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管效率论文篇1
1税收征管效率
税收征管是税收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和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的根本保证。税收征管效率是税收征管的重要衡量指标。税收征管效率一般包括税收行政效率、税收经济效率和税收社会效率。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税收征管效率就是税收行政效率,是指国家征税取得的税收收入与税务机关征税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对比关系,是税收税收征管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广义的税收征管效率是指税收的征管活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益影响。税收征管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税源因素、税收制度因素、税收征管因素、财税管理体制因素和税收法制因素。在既定的外部环境下,税收征管因素是影响税收征管质量的关键因素。税收征管效率衡量的是税收征管过程的投入水平与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在税收征管有效性一定的前提下,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越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或者在税收成本占实收收入比重一定的前提下,税收征管的有效性越高,税收征管效率越高。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应当尽可能降低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或者尽可能提高税收征管的有效性。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效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税制建设、税收征管、管理手段、队伍建设、税法宣传、纳税申报等各个环节贯彻效率原则,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特别是需要决策人、征税人、纳税人和用税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树立提高效率的责任意识。
2税收制度因素
税收制度简称税制,它是国家以法律或法令形式确定的各种课税办法的总和,反映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财政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各种税收法令和征收管理办法的总称。税收制度的内容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不同的要素构成税种;二是不同的税种构成税收制度。简单而严密的税收制度,能使税收征管成本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完善税收法制,建立健全税收法律体系,这是推进依法治税的基础。为了使税收征管有法可依,许多国家制订单独的税收基本法,将税收征管的基本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很多国家也注重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有的国家甚至把纳税人的权利写进了宪法。
任何一个国家在建立税收制度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保证它的政府支出需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税收收入却是有限的,它不能不受到一定时期税源的制约,这就要求对二者合理兼顾,以求得需要与可能之间的平衡。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和纳税人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国民收入的创造和国民收入的分配都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从而,为国家需要与税源可能之间的平衡提供了条件。税收制度是取得收入的载体,主要包括国家的税收法律和税收管理体制等。从法律角度看,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是指在既定的管理体制下设置的税种以及与这些税种的征收、管理有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级成文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从税收制度的形式来看,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可按照构成方法和形式分为简单型税制及复合型税制。结构简单的税制主要是指税种单一、结构简单的税收制度;而结构复杂的税制主要是指由多个税种构成的税收制度。一个国家要发挥税收的作用,包括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生产、消费、分配和不同经济成分的收入水平等,都必须制定理想的税收制度和有效率的执行税收制度。
3当前我国税收征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3.1管理手段应用不到位
目前管理手段主要是运用计算机管理,但其监控作用不明显,主要表现为:征管软件本身还不成熟,使用中存在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满足征管要求,信息传递不通畅,影响收入的完整性,加之有少数微机操作人员责任心不强,不能按规定及时、完整、准确地录入有关信息,因而计算机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征纳情况;部分工作人员不熟悉征管业务规程,无法对征管信息进行微机处理。
3.2收监督不到位
偷税逃税普遍化、社会化,税收差额严重。税收差额是衡量一国税收征管效率的重要指标。当前的突
出问题是,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盗窃、伪造、倒卖和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办法,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受各种利益因素影响,许多企业建有两套或三套账目,在上报经营成果或计算税金时,往往使用虚假账目,形成税收监督的真空。一些没有设立两套账目的单位,在财务核算上也掺杂许多虚假成分,看似规范合理的会计核算掩盖着许多经过处理的问题。虚假的财务核算不仅导致税收流失,还造成国民经济统计指标的失真。企业负责人的腐败问题在部分地区和企业还很严重。尽管企业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反映在财务上,毫无例外都是化公为私,侵吞国家资财,侵蚀税基。
4当前加强我国税收征管的建议
4.1加大管理力度
分类管理就是针对纳税人方方面面的复杂性和纳税申报方式多样化的实际设立的一种能使税收征管建立在及时掌握纳税人经营情况、经营方式、核算方式和税源变化基础的一种管理形式和管理方法。由于分类管理是从管好源头开始,所以应从各个方面加强管理,包括将所有纳税户纳入税务登记的范围内,对纳税户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发票领用存表等相关资料进行案头审计,并有针对性的开展各种日常检查和税源调查工作,切实掌握纳税户的税务登记增减变化情况、发票使用情况、生产经营情况、纳税情况、减免缓退情况、违章处罚等情况,掌握纳税人全部纳税事宜的全过程,并能通过管理及时而准确地收集整理、传递各种涉税信息、资料,建立健全纳税户档案。把抓好分类管理的落实作为加强征管的突破口。
4.2加大税收宣传力度,提高纳税意识
征管效率论文篇2
关键词:征管效率;因素分解;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3-0071-09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中国税收收入在1998-2006年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特殊因素、管理因素以及税款虚收因素(安体富,2002)。显然,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效率是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些年来,我国税收收入连续多年出现超GDp增长,科学评估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效率对于破解税收增长之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税收征管效率问题,自从威廉・配第提出公平、简便、节省三条标准以后,国外学者对其研究逐步深入。Lotz等(1967)采用税率分析的统计结果来比较税收努力程度。Diamond等(1974)、auerbach(1985)、mohring(2007)分别对税收征管额外负担进行了分析。Kay等(1988)使用资源效用的Debreu系数来测度征税系统的无效率程度。tanzi(1999)对地下经济进行测算,并估算出税收流失的规模。pascalis等(2006)提出对税收效率的测量应该不仅包括资金层面,也要覆盖诸多非效率问题,并构建税收乐观指数(toi)来测定税收征管效率。国外研究构建了税收征管效率的基本分析指标与框架,为国内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Ruggiero(1996)、woodbury等(2003)、afonso等(2006)将Dea技术引入公共部门效率评价当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思路。
国内学者关于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主要围绕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的税收征管效率评价指标和方法展开,研究成果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单纯的指数和成本收益比率法。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税收努力指数和征收成本率。税收努力指数是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税收收入的比率(Bahl,1988)。赵志耘等(2002)通过税收努力指数分析了它与税收比率的现实关系。这一指标能够反映不同地区和不同税种的征税“努力程度”,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考虑成本因素,预期税收收入的估算难度较大。征收成本率是从税收征管成本最小化的角度考虑税收征管效率(张培森等,2003),但是忽视了税收收益和机会成本。刘洋(2007)从税收激励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活动角度评价了我国现行所得税制的效率,但该研究更多地偏向于分析税收的社会效率。目前,我国税务部门现行“八率”(即:征期申报率、当期申报率、征期入库率、当期入库率、累计入库率、逾期申报罚款率、滞纳金加收率和税务登记增长率)评价指标体系,因多重目标在实际决策中可能存在冲突,难以均衡;倘若构建综合的指标,在确定权重时难免添加主观色彩。二是基于一些经典模型的实证分析。吕冰洋等(2006)利用1996-2004年经验数据,基于经典Dea和malmquist指数的技术方法分析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状况。但是,经典Dea模型由于无法剔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分析结果上可能是有偏的;基于C2R模型的malmquist指数也可能出现偏差,因此技术方法存在改进空间。王德祥等(2009)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sFa)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形式设定难免存在主观性;同时,虽然极力剔除地区经济、社会因素及随机冲击的影响,但是,该技术方法依然无法彻底解决“不公正”效率评估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进行传统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效率分析之前,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掉可能影响分析结论的外生因素,使税收征管效率分析更准确。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其分析,最后是结论及简短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一)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方法由三阶段Dea和malmquist指数组成。步骤是:(1)运用经典Dea(本文采用C2R)原理,利用原始投入产出数据,评估初始效率值和松驰量。(2)将所有松弛变量加总,包括无效投入部分和松弛部分。以各个投入项总松弛量作为因变量,所有外生因素为白变量进行tobit回归分析。(3)根据回归结果进行实际投入调整,(n-1)个省份都将被“补上”因外部环境受益而“节省”的成本投入。(4)利用“公平环境”下的投入和产出项,运用malmquist指数,重新进行效率评价,并进行决定因素分解分析。前三个步骤称为三阶段Dea,所以该方法合称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
经典Dea一般应用于某个时点上的截面数据的效率评估与比较,它有三个不足:(1)无法进行动态效率的评估;(2)无法进行决定因素分解;(3)评估的效率值较为粗糙。针对第三个不足,我们用上述第二、三两个步骤来平整;针对第一个、第二个不足,我们引入malmquist指数。这样,我们的研究方法更加准确与深入。以下是具体论证过程。
经典Dea是一种线性规划方法,它借助于前沿生产函数,依据一定的标准构造一个生产前沿面,被评估的公共部门与该前沿面的差距就是它的效率。其优点在于,可以处理多个投入和多个产出的情况,无需像参数法那样构建具体函数形式的生产前沿面,对投入、产出的项目无需进行单位的标准化,就能给出相对效率值。但是,它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忽略了不同项目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差异。这一缺陷导致效率评价的“不公性”,任何偏离效率前沿的“行为”均被看作是无效率的。在不同的评价基础上进行统一效率衡量,对那些环境优越的主体会有提高其效率评价得分的趋势,而给予外部环境“恶劣”主体的是不公正的评价。Dea效率得分可能低估或高估实际效率水平(worthington,2000)。外部环境对效率评估往往有显著影响,如果不加以控制,Dea方法计算的效率得分将有偏(Ruggiero,2000)。
针对这一缺陷,我们采用三阶段Dea-tobit计量方法,修正外部环境变量造成的偏误。假定经典Dea得到初始的效率为θ,各项投入松弛量为input_s。现在将各项投入总松弛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各项决策的外生环境作为解释变量,构建n个(n为投入项的个数)tobit模型。况下依然有效(Ray,1997),因此,malmquist生产指数可以通过三个规模报酬不变Dea模型得到(Fire,
etal,1994),从而能够实现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动态生产效率分析与决定因素分解。
(二)变量与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1997--2006年中国30个省级单位数据作为样本(由于大量数据缺失未被包括在内)。因此,本文的样本个数为300个。
我们以省级税收总收人为税收征管效率的产出项,投入项则主要涉及税源基础、人员投入以及运转费用等,因此,在malmquist指数的计算过程中采用的投入项有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比重、营业盈余比值、市场化指数和税务人员数量。GDp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的总规模,对总税收规模具有重要作用;税源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在经济总量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二三产业比重越高,税收潜力越大;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可近似描述地区经济效益水平,对税收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具有重要影响;经济自由度通常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具有正的影响(Lee,etal,1993),本文采用樊纲等(2006)计算的我国各省的市场化水平指数;税务人员数量是反映人力投入的一个较好的指标。
在外生因素方面,我们主要考虑税务人员素质、税源分布状况以及各省份差异性等。税务人员素质是影响税收征管能力的重要因素。税源分布状况影响管理的规模效应,税源集中化程度越高,征管相对容易,成本相应越少,机构效率越高。考虑到地区差异性,我们将28个省份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并且以西部地区为基点设定三个虚拟变量。这些对效率分析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在分析之前,通过三阶段Dea予以剔除处理。各变量定义见表i,各变量的统计特征见表2。
依据上述研究方法与数据,我们测算出初始效率值和松驰量,并根据tob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对投入项调整,最后完成malmquist指数的求解及因素分解。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是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实证结果,报告我国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剖析影响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指数变动的决定因素。
表3报告的是C2R下税收征管效率值及各投入项的总松驰量。从表3可以看出,2006年,除中部和东部的少数省份外(山东最低,仅为56,85%),其他地区省份的征税效率得分一般较高。
表3列示的是在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差异情况下的效率值,并在它的基础上测算出总的松弛量。但是,由于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它不能有效地反映真实效率。为此,表4报告的是剔除歪曲真实效率值的外在因素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在剔除外生变量的tobit模型回归过程中,我们发现:税务人员素质几乎未能通过各年份统计检验,因此不是影响松弛量的重要因素,被舍掉;在去掉education后,虚拟变量u2和u3仍然无法通过检验,表明除了东部地区外,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因素差别并不明显,舍掉u2和u3后,模型基本状况得到较大改观,z值大多通过检验,Loglikelihood值良好。
依据表4,我们调整投入项(数据太多,报告从略),并在此基础上得到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值。本文衡量的是各个省份在既定资源和经济状况下税收的征管效率问题,因此,在技术上,采用产出导向型测度。
图1是1998-2006年中国省级税务部门平均税收征管效率变化趋势图,它反映的是税收征管平均各项效率指标相对于上一年度的变化百分比。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波动较大,在2001年度增长率将近150%,而在其前后两年中都为负的增长率,表明2001年可能是外部因素的瞬时冲击所致。
从图1显示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来看,技术进步同tFp指数变化具有很强的相关性。2001年税收征管综合效率的超常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样,技术进步在该年前后出现较大波动,表明其冲击的瞬时性。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相对较为稳定,年度变化率都不超过50%,两者大致存在一个此高彼低的波动趋势。
表5是1998-2006年各省税务机关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变化率及其变动决定因素分解(平均值)。从表5可以看出,1998-2006年,我国税收征管效率malmquist指数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2.5%,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北京市,年均纯增长率达到58.6%。从影响tFp变动的因素分解来看,带来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其年均增长达到35.7%,上海市技术进步最快,增幅达到44.7%。从涉及生产效率的两个指标来看,全国年均纯技术效率增长6.3%,最高为宁夏地区,增长43.8%,同时全国有8个省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陕西省,年均降低5.6%;在规模效率方面,12个省份都不同程度下降,全国平均下降1.2%,宁夏下降超过20%。显然,从全国平均水平上来看,税收征管tFp增长42.5%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于技术进步,平均年增长达到35.7%。首先,这说明近10年的科学技术进步、生产方式改进及制度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税收全要素生产效率;其次是纯技术效率的提高,税务部门自身征收管理效率的增进是促进tFp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全国年平均规模效率有所下降,表明税收征管资源投入规模过度,超过了最佳规模。
表5还进一步分析比较了地区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差别及其决定因素。东部地区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居于四个区域之首,平均年增长速度为49.0%,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依次居于东部之后。从tFp变动的各决定因素来看,各个地区税收征管效率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是技术进步,各地区技术进步增长率都超过30%。从纯征管效率增长来看,西部地区居于首位,其次是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说明西部地区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具有相对较快的增长,而东北地区增长相对缓慢。在规模方面,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正的增长效率,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增长效率为负,这与我国基本宏观政策是一致的,在“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政策下,国家加大对其基本设施投资,较好地改变了其公共投资不足的“瓶颈”;而东部沿海地区,传统意义上受到国家公共投资的倾斜,投资过度,报酬递减;西部地区也有国家政策扶持,但是尚处于起步阶段,公共投资不足,因而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下的规模低效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改进的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利用30个省份1998-2006年宏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税务机关税收征管效率的动态趋势,并进一步通过指数分解剖析了影响tFp变动的决定因素。在剔除掉影响效率测度的环境因素后,分析结果表明:1998-2006年间,中国税务部门平均税收征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迅速,但是在2001年前后存在较大的波动,技术进步是推动其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分地区分析发现,推动税收征管tFp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技术进步;沿海地区纯税收征管效率相对于内地增长迅速,西部地区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效率具有相对较快的增长,东北地区增长相对缓慢;中部和东北地区规模效率具有正的增长,东部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具有递减趋势,征管成本投入过度。
基于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1)加大科技投入和制度创新力度,增强对中西部地区帮扶力度。本文分析发现:1998-2006年,促进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在于技术进步,并具有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的推进过程。要有效地促进我国税收征管tFp的增长,必须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和制度创新力度;同时,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说,中西部地区对先进技术和征管经验及制度的要求更加迫切,因此,强化东部省份对中西部地区的帮扶力度,能够有效促进中西部地区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
(2)优化税务部门公共设施资源投资规模。1998-2006年,东北和中部地区具有正的规模效率增长,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规模效率下降。东北和中部地区受益于国家的相关政策,较好地弥补了公共投资不足问题,有效地促进了税收征管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东部地区由于投资过量,西部地区由于投入不足,都存在规模效率下降问题,因此,国家在各地区税务部门公共设施及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方面具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征管效率论文篇3
[关键词]：税收；效率；成本；管理
税收最基本的职能是筹集财政资金．评价一个税制的优劣、最根本的标准就是它能否有效地组织财政收入。但近年来，由于财政比较困难，所以提高税收的聚财功能．大力拓展财源就几乎成为税收工作的主旋律．实际上，“增收”固然重要、而注重税收效率的“节支”也忽视不得．改进管理模式、提高税收效率已经成为现代化税收管理的一个标志
一、税收效率理论及其评价
税收效率反映一定时期内国家用于税收方面的投入或耗费与所取得的聚集资金、调控经济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效率或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它集中体现了在税收分配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税收的效率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税收的行政效率、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收入的对比来衡量。这里．入席的税收收入是税收的直接效益，而直接的征税成本、是指税务机关为获得税款的耗费、包括各种公务经费和人员经费。一般地说，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国家税款之间比率越小．税收行政效率越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观点、其核心即是政府应努力降低征税成本．
第二层次是税收的经济效率．这是从整个经济系统的范围来考察国家征税是否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它是通过税收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之间的比值来衡量的．经济成本包括纳税人为缴纳税款而支出的各种费用〔如办理登记、申报及聘请税务等)可能因征税导致的额外负担等。很显然，提高税收购经济效率就是以较少的经济成本换取较多的经济收益．
很长时期以来、税收效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作为国家机关的税务部队忽视成本、铺张浪费．缺乏效益观念的现象普遍存交，如税法宣传上，重复和无效的开支很多；在落后设备基础上大面积的手工劳动，搞人海战术，无视人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查补少量税款不惜远途出差，等等．这种用钱观念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益观的．尤其是征税成本，不仅是税务部门花掉了本部门经费．实质上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扣除．因为组织同样规模的财政收入．如征税成本增大．国家可用财力就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降低征税成本既是增加财政收入．因此，无论从税务机关本身利益还是国家利益考虑，都要树立税收管理的效益观念，注意节约人力物力，提高用钱效果，降低征税成本．
二、我国税收效率现状及影响因素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税收效率偏低，税收管理潜力仍然很大从税收征收成本看，全国税务系统百万大军，以人年均2万元经费概算，每年就需200亿元从纳税成本看，申报纳税、缴纳税款、聘请、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开支也很惊人，如报载某大型企业1998年仅增值税专用发票专项支出就达600万元．有研究表明，我国税收成本始终在5％以上，这与国外一般在1．5％左右的水平相比．无疑是偏高的．另外，从税收征管质量来看，也亟待提高，如每年由于从偷漏骗逃税和越权减免导致的税收流失都在上百亿元，虽通过查补大部分已追征入库．但应征之税却被漏掉，无疑也说明征管质量差，税收效串很低．
造成税收效率不高的原因很多，主要是：
(一)税收机构庞大，执法水平和征管技术不高
现在全国省以下税务机关设置两套机构，本己庞大，而一些地方的征收机关还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税务人员数量一再扩充，1994年以来已基本翻了一番．但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及征管水平却不尽如人意，不能做到应收尽收影响了征管效率．另外，虽然基层征管机构多数已配备了计算机．但软件开发和操作、维修水平跟不上，实际利用率并不高；征管和稽查信息共享的程度低．税务稽查计算机选案无法完全实现．现代化征管要求与落后的技术水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观上制约了税收征管的效率和质量．
(二)纳税人素质不高
虽然经过多年税收宣传，全社会整体纳税意识有所提高，但在市场化进程中，许多新办企业、新兴业户对税收的本质功能仍缺乏应有认识．农村地区、零星税源分散隐蔽很多私营业主、个体业户账证不全，迟迟不办理登记．使税务机关无法实行税务监控．还有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税务系统采用的ic卡、数据采集器等电子申报手段不能适应．落后的办税能力与高科技电子申报的反差很大、制约了税收征管改革的进程．纳税人素质参差不齐、影响了整体纳税质量，干扰了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竞争秩序，是制约税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
(三)税收环境不够理想
从经济环境看，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的现实经济运行中，滋生了大量的“地下经济”，由于信息不灵、政策的贯彻难度大，给税源的监控带来很大困难，税务机关要把潜在的税源变成收入就必然要加大税务要素的投入，增大了征税成本．从社会环境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逐渐明确，相应地由财政利益分配引发的政令不通现象日益严重，表现在一些地方过多考虑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强行收费，弱化收税，甚至越权减免税，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追求所谓政绩而不顾税法的严肃性，严重妨碍税收执法．从文化环境看，由于尚有很多纳税人法制现念和纳税意识很差，税收法规的执行不仅得不到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反而有人千方百计地逃避纳税义务，有的甚至抗拒、敌视税务执法行为，这必然会为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带来难度，为了维护税法尊严，税务机关必须加大税务要素的投入，结果导致征税成本的增加
三、提高税收效串的对策思考
(一)树立正确的税收效益观念，加强对税收成本的管理
征税成本是社会演源的一种虚费，应尽可能降低到最小跟度．因此，必须彻底摒弃传统的“无本征税”旧观念，树立正确的征税成本观念，把税收效率思维理念贯彻到税收制度改革、税收征管机制改革和税收日常管理工作之中。
鉴于现实状况，提高税收效率，至关重要的是以法的形式，规定整个税收征管活动．所以应尽快出台税收的根本大法一一《税收基本法》，修订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及配套各项法规．使税收效率的提高有一套法律法规作保障．还要改变实际工作中单纯“以收入论英雄”的做法．把税收效串作为考核税务部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建立评价税收效率的措施体系，包括：税务机关税收征收成本(率)；纳税人纳税成本(率)；税收征收管理成本(率)；税收征管净收益(率)；纳税人漏税额(率)，以此考核各级税务机关税收征管效率，促使他们更加重视、关注税收征管效率从而采取相应措施提高税收效率．
(二)改革税收行政
1．合理调整机构，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提高税务人员素质．解决好机构林立。人浮于事的问题是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的必由之路。应按经济流向，本着精简机构、便于管理、经济科学的原则，收缩基层征管机构。在办税服务厅的设置上，可实行国地税“合署办公”的办法，既方便纳税人，又减少投入．在机构调整时可灵活一些，税源相对集中的地方，可采取集中征收的办法，对税源相对分散的地方，也应该经济流向来合理设置，井强化每一个机构的部门功能．在人员配置方面、要着重改变非业务人员过多、勤杂人员过多的现状。要大力推进人事制度改革，严格定编定员，解决机构和人员的不合理状况，同时通过教育、培训提高税务人员职业道德及业务素质．这样，既可以节约费用开支，又能激发税务人员的工作热情，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2．加快微机开发利用进程．改善税收征管条件．以微机技术代替手工劳动，可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可以说，加快微机的开发和应用，全面提高税收管理的科技含量，是最终降低税收成本的根本途径．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都广泛采用微机，大大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也缩短了纳税人申报时间，使复杂的申报、检查、稽核等可以迅速完成．我国税务系统的微机开发尚处起步阶段，应逐步提高其开发及应用水平，主要工作包括：一是规范税收征管流程，统一税务系统的计算机软件开发，防止各自为政、自行开发带来的不必要浪费；二是逐步实现微机联网，提高涉税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质量，构建税源联控机制；三是提高设施使用效率．防止只将计算机充作打字机甚至游戏机的浪费问题出现；四是认真做好计算机应用的培训工作，提高税务人员的计算机操作水平．
3．推行税务，健全协税护税网络．随着经济的发展，税务机关的工作量及管理难度都在加大，单纯扩编增员会加大税收成本．所以应推行税务制度，把本该由纳税人自己办的事，从税务机关分离出来，把服务工作推向社会，减轻税务部门自身负担，吸收社会力量协税护税，就缓解了征管力量不足的矛盾，相应减少了税收成本．另外，由税务人向纳税人提供专业服务．虽也要收费、但比纳税人自己去纳税要有效、简约和顺利多了，从而节约了纳税费用．从另一侧面提高了税收效率．
(三)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减少征管阻力
1．加大税收宣传力度，减少税收征纳矛盾和征管阻力。现在，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已较以前增强，但仍要提高税收宣传质量，及时提供最新政策法规信息和具体操作方法．加速税法向广大纳税人渗透的进程．另外，还应将税收宣传的范围扩大到一切公民以及政府、机关和行业管理部门这既是当前顺利开展税收工作、提高税收效率的保证，也是未来税收事业发展的基础．
2．加大税收稽查力度，打击一切涉税犯罪行为。税收环境的营造，离不开必要的强制措施．在现行征管条件下，要注意提高招查选案的憋确度，使全稽查执法手段．赋予稽查部门相应的执法权力．通过严格执法净化了税收环境，就会减少管理难度，提高税收效率．另外，为尽快解决税收征管中“有事无人管，有人乱管事。的问题，解决那些由于部门甚至个人利益而使税案久拖不决、办案拖拉的问题，建议改革目前“税侦室”的作法，由税务部门单独组建税警队伍，行政上届税务局领导，业务上接受公安机关的指导，并积极创造条件，建立税务法庭，独立处理税务违章案件，这最终定会有利于税收效率的提高。
总之，提高税收效率大有潜力可挖．税务机关应一方面开拓税源，大力组织收入，另一方面倡导节支，减少管理成本，从而实质上增加税收收入，实现税收的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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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效率论文篇4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达5.42万亿元。1994～2008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6.5％，这一增长比率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税收征管效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对各地税收征管的相对效率进行科学的评价?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税收征管效率是考核税收征管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税务机关以尽可能低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在实践中，人们常用征管成本率、人均征收额、税收计划完成程度、税收收入增长率等指标来评价征管效率的高低。但是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仅仅依靠这些指标来评价征管效率无疑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成分。近年来，研究者围绕征管效率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分析征管效率提高对税收收入增长的贡献
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参数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王德祥、李建军(2009)以随机前沿函数为基础的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是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得前(2008)基于1994～2005年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税收征管效率对税收增收的贡献率为28.11％。这类方法基于生产函数理论，通过数据拟合求得模型中各参数，从而计算效率值。主要局限有：其一，设定的生产函数与实际的生产函数可能大相径庭，从而使最终得到的结果与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其二，数据拟合的结果或许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使得参数方法无法使用。二是采用非参数方法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非参数法是当前国际上效率测度研究领域的新方法，其优越性在于无需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设定。孙静(2008)基于传统Dea方法对湖北省若干市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测算。但在其研究中没有考虑税源质量这一重要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二)对影响税收征管效率因素的探讨
庄亚珍、陈洪(2004)、卢欢(2008)、嵇成刚、李小芳(2008)认为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税制因素、经济社会环境、税务人员因素、征管技术水平等。
本文则引入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税收征管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
二、Dea模型及指标选取
(一)Dea模型
Dea方法又称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它是由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和Coopel等以相对效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因其具有客观性、不用考虑量纲、分析结果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等优点，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吴育华等，2008)。
传统的Dea方法主要有假定规模收益不变的C2R模型和假定规模收益可变的BCC模型，其基本思想如下：
(二)指标选取
征税过程的实质就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其投入主要包括税源数量、税源质量、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物力及财力，其产出主要有税收收入、提供的纳税服务及税收宣传等。在本文中选取的投入指标有：
1.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从宏观角度来看，GDp是最大的税源，税收的实质是对GDp的部分分割。因此，GDp是代表广义税源的一个合适指标。但考虑到取消农业税后，第一产业基本不提供税收，因而在本文中用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来表示税源数量。
2.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税收收入的多少不仅和税源数量有关系，而且还受税源质量的影响。例如两个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销售收入都是800万元，但这两个企业最终应缴的税金总额却不一样。营业盈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因此，营业盈余占CDp的比重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益水平。在本文中用其作为税源质量的变量，该比重越高，表示税源质量越好。
3.税务人员数量。实施税法时由公共部门支付的行政费用，如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投入的人力、支付的工资及福利、建造办公场所的费用及办公经费等，通常将这些成本称为管理成本。各地税务机关投入的人员数量直接影响到管理成本的高低，在本文中将税务人员的数量作为一个投入指标。
4.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的比重。征税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征管效率的高低，在同样的办税条件下，高素质的人员具有较高的办事效率。在本文中，用各地税务人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作为人员素质的替代变量。
考虑到各地税务机关的办公经费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在本研究中没有将其列为投入指标。此外，税务机关的产出具有多个维度，他们要完成税收计划，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要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要进行税收宣传，应设法减少纳税人的遵从成本等等。但是税收收入以外的其他产出指标，在度量上存在极大的困难，因而在本文中仅将税收收入作为税务机关的产出指标。
三、数据与实证
本文使用200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其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测算，其中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收收入，税务机构人员数、教育程度数据源自《中国税务年鉴2008》；各地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
以表1的数据为基础，用deap2.1软件测算这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税收征管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其中，综合效率反映被评价对象的产出水平保持不变时，如以处于效率前沿的考察单元为标准与实际所需要的投入比例；技术效率反映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被评价对象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而规模效率则反映被评价对象是否在最合适的规模下进行经营。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从整体上讲，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税收征管效率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除上海市的综合效率为1外，其他地区的综合效率均小于1，全国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386，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827，税收征管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税收征管效率处在一个较低水平，相当一部分潜在的税源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税收，其具体表现是在技术效率非有效的地区，均存在相当程度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投入冗余。
四、结论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税收征管效率有重要影响
经济决定税收，经济不仅决定了税源的数量与质量，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税收征管效率的高低。综合效率较高的省份均为经济上较为发达省份，如上海、北京、广东、江苏，而综合效率低的省份多为经济欠发达省份。这是因为经济上发达的地区，税源数量较充足，税源质量较好，纳税能力较强，税务机关的人均征收额自然也较高；不仅如此，经济上较发达省份的税务机关有较多的资金用于信息化建设，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征管效率的提高。
(二)现有技术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征管效率论文篇5
关键词：税收努力指数；税收征管；税收增速;税负
中图分类号：F810．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2．0082．08
一、引言
在研究我国税收增速变动与税收征管水平变动的定量关系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定量评价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我国对这一问题讨论的文献屈指可数，金人庆（2002）根据1998―2001年的税收增收数据给出了税收增长是由经济因素、税制因素和征管因素三成因分析框架，并估计了三因素的各自贡献份额[1]。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2005）提出征收率是征管水平的量化指标，并给出了一组模拟值[2]。崔兴芳、樊勇、吕冰洋等（2006）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方法计算了我国1996―2003年全国各省份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值，并在使用经济增长率和征管效率提高率对税收增长率的解释过程中，发现征管效率提高率的统计意义是显著的[3]。
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三条路径：一是在给定税收征管预算的前提条件下，以实际税收遵从率和最大税收遵从率的比值作为税收征管效率的变量（Serra，2000）[4]。二是使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Dea），用产出单元的加权和与投入单元的加权和的比值作为税收征管效率的变量（Charnes,Cooper,Rhodes，1978）[5]。三是使用税收努力指数（tei）作为税收征管效率的变量。
第一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aS模型（allingham,Sandmo，1972）[6]及其改进模型（Srinivasan，1973；Yitzhaki，1974；Slemrod,Yitzhaki，1987；Slemrod,Yitzhaki，2000)[7．10]。该理论认为税收遵从率（s）是收入（y）、税率（t）、惩罚力度（m）和查出概率（p）的函数。可以表达为：
由于惩罚力度（m）和查出概率（p）数据难以取得，因此使用税基（b）和税收征管预算与税基的比值（g）替代惩罚力度（m）和查出概率（p）（Besley，mclaren，1993；pommerehne，weck．Hannenann，1996）[11．12]。安吉纳、劳沃、斯密得（aigner，Lovell，Schmidt，1977）首先将（1）式展开成线性随机方程，并开展了税收遵从率的估计工作[13]。但是在我国这种方法却受到数据的限制，因为我国没有公开的分税种税基数据，另外征管预算也是不公开的。
第二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使用一组输入单元估计多组输出单元，但是Dea方法不能对原假设进行假设检验，不同方程使用的数据集不作变换。
针对我国情况，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不可能使用前两种方法估计出1978年以来每年税收征管水平的定量数据。因此，运用税收努力指数的方法是比较可行的。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税收努力指数作为衡量税收征管水平的变量。
税收努力（taxeffort）是在税柄（taxhandles）给定的前提下，一国在征税过程中投入的努力程度，税柄是一国比较容易实现的能够产生税收收入的税源（Leuthold，2002）[14]。通常使用税收努力指数（tei）来衡量税收努力程度，税收努力指数用下式定义（Leuthold，2002）[14]：
tei=actualtaxsharepredictedtaxshare（2）
实际税收份额（actualtaxshare）是指实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预测的税收份额（predictedtaxshare）是指使用一定方法预测出的由税柄决定的潜在税收份额。如果一国的税收努力指数（tei）大于1，那么该国就是高税收努力国家；反之则相反。税收努力指数可以衡量一国的征税能力，征税能力又主要取决于税务管理效率，而税务管理效率又取决于税务人员的人数、技能、敬业精神以及纳税人的合作情况（赵志耘，郭庆旺，2002）[15]。在一国GDp和税制既定的前提下，该国理论上的纳税潜力应该也是既定的。税收努力程度衡量了该国对这一既定的纳税能力的挖掘程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一潜在纳税能力。因此，我们就无法知道该国纳税努力的绝对数值。我们只能事先确定一个比较纳税努力程度的样本群体，根据群体中不同个体的税柄数值，确定理论上税收份额的期望值，然后将实际值和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在这一样本群体中，不同个体的税收努力程度的相对值。税收努力指数大于1，并不说明该国的潜在纳税能力已经透支，而是说明在这一样本群体中，该国的税收努力程度超过了平均水平。在一国税制和GDp既定的前提下，对潜在纳税能力的挖掘是通过该国的税收征管系统实现，因此税收努力指数也衡量了一国税收征管效能。
实际税收份额（actualtaxshare）的计算是简单的。预测的税收份额（predictedtaxshare）可以使用下式计算（Leuthold，2002[14]；piancatelli，2001[16]）：
在（3）式中，xn表示不同的税柄（taxhandles），u是随机变量，表示方程中不能被税柄解释的部分。
对国外税收努力理论的发展，钱晟（2000）[17]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综述，这里只是对其综述的补充。劳茨和莫斯（Lotz，morss，1967）首次比较了预测的税收份额与实际税收份额的差异，并将之运用到国家间的税收努力的比较中。其使用的税柄是人均收入和进出口占GDp的比重[18]。鲍尔（Bahl，1971）对预测的税收份额的计算进行了公式化，用回归的方法估计了预测的税收份额，计算了税收努力指数，并且与以前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国家的开放程度，应该与人均收入有同样的作用[19]。此后，切利亚、巴斯、凯力等人（Chelliah，1971；Chelliah，Baas，Kelly，1975）在对不同国家税收努力程度比较过程中发现，来自国内的人均收入、采掘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因素在对税收份额的解释过程中作用是显著的[20．21]。泰特、格雷茨、艾奇格林等人（tait，Gratz，eichengreen，1979）在验证了切利亚等人结论的基础上，指出出口占GDp份额的作用也是显著的[22]。近几年，随着计量经济学中面板技术的成熟，许多学者使用面板技术对以前的结论重新加以验证。皮卡坦利（piancatelli，2001）在对31个低收入国家、19个中等收入国家和25个高收入国家，1985―1995年间税收努力程度的比较过程中发现，人均GDp、对外贸易占GDp份额和农业、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份额的作用都是显著的[16]。卢斯奥德（Leuthold，2002）同样使用面板技术估计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税收努力程度，并且单独比较了中国与其它亚洲五国的税收努力程度。他发现人口增长率和对外贸易占GDp份额的作用是显著的[14]。类似的文献还有埃尔顿尼（eltony，2002）对阿拉伯国家税收努力程度的比较[23],以及卢斯奥德（Leuthold，1991）对发展中国家税收努力程度的比较[24]。
在国外的学者中，卢斯奥德（Leuthold，2002）使用中国和其它亚洲五国1990―1997年形成的板面数据，计算了中国的税收努力指数，但是其目的是与其它亚洲五国加以比较，而不是与中国自身比较[14]。鲍尔（Bahl，2000）计算了中国各省份1995年的税收努力指数，其目的是比较各省份的税收努力程度[25]。赵志耘、郭庆旺（2002）在讨论我国税收规模时[15]，钱晟（2000）在对宏观税负的适度水平进行讨论时[17]，都讨论了税收努力指数的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系统计算我国税收努力指数。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计算出1978―2005年间我国税收努力指数，为我们定量地分析我国税收增长的税收征管成因奠定基础。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二部分给出我国税收努力指数的计算方法，并计算我国税收努力指数。在第三部分通过观测税收增长率（增速）与税收努力指数增长率的定量关系，讨论我国税收增速变动的征管成因。在第四部分形成本文的简短结论。
二、税收努力指数的计算
（一）计算方法
已有的计算税收努力指数的文献，通常是利用不同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各个税柄形成的板面数据估计出一个随机方程，这个方程的右边是不同的税柄，方程的左边是各国的实际税收份额。通过这个方程，事实上是在各个国家之间刻画出了一条由各国税柄所决定的税收份额的均值线。如果一国的税收份额的实际值高于均值，那么在这些国家中，其为高税收努力国家；反之则相反。
这一求解税收努力指数的思想，对一国的情况同样是可行的。因为一国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各税柄的取值各不相同，我们同样可以依据不同的税柄取值，在该国的历史空间中刻画出一条由税柄决定的税收份额的均值线，每年的实际税收份额和均值线进行比较，高于均值线就是高税收努力，否则就是低税收努力。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税收努力指数只有在进行比较的时候才有意义，如果脱离比较的群体，税收努力指数的绝对值毫无意义。
因此，税收努力指数的计算可以分成三个步骤：一是计算实际税收份额。二是计算预测税收份额。三是将实际税收份额与预测税收份额相比，得出税收努力指数。
我们将根据已有文献中使用过的税柄，结合我国实际逐步优选出适合我国情况的税收份额决定方程。
（二）计算使用的指标及数据
计算我国税收努力指数使用的指标具体数值见表1。
这里使用pop表示人口数，Rapop表示人口增长率，RGpC表示人均GDp，这里的GDp是消除价格影响因素以后的实际GDp，使用的方法是司春林等人（2002）[26]的方法。aDtSH表示调整后实际税收的税收份额，aDtSH用调整后实际税收（aDRetaX）除以GDp得到。FRiSH表示一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用实际一次产业增加值（FReinD）除以GDp得到。SRiSH表示二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用实际二次产业增加值（SReinD）除以GDp得到。mDSH表示工业和采掘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用实际工业和采掘业增加值（mDReinD）除以GDp得到。实际采掘业的增加值使用二次产业增加值减去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得到。tRiSH表示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用实际三次产业增加值（tReinD）除以GDp得到。eXpSH表示货物出口额占GDp的比重，用实际货物出口额（eXpoRt）除以GDp得到。impSH表示货物进口额占GDp的比重，用实际货物进口额（impoRt）除以GDp得到。tRaSH表示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用实际进口额与实际出口额之和（tRa）除以GDp得到。在税柄指标中涉及比率的部分，由于为求实际值，需要分子和分母共同乘以缩减指数，所以使用现值的结果和使用可比值的结果是相同的。
（三）指数的计算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在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讨论协整关系之前，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是必要的，可以避免伪回归现象。检验的方法是aDF方法，检验使用的计算软件是eviews5．0。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除了人口增长率是平稳的以外，其余数据皆不平稳。人均实际GDp在差分两次以后平稳，其余变量在差分一次以后平稳。在协整关系中，各个分量序列应该是有相同阶数的单整序列（张世英，樊智，2004）[29]。因此，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与其它变量不可能是协整的。
2．预测的税收份额决定方程的估计
既然调整后实际税收份额（aDtSH）、人口数（pop）、一次产业份额（FRiSH）、二次产业份额（SRiSH）、制造业和采掘业份额（mDSH）、三次产业份额（tRiSH）、出口份额（eXpSH）、进口份额（impSH）和对外贸易份额（tRaSH）存在相同的单位根个数，那么它们之间就有可能存在某种协整关系。但是，一次产业份额（FRiSH）、二次产业份额（SRiSH）（或者制造业和采掘业份额（mDSH））、三次产业份额（tRiSH）之和为1，出口份额（eXpSH）和进口份额（impSH）之和等于对外贸易份额（tRaSH），因此，在使用上述指标时，会产生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这里我们使用制造业和采掘业份额（mDSH）替代二次产业份额（SRiSH），使用出口份额（eXpSH）和进口份额（impSH）替代对外贸易份额（tRaSH），以消除共线性问题。多变量之间的多个协整关系，需要使用Johansen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计算软件是eviews5．0。
从表3当中可以看出，Johansen检验拒绝了存在一个和两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接受了存在三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各个指标之间可能存在三个协整关系。
在消除方程的序列自相关现象，按照指标系数的统计显著性进行逐步删除以后，我们发现有一、二、三次产业份额的系数，以及进出口份额的系数是统计显著的。回归方程残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4。
因此，我们有预测的税收份额决定方程，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方程的样本决定系数为97．50％，校正的样本决定系数是95．94％。方程的系数统计意义显著，并且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现象。该方程比较好地拟合了我国税收份额的各年变化，并且一、二、三次产业份额的系数，以及进口份额的系数为正，出口份额系数为负。出口份额系数为负，这一点与国际经验不太相符。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出口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我国税收规模却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这是由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决定的，具有阶段性特征。
我们可以依据预测的税收份额决定方程、税收努力指数定义式，以及实际税收份额，计算出我国的税收努力指数。计算结果见表6。这里计算出的税收努力指数只是反映我国税收努力程度在1978―2005年时间段内的变化情况，其单个的绝对值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在与历史值进行比较时才有意义。
三、税收努力指数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关系
前面的税收努力指数的计算，为我们分析税收增速变动与税收征管水平变动的定量关系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一）相关性分析
tei增长率（Raintei）和调整后税收增长率（RainaDt）计算调整后实际税收增长率（RainaDt）依据的调整后实际税收（aDRetaX）数据，请参阅《财经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1978―2005年我国税收与GDp关系再思考》一文。之间的相关性，计算结果表明，Raintet与RainaDt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是0．481，相伴概率是0．013。Raintei与painaDt之间的Spearmn相关系数是0．429，相伴概率是0．029。计算软件是SpSS11．0。
如表九和表十所示，tei增长率（Raintei）和调整后税收增长率（RainaDt）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是0．481和0．429，绝对数值虽然处在中等水平上，但是它们的相伴概率都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现出了比较强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为我们进一步寻找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打下了基础。
（二）协整检验与回归关系
协整检验依然使用经典的e．G两步法，先对数据的平稳性加以检验，确定其所含单位根个数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则可能具备协整关系，否则不具备协整关系。然后对回归方程残差的平稳性再检验，如果残差平稳则有长期协整关系，否则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计算软件是eviews5．0，检验结果见表7。
从表7中可以看出，调整后税收增长率（RainaDt）和税收努力指数增长率（Raintei）的aDF值小于5％临界值，两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回归方程残差也是平稳数列。因此，长期的回归关系见表8。
由于自回归项和残差的移动平均项引入，这样就需用Lm统计量替换Dw统计量，Lm统计量的相伴概率为0．593732，大于0．05，所以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现象。Raintei的相伴概率在0．01以下显著。调整后税收增长率变动的88．74％，可以用税收努力指数增长率的变动和前期税收增长率的变动趋势解释。税收努力指数提高1个单位，我国税收增长率将提高0．42个单位。这一结果与崔兴芳、樊勇、吕冰洋（2006）等人使用Dea方法计算出的，在1996―2003年间，全国各省份税收征管效率提高率提高1个单位，可以提高我国税收增长率0．654个单位的结论，可以相互印证[3]。
根据潘雷驰（2007，c）中经济增长率变动对税收增长率（对1985年异常数据调整前后）解释力度的分析，经济增长率对调整前税收增长率有9．84％的解释力，以及经济增长率对调整后税收增长率有25．02％的解释力[30]。与之相比，我国征管水平提高率对我国调整后税收增长率的解释能力有巨大的提高，达到88．74％。我国征管水平的变动解释了我国税收增速变动的绝大部分原因。
四、结论
税收努力理论的开创和国外学者开展的不同国家之间税收努力程度的比较工作，为我们计算出我国的税收努力指数，以及比较我国税收努力程度的变化情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上的借鉴。我们可以根据构造理论上预测的税收份额均值线的思想，刻画出我国预测的税收份额的均值线，然后根据税收努力指数的通行定义，计算出我国的税收努力指数。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我国税收努力变化过程有一个定量的认识。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了税收努力指数作为我国税收征管水平变动的变量。税收努力指数的增长率与调整后税收增长率保持了较强的相关性，线性相关系数与秩相关系数都在0．4以上，且统计意义在0．05水平上显著。税收努力指数的增长率与调整后税收增长率还具有良好的回归关系，我国征管水平提高率对我国调整后税收增长率的解释能力达到88．74％。我国征管水平的变动解释了我国税收增速变动的绝大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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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administrationimpactonthetaxRevenueincreasingRate
――empiricalanalysisBasedonChinaFrom1978to2005
panLeichi
(YangzhoutaxationinstituteoftheStateadministrationfortaxationYangzhou225007)
abstract:onthetheoryoftaxeffort,wecanconstructtheequationforthetaxshareprediction．thepredictedtaxsharecanbeestimated．withthedataofactualtaxshare,weobtainedtheestimationvalueoftaxeffortindex(tei)inChina．thetaxeffortindex(tei)wasusedtomeasuretheleveloftaxadministrationinChina．throughcheckingtherelationshiponthetimeseriesoftheincreasingrateofteiandadjustedtaxrevenue,wefoundthattheincreasingrateofteiandthatofadjustedtaxrevenuewasstronglycorrelated．Furthermore,therewasfavorableregressiverelationshipbetweenthem．88．74%variationoftheincreasingrateofadjustedtaxrevenuecouldbeexplainedbythevariationoftei．
征管效率论文篇6
【关键词】营运资金管理；变现效率；参数和非参数检验
一、引言
营运资金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尽管企业财务总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营运资金管理，大量的企业倒闭仍然要归因于财务管理人员无法正确地规划和控制各自公司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Smith，1973）。有必要探求可持续的营运资金管理的方法。国外关于营运资金管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营运资金管理研究内容已经从单独流动资产管理转移到整体营运资金管理，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也从流动资产周转率转移到了营运资金周转期，而营运资金管理方法则从单纯的数学方法转向以供应链优化和管理为重心（王竹泉，2007）。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会计制度的实施，营运资金概念才开始被引入我国。毛付根（1995）认为要制定合理的营运资金政策应从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相互关系着手，从总体上观察和研究如何将流动资金的存量配置与其相应资金来源联系起来。杨雄胜等（2000）认为周转额应是某一形态的垫支资金不断回到其原有状态的数额，并结合中国现实提出了对现行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指标进行修改和细化补充的若干建议。王竹泉、马广林（2005）认为应将跨地区经营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重心转移到渠道控制上，要将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与供应链管理、渠道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等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自1997年始，美国ReL咨询公司和CFo杂志开始对美国最大的1000家企业开展营运资金调查（theworkingCapitalSurvey），并采用营运资金周转期（DwC=DSo+Dio-Dpo）①，对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进行排名。使用同样的方法manojanand(2002)对印度427家上市公司1999到2001年间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和排名，mohammadmoniruzzamanSiddiqueet和ShaemmahmudKhan（2009）则对孟加拉国83家上市公司2003到2007年间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进行了调查分析和排名。王竹泉等（2007）按营运资金周转期指标分别了“2006年度中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排行榜”，此后王竹泉等（2010）分行业考察了2007―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的状况和变化趋势，并用“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按要素）”和“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按渠道）”指标对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进行了排行。
以上对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的调查研究中，一般使用excel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虽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的实际状况，但没有对不同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差异的规律性作更进一步的系统分析，这难免会影响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排行在营运资金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的指导意义。本文采用描述性统计、混合最小二乘、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作系统研究和实证检验，以期发现不同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差异的规律性，为我国营运资金管理理论与实践水平的提升尽绵薄之力。
二、样本选择与指标选取
（一）样本选择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信息来自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色诺芬信息服务公司联合开发的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系统CCeR金融数据库。样本选取遵循以下原则：1.公司上市时间选择在1999年12月31日之前；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3.剔除在2000―2009年之间无法连续获得相关数据以及数据缺损的公司。基于上述原则，最终得到842家分布12个行业门类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以这842家公司2000―2009年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Balancepaneldata）为研究样本。
表1是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3月6日颁布的《中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这842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共8420个样本观察值按行业门类进行分类的结果。中国上市公司大多数分布在制造业中，842家公司中有507家公司分布在制造业中，占总样本的60.21%。
（二）指标选取
为了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差异的规律性，美国ReL咨询公司和CFo杂志开展营运资金调查（theworkingCapitalSurvey）中采用的变现效率（CCe，CashConversionefficiency），也就是现金销售毛利率，用以表示如何有效地将公司收入转化为现金流量。它同时也是衡量公司自身增长率的重要指标，这个比率越高，公司增长速度也越快。它从整体上反映了一个公司运营资金管理效率，本文把它作为一个公司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重要基准指标。
变现效率（CCe）=经营现金净流量/营业收入
公式中的营业收入来源于上市公司年度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项目金额，经营现金净流量来源于上市公司年度现金流量表中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三、趋势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对这842家非金融上市公司营运资本管理绩效趋势（2000―2009年）进行描述（见表2）。从表2可见，样本公司（842家公司）在2000年12月31日的变现效率的均值为9.573%，并呈下降趋势，2005年后波动明显增大，2008年下降到最低的3.02%，2009年回升至8.13%。图1进一步形象地描述了样本公司（2000―2009年）变现效率的年度变化趋势。另外，混合样本的平均现金周转效率为7.93%，中值为8.34。总的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周转和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效率都明显偏低。
四、行业特征和营运资金管理绩效
营运资金管理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行业特征影响营运资金管理的绩效，但相关研究只是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没有对行业特征和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研究。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描述性统计、混合最小二乘、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对混合样本行业特征与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指标之间的关系作系统研究。
表3报告了混合样本12个行业门类变现效率的均值、标准差和行业虚拟变量系数。从表3可见，混合样本（2000―2009年）行业门类中房地产业现金周转效率为负，是-15.71%，交通运输业变现效率最高，为32.31%。为了检验行业门类之间平均运营资金管理绩效的差异的统计显著性，本文采用了Bradley、Jarrell和Kim（1984）的方法，使用行业虚拟变量的方差标准分析。表3报告了混合样本12个行业虚拟变量对变现效率的回归系数（由于制造业和综合业的变现效率均值与混合样本均值接近，为了减缓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被删去）。表3报告的R统计量表明：变现效率22.2%的变异可以由行业门类加以解释。
五、上市公司区域分布和营运资金管理绩效
在中国，各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地方政府管制、市场化程度、金融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信用文化甚至是法规或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他们的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可能存在差异。
表4报告了混合样本不同地区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效率指标的均值、标准差和区域虚拟变量系数。从表4可见，混合样本不同地区上市公司变现效率从最低的-1%（吉林省）到最高的13.5%（广西），地区之间的平均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检验地区之间平均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指标均值所观察到的差异的统计显著性，本文使用地区虚拟变量方差标准分析。表4中的“区域虚拟变量系数”栏报告了混合样本31个地区虚拟变量对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结构的混合回归系数（为了减缓多重共线性问题，海南省和天津市被删去)。
表4中“地区虚拟变量系数”下第Ⅰ栏报告的R统计量表明：变现效率3.4%的变异可以由地区虚拟变量加以解释。表4中“地区虚拟变量系数”下第Ⅱ栏是在控制行业特征下的混合回归结果。在控制行业特征下，R和F统计量都大大提高，变现效率4.0%的变异可以由地区虚拟变量加以解释。变现效率（CCe）的F统计量从10.2上升到11.72，在各地区虚拟变量回归系数中变现效率（CCe）有18个回归系数在常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5是对2000―2009年混合数据进行参数（多元方差分析――使用行业门类和地区为因素）和非参数检验（Kruksal-wallisH检验）的结果。从表5可见，方差分析的F统计量和Kruskal-wallis检验的Chi-Square值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检验结果支持上市公司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论点。
六、结论
西方营运资金管理理论，如成本假说、信号传递假说和税收假说等，是在一定时期、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的。这些理论能否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有待经验分析。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中，由于历史、体制等原因，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特殊制度环境（如股权结构较独特，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有缺陷，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等等）。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可能会使中国上市公司形成其自身特有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
本文以深、沪上市的842家公司2000―2009年10年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总共8420个年・公司观察值）为研究样本，采用描述性统计、混合最小二乘、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本文主要从中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总体趋势、行业特征和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中国上市公司地域分布和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等方面来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
本文研究发现，混合样本的平均现金周转效率为7.93%，中值为8.34。总的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周转效率偏低。行业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显著影响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变现效率22.2%的变异可以由行业门类加以解释。在控制行业特征下，变现效率4.0%的变异可以由地区虚拟变量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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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效率论文篇7
关键词：遗产税构成；要件配套制度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逐步的扩大。为解决这一问题，遗产税的征收作为防止贫富差距悬殊的有效手段之一，越来越受到社会公民关注。
一、遗产税的概念
遗产税是对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财产课征的一种税，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在这个世界上，除税收和死亡外，没有什么是确切已知的。”①
二、我国遗产税构成要件分析
（一）遗产税制模式
1、遗产税制模式的分析。目前世界各国大致存在三种税制，其中总遗产税制容易控制税源、征收阻碍小，税务行政管理较为简单，②但征税标准过于单一，显失公平；分遗产税制则综合思量到社会的各类情形，显得更加公正、合理，但其缺点也比较突出，难以确定继承人与死亡者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继承遗产的多少由此导致税收征收难度大；混合遗产税制表面上结合了二者的优点，但极易引起重复征税、加重纳税负担等问题，且在实践中采取该税制程序繁琐，技术要求高，征收成本大。
2、我国遗产税制模式的选择。基于我国的税收征管近况，采用总遗产税制最为符合。这是由于目前有关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体系还不健全，例如家庭财产申报、财产登记制度不完善，税收征管制度还比较落后，全民的纳税意识还比较淡薄。并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根本没有征收遗产税的经验，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因此在这种制度下开征遗产税，税制程序不宜繁琐，采用总遗产税制可以降低征管难度，操作简单，税收成本也相对较低。总遗产税制通过采用先征税后分割遗产的办法，大大降低了征管难度，并且有效防止了分遗产税制中继承人虚假分配遗产而造成的损失。
（二）遗产税税率的设计
1、有关遗产税税率的设计。税率是财税法构成的基本要件之一，应征税额的大小受到税率高低的影响，同时税率也决定着遗产税的课税程度和纳税人的承担水平。遗产税草案中规定了遗产税的五级税率。
2、我国遗产税税率的分析。我国遗产税税率采用的是超额累进税率。原因有以下两点：（1）考虑到遗产继承所得属于偶然的、非劳动所得，所以遗产税的税率应略高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才比较合理。③（2）但遗产税税率的规定标准也不宜过高，考虑到社会大众的接受程度，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以及征收的可执行性等问题，开征初期应当采取较低的税负结构，引导公民依法纳税。基于此，我国采用10%、20%、30%、40%、50%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是合理的。
（三）遗产税的免征额
1、我国规定的免征额。免征额是指财税法中规定的课税对象所有金额中免予征税的数额。我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把遗产税的免征额规定为20万元。
2、关于遗产税免征额的分析。遗产税免征额的确定，理当综合考虑居民的收入、消费程度以及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收入和消费程度差异，设立不统一的免征额，而不是国家一概而论，无视这些差异性的存在。通过规定扣除项目和免征范围，将遗产税免征额地方化，按照地方居民的消费水平制订合理具体的遗产税免征额。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开征遗产税有着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征税对象主要针对那些高收入群体。基于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一般公民利益的税收目的，税收的征收面也应适当控制在1%-3%的范围内，根据社会科学院专家给出的数据，我国目前已经存在1千万个财产超过1千万元的富翁，基于此，将我国遗产税的免征额规定为300万元人民币左右是合理的选择。
（四）遗产税的扣除项目
1、我国规定的遗产税扣除项目。扣除项目是指从应纳税的遗产总额中扣除的必要费用，我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第六条规定了在应征税总额中扣除的范围。
2、关于遗产税扣除项目的分析。有关遗产税扣除项目中的第七项规定即关于房产的问题颇受关注，在遗产税的立法中我们要在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兼顾效率公平原则。（1）对于留给继承人用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房产可以免于征收遗产税，因为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存现状来看，对于普通工薪阶层而言，购买房产仍然是生活消费支出的全部负担所在，随着房价持续走高的趋势，存在背负巨额债务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如果对这样的房产征税明显与遗产税开征缩小贫富差距的初衷相去甚远。（2）对于已购买多套房产或者利用房产进行投资、交易买卖的人来说，这种消费已远超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基于这种情况，为了更好实现税收公平原则以及开征遗产税的功能，对于保障基本生活需要以外的住房应课征遗产税。
三、建立和完善遗产税配套制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收入不公、两极分化问题日益严重，开征遗产税成为必然趋势，但是我国制度体系不健全，公民纳税意识淡薄，建立和完善遗产税配套制度迫在眉睫。
（一）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要与其他制度密切联系才能发挥其效用。遗产税开征亦如此，例如为与遗产税开征相配套，“《继承法》中应明确规定遗产的分割、继承应在缴纳税款后进行，并对法定继承中的继承权及继承份额予以详细规定，以便处理财产纠纷，有利于遗产税的监管。”④
（二）建立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有益于确定公民遗产的内容，防止公民偷税漏税，从申报的主体、申报的范畴、申报的受理机构、违反申报的责任制度几方面入手设计家庭财产申报制度。
（三）赠与税的课征。为保证税收征管具有严密性及税收制度具有完整性，为了有效的避免财产所有人生前以赠与行为逃避遗产税，赠与税与遗产税必须同步开征，赠与税是基于遗产税的补充或者配套措施而设立的。
（四）完善金融实名制度。2000年4月1日我国就开始实行了储蓄存款实名制，它为遗产税的开征奠定了基础。金融实名制有助于查明公民的已有财产，起到防范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
总之，开征遗产税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我国制度体系不健全，遗产税起征点、免征额的确定不合理等，我们应该克服不利因素，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为遗产税的开征扫清障碍。（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释：
①[美]詹姆斯.美国式民主.谭君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843.
②孙钰明.各国遗产税之比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2）：43.
③娄爱花.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设想.特区经济，2005（6）.
④曹一鸣.我国财产税立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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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效率论文篇8
关键词：征地制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博弈
一、引言
征地问题一直是国土工作的难点和热点问题[1]。征地制度改革的提出本质上是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博弈，导致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农民的维权行动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才使得政府意识到“问题”确实存在，中央政府才“承认”并着手解决征地制度改革问题[2～3]。
二、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一）征地主体中政府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假设
在博弈过程中的假设包括：局中人假设，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理性经济人假设，中央政府目标是全国范围内整体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所管辖区内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4]。纯策略空间假设，中央政府的纯策略是监管土地征收或不监管土地征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有两种选择，即按规定征地或者违规征地。完全信息静态假设，博弈中的信息是完全的，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自己和对方的策略空间和在各策略空间下所获得的收益具有共同认识，并同时做出策略选择。支付函数假设，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后，各自都会得到与之相应的收益。对中央政府而言，监管需要付出成本C（人力成本、财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其值越大表示制定，监管工作力度越大或者难度越大，如果不监管，那么支付成本为零，但如果地方政府违规征地，中央政府将会损失社会效益F1;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可得利润R1（土地增值效益以及二次出售的价值减去土地征地价格以及安置补偿费等），但需要承担风险成本F2（即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等），地方政府按规征地可得利润R2（R1>R2）。
（二）博弈模型建立及求解
由以上假设可以得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支付矩阵（见图1）。
图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支付矩阵
1.纯策略纳什均衡分析。地方政府按规征地，中央政府倾向于不监管，这样中央政府可以不用支付监管成本，即策略组合（不监管，按规征地）是中央政府最理想的结果，但此时地方政府按规征地的收益必定小于违规征地时的收益;对地方政府而言，如果中央政府不监督，则倾向于违规征地，这时不仅可以获得额外利润，也不用承担罚款等的风险成本，即（不监督，违规销售）是地方政府最理想的结果，但此时中央政府的收益最小，所以这两种策略组合不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如果中央政府监管，地方政府倾向于按规征地，此时双方收益都是最小的，所以策略组合（监管，按规征地）也不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纯策略纳什均衡，而策略组合（监管，违规征地）在现实中显然不符合常理。所以在这个监督博弈中，不存在稳定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混合纳什均衡。
2.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分析。实际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并不一定会一成不变地只选择一种特定的行动，他们更可能在不同条件下选择不同策略，以实现最优的策略组合，使期望效用最大化，这就需要引入概率求解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假设中央政府监管的概率为p（0≤p≤1），不监管的概率为1-p;地方政府按规征地的概率为Q（0≤Q≤1），违规征地的概率为1-Q。
（1）地方政府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分析。给定Q，中央政府采取以p=0和p=1的两种策略[4]，此时中央政府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1（0，Q）=-（1-Q）F1（1）e1（1，Q）=-QC+（1-Q）（-C-F1+F2）（2）
令（1）式=（2）式得：Q=（F2-C）/F2（3）
Q=（F2-C）/F2;地方政府选择以（F2-C）/F2的概率按规征地即1-Q=C/F2;地方政府选择以C/F2的概率违规征地。
当地方政府按规征地的概率Q>（F2-C）/F2时，中央政府选择不监管，期望收益最大;当地方政府按规销售的概率Q<（F2-C）/F2时，中央政府选择监管，期望收益最大，此时，因为中央政府加强了监管，所以地方政府会提高按规征地的概率;当地方政府按规征地的概率Q=（F2-C）/F2时，中央政府随机选择监管或者不监管。所以地方政府的混合策略为[（F2-C）/F2，C/F2]。在混合策略下，选择违规征地的概率与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和罚款金额有关，即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越大，监管的概率就会减小，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概率就会增大[5];同时违规征地被处罚时力度越多，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概率会减小。
（2）中央政府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分析。给定p，地方政府采取以Q=0和Q=1的两种策略，此时地方政府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1（p，0）=p（R1-F2）+（1-p）R1（4）e2（p，1）=pR2+（1-p）R2（5）
由（3）式=（4）式得：p=（R1-R2）/F2（6）
p=（R1-R2）/F2;中央政府选择以（R1-R2）/F2的概率监管，即1-p=（F2+R2-R1）/F2;中央政府选择以（F2+R2-R1）/F2的概率不监管。
当中央政府监管的概率p>（R1-R2）/F2时，地方政府选择按规征地期望收益最大;当中央政府监管的概率p<（R1-R2）/F2时，地方政府选择违规征地期望收益最大。此时，中央政府放松了监管，所以地方政府会提高违规征地的概率。当中央政府监管的概率p=（R1-R2）/F2时，地方政府随机选择违规征地或者按规征地。所以中央政府的混合策略为[（R1-R2）/F2，（F2+R2-R1）/F2]。在混合策略下，中央政府选择监管的概率与地方政府违规征地被查处后的罚款力度有关、与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额外利润有关，即罚款金额越高，地方政府按规征地的概率就会越大，中央政府监管的概率就越低;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额外利润越大，中央政府监管的概率越大。
三、结论分析与对策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只有唯一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即中央政府的混合策略为[（R1-R2）/F2，（F2+R2-R1）/F2]，地方政府的混合策略为[（F2-C）/F2，C/F2]。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规范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
1.加大中央政府监管的力度。应从制度、法律等方面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管系统，对征地的申请、审批、复核等环节进行严厉督查。加大监管的力度必然会受到监督管理成本的影响，因此中央政府要提高工作效率，研究新的监管办法和法律制裁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概率，确保征地过程合法化。
2.加大对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处罚力度。对于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行为进行严厉地经济制裁，同时对当地官员进行行政处罚，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的给予撤职或者追究法律责任。
3.中央政府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界限，缩小征地范围[6]。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适应经济发展的征地情况目录及标准，建立土地征收目的合法性的审查机制。对于非公共利益建设用地应遵循市场化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农民与建设用地使用方自行谈判补偿安置费用，允许被征地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出租等方式参与土地开发，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从而保障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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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效率论文篇9
关键词：图书馆领导团队图书馆绩效组成特征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3-0118-006
anempiricalStudyontheRelationbetweentheDemographicCharacteristicsofLibraryLeadershipteamandLibraryperformance
Zhengweiqing（LibraryofZhejiangindustrypolytechnicCollege,Shaoxing，Zhejiang，312000）
abstract：thelibraryleadershipisveryimportantinlibraryperformancemanagement.thispaperexplore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emographiccharacteristicsoflibraryleadershipteamandlibraryperformance.aseriesofhypothesisweretestedonthebasisofthedatacollectedfrom38librarysinZhejiangprovince.theresultshowsthataveragetenureandaverageeducationalbackgroundoflibraryleadershipteamarepositivelyrelatedtolibraryperformanceandthereisn’tadistinctiverelationshipbetweentheheterogeneityofthedemographiccharacteristicsoflibraryleadershipteamandlibraryperformance.
Keywords：libraryleadershipteam；libraryperformance；demographiccharacteristics；empiricalstudy
CLCnumber：G251Documentcode：aarticleiD：1003-6938（2010）03-0118-006
1引言
对于图书馆高层管理者的研究一直是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点，但是国内外学者对图书馆管理者的研究大多还集中在个体层面。早期研究的问题是图书馆高层管理者的职责和角色，特别是图书馆馆长的职责和管理风格。以后发展到进一步探讨图书馆高层管理者的基本角色是处理突发事件还是制定战略，再到研究高层管理者新的管理工作。［1］随着新的管理工作出现，图书馆管理者开始以团队的形式来领导，［2］但是对于领导团队应该如何组建及对图书馆绩效的影响还没有进行深入地探讨。
高层管理团队的理论基础是Hambrick和mason在1984年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指出战略领导者的研究重点应该是整个高层管理团队,而不仅仅是领导者个人；同时认为应重点研究高层管理团队的人口背景特征,包括年龄、组织中或团队的任期、职业背景、教育、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基础和财务状况等等。［3］随后学者们进行了大量关于高层管理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与组织战略和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4］与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相比，我国关于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较少，针对图书馆领导团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因此，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探讨图书馆领导团队组成特征与图书馆绩效的关系。
2研究假设
高层梯队理论的提出，意味着可以利用高层管理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来反映管理者的偏好和认知差异。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均值能反映团队某一特征的整体水平，异质性能反映团队某一特征的差异，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两个维度提出理论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
2.1图书馆领导团队组成特征均值与图书馆绩效关系的理论假设
规模较大的领导团队拥有更多的认知资源，在制定决策时能更好地集思广益，能有更多的创新，制定出更好的战略决策。但是随着团队规模增加也会出现意见不一致，彼此沟通困难。图书馆在做出决策时，往往会涉及到内部的多个部门，因此会通过让更多的人参与制定决策，减少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使得决策执行的速度加快；同时也减少信息传递过程的“噪声”影响，使得执行更加准确。因此，本文假设：
H1――图书馆领导团队的规模与图书馆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年长的图书馆领导在关系网络和经验判断方面具有优势，然而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不敏锐。图书馆领导团队平均年龄越大，越趋向于回避风险，制定的战略就越保守，因而绩效下降。［5］因此，本文假设：
H2――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平均年龄与图书馆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个人的受教育程度通常能反映自身的认知能力和技巧，国内外学者已经证明了高层管理团队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与组织绩效强相关。虽然图书馆从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但本文仍然认为图书馆领导团队受教育水平的均值越大，获得的有效信息就越多，因而越有可能制定有利于图书馆发展的战略。图书馆以提供服务来创造绩效，非常强调对无形服务的有效管理，具有管理专业背景的人通常会对管理更熟悉，因此图书馆领导团队中管理专业背景的人比例越高，越能胜任管理工作，创造出更好地绩效。因此，本文假设：
H3a――图书馆领导团队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图书馆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
H3b――图书馆领导团队管理专业比例与图书馆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
管理者的行业任期能反映管理者对工作的熟悉程度，团队任期能反映团队成员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和合作的密切程度。Katz对研发团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项目团队的任期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太长或太短的任期对绩效都是有负面影响。［6］pfeffer认为当团队成员的任期长到足以熟悉组织的内部情况以及了解实务运作后，则组织的绩效将达到最高。［7］任期较长的图书馆领导会对图书馆比较熟悉，更容易制定出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政策。因此，本文假设：
H4a――图书馆领导团队成员的平均团队任期与图书馆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
H4b――图书馆领导团队成员的平均行业任期与图书馆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
2.2图书馆领导团队组成特征异质性与图书馆绩效关系的理论假设
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图书馆管理者常常拥有相似的经历和相近的价值观，因而他们对外在环境的判断较相似，沟通更容易，关系更融洽，易于在决策中达成一致。而年龄差距大的领导团队会因为价值观不同而产生冲突，团队凝聚力下降，进而影响到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本文假设：
H5――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年龄异质性与图书馆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受教育程度异质性程度越大，意味着图书馆领导层对问题的看法等会出现分歧的程度越大，成员之间的沟通更困难，因此团队决策的质量受到影响。但是Smith等发现高层管理团队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与组织绩效增长率正相关。［8］因此，本文假设：
H6――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受教育程度异质性与图书馆绩效正相关。
图书馆领导团队的专业背景和职业经历能代表着他们不同的认知模式，因此领导团队成员背景的异质性将有利于改善决策质量和提高图书馆绩效。Hambrick等发现高层管理团队的职业经历异质性与组织绩效正相关。［9］Smith等研究发现，高层管理团队教育异质性，对组织的绩效直接产生积极的作用。［10］Hambrick等还发现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所学专业的异质性均与绩效的提高正相关。但是异质性也会造成团队内冲突增加，影响到决策质量，进而影响到组织绩效。［11］因此，本文假设：
H7a――图书馆领导团队的职业经历异质性与图书馆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H7b――图书馆领导团队的所学专业异质性与图书馆绩效呈显著负相关。
一般认为，团队任期的同质性促进了团队内的整合，提高了团队的凝聚力。由不同任期成员组成的高层管理团队可以以丰富的社会经验为基础形成多样化观点,［12］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决策。但人员任期的异质性程度越大，彼此之间不了解，因此容易激发冲突，且不容易解决冲突，从而降低组织绩效。因此，本文假设：
H8――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团队任期异质性与图书馆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
3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笔者于2009年7月到2009年12月，以浙江省的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来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356份，回收203份，有效问卷152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73.3%。本文主要以单个图书馆为分析单位，回收的有效问卷涉及到38家图书馆（调查的图书馆基本特征见表1）。
3.2变量设计
（1）因变量
本研究综合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在1998至2003年间相继出版的有关图书馆绩效评估的系列国际标准，并咨询了相关专家，选取图书馆资源利用率(R)和资源配置效率(r)两个指标作为衡量图书馆绩效的变量。图书馆资源利用率指的是图书馆所收藏到信息资源的利用率，资源配置效率指图书馆为开展服务所配置资源的效率［13］。图书馆绩效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其测量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本研究的可信度。在预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图书馆不能准确提供绩效方面的数据，因此笔者在问卷设计上借鉴了曾晓华［14］等的研究方法，请调查对象评价他们图书馆目前的用户满意度与两年以前的用户满意度、图书馆目前的管理水平与两年以前的管理水平，然后分析资源利用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与管理水平的关系。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有：图书馆领导团队规模、年龄均值、年龄异质性、团队任期均值、团队任期异质性、行业任期均值、受教育程度均质、受教育程度异质性、管理专业比例和职业经历异质性。
图书馆领导团队任期均值、行业任期均值和年龄均值采取团队成员相关特征的平均值，即X=∑Xi/n。管理学专业背景等比例变量则是采取有此特征的人数除以团队规模，即X=n/n。年龄、团队任期和行业任期是连续变量。Halfhill指出对年龄、任期年限等变量可选用全距、方差作为异质性的指标，方差越大代表着异质性越高。［15］在团队研究中常使用的是被称为allison差异系数(CoefficientofVariation)的测量指标，它是某一样本的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计算公式如下：
CV=×100%
其中，m为样本平均数，S为样本标准差。CV的值越大表明团队异质性越大。
对教育程度异质性、所学专业异质性和工作背景经历异质性等异质性变量的衡量，采用H指数。H指数是反映多样化程度的一个指标，全称Herfindahl指数［16］［17］，计算公式为：
H=1-pi
其中H代表异质性程度，pi是每个数值的个数占总数的比例，n为种类的数量，H取值在0和1之间，H的值越大，表示图书馆领导团队成员的异质性程度越高。
根据以往学者对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职业背景变量的分类以及图书馆行业的特点，给出各个变量的分类编码(见表2)。
对浙江省的图书馆领导团队组成特征均值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仅在行业任期构成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余特征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选择浙江省进行调查研究是可行的。
4分析及结果
对图书馆绩效采取了不同的测量方法，一种是比较客观的变量，如资源利用率，一种是比较主观的测量，如对两年前的和目前的用户满意度、管理绩效进行评价。采用不同的指标来测量图书馆绩效，这些指标之间应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经相关性检验(见表3)，资源利用率仅与两年前的管理水平存在显著相关，而资源配置效率与图书馆规模、目前的管理水平和用户满意度、两年前的管理水平和用户满意度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与我国图书馆的实际情况相一致，资源配置效率能有效地衡量图书馆的绩效。
4.1图书馆领导团队组成特征均值与图书馆绩效的关系
运用SpSS13.0对前面提出的图书馆领导团队组成特征均值与图书馆绩效的关系假设进行了0阶相关系数分析(见表4)。发现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年龄均值与资源配置效率存在较显著的关系(r=0.236,p
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年龄均值、团队任期均值、行业任期均值、受教育程度均值、管理专业比例与资源配置效率存在较强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可能是忽略了图书馆规模、区域因素和图书馆类型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现的一些表面关系，因此还需控制这些变量的影响，进行更深入的层级回归分析（表5显示了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
在控制了图书馆规模等因素后，图书馆领导团队的组成特征均值能有效地解释图书馆的绩效(增加对图书馆绩效的解释力R2=0.097)，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平均团队任期与图书馆的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标准化后的β=0?郾229，p
因此在控制了其他图书馆特征变量后，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团队任期均值和受教育程度均值能有效地预测图书馆绩效的好坏。而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平均行业任期、年龄均值和管理专业比例对图书馆绩效不产生显著的影响。
4.2图书馆领导团队组成特征的异质性与图书馆绩效的关系
相关分析发现，图书馆领导团队组成特征的异质性对团队效能、图书馆绩效的影响比较有限。年龄异质性、团队任期异质性、行业任期异质性和所学专业异质性与资源配置效率存在着负关系；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工作经历异质性与资源配置效率存在着正关系。但是这些关系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我国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年龄异质性、团队任期异质性、行业任期异质性、职业经历异质性、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和所学专业异质性与图书馆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见表6)。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设H6、H7、H8都不成立,即图书馆领导团队组成的异质性对图书馆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图书馆领导对“图书馆领导团队人口特征异质性与图书馆绩效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看法，笔者进行了访谈，发现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虽然图书馆领导团队有差异，但是由于最后由馆长决定，所以领导团队的差异对决策和图书馆绩效等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例如，有两位高校图书馆副馆长都认为，所有的图书馆领导团队都会由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组成，肯定存在差异，但是由于工作目标一致，并且馆长才是最终决策者，所以这种差异不会影响图书馆的管理。
有的认为图书馆领导团队差异小有利于决策。例如，一位市级公共图书馆的馆长认为：图书馆领导团队要有差异，但差异不能太大。一位高校图书馆的副馆长认为：差异小有利于决策。差异大使得每个人对决策问题的看法不一致，难以沟通达成一致。
有的认为差异大比较有利于决策。例如，一位高校图书馆副馆长认为：职业背景等差异大，比较利于决策。
由此可见，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异质性可以集思广益，但也增加了沟通的障碍。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图书馆，馆长往往是最后的决策者，其他团队成员服从馆长的权威而对最终决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因此图书馆领导团队的异质性对图书馆的决策效能和绩效的影响比较有限。
5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图书馆领导团队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团队成员越稳定，图书馆绩效越好。这一研究结论与国外学者［18］在其他行业所做的研究结论一致；其次，图书馆领导团队成员的行业任期长短与图书馆绩效不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映出图书馆领导团队成员的行业任期对图书馆绩效的影响是有限的；再次，数据表明图书馆领导团队人口特征异质性对图书馆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研究中主要选用了一些易于测量的客观变量，通过分析年龄、任期、教育程度和职业背景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来探讨图书馆领导团队与图书馆绩效的关系。人口统计学变量使研究更客观和容易操作，但是没有考虑图书馆领导团队的认知过程，因此，还应进一步探讨社会心理变量(例如团队个性、行为偏好等特征的异同)对图书馆绩效的影响，并将社会心理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结合起来研究。另外，priem指出直接研究高层管理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中间过程，即高层管理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是如何影响战略决策和组织绩效的，［19］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分析中间过程变量的影响，如团队冲突、团队凝聚力、团队沟通方式和决策过程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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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效率论文篇10
论文摘要：税收管理绩效评价是税务机关运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对税收管理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概括性的评价。评价时应本着系统的、战略的、权变的跟光，注重对指标的相互关系及其权重的确定，采取客观，公正、科学、全面的评价方法。将目标管理、关键绩效指标以及平衡记分卡等评价技术引入到税收管理绩效评价工作中，建立一种适用于不同层面的绩效评价体系，能够为提高质量和效率提供有效的评价方法。
一、税收管理绩效评价概述
税收管理绩效评价是税务机关运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对税收管理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概括性的评价。评价时应本着系统的、战略的、权变的眼光，注重对指标的相互关系及其权重的确定，采取客观、公正、科学、全面的评价方法，快捷准确地将信息反馈给管理层，以供实施控制决策之用。税收管理绩效评价可以从效果和效率两方面进行。
(一)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目标
税收管理的目标是为了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税收管理绩效目标服从和服务于税收管理目标，通过实施绩效评价，引导和促进税务机关实现税收管理目标。因此，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目标应当是在税收遵从的前提下，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从而达到税收收益最大化和纳税满意度最大化。
(二)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实施前提
一是要有高质量的数据资源。实施有效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要求高度的税收信息化程度，管理数据资源高度集中，至少要到省一级，有专业的数据处理中心，对产生的数据资源实时进行校验、统计、筛选、分类、分析，有相应的保障数据质量和安全的制度和措施。二是对税收管理过程及结果进行标准化管理。要最终做出绩效评价的判断结果，除了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还必须有可行的评价标准对评价对象进行分析评判。评价标准是评价结果产生的基准和前提。
(三)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主体
在高度信息化条件下，税收管理主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管理层面和操作层面。管理层面主要指省级以上税务机关和单纯具有内部管理职能、不直接面对纳税人的地市级税务机关，操作层面即为直接面向纳税人的地市级以下税务机关。在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下，税收管理主体就是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主体。
(四)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范围
现代税收管理理论中的税收管理．主要是指税收的征收管理，只包括税收执法权的管理。税务机关绩效评价包括对税务行政管理权和税收执法权行使绩效的评价。本文主要是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税收执法权的过程及其结果产生的绩效，即税收管理绩效进行评价分析。
二、构建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应注意事项
(一)合理设定评价指标
指标设计在以“目标管理”为手段的绩效评价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指标既是税务人员工作行为的导向，又是评价税务人员工作业绩的标准。好的指标可以起到事前积极诱导和事后公正评价的作用，差的指标会使整个绩效评价体系失效甚至对整个税务系统造成危害。我们对税务人员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和评价的全部内容，必须涵盖税务人员7o～8o以上的工作，根据岗位职责确定指标。指标的设计要体现多元化，不仅要能综合反映税务人员的工作业绩，还要考核其工作态度、创新精神、知识水平、工作能力，是否能与他人交流与共享信息。各级税务机关也可以结合实际在此基础上自行设计指标体系。这就意味着指标的设计要坚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对于两类指标组合权重的选择取决于被评价税务人员的岗位职责。不同的部门工作侧重点不同，有的是在于提高纳税人的满意程度，树立税务机关的良好形象，有的是在于实现税款的应收尽收、减少纳税人的税款漏征率。对量化指标要求高的税务部门，则量化指标的权重大些，对定性指标要求高的税务部门，则定性指标的权重大些。
(二)注意事中沟通
若把税务部门绩效评价体系比做一台机器，沟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润滑剂，它能保证整个绩效评价体系良性运转。没有完善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机制也就没有税务部门的绩效评价体系。沟通存在于评价前、评价中、评价后三个阶段。在绩效评价实施前的指标设计阶段，税务部门的领导或评价者应把被评价人员纳入到指标的设计过程中。沟通一方面可以使绩效指标和标准成为每一个部门和税务人员均能理解的共同语言，从而对其行为产生事前诱导作用，消除排斥心理、引导接受并指导行为；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指标的设计与实际相脱离，增强了指标的可操作性。对于绩效评价后的沟通，评价人员根据被评价税务人员的绩效评价结果，鼓励与组织目标一致的行为，同时对于不符合或偏离组织目标的行为予以引导，帮助找到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使其接受进一步的培训或改变工作态度。人们最常忽视的是评价过程中的沟通，然而在评价过程中及时进行沟通引导被评价税务人员的行为，可以防微杜渐，大大改善评价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事中沟通也通常最有效。
(三)根据个体需要选择激励手段
绩效评价与绩效付酬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传统行为学理论分析，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是由需要所引起的。因此了解和把握人的需要特点，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的基础。需要的层次性决定了激励手段的多样性，即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对于物质激励，可以通过对薪酬体制的设计而完成，在绩效评价体系中，税务人员的工资一公务员基本工资+绩效工资x工作难易系数。对于非物质激励，可以通过“情感激励”对税务人员个体工作给予认同、尊重、表扬，对其职位的提升、赋予信任和责任来实现。评价人员必须确定被评价税务人员目前所处的需求层次和特点，并依据其特点选择适合不同个体的激励结合方式。
(四)建立硬性约束机制
激励和约束是税务部门绩效评价体系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只有二者之间实现整体协调，才能发挥绩效评价的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内的约束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税务人员的评价结果较差或与整个系统的目标相悖，将遭受批评和惩罚，为此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对评价结果差的税务人员的处罚就是对其他税务人员的约束，或者说是反面激励，从反面达到激励约束相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绩效评价体系中，激励和约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协同在一起发挥最优作用。
三、不同层面设计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的探讨
(一)税收管理绩效评价技术的运用及其分析
1．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评价。
平衡计分卡是一种综合绩效管理体系。它将组织经营任务的决策转化为四大部分的指标：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发展，将组织战略分为这四个方面的考察目标，每一考察目标分别设置几个独立的指标，多种指标组成了相互联系的一个系列指标体系。这些目标和指标既保持一致又相互加强，构成了有机的统一体，从而达到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平衡。因此，利用平衡计分卡进行管理决策，能明确地看出它对整个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研究组织战略目标所带来的影响。在平衡计分卡中，财务方面是平衡计分卡的最终结果，财务指标的实现是客户满意和客户忠诚的结果。只有实现内部流程的效率性和一致性，即在时间、质量和价格方面满足客户，才能达到客户满意和客户忠诚。而内部流程的优化与否主要取决于企业员工的能力。
2．基于关键指标的绩效评价。
关键绩效指标的类型主要有数量、质量、成本和时限。在确定关键绩效指标时，指标的设定要具体，切中目标、适度细化、能够权变；指标是可度量的，是数量化和行为化的，数据或信息要具有可获性；要具可实现性，在付出努力的情况下，在适度的时限内可以实现；要有现实性，是可证明和观察的，不是假设或主观猜测；指标的设定要考虑时间，关注效率。
3．基于目标的绩效评价。
目标管理下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研究是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理论基础，把以工作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激励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工作任务量化，层层分解。目标管理法是为了改善组织在竞争中软弱无力所实施的一项措施，通过权力下放和自我控制来提高组织的竞争力，它建立在充分信任和信息透明的基础上，更强调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基于目标的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有四个操作步骤：设定绩效目标、确定目标达到的时间框架、实际绩效水平与绩效目标相比较、设定新的绩效目标。
(二)管理层面基于目标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分析
1．基于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构建要求。
管理层面的工作要强调纳税人导向、结果导向。它需要为操作层面提供政策咨询、宣传培训、协调审批等服务，而这些工作始终要围绕顾客的需求进行。管理层面许多工作的最终结果要靠操作层面的执行来实现，为体现它的导向思想，有必要将其工作绩效与操作层面的主要执行结果挂起钩来。管理层面要通过对关键绩效指标的筛选来突出工作重点，调整衡量标准，要加大对主体业务和主要职能的评价力度。对过程的控制主要通过正确执行管理体系文件来实现，采取抽查的方式进行，将需要关注的重要过程筛选出来，每次只从其中抽取部分进行检查。
2．基于目标的绩效评价体系设计思路。
管理层面的绩效评价根据“目标引导，面向流程”的指导思想，按照“质量方针一总体目标一具体质量指标”的思路，结合管理层面的主要职能，建立起基于目标的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科学化的绩效评价体系。
(1)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税收政策能够有效地保证税收职能的实现，有利于保证税收“应收尽收”的收人组织原则，有利于收人水平的调节和收人公平分配，有利于营造公平有序、诚信纳税、和谐的税收环境，有利于促进依法治税目标的顺利实现。评价该绩效目标的指标可以使用税收征收率这一指标进行评价。
(2)税收分析预测的准确性。受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影响，政府部门一度强调用税收完成数来评价税收管理工作。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是要树立制定科学税收计划的观念，实事求是地测算和上报建议计划以及影响收人的主要增减因素；二是运用科学的手段做好收人预测工作，对税收预测的效果主要引人税收收人预测准确率指标来评价，同时把查补税款总额作为税款预计水平的一个修正指标。
(3)税收数据质量和安全性。有效的税收监控是税收管理的基础，而它又是建立在有效的数据管理基础上。管理软件通过采取有效手段，对各类数据进行检验、审核、检测和维护，及时发现和避免异常数据，清理垃圾数据、冗余数据，纠正错误信息，确保数据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和实用。数据高度集中，对管理层面而言，维护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垃圾数据量、冗余数据量、数据利用程度、应急预案启动的次数、数据灾难发生的次数以及解决效果等方面设定评价指标。
(4)纳税评估的质量和效果。纳税评估的有效性评价应当包括评估对象确定的准确性、评估发现的问题户数、补缴税款、移交稽查户数以及纳税人真实申报率的提高等方面。
(5)执法监督的有效性和法律救济的处理能力。依法治税是衡量税收管理工作绩效的核心标准和实现税收各项职能的核心途径。管理层面通过执法监督和法律救济，可以通过执法检查、纳税人投诉、案件复查等方式进行，主要通过税务案件应诉维持率、复议案件维护率、税务案件审理准确率等指标来评价。
(6)提供服务的质量。无论纳税人将需求直接传递还是由操作层面传递给管理层面，管理层面都应当等同于与纳税人直接传递，进行及时、准确的处理。因此，顾客需求的有效处理率、处理及时性和准确性都应当成为关注的内容。
(三)操作层面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分析
1．财务的税收征收率指标选择。
税收管理战略目标主要是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程度，在财务角度主要体现为实现税收收益最大化，其“核心结果”指标主要体现为税收征收率的高低。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既定的税制模式下，税收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法定税收收人的实际征收量。因此，财务方面的指标主要体现为对税收管理水平的衡量和评价，具体包括纳税人户籍管理水平、核定征收户管理质量、纳税申报质量以及税负水平四个方面的相应指标。核心结果指标则依据税收经济观，在征管能力一定的情况下，税收规模随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从理论上说，只要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对无知性税收不遵从的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对自私性不遵从的纳税人加强管理监控，就能够实现应收尽收。在评价是否实现有效地组织税收收人方面，用税收征收率进行评价。
2．征管过程驱动性指标选择。
(1)纳税人户籍管理水平。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户籍管理水平主要反映评价期该辖区内纳税人获得的全面性，以及纳税人各项基础信息是否真实、准确。主要由税务登记率、发票使用率、户均发票使用量、税控装置数据采集率等指标来评价。
(2)核定征收户管理质量。在日常税收征管中，加强对核定征收户的管理和评价，可以有效监控操作层面行使推定课税权的情况，降低风险，实现核定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进而提高税收征收率。主要由查账征收率、定额调整率、定额户转查账户比率、个体户平均税负、未达起征点率、停业复业率等指标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