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1
关键词：陆贾；新语；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史学思想属性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56-03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事迹主要保留在《史记》和《汉书》的本传中，而其思想则存现于《新语》一书中。陆贾在西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陆贾作为汉初的重要思想家，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进行梳理。纵观21世纪以来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关于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及归属主要分为：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以下我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哲学思想属性
（一）儒家
徐复观把陆贾思想归为新儒家，他的《两汉思想史》中《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对其进行了专篇的论述，并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汉代经学的发端、西汉知识分子的尊经“而其端，实自陆贾发之”。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中说：“儒家学说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受到打击，在汉初又受制于黄老之学，但其势力却处于上升阶段。综观西汉初年的儒学，有三种发展倾向：1.侧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发展先秦儒学理论，这种倾向以陆贾、贾谊为代表。……”
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中谈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崛起时提到“汉初儒家复起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德治……”。金春峰还论述了虽然汉初黄老思想具有深刻影响，但是陆贾的思想主线以及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不属于黄老思想，而是适应时代性的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了重新解读的儒家思想。于迎春在《秦汉士史》中也从儒学的角度对陆贾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除了以上对陆贾和《新语》研究的专书，单篇专门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是琳琅满目。
刘德贵在《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总结了陆贾等学者的思想属性的新的共同特征，并得出如下结论：陆贾等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文中指出：“《新语》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
李禹阶对陆贾和《新语》的研究贡献颇大，成绩卓著。他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提出汉初思想家陆贾以五经为本，并结合当时汉初王朝的实际，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了新的改造，运用了儒学的“天道”观的方式对“君道”的制约意义进行了新的论证。另外，他在《陆贾新“无为”论探析》及《论陆贾的“礼”、“法”思想》中也论述到陆贾思想对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重要影响，并指出陆贾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除此之外，李禹阶撰写的《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从哲学方面进行解读并将陆贾的思想归为新儒家。
高伟洁的《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一文，论述了通过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进而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等基本方向，使儒学经汉儒改造后成为新儒学。
任怀国在《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中论述了陆贾适应汉初的社会现实情况，着重于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在结合道、法等思想精华的同时调整了传统儒家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作者指出：“在儒学的这一转变中，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儒生――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
胡兴华《从〈新语〉的天道观看陆贾思想的源流与归属》一文通过对陆贾“天道观”的论述，指出“汉初陆贾、贾谊等人所强调的已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之长的新形态的儒家思想”。孙宇男的《陆贾的天道观论略》也是从“天道观”的论述中得出陆贾思想属于儒家思想。
徐平华《陆贾无为思想的属性辨析及其价值》一文运用了全新的视角，和传统认为“无为”属于道家思想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是从无为的角度论证陆贾的思想属于儒家。并得出陆贾的无为属于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源自儒家的仁义。
胡蝶所写的《陆贾的儒学思想及其治国理念》一文，从陆贾的思想特点和“仁义之治”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分析了陆贾的儒学精神。
郭延成《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入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以及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陆贾思想的支点、基干和结构毫无疑问是属于儒家的”，“两汉儒学开山鼻祖非陆贾莫属”。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其仁义德治的思想。
（二）道家
和上述诸多学者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不同，部分学者把其归于道家思想。
肖父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认为陆贾强调统治者在政治方面要顺其自然，他所坚持的“无为”是直接承袭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奠定了自己“新道家的特殊地位”。
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中认为，《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因此，“应该说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于斌的文章《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指出，陆贾思想带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的色彩，这从其总结秦代亡国的教训并提出新的建设国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文中同时指出：“陆贾运用道家思想对秦亡的教训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诠释，并且提出了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导的治国方针。”因此说应当把陆贾归于道家人物。
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一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论证，指出陆贾属于道家思想。因为社会主导文化思潮是在“清静无为”的旗帜之下充满极端仁爱的新道学。而这在刘邦时期已经萌芽，陆贾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高华平的《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一文从汉初哲学思想、帝王的官方哲学、文人学士的个人情趣、以及陆贾的《新语》来论证了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思想，也可称之为新道家。
李库的《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指出黄老思想指导了西汉前期的主要政治活动，黄老“无为”政治在当时适应社会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是由于黄老思想的影响。
总之，把陆贾《新语》归于道家思想，大部分是基于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发展。
综上所述，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哲学思想属性，主要是基于其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政治思想属性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从“典籍改造对政治理论选择的依违性”、“两汉学者的典籍改造与先秦传统文本的经典化”、“汉代对先秦典籍改造的基本原则”等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新观点，指出“至今仍在学者中就其学派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有言（新）道家者（如熊铁基先生），有言儒家者（传统说法），有言杂家者（如胡适之先生）。依笔者的认识，陆贾所开出的政治药方不是儒家，不是道家，也不能归并为杂家，而是‘因世而权行’的开放政治思想。”并最终得出两汉学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的最后结局就是以儒术（而非原始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诸子百家之学大整合后国家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诞生”。
陈倩《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指出陆贾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控制思想，因为陆贾所作《新语》，他是以统治集团的成员的身份，从刘邦的角度，以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目的而寻找的新的治国思想和理念，以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以及安邦定国的目的。另外，陈倩《陆贾思想研究》在《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学理论“从政治家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反映出陆贾在刘邦时期的思想不是从学术派别继承角度，而是从统治政治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蔡志军《论陆贾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色》探索了作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家通过对秦王朝暴政反思而提出了仁义之治和无为之治，并充分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特色。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政治思想属性，大部分是基于陆贾是从统治国家政治的角度以及汉初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史学思想属性
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一文把《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述进行分析，对陆贾丰富的历史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很明确地把陆贾归为史学家，《新语》归为史学著作。
“秦后史学的创立，陆贾居有第一功。”文章还对李禹阶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中提出的“陆贾提出的‘性与天道’蕴涵着‘天人感应论’”的观点用历史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陆贾的历史观是把人看做历史的主体。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史学思想属性，是基于陆贾对历史的认识和借鉴的角度。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的界定以哲学思想属性为多，而哲学思想方面又以儒家思想为多。同时，学者在政治和史学思想属性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说明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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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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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任怀国.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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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2
[论文关键词]儒家；生命伦理；贵生；仁爱；生命和谐；超越生死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这一精神决定了关注人类生命的存在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与现代生命伦理学以现实问题为取向，侧重解决现实的涉及生命的技术伦理问题不同的是，儒家倾向于从形而上的高度反思生命，它关注的是对生命的最深层次的看法，比如人类如何看待自身生命的价值，怎样处理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应该处于何种生存状态，如何面对短暂而又脆弱的生命，等等。本文即对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予以挖掘和分析，以期为现代人如何道德地对待生命提供启示。
一、天道贵生
如何看待人类生命的价值是儒家首先关注的生命伦理问题，对此儒家予以大力推崇，表现出一种贵生精神。作为一种主体价值，人类的生命价值必须在生命主体和生命客体的关系中得以确立。积极人世的儒家选择社会作为生命客体，它侧重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考察和确定人的生命价值。
儒家首先将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生长视为天地的本性：“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经·系辞上》)，同时也将其定性为天地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易·系辞下》)对于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自然现象，儒家创始人孔子赞叹不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www.133229.com”(《论语·阳货》)既然生乃天地大德，根据天人合一的道理，人道效仿天道，因此贵生是必须的。
儒家十分强调人在宇宙间的崇高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和天地之性，《孝经·圣治章》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类又何以成为万物之灵呢?儒家的回答是因为人具有伦理道德意识，《苟子·王制》日：“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并且，正是因为宇宙中只有人有伦理道德意识，因而儒家认为“人贵于物”。《论语·乡党》记载马厩失火，孔子从朝廷回来后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在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看来，人类生命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
出于贵生精神，儒家反对任何亵渎人类生命的行为。如《孝经·开宗明义》就反对自杀轻生的作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孔子则对当时的陶俑殉葬发出尖锐的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儒家认为，生命如此珍贵，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珍惜它，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活着，造福于国家和民族。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儒家重视的不仅是人的肉体生命，还包括其精神生命。相对于人的肉体生命而言，精神生命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儒家护敬父母所赐予的身体其前提是人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没有发生冲突，一旦它与更高的社会价值发生冲突，儒家就要求人们“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这不仅没和儒家的贵生精神相矛盾，反而再次证明儒家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确定人的生命的价值。
虽然儒家只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确定人的生命价值，这种单一的视角难免片面，不能全面揭示人类生命主体意义，因为人类面临的不仅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我们还是应充分认识儒家贵生思想的重要价值，它高度肯定了人的价值与尊严，赋予人类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这对于当今我国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仁爱为怀
仁爱生命也是儒家生命伦理的重要观点。儒家认为，既然天道贵生，人道亦应顺应和遵循天道，将生命视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懂得仁爱为怀，这正如朱熹所言：“天地别无勾当，只以生物为心。如此看来天地全是一团生意，覆载万物，人若爱惜物命，也是替天行道的善事。”(《朱子文集·仁说》)
基于对生命的仁爱精神，儒家自然坚决反对杀人的作法。《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问孔子搞政治是否要杀掉坏人而亲近好人，孔子答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意思是说搞政治为什么要用杀人的办法，你如果想做好人，老百姓也就会跟着好起来。孟子也宣扬“杀一无罪，非也”(《孟子·尽心上》)的思想，认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告子上》)，即只有那些热爱生命的人才能赢得天下。
儒家的仁爱对象不仅限于人类生命，还推及自然界中其他生命，此诚如董仲舒所言：“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儒家对其他生命的仁爱之情主要体现在对这些生命的恻隐之心和“无伤”的悲悯情怀。如孔子主张“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就是说人可以钓鱼但不要用绳网捕鱼，而要留有活口和生机，以利鱼的繁衍生息；人可以射鸟但不要射栖宿巢中的鸟，这样能让母、刍团聚或使嗷嗷待哺之幼鸟得以喂养。宋儒张载甚至将仁爱精神推广到非生命物质，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儒家的仁爱之情遍及人和物，但儒家并不认为这两者享有同样的道德关怀，因为虽然人与物一体，但是它们的重要性不同，因此人和物享有的爱不应该是同等的，而是应该有先后及厚薄之分。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是以人为中心而向周围动植物等其他事物辐射的爱，这一思想使得儒家有着人类中心主义之嫌。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因此否定儒家仁爱生命思想的伦理价值。
法国学者阿尔贝特·史怀泽曾言：“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种革命。”儒家仁爱的对象不仅包括人和动植物，甚至涉及一切无生命物质，这可谓一种博大的生命境界和高尚的道德精神。这一思想不仅对于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缓解，而且对于人类和平问题的解决都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值得今人反思和借鉴。
三、以和为贵
从敬重生命和爱生命的思想出发，儒家必然会重视生命和谐，将生命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生命和谐主要包括个人生命的身心和谐、个人的社会生命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有机体生命之间的和谐。其中，个人身心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前提。
对于个人身心和谐儒家强调自身修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正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儒家认为，身心可以相互促进，修身能够养性，养性也有利于修身，修身养性的实质就是解决自我意识、思想、情感、行为是否得当以及应当如何等问题。至于如何修身，《礼记·大学》如此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主要通过倡导行“”以实现这一目标。“仁”包含了“恭、宽、信、敏、惠”等众多道德规范在内，其核心是爱人，为此必须践行忠道和恕道。所谓忠道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意即自己要生存、发展和完善，也要让别人生存、发展和完善，这是从积极方面爱人。恕道则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意即自己不愿意要的，决不强加于人，这是从消极方面爱人。儒家认为，如果人们都能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将仁爱之情推及他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融洽。
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主张把人类生命放在整个自然界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和谐统一。儒家认为，人与天具有相同的本性，它们是相通的，即如董仲舒所言：“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作为天道的彰显，人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充分体认到天地自然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历程，是与人为一体的，人不仅要“知天”，而且还要“畏天”，自觉地遵循“天道”，在践履“天道”的过程中参天地而赞化育，实现天人关系的统一。
儒家的生命和谐思想可谓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它的个人身心和谐思想有助于消除现代人因竞争和繁忙而产生的焦虑感与烦躁感，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思想有助于现代社会减少人际冲突、构建融洽的人际关系，而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有助于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
四、生死由命
儒家不仅关注生命的存在问题，而且关注生命的终结问题。对于后者，儒家表现出一种豁达思想和超越态度，它认为个体的生命虽然在经历过一个生长、成熟、老化的动态过程之后终将走向死亡，但是人们可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实现生命的永恒。
儒家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都是由“气”之聚散变化而生，生为气之聚，死为气之散，即如朱熹所言：“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朱子语类》卷三)，二程也说道：“物生者，气聚也；物死者，气散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在儒家看来，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以孟子论述君子三乐的时候认为父母活着为其中一乐，即“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孟子·离娄上》)。反之，死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如《论语·先进》记载孑l子为颜回的死去而深感悲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日：‘子恸矣!’日：‘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此处“恸”即哀过也。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3
但是，中蒙两国在古代已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论语》等儒家经典早已进入蒙古人传统生活。换而言之，《论语》对于蒙古人来说绝对不是新鲜事物，因而，这种热销的背后隐藏的信息是二者在此之前出现过疏离。是什么因素导致二者的疏离，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论语》在蒙古重新被接受呢？本文试图从文化渊源角度解决这两个问题。通过解决这两个问题，本文还拟就《论语》教育思想的普世性以及中国传统经典走向世界进行尝试性探索。
一、儒家思想与蒙古地区的文化渊源
自先秦始，以《论语》为经典的儒家思想就已突破汉文化界限，对周边民族产生影响。有研究者曾指出：“儒学在我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思想的传播不仅仅局限于华夏中原地区，而且还拓展到了少数民族聚居活动的区域，甚至广布于海外。在儒学向北方发展的过程中，它与蒙古民族特有的游牧文化不断接触，被蒙古统治者接受并加以采用。”[2]
在儒家文化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的先秦时期，蒙古地区活跃的少数民族政权已经通过战争、联姻等方式与中原政权进行了最早、最原始的沟通。在先秦、汉初很长一段时期内战争与和亲一直是二者发生联系的主要方式。汉武帝之后，儒家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传统开始成型。随着蒙古地区的政权进入中原地带，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逐渐突显出来，典型的如“魏孝文帝改革”。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至顶峰，中国版图内各个民族的融合和交流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隶属蒙古地区政权的回纥曾为平息“安史之乱”做出了贡献。但儒家经典真正进入蒙古，对蒙古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是在蒙元政权建立前后的一段时期。
元帝国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已经注意到儒家文化及其经典的重要性；帝国建立后，儒家文化开始系统地进入蒙古传统教育之中，并最终带来了蒙古传统文化的巨大变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崇佛重儒’，采纳中原汉地儒士的建议，建立元朝，迁都北京，标志着蒙古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标志着世界性的蒙元帝国的正式形成。至此，以蒙古高原为摇篮、以游牧为生业方式的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又经历一次大的文化变迁。”[3]
元世祖早年曾教育皇族子弟师从许衡学习儒家文化。统一全国之后，他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盛赞他为“万世师表”。元朝至顺元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后世的“亚圣”称谓也来自于此。元仁宗时，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正式地位。尽管汉族知识分子在该时期饱受歧视，但代表汉族文化的儒家文化及其经典受到了元朝统治者高度重视，成为改变蒙古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也促成“元代掀起了第一次蒙汉文化交流高潮”。[4]儒家文化的加入最终改变了蒙古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局面，开始形成了“既有以流动性为主要特点的游牧文化，也有以定居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还有以城镇化为标志的商业文化”。[5]
对于蒙元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重视，有研究者特别指出了“高丽女性”这一重要因素，认为“高丽女性”进入元宫廷，最终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从元世祖开始，元朝为控制和拉拢高丽，还与高丽联姻，将元王室的女儿嫁给高丽国王。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先后有大批高丽女子被进献到元朝宫廷，出现了使元朝后宫中的女性人口以高丽女性居多的一道独特风景，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宫廷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6]一方面，“高丽女性”来自儒学观念深厚的高丽王朝，具有较高儒学修养，另一方面，元代蒙古贵族教育中，母亲地位非常重要，最终促进了儒学在蒙元上层建筑中的普及和推广。
与统治者重视儒家文化及其经典相适应的是当时教育以及科举制度都突出《论语》等经典的重要性。有资料指出，该时期，“无论是以汉语教学的普通学校还是以蒙古语教学的蒙古字学，甚至学习特殊技艺的学校如医学、阴阳学等都要学习儒家经典，科举时都考儒家经典，特别是前两种学校，儒家经典是他们的主课。”[7]在蒙古宫廷教育中，《论语》等儒家经典成为帝王教育的指定教材。“皇帝的学习及教育，主要由经筵讲官们负责实施”，“经筵官所用的教材是……《四书》《五经》……”。[8]在对皇太子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其讲授的教材主要有《资治通鉴》《贞观正学》《帝范》《世祖圣训》《皇图大训》《论语》《孟子》《孝经》《大学衍义》《尚书》等。”[9]元朝政府还于1269年设立国子学，主要讲授《论语》等儒家经典。从世祖时期，元朝就开始强力推行蒙古文字。在传授蒙语的教材里，不乏“《五经》《四书》的蒙译本或节要本”。[10]
总之，蒙元时期，蒙古政权不是单纯模仿汉制，而是采用“推行蒙古化，同时又继续加深汉化的双重政策”，[11]统治者提倡蒙语教育，甚至试图取消汉语统治地位，但却对汉族的儒家思想格外重视。仁宗时，朱熹的道经（四书集注）与科举结合。文宗更大倡道学，每年都要表彰“孝子节妇”等等。[12]元朝时，儒家文化及其经典真正进入蒙古人生活之中，也印证了研究者的说法：“汉族的哲学思想对蒙古族传统哲学真正发生影响是从元朝开始的，其中以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为最大。”[13]
明朝时，蒙古退回大漠，儒家文化影响暂告一段落。但此时期蒙古人中间，“儒学影响仍存在，但应是有限的，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资料加以论证。有的学者提出‘自元朝灭亡，除了留滞中原或归降明朝的蒙古人以外，塞外蒙古人对儒学的传承基本已经断绝’的论断是有一定见地的（黄丽生《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清代的台湾儒学与蒙古儒学》（未刊稿）学术研讨会计划简介）。”[14]随着清朝对蒙古的征服以及满清政权对儒学的扶植和利用，尽管存在着禁止蒙汉交往的不利条件，蒙古地区的儒学又重新发展起来。“早在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等依据蒙文创制满文，此举为满蒙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创造了良好条件和环境。在清廷推动下，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15]“在清初至清中叶这段历史时期，蒙古人学习汉文化的成绩也是突出的。汉族儒家经典和文学名著《易经》《礼记》《论语》《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被译成蒙古文在草原上流传”，通过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在蒙古人上层中培养了一批文臣武将，文臣如富俊、崇绮等，武将如僧格林沁等。这些人忠君爱国，为清朝的巩固发展做出了贡献。下层民众通过学习蒙文、满文儒家经典，学文识字，知书达理。”[16]这一时期涌现了不少蒙古族的作家、学者，他们要么是蒙元后裔，经历长期汉化，蒙古族痕迹已保留不多，典型代表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要么是为清朝入关做出过贡献的蒙古贵族后裔，如松筠，隶属蒙古正蓝旗，先祖是最早归附清朝的蒙古人。他在镇守边疆之时，把戍边思想归之于儒家的“仁、义”，不能不说是《论语》等儒家经典熏陶的结果。还有的是通过科举制度进入清朝士大夫阶层的蒙古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了清朝初、中期蒙古人儒家化的核心力量。典型代表是和瑛，他是乾隆时期进士，对儒家经典的熟悉不言而喻。他和松筠一样，也善用儒家“仁、义”思想反思从政之道。但整体而言，清朝初期、中期蒙古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主要集中在上层贵族阶层，但对普通民众影响很小。
1840年之后，蒙汉文化交流出现鼎盛局面。“这一时期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和国内各民族共同抗侮所致，蒙汉民族交往的禁令已被打破，蒙汉民族文化交流也迎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17]大批儒家经典著作和汉族章回、话本小说被翻译介绍到蒙古地区。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对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蒙古萨满教、藏传佛教进行了有力冲击，出现了众多蒙古族汉文学家和学者，如倭仁、裕谦、燮清等人。他们大都蒙汉兼修，精通《论语》等儒家经典。在近代蒙古族文化与儒学关系问题上，尹湛纳希（1837—1892）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他是近代蒙古地区儒家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主要贡献是对儒家思想的蒙古化和近代化。以《论语》为例，他主要汲取了其中的“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孝”的思想。通过“生而知之”，他把成吉思汗塑造成儒家圣君形象，通过“学而知之”，他一方面要“破除释教蒙昧，改变蒙古族以骑射为重的传统，宣扬理性之觉醒”，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蒙古族的历史，“树立民族的自信心，确立‘勿忘祖先’的民族意识”。[18]他对于“孝”的理解也是与不忘记民族祖先和历史相关联，从血缘角度提出民族的自识问题。但对《论语》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教训，他提出了带有近代性观念的看法。尹湛纳希提出成吉思汗与“尧、舜圣王”之间的平行关系，强化蒙古族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在与中原儒学对位的立场上阐释儒家思想，这使他在既吸收借鉴又改革发挥的立场上实现了儒家思想的蒙古化，以及蒙古传统文化的近代化。
1911年，沙俄趁我国国内辛亥革命之际怂恿蒙古大公独立，拉开了外蒙古独立的序幕。1924年，外蒙古建立人民共和国，并在当年宣布对外闭关，断绝与中国联系，成为一个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尽管有二者建交以及此前外蒙古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行为，但从1924年到苏联解体，蒙古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处于断层时期。70多年的“苏联化”抵消了蒙古传统文化与《论语》等经典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文化上的联系，苏联对蒙古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19]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切断蒙古与传统关系。苏联不准蒙古宣传成吉思汗，不准信仰藏传佛教。1921年苏联控制蒙古后，没收佛教寺院财产，摧毁庙宇，迫害喇嘛，基本上毁灭了藏传佛教。1962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长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这位宣传部长后被解除一切职务。第二，切断与中国文化关联。不断灌输反华意识，强调中国与蒙古对立。第三，灌输苏联文化意识形态。在蒙古人中间推广俄语，推广西里尔新蒙文。在苏联强势影响下，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苏联化”，饮食服饰都发生了变化。在民族自我认知上，他们逐渐接受西方文明，自认为是西方国家一个组成部分。“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也认为蒙古是‘西化’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从蒙古人的身上再也找不到中国文化的痕迹了”，[20]延续多年的儒家思想影响在这段断裂期里也宣告终结。
1989年剧变，随着苏联从蒙古撤军，蒙古人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中国与蒙古建立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保持着11年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以及12年对蒙最大投资国地位。但由于长期文化隔阂和周边国家的恶意诽谤，中蒙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和谐因素。一些在蒙古经商的中国商人存在着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恶行，一些中小企业采用违规手段经营，许多蒙古人还存在着强烈的排华情绪，这些都影响到二者的良性发展。但就整体而言，随着中蒙文化交流加强，这种不良因素正在逐渐克服。2007年6月，蒙古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是蒙古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孔子学院，合建学校为中国山东大学和蒙古国立大学。院长其米德策耶先后翻译出版过《论语》等中文典籍，并产生了重要影响。《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重新进入蒙古人的文化生活，重新把中国儒家文化的火种播撒在异国土地上。
二、结语：《论语》
走向世界的原因及其启示
《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载体，曾经伴随着儒家思想对蒙古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心理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古以前，《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世界领域里具有先进性。《论语》等儒家经典用经验的教育塑造了专制国家所需要的“顺民”，在当时代表了先进的意识形态，因而成为相对落后的蒙古地区学习和吸纳的对象。有研究者曾指出：“在15、16世纪以前，农耕世界在游牧世界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时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但是，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农耕世界却具有一种强大而潜在的文化势能，每当遭到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时，被征服了的农耕文明往往能够发挥出以柔克刚的文化势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销蚀掉野蛮入侵者身上的暴戾之气，使征服者反过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被征服者。”[21]在这样的背景下，《论语》等儒家经典蕴涵的“德育教化”思想才具有了相对普世价值。但是到了近现代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东方的征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地位逐渐丧失，《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丧失了先进地位。所以，近代以来，蒙古对中国文化的疏远和隔离，除了苏联因素之外，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优势地位丧失的后果。
苏联解体之后，蒙古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又得以延续。蒙语版《论语》在蒙古国成为畅销书就是最好注脚。但这种畅销背后隐藏更多的是经济关系。苏联解体后，蒙古经济陷入困境，中国是蒙古最大的投资和贸易伙伴，这就促使蒙古人学习《论语》，从而了解中国，方便经济往来。这是否意味着，经济才是《论语》重新被蒙古人学习的主要因素，至于它蕴涵思想的穿越性和普世性，显然是需要在经济这一前提下才有意义。联系当下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肆虐，背后主要推手还是经济。所以，当探讨某个经典是否具有普世意义，主要还得看该国家是否具有强大的实力。推而广之，只有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文化传播，才能真正为他民族所接受，但这种大国文化模式是否意味着相对弱小民族的文化注定会消失，这些问题显然都是需要深度思考的。
今天，当面对蒙语版《论语》热销这一文化现象时，一方面要肯定中国当下文化正发挥着强有力影响，中国形象正在前所未有地提高，因而带动了传统文化的国外热，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论语》等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强势时期的产物。在推销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强中国当下文化建设。对当下中国而言，除了继续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增强国力之外，有意识地建构中国当下文化，推出积极的能够代表中国特色的文化成果，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注释
[1]余纯纯：《〈论语〉成为蒙古畅销书》，《报刊荟萃》，2006（9）。
[2]王宇鑫：《蒙古汗国时期儒学的采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3][5]陈巴特尔：《试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变迁及其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4][17]云峰：《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及其儒学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6]郑成宏：《高丽女性与蒙古族接受儒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09月/02日/第003版。
[7][11][12]杨国勇：《元代教育的几个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5（1）。
[8][9][10]冀文秀：《元朝蒙古族教育的异彩华章》，《阴山学刊》，2010（4）。
[13]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试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0（5）。
[14][15][16]包文汉：《代儒学在蒙古人中的传播与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18]扎拉嘎：《儒学的蒙古化与尹湛纳希的近代民族启蒙思想》，《民族文学研究》，2004。
[19][20]杨涛：《蒙古人的对华心态》，《世界知识》，2011（19）。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文化；语文教学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影响力极深的中国古代文化。语文教学常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儒家思想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把握，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观。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子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春秋时期之后，中国文学都受到其影响。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的来源之一。
一、认识儒家文化对语文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二人确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脉相承从而共同形成为一个学派，学术界意见不一。
从这里看，孟子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孔子的思想对孟子影响更深。这说明教师和学生之间应有思想的影响，教师所教学的目标对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由《论语》里面中的诗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看出教师和学生也存在一定关系。
除此之外，论语里面的诗句，在语文教学中频繁出现，有的成为千古名句，对学生的影响极其深。重要的是，教师要了解儒家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对学生因材施教，让学生健康成长。
二、多背诵，了解儒家经典名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儒家经典名句，需要学生积极地思考。基于儒家文化和古典文言文的特点，学生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儒家名句的学习需要积累，特别是需要不断背诵常出现的名句，对特殊的名句要细品，并把名句的意境体会深刻，不断积累同儒家文化相关的知识，形成良好习惯。
三、儒家名句的积累品读
教师以校园文化为背景，用儒家思想精粹引导学生关注人生、感悟生活，完善自我人格。在语文教学中，以《论语》读本和选修课为抓手，巧用课堂，拓展探究，分类归纳，适当地把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思想精粹引入到学生的作文训练中，以提高学生作文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对于儒家名句的教学，教材要做到以下几点，积极帮助学生学习：巧用课堂，拓展探究；理解背诵，学以致用；分类归纳，丰富积累。
四、儒家文化在教学中的传承
文化是有价值的东西，对人的精神会产生影响。在教学中，教师要用儒家精神激励学生发奋图强。思想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源泉，只有好好把握文化的内涵，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面对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儒家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与思索也越发激烈和深入。教师要号召学生积极学习，把优秀文化传播下去，并传播出去。
五、儒家文化的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好多大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受到儒学的感染，特别是一些哲理性的问题。总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儒家思想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以忽略的，是值得学生学习和体验的。
参考文献：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5
论文关键词：儒家；伦理；仁；礼；和合
1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涵
1．1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就是爱人，是有关爱的道德，是心灵深处的德性，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内在情感诉求。“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能行五者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恭，即严肃；宽，即宽厚、忠恕；信，即诚实；敏，即善于思考、果断行事；惠，善于布施一些恩惠。“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为从“孝悌”到“泛爱”的人类之爱。“孝”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它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尊敬和服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孝。子日：‘无违。”’(《论语·为政》)“悌”指的是对兄长的敬重之情。儒家伦理思想认为，道德是基于人的同情心而形成的社会成员的普遍素质，认为人本性相近，这一相近的本性便是同情心，尽管有君子小人之别，但趋向于道德、形成道德素质却普遍存在于君子、小人之中。这样，“仁”就超出了孝悌的范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面》)所以，做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与人为善，团结友爱。儒家提倡的“仁”出于血亲之爱的博爱思想。且儒家提倡的仁爱是有原则的爱，“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孔子讨厌那种无原则的爱，称左右逢源毫无原则的人为“乡愿”。当然，这是儒家伦理思想情感具有阶级性的体现。儒家的“仁”不仅体现在对人类的博爱上，而且还表现在对生物，甚至是整个自然界的爱护上。“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钓鱼而不大肆捕鱼，射鸟而不破坏鸟窝。“民吾同胞，地吾与也”。
也就是说，人们是我的同胞，天地问的万物是我的朋友，人类应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处。儒家政治伦理中的“仁”，体现的是“为民以惠”的民本思想。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
(《论语·子张》)这里所谓的“立之斯立”强调的是从改造人的内心思想着手使人遵循道德原则，达到“立民”之目的；“道之斯行”指的是要用道德教育来教化百姓；“绥之斯来”指的是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安抚百姓，使其“近者悦，远者来”；“动之斯和”指的是君王在治理国家时不能一味地依照在上者的个人意愿行事，一些必要的原则应当遵循。
1．2儒家伦理道德的外在要求是“礼”
“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在诉求，是为人之本。而“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是儒家主张的待人处事之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论，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泡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礼记·曲礼》)这说明，“礼”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具有重要位置。这是因为，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由于儒家提倡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强化而形成的一种在封建社会中必须遵循的无形法律。这种无形的法律得以贯彻执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宗教、氏族维代感为基础的道德约束。简单地说，“礼”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秩序：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在伦理秩序中都有不同的关系定位，根据不同的关系定位而获得身份的认同，履行此种身份所应履行的职分便是遵从了“礼”。
《礼记》规定：“礼”是决定亲疏关系的人伦原则，是明辨是非的理性原则。它规范着社会等级秩序和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以礼敬宾”要求社会成员之问以礼相敬。在国际关系上，儒家主张先礼后兵。尤其是汉朝之后，强调用“礼”来教化异族，团结万邦，与别国和睦相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强调以德服人，以礼服人。政治伦理中的“正名”就是运用礼制来整顿社会上的各种等级名分，如君臣关系，家庭中的长幼尊卑等。在儒家看来，严格的等级制度可使社会秩序稳定，而社会秩序稳定君臣才能以礼相待，以仁相处，各安其业，守其本分。整个社会才能井然有序。
1．3儒家伦理思想的目标是“和合”
总体而占，“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和谐共处，“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汇贯通。“和合”蕴含着不同事物及其因素的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旨在承认“不同”事物的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点，使之达到最佳组合，从而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孔子继承了商周以来的“中和”思想，对“和”特别重视，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主张以礼为本，对不同文化兼容并蓄，对他们的优秀成份加以吸纳、摄取、涵化。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主张通过“究天人之际”去探求“天道”，把握自然规律，以期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团结友爱、和谐相处，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所谓“和而不同”就是以兼容彼此包含的合理因素而融汇贯通，“同而不和”则是否定差异，彼此无法兼容。强调“和”要讲原则，不能不讲标准无条件地迎合。
2儒家伦理思想的启示
2．1以“仁(人)”为本促进和谐
儒家伦理倡导“仁”的目的在于防止人的社会和生物异化，恢复人的本性，实现“仁者人也”的以人为本的理想社会，这与当今社会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是不谋而合的。孔子所谓之“仁”，为完美人格的价值德行，他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将仁作为人类本然、人的本性来对待，同时对如何行仁、践仁、为仁的问题提供了人性沦意义上的理论支撑，即通过“亲亲之爱”达到“泛爱众”的圣域，进而通达天地境界。孔子的“仁爱”伦理思想对于当代社会防止和纠正人的异化，提升个人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具有现实意义，孔子告诫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论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还是面对陌生人，都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爱”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当今社会之所以出现很多矛盾，人际关系不和谐，其重要原因在于，一些人肆意膨胀自己的物质欲望，自私自利，惟利是图，甚至损人利己。如果我们能以孔子的“仁爱”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尊重别人的意愿，乐于助人，那么人与人之问的关系定会和谐，整个社会将会出现一幅和谐的图景。
2．2以“礼”相待调整人际关系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以礼敬宾”，提倡追求人际问的和谐。孔子主张“中庸”“仁爱”，提倡“和”与“礼”，强调通过礼度的教化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友善对待。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教对家庭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尤其是儒家家训强调的施礼于天下，为安邦固国和营造太平盛世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说，家训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挂础，是我们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也是维护和谐社会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典籍。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先礼后兵。在汉朝之后，特别主张以“礼”教化异族，提倡和睦共处。孟子提出的“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其中就包含着以礼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思想，即反对以武力作后盾处理国际关系；主张利用和平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
儒家的“礼”文化主张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该做到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境界，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和善和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和过度开发。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依靠经济、法律手段外，还必须运用道德力量来维系。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法制不完备的今天，我们需要弘扬儒家重礼重德的积极思想，强化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识，注重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建立。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6
一、玄学家的儒学渊源
东汉末期，一些儒者、经学家面对道德危机和经学的没落，开始逾越儒家的礼度和经学的师法家法，不拘儒者之节，杂采老、庄之说。譬如：马融“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1），又训注《老子》、《淮南子》等道家著作。《后汉书·马融传》载：“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夫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戺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一代经学大师已津津乐道于老、庄之言，况论一般儒生文士？马融的弟子郑玄，不为经学所拘囿，“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后汉书·郑玄传》载：“（袁）绍客多豪谈，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上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叹服。”所谓“依方辩对”，使“竞设异端”的四方豪俊“莫不叹服”，可见老师大儒郑玄也已脱离经学窠穴，杂采百家了。至于经学深奥并曾正定“六经”文字的蔡邕，则憧憬一种“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2）的淡泊和空灵的道家境界。此外，汉末的杨厚、范升、虞翻、荀淑、顾凯等儒者，或修黄老之学，或为《老》、《庄》训解，或清淡而不涉世事，都已多少杂具道家色彩。
魏晋玄学正是循此路数发展而来。细案魏晋史籍，便会发现，玄学家大多数出身于经学世家，自幼受儒学濡染，谙熟《诗》、《书》，注解儒经，与儒家经学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兹以几位主要代表人物为例举述于下：
何晏（？一249年），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因曹操纳晏母，遂为操之养子，又娶探女为妻。史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师）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不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3）以神自况的何晏，除了著《老子道德经论》和《老子杂论》外，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周易说》一卷（4）、《孝经注》（5），《论语集解》十卷则是何曼等集诸家之解而成。《晋书·郑冲传》说：“（郑）冲与孙邕、曹羲、荀凯、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以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何晏等“集孔安国、马融、包氏、周氏、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义，并下己意，故为‘集解’。”
王弼（226一249年），“好说儒道”（6），通辩能言。《世说新语·文学》曰：“何晏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问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何晏“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7）王弼的《易》学渊自经学的荆州学派。汉末，刘表据荆州，兴建学官，编定经书，士子学人多相依附。荆州学者宋忠等治《易》重义理，与讲究阴阳象数的汉末《易》学不同。刘表青年时期曾师事王粲的祖父畅，后粲与族兄凯避乱荆州，投靠刘表，表以女要凯。蔡邕亦尝以数车书与王粲。王粲死后，其二子及宋忠因参与魏讽的谋反而被诛杀，而蔡邕所与的旧藏书遂转入王凯子业之手。而王业之子便是王宏、王弼。其后，曹操取荆州，宋哀与王氏北上，玄学遂盛于洛下。王弼曾著《周易注》十卷（8）、《周易略例》一卷（9）和《论语释疑》（10）。此外，见于诸史著录的有关《易》学著作还有《周易大衍论》、《周易究微》、《易辨》和《易传纂图》。
阮籍（210一263年），“容貌魂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善怒不形于色。……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11）。《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云：“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儒门世家的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12）。他著有《通易论》一卷（13）。
嵇康（223一262年），出自儒门，《三国志·魏志·嵇康传》注引嵇绍曰：“嵇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达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而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钦。”他曾著《春秋左氏传音》（14）和《周易不尽意论》（15）。嵇康曾在洛阳刻石写经，《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嵇绍《赵至叙》云：“（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嵇康后为司马昭系狱治罪，《世说新语·雅量》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说：“康、文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可见，嵇康是深受儒学子弟仰幕的。
向秀（227一277年），《世说新语》说：“秀与嵇康、吕安为友，取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从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乃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16）他少而精通儒学，“弱冠著《儒道论》，弃之不录，好事者或存之”。又曾“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17）《周易注》已佚，为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著录。此外，向秀还著有《易义》一书（18）。
郭象（252一312年），“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19）“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20）他著有《论语隐》一卷（21）、《论语体略》二卷（22）。
此外，玄学名士阮咸出于儒学世家，著《尚书》学著作《三愤书》一卷（23）。裴楷“特精《易》义”（24）。卫玠精通《周易》，“少有名理，善《易》、《老》”（25）。钟会“年四岁授《孝经》，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岁诵《易》，十二岁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岁诵《周礼》、《礼记》，十四岁诵成侯《易记》……”（26）。荀粲出自儒门，其“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幸以为子贡称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古人之糠。”（27）。谢鲲也出自儒门，《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说：“谢鲲学幼舆，陈郡人。父衡，晋硕儒。鲲性通简，好《老》、《易》，善音乐，以琴、书为业。”
由上述诸人之学行，不难看出，魏晋玄学名士无论在学术师承、家学渊源上，抑或在其研习的著作上，都与两汉经学有新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出之于儒学并不等于就是儒学，如先秦墨子出于儒而非儒、韩非师事儒学则而荀子而集法家之大成。而且，笺注哪家著作也不一定就表明其一定会沿袭什么思想，思想史上“六经注我”的情况不乏其例。所以，探讨玄学与儒学的关系，是根本的还是要看玄学家自己的思想内容和学术倾向。
二、用道家自然净化儒家名教的思想主旨
玄学思潮的中心议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而所谓本末、有无、体用、心性、宗意和才性等等概念范畴都是对这一论题的展开或深化。抹讨名教与自然之辩，有助于把握玄学思想的精神实质。
魏晋时期，与“名教”相对应的所谓“自然”，有这样几重含义：其一，指宇宙万物的本体或万物非人为的本然状态，自然而然；其二，指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情感；其三，指必然、命运。汉代以后，所谓“名教”，主要指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即礼教。其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汉末蔡邕在论议宗庙之礼时即曾云：“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故尊卑永固，而不踰名教。”（28）南朝郑鲜（先）之亦曰：“名教大极，忠孝而已。”（29）
“名教”的功能或特征是“以名为教”，即把宗法等级制度及与之相应的伦理通德观念立为名份、名目、名号、名节，如举贤良方正、茂才孝廉，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等。，以政治手段来推动道德教化。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说：
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余价，亦犹蝉壳蜕皮，兽远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情而致其善尔。”
然而，汉代统治者推崇名教，行“以名为教”的道德教化，其结果造成的却是如上所述的名实脱节的伦理失范、道德危机的状况。这就引起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
玄学名士们认为，道德危机是由于“矜名”、“尚名”使然，故提出以“不言之教”取代“以名为教”。王弼谓：“以无为而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30）“不言之教行，何为而不威如？”（31）向秀、郭象云：“道之所以流荡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横出者，争善故也。”（32）“绝学去教，而归于自然之意也”，“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33）玄学家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其所谓“不言之教”进行了哲学论证。
“不言之教”是“以名为为教”的否定命题。何晏、王弼反对“以名为教”的教化方法，反对用“荣名”、“令各”、“德名”进行教化。然而，他们并不反对、更未曾否定君臣之道、尊卑之序、贵贱之别，不反对宗法等级制度及其相应的伦理道德。何晏说：“女知父子相养不可废，反可废君臣之义耶？”（34）王弼亦说：“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贤愚有别，尊卑有定，然后乃亨”。（35）而且，在王弼看来，“名教”所规定的内容恰是在“无名”、“不言”的形式中才能得以实现。他说：“圣功实存，而曰绝圣之所立；仁德实著，而曰弃仁之所存”，“是故天生五物，无物为用。圣行五教，不言为化”。（36）他主张“行不言之教”，以“不言为化”，认为“不言”是实现“五伦之教”的前提条件。他用体用、有无、本末、母子、一多等范畴论证“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体用不二”、“守母存子”、“崇本举末”，而以“自然”为体、为本、为母、为、为用，“名教”则为末、为子、为多、为有，二者虽有轻重之别，却不可偏废一方。王弼在论述“自然”之道成“道”之“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时指出：“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正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为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37）他在这里所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既不是单纯地论证“名教”的合理性，也不是对“名教”的简单否定，其旨在于用“不言之教”取代“以名为教”，用“自然”来净化“名教”。王弼的意思是由于“名教”出于“自然”，故而“名教”的存在是合理的，“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也同样是由于“名教”出于“自然”，故而“名教”要受“自然”的约束，不可一味“任名以号物”，而应“亦将知止”。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说，既肯定了三纲五常之“名教”的内容，又否定了“以名为教”的外在形式，从而为其“不言之教”的主张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依据。余敦康在《何晏王弼玄学新探》中评道：“王弼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人之学的基本精神，一方面由人道上溯天道，同时又由天道返回人道，通过自然与名教这一对范畴把王与人紧密联结起来。其所谓自然固然侧重于天道，但也色含着人道的内容。其所谓名教固然侧重于人道，但也色含着天道的内容。天人合一，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囊括宇宙、贯通天人的整体观。与传统的天人之学相比，王弼的卓越之处左于从本体论的哲学高度进行了论证，为这种整体观建之了一系列的逻辑支点。”
如里说何晏、王弼主要是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那末，嵇康、阮籍则主要是从外在的社会规范与人的内在自然情感的关系来说明和论证“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的重要命题。他说：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倒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能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这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对名位、德名的无所“矜尚”为前提，以“是非无措”、“大道无违”为目的。那么，这个“无违”之“道”又指什么呢？他在《释私论》中说：“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具也。”“言无苟讳，而行无苟隐。不让爱之而苟善，不以恶之而苟非。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忠咸明天下，而信笃乎万民。”原来，所谓“心无所矜”、“显情无措”的结果是达乎“贤”、“忠”、“信”，这就叫“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看来，这“道”与儒家伦理道德并无根本区别。此诚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指出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由此而论，嵇康并不一般地反对、否定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伦理道德（即所谓“名教”、“礼教”）。他认为，主观上不矜乎“名教”，客观上是为了达乎真正的名教。“情不系于所欲”，方能“审贵贱而道物情”；惟其“傲然忘贤”，故而“贤于度会”；要想怀抱忠义，就须心“不觉其所以然”。嵇康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回到了王弼的“不言之教”。“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归宿乃是回归名教。阮籍的思想脉络也是如此。他在《乐论》中说：“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驰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衰，谓之乐。车服旌旗、宫室饮食，礼之具也；钟磬鞞鼓，琴瑟歌舞，乐之器也。礼踰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这与嵇康的思想完全一致。
以玄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何晏、王弼强调“自然”与“名教”的联系；嵇康、阮籍起初沉沦于“自然”与“名教”的对立，最终又认为只要顺应人的无知、无欲、无情感、无好恶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去做，便能实现仁义道德；向秀、郭象则论证了任自然本性之所以能够实现名教的根据，强调了“自然”与“名教”的同一。他们就这样在倡兴老、庄之学的外象下，迂迴曲折地在实质上丰富和发展了儒学。
向秀、郭象认为，社会的等级差别是由于人的内在的性分有所不同造成的，但尽管人之所禀有异，只要任人之“真性”，却仍能使每个人都实现仁义。他们说：“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则‘六经’也。况今之人事，则以自然为履，‘六经’为迹。”（38）“仁者，兼爱之迹；义者，成功之物。爱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义，义功见焉。”（39）这里，“迹”指现象、所以然，“所认迹”则指本质、所以然。向秀、郭象认为，仁义、《六经》皆为“迹”，自然人性才是“所以迹”；前者以后者为根据，是后者的外化。他们认为，人们不能矜尚外在的仁、义，而应各足其性，这样便可达乎仁、义，“善于自得，忘仁而仁”（40），“质全而仁义焉”（41）。向秀、郭象的这种思想同嵇康所说“宗长当归，自然之情”、“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异曲同工。他们都反对“以名为教”，而主张“不言之教”，认为任人之自然本性，便能实现仁义。可是，为什么从人的自然本性便能外化出仁义呢？向秀、郭象曾试图祖论上予以解答，指出：“仁义自是人情。”（42）就是说，“名教”即“自然”。
向秀、郭象在《庄子·骈拇注》中说：“从此系彼为属，属性于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可见，他们反对把仁义内化于人的自然天性之中，认为把“仁”系属于人性是“不善”的表现。同篇又说：“夫曾、史性长于仁耳，而胜不长者横复慕之，慕之而仁，仁已伪矣。天下未尝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则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桀、跖也。”这说明他们既反对慕仁而失真，又否认人性中都禀有仁义，性不长于仁者大有人在。
“仁义自是人情”中的“仁义”，不是儒家所谓有具体规定和共同标准的仁义，其意在于说明人性是不同的，有差等的，而若能自足其不同之人性，便是至仁至义；换言之，真正的仁义就是不同人性的自我实现。向秀、郭象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人性有变，古今不同。”（43）人性是变动的，因而真正的仁义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他们又说：“彼我同于自得，斯可谓善也”（44），“任其天性而动，则人理亦自全矣”（45）。只要任其天性而自得，便是善，便全于人理，也就是真正的仁义，故其谓：“善于自得，忘仁而仁”（46），“质全而仁义著”（47），“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48）。
向秀、郭象的“仁义自是人情”说旨在为“不言之教”的主张提供人性论的根据。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仁义是“自足”、“自得”的，所以不要“矜名好高”、“畏敬慕善”，“若夫揭仁义以趋道德之乡，其犹击鼓而求者，无由得也。”（49）。因为人性的差等表现为贤愚贵贱的不同，所以，“自足”、“自得”的内容就是当臣的安于臣、当妾的安于妾，在下位者安于下位，各守本份，素位而行，“外内上下，尊卑贵贱，于其体中各任其极，而未有亲爱于其间也，然至仁足矣。故五亲六族，贤遇远近，不失分于天下者，理自然也。”（50）。
任何一种规范伦理学都是由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命题组成的，并通过教化灌输使这种原本是外在的道德指令内在化为人的情感、信念和人们普遍自觉遵循的社会习俗，这样才能发挥其规范人类行为、和谐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玄学家们虽然不反对儒家伦理的本质内容及其所维护的宗法等级制度，但又否定了儒家伦理“以名为教”的教化形式，这无疑是一巨大矛盾。这种对儒家伦理的矛盾心态是玄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造成的。生当士族门阀制度盛行，宗法制度被高度强化的魏晋时代，玄学家们很难在理论上超越具体历史条件而对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予以否定。但他们无目睹了东汉末叶以来名实混淆、欺世盗名的道德危机，就又自然而然地会将之归咎为“以名为教”的教化方法及由此而产生的“矜名尚高”、“畏教慕善”的社会风气。玄学家们希图以道家的自然无为取代儒家的“以名为教”的大肆有为，对汉儒热衷于礼乐教化来个低调处理，以期净化社讽尚和拯救道德危机，重构精神信念。正唯如此，玄学家们的思想才表现为一种“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51）的矛盾品格。毋庸讳言，“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玄学名士确实有一些背礼伤教的言辞与行为，然而，就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一思想主旨而言，他们其实又很相信礼教，故而玄学与经学这两种乍看起来大异其趣的思潮，实是异曲同工和一脉相承的。
三、儒道兼综的社会风尚
“自然”与“名教”之辩的逻辑进程已向人们展示出儒、道合流的趋势。事实上，在魏晋时期，调合儒、道乃是清谈名士的共识和理论追求。《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孔）融别传》载：“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孔）融欲观其为之，遂造之。膺问：‘高明文祖，尝与仆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众坐莫不叹自息，佥曰：‘异童子也！’”“异童子”孔融言孔、老“同德比义而相师友”，确道出魏晋合同儒、道的时代潮流，发前人之所未发。《世说新语·文学》载：“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乎？’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椽，世谓‘三语椽’。”玄学家阮修用问多的形式巧妙地指明玄学思潮的主调一一合同儒、道。《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载：“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何）晏说与圣人同，著论形于世也。”《世说新语·德行》载：“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放任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名士乐广以为“自然”与“名教”相通，“名教”中就能尽享“自然”之妙趣。如此等等，难以尽举。
魏晋玄学的主旨是综合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然其理论表现形式和乡证角度又各自有所不同。何晏、王弼开启魏晋玄学，故其往往用“旧”的形式注入“新”的内容，旧瓶里装新酒，以老化孔、以老化《易》，援道入儒，表现为内道外儒。嵇康、阮籍的时代，正是司马氏假借名教之治大施淫威之时，故其作为司马氏政权的反对派，往往托名老、庄非毁儒圣，表现出一种儒家叛逆者的特色，但本质上又未能真正去掉儒学的印痕。形式上，阮籍表现为先儒后道，嵇康则表现为先道后儒；阮籍的思想终点构成了嵇康思想的逻辑起点，而阮籍思想的起点又是嵇康思想的终点。向秀、郭象继起于玄学之风扇于海内而专制政治渐渐步入正轨之时，故其摆出老、庄传人的姿态，而骨子里却是儒家的货色，用儒家思想隐解《庄子》，表现为外道内儒。
侯外庐先生曾指出，魏晋人善谈“离异同合”（52），这不仅在才性、言意等问题上是如此，就是在儒家与道家、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态度上也是这样。何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说，嵇康、阮籍“忠诚自然”的主张，似乎讲的都是“离异”，但就其“怀抱忠义”的实质态度看，还都是主张调和名教与自然，将儒、道融通于一。
当然，儒家与道家毕竟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前者讲有为，后者言无为；前者重入世，后者倡出世；前者尊名教，后者尚自然……二者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调和。而玄学名士们试图调和儒、道之间的客观矛盾，结果造成其自身主观上充满了矛盾，表现为一种“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53）的矛盾品格。
然而，综合儒、道业已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尚，为人们津津乐道。如道士葛洪内道外儒，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54）云：“得道于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55）不如名将桓温认为能够人儒经《礼记》中窥探道家之玄奥，《世说新语·言语》载：“刘尹（惔）与恒宣武（温）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天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中语。’”此外，最高统治者也用道家自然来点缀儒家名教，《通典》卷八十载晋康帝司马岳奔丧诏说：“孝慈起于自然，忠孝发于大成。”隐士李谧则作《神士赋》谓：“周孔重儒教，庄老贵无为。二途虽如异，一是关声儿。”（56）
在名教崩解的社会背景和儒、道兼综的社会风潮下，魏晋时不少儒者也不拘泥于门户之见，渐渐地谈起儒、道合同来。如庾峻从为政者角度讲山林讨与朝廷之士的异曲同工之妙，认为山林之士“节虽离世，而道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57）。这与向秀、郭象的山林与庙堂别无二致之说同是调和道家出世观与儒家入世观的思想。被称为“儒宗”的董遇，既“善《左氏传》”，“旦夕传讲”，又“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58）“儒学洽闻”的裴秀，被毋丘俭赞曰：“生而歧嶷，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学强记，无文不该；教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59）俨然成了集儒、道于一身的玄学名士。自称“有《左传》癖”的经学家杜预也热衷于谈论自然之道，说：“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无委诚，而倍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后世则“淳朴渐散，彰美显恶”，再往后更是“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60）这同玄学家把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发展理解为朴散真离、道德递减的历史过程不无相近之处。王昶重视儒家仁义礼乐，认为“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并不满于当时盛行的浮华之习，但他又劝戒其子侄道：“欲使汝曹立身行己，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61）再如邓粲，少以高洁闻名，不应辟举，后应诏入仕，友人谓之改节，他则笑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不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如在我，不在于物。”（62）这与向秀、郭象关于山林与庙堂的说法如出一辙。被称为“儒宗”的徐笛，既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徽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精于《三礼》的范宣，面对风靡于世的玄学感到无可奈何，他说：“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能易’。”他洁身自好，以“记谈未尝及《老》、《庄》”而自我标榜。但有意思的是“客有向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谈《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63）魏晋玄风其时包括儒者在内的所有士子学人成了挡不住的诱惑，羞言道家浮的范宣也耐不位要看起老、庄之书来了。江惇“孝友淳粹，高节近俗。性好学，儒玄并综。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隐显殊途，未有不停礼教者也。若以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者，非但动违礼法，亦道之所弃也。”（64）这是把老、庄思想纳燸家礼度的范围之内，用儒家来诠释道家。王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效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他说：“孔文非不达远，以体远故用近；颜子岂不具德，以德备故膺教”，“（先王）使夫敦礼崇化，日用以成俗，诚存而邪忘，利损而竞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65）名之曰“废庄”的王坦之，实际是把孔子和颜子庄学化，把名教曲说为自然，唐人李磎就曾指出王坦之的《废庄论》“其终篇又同其均彼我说”（66）。上述诸儒，兼综儒、道，合同名教与自然，与从儒学蜕变而来又综合儒、道的玄学家们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玄学家们的主旨是用道家的自然净化、修补儒家的名教，主张以“不言之教”取代“以名为教”；而上述那些儒者合同儒、道，已没有以自然净化名教的意义，而主要是为了适应综合儒、道的思想潮流，用自然来修饰名教，作为名教合理性的注脚。唐长孺认为，关于名教与自然之辩，“东晋以后这个问题既然已获得解决，因此说到名教，往往加上自然的帽子。”（67）其实，玄学家们并没有真正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他们本来要用自然净化名教，终而却渐趋蹈入用名教同化自然的歧途，而用名教同化自然、呑噬自然，或借用庞朴的话说是“以名教去俘虏了自然”（68），那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受玄学影响的儒家学者的思想特征。玄学思潮出之于儒而又返回于儒，而这一时期的儒者却受玄风薰染，用自然点缀名教，他们善谈《老》、《庄》，其学都涂上了几多通家色彩。
玄学在魏晋之际的道德危机的历史背景和综合儒、道的社会氛围下而产生发展。话由汉代儒学蜕化出来，而反过来又影响了需学。玄学家的精神风尚直接感染了南朝的儒学，使其形成了与北朝儒学不问的风格。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是对汉末以来道德危机的一种理论解答，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则是从制度上试图避免政治与伦理的结合而带来的道德虚伪性，这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此外，玄学的本体论、自然主义和思辨理性及体用、本末、性情和自然与名教等范畴又影响了宋明理学，此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说：“理学实继续魏晋玄学来”。（69）
［注释］
（1）《后汉书·马融传》。
（2）上书《蔡邕传》。
（3）《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4）姚振宗《补三国志·艺文志》著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
（5）《隋书·经籍志》著录，已佚。
（6）《三国志·魏书·王弼传》。
（7）上书《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
（8）《隋书·经籍志》著录。
（9）同上。
（10）已佚，部分散见于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易《论语正义》。
（11）《晋书·阮籍传》。
（12）《宋书·艺文志》著录。
（13）《隋书·经籍志》著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本。
（14）丁国钓《补晋书·艺文志》著录。
（15）《世说新语·雅量》。
（16）上书《文学》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
（17）同上。
（18）此书已佚，黄逢元《补音书·艺文志》著录，《经典释文序录》张潘集解引。
（19）《晋书·郭象传》。
（20）《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21）《隨书·经籍志》著录，已佚。
（22）《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已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本，皇侃《论语义疏》中有引文。
（23）黄逢之《补晋书·艺文志》著录。
（24）《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
（25）同上《玠别传》。
（26）《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27）同上《荀彧传》注引《晋阳秋》。
（28）袁宏：《后汉书》卷六十二。
（29）《宋书·郑先之传》。
（30）《老子·六十三章注》。
（31）《周易·上经注》。
（32）《庄子·人间世注》。
（33）上书《知北游注》。
（34）《论语集解·微子注》。
（35）《周易·鼎卦注》。
（36）《老子·三十二章注》。
（37）《庄子·天运注》。
（38）上书《大宗师注》。
（39）上书《骈拇注》。
（40）上书《天运注》。
（41）同上。
（42同上。
（43）上书《骈拇注》。
（44）上书《达生注》。
（45）上书《骈拇注》。
（46）上书《天运注》。
（47）上书《骈拇注》。
（48）上书《天运注》。
（49）同上。
（50）《晋书·王坦之传》。
（51）《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19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2）《晋书·王坦之传》。
（53）《抱朴子·明本篇》。
（54）上书《辩问篇》。
（55）《魏书·逸士传》。
（56）《晋书·庚峻传》。
（57）《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注引《魏略》。
（58）《晋书·裴秀传》。
（59）上书《杜预传》。
（60）《三国志·魏书·王昶传》。
（61）《晋书·邓粲传》。
（62）《上书·儒林传》。
（63）同上。
（64）上书《江统传》。
（65）上书《王坦之传》。
（66）《文苑英华·废老庄论序》。
（67）《魏晋玄学之形成与发展》，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7
东汉末期，一些儒者、经学家面对道德危机和经学的没落，开始逾越儒家的礼度和经学的师法家法，不拘儒者之节，杂采老、庄之说。譬如：马融“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1），又训注《老子》、《淮南子》等道家著作。《后汉书·马融传》载：“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夫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戺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一代经学大师已津津乐道于老、庄之言，况论一般儒生文士？马融的弟子郑玄，不为经学所拘囿，“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后汉书·郑玄传》载：“（袁）绍客多豪谈，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上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叹服。”所谓“依方辩对”，使“竞设异端”的四方豪俊“莫不叹服”，可见老师大儒郑玄也已脱离经学窠穴，杂采百家了。至于经学深奥并曾正定“六经”文字的蔡邕，则憧憬一种“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2）的淡泊和空灵的道家境界。此外，汉末的杨厚、范升、虞翻、荀淑、顾凯等儒者，或修黄老之学，或为《老》、《庄》训解，或清淡而不涉世事，都已多少杂具道家色彩。
魏晋玄学正是循此路数发展而来。细案魏晋史籍，便会发现，玄学家大多数出身于经学世家，自幼受儒学濡染，谙熟《诗》、《书》，注解儒经，与儒家经学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兹以几位主要代表人物为例举述于下：
何晏（？一249年），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因曹操纳晏母，遂为操之养子，又娶探女为妻。史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师）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不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3）以神自况的何晏，除了著《老子道德经论》和《老子杂论》外，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周易说》一卷（4）、《孝经注》（5），《论语集解》十卷则是何曼等集诸家之解而成。《晋书·郑冲传》说：“（郑）冲与孙邕、曹羲、荀凯、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以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何晏等“集孔安国、马融、包氏、周氏、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义，并下己意，故为‘集解’。”
王弼（226一249年），“好说儒道”（6），通辩能言。《世说新语·文学》曰：“何晏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问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何晏“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7）王弼的《易》学渊自经学的荆州学派。汉末，刘表据荆州，兴建学官，编定经书，士子学人多相依附。荆州学者宋忠等治《易》重义理，与讲究阴阳象数的汉末《易》学不同。刘表青年时期曾师事王粲的祖父畅，后粲与族兄凯避乱荆州，投靠刘表，表以女要凯。蔡邕亦尝以数车书与王粲。王粲死后，其二子及宋忠因参与魏讽的谋反而被诛杀，而蔡邕所与的旧藏书遂转入王凯子业之手。而王业之子便是王宏、王弼。其后，曹操取荆州，宋哀与王氏北上，玄学遂盛于洛下。王弼曾著《周易注》十卷（8）、《周易略例》一卷（9）和《论语释疑》（10）。此外，见于诸史著录的有关《易》学著作还有《周易大衍论》、《周易究微》、《易辨》和《易传纂图》。
阮籍（210一263年），“容貌魂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善怒不形于色。……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11）。《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云：“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儒门世家的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12）。他著有《通易论》一卷（13）。
嵇康（223一262年），出自儒门，《三国志·魏志·嵇康传》注引嵇绍曰：“嵇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达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而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钦。”他曾著《春秋左氏传音》（14）和《周易不尽意论》（15）。嵇康曾在洛阳刻石写经，《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嵇绍《赵至叙》云：“（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嵇康后为司马昭系狱治罪，《世说新语·雅量》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说：“康、文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可见，嵇康是深受儒学子弟仰幕的。
向秀（227一277年），《世说新语》说：“秀与嵇康、吕安为友，取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从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乃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16）他少而精通儒学，“弱冠著《儒道论》，弃之不录，好事者或存之”。又曾“注《周易》，大义可观，而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17）《周易注》已佚，为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著录。此外，向秀还著有《易义》一书（18）。
郭象（252一312年），“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19）“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20）他著有《论语隐》一卷（21）、《论语体略》二卷（22）。
此外，玄学名士阮咸出于儒学世家，著《尚书》学著作《三愤书》一卷（23）。裴楷“特精《易》义”（24）。卫玠精通《周易》，“少有名理，善《易》、《老》”（25）。钟会“年四岁授《孝经》，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岁诵《易》，十二岁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岁诵《周礼》、《礼记》，十四岁诵成侯《易记》……”（26）。荀粲出自儒门，其“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幸以为子贡称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古人之糠。”（27）。谢鲲也出自儒门，《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说：“谢鲲学幼舆，陈郡人。父衡，晋硕儒。鲲性通简，好《老》、《易》，善音乐，以琴、书为业。”
由上述诸人之学行，不难看出，魏晋玄学名士无论在学术师承、家学渊源上，抑或在其研习的著作上，都与两汉经学有新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出之于儒学并不等于就是儒学，如先秦墨子出于儒而非儒、韩非师事儒学则而荀子而集法家之大成。而且，笺注哪家著作也不一定就表明其一定会沿袭什么思想，思想史上“六经注我”的情况不乏其例。所以，探讨玄学与儒学的关系，是根本的还是要看玄学家自己的思想内容和学术倾向。
玄学思潮的中心议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而所谓本末、有无、体用、心性、宗意和才性等等概念范畴都是对这一论题的展开或深化。抹讨名教与自然之辩，有助于把握玄学思想的精神实质。
魏晋时期，与“名教”相对应的所谓“自然”，有这样几重含义：其一，指宇宙万物的本体或万物非人为的本然状态，自然而然；其二，指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情感；其三，指必然、命运。汉代以后，所谓“名教”，主要指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即礼教。其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汉末蔡邕在论议宗庙之礼时即曾云：“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故尊卑永固，而不踰名教。”（28）南朝郑鲜（先）之亦曰：“名教大极，忠孝而已。”（29）
“名教”的功能或特征是“以名为教”，即把宗法等级制度及与之相应的伦理通德观念立为名份、名目、名号、名节，如举贤良方正、茂才孝廉，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等。，以政治手段来推动道德教化。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说：
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余价，亦犹蝉壳蜕皮，兽远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情而致其善尔。”
然而，汉代统治者推崇名教，行“以名为教”的道德教化，其结果造成的却是如上所述的名实脱节的伦理失范、道德危机的状况。这就引起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
玄学名士们认为，道德危机是由于“矜名”、“尚名”使然，故提出以“不言之教”取代“以名为教”。王弼谓：“以无为而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30）“不言之教行，何为而不威如？”（31）向秀、郭象云：“道之所以流荡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横出者，争善故也。”（32）“绝学去教，而归于自然之意也”，“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33）玄学家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其所谓“不言之教”进行了哲学论证。
“不言之教”是“以名为为教”的否定命题。何晏、王弼反对“以名为教”的教化方法，反对用“荣名”、“令各”、“德名”进行教化。然而，他们并不反对、更未曾否定君臣之道、尊卑之序、贵贱之别，不反对宗法等级制度及其相应的伦理道德。何晏说：“女知父子相养不可废，反可废君臣之义耶？”（34）王弼亦说：“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贤愚有别，尊卑有定，然后乃亨”。（35）而且，在王弼看来，“名教”所规定的内容恰是在“无名”、“不言”的形式中才能得以实现。他说：“圣功实存，而曰绝圣之所立；仁德实著，而曰弃仁之所存”，“是故天生五物，无物为用。圣行五教，不言为化”。（36）他主张“行不言之教”，以“不言为化”，认为“不言”是实现“五伦之教”的前提条件。他用体用、有无、本末、母子、一多等范畴论证“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体用不二”、“守母存子”、“崇本举末”，而以“自然”为体、为本、为母、为、为用，“名教”则为末、为子、为多、为有，二者虽有轻重之别，却不可偏废一方。王弼在论述“自然”之道成“道”之“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时指出：“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正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为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37）他在这里所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既不是单纯地论证“名教”的合理性，也不是对“名教”的简单否定，其旨在于用“不言之教”取代“以名为教”，用“自然”来净化“名教”。王弼的意思是由于“名教”出于“自然”，故而“名教”的存在是合理的，“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也同样是由于“名教”出于“自然”，故而“名教”要受“自然”的约束，不可一味“任名以号物”，而应“亦将知止”。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说，既肯定了三纲五常之“名教”的内容，又否定了“以名为教”的外在形式，从而为其“不言之教”的主张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依据。余敦康在《何晏王弼玄学新探》中评道：“王弼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人之学的基本精神，一方面由人道上溯天道，同时又由天道返回人道，通过自然与名教这一对范畴把王与人紧密联结起来。其所谓自然固然侧重于天道，但也色含着人道的内容。其所谓名教固然侧重于人道，但也色含着天道的内容。天人合一，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囊括宇宙、贯通天人的整体观。与传统的天人之学相比，王弼的卓越之处左于从本体论的哲学高度进行了论证，为这种整体观建之了一系列的逻辑支点。”
如里说何晏、王弼主要是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那末，嵇康、阮籍则主要是从外在的社会规范与人的内在自然情感的关系来说明和论证“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的重要命题。他说：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倒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能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这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对名位、德名的无所“矜尚”为前提，以“是非无措”、“大道无违”为目的。那么，这个“无违”之“道”又指什么呢？他在《释私论》中说：“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具也。”“言无苟讳，而行无苟隐。不让爱之而苟善，不以恶之而苟非。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忠咸明天下，而信笃乎万民。”原来，所谓“心无所矜”、“显情无措”的结果是达乎“贤”、“忠”、“信”，这就叫“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看来，这“道”与儒家伦理道德并无根本区别。此诚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指出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由此而论，嵇康并不一般地反对、否定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伦理道德（即所谓“名教”、“礼教”）。他认为，主观上不矜乎“名教”，客观上是为了达乎真正的名教。“情不系于所欲”，方能“审贵贱而道物情”；惟其“傲然忘贤”，故而“贤于度会”；要想怀抱忠义，就须心“不觉其所以然”。嵇康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回到了王弼的“不言之教”。“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归宿乃是回归名教。阮籍的思想脉络也是如此。他在《乐论》中说：“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驰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衰，谓之乐。车服旌旗、宫室饮食，礼之具也；钟磬鞞鼓，琴瑟歌舞，乐之器也。礼踰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这与嵇康的思想完全一致。
以玄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何晏、王弼强调“自然”与“名教”的联系；嵇康、阮籍起初沉沦于“自然”与“名教”的对立，最终又认为只要顺应人的无知、无欲、无情感、无好恶的潜意识或无意识去做，便能实现仁义道德；向秀、郭象则论证了任自然本性之所以能够实现名教的根据，强调了“自然”与“名教”的同一。他们就这样在倡兴老、庄之学的外象下，迂迴曲折地在实质上丰富和发展了儒学。
向秀、郭象认为，社会的等级差别是由于人的内在的性分有所不同造成的，但尽管人之所禀有异，只要任人之“真性”，却仍能使每个人都实现仁义。他们说：“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则‘六经’也。况今之人事，则以自然为履，‘六经’为迹。”（38）“仁者，兼爱之迹；义者，成功之物。爱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义，义功见焉。”（39）这里，“迹”指现象、所以然，“所认迹”则指本质、所以然。向秀、郭象认为，仁义、《六经》皆为“迹”，自然人性才是“所以迹”；前者以后者为根据，是后者的外化。他们认为，人们不能矜尚外在的仁、义，而应各足其性，这样便可达乎仁、义，“善于自得，忘仁而仁”（40），“质全而仁义焉”（41）。向秀、郭象的这种思想同嵇康所说“宗长当归，自然之情”、“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异曲同工。他们都反对“以名为教”，而主张“不言之教”，认为任人之自然本性，便能实现仁义。可是，为什么从人的自然本性便能外化出仁义呢？向秀、郭象曾试图祖论上予以解答，指出：“仁义自是人情。”（42）就是说，“名教”即“自然”。
向秀、郭象在《庄子·骈拇注》中说：“从此系彼为属，属性于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可见，他们反对把仁义内化于人的自然天性之中，认为把“仁”系属于人性是“不善”的表现。同篇又说：“夫曾、史性长于仁耳，而胜不长者横复慕之，慕之而仁，仁已伪矣。天下未尝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则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桀、跖也。”这说明他们既反对慕仁而失真，又否认人性中都禀有仁义，性不长于仁者大有人在。
“仁义自是人情”中的“仁义”，不是儒家所谓有具体规定和共同标准的仁义，其意在于说明人性是不同的，有差等的，而若能自足其不同之人性，便是至仁至义；换言之，真正的仁义就是不同人性的自我实现。向秀、郭象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人性有变，古今不同。”（43）人性是变动的，因而真正的仁义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他们又说：“彼我同于自得，斯可谓善也”（44），“任其天性而动，则人理亦自全矣”（45）。只要任其天性而自得，便是善，便全于人理，也就是真正的仁义，故其谓：“善于自得，忘仁而仁”（46），“质全而仁义著”（47），“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48）。
向秀、郭象的“仁义自是人情”说旨在为“不言之教”的主张提供人性论的根据。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仁义是“自足”、“自得”的，所以不要“矜名好高”、“畏敬慕善”，“若夫揭仁义以趋道德之乡，其犹击鼓而求者，无由得也。”（49）。因为人性的差等表现为贤愚贵贱的不同，所以，“自足”、“自得”的内容就是当臣的安于臣、当妾的安于妾，在下位者安于下位，各守本份，素位而行，“外内上下，尊卑贵贱，于其体中各任其极，而未有亲爱于其间也，然至仁足矣。故五亲六族，贤遇远近，不失分于天下者，理自然也。”（50）。
任何一种规范伦理学都是由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命题组成的，并通过教化灌输使这种原本是外在的道德指令内在化为人的情感、信念和人们普遍自觉遵循的社会习俗，这样才能发挥其规范人类行为、和谐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玄学家们虽然不反对儒家伦理的本质内容及其所维护的宗法等级制度，但又否定了儒家伦理“以名为教”的教化形式，这无疑是一巨大矛盾。这种对儒家伦理的矛盾心态是玄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造成的。生当士族门阀制度盛行，宗法制度被高度强化的魏晋时代，玄学家们很难在理论上超越具体历史条件而对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予以否定。但他们无目睹了东汉末叶以来名实混淆、欺世盗名的道德危机，就又自然而然地会将之归咎为“以名为教”的教化方法及由此而产生的“矜名尚高”、“畏教慕善”的社会风气。玄学家们希图以道家的自然无为取代儒家的“以名为教”的大肆有为，对汉儒热衷于礼乐教化来个低调处理，以期净化社讽尚和拯救道德危机，重构精神信念。正唯如此，玄学家们的思想才表现为一种“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51）的矛盾品格。毋庸讳言，“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玄学名士确实有一些背礼伤教的言辞与行为，然而，就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一思想主旨而言，他们其实又很相信礼教，故而玄学与经学这两种乍看起来大异其趣的思潮，实是异曲同工和一脉相承的。
“自然”与“名教”之辩的逻辑进程已向人们展示出儒、道合流的趋势。事实上，在魏晋时期，调合儒、道乃是清谈名士的共识和理论追求。《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孔）融别传》载：“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孔）融欲观其为之，遂造之。膺问：‘高明文祖，尝与仆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众坐莫不叹自息，佥曰：‘异童子也！’”“异童子”孔融言孔、老“同德比义而相师友”，确道出魏晋合同儒、道的时代潮流，发前人之所未发。《世说新语·文学》载：“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乎？’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椽，世谓‘三语椽’。”玄学家阮修用问多的形式巧妙地指明玄学思潮的主调一一合同儒、道。《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载：“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何）晏说与圣人同，著论形于世也。”《世说新语·德行》载：“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放任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名士乐广以为“自然”与“名教”相通，“名教”中就能尽享“自然”之妙趣。如此等等，难以尽举。
魏晋玄学的主旨是综合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然其理论表现形式和乡证角度又各自有所不同。何晏、王弼开启魏晋玄学，故其往往用“旧”的形式注入“新”的内容，旧瓶里装新酒，以老化孔、以老化《易》，援道入儒，表现为内道外儒。嵇康、阮籍的时代，正是司马氏假借名教之治大施淫威之时，故其作为司马氏政权的反对派，往往托名老、庄非毁儒圣，表现出一种儒家叛逆者的特色，但本质上又未能真正去掉儒学的印痕。形式上，阮籍表现为先儒后道，嵇康则表现为先道后儒；阮籍的思想终点构成了嵇康思想的逻辑起点，而阮籍思想的起点又是嵇康思想的终点。向秀、郭象继起于玄学之风扇于海内而专制政治渐渐步入正轨之时，故其摆出老、庄传人的姿态，而骨子里却是儒家的货色，用儒家思想隐解《庄子》，表现为外道内儒。
侯外庐先生曾指出，魏晋人善谈“离异同合”（52），这不仅在才性、言意等问题上是如此，就是在儒家与道家、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态度上也是这样。何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说，嵇康、阮籍“忠诚自然”的主张，似乎讲的都是“离异”，但就其“怀抱忠义”的实质态度看，还都是主张调和名教与自然，将儒、道融通于一。
当然，儒家与道家毕竟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前者讲有为，后者言无为；前者重入世，后者倡出世；前者尊名教，后者尚自然……二者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调和。而玄学名士们试图调和儒、道之间的客观矛盾，结果造成其自身主观上充满了矛盾，表现为一种“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53）的矛盾品格。
然而，综合儒、道业已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尚，为人们津津乐道。如道士葛洪内道外儒，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54）云：“得道于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55）不如名将桓温认为能够人儒经《礼记》中窥探道家之玄奥，《世说新语·言语》载：“刘尹（惔）与恒宣武（温）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天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中语。’”此外，最高统治者也用道家自然来点缀儒家名教，《通典》卷八十载晋康帝司马岳奔丧诏说：“孝慈起于自然，忠孝发于大成。”隐士李谧则作《神士赋》谓：“周孔重儒教，庄老贵无为。二途虽如异，一是关声儿。”（56）
在名教崩解的社会背景和儒、道兼综的社会风潮下，魏晋时不少儒者也不拘泥于门户之见，渐渐地谈起儒、道合同来。如庾峻从为政者角度讲山林讨与朝廷之士的异曲同工之妙，认为山林之士“节虽离世，而道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57）。这与向秀、郭象的山林与庙堂别无二致之说同是调和道家出世观与儒家入世观的思想。被称为“儒宗”的董遇，既“善《左氏传》”，“旦夕传讲”，又“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58）“儒学洽闻”的裴秀，被毋丘俭赞曰：“生而歧嶷，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学强记，无文不该；教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59）俨然成了集儒、道于一身的玄学名士。自称“有《左传》癖”的经学家杜预也热衷于谈论自然之道，说：“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无委诚，而倍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后世则“淳朴渐散，彰美显恶”，再往后更是“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60）这同玄学家把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发展理解为朴散真离、道德递减的历史过程不无相近之处。王昶重视儒家仁义礼乐，认为“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并不满于当时盛行的浮华之习，但他又劝戒其子侄道：“欲使汝曹立身行己，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61）再如邓粲，少以高洁闻名，不应辟举，后应诏入仕，友人谓之改节，他则笑曰：“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不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如在我，不在于物。”（62）这与向秀、郭象关于山林与庙堂的说法如出一辙。被称为“儒宗”的徐笛，既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徽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精于《三礼》的范宣，面对风靡于世的玄学感到无可奈何，他说：“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能易’。”他洁身自好，以“记谈未尝及《老》、《庄》”而自我标榜。但有意思的是“客有向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出《庄子·至乐篇》。’客曰：‘君言不谈《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小时尝一览。’”（63）魏晋玄风其时包括儒者在内的所有士子学人成了挡不住的诱惑，羞言道家浮的范宣也耐不位要看起老、庄之书来了。江惇“孝友淳粹，高节近俗。性好学，儒玄并综。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隐显殊途，未有不停礼教者也。若以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者，非但动违礼法，亦道之所弃也。”（64）这是把老、庄思想纳燸家礼度的范围之内，用儒家来诠释道家。王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效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他说：“孔文非不达远，以体远故用近；颜子岂不具德，以德备故膺教”，“（先王）使夫敦礼崇化，日用以成俗，诚存而邪忘，利损而竞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65）名之曰“废庄”的王坦之，实际是把孔子和颜子庄学化，把名教曲说为自然，唐人李磎就曾指出王坦之的《废庄论》“其终篇又同其均彼我说”（66）。上述诸儒，兼综儒、道，合同名教与自然，与从儒学蜕变而来又综合儒、道的玄学家们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玄学家们的主旨是用道家的自然净化、修补儒家的名教，主张以“不言之教”取代“以名为教”；而上述那些儒者合同儒、道，已没有以自然净化名教的意义，而主要是为了适应综合儒、道的思想潮流，用自然来修饰名教，作为名教合理性的注脚。唐长孺认为，关于名教与自然之辩，“东晋以后这个问题既然已获得解决，因此说到名教，往往加上自然的帽子。”（67）其实，玄学家们并没有真正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他们本来要用自然净化名教，终而却渐趋蹈入用名教同化自然的歧途，而用名教同化自然、呑噬自然，或借用庞朴的话说是“以名教去俘虏了自然”（68），那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受玄学影响的儒家学者的思想特征。玄学思潮出之于儒而又返回于儒，而这一时期的儒者却受玄风薰染，用自然点缀名教，他们善谈《老》、《庄》，其学都涂上了几多通家色彩。
玄学在魏晋之际的道德危机的历史背景和综合儒、道的社会氛围下而产生发展。话由汉代儒学蜕化出来，而反过来又影响了需学。玄学家的精神风尚直接感染了南朝的儒学，使其形成了与北朝儒学不问的风格。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是对汉末以来道德危机的一种理论解答，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则是从制度上试图避免政治与伦理的结合而带来的道德虚伪性，这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此外，玄学的本体论、自然主义和思辨理性及体用、本末、性情和自然与名教等范畴又影响了宋明理学，此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说：“理学实继续魏晋玄学来”。（69）
［注释］
（1）《后汉书·马融传》。
（2）上书《蔡邕传》。
（3）《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4）姚振宗《补三国志·艺文志》著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
（5）《隋书·经籍志》著录，已佚。
（6）《三国志·魏书·王弼传》。
（7）上书《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
（8）《隋书·经籍志》著录。
（9）同上。
（10）已佚，部分散见于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易《论语正义》。
（11）《晋书·阮籍传》。
（12）《宋书·艺文志》著录。
（13）《隋书·经籍志》著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本。
（14）丁国钓《补晋书·艺文志》著录。
（15）《世说新语·雅量》。
（16）上书《文学》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
（17）同上。
（18）此书已佚，黄逢元《补音书·艺文志》著录，《经典释文序录》张潘集解引。
（19）《晋书·郭象传》。
（20）《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21）《隨书·经籍志》著录，已佚。
（22）《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已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本，皇侃《论语义疏》中有引文。
（23）黄逢之《补晋书·艺文志》著录。
（24）《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
（25）同上《玠别传》。
（26）《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27）同上《荀彧传》注引《晋阳秋》。
（28）袁宏：《后汉书》卷六十二。
（29）《宋书·郑先之传》。
（30）《老子·六十三章注》。
（31）《周易·上经注》。
（32）《庄子·人间世注》。
（33）上书《知北游注》。
（34）《论语集解·微子注》。
（35）《周易·鼎卦注》。
（36）《老子·三十二章注》。
（37）《庄子·天运注》。
（38）上书《大宗师注》。
（39）上书《骈拇注》。
（40）上书《天运注》。
（41）同上。
（42同上。
（43）上书《骈拇注》。
（44）上书《达生注》。
（45）上书《骈拇注》。
（46）上书《天运注》。
（47）上书《骈拇注》。
（48）上书《天运注》。
（49）同上。
（50）《晋书·王坦之传》。
（51）《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19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2）《晋书·王坦之传》。
（53）《抱朴子·明本篇》。
（54）上书《辩问篇》。
（55）《魏书·逸士传》。
（56）《晋书·庚峻传》。
（57）《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注引《魏略》。
（58）《晋书·裴秀传》。
（59）上书《杜预传》。
（60）《三国志·魏书·王昶传》。
（61）《晋书·邓粲传》。
（62）《上书·儒林传》。
（63）同上。
（64）上书《江统传》。
（65）上书《王坦之传》。
（66）《文苑英华·废老庄论序》。
（67）《魏晋玄学之形成与发展》，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8
关键词：仁；兼爱；孔孟；墨子
中图分类号：B222;B2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79-007
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之中，儒墨两家卓然超群、号称“显学”。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之主流，一度被“独尊”、二次被奉为官方哲学；墨学在秦汉之后走向衰微，乃至成为绝学。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先秦，儒墨共显的原因何在？秦后，儒墨一荣一毁的悬殊命运又是为何？本文拟从剖析、比较孔孟之仁与墨子兼爱入手，破解这一千古之谜。
一、爱与天——共同的伦理原则和立论根基
先秦时期，中国思想界学说蜂起、异彩纷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实，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都是围绕着人如何安身立命来展开论证的。在安身即如何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儒家和墨家走到了一起，都把治理国家和改善人际关系的希望寄托于爱；在立命即探寻人的本体依托和形上玄思方面，儒家和墨家不约而同地企盼上天的恩赐与庇护，将人的伦理原则与上天联系起来。呼吁爱与奉天祭天不仅拉开了儒墨与道法诸家的学术分野，而且构成了儒家和墨家思想的相同之处。
1．仁爱与兼爱：爱的渴望和美好情愫
孔子明言“吾道一以贯之”，表示自己的学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对此，其弟子曾子一语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点明忠恕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与主题。所谓“忠恕”即仁。这不仅证明了孔子思想以伦理思想为核心，而且证明了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孔子那里，仁最基本的含义是爱人。《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从积极方面看，仁是忠；从消极方面看，仁是恕。忠和恕都是爱人之方，合而言之即是仁。孟子对于仁的弘扬比孔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从人性论角度论证了仁为人性所固有、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且在本体论、认识论领域为仁的确证提供论据。更为重要的是，孟子的“仁政”直接阐述了仁的贯彻实施，使仁从道德观念、先天本性转化为具体行动和治国方略。
无独有偶，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墨家同样以爱来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表现了对爱的渴望和呼唤。墨子作《兼爱》三篇，竭力劝导天子及明君以兼爱施政，臣众以兼爱处世，企图“以兼易别”来避免战争、争夺、厮杀和犯罪，通过“兼相爱”达到“交相利”的目的。
仁爱也好，兼爱也罢，其基本含义与核心都是爱。孔孟之仁与墨子兼爱表明，儒家和墨家都把爱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交往原则，都试图通过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来达到最真诚、最切实的爱人目的。呼唤爱、渴望用爱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儒墨伦理思想的共同之处。这一点在与道家和法家的比较中则看得更加清楚。与道家的超脱出世、对他人的漠不关心和法家的冷酷无情、阴险狡诈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儒家和墨家对人的美好情感和善良之心的呼唤与渴望，仁与兼爱便是这种美好情愫和良好愿望的宣泄和倾诉。孔子强调：“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爱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想要的，要想着别人，给别人机会；自己不想要或不愿面对的，也不强加于人。这用孔子的话说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与此相似，墨子强调，兼爱的具体做法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其”，指自己。兼爱就是在感情上和心理上把别人的一切（包括国、家乃至身）都看成是自己的，就像对待自己的一样倍加爱护和关心。试想，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真诚、更实在的爱呢！
2．天：立论根基和人生准则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9
2012年6月9日至10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的“回儒世界观与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陈守仁国际研究中心召开。此次研讨会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康安·理法伊斯兰研究讲座”系列研讨会之一。该讲座由土耳其女子文化协会于2011年捐设，旨在推进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每年邀请一至两位杰出的国际伊斯兰研究学者常驻北京大学，开设课程并举办相关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今年受邀的首批讲座教授分别是来自纽约州立石溪大学的宗教学教授威廉·柴提克和村田幸子。诸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回儒世界观》课程，与此同时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组织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会议邀请到伊斯兰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近30人，分别来自北京、江苏、上海、宁夏、陕西、甘肃等地高校及研究机构。参会的学者围绕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并完成其地方化和民族化的过程、明清之际“回儒”的思想等主题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杜维明先生致辞欢迎学者与会，并参加了会议全程的讨论。会议共分为“回儒世界观专题”“回儒专题”“中国伊斯兰教”“文本与文献”“哲学与神学”“历史与现实”“文明与文化”等7个主题共12节讨论。
在“回儒世界观”主题会上，宁夏社会科学院杨怀中名誉院长作了关于《儒学与伊斯兰文明结合的现代意义》的发言，杨怀中先生首先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回回学者的的丰富著作。其次，他认为回族经师不仅重视自身学习，而且与儒家学者有很多交流，在此背景下，刘智、王岱舆等回儒学者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现代的儒家学者研究也关注伊斯兰教，比如唐君毅先生，强调宗教间的对话，儒家的宗教性以及其在人伦日用的人文精神可以提供与各种宗教协调的资源。再次，现代儒学研究代表杜维明先生对于文明对话、对于伊斯兰的研究，值得我们学习与反思。最后，中国民族的发展，需要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共同努力等不同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
村田幸子（Sachikomurata）及威廉·柴提克（williamChittich）教授的报告谈及“为什么要研究回儒世界观？”。村田幸子教授在报告中讲到，柴提克博士（Dr.Chittick）和她从15年前开始研究回儒文本。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和中国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们保持着密切的交流。显然，许多中国学者并不认为回儒学说与主流伊斯兰教学说一脉相承，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于20世纪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导致的回儒思想传播的停顿和断层。由于相关的伊斯兰教的系统教育的消失，中国的穆斯林不得不重新学习他们自己宗教的思想传统和文化习俗，并且，他们中大多数依赖于外部资料，尤其是那些西方历史学家的作品。即使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也很少能够深入研究在安萨里（al—Ghazali）之后发展的诸多的学派思想。我们需要谨记的是安萨里正处于穆斯林学术圈百家争鸣、成果辈出时代的开端，而非终结。毫无疑问，安萨里是伊斯兰教培养出的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但是他对于之后伊斯兰教学说的影响却被后世其他一些人物所掩盖了，尤其是在那些以波斯语为主要学术语言的地方，例如欧洲和亚洲的非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国家，从巴尔干半岛国家，土耳其途径中亚并一直到印度和中国。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篇10
一
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精力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中华文化的会通。
在革命年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阐述共产主义道德和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同时，大量引用儒家道德修身思想。“修养”语词来源于儒家修身养性。关于修养的必要性，刘少奇引孔子“十五有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段；引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段，说明人要担当大任，必先加强锻炼和修养。讲到自我反省，引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讲到互相批评，引《诗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讲到帮助同志，平等待人，引儒家“将心比心”即恕道。讲到奋斗精神，引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讲到改正错误缺点，引《论语》“日月之食”。讲到坦白无私，引《中庸》“慎独”。讲到牺牲精神，引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同时刘少奇也对儒家和传统道德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实践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革命到建设，文化理论的转轨非常艰难，甚至发生过摧残传统文化的“”那样的灾难。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此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逐步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路径，而对儒学精华的吸收成为中国政界学界重塑中国精神的着力点。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提出用“合二而一”（语出明代儒者方以智《东西均》）补充“一分为二”，完整地理解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虽当时遭批判，80年代以后终究被肯定，这是用中国哲学重释辩证法的可贵努力。
2002年出台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融会了儒家道德；2006年又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吸纳了儒家诚实守信等道德范畴。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建设一个安定有序，公平正义，政通人和，经济繁荣，诚信友爱，人民安居乐业、人与自然和谐的小康社会。它脱胎于《礼运》提出的次于大同的小康的社会理想。中国社会主义者用儒家话语描绘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显然，我们的小康社会目标吸收了儒家的某些要素，又加以创新了。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把儒家人本主义与贵和思想纳入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改变了建国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意识形态主脉的局面，开辟了社会管理新的路向。儒学“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得到大力阐扬，“和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对外交流，以孔子为中华文化代表者，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受到普遍欢迎，促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
二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源头不同，肩负的社会目标和历史任务不同，实践的方式方法与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亦不同，因此相遇初期发生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尤其在排他性较强的文化激进主义主导社会思潮的年代，把两者对立起来、全盘否定儒学的观点颇为盛行，是无法纠正的。但是，当民族虚无主义走到极端从而暴露出它的严重弊害以后，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超越苏联模式的教条，回归理性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并努力使之走上中国化道路之后，人们逐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通互补之处，并致力于两者的融合。例如：社会理想上共产主义与儒家大同理想有近似之处，都追求人的解放和幸福；哲学上两者都是人学而非神学，都讲对立统一、变化日新；社会治理上都重视大众信任、现实民生；在群己、义利关系上，都提倡先人后己、以义导利，等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对社会主义理想的阐释和实践，可以帮助儒学实现当代社会条件下的转型；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进而指导中国现代建设与发展，也需要吸收儒家社会管理、道德教化、人格养成的智慧，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实现发展繁荣中的长治久安。提高文化自觉和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强国，这是中国社会主义者新的历史使命。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是今后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儒家忠恕之道是普世性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儒学的和而不同理念是处理多元文化间关系的文明规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加以吸纳，才能指导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才能有益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伟大事业。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要求出发，还有许多会通儒学的工作需要继续推行。例如：
1.在哲学层面上，用儒家“天人一体”的思想补充唯物主义自然观，把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结合起来；用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重新解释唯物辩证法，使之具有中国风格。
2.在社会管理层面上，用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充实民主法制建设，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重新解释“礼之用，和为贵”，恰当处理群际、人际关系，使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达到良性互动。
3.在道德理论与实践上，要充分吸收儒家道德资源。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能留，五常（仁、义、礼、智、信）不能丢，八德都要有。五常八德是中国的普世道德，在今天它要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和时代精神加以新的解释，但基本内涵不会过时。有的地方和学校提出新八德：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包括忠道和廉耻的政治道德，孝为中心的家庭道德，诚信礼义的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
4.在人学上，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吸收儒家人生论、人格论、修身论的思想营养，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生理论体系。儒学认为人生意义在于“修己以安百姓”、“成己成物”、“仁以为己任”。为此，要养成刚毅诚直的独立人格，仁、智、勇兼备，“行己有耻”（《论语》），活得有尊严，还要使人民活得有尊严。要注重自身修养，如“笃志而固执”，“反躬内省”，“慎独”，“见贤思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