影响
《辞海》中对于“神话”的解释是“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故事和传说。它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古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的产物。神话往往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换而言之，神话可以说最初是人类的衍生物，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所限制，导致人类和生活方式和精神思考的广度受限从而引发出的产物，是古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最古老的信仰，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解释与疑问，随着历史的发展，神话传说逐渐进化为一种宗教认识，神话故事影响着后世的发展同时也被后世的社会环境给浸染着。
对于神话的意义，我想先从其文学意义开始讨论。鲁迅先生曾指出：小说发端于街谈巷语，“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又说：“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所以查阅古书，不难发现甚至可以狭隘的说中国古代文学始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我国最早的一部神话小说是《穆天子传》，该书的重要情节就是利用上古神话传说写出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政治形态的更迭，神话变成仙话，仙话托起了志怪小说。究其本源，志怪小说基生于中国古代神话而形成的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这就开⒘酥泄小说史序曲。
神话的起源于早期的氏族社会中的早、中期，即所谓的母系社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早期神话中女性神的比例、地位和描述中看出来。由于母系社会时期，环境的恶劣，生产力的地下，死亡率过高等一系列因素，共同造就了拥有生殖支配权利的女性在当时的政治形态、生产生活中的绝对主导支配地位，所以最初的神话中主宰大自然的神祗多是女性形象。然而，进入父系氏族之后，乃至于之后以父系家长制为中心和血缘为纽带的封建社会，我们从诗词歌赋戏曲小说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神话形象的改变，不难看出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变，因为社会形态中政治因素的影响，支配统治阶级的转换自然会影响到神话中的女性形象。
我们会发现女性已经由超出人类神明渐渐变得越来越趋近于现实中的人，更符合封建礼教的女人。以西王母形象的演变过程为例：在现存的史料中，记载西王母最早的是《山海经》。在《山海经・西山经》和《山海经・大荒西经》有涉及西王母最初形象的两处文字：
“玉山，是西王母之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逢发戴胜，是司天厉及五残。”
“西南之海，流沙之宾，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布弱水之渊环之，其他有炎火之山，投物趣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可见，西王母在母系社会时期的形象被描述成为一个形状如人的人面虎身的豹尾虎齿的怪物，显示出浓厚的部落图腾色彩，同时也具有某种刑杀之神的气质。此时的西王母形象类似于上古的主宰之神，有着王者的霸气和绝对的权力，甚至可以说这个时期神话中对西王母的描述难辨雌雄。
但在周朝时期，以《穆天子传》中的记载为例。西王母以人的形象，作为远方异族部落领袖的身份与周穆王相会于瑶池，周穆王带着珠宝美玉和精美的衣料作为礼物去见西王母。到了傍晚，穆王借西王母的瑶池在池边宴请西王母，此时的西王母更像一位平和的妇人。再到《淮南子・览冥篇》中“羿请不死之药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这时的西王母身揣不死之药，已有仙人之姿了。
而到六朝人作的《汉武帝故事》和《汉武帝内传》，西王母俨然成为了仙人。《汉武帝内传》中仙化的尤为突出。
“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锦袷e，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分头之剑。头上大华结，戴太真晨婴之冠，履元琼凤文之舄。视之可年卅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拜跪，问寒温毕，立如也。因呼帝共坐，帝南面，向王母。母自设膳，膳精非常。丰珍之肴，芳华百果，紫芝萎蕤，纷若填谩G逑阒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索桃，须臾，以o盛桃七枚，大如鸭子，形圆，色青，以呈王母。母以四枚与帝，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录核。母曰：“何谓？”帝曰：“欲种之耳。”母曰：“此桃三千岁一生实耳，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如何！”帝乃止。于坐上酒觞数过，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H，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击昆庭之钟，又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簧，侍女阮凌华拊五灵之石，侍女范成君击洞庭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
而西王母这一形象的转变，可以让我们窥到一隅，中国古代的神话完成了历史性的演变，由神至人，而后演化为仙。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神话始于远古社会后历经千年的封建王朝的洗礼，附着了社会体制和朝代、思想变迁的痕迹。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4
【关键词】文字画；史前图象符号；契刻；八卦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当我们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树枝上刻下历史性的一笔时，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迹，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记录了原始人类的生活起居及从事的社会活动，例如打猎，祭祀，很好地传承了古国文明，可以说文字的产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虽然是夸张的描述，但也可见文字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因此，关于文字的起源，历年来各家众说纷纭，据《易系辞》、《老子八十》、《庄子胠箧》、《说文解字序》，在仓颉造字之前我们的祖先曾用结绳记事。此后，“太昊，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然后是“仓颉作书”，即有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图画说，原始意象说等，且各说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图画说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内容上的丰富含义得到文字学家们的普遍认可，并命名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裘锡圭先生赞同“文字画”），唐兰先生用“文字等于图画加上语言”支持图画说。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画”说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图是个强有力的证据。图画给人的直观感受即是弯弓搭射箭去射，这是显性的信息量；隐性的信息量是该图以直观形式作用于人的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联想与想象，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射人，射马，还是射虎，”，这是结绳，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图画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态。我认为，图画是作为汉字的主要起源的，结绳，契刻，八卦可认为是次要起源，为研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
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社会，原始记事主要可以归纳为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方式各施其职，实物记事与符号记事可以说是原始人类为帮助记忆的最初尝试。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发生和发展，在结构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刻划系统，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刻划系统应在图形系统之前，“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形象而要能象，那还需要一段发展过程。”等系列观点的提出和史前刻划符号的发掘极大地震撼了“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首先，从工具性角度出发，刻划，记号，图画等视觉符号形式的存在状态都是以“原始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作为客体，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达工具，都是满足使用主体不同的需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次，从主体行为的主动性来说，远古人类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很简单的，更不带政治色彩——将主流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之上，也就是说，选择结绳，刻划或图画是有相对自由的，虽然有些学者根据汪宁生先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的调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划记号”只是一种“随意的刻划记号”的结论，认为它们既“没有社会性”、“本身也没有自我说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传达不了”，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和武断了，图画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认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结绳记号同样也负载着一定的信息量，远古人类用随意的结绳动作有意识地保存记忆，避免遗忘。我们说“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结绳也是作为原始交际工具在帮助记忆的同时，也作为相互交际往来的凭证，“工具”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从这点上足以说明结绳与文字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排斥结绳起源说可以说是否定结绳记事的这段历史。结绳的方式虽然简单，但足以表达简单的意思，例如记忆与盟约，而且在后代结绳方式亦有遗迹，如朱熹记述的苗民不知文字，仍以结绳记事，并父子相传，林胜邦亦考证过硫球结绳法分指事会意两类，凡物品交换，租税赋纳，用以记数者，则为指事类；结绳记事也成为后来有些汉字的取象之源，如汉字中的、、等字即取象于结绳，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认为，在声符文字未发生以前，图画文字里只有极少数的象形，此外，就完全是象意字了。即图画文字演化为象形字和象意字，而据上所证，象形字与会意也可以在结绳记事上找到一点证据，可见，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前奏和预演，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准备。
契刻是远古人类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创造的用于帮助记忆数字的一种方法，契字做动词，《释名》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由于数目记忆的困难，所以刻木来作为一种信约，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记载，如《管子轻重甲》、《列子说符》、《易林》、《曲礼》等，文字家们对契刻说给予了适当肯定，认为契刻的“约定俗成”的性质已经十分接近文字，已经带有书写的性质，然而仍不承认它是文字的起源，虽然有人推测汉字的一到八数目字来源于契刻，但不能作为有力证据。我认为，契刻的符号与汉字是相当接近的，服从于交际需要，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征，服务于小地区，小范围人们的交际圈，从认知学的角度，远古人类的简单思维已经创造了奇迹。刻划符号与人类思维具有直接的关系。为使对事物的直观认识能够保存，于是借助一定的形式（刻划）来实现，刻划的符号即代表现实中的事物，若我们把远古人类为保存原始记忆的意图叫做“意”的话，通过心理加工，其生成的图象即刻划的符号可以叫做“象”，即原始心理图式，可见远古人类有了“我手写我口”的可能，虽然这些刻划符号并没有语音形式，但无语音并不妨碍小范围的交流，并不影响突破时空限制的记忆，虽然所记忆的内容十分有限，只限于简单的具体的事物，但“约定俗成”的性质和工具的职能足以证明它在文字产生之前的重要性，作为次要来源来说，并不过分。
由于各种起源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赞同一种起源说而排斥另一种起源说显得太主观化，还有学者折衷一说，认为结绳和象形汉字之间有个中间环节，即是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原始“数字卦”，阐述思路是结绳主要是用以记数的，实际上结绳是原始的数字形式，先民用这种原始的结绳数字进行占卜，“河图洛书”正是这种原始结绳数字排列而成的数字卦图式，这些图式可以排演出众多的数字卦，不同的数字卦代表着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说数字卦粗略地具备了文字的功能，但这些数字卦所代表的内容毕竟让人难以把握，为了更形象准确地记录数字卦所蕴含的内容，掌管卜筮的巫师们才逐步地发明、创造了象形汉字。
实际上，各种起源说法都有其理论基础，然而我要说的是，人们在重视事实考证的同时，忽视了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文字学家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审视中国古文字时，怀的是探求“文字”的目的，何谓文字成为衡量的标准，裘锡圭认为，语言文字学者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叫做文字。裘先生认为这种分歧只是使用术语的不同，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是非。然而实际上，文字的定义却成为探索文字起源的关键。也就是说文字学家对文字定义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由此导致了探求文字起源时的理论基础不同，验证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会有各种文字起源说。狭义派的观点是：“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道出文字的性质。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中国的文字是方块汉字，自然，狭义派文字学家以这定义做衡量标准，以古推今，进行严格的一一对照的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的符号界限分明，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很容易找到不符合的条件，如不代表语音，只是远古人类随意做的记号，一个个绳结并没有同语言中的语素或词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认为汉字是高级的符号体系，其复杂的构形是不可能从简单的契刻演变而来的。从固有的文字构形来判断史前符号，根据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距汉字发生的源头较近，绝大多数文字个体是通过象形的诱导产生的图形式文字，文字符号与它所代表的词之间的联系，很明确地表现了汉字与图画的渊源关系，“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广义派文字学家在“用来传递信息，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的理论指导下，支持图画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从宏观角度来说，只要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本身具有一定意义，都可以作为探索文字起源的材料和证据。根据目前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非常肯定地说图画说就是文字的唯一起源，恰当的说，这是主流观点，也有人持否定意见，认为以指示性的图案作叙事型的描绘的“图画文字”在中国尚未发现任何痕迹，而古埃及前王朝时代的象形字，其文字本身就是以图画的形式来表示的。不能因为甲骨文中象形字数量众多而断定汉字起源于图画，但大部分文字学家如唐兰，裘锡圭还是持肯定意见，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可以像广义派的做法，认为图画说是主要起源，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丰富文字起源说的理论，形成多元化的观点，但其中还是有主次之分的。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在文字定义做广义和狭义区分的同时，我觉得有必要对文字起源说也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在远古人类时代，结绳，契刻，八卦，图画作为符号形式，依表达者的需要来选择，处于一个较自由选择的阶段。图画符号以其整体的优势（象形，象意）奠定了起源说的基础，但从广义上来说，可以把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和发展汉字起源的理论。
参考文献
[1]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5
关键词：《和名类聚抄》异域典籍中古汉语
《和名类聚抄》（以下简称《和名抄》）作为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辞书，成书于日本立志发展民族文化的平安时期，源顺在序文中写到“是故虽一百峡文馆词林、三十卷白氏事类、而徒备风月之兴、难决世俗之疑”“适可决其疑者、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大医博士深江辅仁奉敕撰集新钞倭名本草、山州员外刺史田公望日本纪私记等也”“汝集彼数家之善说，令我临文无所疑焉”“古人有言，街谈巷说犹有可采，仆虽诚浅学而所注辑皆出自前经旧史倭汉之书”。可见当时《文馆词林》《白氏事类》对日本文人在汉语学习及应用方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因当时的汉语学习者仅限于贵族等地位比较高的人，而一般人即“世俗”对汉语文字难以理解。当时日本已经有典籍类辞书《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倭名本草》《日本纪私记》等，却“难决世俗之疑”，即在当时急需一本通俗易懂的辞书。“集彼数家之善说”指“前经旧史倭汉之书”，据查《和名抄》引用典籍360多种，其中90%左右为中国典籍[1]，或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对字、词进行详细的解释，最终“临文无所疑”。《和名抄》对《类聚名义抄》《色叶字类抄》《节用集》等日本后世辞书编纂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语大辞典》中“典籍”的释义为：法典、图籍等重要文献。异域典籍是指存在于域外或域外文人用古汉语撰写的各类典籍。[2]近年来，域外汉籍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等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在域外汉籍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并激励着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域外汉籍的研究工作。[3]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对《和名抄》中所引典籍与现行本进行对比分析，从俗字演变的角度进行考释，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或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补充，或纠正一些古籍或词典的错误之处，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对词典的再版校对等工作提供依据。
一、《和名抄》对古籍的验证
在国内失传的众多古代宝贵文献有时在其他国家如日本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原典籍由于天灾人祸，抄录再版等原因早就不复存在了，现行版本与原典籍存在差异在所难免，利用《和名抄》可以再现相关古籍的原貌。
1.疽
《和名抄》说文云疽七余反俗云发齐久b也。（形体部疮类）
《说文解字》b也。从疒且声。七余切。（卷七・疒部）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疽”释义为：久b也。《后汉书・刘焉传》注，玄应《一切经音义》皆引“久b”。与小徐合。b久而⒕遥然也。从且声。七余切。五部。《唐韵》七余切，《集韵》千余切，《韵会》七n切，从音苴。可见源顺所引内容为《说文解字》原貌。《说文解字・卷十四・且部》“且”的释义为：]也。从几，足有二m，一其下地也。凡且之俳源忧摇w佑嗲小S郑千也切。“且”在古代有两个读音，一种读音为精纽鱼部，另一种为清纽鱼部，精纽的“且”同“疽”为叠韵关系，清纽的“且”同“疽”为双声关系，读音相近，并且反应了古音中“j”“q”的反切与韵母的关系。[4]
2.o
《和名抄》说文云o音谓和名久佐布虫似豪猪而小者也。（鳞介部虫豸类）
《说文解字》“猬”作“帚”，虫似豪猪者。蝈，或从虫。《说文・帚部》
《玉篇》中“o”的释义为：虫也，似豪猪而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o”：或从虫作。尔雅亦入之释兽。《尔雅・释兽》：毛剌。可见源顺所引内容参照了《说文解字》和《玉篇》，重现了古籍的内容。《汉语大词典》2144页“o”的释义为“猬”的异体字，而951页“猬”的释义为：兽名。状如鼠而较大，长尺许，毛多而密，尖锐如刺，遇敌则团缩，毛攒起竖立，故俗称刺猬。穴土而居，昼伏夜出，食田间害虫。《史记・龟策列传》：“猬辱于鹊。”其实“猬”的古意有“虫类”的含义，《汉语大词典》对此只字不提有欠妥当，且《史记・龟策列传》的“猬”当为“o”，建议在“o”的义项中加入。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有“马毛缩如o，角弓不可张”的诗句。可见在南北朝时期“o”还在使用，到了隋唐时期随着汉字的简化和双音节化，“猬”逐渐取代了“o”而被广泛使用，如杜甫的《相和歌辞・前苦寒行二首》：“汉时长安雪一丈，牛马毛寒缩如猬”。
二、《和名抄》对古籍俗字的使用
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把汉字分为俗、通、正三体。说明俗字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平民百姓使用。《和名抄》中俗字的使用正说明了源顺编写服务平民大众的辞书的目的。
1.黛
《和名抄》：说文云黛音代和名万由须美画眉墨也（调度中容饰具）
查阅《说文解字》，无“黛”字。《说文解字》有“n”字。画眉也。从黑朕声。徒耐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义为：画眉墨也。依小徐有墨字。玉篇作黑。n者，妇人画眉之黑物也。《释名》曰：黛，代也。减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通俗文曰：i石谓之“黛”，服，刘熙字皆作黛。不与许同。汉人用字不同之徵也。黛者，n之俗。楚辞，国策遂无作n者。从黑。朕声。徒耐切。按朕声本在七部六部合音。转入一部。又变其体为黛。可见《和名抄》的“黛”字为“n”的俗字。《汉语大词典》1738页“n”的释义为：同“黛”。《新书・劝学》：“尝试传白n黑，榆铗陂，j芷若，蚩虱视，益口笑，佳态佻志，从容为说焉。”此处对“n”的释义忠于此字的原始意义，比较详实，对此类被简化的古代使用的汉字进行释义时，这是个很好的范例。
2.R
《和名抄》：说文云在屋曰R楚江反字亦作牖和名末置在墙曰牖己见墙壁具兼名苑云一名梢艋\（居处部门户类）
《说文解字》：在曰牖，在屋曰琛o笮巍7柚属皆从琛4埃或从穴，古文。楚江切。《说文解字・囱部》
可见《和名抄》与《说文解字》的释义一致，只是顺序发生了变化，并且源顺使用了“琛钡乃鬃郑同时源顺还参考了《兼名苑》的相关内容，对已经遗佚的典籍的辑录工作有重要作用。与山匝院嶂蔽窗型明。可见在古代“伞庇搿案R”意义相通。《释名》：窗，也。於外Q任明也。《汉语大词典》1694页收录了“ 薄А彼得髁舜实浔嘧胝叩娜险嫣度，但仅仅释义为“窗”的异体字稍欠妥当，因为在古代的意义为“在墙曰牖”，同样对“R”也应该加上古文“在屋曰琛钡氖鸵濉
三、《和名抄》对《游仙窟》的辑注
《游仙窟》是唐代张|所著的传奇小说，从中国小说的发展史来看，《游仙窟》堪称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书成后不久就流传到了日本，据《旧唐书》记载：日本“每遣使入朝，必出重金购其文”，此后，由于种种变迁，宋、元、明、清时期此书在中国彻底失传了。清朝末年，杨守敬从《经籍访古志》中将此书抄回中国本土后才又进入人们的视野。通过对《和名抄》所引《游仙窟》材料的梳理，可以再现《游仙窟》的原貌。
1.F鬼
游仙窟云F鬼师说伊岐须太万（鬼神部鬼魅类）
《游仙窟》原文为：余因咏曰：“梦中疑是实，觉后忽非真。诚知肠欲断，穷鬼故调人。”“F”是“穷”的异体字，原意为“洞穴不可行进的终极处。”从字形看像“穷苦人的身形”，中古时期由于音节的双音节话，即在单音节词的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单音节语素，使之成为双音节词，也就是说“鬼”作为词尾已经失去其原本的实际意义，仅起调节音节的作用。唐代“F鬼”已经作为一个词固定下来，并被广泛使用。[5]
2.古老
游仙窟云古老和名於岐奈比止（人类部老幼类）
《游仙窟》原文为：古老相传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踪罕及，鸟路才通，每有香果琼枝，天衣锡钵，自然浮出，不知从何而至。”“古”在《说文解字》的释义为：故也。从十、口。R前言者也。“老”的释义为：考也。七十曰老。“古老”一词是中古时期将两个意义相关或相近的语素或单音节词组合成的双音节词，如“窗户”“墙壁”等。
3.眼眼皮
游仙窟云眼皮师说万比岐一说万奈古井（形体部耳目类）
《游仙窟》中“眼”字共出现了43次，有“眼见”“双眼”“眼尾”“眼拙”“失眼”“眼子”“眼碜”“眼皮”“曜眼”“细眼”“斜眼”“眼细”“亿眼”“眼饱”等，而“眼皮”只出现了一次，即下官曰：“昨夜眼皮p，今朝见好人。”此处“眼皮”即“眼睛”之意。并且，源顺把“眼皮”等同于“眼”，可见源顺是参照了《游仙窟》原文的，这也正好验证了源顺所引为《游仙窟》原貌。
4.眦
游仙窟云眼尾师说训万奈之利（形体部耳目类）
《广雅》的释义为：目裂也。《说文解字》的释义为：目也。与之相邻的“睑”“眶”源顺根据《唐韵》解释为“目睑”“目眶”，而“眦”则根据当时流行小说《游仙窟》中“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横波，翻成眼尾。”的内容解释为“眼尾”，充分体现了源顺让“世俗无所疑”的初衷，堪称通俗易懂。
5.手子
游仙窟云手子师说云太奈须惠（形体部手足类）
“手子”即现代汉语的“手指”，现代在天津等某些方言中还存在着“子”发“指”的现象，“Z”是舌尖前音，“zh”是舌尖后音，“z”也叫平舌音，发音时舌尖部位比较平直，“zh”也叫卷舌音或翘舌音，发音时，舌尖向上卷起或者叫翘起，因为“古无舌上音”“古无多舌音”，所以在古代无“zh”音。随着发音的变化，“子”音逐渐转变成了“指”音。《游仙窟》中有5处“手子”：手子腽]；当把手子；把著手子；手子从君把；忽把十娘手子而别。其意义均为“手指”之意。
6.牙床
游仙窟云六尺象牙床杨氏汉语抄云牙床久礼c古（调度中坐卧具）
《游仙窟》原文为：八尺象牙床，绯绫帖荐褥。考释此处《杨氏汉语抄》误把“象牙床”理解成了“牙床”，可见源顺或没正确理解《游仙窟》内容，或根本没亲自读阅《游仙窟》原文，仅仅错误地引用了《杨氏汉语抄》。战国孟尝君“有能扬文之各，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即楚国要送孟尝君象牙床的故事，说明战国时期就有该词，只是中国传入日本的词汇中鲜有三字词，所以才被日本学者误以为成了“牙床”。另外，《和名抄》的“六尺”和《游仙窟》的“八尺”不同，古代的标准长度单位是“尺”，不同时期“尺”的长短是不同的，年代越早，“尺”越短，秦代一尺约等于现在的0.23米，唐朝时一尺约3.07分米，六尺等于1米8左右，而八尺2米4有点不符合常识，所以《游仙窟》现存版本的“八尺象牙床”当误传，《和名抄》的“六尺象牙床”为《游仙窟》原貌[6]。
7.B子
杨氏汉语抄云枳佑盍髦沼利乃佐良游仙窟云麟脯豹胎]於玉B（器皿部漆器类）
《游仙窟》原文为：麟脯豹胎，纷纶于玉B。后缀“子”组成复合词是中古词汇变化的类型之一，起一定的语法意义，其词汇意义不发生变化，如“合子”“酒台子”“厨子”“瓶子”“错子”等，再次验证了中古口语化的变化规律。
8.鱼l
游仙窟云东海鲻l鱼l读须波夜利本朝式云楚割（饮食部鱼鸟类）
o仪性显契瘸址~名也游仙窟云东海鲻l鲻x奈c之lx食部（鳞介部龙鱼类）
雉脯游仙窟云西山凤脯音甫师说保之止利俗用干B二字（饮食部鱼鸟类）
游仙窟云雉音翠师说比太礼说文云今按如许慎说者俗所谓阿布良之利是鸟尾b也（羽族部羽族体）
《游仙窟》原文为：东海鲻条，西山凤脯，鹿尾鹿舌，干鱼炙鱼，雁醢荇菹，鹑月桂糁，熊掌兔髀，雉豺唇，百味五辛，谈之不能尽，说之不能穷。
《本草》鱼，似鲤，身圆头扁，骨软，生江海浅水中。可见源顺根据《孙仪性稀方“”简单地理解成“鱼”，其实此处的“”是指鲻鱼的幼鱼，大概二十几岁的源顺没见过鲻鱼的幼鱼，也不知鲻鱼为何物，所以才作此简单的处理。
《和名抄》中源顺将“干B”作为了“雉脯”“凤脯”的通俗说法。“雉”的义项为：《说文解字》雉有十四种。《尔雅・释鸟》_雉、雉、G雉、雉、秩秩海雉、m山雉、n雉、h雉。雉绝有力奋。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成章曰e。江淮而南，i质五彩皆备成章曰_。南方曰_，东方曰，北方曰t，西方曰。“凤”的义项为：《说文解字》神B也。《尔雅・释鸟》凤，其雌凰。《广雅》凤凰，鸡头燕h，蛇颈鸿身，鱼尾j翼。五色：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义，腹文信，膺文仁。雄鸣曰uu，雌鸣曰足足，e鸣曰固常，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保长，举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B”的义项为：《说文解字》长尾禽总名也。《正韵》常时曰鸟，胎卵曰禽。《尔雅・释鸟》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的相关义项为：《广韵》鸟尾上肉。又《博雅》，肥也。《集韵》祖C切，音。髁骨也。一曰肥实谓之。
通过十娘款待张骞的“东海鲻条，西山凤脯，鹿尾鹿舌，干鱼炙鱼，雁醢荇菹，鹑月桂糁，熊掌兔髀，雉豺唇，”可以了解唐代饮食文化是何等的丰盛，水陆珍馔，应有尽有，真可谓“百味五辛，谈之不能尽，说之不能穷”。
源顺在攥写《和名抄》时除了参考中国的典籍、韵书之外，还参照了当时流行的小说，如《游仙窟》等，并且所引用的内容多为当时被广泛使用的口语，从而有力地证实了唐代口语词汇的发展变化规律[7]。
三、结语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并能不断进行创新、创造的国家，《和名抄》在把中国的很多典籍进行汇编和杂抄后，无论是词汇释义还是训读，都对汉字和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反过来又对现代中国典籍的考证及汉语发展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材料。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和名类聚抄》的汉语语言学视角研究”，项目编号：[2014SJB574]。）
注释：
[1]林忠鹏：《倭名类聚抄与中国典籍》，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83-89页。
[2]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第159-160页。
[3]金程宇：《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11-124页。
[4]杨秀云：《从看中古汉语对日本汉字文化的影响》，景德镇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12-16页。
[5]安部逸雄：《中古hZについて--倭名聚抄を中心として》，Z学と文学九州女子大学国Z国文学会，2000年，第3期，第157-178页。
[6]秋本吉郎：《倭名聚抄とh字文化》，国文学，1953年，第10期，第7-16页。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6
一、教育的涵义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人的智力与体力、影响人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可以称作教育。它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2.狭义上的教育则指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主要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学校教育的工作,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期望方向变化的活动。
二、教育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是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
三、教育的属性
(一)教育的本质属性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二)教育的社会属性
1.教育具有永恒性
2.教育具有历史性
3.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
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一)教育的起源
1.神话起源说
2.生物起源说
生物起源说代表人物有l9世纪法国的利托尔诺,美国的桑代克,英国的沛西能。生物起源说认为人类教育起源于动物界中各类动物的生存本能活动。
3.心理起源说
美国心理学家孟禄是心理起源论的代表人物,认为教育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
4.劳动起源说
劳动起源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前苏联米丁斯基、凯洛夫等,认为教育起源于劳动,起源于劳动过程中社会生产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
(二)教育的发展历程
1.原始社会的教育
原始社会的教育没有阶级性,教育活动在生产生活中进行。
2.古代社会的教育
古代社会的教育包括奴隶社会教育和封建社会教育两个时期。
(1)奴隶社会教育
①中国
夏、商、西周:教育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②西方古希腊教育
斯巴达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体格强壮的武士。学习内容主要是“赛跑、跳跃、角力、掷铁饼、投标枪”,称之为“五项竞技”。
雅典学习内容主要为读、写、算、音乐、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培养和谐发展的人是雅典教育的显着特点。
(2)封建社会教育
①中国
《四书》、《五经》,特别是《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被作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②西方
西方封建社会,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教育:教会学校和骑士学校。
(3)古代学校教育的特征
①古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具有非生产性。
②古代学校教育适应古代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具有阶级性;封建社会的学校还具有等级性。
③古代学校教育适应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表现出道统性、专制性、刻板性和象征性。
3.20世纪以后教育的新特点
第一,教育的终身化;
第二,教育的全民化;
第三,教育的民主化;
第四,教育的多元化;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7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汉字来历的故事：
“被”是一个形声字兼会意字。如果从形声字的角度来看，“被”字左边的“衣”字旁表示意义，说明被子是属于衣物一类，右边的“皮”字在造字的时代和“被”的读音相似，表示这个字的读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皮”和“被”的读音变得不一样了，逐渐失去了它表读音的功能。如果从会意字的角度来看，用皮做的衣物就是“被”。被的最初意义指的是一种小被子，到了后代，在被的本义基础上又引申出“蒙受”等意义。
在我国的古籍《尚书》中曾有“岛夷皮服”的记载，意思是说，当时有海岛上的居民向中央进贡由皮做成的衣服。由此可见，我国远古的先辈们的确有穿兽皮的事实。既然远古的人们有皮衣，那么当时出现用兽皮做的被子也就不足为奇了。皮在古代是专门用来指有毛的兽皮，如果除去了毛就称为革了，毛皮温暖舒适而且比较容易获得，作为远占人类的御寒工具是再合适不过了。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曾解释道“大被为衾，小被为寝衣”，说的是大小不同的“被”的名称。“被”在最初是和“衾”对立的概念，“衾”专门用来指大被子，而“被”专门用来指小被子。这可能与被的材质有关系，一张兽皮如果从面积上来看，不正好就是一床小被子吗？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证明，被在最早的确是用兽皮制成的。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8
中华民族的史前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起源神话的口头传承和文献记载中寻找中华民族的发生、发展线索，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路径。随着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的扩大，中国起源神话研究从20世纪早期开始，自觉地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究中华民族存留于神话中的起源记忆。后来，考古学界也在本学科的发展中触及到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证与研究。不仅如此，国外汉学家也运用考古学方法较早地研究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当代中华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以融和、开放、敬祖、友邻的心态参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题也得到了关注与强调。为此，综观上世纪初迄今的百年以来，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学取向上的国内外研究格局，实证神话传承中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一、比较神话学与人类学视野：国外汉学界的早期研究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著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著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著。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如拉灵顿（C．Larrinton）主编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1992）运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做出构拟，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国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999）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强调的是，俄罗斯通讯院士李福清（B．Riftin）作为当代研究中国神话最著名的汉学家，不仅广泛搜集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人类学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在研究方法与神话史料、口头传承的神话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还整理了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的论著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的外文论著目录（1839－1990）》一书，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国外相关文献的宝贵线索。二、现代神话学与历史人类学互动：国内学界的起源研究取向20世纪早期的30年，中国现代神话学受西学影响而初具形态，方法论上，对“地下材料”的追求作为研究方向得以确立。这一时期主要以历史学家的研究为主。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人茅盾，在其《中国神话研究》（1928）、《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神话杂论》（1929）等论著中所提出的理论以及有关中国神话的重要见解，对当时和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成了中国神话学人类学派的发展。茅盾论述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原始人宇宙观的变化导致神话演变的问题。他试图从上古史中抽绎出中国神话的“诸神世系”，并提出了以帝俊为主神的设想。以顾颉刚和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由历史研究入手，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和扎实的文献学功夫，对上古神话资料和神话人物进行仔细的发掘、校勘、考辨、梳理、研究，力求从古史中剥离和还原神话，重构民族的神话体系，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学派和民族的神话史观。同时，王国维提出了将“地上之材料”（传世文献）与“地下之材料”（甲骨文、金文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辨学派一道，极大地震动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从而为神话领域的考古学研究开创了方法论的先声。#p#分页标题#e#20世纪30～70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成果的涌现，一批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参与到民族起源神话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录•汉武梁祠画像考释》（1936）、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闻一多的《神话与诗》（1956）等相继从发掘出来的古文字和汉画像等考古成果中获取新的研究材料，考证商周文化的神话起源、神话类型和价值以及中国古代宗教形态。商承祚的《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就战国楚帛书的新材料予以研究，对其中的起源神话材料也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卫聚贤的《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苏雪林屈赋探索系列论著（20世纪70年代）、刘尧汉的《从民族学资料试探彝族与羌、夏、汉的历史渊源》（1979）、包寿南的《藏族族源考略》（1979）等也对相关起源神话做出过深入探讨。同时，一些学术新人出现，杜而未、印顺法师、王孝廉即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三位。前者关于山海经神话、创世神话、古帝系神话以及虚拟动物神话的研究均有新见；中者的《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一书，从上古神话中提出了羊、鸟、鱼、龙四大图腾信仰，由此区分先民的四大部族联盟系统，并对龙、凤、麒麟、龟四种神兽作了详尽分析；后者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中对神话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上古神话的分流、巨人神话以及神话与古代诗歌等方面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这一时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有大贡献的首推丁山。作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丁山精通甲骨金石、音韵训诂，熟悉上古史料，在古神话的考辨、推原方面，成绩卓著。他利用考古新材料探求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主要见于《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1956）和《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两部著作。前者深入论证了包括图腾神话在内的民族起源神话的历史制度内涵，认为图腾是氏族社会的宗神，氏族制时代就是图腾时代，图腾神话与图腾艺术因而成为原始文化的核心纲领。后者“意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来源”（丁山语），在传统的考据基础上运用了比较语文学、比较神话学和宗教学的方法，对史前神话加以初步分析，分析数量之广、考证程度之深，都达到极高的水平。并讨论了姜嫄与土神的关系，以希腊神话作参照将姜嫄定为地母，将后稷定为谷神，生民神话定为农业生产时代的原始生殖神话。这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徐旭生。他提出了传说时代的概念，在传说时代的研究与传说材料的整理方面成就斐然。其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认为，上古神话传说研究的关键是材料的原始性与等次性，考古发掘的文物材料对于证史与史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对于学界争议较大的中国古族三大集团和三皇五帝等民族起源神话与历史起源问题做出了足信的论述，廓清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基本线索，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末的20年，考古学家陆思贤无论是在民族起源神话考古材料的全面发掘和整理方面，还是在系统的神话考古的理论建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自觉探索上古神话的方法论问题，在从事北方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积极探讨神话考古领域的基本问题，坚持不懈地开展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神话的具体个案研究，在考古工作中有意识地系统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新材料，并对这些做出了深入的综合研究。其代表作《神话考古》（1995）汇集了他对伏羲氏诞生神话、女娲神话、东夷系神话、羌戎系神话、诸神起源等中国早期起源神话的考古成果及其研究，全面深入地展示出考古研究对神话类型研究与民族起源研究的重大价值，建构了神话考古的方法论体系，为考古学处理神话材料和神话学处理考古材料等两个领域都提供了科学性强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神话学家也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做出过有影响的研究，以袁珂、萧兵、叶舒宪和杨利慧为代表。袁珂作为新时期以来最知名的中国神话学家，其代表作《中国古代神话》（1950）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民族古代神话的专著。他创造性地完成了《山海经校注》（1980），第一次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全书给予系统而可信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融入了作者对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的有益探索，袁珂因此成为中国神话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萧兵专注于《楚辞》的神话研究，在《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楚辞文化破译》（1991）等著述中，充分运用了文献学与考古学材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楚辞文化为基点，将楚辞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叶舒宪以其开阔的学科视野和锐意创新的学术理念完成了重要著作《中国神话哲学》（1992），在方法论上博采众长，观念上也有较大突破。叶舒宪通过对不同民族神话的分析、词源学训诂、文物和其他文献资料的综合使用，对中国神话所蕴涵的早期观念的原始发生、基本意义、哲学图式等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成为第一个为中国神话建构哲学观念体系的学者。杨利慧的《女娲信仰起源于西北渭水流域的推测———从女娲人首蛇身像谈起》（1996）在女娲信仰起源地的研究上借助天水地区出土的鲵纹彩陶的考古新材料，结合古文献记录、民俗志资料以及实地的田野考察结果，认为与女娲有着某种渊源的鲵纹（或称人首蛇身像）彩陶，较早地出现在西北渭水流域一带，考证出女娲信仰有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民族学、人类学也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大力搜集整理民族起源神话的基础上，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对汉族和近50个少数民族的起源神话与民族来源都做出了考古材料的新考证。比较集中的是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神话，特别是盘瓠神话和萨满教及其神话。这些研究所涉，已不止是单篇作品、局部问题，而是拓展到整个民族，深入于重大问题，如白鸟芳郎、王恩庆的《有关华南民族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以民族渊源和民族文化为中心》（1980）、潘定智的《民族学工作者应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谈起》（1981）、唐呐的《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初探》（1983）、赵橹的《论白族神话与密教》（1983）、陶立璠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体系和分类》（1984）、谢继胜的《牦牛图腾型藏族族源神话探索》（1986）、白水夫的《鄂伦春族人类起源神话探奇———浅谈神话产生的三个基本因素》（1986）、陈连开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1987）、徐亦亭的《汉族族源浅析———古代华夏的族系和融合》（1987）、过竹的《苗族神话研究》（1988）、和志武的《纳西东巴文化》（1989）、徐杰舜的《汉民族主源炎黄东夷论》（1989）、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1990）、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1990）、李子贤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1991）、钟仕民的《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1992）、勒包齐娃的《景颇族创世史诗》（1992）、杨知勇的《宗教•神话•民俗》（1992）、石伟光的《苗族萨满跳神研究》（1993）、农学冠的《盘瓠神话新探》（1994）等。在对相关作品展开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时，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去深入考察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新材料，这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已出40种），显得尤为自觉，其立意即在于从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观察和论述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值得强调的是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9），结合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调查，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各方面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为中华民族起源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因其比较神话学视野而在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考古研究材料运用方面有突出成绩。他求学和执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长，形成自己的优势，不仅翻译了许多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白川静等）的著作，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神话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介，还主持编辑了两国三地（日本、中国内地及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题论文集《神与神话》（1988），对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方法的推广做出了较大贡献。#p#分页标题#e#三、结语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在上世纪百年历程中已经取得较大成绩，这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文献学的不断跟进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神话考古研究已经深入影响了学术界的基本观念，在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几大学科中汇成了一股整合性较强的学术力量，为神话考古学和考古神话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和文化起源神话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由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带有鲜明的学科特性与综合性，因此，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显得极为艰难，尤其为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带来了困难。一方面，考古学与文献学在所属学科研究中具有自己的学科取向，同时兼具文献处理与考古实物求证的不确定性和争鸣性；另一方面，神话学受制于多种理论流派，往往更看重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既简便，而且认可度也更高。这也反映出当前神话学者尚未取得太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一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价值观建构的重大理论问题也难以得到公认。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十年，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拓展，学科融合的努力在部分学者的研究实践中获得了可喜成绩。应该说，借助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新成果，系统、全面地厘清中华民族的起源线索，神话考古研究正在展现其特有的学术价值。这一研究方法，将引领神话从诗学的高贵与玄妙，转向史学的古朴与敦实，渺远的人类童年记忆，也因之而变成可信的历史影像。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9
在最近热映的tVB电视剧《重回三国》中，穿越时空回到东汉末年的主人公，发现漫山遍野都是大熊猫，吃的第一餐竟然就是熊猫肉！
而重庆人上餐馆点菜，常爱开玩笑，比如给老板吼句：“有没有清蒸熊猫？”但这在远古时的重庆人那里，还真不是玩笑话。
三峡博物馆三峡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魏光飚说，在100万-1万年前这个时段里，重庆盛产熊猫，它们已经成为了史前人类的餐桌佳肴。
昨日，《大熊猫的起源》一书的作者魏光飚接受重庆晨报记者专访。重庆晨报记者甘侠义摄
重庆晨报讯（记者李晟）10日，首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在这个被誉为我国科普图书最高奖的获奖名单中，由两名重庆专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研究员黄万波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三峡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魏光飚所著的《大熊猫的起源》一书捧得大奖。
昨天上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该书的作者之一魏光飚接受了重庆晨报记者专访，为读者揭开了与人类共行了800万年的大熊猫身上鲜为人知的秘密。
吃“国宝”？
大熊猫曾是古人盘中美食
人类与熊猫同行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云南禄丰古猿。
魏光飚说，大家熟悉的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官渡智人等数十处遗址里，亦有人与熊猫同行的记录，在我市的奉节、巫山等地的古人类遗址中，专家们也发现过属于大熊猫的骨骼化石。
但在人与熊猫同行的岁月里，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魏光飚说，从最初的和谐相处到成为餐桌佳肴，再到宠物相待，大熊猫一直与人类形影不离。
魏光飚说，在100万-1万年前的这个时段里，正是在重庆盛产的巴氏熊猫繁衍的鼎盛期，同时也是人类智慧的高度发展期。
“我们考察了许多人类遗址出土的熊猫标本，结果发现，在许多标本上都留有出自古人类之手的砍痕。在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那个时代，古人类是不会花大力气去捕杀一只对自己无用的动物的，”魏光飚说，“这些信息显示，此时的熊猫已经成为了史前人类的餐桌佳肴。”
个头很小
熊猫那时和藏獒差不多大
你可知道，如今我们看到的大熊猫曾经没有如此大的体型。魏光飚说，在200万年前，那时熊猫不能用“大”做前缀，因为它们的体型，就跟如今的藏獒差不多。因此，科学家给那时的熊猫，起了个名字叫“小种熊猫”。而它们就是现代熊猫的直接祖先。
如此娇小的熊猫现在已经无迹可寻，但我们依稀还能从现在熊猫的幼生期，看出些端倪。魏光飚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大熊猫是比较少见的大体型动物生小幼崽的物种之一。
“体重约100公斤的成年熊猫，幼仔出生时却只有巴掌大小，体重在70克-180克之间，仅仅是母体重量的万分之一到千分之几，就像一只小老鼠。”
魏光飚说，熊猫幼仔的发育很快，1年时间里，就能从一只“小老鼠”长成一只体重达6公斤的大家伙。
有新发现
数百年前重庆或有熊猫生存
在如今的重庆市境内，我们已经无法再看到一只野生大熊猫的踪影，但你知道吗？在数百万年前，重庆境内曾经是大熊猫的乐土。在高海拔的山上，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熊猫出没。
魏光飚说，科学家们甚至还在重庆境内找到了6000年前的熊猫骨骼。“如今，这一历史可能又将改写，我们最近发现了新的大熊猫头骨，正在做年代测定，它们生活的年代，应该就在数百年之前。如果测定结果符合推断，那么就可以说明至少在数百年前，重庆境内还有大熊猫繁衍生息。”
古代小说的起源篇10
关键词：博山；琉璃；溯源
博山区，古代称作颜神镇。它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南部，三面环山，有着丰富的地矿资源。煤、铁、铝、重晶石、石英、陶土等储量大，分布广，为当地工矿陶琉业的诞生发展，创造出了独特的自然条件。博山琉璃业随之诞生并发展兴盛，且独具魅力。
博山琉璃生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古琉璃窑炉遗址；有建立的全国最早也是唯一的炉神庙；1617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琉璃行业组织——炉行蘸会；产生了中国古代第一部琉璃专著（《颜山杂记》清代孙廷铨著），2006年建成了中国第一家琉璃艺术博物馆。
据考古专家鉴定，博山的琉璃业起步于600多年前，1982年在博山大街发现的琉璃炉遗址证明，元末明初博山的琉璃业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宫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青帘、佩饰”等琉璃贡品。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成书的《青州府志》记载，颜神镇当时已出产珠灯、珠屏、棋子、帐钩、枕顶等民用的琉璃产品，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创建的“炉神庙”标志着颜神镇的琉璃生产已形成了一个大的行业，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琉璃品生产中心。此后长盛不衰，并取得了辉煌成就。
现就博山琉璃的历史渊源、作坊遗址、明清时期发展盛况作一概述。关于中国琉璃的起源，自近代以来就有“西来说”和“自创说”之争。我国古琉璃究竟是“舶来品”还是“中国制造”，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湖南、广西、陕西、广东、山东等地从西周到西汉的古代墓葬中，多次出土圆珠、管珠、琉璃璧、琉璃剑饰等大量琉璃文物，尤其在湖南一些古墓中出土的战国西汉时的琉璃文物标本上面有中国民族装饰特点的纹饰及图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通过大量出土的琉璃文物，经中外专家和现代光谱实验鉴定，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大都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在三千年前我国就已有琉璃的生产。我国的“铅钡玻璃”（琉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属于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这一事实表明我国的古琉璃（玻璃）是我国先人们利用一种特有的原料独立制造出来的。我国古玻璃（琉璃）技术萌芽于西周，到战国时期已生产出真正的玻璃。
根据事实，又综合中国和西方琉璃的器型、生产技艺等的不同，当代物理学家干福熹在《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提出：铅钡玻璃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一大创举，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玻璃“自创说”的看法。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杨伯达先生根据对文物出土资料的分析，支持“玻璃自创说”的观点，并认为西周时期可能是我国自制玻璃的起点。这种中国自制玻璃就是琉璃的前身。
同样琉璃在博山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内涵。1982年在博山大街博山第一百货大楼基建工地发现的元末明初琉璃炉作坊遗址，据考古专家证实，为国内已发现的最早的古琉璃窑炉遗址。所以博山琉璃的起源，至少推至元代，到了元末明初博山的琉璃业已具备相当规模，博山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琉璃的发源地之一。
为何琉璃产业这么早就在博山出现？博山当地的矿产为其提供了必要条件。琉璃生产需要多种矿石原料，关于琉璃冶炼，《颜山杂记》写道：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焦以煅之，铜铁丹铅以变之。非石（即马牙石、紫石、凌子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铜铁丹铅则不精，三合然后生。这里写的“石”是指：马牙石、紫石、凌子石，是琉璃生产原料中最重要的成分。
博山，因境内群山广博而得名。境内山岭起伏，层峦叠嶂，地质条件的复杂性，造就了博山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根据《博山区志》记载：博山有莹石矿2处、重晶石矿9处、长石石英矿3处、铁矿20处、铜矿2处、铅矿2处。紫石即莹石。另据古书记载，马牙石产于博山两平和淄川昆仑，凌子石产于博山甘白峪、奎星楼等处。古法琉璃的各种原料，博山基本都能自给自足。
元代存在不足百年，在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古代社会，一个行业发展到如此规模，绝非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专家据此推断，1982年发现于元末明初的琉璃作坊遗址，不会是博山琉璃的发端，博山琉璃的出现时间，应该推至更早的古代。到了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由民间艺人徐应元发起建立博山“炉神庙”，该建筑至今尚保存完好，这也是博山琉璃发展的一个历史见证。1982年，博山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国的考古事件，那就是在博山第一百货大楼基建工地发现的元末明初的琉璃作坊遗址，经专家论证，为国内已发现的最早的古琉璃窑炉遗址。这一事件，甚至惊动了故宫博物院研究琉璃的资深专家杨伯达先生，他亲自前来考察。
该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大街北首路西，西距现在博山孝妇河约70米。因地处市中心，不能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钻探，再加上当时由于是抢救式发掘，清理的时间和面积都有限，仅限于工程地槽范围内的403平方米。
地槽呈南北向，三条纵向的长沟，长42米。东沟宽2.7米、中沟宽4米、西沟宽2.1米。三条纵沟的西端以东西向的横沟项链北端的横沟宽3.5米、南端的横沟宽5.1米，长度都是14.2米。仅一次发掘就发现大型炉1座，大型炉炉体较大，主要是把矿石熔化成玻璃汁以生产玻璃料条。小型炉21座，主要是制作玻璃其成品。发掘玻璃炉炉具有硝罐9件、硝罐盖2件，坩埚2件、模范1件、炉壁砖1块，玻璃原料，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玻璃料，丝头，玻璃器有颜色各异的簪子26件、串珠14件、环2件、簪花1件、柱形绞丝饰1件，瓷器有盘3件、盆9件、缸8件、红褐胎黑釉器盖1件、瓶3件、红褐色素胎无釉球1件，罐6件、碗26件、铜钱5枚（分别印有“洪武通宝”、“开元通宝”、“政和通宝”、“至和元宝”、“元宝”），此外还有瓷窑窑具匣钵3件、托盘2件。
此外，还出土了一批装在一个瓷缸中的元代龙泉窑和钧窑瓷器等文物，其详细资料曾刊登在1985年第6期《考古》杂志上由淄博市博物馆撰写的《淄博元末明初琉璃作坊遗址》一文，在此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地槽发掘范围距现在的孝妇河，尚有70米，而东、南、北三面距河岸最远的近千米（遗址位置三面环水）。仅一次发掘就发现大型炉1座、小型炉21座，倘若作全面的发掘，当然远非此数，这足可以推断当时颜神镇琉璃业的生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