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如何赔偿标准篇1
（一）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二）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四）陪护费：患者住院地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五）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六）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助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七）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
（八）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扶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扶养2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九）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十）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医疗事故如何赔偿标准篇2
2002年9月1日颁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取消了医疗事故补偿,直接规定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的项目和计算办法,这使得医患纠纷的解决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定赔偿标准,更充分地保护了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在下述内容中,我们将以一个实际案例来说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关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计算办法,并依此案例告诉读者应如何计算赔偿数额。
案情介绍:
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某村的农民赵某(男,54岁)于2001年12月2日以“右肺肺癌”入住北京某医院胸外科治疗。患者胸片及ct片显示其右上叶巨块型肿物侵及右肺肺动脉干远端,纤维支气管镜检显示的右上叶前段新病理活检为低分化鳞癌。12月9日患者接受了“右全肺切除+淋巴结清扫术”。12日12时15分即术后72小时,患者因术后大出血、失血性休克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赵某的家属认为:赵某死亡是由于医院在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存在明显过失,该过失是导致原告之父死亡的直接原因。两个理由:一、院方在手术中造成患者大出血并最终导致其死亡,从技术上未能有效防范医疗风险;二、院方在这次手术中的术前准备不足,对患者的病情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患者的癌肿已侵及肺动脉,手术方案是“右全肺切除+淋巴结清扫术”,而作为胸外科的大夫应当也能够预见到手术中可能出现大出血的情况,但术前只配了600毫升血,以致术中出现大出血(胸腔内有积血3000毫升)时,需要重新进行配血,而检验室的大夫又逢休息,耽搁了为患者输血的时间,所以造成患者失血性休克,导致多功能衰竭。
事后,赵某的家属与医院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于2002年10月6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陪护费、丧葬费、死亡补偿金、死者家属生活补助费等共计十万多元。
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如果赵某的死亡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赵某的死亡被确定为医疗事故,赵某的家属可能得到的赔偿数额应当按本条例第五十条所列的项目和标准来计算,具体内容如下:
1、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2、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3、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4、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5、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6、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7、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
8、被抚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产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抚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抚养2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9、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10、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11、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确定赔偿计算办法之后进行具体计算时,要清楚地了解赵某本人的个人自然情况及其家属的实际情况。赵某本人生前是农民,没有固定的月收入,但每年可以从其所在的生产队获得部分现金收入;其妻现年52岁,原在家务农,1992年时因病落下残疾,已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上一直依靠赵某;其子26岁,已组成家庭独立生活。赵某入院时缴纳了押金7000元,术后三天一直昏迷,只吸食了医院方以药方形式开具的价值70的营养汁,没有其他进食。赵某的儿子和儿媳(均有固定工资收入)全天陪护了三天。赵某的家离医院很近,来回不需交通费,陪护人员也不需住宿费。虽然上述条例规定了交通费、住宿费等赔偿,但对赵某的家属来说,没有发生的费用不应当计入赔偿项目。因此,赵某的家属所要求的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可以参照如下方式进行计算:
1、医疗费:7000元–4600元(赵某手术前所发生的医疗费用)=2400元2、术后营养费(药费):70元3、陪护费:2人*3天*51元(依北京市2001年度职工平均工资)=306元4、丧葬费:800元(北京市现行的补助标准)
医疗事故如何赔偿标准篇3
[论文摘要]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剧增，医疗损害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完整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处理的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之间也存在着不统一、不配套的矛盾，给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和法院处理医疗损害赔偿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在研究医疗损害赔偿的现有制度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构想。
医疗损害赔偿是一种特殊的人身损害赔偿，这种损害赔偿是在医疗活动中产生的，由于医方的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等对患者方的人身所造成的损害。本文尝试应用民法基本理论，对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对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提出了构想，旨在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多有识之士对此问题的关注，以加快我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设。
一、医疗损害赔偿的现有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2002年4月4日，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后，卫生部等又相继颁布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等一批行政规章。这些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在行政层面上，对医疗事故的鉴定、赔偿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但是，这些关于医疗损害纠纷处理的法规和规章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从医方立场上看，《条例》加大了医院方和医务人员的责任。因为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包括医疗事故鉴定都属于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倒置范围，不必由受害人举证。从患者立场上看，认为医疗费赔偿标准及支付形式不合理。比如：在规定的赔偿范围里，没有患者出院后的护理费以及营养费；医疗费的赔偿不包括原发性疾病，仅赔偿对患者造成的损害所发生的医疗费，并按票据支付；赔偿费用作“一次性结算”；医疗事故赔偿标准低于国家赔偿标准等。
在医疗技术鉴定方面，首先，鉴定程序的启动存在问题。对于任何一方能否单方直接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条例虽然没有直接加以规定。但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中却做了明确规定，要求双方共同委托才能进入鉴定程序。而在实践中，因各种原因一方不愿意配合另一方共同委托鉴定的情况会不时出现，如有的医疗机构在发生医疗事故后会要求与患者调解而不同意委托鉴定，而且在双方共同委托的鉴定中，鉴定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委托人的影响，如不交鉴定费、不提交鉴定所需材料，导致鉴定中止。其次，医疗技术鉴定结论过多地妨碍了司法的自主性。《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客观上使医疗事故的鉴定成为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前置程序，使法院失去了程序的启动权，该规定并导致了医疗专家的鉴定实际上具备准法庭的功能，结论对案件具有预决效力，大大削弱了司法审查对医疗行为的约束。
立法指导思想上，过分关注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如：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修改工作的汇报》中说“统筹兼顾国家利益和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定性和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考虑目前大多数医疗机构仍是‘一定福利政策’的载体，是公益性机构，及有关价格政策、收费标准、医疗机构的赔付能力等。”[1]
二、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构想
（一）医疗损害赔偿法的立法体例。目前，由全国人大制定一般新的专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已经势在必行。现在的问题是这部法律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综合性的《医事法》，是一部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律；二是专门的《医疗损害赔偿法》以及民事赔偿等内容。这样将医疗损害赔偿问题纳入《医事法》中，不再单独立法。目前，制定综合性的《医事法》，已无必要。因为关于医疗行业的行政管理己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执业医师法》(1999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1987年)等，已能对医疗行业的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关于医事犯罪的刑事制裁，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已规定了医疗事故罪(第335条)、非法行医罪(第336条)。因此，集中人力、财力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医疗损害赔偿法》才是明智的选择。
（二）医疗损害赔偿法的指导思想。《医疗损害赔偿法》是一部以医疗损害赔偿为主的民生特别法，必须充分体现作为一般法的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这部法律应根据医疗损害赔偿的特殊性，确立公平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指导思想。
（三）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原则。在医疗损害赔偿的立法活动中应当遵守以下几个原则：遵守宪法和法律原则；保护公民身体健康权原则；预防为主的原则；兼顾卫生行业特殊性的原则。
（四）医疗损害赔偿法的基本结构。作为特别法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应当将民法通则第106条、119条、120条关于人身损害民事责任的规定具体化，全面调整和规范医患双方当事人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这部法律应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总则。规定立法目的、基本原则、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基本概念等。第二章：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医患双方在医疗合同、无因管理、强制医疗情形下医患双方权利和义务关系、规定医疗行为的豁免权制度等。第三章：医疗损害责任。规定包括：
1．各种情形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2．医疗责任竞合时，受害人可选择请求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诉讼；3．归责原则；4．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5．免责条款等。第四章：医疗技术鉴定。规定技术鉴定机构的法律地位、技术鉴定程序、专家鉴定库、技术鉴定过程的监督等问题。第五章：医疗损害赔偿。其中，第一部分规定非诉讼的损害赔偿的形式、原则和效力等，第二部分规定损害赔偿诉讼的损害赔偿项目、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标准、损害赔偿金的支付方式及诉讼时效等。第三部分规定医疗损害赔偿金制度。第六章：罚则。规定医疗机构、医生以及鉴定机构违法时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第七章：附则。界定可能引起争议的概念、规定在无过失医疗纠纷中发生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规定本法生效的日期以及与旧法的关系等。
（五）医疗损害赔偿立法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1．调整对象。新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以过错为归责原则，因此，只要是因医疗过失所造成的医疗损害事件，都应纳入新法的调整范围。由医患双方的共同原因所造成的医疗损害事件和医务人员故意造成的医疗损害事件的民事法律处理也应由此法予以调整。前者的情形，首先将其作为一般医疗过失事件确定损害赔偿额，然后确定双方各自过失的原因力的比例，根据比例承担责任。其根据是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分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后者的情形，我们一般认为应追究其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而忽略了对行为人民事责任的追究，这样，作为医疗故意伤害的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害就无从得到填补和救济，而这才是对受害人最最重要的。此外，对于医师因侵害患者的名誉权、隐私权所造成的后果，也应作为该法的调整对象。综上所述，新法是将医疗损害作为其调整对象。[2]
2．医疗行为豁免权制度。设立医疗行为豁免权制度不但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且也符合促进医疗技术发展进步的要求。医疗行为豁免权虽然在实践中早已存在，散布于各种法律法规之中，要作为一项专门的法律制度，尚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才能确立，尤其是立法部门的重视。难以预防不是可抗力，不可抗力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而难以预防是可以和防止的，但由于医学知识和医方的设备条件及医护人员的知识能力所限，而未能预见和防止不良后果的发生；不受追究(豁免)，对符合前三项特征购行为，虽有不良后果但依法不予追究法律责任，不仅包括不承担刑事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医疗行为豁免权的设立，需要科学的方式。这就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医疗行为豁免权；第二，谁来审查应享受豁免权的医疗行为。只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医疗行为豁免权这一法律制度才能发挥其社会效益，有利于医患关系的调整。[3]
3．改革医疗鉴定制度。包括鉴定的启动和鉴定人员的组成，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应赋予医患一方当事人，医患一方均可单独提起申请。另外，应确立异地鉴定制度。现在本地鉴定的方式很难提高鉴定结论的公信力。在鉴定体制上，理顺医疗事故鉴定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医疗事故的鉴定不能成为诉讼程序的必然组成部分。
4．损害赔偿的救济途径。实现对损害的救济不只诉讼一途，如果是通过私了、仲裁、调解等方式获得损害赔偿，赔偿额的计算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私了”是在医疗机构和受害人之间进行，仲裁由仲裁机关主持，庭外调解则可选择卫生行政部门，此外，还有法庭调解。如果通过诉讼请求损害赔偿，赔偿额的计算应根据完全赔偿的原则，判决对积极损害、消极损害和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以上几种实行损害赔偿的方式，一般都是以现有的损害和可以预见到的将来的损害为基础的，如在赔偿义务方履行赔偿后，受害方的损害出现未曾预见到的扩大，原则上可以再次提起诉讼。[4]
三、结束语
当前，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已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探索医疗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构想，是寻求妥善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破解当前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不统一、不配套矛盾的一条重要路径。以求能更好地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保证和促进医学界科学的法律规范。
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破解医疗损害纠纷难题，提升公民的就医福利，需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健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能在医疗事故纠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已经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并将逐步形成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救助等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与此同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即在医疗领域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可能因履行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提供经济保障。有如下两项举措：（一）医疗责任保险强制化。即将医疗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强制性保险，将投保作为医疗机构开展业务的前提，赋予受害人向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二）医疗责任保险为第三人。即受害人保险，其最终目的是保护受害人利益，很多国家的保险立法规定受害人有权直接向责任保险人请求赔偿。
参考文献
[1]盛皓．医疗损害赔偿法律问题初探[C]．兰州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学术期刊网优秀硕博论文库：46－50．
医疗事故如何赔偿标准篇4
笔者不揣鄙陋，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到第52条这四条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的规定进行逐一评析，希望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推动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研究的深入进行。不妥之处，尚祈贤达指正。
「条 文
第四十九条 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确定具体赔偿数额：
（一）医疗事故等级；
（二）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
（三）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
在民法中思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逻辑顺序是：第一步，考察是否构成民事赔偿责任。本书前面已经指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属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应当从行为人、违法行为、过失、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考察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民事赔偿责任。第二步，如果构成民事赔偿责任，则需要考虑的就是损害赔偿的方法。通常包括我国法在内的世界各国民法规定的损害赔偿方法就是两种：回复原状、金钱赔偿。所谓回复原状就是重建赔偿权利人受侵害的合法权益的原貌，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回复到如同损害事故根本没有发生时的状态。金钱赔偿就是用给付金钱的方式来填补受害人合法权益所蒙受的损害，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回复到如同损害事故根本没有发生时的状态。显然，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损害赔偿的方法就是金钱赔偿。第三步，损害赔偿的一般范围。损害赔偿的一般范围可以分为约定范围与法定范围。约定范围就是当事人在在损害事故发生之前或发生之后，通过合同约定的损害赔偿的范围，例如约定的违约金或者双方事后协商一致的赔偿范围。法定范围就是在没有当事人约定时依照法律规定确定的赔偿范围。我们这里探讨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定的赔偿范围属于法定范围。法定赔偿范围的问题可以从受害人与加害人两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从加害人的角度考察有两个重点：其一，赔偿权利人的范围如何，即加害人应当向哪一些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二，对于赔偿权利人造成的损害有多大，即加害人必须对赔偿权利人的哪些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所谓损害赔偿范围就是指对受害人的哪些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由于医疗事故赔偿属于侵权损害赔偿，因此对赔偿权利人范围问题的答案为：赔偿权利人就是直接遭受侵害的受害人。而对加害人应当赔偿哪些损害的问题，答案为：如果受害人遭受的是“财产损害”（表现为财产的不应当减少而减少或应当增加而未增加），则赔偿的损害应当包括“所遭受损害”（直接财产损害）与“所失去的利益”（间接财产损害）。如果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是“非财产损害”（即我国所谓的精神损害，它表现为依法应获得赔偿的受害人生理或心理上的痛苦），则应当赔偿的是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害。医疗事故侵害患者人身权益，不仅造成了患者的财产损害（如医疗费的支出），也造成了患者的非财产损害（如肉体上的痛苦）。因此，对于患者的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都应当给予赔偿。我国学者认为，侵权法中最基本的赔偿原则就是“全面赔偿原则”，即侵权行为人无论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无论是否已经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都应当根据财产损害的多少、精神损害的大小，确定民事赔偿的范围。也就是说，全面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直接的财产损害、间接的财产损害、因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害、精神损害等。在确定损害赔偿的一般范围中也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们此处所谓的因果关系不是作为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之一的因果关系。前一因果关系是指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考量加害人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因素是否降低或者免除了加害人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在加害人之外是否还存在的其他原因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德国民法学上这个问题被称为“修补因果关系”（ueberholende Kausalitaet），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相当性原则”中加以论述。英美侵权法中该问题被称为“插入因素”（supervening event），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中加以论述。而后一因果关系系指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考察加害人的侵害行为在事实上是否对受害人的损害的发生具有原因力。第四步，损害赔偿的特殊范围。损害赔偿的特殊范围就是对损害赔偿的一般范围进行的限制或者免除，限制或者免除的因素主要包括：1、过失相抵，即如果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存在过失的，应当减少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或者免除加害人的赔偿责任；2、损益相抵，即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因同一赔偿原因事实而获得利益的，应当将所获得的利益从所受损害赔偿中加以扣除；3、加害人的经济状况，即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在确定加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之后，计算赔偿数额之时，应当考虑加害人的经济状况。如果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不好，在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之后将会使其本人或者家属的生活陷于困顿，则可以依据具体情况适当减轻其赔偿责任。第五步，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在损害赔偿的范围确定之后，要考虑的是对于应给予赔偿的损害的数额如何加以计算，哪些因素要考虑进去，哪些因素不应当考虑进去。同一损害事实因计算的方法不同将会导致赔偿数额的差异不同。主要的计算方法就是两种：一种是客观的计算方法，即仅考虑其存在不因受害人不同而不同的客观因素对损害赔偿数额加以计算；另一种是主观的计算方法，即以受害人的主观因素作为计算赔偿数额的标准。
依照上述法律逻辑思维过程检视本条规定，可以发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本条所谓的确定医疗事故赔偿额时应考虑的三个因素按照了这一过程加以排列。下面笔者分别论述之：
第一个因素，医疗事故等级。如前所述，医疗事故等级就是完全依照损害后果来对医疗事故进行的划分。尽管笔者已经指出了这种完全依照损害后果划分医疗事故存在的缺陷，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本条所指的医疗事故等级实质上就是“不同的医疗损害后果”的代名词。将代指损害后果的医疗事故等级放在第一位就相当于确定了医疗事故赔偿的原则，即“全面赔偿原则”，加害人必须对因医疗事故造成的患者的人身损害给予赔偿。人身损害的轻重程度不同决定了赔偿的一般范围的不同。但是，本条用“考虑”一词来联系“损害后果”则显得不妥当，因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的“全面赔偿原则”要求侵权行为人无论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无论是否已经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都应当根据财产损害的多少、精神损害的大小，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考虑”一词似乎表明了损害后果并不能对赔偿范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此外，要注意的一点是，“全面赔偿原则”并不等同于“全额赔偿”。全面赔偿包含了赔偿的范围与赔偿的数额两个方面，而全额赔偿则仅指赔偿的数额问题。
第二个因素，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关于这一规定，有的人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规定为确定医疗事故具体赔偿数额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表明，医疗方所承担的赔偿份额应当与其过错行为对损害后果的作用相一致，体现了医疗事故赔偿适用“过错原则”，过错原则要求在确定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时首先必须确定医疗行为本身是否具有过错，具有过错才可能承担责任，没有过错就不承担责任。有过错也不意味着承担全部责任，还要看过错行为对损害方损害结果所占的责任程度的大小。笔者认为，这种理解首先忽视了过错中故意与过失的分别，其次混淆了过错与因果关系的区别，显然是错误的。过错决定侵权责任的大小只是在故意与过失的基础上进行的区分，因为故意侵权行为人比过失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大，在民事责任方面，故意侵权行为人承担的民事责任应当重于过失侵权行为人。两者至少存在这样三方面的差异：（1）对于故意侵权行为人，各国法律尤其是美国法要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而对于过失侵权行为人通常不施加惩罚性损害赔偿；（2）对于未预见的损害，故意侵权行为人也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而过失侵权行为人无须承担；（3）为分担过失的抗辩一般在被告实施故意侵权行为时无效。但是，在过失侵权行为中，行为人的过失程度轻重（重大过失还是轻度过失）本身并不能影响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等民事救济措施，因为这样对于受害人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因此，在仅规范过失产生的医疗事故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区分过错本身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当然，如果是由于医务人员的重大过失造成医疗事故的，该医务人员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另外，我们所说的因果关系只能是具有过失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作为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过失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在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翻译的苏联教科书中，学者就已经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例如，坚金与布拉图斯教授主编的《苏维埃民法》一书中就明确讲到，“当损害责任的前提是过错责任时，必须把因果关系的问题和该人的过错问题予以区分。当人的行为及其结果之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已预知或能否预知其有无行为结果时，这种混淆是常常发生的。”“过错的因素基本上是主观的因素。关于因果关系的问题，应以该种结果对行为的客观依存性的观点来加以研究。”另外一位苏联著名的民法学者马特维也夫教授亦指出，“法院在判明行为与结果间的客观因果关系的时候，应该撇开民事违法行为构成主观方面，就是说，不考虑加害人的预见和防止有害结果的主观能力。研究加害人对于违法作为及其结果有何主观态度，只能是审理案件中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法院审查加害人有无罪过性的阶段。”
综上所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所谓的“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指的就是，医疗过失行为与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之间的法律因果关系，尽管它犯了用词不当的毛病。之所以将“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规定为确定医疗事故具体赔偿数额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原因在于：医疗活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因果关系既有一因一果的简单情形，也有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甚至多因多果的复杂情形。例如，国际卫生组织就曾将造成患者死亡的原因区分为：直接死因（immediate cause of death）、根本死因（underlying cause of death）、辅助死因（contributory cause of death）与诱因（inductive cause of death）四种。其中直接死因是指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和损伤，以及疾病、损伤、中毒等所引起的直接致死并发症、继发症。直接死因有时也可能并不止一个，如果存在一个以上互不相连的损伤或疾病都对死亡的发生起到作用，即为联合死因。联合死因中还存在主要死因与次要死因。根本死因是指成为直接导致死亡的一系列病理事件起因的疾病或者损伤，以及造成致命性损伤的事故或者暴力。根本死因是直接死因的启动原因，由于在根本死因与直接死因之间常常存在一个时间不等的间隔期，因此其间往往可能有一些外部的因素介入而导致新的情况发生从而促进死亡结果的发生。辅助死因是指个体所具有的特殊状态，如年龄的差别、特异体质、身体免疫机能的异常等等。辅助死因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在死亡的发生过程仅仅起到促进和辅助的作用，并且与直接死因和根本死因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最后，诱因是指患者体内存在的潜在性或者处于代偿与代偿式交界状态下的疾病，在受到外部刺激作用下出现致命性发作而导致死亡的因素。国际卫生组织对造成死亡的多种原因的区分实际上就表明了，患者的死亡并非全部是由于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直接造成的，因此我们不仅在考虑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时要考虑医方的过失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数额时更应当将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与加害人行为人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加以区分，否则将会使医方承担不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或者逃脱应有的法律责任。
第三个因素，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
所谓“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损伤参与度”的问题。1980年日本法医学家渡边富雄教授与其他学者一道采用了定量比例的方法对交通事故和损害结果（死亡、后遗障碍）进行研究，提出了“事故寄与度”的概念，并以该概念来确定事故在损害结果中所起作用的大小。1986年“事故寄与度”的概念被引入我国法医学界，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我国法医学界将该词改称为“损伤参与度”。所谓损伤参与度是指，在不法行为造成的损伤与受害人自身疾病共同存在的情况下，出现暂时性或者永久性机体结构破坏或者功能障碍、死亡等后果的人身损伤事件中，与人身损伤事件相关的损伤或者损伤所导致的并发症、继发症在现存后果中的介入程度，即原因力的大小。其中，相关损伤是指人身损伤事件所造成的损伤及其并发症、继发症。现存后果则是指可能与人身损伤事件相关的结构或者功能障碍以及死亡的后果。受害人自身疾病就是指受害人在损伤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与本次损伤事件没有关系的疾病及其并发症。在提出“事故寄与度”的概念之后，渡边教授又提出了具体的十一项分类标准，将“与事故相关的疾病”和“与事故无关的疾病”分别作为死亡、伤残、后遗症的原因构成因素，采用“确定性”（certainty）、“盖然性”（probability）与“可能性”（possibility）作为信赖度的等级，把事故在导致后果中的作用划分为“作为原因”、“作为主要原因”、“作为决定性原因”，并制订出独创的标准。然而，由于渡边教授的十一项标准过于抽象，因此在日本的法医学以及保险业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采用。到了1994年，大阪大学教授若杉长英教授在渡边教授的十一项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富实用性的五级分类标准，即“外因的相关判定标准”。若杉教授将外因（即损伤事件）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受害人的肉体、精神障碍（即受害人自身疾病），与受到外因而产生的受害人的肉体、精神障碍作为原因构成因素，采用“外因直接导致”、“主要由外因导致”、“外因与原有疾病所共同导致”、“外因属于诱发因素”、“与外因没有关系”作为划分标准，简洁清晰的确定了外因在损害结果中的参与程度。
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本条规定的这一因素可以看出，所谓“医疗事故损害后果”就是指“损伤参与度”中的“相关损伤”，而“患者原有疾病状况”就是指“受害人自身疾病”。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起草过程中，许多法医学界的人就提出了应当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数额时规定“损伤参与度”问题，因为这一概念科学准确，能够非常明确的区分，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与患者的自身疾病在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上的原因力的大小，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有些人反对采用这一概念，他们的理由是：“损伤参与度”的概念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医疗事故损害后果的形成具有相当复杂的因素，有医疗过失行为的作用、有患者原有疾病状况的作用、还有医疗行为自身的风险性、以及医疗技术水平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局限。如果简单的将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力作两分法，无异于将本来多因一果的医疗事故认为划定为两因一果。况且，“损伤参与度”的具体标准在短期内也无法形成相应的规范，给实践操作带来很大的难度。最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两种观点作出了妥协，即实质上仍然采用损伤参与度，但不使用这样一个词汇，而是改称“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
然而，无论是“损伤参与度”这样一个法医学专业术语，还是“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外延广泛的通俗词汇，它们所指代的问题都绝非如某些学者所言“实质是人身伤害的侵权行为与损伤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若杉长英教授“损伤参与度”五级分类标准的分析加以证明。首先，“外因直接导致”的情形。在若杉教授的标准中，该种情形意味着“医学上判断：外因约占全部责任，外因相关度为100％”，那么在医疗事故纠纷中转换成相应的法律术语就是“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对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具有100％的原因力”，这就是我们在本书前面所讲的英美侵权法中“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大陆民法中的“条件关系”，它只是解决了医疗事故责任构成要件中的一个的问题。我们知道，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民事赔偿纠纷时，并不因此就认为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人身损害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因为还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或“相当性原则”的问题没有解决，例如是否还存在患者自身的过错、是否有其他第三人行为的介入等等，所以这一问题才是判定加害人的责任范围的标准。其次，“主要由外因导致”与“外因与原有疾病所共同导致”。依据若杉教授的标准，这两种情形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外因相关度的差别”，可能前者是75％，而后者是50％，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作为外因的损伤事件对于造成受害人损害具有原因力。因此，仍然只是解决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或“条件关系”的问题。这两种情形对于解决赔偿范围的问题更是没有作用，因为如前所属民法中“损害”本来指的就是，“因一定的行为或者事件使某人受侵权法保护的权利和利益遭受某种不利益的影响”，如果受害人权益上遭受的不利益是自身的疾病造成的，本身就不属于民法中所谓的“损害”。当然，法院仍然要继续解决“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问题，从而判定加害人的责任范围。第三，“外因属于诱发因素”。这种情形中，受害人自身的疾病是造成死亡或者功能障碍的主要因素，而损伤事件只是诱发因素或者促成因素，此时“外因相关度为25％”。在医学上人们可能认为，作为“外因”的损伤事件既然并非损害后果的主要因素，则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加害人的责任。但是，侵权法中却并不如此看待。因为，首先就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言，无论作为外因的损伤事件对造成损伤结果的产生的原因力是多么小，总是存在原因力，因此构成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其次，就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言，英美侵权法采用的“合理预见理论”（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认为损伤行为人应当承担责任。我们可以以英国侵权法中的一个著名判例-“蛋壳脑袋案”对此加以说明。该案中受害人的头骨异乎寻常的薄脆，在被加害人打击时很容易地破裂了。受害人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被告认为受害人头骨的特异体制是造成损害的主要原因，而自己的打击行为只是一个诱因，因此不应承担责任。审理该案的麦金农法官（mcKinnon）认为，“一个对于他人犯有过失的人，不应计较受害人的个人特异体质；尽管受害人的这种个人的特异体质增加了受害人遭受损害的可能性与程度；对于一个因致人头骨破裂而引起的赔偿请求，受害人头骨易于破裂的事实并不能成为抗辩的事由。”由该案总结了英美侵权法中的一个著名规则，即“蛋壳脑袋规则”。依据该规则，侵权行为人只要违反了对他人的通常注意义务，就应当承担由于受害人个人体质易于遭受损害的弱点（如心脏衰竭、罕见的血液病等）所带来的危险。在采用“相当性原则”来判定法律因果关系问题的大陆法系国家也认为，即便加害人的行为并非导致受害人伤害的主要原因而仅为诱发原因，但是只要加害人的行为增加了受害人现存的状态的危险，或者行为人使受害人暴露在与原本的危险不相同的危险状态之中，那么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之间就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医疗事故中受害患者自身的疾病尽管是导致其死亡或者其他损害的主要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的诱发，该疾病也并不会立即导致患者死亡，因此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增加了受害患者现存的状态的危险，因此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四，与外因没有关系。显然在医疗事故纠纷中，“与外因没有关系”就意味着，作为外因的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对于造成受害人损害没有任何原因力，不构成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自然不属于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更无从谈起。
纵上所述，笔者认为，“损伤参与度”或“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并非是对“人身伤害的侵权行为与损伤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的判定，而是在于解决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时赔偿额的算定问题。因为，无论是卫生行政部门主持医疗事故调解还是人民法院审理医疗事故民事纠纷，在具体算定受害患者损害数额时，患者及其家属可能提出的费用中，既包括为治疗其自身原有疾病的而支出的医疗费、交通费、陪护费等，也包括治疗因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害而支出的医疗费、交通费、陪护费等。患者及其家属既不会也无法将这两者加以区分，但是在确定民事损害赔偿范围时，由于患者为自身原有疾病的而支出的费用并非由于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而造成的，所以必须从损害赔偿费用中加以扣除。事实上，“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其与“过失相抵”类比，这两者之间的功能非常类似，都是将并非加害人造成的损害从加害人的赔偿责任中加以扣除，而差别在于：“过失相抵”中被扣除的损害是由于患者自身的过错造成的，而运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因素所扣除的损害，是因患者自身原有的疾病造成的，无所谓过错。
目前我国大部分学者采用了若杉长英教授的损伤参与度的分级标准。现将我国学者所采用损伤参与度的分级标准附录于下以供参考：
需指出的是，这里的“损伤”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一切能导致机体组织器官形态学或功能学发生破坏、障碍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包括：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
第一等级：死亡、后遗障碍完全是损伤所致。损伤参与度100％。
1、在导致死亡的结果中，损伤是直接导致的因素，即损伤是根本死因和直接死因。其特点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损伤严重，具有显著的形态学改变，如严重的脑挫伤、心脏破裂、大血管离断、全身复合性损伤、严重的失血性休克等。2、在导致死亡的结果中，损伤是根本死因，损伤的并发症继发症是直接死因。其特点是：导致死亡结果的疾病必须是损伤后出现，而且与该损伤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属于该损伤的并发症、继发症。应指出的是，成为直接死因的损伤继发症、合并症一般是目前医疗状态或者当地医疗条件难以避免发生的。3、损伤或损伤继发症、合并症是导致伤残等后遗障碍出现的直接原因，自身疾病伤残等后遗障碍无任何影响。即伤残等后遗障碍是损伤的继发症、后遗症。应该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自身疾病常是潜伏发展的慢性疾病，往往未被伤者察觉，而在体检中发现。如果在损伤后一段时间被发现，常怀疑与损伤有关。包括外伤后发现的慢性疾病、外伤后发现的畸形、外伤后发现的肿瘤等。因此，需要从部位、时间、发病机理等方面进行关联性的分析。
医疗事故如何赔偿标准篇5
——附33例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分析
【摘要】20__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民法院在处理医疗纠
纷案件采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适用《条例》进行判决。但在审判过程中，存在鉴定“二元化”，适用不同的法律进行医
疗损害赔偿判决，赔偿标准采用不一，高额赔偿依然存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统
一性、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及患者最终权利的保护。本文通过随机收集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院判决书，分析研究
我国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面临的问题及亟待解决的难题，以促进“公正、公平”处理医疗纠纷案件。健全我国医疗损
害赔偿制度，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医学科学健康发展。
【关键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院判决；医疗损害赔偿
【中图分类号】d919．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4—248—d4
一
、资料来源及基本情况
1．研究资料来源于经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案例中随机反馈的33份法院判决书。
2．基本情况：
(1)33份判决书中，基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3份，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0份。
(2)医患双方胜诉情况：33份判判决决书中，患
方胜诉，法院判赔的26例，占78．8％，患方败诉的7
例，占21．2％(见表1)。
表133仞医疗纠纷案件的裁判情况
注：33份法院判决书中有8例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不属于
医疗事故”的案件，患方仍获得了赔偿。
表233仞医疗纠纷鉴定结论采信情况
注：①完全采信：完全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进行判决。②部分
采信：采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部分内容。③不采信：完全不采信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
(3)鉴定结论采信情况见表2。
(4)判决适用法律情况：在33份案件中，其中5
份完全依照《条例》进行判决，l6份不完全依照《条
例》判决，l2份完全不依照《条例》判决见表3。
表333仞医疗纠纷法院裁判中法律适用情况
二、分析
1．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大多由法院采信。
33份法院判决书中，其中对鉴定结论完全采信
的26份，不采信率只有12．1％。说明医学会自20__
年《条例》颁布实施后，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及时、
便民”的原则，规范、认真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
科学、客观、公正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
法权益，促进医学科学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得到了社会和和有关部门的认可。
2．医疗纠纷案件在司法诉讼中。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和司法鉴定并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被采信
的情况依然存在。
33份法院判决书中。有9例既进行了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又进行了司法鉴定，占27．3％：
法院委托不采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情形是多
种的，有患方改变诉由方面的原因。也有非患方因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4期)
素。
(1)先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不属于医
疗事故”后，法院启动司法鉴定。例1：某患儿出生后
3天．患严重败血症，后又发生脑栓塞，最终造成脑
瘫。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后
委托司法鉴定。结论认为“医疗过错与患者目前后果
有一定因果关系，承担次要责任”。法院最终采纳了
司法鉴定。
(2)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属于医疗事故，但患方
提出诉由不是“医疗事故”后，进行司法鉴定。例2：
某患者，异位妊娠，失血性贫血，医院给于甲氨喋呤
注射化疗，患者发生肾功能不全，混合性贫血，经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四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
要责任。因患方对鉴定结论的医方责任程度不服，提
出本案诉由是医疗过错，而不是医疗事故。因此，法
院委托进行了司法鉴定，司法鉴定认为医疗过错与
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为主要原因，参与度为
75％，法院采信司法鉴定结论，并进行了判决。
(3)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后，
法院直接否认了鉴定结论，采信患方提供的证据。例
3：某患者在医疗机构输血染上丙肝，经省、市两级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均认为，患者输血时国家未有相关
规定须检测丙肝内容，医方在为患者输血未作相关
检测不存在过错，但法院认为鉴定结论有失公正，故
不予采信。
3．同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存在法院判决适用法
律不同，对患者的赔偿标准就不一样，不属于医疗事
故的仍然得到赔偿
(1)法院在判决过程中，把医疗纠纷赔偿分为
“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过错”赔偿，患者诉讼的事
由不同，适用法律就不同。如例2患者对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结论中医方所负的责任程度不服。即改变诉
讼事由，提出对医方的医疗过错进行赔偿，法院予以
采纳，按照《职工非因工伤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鉴定
标准(试行)》等进行了判赔。
(2)33份判决书中，法院除适用《条例》有关赔
偿内容以外，还适用了《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解释》)、以及其他有关法规等。
(3)医疗纠纷案件在司法判决中，存在鉴定成属
于医疗事故的，按照《条例》的计算方法，患者获得的
赔偿少，适用《民法通则》和《解释》的，赔偿金额高。
随机收集的判决书中仅有5例完全按照《条例》
进行判决，占总数的15．1％。有8例经鉴定不属于医
·249·
疗事故，反而得到了赔偿，占总数的24．2％。例2中医
方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患者仍得到27万多的赔偿。
三、讨论
1．近年来，医患纠纷已成为社会的热点、难点问
题。如何公正处理医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关系到医学科学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进步。《条
例》作为一部专门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行政法规，在
医疗事故概念界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和内容，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赔偿的标准，患者权利的保
护。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等方面的规定。具有很强的
严谨性和公正性，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因此，20__
年最高人民法院也颁布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从而确立了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
适用《条例》的司法原则。从随机收集的33份法院判
决书中看，有26例完全采信了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结论，占总数的78．8％。有21例适用了《条
例》有关条款进行判决，占63．7％。但认真分析有关
内容，我们发现。在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
中，鉴定的“二元化”，医疗损害赔偿标准不一。法律
适用之间冲突和混乱。高额赔偿存在仍是不容忽视
的突出问题。
2．理论界对医患法律关系性质的不同认知，是
造成医疗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不同及赔偿标准不一
的理论基础。
医患法律关系性质目前我国有诸多学说，有人
认为医疗纠纷处理应当适用行政法律、法规：另外有
人认为，医疗纠纷处理应按民事法律法规来处理；还
有人认为医患关系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医疗纠
纷处理应当有独特的处理原则。[11医患法律关系的
性质不同，适用的法律内容也就不同。法律界大多认
为医患关系应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横向的民事法律关系或司法关系。嘲患者出现医
疗损害后。应当追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损
害责任。医疗损害除了直接表现⋯⋯对患者健康权
及身体权的侵害，还可表现为对患者隐私权、名誉权
的侵害。同时，因患者的伤亡、人格权的侵害，还会给
患者或近亲属带来财产上和精神上的损害。【3】因此，
面临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因医疗行为不当而对患者
的侵权行为，无论给患者造成身体上组织器官的损
害还是精神上损害或利益上损失，都应进行医疗损
害责任赔偿。虽然《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
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这一规定受到法
律界的质疑。[41例4：某患者，宫内孕36周、双胎、急
·250·
性脂肪肝入住某医院，给于常规检查后在连硬外麻
醉下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术前与患方谈话内容不
详，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剖宫产”手术同意书，没有
签手术同意书，术后患者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市省
两级鉴定均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法院认为原、被
告之间是一种医疗合同关系，被告在原告支付医疗
费用的情况下，负有提供安全医疗服务的责任和义
务，本案虽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为不属于医疗事
故，但由于属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不适用《条例》有
关规定，应按照《民法通则》、《解释》规定，判决被告
承担40％赔偿责任，共赔偿36073．6元。
3．《条例》第49条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不予
赔偿内容及属于医疗事故进行赔偿的计算方法和内
容，与民法的基本原则和《解释》相冲突或不一致是
造成鉴定“二元化”和赔偿标准不一的法律原因。
在医疗事故鉴定中，我们经常发现，虽经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过失行为不
属于医疗事故，但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是显而易见
的，如患者而严重疾病而需要特殊的医疗治疗时，医
方未能履行告知义务或未能全面履行告知义务，违
反了卫生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如《执业医师法》规定的
“医师应如实向患者或其家属介绍病情，但注意避免
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治疗，应
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同意。”上面
例4所举的医方行手术抢救治疗时。术前与患方谈话
内容不详，双方没有签订“剖宫产”手术同意书，也没
有签手术同意书，术后出现患者因大出血抢救无效死
亡。医患纠纷因此发生。市省两级鉴定之所以认为“不
属于医疗事故”，是因为医方虽有没有签订“剖宫产”
手术同意书，也没有签手术同意书等过失，但这些过
失不会导致患者出现大出血而死亡，按照医疗事故
的定义鉴定结论为不属于医疗事故，也符合法学的
因果关系论。按照《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
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个规定
的公平性是值得商榷的。医方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
医方这种未全面履行告知义务的过失行为是一种剥
夺患者的治疗选择权和心理准备的违法行为，给患
方造成的精神痛楚和物质损失是巨大的，医方应基
于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患方一定经济赔偿。但第49
条否决了患方通过这种渠道获取救济途径，显然有
失于公平、合理的原则，因此，患方通过其它方式如
司法鉴定改变诉讼事由寻求赔偿是必然的了。
此外《条例》关于医疗损害赔偿内容如精神损害
抚慰金的计算标准和方法，与民法的标准，具体的说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4期)
也就是与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不尽一致，也是造成
医疗纠纷案件赔偿标准不一的另一重要原因．有人
以深圳地区医疗机构造成患者死亡为例，分别按《解
释》和《条例》进行计算赔偿金额，前者赔偿金为478
117．8元，后者为71904元，由此可见两者的赔偿标
准相差太远[51。
4．忽视《条例》医疗事故概念的内涵和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的内容，人为划分所谓“医疗事故鉴定”和
“医疗过错鉴定”是造成司法诉讼中鉴定“二元化”主
要原因。
《条例》第27条、第31条规定了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的内容，即主要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
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医疗过失行为是否属于医疗事
故进行鉴定。判断医疗行为是否有过失的标准是医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是否遵守了卫生行
政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
常规。调查和实践中我们认为，虽然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结论认为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
但医方过失行为还是鉴定书得到体现的，如例4就
指出医方未能履行告知义务，属于医疗过失。但在司
法诉讼阶段，由于一些患者和法官认识的偏颇，不能
正确理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内涵和内容，机械地
认为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只作出“属于
医疗事故”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结论，对医疗机构
和医务人员的医疗过失，患者人身损害后果，它们之
间的关系未予以理论，鉴定涉及面窄等等。而司法鉴
定对多因一果的死亡成因进行分析，从而确认了较
为科学的因果关系参与度系数等。笔者认为，这种观
点是不科学，不公正的。又是欠理性的。医学本身作
为一门涉及到人的自然科学，是有其自身特征和规
律的，非医学专业技术人员是难以掌握和了解其复
杂性、高风险性的医疗行为，更不用说判断医疗行为
的正误了。现代医学分科越分越细，涉及的专业越来
越多，如搞普通儿科的专家就无法涉及新生儿专业
的案件。同时还存在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医务
人员对患者的诊疗存在着不可预见性，加之患者的
特殊体质等多种因素，缺少多年的临床经验和专业
知识，如何能够正确的判断复杂的病情变化呢?俗话
说：“隔行如隔山”，遇到医疗纠纷的案件，就需要有
一个专门的机构去认定、判断，而不是任何一个鉴定
机构和人员都可以判定医疗行为正误的。因此，《医
疗事故处理条例释义》指出：“医疗工作一项科学性、
技术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由此产生的纠纷，不邀
请掌握医学原理的专业人士，不用科学的方法、专门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4期)
的知识做出鉴定结论，就判断不了是非曲直，就不能
妥善地解决纠纷。”[61
而司法鉴定中法医学鉴定主要是解决伤残等
级．致伤致死原因的活动，与临床医学是截然不同的
两门学科。法医虽然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但不具备
临床医学相关基础知识和长期形成的临床经验，对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对患者实施治疗的医疗行为
是否妥当、是否存在过失难以作出正确评价和判断，
很显然法医是不能胜任这一鉴定内容的。因此，在司
法诉讼过程中。避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选择司法
法医学鉴定或以法医学鉴定否认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是不可取的。试想，在对一个高度专业学科进行鉴定
却排除相关专家参与。其科学性、公正性又何在?不
公正、不科学鉴定结论又如何作为判决的依据，保证
判决的公正、公平呢?目前司法诉讼活动中各种司法
鉴定存在，同一个法庭，同一起案件有不同种鉴定结
论，有时甚至鉴定结论相反，法官不知采信哪一种鉴
定作为判案依据，陷入尴尬的境地，同时这种客观造
成法官适用法律自由裁量权的加大。加重了赔偿标
·251·
准的不一。也加重法官判案的随意性，更容易滋生司
法腐败。司法不公。
总之，在司法诉讼活动中要维护我国法制的统
一性和严肃性．避免医疗纠纷案件赔偿标准不一和
处理不公，统一对医疗事故或医疗损害责任的认识，
正确的对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进行法律适用。进一
步明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法律地位，仍是摆在法
律工作者、卫生行政管理者和医鉴工作者面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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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如何赔偿标准篇6
关键词：医疗事故非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法律适用
近年来，医疗纠纷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由于医患双方的利益冲突，对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也有不同的主张。人民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应当依据我国现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平等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正确适用法律，确保执法标准的统一，始终是人民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掌握的基本原则。而在这类案件处理中的法律适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许多审判人员在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赔偿标准处理上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尤其在医疗损害赔偿适用法律上并不一致，相类似的案件却常常出现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特别是在精神损害赔偿和死亡赔偿金等方面，判决结果差异甚大，不利于维护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本人就医疗纠纷的种类及其责任的性质、医疗侵权案件的认定以及医疗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谈谈看法。
一、医疗纠纷的种类及责任性质根据2002年4月4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关于审理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可以将医疗纠纷分为两类：一是医疗事故纠纷；一是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纠纷”。
所谓医疗事故，就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医疗事故纠纷就是指因医患双方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行为而发生的民事争议。其他医疗纠纷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的诊疗护理行为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亦造成了患者损害，从而在医患双方之间发生的民事争议。
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界定，可以看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强调“过失”在构成医疗事故责任要件中的重要性，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精神。而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着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以及赔偿范围等诸多因素，是确定民事责任的根据之一。我国民事责任的归责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所构成的。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指的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以过错的存在判断行为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所谓公平责任原则，指在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而适用过错责任又显失公平时，依公平原则由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但是，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行为人的过错无法判明，或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可以实行过错推定。亦称为过错推定原则。它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它是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只有行为人证明自己确无过错时，才免除责任。过错推定原则与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所不同就在于举证责任。一般的过错责任的举证责任在受害人，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即把举证责任加给致害人，致害人须证明自己无过错，否则推定其有过错。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一种特殊民事责任，将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方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明确规定了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关键就是举证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在举证责任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是所有的举证责任都要由医疗机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的只是部分举证责任倒置，即医疗机构对是否有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负有举证责任。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否则，患方将承担败诉后果。
二、医疗损害赔偿的认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有其特殊性，其要件应为：1、行为人具备责任能力。医疗损害的行为人应具有特殊的身份，即国外立法上所称的“专家责任”。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才使得患者对其产生了信赖。因此，医疗损害赔偿中的行为人必须是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如果是非医疗机构或非医务人员致人损害，虽可能构成侵权损害赔偿，但并非医疗损害赔偿。
2、行为的违法性。对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作了明确规定，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治疗护理规范和常规的确认。所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针对不同病类尽快制订相应的治疗护理规范及常规，以便于实践操作。
3、损害结果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般侵权损害赔偿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往往较难，而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由于其专业性、技术性更强，故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则更加困难。基于此，立法上设立了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以往医疗事故鉴定的规定弊端较多，如：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必要的监督，鉴定成为必经程序，鉴定过程透明度不高。针对这一情况，《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出了新的规定，将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改为医学会组织，医疗鉴定机构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改为专家鉴定组，鉴定方式明定为合议制，专家鉴定组成员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主持下随机抽取，并可以有法医参加等。这些规定，使得医疗损害赔偿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更加公正、科学和准确。还规定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然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侵害了患者这些权利时，是否会导致医疗损害的结果发生？对此，我认为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主要审查侵害这些权利与患者人身损害有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则属于一般侵权行为而非医疗损害行为。
4、行为人主观上的过失。《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是过失性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在专家的责任中，存在违反专家所负有的高度注意义务以及违背委托人所给予的信赖、信任的忠实义务。无论是违反了高度注意义务，还是违反了忠实义务，均为行为人的过失性行为。至于过失行为的程度，仅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具有实际作用，而对是否构成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并无影响。
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所谓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是指患者及其亲属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或者差错，并因此造成患者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害事实，从而引发以损害赔偿为主要诉求的民事权益争议。
按照《民法通则》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过错造成了他人人身、财产等民事权益损害，受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没有限定这种损害的类型和程度。患者方只要认为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侵犯了其生命、健康及财产等民事权益，并造成了损害事实，即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此类纠纷既包括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也包括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损害引起的民事赔偿。同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也着重强调“过失”在医疗事故责任构成要件中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法律精神，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
再者，从有利于受害人进行选择的原则出发，也应选择侵权责任来确定医疗损害的民事责任性质，医疗损害侵害的是作为患者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这属于《民法通则》调整的范围，即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侵害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按照这样去理解和认识问题，更便于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一些民法原则处理案件，有利于保护患者的权利。
其次，审理民事案件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是民事责任法律性质的准确界定和归责原则的正确确定。目前，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可选择适用的主要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选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等内容。我认为，侵权之诉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并参照《解释》和《条例》；违约之诉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同时也可参照《解释》和《条例》；对于医疗机构提供的药品、医疗器械、日用品等和具有商业性质的服务发生的纠纷应适用《消法》。审判实践中产生争议最多的是《民法通则》和《条例》的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通知》（法[2003]20号）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此条规定明确了《条例》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关系。《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侧重医疗行政管理关系，对于出现的医患纠纷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构成医疗事故的，在行政上如何进行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因此，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在尚没有其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应当参照执行；但毕竟是“参照执行”，而不是“必须执行”，所以，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时并不仅限于《条例》的规定，而应当将《民法通则》作为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主要适用法律规范，特别要体现民法基本原则和归责原则的适用。而《解释》正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和归责原则制定出来的司法解释，主要是用于人身损害赔偿类案件，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上，有了明确的规定，也是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的参照。
再次，医患关系法律性质和医疗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性质决定了法律适用的方法和原则。《条例》更加符合《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基本法律精神，但《条例》毕竟只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仅仅只是卫生行政部门确认医疗事故的等级及其处理的行政性法律规范，不属于民事实体法律规范，而医患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应当适用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来调整。由于我国民法典尚在制定之中，现在暂无侵权行为法，现行《民法通则》仅有原则条款，而没有涉及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相关侵权行为法的具体内容，因此，应当参照行政法规执行，但应当在充分体现民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参照执行，“参照执行”决定了不能将《条例》作为法院判决的“引据法”。而且《条例》只对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案件赔偿问题进行了界定，仅仅只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发生后行政调解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大量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还是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另外《条例》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因医疗事故造成死亡的，《条例》中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的标准，而《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人的生命难道不比健康更为重要。这是《条例》的缺陷。所以在适用法律问题上，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责任构成等必要前提角度出发，首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因为《民法通则》的调整范围涵盖了所有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但《民法通则》的适用并不排斥《条例》的参照适用，因为现阶段立法的局限性导致尚无侵权行为法来调整医患类纠纷，《条例》中不违反民法精神和与民法立法精神相一致的内容，均可视为《民法通则》的细化，完全可以参照适用。从我国立法的宗旨和所体现的法律精神来看，选择适用《民法通则》更有益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终极目标。
最后，根据法律的高阶位优先适用原则，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应先选用《民法通则》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国务院《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侧重于行政管理职能。它虽然在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方面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毕竟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确认医疗事故的等级及其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性法规，与民法通则不是特别法和普通法的关系，而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不能完全正确指导法院的具体审判实践活动。最高人民法院黄松有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会议上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因此，处理医患纠纷案件在法律适用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再适用《条例》的规定。《解释》正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制定出来的关于解决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指导法院的具体审判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完全可以适用，也应当适用。
因此，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在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上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和《规定》，坚持过错赔偿，不以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作为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同时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上，由于法律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可视《条例》为《民法通则》的细化，参照《条例》的规定执行。而《条例》规定不明确或没有规定的应参照《解释》的规定，因为《解释》也是《民法通则》的细化，是专门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也应选用，实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这样既维护了国家的基本法律统一适用，又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的法律适用上实现了赔偿内容的相对统一，有利于充分保护患者方的合法权益。
四、非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从法学方法论角度看，《通知》的“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性质上属于“不完全法条”中的“引用性法条”。而引用性法条则是指“在其构成要件或法律效果的规定中，引用其他的法条”的法条。其主要功能，从立法技术角度看，是为了避免重复规定或避免挂一漏万的规定；从法律适用角度看，该种法条具有授权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为补充法律的功能。
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故意行为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即故意医疗纠纷），因其已超出医疗事故的“过失”范围，故而不属于医疗事故，对其民事责任按照“举轻明重”的法学原理自不应低于因“过失”所致的医疗事故；况且，就国家政策而言，国家对医疗事故实行限额赔偿的初衷不外乎医疗事业的公益性，避免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过失行为而使医疗机构负担过重的民事责任，从而损害这种公益性。但是，该种限额赔偿决不是鼓励或放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故意”对患者造成损害。因此，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故意行为致患者损害的行为就不应得到这种限额赔偿的利益，而只能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使其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在故意医疗纠纷中，人民法院应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而排除《条例》的适用。
对于非人身损害赔偿医疗纠纷也应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因《条例》主要是对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进行规范的行政法规，虽因《通知》的发出而取得了部分民事法律规范的性质，但也只是对人身损害而言的，对于人身损害之外的其他医疗损害，不应也不能对其参照适用。那么，对于过失医疗纠纷是否也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而排除《条例》的适用呢？
过失医疗纠纷作为其他医疗纠纷的一种，从表面上看，似乎也应按《通知》所言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过失医疗纠纷如果也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则不妥当。因为《民法通则》的赔偿范围要比《条例》的赔偿范围为广，赔偿标准也要比《条例》的赔偿标准为高。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不同，导致赔偿结果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过失医疗纠纷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予以赔偿的话，就会使得过失医疗纠纷的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可能高于医疗事故纠纷的受害人获得的赔偿。例如，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条例》只规定了在造成残疾或死亡的医疗事故纠纷中方可给予赔偿，对于未造成残疾或死亡而又确实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的医疗事故纠纷则不能获得赔偿；且即使在给予赔偿的情形，其赔偿的最高年限也分别不得超过三年和六年。与此相反，对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也未有残疾或死亡的过失医疗纠纷案件，如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则有可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且并无最高赔偿年限的限制。这种相似案件（甚至是同一案件），仅是因是否进行过医疗事故鉴定，或对鉴定结论法院是否予以确认的差异而导致适用不同的法律，从而导致不同的赔偿结果的情形严重违反了平等原则，也不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因此，对过失医疗纠纷不能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那么，对《通知》中的“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又作何解释呢？我认为，对于《通知》的该项规定，在适用过失医疗纠纷时应做“限缩解释”，即将过失医疗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解释为仅是在构成要件上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而在法律效果上则并不适用。至于其法律效果，我认为应类推适用《条例》的有关规定。类推适用《条例》的理由在于：其一，按上述解释，《通知》的规定对于过失医疗纠纷而言，仅是在构成要件上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而在法律后果上却未作规定，因而出现法律漏洞；其二，依“相似案件，应作相似处理”的法律原则，过失医疗纠纷在事实构成上与医疗事故纠纷最为相近，所以应采漏洞填补方法中的类推适用方法予以填补。
这样解释，不仅符合《通知》的意旨，使过失医疗纠纷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以保护；而且也消除了过失医疗纠纷的受害人在相似案件中获得的赔偿可能高于医疗事故纠纷的受害人的不公平现象，使得法律适用得以统一、“限额赔偿”的立法目的得以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得以贯彻。
五、完善我国医疗纠纷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鉴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侵权行为法或一部专门性的立法来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了更好的解决医疗过程中的纠纷，应完善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如（一）在立法体例上由全国人大单独制定一部专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医疗损害赔偿法》，或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处理全部内容在民法典中设专章、专节予以专门规定，就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处理和程序作出单独规定以摆脱目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在立法内容上，应将医疗损害作为调整对象，明确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医疗过失、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赔偿标准以及诉讼时效等内容。（二）建立医疗损害保险制度、建立医疗行为豁免制度、建立限额赔偿制度、开增医疗行业增值税建立医疗损害补偿制度等。
为了平等保护医疗单位和患者的利益，在诉讼程序中，法院应注意释明权利的行使。在起诉立案阶段即向赔偿权利人说明以“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和“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或“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起诉的不同点，要求起诉人明确诉讼请求。在审理过程中，亦应通过对法律规定的解释向赔偿权利人进行宣传，允许其变更诉讼请求，使赔偿权利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能够尽可能多地得到赔偿。
医疗事故如何赔偿标准篇7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关于构成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颁布的《关于参照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此条规定明确了《条例》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关系。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司法解释）正式实施，那么，对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而言，在该解释施行后，是参照适用条例的规定，还是适用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实践中又产生了新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应按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继续适用，即构成医疗事故到法院的，赔偿问题参照条例的规定办理；未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在具体处理确定赔偿项目及数额时可适用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只是规定了参照条例的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下发时，人损司法解释尚未实施，现人损司法解释实施后，应当按照人损司法解释确定医疗单位所应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而不应拘泥于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即不论医疗损害是否构成医疗事故都应按人损司法解释确定医疗单位应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否则有可能出现同样的损害后果而所获得的赔偿却大相径庭的现象，这对于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是极为不利的。
之所以出现上述争议，是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侵权行为法或一部专门性的立法来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来调整完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显得力不从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应是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调整，而现实是对医患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在实现干预，造成审判实践中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和适用法律的尴尬。而《民法通则》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又过于笼统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最高院人损司法解释施行后，对于《民法通则》的有关赔偿规定进行了足够的细化，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该解释在确定赔偿项目和计算赔偿数额上充分体现了对于受害人这一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纵观世界各国医疗事故立法与司法实践，对于民事赔偿问题采用的最基本的原则都是“受害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承担因其过失侵权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害，从而使受害人恢复到如损害未曾发生的状态”。这不仅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则，更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对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人损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我们不难发现，《条例》在赔偿的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1）《条例》第49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医疗事故的等级确定具体赔偿数额，但如何根据事故等级确定赔偿数额在条例中无具体规定；该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更是在实践中成为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的争议焦点所在。现在的审判实践已经表明，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委托医学会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的，其结论为医疗事故的数目极为有限，在个别地区几乎为零。试想如果我们要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按《条例》执行的话，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以此为由驳回患者一方的诉讼请求的话，显然是不现实的，通常我们又以“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医疗事故赔偿责任，但仍然要承担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为由判令有过错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我们在此适用了双重的标准，即一方面，我们既强调适用《条例》，另一方面，又不按《条例》的规定执行，从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2）对于患者死亡的，《条例》只规定了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以事故发生地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赔偿的最长年限为6年，无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而人损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是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我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此项就涉及到患者一方的重大利益；
（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条例》只规定了造成残疾和死亡两种情况下方支付该笔费用，对于未造成残疾和死亡的一般医疗损害行为而又确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是否需要给予精神抚慰和抚慰的数额则没有具体规定。人损司法解释则在第18条专门就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问题明确规定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该解释中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给付并非以死亡或残疾为条件。对于构成医疗事故而未有残疾或死亡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上述通知规定，应当执行《条例》的规定，如患者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则很难获得保护，尽管患者一方可能存在一定的精神痛苦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条件；与此相对应，不构成医疗事故也未有残疾或死亡的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因只考虑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则有可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就出现了：同样的医疗损害结果，因患者方是主张医疗事故赔偿还是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而导致赔偿数额的巨大差异。例如，原告黎某与被告某镇卫生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被告在为原告分娩过程中造成原告大出血，被告医生为原告用纱布止血时将一块纱布遗留在原告的体内，造成原告数年来苦不堪言，后经手术取出。该案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确属医疗事故无疑，如原告医疗事故赔偿，因原告无残疾也未死亡，则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能成立，如其主张医疗损害赔偿，则有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可能，此案中由于被告的过错行为导致原告精神痛苦是显
而易见的。（4）对于结案后确实需要治疗的，《条例》规定是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而什么是基本医疗费用、基本医疗费用之外的合理支出能否得到赔偿等问题无法在条例中找到答案，这样的规定无疑有损于患者一方的利益；而人损司法解释这方面的规定要更科学、更合理、更人性化，在人损司法解释第19条规定了后续治疗费的赔偿问题，在第32条规定了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后赔偿权利人请求继续给付护理费、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问题。对于医疗损害后续治疗的费用，国外大都规定应当以“在医疗上和社会普通观念上都具有必要性和适当性”为依据加以判断，也就是说，医疗损害后续治疗费用只是要在医疗上和社会普通观念上属于必要且适当的，就应当给予赔偿。
从《条例》的性质和目的上来看，《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侧重医疗行政管理关系，对于出现的医患纠纷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构成医疗事故的，在行政上如何进行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制定《条例》的目的在于强化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明确医疗事故处理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事故”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对行政责任的界定。当《民法通则》对于医疗损害的赔偿无具体明确的规定时参照其适用无可厚非，也是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的权宜之计，当人损司法解释出台后，应当适用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因为对于普通患者来说，医疗单位的医疗过错或差错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非是患者关心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和需要解决的是与医疗单位之间的民事实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能否获得赔偿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
所以说，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条例》并不能充分地保护患者一方的利益，医疗机构可以借口《条例》无规定拒绝患者的赔偿要求，法官也因《条例》无规定而不敢下判。制定和实施《条例》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如果说，构成医疗事故反而比不构成医疗事故获得的赔偿更少的话，我不敢说这会给我们的医疗机构传达怎样的信息？
综上所述，笔者的观点是，对于到法院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不论其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均应按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医疗单位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及赔偿数额的多少，除非赔偿权利人明确表示同意按《条例》规定接受裁判。前已述及，在民事诉讼中填平受害人的损失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按《条例》规定不能使受害人得到足额赔偿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诚信、公平的原则规定作为补充呢？
为了平等保护医疗单位和患者的利益，在诉讼程序中，法院应注意释明权利的行使。在立案阶段即向赔偿权利人说明以“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和“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或“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的不同点，要求人明确诉讼请求。在审理过程中，亦应通过对法律规定的解释向赔偿权利人进行宣传，允许其变更诉讼请求，使赔偿权利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能够尽可能多地得到赔偿。
医疗事故如何赔偿标准篇8
一、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二元化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月6日下发《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医疗赔偿纠纷分为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和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两种，并根据诉由的不同分别采取两种鉴定方式和不同的赔偿依据。基于对此规定的不同理解，当事人一方（多为患方）为追求诉讼利益的最大化，力图在鉴定机构、赔偿标准等方面进行对本方有利的选择，由此引发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的二元化现象。
很多患方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存在诸如鉴定人匿名鉴定，不出庭质证，专家多为医院医生、存在一定同行情结，缺乏完善监督机制等问题，对医学会组织的鉴定不认同。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诉讼中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列入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行鉴定。全国绝大多数医学会都没有进入鉴定人名册。为此，在诉讼中，不少患方就以医学会不在鉴定人名册中为由，不同意委托医学会组织鉴定，主张应在鉴定人名册中选择鉴定机构。而医方在多数情况下都极力主张到医学会进行鉴定。
由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关于赔偿责任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大相径庭，几乎所有项目的计算方法都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对于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由于《条例》较之《解释》少了死亡赔偿金的项目，故在此类纠纷中，患方更是极力试图按照《解释》确定赔偿责任。为达到此目的，在诉讼伊始就选择诸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般医疗纠纷、医疗过错赔偿纠纷等各式诉由，并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试图通过对诉由、鉴定机构的选择，达到选择适用法律的目的。
面对这些情况，法官在办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时候也感觉无所适从，于是造成了目前医疗纠纷审理中的二元化愈演愈烈的局面。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下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北京高法意见》），该文件的出台对于解决北京地区的二元化问题有一定作用，但是也未能根本性解决此问题。根据该文件的规定，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很有可能进行三次以上的鉴定（两次医学会鉴定，一次司法鉴定），这样不但耗费大量时间（三次鉴定将耗时1年左右），而且将耗费当事人大量费用（三次鉴定费将在1万元以上，如果加上申请鉴定人出庭的费用，数目更加不菲）。为此不少患方在诉讼时仍然强调要求法院按照属于法律的《决定》的规定从鉴定人名册中委托鉴定机构。
医疗纠纷诉讼的二元化处理，不但增加了当事人诉累，浪费司法资源，而且使得医疗纠纷诉讼人为地复杂化，旷日持久不能解决。而且有可能导致同样的损害得到的赔偿完全不一致。因此笔者认为医疗纠纷诉讼的二元化现象急需得到纠正。
医疗纠纷的诉讼核心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鉴定问题，另一个是赔偿标准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如果能够将医疗纠纷的鉴定机构问题和赔偿标准进行统一规定，必将解决医疗纠纷诉讼的二元化问题。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二、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交由《条例》规定的医学会组织进行
如前所述，目前医疗纠纷司法鉴定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委托相关医学会组织进行鉴定，一种是从司法厅局公告的司法鉴定人名册中选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笔者认为作为医疗纠纷的司法鉴定应统一委托医学会组织鉴定为宜。
（一）从实体上看，医学会专家组织进行的鉴定更具有科学性
医疗纠纷中判定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主要依据不仅仅是医疗卫生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要看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诊疗规范。如果鉴定人不是长期从事临床工作，很难对医疗纠纷所涉及到的各学科的诊疗规范有清晰的了解。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学科分类越来越精细，一个专业人员所受到的训练往往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没有也不可能对其他专业有很深的认识。医学科学更是如此，仅在卫生部下发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学科专业组名录(试行)》中就划分了六十个专业组。如果不是本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员，根本不可能对于本专业的诊疗常规、本专业在本地区的发展水平、本专业的最新进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于医学会专家库的组成人员在资格上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专家库成员都必须是具有丰富相关专业知识的专家。而中华医学会作为已有87年历史、现有78个专科分会、43万名会员、主办69种医学学术系列期刊的我国医学界的最高学术团体，完全有基础和实力组织各种疑难、复杂及有争议的医疗事故鉴定，这就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业性、科学性。例如日本，目前进行赔偿医学评定的鉴定人员就主要是医师和大学教授（《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赴日本司法鉴定技术考察团考察报告》）。其经验值得借鉴。
而反观目前的司法鉴定，司法厅局公告的司法鉴定机构中的司法鉴定人多数是法医人员，其专家储备显然无法与医学会相提并论。法医学是应用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并解决法律实践中有关医学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与临床医学虽然同属于应用医学体系，但他们完全是互相独立的两个学科体系，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均有不同。法医学鉴定也没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这么细的专科分类，参加鉴定的法医往往也并不具备高级技术职务。即便是具备高级技术职务的法医,也不可能对于临床医学有深入的了解。当然法医对于死因的判断、伤残等级的划分是比较熟悉的，但显然不能仅以此就可以得出整个医疗活动正确与否的结论。例如在一起医疗纠纷案件中，司法鉴定人认为患者入院时的临床表现不符合心肌梗塞的典型症状，在庭审中，笔者要求鉴定人简单列举一些心肌梗塞的典型症状，鉴定人都不能完成。像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很常见的，这样的鉴定结论能说是正确的吗？
因此，笔者认为由医学会组织进行鉴定，基于医学会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其结论将更符合医学专业特点，更具有科学性。
（二）从程序上看，医学会组织进行的鉴定更为公正
目前医学会组织进行的鉴定都是按照卫生部颁布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其鉴定的程序主要有当事人提交材料、抽取鉴定组专家、鉴定会、签发鉴定结论，鉴定会程序主要包括：双方当事人陈述、专家提问、当事人退场、讨论、经合议形成鉴定结论。参加鉴定的专家都为3人以上的单数，而且纠纷涉及的主要学科专家占专家组组成人员一半以上。其鉴定程序比较严谨、公正。
而反观司法鉴定，没有统一的鉴定程序。参加鉴定的鉴定人人数、专业均不确定；很多鉴定机构连鉴定会都不开，当事人丧失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因此通过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医学会组织进行的鉴定从程序上更为公正。
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医学会组织进行鉴定较之社会鉴定机构的鉴定更为公正、公平。
（三）缺陷的弥补措施
如前所述，医学会鉴定也有几点问题为人垢病。笔者认为这几个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决：
1、关于医学会不在司法厅局公告的鉴定人名册中的问题。因为各地医学会基本上具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的条件，因此笔者建议，可以采取让各地医学会向相关司法厅局办理申请手续，然后将各地医学会列入司法厅局公告的司法鉴定人名册中的方式解决此问题。
2、关于鉴定人在鉴定结论上签名以及出庭作证的问题。对此问题，我们注意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规定的鉴定是双方委托和卫生行政部门移交进行的，基本属于行政范畴。而进入诉讼程序以后由法院委托进行的鉴定属于司法鉴定的范畴。因此如果医学会能够通过司法厅局的公告的话，那么其按照《决定》的要求进行司法鉴定，则上述两个问题迎刃而解。
3、关于鉴定专家组组成，有人认为医学会专家都是卫生系统内部人，对医院进行鉴定难免有失公允。其实这完全是可以解决的。按照《条例》规定，涉及死因、伤残等级鉴定的，应随机抽取法医参加专家鉴定组。而绝大多数医疗纠纷都会涉及到死因和伤残等级鉴定的问题。因此，有法医参加的鉴定专家组，会很大程度上减少同行关照的问题。再加上还有鉴定人要对鉴定结论承担法律责任，还要出庭作证，如果严重不负责任还有可能要承担赔偿责任等保证措施。这样的话，即便同为卫生系统专家，也不会或不敢故意偏袒医方，其鉴定结论的公正性是可以期待的。
三、医疗纠纷应当按照《解释》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如果说鉴定问题是关键问题，那么确定赔偿责任法律依据的选择就是关键的关键。如前所述，鉴定机构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事人试图选择适用法律的表现，所以实际上赔偿标准如果能够统一适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之争。笔者认为医疗纠纷民事诉讼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当主要适用《解释》的相关规定。
（一）从立法权限看，《条例》对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不应适用于民事诉讼。
《立法法》第八条第（七）项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而民事责任的赔偿责任属于民事基本制度，故对赔偿责任的确定只能由法律规定，《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并无权就民事诉讼中确定赔偿责任做出任何形式的规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条例》对医疗纠纷赔偿的规定，显然超越了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因此，笔者认为《条例》中规定的赔偿责任如果应用于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或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解决并无不当，但是如果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仍然适用《条例》的规定显然是不妥的。
（二）从规定的科学性、公平性看，应适用《解释》的规定确定民事赔偿责任。
《条例》与《解释》关于赔偿项目及计算方法存在着较大差异，通过简单对比即可发现《条例》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下面仅就差异最为明显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1、死亡赔偿金问题。《解释》较之以往法律、法规增加了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责任，这个规定很好地解决了以往“死了没有残了赔得多”的问题，也更符合民事赔偿责任的填平原则。因此受到广泛欢迎。而反观《条例》却没有死亡赔偿金的规定，使得患方所获赔偿明显不足以弥补损失。因此在此问题上司法实践中屡有突破。像《北京高法意见》就明确规定，“如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将使患者所受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的，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赔偿数额。”此规定就被广泛理解为主要针对死亡赔偿金所制定的。
2、护理费问题。
（1）《条例》规定的是陪护费，即仅在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才有陪护费。而对于出院以后由于受到伤害而丧失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仍然需要陪护的患者的护理费就没有规定。而《解释》规定的护理期限则为“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但最长不超过20年。”并且《解释》还有特别规定：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护理、配制辅助器具，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人民法院应判令赔偿义务人继续给付相应费用5－10年。显然该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利。
有人认为《条例》之所以没有规定出院以后的护理费，主要考虑到残疾赔偿金中已经包含了对受害人的护理问题。笔者以为这种看法并不能解释《条例》规定的缺陷。首先残疾赔偿金是对患者因残疾导致劳动能力下降而减少收入的一种物质性赔偿，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中还包含护理费的因素；其次并不是说所有受害人出院与评残都是同一个时间，如果说住院陪护费包含残疾的护理费的话，那么出院后评残前的护理费由谁承担？因此，《条例》陪护费的规定显然是不公平的。
（2）关于赔偿标准，《解释》的规定则详细的多，根据护理人员是否有收入（有固定收入和无固定收入）、没有收入、雇佣护工等多种情况，可以较为公平地确定赔偿责任。而《条例》规定却极为简单，“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这样的规定，显然不能真实体现出患方的护理损失。笔者曾多次遇见这样的案例：患者系外地农民，进京求医，护理家属也为外地农民，如按照北京人均工资计算其误工损失，显然远远高于其实际损失。
3、被抚养人生活费。
（1）赔偿的前提条件，《解释》规定“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而《条例》却并没有这一规定。如果严格依据《条例》的规定计算，就没有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依据，显然这是不妥当的。
（2）《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是按照被抚养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解释》则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标准计算。显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过低，不足以弥补受害人亲属的基本生活需要。况且在很多偏远地区或农村，根本没有设置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条例》的此条规定就不具有可操作性了。
当然，在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残疾生活补助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方面，两个文件都存在重大差异，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分析了。但是从一斑可窥全豹，《条例》在赔偿标准的制定上较之《解释》，在科学性、公平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医疗事故如何赔偿标准篇9
去年7月，就民事权益中最具争议的医患纠纷而言，一部据称可带来“颠覆性变化”的《侵权责任法》实施了。
按照法学专家的理解，《侵权责任法》中最重要的是“绕过”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改由与医院没有关系的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组织鉴定，使医疗损害赔偿与其他人身损害赔偿一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命同价”。
然而，据记者了解，这一“颠覆性的变化”在司法实践中却并未发生。医患纠纷依然绕不过医学会鉴定，新法在实践中遭遇颇多尴尬。
一种死亡 两种结论
“咳!这医疗官司就是拉锯战，绕来绕去没结果，这给我娘怎么交代……”
7月23日，从阜康市赶到乌鲁木齐的李玲谈话间翻看自己的手机。
3年来，李玲的手机上一直存着母亲朱永兰弥留之际的照片。照片上，朱永兰面容痛苦，面部、颈部和手部皮肤呈片状脱落。
李玲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深得母亲疼爱，每每看到这些照片，她都感到揪心的痛。
2008年3月4日，时年75岁的朱永兰感到左面部疼痛，被诊断为“三叉神经痛”。入院治疗后，准备择期手术。
入院后，医师给朱永兰口服“卡马西平”药片。3天后，朱永兰的体温就开始升高，最高时达40度。
“后来，我妈开始头昏、呕吐，脖子，后背，肚子上出现了大面积红色斑块。”李玲说，当时家人找了医生，但症状没有缓解，直到3月17日，朱永兰现大面积水疱、神智昏迷症等病危症状。
随后几天，朱永兰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医院逝世。
对于这起非正常死亡，朱家人找到医院讨说法，乌市水磨沟区卫生局委托自治区人民医院做了尸检，尸体解剖病理报告认定：“死者的皮损及血小板减少均为卡马西平的不良反应所致。由于医师对此不良反应认识不足，出现症状后3天才停用卡马西平，导致病情加重。由于治疗过程中抗炎、激素的使用，继发糖尿病及严重的肺曲菌病。激素的应用易使曲菌的扩散，最终导致呼吸衰竭，多器官功能障碍，皮肤感染而死亡。”
朱家人认为，尸检报告认定医师在此事故中存在责任，于是要求医院承担赔偿责任，但院方以“去医学会做医疗事故鉴定”为由拒绝了朱家人的要求。
2009年3月5日，乌鲁木齐医学会做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院方没有违法违规事实，病人死因是因特异体质造成，患者死亡与医方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故此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一个说医院有过错，一个说医院没过错。谁说了算?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李玲说。
对于母亲的去世，尸检报告和医学会的鉴定呈现两种不同结论，这令朱永兰的家人感到费解。
一条“道路” 双轨并行
去年7月，《侵权责任法》实施当月，朱家人委托新疆中信司法鉴定中心做了司法鉴定。鉴定结论认为：医院违法、违规不向患方告之给患者朱永兰使用“卡马西平”之特殊治疗的医疗措施、医疗风险，使患方未能行使知情选择权，以致造成因医方擅自给朱永兰使用“卡马西平”而产生的一系列严重药物不良反应致死的后果发生，医生擅自给患者使用“卡马西平”属非法治疗；同时，鉴定认为医方重大医疗过错与患者因不告之、不预见、不防范的非法使用“卡马西平”产生的一系列严重药物不良反应致死的严重后果之间具有直接完全的因果关系。此外，鉴定还指出了医方在护理方面没有认真履行观察病情的职责；没有认真护理导致患者产生褥疮；伪造病历；漏诊患者出现的“白细胞减少症、肺曲菌病、尿路感染”等多种损害的诊断。
去年9月，朱家人以人身损害为由，将医院诉至法院，要求院方赔偿其包括80万精神损失费在内共计91万余元。
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计算赔偿标准，选择打医疗事故官司或是侵权官司。但令患者感到不公平的是，这两种官司的赔偿标准也不同。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构成医疗事故，患方只能按照医疗事故标准获赔，而这一赔偿标准常常会低于打侵权官司获得的赔偿。
过大量医患纠纷的律师张元欣说，《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其重要意义在于，“绕过”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改由与医院没有关系的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组织鉴定，这样可以使医疗损害赔偿与其他人身损害赔偿一样，避免如上诉讼所带来的赔偿额度差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命同价”。
据长期从事医患纠纷研究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法医李晓玉介绍，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将带来如上“颠覆『生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如此。在实践中，医疗官司诉讼依然呈现“双轨制”，一是用医学会的鉴定打赔偿官司，二是用法医的司法鉴定打赔偿官司，虽然第一条路径符合《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范畴，但现实情况是，患者不管选择哪一条路，都必须先到医学会做医疗事故鉴定，这已是一条浮在明面上的规则。患者只有在得到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后，才能申请法医学鉴定，确认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并据此获赔。但广遭诟病的是，医疗事故鉴定由当地医学会组织当地医院的权威医生进行。这意味着，“裁判员”是医生，“运动员”也是医生，鉴定结论难以让人信服。
双轨运行，患方权益如何保障?
“‘双轨’运行的坏处就是绕弯子，案子审完都半年了，判决书还没下来。”
朱家的律师陈新明说，依据《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57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等，医疗机构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院方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经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既然院方认为自己无过错，那么尸检和司法鉴定的有过错，这种情况下，院方该不该承担赔偿责任?
记者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早在2003年，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通知。通知第12条规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通则》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也就是说，虽然医学会鉴定不属医疗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医院存在严重医疗过错的，院方也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据记者了解，早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初，司法界就对该法与《医疗事故条例》的关系，以及医患官司以后该怎么打有过激烈辩论。
医疗事故如何赔偿标准篇10
【关键词】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法律适用
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医患纠纷也不断增多。医疗事故案件越来越多的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话题。笔者认为，合理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减少医患纠纷，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双方的合法权益，是医学界和法律界都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应当从立法着手，通过完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来推进医疗法制的改革。本文从医疗事故的概念着手，结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举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几方面加以探讨。
一、医疗事故的概念及与医疗纠纷的区别
2002年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在实际解决医患问题时，常发生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问题的混淆，医疗纠纷通常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发生医患纠葛，并向卫生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提出追究责任或赔偿损失的纠纷案件，统称为医疗纠纷。《侵权责任法》使用了统一的“医疗损害责任”概念，摒弃了《条例》中医疗事故责任和医疗过错责任两个不同概念，但司法实践中仍有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
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举证
在医疗事故侵权责任中，因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特点，患者及其家属由于缺乏足够的医学专业知识，不可能知道其所受的人身损害与争议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更无法提出相应的证据，为保护受害患方的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医疗事故引起的侵权诉讼案件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原则。举证责任倒置是指依据法律的规定，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就某种事由不承担举证责任，而由对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在与否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对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的事实请求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范围
在处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有关在法律适用及赔偿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精神损害赔偿和死亡赔偿金等方面，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元不等，因此不利于维护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到目前为止，各地法院处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适用的法律主要包括：2002年实施的《条例》、1986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3年1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2003年12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笔者认为，现阶段审判实践中适用法律不一致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根据《条例》规定“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才能构成医疗事故，这说明医方过失导致患者人身损害未达到“明显”程度的，不构成医疗事故。可以看出，医疗差错并未完全纳入医疗事故范围，因此，从保护患者权益方面看，《条例》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按照《民法通则》规定，只要因行为人的过错而造成了他人人身、财产等民事权益损害，受害人应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没有限定这种损害的类型和程度。患方只要认为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侵犯了其生命、健康及财产等民事权益，且造成了损害的事实，就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此类纠纷既包括了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也包括了医疗事故以外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于民法通则，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条例》将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也着重强调“过失”在医疗事故责任构成要件中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也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如照这样去理解和认识这一问题，便于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一些民法原则处理案件，有利于保护患者的权利。《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基本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解决机制。审判实践中产生争议最多的是《民法通则》和《条例》的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颁布的《通知》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此规定明确了《条例》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关系。因此医疗侵权造成人身损害，不管是属医疗事故还是属医疗过错，只要是造成人身损害了，其赔偿适用法律都是民法通则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由于现阶段立法的局限性，《条例》中不违反民法精神和与民法立法精神相一致的内容，均可视为《民法通则》的细化，侵权责任法，可以参照适用。为正确指导医患双方妥善处理医疗事故，保障医患双方的利益，笔者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应以民法通则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为主，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为补充。这样既维护了国家的基本法律适用的统一，又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的法律适用上实现了相对一致，有利于充分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