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方案篇1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严格依法依规执业，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加强行业作风建设，有效预防和化解医疗纠纷，改善医患关系，彻底改变我区医患纠纷民意调查排名落后的现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二、现状分析
全区医疗机构共计238家，其中区直医疗机构10家，院外网点4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家，社会团体医疗机构4家，村卫生室55家，民营医院3家，厂矿医院及医务所25家，个体诊所87家。全区医疗机构开设病床360张，医务人员共计1083人。近三年来，共计发生医闹纠纷5起、复杂纠纷9起、简单纠纷36起，经过政法、公安、卫生、乡镇（街道）等相关部门的调处，这些医疗纠纷均得到圆满解决，医患双方满意。
纵观近三年来所发生的医疗纠纷，综合分析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从纠纷发生的单位来看，医疗纠纷多发生在民营医院，其次是个体诊所。
二是从纠纷发生的科室来看，医疗纠纷多发生在普外科、妇产科和急诊科。
三是从纠纷处理的结果来看，多数是医患双方协商解决，极少数是通过医学鉴定解决。部分医患纠纷不构成医疗事故，患方拒绝作医学鉴定，为保稳定，防止事态扩大，不进行医学鉴定而一次性补偿患方。
从纠纷发生的原因来看，除存在比较复杂的社会方面的原因外，卫生系统医务人员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大致是以下几个方面：
1．对卫生工作的法律法规学习不够，不能很好地运用法律法规，保护医护人员自身的权益，有针对性地作好病人的思想工作，化解医疗纠纷，往往在医疗纠纷形成后，酿酒成醋。
2．超范围行医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超越手术批准权限，擅自开展二、三类手术，这类现象在民营医院表现比较突出。其次是医务人员充当“万金油”医生，内、儿、妇、外什么都干。
3．用药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多种抗生素同时使用，其次是滥用激素类药品。对药物用法用量把握不准，对药物副作用不能有效防范。
4．病历处方书写不规范。基层医务人员对自己要求不高，门诊病历简单，处方书写不规范，住院病历存在缺陷，病历记录不全面甚至空白。
5．医疗设备简陋落后、医生责任心有待加强。由于条件的限制，医生在观察和检查病人时，存在着不认真、不全面、不及时，漏诊和误诊现象时有发生。
6．技术水平有限，临床经验不足。个别医务人员医学知识肤浅，对某些疑难疾病鉴别和诊断不明，对病情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未能及时会诊和转诊治疗，延误了有效抢救时机。
7．基层医务人员对急诊病人处置能力偏低，对急诊病人治疗手段和风险认识不足，加之急诊科室不健全，治疗效果不理想，往往是处理不下才被迫转诊。
8．基层医疗机构辅助科室不健全，或者是医生不能正确理解检查报告结果，不结合临床实际情况，造成误诊漏诊。
9．虚假医疗广告或擅自乱打招牌，从某种程度上造成欺骗性招引病人，而实际疗效与广告内容相差甚远，以致酿成医疗纠纷。
10．消毒管理不严格。未能认真执行《消毒管理办法》，治疗室、手术室、以及消毒打包器械等消毒不严，消毒检测严重超标现象时有发生。
11．制定规章制度不切合实际，难以落实，或无视规章制度的存在，违反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
12.某些个体诊所在登记审批和校验办证时，所提供的医护人员符合资质条件，并在卫生局登记注册，而实际在岗执业的却是未经登记注册的人员，有的甚至不具备医护人员资质条件。
非医疗行为引起医患纠纷现象也时有发生。诸如患者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过高；患者不遵守医院规章制度，擅自离院出走或采取其他治疗手段；患者不配合诊疗；患者出现病情外的特殊意外；不良的医德医风、服务态度引起的医疗纠纷等等。
自六月上旬以来，我局组织卫生监督所，对城区内所有的医疗机构，进行了严格的执法检查，共检查116家医疗机构，取缔无证行医1家，下发限期整改意见书7家，处罚27家。存在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民营医疗机构、个体诊所、太平小区和雨母山的院外网点。从整治的效果和新医药体制改革的要求来看，对医疗机构强化日常监管、加大执法力度，仍是我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工作，必须常抓不懈。
三、整改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将专项整治工作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来抓，XX区医患纠纷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1．要求辖区内一级或相当于一级的医疗机构，均应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一次工作调度会，汇报总结前段工作，研究部署下段工作。
2．强化医疗机构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认真清查违规执业行为，对问题比较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予以处罚。今后，由局分管领导组织卫生监督所和局医政部门组成检查组，对各医疗机构开展常规检查、不定期检查或明察暗访。凡是存在问题的单位，该限期整改的则限期整改，该停业整顿的则停业整顿，该处罚的则处罚，该吊销的则吊销，情节严重的，则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3．加强医患纠纷调处。认真贯彻落实衡综治办〔2009〕7号文件精神，对医患纠纷的处理，采取由政府牵头，综治办统一组织协调，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司法和公安机关密切配合，整合各方面力量，建立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医疗机构在发现医患纠纷和医闹纠纷苗条时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司法和公安机关汇报，该打击的打击、该整改的整改，宗旨要明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组建XX区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办公室设区司法局，运用“三调联动”化解纠纷。开展集中排查治理医患纠纷专项行动，对排查出来的问题，逐一登记备案集中调处，并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限期处理到位。对医患纠纷突出、医闹现象严重的单位，实行挂牌整改，并由卫生局派出专项整改工作组，深入医院帮助和督促专项整改工作。
4．强化“二个教育和一个培训”。一是要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在诊疗活动中，要以病人为中心，强化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不断提高患者满意度，为病人提供优质、便捷、价廉、及时的医疗卫生服务，设立医德医风举报信箱，实行随门诊病历同时发放“病友就诊意见卡”的做法，接受病人的监督和评判；二是要加强医疗安全教育，以身边医疗纠纷为例，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分析讨论，从中吸取教训，进一步更新医疗安全理念，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三是要强化“三基培训”，每季度举行一次三基培训考试，同时采取多种形式的医疗质量检查评比和医疗护理操作技能竞赛活动，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优化医疗环境，改善医患关系。
5．严格实行责任追究。首先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部门、各科室、各岗位人员的职责和制度，并按职责和制度的要求，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督导和考核，根据考核的情况，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对引发医患纠纷负有责任的医疗机构领导和医务人员实行责任追究，该追究行政责任的则追究行政责任，该追究经济责任的则追究经济责任，该移交司法处理的则移交司法处理。
6．强化卫生行政管理，严把卫生行政“三个准入”关。一是严把医疗机构设置准入关，严格按照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在人员、房屋、设备、制度和资金上，一律严格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逐条进行审批，缺一不可；二是严把岗位人员的资质关，凡是不具备医护人员资质条件的，一律不许在医护岗位上从事医疗活动，违者按非法行医论处；三是严把医疗技术准入关，严格依据医疗机构的等级审批诊疗项目，重点查处超范围行医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重罚屡教不改者，不断加强医疗机构自身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稳步而健康的发展。
四、整治措施
一是要高度重视。区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从讲政治、讲大局、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医患纠纷处理的重要性，将医患纠纷的预防和调处工作，列入医院目标管理的重点，并实行一票否决。
二是要明确职责。各单位、各部门均应结合实际，制订医疗纠纷调处工作预案，成立医患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岗位人员职责，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
医患纠纷方案篇2
一、现阶段医患纠纷案件的特点
“医患纠纷，从广义上说，是指医方与患方在医疗服务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纠纷，包括单纯医疗合同引发的纠纷、因医方行为侵害患方权益引发的医疗侵权纠纷、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引发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强制性医疗合同纠纷。”狭义的医患纠纷则是指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包括医疗事故案件和虽未构成医疗事故但医方存在一定过错的医疗赔偿案件，这也是各级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的主体。从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来看，除了案件数量日益增多以外，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1．以患者医疗机构为主
医患纠纷案件中，大多数是患者或其近亲属以医疗机构侵权为由医疗机构要求事故赔偿或过错赔偿，仅少部分是医疗机构患者要求交纳医疗费。
2．涉诉纠纷表现形式增多
各级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主要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医疗过错损害赔偿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三种，近年来出现少数追索医疗费纠纷和因医用产品质量、非法行医引起的纠纷，实务操作中，一般将追索医疗费纠纷纳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由中，将因医用产品质量引起的纠纷纳入医疗过错损害赔偿案由中。对非法行医引起的纠纷不列入医患纠纷的范畴，而是作为生命权或健康权侵权纠纷案件来审理。
3．案件审理难度大
一是医疗活动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性活动，涉及手术、药剂、护理、输血、医院内感染、医疗管理等方面。而处理医患纠纷的法律判断往往需要医学判断为依据，即对涉及医学专业知识的纠纷案件必须依靠鉴定才能做出法律判断，现有的鉴定包括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两种。对同一案件，医学会所作的技术鉴定与鉴定机构所作的司法鉴定，以及不同的鉴定机构对同一案件所作的司法鉴定结论往往不同，甚至矛盾，法官无所适从。二是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事故纠纷与医疗过错纠纷规定了不同的赔偿范围及标准，使得此类案件的审理在适用法律上争议很大，患方对赔偿数额期望值过高。
二、医患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
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观法院审理的医患纠纷案件，原因包括医方、患方和立法三方面的因素。
从医方来说，主要是医疗质量问题。有的是医院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没有按规定定时给患者检查，或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有的是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低下，造成误诊误治，或对特发病轻的治疗措施不当，造成差错事故发生；有的是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粗心大意造成漏诊，或是对病历书写不规范，给患者的病历与医院持有的病历书写内容不一致，甚至随意涂改。其次是医德问题。有些医务人员对前来就医的急重危病患者漠不关心，不及时采取措施给予治疗，一旦出现患者死亡或病残的结果，患者及其家属即怀疑是因延误了治疗时机而致病情加重或无法挽救。
从患方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因素：其一，因医患信息不对称，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诊疗工作和医学知识不了解，对医疗诊疗的期望值过高，认为治不好就是医院的过错。其二，患方的道德素质问题，一些患者及其家属掌握了医方不愿将事态闹大以及政府一味求稳定的心理，无理取闹。
从立法方面来说，一是依据一般的民事纠纷举证原则，患者很难提供出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的证据，也无法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而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规定由医疗机构提供证据，患者对此则无需举证，此规定的颁布施行是医疗纠纷案件急剧上升的间接原因。二是按照《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获得的赔偿额高于按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获得的赔偿额，以致患方对赔偿数额期望值过高，一些已经卫生主管部门或双方单位出面协调并已达成调解协议解决了的医疗事故，在患方拿到调解给付款后仍以医疗损害赔偿提讼。
三、医患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法院对医患纠纷案件的审理，本着调解为主的原则，着重钝化矛盾，协调解决；对双方矛盾激化确实无法调解的案件判决结案。目前此类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范围问题
医疗损害作为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只要符合侵权行为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施了医疗行为、具有人身损害事实、医疗行为有过错、该医疗行为与损害事实间有因果关系，受害人就应获得赔偿，而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不是医疗损害赔偿的要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的直接影响是造成医方和法院在医疗损害赔偿范围上理解的不一致。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条规定，医疗事故包括造成患者死亡、残疾、功能障碍及明显人身损害。而“明显”一词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实务中，一些经鉴定医方存在一定的过失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患者所受的人身损害也是很明显的。因此，何为“明显”，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实际上将一部分事实上遭受人身损害的患者因鉴定为损害“不明显”而得不到任何赔偿。而《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不区分“明显”与“非明显”的损害后果。因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非明显”的人身损害后果排除在医疗事故之外拒绝给予受害人任何赔偿，有违背侵权行为法基本原则和我国民事基本法律之嫌。司法界对不属于医疗事故的—38—处理是，对经鉴定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有过错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虽不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承担赔偿责任，但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在2009年12月通过并于2010年7月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对此问题已有明文规定，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存在过错的，医疗机构均应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为法院审理医疗机构虽未构成医疗事故但存在过错的医患纠纷案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机构就其不存在过失但确实导致患者损害的情形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没有规定，而其他法律也没有否定医疗机构责任的发生，以致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无所适从。”
2．医疗鉴定问题
目前，医患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鉴定，包括多头鉴定、重复鉴定以及鉴定机构因避免矛盾而拒绝鉴定等问题。一是由于医疗事故赔偿与非医疗事故即医疗过错赔偿因适用法律的不同导致最终获赔的数额不同，刺激了医患双方不同的诉讼追求：医方为追求最低限度的赔偿，无论其医疗过错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均会极力主张医疗事故鉴定；而患方为追求最大限度的赔偿，即使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可能构成医疗事故，也绕开医疗事故鉴定而要求医疗过错鉴定；更有甚者，在医方以构成医疗事故进行抗辩并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法院经审查同意医疗事故鉴定后，患方竟不配合人体检查，以致鉴定无法进行。二是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0条的规定，医疗纠纷的技术鉴定工作由医学会组织，因医学会与医院之间的特殊关系，患方对医学会能否公平公正地做出鉴定持有怀疑，在鉴定结论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往往对医学会的鉴定权威性不予认可，以致一次又一次地申请重新鉴定。三是在以医疗过错损害赔偿为案由的医患纠纷案件中，因果关系和过错的鉴定机构面临着被有严重对立情绪的患方要挟的情况，鉴定机构往往会采取拒绝鉴定的做法回避鉴定，导致因果关系及过错鉴定面临无法正常进行的尴尬局面，同样导致案件审理无法正常进行。
3．病历真伪问题
病历资料是对患者的疾病发生、发展情况和医务人员对患者的疾病诊断、检查和治疗情况的客观记录，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书证，在医患间就诊断及治疗发生争议时，其对于认定医疗机构是否存在医疗过失行为起着其他证据难以替代的证明作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患者的病历资料分为客观性病历和主观性病历资料两种，关于病历的封存，该《条例》的第10条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复制其客观性病历资料，而无权要求复印或复制主观性病历资料。《条例》第16条同时规定，对于主观病历在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封存。但《条例》没有对客观病历资料是否也应一并封存作规定，尤其是在患者没有行使复印或复制病历资料这一权利。《条例》第16条规定：病历“应当在患者双方在场情况下封存和启封”，从该规定中很难判定封存主观性病历资料是医疗机构履行的义务还是可选择的权利？如果是医疗机构的义务，而医疗机构未能封存，医疗机构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如果患者或家属对封存病历程序不配合，如拒绝在场，医疗机构能否单方封存或在第三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封存，其法律效力如何？实务中，时常有患者因病历没有及时封存或医方对病历有涂改、篡改行为而对病历真实性提出异议，导致鉴定无法进行。
4．赔偿标准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处理作了特别规定，此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明显低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人身侵权损害赔偿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审理此类案件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同导致的赔偿数额也不同，而且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对医患赔偿纠纷案件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是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仅是医患双方关注的问题，也是法院面临的问题。另外，对医疗损害的精神赔偿额问题，我国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无司法解释，导致各地法院在审判时差距会很大。
四、防范和化解医患矛盾的对策
1．医方加强医务管理，规范医疗行为加强管理，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医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是提高医疗质量、杜绝医疗事故、减少各种医疗差错和医疗纠纷的重要保证。医疗机构要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医务人员要重视治疗病历和护理病历的书写，严格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的要求规范对病历的书写和修改，医疗机构加强监督，患者有权查阅和复印自己病历资料。出现医疗纠纷时，医方应积极主动解决纠纷，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不能回避矛盾，更要站在患方立场考虑，避免因病历书写质量问题让患方产生不必要的怀疑，进而引起争议。
2．患方提高法律意识，保持理性态度当出现医疗事故时，首先保存好病历等相关证据，如缴费单据、出入院证明等材料来证明自己与医院确实存在医疗关系，以及发生的医疗伤害，及时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同时，患者对医疗事业保持客观理性态度和合理的认识。我国现医疗技术水平虽有很大提高，但仍有很多医学难题没有攻克。因此，对医生应抱有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加强与医生之间的沟通。对出现的医疗事故及其他医疗损害事件，采取理性的方式处理，杜绝“医闹”甚至以武力方式与医院对峙。
医患纠纷方案篇3
【关键词】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利用
【中图分类号】R1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4-0063-01
一、医疗纠纷档案资源管理与利用的作用
1、为医院管理者兑现奖惩、改进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每个医疗纠纷案件都有各自的特殊性，但遵循一定的路径，众多医疗纠纷案件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比如：某个科室、某个医生、某个诊疗环节、某项技术应用等有可能是多个纠纷的共同点。档案管理人员把内容详实的医疗纠纷档案提供给医院管理者。使得管理者通过管理手段剖析纠纷产生的起因、经过及结果，找出医院内部医疗业务建设和管理制度建设中的缺陷，对事应立即纠正，对人应落实相应处罚，及时落实整改措施。
2、为住院医师医疗业务能力的提升提供帮助
完整的档案资料是对医院各项医疗质量管理工作正常开展的有力支持。医疗是询证医学，医师可以通过对医疗纠纷的档案学习获取经验来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一是有利于诊断质量的提高。完善的治疗方案依赖于及时、正确的诊断。二是有利于诊疗质量的提高。通过治愈率、死亡率、抢救成功率等指标反应治疗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三是有利于医疗安全水平的提高。医师与病患进行有效地沟通，使双方的心理距离彼此贴近，以避免同类不良事件的发生，确保医疗安全。
3、为维护病患利益提供有效保障
近年来，随着公民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医疗纠纷日趋常态化。越来越多的医院设有专门的机构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疗秩序。新型医患关系的发展变化为医疗纠纷档案的形成提供了基础。目前，医疗纠纷档案涵盖内容广泛，是医院、患者及相关第三方信息的集成。包含有医院方面的病历、检查单、接待来访记录、答辩状、内部处理决定及整改措施；患者方面的书面投诉材料、状；相关第三方的鉴定结论性意见、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调解书等相关材料。以文字、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真实地记录医疗纠纷的全过程。一份内容详实、保存完整的医疗纠纷档案对维护患者利益及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制约医疗纠纷档案资源管理与利用的主要因素
1、医疗纠纷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创新。僵化的体制机制是影响档案资源管理与利用生机和活力的核心因素。医院档案管理部门“自留地式”的管理占主导地位，没有搭建起医疗纠纷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平台，也就无法实现信息资源的科学整合。
2、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与利用的评价机制缺位，未能充分发挥开发利用成果的技术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档案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3、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与利用指导不到位，造成管理效率低、成果转化慢，利用成效差。甚至有些医疗纠纷档案成果长期处于搁置状态，造成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
4、医疗纠纷档案管理与利用保障体系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化体系建设，网络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相对滞后于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三、提高医疗纠纷档案资源管理与利用的几点建议
1、提高认识，建立制度，领导重视、职工参与，规范医疗纠纷档案管理
加强医疗纠纷档案管理是提升医院整体管理水平的重要工作。首先从管理层面，明确医院法人责任制，成立涵盖医疗、护理、后勤相关科室的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委员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医院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使医疗纠纷档案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医院要加大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做到上至医院管理者下到一线员工都充分了解医疗纠纷档案工作，认识到做好医疗纠纷档案工作对自己日常工作的重要作用，主动参与档案管理工作。
2、多部门联合，多渠道整合，加快医疗纠纷档案管理与利用信息化建设
强化全流程管理，每一起医疗纠纷从发生伊始到最后结案归档，处理过程往往离不开临床科室、行政职能乃至后勤部门的积极参与，涉及面广、牵扯人员多、过程复杂，耗费时间长。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增强对医疗纠纷档案材料的收集意识，多层次、多渠道、多角度地收集整理医疗纠纷档案。利用医院HiS、LiS和oa系统，通过逐步推进数字化档案信息建设，搭建医疗纠纷档案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医疗纠纷档案信息网上查询、传递等服务，达到信息资源的共享。
3、创建医疗纠纷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品牌，实现价值增值
作为医疗纠纷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的品牌，其基本内涵就是档案信息价值、知名度和认同感。应结合医院实际，围绕医疗、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突出亮点，确定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的方向，提炼出浓缩性强且有针对性的档案信息成果，为医院业务发展提供服务。
4、加大档案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力度
医疗纠纷档案的特殊性决定了与其他档案的差异性，对档案管理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要把档案人员的培养纳入医院人才培养计划统一管理。把档案人员的培训重点放在岗位专业知识、信息技术、数字化网络技术知识等方面，分层次、分时段制定培训规划，加快知识更新，增强人员素质，提高业务技能，以适应医疗纠纷档案信息化管理与利用的要求。
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与利用是医院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医院医疗纠纷档案从业人员，应本着对历史、对医院、对患者高度负责的精神，耐心细致地管好、用好医疗纠纷档案，为医院及患者提供及时、有效服务的同时，降低医疗纠纷风险和减少诉讼数量，为建设“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群众满意”医院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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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健梅.32例护患纠纷原因分析及预防对策[J].现代医院，2006，7（6）：125.
医患纠纷方案篇4
目的了解医疗纠纷流行病学分布情况，分析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探讨医疗事故鉴定在医疗纠纷赔偿中的作用及影响医疗纠纷赔偿额度的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设计方法，主要项目包括患者的基本信息、医疗机构基本情况、医疗争议的基本情况、医疗纠纷及事故处理情况四部分。使用SpSS13．0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440例医疗纠纷案件中，286例经过鉴定的案例中，鉴定为医疗事故的132例，占30%;非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20776．60元，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56196．40元，经统计学分析，p＜0．05，具有差异。结论年龄在21～60岁之间的人群是医疗纠纷的高发人群;医疗纠纷更容易发生在骨科、普外科和门诊;医疗过失或者过错产生的经济赔偿额度更高。
〔关键词〕
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回顾性调查
近年来，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所带来的民事诉讼法律环境的改变，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日益提高，就医过程中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加强，但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趋缓，患者自费就医的经济负担比重不断加大，医患矛盾不断加剧，医疗纠纷呈现陡增之势。近几年来，恶性伤医案件频发，加之媒体的不恰当报道，医患矛盾突出，严重影响了医疗工作的健康发展。如何从既往的案件中汲取经验教训，改善医患关系?如何更加行之有效地预防、处理医疗纠纷?这是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本研究采集了440例医疗纠纷案件，从医疗纠纷的科室分布、纠纷产生的原因、技术鉴定及赔偿情况进行了统计学分析，试图为医疗纠纷的防范提供科学的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设计方法，调查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西安地区17所不同级别的医院(其中三级甲等医院8所)发生的440例医疗纠纷案件。
1．2研究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表，其主要内容包括:医疗纠纷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纠纷产生的原因、治疗科室、涉事医务人员的基本情况、纠纷鉴定情况以及经济赔偿的数额等。资料收集完整之后，使用epidata建立数据库，双录纠错;使用SpSS13．0进行分析，统计描述、秩和检验等。以p＜0．05作为统计学意义的判定标准。相关图表由excel及SpSS13．0绘制完成。
2结果
2．1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共调查了440例医疗纠纷案件，2010年88例，占20．0%;2011年92例，占20．9%;2012年66例，占15．0%;2013年93例，占21．1%;2014年101例，占23．0%。其中患者为男性的264例，占60%，女性176例，占40%;经过鉴定的286例，占65%;鉴定为医疗事故的132例，占30%。
2．2医疗纠纷患者年龄分布
将患者的年龄以20年为界限分为4组，分别为少年组(0～20岁)、青年组(21～40岁)、中年组(41～60岁)、老年组(61岁及以上)。其中少年组88例，占20．0%;青年组143例，占32．5%;中年组154例，占35．0%;老年组55例，占12．5%。数据显示，发生医疗纠纷的患者在21～40岁和41～60岁这两个年龄段比较常见。
2．3医疗纠纷发生科室分布
医疗纠纷发生科室排前三位的分别是骨科121例，占27．5%;门诊66例，占15．0%;普外科55例，占12．5%。总体来说，外科科室44．09%，而内科科室仅占14．52%。数据显示，外科科室发生医疗纠纷的几率较高。
2．4医疗纠纷发生人员分布
医疗纠纷发生人员排前三位的分别是医师418例，占95．0%，护士11例，占2．5%，麻醉师8例，占1．8%。调查显示，医务人员中，医师较易涉及医疗纠纷。
2．5当事医务人员的职称分布
在医疗纠纷涉及人员中，医务人员职称为主任医师的有121例，副主任医师99例，主治医师187例，住院医师11例，其他22例。数据表明医疗纠纷比较容易发生在主治医师，其次是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
2．6医疗纠纷的后果分布
从医疗纠纷后果的频率来看，导致患者死亡的有198例，占45%;而其他的后果、未导致患者死亡的共有242例，占75%。医疗后果为伤残或者功能丧失，有55例，占12．5%。发生并发症的医疗纠纷案件也有55例，占12．5%。
2．7医疗纠纷的补救措施分布
医疗纠纷发生后，如果医方的补救措施不力，会促使纠纷升级或者导致严重的医疗后果。440例中有176例在医疗纠纷发生后予以了积极抢救，占40．0%。此外，患者出院后再次入院治疗的有88例，占20．0%。而因为治疗不及时导致的医疗纠纷最少，仅44例，占10．0%。
2．8医疗纠纷的鉴定情况
440例中，有121例未做鉴定，占27．5%;319例经过鉴定，占72．5%，其中33例仅做了法医鉴定，242例仅做医疗事故鉴定，44例既做了法医鉴定又做了医疗事故鉴定。在做过医疗事故鉴定的286例中，有33例仅在区县级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11．5%;132例在市级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46．2%;110例在省级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38．5%;11例经过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3．8%。
2．9医疗纠纷的赔偿情况
440例医疗纠纷案件都有经济赔偿，赔偿额最大的为25万元，赔偿额最小的为371元，平均每例赔偿42913．97元。将赔偿金额分为3组，1万元以下组、1万～5万元组和5万元以上组。从赔偿金额的频数分布表中可以看出，医疗纠纷的赔偿金额多在1万～5万元的231例，占52．5%;1万元及以下，共计110例，占25．0%;5万元以上有99例，占22．5%，其中10万元以上的有55例。医疗纠纷归纳起来分为两类争议起因，一类是由于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过失或者过错，另一类则是医方无过失或者过错。本次调查发现由于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引发的较多，有275例，占62．5%;而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引起的医疗纠纷有165例，占37．5%。非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20776．60元，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56196．40元，对不同争议起因的赔偿金额的mann－whitney秩和检验得出p=0．023，说明由于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导致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显著高于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的医疗纠纷。
3讨论
3．1医疗纠纷的患者年龄分布
从整体研究对象来看，发生医疗纠纷的患者在21～40岁和41～60岁这两个年龄段比较常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青壮年一般都是家庭的各方面主力，一旦身体出现不良后果，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很难接受，易产生纠纷，而老年人本身体质较差，大多数老年人发病急、进展迅速、临床表现不典型、并发症和病死率高。
3．2医疗纠纷的科室分布
在总的样本当中和有赔偿的医疗纠纷当中，均表现出骨科、普外科和门诊的医疗纠纷发生最多。这与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1－4］:外科特别是手术科室的医疗纠纷发生最多。手术作为创伤性治疗手段，其本身就会对人体产生较大的损害后果，如果手术失误，则后果往往比较严重，而患方对不良后果难以接受，纠纷易于发生。在本研究中发现门诊医疗纠纷发生率较高，在440例医疗纠纷案件当中有66例就发生在门诊，占15．0%，与其他研究略有不同。这可能与门诊患者就诊时，医务人员对其病情了解不如临床住院病人详细，往往出现沟通问题，加之门诊病人不停奔忙于各科室之间，排队、缴费、化验、取药等，难免影响患者情绪，纠纷自然较多。
3．3涉事医疗纠纷的医务人员分布
医疗活动本身是一项多部门及多人员参与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人员相互配合。根据样本调查结果，与患者密切接触并决定日常处置的主治医师涉及医疗纠纷案件的最多，这与主治医师负责患者的日常治疗，承担的责任较多有关。医务人员中医师依然是医疗纠纷涉事的主力军，同时护理及其他辅助人员也会涉及医疗诉讼案件。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1－4］。
3．4医疗纠纷的争议起因
医疗过失或者过错是导致医疗纠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在本次调查的医院医疗纠纷中发现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导致的医疗纠纷也不在少数，医疗纠纷的发生并非只有医疗因素参与，而是多因素导致的，诸如部分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好，与患者的谈话方式不正确等都有可能引发医疗纠纷。这与张益鹄［5］、刘玉琦［6］、胡亚琼等［7］的研究发现类似。因为医疗过失或者过错产生经济赔偿的医疗纠纷有275例，平均每例赔偿56196．40元，为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经济赔偿额度的2倍多。这表明，我国目前的医疗纠纷赔偿体系中赔偿数额与争议的起因密切相关，尽管各地医闹现象愈演愈烈，部分医院无过错医疗纠纷也付出赔偿，但总体上赔偿依然与医方的过错与患者的不良后果直接相关。
3．5医疗事故鉴定结果
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大多数法官不了解医学知识，很难从医学角度提出观点，其最主要的审判依据是鉴定结论。因此，当鉴定结果为属于医疗事故，说明医方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应该给患者以赔偿。在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件中，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不予以赔偿”，但是在调查中发现，有165例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件都给予了赔偿，分析其原因，多数是医方为了避免医患双方纠纷、矛盾进一步升级，双方在法院调解下协商赔偿;部分因为医闹行为，医方被迫让步赔偿。
4医疗纠纷防范对策
4．1加强医疗质量管理
调查显示，医疗过错行为是导致医疗纠纷发生的重要因素，而医疗过错行为的根源多数与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及业务素质有关，因此，加强医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及责任心的训练，可有效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医疗机构应该对医院的业务骨干定期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履职能力，同时，加强医疗科室的相互配合，提高诊疗效率。设立专门的医疗质量监督部门，及时发现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将质量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手术科室是医疗纠纷的高发科室，医院应该加强手术参与人员的风险意识，针对术前、术中及术后易于出现问题的环节，制定预案，防患于未然，术前告知，手术禁忌症的把握以及手术操作规范的掌握都是手术科室的关键所在，应该时时注意。
4．2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素养
我国《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以来，医疗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广大患者及其家属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医疗侵权责任案件逐年上升，涉诉案件成为困扰医疗机构的一大难题，这种变化，应该让所有医务人员尽快适应，因此，医疗机构应该加强医务人员法律知识的培训，尤其是有关《侵权责任法》中涉及医疗侵权的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医务人员法律素养，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4．3坚持医疗纠纷依法处理
目前，我国医患关系持续恶化，“医闹”现象层出不穷，部分医疗机构为了息事宁人，往往采取“私了”的方式，使医院在原本无过错的情况下也付出经济赔偿，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调查的案例都有经济赔偿，只是经鉴定有过错的案例赔偿额度明显高于无过错案例。不管是医院为尽快解决医疗纠纷，在法院调解下主动予以赔偿，还是医院迫于医闹压力而被迫赔偿，这都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入，人们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所以，医疗机构在出现医疗纠纷时应第一时间选择用法律途径解决，这样不仅有利于医疗机构维护起码的公平正义，而且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彻底解决，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杜绝医闹现象的发生。
作者：周英丽冯利张少君王渭玲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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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益鹄．再论医疗纠纷的法医学鉴定———兼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J］．中国司法鉴定，2014(1):41－43．
医患纠纷方案篇5
1资料来源与方法
1．1资料来源2007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期间医院医患办公室记录并已处理的233起投诉案例。其中，抽取3起案例作为典型案例，抽取标准为由患者首次投诉至医患办公室，并经法院判决或调处解决的案例。典型案例收集内容包括患者口述，工作人员详细记录的文字材料;门诊、住院病历、处方、实验室检测和辅助检查结果;法院判决词或调解书。典型案例访谈对象及人数为患者及患者家属，共计6人;经治医生、科主任及相关医务人员，共计10人;医患办公室工作人员及负责人共4人;律师、法院审判员及庭长共8人。
1．2研究方法经审核，233例案例资料均记录完整，为有效资料。将案例中的投诉地点、投诉时间、被投诉人、投诉事由、处理结果等数据录入excel表格，并应用SpSS13．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总结案例的发生、发展、变化、升级和结果，然后进行归纳分析。同时，将访谈笔记和典型案例资料收集内容作为解释现象的参考依据，并对典型案例分析后的结果进行分类，总结出案例所反映的内容，与233例资料统计分析结果进行比较，挖掘其内在联系与不同。
2结果
2．1医疗纠纷分布情况医院六年的医疗纠纷的时间分布趋势如图1所示，发生次数最多的年份为2008年，此后呈逐年降低趋势，2011年发生次数最少，2012年有所反弹。在地点分布上，住院部出现医疗纠纷的次数最多，发生纠纷数占总纠纷数量的81．55%。在190起住院部发生的投诉案例中，除有1起是在住院部收费处发生之外，其余住院部189起案例中，手术科室比非手术科室的纠纷发生率要高，手术科室占63．49%，骨科、妇产科和外科等手术科室，以及脾胃病科、肿瘤科、针灸科和心病科等非手术科室是最易引发纠纷的科室。此外，被投诉人员中，最易产生纠纷的人员为医生，见表1。
2．2医疗纠纷产生原因对医疗投诉案例中记载的投诉事由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包含医方、患方和第三方原因，见表2。
2．3医疗纠纷原因典型案例分析
2．3．1案例1。某女，32岁，因畏寒、月经不调来院就诊，在长达一年半的治疗中，医生共为其开具154剂中药饮片，每剂含寻骨风20克，后患者以中草药寻骨风超出了常规使用剂量，导致其患上慢性肾炎、慢性肾衰(尿毒症期)为由，将医院告上法庭。对本案例的相关人员访谈，医患双方各执一词。患方认为根据《中药大辞典》和《中华临床中药学》记载:寻骨风使用剂量应为9－15克，而接诊医生的用药量明显超过了规定剂量，且寻骨风的主要成份马兜铃酸的毒副作用会导致肾衰竭。因此，是医方滥用中草药物的行为导致了其病情的恶化。主诊医师则认为，自己的诊疗行为并无过错，寻骨风的使用是根据患者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情开具的药物，而且依据其多年的行医经验，未听说寻骨风会引发肾病的不良反应报道。而法院认为，在患者有小便异常的情况下，接诊医生未作血、尿常规、肾功能等相关实验室检查，负有监测不到位的过失责任，但患者的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为自身疾病自然转归所致，故医院与患者应各负50%的责任。
2．3．2案例2。某女，26岁，因停经来院就诊，接诊医生开了红花逍遥胶囊，患者服药六盒后仍不见效，到其他医院作B超检查，发现宫内早孕6周，遂与医院发生医疗争议。对本案例的相关人员访谈，患者认为接诊医生在未对其作任何抽血化验、尿检及B超检查的情况下，仅凭其自述月经不调就轻易下诊断，开具舒肝理气活血的药物，此药为孕妇禁用，会对胚胎造成影响。医生的错误诊疗行为导致其进行人流手术，因此，医院应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等。主诊医生则称，根据中医“望闻问切”和患者自述病情判断患者系月经不调，未给患者开具检查是因为患者称其经济困难，不愿意做相关的临床检查。调解此纠纷的管理者却认为，医生未按诊疗规范接诊患者，而不应以患者不愿配合检查为由，仅凭行医经验而无实验室数据支撑就草率诊断，因此，医生应为自己的不当诊疗行为负责，给予患者一定的经济补偿。
2．3．3案例3。某男，19岁，因慢性乙型肝炎在医院门诊就治，4年来一直服用中药对症治疗，半年前患者突发腹痛，经B超检查发现肝脏有肿瘤，该患者后经医治无效后死亡，患者家属无法接受这一事实，遂发生医患纠纷。在纠纷调解中，患方坚持认为，长达4年的治疗中，接诊医生从未为其做B超检查，如若早日发现肝部有肿瘤，可及时对症治疗，因此，患者死亡系医院贻误病情所致。经治医生辩称，患者家境贫穷，且长期在外打工，每次均由其家属代取药。另外，肝癌早期无明显症状，且难以被B超检查发现，因此患者死亡系其本身疾病转归所致，而并非医院漏诊。调查人员认为，接诊医生对患者的疾病转归风险性认识不足，且未做到对患者的“望闻问切”，因此医生负有一定责任。
3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中医院医疗纠纷发生情况和引发纠纷的医方成因中的部分原因与综合性医院存在共性，普遍表现为:住院部纠纷发生率高于门诊和急诊［2］，医生因服务态度、语言沟通和医德医风问题［3］成为最易被投诉的人员。但中医院的医疗纠纷成因也有其独特性。
3．1医方成因特点233例医疗纠纷原因分析结果显示，由医方原因引起的频次为145。其中，中医诊疗的局限性和不规范性这一中医特色较为明显的原因出现频次较多，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3．1．1中医诊断无实验室检查数据支撑。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关系本体”，虽然它可以很好地告诉你“是什么”，但还不能很好地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4］。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医证的诊断缺乏客观化的标准，让人难以把握。［5］在3起典型案例之中，医生的诊断都缺乏相应的临床检验数据支持，更多的是依靠“望闻问切”以及长期以来积累的临床经验来为患者作出诊断。这样的诊断流程使得在3起医疗纠纷的鉴定结果中，医生不可避免的需要承担部分责任。
3．1．2对中药毒副作用认识不准确。根据药监部门的通报、医学研究文献和专业网站资料的显示，中药本身的毒性及用法、用量不当，中药、中西药配伍应用不当以及剂型和给药途径的改变［7］，均会造成人体肝、肾及神经功能损伤或致癌等。案例1中，临床医务人员在使用中药时，未对药物副作用进行追踪观察研究，只靠医生诊治经验使用药物。因而在使用药物出现副作用时，医生无法出具客观疗效评价的有效证据，这便成为医患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
3．1．3对疾病的转归及风险防范认识能力不足。在典型案例3中，根据流行病学及实验研究资料表明:乙型肝炎与肝癌关系最密切。作为长期从事肝病专业诊疗工作的医务人员应对该病的风险存在一定的预见性，从而在诊疗活动中进行适当的早期干预和密切的观察追踪，以延缓疾病的转归。但案例3中，医务人员忽视了这一点，从而产生医疗纠纷。
3．1．4中医适宜技术不良反应。推拿、针灸、热敷等引起的不良事件已被世界广泛关注。如最能体现中医特色的针灸会引起晕针、滞针、断针、烫伤、过敏以及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如急性感染，出血和内脏、神经组织的直接损伤等不良事件。这也使得在医疗纠纷发生地点分布中，针灸科成为纠纷较多科室的原因所在。
3．2患方成因特点从引发医疗纠纷的患方成因来看，本次研究由患方原因引起的医疗纠纷频次为91，其中首要原因是患者对中医疗效将信将疑，频次高达42。很多患者在疾病困扰、求治西医无果的情况下，认为中医在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上效果较好，中医疗法在中国有着优良传统，老中医经验丰富［11］，或权衡中西医医疗收费标准后，认为中医价格低廉，而选择到中医院就治。案例2、3中患者经济条件均比较紧张，选择求治中医，以减少检查费用的开支。患者的另一特点是对中医疗效期望值过高，研究结果中这一原因出现的频次为34。有些患者盲目崇拜中医，但忽略了中医的局限性、特殊性及风险性，一旦中医疗效低于预期，便会将责任完全推给医务人员。
4结论
医患纠纷方案篇6
1.对医疗纠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致
目前，在医疗纠纷教育中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医学院校的教育者对医疗纠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致，表现为人文课程教师对医疗纠纷教育重视程度较高，而医学专业课程教师对医疗纠纷教育重视程度相对不足。如医学院校在《卫生法学》、《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学》等课程中都安排了医疗纠纷方面的内容，而在一些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专业课程中，由于专业课程的教师认为人文教学内容不是教学重点，加上教学时间有限，使得专业教师无暇在其教学中渗透医疗纠纷教育。其实，在医学专业课程中进行医疗纠纷方面内容对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的提升更有实效。因为每一起医疗事故都是用患者的生命与健康换来的深刻教训，所以在医学专业课程中进行医疗纠纷案例的教学，一方面可以加深医学生对医学知识的学习，防止误诊误治，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案例中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精益求精、敬畏生命的人文情怀。
2.师资队伍知识结构不够合理
医疗纠纷教育对师资要求较高，从事医疗纠纷教育的教师不仅需要具备医学专业知识，还需具备人文知识，如医学伦理知识、医事法学、医患沟通知识和医学心理学知识等。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将会给医疗纠纷教育工作带来较大的影响，所以医疗纠纷教育要求教师应具备临床行医的经历或具有医疗纠纷处理的经验。这是因为具有临床行医经历或者具有医疗纠纷经验的教师则能还原医疗纠纷现场，提高医疗纠纷教育的实效。然而，兼具这两个条件的医疗纠纷教育的师资非常少。究其原因，一方面，生物医学模式对临床医疗的影响仍然存在，医学对科学主义技术的崇拜，使得医师重医技轻人文，忽视了自身人文知识的积累，致使专业教师自身的人文知识薄弱，他们在开展医疗纠纷教育时，难以胜任其教学工作职责。另一方面现有的医学院校人文课程教师绝大部分并不具备医学专业教育背景和临床医师执业经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疗纠纷教育的开展。
3.医疗纠纷教育案例资源缺乏
医疗纠纷案例教学对于医疗纠纷教育是最为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亲临纠纷发生现场和到法院旁听纠纷的审判过程，或者通过视频、文本、口述、影视、情景模拟等方式，还原医疗纠纷现场，让学生从活生生的案例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从而提高其防范和处理医疗纠纷的水平。然而，由于目前教学中所积累的医疗纠纷案例非常有限，导致可用于课堂教学的医疗纠纷教育合适的案例为数甚少，而随着学习方式从“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转变，现有的医疗纠纷教育案例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学生自主学习的要求。
4.医疗纠纷教育导向的偏差
医疗机构的市场化倾向、患者的医疗保障工作滞后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造成了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而患者在诊疗中所遭遇到医师的冷遇，使患者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产生强烈的抱怨，这种抱怨一旦向整个社会蔓延，并反向针对现实医疗服务工作，就会变为现实的医疗纠纷和医患冲突。在医疗纠纷中，医务人员与患者一样，他们同样是受害者，他们既要承受来自患方的辱骂、殴打等身心上的伤害，还要承受来自社会舆论带来的心理压力，并在很长时间内，他们都会受到人们的非议或不公正的待遇。医患之间的关系通过媒体、网络等途径不断传递给了医学生，而教师又没有引导医学生正确对待和处理医疗纠纷，甚至有少数教师不仅没有帮助学生分析医疗纠纷发生的根源、化解学生的职业恐惧心理，反而在教育过程中用一些消极的办法去防范与处理医疗纠纷，导致医学生为患者服务的理念逐渐丧失。
二、加强医疗纠纷教育效果的对策
1.构建医疗纠纷教育体系
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尽管复杂，但医疗纠纷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传统医疗教育对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忽视。培养医学生诚于人品、精于医术、善于沟通，以及培养防范和处理医疗纠纷的能力，是医学教育的职责所在，也是医学院校每一位教师都应当践行的职责。为此，医学院校应当以护卫患者生命健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为出发点，以防范医疗纠纷为切入点，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教育，夯实其医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强化对医学生医患沟通与医事法律技能培训。同时，医学院校应在医学生的培养方案中完善医疗纠纷教育的培养体系。具体做法为:以整合现有课程为基础，在现有的医学基础课程、医学专业课程和人文课程渗透医疗纠纷教育方面的内容;将医疗纠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环节，包括医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临床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取理论讲授、自主学习、知识竞赛、角色扮演、影视教学、法院旁听、情境表演等教学方法。通过构建医疗纠纷教育培养体系规范医疗纠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明确教学的目标与教师的职责。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为强化医疗纠纷教育的实效性，医学院校应对师资队伍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一方面要加强现有专业教师人文素质的培养。新医学模式已经证明，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中的重要性，强调人文社会学科教育对医务人员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的重要作用。通过把医疗法制教育、医疗人文素质教育、医患沟通能力培养纳入医学教师在职培训计划，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医学教育需要。在培训方式上，可以采取医学人文知识专题讲座、医学人文课程选修、进修或者攻读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研究生学位等方式。另一方面对人文教师加强医学知识的培养。
医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对于没有接受医学专业教育的人文教师，让其承担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在面对一些医学专业问题时，人文教师的教学效果则难以保证，因此对人文教师加强医学知识的专门学习可有效的解决人文教师医学知识不足。由于人文教师不可能攻读医学学位，但可以利用医学院校医学教育的优势，让非医学专业的人文教师旁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药学中的必修课程，从而提高人文教师对医学知识的了解。另外，医疗纠纷教育不仅是对医学生知识的传授，更是对医学生临床技能培训和素质的养成。
随着医学院校的扩招，医学院校的师资日趋紧张，医学院校在引进师资时过分注重学历和科研能力，却忽略了从事临床的工作经验，一些刚毕业硕士或博士就直接分配到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由于他们没有从事临床工作的经验，或者只有较短时间在医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和从事与医学相关工作的经历，致使他们对于临床工作相当陌生，而目前从事医学人文教育的教师则大多数是非医学专业毕业，他们不仅医学知识缺乏，更重要的是缺乏行医的经历或缺乏与医疗相关的工作经历，致使他们对医疗过程中患者的生命与健康，痛苦与死亡缺乏直观的感受，造成他们对医疗纠纷的理解只能停留在间接的感受方面。因此，医学院校应整合医学与人文的师资，以加强医疗纠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整合现有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师资，可以让其采取集体备课，相互听课的方式，以弥补临床专业知识和临床工作经验不足的现状。
3.树立正确的医疗服务理念
当前，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某些医务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人生价值取向偏向了金钱，这不仅损害了医务人员在患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声誉，也加剧了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医学生开展医疗纠纷教育的目的是更好的为患者服务，因为这是医学赋予每一个医生的责任，也是对病人的人格尊重、人文关爱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体现。在医务人员价值观迷失和医疗纠纷频繁发生的今天，更需要强化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还应大力宣传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人性化服务和人文关怀的典型事迹，以打破阻碍在医患之间的坚冰，化解医患之间的矛盾，重新赢得患者和社会对医疗行业的信任。
4.加强医疗纠纷教育案例资源库建设
医患纠纷方案篇7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方；患方；法律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8-0473-01
近年来，医疗纠纷问题不断增多，医患关系日趋紧张恶化，医疗纠纷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处理医疗纠纷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医疗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因此，法律问题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关键点。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医疗纠纷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这种情况不利于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和严肃性。
1医疗纠纷的概念
医疗纠纷是指基于医疗行为，在医方（医疗机构）与患方（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之间产生的因医疗过错、违约而导致的医疗损害赔偿及医疗合同违约等纠纷。医疗纠纷的主体是医方和患方，客体为人身权和财产权；医疗纠纷的内容主要是围绕诊疗护理服务的争执而展开，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但值得注意的是，医疗事故的发生必须是在医务人员正常上班与值班时间发生的医疗行为失误，业余外出无偿为群众进行诊疗护理活动的时间段不属于医疗事故；在紧急情况下的业余无偿抢救危重病人而发生的失误造成的不良后果也不将被认定为医疗事故，例如火车、飞机或轮船上的突发紧急抢救事件等。但是医务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到其他医院进行有偿的诊疗护理活动时，因工作失误造成病人的不良后果可认定为医疗事故。目前处理医疗纠纷的实体法律规范主要有《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现实情况中，主要通过法律诉讼解决大量的医疗纠纷案件，故《民法通则》是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主要法律规范。
2医疗纠纷中的主要法律问题研究
2.1医疗事故的取证和鉴定：首先，医疗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在传统的医患关系中，患方大多处在被动地位，医方在技术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但同时在一般情况下，医方是未拥有拒绝对患方进行治疗的权利。因此，无论是医方还是患方在医疗纠纷都存在着一种法律地位的不对等，而仅仅通过主观的过失标准来判断医疗纠纷中医方的过失行为有失偏颇。
其次，由于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患方无法对自己的权力受到侵害作出准确判断，无法对身体健康受到的伤害给出理性科学的描述。而患方虚假的陈述或对重大病情的故意隐瞒，都将对举证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患方立场上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者帮助其弥补医疗专业和技术知识的欠缺，明确自身受损害的具体情况。医疗机构作为当事人，若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进行评判不仅不妥且不具备说服力，以至于当今的医疗纠纷越来越激化，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因而，由第三者医学会负责医疗事故鉴定的举措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但同时需要考虑与注意的是，医学会的成员如何配置，是否会与易患双方存在关系；而若医学会的成员是医生出身，他又是否会带着个人明显喜好进行医疗事故的鉴定，从而倾向于保护自己同行的权益。
最后，从民事证据的角度来看，医疗事故鉴定作为民事证据之一，当事人可以选择是否申请进行鉴定，这就意味着医疗事故鉴定并不是唯一的民事证据。但在现实情况中，大多数医疗纠纷案件的审判都将医疗鉴定当作主要且关键的证据之王。但医疗行为及过程本身就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性，医疗鉴定不过是根据事故结果和医疗文书的书写等进行判定，无法完全反映出医疗过程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2.2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医疗纠纷的复杂性源于患者本身就带有疾病，在带病求医和治疗的过程中疾病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甚至恶化。所以，医疗事故的后果是医疗过失行为和受害人的自身疾病共同导致的，甚至有完全由患者原有疾病自然转变导致的，其中的因果界定以及因果关系很难判别，这就需要明确医方的过失行为与患者的自身疾病在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上的原因力大小、因果关系程度，从而确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明确患者自身疾病对损害所起的作用，要考虑到以下因素：第一，患者原有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与损害后果的关系；第二，患者原有疾病状况发展对现存损害后果的直接作用程度以及与医疗过失之间的关系；第三，患者原有疾病状况的危险性与医疗主体实施医疗行为的必然联系和客观需求，患者因医疗行为的获利结果与损害后果的关系等；第四，患者原有疾病状况的基础条件在静止状态与其现存损害的关系。
2.3医疗纠纷诉讼的赔偿问题：医疗纠纷的复杂性导致案由不同所适用的法律也不尽相同。目前，在医疗纠纷中存在一个“二元化”的标准，其中“医疗事故”的侵权行为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低标准，而“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行为引起的医疗纠纷”则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高标准，赔偿标准的“二元化”导致了赔偿金额的相差悬殊。“医疗事故”的侵权行为适用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中，赔偿范围小，赔偿标准低，其赔偿范围仅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费、陪护费、误工费、和残疾生活补助费等11项。这样使得事实上存在过错的医疗机构想方设法将鉴定结果变成医疗事故，以逃避应付的高额赔偿。在审判医疗纠纷的案件中，经常出现同类的案件但判决结果却差异很大的尴尬局面，这主要是因为现行的法律适用原则存在一定问题以及法官对法律适用上存在的分歧导致的。例如，某新闻机构报道两个相同疾病的患者在同一家医院做了相同的手术，手术过程中，手术医生因为操作不当的原因对两个患者的器官造成了损害。其中一名患者进行的是医疗事故鉴定，而另一名患者进行了医疗损害的司法鉴定，在随后的此后的民事赔偿诉讼中，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患者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获得2万多元的赔偿金，而进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患者则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获得8余万元的赔偿款。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关于医疗纠纷的法律处理还存在许多问题与漏洞，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十分有必要，从而制订出符合现实情况的法律法规以及处理制度。无论是医方还是患方都应当积极了解相关信息，适应目前的法律法规制度，依法合理地维护自身权益。
参考文献
[1]李跃.浅析医疗纠纷法律处理所面临的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1（07）.
医患纠纷方案篇8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患关系；患者权益
0引言
由于医疗行业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性，其行业的特殊性质以及习惯的信息封闭等因素，使医患双方的地位呈现极度失衡状态。因而出现医患纠纷之后，患者一方总是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患者的维权之路往往坎坷曲折。他们在身体上遭到医疗事故损害饱受痛苦的同时，心里和精神上也常常受到伤害。愤懑、无奈、悲伤、绝望，往往会使他们做出过激行为，导致伤害医务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结果不仅造成更多尴尬的“悲剧”，也使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加趋于恶化。
1现行医疗纠纷中患者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
我国对医疗纠纷争议的处理机制，目前通常分为三种程序：一是医患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程序；二是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主持调解程序；三是向人民法院的诉讼程序。从上述所列举的程序中可以看出，医疗纠纷中患者所处的地位与医疗机构一方并不平衡，其弱势与不利十分明显，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医疗行业极强的专业技术性以及医疗机构掌握医疗资讯的垄断性，是患者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要原因
医疗行业的宗旨是治病救人，它日常的中心工作就是服务患者，为患者解除病痛。其医疗行为极强的专业技术性、先进的科学诊疗手段以及不断创新的医疗成果，就是患者对其产生依赖和信任的前提。因而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医疗机构与患者信息不对称，患者求医治病总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所以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双方地位失衡显而易见。
1.1.1医疗知识不对等，患者过于依赖医院和医生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患者和其家属都不懂医疗知识，到医院看病，完全是盲目听从医生。尽管法律法规都有明确规定医院对患者的病情有告知义务，患者对于治疗方案有选择权。但对于极具专业性质的医疗方案，患者根本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明白，怎样治疗、是否手术、选择何种手术方案，大多都有医生决定。出于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和依赖，绝大多数患者都是抱着把身体和命交给医院和医生的想法，很少有人会去过多的怀疑医生定出的治疗方案。所以，各种病历、手术记录上的患者及其家属签字本质上是走形式化的。可是，当出现医疗纠纷时，医疗机构却以患者及其家属已经签字同意、院方已经履行告知义务为由推卸责任，这显然对患者一方是不公平的。患者一方由于不懂专业知识，很难找出医院存在过错的证据。即使通过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时，患者一方也往往不知道哪些病历资料和检查资料对自己有利。而作为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医疗机构一方来说，对此却十分清楚明白。因此，在提交病历资料和医疗资讯时，医疗机构往往占有主动权和优势地位。这种医疗知识不对等，患者过于依赖医疗机构的现状，是导致医疗纠纷时，双方地位失衡，患者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所在。
1.1.2医疗资讯掌握不对称，患者信息掌握不及医疗机构
在医疗损害领域存在一种特殊的情形，即受害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在医疗资讯的掌握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从患者在医疗机构寻求医疗诊治过程中，患者的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等医疗资讯几乎全部都掌握在医疗机构一方，所有病历资料都是由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的，而患者手中却一无所有。对于病历记录是否客观真实，病情记载是否全面详细，患者都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去进行监督和检查。事实上，出于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很少有患者去查阅质疑病历资料，也没有人去主张对病历资料的知情权。然而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等，就会使受害患者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在医疗侵权纠纷案件诉讼中，患者一方向法庭提供的病历资料，多是医疗损害事实发生后，从医疗方封存的病历复制所得。由于医疗方掌握主动权，为规避侵权责任进行病历的篡改与伪造的可能性非常大。在这种时候，仅仅指望以所谓的职业道德去约束医院的行为并不现实。医疗方完全可以打着修改的旗号行篡改之实，或者直接重填一张空白病历取代旧的病历。而患者一方却由于病历从始至终掌握在医院手里，对于病历的虚假性绝大多数时候无法证实。因为患者一方根本不具备证实病历虚假性的能力和条件，无法找到医院对其病历造假的证据。
因此，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和医疗资讯掌握的垄断性，使医疗侵权事故发生后，患者方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患者这一“不利地位”常常成为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判决患者一方败诉的重要原因。
1.2医疗事故的鉴定在医疗纠纷中至关重要
在医患之间就患者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发生争议时，无论当事人选择哪种解决方式，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医疗事故责任在谁。因此，医疗事故鉴定①在处理医疗纠纷中至关重要，合理、公正的医疗鉴定结论，往往是医疗纠纷调解的依据和诉讼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目前比较混乱。国务院的《条例》中规定由医学会进行鉴定，《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后，究竟是医学会进行鉴定，还是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者另行设立新的鉴定制度，并未做出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就委托司法鉴定还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一问题往往就成为医患双方反复争执的焦点问题。而围绕“过错”与否，不同的医疗鉴定部门往往又会出具不同的结果。如从某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情况来看。2002年10月～2006年10月期间，委托某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案例共62例。其中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有15例，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有47例（47例中有28例在鉴定报告书分析意见中记录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违规行为或医疗缺陷）。这62例中，有25例因一方或双方不服，又经省医学会进行了再次鉴定，再次鉴定后，两次鉴定结论完全一致的有19例，不一致的有6例。另外在全部案例的审理中，有10例原告方（患者方）又提出进行了司法鉴定②。这种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现象的普遍出现，往往使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时间长、难度大、成本高，患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得到维护。
注释
医患纠纷方案篇9
【关键词】妇产科；医疗纠纷；原因；防范对策；产检；医疗安全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对生命质量的要求及维权意识的增加，使得当前医疗服务的质量和人们期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差距明显的情况下医疗纠纷和鉴定发生率也就容易升高，医疗纠纷主要是患者和患者家属所存在着的认为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的诊断不正确和错误操作等造成患者出现不良后果，而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出现争端[1]。妇产科属于工作对象及性质都较为特殊的科室，在工作开展的时候具有风险比较高的特点，近些年妇产科医疗纠纷的发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采取更多有效的措施保障医疗安全，有效降低医疗风险也就成为医院管理工作人员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
1资料与方法
选取2010年1月—2015年12月我院发生医疗纠纷临床案例共146例，采用资料整理和问卷调查方法对妇产科患者和医护人员实施调查，发放调查问卷共292份，收回率100%，从医患两个方面出发分析医疗纠纷原因。
2结果
医疗纠纷案例中产科医疗纠纷比例占22.6%，普通妇科医疗纠纷比例为30.1%，妇科肿瘤科医疗纠纷比例为11.6%，计划生育科医疗纠纷比例为8.2%；其他科室医疗纠纷比例为27.4%。见（表1）。明确得出妇产科医疗纠纷的发生原因分为产科原因和妇科原因。
2.1产科医疗纠纷原因
2.1.1产检问题。首先是胎儿的大小和胎儿位置检查错误等问题频繁出现，临床医生容易出现以自身的经验对胎儿的大小及位置判断，一旦出现的误差比较大的时候，就会使得产妇发生难产等情况，造成新生儿锁骨骨折，严重的时候也会使得新生儿的臂丛神经出现损伤[2]。其次违反诊疗常规，产科的节奏比较快且疾病变化也明显更快，医生通常仅仅注重快速周转，对术前的常规检查和病史情况及产后观察等环节重视不足，这就可能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危害产妇和胎儿的生命。最后产程观察不当，近年来，剖宫产率虽然得以控制，但是也使得助产士的压力增加，分娩过程情况变化比较快，产妇的病情也通常因人而异，由于产程观察不细致也会造成胎儿出现宫内缺氧的现象，使得新生儿出现并发症疾病，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死亡。
2.1.2专科局限。专科医院科室设置较为简单，在接诊的患者病情较为复杂的时候，容易出现对接诊患者处理不良的现象，如果患者合并有妊娠期高血压和心功能异常等疾病，需要内科和新生儿科等各个科室的共同配合，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会对产妇及胎儿造成损害[3]。
2.1.3手术操作不当。由于医生自身所掌握的基本技能不够熟练，在进行伤口缝合的时候效果不良，使得产妇容易出现产后出血和伤口无法愈合等问题，甚至容易延长患者恢复的时间，对患者具有更大的伤害。
2.1.4产后检查问题。新生儿的检查对新生儿的健康及疾病及时发现和治疗都具有重要影响，产后对新生儿的观察如果不细致就会造成新生儿漏诊的现象，产科母婴同室病房，对新生儿检查的时候多数流于形式，容易造成医护人员放松警惕的现象，没有能够进行更加全面的检查[4]。
2.2妇科医疗纠纷原因
2.2.1违反诊疗操作规范、常规。妇科纠纷出现比较多的原因主要是医生出现告知不当和漏诊及误诊等现象。医生如果没有能够充分告知患者不同治疗方案的优缺点及所具有的不良后果，直接采取自己认同的治疗方式或擅自扩大手术范围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都会成为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5]。
2.2.2手术操作失误。妇科手术操作失误造成的患者膀胱阴道瘘或小肠穿孔等情况，需要进行二次手术者，这也会引发医疗纠纷。
2.2.3病史询问不详细。由于病史询问相对较为简单，也就容易对相关细节和特殊的情况重视不足，对未婚妇女实施阴道检查的时候需要征求患者同意。
2.2.4医生责任心不强。手术后对患者情况检查不足容易造成患者的腹腔内部有遗留物等现象没有能够及时发现，这些情况所造成的医疗纠纷属于医生低级失误所造成的[6]，近些年医生法律意识增强的情况下，这些现象逐渐减少。
3讨论
3.1目前天津市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
3.1.1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疗纠纷投诉情况出现之后，院方和患者共同认为诊疗问题的时候，患方申请赔偿额度超出10000元，院方和患方可以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程序。
3.1.2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医疗纠纷投诉事件出现之后，如果院方并不认为自身的诊断和治疗行为发生差错，无法和患者达成一定共识，患者一方也可以到医疗机构所处辖区卫生计生部门单方面申请卫生计生部门工作人员开展医疗事故鉴定工作。
3.1.3申请医疗损害鉴定。医疗纠纷投诉事件出现之后，患方可以到医疗机构所在辖区的人民法院进行立案，对医疗机构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医疗损害情况加以鉴定，这一方式多数情况下是院方和患方对诊疗过程的合理性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使用的。
医患纠纷方案篇10
关键词：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发展
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广大患者相关医学知识的增加、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公民权利意识的加强，加之医学科学本身的特殊性及医生医德、服务意识等方面的原因，医患之间的医疗纠纷不断出现，且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司法实践中，医疗纠纷的诉讼案件也日益增多。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法院要在查明争议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判决，就必然要涉及作为“民事诉讼的脊梁”的举证责任，[1]（p.63）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是包括法学、医学等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它决定医疗纠纷案件如何发展的根本问题，关系医院和患者实体利益的分配，对于患者权利的实现及医患之间的利益平衡意义重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笔者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分三个阶段介绍并进行简单分析。
一、“谁主张，谁举证”阶段
“谁主张，谁举证”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般举证规则。简单的说，在医疗纠纷中，“谁主张，谁举证”就是患者主张自己在医疗行为中权利受到侵害，就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否则就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主，国务院1987年6月29日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法律文件。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明确了医疗纠纷中的当事人为医疗机构和患者及其家属，增加了司法诉讼程序，即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的处理不满意的，均可向当地人民法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立法宗旨虽然是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但其在制度设计上更多的是保护医务人员及医疗机构的权益，患者的权益保护基本被忽略了，即实际上成为了“单保护”，具体体现在医疗纠纷的归责原则上实行绝对的过错原则，表现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在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阶段，患者主张自己在医疗行为中权利受到侵害，就要证明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存在过失，并且该过失是造成其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直接原因，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是否存在过失，病历是重要的证据之一，而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机构没有提供病历的义务，在这样的状况下，对于处于弱者的患者一方来说，其举证责任是相当大的，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当一些医疗纠纷出现后，身心受到伤害的患者开始转而寻求其他的救济途径，如求救于媒体，媒体就成为表达患者心声的重要场所，各大媒体上登载的各种不同经历患者的“血泪控诉”，使公众对医疗机构的服务产生诸多的不满，加之各地因医疗纠纷不能及时解决导致的一些过激行为不断见诸报端，医患关系持续紧张，这不得不让社会各界开始反思《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存在的问题。
尽管《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内容简单，相关规范不够完善，可操作性较差，对患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有力，也不利于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但作为我国第一部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还是一种进步，是我国医疗纠纷处理向法治化迈进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医疗纠纷处理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举证责任倒置阶段
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将本来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就相关事实的存在承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另一方当事人就相关事实的不存在承担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多发生在特殊类型侵权案件中，因为此类案件中很多重要证据被对方掌握，原告依通常的取证手段根本无法取得；甚至侵权者为逃避法律责任利用其掌握证据的便利条件故意毁灭证据。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僵硬的适用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对受害人一方或弱势一方来说就很不公平，其权利保障就很难实现，也达不到公平正义这一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因此，在一些特殊侵权诉讼中，基于当事人举证的实际情况，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便应运而生。2001年12月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明确规定了医疗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与患者因医疗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这些都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在医疗纠纷诉讼案件中，由于医患双方的举证能力、与病历等重要证据的距离远近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仍然将证明责任按照一般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则容易产生不公平。[2]（p.331）
医疗纠纷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出台，就引起医患双方、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于这一规则，可谓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医疗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有利于公民诉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在医疗纠纷中处于弱势的患者一方，有利于提高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审判效率，有利于促使医院的管理规范化，加强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中的法律意识，提高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也有利于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从而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实现实体法的实质公平及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反对者认为，医疗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存在诸多弊端，它大大降低了患者医院的门槛，引起医疗纠纷中患者的“过度维权”，使医疗纠纷诉讼不断案件增多，过多的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时，医学自身的特殊性及患者本身的原因导致医疗机构在诉讼中常常举证不能，从而承担不利于自己的后果，这使得医疗机构为了规避风险只得放弃可能治愈患者疾病的新的治疗手段或者高风险治疗方案而采取防御性医疗，长远来说这不利于医学科学的积极发展，最终还是患者的利益受到侵害。
客观地说，医疗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是对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保护进行平衡的制度选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对患者合法权益保护不力的状况，体现了保护医疗纠纷中处于弱势的患者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实现实质的更大范围的公平正义。同时，其存在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因此，如何科学地分配医疗纠纷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及保障医学科学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阶段
2009年12月26日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7章专章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其中对医疗纠纷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区分类型进行了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医疗纠纷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侵权责任法》创造性地采用了医疗机构、患者、法院等都比较容易接受的“医疗损害责任”概念，科学确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基本类型，即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医疗管理损害责任、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及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并根据不同侵权类型来确定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一）医疗技术损害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分配
《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医疗技术损害侵权责任纠纷适用过错归责原则，也就是说，医疗纠纷中，患者要求医疗机构对其损害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应当具备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具有违法诊疗行为、该违法诊疗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违法诊疗行为和患者人身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有过错。基于过错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的分配实行“谁主张，谁举证”，患者要对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规定，三种特殊情况下，即医务人员有违反有关规定的治疗行为，需要提供与医疗纠纷有关的患者病历资料时医疗机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医疗机构伪造患者在诊疗活动中的病历资料或者篡改、销毁患者在诊疗活动中产生的病历资料，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5]（p.290）
（二）医疗管理损害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分配
医疗管理损害责任是杨立新教授基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反医疗管理造成患者损害而提出来的一种独立的医疗损害责任类型，医疗管理损害侵权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管理损害侵权责任纠纷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实行“谁主张，谁举证”，患者要对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
（三）医疗伦理损害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分配
《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医疗伦理损害侵权责任纠纷适用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即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行为中违反医疗伦理造成患者损害的，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应就对患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医疗机构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诊疗行为没有过失。体现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四）医疗产品损害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分配
《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医疗产品损害侵权责任纠纷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患者只需证明医疗机构在诊疗行为中因使用的医疗器械、消毒药剂、药品存在缺陷或者输入的血液不合格对自己造成了损害即可。
《侵权责任法》在总结以往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经验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区分不同类型侵权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日趋完善，对更好的解决医疗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相信，针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要立法、司法实务部门、医学、法学等工作者不断努力，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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