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篇1
关键字：语言文化文化差异交际能力语言能力偶合现象
文化教学
语言教学
早在20世纪初，Sapir便指出语言与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Lustin&Koester,1999）.Gumperz和Levinson(1996)重新审视语言相对理论，将该理论从以语言为中心转变为以文化为中心。Hymes（1972）提出语言能力包括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当我们学习一门外语时，对于我们来说，避免接触它的有关的文化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在中国，人们习惯于注意语言类型的研究而疏忽有关的文化知识。我国有不少的学生虽然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在交际中常会冒犯对方，引起文化冲突，造成双方不愉快。人们一般能容忍语音或语法错误，而违反讲话规则常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随着英语教学改革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训练学生的文化感的重要性。这种关于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之间的关系正在我们新型的英语教师中展开讨论。"学习和使用外国语言不仅是一个过程的本身，也是一个接触和知道外语的过程"。它也要求全体英语老师应该有意识教学生语言和它的有关的社会文化知识，努力训练学生学习外语的敏感性。
我们曾碰到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位外国朋友一次参加一对中国新人的婚礼，他很有礼貌地赞美新娘非常漂亮：“Howbeautifulyouare!”一旁的新郎忙代新娘说：“where,where”（哪里，哪里），不料这位外国朋友听了大吃一惊，想不到笼统的赞美中国人还不过瘾，还需要举例说明。于是，他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头发、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都漂亮！”看来，要学好英语这门功课，前提条件是了解外国人的文化。
文化是语言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两者交叉渗透。人们在用语言交流思想、交换信息、表达情感时不可能脱离所处的社会环境，交际中一定会折射和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文化，这便是语言的文化功能和文化内涵。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外语学习必须与社会文化紧密联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的学习和听说读写技能的训练过程中，应该渗透有关国家的政治、文化、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背景知识，以达到外语教育的最终目标：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使他们具有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能力。
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而培养交际能力的基础则是语言能力。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基础，然而具备了语言能力并不意味着具备了交际能力。越来越多的人已达成共识，即交际能力应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语言—指掌握语法知识：2.功能----指运用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3.语境---选择与所处语境相适宜的话语；4。交际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社会场合，说出合乎自己身份的话语；5。社会文化知识---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这其中后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语言的得体性。交际能力的培养也是使学习者对所学语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
英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语言的外在形式和语法结构，即培养学生造出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而忽视了语言的社会环境，特别是语言的文化差异，致使学生难以知道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从而忽视了学生的交际能力。在此，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那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1．称呼语
在中国，交际双方即使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有时也使用“家庭内的”称呼，以示礼貌与尊敬。如：小孩称自己的父辈与祖父辈的人为“叔叔”、“伯伯”、“阿姨”、“大爷”、“奶奶”等等。诸如此类的称呼外国人听了不会觉得有啥亲热，更体会不到其中的敬意。他们笼统的用uncle表示叔叔、伯伯、舅舅等，而且将李叔叔称为UncleLi,把人的姓放在后面。一般对于男士，他们在人的姓之前加上mr,而在女士前则加上miss/mrs/ms.如李先生被称为mrLi,吴女士应该称其为mrswu.在女子中已婚和未婚的又有所区别，miss一般专指未婚者。
2．话题
跨文化交际通常是以谈话的方式开始的。中国人常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你几岁了？你一个月有多少的收入啊？这辆车你共花了多少钱？你有几个小孩子？等等。
英语教材JeFC第一册（下）Lesson16有这样一个对话：“Howoldareyou,mrsRead？”“ah,it’sasecret.”在中国，若问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您老高寿？”他们一般都会自豪地告诉你他们的年龄。而西方人则忌讳这个，他们都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精力充沛，尤其是妇女。他们都不服“老”，因为“老”字意味着衰朽残年，去日无多。英美人视个人的宗教信仰、行动去向、年龄、婚恋、经济状况等方面的问题为个人隐私，他们常不知道如何去回答这些问题，因而总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在国外，千万不要轻易地问这些问题。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你才不会陷入尴尬。
3．体态语
中国人召唤他人走近时常用手心向下，手指向内连续弯曲的手势，这种手势在英语中是在使唤小动物走近时才用的；召唤他人走近外国人使用四指弯曲食指向内勾动的手势，而这种手势在汉语中则是极富挑衅性的。
4．问候
中国学生在问候外国人时常按本民族的习俗来问候对方，如：whereareyougoing?(你去哪儿？)Haveyouhadyourlunch?(吃饭了吗？)这几句话在中国文化里仅仅是起寒暄问候的作用，并不是要求对方以明确的答复。但对英美人而言，其含义就发生了变化。在英语中，“Haveyouhadyourlunch？”是用来建议或邀请对方一起吃饭的意思；“whereareyougoing?”不是问候语，而是一种询问，他们会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私事，会产生反感。
4．敬烟与敬酒
中国人敬烟比较频繁，甚至当客人说不会抽烟时，还要一个劲地鼓励对方“抽根玩玩”。英美人敬烟最多一次，而且酒席上不抽烟：抽烟前往往要说“wouldyoumindifismoke?”征得老人、女士和不抽烟的旁人的同意。英美人敬烟方式是把香烟弹出让对方自己动手取，敬人的手是不碰烟卷的。中国人往往是敬烟者自己动手从烟盒中抽出香烟递给人，甚至远远地扔给对方。在敬酒方面，英美人没有劝酒习惯，可以提议客人喝酒，但如果客人不想喝，则完全是“主随客便”。而中国人劝酒有时近乎是“灌酒”，非得客人从命不可，似乎不一醉就不能方休。
5．帽子
英美男士若戴帽子进入别人家是一定要脱下帽子的，否则会被看作是极大的无礼。而且帽子不可放在床上，因为死人准备入殓安葬时要戴上帽子。中国人除非表示尊敬或敬意，否则在室内不一定非得脱帽子不可。把帽子扔在床上当然不值得推崇，但在中国人看来并没有犯什么大忌。
6．对赞扬与恭维的话
在与中国人交往时，外国人常常吃惊地发现，当他们赞扬和恭维中国人时，中国人总是不知所措，或过于谦卑或贬低自己，甚至还反复的给予否认，以至造成了前文所述故事中的闹剧。
7．表示关心
中国人如果看到别人生病会关心地问一下他的病情，但对于外国人而言，他们不但不会领情，还可能会生气。因为在西方国家，他们不会轻易地给别人提出建议，毕竟他们的独立意识比我们中国人要强。在英语中表示关心的方式一般为普通的询问，如：Youseemedrathertired?areyouoK?
8.词汇的文化内涵
英语词汇在长期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从词汇本身做出主观评价。如red这一词，无论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英语里有red---letterdays(节假日)。尤其是在中国，红色象征着革命和社会主义等积极意义，但英语中的red还意味着危险状态或使人生气，如redflag(引人生气的事)。还有当看到商业英语中的“inthered”， 别以为是盈利，相反，是表示亏损、负债。在我国，中小学外语教师往往注重母语的、和目标语之间词语的对等置换，从而导致曲解某些词语的意义。如有人把“Heisagayguy.”理解为“他是个快乐的男人。”而事实上，在美国俚语中，“guy”常用来指“同性恋的”。英语学习者如不理解这些文化特点，就无法对某些词汇、短语以及语法的内涵加以思考，更不用提对它们的正确理解了。这下如不懂中国文化就不可能理解“中庸之道”、“墨守成规”一样。缺乏西方文化常识也就很难理解什么是“thisismywaterloo!”（指一次失败）。
看来，中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只有首先去了解了才会有的放矢地运用英语这门语言。不过，中西方文化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在有些地方也存在着相同之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的偶合现象。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民族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会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和经历，而这种相似性又必然会反映到语言中来。比如“披着羊皮的狼”在英语中表达为“wolfinsheep’sclothing”；“同舟共济”是“inthesameboat”；“blueprint”为中文中的“蓝图”；而“thinktwicebeforeyouact”可想而知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思而后行”了。因为有共通性，因此“englishlearners”在学习英语时就显得稍稍有点简单了。为什么是“稍稍”有点简单呢？因为英语中一个单词有好多种意思存在。如单词“freeze”一般解释为“结冰”，而在美国，许多人都已经拥有了私人手枪，于是，“freeze”在他们中间就解释为“不许动”，如果你不理解这个意思，也许麻烦就来了。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它象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透过该民族的语言，人们可以了解到该民族的生活方式等文化特征。但是，长期以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在英语教学中还未能被得到清楚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一种是认为中学阶段外语教学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教学；另一种是认为目前中学教学法内容相对简单，文化教学无从进行。新的《全日制普通中学英语教学大纲》指出：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面信息与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我们已经知道，英语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使学习者在与对方的交流中能根据话题、语境、文化背景等进行得体、恰当的语言表达。这种能力反映出学习者对异域文化的了解程度。所以，语言和语言的运用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就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而言，仅仅理解语言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了解文化的各个不同的层面以及对方的文化背景，这样才能在实际交际中做到从容不迫。
文化教学其实存在于语言教学的每个阶段，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不是深不可测的难点，语言教学中强调文化教学是为了更好地掌握这门语言以进行交流。学生在学习英语和评语文化时，必然要与本民族语言与文化进行比较，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要正确引导，千万不能让学生有那种“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思想，不能自我贬低，也不能自高自大。要正确看待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和语言，要正确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
文化教学的方法各式各样，教师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主动地、自觉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
1.加强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感谢、谦虚、赞扬、表示关心、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英语教学中。只有将学到的文化知识运用于交际实践中，学生们才能领悟学习目标语文化的作用，才能减少学生因受母语影响而产生一些语法错误。如中文中的“鼻青脸肿”应该翻译为“You’vegotablackeye”；而“blacktea”表示红茶的意思。
2.为学生创造更多的了解、接触西文文化的机会。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幻灯、录像等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向学生推荐阅读体现外国文化的简易读本，以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邀请中外“英语通”作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专题报告；组织英语角，英语晚会等，创设形式多样的语言环境，加深对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
3．提供多样性的练习。学生学习外语时，常表现出难以摆脱母语的干扰，这就需要教师对其进行反复的练习，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也从练习的角度进行强化、巩固。pairwork,roleplay,groupdiscussion等都可能会促进学生用英语交流的积极性。
总之，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及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让学生轻轻松松学英语，快快乐乐用对英语，最终达到能够正确运用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书目：
1.左焕琪《外语教育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篇2
该书共分为七个章节，作者首先对新媒体时代下中国文学存在方式和生产机制进行了探析，阐述了新媒体对中国文学所造成的影响；其次，作者分别从古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以及写作等科目教学角度出发，具体探索了新媒体环境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之路，提出了诸多教学改进建议以及创新方法。该书理论框架清晰，兼顾原理阐述与方法论指导，充分厘清了新媒体与汉语言文学教学之间的关系，推动了汉语言文学教学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改革创新。书中指出，增强汉语言文学课教学效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新环境下，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内容、方式以及语言环境等都发生了重要转变，这对汉语言文学教学来说既是迎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机遇。
从积极角度来看，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够推动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的升级与革新。例如，通过新媒体教学法，教师可以将教学内容以可视化、可听化等方式在课堂上呈现出来，这有助于激发学生的课堂参与兴趣，实现更为直观有效的课堂教学；此外，通过新媒体传播技术，还可实现跨时空教学、交流等诸多高效教学举措。从消极角度来看，新媒体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也造成了一定冲击，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网络新语言对规范语言的影响。网络语言创新性较强且具有一定的流行元素，但从本质上看，网络语言规范性严重不足，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规范化语言应用产生了冲突。此外，网络文学也导致学生逐渐降低对经典文学阅读的积极性，这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实效性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新媒体与汉语言文学教学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新媒体虽然为汉语言文学教学提供了更多高效率的渠道，但也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长远发展造成了阻碍。上述种种影响都使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实际效果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形势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结合书中观点，笔者认为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者应当认清新媒体与汉语言文学教学之间的互动联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新媒体时代带来的挑战，推动汉语言文学教学在新媒体时代下的改革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要积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网络流行语言与网络文学，强化规范化语言学习以及推广经典文学作品阅读。在“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语言课程中，教师需要在讲解专业知识的同时积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网络流行语言。例如，教师在讲解某汉语知识时可以将网络流行语和规范用语进行对比分析，从语言结构、读音等专业角度剖析网络流行语的不规范之处，明确要求学生要规范用语，慎用网络语言。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等文学课程中，教师则应当引导学生重燃对经典文学的阅读兴趣，例如在充分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自选一本经典作品进行阅读，并定期轮流进行课前分享。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否认网络文学的重要地位，而是应当引导学生分辨网络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使其自觉养成阅读优秀文学作品的习惯。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篇3
关键词：语言文化教学关系交际性
“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工具。”语言词汇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但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对应现象。从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看，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身特有的语言体系与结构，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新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对于外语教学的交际性原则、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用教学大纲的形式强调语用能力培养、明确提出认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性，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在教学中人们对交际教学法、语言与文化关系却存在模糊认识，认为中学阶段外语教学主要目的应是语言知识的教学；目前中学教学内容相对简单，文化教学无法进行。但本人认为，探讨交际性语言教学中，处理好文化与语言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很关键。具体体现在：
一、语言教学中交际性原则的运用及文化教学必要性
首先，语言学、语言教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对语言的本质认识不断加深，提出语言是交际性工具这一功能性观点。《大纲》指出：“外国语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获取世界各方信息与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外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专家一致认为，交际能力应包括五方面内容：掌握语法知识；运用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选择与语境相适宜的话语；根据对方的身份、社会场合，说出合乎自己身份的话语；社会文化知识。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语言和语言的应用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外语教学不仅要介绍知识并进行“四会”技能训练，更应该把这种学习与训练放到文化教学的大背景中进行，最终使学生具有语用能力。
其次，只强调语言形式和内部结构的结构主义教学，割裂了语言形式与语文意义及功能的联系。用这种教学法教出的学生可能很会做专项语言形式、结构的试题，但很可能缺乏语言交际能力并最终难以学好外语。外语教学目标应是培养语言应用能力，交际能力离不开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
最后，本人认为还可以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英语教学中应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1）词汇空缺
词汇空缺现象是指由于文化的语言的差异，一种语言有的词，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没有对应或契合的词。这些词语源于宗教、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英语中有些动物词的文化内涵在汉语中是没有的。例如英语中的americanDream（美国梦），指美国标榜的立国精神，人人自由和机会均等；Cheesecake（奶酪蛋糕），指女性健美照。
（2）语义差异
语义的联想和文化意象差异实际上属于“文化信息”差异（culturalinformationgap）。具体反映在词汇的比喻与联想意义(reflectivemeaning)和社会文化意义(socialmeaning)的不对应上。比喻善于表达情感，可使语言形象生动，其心理基础是世间万物某些共同特点的联想，但由于各民族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比喻和联想也各不相同。在这类词语中，尤以表达动物的词、数字词和颜色词最有代表性。
首先，数字词。英语国家的人们往往认为单数吉利，如在表示更深程度时，常在百千的偶数后再加上“一”，onehundredandonethanks（十分感谢、千恩万谢）等；基督教文化的三位一体（thetrinity）确定了“三”的神秘文化内涵，人们习惯于把事物发展过程一分为三，以图吉利。然而“十三”却被认为是“凶数”，对它避之不及，像每月的第13日不宜进行庆典的喜庆活动等。与之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双数是吉利的数字，追求“好事成双”，渴望“双喜临门”，形容处世有方是“四平八稳”，百事顺心“六六大顺”。
其次，颜色词。下面这段文字，如你懂得这些颜色词的用法和文化内涵，就能明白其真正含义。mr.Brownisaverywhiteman.Hewaslookingrathergreentheotherday.Hehasbeentellingbluelately.whenisawhim，hewasinabrownstudy.ihopehe'llsoonbeinthepinkagain.（布朗先生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那天他脸色不好。近来他感到闷闷不乐。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显得心事重生。我希望他早点振作起来。）
（3）语义和内涵的不等值
这主要表现在概念意义（conceptual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和搭配意义(collectivemeaning)上。
1.概念意义：如汉语中“爱人”一词是指自己的配偶（丈夫或妻子），而英语中Lover一词则指情人（情夫或情妇）。
2.内涵意义：英语中politician一词是指那些为追求名利不择手段往上爬的“政治家”，含有贬义。而汉语中“政治家”一词往往含有褒义，指从事与政治工作方面有关的人。
3.搭配意义：如汉语中的“红茶”在英语中应用blacktea，英语中的blackcoffee在汉语则是“浓咖啡”。
二、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可行性
语言教学既然以语用为目的，就必然涉及语言文化的教学。文化因素与语言形式的难易并不成正比，简单的语言形式并不意味着在使用中可以忽略语用与文化因素，如Hello/Sorry/pardon/thankyou等。真正使学生感到困难的不是如何发准音或拼写正确，而是在实际交际中如何恰当运用语言。文化因素存在于最简单的交际活动中，文化教学也应存在于最基本的日常教学中。教师在教学中只要自始至终注意结合语用、文化因素，把语言形式放到社会语用功能的背景下进行教学，就能使语言知识“活”起来，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用能力。克鲁姆曾指出：成功的外语课堂教学应在课内创造更多的情景，让学生有机会运用自己学到的语言材料。教师引导学生利用语言材料进行提高语用能力的训练和交际，语言教学中的语用与文化要求是可以体现的。
三、思想教育性
一般以为，语言教学大纲强调文化教学是为了更好地掌握这门语言以进行交流，那么交流和学习什么呢？这就提出了思想教育的问题。《大纲》指出：“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思想品德，爱国主义等方面的教育，增进对外国，特别是英语国家的了解。”学生在学习英语及其文化时，必然要与本民族语言与文化进行比较。人们应该鼓励学生采取文化平等观和语言平等观，既不自高自大，也不在语言与文化上搞民族中心。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注意贯彻。
随着对交际理论的研究及其在中学英语中的应用，越来越多的教师认识到文化在语言学习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有益于英语的理解和运用。英语课程标准已把“提高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培养初步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列入中学英语课程之中。在中学英语教学中，要让学生初步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应当遵照“相关、实用、循序渐进”几项原则。
近十年来，我国中学外语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交际性教学原则的研究与其教学中的应用，与此密切相关的则是对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探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使人类的交往愈发重要和频繁，外语教学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教育者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指示培养高素质的外语人才，为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应云天.外语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胡文仲.基础英语教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3]何广锉.英语教学法基础.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4]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篇4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材；语言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5）04-0035-02[作者简介]郝彦桦（1982―），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教育学院公共外语教研部讲师。
一、引言
目前，对大学英语文化教学重要性的认识已经达成广泛共识，但在研究方面还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方法等细节的处理上，从教师、教材等环节进行深入研究的还不多。近年来，虽然不少教材在编排上融进了新的教学指导思想，也关注通过教学提高学生交际能力的意图，但是在“外语教学本身就是跨文化交际”和“必须以跨文化意识组织外语教学”这两个问题上，教材编写者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编写者全然不顾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对外国语言中所包含的异民族性、世界观等深层文化缺乏应有的重视。因此，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出发研究大学英语教材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教材编排对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意义
范印哲认为，“教材的根本职能是集聚人类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将其精华详尽表述，合理评判，传至后世以培养后继人才。大学教材更具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承担着积累、传播和促进科学文化发展与积极创新的责任。所以，大学教材编排与教材体系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1]。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体系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着眼于世界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前沿。教育者应当积极探索教材设计的创新模式，切实丰富教材内容，提高教材质量，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以适应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的新要求。
大学英语教学主要是教学双方围绕教学内容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因此，教材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在教学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材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发挥其外语学习的资源作用，体现大纲，呈现知识，提供方法策略，充当教学的媒介，为学习者服务。2007年颁布的新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2]。
三、处理大学英语教材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原则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语言，文化就无法传播，离开了文化，也不可能正确地学习与习得语言。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语言，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社会交往、、思维方式、民风民俗决定其语言表达的内容和方式；不同的语言要素反映不同的文化属性，寓示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世界；一种语言的言语结构、交际模式、篇章修辞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语言上层文化观念的影响甚至制约。
（二）处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原则
根据Byram和morganetal[3]的研究，文化学习变量可分为如下六个方面：环境变量（settingvariables）、教师变量（teachervariables）、学习者变量（learnervariables）、教学法变量（methodvariables）、教材变量（curriculumvariables）、测试变量（assessmentvariables）等。胡建伟[4]提到，教材是大学英语课程设计的重要环节，教材编写要满足学生的兴趣，真正贴近学生，适合他们的语言基础和专业，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据此，笔者提出处理大学英语教材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几个原则。
1.内容承载的最大化
一定要让精读课文与辅助阅读材料最大限度地包含文化知识点，甚至课文本身就是对某项重要文化的介绍。教师用书和阅读、听力等配套教材的分册内容也应围绕精读课文的文化话题展开，教学资料库或者网络课堂提供大量相关材料以便师生自主选择。
2.内容覆盖的全面化
只有在保证文化知识点总量的情况下，兼顾文化的各个方面，才能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完善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满足学习需求。
3.选材的本土化
无论是对目的语文化的引入还是对本国文化的介绍，一定要选择本土的文章，这样才能把文化点介绍得细致明了，让学生在阅读中既习得知识又增强语感。
4.文化对比鲜明化
教材编排时一定要结合多种科研成果，提炼出最容易引起文化震惊的不同点，选择或改编对其进行透彻阐述的文章作为课文或阅读材料，让学生建立起国际视野和求同存异的胸怀。
5.练习设置的交际化
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记忆和描述文化点，并将其转化成交际能力，教材一定要设置文化交际性强的练习模块，可以是对关键词的考查，可以是视频欣赏与分析，也可以是角色表演，等等。
6.学习资源的综合化
教师一定要给学生提供各种可能的学习资料，除了发掘教材本身这一学习资源，还应该扩展参考书目及网络等丰富学习资源，这样才能满足处在不同主客观条件下的学生进行文化学习的需要。
四、使用新型教材的建议
（一）教师的教
1.实用性
文化教学方法与过程必须和语言交际实践相结合，通过增加感性认识，让学生对于语言和文化形成具体而真实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动力和参悟文化的兴趣。
2.阶段性
在文化导入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学习动力、学习需求等情况，注意内容选择的循序渐进、由表及里，也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深入浅出，在保持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下让学生逐渐理解文化内容的本质。
3.合适性
教师要选择适合教学的文化内容，在教学中说明其语用及文化内涵。对于教材中的内容要恰当把握，使之遵循教学大纲的要求。
4.灵活性
教师一定要根据不同的教学要求、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千方百计地调动学生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如组织课堂演讲、进行角色扮演、创设英语兴趣小组、开设英语文化专题讲座、学习英文歌曲、欣赏英文诗歌、观看原声电影、创造机会让学生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不断积累目的语文化知识，提高语言知识水平与文化洞察力，以达到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目的。
（二）学生的学
1.明确学习目标
大学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是使学生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对英语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中，获得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视野，建立以民族自信心为基础的大国情怀。
2.端正学习态度
学习英语不能仅仅为了应付针对语言知识本身的考试，而在为了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用英语进行有效的交际。因此，学生在学习中应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以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3.更新学习策略
要拓展知识来源，打破教材的局限，在生活中学习、通过网络学习，将本土文化与目标文化对比学习，全面提高自身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五、结论
总而言之，现有大学英语教材中文化内容的编排过于随意，没有统一的大纲要求；教材内容选择杂乱，缺乏对学生学习需求的整体把握；文化背景介绍服从于课文语言讲解，不能自成体系；在教材编写中，文化导入的经验和水平与语言知识的讲解和练习比较，相差甚远。结果，大学英语教材在客观上不能使学生获得足够的文化知识供给，学生主观上的需求和兴趣也得不到满足，久而久之，学生的文化水平和英语能力裹足不前成为必然。如果说成功的语言学习是语言知识提升和文化积累“两条腿走路”，那么在新一轮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我们就要实现“两条腿走路”的目标，恰当地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冰冰.高校英语文化教学及其变量研究[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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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篇5
近代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都基于知识分子深刻的现代性焦虑。语言变革追求言文合一、追求语言的当下交际效果、强调普通民众语言文字学习的权利，这与小说代替诗文成为文学的核心、文学把一般民众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两个领域的变革则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文学变革的成功最终离不开语言变革，语言变革的成功同样离不开文学变革。
【关键词】语言；文学；变革；渗透
一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汇聚到了语言上，另一方面也汇聚到了文学上。因为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都基于知识分子深刻的现代性焦虑，所以，近代的文学观念与语言观念之间就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从价值论的层面看，表现在把文学与社会变革直接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赋予文学以从未有过的重要性；从文体的层面看，表现在把通俗小说放在了文学的核心位置上，从而颠覆了传统的以诗文为中心的文学观；从读者定位的层面看，表现在大众(“民”)开始进入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视野，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以士大夫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文学创作格局。
在谈到近代梁启超等人的文学观念时，学术界多把它与清代对经世致用学风的强调联系在一起，认为其间有一种内在的承继关系。这里面有很多误解的成分。实际上，清代学风向经世致用方向的转移，只能导致文学的日渐边缘化，而不可能导致文学的真正复兴。从经世致用的观念看，最有用的不可能是文学。在诸多经世的学术事业中，文学只是其中之一，且是不甚重要的一个成分。而在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起而号召“三界革命”的梁启超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在其整个社会变革事业中，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不甚重要的辅助性手段，而是其社会变革事业的核心。既然“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那么，新小说也就是与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为内容的“新民”事业合二而一的事业。在这里，新文学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梁启超的文学观，与后来蔡元培的以审美代宗教的思想、鲁迅以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乃至毛泽东以文学去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在这种思路里，文学仍然是一种工具；另一方面，文学在这里又超越了一般工具的“术”与“器”的层面，被提升到了精神文化的层面、形而上的层面，具有了一定的本体论的价值。在文学观念的这种变化过程中，大众(“民”)开始进入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视野，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以士大夫审美趣味为中心的文学创作格局。它标志着中国的文学开始走出以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为标准的时代，在文学观念中引入了近代的民主因素。而且，当梁启超以表现了普通的人性去解释通俗小说的魅力时，也蕴含着近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精髓。
在文学观念悄然变化、新的文学观念试图颠覆传统的文学秩序的同时，传统的语言观念也在发生着变革。变化了的语言观念同样试图颠覆传统的语言秩序。在更深的层次上，新的文学观念与新的语言观念是同质的。
在晚清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训诂”活动展开的。在这种研究中，以文言写成的古代典籍是绝对的核心。语言的现实应用问题，特别是下层民众的语言状态及语言使用权问题，很少进入语言政策制订者与语言学家的视野。然而，“鸦片战争”之后，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却试图把语言问题及语言学研究工作纳入到自己的现代化推进事业当中。在他们那里，语言的主要功能，就从文化传承转移到了“新民”及沟通社会不同群体上面。
从“新民”与社会沟通的角度看，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基本上是无用的。因此，统治清代几百年的以训诂学为主要内容的乾嘉学术，在晚清受到了质疑与批判。当主要从新民、从人际交流沟通的角度来思考语言功能的时候，怎样消除交流的障碍就成为问题的核心。在近代学者那里，废白话、倡文言的实质，就是要借助文言向白话的转换，打破中西文化转换之间、社会知识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语言障碍，以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展开。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的历史文化传承功能，不仅不再被主张语言变革的人放在核心位置上，而且由于许多人把传统文化看成了中国社会现代进程的一个包袱。因此，语言转换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文化传统的断裂，实际上是他们追求的语言变革的效果之一。在语言变革过程中“完全放弃汉语与汉字、改用世界语”这样极端的主张，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
在中国，除了文言的使用造成的知识分子语言与普通民众语言的分隔之外，由于地区广阔、交通不便造成的语音差异是语言交流中的另外一个巨大障碍。这促成了民国初年的“国语统一运动”。“国语统一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是中国20世纪前期语言变革运动的两个方面，它们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同时又相辅相成。以言文合一为旨归的白话文运动，如果离开了统一的“国语”的支持，就会变成一种无法落实的空洞的口号。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口语与口语之间由于方音的原因，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废文言的结果可能是：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缩小了，而由方音造成的语言交际障碍却变大了。国语统一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以明清时期某种有广泛影响的官话语音为基础，审定字音，确立一套标准的国语读音。在这种动机作用下，一些语言学家开展了大量的汉语语音研究与方音调查工作。显然，这种工作与之前服务于训诂学的语音研究与方音研究有本质的区别。
近代语言变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注音字母的推广普及工作，则与“教育救国”这一理念有关。近代的学者在接触到西方的语言之后，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教育普及程度不理想，与汉字的难学难认有关。在一般老百姓没有更宽余的时间读书识字的情况下，注音字母的普及，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经。吴稚晖就把普及初等教育当成是救国的根本法子。而由于“昔时读书二三年者，恒不能求解，读书四五年者，恒不能下笔”，注音字母就被他称为“火烧眉毛时应急”的法子。他说，注音字母“是普及教育的最好的利器”，“是四万万人的救星”，“要救国，就要提倡注音字母”。
总的来讲，晚清到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从废文言倡白话的主张、统一国语读音的主张、推行注音字母的主张，直至废除汉语汉字、改用世界语或拼音文字的主张，都是把现代性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最直接依据的。因此，断言白话是“维新之本”也好，主张“要救国，就要提倡注音字母”也好，实际上与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使用的是完全同一的逻辑。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在于：在强调白话的言文合一特性、强调语言的当下交际效果、强调普通民众语言文字学习的方便等问题时，传统语言观中文言相对于白话的中心位置、书面语相对于口语的中心位置受到了变动，普通民众使用语言的权利受到了关注。这种变化，与在传统文学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小说代替诗文成为文学的核心、文学把一般民众而不是士大夫阶层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
二
中国19－20世纪之交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实际上是分则为二，合则为一的。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两个领域的变革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文学变革的成功最终离不开语言变革，语言变革的成功最终同样离不开文学变革。
由于梁启超等人在世纪之交发起的“文学革命”以启蒙大众与政治变革为目的，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求文学承载新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要求文学在形式上通俗易懂。梁启超之所以说“小说为文学最上乘”，看中的正是这种文体在民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力。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具体内容评价是相当低的，甚至认为旧小说乃“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而他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就是要吸收旧体小说贴近人性及语言形式通俗易懂的特点，而将其中帝王将相、忠孝节义、才子佳人的内容转换成有利于政治变革的新思想、新观念。因此，当梁启超断言“小说为文学最上乘”时，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小说绝对不是以古雅的文言文为载体的文人笔记小说，而是像《水浒传》那样的白话通俗小说。梁启超对小说价值的强调，不仅颠覆了传统文学中诗文相对于小说的优越地位，而且也颠覆了文言之于白话的优越地位。清末“小说革命”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白话小说的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晚清的“诗界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也与其虽略涉语言变革，但仍不肯放弃文言有关。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诗界革命”都没有从形式上与旧的文人诗歌真正拉开距离，因而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完成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与20世纪初年小说界的红火热闹相比，原来一直处于文学核心地位的诗歌却显得有些寂寥，其成就与影响力都远不及小说。这种状况与清末“诗界革命”的不成功直接相关。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诗歌革命，是从胡适倡导白话诗歌之时才开始的。
与上述情况类似的还有近代翻译文学。林纾试图以标准的文言文翻译西方小说，以求小说语言的“古雅”。其结果是不得不把西方小说的情感、思想甚至故事情节都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之中，造成极大的“误读”。另外，林译小说中常常将原著中大段文字简化为一两句极简略的概述。究其原因，与文言小说的表达习惯直接相关；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文言到后来已经成为一种与严肃的公文及文人言志文章十分相宜、而与日常生活相距甚远的语言，根本无法准确地转译西方充满世俗生活气息的近代小说。有人断言，林纾的小说翻译与现代小说翻译有本质的区别，它根本就不属于近现代文学范畴。这种情况再一次证明，文学的现代转型，离开语言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从另一方面看，近代开始的语言变革，也只有借助于文学才能够真正获得成功。
以“语言统一”和“言文一致”为行动纲领的“国语运动”也是从清末就开始的。这一运动除要用白话代替文言外，还包括对汉语拼音化的探索。然而，不仅白话文最终取代文言文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真正成为现实的，而且就连统一国语读音的努力，在新文学建立之前也收效甚微。早在1892年，卢戆章就撰写了《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了第一个汉字拼音方案；之后，王照制定了只拼写北人俗话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编了《增订合声简字谱》。用什么话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和怎样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学者之间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方案。然而这些探讨大都局限在学者的范围内，并没有对汉语的使用产生太多实质性的影响。民国初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以行政手段推行国语教育，同样进展缓慢。只有到“新文化运动”展开后，在“国语的文学”渐成气候的情况下，“国语运动”才得以迅速推进。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篇6
米歇尔的论述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观念:一是在语言学、符号学中隐藏着图像转向的能量。在以往的语言研究中，图像承担着与语言文字一样传达意义的功能，只是比较起来显得初级;二是对非语言符号的研究。从传统上看，我们只能用语言具有的意义范式或模型去研究非语言符号，这样一来，语言被扩展到各种符号的表意行动中，反而忽视包含图像在内的视觉符号自身的意义;三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话语与视觉、文字与图像之间存在的缝隙，注重视觉图像与视觉感知在建构世界和创造文化秩序中的独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视觉图像向语言文字发起挑战，开始撼动语言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中心地位。“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
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
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
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
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
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
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
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
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篇7
关键词:等值翻译;模式;立体语言学;系统论;等级;层次
研究翻译理论,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是在一定语言学理论指导下,依据一定的语言学模式进行的。王东风先生说,“毫无疑问,翻译首先是一种语言活动。因此,要想对这一语言活动进行客观的分析,就离不开分析语言的科学———语言学。
中西翻译研究的差距首先就发生在这一层面上。”目前我国的译学研究大都是在传统语言学理论或结构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研究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足。而等值翻译理论所依据的,则是一个新的语言学模式,称为立体语言学模式,该模式运用一般系统论对语言系统进行立体综合的考察和分析,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本人认为应当采用等值翻译模式来构建我们的翻译模式,本文从下面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等值翻译的立体语言学模式
1.普遍语法模式是翻译模式的基础
等值翻译理论为实施等值翻译提供了一个翻译模式,而翻译模式的提出是建立在普遍语法研究的基础上的。不同语言的言语形式的等值转换是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的思想感情内容是普遍的、相通的,而且是因为人类不同语言有共性存在,也就是有普遍语法存在。运用乔姆斯基生成语法总公式:pg=a·ug(pg是不同语言的结构,即特殊语法。a是特殊语言的特殊经验参数,是不同语言的个性。
ug是不同语言的共性,即普遍语法。)于翻译学,翻译的本质就是出发语言(sourcelanguage)与归宿语言(targetlanguage)之间参数的对比及其转换,而任何一种语言的参数体系(a),根据乔姆斯基生成语法总公式:pg=a·ug,是要由语言的普遍语法模式(ug)来决定的。
2.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的结构系统综合吸收当代语言学各派的语言模式(包括传统、结构、功能和生成各派的模式,其中还包括狄克的功能语言模式,韩礼德的系统语法模式和派克的法位学模式,最后还包括社会符号学(socialsemi2otics)的模式)的合理内核,提出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简称立体语言学模式)的初步设想,把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按等级(音素、词素、词、词组、句、超句体、篇章)和层次(表层、修辞层、深层)纵横切分成具有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syntagmaticandparadigmaticrelationship)二十一个语言平面。根据翻译研究的需要,可以简化为十五个语言平面,其序列关系列表如下:
层次
等级a词级b词组级c句级d超句体级e篇章级
1.深层 a1词级深层b1词组级深层c1句级深层d1超句体级深层e1篇章级深层
2.修辞层a2词级修辞层b2词组级修辞层c2句级修辞层d2超句体级修辞层e2篇章级修辞层3.表层 a3词级表层b3词组级表层c3句级表层d3超句体级表层e3篇章级表层
3.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社会交际信息符号系统从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观点看,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社会交际的信息符号系统。语言既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为语言是由人脑控制的表达意思的发音功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工具。语言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因为语言是联结人类社会关系的韧带,是人类社会交际活动的工具。语言是人类社会交际的信息符号系统,这种信息符号系统能够运用和反映人类最丰富的经验系统和知识系统。俄罗斯谜语:“不是蜜,能粘住一切。”其谜底就是语言。这就是说,语言之所以能够描述、记载人类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是因为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最复杂的信息符号系统,语言是人类创造精神文明的符号工具。人类与动物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人能制造物质文明的生产工具和创造精神文明的符号工具。这两种工具的制造和运用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完全符合系统论的观点,把语言看成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中各级语言因子的子系统(音素、词素、词、词组、句、超句体和篇章)的组合关系,完全符合系统论的整体性规律:即系统整体功能产生新质,大于各个子系统部分功能的总和,这就是说:篇章系统大于超句体子系统功能的总和;超句体系统功能大于句子子系统功能的总和;句子系统功能大于词组子系统功能的总和;词组系统功能大于词子系统功能的总和。用符号逻辑公式来表示,这是一个体现内包关系(inclusion)的集合(set):a
4.各派语言学模式合理内核的大综合
传统,结构和生成语言学对语言的微观领域
———句以下(包括句)的语言规律研究得较有成效。
立体语言学运用系统论的整体性规律和综合性规律,把语言的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辩证地结合起来,把语言看作微观和宏观统一的系统。当代各派语言学的各种语言模式反映了语言系统中某一等级某一层次范围内的客观实际。例如格语法(casegram2mar)根据句子的语义,以谓语动词为中心,按施事格、受事格、目的格、工具格的线性序列来研究句子,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深层的语义功能。系统语法和话语言学根据句子的实义表达切分为主位(theme)———已知信息和述位(rheme)———未知信息,按主位和述位、话题(topic)和评述(comment),对此信息焦点(contrastivefocus)和末尾信息焦点(end—focus)这样的线性序列来研究句子和超句体,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和超句体修辞层次的语用功能。传统、结构语言学的主语、谓语、宾语的线性序列反映了语言系统中句级表层的句法(即句子成分的符号关系)功能。生成语言学按深层、表层这样的序列,动态地研究句子怎样从深层按转换规则转换到表层,揭示了人脑的语言机制,揭示了人脑语言微观的心理运算,揭示了人类思维系统与语言系统的辩证关系。社会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系统的宏观领域,研究语言与社会交际活动的关系,反映了人类语言系统中超句体和话语篇章的实际。当代科学正进入大分析、大综合时期,语言科学也不例外。
各派语言学的兴起,反映了对复杂的语言系统从各级、各层次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在这同时,对各派语言学成果进行综合的工作也在进行。例如夸克(quirk)等人的新著agrammarofcomtemporaryenglish,立足于传统、结构语法,对功能、生成语法进行一定吸收,这是企图综合各派的初步尝试。而立体语言学采取跟他们完全不同的方法,不是采用立足于某一派吸收其它派别成果的方法,而是用辩证法和系统论,对各派语言学成果进行系统综合,把各种语言线性序列的研究,看作是反映语言系统各级、各层次范围内的相对真理,对各线性序列进行立体综合,把语言系统纵横切分为十五个语言平面。这样就不再单纯按语言的自然线性序列来研究语言,而是按十五个互相管辖(goverment)、互相制约(binding)、互相转换(transtormation)的语言平面,立体地研究语言。
5.“语言形式是三个层次”的假说
立体语言学吸收生成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语言的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把语言的思维性与交际性、结构性与生成性、模仿性与创造性结合起来。立体语言学还吸取美国科学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peirce1839～1914)关于“一切人类经验可以由符号(sign),所指(referent)和所释(interoretant)的三角形关系来表达”的学说,并且吸收莫里斯(c.w.morris)根据这个语言哲学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符号学(socialsemiotics)的三大组成部分(即语义学semantics语用学pragmatics和符号关系学syntactics)的学说,从语言系统的全部实际出发,提出由思想内容决定的语言形式有三个层次的假说。与生成语言学主张“语言有深层、表层两个层次”不同,立体语言学主张语言形式有三个层次:(1)语言的内在形式,是与思维直接联系的语义结构层次,即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关系中的(referent),也是生成语言学中语义深层。
(2)语言的外部表现形式,是语用修辞层次,即人们怎样运用语言符号达到交际最佳效果的层次,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中的(interpretant)。立体语言学认为,语言系统中在深层(即语义层)与表层(即语符层)之间,客观上还有一个修辞层存在。修辞层是最广义的语用层次,是在语言深层结构的基础上,根据情境和题旨,输入言语个性特征(包括文体特征和风格特征)的层次。(3)语言的外在形式,是语符表层,即表现语言符号约定俗成关系的层次,相当于皮尔斯符号三角形关系中的(sign),也是生成语言学中的语符表层。
二、立体语言学模式的三大特点
立体语言学吸收了生成语言学关于语言系统层次转换的研究成果,同时具有与生成语言学不同的三大特点:
1.立体语言学认为在语言深层(即语义层)与表层(即语符层)之间有修辞层(即语用层)存在,没有这个层次,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言语的丰富多彩的变化,就无法得到解释。生成语言学只管造句通不通,合不合语法(即符合不符合语言符号约定俗成的法则)的问题,但语言交际的实际还要管实际交际效果好不好,得体不得体(即话语对交际场合和语言环境的适切性appropriatenens)的问题。语法问题和语用问题在实际语言交际活动中是不可分割的,只是为了研究方便才孤立起来加以分析罢了。乔姆斯基一方面提出要研究人类的语言机制———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又排斥研究个别人的言语行为,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人类的语言能力是通过个别人的言语行为表现出来的。个别人的言语行为的个性特征,表现在特定情境、特定题旨下用词造句的个性风格上。这种个性风格是因人而异的,世界上没有用词造句完全相同的人,这是语言的个性。修辞层(即语用层)就是体现语言的个性特征的层次,而人类语言系统的实质是语言的共性(语言能力)和个性(言语行为)的统一。
这样,立体语言学模式就成为综合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的模式,既可以用来分析共时性的(syn2chronic)语言体系,又可以用来分析历时性的(di2achronic)言语行为,是静态的语言和动态的言语辩证统一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泰特勒(alexanderfrasertytler)的翻译原则(出自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和中国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语言系统的语义、语用、语符三个层次的本质了。如泰氏第一原则,“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和严氏的“信”,都涉及语义层次(深层)问题。泰氏第二原则,“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和严氏的“雅”都涉及语用层次(修辞层)问题。泰氏第三原则,“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和严氏的“达”,都涉及语符层次(表层)问题。
严氏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认识到信达雅(用现代语言学来解释,即语义语符语用三个层次)是人类语言系统的共同本质(共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也就是说,三者不但是单语交际(如写文章)的本质,而且也是双语交际(如译事)的本质。“信、达、雅”标准提出以来,从者如流,经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它抓住了语言三个层次的本质。
2.生成语法的深层、表层概念只适用于句子,而立体语言学认为五个(或七个)语言因子却有三个层次的转换问题。例如:从立体语言学的观点看,词汇学(lexilogy)不再单纯研究词的表层(音位学和形态学)和深层(词义学),而且还要研究词的修辞层(修辞学),更要研究三个层次的动态转换关系,例如研究词义通过语用修辞而发生变化,从指称意义(de2notation)转化为内涵意义(connotation)等。从立体语言学的观点出发,词组(包括短语)的研究也将从词汇学分离而独立成为词组学,惯用词组(包括成语、惯用语和俗语等)不但要研究其结构(表层)和语义(深层),还要研究其修辞功能(即语法词组的总体修辞效果)。句法学要综合研究句义、句用、句法三位一体的规律,要充分吸取生成语法关于生成转换规则和原则的研究成果,研究句子三个层次的相互转换的规律。立体语言学还要扩大话语语言学的成果,除研究超句体的语义结构(深层)和句群结构(表层)外,还要研究超句体的修辞结构(修辞层),更要研究三者之间的转换关系。
在词、词组、句、超句体四个语言因子等级三个层次十二个语言平面的基础上,吸取文艺学(特别是文艺符号学)和美学的成果,研究篇章的深层结构、修辞结构和表层结构,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系统。
篇章深层的语义结构包括篇章的主题思想形象和思维模式;篇章修辞层的语义结构包括言语的表现风格和文体;篇章表层的语符结构包括篇章的音韵、节奏、格调和布局。
由此可见,对作品篇章语言系统的分析,是语言学与文艺学的结合部。从欣赏理解作品的角度看,从作品的语言系统入手,理解分析作品反映的审美心理系统和社会生活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对作品篇章语言三个层次转换的分析,是语言学的终点和文艺学的起点。从创作(在翻译上是表达)作品的角度看,从社会生活系统和作者反映社会生活的审美心理系统出发,生成作品(或译作)的语言符号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对作品篇章语言三个层次转换的构思,是文艺学的终点和语言学的起点。文学语言学是语言学与文艺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也为描述文学语言系统提供了较科学的模式。
按照这个立体语言学模式,修辞学的本质和内容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修辞的本质是语言因子从深层和表层转换过程中输入言语个性特征(文体和风格)的中间层次。这个中间层次实质上就是语用层。这个层次的功能是:根据情景和题旨,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选择最合适的语言符号,达到交际的最佳效果(用最经济的语言符号传达最大信息量)。立体语言学认为修辞学是广义的语用学,这样把古老的修辞学与语言学的新兴学科语用学从本质上联系起来了。用语用学对口语(会话和话语)修辞的研究成果武装修辞学,纠正了古老修辞学注重研究书面资料的偏颇。运用交际功能语言理论和生成转换语言理论研究修辞学,对修辞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对修辞学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同时,把修辞学看成语用现象,就是把人类一切书面创作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和科学写作活动)都看成是一种通过语言符号传达信息的社会交际活动,这样就必然把口语交际活动和书面交际活动统一起来,大大扩大了语用学的视野,丰富了语用学的内容。从局部到全局,语言因子每一个等级都有修辞层存在。因此,修辞学的内容将由词汇修辞学(修词学)、词组修辞学、句子修辞学(修句学)、超句体修辞学和篇章修辞学五个有机部分组成。篇章言语表现风格不是词汇修辞、词组修辞、句修辞和超句体修辞的算术相加,而是这些组合因素的代数集合,也表现为层层内包关系的集合:a2
31生成语法强调语言系统内部的人脑的语言机制是语言结构从深层到表层转换的动力。这个人脑的语言机制在管约论中是作为七个互相制约原则系统表现出来的,这七个原则系统包括x———阶标理论x———bartheory、题元理论θ———theory、格理论casetheory、管辖理论governmenttheory、约束理论bindingtheory、界限理论boundingtheory和控制理论controltheory,这个原则系统决定语言层次之间转换规则系统(按管约论主要a———移位规则)。当然,这些原则系统和规则系统需用各种特殊语言系统的实践(如英语、汉语、俄语等)来加以证实或证伪,并进一步加以修正。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系统互相转换的实践,也能对这个原则系统和转换系统加以验证。
立体语言学认为语言系统层次之间转换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语言系统的外部,是为社会交际系统决定的人脑的心理系统(包括思想系统);另一方面就是来自语言系统的内部即生成语法所强调的人脑的语言机制。这种由七个原则系统表现出来的语言机制,实质上体现了语言的思维逻辑关系,不过有的是有语音形式的显性关系(如格语法表现的关系),有的是没有语音形式的隐性关系(如空语类表现的关系)。第一种动力是超语言系统的外部动力,是社会交际的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的语言意图。说话人(言语行为的实施者)根据说话的情境(场合和对象)和题旨(目的和宗旨),从大脑库中选择词项,插入x阶标结构中,反映述谓成分与参与者的关系,形成表达事物运动关系的语义结构。再进一步根据情境和题旨,运用大脑中储存的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运用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方法,调整词汇、词序、句式,创新运用修辞格和辞格,输入言语交际的文体特征和风格特征,转换成语用结构。
至于第二种语言机制,它是语言系统固有的内部动力,依靠这个动力,按照由七个原则系统驾驭的移位———a等转换规则,使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转换成约定俗成的语符结构,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的信息通过转换映射到语符结构中来。立体语言学在语言层次转换的动力问题上,坚持外部语言因素的动力和内部语言机制因素的动力的综合,坚持交际情境与题旨和语言机制的原则系统的统一。
立体语言学认为在层次转换中除了生成语法重点研究的由语言机制内部动力决定的语法移位以外,还存在由情境与题旨外部动力决定的语用移位。
语法移位是强制移位,不移位不符合约定俗成的语法习惯(如英语中的np———移位和汉语中带被动记号的np———移位)。移位后留下的语(trace)不能补上语音式,否则不合语法。语用移位是选择移位,是根据交际情景和题旨,按主位(已知信息)和述位(未知信息)、话题和评述、对结比信息点和未尾信息焦点进行移位调整,这属于消极修辞范畴,对词序、句式进行修辞调整,达到“意义明确、伦次通顺、词句平均、安排隐密”(《修辞学发凡》)的目的。强制移位的限制条件是句法条件,包括语迹条件、约束条件和领属(subjacency)条件,语用移位的限制条件是语用交际条件。立体语言学的层次转换的动力观,可以全面地解释语言系统的丰富多彩的变化,可以较好地揭示语义、语用、语符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等值翻译理论的翻译模式
这个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式也为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翻译模式,使翻译成为立体地研究原作与译作在十五个语言平面上等值转换关系的科学、技巧和艺术。
1.等值转换的序列等值翻译要求做到译作与原作等值,就是要争取做到译作与原作中有各级语言因子之间,以及各级语言因子内部的各个层次之间的等值转换。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在十五个平面中的等值转换的关系,根据立体语言学语言系统序列,也可以列表如下:
等级
层次 ae词级等值be词组等值ce句级等值de超句体等值ee篇章等值1.深层ae1词级深层等值be1词组深层等值ce1句级深层等值de1超句体深层等值ee1篇章深层等值2.修辞层ae2词级修辞层等值be2词组修辞层等值ce2句级修辞层等值de2超句体修辞层等值ee2篇章修辞层等值3.表层ae3词级表层等值be3词组表层等值ce3句级表层等值de3超句体表层等值ee3篇章表层等值
这种等值转换的序列纵横两种类型的关系。
第一种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用集合公式表示是ae
第二种关系是层次间的映射(mapping)关系。生成语言学把句子深层、表层的层次转换看成按转换规则的映射,即层次转换了,深层的语义要映射到表层结构,表现为表层的逻辑式(参加katz———postal假说,即语言层次转换不改变语义。)。立体语言学认为深层语义结构,通过修辞层语用结构,映射到表层语符结构,是使表层结构丰富多彩的关键。在翻译等值转换中,这种层次映射关系。可以用映射公式表示为:fa:a1e—va2e—va3e,fb:b1e—vb2e—vb3e,fc:c1e—vc2e—vc3e,fd:d1e—vd2e—vd3e,fe:d1e—vd2e—vd3e。读作:各级语言子系统的语义集的等值转换,按转换规则映射到语用集的等值转换,再从语用集的等值转换映射到语符集的等值转换。这个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ⅱ是等值翻译原则的基础,是实现形似神似辩证统一的科学基础。
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ⅰ与基本公式ⅱ可以合并为:a1e—a2eva3e
2.等值翻译的本质应用
乔氏总公式pg=a·ug于翻译学。则出发语言(sourcelanguage)系统的总公式是:pgs=αs·ug,即出发语言系统等于出发语言的参数系统乘普遍语法系统。归宿语言(targetlanguage)系统的总公式是:pgt=αtug,即归宿语言系统等于归宿语言的参数系统乘普遍语法系统。出发语言系统集合pgs和归宿语言系统集合pgt具有共性———普遍语法ug。按照符号逻辑的公式,出发语言系统与归宿语言系统的交集为普遍语法系统。用公式表示为pgs∩pgt=ug。∩交集(intersection)的含义是某些成分同时属于两种不同的集合。用图形表示为:
pgs=asugat=pgs这个公式的含义在于,它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就是通过出发语言的言语系统和归宿语言的言语系统的参数对比和转换,达到两种语言的言语系统的翻译转换。这个公式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当pgs]pgt时,则as·ug]at·ug,所以as]at。这个等值翻译基本公式ⅲ,是实施等值翻译技巧的科学基础。在等值翻译模式中,参数系统的对比和转换,也同样体现在下列序表中。
等级
层次 a词级b词组级c句级d超句体级e篇章级1.深层asa1]ata1asb1]atb1asc1]atc1asd1]atd1ase1]ate12.修辞层asa2]ata2asb2]atb2asc2]atc2asd2]atd2ase2]ate23.表层asa3]ata3asb3]atb3asc3]atc3asd3]atd3ase3]ate3
参数体系也表现两种的关系:第一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aa
系统的参数系统的对比是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linguistics)的研究对象,也是翻译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对比语言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同,后者着重比较语系相同或接近的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前者则着重对比互译语言之间的特征。
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的交际活动:出发语言的言语信息通过语法控制装置等值地转换成归宿语言的言语信息。这个语法控制装置就是语言学黑箱,通过黑箱两端输入信息(原文)与输出信息(译文)的对比,通过黑箱入口输入语言的参数系统与黑箱出口输出语言的参数系统的对比,可以揭示出语言学黑箱中直接观察不到的语言规律,即人脑的语言机制,也就是普通语法模型。把上述交集公式pgs∩pgt=ug代入语言学黑箱得出:
输入信息出发语言参数入口语言学黑箱归缩语言参数出口输出信息
立体语言学普遍语法模型正是在吸取当代语言学各派的合理内核,通过翻译实践,大量对比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以及出发语言参数和归宿语言参数的基础上,得出的假说。这个假说要通过语言习得、言语交际和翻译的大量实践的证实或证伪来加以检验和修正。更要通过人工智能(计算机、机器翻译和人机对话)的应用来加以验证。
总之,翻译的本质就是研究出发语言和归宿语言之间十五个语言平面中十五对参数的对比及其转换规律。翻译这种言语活动就是具体研究调整原作与译作言语各级、各层次之间的等值转换关系,以达到全篇章等值转换的最佳效果。
3.等值翻译模式的渊源
立体语言学等值翻译模式也吸取了国外各种翻译理论的部分。例如这个模式吸取了j·c·catford在alinguistictheoryoftranslation中提出的把语言分成各级研究等值转换的思想。该书把语言分成语法、词汇、语音和词形等层次,分成句、短语(意群)、词、词素等等级,来研究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的等值转换规律。此外,还吸取了如下观点:“翻译的等值关系是经常变化的。意译直译和逐字译与语言等级有关。一般说来,某级缺乏等值成份,就在较高一级确定等值关系。”这个模式还吸取m·a·halli2day的系统语法(systematiccrammer)关于翻译理论要研究语言环境和上下文的思想。这个模式还吸取了eugenea·nida关于翻译四种研究方法(即语文学研究方法philologicalapproach,语言学研究方法lin2guisticapproach,交际理论研究方法communicativeapproach以及社会符号学研究方法socialsemioticapproach)的思想,以及运用生成语法于翻译过程,提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里进行过渡翻译的设想。这个模式还吸取了前苏联л·с·вархуπров在《语言与翻译》中提出的翻译要突出微观语言学(包括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领域进入宏观语言学(包括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际功能语言学和话语语言学)的思想。此外还吸取了关于较小语言单位的等值服从较大语言单位等值以争取尽可能大的等值思想,以及翻译理论要考虑超语言因素的思想。
这个翻译模式还估计到前苏联翻译界中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间的分歧,并吸收了我国翻译界中的传统的文艺学派(包括语文学派)与语言学派所作出的宝贵贡献。长期以来,翻译界中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原因之一是语言学派提不出一种语言符号模式,能够包括文艺作品语言符号系统微观和宏观的全部结构因素:等级、层次和功能。同时也是因为文艺学派也不能提出一个文学语言模式,来分析作品的全部艺术内容。
最近半个世纪语言学和文艺学研究成果的发展,在客观上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立体语言学等值翻译模式揭示了出发语言的言语系统转换为归宿语言的言语系统的全部语言因素体系,把宏观的语言因素和微观的语言因素动态地辩证地综合起来,把语言符号系统同心理系统(包括审美心理),心理系统与现实系统辩证地综合起来,把思想艺术内容同语言符号各个层次的转换关系系统地结合起来,揭示出在文学翻译中艺术对比领域的终点就是语言对比领域的起点,艺术等值转换同言语等值转换可以在这个翻译模式中得到统一。这个模式为综合翻译中文艺学派的成果和语言学派的成果,提供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
总之,这个翻译模式不是一个封闭性体系,而是一个开放性体系,揭示了人类语言最普遍的共性,比较全面地反映翻译语言活动的全部复杂性。这个模式对语言系统的结构、等级、层次的分析可以随认识的深化和应用领域的不同而发展,能够继续不断地吸取今后对语言现象和翻译现象的各种新发现。21世纪的中国翻译研究需要科学,需要系统的方法论,需要多学科的横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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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键词:文化能力;语言文化;教学理念;课程体系
1文化能力导向问题的提出
最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指出:大学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三种理念和导向:(1)语言知识导向。在1999年以前,受传统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大学英语注重语言知识的教学,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和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2)语言技能导向。1999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将各种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分为两个层次,即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提高了对学生写、说能力(即主动输出信息的能力)的要求。(3)语言交际能力导向。进入21世纪以后,在社会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大学英语教学强调建立在语言技能基础之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综合性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适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兴起的文化研究思潮对语言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已逐渐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社会范式转向了人类中心范式,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教育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心理语言学、教育心理学、教学论等学科理论对“人的语言”进行综合性研究,提出了“语言文化”和“文化能力”等概念,并对语言与文化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语言学研究的这种态势,正在或者将会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一种崭新的理念和导向——文化能力导向。
2语言文化教学理念与文化能力教学导向
语言文化学者把语言看成文化的第一要素,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张维鼎认为,语言显然是人最重要的文化环境,人们所讲的母语往往成为人们认知和接受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就因为这样,语言还决定了人的感知、感情、思维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决定了人的文化心态。语言同时也就成了人们维系人际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从这个意义而言,语言既是文化发展的媒介,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总之,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
语言文化理论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系统中的双重特性:一是文化的一般本质属性,语言即为一个文化世界;二是语言的文化工具属性,它推动其他文化的产生,并记载和传承其他文化。
传统的语言教学理念只承认语言的载体、工具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上忽视了语言的民族文化属性。国内学者指出:“在外语教学中语言常被人们仅仅看作是‘人们利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武器’。这种‘工具论’的烙印在实践中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只集中在语言系统本身,研究其内在规律,培养、训练对这些规律的机能和自动化的熟巧。应当说这种作法是完全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不能丝毫放松的。但是,人们忽视了语言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还有其特殊的人文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一面。交际的阻碍不仪来自语言的熟巧,可能更多的是来自异语言文化的差异。所以,外语的教学与研究既要有‘工具论’,又不忘记民族‘文化观’(夏雨,1994)”。
由对语言文化本质的考察,国内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语言教学与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能力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教学寻找新的思想养料,初步形成了语言文化教学观念。这种观念视外语教学为文化教学,认为外语教学的任务不仅仅只是传授语言知识、培养听说读写能力,还必须引导学生养成文化能力。
在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语境下,语言能力是个体或人类运用语言知识进行交际的本领,它是文化能力的重要成分,同时又是形成文化能力的基础。在语言教学中,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和目的文化进行鉴别、继承、批判和创新的能力,既需要运用语言来思维,更要通过语言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状态下开展交际,面对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实现文化的价值融合。所以,大学英语教学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在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
3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的建构
3.1理顺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中的几种关系
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首先需要母语教学调整理念和目标,注重传授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发现和接受文化差异的能力,因为学生在母语学习中养成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定势对第二语言教学中目的文化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程,在整体上是从培养学生的文化知识素养转变为培养文化能力的过程。因此,在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时需解决好以下几种关系:
(1)基础英语教学与高等英语教学的关系。以文化能力为导向的英语教学,势必要求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即掌握扎实的语言知识和双文化(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知识,并具备初步的听说读写技能,而不能把这些基础性的教学任务推向大学教育阶段。
(2)大学英语教学与历史文化知识教学的关系。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通开课、选修课、学术讲座等形式,不分学科专业地开设人文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其文化差异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这是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建立的根基。事实上英语教学也不可能把大学人文教育的全部任务承担下来,而应该是立足于学生丰厚的文化底蕴来培养其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3)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在文化能力导向下,教师成为学生的文化导师,学生成为文化知识的自觉学习者和文化能力的培养主体,教、学双方的关系将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作为文化导师,教师的主要任务应该集中在引导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上面,根据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制定教学方案。
3.2重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和内容体系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提出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文化能力导向要求改变现有的以语言能力为导向的教学制度,把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定位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以文化比较、文化批评、文化鉴赏为主要内容,全面提升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层级,朝着更符合时代特征、人的发展要求的方向改革。
(1)文化比较教学就是通过引导学生对不同文化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和认识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的互补性、可共享性,尊重并接受不同文化。
关键词：语言使用；全球化；外语国家；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2—0078—03
一、全球化环境下语言使用研究的习得取向
（一）使用研究结合习得理论的思潮回顾
回顾语言使用研究的发展历史可见，这一观念带来的不仅是社会与自然科学学科视角的日趋完善，也是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的融合与进步。Vershueren的语境顺应理论与Sperber，D与D.wilson关联理论表明语境有赖于使用者的认知选择与互动生成，同时话语语言学与批评语言学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赋予了语言不同的意义潜势与话语权力潜势。人们对于语言现象的认识从独立的外在对象转向了考察其自我生成。主体与话语的相互建构作用颠覆了理性主体主义哲学对于语言的基本论点，理性的规范与形式的演变之间体现出一种内在的互补、一致关系。这反映了分析哲学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语境、使用等语言学话题的认识走向现实，面向语言习得的使用研究成为应有之议。在教学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语境中，学科的框架提供的不再是规定性的界限，而更成为自组织的拓扑结构，由此推动语言使用理论发展也具有了更具体的实践意义。
应用语言学对这一问题的跨学科观点尤其具有代表性。一方面，不同的学派基于对学习的不同认识，表述了对语言使用的不同理解。社会文化视角研究在维果斯基教育理论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基础上，通过将语言的思维过程作为教学的依据，使研究呈现出一定后现代解构主义“语言转向”的特征。几乎继起的复杂语言观和生态教学观突出了语境使用复杂、动态性的一面，认为语言教学涉及的认知、发生问题，包括具有自组织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与认知心理对对语言使用的生成作用是语言教学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尤其使用本身或生态观所论证的符担性，而非功能表象才是语言学研究的本质对象这一点，成为它们的主要论点。而另一方面，学派之间的分歧如Lantolf所见主要仍在于一些概念模糊与角度的不同，其基本的特征，包括将社会环境结合到二语发展过程的观点，及它们在二语理论中所处的地位、跨学科的视角等都是一致的。这两方的论述体现了二语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因果联系、语言机制是否天生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带来的矛盾，成为应用语言学领域不仅面对语言其它的分支缺乏充分的说服力，而且自身观念不一的原因之一，它们也正是后现代相对主义思潮冲击下，语言学理论领域所普遍关心的。
语言使用视角的重要性已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不仅体现在如H.widdowson、Bygatemartin、Lantolf等语言学家关于应用语言学相对于语言学的学科界限的分析中，也体现在语言进化研究的论断中。如DanSperber等认为语言的进化应该系统考虑语用维度的作用，即语言与人类早期幼稚心理的相互作用。经验的规律性与语境的相互作用是语言的推理及演变得以进行的基础。DanielDor和evaJablonka提出语言的发展先于基因的改变，语言的演化受制于人们面对新使用的学习能力，或认知的可塑性。包括语言结构演变的主要动因问题，如GabrieleDiewald认为语法化不是语言演变中的某一过程造成的，而是体现为一定形式、语义与语用过程加上一定演变趋向的共同作用。这些研究充分表明语言使用与习得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当它们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与价值选择的需要对于关心社会精神面貌与文化自我意识的教学者将具有深刻的意义，引导我们探讨文化语境带来的更深内涵。
（二）习得的重要语言地位与全球化语境下使用视角的必然性
语言习得研究通过考察与教学相对的学习方面，使语言学理论在教学领域得以延伸。因此它构成语言使用的一个特例，即语言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从而使我们的视线转向学习的主体与语境的初始地位，以及环境的多变性蕴含的可变性，获得了相比更为突出的多学科特征。在理论繁荣的全球化时代，习得认知过程成为语言使用的重要风向标之一，尤其体现在它对语言面貌的形成带来的广泛影响。追溯战后独立国家的语言使用状况，包括国家开放或封闭的政经政策带来的影响可充分展示这一点。对教学而言，内圈、外圈与扩展圈的差异无形存在着，我们无法忽视学习圈属性决定的“个体媒介”的作用。在大脑科学、生物、考古以及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参与下，习得是一个对于语言进化演变、国家语言战略、语言教学过程以及个体全面成长具有重要权重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有助于将语言的发展、规划与进化联系在一起，涵盖并透视语言系统、语言现实、语言环境、语言主体之间的共时与历时关系，形成更具生态伦理的语言研究图景。
语言的使用研究建立在对于语言运行机制的本质认识基础上，与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共同发展。当我国信息社会思维观念日趋宽容，使用的研究更趋于具体深入与个性化，专业知识面对学习者的大众化直觉更觉难以尽言，妨碍双方合理观念的形成，造成自我身份的混乱。此外，传统的观念也在经受着物质文化与对外交流的双重冲击，显得不合时宜，语言交际法部分在缺乏共同语境基础上不能得到实现。由此，探讨在全球化国际语言使用环境制约下的我国二语习得与教学现状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本文试图表明使用研究传统以其对认知系统性与重要性的突出关注将与语言习得为基础的教学领域更好结合，引导人们探讨教学领域的复杂关系中作为一个外语国家的教育者与研究者需要的合理视角。
二、语言使用的认知重要性与教学的复杂性
（一）认知的系统性、重要性与语言理论的发展
语言使用研究的理论意义，包括对于功能目的、认知以及语境、意识形态因素的关注，体现在它作为建立在功能主义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相对于心灵主义更为典型的认知“系统性”以及由此体现的“认知重要性分配”取向上。这部分反映在教学研究领域最初笼统观念的进一步得到深化的趋势，体现认知复杂性下理论选择的多样性。学习中的社会环境问题等应在语言研究的体系中获得科学的重要性而不能脱离研究传统，二者背后基于形式化与哲理化不同认知体系的分歧在语言研究体系中不应有根本的冲突。作为语言学研究，应认识其目标就是“揭示经验中不直接存在的关联，并为此建立一系列学科概念与程序”，这也许就是如Lantolf指出的关注现实经验的社会文化理论思潮虽然领先传统语言学对社会文化条件加以考量，迎合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思维变革的需要，却从没有获得与二语习得理论“并驾齐驱”的地位的原因。
nicholasRescher认为基于认知需要的系统性，我们对于世界的哲学认知同样也需要关照整体性、连贯性、系统性与和谐性，以保证其经济性、完整性与合理性。所有基础性的认知都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整体密切相关，而哲学观念随之而改变。正如李恒威所说，“认识的真理性不是在认识的范畴里由论证来保证的，它最终来自于我们联系世界的结构性实践”。语言学一直以来尊崇的形式化的研究传统沿袭的是科学理性的思路，是如n.Rescher所言的将认知的系统性与简洁性视为最高目标的，因为这包含了对事物可知性的最好描绘与把握。这也意味着它的理论包含的不仅是描述性更是解释性的内容，将方法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不等于它排斥细节，归纳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细节的认知基础上的创造。认知需要的和谐性决定着一种研究对其它类型的理论不能采取包容的态度，这是因为选择何种观点涉及科学重要性的分配与体系的建立。由此语言学理论的开放性与具体性需要从本身体系的理论认知框架出发。当理论可以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语言可知的特性，与研究对于认知简洁性的追求当将在语境支配下对认识产生决定作用。
（二）外语语境下探讨认知复杂性及重要性的意义
DianeLarsen-Freeman归纳了语言及习得的复杂、非线性系统的十余个特征，包括动态、复杂、非线性、混乱、不可预测、初始状态的敏感、开放、自组织、反馈性敏感、与适应性等，被广泛认为是恰当的描述。教学中的使用存在着混乱复杂的特征，这与习得涉及复杂的认知主体与环境因素是分不开的，而且教学也日益接受这一特征的意义。语言使用视角促使我们关注教学现象之后的推动力，关注目的与功能作用相关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问题。使我们从理论角度认识教学复杂性从属于认知复杂性与重要性的特征。我们应该认识相比先前的国际环境语言教学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关注语言文化语境与认知发展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外语国家教学的特点，在面对教学观念分歧时进一步形成具有认知合理性的教学理念。
首先，语言教学双方应该充分认识专业化认知方式的意义，认识这是教育这人类第二次社会化过程的必然阶段。人们认识到在教学中关注功能与交际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语言应该真实而且有意义的原则，而是与学习者的认知建构结合在一起。依托专业化的教育方向因此在外语国家有限的教学条件里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组织、评价与合作等工具性职能。认识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学习者能力的形成，也有助于语言教学理论的探索，是更加清晰地探讨教学与社会、教学者与学习者等一系列话题的基础。
其次，有教育研究者指出我们的教育缺乏具有文化特色的价值观研究，课堂管理应该充分认识文化价值引导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关注认知过程的文化身份问题。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在面对信息爆炸的冲击时是去芜存菁还是兼收并蓄；是让世界走向中国，还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这些问题对于语言教学领域具有直接的意义，决定着学习者是否能够以正确的胸襟对待全球化的文化环境，把握时代的脉搏。只有在教学中提升文化价值观念的意识，才能理清教学的复杂状态，引导我们建构更加持续发展的教学环境。
最后，学术研究反映语言研究的前沿成果，应该认识自身在知识文化中的作用，与教学形成良性循环。外语的教学经历了近百年的变迁一直深受国家地位与处境的影响，表明我国的教学与其它的扩展圈国家一样受到多重教学条件与教育观念的制约。认识习得的复杂性，发挥研究的认知作用将引导我们认识现实与理论的差距并寻找出路。因此学术领域本身涉及到认知重要性取向的问题，需要对外语国家教学文化的洞察力与关注，更好地平衡自身的角色，形成积极的创造氛围。
三、探索具体外语国家语境中使用研究的理论内涵
（一）认识语言学科间的特征区别
应用语言学从语言在实用领域的使用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不得不更切实涉及语言的复杂性问题，认识自身与语言学本体研究的理论差异与联系。它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象发生的实用性的转向，这解释了它的跨学科取向与实践意义。理论是专业化的基础，教学者应认识到不同的语言理论存在的区别与联系也来自内部的关联性，而这一关联性主要来源于研究的认知性与系统性。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使用的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使其更好服务于教学。
（二）维护语言研究系统科学理性的前提
思维的建构离不开语言，使用使包含于人们潜意识中的因素发展成为新视野的起点。习得研究一方面表明失去科学的支撑，世界会陷入不可名状的怪圈。依附于系统性、抽象性、认知性并建立于通行的规范上，面向语言使用，诸如学习者的社会文化特征、认知表现、教学管理等总是同时关注现象与其认知本质以提供理论的基础，深入理论的建构体系，体现人文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三）倡导学科兼容性存在的意义
SusanGass和LarrySelinker在论及二语习得与语言学的“双向性”时指出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或任何其它相关学科）都必须与第二语言中的发现相结合，因为第二语言也是人类生成的系统。语言使用是生活在复杂网络中的人们在理性认知与行动能力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人类认知能力的相似性是理论兼容性的基础。涉及复杂语言文化语境时，教学者更需要认识这一兼容性需要的宽容、理性的态度，在扩大自身国际性视野的同时做出正确的价值导向。
（四）深化语言的哲学发展意义
使用的兼容性也是一种包容性。当维果斯基的言语思维研究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补充解释了思维受制于语境的特点或者它的语用性，使用进一步体现了语言、思维与世界的关系与评价的复杂性，以及当遭遇应用领域时选择与整合认知角度、发展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它帮助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深入具体语言文化语境以认识语言研究中多重历史的合力的作用方式，借助于科学的思维方式提升我们的哲学认识。
[参考文献]
[1]JamesLantolf.Languageemergence：implicationsforappliedLinguistics-aSocioculturalperspective[J].appliedLinguistics，2006（04）.
[2]nicholasRescher.CognitiveHarmony[m].pittsburgh：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2005.
[3]H.widdowson.ontheLimitationsofLinguisticsapplied[J].appliedLinguistics，2000（01）.
[4]李恒威.生活世界复杂性及其认知动力模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语言教学启示
一、语言能力与语言习得
语言能力是一个结构有序的具有规约性意义的符号单位组成的清单库，词库与语法构成一个连续体。结构有序意指语言具有系统性和层级性；规约性意义意指与各种知识、语言实际使用密切相关；清单库意指语言本身不具有创造性，创造性是语言使用者的特征；符号单位构成一种语言的语法的全部内容。能用来描写语言系统的单位是：实际出现的语义、音系或符号单位；允准结构的图式。
语言能力是人类总体认知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的语言能力与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交际、功能相互作用。语言能力观意味着语言能力以具体的语言项目为基础，具有社会文化的特征，语言项目之间形成一定的结构关系，语言项目是一个一个习得的。
二、语言识解与语言产出
语言使用事件是一个实际的语言使用行为，无论是语言表达式的选择、语言资源的利用，还是非语言资源如记忆、规划、问题求解能力、各种知识以及对社会、文化和话语语境的把握，都是由语言使用者控制的。易言之，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主体性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语言使用中的语义建构离不开语言使用者的识解。语言使用者的识解对解释外语学习中的语言产出具有核心意义。只有从语言使用和说话者识解的视角来考察语言习得者的语言型式才能充分理解基于使用的理论模型与语言习得的良性互动关系。（王寅，2005）
语义是语言的核心，而语义的核心又是识解。识解使得语言使用者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来看待相同的和不同的事件和语言行为。语言由此而变得更加复杂和灵活。人们使用语言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隐喻的。隐喻是思维和语言运行的基本方式之一。隐喻在词和构式的多义性、习语的形成、语篇的建构、表达方式的选择、新词新语的创造等各个方面都无所不在。（刘正光，2010）
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取决于语言学习者的识解，一方面意味着语言的约定性本质，另一方面表明使用者对话语中语言表达式的分布具有选择决定权，即语言使用者处于语言使用事件的中心地位。学习者不断发现所学语言的理据性结构和原则，这一过程的本质就是自主学习能力在不断增强。（文旭，2007）
三、语言理据与语言教学
研究表明，洞察性学习比机械性学习要有效得多。认知语言学的语义中心观实际上就是强调语言的理据性。关于理据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理论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都有明确、中肯的论述。有理据的词语学起来比没有理据的要容易得多，同时有理据的知识记忆使用起来也要比没有理据的要容易。明确地理解语言的工作方式，将经验服从于分析的需要，适合学习者的认识风格。事实上，当学习者了解了语言的工作方式，他们就会开始构建或重新建构他们个人关于所学语言的各种假设。语言系统中的各种理据对语言教学具有许多启示意义。Boers&Lindstromberg（刘正光，2010）总结了以下三点：
第一，深化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学习者在掌握其理据过程中更加关注其内涵意义并激活其语义网络。如drivesb.intoacorner（把某人逼入绝境）这个习语来源于拳击比赛。在拳击比赛中，一方被逼到角落，说明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了。学习者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并联想起这样的场景后，可以对同样来源的词语的意义作出预测，如corner（步步紧逼）作动词用的意义。将新词语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有助于学习。
第二，加深记忆。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思考意义与意义之间、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在语言习得研究中被认为是一个扩展的过程。扩展分为语义扩展和结构扩展。语义扩展指关于词或构式的意义的心理活动，结构扩展指关于词或构式的型式的心理活动。由于扩展是在比较深的层面上处理信息，因而能增加信息在记忆中永驻的可能性，促进学习。
第三，认知语言学认为意义的构建过程就是概念化的过程。在概念化的过程中，语言中所隐含的文化内容必定影响着概念化的内容与方式。因而，理解目标语文化中所隐含的个性化内容、价值系统和态度也就成为了语言学习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作为增强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的工具，语言也就不仅仅是交际的媒介。这样的语言与文化本身就是认知和情感的财富，能扩展学习者的百科知识和跨文化能力。了解语言的运行机制、意义的生成方式、语言与文化以及和概念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目标语和目标文化，同时也更深入地理解母语与母语文化，从而形成对世界的新的认识。当语言学习者了解了语言的运行方式、意义的生成方式、语言与文化以及与认知的联系，他们就会从不同的视角更深刻地解读目标语及其文化，同时更深刻地理解母语和母语文化。
四、认知语言学理论与语言学习
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化理论、概念隐喻理论对全面培养语言、文化和思维能力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文化通过语言影响思维方式，直接反映在不同文化对经验世界（概念）的范畴化方式之中。不同文化中的概念原型往往是有差别的，如色谱。英语和德语中焦点颜色有十一种，而汉语中往往认为是七种。颜色词的文化引申意义也差别很大。学习者在理解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体会到范畴化边界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又可以理解文化的边界性和不可译性。学习者逐渐明白母语和外语无论是在语义关系还是在结构相似性上都不可能一一对应或对等，更不用说文化内涵与联系了。发现差异的过程就是培养语言与文化意识的过程。（刘正光，2010）
认知语言学认为，文化不是外在于语言的某个方面，而是存在于语言本身的各个层面，就在每一个词中、每一个语法构式中，可以通过语言行为和语言分析发现，不断地由语言来交流。在对每一个词、每一个语法构式，对不同语体和语篇中的隐喻和转喻基础的认识与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会逐渐发现概念隐喻的操控功能，从而意识到语言是灵活的和具有力量的，同时了解语言中的文化知识。概念隐喻可以从三个方面培养学习者的思维能力。
第一，概念隐喻指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存在一个隐喻结构，这个结构潜在地影响甚至建构我们的思维方式，如以空间表达时间，以旅行表达人生，以建筑物表达理论。
第二，学习者逐渐掌握这样的概念隐喻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会抽象思维的过程，一个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过程，一个建立概念结构或概念域的过程。
第三，由于隐喻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特征，学习者理解隐喻的过程也是逐渐扩展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视角、促进思维逐渐理性化的过程。（刘正光，2010）
隐喻的学习可以加深对习语的理解与记忆。习语曾被认为是语言中的“死喻”，因为它们已经变得非常稳定和广为接受，使用者对它们的隐喻性特征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有两种方法能够重新激活习语背后生动的意象，一是发现其中的概念隐喻，二是追溯其产生的原有语境和本义。如果学习者能够根据概念隐喻原理去理解习语产生的直义基础，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就会更加强烈，理解和记忆习语的效果也会更好。
隐喻的学习能增强对多义性的理解能力。语言中多义性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同的意义形成一个语义网络。语言是一个由意义、词、语音等符号单位组成的认知网络。如果把一些高频词的不同意义分别处理为单义词、同音异议词等，对语言学习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这就把意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切割掉了。以介词为例。介词所表达的时空意义与人类的空间经验紧密相关，并形成一个网络。它们之间联系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概念隐喻。大量证据表明学习者如果知道从中心意义到扩展意义中概念隐喻所起的作用，学习效果就要好得多。
五、认知语言学与整体性教学
对语言本质特征的认识，决定着对语言习得过程的认识和对语言教学基本原则的选择。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本质特征是符号性，语言构式都是有意义的符号单位；语言的符号性决定了语言的基本目的之一是为交际服务。语言知识是语义、语音和符号特征的统一知识。
语言知识是互相联系的，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认知器官，各种认知能力相互作用，协同发展。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本质的认识及其基于使用的语言观从微观和宏观的层面都为整体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微观的视角看，语言是由形义配对构成的符号单位组成，词汇与语法构成一个连续体，这表明语言学习必须是形义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学会。
从宏观的视角看，语言知识是从语言使用事件中逐渐抽象出来的，这表明，语言知识包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等语境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包含了语言学习者对语言使用事件的识解。这就是说，在语言使用中，认知的、情感的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认知语言学和基于使用的语言理论模型为解释人类怎样学会语言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型与方法。基于使用的理论模型认为，语言知识是逐渐从初级图式到高级图式抽象出来的。（刘正光，2010）
六、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对语言教学的启示
认知语言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语义具有中心地位；语言以使用为基础，语法产生于语言使用；所有符号单位都有意义（刘宇红，2006）。基于使用的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对语言教学原则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普遍规则的作用有限，二是文化教学（包括交际、社会的文化语境）必须贯穿于语言教学。
之所以说普遍规则作用有限，是因为完全具有普遍意义的构式在约定性型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即使完全掌握了语言规则也不能确保语言习得的流利性。事实上，要实现语言习得的流利性，学习者必须掌握大量的固定表达式和具体场合下遣词造句的基本方式。要充分考虑词汇、语法以及其他语言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词汇、语法必须教，但绝对不能成为语言教学的主要教学内容，甚至全部内容。语言不仅仅是由词汇和语法组成，它还包含着大量的各种文化内容。更重要的是，语言学习不是掌握一个静态的知识系统，而是要掌握语言的使用。语言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认知的参与会变得十分复杂和灵活。
参考文献：
[1]王寅.认知语言学探索[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2]刘正光.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J].外语研
究，2010，（1）.
[3]文旭.语义、认知与识解[J].外语学刊，2007，（6）.
[4]刘宇红.认知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篇8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篇9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