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方案篇1
树立“危机意识”，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紧迫性。民俗文化发源于群众，面对群体也是广大基层群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物质条件丰富起来，广大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渐呈现多面性，文化猎取渠道多种多样，比如，现在每家每户都基本普及了电视机，人们便很少再讲民间传说，而是改看电视剧。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强烈冲击下，传统民俗文化越来越不被关注，观众群体大量流失。失去了关注，一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资源就得不到有效保护，一些依靠祖辈口传身教的文化遗产也后继乏人，濒临灭绝。平山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技艺类的民俗文化占到大多数，受到现实的冲击最大，很多都已到了灭绝的边缘，而这种文化一旦消失，就再难以挽回。在这种情况下，最急需的工作就是建立档案，存档留世。所以每个档案工作者都要清醒地认识到做好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把自己放在一个地区民俗文化“保护伞”的位置，切实树立危机意识，增强责任心，以“决不让民俗文化从我们手中消失”的工作态度，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管理工作。
树立“全民意识”，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责任感。民俗文化与基层群众联系紧密、息息相关，许多民俗文化都是从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中汲取而成，他们对这些民俗文化的认知要更深更透彻，因此，做好非遗档案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必须要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传承依靠群众，保护重在基层”，针对实际情况，档案部门积极开展资料展览、下乡进村、网上等多种多样、形式各异的宣传教育活动；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资料和实物，在全社会开展了有偿征集、有奖问答活动，努力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广大群众通过参与学习，对身边的民俗文化有了更多了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在他们眼中看来很神秘的档案工作，也由不熟悉到熟悉，最后变成支持档案工作，共同参与到发掘、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工作中来。通过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逐渐形成了全社会重视、关心、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
树立“创新意识”，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针对性。随着电子产品、多媒体的出现，档案管理工作逐渐呈现多样性，对一些濒临灭绝的民俗文化，需要采用这种高科技手段，如利用录音、摄像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更加直接、更加形象的音像资料存档管理。在存档技术进行创新的基础上，档案部门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针对一些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了主题为“学民艺、重传承、促发展”文化活动，由档案和文化部门联合开展工作，从县文化馆抽调文艺人员，对全县技艺类非遗项目进行分包，每名工作人员分包一项，定期深入基层，向有技艺的非物质文化老师傅们拜师学习，最后的学习成果经过档案、文化部门和非物质文化老师傅三方验收合格。同时，在县电视台创立了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栏目，邀请民俗老师傅和文化馆的同志共同登台演出，广泛宣传民俗文化。通过主动介入，使濒临灭绝的民俗文化后继有人，得到更好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方案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昆曲
[分类号]G122
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我国申报的《京剧》和《中医针灸》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活字印刷术》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再次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信息化建设通过虚拟的网络平台实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统一、系统、有序的安全管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期保存和宣传利用，影响着民俗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同时也是实现社会信息资源共享的迫切需求。
进入新世纪，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逐渐起步。2002年5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决定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其中，数字化保护手段受到广泛关注。工程的实施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的起步，从2002年开始至2006年底，我国已举办三届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讨会，加深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信息化研究的认识和重视。2010年6月12日，《感受遗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向世人展示了传统文化遗产在信息化时代与新技术的融合与应用，同时，也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的发展。
1 昆曲信息化建设现状
2001年5月，中国昆曲(又称“昆剧”)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曲不仅是我国第一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杰出的代表作之一。昆曲信息化建设是了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信息化建设概况如表1所示：
2昆曲信息化建设现状分析
2.1昆曲信息化建设的经验
昆曲信息化建设推行面向知识的昆曲资源管理，实现了昆曲资源的深度开发。从知识界定的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含显性知识又包括隐性知识。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非物质、无形的文化遗产，我国2011年2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进一步强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并存的观点，其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在昆曲信息化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管理昆曲资源、寻找知识关联、挖掘昆曲隐性知识，目前收藏有全国最多昆曲文物、实物和资料的中国昆曲博物馆，根据昆曲的艺术特质布置出“吴觎萃雅”、“魏梁遗韵”、“兰苑飘香”等昆曲专题陈列展，在对这些珍贵的昆曲资源进行收集、有序整理、建立信息关联、挖掘知识关联的基础上，专门筹建了《昆曲影像视听中心》，以最大限度的开发昆曲知识，促进昆曲传承和普及。
昆曲信息化建设注重建立面向知识管理的昆曲资源服务体系，使昆曲信息化成果推广和利用效率大幅提高：①面向知识管理的昆曲资源服务体系拥有的丰富的资源数据库支持和广阔的推广平台。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为昆曲的传承保存了大量的教学音频、视频，不仅让被传承人拥有学习的素材，也让广大昆曲爱好者能够随时随地观赏昆曲。②昆曲网站建设为昆曲的创新和宣传提供了重要媒介，例如，“环球昆曲在线”为用户提供昆曲剧场的直播和转播，即使是远在海外的昆曲爱好者也能足不出户地享受艺术大餐。③昆曲信息化建设拥有大量凝结智力资本的数字成品出版和发行。《中国昆曲音像库》、《昆曲六百年》等影像资料都是昆曲信息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④面向知识管理的昆曲资源服务体系还包括昆曲反馈和交流平台，例如实现实时在线交流、信息汇合反馈的昆曲论坛“幽兰稚韵”等。
此外，昆曲信息化建设还得益于构建完善的政策和资金保障。1985年文化部颁发了《关于保护和振兴昆剧的通知》，1986年成立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1987年文化部再次发出《关于对昆剧艺术采取特殊保护政策的通知》。2000年，文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和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此后，中国昆剧艺术节每三年一次，成为艺术界的盛会。2001年12月，文化部制定了《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十年规划》，2004年5月，文化部起草了《抢救保护和扶持昆曲艺术实施方案》，提出设立专项资金抢救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从2005年开始，文化部、财政部实施了《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每年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金作为抢救、保护和扶持昆曲艺术的专项资金。此外，我国首部保护昆曲的地方性法规《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于2006年在昆曲的故乡苏州正式实施。这些政策与资金保障为昆曲信息化建设的开展提供了必要基础。
2.2昆曲信息化建设的不足
2.2.1昆曲信息化建设缺乏技术标准规范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信息化标准规范对信息化建设的遗产项目选择、技术选择、质量要求等做明确的规定和约束。已建设成的网站和信息系统各成体系、互不兼容，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信息化项目大多参考国际标准。例如，2003年，国家艺术研究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开展“濒危音响档案数字化”项目，“该项目对保存的2万小时音响音像档案进行数字化抢救保护，采用的是国际音响音像档案联合会(iaSa)制定的tC－03标准。信息化建设标准的滞后，必将为以后的资源共享和整合传播带来隐患。
2.2.2昆曲信息化建设合作机制保障和人才保障尚需完善昆曲的保护和传承既有政府机构又有民间组织，这为信息化建设合作机制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这些团体机构的合作大多停留在艺术探讨的层面，对数字化传承、信息化创新关注不够。此外，传承人的老化和缺失，曾一度加速了昆曲的消亡。以苏州昆剧传习所为例，该所成立于1921年，培养出40余位为昆曲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传”字辈昆剧艺人，但这40余位“传”字辈老艺术家现仅有二位尚在世，且都是将近百岁的老人，这些艺术家们所掌握的昆剧折目有近600个，仅有一半数量的折目得以保存下来。信息化建设人才的培养与昆曲传承人紧密相连，是当前昆曲保护和传承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
3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的对
策建议
昆曲信息化建设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就全国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而言，它是一项庞大而系统、复杂而繁琐的长期工程，其发展和推进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3.1 构建交流合作机制，发挥组织协调互补优势
数字博物馆作为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形式，也曾有学者提出“建设数字博物馆要走大合作之路，动员文博、信息管理、媒体传播、信息技术、科普教育、艺术、民俗、中医药和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数字博物馆内容与技术方面的论证、咨询、管理和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同样具有走“大合作”之路的基本条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存在于文化馆、群众艺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多个文化机构，将这些机构进行有序的组织，建立和谐的合作机构保障机制，走“大合作”之路，不仅能够保障建设质量和水平，且能够提供配套的智力支持，极大地促进信息化建设和各类项目的进展。“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利用自身优势，可设立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与保护的研究中心，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有关研究”。
“世界记忆”工程的成功实施充分证明了加强国内各级各类文化事业机构沟通与合作的突出意义。中国“世界记忆”工程国家委员会于1995年成立，广泛地吸纳了各级各类文化事业机构，参加单位具体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国委员会、国家档案局、国家图书馆、国家信息情报研究所和文化部档案处。为了配合“世界记忆”工程项目在中国的开展，“2000年国家档案局正式启动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工作机构由‘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领导小组、国家咨询委员会和办公室组成。其中，国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均是来自国内图书、档案、古籍、史学界著名的学者、专家”。这些领域的机构均在名录的确定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截止目前，已有纳西族东巴古籍、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朝内阁秘本档案、医药古籍《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等人选《世界记忆名录》。
3.2完善政策资金保障，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昆曲信息化建设的成绩得益于政策和资金保障。完善政策保障应重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以“共享工程”为例，“由于初期的实施中未能处理好知识产权关系，工作受挫，当前正在积极探讨亟需解决的知识产权保护期内的优秀作品传播问题，探讨作者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表演者、口述者、贡献者、作品采集者、制作者的权益(即邻接权)问题”。信息化建设政策制定应尊重传承人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群体的智力成果，对不宜公开的信息如医药配方、技艺的秘诀等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以维护传承人或当事人的权益。
信息化建设很多方面都需要巨额的经费支持。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备和网络通讯设施配置，例如，高速扫描仪、影像摄制机、三维动态拍摄器材等录入设备，磁带机、磁盘阵列、光盘、硬盘等资源存储设备，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的性质和来源，指出各成员国可根据条件申请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包括“其他财政和技术援助形式，包括在必要时提供低息贷款和捐助。”我国财政部和文化部于2006年开始设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同年出台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专项资金的分类及开支范围进行了详细规定。这些资金申请渠道都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的保障。
3.3健全技术标准保障，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的标准主要包括两类：①业务性标准，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术语标准、资源的标识标准、描述数字资源文件格式标准、元数据格式标准等；②技术性标准，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数据存储、压缩格式规范、数据交换标准、数据加密、水印技术规范等。为了使分散在不同地址位置上的文化艺术组织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者能够共享信息，需要国内外文化领域和信息技术领域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和记录标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建设而言，应借鉴国内外文化遗产领域成熟的标准规范建立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的特色元数据标准，以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管理。现阶段，我国信息化领域国家标准相关的有《GB20530―2006文献档案资料数字化工作导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也可参考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的相关标准。为开展统一的博物馆数字资源建设，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的标准也开始制定、颁布。“国家文物局制定颁布了《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体系规范(试行)》、《博物馆藏品二维影像技术规范(试行)》等一系列信息化标准技术规范”。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等单位现已开展了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著录规范、文物元数据、文物影像信息、藏品数据存储及交换数据、电子身份标识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研究。“共享工程”的数字资源标准也值得借鉴，《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施内容》规定，确保经过整合后的数字资源在元数据与对象数据两方面都符合统一标准：资源的组织形式包括maRC数据、格式文本文件、数据库文件、HtmL文件、文本全文和多媒体文件。
3.省略nt.省略／xxfb／zwxx／whyq／200907／t20090728_72223，html
[2]颐克仁，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博物馆的保护与传承――中国昆曲博物馆的个案分析，中国博物馆，2006(3)：37―41
[3]徐涟，为了2万小时的“历史音声”，中国文化报，2004－09－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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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方案篇3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重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保护的状况及其档案的特性决定了对这部分档案的管理将不同于其他普通档案的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通常经过口传心授来传播，它具有叙事场景重现和传播个体的零散性、多样性、模糊性等特征。目前它的保护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将它转变为有形的形式，其二是在它产生的原始氛围中保持它的活力。档案馆可以重点考虑运用第一种方式，通过摄像、录音和存档等方式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如庆典仪式、节日文化、手工工艺等很难用语言概括表述，然而将它们转化为光盘、磁带并且数字化，它就物化为档案文献了。
笔者认为，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重点放在科学收藏与专业保管方面，其具体内容是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器物、文字记录资料、录音资料、录像资料、记录电影资料的科学保管。这其中又有两个层次：
第一，对这些材料物理性能的原状永久性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尤其是某些实物档案、影像档案资料等生动地展示了文化活动的面貌与魅力，它们是人类文化记忆的财富，而且有些已经不可再生，一旦失去，将不可挽回。因此必须采取科学手段来保证它们的安全。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某些兼具文物性质的实物档案的收藏和保护尤其要慎之又慎，这一点，档案部门可能在经验和设施方面略有欠缺，因此可以向博物馆等专业的文物保护单位请教，或者通过协商，转交由博物馆来保护，档案部门进行登记，并留存复制件、复印件、照片、文字说明等备查。
第二，对以上资料的登记、保管与提供利用是档案部门的长项，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到一定的民间文化专业知识，因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应当注意参考有关的知识，科学保管。向云驹在其《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书中提出对于记录下来的口头文化的保管，应该做到注册入库、分类、编号、制作搜集者、搜集品的登记册、复制、建立便捷的索引和目录体系以及出版以上各种资料。
二、利用特藏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档、珍档的特藏
1、档案特藏室
2001年全国档案局馆长工作会议提出：“各级国家档案馆尤其是副省级市以上档案馆可以尝试建立档案馆特藏室，将特别珍贵、重要的档案集中保管，采用先进设施、设备，对重点档案实施特殊保管和提供利用。”自此，特藏室建设开始兴起，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部分省市如上海、天津、辽宁、安徽、湖北、山东等地已经对特藏室建设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档案特藏室可以为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珍贵档案提供特殊的场所和条件，进行特殊的保管和保护。利用档案特藏室对入藏的档案进行重点抢救、妥善保管、优化开发，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珍贵档案的寿命，又可以整合档案馆资源，明确工作重点，使珍贵档案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档案特藏室，一种是档案特藏室，专门保管涉及国家重大秘密的档案；第二种是需要特殊保管条件的档案特藏室，如彩色胶片之类，需低温和稳定的相对湿度保管；第三种是特别珍贵或重要的档案特藏室，在保管条件、提供利用方面严加控制，以防水、火灾害。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也于1997年建成了“加蒂内档案保护中心”主要保管具有全国意义的政府文件和私人文件，如条约、协议、地图、照片、缩微胶片、艺术及其他音像档案等。
目前我国对纳入特藏室进行特别保管的档案尚无统一的选择标准，但顾名思义，纳入特藏的档案都必须集中体现一个“特”字。或是载体式样独特、记录内容特殊的珍贵档案，或是物以稀为贵的孤本档案。或是年代久远易损的古老档案，或是内容尤其机密的重要档案。总之，不管是因“珍”而“特”。还是因“稀”而“特”、因“古”而“特”、因“密”而“特”，最终都逃不过一个“特”字。
2、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珍档、特档纳入特藏
首先，笔者认为，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完全符合纳入特藏的标准。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即属于特色档案，它反映了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或者某一群体的文化创造，是体现地方人文特色与文化特质的重要依据和历史见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性与文化独创性。这种特色性和独创性正是我们对其加以继承、发展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也是人类对其进行及时抢救和保护的深层动力。二是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属于珍贵档案，尤其是某些濒危或已经消亡文化项目的档案材料，更是弥足珍贵，它们是文化存在的凭证，其价值不可估量，应当将对它们的保管和保护放到特别重要的位置上，这是我们的文化使命。
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方案篇4
［关键词］贫困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63-02
一、贫困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优势
（一）国家政策的支持
从总体形势来看，党的十七大把文化建设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文化保证。当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发展的重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作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战略性工程。近几年来，出台了许多相关方针政策，自上而下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确立了“中国文化遗产日”，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多次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业务培训，有条件的地方先后投入了可观的保护经费。应势而动的基层文化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普查、展示推介、重点项目申报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二）相关部门的重视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力度的深入，地方政府对保护、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认识逐步加深，现在许多基层领导也能认识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他们往往自觉地将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组织和参与保护活动，投入保护经费。领导重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形势越来越好的重要方面。
（三）群众的认可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获得群众普遍的关注和支持。社会各界人士一方面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能以实际行动支持工作的开展。不少的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拿出经费支持文化宣传工作。在每年一度的郁南（连滩）南江文化艺术节，参与活动的群众一年比一年多，这既证明了群众保护的自觉性，也加深了群众的保护意识。
（四）工作经验的积累
在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郁南县文化馆积极探索，做了大量实际的保护工作，初步摸清了本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与分布状况，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包括纸质档案、电子档案和照片档案等，同时，发掘整理了一批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二、贫困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劣势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一些乡镇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条件下会加速消亡的现实，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缺乏保护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有的乡镇还没有真正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上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二）缺乏规范的传承体系
许多民间文化形式主要盛行于前，这些艺人至少是70岁以上。60岁左右的艺人只是当时的年轻学徒和配角，现在年轻一代很少人对这些传统艺术感兴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无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许多民间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亡艺绝。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业人才十分匮乏，引进相对困难。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流失严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相当一部分存留或流传于民间，能体现地方特色，具有代表性和丰富内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经历了沧桑岁月以及的毁灭性打击而流失严重，传世不多。
（四）缺乏充足的经费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和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仅凭文化单位工作人员及乡镇文化站干部的工作热情去进行抢救保护是十分困难的。而贫困山区由于经济实际困难，在支持力度上难免会出现有心无力的无奈。因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难以得到充足的经费支持。
三、贫困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对策
（一）政府演好“牵头人”角色，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为更好地指导各地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应制定具有操作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方案》，以便各镇和有关部门明确掌握非遗普查的原则、范围、时间、方法、步骤和验收要求等具体工作环节，确保普查不漏镇村、不漏线索、不漏种类。只有通过细致的普查，才能及时发现濒临遗失的项目，再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保护与传承。为保障非遗普查工作的正常开展，政府应当出面组织宣传、文化、教育、旅游等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相互协调，避免部门之间因各自的利益驱使而出现相互掣肘、各自为政的尴尬局面。
（二）从实际出发，实施科学合理的保护规划
1.资源保护规划
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必须正确处理抢救、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确保山区民族、民间文化获得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促进抢救、保护、利用的有机结合和协调统一。
其二，为加强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管理，巩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成果，将普查所获资料进行归类、整理并制作成数码音像资料存档，以对非遗普查项目进行有效保护，逐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其三，进一步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推广工作，通过召开研讨会、论证会、座谈会、出版专著等形式，将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推广，不断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四，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普查成果图片展览，使广大群众更多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从而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通过宣传展示，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其五，在中小学校开展优秀文化遗产进课堂活动。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教育部门共同组织编写乡土教材，将本县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进行普及教育，激发青少年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
其六，确保资金投入，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继续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重点文化遗产经费投入；制定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的研究、运用和推广工作，努力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平。
2.传承人保护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传承人受相关法律保护。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关于“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条款中，特别强调：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
通过传承人的传授,习得、接受、掌握某项遗产的技术、技能，并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承骨干的人，一般被称作继承人、接班人，可以统称为传习人。今天的传习人，有可能成为明天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既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与保护濒危的传承人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当前，大多活态传承人年事已高，不能把优秀传承人掌握的技术、技艺、技能“绝活”及时用各种方式存留下来，人亡歌息，人去艺绝，就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弥补的损失。要切实保护，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原则：对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承人，要有计划地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其开展传习活动，确保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要规范传承人管理，建立登记档案，完善传承谱系的延续性。
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要制定传承人保护措施，加强对传承人的传承情况、生活状况和健康状况的跟踪了解，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联系，对其所遇到的困难，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支持。对优秀文化遗产做出积极贡献的传承人，要给予必要的表彰奖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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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方案篇5
今年2月26日，我委收到省人民政府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议案后，即将条例草案印发11个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2月28日、3月1日分别召开专家学者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2月底至3月上旬，我委会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赴杭州和湖州等地进行调研，召开了由当地人大、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3月16日，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将审议情况报告如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其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也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如“三雕一塑”(东阳木雕、黄杨木雕、青田石雕和瓯塑)，享誉海内外。作为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如何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显著，保护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保护意识淡薄，工作不平衡。不少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未得到政府足够的重视，一些地方领导对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保护意识较为淡薄，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有的甚至在未实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急功近利，盲目开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严重破坏。二是资源流失加快，传承后继乏人。近年来，有些团体和个人受利益的驱使，将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转让出卖，以谋取私利。不少境外人员也以各种名义到我省各地，搜集民族民间艺术资源，造成民族民间文化珍品流失境外。同时，部分传承人的生存状况较差，特别是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年逾古稀，后继乏人，使得这些独门绝技随着老人的离去而失传灭绝。面对现代化物质生活的改变与市场的冲击，民族民间艺术的消亡速度正在加快。三是立法滞后，保护力度有待加强。由于缺少相关的制度规范，我省不少地方的保护工作仅仅停留于文化行政系统的部门行为，尚未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局面，保护措施得不到很好落实。大部分市县保护和管理力量较为薄弱，经费投入较少，一些地方连整理抢救等基础性保护工作都难以开展。因此，亟需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职责和保护措施，以进一步推进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云南、贵州、福建、广西、宁夏、江苏等省区已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极大推动了当地的保护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列入了本届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广东、安徽等10多个省区也将相继制定地方性法规。我们认为，及时制定《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对于加快推进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法制化进程，进一步提高保护和利用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条例草案，较好地总结了多年来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验，吸收了各方面意见，内容基本上是可行的，建议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同时，条例草案在有些方面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修改，主要是：
一、关于保护范围。条例草案第二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作了界定，并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在调研中，有的专家和地方提出，草案第二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第一项和第六项的表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文件([2005]18号)的提法不一致，表述不够规范合理。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应再作斟酌。为进一步突出保护重点，明确保护范围，建议将该条第一项、第六项分别修改为“口头传统，包括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和“与上述表现形式相互依存的实物资料和场所；”。
二、关于保护职责和保护经费。条例草案第二章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有的地方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明确政府职责，强调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针对当前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各级政府更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大财政投入，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建议将草案第九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加强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需要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对“专项资金”的用途可适当扩大范围。
三、关于名录和继承。建立名录体系和确定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两大核心制度。条例草案第三章专门对此作了规定。有的部门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大多依靠口授身传，应积极鼓励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开展各种形式的传承活动，以进一步建立以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人制度，这也是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不同之处。因此，建议在草案第三章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对传承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和传承单位，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另外，该章第十五条关于确认传承人或者传承单位资格的规定不够严谨，表述不够准确，建议作适当修改。
四、关于特别保护措施。条例草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可以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和命名民间艺术之多。在调研中，有的部门和地方提出，在生态保护区内除了要保护好群众广泛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外，还需要保护好与传承活动相关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这些都需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行政部门的积极支持配合。因此，建议将草案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初审，经省文化行政部门会同省建设行政部门、省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组织评审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命名，划定保护范围，设立保护标志。”同时，建议在该条中增加命名民间艺术之乡的相关条件和程序，以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
五、关于法律责任。条例草案第三十条规定，“侵占国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和实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依法予以追回，并作出处理。”在调研中，有的部门提出，非法占有国家财物的行为种类很多，根据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才由公安机关作出相关行政处罚。建议对该条作适当修改。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对擅自从事工程建设活动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破坏的行为，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作出相应处罚。有的部门提出，根据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此类行为不应只由文化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应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性质，由有关行政部门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另外，该条款与第四章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内容不对应，建议对该条作适当修改。
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方案篇6
一、国家档案馆在文化创意城市建设中的功能体现
(一)国家档案馆的馆藏是推动创意文化思维的历史参照
1.国家档案馆是文化信息的汇集地
我国各级国家档案馆共收藏一亿多卷件的各类档案,其年代,有公元8世纪以后各个朝代的零星档案,公元14世纪以后西藏地区连贯的档案,17世纪以后中央政府和少数地方政府有系统年份的档案,以及20世纪以后较为完整的档案。其载体,除了纸张以外,贝叶、竹木片、铁券、布帛等少数古老的材料及磁介质、化学介质等新型载体并存;档案中的文字除汉字外,兼有满、藏、蒙、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傣、壮等少数民族文字以及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俄等外国文字。这些档案所包涵的信息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史,对内对外交往史,内容涉及古今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各种知识信息,为今天的文化创新奠定了基础。
2.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档案馆馆藏档案具有文化遗产的特性。
1996年由国家档案局牵头组织成立了“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委员会,2000年正式启动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自2002年3月,国家档案局先后三次组织“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评审,尹湾汉墓简牍中的西汉郡级档案文书等113件组档案文献分两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除了入选部级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档案之外,在各级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中还有数量庞大的珍贵档案,均是不同级别的文化遗产。
其次,各级国家档案馆注重了对区域内非物质文化的收集与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中明确规定:“国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保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妥善保管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防止损毁、流散、丢失”。近年来,各级国家档案馆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发掘和收集工作。
北京市崇文区档案馆(局)与承担本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具体责任单位区文化馆及时联系,就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利用和传承过程中形成档案的管理工作交换意见,并查看了档案保管条件及前一阶段普查、申报工作中形成文件的收集整理情况,明确专人,进一步加强文字、照片、录像等各种文件材料的管理,确保了本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档案资料的齐全完整。
3.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信息为文化创意提供基础参考
国家档案馆是支撑城市文化的软力量之一,为本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信息资源是档案馆今后的一项新功能。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将成品定位在精神层面的文化渗透,因此档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作用突出表现在:
首先,档案信息可以启发文化创意灵感。
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利先生在国家创意城市论坛的主报告中提到,历史文化因为过去的成就而启发灵感,在创意中深沉的思考,贡献能量,节省时间,并激起我们想要学习模仿的欲望,在经过时间的考验后,产生出洞察力与自尊,历久弥新。历史文化的最佳表现,要靠我们扮演创新传承的角色。
黄宗汉先生利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湖广会馆志》,原样恢复了湖广会馆。北京的湖广会馆是世界上最早的戏院之一,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曾在这里登台献艺。如今,这里不仅重新回荡起京剧的优美唱腔,而且在这里建立开放了北京市第100家博物馆——北京戏曲博物馆。
其次,档案信息能够促进历史文化传播。
国家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承担着文化传播、社会教育的功能。档案作为一种文化的承载物,具有可传播的特性,同时,社会对档案信息存在巨大的需求。档案是存储和传播知识的一种形式,它记载了社会实践活动中大量有知识价值的事实、数据、成果和理论。
北京市档案馆依托馆藏档案史料,举办胡同文化展,启动《北京胡同档案史料挖掘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结合口述史料及实地调查,将北京现存胡同及消失胡同的信息进行研究远期目标是建立胡同档案数据库,除了记录其建筑特色外,还将每条胡同独特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来,建成后的“网上胡同”由一个个虚拟院落组成,市民只需输入门牌号就能将这个院落的历史典故“一网打尽”。目前,东城区禄米仓、崇内街道地区近50条胡同的档案资料整理完毕。作为阶段性成果的《西交民巷历史文化展》业已推出,受到社会媒体和各界人士的关注。
(二)促进档案文化推广,创造档案馆休闲文化
国家档案馆应凭借档案馆所特有的档案优势开发自身的文化产品,特别强调其服务公众的性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走出纯史学研究的圈子,同时,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今天讲坛类栏目倍受关注,一些以前默默研究的学者也走到台前。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原创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考古中国》、《故宫》、《探索发现》、《国宝档案》等一系列节目受到观众的追捧,反映出大众对一向神秘的档案文化的渴求,也使得国家档案馆在历史的厚重与平民化的通俗易懂间找到了平衡点。
二、国家档案馆为文化创意城市建设发挥服务功能的方式
(一)基本方式——档案利用
档案利用是档案工作的目的与归宿,档案信息较高的利用率是提高文化创意城市生命力的保障,也是激发文化创意的途径之一。如朝阳区档案馆仅2004-2006年就接待利用者18860人,查阅档案40099卷。利用者中个人利用档案的比例较高,人们从档案中获取信息的意识日益增强。为出版杂志、编写轶闻趣事、进行投资分析而到档案馆的利用者也在逐渐增多。利用者利用网络等手段查询历史、文化等有所增加。如久居朝阳的一些老居民,通过参观区档案馆举办的《朝阳区城市建设成就展》,引发其对个人文化寻踪的兴趣。很多人看到自己原来居住的朝外地区的变迁,来到区档案馆查询老照片、当地古籍资料、传闻轶事,见证今昔变化,感受历史文化的积淀。
(二)重要方式——档案展览
特色展览是国家档案馆的一张名片。近年来,高档次、高品位的档案展览不断推出,提高了全民对档案馆的关注程度,提高了公众的历史文化素质,更激发出文化创新思维。目前,档案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正向更广的范畴扩展,向主动的、规范化的社会教育机制转化,在各级各类档案馆举办的不同类型展览中,不乏文化精品。
1.基本陈列是国家档案馆标志性工程之一
上海市档案馆的基本陈列《城市记忆——上海近现代历史发展档案陈列》,通过600多件独一无二的珍贵档案文献和历史照片,展示了近200年上海城市发展的脉络轨迹。这一展览设计的匠心独具、展陈的巧妙结合、展品的弥足珍贵以及现代化声光电手段的有效补充,都使得该展览成为全国档案馆中基本陈列的精品。凡是走进上海市外滩档案馆的观众,无论是档案界同行,还是普通公众,甚至是国外观众,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总能有一些触动,使之记忆深刻。该展览也成为上海市档案馆的标志之一。
2.专题展览是激发观众兴趣的热点
北京市档案馆1998年举办的“让昨天告诉今天——北京商品票证回顾展”一经推出就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在展览举办近10年里,多次到京城各大庙会以及区县乡镇、社区展出,备受青睐,数十万计的观众参观了该展览。报刊等媒体给予持续不断的关注,直至今日,媒体还经常会从多个角度予以大篇幅报道,如鉴宝收藏、百姓故事、历史变迁等。一个普通的专题展览成为开辟媒体文化创意的灵感源泉。
3.展览交流是扩大文化影响的方式
当前,跨地区、跨境档案展览越来越频繁,如北京市平谷区档案馆创办的世纪阅报馆不仅在北京地区获得较大反响,还应邀赴厦门展出。展览交流扩大了档案的影响范围,使档案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被更多人所了解。
(三)主动方式——档案编研成果
档案编研是档案信息的再生产,是档案馆主动展示馆藏文化的重要方式。编研出版物是创意产品的集中体现,而档案信息是这种创意产品的信息基础。近年来,由于各级档案馆加强对馆藏档案的挖掘和研究,一批高质量的编研成果出版面世,使档案编研成果在社会上备受欢迎。如由《北京档案史料》编辑部点校、整理、编辑的《那桐日记》在参评的400余种书籍中胜出,被评为2006年度新华出版社优秀图书。朝阳区档案馆编辑的《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会议回眸》,对历届区委常委会议议题、内容、议定事项进行了统计分析,揭示各历史时期朝阳区重大决策的背景、过程、特点,力求找出规律,为区委、区政府各部门强化执政意识、提高决策能力、提升执政文化水平起到参考与借鉴的作用,该书受到了各单位的广泛欢迎,区领导做出批示,要求区委和区委部门有关领导阅读、研究,强调“研此对安排好、记录好常委会有帮助,对强化意识有益处”。
(四)新兴方式——网上馆藏信息共享
数字档案馆有着更丰富、更便捷、更安全、更久远的优势。当档案馆的馆藏信息转化为便于网络共享的数字化多媒体形式后,永久保存在全球网络电脑的储存媒体中,信息将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最大价值,将实现知识无国界的梦想。区档案馆链接在区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目内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查询达到80.02万次。
三、国家档案馆在创意城市建设中功能发挥的保障
国家档案馆在创意城市中功能的发挥,需要物质、智力等各方面的充分保障。
在物质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馆藏建设,丰富馆藏信息资源,同时,加大档案开放力度,从社会公众的视角来看,开放的档案才是可供使用的有效信息,档案馆要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满足日益兴起的文化创意产业对档案馆馆藏信息的需求。如朝阳区档案馆先后八批向社会开放档案,同时首次对馆藏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实施提前向社会开放。其中包括第九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材料;区文化文物局形成的各种文化信息、简报,经验交流等方面的材料;原区园林局形成的区古树名木档案;原区农林局有关蔬菜、粮食种植,植物保护、土壤化肥、林业果木等内容的农业科技等文化类档案的提前开放,有效促进了档案馆在文化创意城市中的功能发挥。
在智力方面,要树立人才是文化创意的发掘者这一理念,强化队伍建设,着力培养适应创意城市要求的研究人员、策划人员、宣传人员和展览人员;同时要积极扩大与会展业、网络业、媒体、文博等相关部门的合作与支持。
总之,对于打造一个创意城市而言,档案馆的缺席将是一种遗憾,档案馆以其馆藏档案特有的真实性、记录性和历史还原性,对历史的存留和再现是对创意城市的最大价值之一,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没有未来,同样没有档案馆的城市将会是一个贫穷的城市。
参考文献:
1.查尔斯·兰德利.张至维译.创意城市指南,2005创意城市论坛报告.
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方案篇7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以多种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的生活紧密联系的、经过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的艺术传统、传统的表演艺术、各种民间活动、传统节日以及传统手工，例如手工器具、实物以及相关的手工制品。从形式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传统的民间文化形式，例如表演艺术、传统技能等，一类是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的文化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动态的文化，它重点强调的是人类传统的技艺与精神，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活态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类型
1.实物类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类档案即在文化活动中形成的文化成果，作为一种以实物形态存在的成果，在文化活动中主要是起到了媒介性的辅助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如民间传统祭祀活动中需要使用的面具、器皿以及装饰，舞蹈活动中使用的道具，传统的黑陶工艺制作出的器皿，针灸使用的银针类型，这些都属于实物类档案。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实物类档案也具有文物性质，组要重点保护。
2.文献类档案。文献类档案主要是通过文字形式就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以及关于传承者的基本情况，这些文字材料、文献记录、报纸期刊都是文献类档案，材料涉及的种类较多，除此之外，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也属于文献类档案。
3.申遗相关档案。档案馆的申遗相关档案即某一非物质文化申请的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的材料。这类档案主要包括在为申遗而准备的材料以及在申报过程中不断补充的文献，基本用途是介绍文化的基本情况，在申报过程中的宣传、新闻材料，以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文献和材料。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管理
（一）妥善的材料整理。优化档案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管理工作，首先要进行妥善的材料整理工作，并积极进行申遗相关工作。特别是要详细记录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登记工作，其他的文献类档案要按照类别以及时间整理，这样在查找的过程中才能更加便捷，可以在档案馆中随时提取。
（二）积极参与遗产保护。档案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离不开积极参与相关的保护工作，活动记录材料是档案的最终要来源，因此档案馆也要积极参与各项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及时建档，既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录入，收集材料要齐全，包括媒体报道以及相关的书籍，各种信息对于完善档案材料都至关重要。其次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档案，这样保证遗产可以时代传承、发扬光大，同时继承人也能提供更多宝贵的原始资料。
（三）设立专门的档案收集小组。档案馆的档案管理工作，要设立专门的档案收集小组，对于我国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更系统的材料收集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整理不仅内容繁杂，而且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如果没有专业基础，是很难进行系统全面的档案管理。因此，档案的管理要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将处于零散状态的材料分门别类，同时还要积极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材料，保证档案工作的系统性完整性。
（四）建立档案的分级管理制度。我国文化博大精深，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分布在各个地方，有的散落在民间，想要进行系统的收集归类，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需要建立档案的分级管理制度，并逐步推行数字化管理，进行数据库的对接工作，实现资源共享。各个地方的档案馆要各尽其责，将各自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进行仔细地收集、整理、存储，并建立数据库，通过网络系统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一些没有详细记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寻找到遗产继承人，通过录音录像、口述表演的形式来建立档案，对于比较重要的内容要妥善保存，定期整理，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
（五）拓宽档案收集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内容繁多，涉及的范围比较广，一些所有权的归属比较复杂，因此档案馆的管理部门要树立全新的管理理念，针对不同情况，适当拓宽档案的收集途径，通过多种形式来开展有效的档案收集管理工作。对于所有权为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遵守相关的档案法规，将各种相关的实物资料、文字文献都收集进档案馆，对于集体所有以及个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档案馆要积极鼓励民间所有者向档案馆捐赠或者寄存。同时，档案馆也要做好收买的准备，设立专门的基金，专门收购一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信息，并将一些珍贵文物征收进档案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方案篇8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各族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中华民族保持对祖先的记忆和历史延续的独特展现。它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脉相承，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更要基础和宝贵资源。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强劲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活力，发挥出独特的重要作用。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原本很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上千年来，口传身授的民族民间德统文化正面临着流失和灭亡的危机，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经过大量的研究和调查，发现因受地理因素和环境改变的影响，同时又难见经济效益等方面原因，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出现了“断档”的窘境，甚至有些项目已灭亡。因此，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二、运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种类繁多，同时涉及到的方面也很广阔，且保护工作又涉及到政府行很多的行政管理部门，这种职责不明的多部门管理，造成交叉重叠的管理，成本增加、效率低、各管理部门相互推诿等现象、导致各项工作难以进行。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一种有效的制约和管理，那就是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期约。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明确规定，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各部门职责和分工。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了文化部门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地位，而且有了法律的授权就能更好地履行和实施管理职责。
所以各级的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在充分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也要加强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并增强管理的力度；不仅要做到缜密规划、细心组织、精心实施，还要有条不紊地进行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
三、经费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重要保障
一直以来，因为资金的缺乏，很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和保护，并处在濒临消亡的地步。例如：有些早年收集上来的档案和材料已开始变黄发霉，像录音j录像带有一些也要报废；最重要的是由于资金的缺乏致使有些单位本想要抢救老一辈表演艺术、演唱艺术、传统行当的脸谱艺术等计划都无法实施。同时，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建立一些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和地方文化艺术档案馆等相关的设旌等等。然而现在许多经济落后、人口贫困的地区，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的是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物质脱贫致富的建设上，拿不出更多的资金从事文事业化建设。从而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崩溃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要全面实施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一定资金的投入是重要的保证。那么，设立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就迫在眉睫。
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增强文化安全意识，是传承保护的重要环节
很久以来，我们对文化安全意识的认识很薄弱，就出现了民族文化资源流失的现象。例如：据报载，日本菜城市有家博物馆是专门收藏中国民间文化珍品的，规模很大，种类很多，使许多参观者大为叹惊。又如，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形成的民族传统节日，是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令我们感到耻辱的是却被韩国抢先“申遗”成功了，并列入该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遣产名录》。按照这种谁先申报谁就拥有的国际惯例，是合法又合“理”的。这些鲜明的例子从而证明了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的缺乏与不利，同时也提醒了我们要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重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伟大的中华民旎人们留下的文明成果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一个项目都不能因他国的文化撩夺或是我们工作的疏忽而流失或失传。为此，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增强文化安全意识，加大保护力度势在必行。
五、让传统文化在高校生根开花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有效途径
之所以认为高校在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因为现行教育体制中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这方面的普查、挖掘、研究、整理，以及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大学是先进文化知识的发源地，不仅为当今的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养分和动力，同时还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教育场所。在校的大中专学生群体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对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青年学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爱国主义理想，巩固和提升民族自信心，实现河北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方案篇9
一、引言
当今，城市主导着世界，城市是历史文化的特殊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有助于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扩大影响力、促进经济增长。秦皇岛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也是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拥有长城、滨海、生态等良好的自然资源，每年吸引大量海内外游客慕名而至。
根据统计，秦皇岛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全部14个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中排名靠后，未能充分发挥沿海开放城市的优势，城市知名度也相对较低，发展较慢。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为秦皇岛实现跨越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如何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带动经济发展成为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秦皇岛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随着对世界遗产认识的深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并在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作出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目前全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推广开发和保护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概念、经济、价值、旅游等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传承的重要性以及对提升本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作用已经逐步被人们所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促进经济，惠及民众生活，树立民族灵魂。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可以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推进城市文化发展；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可以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秦皇岛市于2006年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要承担秦皇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体组织实施和联络交流，通过开展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研究、整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为传承地域文明，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强市；为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维护民族团结；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维护国家文化和文化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二）秦皇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推广情况
目前，秦皇岛市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项，入选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26项。确立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基地1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名，省级16名，市级32名。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人民世代积存的文化财富和智慧结晶，是秦皇岛文明史的生动写照和历史见证，是延续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桥梁，更是民族精神、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秦皇岛在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举办了一批有文化品位、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节庆活动，投资建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推出了优秀作品弘扬非物质文化，在中国文化遗产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做了大量工作。
（三）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提升城市知名度的作用
抚宁姜艳华的剪纸作品多次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嘉宾；屡获国家殊荣的昌黎地秧歌经典剧目《跑驴》、《扑蝶》以及昌黎皮影等节目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精彩亮相；第十一届亚帆赛开幕式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秦皇岛赛区火炬传递起跑、结束仪式上，昌黎地秧歌、舞龙舞狮、威风锣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国内外嘉宾大开眼界；昌黎地秧歌、抚宁鼓吹乐、青龙猴打棒等表演项目相继走进北京和香港，倍受欢迎。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了秦皇岛历史的久远，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了世人的眼球，扩大了秦皇岛的国内与国际影响，对提升城市知名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断探索新的推广手段能更好地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力，对提升城市知名度有着重要作用。我们要面向国际推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世界更多地了解秦皇岛，了解秦皇岛的城市文化，提升城市国内和国际知名度，促进经济发展。
三、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城市知名度的策略
（一）找准存在的问题，加强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年以来，秦皇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政府和民间的关注，在推广传承保护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在整个推广过程中存在多种制约因素，集中表现在：城市缺乏浓厚的文化氛围，市民尤其是年轻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了解，认识不到其独特的价值；各级政府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不足，缺乏科学的规划；缺少专业研究人员与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等。我们要找准存在问题的根源，科学解决。
1、加强多渠道宣传，内推外联营造良好氛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利用与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广场文化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有机结合，举办一系列展演、比赛、艺术节等活动，让广大市民了解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其独特的价值，扩大社会影响力。
2、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领导，强化职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保护工作列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分级，合理开发。
3、设立专项资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与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用于资源普查、濒危项目抢救和传承人传习活动补助等，以此鼓励更多人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4、与当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强合作，设立专项基金，培养优秀传承人与专业研究人才，研究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壮大传承力量。
（二）与旅游业相结合，探索产业化发展
与旅游业相结合，是秦皇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的新思路。秦皇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仪式和上海世博会上让国内外嘉宾大开了眼界，已相继走进北京和香港等国内大城市，正努力迈出国门，向世界宣传秦皇岛，对提升城市知名度起到了重要作用。秦皇岛要借助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的名气、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将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相结合，探索产业化发展，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三）利用地方高校资源推广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方案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行性分析；民事公益诉讼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述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冲击，马头琴被蒙古国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同仁堂在日本遭到抢注，景泰蓝和宣纸技艺流失海外，商家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牟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那些依靠世代传承并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却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回报，许多传统技艺濒临失传，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刻不容缓。2011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开启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新篇章。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征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具体包括：①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②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③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④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⑤传统体育和游艺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无形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一种变动的、抽象的和依赖于人的观念、精神的存在，是抽象的文化思维，它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且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如知识、技能、习俗、仪式等，不似物质文化遗产那样有形能被人们所直观感知。②群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及其发展不是单靠单个社会成员的智慧与灵感完成的，而是由某个民族、部落村庄、社区或群体甚至相关联的多个群体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共同完成的，是集体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其权利主体具有群体性，如广为流传的川江号子。③活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尤其在口头传说及其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以及传统工艺技能等遗产中表现最为明显，如安徽凤阳花鼓戏等曲艺的发展。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又具有着不确定性。④社会公益性。非物质遗产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它所追求的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和文化多样性等目标都由全体成员所共享，具有非排他的正外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是动态的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困境
1.公法保护上的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法和地方性法规，强调政府为主导。但是公法保护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立法相对滞后，多是以行政法和地方性法规为主，法律文件分散，无法形成统一的立法保护体系；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公共资源的稀缺性使得政府只能投入有限资源，无法全面保护庞大、类型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易产生权力寻租现象；再次，地方政府如果包办或者过分干预，在工具理性主义主导下，企图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媒介、工具谋求当地的经济发展或者政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会适得其反；最后，对于将要发生或者尚未发生实际损害的行为，行政手段具有事后性，各级政府无法及时、有效的发现并制止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侵害事件，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虽然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但其性质上仍属于公法，忽视私人利益的保护，缺乏可操作性。
2.私法保护上的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主要依靠知识产权法进行，而知识产权法保护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性、原生性、完整性和多样性特点决定了其侧重保存和传承，防止变异和流失的首要目标，然后才是开发和利用，这与知识产权法以保护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和创新意义的智力成果的价值取向存在根本矛盾。其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产权法无法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主体的群体性和不特定性所带来的诉讼主体适格问题。最后，知识产权法保护期限固定，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年份久远，早已超出知识产权规定的保护期限，而对于群体权利来说如何计算它的权利期限，现行的知识产权法无法解决。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分析
面对公法与私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多数学者主张采取公权与私权相结合的方式。是否能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保护模式，2011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规定，为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民事公益诉讼概述
公益诉讼是在围绕公共利益产生的纠纷的基础上形成的诉讼，是指有关组织和个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对违反法律而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事实上损害或潜在损害的行为，向法院，由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而民事公益诉讼就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公益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相比，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下列特征：①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②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与民事诉讼标的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包括特定的国家机关）；③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已经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可能的社会公共利益；④民事公益诉讼的救济内容，不仅仅是对损害的赔偿、恢复原状、对侵害者的惩罚，还包括要求公司、企业以及国家修改、变更有关政策和法规，或者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损害的出现或扩大，甚至禁止被告再从事有关活动。
现代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最终都可能无形或有形地转化为个人利益的侵害。所以，不论当事人的动机为公还是私，其诉讼只要产生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的效果，都应当被允许提起公益诉讼。
（二）我国现有诉讼制度的缺失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过程中，所有人都可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者，却只有少数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付出代价，就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最终导致所谓“公地悲剧”。那么，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侵害往往损害是群体性利益而不是某个人的利益，因此，这些案件无法得到法院的受理。代表人诉讼制度虽是为了在“小额多数”的情况下给受害者以救济，但在解决群体权案件时有着明显缺陷：首先，权利登记制度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在所获赔偿远低于诉讼成本的情况下，权利人往往不来登记主张权利。其次，在诉讼标的范围上，代表人诉讼的诉讼标的要求属于同一种类，而群体性诉讼中的诉讼标的往往更多的是基于“同一”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而并非同一种类。最后，如何推选出符合诉讼要求的代表人存在困难，且代表人在诉讼中的权利难以确定。
以2000年的“乌苏里船歌”案为例，作为原告的赫哲族乡政府并非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从法理上讲，赫哲族全体民众才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赫哲族乡政府即便得到全体赫哲族民众的授权，作为民事诉讼主体的资格仍值得商榷，况且赫哲族人数众多，其范围如何确定，诉讼代表人如何选定，都是代表人诉讼制度无法解决的。因此，有必要引入公益诉讼制度解决当事人适格问题，克服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缺陷。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首先，社会公共利益上的契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部分，其中大部分又不具有经济利用价值且对其保护又需耗费巨资，对于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而言是无利可图的，人们一般不会去投资于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而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社会公益，有效的弥补行政执法的漏洞，改变传统事后救济的方式，防止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扩大，并监督公权力的依法运行。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流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人都不能断言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绝对、彻底、固定不变的凝固于现在或者未来的某个时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单纯依靠政府主导下的发掘、整理和保护显得力有未逮，需要激发和调动公民和社会团体投身此项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公益诉讼制度可以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
其次，开展公益诉讼具备了社会基础。“无救济即无权利”，任何一种法律权利要获得实在性，必定最终可以获得司法救济。面对侵害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件的频发，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群体性，单个受害者由于损失小，诉讼成本、诉讼风险高等因素，往往不愿意提讼维护自己的权利，成为一种“易腐的权利”，造成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怪现象，而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使分散的微小损害得以救济并对施害者形成威慑，维护法律秩序。《非物质文化遗产》第8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提供了实体法依据，而民事诉讼修正案有关公益诉讼的规定则提供了程序法上的选择路径。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的经验积累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社会团体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兴起，可谓弥补了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断裂，起到了补充国家功能缺失的作用。社会团体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结构”，其管理公共事务，保护社会公益的职能，有助于推动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正如霍布斯所说“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一）原告范围
根据当事人适格理论，民诉法修正案规定了对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提讼，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下列主体可以成为原告：
1.有关机关。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7条的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以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作为“有关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国家专门成立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等，可以作为“其他有关部门”享有原告资格。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可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主体呢？我们对此持肯定态度。首先，检察机关是法律实施的监督者，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由检察机关予以保护。其次，检察机关已经在保护国有资产、环境安全等公共领域的进行了公益诉讼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积累了经验。
2.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目的、利益以及其他共同特征的人通过一定形式组合起来的互益组织，包括各种公益性团体，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协会等等。社会团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原告，无论从经济能力、社会影响力，还是法律知识、举证能力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增加了胜诉的可能性。有了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可以整合广大公民的利益和需求，代表利益所有者直接参加诉讼，克服了单个诉讼成本大、“搭便车”的问题，使公益诉讼常态化、专业化和集团化。
3.公民个人。民诉法修正案并未赋予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鼓励公民个人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我们认为，公益诉讼应当赋予公民个人，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原告资格。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利主体是全体公民，当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公民往往都是直接受害对象，相较于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感受更直接，任何公民自然都有权利提讼。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鼓励公民参与到法律实施中来，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的应有之义。此外，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也有利于公民发掘、整理、保护非物质遗产，弥补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不足，对类似“端午节被抢先申报”的事件，公民个人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也易于将政治问题法律化。
有人担心，在我国法制不健全，公民法律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公益诉讼会引发滥诉问题，然而我们不应忽视律师这一群体在的重要作用，他们对侵犯公共利益事件的敏锐性和维护社会正义的使命感，更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愿望和能力。尽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对诉权滥用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是，出于对不特定主体的没有把握的主观心态，保守的决策者宁可坐视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也不愿意冒风险推动一项制度的创新。
（二）案件的受理
案件的受理应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受到或将要受到损害为前提，而不以发生实质性的损害为要件，从而防止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有关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承担必要的诉讼费用，如果公民个人提起的，法院应当免收原告的诉讼费用，甚至考虑将其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此外，我们还可以参考美国的“胜诉酬金制”，这样既可以降低诉讼门槛，又可以有效防止滥诉现象，提高公民个人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积极性。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管辖问题，考虑其通常具有较大影响，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三）举证责任
相较于一般侵权案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性特征决定了其举证困难。一般民事诉讼奉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于有关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而言可以遵循此原则。但是对于公民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首先，举证责任倒置主要适用于侵权案件，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即属此类，原告只需要证明有关公共利益损害或可能损害的事实。其次，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公民个人并没有检察官的侦查权、调查取证权，因此，即便提出诉讼，举证难度颇大，举证责任倒置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这些障碍。
（四）原告胜诉奖励制度
激励机制是公益诉讼制度的精髓，毕竟“人民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关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是公民或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一旦胜诉，应当对原告进行适当奖励。《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10条规定：“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实践操作中，我们可以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给予原告物质上的奖励，也可以按胜诉后挽回损失的比例进行奖励。
结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要将中华文化推广至世界，使中华文化传统、固有的价值观得到世界的认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掘、整理、保护工作任重道远。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制度上和程序上的保障，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司法领域的救济程序化、正当化。对于该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运用，我国还处在探讨阶段，本文也只是浅尝辄止，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的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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