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篇1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来，己有一百五六十年的时间了。在其传播和发展中，曾有过不同的名称。马克思在世时，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在第二国际时期，有学者称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以后，特别是列宁斯大林时代，则称辩证唯物主义，或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起，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学者那里，则称实践唯物主义。这些不同的名称虽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不同的称呼也反映了不同的哲学主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不同理解。在这些不同的理解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最有影响力。在当今，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其主题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在生前就说过：‘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则是改造世界。”这一名言，奠定了此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恩格斯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何者为本原，二者有无同一性的问题。这同一性的问题，就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恩格斯无疑是把认识论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的。列宁也一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功能，并且认为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哲学史就是人类的认识史。斯大林时代的教科书则把这种认识论主题体系化了。
在我国哲学界，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都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说：‘哲学是世界观，辩证唯物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与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认识。”1'艾思奇说：认识的问题，就是哲学的中心问题。我们学习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地就是要在思想上明确地、深刻地解决这样的两大问题：1、什么是正确的认识?2、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2]
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里，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人类思维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都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都是关于客观规律的科学。”所有这些提法，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一门认识世界的学问。
据此，辩证唯物主义主张物质本体论。因为这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学前提。如果这个世界不是物质的，不是先于人类而存在，那么，所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也就无所搭载。故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3]所以以辩证唯物主义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无不坚持物质本体论。肖前等人主编的僻证唯物主义原理》说：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是唯一正确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彻底贯彻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出发点。”李秀林等人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说：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承认世界是在时间、空间中依其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物质世界——由自然界、社会、人类组成的物质世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正确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彻底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本前提。”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对物质本体论的重视。
由此，辩证唯物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具价值。这种工具价值论的思想，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如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认识、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指导我们完成民主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是指引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4]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世界也是据以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5]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最革命、最进步的事业提供理论武器。”6]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在哲学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表现了主客二元对立的特征。一方是认识的主体即人，另一方是认识的客体，即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人与外部世界，两相对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对象化的思维。对象化思维是传统西方哲学的重要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地域上说，是属于西方哲学的范畴。通常人们以西方传统哲学思想方式的路子而非中国哲学的路子来理解它。
中国哲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其实是一复合哲学，因为在其中有不同的流派，就其大者言，就有儒、道、佛的不同。但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哲学，主要是指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故论中国哲学，必以儒家哲学为主。
应该认为，中国儒家哲学的主题是仁学。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在孔子那里，仁还是一个道德范畴。其最主要的涵义是爱人。后世的儒家，把孔子的仁，扩展到道德、政治、哲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仁学体系。从哲学上说，如将仁扩展为天地精神，充塞于宇宙之中，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并视纲常伦理、礼乐刑政皆从此出，这就是所谓程朱派的理本体论。如将仁凝聚为一心，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人所固有，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就是陆王派的心本体论。如将仁视为天地阴阳二气之理，禀得二气而有气质之性，禀得其理而有天命之性，乾父坤母，民胞物与，这就是关学一派的气本体论。故在中国古代，儒家虽有流派的不同，但重视仁则同。朱熹说：盖仁之为道，……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万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可见，仁是儒家学说的中心范畴。
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把成人视为目标，因而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就不象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有主客体的分野，或者说，没有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虽然中国哲学也讲认识问题，但在儒家看来，这只是见闻之知，是低级的认知，在儒家哲学里并不占主导地位，居主导地位的是天命之知或德性之知。而天命之知或德性之知是为人心所固有，不假外求的先天之知。儒家当然也讲知仁知义，识礼识智，但他们都不是把仁义礼智作为外在的对象来认识，而只是通过圣人的教导，唤起自己本心所固有的善性。所以孔子强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为仁由己不由人。曾子强调‘吾日三省吾身”[13]。大学》主张正心诚意”。孟子主张‘存心养性”"14%。陆九渊主张自存本心”"15%。朱熹主张居敬穷理”。王守仁主张致良知，如此等等。儒学大家的这些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的理论，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儒学思维不是对象化的思维，而是泯灭主客的思维，它与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异趣。
在思想史上，儒学哲学家皆严于哲学与知识之辨。宋代的张载区别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德性之知为人心所固有，不假见闻，见闻之知为耳目所得，人只有跳出见闻之知而归于德性之知，才能超越常人而入圣域。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主义大量传入中国以后，现代新儒家人物更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如熊十力认为科学是知识的学问，而哲学则是智慧的学问。科学在认识经验世界，而哲学在体认万化之源。张君劢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唯哲学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由此引发了上一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科玄论战。
由上所述，我们可知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现在各大学的哲学系在专业的设置上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也是明显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视为异质的哲学。虽然它们共属于哲学，却分属于不同的哲学专业。但是，现在在中国各高校，讲授中国哲学往往止于清代，或者止于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五四以后，除了几个新儒家人物还被列为中国传统哲学外，就没有什么中国传统哲学了。这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消亡了。1989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杨春贵主编的中国哲学四十年》，1999年辽海出版社出版的刑贲思主编的中国哲学五十年》，这里的中国哲学，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而是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就是说，在五四前中国的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而五四以后，中国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又是异质的两种哲学体系，这样，本应一体的中国哲学就发生了断裂。这是关心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学者所不能不关注的问题。
二、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成为主流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研宄中国哲学，被看成不证自明的真理。从此开始了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进程。
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表现在研宄中国哲学的目的上，被说成是为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有学者说：通过对中国哲学史的学习……继承这份珍贵遗产，可以充实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人类哲学认识史的概括。这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哲学史观，是一个重要方面。”1*%还有学者说：‘学习哲学史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哲学史的任务是通过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同一的研宄，揭示人类认识日益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无比正确。”"17%类似性质的话，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学者论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史教科书里，随处可以看到。他们都把中国哲学附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成为贯穿中国哲学史的主线。上世纪四十年代原苏联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史的定义，成为我国哲学界研宄中国哲学史的准绳。特别是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更是如此。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序言里说：‘这部著作的编写，一方面在很大的范围内是属于开荒的工作，特别是对唯物主义优良传统，应给以足够的注意，另一方面在不少的论题必须对过去的唯心主义研宄给以批判。”任继愈先生在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中说：‘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就是研宄在世界观方面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斗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又在中国哲学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中说：‘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哲学。”[18]他们都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看成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把反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视为编写中国哲学史的根本方针。
在这方面，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与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代表作。侯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共五卷六册，在发扬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方针指导下，在述先秦哲学时，论墨子就详于论孔子，述荀子就超过述孟子。在论汉魏哲学时，论范缜及此前的无神论，就超过论佛玄的合流。在论宋明哲学时，论陈亮叶适的篇幅几乎等同论朱熹和陆九渊，述泰州学派的文字则超过述王阳明。而在每一时代，无不突出唯物主义的战斗性格。弘扬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是中国思想通史》的一条主线。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亦是这一情况。严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辨，在所论的哲学家前面，皆冠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定语。以宋明哲学为例，论李觏和王安石，冠以‘李觏和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论周敦颐、邵雍、司马光，冠以‘周敦颐、邵雍、司马光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论张载，则冠以‘张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论二程，则冠以程颢、程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论朱熹，则冠以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述陆九渊，则冠以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述陈亮，则冠以陈亮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述王守仁，则冠以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如此等等。总之，此书对多数哲学家皆做了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定性结论。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两个学派，两条路线，——分明，不容混淆。
此时的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离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道。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论》里说：有人主张，中国哲学史所讲的，完全和西洋不同，因为中国古人只讲人生修养，道德实践，很少讲到求知的问题，也不大涉及到自然观、认识论的问题。这种看法，我不同意。因为这种看法，表面似乎认为中国哲学有它特定的范围，但它实质上却是认为中国哲学有它特定的对象。结果，这就会引导到怀疑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哲学的对象的问题。……如果认为中国哲学所研宄的是另外的一套，唯心与唯物、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斗争在中国不存在，这样就会由于强调了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性，以致脱离了哲学的轨道，走入歧途。”[19]这一说法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是有代表性的。
1979年，在山西太原召开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在这个会议上，学者们对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日丹诺夫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规定为哲学史的定义的消极性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在推进中国哲学史研宄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此后的学者，又多半根据列宁在哲学笔记》里的话：‘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将哲学史定义为人类的认识史，并以此去梳理中国哲学。亦为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绪论说：‘哲学史，顾名思义，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哲学这门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具体学科，它是一门世界观的学问，所涉及的领域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因此，哲学史讲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认识，即自然观;对社会发生、发展的认识，即社会历史观;对思维规律的认识，即逻辑学和认识论。把这些概括起来，哲学史的研宄对象就是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因此，‘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
与任先生持同一观点的是肖菴父先生，在他与李锦全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出版)一书的导言说：‘哲学史研宄的特定对象，简括地说，就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所谓哲学认识，区别于宗教、艺术和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是人们的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也可说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对客观世界能否认识和改造，怎样认识和改造的总括性认识。”
基于这样的认识，肖先生和李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删简一般中国哲学史书籍中多有涉及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而只论其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等等。如论孔子，只论其“与命与仁’的世界观”、“学思并重’的认识理论”、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论老子，只论其‘以道’为最高实体的宇宙观”，“静观’、玄览’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和“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论思孟，只论子思存诚尽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孟轲尽心知天’的天人合一思想”。论庄子，只论其“物物者非物’的天道观”，‘以相对主义为基础的认识论”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宿命论”。论荀子，只论其“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虛壹而静’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化性起伪’和明分使群’的人类史观”。论韩非，只论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论”、“道理相应’的唯物主义规律观”、‘注重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矛盾之说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论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的哲学家亦是如此。主编者在导言中说：按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史研宄的特定对象，比较注意了突出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而对哲学家们的非哲学思想成果则尽量删略。把围绕哲学基本问题所展开的哲学矛盾运动，作为论述的重点，而以认识论和发展观为重心，……力图通过分析哲学范畴的历史演变来探索哲学认识发展的逻辑进程。”[21]可以说，肖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的范本。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篇2
关键词：反思；真相；真理；前提；人生境界
中图分类号：B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23-03
反思是哲学运思的特点，是哲学的本性所在，也是哲学精神的重要体现。哲学在反思途中实现了自我理论的自觉与超越。反思思维是西方知识论哲学的本质特征，是西方近性主义哲学典型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哲学将反思思维这样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哲学究竟反思什么？哲学反思常识，呈现真相；哲学反思方法，追求真理；哲学反思思想，澄明前提；哲学反思人生，提升境界。
一、反思常识、呈现真相
反思熟悉的经验常识，目的是为了消解种种感性杂多经验现象，将被遮蔽的“真相世界”呈现出来，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哲学的“反思”，在黑格尔那里，也有“后思”的意思，他说：“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1]45“后思”就是“向后看”，“回头看”。“向后看”和“回头看”是“看”事物的“真相世界”，“看”事物的“真际”，“看”事物的“原样面目”，“看”事物的“本性”。在柏拉图著名的“洞喻”说中，他赋予了太阳、洞穴、囚徒十分深刻的哲学内涵，其主旨是借助洞穴喻表明真正的哲学家是不断“向后看”的自由囚徒，哲学家是在不断“向后看”的过程中“走出洞穴”的，哲学家是“看见过美本身、正义本身和善本身”的人[2]516-518。他“能够体验到沉思真正的存在与实体所带来的快乐。”[2]597哲学家掌握着“真相世界”的“最伟大的知识”。哲学家总是在不断“向后看”、“向后问”、“向后思”、“向后疑”的过程中，遇到认知的困惑，发现意外的“惊奇”，触动着哲学家思维的神经。反思熟悉的东西可以说是哲学的一大特点。如黑格尔所说，熟悉的东西并非真知。黑格尔说：“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3]因为“熟悉”也就无需反思，无需怀疑，无需追问，无需批判，由此，思想的创造力枯竭了，思考力松驰了，其结果便是“熟悉的东西”成为了“陌生的东西”、“无知的东西”。“熟知”最大的危害是窒息和扼杀思想的创造力。黑格尔说：“哲学的特点，就在于研究一般人平时所自以为很熟悉的东西。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间曾经运用并应用来帮助他生活的东西，恰好就是他不真知的，如果他没有哲学修养的话。”[4]25一般而言，在常人看来确信无疑的地方，通过哲学的反思却充满着种种困惑和疑团，在《哲学问题》书中，罗素对眼前的桌子进行哲学反思，将“一”张桌子区分为现象桌子和实在桌子“两”张桌子，那么这“两”张桌子是什么关系？由此进入哲学的运思状态。人们从来都不怀疑太阳每天东升西落这一常识现象，但哲学家休谟对此却深感困惑。休谟的困惑让他反思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根据何在？昨天和今天的太阳东升西落，明天的太阳东升西落何以可能？我们何以从哲学上将其得到证明？休谟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反思出了一个哲学史上的难题即“休谟问题”：有限的经验怎么能证明必然性和普遍性呢?由此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黑格尔说：“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出现……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5]这样哲学便成为“事后出场”、“事后反思”、“事后概括”、“事后总结”、“事后升华”的学科。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篇3
论文关键词：哲学精神；哲学知识；哲学能力；哲学境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极其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探讨大学生哲学精神培养课题，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培养哲学精神不仅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内在需要，而且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力、文化力、创造力，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掌握系统的哲学知识是大学生哲学精神培养的基础
博学不等于智慧，但是有智慧的人一定是博学的人。智慧绝对不可能在“白板”的头脑里产生。智慧应该是通达的，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应从“他者”处吸收养料。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成为人类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的奠基人，正是因为他是“百科全书派式的人物”；“人类的导师”柏拉图认为，培养哲学家之路，首先是进行音乐和体育的训练，学习数学、几何、天文学等科目后，再学习辩证法，从而为研究哲学和发现真理奠定基础；哲学家笛卡尔是解析几何的发明者；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创立者；康德不仅著有“三大批判”哲学巨著，而且在“前批判时期”还提出“潮汐摩擦”和“原始星云”自然科学假说，给传统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培养大学生哲学精神，需要广泛地涉足人类各领域知识，特别是要“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因为不懂得哲学的历史，“哲学上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并且在哲学界中往往早已被抛弃的一些命题，在理论自然研究家那里却常常作为崭新的知识而出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时髦。”相反，“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从历史的存在的形态中仔细研究辩证哲学”，培养哲学精神的过程，“就可以大大地缩短。”针对“坏的时髦哲学”，恩格斯指出：“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黑格尔是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身发展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了，黑格尔哲学是思想史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从而使其成为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列宁讲，“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这就是认识论和辩证法应当从中形成的知识领域。”“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和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总之，只有“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才能有效地反思“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才能有效地揭示和克服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与困境；才能真正地发现人类理论思维的逻辑和规律；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捕捉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掌握解释世界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才能克服前人思维教训，以史为鉴，在“思”的途中少走弯路；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判断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提升人生境界。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是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对于任何渴望了解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人，研究哲学史也许是最吸引人的事情。因为，建立某个时代、某个民族文化的人类本性的各种要素，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映在那个时代或那个民族的哲学中。”“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捷径就是阅读经典原著。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是经受过时间的过滤而成为恒久价值的东西。经典既是前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又是人们进行创造性诠释的文本。亲近哲人，研读原典；入门须正，取法须高。莱布尼茨讲，遵循一位优秀的作者的线索，比自己完全独立地重起炉灶要省力些。叔本华说，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
二、提高哲学能力是大学生哲学精神培养的重点
从人类求知过程看，人类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到实践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为“经验常识—技术—科学知识—哲学”阶段，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称哲学是“头等智慧”、马克思赞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爱因斯坦称赞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等等。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就是哲学能力，提高哲学能力不仅对一个民族攀登科学高峰，对提高一个民族的思想创新力、文化创造力，对建设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大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大学生的哲学精神，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爱因斯坦说：“只有最大胆的思辨才有可能把经验材料之间的空隙弥补起来。”物理学家玻恩说：“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工作是无效的。”培养大学生的哲学精神，提高大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是重点。“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哲学家贺麟说过：“哲学重在思想的训练和理智的活动中研究、怀疑、讨论、辩难、探求思索的过程，而不一定重在问题的根本解决和所得的结果。”训练和提高大学生的哲学能力应包括：“追问”的哲学能力，从事物的根本处发问，不仅问“为什么”，而且对“为什么”再问“为什么”？“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乎寻常的发问。”转贴于通过追问保持住生命的本色、精神的深度和思想的庄重；“怀疑”的哲学能力，黑格尔说：“怀疑论是一切确定东西的辩证法。”怀疑既是独断论的清醒剂，也是思想创新的催化剂；“预见性”的哲学能力，哲学要做黄昏起飞的猫头鹰，更要成为黎明前高歌的雄鸡，缺乏理论思维预见能力，将会成为时代的“囚犯”；“反思”的哲学能力，如果说，科学是形成思想，那么，哲学则是对科学思想的反思，哲学的“反思”就是对思想再思想或对认识再认识，通过哲学的反思，为科学奠定坚实的基础；“批判”的哲学能力，“批判”是哲学的内在本性，胡塞尔认为，哲学是从认识批判开始的，并且它的一切都植根于认识批判之中，哲学通过批判“理所当然的前提”来变革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洞察”问题的哲学能力，问题既是哲学的起点，也是哲学的终点，通过哲学教育，着重培养大学生的问题意识，训练学生洞察问题的能力，让他们既关注“哲学中的问题”，更关注“问题中的哲学”；“创新”的哲学能力，“创新”是哲学的本性，没有“创新”就没有哲学。正如地球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哲学概念、哲学方法和哲学体系。在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是哲学教育的神圣使命。
三、提升哲学境界是大学生哲学精神培养的核心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哲学境界是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说：“用中国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他的生活可以按部就班的和平，也可以枪林弹雨的战斗。无论是在和风细雨之下，或是在惊涛骇浪之中，他都可以安然自若地生活下去。这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这个‘地’就是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说：“中国的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理想的生活。”他认为：“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人成为某种人与成为人的精神境界是不同的，哲学使人获得真正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达到完善的精神的境界。哲学不在于增加知识，而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梁启超也说：“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是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人?”苏格拉底说，未经审思的人生不值得过。哲学是指导人如何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帮助人进入人生澄明境界。亚里士多德也说，哲学不是为某种实用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哲学不是给人某种具体知识，而是给人们提供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哲学不教人掌握某种技能这一意义上讲，“哲学是一种无用的学问”，但是每个人又都需要哲学，因为哲学旨在帮助人解决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此乃“无用之大用”。海德格尔说，“这种无用的东西，却恰恰拥有真正的威力。这种不承认日常生活中直接反响（widerklang）的东西，却能与民族的本真历程生发最内在的共振谐响（einklang）。它甚至可能是这种共振谐响的先声（Vorklang）。”“正确地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洞察哲学本质的最佳方法。”科学给人某种知识或某种技能，把人培养成“某种人”，如马尔库塞讲的“单向度的人”；哲学则是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去关注人的命运、去审视人生的意义，通过哲学的“教化”、“训练”、“熏陶”和“滋养”，不是将“人”培养成“某种人”，而是培养成“完全意义”上的“人”，培养成马克思讲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篇4
[论文摘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毛泽东重视传承中国优秀的哲学思想，从“实事求是”观、辩证法思想、知行观、伦理思想及社会历史观上，都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但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理论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又带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点或特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而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
一、毛泽东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继承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必要理论前提。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落后，中国的哲学思想，需要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优秀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历来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结合起来、与中国民族化的形式结合起来。毛泽东在谈到与“实事求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的放矢”时，就结合中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叶适曾用过的“弓矢从的”的比喻，其原意是强调立论要象对准靶来放箭一样，以此来论证其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结合这一事例，把“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放在一起谈，认为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个‘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把“有的放矢”提高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以此来阐发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这不仅改造了其原来的含义，深化了其内容，而且还充分体现毛泽东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民族化、群众化及通俗化的重要特色。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与文化并有相当精湛的造诣。从而使他能运用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地发展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过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批判地吸收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起来的哲学睿智和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完善，最终形成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概括了“实事求是”思想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结果。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并不是毛泽东的创造，而是古代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史书记载，“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汉书》。说的是西汉景帝之子刘德喜欢读书，广泛搜集古代文化典籍。因此，班固称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它的原意是说，做学问要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再从中得出真实的结论。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指做学问时的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它与我们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有本质区别的。毛泽东从中国历史遗产中发掘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形式，并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进一步批判和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的命题，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过毛泽东的新解释，使“实事求是”有了崭新的涵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在赋予“实事求是”命题唯物辩证内容的同时，还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根源就是不实事求是，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1941年冬，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经过毛泽东改造和解释的“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精辟概括，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硕成果。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十分熟悉，并灵活自如地对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资料进行吸收和改造，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道理和原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对立时，毛泽东就引用《易经》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来解释事物的两方面，明确讲到，“一点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自古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叫毛泽东还对传统哲学中的“一物两体”、“有一必有二”等哲学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改造，在其重要著作《矛盾论》中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两点论”、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等重要的辩证法观点，并用民族语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将复杂的哲学矛盾观点及对立统一规律这一重要的辩证法规律通俗化、民族化、大众化。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改造并吸收《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给予了科学的解释。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谈到好与坏的辩证统一时说，“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他就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此外，毛泽东还将《孙子》中合乎辩证法的论述，如“知已知彼此，百战不殆”、“以逸待劳”等运用于战争中。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地改造和吸收中国优秀辩证法思想，从而使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获得了新的意义，同时也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第三、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批判地总结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
知行观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对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的问题，也就是认识的来源问题。从总体上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我国历代哲学家们曾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先行后”论，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观，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听乎知”观。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和“行先知后论”。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们都不可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回答和解释。
毛泽东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的理论立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观和辩证法考察知行问题，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同时，他特别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种种错误的、片面的认识，把知行问题从抽象的纯思维活动和个人的道德践履的狭隘圈子里解放出来。《实践论》于1951年公开发表时，毛泽东特意加上附标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行的关系”，这表明毛泽东写此文的目的之一，是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一认识运动的总公式，以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是对我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是我国几千年来知行学说发展的最高成就。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发展
中国传统伦理学非常强调道德的作用、道德的实践、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原则，习“哲学”就是以探求“天人合一”为中心，和道德修养紧密相联。《大学》所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中，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只有道德修养好，才能完成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历史使命。这些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批判地吸收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他强调道德在推动历史发展、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竭力倡导在个人修养中要做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完善“为人民而死”的共产主义道德，号召人民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固他强调道德的改造必须通过与工农相结合，通过革命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刻苦磨练才能实现。在此。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修养的观点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结合起来，指明了道德的作用及其发展方阿。
第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
追求理想社会是研究社会历史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社会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编撰《礼记·礼运》篇，首先描绘出了“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一理想社会的总原则是“天下为公”，即以公有为基础。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对于自由、平等、幸福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包括近代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以“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志士仁人始终为实现大同理想而奋斗。
中国传统历史观中“大同”的社会理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衷心向往“世界大同”、“太平大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毛泽东仍然讲“世界的大同”，但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相结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并使大同的社会理想科学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赋予中国特色。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实质上是开辟了一条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篇5
什么是哲学观？这是任何一个哲学家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关于哲学观的研究和讨论，近年来受到哲学界的高度关注。以前哲学只是属于某些少数人高雅的学问，人们谈论的也是一些空洞的哲学问题。哲学教科书只是针对哲学专业的学生开设，学生也是死记硬背哲学原理的条条框框。对于“哲学观”问题，大家从来没有思考过。现在对于哲学观问题的研究开始有了相关的专业论著，以及哲学观研讨会等。很多高校还开设了“哲学通论”的课程。因为哲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受文化的熏陶不同，从而哲学观也不相同。对于“什么是哲学观？”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样见仁见智。孙正聿在《哲学通论》中，提出了八种主要的哲学观。杨学功在《哲学观的批判和重建》一文中认为，“所谓哲学观，就是哲学家对与哲学活动本身有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1]。郭庆堂在《哲学观的历史演变及未来趋势》一文中将哲学观分为广义的元哲学问题和狭义的哲学的元问题。孙正聿认为每个哲学家首先要思考的是“哲学观”问题，哲学观是一个哲学家的哲学理念，这也影响着这种哲学能否独树一帜，成为一种新哲学。正是因为哲学观的不同，出现了哲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哲学观是指哲学家对与哲学活动本身有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称作哲学问题，只有是最根本的问题。哲学家自身的观点和态度进而表现现为一种哲学理念和哲学学说。不同的哲学观以“哲学理念”的方式贯穿于哲学理论之中，因此，认识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我们都应该把握该理论所持有的哲学观以及它所具有的“哲学理念”。哲学观是一种哲学思想最为根本的精华。哲学家独特的哲学观不是任意的创造出来的，不仅要把握哲学史的发展，更应该置身于时代和民族的境遇中。马克思哲学观，是马克思站在西方哲学的高度上，继承批判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马克思本人及其研究者对哲学的根本性问题的观点和看法。
2马克思哲学观的文本考察
马克思站在时代和民族的高度上，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马克思对哲学的独特见解，也是区分该哲学与其他哲学的界限。马克思一生著述胜多，但他并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马克思的哲学观分散在各个文本著作中，现在我们通过文本考察来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哲学观。
在马克思一生的众多文本著作中，早期的著作最能体现马克思的哲学观，尤其是《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关于马克思对哲学本身的论述最为集中，构成马克思自身对哲学观界定的最重要的文本。下面我们来考察该文本的相关内容。
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就哲学是否应该在报纸上讨论宗教事务这个话题，对德国哲学进行批评：“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內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2，3，6]。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哲学”的批判来表达自己对“哲学”的看法。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哲学”不应该是通俗易懂的俗文化，因此不应该让哲学去追求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话题性；另一方面，马克思批评“哲学”所提出的思想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马克思认为哲学的出发点应该是实际生活和实际问题，任何一种哲学应该来自于现实、回归于现实。哲学是为现实生活实际服务的，它起到思想上的引领作用。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现实的人和现实的问题。
哲学是一种关于真理的学问，哲学关注的是大多数人的真理而不是某个人的真理，哲学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哲学不是人脑任意的产物，它来源于客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紧密联系。哲学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真理，解决外在世界的问题。哲学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马克思指出哲学和其他科学的不同，提问的方式不同，是一种知识性的问题方式。另一方面，哲学所关注的是大多数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马克思曾把哲学家的成长与雨后春笋作比较，并且道出哲学产生的背景以及作用。他们是首先马克思认为，哲学家的成长历程并非易事，哲学家的思想只有深入的反映现实问题，站在时代的前沿，引领时代的发展才能称之为哲学。也就是说哲学家的思想是自己时代和人民的产物；其次，马克思通过形象的比喻手法来揭示了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哲学思想来源于现实，而不是凭空想象的。最后，马克思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3]。
我们再考察一下其他文本中关于马克思哲学观的阐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4，5]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是从客体的、直观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的，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当作感性的活动和实践去理解，这突出了马克思新哲学的特点在于实践性和主体性。“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5]马克思认为新唯物主义与旧哲学的立脚点不同，旧唯物主义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立脚点是资产阶级社会，新哲学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这体现了马克思哲学观中的人文关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在马克思哲学看来，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提供思想武器，为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奋斗。
3马克思哲学观产生的理论渊源
每一种哲学观的产生都有他特定的理论背景，我们在考察马克思哲学观时，必须回到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是世界哲学，但它更是来自西方的哲学。马克思哲学产生于西方哲学的背景是毋庸置疑的，它属于西方哲学的一部分。探究马克思哲学观产生的理论渊源，除了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文本以外，必须以西方哲学为起点，放到哲学历程的长河中去看个体，做到整体与局部结合。
3.1西方哲学观的发展历程：
古希腊哲学自产生起逐渐形成两条道路：自然哲学之路和自由哲学之路。这两条不同的道路分别是由泰勒士和苏格拉底开创的。自然哲学以探究世界本源为己任，关注的是世界最本质的东西。当时主要是寻找世界的本源，始基是什么，哲学家们对此孜孜不倦的探讨。有人提出是水，有人提出是火，有人提出是原子等等。哲学家的眼光都是放在世界之中，关注的是外在的事物。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开创了以人为主题的哲学道路。“苏格拉底认为，哲学所追求的智慧并不存在于外部自然中，而是根源于人的心灵之中。”[7]哲学即是爱智慧之学。这种智慧不是关于某种具体事物的有限的知识，它是一种无限的向往和追求。苏格拉底的爱智哲学是一种倾尽所有也要为之付出的信念。这种哲学是追求完美，追求永恒的，追求一种永远得不到的永恒。最后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这种信仰。苏格拉底的行为是哲学家门的榜样，他做到了言行统一。同时也引发人们对“人”的关注，对生活的关注。
柏拉图开创了理性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哲学的主题是理念与理性的统一。柏拉图认为，世界分为两种世界：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感性世界是事物的外在现象，它是不固定的可以随时改变的。而理性世界是事物内在的，最深层、最本质的东西，它是永恒不变的、凌驾于一切感性世界之上。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有人评价说他是古希腊哲学的百科全书。面对知识与自由主题的分裂，亚里士多德努力的去综合二者，结果却徘徊在经验与超验的矛盾之中而不得向前。
古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自由哲学逐渐占据优势，成为西方哲学的重大主题。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认为爱智慧即是爱上帝，并把这种信仰发展到极端，造成一种无知愚昧的崇拜。这种哲学观念影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哲学是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冲破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牢笼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用于解决人们的生活实际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使知识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主题。近代哲学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又分为以培根开始的经验论和以笛卡尔开始的唯理论两大派别。经验论最后走向了休谟的怀疑论，唯理论最终使哲学成为一种空洞的教条。
康德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人，即人的主题贯穿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康德希望综合知识与信仰这种方式，克服近代哲学的缺陷，走出困境。近代西方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頂峰。黑格尔建立了严谨而庞大的辩证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把辩证法发展到了极至，但由于思想的片面性，最终导致辩证法的僵化。黑格尔强调哲学的反思性，认为哲学是一门思辨的反思学问。这具有科学性，也突出了哲学的特征，但黑格尔却片面的发展绝对精神，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导致了近代哲学走向末路。
费尔巴哈哲学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费尔巴强调人的独立性，关注人的生活，人的发展。费尔巴哈的“自然界”是和人的活动没有关系的抽象的自然界，他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抽象的人。费尔巴哈的人只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面对外在的世界不具有主观能动性，以直观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费尔巴哈关注人的生活也仅仅是一种生存意义上的生活，仅仅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要。
3.2西方哲学观的困境：
西方哲学家始终把追求智慧、真理以及科学的知识视为己任，但最终却因为偏向于一端而使西方哲学陷入困境之中。知识与自由是西方哲学的两大主题。西方人对智慧的困惑，归根结底是对这两大主题的困惑，西方哲学观的发展也是伴随着二者的矛盾。古希腊哲学将自由与知识对立起来，形成两条爱智之路，出现了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中世纪，由于禁欲主义、宿命论、神秘主义等盛行，最终抛弃了哲学中的全部科学，进而导致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泛滥，信仰高于一切，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近代哲学科学蓬勃发展，哲学界出现经验论和唯理论。但二者各自走上极端：经验论最后走向了怀疑论，唯理论则使哲学成为空洞的教条。近代哲学知识和自由相互排斥，哲学家们各持己见，未能达到统一意见。
因此，哲学思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每一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矛盾。面对近代哲学的困境，人们的信仰出现迷惘，要求必须出现新的哲学观，再次将西方哲学带出困境。马克思的哲学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马克思孜孜不倦的为人类奋斗的结晶。
4马克思哲学观的展望
哲学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长河不断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并不是任何一种哲学可以称之为精华。只有那些解决人类实际生活的问题，关注人类生存的哲学才可以称之为精华。马克思哲学观是由马克思开创的新哲学，它不同于以往哲学，是在批判和继承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改造世界的使命。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不仅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哲学的功能不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实际展现在人眼前的，但它的作用却是长远的。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哲学，哲学位于具体科学之上，指导着具体科学。马克思哲学在经过历史实践的考验之后得到人们的认可。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不断得到丰富。时代是不断变化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根据实际，事实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哲学虽产生西方哲学的背景，但它具有科学性，普遍性。当今人类社会快速发展更需要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实际结合，以此来引领中国的发展。马克思哲学观是改造世界的武器，以实现人类全面自由发展为己任。马克思创立新哲学时没有说要建立一种一劳永逸的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人类发展的要求不断丰富发展哲学。
参考文献
[1]杨学功：《哲学观的批判和重建》，吉首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页、第121页、第467页.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经过几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中华民族自己的思想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前进。”[1]它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受道、法深刻影响，以其开放、包容、务实、重德、中庸、和谐的基本表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虽分属不同文化体系，有着不同阶级属性和内涵本质，但二者间的一致性决定了其结合的必然性。这种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引导下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一致性
1.1唯物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是在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明确了实践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是科学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中国从先秦时期即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尚书・洪范》中提出的“五行学说”，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最早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关系的初步关注，是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之后《易经》通过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解释万物起源，演绎万物相生相克而发展变化，东汉思想家王允提出“知物而学，学之乃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直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则提出“理在气中”、“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论，堪称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
1.2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在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发展的整体，任何事物皆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突出表现在关于人与自然的本质及其运动的辩证理解，反映了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对事物矛盾与同一、运动与发展的辩证理念。“主要体现在：对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认识。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有着阴阳一体、万物融合的思想，认为天、地、人三者同在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2]如儒家的“中庸之道”，其“不偏不易”即是对事物“度”的把握，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质量互变中的“度”有明显的一致性。
1.3认识论
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的来源、本质及其规律的学说。系统回答了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和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提出认识的基础是实践，认识的目的在于更好的通过实践改造世界。
“知行”思想贯穿中国传统文化中认识和实践思想的始终，这种“知行问题”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礼记・中庸》中提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儒家提倡言行一致，追求知行合一。南宋理学家朱熹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知行关系认识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亦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些思想的实质皆是关于知行关系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通的。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
2.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故在哲学层面上，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践证明，二者的结合，不仅适应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2.2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必然途径
“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的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的传承与发展应不断适应全球化下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5]，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同化性和孕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小农经济决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3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实践性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又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上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皆因主观地、公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却忽略了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当前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契合和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途径
3.1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诉求。启蒙了近代中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具备中国传统文化向往趋同的普适价值，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它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能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先进的思想，摒弃不科学、非理性的内容，使中国传统文化在适应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同时避免走向对封建腐朽文化的复辟。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由于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国人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产生对西方社会的膜拜心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的扬弃，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避免了全盘西化。
3.2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的科学理论，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实现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必须要符合中国实际、依托中华文化”[7]，这就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来解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和理解中晦涩难懂的理论障碍，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民主化、中国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不断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极的交流、借鉴和融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独具特色的、深刻沉淀的并影响着中国人民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理论加以借鉴，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观点和方法做出新的解释，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
3.3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全球化浪潮下的多元文化纷至沓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冲击。体现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体，具有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能迅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对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为此，一方面，应当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视对青年学生和中共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健全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发展机制，优化文化战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统文化资源，提升传统文化的当代适应力和吸引力，扩大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播，提升国家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创新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国家文化的繁荣发展，确保国家文化安全。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期间必须坚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健全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机制，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范微.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研究[J].黑河学院学报，2013（4）：33.
[2]彭早.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相结合的路径研探究[J].黑龙江史志，2013（23）：127.
[3]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4]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J].江汉论坛，2007（1）：6-7.
[5]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9.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篇7
【关键词】休谟生平；主要哲学思想；后世影响
休谟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与他同时代的一位著名评论家写道：“大卫·休谟是当今英国最有才智的人之一。有些哲学家，与其说属于他们的祖国，不如说属于由他光辉所照耀着的那个世界。休谟就像这些哲学家一样……可以被纳入用他们的智慧和作品造福于人类的少数人之列。”
一、休谟生平
休谟1711年4月26日生于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曾经学过法律，并从事过商业活动。1734年，休谟第一次到法国，在法国他开始研究哲学，并从事著述活动。1763年，休谟又去法国，担任英国驻法国使馆的秘书，过公使。1752年至1761年，休谟曾进行过英国史的编撰工作。休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和《宗教的自然史》等。与约翰·洛克及乔治·贝克莱并称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休谟在1776年去世后被埋葬在他生前所安排的“简单的罗马式墓地”，地点位在爱丁堡卡尔顿山丘的东侧，俯瞰山坡下他位于城内的老家。
二、休谟主要哲学思想
1.休谟提出了以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怀疑论为特色的哲学体系。休谟认为全部哲学可区分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两大部分，而科学的哲学研究法是实验和观察的方法。自从培根以来，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已经运用这种方法建立起自然哲学的体系。但是，在精神哲学方面，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休谟认为，应用实验推理的方法，直接剖析人性本身，以便建立一个精神哲学的体系。他认为作为这个体系的基础的“人性”本身，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即理智和情感。“理智”是关于认识论问题的论述，“情感”是关于社会伦理和政治问题的考察，宗教问题的探讨同理智原理和情感原理都有联系。在哲学上，他首倡近代不可知论，对感觉之外的任何存在持怀疑态度，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性和因果必然性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感性知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知觉分印象和观念两类，但他认为人们不可能超出知觉去解决知觉的来源问题。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认为因果联系只是由于印象出现先后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在伦理观上，主张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利益是一致的。他还用其经验论、怀疑论和功利主义伦理学论述了有关上帝观念和宗教问题。
2.休谟认为被理性证实的真理是“有关观念关系的东西”，表明他无法创造一个容易上口的范畴的本领。数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因为数字或符号代表二加二等于四。同样的，你不需要对每一个单身者进行调查就知道他们都是没结婚的人。休谟认为道德问题显然不能归于这个范畴。你不能紧靠弄明白这些词的意思就知道（旨在打击规范行为的命令）是否对公民自由造成了无法接受的限制。你同样也无法仅仅靠断定“合法性”和“战争”的意思就解决认为战争是正义性的还是非正义性的争执。休谟认为道德辩论不是数学，争论无法通过纯理论解决。休谟认为除了宗教和纯理论外，还有一条知识的路线。所以休谟还认为，关于事实的问题可以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得到解决。如果你想知道水在什么温度沸腾，只要进行实验就能找到。坐在椅子上思考“水”和“沸腾”的意思根本办不到。休谟认为事实问题从来没有被证明是毫无疑问的。你得承认科学并不是确定的，但是，毕竟比迷信更可靠。虽然从前的哲学家要求确定性，休谟则试图将不确定性制定等级。休谟认为当人们说折磨人是错误的，不是要指定折磨本身的某种特征，而是表达人们对折磨的反应。而且，这些感情是人类自然的反应。
3.休谟只承认感觉经验的存在。他写道：经验告诉我们，“除了影像或知觉而外，什么东西也不能呈现于心中”“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想象或形成与观念和印象有种类差别的任何事物的观念。我们纵然尽可能把注意转移到我们的身外，把我们的想象推移到天际，或者一直到宇宙的尽处，我们实际上一步也超越不出自我之外，而且我们除了出现在那个狭窄范围以内的那些知觉以外，也不能想象任何一种的存在”“任何人只要一反省，就会相信，当我们说‘这个屋’和‘那棵树’时，我们所考究的存在，不是别的，只是心中的一些知觉”。休谟把感觉经验统称为“知觉”，然后又把“知觉”分为“印象”和“观念”。“印象”和“观念”是休谟哲学中比较重要的概念，所谓“印象”休谟认为是指现时发生的各种内外感觉，包括“听见、看见、触到、爱好、厌恶或欲求时的知觉”，即当下所生的感觉、情感和情绪等生动活泼的知觉，它们是一切思想的来源和材料。印象又分为两种，一是感觉印象，一是反省印象。感觉印象是由于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产生于心中的，“反省印象只是在它们相应的观念之前产生，但却出现在感觉印象之后，而且是由感觉印象得来的”。休谟写道，“在印象这个名词中间，我包括了所有初次出现于灵魂中的我们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休谟认为观念是印象的“暗淡拷贝”，在感官经验中印象必须在观念之前。休谟认为：“我们的所有单纯观念在首次出现时全是由单纯印象来的，这种单纯印象与该单纯观念相对应，而该单纯观念确切代表这种单纯印象。”对于印象和观念的区别，休谟还认为“两者的差别在于：当它们刺激心灵，进入我们的思想和意志中时，他们的强烈程度和生动程度各不相同。进入心灵时最强最猛的那些知觉，我们可以称之为印象；在印象这个名词中间，它包括了所有初次出现于灵魂中的我们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至于观念这个名词，我用来指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微弱的意象。”印象和观念的差别也就是感觉和思维的差别。
4.休谟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一是关于物质对象和上帝是否存在不可知，另一个是关于经验之间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不可知。休谟认为人们只能知道其感知的，至于是否有客观事物存在则是无法知道的。休谟认为“我们所确实知道的唯一存在物就是知觉，由于这些知觉借着意识直接呈现于我们，所以它们获得了我们最强烈的同意，并且是我们一切结论的原始基础。我们由一个事物的存在能推断另一个事物的存在的那个惟一的结论，乃是凭借着因果关系，这个关系指出两者中间有一种联系，以及一个事物的存在是依靠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的。这个关系的观念是由过去的经验得来的，借着过去的经验我们发现，两种存在物恒常结合在一起，并且永远同时呈现于心中。但是除了知觉以外，既然从来没有其他存在物呈现于心中，所以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些差异的知觉之间观察到一种结合或因果关系，但是永远不能在知觉和对象之间观察到这种关系。”因此，“我们永不能由知觉的存在或其任何性质，形成关于对象的存在的任何结论”。休谟认为，因果性联系只是人心的一种习惯性倾向，他用习惯代替了我们过去确定的知识概念，认为我们的知识只是一些或然性的结论。
三、休谟哲学思想的重大影响
1.休谟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同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一样对于西方哲学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而持久的。尤其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少流派来说，意义是十分巨大的。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影响，容易仅仅把休谟哲学看作近代哲学发展中追去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且是一个否定的阶段，因而主要表现为消极的怀疑主义。其意义仅仅是接受洛克的原则，并将它贯彻到底；提出了普遍必然性的问题，为康德的哲学做了准备。正如康德所说的，是休谟首先打破了他的“教条主义迷梦”，把他从独断中唤醒。
2.休谟哲学对于实证主义超越心、物对立的影响。休谟在怀疑主义论证中，描述了在心理的范围类，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是如何被“虚构”出来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思想：不论是物质的现象还是精神的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知觉元素的组合，它们的区别不是心、物这种本质上不同，而是取决于知觉元素的不同联结和结构关系。这个思想给了后来的马赫、威廉.詹姆斯，以及以罗素为首的美国的新实在论者以很大启发。马赫认为，心理和物理现象不过是感觉要素的不同依存关系，并没有事实上的物质、精神实体，也没有二者的对立。詹姆斯认为，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是“纯粹经验”，而所谓的物体和心灵不过是纯粹经验组合成的不同构造。美国的新实在论者也认为，感觉材料是“中立的实体”。毫无疑问休谟正式这种“中立一元论”的真正源头。
3.休谟哲学对于现实的生活世界的重视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休谟的怀疑主义是不同于古代和近代的一些怀疑主义的，他的怀疑是针对形而上学独断论哲学家的体系而提出来的，是对他们狂妄的理性引起的“疾病”的一种治疗，并不是对生活本身真实性的怀疑，以及对自然状态下的“常人”的常识的。在他那里，生活理性、经验的习惯受到了更大的尊重。休谟声称：“理性虽然不能驱散那些疑云，可是自然本身却足以达到那个目的，把我的哲学的忧郁症和昏迷治愈了，或者是通过松散这种心灵倾向，或者是通过某种实事务和我感官的生动印象，消灭了所有这些幻想。”休谟明确的反对皮浪的怀疑主义而赞成中期的学园派，就是因为后者虽然也认为应该放弃判断，但他们重视生活实践，肯定或然推论和自然习惯对于生活的意义。休谟的态度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潮流有强烈影响。胡塞尔认为实体世界是为了生活世界的需要而设定的假设，作为现象的生活世界是最为根本的，真实的世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此世的生活的强调都可以看作是对休谟的原则的继承。
4.休谟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中各种非理性主义的巨大影响。罗素认为：“在这样的自我否定理性精神的后面跟随着非理性信念大爆发，是必不可免的事”“整个十九世纪内及二十世纪到此为止的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是休谟破坏经验主义的当然后果。”如此，休谟哲学本身就具有非理性主义成份。首先，休谟用“心理原子主义”，取代和否定了单纯不变的实体的存在这本身就具有非理性主义色彩，可以看作是用感觉要素取代了只能为理性所把握的实体。其次，休谟把人的情感、情绪纳入人对外在世界的认识过程之中，使哲学开始关注于对非理性的情感、情绪的讨论。例如后来被认为使非理性主义的代表的唯意志论，其核心概念—意志就恰恰可以被看成一种能动的感觉，而又表现为盲目的情绪和冲动。最后，休谟对理性的能力和限度的批判，使人们对理性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理性万能主义”的信念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对理性能力的有限性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些显然都是有利于后来的非理性主义的发展的。可见正如罗素所说，是休谟的怀疑在传统的理性主义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5.休谟哲学对胡赛尔的现象学的影响。胡赛尔认为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与他的现象学有这极为密切的关系，他把休谟哲学看作现象学的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形式。他认为，休谟哲学的最重大意义在于，他彻底的铲除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客观主义，将近代哲学的发展从客观主义拉回到纯意识的轨道，为后来现象学的出现打通了道路。胡赛尔虽然不赞成休谟的心理主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认为正是这一点使休谟失去了发现现象学的机会，但是他自己承认从休谟这里获的得东西比从康德那里得到的还要多。
6.休谟哲学对康德的影响。康德受休谟的启发，把认识限制在现象的范围内，纠正了休谟的怀疑主义，依据主体的先天形式的统一性，使对象符合认识，而不是认识符合对象，从而完成了人类认识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揭示了认识中的诸多矛盾，但他却极力排斥这些矛盾。这表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接近终结，辩证思维方式将由此而诞生。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指出：“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并承认，是休谟哲学给他提供了“一个基础稳固的然而是未经发挥的思想。”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由于坚持不懈的深思熟虑”才得以构成新的体系，从而前进一步。”
7.休谟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休谟哲学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引发了德国古典哲学，而且当代西方哲学中的欧洲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亦从休谟哲学中汲取了思想营养。然而，近现代思想家多因为休漠哲学的怀疑主义结论而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我国思想界也受此影响而未能给予更多的研究，这一方面受西方哲学研究重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休谟哲学的怀疑主义思想认识不清所致。休谟对“经验”的理解和他的温和怀疑主义西方文化发展到中世纪后期出现了反叛传统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文化精神主要表现为“教会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其中，休谟的不可知论哲学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独具一格的理论体系，但其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及其在人类认识史上的地位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休谟不可知论并没有彻底否定人类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只是为人类认识划出了界限。在理性认识中把人类的知识限定在数和量的范围内，在经验范围内则限定在现象之中。而他的不可知论包含着许多合理内核，不同于历史上的绝对不可知论。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著.西方哲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休谟著.关文远译.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篇8
【关键词】柏拉图；哲学王；批判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于西方的政治学甚至整个文化的发展，无疑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启蒙所形成的“开放洞穴”使政治成为可能，也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必要，进而使得哲学与政治，睿智的认识与实际的行动形成合力。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学说之一。在《理想国》中，他从“正义”出发构建了哲学王统治的城邦国家，通过洞喻故事把正义城邦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囚徒解放问题。囚徒解放既涉及囚徒个人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囚徒群体的解放。前者的核心是困境中的某个囚徒走出洞外成为自由人，即哲学家的造就问题；后者是这个哲学家重返洞内去解救同伴，从而使自己转变为哲学王的问题。如何造就哲学王以及哲学王如何建构正义城邦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主题。不过，柏拉图在论证这一主题时，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转变，并逐渐把教化与强制、统治与民主、正义与法治联系了起来，以构建他的正义城邦，作为对现实腐败的城邦政治的批判。
一、“哲学王”思想的渊源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的他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不过，公元前431-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长达28年的战争，使得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社会矛盾纷呈的状况下，民主政体的弊端日益暴露：民众们虽然参与城邦政治，但却不知怎样参与，多数是凭借个人的好恶来做决定，这就容易被极少数政治家利用做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再加之个中原因，雅典战败，民主文明的繁荣时代也宣告终结。之后“三十僭主”政体乘机取代了雅典的民主政体，这些僭主中一些是柏拉图的亲戚和好友，他们曾经邀请他一起执政。最初，柏拉图对于新政体抱有好感，认为当政者是在进行改革和公正地治理国家。但是，随后的发展却使柏拉图看到僭主政治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正义。苏格拉底作为公民被推选为五百人大会议员，雅典人要集体审判十将军，因为他们由于风暴没有注意运回阵亡的士兵尸体，当时诸多议员迫于压力，只有苏格拉底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坚持十将军无罪。此外，苏格拉底还曾受三十僭主的胁迫，要他判萨拉米斯的赖翁死刑，但苏格拉底坚持不去行不义。[1]这使得柏拉图放弃了对于僭主政体的希望。
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公元前399年，一个年轻人在雅典状告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神并引进新神，败坏青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面对500人的陪审团做出申辩。柏拉图的《申辩篇》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程，这篇对话虽然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却可以被看作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对话。实际上，苏格拉底本可以采用修辞或缴纳一笔罚金搏得法官们的同情，但他把法庭上的申辩变成了他在雅典城邦面前的哲学陈述，即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结果处处惹恼法官，以至于本来根本不会判处死刑的案子，法官只能照死刑宣判。我们可以从柏拉图那里看到哲人苏格拉底在城邦中的形象。第一，苏格拉底是一只牛虻（《申辩篇》），他要不时叮咬城邦，使城邦处于不断思考和反省中；第二，苏格拉底是助产士（《泰阿泰德篇》），他要帮助人们净化他们的意见，去除那些未经反省的偏见；第三，苏格拉底是一支电鳐，他总是不断使自己处在瘫痪状态中，也使别人感到困惑（《美诺篇》）。[2]也就是说，尽管苏格拉底仍然处在城邦的空间中，但其思想可以摧毁各种既定的标准，瓦解城邦的伦理，而当思想的飓风吹到城邦时，不仅唤醒沉睡的城邦，使人们冷冻的思想解冻且会彻底击碎普通人对生活的信念。城邦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对作为智者的苏格拉底产生不满。显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哲人苏格拉底这里处在紧张的冲突中。柏拉图也从此放弃对政治的追求转向对哲学的研究。
这样的经历，促使柏拉图开始思考治理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习俗和法律。既然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所以柏拉图认为，要改造现实的不良政治就必须从改造人的品性入手，而且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个使命，只有哲学家获得政权或政治家成为哲学家并对个人和城邦进行改造，才能使个人和国家达到善。另外，柏拉图在自己的亲身游历中，结识了塔仑它木城邦的政治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阿启泰，塔仑它木的民主政体和阿启泰的为人、学识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启泰成也为柏拉图日后追求的哲学家与政治家相结合的“哲学王”的雏形。
二、“哲学王”思想的本质
“正义”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柱，也是他构建“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柏拉图所谓的“正义”，是“德性”意义上的正义，是“整个城邦的正义”[3]。他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4]，而“个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5]，这也就是国家产生的原因。一个好的城邦不仅需要能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而且还需要能够保卫领土卫国者。为了说明这个原则，柏拉图还提出了著名的“金银铜铁论”：“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6]确切地说，由于统治者是高贵的，因而只有他们才具有一种真正的知识，即用来考察整个国家大事的智慧，这种知识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被加入了白银的军人，经过严格的体操和艺术训练，他们不但有强壮的体魄，还有勇敢的美德；对于劳动者，因为其充满了欲望，节制则是他们的美德。基于上述等级的划分，柏拉图认为，如果每个人在城邦内都能够做自己分内的事，这就是“城邦的正义”；而每一个人自身的各种品质在自身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这就是“个人的正义”。
而“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对“理想国家如何实现”的回答，该问题又可归结为理想国家应当由谁来统治。对此，还有以下诸问题：理想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才能胜任最高统治者？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展开是沿着哲学、哲学家、哲学王一步步推进的，他以一种迫切而隐晦的形式宣告了哲学统领一切的开始，洞喻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他认为，哲学是对自在自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意识，是对国家的普遍目的及对这种普遍目的的有效性的意识。[7]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至高的“善”。柏拉图用太阳作比喻，认为“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而且正如太阳是万物产生的原因。借助于洞穴喻，他指出，真正的哲学家是走出洞穴的自由囚徒，他们具有最伟大的知识，“看见过美本身、正义本身和善本身”，[8]“能够体验到沉思真正的存在与实体所带来的快乐”。[9]同时，作为获释的囚徒，当他走上那陡峭崎岖的坡道，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并得知以前所看到的事物都是虚假的时，一种认知上的错乱会使他不断质疑自我的存在，而这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将一直伴随其探寻真理的全过程。这番描述说明了哲学家成长过程的艰辛，回应柏拉图对哲学至上性的论断；同时也预示哲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某种隔阂。
在这个基础上，柏拉图指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碌碌无为之辈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难”。[10]显然，所谓“哲学王”也就是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力结合的体现。不过，他强调，真正的哲学家永远酷爱永恒不变的知识（理念），不会迷失在生灭变化的事物之中，“哲学家的灵魂一直在追求人事和神事的整全”，他的心灵有宏大的思想，对一切时代和一切存在进行沉思，制定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并守护着它们，这样的哲学家理当成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11]，无疑也是城邦的最完善的护卫者。如何培养这样的统治者、护卫者呢？柏拉图认为，除天赋之外，还须“劳其心努力学习，象劳其力锻炼身体一样”，必须“走一条曲折的更长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善”的理念。[12]柏拉图进一步指出，每一位哲学家的教育和培养模式都是循序渐进的，他并不要求从小就学习理念论、辩证法，而是在完成全部教育课程、经历实践锻炼，尤其是被遴选为统治者以后，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研究理念论的要求，并且把它与城邦的治理结合起来。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看见了善的理念时，就得以善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和他们自己，他们出任城邦的治理者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城邦”必须做的是应尽的职责。[13]
三、“哲学王”思想的转变
当然，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的提出饱受争议。波普尔视柏拉图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对其进行“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唯美主义”等的定性，并明确指出“哲学王就是柏拉图自己”，而《国家篇》就是“柏拉图本人对神圣权力的要求”，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这一理论的存在价值。在柏拉图看来，虽然哲学家能够看到真实的世界，但他们往往并不愿意回到人间去拯救现实的世界，“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像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风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14]可见，柏拉图已认识到了哲学家从政的艰难性。为此，他认为哲学家为王是需要一定条件来保证的，即“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者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15]柏拉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进行的三次西西里之行，但最后都归于失败。这不但说明了想通过学习哲学来实现“善”的统治的实现是何等的渺茫，也说明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哲学家为王。
然而，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政治家篇》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围绕政治家的定义展开的。柏拉图选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纺织来定义政治家，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家是具有真正统治技艺的人，他们依靠相互和谐与友谊的纽带把人性中的不同因素及不同部分结合在一起，就如同织布者把经线和纬线恰切而和谐地织在一起，这样政治家的这一块织物便成为最美好和最优秀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对适度原则的强调，他开始从绝对走向相对，产生了对相对价值的认同。他不仅认识到“大”与“小”的相对性，而且明确反对“过度”与“不足”，认为勇敢走向极端会成为凶残和疯狂，节制和谦卑过分会变得软弱无能，只有坚持适度原则，才能使“善的所有部分都处在相互谐和的状态中”。在实践中，政治家必须选择一名同时拥有两种性格的人，当需要几位执政官的时候，他必须确保两种类型全都有恰当的代表，以便使一部分人的勇气和活力，调和另一部分人的温和和谨慎，从而保证整个国家之网的和谐。这一点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另外，柏拉图继二分法之后讲述了本篇唯一的一个神话故事，即“反向旋转的宇宙”。这个故事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纠正二分法中对政治家的界定，把政治家从神灵的位置被拉回到了人间，神性色彩遭遇否定，获得承认的只是其人性的部分。[16]
其次，柏拉图意识到了法律的另一层作用。在《政治家篇》中，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表现为法律的统一性与个体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即“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17]并且法律对具备王者技艺的人的束缚。[18]另一方面，柏拉图又认为法律是必要的。因为他意识到“权力和智慧结合于一身是罕见的，人性又是自私的，”[19]通过医生和船长的例子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对掌握真正技艺的人不作任何约束，他们既可能突破现有法律的支配，实现对现实的改进，也有可能在野心的推动下为谋取个人利益牺牲整体的利益，而后一种结果对社会的破坏程度要远远大于法律的严格性对独立研究的束缚。这样看来，法律的保护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可以通过它向真正的统治靠近。因而，柏拉图最终认定，在一个法治的城邦还是应该遵守法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对“哲学王”思想的改进。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反映了他迫于当时的政治现实，试图拯救每况愈下的希腊民主制的美好愿望。透过他的著作，柏拉图对哲人与城邦关系的反思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重视精英教育，道德教育。然而，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道德领域却出现了缺失，人们以不择手段追求功利为目标。面对生存的困惑，人们呼唤道德的重建。可见，我们在强调法治重要性时，不应该忽视道德的重要作用。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永远保持一种“正义”的信念，以批判为其社会功能定位的，而这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来使命。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a].刘小枫，甘阳.柏拉图注疏集：苏格拉底的申辩[m].吴飞，译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14-117，32b-32e；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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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4，145.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篇9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思想是独特的、深刻的、特立独行的，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本文意在对其非理性科学哲学思想进行探析。
关键词
费耶阿本德 非理性 科学哲学
保罗・卡尔・费耶阿本德（1924-1994），奥裔美国哲学家，他提出的科学“无政府主义知识论”使西方科学哲学界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界都为之震惊，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立足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科学方法论问题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至20世纪5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一直是科学哲学界的主流，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方法论出发，主张对科学史进行分析进而建立一种科学方法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义代表了科学方法论探究的一种新趋向，他将着眼点放在科学中历史主义的非理性因素上。
费耶阿本德沿着肇始于尼采、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方向，得出了科学是无政府主义事业的结论。他认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历史阶段都并存着多种理论和方法，所以理论和方法是多元的，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或方法，每一种理论或方法只是在某一个时期或范围内具有相对有效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是无法获得的，任何追求普遍绝对真理的努力最终都将是徒劳。正因为科学方法的多元性、不固定性，因此也就不存在需要始终坚持的原则。在费耶阿本德那里，唯一的原则就是没有原则。在科学研究中并不需要遵循什么原则，这样只会局限科学家的思维和科研活动。他认为，科学活动所面对的世界是极为复杂的，没有什么条理可循，世界是未知的实体。若用简单的模式、原则、原理去“规范”科学世界只会毁灭科学自身。
他认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类所面对的一切问题，科学也不应作为判定人类一切知识与行为的唯一标准。科学的并不等于是正确的，科学并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它们之间不是等效的关系，这是对科学万能论的一种批判。在他看来，科学仅是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诸多形式中的一种，相对于哲学、历史、宗教等其他形式来说并不具有什么优越性。纵观科学发展史，不管是陈旧的还是荒谬的思想对科学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荒谬的，在其他阶段可能成为真理，正所谓“真理往往来自于谬误”。不可否认，某些非科学思想都会被科学吸收并为其所用，因此科学与非科学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和区分。
费耶阿本德进一步认为，科学知识并非人类知识的全部，也不是其他知识的范本。就是说，科学知识与哲学、历史、宗教等其他知识之间不可通约，将科学作为其他知识的榜样，或用科学作为衡量其他知识标准的做法是荒谬。另外，他还指出，科学家在提出、证明、确立自己的科学理论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诸如直觉、想象、联想等非理性手段或方法。以理性标榜自身的科学和科学家始终都无法摆脱非理性因素，可以说，“科学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非理性的印记”。作为一位科学哲学家，他甚至反对科学哲学本身，认为科学哲学也是对科学的一种束缚，科学哲学的理性必定扼杀科学自由思维的个性。作为理性知识体系的科学哲学要正确地把握自然只是一种天真的梦想，现代科学已经放弃了哲学主张，独立于哲学之外，科学规律已被证明并不是不可修改的。科学的三大环节：检验、检验结果的获取和理论的理解也已经摆脱了经验的介入。不过，这一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基于认识到对科学的过分依赖造成了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状况，他认为整个科学史都是非理性的，无法用理性来加以重构，科学史是各种复杂科学事实的堆积，并没有什么图式可言。他在对科学哲学、科学、科学史的非理性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了多元主义的方法论。在他看来，以往的科学哲学致力于用超历史的标准来对科学进行理性的规定，致力于用简单的图式来重建科学史，由此而得出超历史的规范作为科学方法论。而依照费耶阿本德非理性的观点，方法论分析只能参与到史料中去，所以方法论就不能被视为一套固定的规范。由此，他得出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之间并没有界限，科学和非科学之间也没有区别。一切方法、理论都可为科学所用，“怎么都行”是科学方法论的唯一原理。费耶阿本德强调以多元的方式对待科学、理性及哲学本身，从而打破追求“终极”、“绝对”、“普遍有效性”的迷梦，这种相对主义与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是共通的。他的非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界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其思想的价值都是不可抹煞的，他的思想引起了人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因而被称之为“20世纪科学哲学领域内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
参考文献
[1]p.K.Feyerabend.againstmethod:outlineofananarchistictheoryofKnowledge.London:newLeftBooks,1978.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篇10
价值观是由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的，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价值观做出根本的理论解释和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的三大理论渊源，这三大思想理论追根溯源还是离不开西方思想文化成就的肇兴和主流，即古希腊哲学思想，以及随后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主流哲学派别――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
一、古希腊哲学视域下的核心价值观
古希腊哲学发展时代有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多哲学流派、哲学家真可谓是数不胜数。不过在芸芸众家之中公认的为古希腊哲学开创盛局及奠定基础的莫过于被称为“古希腊三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1.助产术的正义。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的哲学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许多年，众多哲学家们都把研究方向聚焦在世界的本源问题上。例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但是他并没有去解释清楚为什么水会变成万物。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毁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补偿。”[1]翻译过来就是万物的本源不是具有固定性质的东西，而是“阿派朗”（无限定，即无固定限界、形式和性质的物质）。一切事物都有开端，“阿派朗”在运动中分裂出冷和热、干和湿等对立面，产生万物，万物从它产生，又复归于它。苏格拉底非常厌烦对这些问题所进行的形而上学争论，对国家对人民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国家和人民的现实命运才是哲学家们所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他开始转向主要研究人类自身的现实问题，即人类的伦理道德问题，譬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胆怯;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假;什么是智慧，知识如何得来;什么是国家，具备什么样品质的人才可以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哲学家必须是热爱智慧的人，而并不只是具有智慧的人。哲学家应该像助产婆一样帮助人们去获取知识进而形成对各种事物和问题的独到立场、观点和看法，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能够辨别人类自身的是非对错等伦理道德问题，最终去恶扬善，弘扬正义善良的价值观。
2.理想国的平等。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既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基本路径，又开创了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众多后继者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他认为哲学所要研究的自然界和宇宙是具有普适性的在里面，有形的东西虽然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东西的“形式”或者“理念”确实永远不会改变的。在《理想国》[2]里面著名的洞穴比喻中，普通人只能看到阳光照耀下的影子东西，而哲学家却能看到以外的事物，包括太阳在内，太阳还是正义和真理的象征。正如柏拉图式的爱情一样，他的所谓理想国也是乌托邦式理想化的平等。在由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里面，虽然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同样的性别平等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各司其职，而且敢于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他认为低一级的“宪法国家”里，男女之间也是平等的。柏拉图式理想化的平等虽然脱离实际，但是却成为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推崇的自由平等的雏形之一。
3.理性化的自由。亚里士多德师于柏拉图但是又不苟同于他的老师。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里无意娓娓道来。他的哲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理念论，认为构成物质的形式和质料是和谐统一的，人类知识的来源感觉，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获取丰富的感觉材料，这是西方经验主义哲学的原点之一。在政治立场上，虽然他主张国家、城邦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但是两者之间可以实现利益的均衡，另外后者还是有属于自己的权利，不应出身、财产、地位、能力等差异而出现不平等的现象，除了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之外，这就是公平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的均衡正义原则。个人如何实行自身的自由呢？最好的路径是通过教育，即实现人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且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在高年级阶段要加强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的修养，最终提高理性的能力。
二、近代西方哲学视域下的核心价值观
西方近代哲学孕育发展的时代背景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基础之上的。科学哲学家们在对世界本源以及知识来源的探索研究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再到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路线之争，最后是德国的古典哲学。
1.人文主义的自由。15～17世纪初是西方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经历了近千年暗无天日的教会统治的中世纪之后，进入人的自我觉醒、自我解放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思想上开始逐渐摆脱宗教世界的束缚，从空动的彼岸世界重新回归尘世。一些人文主义者例如但丁、培根、彼得拉克、达?芬奇、伽利略等开始把研究中心转移向现实的人和自然，以人为中心，人是最完美的，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反对“三位一体”的天父、天子、天国和灵魂不朽之说，反对禁欲主义，注重享受现实生活;反对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科学思想体系，主张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代替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推演方法。文艺复兴运动从思想上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但是所推崇的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和放任身体的纵欲使资产阶级开始走向腐朽和没落。
2.经验论的平等。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文艺复兴高潮过去之后，西方近代哲学进入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论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知识是通过后天的感觉经验获得的还是依靠人们的理性掌握。
作为经验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英国科学哲学家F.培根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多样性和能动性，通过科学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就可以有效地掌握自然界的知识，人类就可以征服世界。另外一位也是英国的哲学家洛克认为人生下来思想认识上绝对是一块“白板”，通过后天与外界事物的接触和学习，就会在白板上留下痕迹。经验论者的立场和观点进一步打破了宗教思想的权威和束缚，使人们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和自由，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生下来就是平等的，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奋斗就可能获得现实的幸福。
3.唯理论的公平。与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来自英国不同，唯理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既出现在欧洲大陆，也包括英国的，以B.斯宾诺莎、笛卡尔、G.w.莱布尼茨、巴克莱和休谟等为代表。
以B.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认为，对象虽然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靠人的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自由人的理性才可以把握住。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论断，即“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如果我不存在，那么我不在思考”，他还认为人的理性是与生俱来、第一性的，只有理性才是真实可靠的。莱布尼茨认为一切观念即使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只是潜存在人们思想中，必须经过后天的加工才能显现出来。以巴克莱和休谟则更为直接，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巴克莱断言世界上只存在与感知相连的精神实体和知觉;休谟干脆把经验都认为是知觉的一部分。
理性是一个人实现自由、平等的基础，一个没有理性或失去理性的人是算不上真正的自由的。唯理论者们虽然从根本上排斥感性经验，但是能够把理性抬到天赋的、第一性的高度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努力去提高自身的理性修养，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
4.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康德和黑格尔，他们的哲学思想基本还是属于唯理论的范畴。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之一――《实践理性批判》[3]中，认为“实践理性”是实践的主体，即人的根本意志，“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去思考道德行为的本质和原则。人的理性是天赋的，人的知识来源于感官，但需要通过理性的转换。康德认为不是事物影响人，而是人去影响事物，人比事物更加重要，“人为自然界立法”，人只有遵守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就会获得自由。康德哲学突出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人格和尊严，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延续。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类历史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历史的过程是精神自身及其发展过程的统一。精神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东方人、古希腊与古罗马人、日耳曼人，后者是人类最高级的阶段。东方人过去和现在只知道唯一者是自由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只知道若干者是自由的;日耳曼人则知道所有者是自由的。东方的唯一者自由属于专制统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若干者自由属于贵族统治和民主政治，君主制是适合所有者自由的政体[4]。在这里显然黑格尔在开历史的倒车。他认为的“自由”就是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无非就是说自由是服从法律的权利。他还提出国家是精神的国家理念，是主观意志、个人利益的有机结合体，是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有机统一。个人只是国家的一小部分，自由生活在国家中，才可能获得个人的人格、自由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