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7:12:15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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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不断增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把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作为一项根本性、战略性任务抓紧抓好。湖北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有247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5%,是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省份之一。湖北统战系统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推动中央关于民族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增进政治认同。强调:“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的就是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做好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加强民族团结的各方面,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中流砥柱,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推进。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力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切实增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增进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力量。指出:“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不断挖掘和大力弘扬各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引导各族人民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持续深化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们的心灵深处。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以民族大义为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重,把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发展繁荣。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篇2

1.“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格局和特色。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各兄弟民族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宽容相待、携手共进的历史。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和睦相处,形成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化观念与意识,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特色,成为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中华文化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文化的“多元”与“一体”统一于我国文化发展史中。具体来说,“多元”是指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既各具特点,又相互区别,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各民族特殊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精神源泉,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一体”是指中华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共同性和一致性。

纵观我国民族发展的历史,距今5000年前在中华大地上就已经形成了源于中国本土的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各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大家庭。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一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长期共处、和谐共生所形成的中华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亘古不变的永恒主题。

以新疆为例,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特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迁徙流动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之地。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集散地,新疆曾汇聚了西亚文化、波斯文化、中原汉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文化。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绿洲文化、草原文化和高原文化等多种文化样态,呈现出不同民族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格局,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疆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和形成的勤劳勇敢、正直诚实、重义守信、热情好客等优秀道德品质和良好道德风尚,体现出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质,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2.不可割裂“多元”与“一体”的内在关联性。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避免割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要谨防以下几种错误倾向:一是求异性。即把少数民族文化从中华文化中剥离出去,切断与中华文化“一体”的关联性,片面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强化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只认同本民族内的族群文化,否认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这一错误认识把中华文化看作是游离于各民族文化的外在文化,导致民族分界意识增强,偏离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的原则;二是窄化。即把中华文化仅仅归结为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忽视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甚至以汉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代名词,造成少数民族群众对自身文化在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出现认识偏差。三是浅表化。即对各民族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服装、习俗、歌舞、饮食、建筑等显性的层面,缺乏对各民族优秀文化内核的深刻认识与深度挖掘;缺乏对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以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一致性的深层次认知把握。

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深化对“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的认识。要使各族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集合体,这种多元多层次的民族结构,是中华文化形成的重要前提。在“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进程中,若过于强调“多元”而淡化“一体”,不但会造成不同民族间“文化隔离”甚至对立,不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而且有可能被民族分裂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潜在危险。多年来,新疆的极端宗教势力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鼓吹“民族至上”“新疆是维吾尔族人的新疆”等,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共同生活发展的历史,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铁的事实,蓄意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对立,破坏和睦团结的民族关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针对这个问题,从正确认识文化多元一体关系、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手强化宣传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

3.正确认识“多元一体”,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样性是一体性的前提,差异性是统一性的条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多元组成一体,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离不开一体,一体也离不开多元,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一体是主线和方向,两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就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篇3

【关键词】城市化;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异化;分化

【作者】郝亚明,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3-0014-005

onthenationalConsciousnessofminoritynationalities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

HaoYaming

abstract: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nationalconsciousnessofminoritynationalitiesisworthpayingcloseattention,whichmakesacrucialimpactonnationalrelationsandnationalcontacts.withthe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theexternalenvironmentchanged,whichleadstothetrendofdifferentiationandalienationofnationalconsciousness.

Keywords:urbanization,minoritynationalities,nationalconsciousness,alienation,differentiation

一、少数民族的城市化与民族意识研究的城市化视角

城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城市化是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必然途径[1]。少数民族的城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地区的城市化,二是民族人口的城市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和民族人口卷入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城市多民族化、文化多元化的过程。由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各民族群众经济交往活动日益增多,产生摩擦和矛盾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多,城市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必然是需要长期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问题[2]。在这种形势下,以城市化的视角来探讨民族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民族关系、族际交往、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变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都成为研究焦点。

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意识[3]。在城市化的新形势之下探讨民族意识问题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首先,城市化是我国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将多民族人口的生产生活纳入到一个共同的有限时空之中。一方面,民族交往、民族融合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人口密集、关系复杂、文化多元的特点又使得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都面临众多的考验和变数。民族意识是民族交往的产物,城市化对民族交往的巨大影响必然在民族意识上得到展现。其次,城市化的实质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城市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还体现在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和观念上。民族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必然对城市化过程中民族交往的现状做出相应的反映。再次,民族意识一旦形成就将对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建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城市化使得民族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关注这一新形势下民族意识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维护国家和平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民族意识研究的城市化视角,本文拟探讨以下问题:城市化背景下民族意识的发生条件有何改变?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呈现何种局面?城市化背景下民族意识可能出现哪些新的问题与倾向?

二、城市化改变了民族意识发生的外部环境

民族意识是人们在族际交往中形成的关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的观念。民族意识的产生不是单个民族孤立的存在所能进行的,它是“民族内部条件和民族关系外部条件相结合的产物”[4]。民族意识的走势是同民族及民族关系的趋向相伴随的。也就是说,民族意识不仅来源于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其形成与发展还离不开外部的社会定义[5]。外部环境影响着民族意识的走向,民族意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外部环境烙印。从现实情况来看,城市化的进程从多个方面改变了民族意识发生的外部环境,从而必然对民族意识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民族人口增多,民族成份复杂,文化多元

随着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根据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城镇少数民族人口达2458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3.09%。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渐突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南京、青岛的少数民族成份均在50个以上,武汉、杭州、济南、广州等城市少数民族成份也在40个以上[6]。而民族人口增长、民族成份复杂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空间内文化的多元。复杂而多元的城市生活使得各民族在文化传统和生产生活模式上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碰撞,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调整与适应。语言、宗教、饮食、习俗、观念、节日等方面的彼此差异,使得非我族类的思想更加明晰,族群分界和认同意识更加明显。而城市生活中交流合作的因素也使得各民族在若干方面的趋同,也存在导致民族意识的弱化的因素。

(二)民族交往深化,融合深入

城市化使得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一致性与关联性,族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得到迅速提升。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让不同民族成员得以相互了解、彼此合作,个体感情和民族情谊随着交往深化不断加深,在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建构起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随着民族交往的深入,民族融合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不同民族成员杂居于同一社区之中、对其他民族宗教活动与传统习俗的尊重、参与庆祝其他民族传统节日、民族语言之间的借用现象以及民族通婚的日益增多都是城市民族融合进一步深化的表现。

(三)民族交往中竞争成分增加,民族分层初步显现

城市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生产生活模式,其主要特征就是竞争性与开放性。不同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既存在合作与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与分化。相对于前城市化时代而言,民族交往中竞争的领域开始呈现出从经济到政治及文化全方位深化的局面。不同民族不仅在经济生产或商业上展开直接竞争,在政治领域如本民族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人数和比例等方面也是各族民众广泛关心的问题。

族际竞争不仅体现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各个民族整体之间的竞争之上。竞争的结果就是民族分层和民族分化的出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各个不同民族人口在就业、教育、职业、城市化比率、从业产业、收入等方面都存在分化现象。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族际竞争与民族分层呈现进一步加剧局面。

(四)城市少数民族的散杂居化

居住模式对民族意识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民族聚居能够使本民族文化、宗教、语言等得到很好的保存,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但民族聚居使族际交往相对减少,可能导致民族分界意识淡薄,民族意识处于模糊状态。民族杂居则正好与此相反,杂居可能引起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感的弱化,也可能因为族际交往和族际区分而增强民族意识。对于具体民族而言,居住模式对民族意识的影响方向由该民族自身文化特性决定。

从目前形势来看,城市少数民族在居住模式上主要呈现出散杂居的趋势。尽管有学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聚族而居,聚族而业”[7],但这种聚居仅发生在部分有独特和生活习俗的民族之中,同时这种聚居也是属于大杂居的模式下的小聚居,并没有改变城市少数民族散杂居的总体面貌。散杂居对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居住模式既可能因增进彼此了解与合作而促进民族团结融合,也可能因强化民族差异与民族利益而引起民族纠纷和矛盾。如何通过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来排除这种不确定性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识表现形式呈现分化局面

有关城市化对民族意识的影响,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城市化、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等因素使得民族意识得到普遍增强。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出现弱化趋势[8]。研究结论上的差异体现了学者们在民族意识表现形式上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呈现分化断裂局面。

民族意识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它表现为对本民族存在和发展道德义务和责任感的复杂感情。诸如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民族自豪、民族优越、民族自卑等等心理感情,都是构成民族意识的重要成分[9]。民族成员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群体性意识,又在此基础上通过族际交往而形成群体共同利益感,这就是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因此民族意识必然包含三个部分内容:文化意识、群体意识、利益意识,这三个部分构成了民族意识的整体框架。因此,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不仅反映民族生存和发展条件以及与他民族交往的环境与条件,也应该反映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特征和特点、历史及传统的认识[10]。前者反映的内容是群体意识和利益意识,后者反映的内容则是文化意识。

从群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角度来看,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识进一步明确和强化。民族意识一般是从民族属性(民族成份的更改恢复、民族认同和分界)、民族交往(民族交往联系中平等地位和权利的强调,对民族侮辱歧视现象的反对等)、民族发展(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自主发展、均等发展机遇和协同发展的要求等)三个方面认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1]。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强化,在民族交流合作得到深化的同时,相关民族的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形成。在这种背景之下,民族自我归属意识发生作用,使民族个体趋向于民族整体的内聚;民族认同意识促成民族整体的形成;民族分界意识将相关民族界定为不同利益的集团;民族平等意识唤起同等地位与利益追求;民族自尊意识进一步使其民族的地位与利益追求强烈化;民族自我发展意识提升民族本位意识;民族自主自立发展意识进一步强化民族本位意识;消解民族协同发展意识[12]。在城市化的背景之下,民族差异被彰显与放大,民族竞争得以强化,民族利益感日趋明晰。学者们普遍基于这种现实认定城市化促使民族意识增强。

文化意识也是民族意识的重要构成部分。吴治清认为民族意识具体内容表现为六点,即族籍意识、族源意识、民族语言文字意识、民族地域、环境意识、民族文化意识、民族生存发展意识[13]。其他学者如张学礼、刘宝明等在总结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时均对属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范畴的语言文字、服饰、宗教、传统节日、居住饮食习惯及禁忌等有所强调。无论从当前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还是从理论分析上来看,作为民族意识重要组成部分和形成基础的民族文化传统意识在大部分族群中都呈现衰落的趋势。

民族意识的分化不仅体现在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上,而且体现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上。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民族、人口较多、具有独立语言文字和独特生活习俗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易于得到保存和强化,并与城市化的过程相互形塑,形成新的民族意识特征与特点。而人口较少、缺乏独立语言文化宗教等传统文化因素作为支撑的民族意识容易在城市化的熔炉中弱化和消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出现人口较少民族、长期受周边强势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弱化和消亡,从而导致民族特性的消失。例如杜玉亭认为基诺族民族意识正在快速消亡[14],韦东超通过调查研究也发现广西百色城市地区壮族居民民族意识弱化趋势明显[15]。

四、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意识的异化

城市化对民族意识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民族意识强度与方向的改变上,也体现在民族意识构成与特点的变化上。

(一)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化

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集中反映[16]。一个人民族意识产生的最原始的基础的无疑是我群之于他群的区别,而此意识的强烈程度则主要相关于、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等[17]。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认为:族群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族群)并凭借文化方面的一个或几个差别(如宗教、习俗、语言或组织)来相互区别[18]。文化所具备的这种相互区分的功能正是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分界意识的来源。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宗教和仪式、共同的节日和风俗、共同的服饰和礼仪都成为建构民族认同的基础,而在这些文化要素上的异同则成为区分“我族”与“非我族类”的重要标准。民族成员在文化的基础上产生民族认同,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产生民族区分,再在民族区分的基础上产生民族利益感。从这些角度上来说,民族意识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是民族文化。

而从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意识发展趋势来看,作为民族意识形成基础和重要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意识呈现逐步弱化的态势。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竞争与融合的大氛围之下,城市化进程中各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容易出现马太效应,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得到强化,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则可能出现文化加速消亡的局面。二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特质,如语言、文字、宗教、节日和服饰等,都已经很少能得到展现的舞台,也就无法承担起原本承担的民族认同或民族分界功能。在城市生活中,民族认同和民族分界的标准不再是文化,而是作为民族识别结果的民族身份划分。功能的丧失也是导致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的重要因素。

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将会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下降,也会导致民族意识对本民族发展的推动力和协调力的丧失,从而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同时,缺乏民族文化基础的民族意识还容易向狭隘和偏激方向发展。

(二)民族意识中情感性与工具性的疏离

民族差别与民族利益是民族意识形成的双重基石,因此民族意识兼具情感性和工具性的双重特性。一方面,民族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是对民族存在的反映。它是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基于共同文化、共同际遇、共同心理特征的产物,因而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排他性。其表现形式为民族自豪感、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推动民族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归根到底是民族的共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19]。“民族意识本质上是关切、维护自己民族的民族权益或民族利益的”[20]。对自身民族生存、交往、发展的地位、待遇和权利、利益的享有和保护是民族意识工具性的体现。这两部分共同构成民族意识的整体内容。

随着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的多元碰撞,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考量的增加,个体利益和民族整体利益的逐步分离,以及随着民族意识中文化成分的虚无,民族意识中工具性和实用性的因素和考虑逐步增加。相对于民族意识的情感性作用,如族内交往、情感支持、彼此认同而言,作为民族意识或民族身分背后维系的利益因素却日益为民族成员所重视。民族意识工具化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从作用机制来看,民族意识在发挥动员、组织、协调作用时对民族情感和认同方面的强调在减少,而群体利益因素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发挥更为强大和直接的感召力。即民族情感所起作用下降,利益因素所起作用上升。第二,城市化背景之下个体利益与本民族整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个体民族意识的激起往往需要强烈的外部刺激,同时这种刺激指向了个体利益所在。个体只有意识到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才能积极投身入整体民族利益的维护。第三,部分民族成员为个体利益或小群体利益,如在城市拆迁、商业竞争、私人恩怨这些问题上,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用民族身份谋取利益、利用民族冲突为个人寻求好处的案例都有存在。这样一种借助民族意识的方式来挑拨民族关系、影响民族交往的行为和趋势是值得警惕的。

(三)民族意识的两极分化

从现实情况来看,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意识的两极分化主要有两重意思:一是就民族意识构成自身而言,民族意识中文化意识因素日渐衰亡,而利益意识因素则日趋强烈。二是就民族意识主体而言,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日益高涨的情况之下,部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日渐衰退。本部分主要就第二种意义上的两极分化进行讨论。

多元的文化环境、主流文化的外在迫力、各民族全方位的竞争与融合,面对城市化进程中诸如此类的外部环境,各民族都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来适应形势的发展。然而复杂多元的外部环境容易使得民族意识脱离“适度”的区间,呈现向两个极端发展的局面。一方面,部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把民族意识要凌驾于国家意识之上,把民族群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的思想意识。这种狭隘偏激的民族意识的结果就是导致民族自利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盛行,导致民族冲突、民族矛盾的易发,影响我国和谐民族关系和稳定发展的大局。另一方面,与民族意识过度强烈相对应的是民族意识的过度弱化。部分少数民族,尤其是长期与兄弟民族关系良好、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差异不大、自身民族意识较为淡薄、缺乏“民族自觉”的少数民族呈现出迅速融入整体社会,民族意识淡化甚至是消亡的局面。民族意识是民族存在的主要标志之一,民族意识的消亡将导致“族将不族”。民族意识的两极分化与我国“多元共存、和谐发展”的民族理念是不相符合的,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研究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篇4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重大命题,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多做务实之事。要继续用好发展这把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按照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人民群众。要增强各族人民文化认同,扎实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深入开展守望相助理念和“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思想教育,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奋力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文化建设,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所有这些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国情和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共同愿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满足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追求,又保障了中国各民族在统一的国家中共同享有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各项权利。进入新时代,为确保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上千万的扶贫干部深入农村牧区落实党中央扶贫任务,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真正关心各民族发展,把实现各民族平等和谐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作为一名党员,旗帜鲜明“讲政治”,就要牢牢站稳政治立场,始终加强自身党性锤炼,始终将思想建党摆在首要位置,始终对党和人民、法律法规保持敬畏之心,始终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要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向人民负责。要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扬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和作风,以“舍我其谁”的气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

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守卫祖国边疆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是各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面貌、中华民族整体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

增强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篇5

【关键词】苦难意识人文教育文化共通感

中国在重构、反思民族文化认同心理,积淀和生成本民族人文精神的新的共通感方面,既展示了自己的强大历史传统,又抓住了历史和时代的难得外在机遇,使得“民族苦难意识”衍生、转换和折射为本民族的强大人文内聚力与创新发展动力,从而在实践中营造出了浓厚的“全民共襄民族苦难与福祉”的意识形态氛围,也积累了丰厚的民族精神财富。这种财富,对于青少年的人文教育和精神成长而言,无疑是特有的思想基石和生命杠杆。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发挥这种优势,挖掘和整合“民族苦难意识”的内在价值和动力元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特殊参照,进而推动以大学生群体为先锋和重点的青少年群体主体精神教育实践不断深入。

对“民族苦难意识”的定义

长期以来,对于“民族苦难意识”,人们有不同的认知和界定。通常而言,“民族苦难意识”被看作长期以来在民族整体文化观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对本民族在历史上所经历的磨难的明确认识和深刻体验。它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和人文情怀,常与爱国主义、救世主义等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巨大的凝聚力、感召力,成为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创新的不竭动力。它既可以培养人们对苦难祖国母亲和本民族的热爱之情,增强民族承受灾难的综合能力,又可以激发民众普世的人文关怀和内心崇高感,引导人们自觉追求自我的向善、维护民族的尊严。

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中,“民族苦难意识”以其常态化、独特性的表现凝结为本民族人文精神的本原。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悠久,文化特色鲜明,在自身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也多灾多难,因而在“民族苦难意识”的认知和积淀方面有独特的体系和深厚的“滋味”。在各个时代,我们的“民族苦难意识”都有特别的思维形态和物化成果。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民族苦难的形态更多地由自然转向社会、由社群转向国家、由阶段转向代际、由实践转向制度,愈来愈呈现出多样化、全面化、立体化、常态化的整体面貌。

“灾难深重的中国”以及百年来的民众抗争史、革命建设史也使得我们对于“民族苦难意识”的理解和接受有了新的支撑和提升。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在发扬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方面也重视弘扬“民族苦难意识”,引导广大青少年形成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等群体的文化认同方式上有了较为丰厚的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极大的变迁,而我们中华民族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从近几年的社会历史事件、社会改革进程以及国家抵御风险的种种背景,特别是2008年以来国家和民族所遭受的特殊苦难和心灵创伤来看,“民族苦难意识”因为时代的新变化而呈现出新的内涵、新的特征,但其内在传承的民族精神传统、生命意识特质、爱国主义情怀等依然鲜明,并得到了象征意义的丰富和集体实践的阐释。在刚刚发生的汶川地震中,“民族苦难意识”进一步彰显和强化,等国家领导人“多难兴邦”的话语也为我们关注和铭记民族苦难、担当社会责任和民族大义的爱国意识作了新的提示,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苦难意识”

如何进一步引导青少年群体重新体认和自觉树立“民族苦难意识”,并主动参与到全社会“民族苦难意识”人文教化的行列中来,无疑是一个迫切而重大的时代命题。

同样,时代语境的新变,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提供了新的依据和新的契机。众所周知,新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此项工作中心对象的当代大学生既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群体风格的特殊一代。而本文所指的大学生群体的“精神成长”,特别指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等精神要素的主动适应和契合社会主流精神风貌,即:其个体道德意识、法律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民族担当意识、爱国主义情怀等外在地得到社会文化的培养和塑造,内在地显现为自身的自主意识、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的主体性生成的过程。从这一群体所表现的总体特征和我们以往的文化教育实践来看,在他们精神成长的特殊过程中,“民族苦难意识”的教化和积淀环节在当前和今后理应得到强化。强化“民族苦难意识”教育,应该成为一个鲜明的人文话题和响亮的时代口号。

“民族苦难意识”教育作为一种各民族开展青少年教育的实践方式,在国内外都得到了长期重视,并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伴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苦难的新形态和青年群体主体精神成长的现实轨迹,“民族苦难意识”的生成和积淀面临新的文化境遇,以反思和重构民族苦难意识为本真思维和内在尺度的民族苦难意识教育体系的确立,也应该顺时而张,并形成完整的系统和丰富的层次。而事实上,当前国内关于“民族苦难意识教育”进行专题学理化研究的并不是很多,且更多关注的是建立在等级思维上的个体性苦难,而非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具有文化象征符号意义的国家和民族的苦难意识层面,更缺乏对作为时代标志性群体的青少年“集体无意识”精神体验的持续性观照和反思性研究。

我们认为,这一命题在当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已进入到特殊的历史时刻,中央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党的十七大指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在其多元文化内涵中,民族苦难意识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文蕴含,需要大力弘扬。对“民族苦难意识”这一命题进行深入有效的研究,并将其作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切入点,以拓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无疑会促进大学生的精神成长,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同时对于进一步发扬光大民族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质的意识形态生产来应对消费文化语境也有着紧迫而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深化理论研究和应用于思想教育工作的长期实践,我们要力求更加清晰地了解和掌握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认识,将特殊一代大学生的“民族苦难意识教育”予以提升和深化,增强大学生的忧患意识,从而促进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也为当前大学人文教育重新积淀和强化大学生的“精英意识”和建构大学生群体的文化共通感作出新的尝试。

指出,要增强“民族精神”,巩固“精神支柱”,形成“共同理想信念”。①这些重要论断,都强调共同思想基础建设。而在树立共同思想基础方面,除了正面强化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之外,我们还需要针对大学生的实际特别强化“苦难意识”,尤其是民族苦难意识教育。一方面,从学理基础上,通过论证“民族苦难意识”的历史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特质,析清其与大学生精神成长在逻辑和实践上的关联性及可融通之处。另一方面,从实践应用上,结合实证调查研究,以及对近年来一系列“苦难化”的社会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重新审视大学生在民族文化信念、信仰和社会行为等方面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也即通过对“民族苦难意识”何以可作为帮助特殊一代精神成长的新途径、新视角的“问题性”分析,从学理逻辑方面作出新的诠释,提供实践的依据。

具体说来,我们提倡紧密结合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际,以“民族苦难意识”为理论着力点,将大学生作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作为未来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得以积淀和传承的主体来予以观照;从“民族苦难意识”的人文本质、特殊意义、时代要求和文化内涵,其与当前大学生的精神成长、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等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特别是针对新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历史和现实体验,以及当前消费文化、大众化教育的语境下大学生“苦难教育”相对缺乏的人文现状,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引向一个新的境界和目标――通过对于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大义”的通晓、对于新时期民族苦难形式的特殊变异的体认、对于大学生群体民族意识和心理状态的剖析,积淀和生成大学生人文教育的新的“共同信仰”和“内在信念”,增强和重构当代大学生的“民族文化共通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民族精神情感和社会责任感,自觉做具备清醒的“苦难意识”的“精英一代”,努力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本文为2008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08a002)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篇6

[关键词]“四个认同”教育大学生民族团结

[作者简介]龙庆华(1964-),女,云南蒙自人,红河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云南蒙自661100)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6-0056-02

2008年11月6日,教育部、国家民委联合下发《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要求各类学校必须大力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肩负着为所在地区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加强“四个认同”教育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增强民族团结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

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加强大学生“四个认同”教育的重要意义

“四个认同”,即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四个认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的具体体现。“认同原为心理学术语,指一种情感的移入过程。现也扩大为认可、接受、赞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因其所处的特殊地域,大学生的来源往往具有少数民族学生多等特点,因此,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加强“四个认同”教育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加强“四个认同”教育是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构筑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中共中央在《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疆,不论是在汉族地区还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都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宗教观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教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一般占本校大学生人数的30%左右,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接受本民族文化,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体现出很强的民族特性。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四个认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特点及所在地区的特殊性,对大学生进行“四个认同”教育。一是强化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要使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各民族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各民族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共同捍卫了祖国的统一。二是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是要使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各民族大学生深刻认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华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民族都创造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培养大学生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三是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就是深刻认识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中国人民的选择。

2.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加强“四个认同”教育是增强民族团结的有效途径。高校肩负着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使命,在大学生中开展“四个认同”为核心的民族团结教育,能够使大学生深刻了解和认识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为中华文化创造出优秀灿烂的文化,同时增强对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认识;有利于加强各少数民族同学之间的和睦相处,认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可以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团结统一、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团结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是个人价值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个人也只有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全面发展;每个人必须认识到和自觉地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促进社会的发展是作为当代大学生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加强大学生“四个认同”教育,学会辩证地看待和认清国内外敌对势力反华的真实面目,增强他们自觉维护民族团结,抵制和反对民族分裂,成为捍卫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因此,大学生牢固树立以“四个认同”为核心的民族团结意识,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意识。

二、强化大学生“四个认同”教育,要处理好与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

民族认同是指该民族群体成员具有的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民族认同发生的前提在于民族之间的交往,通过交往形成他族不同于我族的对比,从而确立自己的群体归属。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是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心理基础。中华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往往与对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文化的认同不仅是对自身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包括对整个中华民族整体性文化的认同。民族认同中的文化认同是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睦共处的思想前提,民族文化之间的团结、交流和认同是相互的,也是双向的,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增进各民族的理解,克服民族之间的偏见,强化民族团结。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是我国大学生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边疆和谐社会、弘扬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加强“四个认同”教育,就是教育引导各民族大学生在对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以开放的心态开展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对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与容纳,培养各民族学生的国家整体观,激发各民族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主人翁的意识。在“四个认同”教育中要让各民族的学生达到民族虽不同,祖国只有一个的思想境界。从培养大学生个人角度来讲,就是让各民族大学生自觉树立文化自觉性和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团结意识。具体体现在校园中就是各民族学生之间应该相互理解,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增进团结。让不同民族的学生正视差异,相互尊重,互相帮助,取长补短,避免由于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而歧视或否认其他民族的观点;教育各民族学生在尊重自己民族文化和习俗时也要懂得尊重和包容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共同维护民族团结。

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开展“四个认同”教育的途径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处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宗教问题比较突出,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分裂、颠覆的重点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历来把青少年作为渗透的重点。他们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帜,把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突破口,培植分裂势力,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活动。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在加强大学生“四个认同”教育中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把坚定的政治信念、民族团结植根于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中。

1.充分利用地域性民族特点,开展“四个认同”教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不是独立的、封闭的教育,而是一个社会联动的系统工程,高校应结合地域性资源开展“四个认同”教育。“要通过地域性民族特点的介绍,使学生知道家乡的民族特色、风俗文化,关心本地区民族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通过对各地区民族特点和发展现状的了解,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各民族人民的力量,不断增强不同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如笔者所在的高校,充分利用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了解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经济社会发展:2011年“红河学院多彩哈尼团队”是团中央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120个立项的重点团队,团队到云南省金平县马鞍底乡进行社会实践。马鞍底乡与越南接壤,国境线长达156千米,世居着苗、瑶、哈尼、彝、汉5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97.8%。在社会实践中,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收集了很多当地群众经济生产生活、生态环保、服饰建筑、民俗节日、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材料,了解云南边境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独特的民族文化,加深了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性。

2.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建设,构建“四个认同”教育的校园环境。校园文化具有教育、引导、激励等多种功能。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充分利用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多,生源来自于不同地区等特点开展大学生“四个认同”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积极引入各民族文化元素,打造各民族文化交流融汇、和谐共存的良好校园环境。如笔者所在的红河学院,近年来,每年举行一次学生“民族节日公园”的校园活动,在活动中综合展示校园特色民族文化。每年确定一个活动主题,活动期间在校园中利用区域优势展示云南省红河州世居的少数民族文化,使大学生在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同时,增进了解、促进民族团结,并在节日活动中给各民族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融汇交流的舞台,在校的各民族学生在活动中相互学习和交流,通过举办民族风情摄影比赛、图片展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对在校的各民族学生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校园文化中营造“四个认同”教育和民族团结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育人环境。

3.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扎实推进“四个认同”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教师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渗透民族情感;通过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课程教学,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宣传本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加强对大学生“四个认同”教育。将“四个认同”内容有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之中,把“四个认同”的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主题,纳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中,做到教学计划明确、教学内容突出特色、教学方式力求生动。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教育,弄清楚他们最关心的热点是什么,难点和疑点是什么,教师走进学生、了解学生、深入学生,培养大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进行“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民族团结教育。

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加强大学生“四个认同”教育,让各民族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互相信任,互相尊重,认识到只有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相互平等,中华民族的内聚力、自豪感才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自觉为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而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阿斯哈尔·阿拜.浅论“四个认同”[J].实事求是,2005(1).

[2]罗迪.以深厚的本土文化加强对青少年“四个认同”教育[J].新疆地方志,2010(1).

[3]戚甫娟.加强学生民族团结和“四个认同”教育研究[J].青年研究,2007(2).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篇7

[关键词]科学民族观;民族团结;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3-0164-04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直接影响着人们民族观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关于民族存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民族观,是无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要加强科学民族观引导,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引导其树立科学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一、促进人们科学民族观的形成

科学的民族观是具有正确的民族意识、高尚的民族情感和强烈的民族认同,也即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要具有自己的正确的民族认识,从而形成鲜明的民族观点和明确的民族态度。这些科学的民族观念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后天的培养教育和社会实践获得。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就是促进人们的科学民族观念形成的教育,它可以提升人们的民族意识、升华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第一,提升人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民族存在的客观反映,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不同社会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意识。资产阶级民族意识是资本主义社会民族存在的反映,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民族意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社会主义民族意识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是无产阶级的民族意识。即使在同一性质社会中的民族,其民族意识也不尽相同,因为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发展历史和经济社会,他们的风俗习惯、文化特质和精神风貌等民族意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就是要使人们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我国是多民族经过融合、分裂和斗争之后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都存在差异。尽管经过长时间的融合,已经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意识,但具体到各个民族,他们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落后的、自发的民族意识。所以,在我国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就是要提升各个民族人们的民族意识,形成科学的民族观。第二,升华人们的民族情感。民族情感是一定的民族认知的基础上,对本民族形成的爱憎和好恶的情感态度体验,包括民族情绪、民族激情、民族心境和民族情操等。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才能提升对本民族的民族情感,形成高尚民族情操,即民族义务感、民族羞耻感和民族荣誉感。这样,人们才能够自觉担负起民族的义务,把民族的发展和兴衰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对于民族苦难产生强烈的内心谴责、焦虑和愧疚等,对于民族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具有强烈的自豪感。所以,高尚的民族情操是以民族意识为基础而形成的先进民族观,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活动的结果。第三,增强人们的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自我认同、民族态度、民族归属感等多种民族意识的总和,我国的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即各个民族的人们形成对共同民族发展渊源、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而当今,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之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部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有所淡薄,出现了一些崇洋的错误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我国一些分裂分子和敌对势力,时时刻刻不忘利用和鼓动一些不明事理的人们进行分裂民族和国家的破坏活动,对民族团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所以,我们只有对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才能使得我国境内的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的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二、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的实施

科学民族观教育有助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的民族实践的具体情况和我国具体的民族情况,而制定的处理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它是我国关于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形成和发展全部民族政策的基础和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实施方案:“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可以建立以一个或者几个少数民族聚集区为基础的自治地方。”我国依据这个基本的民族制度,制定了多项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进行了民族建设的伟大实践。而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有助于人们正确的理解民族区域制度,认识到它是我国长期民族建设和伟大实践中形成科学制度,它既坚持了党的领导,维护了民族的统一,又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少数民族平等治理、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愿望和要求;认识到民族区域制度形成的理论依据、现实需要和它在我国民族建设中产生的重要影响,科学地认识到民族自治不是民族独立,而是要求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有助于推动民族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我国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制度法》规定,制定了诸多的民族政策,如民族经济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文化政策、民族风俗和的政策等,它们是处理民族问题的具体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国家根据个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此形成了一系列的民族经济政策,如积极稳妥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利用民族优势,搞好边境开放,坚持对口援助和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方针等。民族教育对于民族素质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建设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先后通过了多项民族教育的政策法规,先后恢复发展了地方民族院校,在综合性大学中开设民族班等,形成了经费投入、师资建设、办学规定、人才培养等一套完整的民族教育政策。根据宪法的规定,坚持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民族文化发展,先后制定了多项民族文化的专项法规,如民族文化管理和建设机构设置政策,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和抢救整理民族古籍的政策,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经营发展民族文化的政策,文化经费的来源、使用和管理等政策。另外,还制定了民族风俗和的政策,形成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承认各民族有保持或者改变该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我国坚持自由的政策,既保证人们的不信教自由,也保证人们信教的自由。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就是要使人们了解这些政策,自觉按照政策的相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同时监督民族政策的执行和实施情况。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篇8

【关键词】伊斯兰教国少数民族主流意识认同感经验

【中图分类号】B911【文献标识码】a

中亚五国(亦即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都是多民族国家,且其拥有的民族在我国都有存在。民众多半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受前苏联民族政策影响,中亚五国都曾发生过民族矛盾的激化。苏联解体之后,各国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各方面经验,都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道路。关注中亚五国在建设各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主流意识认同方面的做法,对于我国改进少数民族工作,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具体做法

注重建立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中亚五国独立后颁布的宪法和历届政府首脑讲话都以不同形式强调:注重建立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严禁一切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危害民族团结以及煽动民族矛盾的各种行为、活动,对于这些组织要予以严厉打击,但凡挑起民族冲突的均作为违法行为。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出身、性别、种族、民族、政治和等情况而受到任何歧视以及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对于煽动或挑起民族之间相互敌对情绪、破坏各族人民和平生活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①;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多种场合表示,只有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得到发展,本国的各个民族才能受益,任何一个民族利益不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该思想也成为哈政府在消除各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的主要指导意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对待民族关系方面,认为只有民族团结国家才能安全,具有严重不正确的方向的“民族主义”将对地区和国家带来威胁,在各民族逐步建立新的地区时,更有必要加快推动民族融合,保障国家与地区安定,②政府要根据国家、地区以及各民族的实际、特点,积极听取最广泛的声音,制定出符合各民族权益、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发展的政策,保障各民族利益和地区稳定,以必要措施防范民族矛盾的恶化,促使各族民众与国家利益的相互协调;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也强调,要实现土库曼斯坦的国家发展计划,首先必须要维护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③在土库曼斯坦宪法中就明确规定,任何破坏国家和地区稳定、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的,都将作为违法行为受到制裁。

否定民族自决权,倡导文化多元化。中亚五国原属苏联,该联盟成立后允许根据自身意愿决定是否退出联盟,各加盟共和国正是利用了这一项权利退出苏联,组建独立联合体国家,以至苏联最终解体。可以说,原各加盟国能“脱苏入独”与“民族自决权理论”不无关系;苏联解体和原各加盟国有少数民族谋求独立与“民族自决权理论”也不无关系。对此,原苏联加盟国都有本国少数民族依据“民族自决权”理论,主张民族自治甚至民族分离,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鉴于此,中亚五国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从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独立为根本出发,摒弃在国内采用“民族自决权”理论。中亚五国宪法明确规定本国是根据法制和世俗原则建立的单一制多民族国家,而不是联邦制多民族国家,主张在保证国家完整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民族文化自治(亦即“文化多元化”)。中亚五国的基本现状是多民族,必然存在主体民族面临少数民族的冲击以及少数民族面临主体民族的冲击现状。冲突的双方都希望本民族的文化得到发展。面对文化冲击如何解决的问题,中亚五国倡导多元民族文化、求同存异,提倡各民族保持本族文化特征。“哈萨克斯坦在保障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前提下积极倡导文化多元化,实现民族文化自治,允许各民族建立文化中心,以保护和实现每个民族发展民族文化的要求和愿望”④;“吉尔吉斯斯坦在保障国家统一和稳定前提下,独立后成立了四十多个民族文化中心以及其他一些维护民族权益的民族协会,还建立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大会(社会团体),尽力促使民族和睦、公民和谐和社会团结”;⑤乌兹别克斯坦也建立了上百个民族文化中心。

淡化民族身份,强化公民身份。中亚五国脱离前苏联加入独联体,其建国时间较短。由于民族众多,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建立现代民主和法制国家,如果过分强调民族特性和民族权益,那么只会刺激民族意识的滋生、蔓延,极不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中亚五国自独立后,多半有意识淡化民族观念,不再提“民族平等”,而是强化“人权和公民权”,宣扬在法律面前各民族公民一律平等,不因出身、性别、民族、政治和等情况而受到歧视,各民族公民具有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但国家也不会因民族、宗教背景、社会财富情况而区别对待每个公民,突出每个公民享受平等、自主的权利。中亚五国以上做法,是受苏联解体教训和西方国家强调“人权和公民权”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要淡化民族观念或民族意识影响。显然,这有助于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感和培育各族人民共同的国家意识,从而有利于化解民族矛盾,建立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⑥

主要特点

将维护民族团结作为政府重要工作。在中亚五国,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和睦相处,无不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各国政府的重要工作。其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十分重视维护民族和睦,在各种场合都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哈萨克斯坦三大中心任务―保持“政治稳定”、维护“民族和睦”和做好“经济改革”;⑦在乌兹别克斯坦,卡里莫夫总统表示,民族和睦、社会稳定高于一切,民族和谐是国内和谐安定的首要条件;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指出,没有国内各民族人民的和睦,国家就无法摆脱危机甚至生存,在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和平相处的前提下,吉尔吉斯斯坦才能作为一个国家走到今天;⑧在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也认为,“民族和睦、国家稳定是国家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没有一个动乱的国家可以取得发展,只有靠民族和睦与公民和谐才能实现土库曼斯坦建国思想”。⑨

重新解读民族理论增强国家认同感。中亚五国隶属“独联体”。自“独联体”成立以来,面临着众多成员国退出的危机。无论退出还是呆在“独联体”组织,各成员国都深受“民族自决权”理论或“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影响。可以说,“民族自决权”理论对于一个成员国或国少数民族,既可能为民族独立(亦即国家独立)提供理论支撑(退出“独联体”),也可能为民族分裂(亦即民族分裂主义)提供理论支持(民族独立),它就是一柄处理民族“独立”和“保护”关系问题的双刃剑。当一个国家独立后,为捍卫国家统一,都会摒弃“民族自决权”理论(亦称之为传统民族理论);要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也都会重视“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亦即新的民族理论)。中亚五国中的哈萨克斯坦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从摒弃传统民族理论、选择新的民族理论,亦即重新解读民族理论,来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族与哈萨克族人口数量相当,在俄罗斯族居住相对集中的区域,经常流露出民族分立主义的不良情绪,以至哈、俄两族矛盾尖锐,有的甚者还要求分离。⑩哈当局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认为“民族自决权”理论不适用于哈。而与此同时,哈政府又对“民族文化自治”理论表示认同,认为在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有必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中心,保护与发扬本族的优秀文化,发展民族特点。哈萨克斯坦在重新解读民族理论增强国家认同感方面所作出努力,其他中亚四国也有类似的经历。

保护各民族权益打击极端民族分子。中亚五国不约而同地在新宪法中均明确表述,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得因民族、种族和等的不同从而遭受不平等,法律保护每个人自身的权利。在发扬主体民族传统、风俗和语言的同时,一方面保护其他各个民族文化习俗,另一方面创造各种条件繁荣各民族文化。中亚五国有的在宪法中还强调,坚决抵制因不懂得或没有掌握国语而出现侵害公民自由与权利的行为;依据各国宪法,一些国家还制定了有关保护民族利益、加强民族团结的具体法律条款。例如,吉国为维护各民族的权益,制定了少数民族法;哈国从整体层面出发,通过了共和国语言的基本政策,提出国家要竭尽全力地鼓励民众在学好母语的基础上掌握两种或多种民族语言的构想;在土库曼斯坦,根据总统尼亚佐夫的倡导,制定了语言发展方案,要求发展土库曼语,不断扩大其使用范围,同时也要注意确保其他各民族语言的自由发展和作用发挥。同时,打击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保护中亚五国各族人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吉尔吉斯斯坦像被誉为吉尔吉斯斯坦精神宪法的《玛纳斯宣言》就指出,在吉国境内企图损害国家的部落主义、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代表人物,都要彻底粉碎;哈萨克斯坦外长托卡耶夫认为,在哈萨克族和俄罗斯族的问题上,国内少部分别有用心的个人或组织所提出带有分裂主义和极端激进性质的行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要依据宪法追究责任、严惩不贷;在土库曼斯坦法律明确规定,那些破坏民族团结、鼓动民族分裂的都将按照宪法规定作为最严重的刑事犯罪,将严厉惩罚任何利用民族情感和极端分裂主义的人。

经验启示

注重全民族认同意识的教育。随着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势力的扩散,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国的领土完整与民族统一。在中亚五国,也存在这样情形。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实施“振兴民族精神”和“淡化民族身份强化公民身份”措施,也实施“提倡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和“打击极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措施。前者,侧重于国家统一;后者,则侧重于各民族发展(尤其少数民族)。不可否认,这些措施都极大地促进了中亚五国各民族团结、维护了国家统一,在国家层面,立足未来发展,“淡化民族身份强化公民身份”措施意义重大。这对我国也具有借鉴意义,只不过囿于国情不同,在措词上使用“全民族认同意识教育”或“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教育”。我国政府可以重点采取积极措施,以国民道德为基础,以本国文化为纽带,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有机统一起来。国家认同是各民族人民将本民族命运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条件。要结合我国多民族统一的特殊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利用相关媒体在国民中传播整个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历史,增强国民的文化认同,增强其民族自豪感。也要利用媒体传播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增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以加快文化融合和夯实国家认同。增强全民族认同意识,就要让各族人民对我国国情充分认知,尤其针对青年一代,增强全民族认同意识。

采取适宜的少数民族政策。我国的民族政策总体上是符合我国实际的,但也需要借鉴国外经验,特别是要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和民族问题的新情况加以不断发展。民族政策是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原则、措施、规定的总和。从全球的经验可以看出,民族政策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反映了阶级的民族问题观念,是决定民族问题是否能够妥善解决的关键。

民族政策的制定可以参照以下几个标准:第一,民族政策要始终坚持国家统一,不以分裂为前提,始终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违背了这一原则,民族政策制定的前提将不再存在,也没有了政策制定的意义。第二,民族政策要始终遵循国家的宪法与法律,这是各民族共存共发展的法制前提。只有共同认可的宪法与法律,才能够具有统一的行动基础,才能够保障各民族的基本利益和基本权利。第三,民族政策要始终兼顾宽容,这是解决民族问题让少数民族得到关怀、实惠的前提。宽容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情基础之上是符合我国特点的。鉴于此,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在采取民族宗教政策时应当尤为关注。为增强少数民族与汉族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尊重,实现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彼此之间的差异,势必要求在贯彻民族政策中相互认同,让人们看到国家对待不同民族的宽容态度,提振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尊重少数民族民众,视为兄弟姐妹和家人,视为国家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倡导各民族相互交流、促进了解和文化融合。

抵制外来影响打击分裂势力。作为多民族国家,中亚五国少数民族众多,这在世界史上也不多见;尤其,在中亚五国中有的国家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人口基数相近,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逆反倾向较重,容易滋生极端民族主义。为了增进各民族谅解、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中亚五国在打击极端民族主义分裂分子方面尤为重视。在我国尽管没有中亚五国那么多的民族,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汉族)人口基数接近情形,但在增进各民族团结、民族融合,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也必须抵御外来影响,严厉打击分裂主义势力,借鉴中亚五国成功的经验,以更好地实现民族团结,共同发展,国家统一的目标。鉴于此,我们应时刻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干扰民族关系与社会和谐,防范宗教渗透和民族分裂活动,对待干涉我国内政,利用人权、宗教、民族问题制造事端的行为给予坚决打击。对一般民族冲突,要区别对待,不要上升到政治高度,要分析源头,抓问题的主要部分,从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给予及时解决,但也不要掉以轻心一概而论,要始终警惕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干扰,坚决抵制外来的不良影响,严厉打击国内分裂势力,防止民族矛盾激化。

(作者分别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增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及实施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XmZ011)

【注释】

①③⑤⑧刘庚岑:《吉尔吉斯坦民族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②陈联璧:“中亚五国民族关系问题”,《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3期。

④张友国等:“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的变迁与思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⑥⑩陈联璧:“中亚五国民族关系问题”,《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3期。

⑦⑨张树昌:“中亚五国的社会控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3期。

张新平:“和睦共处:中亚五国民族政策的主线”,《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篇9

1.1大力增强延边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有利于增强延边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当前,延边民族文化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一些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韩流”的大量涌入,对延边民族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激烈的冲击和震荡,使延边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的控制和导向难度加大。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增强延边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实施“文化引领”战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筑边疆民族的精神家园,把延边建设成对内具有凝聚力和感召力,对外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坚固文化前沿阵地。

1.2大力增强延边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有利于维护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延边地处东北亚的中心,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在对待历史认识问题上不作为和问题上的态度,使东北亚各国之间还相互怀有较强的猜疑和戒备心理,还缺乏可信的政治基础。因此,加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就成为促进东北亚各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一个纽带。延边朝鲜族是跨界民族,在民族特征和民族观念等方面呈现出独特风采。因此,加强延边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边疆各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不仅有利于强化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且也是维护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现实需要。

1.3大力增强延边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有利于对外开放战略的顺利实施

随着长吉图开发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入,延边已成为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发挥着“桥头堡”功能。这不仅给延边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的有利时机,可以更好地促进延边民族文化“走出去”,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同时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增强延边民族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更好地展示延边形象。

2新世纪延边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

延边文化资源丰富,民族特色鲜明,地域特点独特,素有“歌舞之乡”的美称。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延边州加快实施“文化强州”战略,制订民族文化发展规划,先后编制出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关于加强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关于支持民族文化发展的若干政策》等一系列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文件,形成了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地方性政策法规体系。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使延边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得到了极大的激发,民族文化发展呈现勃勃生机。

2.1文化创新成就辉煌,精品力作不断涌现

2007年,延边歌舞团编排的大型歌舞剧《千年阿里郎》,荣获了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多项大奖。《长鼓舞》荣获全国第十四届“群星奖”金奖。2009年,大型歌舞《长白山阿里郎》赴京展演,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观众的一致好评。2012年,延边歌舞团编排的大型原创歌舞《放歌长白山》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不仅获得剧目金奖,还喜摘26项单项奖。2012年9月,反映朝鲜族独特民俗风情的电视剧《长白山下我的家》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在荧屏刮起强劲的民族风。

2.2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

2012年延边州在庆祝建州60周年之际,建设了州图书馆、州博物馆、州体育场、体育馆、艺术剧场等设施,建设了一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基地。目前,延边州有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等设施20多个,文化服务休闲类经营场所2285家。延边州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州、县(市)、乡、村(社区)4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了县有文化基地、乡有文化馆(站)、村有文化活动室的格局。

2.3深入发掘、保护、传承和展示延边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

先后搜集、整理出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俗等十大类“非遗”项目272项,建立了一批省州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保护日益加强。目前,延边已经先后公布三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89项,县(市)项目174项。其中,中国朝鲜族农乐舞于2009年列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我国唯一列入该名录的舞蹈类项目。

2.4广泛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活动,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创造热情

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等重大节日,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广场文化、节庆文化、民族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形成“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群众文化品牌。积极推行“一县一品、一乡一特”的民族文化发展战略,精心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涌现出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乡镇,如“象帽舞之乡”、“洞箫之乡”、“长鼓舞之乡”、“满族剪纸乡”等,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

2.5深入推动军地共建边防文化,建设千里边关文化长廊

一是,在边境一线广泛开展军警地共建基层组织活动。延边州公安边防支队以“共建支部、共强党性、共筑阵地、共谋发展、共守边疆”为主要活动内容,先后与辖区65个边境村党支部结成共建对子,通过双向帮带,把基层组织建设成发展边疆经济、维护边防稳定、增进民族团结的坚强堡垒,形成了“文化固边”的强大合力。二是,建起了“千里边关文化长廊”。延边州珲春、图们、龙井、和龙、安图五个边境县(市)被授予“全国边境文化长廊建设先进县(市)”称号。2012年延边州延吉、敦化、珲春三市喜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称号。其中,延吉市为七连冠,敦化市为四连冠,珲春市首次跻身。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文化发展活力显著增强,延边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增强发展民族文化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以十为契机,推动延边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3增强延边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途径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进一步增强延边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就必须让一切民族文化的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加强民族文化的创新意识、焕发创新激情、开拓创新思路,积极推动延边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达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开创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的新局面,努力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具有延边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边疆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3.1深入实施文化引领战略,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充分发挥文化引领作用,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一曲《延边人民热爱》的歌曲唱响祖国大地,延边民族文化从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化引领让“红太阳照边疆”,延边人民在党的光辉政策照耀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走在了全国30多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前列,成为“全国民族团结模范自治州”和“全国文化模范自治州”。今天,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活动中,延边人民要以十精神为指引,继续弘扬延边人民勇于奋斗、敢于拼搏的精神,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进一步拓宽文化视野、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不断开创延边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3.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弘扬民族团结文化

党的十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为延边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族群众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延边民族文化健康发展。同时,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进一步弘扬民族团结文化,不断开创延边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新局面。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延边各族人民就团结在一起,拿起武器共同面对敌人,延边“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各族革命先烈的鲜血洒在了一起,共同染红了延边这块英雄的土地,谱写了一曲延边“金达莱文化”。今天,我们要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各民族大团结的美好局面,充分认识到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实现“文化强州”的目标,才能为边疆民族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3.3大力提升延边文化软实力,全力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延边州各族人民要以推进“文化强州”为目标,大力推进图书馆、文化馆、社区文化室和农家书屋、农村文化大院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争创部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大力加强延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发挥延边地域优势,争创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强对“长白山文化”、“图们江文化”和“金达莱文化”的研究,打造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注重民族文化艺术精品创作,争创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扩大国内外的文化交流活动,不断提高延边朝鲜族歌舞的知名度。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从整体上提升延边民族文化软实力。

3.4大力发展延边民族文化产业,为延边民族文化发展繁荣提供强大动力

充分认识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是实现“文化强州”的必由之路,发挥延边作为全国最大朝鲜族聚居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地域文化特色浓厚的优势,调整文化产业发展结构,不断壮大演艺娱乐、工艺美术及刀画、松花石等传统产业,积极发展网络游戏、文化创意等新兴文化产业。进一步完善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大力推进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步伐,提升延边文化产业发展的层次,在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中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努力走出一条特色加品牌、繁荣促发展、发展出效益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展之路。

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篇10

关键词:城镇化;民族关系;民族问题

一、城镇化概况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人口规模与地域规模不断扩大的一种自然、社会历史过程”[1]。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力度也在不断加强,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的人口不断猛增,城镇化进程也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49.68%,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上升13.46个百分点。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

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使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在这次讲话当中,首次提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以平等为基石,以团结为主线,以互助为保障,以和谐为本质,巩固和发展这种民族关系是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民族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意识过于强化引发的问题

“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意识”[3]。同时也是反映民族心理、体现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内容。民族意识作为民族成员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主观反映,在适度的范围内能够促进本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各民族更加关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更加迫切要求加快本民族的发展,民族意识也不断增强”[4]。在汉族居多的城市中,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员的民族认同感得到加强,他们之间即使原来素不相识,只要是同一民族就会倍感亲切,关系自然就会融洽,同一民族之间的连带感和民族自我意识得到加强。这种意识对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如果民族意识过于强化且引导不当,极有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影响,甚至是破坏和恶化民族关系,危害社会和谐稳定。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涌入城市,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此大幅增加。我国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促进了我国城市经济、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应引起重视。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一方面因离开流出地而无法享受流出地民族政策提供的权益保障,另一方面因流入地针对他们的专门性政策缺乏或不完善而无法享受应有的权益保障。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社会排斥问题比较突出,这容易强化他们的群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权益问题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且没有畅通的表达渠道和科学的表达方式,有可能引发少数民族群体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间产生矛盾和冲突,成为影响民族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城市少数民族生存问题

进城后的少数民族不得不放弃原先的生产生活方式,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生存压力很大,收入水平很低。同时,进城牧民在购买住房上,除政府补贴外,每户还需自筹一部分,而且水电暖等生活必需支出及日常消费支出较在牧区居住大幅增加,很多牧民的草场补贴基本只够维持生活。还有许多人单靠政府财政补贴,坐吃山空,重新返贫,缺乏有效的长效保障机制。

三、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对策

“没有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各民族的和谐发展,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各民族的和衷共济,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兴旺昌盛”[5]。正确处理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民族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对建设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城镇化进程中构建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加强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规和民族知识的宣传教育

深入广泛地开展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规和民族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是减少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民族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宣传教育活动使城市各族群众牢牢树立“汉族群众离不开少数民族群众,少数民族群众离不开汉族群众,各少数民族群众之间互相离不开”的思想。

(二)做好进入城市少数民族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所占比重逐步增大,因此一定要做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大力推进城市少数民族管理、服务机构的建设,增加城镇少数民族管理、服务机构的数量,在管理城市少数民族群众的过程中,坚持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方针,对他们所遭遇的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等提供全方位的管理与服务体系。真正服务于市民,帮助城市中各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改善其生活质量。

(三)努力提高城市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生存能力

城市中的各少数民族成员大都来自于经济落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民族地区,他们来到城市后很难适应日新月异的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由于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之中,于是长期游离于城市的生活之外,逐渐被边缘化,这便造成了城市各少数民族成员的心理落差,很容易发生民族矛盾纠纷。究其原因就在于城市环境不利于有些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生存,少数民族人口由于自身素质的原因对城市环境的极不适应。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提高城市各少数民族人员的文化素质以及生存能力。

总体来说,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良好,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良性互动的局面,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姜爱林,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关系研究[J],财贸研究,2004(3)

[2],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5,28

[3]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m],2007

[4]贾东海,敏生兰.城市化进程中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5]朱绍华,城市化进程中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对策论[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