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内涵篇1
关键词：《文心雕龙》儒学人文精神表达
《文心雕龙》作为古典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论专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主张“原道”精神，强调“文而明道”，以圣人为榜样，以经典为旨归，提出“原道”是所有文章的根本立足点。毋庸置疑，《文心雕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是中华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之所以能够成为千百年来不变的经典，不仅是因为它气势恢宏的结构，而且还由于它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自西汉以来，儒学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始终占有文化统治地位，它所形成的丰富人文内涵，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灵魂。“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
一、儒学人文精神的思想内涵
我们知道，“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内核，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文化。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人的体验以及道德人格的实现等内容。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最早的儒家典籍中便已经出现了“人文”的概念，并已经具备丰富的道德内涵。群经之首的《易经》中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代表社会人伦，“化”表示教化，是道德教化思想的开端，由此可见，一开始的“人文”便是一门“化成天下”的大学问。儒学人文精神在肯定个体价值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提高人的地位，将人视为“三才”之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指出在和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要做到“不违天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学强调人的本质，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对人的尊重，这也是儒学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在个体修养方面，儒家主张要达到“仁”“智”的双重境界，同时还不能丢失理性。仁义礼智圣是德，属于天道，仁义礼智是善，属于人道，上顺天，下合地，中适人，最终达“天地人和一”的至高境界。此外，儒家天下为先的精神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激发了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个体价值和尊严一直是儒家强调的重点，儒学认为人与天地等齐，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具有鲜明的人本精神。因此儒家在个体人格修养方面主张知行合一，与道家消极遁世思想不同，儒家具有刚健向上的精神，充分激发了人们忧患意识。由上可知，以人为本的传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渗透在儒学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历史沿袭
对儒学人文精神的沿袭首先表现在宗儒的传统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以宗儒为创作思想进行构思成书，而全篇又始终以儒家经典为论证依据。刘勰认为儒家圣人所撰的经书是不变的“至道”，不仅“旨远辞文”，而且是“不刊鸿教”，将儒家经典奉为圭臬。他认为儒家经典揭示了世间最为普遍的道理，是不变的真理，是人文精神的媒介，主张要以儒家经典为后世典范。《文心雕龙・序志》有云：“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里的古来文章，实际上就是指儒家之经典，刘勰对儒家思想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表现在创作出发点上。自东汉末年以降，儒学逐渐势衰，直至魏晋，玄学成为主流思想，在文学创作上开始以辞藻华丽为美，尤其是齐梁时期，文章庸俗华丽，形式盖过内容。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形式之美，完全忽视了内容之丽，刘勰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并认为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完全不符合儒家文学创作理念，已经背离了文学发展最初轨迹，是齐梁文学的一大诟病。为了扭转这种文风，刘勰主张文学创作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借此来矫正这种浮华萎靡的文风，而他所说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儒家典籍。从创作出发点上，我们不难发现儒家忧患意识是刘勰创作的根本思想和指导理念。
三、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表达
（一）“原道”精神
以人为本是儒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而《文心雕龙》中的“原道”精神正是体现了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一种内在观照。《文心雕龙・原道》作为首篇，全面阐述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观念：文原于道。这里的原就是本，而道便是自然之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不难看出，作者所阐述的思想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温和，并突出了儒家“自然为文之本”的人文精神特征，这种创作理念同儒家的“原道”精神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理念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谈到人文的发展史时，刘勰充分肯定了孔子在文化集成方面的重大贡献，并指出《六经》的根源便是道，圣人遵循自然之道来进行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又揭示和阐明了自然之道，进而赋予了圣人之文以“鼓天下之动”的功能。而要想“鼓天下之动”，就必须具有真和善的内容，换句话说，文章要充分体现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能够对社会起到道德风化和伦理教化的作用。
四、树德建言的人文精神
刘勰将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不朽”和树德建言的儒学人文精神融为一体。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明确指出创作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流芳百世。“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又说“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只有儒家经典才有助于道德教化，这充分体现了儒学人文精神。此外，在《文心雕龙・诸子》中有云：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圃。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三不朽，一是要建立品德，二是要建功立业，三是要著书立说。刘勰感叹人生如草木，匆匆而过，所以树德建言，实乃“不得已也”。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的人文精神，所以，在有生之年要著书立说，建立功德，以便能够流芳百世，这无疑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
五、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
风骨是一种文学风格和诗学境界，这种精神主要来源于儒家刚健中正的人格精神。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以儒学观点来讲，刚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最为宝贵的一种人格品质。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人应该具有像松柏一样不畏严寒的坚毅品格和高尚品质。《文心雕龙・风骨》篇对“风骨”进行了全面探讨和阐述，而这无疑深受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影响。从《文心雕龙》开始，风骨一词正式成为一个诗学概念，刘勰在开篇伊始便肯定了风骨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文章的生命之源。而风骨精神强调的“刚健有力”恰好符合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可以说，“风骨”精神离不开传统文人对高尚情操、正直不阿的人格追求。
六、结语
《文心雕龙》所表达的人文精神是对儒学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承，作者刘勰的创作理念和价值诉求都充分体现了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历史沿袭。“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作者以《文心雕龙》为儒学人文精神的传承媒介，以自身的人格品质为依托，以原道精神为支撑，主张立足于儒家经典来激活文学生命力，彰显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进而探究文学之道，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和精神人格。
《文心雕龙》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丰碑，是第一部体系完善的文学理论著述，是一座难以跨越的理论巅峰，千百年来，对它的研究从未中断过。毋庸置疑，儒学人文精神是其思想核心和整体纲领，“宗儒”、“原道”是其创作的根本立足点，儒学人文精神具有深层润泽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文心雕龙》深厚的人文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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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内涵篇2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它所代表的思想,它对人的经验的价值和中心地位——用今天流行的拉丁文原文来说,即人的尊严——的坚持,力量是太大了,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压制。”因此,一般而言,对人文主义的理解是指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个人价值的终极关怀,尊重人的尊严和个性,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而中国在近代之前所存在的儒学人文主义精神,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仁”的思想的典型体现,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他不仅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且将“人”视作其学说的立足点,以人为核心。所以,我国着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曾说:“儒家从不离开人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
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儒学人文主义精神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后经过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李贽等一大批儒家代表人物的阐释和发展,其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延伸。在经过近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的阐释发扬后,儒学中包涵的人文主义思想逐步显露和体系化,并在与西学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具备了现代世界视角。不过,儒学人文主义的内涵远较西方人文主义内涵涵盖内容广阔和丰富,不可同日而语。于此,当代着名儒学学者杜维明曾说:“儒家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涵盖性和整合性的人文主义,它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和西方现代经过启蒙所发展起来的凡俗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儒学人文主义的现代世界视角是如何发展并确立起来的呢?
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空前的转型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僵化的儒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大潮下的发展要求,不能挽救民族危亡,唯有求变方能图强救国。学者杜维明曾说,“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儒家的历史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在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演变中还出现了最重要的事情,即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勇敢的头脑刻意选择了拒斥儒家人文主义,以为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背道而驰。”因此,高举“打倒孔家店”旗帜的“五四运动”风云而起,儒学思想被全盘否定,中国人面临着巨大的精神信仰落差,开始完全求助于西方的“民主”、“科学”价值思想体系。然而,正当近代西化思想风起云涌之时,一战的爆发赤裸裸地展示了近代西方国家内在的深刻矛盾和危机,昭示人们西方文化也并非济世救民的灵丹妙药。
这种形势下,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转向国内,认真研究中国传统儒学及其变革和发展,现代新儒学应时而生。以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贺麟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新儒大家重新将儒学与西学糅合再现,使其焕发了崭新的生命力,并且充分将“以人为中心”的儒学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弘扬光大。例如,梁漱溟儒学思想的核心范畴是所谓“生活”,他说:“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有生活,初无宇宙。……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在者也。”并且梁漱溟指出整个宇宙大生命有一个“核心”,它叫做“人”,此处的“人”就是生活的主体——“我”。
同样,新儒大家冯友兰也将“人”置于其所创的人生境界学说的核心位置。在其提出的“四境界”学说中,都是围绕着人来展开讨论的,人始终位于主体地位,趋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生终极追求,也就是实现人生的终极价值,这本身已是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浓厚色彩,而且更富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和理论特色。
1949年以后,儒学最先在香港和台湾等地得以复兴,而后迅速蔓延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北美、欧洲等地的华人聚居区。在此形势下,人们普遍地承认,中国人在自我反思中重新发现的儒家人文主义内涵具有重要的价值。
1958年元旦,在港台的第二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联名发表了一份 宣言,名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向世人昭示了港台新儒家的主要精神和学术观点。他们坚信,儒学思想并非历史古董,已经过时,而是存在着鲜活的生命。儒学注重人生道德践履,同时也致力于超越的终极关怀,追求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既由上彻下以内于人,又由下升上而通于天。唐君毅认为,儒家思想的
根本特质就是人文主义。他说:“儒家骨髓,实唯是上所谓‘融宗教于人文,合天人之道而知其同为仁道,乃以人承天而使人知人德可同于天德,人性即天命,而皆至善,于人之仁心与善性,见天心神性之所存,人至诚而皆可成圣如神如帝’之人文教也。”从宗教这个角度上理解,儒家思想是透彻人文精神的。
另一位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则从儒学的形上学的角度弘扬儒学的基本精神。他认为,儒家的“仁”不是科学概念,不是知识概念,而是道德概念,是人文概念。他说:“可见仁不是个知识的概念,不是科学上的观念……照孔子的方法,就要培养如何使我们的心不麻木,不要没有感觉。这和现代人不同,现在的学问多是使人对自己的生命没有感觉。”
徐复观则比较注重人文主义概念中的人性意涵,他曾专门着述《中国人性论史》,认为“人性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主干地位,并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此外,徐复观主张,“中国为了争取生存,为了充实人之所以为人的向上向前发展的愿望,而应大量移植西方文化,这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趋向。”
由此可见,徐复观在充分肯定儒学人文主义内涵的同时,更看到了与西方文化接轨的重要性,只有将儒学人文主义置于全球的视角下,才能符合中华民族的发展愿望,而且也是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的。
总之,新儒学已不再是封建传统视角下的旧式儒学,而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大背景下,融入了西方思想体系的新式儒学,是新时代的东西合成品。此时的儒学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已拥有了西方文化因素和世界视角,将眼光投射到了全球,开始关注整个人类的交流和命运,基本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开始全面的交融与契合,并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或者可言,现代世界视角下的儒学人文主义是“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向内”是指微观层面上,儒学人文主义内涵从封建社会时期的侧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返归到人本身,即现今开始关注人自身的基本需求,注重发展单个人的能力和探索、实现个人的存在价值;“向外”则是指宏观层面上,儒学人文主义所关注的中心不再是传统中的“个人”,而是将视野扩展到全世界、整个人类群体,更加重视人类共同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这样,现代世界视角下的儒学人文主义内涵便具备了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而可以被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群所接受,儒学人文主义精神,即“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精神气质也可以覆盖、影响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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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内涵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儒家思想；传统；发展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012-02
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又有着该民族和国家深厚的文化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同时它也使核心价值体系中其他三个部分的内容具体化，使人们的践行有了遵循。2006年同志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概括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绝，儒学文化中的价值观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着眼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扣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它汲取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荣辱观的精华，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一、传统儒家思想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恩格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1]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受到一定社会的风尚、习俗和传统的影响。
中国古代就有着注重荣辱的传统。在中国道德史上，《书经？皋陶谟》中最早把人的美德概括为九项：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子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在此基础上提出孝、礼、悌、忠、恕、恭、宽、惠、温、良、俭、让、诚、信、慈、刚、毅、直、克己、中庸等二十多个道德条目，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鉴于荣辱的重要性，他主张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基德，将它扩展为“五伦十教”，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存信。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则提出了所谓的“四维七体”。“四维”是指礼、义、廉、耻。“七体”包括：教悌慈惠、恭敬患信、中正比宜、整齐樽诎、纤吝省用、敦蠓纯固、和协辑睦。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董仲舒之后，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就成为了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这些德目经过时代的发展、过滤和检验，其中的合理性内涵被现代人继承了下来，并经过丰富和发展，拓展成为中华民族所广泛认同的十大规范：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
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了处理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要求和道德规范，鲜明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什么、反对社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辨别是非善恶、判断行为对错、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准则和规范，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只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风气；只有分清是非荣辱，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
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每一项内容都可以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找到其思想渊源。
1.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列宁曾经给爱国主义下过一个简短的定义：“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3]爱国主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儒家道德体系中三纲之一的“君为臣纲”，即规范了国家和民众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之一。儒家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忧患意识，即一种社会责任感、国家认同感。自古以来，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以天下为己任，将报效祖国的忧患之情付之于实际行动中：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岳飞的“精忠报国”，再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还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
2.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仁”的主要内容就是“爱民”。孔子从“仁者爱人”的立场出发，认为对百姓不仅要“庶之”、“富之”而且还要“教之”，即不仅要平等对待、尊重包括奴隶平民在内的所有人，还要爱惜民力民生，不加重百姓的负担，最重要的是他还首创私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先进思想，使平民百姓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而且可以做官。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民本思想的人。孟子的民本思想在政治、经济方面把民众放在了社会安危治乱的重要位置上，强调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到这里就基本发展成熟了。
3.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文化爱学习的民族，儒家传统思想中关于学习的阐述非常丰富。孔子第一次将“学”与“习”两个字连在一起使用，《论语》更是将对学习问题的讨论放在首篇首章，可见孔子是非常重视学习的。荀子一样十分关注学习活动，将自己的总结反思著成了《劝学》，较为系统地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的学习思想。学习可以使一个人的素质得以改造和提高，随之其社会地位与政治素质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儒家圣贤们认为学习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认识论、人性论、政治论、人生观密切相关的思想。
4.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博大精深。其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明确提倡辛勤劳动，反对好逸恶劳。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就是一个勤俭的典范，他在给自己的弟弟和子女的家书中告诫他们“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在曾国藩看来，勤劳节俭才是兴旺的根本，而好逸恶劳就是失败的温床。
5.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说法，既是治国之道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是强调团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能唯利是图，做些没有原则、损人利己的事情。
6.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儒家思想重视诚信，《论语》中直接提及“信”字就有35次之多。首先儒家认为诚信是人自立于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人最基本的道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次儒家认为诚信是为人处世、与人交际的基本原则。“与朋友交”必须“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诚信是个人赢得他人信赖的主要原因。最后儒家还认为诚信是一个人在修身、行事、治学等很多领域的基本道德规范。
7.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礼”和“礼治”是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以礼入法是封建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任何社会都有行为规范，孔子很早就强调，人要遵循规范，这样才能实现“礼乐文明”的社会理想。
8.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虽然十分重视礼仪，但也反对形式主义的排场，而强调内心和感情都符合礼仪要求。孔子说“奢侈显得骄傲，节俭显得寒伧。与其骄傲，宁可寒伧。”奢侈浮华不仅会带来个人道德品质的沦丧还会给国家带来灭顶灾难。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荣辱观一方面继承了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具有民族性、历史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突破了历史局限性，实现了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因为文化本身具有传承性、延续性的特点，所以任何思想、文化的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社会主义荣辱观也不例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凝结，很多内容已经成为民族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因此，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构建不能割断历史，必须把传统儒家思想作为其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儒家文化本身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确实有着相当多的思想精华。
但儒家思想毕竟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社会形态的产物，不可避免带有封建性、狭隘性的缺陷。因此，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注入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在表现形式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道德中主要以‘耻’来阐述荣辱观的局限，把‘荣’与‘耻’这两个古老的传统道德概念切实对应了起来；在具体内涵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把荣辱观仅仅作为道德范畴的局限，从社会主义价值观总体要求的高度，丰富和拓展了荣辱观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以荣辱观来确定社会道德的界限充满了中华道德文化传统智慧。”[4]
“八荣八耻”内涵丰富、标准明确，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具体而明确的道德标杆，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培养当代大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其实就是在塑造中华民族未来的灵魂。正如同志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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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伯峻，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内涵篇4
【关键词】：意境说宗教思想儒家道家佛家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诗家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正是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他们合力冲击，一举取得了言意之辩的胜利。这种契合也引起了诗家的重视，以至在魏晋时即开始了对语言的反思。他们未费周折便认识到语言的局限，体悟出语言潜在的能力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许多诗人开始注意突破语言局限，充分发挥语言的张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笔墨节俭，字锤句炼，以有限的文字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在诗文中留有大量语义“空白”，有待读者“填充”。这种诗歌创作，要求欣赏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诗歌语言的浅直、单一，而喜好朦胧、多义;不满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满足于实景的展露，而欲求虚景的蕴含。上述三方面足以证明意境基本内涵与道家、佛家的关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诗学，则诗成了褐语、‘玄言诗’和‘理学诗’，全是‘出世’货色，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诗和意境说了。意境说的形成还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与融人。首先，儒家重视艺术与审美。尽管孔子把诗歌看作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政治工具，有损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但可贵的是他将诗歌的功能不仅概括为“观”、“群”、“怨”，而且同时指出了其审美功能“兴”。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来与诗文不离不弃，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对情与景的认识对意境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形成也有影响。儒家也重情，讲好恶，讲“乐道”、“忧道”、“思敬”、“思哀”，讲真性情、赤子之心。这个“情”不是道家所主张的纵情宣泄，而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经理性精神梳理后的。与道、佛一样，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当作“比德”的工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这里儒家离间了情与景的关系，将景一清的直接关系，变成了景一清一理。但这并未阻碍意境说的形成，因为意境中的情不是过分强烈的，而往往是蕴含着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统一才能构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观念，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这大大启示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这就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与道、佛两家殊途同归，促进了意境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意境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透视出儒、道、佛对立统一的历史。儒、道、佛的对立统一影响和促进了意境说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作为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初内核，古老的“比兴”、“易象”说与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兴”是借“他物”起兴，这又必然联系到物象。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言志到比兴、“易象”，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一次飞跃。推动这一飞跃的直接动力正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正如赵沛霖先生所说:“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晋是意境说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开始。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印度传人中国。汉帝国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魏晋时的战火纷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常常陷人个体与社会对抗、主观与客观分裂的矛盾状态而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重压，他们谈玄说道、纵情享乐。但强乐无味，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堪现实的重负，于是纷纷去寻求解脱之途。佛教的“苦”观“空”观，抹杀时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这种观念和超脱方式恰好与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头换面，儒、佛贯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论家如刘姆的文论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说呈现破土之势。在《文心雕龙·物色》里，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象”说，《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刘樱还开始提倡“隐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兹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锡珠玉也。”在此，刘舞已经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朦胧、多义的特点，强调追求重旨、复义、秘响，从而得到文外之义，潜发之采。这样看来，刘担的这些论述已经直接触及到意境的基本内涵，为意境说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唐代，意境说破土而出，成长为美学与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时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强盛期。意境说由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次提出。他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内涵篇5
【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道德建设启示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儒家人本伦理与社会道德内涵建设
古代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在于“人性的回归”。儒家思想始于孔孟，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战争不断，但同时也是思想大解放、人性大解放的时代。儒家作为重要的思想和哲学流派，贡献了人本伦理和思想。儒家伦理充分肯定人格的尊严，人内在的独特价值。儒家之学源于《易经》，《易经》就有所谓“三才”的概念，即天、地、人，人虽然生活在天地之间，但是人可与天、地比肩而立，人的重要性不亚于天地。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说，“天地之行人为贵”，强调人的重要性，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有价值的。孔子进而发明了“仁”的理念，表明仁爱之善是人最可贵的价值和品格。孟子提出“人之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章句上》）①，孟子指出“仁、义、礼、智”四个道德品质是人性所固有，人应该将其发挥出来。宋朝大儒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论，更将孟子之说升级一步，指出“良知”才是为人之本。
人的本性或者人的价值，在儒家这里就是人的道德意识，也即儒家的道德内涵。正是因为人有了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意识，而后有了其外在的伦理道德行为，“反求诸己”，人才之所以为人，人才与动物界区分开来，人才能回归自身，而不是追逐外物，丧失了作为人自身的本性、价值和尊严。
儒家的人本主义在肯定人之价值的前提之下，认为人应该追求精神境界，崇尚理想人格。《左传》中有“三不朽”之说，分别是“立德”、“立言”、“立功”，而且强调三者中“立德”是第一位的，《论语》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②。儒家肯定人自身德行的重要性和价值，并认为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为追求目标。
但是，儒家人本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儒家虽然重视人自身的独特价值，同时也极其强调人的集体意识和整体精神。一个完整的人在儒家的眼里，是既能对内完成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目标，也能对外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礼记》中提出“十义”，分别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规范了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下，每个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而孟子也提出“五伦”，分别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表明儒家并不过分突出个体性，而形成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紧张冲突。应该说，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人之内外不是冲突的两面，而是“一以贯之”的，只是有先后顺序之分―唯有完成自身内在的建设，也才能完成好外在集体的任务。也即所谓“大学之道”，对内在“明明德”，对外在“亲民”，实则一致，在于“止于至善”，只不过有先后顺序，“明明德”必须在“亲民”之前。内心有了高尚的品格和道德素养，将之施发于外，就是在人伦关系中的道德行为。
儒家人本主义思想对我国道德内涵建设有很强的启发性。在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的今天，由于精神文明没有跟上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上拜金主义、追名逐利的风气盛行。物质的大繁荣带来的负效应是物欲横流冲垮了人的道德意识和内在价值，诚如马克思所说，人出现了“异化”。正是这种异化，导致了现今中国社会的种种道德滑坡现象，人们沉浸在物质享受的狂欢中，沉浸在权力的迷恋中，沉浸在自我保全，世态炎凉的认知中。正是在这样一种人的“异化”状态中，人一味用外在的事物来证明自身，人的形象开始被模糊，人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正在逐步丧失。从儒家人本伦理的角度出发，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或者社会道德行为是与人的内在独特价值一致的，而后者为先、为本。我国在进行道德建设时，过于宣传强调人外在行为的“善”与“正义”，而忽略了道德内涵建设的方面。如果人的内在价值得不到树立，人外在的道德行为就很难实现。
因此，现代道德内涵的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道德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道德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解决人与自身的关系。我们应从人性本身的角度出发，继承、发扬和创新伦理道德的内涵，继承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内容。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伦理道德价值，如“仁爱”、“慈孝”、“忠悌”、“情义”、“贵和”等伦理道德思想都应成为我国现代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诚实守信”、“谦和好礼”的道德品质，“见义忘利”的价值取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抱负，“慎独律己”、“修身养性”的修养功夫，等等，我们都应在挖掘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过程中不断吸取、继承和创新新时代的道德内涵与内容。去粗取精，吸古纳新，古为今用，结合社会主义道德，创造出符合民族品质和时代精神的道德新内涵、新概念、新思想，这对于构建、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内涵体系是十分必要。
儒家仁政爱民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古代儒家伦理不仅是针对智识阶层、普通民众而说，也是针对一个国家统治者、君王而说。儒家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仁政”，最好的统治者应该“爱民”。《大学》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③可见修身养德不仅应该成为统治者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根本任务。
“仁”是孔子的发明，是君子品格的核心。在成为君子这一点上，君王和一国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君王也应该是一个“仁者”，心中充满仁爱。好的君主在儒家政治思想里，应该符合“内圣外王”的要求。“内圣”即是前文所述内在的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外王”是将这种品质和精神施化于外，而与政治建设与社会发展之上。从逻辑上来看，“内圣外王”的政治伦理是儒家人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延伸和体现，“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仁爱”的君子品格和圣人修养就是“内圣”，将仁爱贯穿到施政原则和社会理想中去，就是“仁政”。
“仁政”理念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爱民”。君王和权力集团虽然掌握国家权力，但是权力是为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发展、国家富强而服务的。孟子最著名的观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明确指出政治是“以民为本”，政治的原则和追求应该是以大多数人的人利益为标准，而不是一小撮人的利益为标准。我们再看《共产党宣言》宣言中的话，“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是为少数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共产党就是要为大多数人服务的。
当前社会转型期，我国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一理念的体现，也与儒家“仁政爱民”的政治伦理是相通的。打造服务型政府不仅仅是政府自身建设的问题，更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关键部分。一个廉洁高效政府的存在，一群宗旨意识强、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的存在，一支服务意识强、道德素质过硬的公务员队伍的存在，将会是社会道德建设的“牛鼻子”，只有把这只“牛鼻子”牵好，才能为我国社会道德建设提供重要的领导和引领力量。
因此，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一定要把提高政府工作人员和广大党员的职业素质和道德品质作为重中之重，努力培养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之忠于职守、做好本职工作。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身体力行、带头示范。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如何，领导干部的作风极其重要，所谓“上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从”、“上好德而下好善”，党员干部道德素质过硬，才能为社会全体树立了楷模和典范，反过来，“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浮夸而下做假”，领导干部道德素质低下，将会给社会的道德风气带来极其恶劣的危害和影响。
儒家见利思义的人和理念与和谐社会建设
古代儒家在社会伦理上尤其强调“义”字。“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把“义”看作是君子品格的主要内涵。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⑤孟子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⑥孟子的主张基本代表了儒家“重义”的思想。义者，宜也。人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按照人伦事物本来之理而行动，虽要追求自身之利益，即私利，但倘若私利与公利发生冲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发生冲突，则需有“公在私先”、“人在我前”的道德取向。
儒家见利思义的价值追求是有其深刻洞见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追求自己的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追求如果变成绝对，不受约束和引导，人人皆如此，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变得恶劣，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成为空谈。当自利变成个人价值的第一性之后，利他就会成为无足轻重的道德选择，社会关系必然充满不和、斗争，乃至无序、混乱。要使得社会人人相爱，关系相和，秩序井然，就必须将“见利思义的人和理念”深入人心。只有意识到个人的命运是与群体息息相关的，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不可否认，当今社会，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社会个体之间情感的冷漠，伦理的贬抑，道德的丧失。一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和贪欲，不惜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过分追逐物质利益也导致了社会诚信的缺失，使社会整体出现道德信任危机。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油炸食品、掺洗衣粉的油条、饭馆的地沟油、猪肉注水等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现象频现。如此诚信缺失、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自然使每一个个体感到无助、无奈，不相信他人和社会，宁愿选择自保。当社会中交往的人们互不信任，只谋私利，道德准则与行为也就成为“生存的大敌”，而遭人贬抑与放弃。这就需要在道德建设上要能够在人们的价值取向上培养超越物质利益的道德伦理观念，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
“见利思义的人和理念”是儒家伦理道德实践的重要方法论，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我国应在全社会形成“以义为贵”、“见利思义”的人和理念，提倡道德利他原则，弘扬助见义勇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精神，坚决反对危害群体和集体利益的行为，让“以义为上”、“见利思义”成为社会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
儒家君子教育与现代人格教育
古代儒家教育有所谓“小学”和“大学”之分，小学即“扫盲”，包括认字、基本常识学习、礼仪学习等。“大学”即经典学习，包括儒家经典、诸子百家、文史典籍等，以及修养实践等。古代儒家的教育体系并不在于人智识的开发，而在于从小培养人之道德品质，塑造君子品格，将来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人。
因此，儒家的君子教育除了在知识理念方面的学习外，还格外注重修养实践，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如《论语》教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⑦《中庸》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之后强调要“笃行之”。正因为如此，道德理念和价值在古代社会就渗透于传统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就其负面性而言，也有极端绝对化之后的“封建迷信”、“死板教条”，但就其正面意义而言，在全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实践中讲究做人要讲道德，为人要讲仁义的积极影响，则是不容忽视，而应该积极借鉴的。并且，儒家的“君子教育”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念。马克思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道德观念根植于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道德的培养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融合理论学习与实践修养的综合体，是要在人从小到达的学习实践和生活感悟中去内化的。
反观当前教育，智力教育和知识培养似乎成为了主体，但实际上，国外的基础教育非常重视素质教育和人格教育，如美国教育部推荐读物《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封面就写道“学会做人，学会辨别是非善恶，比学习专门知识显得更为重要―一个德盲远比一个文盲对社会更具负面效应。”
不要“德盲”不正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所追求和坚持的教育理念吗？然而，由于受文化割裂和西化思想的影响，我国现在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还是过分重视知识教育，以应试为本，以分数取人，从而忽略学生的人格教育和素质教育。在应试教育体制中培养出来的人，由于从小所受教育的偏失，在进入社会后，面对各种挑战、冲突和利益诱惑时，往往是没有抵抗力的。
目前的道德教育主要是至上而下的“理念宣传”和“思想教育”，还缺乏自下而上的“人格教育”和“素质教育”。社会道德建设一定要以人格教育为根本解决办法，人要充分汲取儒家君子教育以及其他传统文化精华，进一步发挥“国学”修身做人，践行道德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灵魂，让这些精华对人们的道德观念观和自身修养产生重要的影响，帮助社会个体提高自我修养，完善自我品格，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尤其要在基础教育阶段，要以国学为载体，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普及中华经典教育，让青少年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夯实道德基础，形成道德行为规范，铸造道德精神内核，使我们的教育培养具有传统文化根基的现代人，奠定我国社会和谐发展，道德昌明的基础。这对于实现我国道德建设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我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以其系统完备的理论思想和实践体系，对我国社会道德建设有许多启发。其注重人之本性道德价值的建设提醒我国在道德建设中一定要不断继承和创新新时代的道德内涵。其“仁政爱民”的政治伦理强调社会领导阶层道德品格的培养，也是我国现如今社会道德建设急需的。“见利思义的人和理念”恰恰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理念上不谋而合。君子教育的伦理方法论和实践路径则更是提醒我们，道德建设的根本在于教育，在于塑造一批拥有较高道德素养和优良品质的国民。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青年学院）
【注释】
①④⑥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5页，第324页，第252页。
②⑤⑦张燕婴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第235页，第47页，第95页。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内涵篇6
关键词：儒家传统；儒学精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天人合一；和合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122-04
作者：姚新良，湖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副主任；湖南，长沙。410081
儒学传统的复兴与重建，并不意味着儒家以“仁”为中心，在“礼”上生发出来的传统体制的重新复活，而是去发掘儒学精义之所在。所谓的复兴也并不是一种整体性的复兴而是做为一种智慧的现代化应用(当然不是全功利性的)。
“有的真理若要保持对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任何一种价值体系所含内容都是顺应时代特性的。就儒家本身来说，以孔孟开始，经历无数的转变阐释、吸收，它以巨大的弹性与包容性面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击。例如对佛、道的消融。第三期儒学振兴的前八百年，整个儒家也处于式微状态。然终以顺予时代的巨大优势和深厚内涵得以重新树立。以儒家清末民初彻底淡出历史舞台到如今也不过百年间。我们对儒家文化的发展，中间的间歇期所经历的曲折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的反思性空间，儒家的复兴，也就是儒家现代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变。
一、儒学现代化转变的可能性
考察一件事物能否进行现代化的转变，就应该看它在现代社会是否具有意义，是否充满生命力，转变后能否和谐地融入我们的社会体系，将冲突减至最低。我们在这里为什么用转变而不用转型呢?转型意味着它本身一直在延续，有持续的生命力，更多的是一种自觉过程，是事物本身的某种发展阶段。而儒学传统所面临的正是与这种状况相反的尴尬。它需要我们去发掘，重新解码、阐释，需要一个人为的改变，力度的控制，这种状态正是我们使用“转变”一词的原因。
1、儒家文化的巨大包容性，时代的共通性
价值是主客体关系的产物。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实践等都能对价值产生影响，进而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那么，有没有共通的价值观存在呢?我们认为有。人类总会对一些共同的命题进行思考，比如社会人生、宇宙自然等，这种共同思考的命题或谓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同时我们也发现，人是生活在现实与理想之中的，主客体和实践要素发生的变化更多的是在相对现实的层面，而在相对静态的理想层面却变化不大，比如我们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现实生活中交往的基本准则等。价值观有普世性的一面，儒家文化的巨大包容性也让我们有重新阐述一些儒家命题的可能。它是一个丰富的，极充满弹性的空间：比如儒家礼制观念，它完全可以重新阐释，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衔接而进行现代化修正；像民贵君轻的思想，完全可以转换成对君主的无限进行限制，成为受法律限制的有限，在天成为在民。
2、儒家观念深入人心
儒家文化形式上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儒家观念的彻底灭绝。一种观念的形成，一种价值的取向非一朝一夕之事，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通过一场革命建立，但文化不能一劳永逸地瞬间成就。儒家道德观更是如此，这还在于它本身是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化哲学。“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怀才不遇也不怨天尤人，坦荡不计名利的君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与长幼有序的观念；“巧言令色，鲜仁矣”――处世为人之道；“君子不重则不威”――以身作则类似公民道德；“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儒家的胸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处身立世，讲究信用。儒家的实践品格也正在于它本身就是生活、做人、立世之道，有很强的实践性。儒家这些做人规范已深入民心，即使不识字的人也能口出圣人之言。它已经深深地成为民族文化积淀，沉入人们的潜意识，成为人们内在的道德现范，与之行为融为一体。
3、现代社会契机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全球经济的对撞、交融将改变世界格局。199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致辞中说的：“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李慎之在《辨异同，和东西――中国文化前景展望》中认为：“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开始。”经济全球化的深层竞争背后隐藏着文化的对撞，优秀的企业都善于吸收利用文化的魅力，形成特色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理念。日本、新加坡、韩国这些我们暂称之为东亚儒学圈在企业、经济方面对儒学的成功吸收，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证明了儒学在现代应用、社会文明方面的潜力是无穷的。儒学作为一支世界文化的支脉应该走向前沿，参与国际文化的展示，构建与西方文明对话的平台。
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不断发展，尽管对任何事物的认识的科学性中必然含有非科学成分，但正因为如此，才有可发展的潜力，我们的反思也才有了可能。作为儒学的正统发源地，许多东西还待我们去解码，揭开儒学神秘的面纱，例如它产生的强烈凝聚力、号召力，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的向心力等。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它的包容性让整个世界为之瞩目，它的价值观中的深厚含量与我们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这种社会价值的潜在类同性给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转变无形中提供了动力，甚至奋斗的目标。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所在，正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才让儒学传统的现代化转变在社会层面上具有了可操作的现实性。
二、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儒学精义
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个融理想与现实的哲学范畴，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根本。我们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希冀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树立全社会的和谐理念，培育全社会的和谐精神，进而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文明。可见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在规范。试看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发现完全可以将其按不同层面分成以下几个方面，党性原则和社会特色、时代特色和反思性原则。它们一起构成了极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极具包容性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我们的党性原则，同时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是深刻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法，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又为我们的反思性原则提供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和目标追求，是我们几辈人付之心血，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最能体现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我们的共产主义大同目标，最完满和谐的生存状态是我们的终极理想，而这不可能短期达到。我们还处在为之摸索的路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更有分阶段实行的具体目标：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目标具体化，引发一系列改革，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时代的社会主义特色。共同的可视的理想，把国家、民族、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我们需要具有强烈凝聚力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富有创新力的改革精神、和谐的社会文明。如果说我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看，它就是一幅和谐的理想奋斗图，它本身就是和谐，是在和谐社会中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和谐的社会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而和谐的社会文明来自于和谐文化。
于是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归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在和谐文化支撑的和谐社会中，全民族为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奋斗。前面提到的反思性原则正是与和谐社会中和谐文化的形成相联系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反思性原则不仅是包括对国家奋斗历程的反思，对传统儒学的吸收，更包括对符合时代精神的创新与改革。正是这种反思性原则，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富有极大的包容性，与传统儒学有了沟通之处。给传统儒学赋予时代精神，将传统儒学精义纳入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可行的。由此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有了更确切的描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一个极端的霸权式的、强烈排它的非常实体的一元独尊的价值观，它只是一个理念内核，像一个星球的中子内核，具有强烈的召唤力，凝聚力，相对于其它价值观更具无形的价值观。这种无形不是一种不存在，可有可无，而恰恰是最富有内涵的一种外显，它吸收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文明，整合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去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毋庸质疑，作为本身具有强大向心力、凝聚力的儒学传统必须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内，下面我们将详细阐述儒学精义是如何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之中的。其实这也正是儒学现代化的转变和重新阐释。正如上所言这是一次儒学传统与现代化的接轨，它将考虑到时代特色。我们发掘的儒学精义可能并不完全系统，尚待学者继续努力。或者它并不属于儒学的核心价值内涵。但我们所认为的儒学精义，在于当今时代加诸于儒学之上的精义，它是影响深远并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精义。这里我们运用了梁漱冥先生所说的抽象原则，尽量摆脱封建时代赋予的阴影，放在当今社会为我所用。
1、“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儒家推崇的“天人合一”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和世界观，又是一种伦理道德观。林思・瓦特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认为，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国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观念，值得全体西方人关注。他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看待中国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在中国哲学中，大多数思想家认为“天人合一”主要是指自然界、宇宙与人合为一个整体，而人又是一个群体概念人类。“天人合一”思想首要内涵就是肯定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诞生于自然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朱熹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正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整体，所以遵循共同的“心”即规律，才能和谐共处。在生态伦理的特点上，总体而言，可用“正德、利用、厚生六条概括，正德求之于己，但不是以往道德心之觉悟，而是厚生之德，故王阳明认为“使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也”，但又不舍利用，故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如果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又会得出不同结论。朱熹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这个理就接近于价值理性了，到王阳明“盖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的一点灵明，”天理就是人心，就更重视价值理性了。
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我们得到了和谐社会所需的启示。我们暂时抛开在伦理道德上的引用，因为这涉及更复杂的情况，其中的良莠不齐不是短时内在区区本文中可以辨析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在和谐社会中暗合这样一个观点；遏制现代社会片面追求经济效应的非理性膨胀，实行可持续发展观。人类征服自然，追求物质享受，是以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为代价，以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方式实现的，围湖造田，砍伐森林，污染环境造成的恶果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1998年的特大洪水、我国西北部的常年干旱、土地的沙漠化，在儒家看来就是有悖天理、天道的恶果。现代和谐理念中就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但人类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地球人口增多，资源消耗过快，特别是工业化时代和后工业化时代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如物种濒危、江河污染等等，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每况愈下，令人忧心。因此，用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来重新审视今天的发展，重新阐释，丰富它的内容，让它富有时代性，就显得很有必要。
2、和合思想
“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认为治国以和为重，“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准确道出两种不同的人格理想。古人所谓和，指几种异质的事物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需要平衡、和谐来建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和合作为儒学思想精髓，内涵复杂，总的来说是从人与自然的和谐衍生出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等等。《中庸》“万物异育并不相害，道并行并不相悖。”这种多样性统一，正是和谐社会所需要出现的局面。尊重有差异的统一，才是真正的和谐。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施之以宽也，纠之以猛也。”刚柔互济，阴阳协调能致国泰民安。我国的秦汉时期是很说明问题的。秦之前，律令不一，初期的严政有利于统一，后期一味暴虐，天下民反。汉初以宽相济，文景之治，休养生息。汉武时期，因前几朝的无为而治，天下虽安，但民慢，危机已伏，淮南诸王反，故实政之严，终成大兴。在今天以人为本的社会，当然我们不能动则对民猛，对民刑，而是注意策略的运用、引导。在原则性问题，根本问题如党性原则、反腐问题上要“严”。在引导发展，发挥创造性上要“宽”，给全社会上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吕氏春秋・仲夏记・大乐》明确提出“和出于适”。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随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科学化，某些改革是必要的，但也必须把握适度原则，小心谨慎地处理各种矛盾问题。我国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把握节奏，创造出如今的总体和谐局面，很好的说明了这一问题。庄子的“与天合”更多的应该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也正在改变以往的粗放性经济增长方式，真正做到“与天合者，谓之天乐。”
《尚书・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享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和是处理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是一种公民道德，是和谐社会所需的不含私欲的公允心态。古老的民族智慧在现代社会散发出了无穷的魅力。和合思想在现代的弘扬，我们应注意它认识世界的整体观。邓小平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局面，总结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由此，外交方针、各项政策的成功转变让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处理各种内部矛盾上，坚持和的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创造出整体和谐的氛围，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合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也应注意和合思想的整体观下包含了极重要的融突性。这种整体观不是一味不加分辨的中和分歧、冲突，而是认清矛盾，并解决矛盾，把矛盾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求同存异，吸收各异质要素的精华达成总的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充满了冲突的。我们不能因某种原因而不承认它的存在，相反而要运用各种方式进行调控，形成充满活力的有序的市场竞争。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东西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经济发展引出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身的不和谐等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将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进一步会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我国实行的西部大开发、农村改革、效益与公平的兼顾等策略就是协调区域之间，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冲突，以共谋发展，“合”各方利益于其中，化解矛盾，这样市场经济就能得到健康发展。
三、儒学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衔接
儒学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是道德至上，它的核心的价值就是创造和谐，但具体可以根据对象又同分为个体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
个体价值观：道德圆满上至“仁”的最高境界。外圣必先内王，注重个人修养，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讲究道德的自我修养，靠自己的努力追求。“人人有贵于已者，弗思可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这里讲了以自我道德规范自己的生活，自重，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否定社会评价标准，我们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恰将此提升到社会公德的层面。总体而言，儒学的个人价值体现多在个人道德层面，儒家信仰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塑造，树立道德修养之上的君子为社会榜样，进而形成社会道德风尚。不过这种更倾向于自发性的道德规范在社会上的作用是有限的，仅限于古时的士人阶层，不利于普及。所以社会主义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提倡个人高尚品德的追求，又具有大众约束性。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内涵篇7
关键词：文化交流；中韩影视剧；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90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699（2016）01-0057-04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一直在我国的思想领域处于统治地位。虽然清末民国以来人文思想领域的西化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统治地位的确立，都造成了儒家学说的不断式微，但由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儒家思想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仍然是广泛而深刻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就韩国来说，其不仅大量继承了我国的儒家文化，而且儒学俨然成了其民族潜意识中的重要内容，并渗透进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1]。电视剧作为民族文化呈现、传承主要载体，亦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中韩电视剧中广为体现的儒家元素成为两国电视剧在文化内涵上的主要共性。
一、“礼”、“仁”思想的时代呈现
儒家思想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极为深厚和广博的内涵。其中又以“仁爱”的内涵最为深厚，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基石。可以说“仁者爱人”的理念不仅成为崇尚儒学的中华民族核心理念，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对同处东方文化圈的韩国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时这些影响也在两国电视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成为两国电视剧中所有正面人物形象所必备的精神品质[2]。
从电视剧人物塑造来看，由于后现代思潮下审美泛化的影响，我国电视剧的人物塑造趋向于复杂化和个性化，但是从其精神内核来看，“仁义”仍是正面人物形象的主要思想品质。以前几年热播的古装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为例，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狄仁杰，不畏强权，一心为人民谋取福利作为，可以说是超越一切世俗的大仁大爱。剧中狄仁杰的主要助手元芳虽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但同时也是仁爱的延伸。创作者通过这些人物传递给观众一个重要思想，一切人生的智慧均源于仁爱，只有对人民、对国家负有一颗仁爱之心，才能无私无畏，成为万众景仰的英雄。
民国时期是我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也是我国民族文化不断式微的时期，但是反映民国社会历史风貌的电视剧，却能够基于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将仁爱精神上升到家国层面，以更富于内涵和深度的形式传递给广大观众。以著名电视剧《大染坊》为例，这部以民国时期的工商业发展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貌似与儒家的人文思想并不契合，但是其主角陈寿亭的性格就折射出深厚的仁爱本性。作品不仅将故事背景设计为孔子仁义思想的发源地———齐鲁大地，而陈寿亭对工人的呵护、对恩人的报答以及对竞争对手的宽容，无不是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我国电视剧的仁爱精神不仅体现在家国层面，还进一步表现在民族层面。例如曾经风靡一时的抗日题材电视剧《闯关东》，其中的主要人物朱开山就是儒家仁爱思想的化身。这种仁爱不仅体现为中国农民的勤劳、善良与忍耐精神，同时也表现为对抗日寇中的侠肝义胆，这种对侵略者刻骨的仇恨亦是对仁爱精神的另类阐述。
反观同时期的韩国电视剧，一般并不涉及深层的政治内涵，大多数电视剧都以爱情、婚姻和家庭为主要题材[3]。这些电视剧虽然缺乏我国政治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宏伟背景与故事结构，但是从其塑造的现代韩国社会的“小人物”身上，我们可以审视出其社会风情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秉承的伦理纲常。相应的这些电视剧中所渗透的“仁爱”理念，则主要表现为“与人为善”，这种善不仅包括对他人的宽容与感恩，同时也表现为对自己的容忍与仁慈。以前两年热播的电视剧《加油!金顺》为例，剧中塑造了具有仁爱之义的主人公金顺形象。特别是抛弃她的母亲，需要她的肾来延续生命的时候，她几乎崩溃了。但是经过一系列痛苦的内心挣扎之后，她还是选择了不求回报的付出。主人公身上体现的仁爱精神和人性光芒，带给观众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冀和希望。
二、“中庸”之“和”的养生理念
“礼之用，和为贵”，“和”理念的阐述与倡导是儒家中庸思想的重点，并将其作为万物生存与成功的必然法则。万物如此，人亦如此，对人类来说，只有形成一个“和”的社会群体，才能激发出人类生命的潜在力量和活力。因此，从大处着眼，“和”理念成就了人类的丰功伟绩，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细处审视，社会成员间的和谐程度，直接影响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生活中的文明。“中庸”是“和”理念的延伸与发展，主张为人处世适中、谦和与中正，反对“过犹不及”以及过分的崇尚，主张用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人生与社会。在中韩电视剧中，如果上节的“仁义”表达较为浅显的话，那么对“中庸”之“和”的表达则显得较为隐晦和内置，因此更多地依靠观众的体会与感受。
我国电视剧中的“中庸”之“和”在思想内涵的体现上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方面是创作者对人物的主观偏向，例如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被剧作者塑造成一个中庸的领导者形象。但是这个人物的形象体现出创作者明显的主观偏向，并由此对观众的审美产生了显著影响。另一方面人物塑造过程中创作者对人物的充分关照。以电视剧《家》中的人物形象觉新为例，他不仅具有美好的理想和生活追求，同时封建宗法和礼教制度又严重扭曲了他的思想。这种双重的人物性格使他既支持兄弟姐妹的斗争，又维护封建礼教旧制度。这种充满矛盾的性格是一种充满悲剧的“中国式”中庸，与当前韩国电视剧中的中庸具有明显的不同。几乎所有的韩国电视剧都贯穿的“中庸”的思想，在具体表现上，剧中人物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总是力图寻求一种不卑不亢的解决方式。以上世纪末期的韩国电视剧《天桥风云》为例，该剧讲述的是主人公庆琳在模特圈中的爱恨情仇和命运沉浮。虽然庆琳身世沉浮、命运多舛，但是她仍然向往和美的生活，即使在经历了命运的坎坷之后，这一理念并未有丝毫改变，最终她原谅了社会对自己的一切不公，在嘈杂的红尘中找到了心灵的皈依。剧中的男主角李政，受到心中仇恨的指引，做了许多对不起他人和社会的错事，但最终受到“中庸”之“和”理念的影响而彻悟，并认同了社会规则。
总之，韩国电视剧主要是展示婚姻家庭生活题材，而贯穿其中的则是一种人性的温暖[4]。虽然部分电视剧也塑造了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很难见到极端的处理方式。在人与人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也有对抗与冲突，但是人际关系的基本面是诚信和和谐的，也正是这种深入人们文化理念的儒家“中庸”之“和”，可以使人们以相互谅解的方式解决社会、家庭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以达到更高层次上的和谐统一。
三、孝悌之义的文化表达
“百善孝为先”，对长辈的尊重与孝顺，在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里，总是人们眼中天大的事情，这也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家庭理念上的主要区别之一。“子欲养而亲不待”永远都是对孝顺长辈的发自内心的感叹，在东方文化圈里，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对父母的“孝”，那么他就不可能被社会所容纳。古人所讲的“孝顺”从现代眼光审视，虽然有一丝迂腐，但是仍不失社会教育意义。正是由于我国传统意识中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家庭理念，才为东方式温情家庭的塑造提供了思想基础。此外，与“孝”相提并论的是“悌”，也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也应该同心同德、同爱同受。
我国电视剧中孝悌思想的体现十分明显，并由此产生了更为细化的电视剧类型，而其中又以反映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婆媳关系的电视剧最为典型。婆媳关系向来是婚姻家庭关系中最为复杂，同时也最难处理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婆媳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婆媳之间存在着比封建社会时期更为尖锐的碰撞关系。但是无论如何，任劳任怨、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仍然是社会道德对中国媳妇们的衡量标准，电视剧《徽娘宛心》就是反映这一主题的电视剧作。这部电视剧彻底抛弃了以往的家族电视剧中均以男性家庭成员为核心的故事建构模式，描绘了一个深受观众喜爱的平民女性宛心形象。剧中宛心为了给父亲治病，不得不嫁给羸弱的大家少爷，但是却被丈夫在新婚之夜赶出家门，但是宛心却默默地忍受着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以德报怨，通过将丈夫带出阴影来兑现一个中国媳妇所具有的美德。后来，面对丈夫的抛弃，宛心仍然将婆婆视为亲生，仍然对她施以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纵观这个人物形象，其身上体现出了的正是被儒家推崇备至的“孝道”。这部电视剧热播，从一个侧面说明“孝悌”之义在我国人们思想意识中的重要地位，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西方文化在不断冲击着这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但是传统民族精神并没有因此而黯然失色。
中韩两国同属于东方文化圈，在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可谓同源同宗、一脉相承[5]。反观韩国的家庭电视剧，其中绝大部分都以传统文化道德作为立意之本，而孝悌之义作为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理念，不仅是剧中人物所遵循的重要伦理准则，同时也通过剧中的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得到了充分体现。韩国电视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与《徽娘宛心》类似，也成功塑造了基于“孝”文化理念下的韩式媳妇形象。剧中的主人公英子和宛心一样，对公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精心照顾，默默承受着所有的非议、委屈与泪水，从不张扬也不放弃，最终受到周围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的一致认可。由此可见，孝顺是一种可以跨越民族与国界的优秀品质，而成为一种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孝悌”之“悌”在韩国家庭题材电视剧中体现得也十分明显。以电视剧《青青草》为例，剧中的主人公泰勇君，自幼就成为孤儿，因此很小就承担起照顾比自己更小的弟弟妹妹的责任，而弟弟妹妹也视他为自己生命的依靠，真正体现出“长兄如父”的传统伦理观念。一家人虽然面临着世事艰辛，但是由于他们精诚团结，具有积极乐观的生活精神，因此他们的生活也称得上其乐融融。这类电视剧在中韩两国可谓比比皆是，但均能够收到良好的收视效果，这说明弘扬传统美德的电视剧，在中韩两国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6]。
四、民族与国家概念的历史呈现
前面讲述的仁义道德，内涵相对宽泛，主要侧重于社会家庭以及为人处世。但是在儒家文化中，忠孝一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因此民族与国家概念的历史呈现是中韩电视剧在文化层面的重要共性。在我国说起民族、国家题材的电视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规模宏大的历史巨制以及历经传唱而不衰的“红色经典”。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基于文化层面的，体现于影视剧中的对历史的认识与解析。在儒家文化中，对国家与民族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忠勇”二字上，这不仅是一种基于政治范畴的伦理规范与处事准则，同时更表现为积淀于道德意识中的使命与动力。此外，在儒家理念中，“家国天下”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政治伦理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家庭层面。影视剧的作用在于感情的放大，并在国家民族题材影片中，将忠孝推向了政治的极端，从而呈现出忠孝一体、家国一致的简单而深刻的逻辑。
《大宅门》是在中国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部电视剧，该剧所宣扬的传统文化思想和做人准则无不与儒家息息相关。电视剧中的白景琦与白三爷给人的印象最深，而白三爷也是备受观众争议的人物形象。但是从民族大义的角度来讲，这两个人物还是具有诸多共性的，特别是剧作的最后，两人摒弃前嫌，携手挺立，展示出中国男人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的英勇和睿智。也正是白三爷关键时刻的民族气节与平时的为非作歹形成的鲜明对比，进一步凸显出个体背后的国家、民族乃至传统文化的令对手感到恐惧的凝聚力。由于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承受了太多的历史磨难，但是历经百年屈辱而不亡国灭种，其主要原因在于渗透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骨子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在儒家文化中，国破则意味着家亡，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民族大义，都支撑着每一个中国人以血泪来维护家国的尊严。所以在中国的爱国题材电视剧中，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就会被激发出义无反顾的抗争精神。
韩中两国，都曾在近代以来遭受过屈辱的外来侵略和压迫，这也就造就了韩国国家民族题材电视剧中那种浓郁的忧患意识[7]。以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为例，该片以上世纪中期的朝鲜战争为背景，描绘了一对南朝鲜兄弟的战场经历与情感纠葛。在战争爆发后，兄弟俩一同上了前线，但是两人由于地位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其中哥哥希望通过英勇杀敌，以立功为弟弟争得豁免权，以保留弟弟的生命。弟弟却基于兄弟之情，希望与哥哥并肩作战，因此显得深沉与凝重。两人的战场经历与抛洒的血泪让观众无不为之动容。这部电影不仅深深打动了韩国观众，同时也在我国获得了极高的票房收入。从国家政治层面来审视这场战争，孰是孰非争论不断、难以言说，但影片的成功之处恰好不在于此，而着重表现了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刻，其中的每个个体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从儒家人文精神来看，面对民族大义，个人利益应该无条件退让，这部电影正好体现出儒家关于“忠”与“孝”之间矛盾关系的处理，从而体现出个人视角下的国家与民族至上的理念。
五、结语
中韩两国同属于东方文化圈，在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面对当前中韩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背景，加强对影视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影视文化作为中韩文化交流的主要内涵，其文化共识是这种交流得以迅速开展并取得成绩的重要基础。因此在中韩影视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秉承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以寻求文化身份的互相认可与同化，这不仅有利于改进我国的影视剧创作，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也有助于我国的影视剧走向世界，借以传递中国电影形象和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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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宝全.韩流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J].当代韩国,2014,（01）:67-81.
[3]邢丽菊.关于加强中韩人文交流的思考[J].东北亚论坛,2014,（06）:112-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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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内涵篇8
儒家哲学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相反，它被应用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儒家哲学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儒家哲学独有的特质，使其在经历了两千余年风雨后，仍然屹立于东方，占据我国哲学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儒家哲学思想适应中国国情，已深埋于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之中，更适应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
一、儒家哲学思想特质
“儒家哲学以‘仁’为核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洗礼，仍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产生深远的影响。”[1]甚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哲学思想具有广博的文化底蕴，其动态演进、层次分明、多维构建等特质，使之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动态演进
“以时间维度为标准，那么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运动的；以空间维度为标准，则同一个事物上一秒与下秒所处的空间也不尽相同。”[2]儒家哲学思想贯穿历史两千余年，历经战乱、思想变革无数，其完好保存至今，并对当代社会仍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足以证明其内在的动态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演进。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末期，盛行独尊儒术的两汉，成熟于文化恢宏的唐宋，变化于西学涌入的明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又重新得到社会关注与重视。从发展脉络来窥探其自身特质，无疑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兼容并蓄的特质决定了它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形势的发展轨迹。在封建社会，以“仁政、仁人、齐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来为政教清明服务，以“修、齐、治平”的思想来管理、约束个人；如今在经济社会，又以“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性善论与性恶论”丰富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人性化与规范化的内涵。
但纵观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无论其学说如何形成分支，如何变化，始终如一的就是“仁”的核心思想。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其洗练历史沧桑，仍然俘获人心的根源。故儒家管理哲学在保持“仁”的思想核心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动态演进特质，是保障其不断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
（二）层次分明
儒家思想是逻辑性强的哲学体系，“具有跨文化、跨时代、跨层次的特点”[3]。其跨时代性，在动态演进特质中已体现出来。其多层次性则是由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决定的，可从四个层次解读。
最内层为核心层，即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爱。这是对人类本性的深刻解读。“仁爱”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状态，并通过“恭敬礼让”“宽以待人”“诚信”“敬忠”等理念展现出来。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仍然奏效。如上下级或同事间提倡“恭敬礼让”，对待客户提倡“宽以待人”，企业合作提倡“诚信为本”，员工职业素养提倡“敬忠职守”，等等。
第二层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关乎人性立足之本，讲求“天人合一”和“修己安人”的关系。“天人合一”讲求个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对现代企业而言，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才能使企业维持稳定发展的格局。“修己安人”则强调个体修为提升，通过个人能力影响周边人和事，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具备“修己安人”能力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管理者，是铸就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第三层为教育伦理价值观，关乎“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思想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重中之重的环节，有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命脉，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中，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方面，日本、香港和台湾已经走在了前列。
最外层为处世价值观，强调中庸、和谐、“人无信而不立”等处世哲学思想。诚信可谓企业生存之本，而中庸思想则是企业适应时展、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理念之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三）多维构建
儒家管理哲学具有完善的价值体系，也拥有多维度的建构视野。其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
在政治方面，儒家学说强调“为政以德”“爱人贵民”“知人善任”和“见利思义”等管理思想，将“人”在管理伦理中的作用视为首要的；在教育方面，强调“安人”“治人”等管理思想，增加了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意识；在教育方面，强调“仁政”“爱民”“富民”等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重视人才发展战略的观念如出一辙；在教育方面还提到“修身”与“教化”的观念，儒家哲学认为“人具有无限可塑性”，只要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就能够发挥出无限潜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上行下效”“正己正人”等管理理念盛行，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e矩”之道；在管理方面，儒家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提倡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哲学更是细化精化，从个人修为到国家制度执行，都具有详细的论述，使人各行其道，又具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一）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异质关系
首当其冲的是“义利观”价值取向异质。儒家管理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伦理道德基础；在经营管理方面，“重义轻利”是其基本思想。但在经济社会时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存的必要目标，故二者对于“义”“利”的偏重择取存在价值取向差异。其次是“中和”思想与“竞争”意识的冲突。儒家讲求“致中和”，追求人要气质内敛，“知天性”“率性而为”即可；而在企业管理中，人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故二者对于人才何以自处、何以生存问题，存在价值观认同的偏差。第三是“重道轻器”与“真才实干”的冲突。儒家管理哲学注重精神世界的锻造，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而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依靠精神食粮，需要“真才实干”才能“兴邦”，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的生产运行，二者在追求“形”与“质”的落脚点上存在差异。第四是“德治”与“法治”的冲突。儒家追求道德修养，以“仁”为思想核心，注重“人治”，提倡伦理道德作为管理工具；而现代企业管理是以制度为核心的，强调“法治”，提倡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二者在情与法的取舍上存在差异。
（二）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同构关系
首先，儒家管理哲学用“礼法”规范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强调“德法并重”，即“治之经，礼与刑”，儒家哲学不仅用道德来约束人，也用刑罚来惩戒人；而现代企业强调“秩序”，用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和企业经营秩序，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诚信”二字使二者的管理理念合归一处，儒家管理哲学尤为看重人的“诚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贵以诚”；那么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强调“诚信经营”和“信用”，拥有这两样法宝，才能使企业达到“有口皆碑”的程度。再次，儒家管理哲学中“仁爱”“推己及人”等思想是人际关系的高级原则，尽管现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唯有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使产品适应大众需求，使企业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团队协作精神是二者一致注重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仁爱”“德政”等理念体现了群体价值的重要性，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为团队合作意识。第五，儒家管理哲学强调“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注重“温、良、恭、谨、让”的五德修为，注重勤俭节约，成为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企业管理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树立企业目标等思想，与之如出一辙。
（三）儒家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互补关系
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儒家管理哲学也不例外，尽管其与现代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异质，但异质因素并非一成不变、不能转化，只要善加运用，补充阻碍企业管理消极因素的不足之处，将其转化为促进企业管理的因素，从而形成二者的互补关系。
一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物化有关系的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反而阻碍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儒家思想提倡“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可有效缓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放大人的主体地位，修正人与物的主次关系，维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
二是现代企业进入法制化管理时代，依法办事固然是维护企业制度的有力武器，但也未免使企业失去了“人情味儿”。虽然法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维持人类关系的却是情感。儒家管理哲学强调“礼法”观念，先“礼”后“法”，先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行为，再以法制规范人的行为，既不逾越法律法规，又使人际关系充满了“人情味”，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立，为企业聚拢人才，统一员工思想，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运行机制也是围绕经济效益建立的，这使得企业在执行既定经营目标时，过于投入，导致重利轻义思想蔓延，不正当竞争手段、歪风邪气滋长，最终走入企业形象毁坏的困局。儒家哲学则恰恰相反，其“重义轻利”的思想可有效遏制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脚步，帮助企业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中平衡“义”与“利”的关系，发挥调节剂的作用。
四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使其陷入过度关注自身，忽略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经济环境的境地，容易导致企业走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路，包括屡禁不绝的假冒伪劣现象，都是企业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的结果。儒家哲学追求“公义胜私欲”的群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也存在压抑个性发展的不足，但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可平衡企业对个体和整体的关注度，使企业在考虑自身得失的同时，掌握行业趋势，了解社会经济环境，为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利奠定基础。
五是社会资源越来越少，而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多，导致一些企业铤而走险，运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谋取暴利。儒家哲学追求中庸思想，即“致中和”观念。其追求和谐共赢，追求公平竞争的理念，用之现代企业管理，可通过伦理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强化企业的经营秩序理念，引导企业走上公平竞争之路。
六是企业在生存发展压力下，在资本积累阶段，往往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即以资源换生存。这种经营理念不仅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也使得企业过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弱化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核心竞争力，使得企业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逐渐减弱。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不违农时”思想，更以“天人合一”作为核心生态伦理思想。这一哲学理念可有效遏制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企业适应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培养企业的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局限与改造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我国哲学发展史的奠基学说。虽然其历经两千余年的文化洗礼，仍然历久弥新，但要融入当代经济社会，也不能全盘接收，而是以当前国情为基础，有策略、有侧重地继承、融合和发扬。一方面，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汲取儒家思想精华；另一方面，遏制儒家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完善不足，使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其一，粹取精华，完善不足。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儒家哲学思想诞生于自然经济条件下，成长、成熟于封建经济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继承，而并非照本宣科、机械性地全部运用。用辩证思维来看，儒家哲学思想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然对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其消极、腐化的一面，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桎梏，对企业管理也同样起到消极作用。故对待儒家管理哲学，应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内涵篇9
【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与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思想成果一脉相承。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提倡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整个教学环境中是促进者、组织者、发起者，学生能利用各种条件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建构。
【教学内容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是通过传统文化进行涵养的。本节课力求用中华传统文化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在全面理解友善内涵的基础上，首先用儒家关于仁和人性善恶的探讨解读为什么要践行友善，之后在体验身边的友善基础之上，用儒家学说中的知行并重和宋明理学中的知行合一探讨怎么样践行友善。
【教学对象分析】
我校初一年级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友善有着基本的体会和感悟，对于善恶已经具有了基本的判断和辨别能力，但还不能全面、辩证地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对于友善为何成为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以及中国价值观的传承并未进行深入了解，在实际生活中的修身善行方面尚且存在不足，不利于“友善”价值观的践行。
【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感悟到友善是一种可贵的品质，热爱并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能力目标：能够分辨是非善恶，增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的主动性，力求做到知行合一主动践行友善。
3．知识目标：知道友善的基本内涵；了解中国历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基本观点；知道“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理解“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重点：知道“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理解“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2．难点：理解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性。
【教学方法】
讲授法、自主探究法、情景感悟法、启发式教学法等。
【教学过程】
1．新课导入：《六尺巷》。
今天，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清朝康熙年间，安徽桐城，大学士张英的府邸与吴姓庭院为邻，两家庭院是共用一堵墙，平日里也相安无事。一日，两家因重修府邸时所用的宅基地的院墙起了争执，怎么办呢？去县衙让大人评评理吧，可两家都是官宦人家，县衙大人两方都不敢得罪，也丝毫不敢偏袒，于是争执数月也难以定夺。可这么耗下去也不是事儿啊，于是张家人想了一法儿，不是咱京城有人嘛，派人快马加鞭给张英送了一封家书，张英阅罢，立即给张家人写了信并寄回。
设问：“大学士张英是怎么回的信？”学生思考并回答，可能直接把那首诗回答出来。
教师将回信进行展示并设问：“你们猜，今天这地儿还在么？”学生猜测并回答。师：没错，今天这地儿还在，不仅在，而且成为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成为了安徽桐城一张响亮名片。
通过六尺巷的故事以及恰当的提问，引起学生对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的关注，激发学生对我国倡导正确价值观的态度。
2．释义友善。
设问一：“同学们，你们是怎么理解友善的？”
设问二：“同学们刚才针对友善都谈了自己的相关见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辞海关于“友善”是如何注释的？”
设问三：“咱们学校刚刚结束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班会的评选活动，大部分班级都选取了友善作为班会主题，同学还记不记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友善”是如何界定的？”
通过聊一聊、说一说，拉近学生与上课内容的距离，帮助学生认识友善，使学生明确友善的内涵。
过渡：友善不只是今天提出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体系，而这个道德体系是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为主要内容的。
3．追溯友善。
设问：“儒家有一个关于道德标准的‘五常’，谁知道这五常指什么？”
学生思考讨论并回答。
师：“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道德标准，那么老师考考你们，这儒家五常里哪个最直接的包含了关于友善的道德要求？
学生讨论后可能大部分都说仁，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师：到底说得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看关于五常是怎么解释的？
师：首先结合学生的现实体验进行“五常”内涵的释义，最后指出，在这五常里，仁是最基本、最普遍、最高的道德标准，它的内涵也比我们刚才说的丰富，它最直接地包含了关于友善的道德要求。至于是否准确，咱们同学回去查阅一下相关的材料，我们下节课再进行探讨。
通过儒家的五常的道德要求切人，使学生能对儒家的至善“仁”有最基本的认识，从而看到儒家道德体系中善的影子。
铺垫：观点罗列并碰撞。
通过学生熟知的《三字经》引入到本课，接下来探讨的主题“人性本善”，以及与孟子的“性本善”相对应的观点——荀子的“性本恶”。
设问：现在老师想听听咱们同学的看法，你们是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的观点的？你们更倾向于哪一种观点？
学生在小组探讨之后，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的认可“人性本善”，有的认可“人性本恶”，有的认为“人性既善又恶”，有的认为“人性既非善也非恶”（详细回答略）
师：补充明代王阳明“非善非恶心之本”的观点与同学们进行分享。补充说明，刚才同学针对人性善恶都谈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老师想补充一点，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既善又恶以及人性非善非恶并非完全对立的，这是历史上存在的关于人性探讨的几种基本观点。
使学生在分析和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通过观点的冲击碰撞，再加上老师的追问和引导，能够明确关于人性善恶的基本体会，进一步增强辨别善恶的能力，融入到传统文化中去，并为下文理解孟苟的基本观点以及增强修身养性主动性做好铺垫。
探讨一：性本善
引导：孟子究竟是怎样说明人性本善的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首先得了解孟子所探讨的人的本性或天性是什么啊？
师：人生下来就需要吃饭、睡觉满足各种生理欲望，但这不是人之本性，而是人之本能，因为动物也有这些追求。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同学思考并回答，可能大部分同学指出意识、思考和发达的大脑……顺势进行引导：在这个基础上，孟子认为最根本的区别是人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并且在他看来，这四心人皆有之，若没有，便不能称其为人。而这四心便是人之本性，孟子称之为“良知”，人性之善，也就体现在这四心上。
创设情境：我们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儿掉进了井里面，我们会产生什么心理？那么你们的这种同情和怜悯是为了讨好小孩儿的父母吗？是为了在社会中获得好的名声吗？
因为这完全是发自于我们每个人的本性，这也是我们人性之善的体现。所以孟子认为：人性是本善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水（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不向下流的。
追问一：既然人性本是善的，那么为什么社会现实中还存在恶行？
追问二：后天环境的外在影响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外在环境的影响就一定会出现恶行吗？
师总结：所以由此可知，不管一个人是否做出了恶行，内在的善心和善性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孟子提出，人可以通过“存其心、养其性”，保存自己的善心，涵养自己的善性而实现善。
探讨二：性本恶
引导：我们探讨完了人性本善，那么荀子是怎样说明人性本恶的？
师：荀子认为：“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人性本恶，他的善，是人为的。（对于学生理解“伪”可能是伪装进行纠正）
追问一：既然荀子说人性是本恶的，那么社会现实中就是恶行遍地了，是这样吗？
追问二：那我们该怎么做才不至于出现恶性外化于行，导致恶行遍地？
师总结：虽然苟子认为人性是本恶的，但是人可以通过“明礼仪以化之”，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实现善。
诱导性设问：通过刚才关于孟子和苟子人性善恶的探讨，我们是否可以总结出，儒家的伦理道德的主流观念是什么？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师总结：不管是孟子还是荀子，还是后代的其他的儒学思想家，大多是向善的。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4．体会友善。
咱们同学有没有听闻社会上的或者发生在你身边的友善的事例，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下？
学生互相分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友善的体会和感悟。
师讲述“光头行动”的故事，江西宜春学院有一位罹患白血病的大三女学生，她的身边出现一群充满友爱的同学，为了让玉梅不因为光头而尴尬，他们班26个男同学集体剃了光头。假设说一个因白血病而成为光头的女学生在咱们班，我们如果是作为她的同学该怎么办？这个故事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友善有什么启发？
学生自我反思
师总结：践行友善不仅需要善心和善性，还需要善行，需要方法。
过渡：除了我们前文中所探讨的善恶问题，知行问题也是儒家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
5．践行友善。
思考：知是什么？行是什么？
师：一般情况下，知指认识和知识，行指行动、行为，但儒家最重视的问题是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在儒家看来，知是：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行指人的道德行为和伦理实践。
思考讨论并回答：知和行谁在先谁在后？谁更重要？
学生针对知行关系纷纷给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知先行后，行先知后……
师：至于知行关系，实际上，历代儒家大都主张知先行后，但这并不是说轻视行动，恰恰相反，儒家非常重视道德知识引导下的道德实践，并且中华传统文化在整体上也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强调学以致用。对行动的重视在孔子那里表现尤为突出，子日：“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是强调知行并重的，甚至是更加注重“行”。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到了宋明理学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明代的王阳明，他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思想。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真正的道德观念，必然会引发道德行为，而每一个道德行为，一定同时包含着相应的道德观念，知行在本质上是合一的。
6．总结提升。
今天，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这个主题，回溯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最后的落脚点——友善的践行，便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善恶问题和知行问题结果的融合，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也应该做到的仁心善行，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便是友善，它也是我们当下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课堂反思】
收获：在这节课中，学生会有一些收获，不仅是知识上的认识，更多的是对友善这一价值观的思考。作为学生应该意识到，友善不仅仅是今天才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它是自古就被社会倡导的，因此在现代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具有了民族根基和文化认同。相信通过本堂课的学习，学生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会更加关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在本堂课中我主要采取开放式探究讨论和启发式诱导，关于人性善恶以及知行关系的思考会使学生不仅在知识上受益，还会在思维上有所收益。
不足：因为本堂课是将当下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友善溯源，因而文章最终落脚点是思想品德课程还是传统文化探究课我没有进行明确界定，最终使得本堂课的定位不够准确。
【专家点评】（黄京，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政治特级教师）
本节课是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教师独特的视角，深刻的认识，精心的设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首先，本节课的逻辑线索清晰。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引入友善的内涵，再由儒家思想中的“仁”及有关“人性善恶”的争论，引导学生认知为什么要提倡友善？之后带领学生在体验身边的友善基础之上，用儒家学说中的知行并重和宋明理学中的知行合一，探讨怎么样践行友善。这样的流程设计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的形成。
其次，本节课注重认知的课堂生成性。教师通过环环紧扣的师生互动，生生合作、讨论交流的学生系列活动设计，使学生在活动中自主地生成认识，遵循了学生的认知规律，有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
最后，本节课开放性的设计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教师在践行友善环节的处理上，以问题为先导，使学生在思维碰撞的辩论中激发深层次思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内涵篇10
[关键词]“儒”“礼”“仁”“中和、中庸”“性善说”“道德境界”
一、孔孟儒学的意义及地位
儒本来是一种职业，所谓儒者，就是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对于孔孟，这话是不能说的。孔孟虽亦儒者，但他们又创立了儒家。儒家与儒者是不同的。儒者是社会中的教书匠、礼乐专家，这是孔子孟子以前有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一个学派。他们也讲诗书礼乐、“古之人”等。但他们不是照着“古之人”讲，而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孔子因其以述为作，所以他不只是儒者，也是儒家的创立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了解儒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而要了解儒学，则必须领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二、孔孟儒学思想的具体阐释
儒家是以仁、义、礼、智见称于世的。后人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但孟子讲“四端”则只说道仁、义、礼、智。此四者也是孔子常讲的。将其并列为四，则始于孟子。
先说孔子的“仁”、“礼”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奴隶制一触即溃。面对时局，孔子不惜以年迈之身，周游列国，宣传以礼治国，主张恢复“周礼”以重整社会秩序。其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仁者爱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对“仁”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和规定。从正面讲，“刚毅、木讷近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学而笃直，而同近思，仁在其中矣”。从反面讲，“巧言令色，鲜矣仁”。就其具体的内容而言，仁者即是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亦所谓恕，合忠与恕，谓之忠恕之道，忠恕皆是推己及人。忠是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恕是推己及人的消极方面说。如是“推其所为”，以及他人。所以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是孔子哲学的中心，而忠恕又是“为仁”的下手处。
第二，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求，通过对个体道德的自觉培养，提高修养，使一切视听言动都符合“礼”的要求。能立即能循礼而行，则可以“克己复礼”。
第三，和贵中庸。《论语尧曰》载：尧禅位于舜，教四字之诀“允执其中”，意即以“中道”为政教的准则。舜受尧命，唯中是用。孔子对此大加赞赏。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可以说，它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这些思想，就是其本身而言，有其合理性，但就时局而言却不合潮流。孔子死后，儒家很不景气，杨朱、墨翟的学说很有市场。孟子把自己视为孔子的传人，立志恢复儒学，并对孔子的仁学作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给仁学找到了人性论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把“仁”的道德内涵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基础，建立起仁政学说。
第一，为了寻找仁政学说的自然基础，孟子提出了性善的人性论。性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下》），即人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又可称为“恻隐之心”，即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围绕“不忍人之心”，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概括为“四心”。
第二，仁义礼智与人性美。孟子突出了仁、义、礼、智，他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组成一系列。孟子的仁当然不只停留在动机上，它也要转化为行动，行动的原则是由心而行。由己及人，由亲及疏，孝和亲中亲是仁的根本。仁蕴涵义，是义的行为，不必是仁的行为。孟子所说的礼，指揖让进退之类的行为规范。礼从属于义，是仁义的外在表现，是进入仁义道德之境的门户。智是对于仁义礼的了解。人必对于仁义礼有了解，然后才可以有仁义礼的行为。如无了解，他的行为，虽可以和乎仁义礼，但严格地说，不是仁义礼的行为。其只顺性而行，或顺习而行，他的境界，不是道德境界，而是自然境界。
孟子的思想体系还有道、德、信、思等等，但仁、义、礼、智是核心，其他可视为外延。孟子与孔子相比，伦理内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孟子的新贡献主要在于把伦理范畴与人性善连接在一起。人伦关系出自人的本能，就这一点论，在儒家伦理观念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儒家的系统性格
民族的心态和性格特征，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直接影响民族心态和性格特征的是文化的核心，即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儒学作为宗教信仰的民族。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它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必然对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构成了我们民族共同的性格和主要的思维方法——道德境界。
儒家讲道德，并不是只宣传些道德规律或道德格言，叫人只死守死记。因此，孔孟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力求用道德境界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积极政治理念，所以儒家把家国并称，把修齐治平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孟子则把他继续向前推演到“仁者无敌”。然而，道德境界的实现，需要个人的高度自觉；个人的自觉当然取决于个人抵制自然欲望的能力、抵制追求利益的过分强烈愿望。孟子提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就是道德境界的最主要最实用的修炼过程。
四、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儒学是人类文化性高度发达的产物，它培养人们特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礼仪文明习性，它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良性互动中发挥过沟通、融合的重要作用，它也会在当代世界文明对话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学之所以能够推动世界文明对话，就在于儒学体现了人类的道德自觉，揭示了人生常道，维护了人类的尊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将不仅发扬儒家文化仁爱宽厚的精神，使自己的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进行更深入更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而且中华民族也将以儒学“中和之道”的态度和智慧促进正在发生冲突的各种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起到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总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塑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其消极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隐暗性格。今天，我们已致力于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体系，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学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分析，使之成为新价值体系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新原道，1986，（11）：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