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申诉的法律规定篇1
关键词：检察环节；刑事申诉；律师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153（2016）05-0048-05
当代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申诉制度，其日益成为一种非诉讼救济措施，并且有向多领域、多环节、多行业发展的趋势，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律师，就反映了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对现代传统体制、理念、程序和技术等多方面的传承和发展[1]。刑事申诉检察作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最后一道关口，对于维护申诉人合法权益、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六条详细列举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的管辖范围，确定了刑事申诉检察的职能定位和主要职责。2014年10月23日，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申诉案件逐步实行律师作出了明确的要求，作为涉法申诉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环节刑事申诉实行律师制度将逐步成为刑事申诉的重要制度，对于保障检察环节刑事案件申诉人权利正确行使、完善律师制度，充分发挥律师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律师的现实必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我国法治环境的不断优化，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大量的刑事申诉案件进入检察环节，同时带来诉访矛盾交织、程序规则紊乱、结而不终突出、司法权威失威等系列问题。具体而言，实践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一是不必要的申诉和理当终结的申诉得不到合理而有效的疏导和化解，有的反而使矛盾激化，导致；二是合理的申诉得不到适当的分流，使其进入正当程序，依法获得解决，大量重复的投诉和申诉使各级检察机关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也降低了申诉工作的效率，甚至出现申诉量不断增加而有效处理申诉的量相对减少的恶性循环[2]。为解决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存在的这些问题，实行律师制度就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一）检察环节刑事申诉实行律师的时机成熟、条件具备
从现有时机和条件来看，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律师具有以下向好因素：一是四中全会就建立诉访分离、律师代为申诉、审级终结制度作出重大决策部署给这项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理念导引、政策支持、顶层制度设计路径。二是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大量的刑事案件中因各种因素导致难免存在一定比例的冤假错案，这些权益纠纷、利益诉求迫切需要规范有序的诉访分离机制和法律强制律师申诉机制的建立健全。三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了一支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和社会律师兼备的律师队伍，为建立律师申诉制度提供了专业法律工作者队伍。四是基层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诉访分离、律师代为申诉制度的探索实践为这项制度的建立发展提供了实践模型。
（二）检察环节刑事申诉实行律师有利于申诉人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申诉权利、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刑事申诉职能是其一项重要职能之一，也是保障诉讼案件涉案人一项重要的司法救济渠道。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律师，其重要性体现在：一是能够让律师作为第三方、取得申诉人的理解和信任，消除申诉人对检察机关持有的隔阂和固有的疏离感。二是在刑事申诉流程中，新证据的提出对于申诉人申诉权利的行使和最终申诉结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鉴于刑事证据标准的严格性，刑事申诉律师能够更好地发现新证据、保全新证据，更好地维护申诉人权利。三是律师能够协助或引导申诉人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依法理性申诉，提高申诉的效率和效果。四是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案件承办人转变执法理念，摒弃思维定势，提高办案质量。此外，对于查清案件事实，依法纠正错案，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定纷止争，维护司法公正意义重大[3]。
（三）检察环节刑事申诉实行律师有利于为化解“终而不结、无限申诉”难题提供法治化解决方案
刑事申诉律师制度中的律师代表的是申诉人的利益，因此，能够从律师的角度出发，使申诉人对申诉的结果有合理预期，如对基本正确的法院判决、裁定，但是当事人不愿接受的，或是不符合申诉条件的，律师作为第三方，可以做好当事人的心理转化工作，让其服判息诉，以避免无休止的申诉，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4]。此外，律师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申诉风险提示制度，引导申诉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刑事申诉律师制度能够促进申诉人更好地做好心理转化工作，能够耐心细致地为人做好释疑解惑、析法说理工作，妥善解决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实际问题，促进案结事了人和，进而深入推进涉法涉诉工作机制改革，实现刑事申诉案件的依法终结。
二、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律师的运行困境
与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案件的诉讼制度相比，刑事申诉案件律师，有一定共同点，也存在着差别。基于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律师而言，目前，在运行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刑事申诉案件律师的诉讼权利法律规定不明
通过梳理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规定，刑事申诉案件律师的权利保障存在法律规定的空白，主要体现在：一是刑事申诉人是否有权委托辩护人没有明确依据。二是刑事申诉人委托的律师在申诉阶段享有何种权利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三是律师申诉案件中，律师有何种调查权限尚不明确。四是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律师参与处理涉法涉诉相关政策要求，申诉案件实行申诉制度，且必须委托律师申诉，这就产生了政策与法律的冲突，政策的执行没有法律的根据，往往导致实践中刑事申诉人和刑事申诉案件律师的相关权利得不到保障。五是律师申诉，主要基于申诉人的委托授权，但又不完全是申诉人的个人律师。因此，对于律师与申诉人之间因申诉业务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完全照搬普通诉讼的规定或做法，应当有所区别，这需要从立法的层面加以解决。六是受委托的律师是否可以继续沿用《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的权利，认识和做法很不统一，亟待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规范。七是一些特殊情况下刑事申诉律师制度缺乏法律支持，如服刑人员身在监狱而提起申诉的情况，《刑诉法》第九十六条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相关的《律师法》和《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暂行规定》对在申诉提起之后会见该服刑人员以便充分了解案情方面均未作出充分规定。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申诉案件律师制度的正常运行。
（二）保障律师申诉案件的运行机制不健全
一项制度的正常运转，必须要以良好的保障机制为基础。但实践中，保障律师申诉案件的运行机制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律师的检、律、申三方衔接机制不健全。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如何引入律师机制，需要在检察机关、律师机构、申诉人三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目前最为基础的律师派驻检察机关的运行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并且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工作并保持工作的持续性，目前难以评估，也难以在申诉人方面建立信任基础。二是律师申诉的经费保障等机制不健全。申诉所付出的劳动非同一般诉讼，所耗费的资源也相对较多，经费保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从司法实务看，法律援助费用一般采取定案包干的办法，由于包干费用太低，如有的案件仅仅几百元援助费，从而影响了律师及其他诉讼人对援助的积极性。三是申诉人获得法律援助机制存在障碍。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经本人及其近亲属申请，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上述法律规定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未提及申诉人，导致申诉人无法获得法律援助[5]。
（三）保障律师申诉的执业障碍仍然存在
尽管《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工作的意见》就律师参与化解和涉法涉诉案件的运行模式、律师参与化解和涉法涉诉案件的工作方法、加强对律师参与化解和涉法涉诉案件的管理和保障、强化对律师参与化解和涉法涉诉案件的组织领导等方面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律师作为第三方参与申诉机制仍存在理念、操作和运行障碍，主要体现在：一是很多律师不愿意申诉案件。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经过两审仍然存在较大纷争，需要通过申诉来维护自己利益诉求的案件，往往是比较复杂难办的案件，这些案件要么是本身就很复杂，处理起来工作量较大，要么是涉及比较大的利益纠葛，甚至还涉及国家公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利益，律师担心这些申诉案件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有的甚至会威胁到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些都导致律师不愿意申诉案件。二是我国虽然规定了律师申诉制度，但是却没有配套的规定，也没有完善相应的制度，这就导致律师在申诉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公检法的百般阻挠，很难顺利开展自己的工作，这也就导致了在现实中虽然有这样的制度规定，但却形同虚设，根本发挥不了解决纠纷，维护申诉人利益的作用。三是在申诉的实践活动中也存在一些不良现象，有些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吸收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一些律师相勾结，怂恿当事人上访闹事、聚众围攻，在网上或者媒体炒作，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和方法去“申诉”，进行恶意诉讼，获取不正当利益，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我国宪法和诉讼法规定的基本的申诉制度。
三、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律师的路径探索
当前，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律师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小，究其原因，除了上述因素外，律师申诉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法律的供给和保障不足，也是制约律师申诉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统一认识，制定配套制度，搭建科学平台，是律师申诉制度落地生根的关键。
（一）合理配置律师资源，循序渐进实行律师申诉
在市场经济社会，律师作为一种经济体，其付出的劳动须以一定的价值形式得以实现。实践中，司法机关对程序已经终结而且诉讼权利已经穷尽的申诉案件启动程序较少，呈现申诉多、采纳少的情况；律师在办理申诉案件中发挥个人能力的空间有限，费相对诉讼要少，呈现周期长、收益小的情况，这些在客观上制约了律师申诉的积极性和办案质量。针对上述现状，结合当前推行的律师参与化解和涉法涉诉工作机制，建议将申诉案件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严格意义上的律师申诉即申诉案件的提起、受理、审查，除自愿聘请律师外，在申诉人同意的前提下统一按照律师涉法涉诉案件的要求，由法律援助律师申诉，财政统一支付费用，不向申诉人收取费。第二阶段为诉讼意义上的律师即从司法机关决定启动再审或纠错程序时开始直至案件办结，当事人按照原有的诉讼模式委托律师申诉，确有经济困难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由于大部分申诉案件在经历第一阶段后，只能走息诉罢访途径或者通过司法救助促进息诉息访，法律援助律师通过免费申诉，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做好释法明理及息诉工作，又能够为申诉人提供更专业的法律意见。第二阶段的申诉因为是在新的诉讼程序之中进行，应当适用普通诉讼模式即可。这有助于通过合理配置律师资源，实现各方效益最大化。
（二）构建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间的刑事申诉律师联动机制
从检察机关刑事申诉制度出发，刑事申诉律师制度的构建尤其要发挥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中心）的重要作用，建立双层联动机制，相互配合。刑事案件申诉联系制度在当地法律援助中心和司法行政机关管辖的律师事务所范围内建立，由法律援助中心和各律师事务所推荐一批品行端正、业务优良的律师，经司法局认定后担任联络员。联络员在司法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指导下开展刑事申诉工作，同时针对经济条件不好的申诉人，法律援助中心可以推荐联络员刑事申诉案件。检察机关自身要完善刑事申诉检察律师接待的配套制度建设。在软件建设上，一是坚持和完善复查刑事申诉案件“两见面”制度，深入推行申诉权利告知和风险提示制度，促进律师和当事人合理预期申诉结果、正确对待案件结论。第一次见面在申诉案件受理后，申诉律师会同申诉人配合案件承办人的调查，详细了解案件的前因后果及诉讼过程。第二次见面在申诉结果宣布上，检察院向律师及申诉人宣布申诉结果，释法说理，充分解释申诉结果作出的原因和依据。二是积极运用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开展办案工作，进一步规范办案操作流程，完善案件管理制度，强化全程动态监督，促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通过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促进案件公开，使刑事申诉律师充分了解案件办理情况，同时加强案件的公开审查力度，做到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在硬件建设上，在控告申诉业务部门增设律师会见室和约谈室，便于检察院案件承办人员及时了解案情，更利于律师及申诉人更好地了解案件进展情况。
（三）建立法律援助律师申诉工作站，搭建工作平台
现阶段，检察机关可依托控告申诉接待中心建立法律援助律师申诉值班室，选派法律援助律师信息库内的律师到工作站定期值班；同时明确法律援助律师的工作职责、程序、纪律以及司法机关的工作任务。明确自愿平等、依法据理、实事求是、无偿法律援助等工作原则，明确现场接谈申诉人、评析申诉案件、做好释法劝导、提出处理建议、帮助申请司法救助、参与公开听证等工作步骤。司法机关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提供必要的场地和设施，加强安全防范，保障律师人身安全；对律师阅卷、咨询了解案情等合理要求提供支持；对律师提出的处理意见认真研究，及时反馈；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决定，及时启动纠错程序。
（四）不断强化律师的职业使命，调动其申诉的积极性
检察环节刑事申诉案件实行律师必须保障先行。一是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司法行政机关要将律师申诉的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通过摸底调查，提出年度工作经费预算，经财政部门审批后专款专用，为律师申诉制度提供资金保障。二是发挥法律保障、政策导向作用。司法机关要依法保障律师的各项权利和人身安全，通过公布典型案例的方式正确引导律师申诉案件，正面宣传律师申诉案件的成效。司法行政部门要充分给予政策性支持，对业务能力强、热心法律援助事业并带头申诉案件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给予适当表彰和奖励，发挥示范带头效应。三是加大舆论宣传，构建法律共同体。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等资源，强化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应承担的责任，既要维权，又要维稳，既要守护司法公正，又要维护社会秩序，律师的职业荣誉感不能仅仅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更应从其实现的社会价值和信仰追求来体现。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改革，加大法治工作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加强优秀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的相互流动，切实保障法律职业群体间的良性互动。
（五）为刑事申诉律师制度的正确构建和实施提供充足的法律保障
为了使申诉律师合法行使执业权利，必须从法律上完善相关制度。一是要细化《律师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律师申诉的权利和义务。2013年1月1日修正实施的《律师法》在第二十八条第四项中规定“接受委托，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该条文仅从律师业务范围的角度明确了律师各类申诉的权利，未强调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律师司法申诉制比较成熟后，应当及时在《律师法》中作相关补充。二是要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将律师申诉案件列入法律援助范围，明确申诉是全体律师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定义务。法律援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我国律师制度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从司法共同体的角度，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能够为司法机关提供良好的司法环境和诉讼秩序，避免申诉的无序和乱相。要将法律援助制度与律师涉法涉诉相衔接，逐步将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以及申诉进入第二阶段确因经济困难聘不起律师的申诉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并明确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规定在法律援助制度中。三是要完善刑事诉讼法与法律援助法律关于律师申诉相关内容，并形成有机对应和衔接。明确申诉的种类、期限，规定司法机关与律师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职责分工及效力问题等。由于律师申诉的对象是司法机关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决定，具有诉讼性、司法性特点，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援助条例》难以对司法机关活动加以规范，所以应当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充分实践基础上抓紧上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国家的法律。目前可先根据中央的部署，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律师申诉的相关原则、制度、程序和方式，为完善法律创造条件。四是要增加服刑人员申诉权利行使交由律师的法定依据。明确罪犯或者其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申诉的有委托律师的权利，并明确律师有权会见在押人员，从而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案件申诉中的作用。针对其他涉及刑事申诉的法律法规，促进相关法律法规与该制度顺利衔接，并逐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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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诉的法律规定篇2
在《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已对教师申诉的法律性质作了基本阐述，在这里再作进一步讨论。
1、教师申诉的法律依据：
教师申诉法律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教师法》第39条所规定。1995年10月6日国家教委的教人［1995］81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教师申诉对教师申诉案件的管辖、受理条件、以及处理程序、法律救济措施等方面作出了简要的具体规定。此后，依据该实施意见的「十、各地可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教师法》的实施办法。的规定，各地对教师申诉作了相应的规定，如，《北京市教师申诉办法（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及《关于办理教师申诉工作若干规定》（1998年11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西政发[1998]22号文件印发根据2000年7月27日西政发[2000]30号文件修改）、《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自2004年1月15日起施行）》、1995年4月26日四川省人大颁布《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成都市教育委员会1998年9月3日颁布并施行《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而后（注：具体日期不详）成都市教育局制定了《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等等。
各地所制定的办法、意见、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以《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地方行政法规作为制定的法律依据。以此为据，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1、教师申诉制度是教育行政机关依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所建立的、一项“特殊”的为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2、教师申诉法律有着较为严格的主体、受理范围、特定的处理行政机关、以及处理的程序与期限。3、对教师申诉案件作出处理是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纠纷调解行为，更不是教育系统的内部事务。4、教育行政机关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是行政法律文书。5、提起申诉的教师对于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个案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2、相关法律问题
（1）、关于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
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应当是行政区域内的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如政府法制局等。
（2）、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教师申诉规定“（四）行政机关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后，应当将申诉处理决定书发送给申诉当事人。申诉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发生效力。”、“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原处理机关隶属的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其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项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不少人认为，根据教育部实施意见对于教师申诉“凡申诉内容不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的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教师申诉必然是涉及教师合法权益，而此时的合法权益往往直接或间接的包含着教师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如果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与保障，必然损害其人身权或财产权。其次，2000年3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司法解释规定得非常明确，即只要是“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即可提起行政诉讼。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只能是行政行为，也只能是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的其他行政部门方可有权作出这样的行为，其他行政机关和组织无此职权。第
三、教育部的实施意见将教师申诉内容人为分为两类是不合适的，这点各地方所制定实施教师申诉制度具体的办法、意见与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已舍弃这种分类方式。《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第16条规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受理申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核。申诉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事项符合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理条件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而未舍弃了“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关于教育行政机关作出处理的文书形式：
根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教育行政机关依法决定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形式是唯一的、即只能是《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
（4）、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二、成都市教育行政机关“教师申诉”处理存在的问题：
1、《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存在的问题
该暂行意见系当时的市教委，现在的市教育局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所作的规范性文件。该暂行意见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规定教师申诉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的任何救济措施；2、未明确《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效力性质，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对教师申诉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均未作出规定。3、承担义务的一方若不执行教育行政机关作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如何处理也未规定。这样的暂行意见如何执行，其《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往往也是如同空纸一张，这样情形即使教育行政机关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也不能切实有效的保护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并且在成都市也有现实的教师申诉案例（老兵网-转业干部配偶为何被成都大学除名）证明这一事实。
2、《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存在的问题
该指南为成都市教育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国家教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所制定。文中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即成都市教育局下属的不具有国家机关法人资格的一个行政处（室）。该指南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对处理文书的要求作出规定；2、在正文条款中使用了《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这一错误作法的性质非常严重，其
一、直接违法了法律与地方行政法规“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律规定；其
二、“意见书”与《决定书》在法律性质上、法律效力上、国家公文的类别上均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文书，使用“意见书”无疑将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人为地变成了内部意见或建议，这样的做法无疑将侵害教师申诉当事人的申诉合法权益、残酷地、无情地剥夺申诉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与途径。3、使用“意见书”无疑推卸了教育行政机关保护教师与申诉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同时也逃避了承担以行政方式要求过错方（责任方）执行处理决定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充其量是个“督促执行”；4、在办事流程图的中送达与执行的办事流程中，又载明为《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而无前面文字表述中的《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此时给教育行政机关的下属具体经办机构与人员有了使用文书的自由选择权，即给有某些个人以权谋“……”或推卸责任的足够空间。
结束语：
对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专业人员的教师，教育行政机关正是通过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来规范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而教师申诉就是最能体现教育行政机关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行政救济具体措施之一。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是在教师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教师在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无法达到维权目的的情况下，我国法律上设置最后一道司法救济途径。如果对于教师申诉不能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那么教师申诉就是空话，没有行政诉讼的法律救济手段，教师申诉制度也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意义。
关于申诉的法律规定篇3
关键词：教师申诉制度；完善；思考
中图分类号：G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6)12－0032－02
教师作为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既拥有宪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具有教师法赋予的特殊权利。这些权利在行使过程中难免会遭到侵犯。为了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我国《教师法》第39条规定了教师申诉这一救济途径。随着我国教师聘任制度的推行，教育领域教师与学校之间的纠纷不断增多，教师申诉制度逐渐暴露出了法律规定缺失和制度本身不健全等问题。为了使有关部门在处理教师纠纷案件时能有法可依，使教师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救济，需要在法律和制度上进一步对教师申诉制度加以完善。
一、完善教师申诉制度的必要性
1．公立学校与教师之间关系的转变，导致教师申诉案件增多
在实行教师聘任制以前，我国公立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学校行政领导下的支配与服从关系。随着教师聘任制的全面推行，公立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打破了原有模式，构建起一种全新的聘任关系。作为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我国的公立学校与教师之间仍旧存在一定的特别权利关系，二者地位并非完全平等，公立学校与教师签订的合同具有一定的行政性质，类似于行政合同。但是，根据《行政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单方面变更、解除行政合同的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应当受到公平、合理、合法原则的支配。因此，《教师法》中规定的教师申诉这一条救济渠道，显然已经不足以解决所有的纠纷。而和解、调解、仲裁等适宜于平等主体之间法律纠纷的权利救济渠道缺失，致使原本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的纠纷只得通过申诉来进行。这在客观上加大了教育行政部门受理教师申诉的压力。
2．教师申诉不服后的救济途径界定模糊，导致教师权利救济不足
根据《教师法实施意见》的规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原处理机关所在的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其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项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但是这条规定对诉讼受案范围的界定是比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对教师所提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必须是申诉的内容直接涉及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属于受案范围事项的。这种限制使得教师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合法权益被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导致了教师权利救济的不足。
3．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导致申诉无法有效地解决纠纷
(1)对教师申诉的受理部门规定不够明确。根据我国《教师法》的规定：“教师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或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然而，教育行政部门不是处理教师申诉的特定机构，造成处理“申诉”机构设定的随意性大，受理部门不够明确，缺乏应有的权威和权力等问题，容易造成机构与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从而使教师“有冤无处诉”，其所提出的申诉在很多情况下会因此而被搁置，纠纷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2)现行法律法规对处理教师“申诉”所适用的程序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虽然《教师法实施意见》第8条对教师申诉案件的管辖、受理条件、处理程序、法律救济措施等方面作了简要的规定，但是教师申诉制度依然存在着部分程序规范的缺失。例如受理部门审查教师申诉并决定是否受理的时间，同级或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处理教师申诉的时限，教师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申请复核所适用的程序，受理部门在处理教师申诉时应当适用的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听证制度等程序制度的相应规范等。
(3)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从《教师法》对教师申诉的规定看，并没有对受理机关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这样就无法保证教师申诉程序的顺利进行。一般认为，有受理义务的机构不得拒绝受理教师申诉，并应当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书面处理决定。如果有关机构拒绝受理，或者受理后超出法定期限迟迟不作处理，则构成行政不作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对申诉和被申诉双方而言，被申诉人一旦接到申诉处理决定如不执行或拖延执行，以及申诉人提供虚假材料的，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由于现有的教育法律中缺少对这些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实践中缺乏对上述行为的制约，使得教师申诉制度软弱无力。
二、完善教师申诉制度的法律思考
《教师法》对教师申诉制度已经作出了一些规定，针对其存在的不足，需要在法律法规上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进一步的明确：
1．申诉人及被申诉人
申诉人即提出申诉的受教师法保护的、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具有教师资格、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被申诉人即申诉人的相对方，是申诉人认为侵犯其权利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以及当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教师与教师之间的纠纷不应在申诉范围之内，所以学校的其他教师不应当成为被申诉人。
2．申诉受理部门
受理教师申诉的部门在教师法里面只有一个很笼统的规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受理申诉的部门有所不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隶属管辖：教师提出申诉时，应当向该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2)地域管辖：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提出申诉，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权限，由所在行政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受理；3)选择管辖：教师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可以选择一个提起申诉；4)移送管辖：行政机关对不属于其管辖范围的申诉案件，应当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机构受理。受理申诉的机关应当确定相应机构和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具体办理教师申诉。此外，如果学校内部设立了教师申诉机构，教师也可以首先向校内申诉机构申诉。
3．申诉范围
根据《教师法》的规定，教师进行申诉的范围应当包括：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当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侵犯《教师法》规定的教师合法权益的。
上述范围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教师的合法权利。学校或者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侵权的纠纷既有可能是民事纠纷，也有可能是行政争议；民事纠纷可以直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教师申诉是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纠纷。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了学校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如果教师违反了校纪校规学校有权对其进行处分。这些处理包括了国家通过法律授权给学校进行的处分，属于学校的行政行为；也包括学校根据自己的章程进行的处理，属于学校内部的纪律处分。对于学校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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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处理类型，学校章程作为学校内部使用的规则是否具有对外效力，关键在于该规则是否属于强制性使用规则，且该规则是否影响教师的基本权利和重要权利。如果规则涉及使用人的重要或基本权利，那么依据该规则作出的决定就构成具体行政行为，使用人有权对其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公立学校教师被侵犯的权利属于学校自治权范围，或者是涉及教师非“重要性”的权利的处分行为，如警告、通报批评、记过等则应通过教师申诉进行救济。
4．申诉程序
(1)提出申诉
申诉的教师可以书面提出申诉，也可以口头提出申诉。书面提出申诉的，向受理申诉部门提交的申诉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申诉人的基本情况，有委托的应写明人的有关情况；2)被申诉人的基本情况；3)申诉请求；4)申诉理由；5)提出申诉时间；6)其他相关情况。口头提出申请的，受理申诉的部门应当当场记录申诉人的基本情况、申诉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等。
(2)申诉及申诉处理的时限
教师在知道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者知道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之日起，在一年以内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诉申请，如果超过了一年则应当被视为自动放弃申诉的权利。另外，教师在自动撤回申诉或者接到受理申诉机关的正式处理后，不能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提出申诉申请。如此规定能避免重复申诉，减轻申诉受理机关的工作压力。
考虑到学校的处分或处理决定一经作出就产生效力，如果申诉处理拖得时间过长，势必影响教师正常的教育权或者其他权利。因此，参照《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申诉受理部门接到教师申诉后应进行初步审查，并在五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书面告知申诉人。受理申诉的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诉书的次日起30天内对申诉作出处理。如果有特殊情况的，经主管机关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处理时间，但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30天。明确了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民政府处理教师申诉的时限，就可以防止产生不必要的拖延和推诿，提高申诉的效率。
(3)申诉的处理决定
申诉处理的决定一直是一个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申诉结果不服后的救济问题。因此，受理申诉的机关应当对申诉事项进行全面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经受理申诉的机关集体讨论通过后，根据不同情况，可以依法作出以下处理决定：1)维持原处理决定；2)变更原处理决定；3)撤销原处理决定；4)责令被申诉人重新做出处理决定；5)被申诉人依法负有履行义务的，责令其限期履行。
(4)相应的制度保障
申诉受理机关在处理教师申诉时应当采取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听证制度等程序制度保障申诉程序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比如，申诉受理机关在作出申诉决定时的回避制度是指如果申诉受理机关的工作人员是被申诉人，或者本人及其近亲属与申诉事项有利害关系，或者与申诉事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申诉事项公正处理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申诉人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5)对申诉不服的规定
当教师对申诉受理机关的处理决定不服时，应当有继续救济的途径。比如，可以向原受理申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核。此外，教师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事项符合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理条件的，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司法权介入教育领域的范围是有限的、有保留的，所以如果公立学校教师被侵犯的权利属于学校自治权范围，或者是涉及教师非“重要性”的权利的处分行为，如警告、通报批评、记过等，则不宜通过司法途径来救济。
(6)相关的法律责任
根据法律责任承担主体的不同可以把相关的法律责任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受理申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如果对申诉人依法提出的申诉无故不予受理，或者故意在规定期限内不作出申诉处理决定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所在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2)被申诉人如果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申诉处理决定的，或者对依法提出申诉的申诉人进行打击报复或者陷害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如果造成了申诉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申诉人以赔偿；如果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3)申诉人如果故意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匿材料的，受理申诉的机关应当澄清事实，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对故意制造假证诬陷他人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收稿日期：2006－03－16
作者简介：裴直(1982－)，女，重庆人，2004级硕士研究生，从事教育法学研究。
关于申诉的法律规定篇4
【关键词】和谐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救济
一、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界定和特征
1、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界定。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项指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教育法》和《教师法》的规定，建立和健全教师、学生的行政申诉制度。……各级各类学校还应建立和健全校内的申诉制度，维护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1995年，国家教委的《关于开展加强教育执法及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第3项规定：“……健全行政申诉制度。行政申诉制度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处理教师、学生申诉请求的制度；建立校内申诉制度。校内申诉制度，是教师、学生、职员因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有关职能机构或人员作出的有关处理决定不服，或认为其有关具体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申请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依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处理的制度。”据此，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可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校内学生申诉制度，即学生因对高校的处分或处理不服，或学校、教师侵犯其合法权益时，依法定程序向校内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请求，要求重新处理的制度。另一类是校外学生申诉制度，即学生因对学校申诉处理的决定不服，依法定程序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请求，要求重新处理的制度。校外学生申诉制度实质上就是教育行政申诉制度。
2、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特征。关于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特征，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有学者认为，学生申诉制度具有法定性、专门性和非诉讼性特点；也有学者认为，学生申诉制度具有准司法性、行政性、专业性特点。前者强调了学生申诉制度不同于一般的救济方式，具有法定性。后者突出了学生申诉制度的准司法性，强调学生申诉制度的中立性。本文认为，以上两种观点的归纳都不是很准确，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法定性。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是一项依法建立的学生权益救济制度，具有法定性。《宪法》第41条对公民的申诉权作出了规定，为学生申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宪法依据和理论基础。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42条第4项规定了“受教育者”的申诉权，即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2005年9月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学生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学生申诉制度，其第56条至第64条具体规定了学生申诉受理机构和基本程序等内容。这些法律法规构成了高等教育申诉制度的法律根据。
（2）非诉讼性。虽然我国并未正式引入特别权利关系理论，但公立高校在法律属性上是“公务法人”，即是国家为高等教育的公益目的而设立的、享有一定公共权力的，具有独立管理机构及法律人格并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人组织。由此可知，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高校里的“学生申诉委员会”是学校内部的自治管理组织。这表明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是教育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方式，具有行政系统自我纠错、替代司法救济先行过滤的作用。从权利救济的角度看，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在性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教育“信访”制度，它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监督高校的行政行为提供的一种问题解决机制。它不是一种司法诉讼程序，其在法律属性上具有非诉讼性的特点，是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此外，由于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具有同司法诉讼类似的裁判性、程序性和独立性等特点，也具有“准司法性”。
二、我国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申诉处理机构和人员的行政色彩过重。首先，现行高校学生申诉处理机构“学生申诉委员会”是经学校授权成立，因此，其仍然隶属于学校，是学校的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缺乏独立性。其次，就目前高校“学生申诉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来看，学校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居重要位置，且大部分人员为涉及学生申诉事项的当事人或知情人。再次，“学生申诉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比例失衡，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比例普遍较少，在学生申诉处理机构中处于从属地位。申诉处理机构过多的行政色彩最终影响到申诉案件的公正处理。
2、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受理范围狭窄。根据我国《教育法》的规定，学生的申诉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二是对学校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可提起申诉。而《学生管理规定》第60条规定：“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该条实际上将《教育法》规定的学生申诉范围缩小了。这使得学生就某些“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以外的侵权行为提起申诉时，面临欲诉无门的尴尬。
3、高校学生申诉的诉后救济途径不畅。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高校学生申诉、复议、诉讼三者的受案范围是不同的。申诉案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提起复议和诉讼，但是对申诉案件再提起复议或诉讼的范围如何确定以及三者如何衔接，却缺乏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例如，学生提出申诉，如果有关部门对申诉不作任何处理，学生是否可以寻求诉讼渠道进行救济？如果学生对申诉处理结果不服，是否可以直接提起诉讼？《学生管理规定》均未对这些问题作出规定。由于深受特别权力关系的影响，我国行政法把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视为内部行政行为。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中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法院通常用“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来“解决”学生以学校为被告提起的行政诉讼。然而，《学生管理规定》设定的申诉制度在理解和执行上具有排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行使救济权利的特点。这一制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教育行政申诉的受理机关——各级教育行政机关成为行政诉讼中最常见的被告。无论教育行政机关对申诉案件做出何种处理，维持、不予受理、驳回申诉或变更，都会成为学生下一步进行行政复议或诉讼的对象。这样导致学校的管理责任弱化，教育行政机关成了学校责任的承担者。
4、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缺乏完备的正当程序。我国高校学生申诉制度虽然已设立，但由于法律法规的条文疏漏，造成许多正当程序缺失。实践中，高校学生申诉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尽管《学生管理办法》规定了学生申诉的受理机构和基本程序等，但高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在处理学生申诉时，应当适用的说明理由、回避、听证等程序性制度未作规定。目前，经高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处理后，学生继续寻求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不在少数。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申诉处理程序中缺少一套系统的正当程序规范，致使申诉者对于申诉处理决定不能够充分理解并认可。
5、高校对败诉学生普遍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按照《学生管理规定》第55条的相关规定，目前我国高校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时，十分注重证据和依据，处分定性往往经过充分论证，所以绝大部分被处分学生的申诉注定以败诉告终。由于学生申诉败诉后，学校缺乏必备的人文关怀，致使部分申诉败诉学生重复违纪、直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完善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若干思考
1、确立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基本原则。
（1）以人为本。和谐高校是以人为本的校园，而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生成目的正在于通过实现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利益和谐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高校之间的和谐。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设计要把人作为终极意义上的关怀对象，赋予人性化的、民主化的制度执行细节。
（2）程序正义。亦即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基本含义：一是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处分时，应当为其提供公正的听证其他意见的机会。维护程序的正当性或合理性，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哪些受到裁决直接影响的人的尊严得到尊重。高校学生申诉制度要设置必要的正当程序，给当事人提供公正的、必要的申辩与参与申诉的渠道。
（3）公开公正。法谚：“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我国高校学生申诉制度要根据司法程序中的公开、公正原则，将教育申诉过程和申诉结果公开，尤其是把赞成或反对申诉结果的理由公开。这样，不但可以增加教育申诉处理的透明度，也有利于高校学生的有效监督，从而实现真正的教育申诉制度的程序公正。
2、明确高校学生申诉的受案范围。应当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扩大学生的受案范围。例如，学生申诉应依据《学生管理办法》第5条的规定来对受案范围做扩大化解释：学生提起的申诉，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都应受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申诉的范围具体应当包括：学校对学生的违纪处分；学校作出的有关取消入学资格、退学、休学、复学的决定；学校作出的有关奖励和资助的决定；学校作出的拒绝颁发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决定；学校制定和颁布的规章制度；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可以提起申诉的其他情形。
3、完善高校学生申诉后的救济渠道。司法诉讼是“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高等教育申诉、复议、诉讼等制度作为高校学生权益的救济体系应当是一个整体，且各救济渠道功能互补、协调发展。首先，受理学生申诉以后，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如在规定时间内不做任何处理决定，那么学生可以针对该部门的不作为向上一级教育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靠行政或司法监督纠正申诉受理机关的不作为。其次，对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的学校行为学生可以提起诉讼。如果学生受到的处理会影响其获得或失去作为学校成员——学生这一特定身份，如不予录取、开除学籍等，由于这将导致改变学生的实质性地位，对学生受教育权利影响重大，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学生有权提出行政诉讼。
4、建立高校学生申诉的正当法律程序。首先，应当在相关法律法规中确立完备的学生申诉法律程序。具体来讲，有如下环节需要完善：一是细化申诉时限。例如，应细化《学生管理办法》的规定，如明确提交申诉书、答辩书，作出处理决定等的时间，细化受理、审理、处理等环节的时限。二是引进听证程序进行审查。即在高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中立主持下召开听证会，由申诉人和被申诉单位各自阐明理由，进行申辩，而后在“兼听”的基础上做出裁决。三是明确申诉步骤。完整的高校学生申诉案件程序应包括提出、受理、审理和处理四个环节。在这四个环节应当相应设立告知、说明理由、回避、案卷等正当程序制度，以体现公平、公正、效率、公开的原则。
5、切实加强对学生申诉败诉后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就是对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命运和前途的一种关心。所以，以培养和教育学生为主的高校，理应承担对学生负责，对人类发展和社会稳定负责的重大职能，切实加强对违纪学生申诉败诉后的人文关怀。首先要努力帮助学生学会调适心理，化解其负面或冲突情绪。其次，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深入思考和研究，帮助败诉被开除学籍或予以退学处理的学生通过参加高考、成人高考、出国留学等方式继续学习，扶持申诉败诉学生就业等，努力把败诉学生与国家或学校有关制度和规定的仇视化解于重复违纪、违法犯罪之前。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06Z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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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诉的法律规定篇5
被申请机关：XX市司法局，地址。
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8）下行初字第27号、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杭行终字第190号行政裁定，特申请XX市检察院依法监督，提出抗诉。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向XX市司法局投诉律师XX违法违纪行为，在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损害我的合法权益。要求XX市司法局调查处理XX，并依法赔偿损失。
XX市司法局接收投诉材料后，没有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履行法定职责。2008年7月21日，申请人在XX市XX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处罚XX的决定。
本案通过立案审查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一、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1、被告《行政答辩状》上称：接到投诉后，我局律师管理处即开展了调查工作，调取了五联所得有关案件材料。但在被告所提供证据清单及相应证据上，并没有关于被告依法调取五联所有关材料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2、被告所提供“证据”违法。
被告所提供“证据”1、4、5、6、7、8都是从XX市律师协会中获取，系违法。申请人先向律师协会投诉，由于律师协会的不负责任失去了申请人的信任，继而向被告投诉XX的违法违纪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法律上所规定的委托律师协会调查行为，因为有利害关系，律师协会还应该予以回避。但是本案被告提交的大部分证据，都是XX市律师协会的杰作。这些所谓“证据”，除了证明被告行为违法外，可以确切地证明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3、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
申请人向被告提供了《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投诉XX了违法违纪行为。但在本案中，被告除了提供《非诉讼事务委托合同》、《委托合同》之外，并没有提供《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被告隐匿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法庭开庭审理后没有依法对证据进行认定，法庭对事实的判断显然有了错误。
4、被投诉人人XX违法违纪事实清楚。
1）违法违规律师XX提供无法履行“非诉事务委托合同”委托事项，欺诈申请人交付律师费。
2）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没有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封存住院病历材料。
3）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缩减申请人受损害事实。
4）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不依法计算赔偿标的，故意损害申请人的合法利益（依法计算标的60多万，被缩减成5万多）
5）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隐匿申请人提供的重要原始证据。
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第九项规定：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第十二项规定：接受委托后，故意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属于《律师法》（原律师法）第四十四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律师法》以及本办法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不作出事实认定。
被告XX市司法局《答辩状》与其所提供证据不符，所提供的大部分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后，居然不对证据作出认定。
原审法院裁定及庭审笔录证明原审法院没有对证据作出认定
三、原审法院违反程序，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作出认定。
被告即没有提供投诉后的登记证据，也没有依据《XX市律师、律师事务所投诉档案和不良行为档案管理办法》提供被投诉人XX投诉档案以及根据以上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所相应法律、程序规定应履行职责的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被告没有提供对被投诉人XX依法受理立案调查并作出具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处理意见。原审法院应根据事实认定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四、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已经通过立案合议庭审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不审查XX市司法局的违法行为，反而以“超过诉讼时效”剥夺申请人的合法诉权。
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就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法律上对不履行法定职责作出了60日后就可以的起算时间，但没有作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限制时效。
这项立法的用意就是维护公民的监督权、控告权、申请权、诉讼权等公民权利。
五、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
本案原告是投诉人，被投诉人XX.司法行政机关为监管机关，所行使职权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是XX及律师事务所。被告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经法定程序向XX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取证，都跟XX及XX五联律师所相关。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才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说明原审法院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非常清楚。
此呈
VV人民检察院
抗诉申请人：
关于申诉的法律规定篇6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消费者在接受邮政业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或使用其提供的产品过程中与邮政业经营者发生的对其处理结果不满意的民事争议，邮政业经营者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30日（国际业务60日）未作答复，而向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受理机构提出的申诉。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受理机构，是指国家邮政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局设立的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受理机构（以下简称申诉受理机构）。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申诉人，是指公民、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在接受邮政业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或使用其提供的产品过程中，与邮政业经营者发生争议，向申诉受理机构提出申诉的邮政业消费者。
第五条本办法所称被申诉人，是指与邮政业消费者发生争议而被消费者申告的邮政业经营者。
第六条申诉处理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合法、公正、合理的原则。
第七条申诉受理机构对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的案件实行调解制度，并可以出具调解意见书。
第二章申诉受理机构的主要职责
第八条国家邮政局申诉受理机构主要职责：
（一）负责全国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二）负责解答邮政业消费者关于邮政业（邮政业务、快递业务、集邮市场管理、用品用具监制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咨询；
（三）负责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举报、表扬、批评、建议等相关问题的转办、催办、督办、结案、回访工作；
（四）负责处理政府等相关部门转办的邮政业服务质量问题；
（五）监督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受理机构对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的处理工作，对重大服务质量问题联合相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并予以通报；
（六）负责全国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的登记、统计、汇总、分析、存档工作；
（七）负责向社会公布全国邮政业服务质量情况。对于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及时公布处理情况；
（八）国家邮政局授权的其他职能。
第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受理机构主要职责：
（一）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受理工作；
（二）负责解答邮政业消费者关于邮政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咨询；
（三）负责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举报、表扬、批评、建议等相关问题的转办、催办、督办、结案、回访工作；
（四）负责处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等相关部门转办的邮政业服务质量问题；
（五）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的登记、统计、汇总、分析、存档工作，并按月向国家邮政局申诉受理机构上报消费者申诉处理情况；
（六）负责处理国家邮政局、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受理机构转来的消费者申诉案件；
（七）负责向社会公布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邮政业服务质量情况。
第三章受理
第十条消费者可采用电话、书信、传真、互联网形式申诉。
第十一条申诉受理机构要认真受理邮政业消费者的申诉。申诉受理机构应在接到消费者申诉次日起30日内（国际业务60日内）答复申诉人。
第十二条消费者申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诉人是与申诉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有明确的被申诉人；
（三）有具体的事实根据；
（四）向邮政业经营者投诉后30日（国际业务60日）未作出答复的，或对邮政业经营者处理和答复不满意的；
（五）消费者申诉时，要提供本人姓名、电话号码、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被申诉人名称、地址，申诉请求、理由、相关证据、申诉日期；
（六）申诉人应当在申诉事件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申诉。
第十三条申诉受理机构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诉不予受理：
（一）请求事项不属于申诉范围的；
（二）没有事实根据，证据明显不足或理由明显不成立的；
（三）缺少有效联系信息的；
（四）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执行的；
（五）申诉受理机构已经就申诉事项进行过调解并出具调解意见书的；
（六）超出申诉时限提出申诉的；
（七）由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申诉人损失的；
（八）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等部门已经受理或者处理的；
（九）国家法律、法规及规章另有规定的。
第十四条申诉受理机构收到申诉后，能够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于收到申诉后5日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并通知申诉人。对于不受理的申诉，应当告知申诉人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四章调查
第十五条申诉受理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可以向申诉人、被申诉人了解情况、收集证据或者召集有关当事人进行调查。
第十六条申诉受理机构的调查人员可行使下列权利：
（一）向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询问申诉情况；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相关材料和证明；
（三）查阅、复制有关材料等。
第十七条调查应当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调查时应当出示有效证件和有关证明，并应当制作调查笔录。调查人员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八条被调查人员应如实回答调查人员的询问，必要时提供相关证据。
第十九条需要对有关邮件、产品进行检测或者鉴定的，应交由国家邮政局、省（区、市）邮政管理局指定的检测或者鉴定机构进行检测、鉴定。被申诉的邮政业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条调查人员依法公正地行使调查权，不得与申诉人、被申诉人及其他相关人发生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
第五章办理
第二十一条申诉受理机构应当在受理消费者申诉之后，2日内将消费者申诉内容转相关部门或被申诉人。
第二十二条对国家邮政局申诉受理机构要求回复处理结果的，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消费者申诉受理机构应当在20日内，将申诉事项的事实情况和处理结果及申诉人对处理结果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反馈给国家邮政局申诉受理机构。
第二十三条对于被申诉人与申诉人协商和解的申诉，申诉受理机构可以作结案处理。对于被申诉人与申诉人未能协商和解的申诉，申诉受理机构可以进行调解。
第六章调解
第二十四条满足下列情形的，申诉受理机构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一）属于申诉受理机构受理范围的申诉；
（二）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已经就申诉事项进行协商，但未能和解的；
（三）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同意由申诉受理机构进行调解的；
（四）法律、法规及国家邮政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申诉受理机构就当事人所争议的事项，进行调解，达成协议的，可以制作调解书，视为结案。
第二十六条申诉受理机构调解无效的或者对调解结果不满意的，争议双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对于被申诉人侵犯申诉人合法权益的申诉，经查证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由相关部门对被申诉人进行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所称邮政业经营者是指经营邮政业的国有、合资、独资、民营、及个体经营者。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所规定的时间按照公历年、月、日计算，期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关于申诉的法律规定篇7
要
非诉行政案件指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受理的非诉行政案件，因在执行程序上缺乏明确、详细的规定，可以参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解决不了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问题。本人结合自己所学法律专业，联系自己在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工作实际，从非诉行政案件的概念入手，浅谈了非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的立案、审查、强制执行及结案方式。并建议在非诉行政案件审查程序中推行司法听证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
关键词：非诉行政案件；
执行程序；
司法听证制度。
行政审判的任务是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以提起行政案件的主体和要达到的目的为标准来区分行政案件，可以将人民法院受理的的行政案件划分为行政诉讼案件和非诉行政案件。从目前行政审判受理的案件情况来看，人民法院受理的非诉行政案件的数量远远大于所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而作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操作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尚缺乏明确、详细的规定，可以参照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解决不了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问题。如何适用现行的法律规定来办理非诉行政案件，就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从依法办案的要求出发，作为行政案件种类之一的非诉行政案件，其在审查程序上必须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强制执行措施上，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一、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概念。
（一）非诉行政案件的含义
《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在90日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参照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据上述两条法律规定受理的案件，就是通常所指的非诉行政案件，因此，非诉行政案件可以表述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这一表述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
(1)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主体是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可以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可以由拥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己执行。能够称之为非诉行政案件的，是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2)非诉行政案件的申请人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所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要求执行的内容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可执行的内容或裁决书所确定的可执行内容。
(4)只有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概念
非诉行政案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由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使具体行政行为将以实现的制度。它有以下特点：
(1)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而非行政机关。虽然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对象是具体行政行为，但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权的享有者是法院而不是行政机关。
(2)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根据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执行标的是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3)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申请人是行政机关或者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被执行人只能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是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时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体现。因此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申请人是行政机关，而被执行人只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在特殊情况下，非诉行政案件的申请人也可能是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4)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行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但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先予执行。
二、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程序
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程序，应当是人民法院在办理非诉行政案件时，按照法律的规定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的总和。包括立案程序、审查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
（一）立案程序
立案程序包括申请与受理。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自行政机关（包括行政裁决所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的申请开始，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是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开始的惟一方式，人民法院无权自行开始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6条规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即具体行政行为属于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适用范围。
(2)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且有可执行的内容。即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具有给付或作为内容。如果具体行政行为尚未发生法律效力，行政机关就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具体行政行为无给付或作为的内容，行政机关就无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申请人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或是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等。这是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首先，申请人必须是依法成立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是经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职权的组织；其次申请人必须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依照《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0条第1款的规定，行政裁决确定的权利人、继承人，权利承受人也具有申请强制执行行政裁决的资格。
(4)被申请人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
(5)被申请人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内或者行政机关另行指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义务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义务是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如果义务人已经履行了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或者义务人没有履行义务尚未超过规定的期限，行政机关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具体行政行为。
(6)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8条和90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之内提出，逾期申请人的，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7)被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属于受理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即行政机关必须向有执行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除应具备上述条件外，行政机关在提出申请时还应向人民法院递交有关材料。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1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和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及其必须提交的材料。根据该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执行书。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能以口头形式进行，而必须以提交申请执行书的形式提出。申请执行书应载明的事项主要包括：①申请执行的行政机关的名称，法定代表人；②被执行人的姓名或名称，住址或地址；③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理由与根据，以及义务人拒不履行义务的事实等。
(2)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
(3)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合法有效的，为此行政机关在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时，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有关证明材料以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这些材料主要包括：①行政机关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享有职权的依据；②行政机关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以及相关的证据；③行政机关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等。
(4)被执行人财产状况。
(5)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是指除上述材料以外的与执行有关的必要材料。如执行对象为特定物的，行政机关就应提供有关特定物的形态、特征、存放地点等情况。
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申请应进行立案时审查，对符合上述条件且提供了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否则，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
（二）审查程序
非诉行政案件立案后，即转入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的第二阶段即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阶段审查程序。（包括审查的主体内容、标准、期限以及审查方式、结论）。
(1)审查的主体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根据该条的规定，审查的主体应为行政审判庭组成的合议庭。
(2)审查的内容，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种审查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的实质性审查，而非程序性审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审查：①行政机关是否享有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是否超越取权，是否滥用职权；②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事实依据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③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或规章是否正确；④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3)审查的标准。《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据此规定，人民法院对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标准是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即适度审查的标准。对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不能与行政诉讼案件的审查相同。因为，法院审判行政诉讼案件的目的是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达到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职权，以法律手段促使行政机关改善执法活动，规范执法行为。而非诉讼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目的是以司法手段强化行政管理，维护社会利益，保证行政权的完善统一，促使相对人自觉、及时、全面履行义务。为提高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客观上要求我的对非诉行政案件的合法性审查采用适度审查的标准。
(4)审查的期限。根据《若干问题解释》第9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办理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从立案受理至作出是否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期限为30日。
(5)审查的方式。《行政诉讼法》和《若干问题解释》均没有对合议庭采用什么方式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采用“书面”的方式仅对行政机关一方申请执行的卷宗材料进行审查，这样的作法弊端很大，长期以来，行政机关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办事，他们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为了使具体行政行为得以执行，总会把证明自身行为合法的卷宗材料提交法院，而有利于相对人的证明材料并不随卷提交法院，致使法官的审查视线也受限于行政机关单方的证明材料，很难结合全案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客观，真实的审查与判断，使司法审查流于形式。这样以来，难免今使有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得到法律上的确认，进入司法强制执行程序。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行政相对人在面对行政执法程序中处于强者地位的行政机关，普遍存在着不知告，不想告或者不敢告的情况，行政相对人不提起行政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意味行政行为就是正确的、合法的。司法实践中，在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往往会发现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着这样或是那样的错误，使法院处于进退两难尴尬的境地。非诉行政案件执行制度设立之初，就是以限制或剥夺行政机关自行执行权为前提的，其主要目的就是阻止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致因为其未提起行政诉讼而受到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所以，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设立司法听证制度，充分体现了优先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对于制约行政权滥用，强调行政法保护个体权益的功能，弥补因相对人没有提起诉讼而造成的权利丧失的情况下，又提供了一条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情况下，更加体现了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突出的以人为本，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后文对司法听证制度作专章详述）。
(6)审查结论。人民法院对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后，应就是否准予执行作出裁定。依照《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1款第14项的规定，该裁定当事人不能提起上诉，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三）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推行司法听证制度。
1、设立听证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要求。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未经开庭进行举证、质证、认证等诉讼程序，由行政机关直接申请并进入法院的执行程序，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处理结果是否得当等问题均难以把握，设立司法听证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进行审查，从而决定是否准予执行。
第二，是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基本原则的要求。一般来说，非诉行政案件执行都是由于行政管理相对人逾期既不履行义务，又不起诉，而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此时行政相对人已丧失司法救济权，但丧失了司法救济权并不意味着丧失了申辩的权利。在非诉讼行政案件执行审查过程中启动听证程序，给被执行人一个专门的申辩机会，也使行政机关有了一个再次对所作具体行政行为进行“质检”的机会。
第三，有利于执行工作的顺利执结。依照传统的职权主义执行模式、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进行书面审查，不公开审查过程，被执行人难免产生“官官相护”的偏见，造成多数非诉行政案件被执行人抵触情绪大，给执行工作增添了相当的阻力。设立司法听证制度，让被执行人也参与到审查过程中，在理解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后，双方均能清楚地认识到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和不利于自己的一面。实践证明，司法听证制度的实施，对促进被执行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效果明显。
2、司法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
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听证，可依当事人申请或者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召开，可分为强制执行前听证和强制执行中听证两个阶段。强制执行前听证是指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阶段的听证，强制执行中听证是在准予进入强制执行后，案件终结执行之前的听证。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听证。对于那些经书面审查完全可以查清，并且被执行人无异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必要举行听证。只有重大、疑难、复杂或者社会影响面大的案件才召开听证会。如果盲目扩大适用范围，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
3、司法听证制度的程序设置。
①下发听证通知书，通知行政机关和被执行人听证的时间、地点和要求。
②听证程序开始，首先核对听证双方的身份，宣布听证合议庭成员名单、告知双方享有的权利。
③申请执行人就其享有的职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相关证据，以及执法程序，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依据进行举证。
④被申请人进行质证，并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⑤双方针对争议的焦点进行辩论。
⑥合议庭评议，制作并送达裁定书。
（四）强制执行程序。
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的精神，由执行人员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限内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的措施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执行措施的规定。
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人民法院仍应作出并送达裁定书，裁定划拨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或裁定扣押，查封被执行人的财物。在扣押或查封财物的同时，还应发出有关查封，扣押财物通知书，逾期不履行确定义务的，拍卖或变卖被扣押，查封的财物。
强制拆除房屋或者退出土地的，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为避免被执行人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转移财产，逃避执行，人民法院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前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保全被执行人的财产，但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的，要提供担保。
（五）结案方式。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非诉行政案件的结案方式分别规定了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和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两种结案方式。但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执行非诉行政案件中，往往遇到行政机关要求撤回执行申请的情况，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被申请人通过各种关系向申请人打招呼，申请人碍于情面，压力等因素向法院提出撤回申请；二是，被申请人主动履行部分义务后，申请人同意免去剩余部分，而提出撤回申请；三是，在审查中，人民法院发现其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行政机关认可后，主动撤回申请。
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过程中，针对申请人撤回申请。做法不一。有的对申请不予审查即裁定准予撤回申请，有的裁定执行终结，有的则一律不准许撤回执行申请。对此，本人认为，执行过程中，应有条件地允许执行和解。因为行政执行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义务的履行，行政机关既然有权对相对人作出处理的决定，并且有权撤销原处理决定。那么，为了促使相对人履行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避免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相互对峙，消除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抵触、对抗的思想情绪，行政机关就应该有通过执行和解的方式了结行政争议的权能，这样的友好协商与和解，不仅有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也必定有利于行政执行最终的实现，但是，这种进入司法程序的和解，必须要受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和严格控制。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撤回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后分别作如下处理：（1）撤回申请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裁定案件终结执行；（2）撤回申请如若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一律不准撤回申请，及时通知当事人继续执行该案。从而有效地避免行政执行中滥用职权，损害法律的尊严和严肃性。有效地维护和监督了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张树义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2、《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关于申诉的法律规定篇8
近年来，各界对审判监督工作中的问题及改革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改革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探讨和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审判监督改革既是一种工作层面上的改革，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不管是工作改革还是制度改革，须以具体的司法实践为基础，而现今的改革往往囿于单纯的理论思考或制度借鉴，如何从操作层面上探寻对审判监督工作及制度的改革路径，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进一步思考及行动的目标。基于此，本文试图立足于审判监督工作实际，从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出发，对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工作改革以及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作一些探讨。
一、审判监督制度运行中的问题
由于法律对审监程序的规范比较少，审判监督庭成立时间比较短，与审监制度相关的各种关系尚未理顺，审监制度本身及改革的定位也未明确，加之审判监督工作承载的法律、及责任又比较重，其在整个法院审判工作中成为矛盾最为突出的部门。
（一）申诉和申请再审无序化
1、向法院申诉及申请再审的途径不通畅。
我国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但这一渠道在现实中并不通畅。如：2002年至2004年9月，浙江省全省法院决定立案复查的案件，仅占各类申诉（申请再审）案件总数的9.8％；同期全省提起再审的案件，仅占各类复查案件总数的23.1％，占申诉案件总数的2%.与此相比较，通过检察院抗诉取得再审要容易得多。如浙江省全省检察院同期的抗诉率（决定抗诉案件数／检察院当年复查案件结案数×100%）高达56.2％，比上述法院23.1%的复查再审率高出一倍多。由于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申诉）的请求不能得到很好救济，而申诉要获得成功又必须得到法院的最终支持，故而很大一部分申诉人走上了"曲线申诉"和"关系申诉"之路，向检察院、各级人大、政协、党委以及有关领导申诉，通过检察院提起抗诉、人大个案监督、党委政协转申诉材料、有关领导及各种关系打招呼等方式，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复查或再审。
2、外部监督程序不规范。
各种外部监督促使再审的案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2002年至2004年9月，浙江省高级法院办结检察院抗诉、人大、政协、党委及其他途径要求法院复查而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占全年再审案件总数的55.6％。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是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方式，而人大、政协、党委等对法院的个案监督，虽然也可归结于广泛意义上的监督，但这些监督途径一方面不加区分地利用了宪法意义上的"申诉"，无法在诉讼法律中找到相应的适用程序，很难保障程序上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将这些部门原来的工作监督推进到个案监督，对个案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头评价，给当事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助长了申诉人对待申诉权"无限化"的倾向，与诉讼法上申请再审权的有限性特征相违背[01]，同时也破坏了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基本配置，损害了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权威形象，最终不利于司法公正。
3、复查程序不透明。
我国诉讼法律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但对法院如何审查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没有具体规定。如今审监实务中的复查程序，在诉讼法律中没有涉及，申诉复查案件的审理长期处于一种没有具体程序规范约束的状态。当事人既未能规范化地参与到复查程序中去，也很难通过正当途径了解复查的过程，故而受到了诸多质疑[02].为了更好地保障申请再审人及对方当事人的诉辩权利，并尽可能地使复查程序透明化，近年来许多法院试行"听证"程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该程序本身并无法律规范约束，法院的职权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均无明确界定，故其对复查程序公正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4、提起再审的标准不明确。
调查发现，对于提起再审的标准，普遍反映在实务中难以掌握。形成这一状况，首先是因为法律标准本身不明确。我国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03]相当概括而不确定，法律规定的"确有错误"概念模糊不清，而且对"新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等等均未予以具体界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10日颁发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虽对应当再审的情形作了一些规定，但仍不够具体和明确，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其次，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的掺入也成为司法实务中无法忽视的方面。由于法律标准本身并不明确，就为其他标准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社会公众对裁判"确有错误"的理解，往往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对事物的个性化判断，不考虑司法的特殊性和性，为了达到其申诉目的，经常借助新闻媒体等舆论力量以及种种非正常手段对法院施压。[04]另一方面，法院对提起再审实务的把握，也未能为社会提供确定的标准和界限。而且审判监督作为司法制度之一，它是存在于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大背景之内的，法律规定本身以及实际运行均能够说明，审判监督在某种程度上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因而政治标准必然紧密地融入了审判监督司法实务。
5、"人人都可申诉却又申诉难"的局面。
由于法律对再审事由的规定过于宽泛和原则，申诉的途径并不局限于法院和检察院，在实务中也很难对申请再审时限按照法律规定的两年予以严格贯彻，因而申诉权在法律上和实践上都被泛化和无限化了。申诉人基于其对终审判决的不信任感，为了获得其内心认为的"公正"，可以相当随意地提出申诉。如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2003年审结一审案件603537件，审结二审案件40065件，而全省法院收到申诉来信也有57811件次，接待申诉来访13396人次。由于法院对申请再审（申诉）的复查极为严格，申诉人获得再审的比例极低。而提起再审标准的不明确，又可能使法院对提起再审的权力行使存在任意性和随机性，未必严格依据对原审裁判的评价决定是否提起再审，再审资源分配不公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诸种原因导致了"申诉难"的局面。
（二）审判监督程序操作困难
1、缺乏独立的再审诉讼程序规范。
审判监督庭的业务涵括了民事、刑事、行政等各个诉讼领域，相对于一、二审程序，再审的启动和审理程序亦有其独特性。审判监督工作所涉及的工作内容的广泛性与特殊性，足以要求国家法律对审判监督程序构建一个独立而完备的体系。然而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却相当简略，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置一审程序条文为39条，而规定审判监督程序的条文仅为12条，尤其在程序操作上，缺乏独立的再审程序规范，大部分是参照一、二审来处理的。我国现行法律对审判监督程序规定得过于简单化，致使司法实践在很多方面无规可循。比如：再审当事人如何列明、再审（尤其是抗诉）庭审程序如何操作、抗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如何、再审中的主体变化如何处理、再审审理的结果有哪些，这些重大程序问题法律均未予以明确。
2、程序运行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有错误"造成的混乱。现行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其落脚点在于"确有错误"[05]，因而对经复查提起再审的案件，其前提是已经认定原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为适应上述法律规定，体现出对裁判是否正确判断的慎重性，司法实务中的复查程序实际上是一个实体审查程序，因此复查程序所得出"确有错误"的结论，是一种实体性判断。而复查程序得出的结论很容易与再审的结果产生矛盾。如果复查程序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经再审审理却认为原判是正确的，并予以维持，那么就会导致当事人认知上的混乱，这样既不利于服判息诉，也削弱了法院裁判的权威性。
（2）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矛盾重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行政诉讼，打破了民行诉讼中原告、被告、法院平衡稳定的三角关系，检察院的地位难以摆正，给整个程序的运行带来诸多困难[06]；二是检察机关在抗诉中强化其作为与法院同等评价力的司法机关地位，对个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强调其独立性，造成了当事人认识上的混乱，增加了法院息诉服判工作的难度；三是这一监督方式在近年来有逐步加强之势，抗诉再审的增加致使诉讼成本的攀升。然而抗诉再审案件的改判率并不高。如2002年至2004年9月份，浙江省全省法院民事抗诉再审案件的改判率平均仅为21.5％。可见，频繁启动这一监督程序并不符合诉讼以及监督上的原则。
关于申诉的法律规定篇9
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设立，对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和强制执行程序的实际运作都有其积极意义，在各国的民商事立法中都概莫能外地予以规定和承认。其目的就在于能促使权利人及时地行使权利，督促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从而使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得以实现。这既有利于加快民事流转，发挥财产效用，促进，维护稳定，也有利于法院及时地化解矛盾和纠纷。避免陷入陈年老案之中，为重新了解熟悉案情而浪费诉讼成本，消耗诉讼资源，从而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主题。而我国民诉法对此方面的规定有模糊与不尽周全之处，笔者试对此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申请执行期限的法律性质
所谓申请执行期限，是指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拒绝履行义务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间期限。民诉法第219条第1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从性质上讲，申请执行期限同民事诉讼中的上诉期一样是民事诉讼（执行可理解为广义上的民事诉讼行为）期间的一种。
民诉法规定期间，目的在于保障诉讼主体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节省时间、人力、物力，使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使纠纷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规定申请执行期限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促使申请人及时申请执行以稳定民事法律关系，加快经济流转，防止出现权利上的沉睡者。
依据民事诉讼，申请执行期限属除斥期间范畴，申请超过期限，发动不起执行程序，其已获权利就会成为权利，就只能依赖义务人的自觉履行来得以实现。
根据民诉法规定，申请执行期间是法定期间，法定期间都是不变期间，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人民法院都不能缩短或延长，也不存在中止、中断。但根据民诉法第76条“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期间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期限，是否准许，有人民法院决定”的规定，当事人如果因为不可抗拒的事由或其他正当理由耽误申请执行的，可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申请人民法院顺延期限，至于理由是否正当，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如果理由正当，人民法院就应当准许顺眼期间，但这并不是申请执行期限的中止、中断，也不是申请执行期限的延长，而是顺延，顺延并不是延长期限，而是把耽误的期间补足。
二、现行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弊端
1、不同当事人申请执行期限不统一。民诉法对不同的当事人规定了不同的两个申请执行期限，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不管当初立法者的原意如何，现在看规定两类长短不一的申请期限，其在法理与实践中的问题是明显的。
（1）违背了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原则。民诉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民诉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原则。纵观整部民诉法，在诉讼期间的规定上，只有在申请执行期限上针对不同的当事人规定了两个不同的期限。其他诸如答辩期、上诉期、管辖异议期等期间制度上，对各类民事诉讼主体适用的期间都是一样的。不同当事人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应该说这样的规定有违民事诉讼主体权利平等的原则，而且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不同市场主体必须进行平等保护的要求背道而驰。
（2）使当事人易因疏忽而丧失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由于两类申请期限的不同，实践中，作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人，在欲根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时，它必须仔细的审视、充分的考虑、认真的区分对方是公民、还是法人或者他组织，以便来决定自己申请的时间，这在民事主体普遍法律知识稀少，法律意识淡薄的今天来说，对当事人的要求是苛刻的。当事人极易因疏忽而丧失申请执行的权利，使生效法律文书成为白条一张。显然，这也是有违立法者初衷的。
2、有些诉讼当事人在诉前由于双方的权利义务不明确，谁是谁非只有诉诸法律裁决，法律文书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后，双方本可以通过有关基层组织和其他第三方进行调解，或自行和解，由于“时效”过短，又没有中断、中止、延长的规定，权利人在义务人未能及时沟通的情况下，往往会因申请执行期限的限制而申请执行，这不但容易激化矛盾，也人为造成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数的上升。
3、有些审判人员考虑到义务人的实际履行能力，裁判时采用分期给付的，而“执行时效”规定分期履行的“时效”从每次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这就使得权利人在每次期间届满的六个月或一年内一次次申请执行，一次次交纳执行费用，如疏忽一次，这笔债权就等于白扔了，权利人往往感到打官司“好烦”、“好难”。
4、有些权利人申请执行后，在法院的主持下，与义务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对协议约定的分期履行债务，权利人总以为是法院执行的工作内容，往往忘记在“时效”期限内还要申请恢复执行，造成“超时效”，权利人容易结怨于法院或法官。
5、义务人利用“执行时效”规避法律，逃避应履行的义务。有的义务人先给权利人一点“甜头”，履行一小部分债务，剩余的债务想尽办法与权利人达成新的还款协议，后又“举家外逃”或转移、隐匿财产，造成权利人“超时效”而达到逃债的目的。
6、也有的权利人由于不知道有“执行时效”的规定，或者因工作繁忙而疏忽了“执行时效”的规定，在“超时效”后又得知没有救济途径，而只得放弃已交纳了“诉讼费”“执行费”才取得的“债权”，债权人就会对“法律文书”的作用打上问号，难怪会发生出卖“法律文书”的奇闻。
7、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的过短。如前所述申请执行期限是一个重要的诉讼期间，它既有程序上的意义，也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当事人一旦错过此期间，就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就会使整个诉讼变得毫无意义。
相对于法律所要保护的重要利益，民诉法规定的六个月、一年的申请执行期限显得过短、过于急促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容易侵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权。如两个法人单位在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中达成了和解协议，且正在良好履行，但因到六个月的申请执行期限，它就必须要到法院来，交上各种执行费用，由法院来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定度，这样就干涉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对自己民事权益的处分权。
二是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不利于解决执行难。由于有六个月、一年的这种较短的强制性规定，申请人不管当时对方有无执行能力，自已有无对方可供执行的线索，它都要赶在期限内到法院申请扫行，这样就增加了当事人经济、时间上的负担，也造成了目前执行案件过多，执结率过低，已成为产生执行难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也有违目前所强调的执行中的当事人主义。
三是当事人申请执行容易超过期限。由于申请执行期限规定的较短，且不存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当事人很容易因人事变动、改制、公司合并等等原因而错过期限，显然这对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是不利的。
三、申请执行期限制度的完善
1、统一申请执行期限。取消针对不同主体的两类长短不一的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对不同的民事诉讼主体规定统一的申请执行期限，是民事诉讼主体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要求，也是建设主义市场的必然要求。
2、适当放宽申请执行期限。现行的“执行时效”为“一年”或“六个月”时间太短，很容易造成“超时效”，应适当放宽期限。有人认为司法确认权利的保护期限不应低于权利的保护期限，而主张不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一律放宽至20年。笔者不敢苟同，20年的“执行时效”显然太长，其弊端远远大于现行的“短时效”。较为合适的期限应为“二年”和“一年”，与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和特殊时效的期限相应，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期限放宽到二年，双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期限可放宽到一年。
3、合理吸收“诉讼时效”制度中关于“中断”、“中止”、“延长”的规定。在“执行时效”期间，当出现了法定情形，可以中断、中止、延长申请执行期限。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的意见》第267条（前文已引用）这一司法解释就是对“执行时效”中止的一种规定。
同样，如果义务人在生效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内承诺了新的履行期间，即发生了“时效中断”，执行时效从义务人承诺的新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重新开始。
在执行时效中断以后，可能会出现四种情形：其一义务人在承诺的新的履行期间内全部履行了义务；这正是我们所期望发生的。其二义务人在承诺的新的履行期间内部分履行了义务，剩余部分又重新承诺了履行期间，这就发生了新的“时效中断”；其三义务人在承诺的新的履行期间内部分履行了义务，剩余部分未约定新的履行期限；其四义务人在承诺的新的履行期间内全部未履行义务。对于第三、第四种情形，权利人可在义务人承诺的新的履行期间届满二年内或一年内，及时地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样既不会超过“执行时效”，也不会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和不利后果。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在诉讼程序上加以规范。为了当事人能正确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在诉讼程序上，应确立告知申请执行期限制度。它可以通过在判决书、调解书中写明告知，也可以在文书生效后签注时告知，其主要为，申请执行方式、期限及所承担的后果，后者做法应列为程序上的一个环节，予以送达。
四、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法律救济
即使放宽了申请执行期限，又补充规定了“执行时效”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定事由，有些权利人由于种种原因仍有可能超过“执行时效”，因此，还应当寻求一条“超时效”的救济途径。超过申请执行期限，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导致权利人权利的丧失或权利效力的减损。权利人不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其直接后果是丧失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
但是，超过申请执行期限到底会产生何种效力？法律尚未作出明确规定，界和实务界也是见仁见智，见解不一，其中有三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权利人已起诉法院，而又丧失了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根据民事“一事不再理”的原理，权利人就不能再提起诉讼，因此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就归于消灭。
第二种观点认为权利人虽然丧失了申请强制执行权，又丧失了诉权，但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同理，权利人的实体权利仍然存在，不妨碍当事人自愿履行。
第三种观点认为权利人在超过“执行时效”后，由于“一事不再理”不能重新起诉，但能以新的事实即经法院裁决而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申请支付令或直接提起新的诉讼。
关于申诉的法律规定篇10
（一）法律权利与救济的一般关系
法律权利是指社会主体享有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以某种正当利益为追求的行为自由。[1]而救济则是指社会主体有权通过一定途径和程序，解决权利冲突或纠纷，以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从而使其规范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牛津法律大词典》认为：“救济是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救济是一种纠正或减轻性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矫正由法律关系中他方当事人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后果。”[2]从本质上看，救济也是一种权利，只不过救济是当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产生必须以原有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为基础。从结果上看，救济是冲突或纠纷的解决，即通过救济的程序使原权利得以恢复或实现。显而易见，法律权利与救济之间存在着辨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就不存在救济，合法权利是救济存在的前提；反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根本不是法律上的权利。任何权利的真实享有不仅仅要看其实体、程序方面规定得如何，还要看其是否有完善的救济途径以保障权利的实现。在实践中，权利的实现不仅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客观条件，而且取决于是否有相关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法律不仅应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而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而言，一方面需要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而系统的确认，另一方面，应完善相关的救济手段，具体而言，受教育权保护的基本手段包括教育申诉制度、教育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其它社会救济手段。（二）受教育权行政法救济的基本手段法律上对受教育权保护的规定只是对权利的认可，而受教育权人是否能够实际享有受教育权则取决于救济机制是否健全。如前所述，受教育权保护的基本救济手段包括教育申诉制度、教育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其它社会救济手段。笔者以下分别对此加以论述。1、教育申诉制度申诉是公民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申诉权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法律层面的申诉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涉及个人利益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原处理机关或上级机关或法定的其他专门机关声明不服，述说理由并申请复查和重新处理的行为。教育申诉制度，是指学生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主管的行政机关申明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生申诉制度。《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的权利。但是，《教育法》中只是十分简略地进行了规定，并没有法规或规章进行进一步的具体细化，因而本身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没有设定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没有申诉时效的相关规定，以及对学生申诉的性质认识不清等等。而且《教育法》第42条也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形成一项专门的法定的救济制度。因此，《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虽然对维护学生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构建方面的法律规定，在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弹性和随意性，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受教育权人的权益。因此，建立健全的教育申诉制度是当务之急。要建立专门性的教育申诉救济制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关于教育申诉的主体。根据《教育法》规定，申诉主体包括正规学校和非正规学校在校学习的学生，当然也包括被教育机构开除而就此提出申诉的学生，即，只要是认为自己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学生都可以依法提出申诉。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载体。结合《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应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立专门的教育申诉机构。学生对于学校给予的处理决定以及其他损害其受教育权的行为不服的，向直接主管该学校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而对于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不服的，可直接向做出该行政行为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再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范围。申诉的范围因其受教育者的地位和《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赋予的权利以及教育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损害学生利益的行为的不同而不同。受到侵犯的权利应当是在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范围内的。但由于我国相关的教育法制日前尚不完善，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对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的保障还很不充分，甚至一些正当的权利尚未被立法所涵盖。因此，在遵循权利法定的原则下，还应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的目的出发，将那些尚未在法定范围内的正当权利法定化。从《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来看，教育申诉的范围包括一切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不仅包括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具体包括学校给予学生的处分，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查看，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以及学生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受教育权的其他合法权益，这里的合法权益，不仅包括受教育权者在教育过程中享有的受教育权、升学权、公正评价权、隐私权、名誉权和荣誉权，而且还包括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且包括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的行为。再次，教育申诉中的时限。在现行教育法制中，受教育权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在何时申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正义不仅应该被实现，而且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被实现，迟到的“正义”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因此，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申诉的期限，在此可以参照行政复议的相关规定，即，当学生认为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师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在知道处理决定60日内向有关申诉机构提出申诉。有关的申诉机构按照相关的期限对申诉予以受理和解决。最后，教育申诉的审理与决定。专门的申诉机关对申诉案件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中可以适当引进听证制度，从而给予受教育权者充分的辩护的机会。
2、教育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原行政机关提出申诉、请求给予补救，由受理的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对发生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判明其是否合法、适当和责任的归属，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对人以救济的法律制度。而教育行政复议是指受教育权人认为具有教育管理职能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并由受理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并做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相对来说，行政复议途径由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在制度上比教育申诉要完善一些，而且行政复议的成本低，灵活便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对于解决教育纠纷应该具有天然的优势。但由于高校因学术自治而拥有的自治权力（包括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权力），从而使得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就教育行政复议的实践而言，尽管高校自治的权力并非不受任何的限制（若其不当行使，作为主管的行政部门有权进行干预），但是，一方面，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笼统，对行政机关与高校的权力分工以及权力机关对高校权力运作的监督缺乏具体的规范，从而使得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的可操作性差，对高校基本上起不到约束作用。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将教育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并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规定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教育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是受教育权救济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手段。但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更大的办学自，从而使得教育行政复议只适用入学阶段和毕业阶段，而在学阶段则不适用行政复议。因此，在法律层面上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是解决目前教育行政复议困境的关键所在。就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行政复议法》和《教育法》的规定，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应该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第一，教育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行为侵犯受教育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二，认为学校因非学术原因不予颁发学位证的行为以及实际剥夺受教育权人受教育机会的学籍管理的行为。在高等教育阶段，高校颁发学位证的职权源于《学位条例》的授权，对于学生学籍的管理则出自《教育法》的相关授权。因此，在学位授予以及学籍管理上，可以认定学校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因此，在实践中如果学生对学校因学生英语四级未过、违纪被处分以及其他非学术原因而拒绝颁发学位证的，以及开除学籍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第三，对于学校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应该受理的教育行政机关不予受理的，可以以此教育行政机关作为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其次，关于教育行政复议的自身定位。教育行政复议应设置成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前置程序，但应规定教育行政诉讼不是行政终局裁定。这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的“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有限的司法资源。3、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对公民受教育权而言，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为权利设计平等的保护，同时也要求法院为权利平等地提供救济。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和最终途径。教育行政诉讼不仅是司法介入受教育权救济的具体手段，而且也是解决教育行政纠纷中最重要、最权威的一个环节。在目前的实践之中，教育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由于缺乏行政诉讼法律的明确规定，显得十分棘手，常常处于尴尬的窘境。争议的焦点就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因为此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因此，很多受教育权利受侵害事件，只能以受教育者权利受到侵害致使财产受到损失，转化为民事赔偿，最终使公民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往往既不符合行政诉讼要求，又与民事诉讼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使得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的诉讼以不在受理范围为由被驳回，结果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济。”[3]从以上可以看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新构建，主要应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受教育权是否具有可诉性。根据《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对于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情形，则分歧较大。因此，有必要对教育行政案件中这类案件的受理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这类案件主要涉及到学校的被告资格，即学校是否能够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学籍管理和非学术原因拒绝授予学位的行为，学校应该是适格的主体。其次，涉及受教育权案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所列举的受案范围虽然不包括公民受教育权，但《行政诉讼法》也没有将其作为排除条款列入第12条。因此，受教育权是否具有行政法上的可诉性完全取决于其他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教育法》第42条规定“对学校给子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则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对这一规定所指的可以提讼的“合法权益”，是否包括受教育权，特别是不服校纪处分的争议，能否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相关条文的法律解释，使之“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最后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的情形。因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性是平衡利益关系，维护社会正义。而当某一法条含义不够明确，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时，立法者和司法机关必须向更易受到伤害的弱势一方倾斜。正如加里克利斯所言：“自然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不同。自然的正义是强者比弱者应得到更多的利益，而法律的正义是一种约定，是为了维护弱者的利益。”[4].
（1）关于教育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制约：立法者的法治意识，法院的能力和地位以及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及自我约束状况。[5]笔者建议，在对《教育法》的修改中，对于诸如降级、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并没有改变学生身份，没有限制其能够享有的包括学习权在内的权利的处理决定，应该规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对于受教育权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处理决定，应该给予最终的司法救济。理由如下：首先，因为《教育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此类决定是终局裁决。其次，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给予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校纪处分，“不仅使受教育者痛失学历文凭，痛失优越的就业条件和收入的机会，而且被剥夺了追求知识、提升人生境界的权利，这事关教育资源的开发分享，事关社会的稳定”[6]，而且会使其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惨遭损害，这都事关受教育者的基本人权。使这类纠纷免于司法审查，不仅体现不出平等权的精神，而且也有悖于社会公正。再次，高等学校办学自不能免受司法审查。大学自治是从西方兴起的，但西方国家同样对教育进行必要管理和法律约束，许多国家均通过一系列的教育立法来建立完整的教育法制体系以保障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的西方学者指出：“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由西方兴起的大学自治的初衷是针对政府和教会的干预而言，并非针对司法。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高校自一方面难以落实，另一方面高校的自律又不够，学术腐败，财务腐败等事屡有发生。因此，大学自治的实现不能没有司法的保障，而这同时也是依法治教的要求。享有权力和承担责任历来都是相对等的，高校不能只要求对办学自的司法保护，从而排斥相应的司法审查。但是，正如前面的诸多论证，司法介入的范围只能是非学术的领域，一方面，学术的专业性不是法院的强项，另一方面，司法的介入也是以尊重学校的基本学术自由为前提的。4、受教育权救济的其它手段（1）教育调解制度调解是指由第三方居中协调，使矛盾的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从而解决争议的行为方式。调解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行政调解，二是司法调解，三是其他社会组织的调解。因为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通常情况下不是独立的调解制度，而是司法裁判和行政裁决或行政仲裁的前置程序，而民间调解是唯一独立的调解制度。所以，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应该由中立的第三方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对相应的教育法律纠纷进行协商以解决矛盾的法律制度。在教育纠纷的调解中，要达到一个当事人都能满意的结果，调解机构就必须是独立和公正的，其行为也应当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予以约束。因此，在有关调解的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独立而公正的调解机构以及如何制定合理合法的法律依据。在教育调解制度中，笔者建议建立一种专门的机构切实有效地解决教育纠纷，而《劳动法》中关于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组成可以供教育调解制度借鉴。在《劳动法》中，用人单位内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工会代表组成，其中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由此，教育调解制度中可以在学校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委员会，该调解机构应当由教师代表、学校管理部门代表以及学生代表组成，由其制订自身的相关活动准则，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教育纠纷的调解应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持下，由调解委员会独立做出决定。调解的范围应为受教育权者认为学校给予的一切的侵害受教育权人的受教育权的行为，但重点应放在纪律处分等处理决定的纠纷解决上。由于此制度下的委员均来自于受教育者熟悉的环境之中，并可以对一切教育纠纷予以调解，不仅易于被受教育者接受，而且也具有高效公正的特点，同时也可以使教育管理者和受教育者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法律修养。（2）教育仲裁制度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裁判，以求得公正、合理、便捷解决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仲裁是一种便捷、公正、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专业性强、针对性强的特点，对化解特定纠纷具有天生的优越性。由于仲裁具有自治性，基于当事人自治原则，法院对仲裁一般不进行深度的干预（除非仲裁违反国家强行法的规定）。相对于以上几种解决教育纠纷的机制，仲裁不仅简便，迅捷，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仲裁具有准司法性以及高度的专业性使其具有很高的公正性。构建教育仲裁制度的关键在于仲裁组织的设立，因为受教育权兼有自由权和社会权的特点，现有的仲裁机构显然无法受理教育纠纷的相关案件。因此，必须建立独立的受理教育纠纷的仲裁组织和适用公正、中立的仲裁规则。教育仲裁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建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通过对英国的教育行政裁判所和仲裁机构、加拿大的教育上诉法庭以及印度的学院法庭等专门解决教育纠纷的机构的考察，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教育仲裁机构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的修改，由政府设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其中，教育仲裁委员会应由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至四人和委员若干组成，仲裁委员会主任由政府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或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教育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应有高校教师和学生的代表。高校教师仲裁员按学科分类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选聘具有中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学者，实行固定的任期制，学生代表则由高校学生会来推荐或自愿报名。[7]另外，教育仲裁规则应基本上同民间仲裁规则相近，以此来保证仲裁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而仲裁规则中的受案范围，可以进行广泛的规定，但教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的主要优势应该是针对因学术权力而产生的纠纷，如学位论文、学业成绩等纠纷。总之，引入发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仲裁机制将是解决教育纠纷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也是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具体化的重要途径。注释：[1]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2][英]戴维斯·m·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64页。[3]赵利：《当代教育科学论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载于《理论纵横》，2005年第20期。[4]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商务印刷馆，1987年版，第30页。[5]温辉：《受教育权可诉性研究》，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
[6]宋立会：《论受教育权的可诉性》，载于《河北法学》，2004年第5期。[7]阮李全，王志，余晓梅：《高校教育纠纷与解决机制创新探究》，载于《宪法与行政法论坛》（1），文正邦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260—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