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篇1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篇2
关键词：儒家比较影响中韩中小学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038-02
1儒家思想对我国中小学教学内容影响分析
1.1我国中小学教学内容简介
我国中小学教学科目和课时安排严格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教育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规定了我国中小学教育的科目，包括语文、数学、道德、科学、体育、艺术和外语等不同课程，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初中阶段开始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高中阶段则以分科课程为主。为满足服务农村生产的要求，对农村中学教育内容单独做了要求[1]。
在各科目课时分配上，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规定，在九年教育的课时中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占7-9%、历史与社会3-4%、科学7-9%、语文20-22%、数学13-15%、外语6-8%、体育10-11%、艺术10-11%、综合实践活动及地方与学校课程16-20%[2]。
1.2儒家思想对我国中小学教学内容影响分析
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目的设置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主要包括：
首先，儒家思想重视道德教育[3]，体现了儒家思想将品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的要求。我国中小学教学科目中，从小学到中学根据不同阶段设置了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和思想品德课程，而且道德教育课时占相当的比例，最高可到9%，可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与社会责任感，与儒家教育思想重视思想品德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
其次，儒家思想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特点在我国中小学科目设置中得以体现。教学科目设置注重学生综合能力提高，根据兴趣爱好差异，初中阶段开始分科，学生还可根据爱好选择部分学习科目，如可在科学或物理、化学、生物间选择，高中阶段教学以分科为主；另外，我国中小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具有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特点。
再次，实践教育占据一定的地位。儒家思想提倡“格物致知”，具有鲜明的实践色彩。我国中小学教育内容中已经包含实践的内容，与儒家格物致知思想一致，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实践教育仍处于劣势地位。
最后，我国中小学教育内容的具有的官方色彩。儒家思想“官”本位思想严重，缺乏民主的精神。我国中小学教育内容一定程度上受到该思想影响，如教育内容与形式固定等，虽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效果，但固定的教学内容难以与就业和学生兴趣结合，势必会影响教育的效果。
2儒家思想对韩国中小学教学内容影响分析
2.1韩国中小学教学内容简介
与我国中小学课程和课时安排由官方确定类似，韩国教育主管部门对韩国中小学各年级的教学科目和课时安排也做了明确要求，根据不同教育阶段的特点设置了道德、社会、数学、外语等科目以及创意性体验活动实践课程。另外，还开设的部分选修课程和选择性学习的课程[4]。
2.2儒家思想对韩国中小学教学内容影响分析
韩国中小学教育内容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儒家思想被大量引入教育内容。韩国政府汉字教育政策要求推行儒家理念，韩国教育部在中学阶段推出了汉文课，韩国的中学汉文课本中以学习儒家经典名言为主要内容，不仅如此，还在全国性的考试中出现汉文题目。
其次，道德教育在教育中具有显著的地位。韩国现行的中小学道德教育具有四方面目标，即学生了解自己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儒家思想在道德方面的诸多要求。另外，民族主义和政权意识是韩国教育的重要内容，重点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爱家的情感，强调正确的行为规范，传达儒家的忠诚、孝悌、民族自豪感的精神内容。
最后，受儒家“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实践教育是韩国中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教育中开设的创意性体验活动、选修课程、学校自律性选修课程，以及技能课程等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另外，开设的技能、家庭和第二外语等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未来的就业能力，有助于毕业生更加符合当前就业的要求。
韩国中小学教育内容中同样具有逐步深入，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特点，与儒家教育思想的要求相一致。另外，韩国中小学教学内容也是受教育主管部门以法律形式确定与我国中小学教育相似。
3比较分析
中韩两国中小学教育内容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且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如重视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结合、注重博与专的结合及循序渐进等特点。
但同时可以看出中韩中小学教育内容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差异，主要包括：
3.1实践教育地位不同、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自主选择性不同
虽然我国规定了实践课程，但数量未明确，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实践教育难免流于形式。我国虽然分科，但内容固定，分科时部分学生难以分清自己的兴趣爱好就选择了一个方向，而韩国的选修课程设置有多方面的选择，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选修。
3.2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程度的差异
韩国注重家庭教育与学校和社会教育相结合，两者相结合的教育使学生能够从身心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而我国教育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方面，学校教育是学生获取知识和教育的主要来源。
3.3对历史与社会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存在较大差别
总之，儒家思想对中韩中小学教学都有深远的影响，但也存在较显著的差异，应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传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经验和不足，以促进教育成果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eB/oL].2001.
/20010926/3002911.shtml.
[2]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通知[C].2011，11.
[3]初淑红.浅谈儒家思想对学校德育教育的借鉴意义[eB/oL]].才智,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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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佛教中国化；和合；包容性
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是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没有中断，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厚德载物思想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理解是，天地最大，它能包容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四时行。从这种对自然的理解中引申出做人的道理：人生要像天那样刚毅而自强，像地那样厚重而包容万物。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文化是儒学。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里对中华民族在思想方式、行为规范、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儒学主张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种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向来不排斥。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由于其吸纳百川的结果。
中a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于“和合”二字，“和同之辨”肇始于西周末年的史伯，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谓“和”就是不同事物均统一、和谐或掺和，是以诸因素的差异性为前提的动态联系。所谓“同”指相同东西的简单相加或同一。“和”对于我们民族心理的形成具不很大的影响。“和”的心理传统能休现出民族的特色。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闻都可融汇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长。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它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不能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还有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其结果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却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特有的本色。一切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国，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社会强烈的宽容气氛，甚至使得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外来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
佛教从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经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不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而且其中某些思想观点、思维方法，又被儒道学派所吸收，并逐渐融合成为北宋时期的哲学思想体系。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为了自身的生存，就已经采取了中国化、通俗化的手段，主要是以黄老释佛。如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释“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为明，是清净无为也。”东晋道安则以《老子》解《般若经》。安史之乱后，儒释道三教在思想观念上互相融汇。儒家在坚守孔孟伦理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同时，广泛吸收道家和佛教的心性之学，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士大夫往往在思想上具有二重性，即在政治上推崇儒学，在生活则出入佛老。正是这种对佛性的吸取，使儒学开始向新的理学方向转化。儒学接纳佛教义理，佛学也不断吸收儒学和老学的成分，使得佛教在唐代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本土特色的宗派，如天台宗、禅宗。它们一采纳道家的自然主义为开端，又淡化出世色彩向世俗靠拢，尽量减少同儒家伦理的冲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僧徒以“人皆可以为舜尧”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崇尚伦理道德的，而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道德规范归根到底是人的经验，人的社会需要的产物，而非外在于人的异已力量。因此尚德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即可以说是尚人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伦道德的特点在对“孝”这一道德规范的倡导中得到了体现。原始佛教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孝”道有着天壤之别。中国自古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而佛教正是主张无君无父、绝嗣为木；中国的传统是视家庭为享受天伦之乐的基本单元，而原始佛教则主张辞亲出家，视家庭为牢笼。于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外来佛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其结果是，佛教逐渐附会儒家对孝道认可，直至对原始佛教背悖，与世俗凡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张扬孝道。在老学和儒学的影响下，佛教的外来色彩逐渐淡化。
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儒学吸取了佛教宗教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尤其是在本体论上有所建树；佛教的中国化，使其多数宗派具有了世俗色彩，吸收儒学中的伦理因素；道教则把伦理上的探讨与外在修炼方法相分离，从佛教和儒学中吸取营养，开始创立新的道教理论。这些都为五代宋元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提。
对于宗教来说，人的生存只不过是为了永生的准备而已，而目的只在于虚无缥渺的彼岸世界的到达，目的只在于“出世”，现实人生是微不足道的。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肯定现实人生为前提的。一般来说，佛教宗教精神都重视人的主体意识，即“心”的作用，而且关于主体意识的分析比较细致，把“心”看做是脱离物质存在的绝对。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思想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宋明时期形成的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其思维方式直接受到禅宗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除所谓的“主体意识”论之外，还有“本体”观念。佛教从西汉末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佛教不但中国化了，而且也成为形成中国文化中新的思想体系的一种有影响的思想资料。
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则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要求我们要自觉地、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佛教在中国传入、发展的过程，就是由神道到人道，对儒家文化认同、并为儒家文化吸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的现世的人格主题非但没有被浸没而且通过宋明时期心性问题的阐发，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种吸收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积极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的内容与“和”的形式相统一为特征的，两者之间，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适应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文化通过“和”的机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华，从而丰富了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人”的文化。正因为有以“人”为主题的丰富文化，才使得中国屡经劫乱而文化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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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篇4
对于文化的概念，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论断据说是最早的文化定义之一：“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是一个偏重于文化精神方面的定义。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对其环境所作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人类心灵激发起肉体所作的各种动作的结果。”这个定义偏重于文化的物质方面。把文化理解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写道：“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是特定个人所达到的生活方式，并且是由他们保存下来作为社会其他的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广泛的社会现象，仅仅从某一角度对文化下定义是很难的，必须从社会的精神、物质和行为三方面来界定文化。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传统与文化争论》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典型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这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主要包括物质的、思想的、制度的三个层次。
如果把社会文化整体比喻成为一个圆，那么，从圆心到圆周，大体以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为序，即精神文化是文化圈的内核，可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行为文化称为中层结构，物质文化称为表层结构。
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
语文包含于文化之中，语文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文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文化与语文教育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语文传播、继承、发展文化，语文教育的内容承载着民族文化，深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语文教育体制，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的选拔机制。教育对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更主要的是起到一种强烈的活化作用，教育的实质是通过活化文化的方式来保存文化传统。
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定内涵，需要通过教育来传递给下一代。因此，民族文化传统将大大影响人们对教育内容的选择。另一方面，价值观念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沉积于人们深层的心理结构中，成为衡量事物的基本尺度，将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及方式方法的看法，从而使语文教育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语文教育对文化也有体现作用。它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体现文化的特征。下文从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关系、中西不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这两点加以说明。
1.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变化中，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除一个短命的秦朝主张法治、废除儒术以外，其他历朝历代没有不崇尚儒家思想的。从春秋战国的儒家到秦汉时期的经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到隋唐时期的佛家，再到宋元时期的理学、明清时期的科举，几乎无一不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积淀，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
（1）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关注，“仁”和“礼”是这一伦理本位文化的两大范畴。“仁”主要指一种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和要求。它以“爱人”为核心，包括礼、智、信、义、忠、恕、孝、悌等诸多内容。孔子曰：“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诸多道德伦理原则中，儒家极为重视“孝悌”这一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把这种家庭伦理层面的孝悌观念推及社会政治，于国家社稷而言，就是忠君爱国。“礼”是指维护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成为对人的一切行动的约束准则。孟子在此学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说，宋明理学提出的三纲五常，实质上是对儒家政治伦理化统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儒家的“仁”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重要原则，而“礼”则是利用血缘宗法关系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段。
（2）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人合一”代表了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它力图探求天与人的相通之处，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以达到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内容包括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心性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宋明的“天人一道说”。总之，“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内容十分广泛，但它的主导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便达到一种道德伦理层面人与人的和谐，最终实现天下稳定太平、统治秩序坦然的社会发展目标，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
2.儒家文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承载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根本的而且是巨大的。下面就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几个方面来谈谈儒家文化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
（1）对语文教育理念的影响
儒家文化具有以伦理为本位的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的思想文化渗透着古代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德育为本的教育思想。这一教学理念强调德、智是衡量人才的两条最重要的标准，故而要求德育、智育能够同时得到发展。儒家思想认为，德育的实施也能够促进其他教学。儒家教育不仅肯定德育的核心地位，而且将智育视为德育的手段。这一原则对纠正或防止片面的知识化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导致重德轻智，过分强调语文教学为伦理、政治服务，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发展。特别是到了隋唐，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语文教学只重视写作，以八股文取士，使人们思想僵化。顾炎武曾经批评，这种文章训练的方法使“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
（2）对语文教育内容的影响
我国古代没有单纯的语文教育。古文教育是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学科教育。比如我国奴隶社会的六艺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的综合性内容。春秋战国之后，教材主要是《五经》《四书》。《三字经》有言：“凡训蒙，须讲究，讲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和古代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顺序，即：小学―四书―孝经―六经―子书―史书。
古代语文教育之所以选择《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是因为：《四书》是儒家正统思想的精华，体现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孟子一脉相传下来的儒家思想。其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伦理思想、哲学观点和教育教学思想，历来被统治者所推崇，并规定为一切官办学校、私塾的基本教材。《五经》也是历代各朝宣传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根据。《诗经》相当于文学课本，《书经》相当于政治课本，《礼经》相当于道德伦理课本，《易经》相当于哲学课本，《春秋》相当于历史课本。可见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文史哲不分的，就连当时的蒙学读物“三、百、千”也是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阐述的是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
（3）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
儒家教育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摸索、采用了许多教育方法，并对他们进行了许多理论性的探讨和总结，如问答法、讲授法、论辩法、诵读法。这里仅以诵读法为例来说明儒家文化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两汉时期为什么流行诵读法呢？因为内容多是《四书》《五经》，而儒家特别强调诗书的教化作用，“以孝治天下”“以论语治国”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所以当时盛行记诵法。
3.儒家文化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传承力，对当今的语文教学也会产生很强的渗透作用。儒家文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其中的精华部分，如重人伦、中庸和谐、自强不息等精神，对语文教学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其中的糟粕部分，如过分注重伦理、忽视新知的探索等，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有负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如传统的德育理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使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始终是我们德育教育的首要内容。传统德育的方法如讲求“克己”“慎独”，对于学生养成自我约束、爱护集体的习惯，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又如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如“头悬梁，锥刺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对于励志、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有深刻的意义。
三、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语文教育的思考
如今，多元文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这种景象呈现了对立碰撞而走向统一融合的多维形态。多元的文化背景促使语文教育不断更新其课程内容、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语文教学中理应填充新鲜的时代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课程设置上，应打破旧有的模式框架，恢复语文教育应有的鲜活生机、朝气洋溢，为各种文本内容充分碰撞、交流和对话提供广阔的天地。语文教育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应当反映当今社会时代的精神内涵，更有世界范围内优质的异国文化，促使我们的语文教育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国外的教育理念，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吸收扬弃，取长补短，以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
参考资料：
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篇5
【关键词】儒家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8－0002－02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现代社会先进文化的核心，从本质上来讲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但必须看到，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时至今日，仍然对我国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精神风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彰显出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不断得以丰富和印证，进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儒家文化如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作用，如何体现现代价值，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儒家文化概述
儒家文化起源于先秦，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流派，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积累和流传下来，至今对当代文化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古代文化。它以物化和精神两种形式存在：物化方面包括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精神方面包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等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它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道德规范、人生理想、政治、哲学、宗教等的形成和发展起主导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
二儒家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地位
1．儒家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理论来源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的思想文化内核。孔子认为：仁是一个人内心所有的东西，而礼则是表现在外
的种种礼节，对人要做到温、良、恭、俭、让，多为他人着想。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发展完善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人性本善，主张仁政统一天下，并且把仁学发展成为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荀子提出了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发展孔子“礼”的思想，主张“以礼为主，礼法并施”认为人性本恶，加之没有礼的约束，社会就不会稳定。这些思想都为后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孔子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依托，仁、义、礼、智、信仍是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部分，这些都说明了儒家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2．儒家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
孔子作为古代教育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后代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模式。儒家的内在观要求知行合一，学习要身体力行。儒家的教学原则如下：（1）因材施教。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认为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2）教学相长。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作为思想政治的教育者，不但要从书本中学，还要从学生身上学。因为教与学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3）身教重于言教。儒家文化强调“正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注重强调教育的示范作用。教师要先做到慎独，“吾日三省吾身”，为学生做出表率。
3．儒家文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人文精神的支撑
儒家文化在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追求人自身的发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表现出的鲜明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特点，既培养了教育者的艺术气息，又提高了人生的自我修养。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人文精神支撑。因此，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水平，应正确引导受教育者理解儒家文化，拓展受教育者的知识面，培育其高尚的情操，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借鉴儒家文化，有利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素质，有利于当代受教者中国梦的实现。
三儒家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途径
新形势下，文化已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越来越走入更多人的生活。一方面，在现代化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要在儒家文化中寻找更多合理有用的成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另一方面，要把对儒家文化的合理借鉴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与社会相适应，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内涵。
1．融入儒家经典思想，明确文化向度
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看，主要是对受教育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自我意识的培养，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的枯燥和讲授方式的单一，受教育者的接受效果较差，只知道儒家文化长期流传下来的固定语句，却不知道如何实践。因此，把儒家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当中，讲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讲解儒家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更新一成不变的教育内容，使学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处世态度、方法和道德情操。另外，也应将儒家文化与现实社会相联系。利用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与现实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相对比，淡化自私自利的小人思想；利用儒家文化中的“见利思义”“以义生利”，把“义”“利”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拜金主义相对比，突出道德在金钱利益中的重大作用；利用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与现代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的状况相对比，引导学生树立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理想信念。
2．引入儒家教育方法，提高教育成效
儒家在古代的教育过程中，十分重视方式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借鉴儒家文化中的因材施教，最重要的是把握学生的智力、兴趣和个性等，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注重儒家文化中的身教重于言教，强调教育者要率先垂范，重视教育的示范作用，利用“慎独”教育学生的同时，先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表率；注重儒家文化中的教学相长，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育者不仅是要从书本上学，实践中学，还要从学生身上学，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教学相长；注重儒家文化中和谐的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教育者只有了解学生的心理，进而取得学生的信任，营造和谐的教学气氛，才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
3．塑造儒家理想人格思想，完善教育目标
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儒家学说强调：追求真理和理想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内容，实现人生价值应以推崇人的道德品质为先，淡化物欲，以大体为重。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应继续弘扬爱国、爱民的思想，完善自我，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首先，儒家提出的仁爱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加大仁爱在教育中的融合力度，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一是在理论知识的教学中增加更多仁爱思想的教学内容；二是在实践中组织到敬老院、孤儿院等关心他人的活动；再次，教育学生要有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和情操，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培养学生维护社会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最后，培养“以和为贵”的处世原则，将儒家“信则人任焉”与现代教育中的诚实守信相结合，讲述典故与实践相结合，重点强调诚信的重要作用，促进学生更好的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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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篇6
【关键词】儒学人文精神心忧天下关爱他人理性大气个体生命内在和谐
【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5）27-0005-02
一心忧天下、兼济入世的责任精神
心忧天下与责任承担是指人们从忧患境域的困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包涵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意义。
所谓悲天悯人，即孔孟之所忧所患绝非所谓感性物质生活的匮乏和个体生存发展的困苦，而主要是内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和人类群体生存发展上的苦困；绝非一己之功利得失，而主要是人类群体之幸福和理想的实现，是物我对立、人我对立的消释。孔子倡导“忧道”，孟子大声疾呼“忧民之忧”，韩非子也发出“贤者之忧世急也”的感叹。这种忧世、忧民、忧天下的传统精神，在先秦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得到发扬光大。先贤们超载个人哀愁，把忧患之思升华为爱国爱民情怀。
所谓承担责任、济世救民，即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自我关怀表现为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群体关怀表现为谋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回顾当代教育，在“快餐式”的氛围中，我们的学生有多少还能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有多少人还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博怀和崇高理想。教育中所强调的爱国爱民，悲天悯人，各种活动流于形式，教材文化的熏陶在课堂上被知识本身的重要性所取代；我们不断地倡导勇于承担责任，可是我们所推崇的却仅局限于个人恩怨，小我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用一种广阔的胸怀和普世的态度去教育我们的学生认识责任，体会责任，学会如何承担责任。
二关爱他人而非自私，理性、大气的包容精神
儒家“亲亲而仁民”“仁者爱人”“兼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体现了关爱他人而非自私的包容精神。从国家民族到普通社会生活，这种包容精神集中体现在“和”的精神之上。“和”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及人自身的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的核心三纲五常，就是在承认社会等级制度、承认人的地位的差别上，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这种名教的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上定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
儒学思想的理性精神是一种人文的理性，集中体现“中庸”的思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无论是治国还是修身养性，做任何事情都要恰到好处，也不能达不到要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儒家视“中和”之德为最高的德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至于如何才能达到中和，儒家的途径是“礼”，“过与不及，使道不行，唯礼能为之中”。率性而修道，儒家要培养的是达到中和之德的儒者。这种精神品格不正是一种人文理性的彰显吗？
回顾当代教育，不难发现，无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远远忽视了这点。学校教育可能会在很多方面渗透这些精神品格，可仍然还是处于形式和表面，而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则差得很远。目前家庭中独生子女居多，家长对孩子的溺爱和过分的宽容与放纵，使得现在很多的孩子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不懂得替他人着想等；市场经济社会，物质利益居上，快节奏，高效率，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仁爱、包容、宽容越来越显得无力。国家要强大，民族要进步，需要一个充满关爱、包容、理性和大气的社会，需要每个人拥有一颗关爱而非自私，宽容而非狭隘之心，需要每个人具有一种理性，大气的精神品格，这是教育的使命。学校教育肩负着重任，而家庭和社会需要竭力配合。
三追求道德内在的修养和个体生命内在的和谐
儒家对于道德的主张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以道德完美为人生的第一价值，完善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作为宇宙本体，人的道德是人的本质特征，儒家从这一点深刻地挖掘人的内涵。
道德内在的修养和个体生命的内在和谐是人际和谐的根本保证，一个人只有拥有一颗和谐的心灵，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和谐。《大学》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修身列于之前，亦可见人的内在修养，个体生命的自我完善对协调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儒家修身的目的是完善自我，其核心即实现自我生命的内在和谐。在儒家看来，个体生命的自我完善是人行为处事的立足点，实现个体生命的内在和谐需要修身。《论语》记载了孔子和子路的一段对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子路问如何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君子，孔子分三个层次做了回答。第一是以诚敬之心进行自我修养；第二是通过修身让他人获得安乐；第三是通过修身让天下百姓获得安乐。孔子所谓“修己”就是自我完善，就是个体生命状态的自我协调与提升。
道德内在的修养和个体生命的内在和谐是人自身身与心的和谐、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也是儒家的重要精神。在身心两个方面，儒家要人修养道德从而调适身心。孔子认为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人格，轻视世俗的荣利，并且教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奉行道义而身有所寄托。孟子认为人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从而心宽体胖。宋明理学认为人要立志做圣贤，完成自己的道德义务等。
如此再来反思当代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大多可归为一种形式。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种学生、教师守则规范，各种公益爱心活动，早已成为一种义务的形式，甚至成为一种内心的负担。在这样一种规范中，教育无法真正做到培养学生德行、修养人格。规范本身并不是错误，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规范礼法对于约束人们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然而这并不应该作为一种道德教育的方式，培养人格的手段，仅仅靠遵守规范礼法并不能唤起我们内心真诚的情感，只能造成人心的虚伪。教育应该更加注重人内在的情感，个体生命内在的和谐性，要真正做到陶冶情操、涵养人性、完善人格，使道德内化成为人内心的一种坚定的力量，使人成为真实、真诚的人。
四结语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这是对儒家文化的突出肯定。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积淀下来的儒家文化，至今仍然具有活力，对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就教育而言，本文简要从儒学人文精神的三个角度去反思当代教育，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改进现状。教育应该使人成为一个拥有心系天下、博大的胸怀，能够忧民之忧的人，使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有忧患意识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民族；教育应该使人成为一个拥有仁爱之心、宽容之心，关爱他人而不是自私的人，使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具有人文理性，包容而大气的民族；教育应该使人成为一个身心和谐统一，具有良好的人格修养，真实而鲜活的人，使一个民族成为一个真诚和谐的民族。教育肩负着重任，路途坎坷，能否完成使命，需要我们不断地反思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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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篇7
儒家的伦理思想不仅在中国千年的封建家庭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当代家庭。当代的家庭教育，不但要紧跟时代脚步，实现现代化教育，同时亦需要取传统文化之精华，去传统文化之糟粕。
1成熟的儒家伦理思想给予后世家庭教育以积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中，有一套成熟完备的伦理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在人脑中根深蒂固，不随时代而变迁，也不随朝代而更迭，而是通过教育绵延至今。儒家伦理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准则显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其对天人合一的推崇，及对人道为本的人文精神的重视，不仅影响着古代家庭教育，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家庭教育。
1．1知孝明悌的家族观
知孝明悌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孝”指尊敬父母，回报父母；“悌”指友爱兄长，包括朋友情谊。儒家伦理文化认为知孝明悌不是生搬硬套的教条，而是培养人性和谐的“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做人、处世的根本。孝悌观念历经千年，早已植根于中国千万个家庭之中。父母是孩子身边的榜样，绝大多数父母不仅尊敬孝顺上一辈，而且会积极运用儒家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观点教育下一辈。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无论是对当代社会还是对下一代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利的。
1．2和睦相处的处世观
中国传统文化对内讲究“家和万事兴”，对外讲究“以和为贵”，即使做生意也追求“和气生财”。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不仅包括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亲相爱，而且包括与外部世界的和平共处。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培养了中国人爱好和平、互相友爱的性格。相比今日的中国家庭教育，在很多处世教育方面存在不足。例如，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父辈、祖父辈的过分关爱使得孩子极易形成自私、冷漠的性格。这类孩子在家不知尊敬长辈，在外为己是中心，不懂得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儒家和睦处世的伦理观在我们当代的家庭教育中亦有其用武之地。现代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是物质欲望、生理欲望等各种欲望充斥其中的社会，喧闹繁华的世界背后，需要的是真、善、美，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本我的真诚和谐的联系。所以，在现在的家庭教育中，除了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独立意识等意识，和睦处世思想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没有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日后成为冷血无情的人。
1．3诚实守信的道德操守
诚信是儒学伦理文化较为重要的观点之一，同时也是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曾子杀猪教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一方面，教育孩子诚实不说谎话。另一方面，曾子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当代的家庭教育内容包含甚广，诚信教育不可缺失。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诚实守信不仅影响着他们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而且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心态。诚实守信的孩子持着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他们待人诚信，同时也愿意相信别人会在自己有困难时伸手援助他们。谎话连篇的孩子在生活中总是怀着一种不安全感，他们易妒忌、猜疑，不信任他人。由此可见，诚信教育在当代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我们应该对孩子们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树立诚实守信的意识；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榜样的作用。在很多示范性事物中，身教远远胜于言教。
1．4修身养性的精神意趣
这里所提到的修身养性主要是指礼仪教育。我国素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重视礼仪教育，不仅是传统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在传承中国礼仪文化的历史中起到了纽带联接的作用。孔子曾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以礼教人，不仅有利于孩子良好品格的培养，而且有利于规范父母的言辞行为。父母在教育孩子礼乐修身的同时，自身的行为标准也在提高。
2积极影响背后的消极因素
2．1唯古是从，缺少创新精神
很多中国家庭就“中国文化”这一问题，教育孩子的时候，不免会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话虽没错，不免让孩子心生一种高傲自大之情，误认为中国文化都是好的，造成一种唯古是从、盲目崇古，因循守旧的心理。这种心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成长，而且会阻碍创新意识的培养。
2．2中庸思想，竞争意识薄弱
中庸思想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的人伦思想，即人的内在精神；二是，外在的行为方法，即适度、适时，合乎人们的行事准则。但现在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中庸的深层含义，只是停留在表层含义，例如泛泛的理解为“折中、调和”，如此的理解尽管其本身没有错，但我们的部分家长若本身学艺不精，在教育后代时，势必会造成偏差。导致下一代错误地将中庸理解为平庸、不偏不倚，维持一个中等位置。这种有偏差的思想继而又会影响到孩子竞争意识的形成，不利于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发展。
2．3愚忠愚孝，专制氛围浓厚
我们的自然生存环境造就了父权制为主的农耕文化，从而产生“重尊卑、知贵贱”的等级观念，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等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注重尊老爱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老人与年轻人的不平等，并且在家庭中或许会催生出严肃、专制的氛围，让孩子自小就无法感受民主氛围，一味地愚忠愚孝。
二、儒家伦理文化给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儒家伦理文化成为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的统一体。我们的家庭教育面对传统儒家思想时，通常有两种较为极端的看法：一是，全面否定，盲目从外；二是，全面肯定，高傲自大。这种消极的文化现象不仅在平常家庭中有所表现，而且在很多国人心里也存在着。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避而不谈，应该摆平心态，逐步克服。当代家庭在运用儒家伦理文化时，应做到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应认识到儒家伦理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家庭得以维系、社会得以维稳的轴线。但其诞生于奴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服务于无尚王权，其自身必然存在着不符合当代社会弘扬的精神文化思想。所以，在家庭教育中需要做到客观辩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在教育子女时，不能只停留在言传，更要重视身教，努力做好榜样作用。我们的家长只有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儒家伦理文化的合理部分，以及行动上深刻践行其理念指导，达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我们的家庭教育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家庭教育。
三、总结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篇8
关键词：儒家思想；人权；法律
一、古代儒家思想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又叫儒教或儒学，它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仁"和"人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其反对"过"与"不及"，崇尚"中庸"，崇尚和谐。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都有过不小的影响。孔孟学说就是正统的儒家学说。它继承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继承《六经》遗产，但与经学有区别，经书的言论，不等于孔孟的言论。
孔孟学说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就是孔孟所说的"尧舜之道"二是爱民富民、仁政德政的为政思想，即孔孟所说小康之世。是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实现尧舜之道，也叫王道；三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五常德"和知仁勇"三达德"的伦理思想；四是法天地大自然法则，法阴阳刚柔变化法则，和不偏不倚中而有权中庸之道等朴素的唯物辩证哲学思想。
儒家思想不仅在过去对人们的生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社会，除去了历史痕迹，它的价值依然是鲜活动人的。
总之，"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爱民济众的为政思想，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实事求是的中庸之道，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和民主唯物精神，是孔孟学说的精神实质。
二、当代人权概念的发展
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发生了两次人权运动，包括"人权运动"和"民权保障运动"，都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们发起了要求立宪以宪法为保障人权的一场"人权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一次以人权为内容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以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为代表人物，形成一个以《新月》杂志为舆论阵地的"人权派"。总的说来，关于人权的探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致可以归为四种观点：一是权利的最一般形式说，二是自由权和需求权统一说，三是资产阶级特权说，四是人性固有权利说。
放眼国际，在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主笔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有一段内容这样写道："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一小段话，主要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政府论》中的观点。这也就是天赋人权的最基本观点。天赋人权又叫自然权力，其思想源自自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它构成了古典自然法学说的要义。文艺复兴以来，"自然权利"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论题。所谓"自然权利"，并非指自然界的权利而是指人类的一种客观权利。也就是说，是人之为人的属性特征。
西塞罗曾说过："应该存在一种法律，它会是永恒不变的事实并且于正义和理性适应。这才是真正的法律在西塞罗的阐述中，基本人权，就是一部完美的法律。
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如果要给人权的内容下个定义，那应该就是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谈到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自由和平等作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自由、平等也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为了摆脱一切压迫、歧视和剥削，人的生存和发展权显得尤为重要。生存、发展权既不是存在于口号之中也不是流于古书记载，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抵抗不平等的因素，实在为人权。因此，所谓人权，结合国内外学者大家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或者说，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
三、两者的关系
人权理论就是彻底的平权理论，人权理论首先是关于人人平等的理论。而儒家思想在关于人权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仁道思想，学界认为大致分三类：其一是生命权主张，其二是生存权主张，其三是社会公平主张。下面，谨作相关的分述。
1、孔子非常重视人的生命权。孔子在马厩失火后，问人而不问马，明显把人的生命看的高于畜类或财产等物质。另外，孔子反对殉葬制度，《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见孔子是痛恨用陶佣来为死人殉葬的，更不要说用活人来殉葬。再次，孔子针对当时社会充满迷信鬼神的现状，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强调"人事"重于"事鬼"。，把"事人"置于"事鬼"之上，这一思想非常宝贵，可以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社会，形成了古代中国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存在。
2、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要解决好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广大人民衣食住行这个民生问题，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他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儒家思想中关于生存权的态度也有相关记载。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如果只流连认识论、道德论、人性论、政治论或社会论的领域，这句话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只有抛弃对象化的思维而获得一种有机论、生态学的视野，才能真正揭开"万物皆备于我的奥秘"。所以，儒家的圣人对每一个存在物都能够付出性情，敬重有加。
3、在社会公平的问题上，孔孟所处的时代，都是封建领主制社会，即孔子所说的"小康之世"。孔子的仁政，德政和孟子的仁政，王政都是想在"小康"之世实行"大同"之道。
所谓大同，是尧舜之世的土地公有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政治民主的社会，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这是没有阶级，分配合理各得其所共同富裕的社会。"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是现在社会主义文明道德。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能看到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既有对生命、生存权的再三强调，也有对社会公平主张的一再坚持。此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民主思想，比如行政机关要重视民意听取民心，以及法律手段的合理运用，并强调为治者必须尊重人民尊严。虽然现在学界关于儒家思想与人权概念究竟有无关系存在着一定的纠纷，但通过上述陈述，我们更愿意相信儒家思想的原貌是与"人权标准"相互承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从传统文化中不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的精华是它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倾向。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尽力保存和弘扬儒家文化的精华，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使它们恢复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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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篇9
其二,敦煌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这些文献,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教育、语言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目前,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近年来,敦煌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有较为深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专题研究代替不了总体研究。总体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敦煌儒家文献进行分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分析、把握敦煌儒家文献的前提,而这项工作目前却做得不如人意,属于薄弱环节。
包括儒家文献在内的敦煌遗书,通常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①。这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的分类。四部分类法不能包括敦煌遗书中的宗教文献、官私文书及胡语文献,这些文献需要另外分类。1958年,王重民把自己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敦煌古籍叙录》一书,收录经部24种,史部25种(牒、户籍除外),子部62种,集部33种。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四部分类法,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都需要修正和增补。
随着专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四部分类法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于是,学者们开始寻找新的分类方法。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就打破了四部分类法,将敦煌典籍分为儒学、佛典、道典、史地、文学、书仪、杂占、科技、藏文典籍等九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四分法涵盖的内容和类别更加全面,而且还把儒学作为一大类特别单独提出,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儒学在此书中作为一个类别,仅仅包括儒典和蒙书,又有遗漏,不够周全。
以上两种分类法都是针对整个敦煌遗书而言的。至于敦煌儒家文献,则迄今不见专门的分类研究。
敦煌儒家文献,数量庞大,内容繁杂,必须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以类相从,理出头绪,以方便研究和利用。这就需要一个为其“量身制作”的分类法。制定这样一个分类法,前提是要对敦煌儒家文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认识其性质、特点,然后考察每一写本的具体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认真分析写本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二是根据写本原有的序文,以窥知其编纂目的与动机;三是依据写本的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份等,弄清其作者、时代、内容等等,在此基础上,综合判定每一写本的性质②,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仔细斟酌、推敲,制定出大致合理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最后对敦煌儒家文献作出明确而合理的分类。笔者据此把敦煌儒家文献分为四大类,即: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杂著类。这个分类是粗略的,未必完全适当,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尝试。相信今后随着对敦煌儒家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还会总结出更为科学和严谨的分类方法。
经典类儒家“十三经”,敦煌遗书中留存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年代最早为六朝,最晚为北宋,主要属于唐五代时期的写本。除此之外,与这九经相关的一些注、疏、义、解、音等文献均属此类。
敦煌现存儒家九经,可再细分为八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礼记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
周易类,主要有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陆德明《周易释文》等。尚书类,包括孔安国《古文尚书传》、陆德明《尚书释文》等。诗经类,有白文《毛诗》,毛亨、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佚名《毛诗音》等。礼记类,主要包括白文《礼记》、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唐玄宗《御刊定礼记月令》、陆德明《礼记释文》以及佚名《月令节义》和《礼记音》等。春秋类,包括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魏征《群书治要·左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范宁《春秋梁传集解》、佚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和《春秋梁经传解释》等。论语类,主要有白文《论语》、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疏》、佚名《论语摘抄》和《论语音》等。孝经类,主要有白文《孝经》、郑玄《孝经注》、唐玄宗《孝经注》、佚名《孝经注》、《孝经郑注义疏》及《孝经疏》等。尔雅类,主要有白文《尔雅》和郭璞《尔雅注》等。
历史类敦煌文献中与儒家有关的正史、编年、儒家人物传记,以及包含有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道德内容的一些图谱、族志、地理、诏令、奏议、刑律等都属于此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敦煌文献中的刑律文书基本属于唐代,内容丰富,涉及到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有关文书就包含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应当属于敦煌儒家文献,因而把它们在历史类中列出。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正史类,包括敦煌遗书中已发现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残卷。编年类,敦煌遗书中的编年类史书构成复杂,既有荀悦的《汉纪》、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等,还有中晚唐时期在敦煌地区流传的孔衍《春秋后语》、李筌《阃外春秋》等。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还存在数种不见著录的敦煌地区的编年史,如:由S.2506、p.2810、p.4073、p.2830共同组成的“唐朝年代纪”,S.5693、p.3721“瓜沙事迹纪”、S.2252V“两汉至唐年纪”等,鲜明地体现出了敦煌地区史学著作的编纂特色及地区史学的特点①。以上这两类,从编撰指导思想到选材、谋篇,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春秋笔法隐恶扬善,维护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维护封建正统。谱牒类,家谱、族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事迹的文献,是对家族传承历史的记载,应该属于历史类。敦煌儒家文献中记录婚宦、世系的家牒,以及记述同一家族不同时代人物传记的家传均属于此类。地理类,敦煌地理文书,是敦煌遗书中珍贵的文献之一。主要有沙州、伊州、西州的地理残志、敦煌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西域行、五台山行记、姓氏地理书。诏令奏议类,诏令居多,以保留下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诏、敕为主。奏议类文献比较少见,附于此类。蒙训类属少儿启蒙书。这类文献在敦煌遗书中,数量不少,可专立一类。内容与儒家相关,包括儿童识字、日常生活常识、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等等的启蒙教材以及家书、家训等。《论语》、《孝经》、《毛诗音》、《礼记音》、《尔雅》等文献,虽然在敦煌地区也曾被用作启蒙教材,但从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仅仅属于蒙书,更属于经书,这里不再重出。
蒙书的认定与其范围的划分,学术界看法不一,而且有的蒙书与类书纠结难辨,其功用不易区分。近人余嘉锡在《内阁大库本碎金跋》中指出了这一点:“诸家目录接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引证,又不尽设词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可见,蒙书本应列为小学之流,从周至隋,主要以提供学童识字用的字书为主;隋唐以后,随着蒙学的发展与普及,蒙书的编撰也从单纯的识字教育中摆脱出来,发展成为包括识字教育、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等内容丰富的较为完善的体系。由于此类文献大多通俗鄙俚,史志多不著录。
汪泛舟先生《敦煌的蒙童读物》一文,按写卷的内容、性质,分为识字、教育、运用三类。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一书,则把敦煌遗书中的蒙书,分为识字类、知识类与德行类三大类。这两种分类法都有可取之处。我们参照采取的分类法是,把蒙训类分为蒙书、家训两类,其中蒙书类再分为识字类、知识类和德行类三类。杂著类在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杂抄性质的写卷,内容庞杂,很难适当归类,但其内容又或多或少包含有儒家伦理道德的成分,表现出儒家思想的色彩。暂将其列入杂著类,以待进一步梳理研究。
杂著类可再细分为书仪、占卜、儒论、杂抄四类。书仪是敦煌典籍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是书信的程序与范本。书信又有尺牍、书疏、笔札、刀札之类的多种名称。魏晋以降,书信已逐渐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或体裁,谓之尺牍之学,并成为世族所具有的“仪表”之一,也是士人立身所必备的一门学问。敦煌书仪写本包括朋友书仪、综合性的吉凶书仪,以及属于官牍性质的表状笺启书仪三大类。对于占卜,我们基本上采用了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①一书中对敦煌占卜文献所作的分类,主要有:卜法、式法、占候、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杂占、其它等13类。儒论,主要收录敦煌儒家文献中的儒家理论著作。杂抄,抄录的其他儒家类文献。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篇10
［关键词］新加坡；思想道德教育；儒家思想；和谐
［中图分类号］G4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0-0108-03
一、新加坡的思想道德教育
新加坡地处欧亚两洲的交通要冲，深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独立后，新加坡人种复杂、多样，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化趋势。为了避免矛盾和纠纷，统一国民思想，发展经济建设，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必须加强对国民的思想道德建设。
（一）儒家伦理教育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文化建设的目标转向重振传统文化、弘扬东方美德、抗拒西方颓废思想。新加坡政府认为，在华人占主体的社会中，提倡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华人主体对新加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被新加坡化的文化。例如，新加坡将“五伦”观念做了修改，把“父子”改为“父母与子女”，把“君臣”改为“国家和人民”，把“兄弟”改为“兄弟姐妹”，并对“五伦”的内容赋予了现代解释，如强调男女平等、强调国家领袖和普通民众都应该对对方尽职尽责等。具体的教化内容包括：强化国家意识，坚持爱国教育、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实施德治教育、民本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等等。为了使儒家思想更深入人心，新加坡政府不但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儒家思想现代化研究，而且从那时起，也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开设了儒家思想的核心课程，以使儒家思想在青少年心中扎根，为全社会普遍接受其共同价值观奠定思想基础。
（二）共同价值观教育
李光耀曾说：“如果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的水准低落，新加坡就会走下坡路。因此，我们是否能维持稳定和保持我们的优势，问题不在经济发展方面，而是在于社会道德的结构。”①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有全社会和各民族认可的共同价值观。于是，新加坡政府提出，必须在全社会建立共同价值观。这一提议在社会各阶层人士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经过认真讨论和辨析，新加坡人对此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并且制定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于1991年提交国会正式修订通过。这就是著名的新加坡五大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共同价值观是在博采新加坡各种族价值观念共同精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既包括了东方文化的传统价值，又确定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应具有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品格教育
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新加坡各级学校中普遍重视学生的品格教育，培养学生爱国、诚实、勇敢、善良等好品质。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院长拉保绍曾说：“品格教育课程通过个案、讨论和郊游等方式将廉洁、进取、毅力、关怀、合作与尊重别人的价值观传递给学生。这些价值观不但对学生的将来有所帮助，在个性发展上也将终身受用无穷。”②新加坡品格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心和责任感，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这种品格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国民教育
新加坡的国民教育始于1988年，当时国民教育被政府定为国家教育政策的三大措施之一。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指出：“国民教育，应该培养出共同的国家意识，使学生了解我们的过去对今日和将来的影响。国民教育必须双管齐下，兼顾到认知和情感。”③在国民教育政策指导下，新加坡的思想道德教育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通过正规课程与非正规课程推展国民教育，对学生灌输政府所提供的为国尽忠的价值观念，使学生成为一个对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
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新加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独立后的新加坡，坚持在“技术上依赖西方”、“精神上固守东方”，高度重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公民道德教育。新加坡前教育部部长陈庆炎博士在国会上说：“儒家思想中的许多要点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在制定公民道德教育课程时，没有理由不把儒家思想的精华吸收在内。”③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模式”的儒学运动是其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创新点。从那时起，新加坡也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开设了儒家思想的核心课程。除了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儒家思想外，新加坡政府及其学校还在社会上开展各种儒家伦理的教化实践活动，使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新加坡政府倡导的“新八德”以及共同价值观运动等，都是对儒家思想的重新改造、批判与继承。
新加坡以儒家伦理价值追求为基本精神，强调正直、诚实、忠诚、信任、同情心和责任感这些核心价值，同时吸收西方的科学精神和其他民族气质，形成了一种视野开阔、立足国情、求同存异、强调特色的总体特征。新加坡创造的现代化模式，否定并粉碎了韦伯关于儒家文化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命题和“东方世界注定不得现代化”的断言。
二、新加坡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与借鉴
纵观新加坡的思想道德教育，笔者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经历了批判、改造和转化后，可以化解西方文化的不足，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动力。目前在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整个文化意识形态里，如何找到传统的儒家伦理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文化的结合点，使二者兼容并蓄、共同发展，成为现代化征途中的一股强大精神动力，是每一位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努力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处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因此，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体现民族性才能大放真理的光芒。我国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传统文明正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向历史更深处拓展的文化动力。
（二）儒家经典教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两种文化并无冲突，能够和谐发展
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马克思主义就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处于核心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中，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卷首篇文章中，马克思就严厉抨击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他风趣地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惟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惟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能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⑤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对待人类思想文明的态度上表现出很大的包容性。同时，这段话也科学地启示我们如何对待人类的精神产品。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并为中国的民众所接受，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中和”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所奋斗的社会理想不谋而合。由此，以儒家伦理为主的中华传统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
实践雄辩地证明，儒家经典教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无冲突，只有大力发扬并重视中华传统美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也给予儒家伦理现代化以新鲜血液。这两种文化的和谐发展无疑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吸收、弘扬儒家伦理的精华，不断充实、完善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
李光耀曾指出：“在我管理新加坡的经历中，特别是1959~1969年的这几年，使我相信，如果大部分新加坡人没有儒学精神，我们很难克服我们的困难和挫折。”⑥新加坡的实践也证明了儒家思想缝合了东方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西方文化全球蔓延中所出现的文化裂痕。中国是东方文化的发源地，虽然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内容已经不合时代的要求，但是儒家伦理中作为民族文化精华部分的道德和价值观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在对待儒家伦理的态度与做法上，我们不能像泼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也一起泼掉。所以在德育内容的设置上，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儒家思想要有时代的更新，不断充实其内容，实现传统观念和范畴的现代化改变，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动源。
（四）赋予“忠”以时代特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新加坡政府特别强调“八德”中的“忠”――爱国，并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各种途径的爱国主义教育，突出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民族自豪感，鼓舞了各民族为新加坡的繁荣而团结奋斗，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感召力。自古以来，儒家就十分推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为国担忧、报效祖国的精神境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要一如既往地进行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首先，爱国主义教育要深入到广大的农村。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主体的国家，这也是我国的国情，因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其次，要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心与爱国热情。这种热情需要理性的指导，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则表现为理性的爱国。再次，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小进行，尤其要在中小学生群体中大力宣扬爱国主义，使他们从小就树立国家意识，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努力奋斗。
［注释］
①④⑥赵康太、李英华：《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与东南亚伦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