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利与弊篇1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最伟在的人物.一位是秦始皇嬴政,另一位是开国领袖.如果说秦始皇的诞生奠定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那么的诞生则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历史规道.
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生不赞成儒家思想,""极力地批判反驳孔子,为什么会如此呢?儒家思想植根于中国人心二千余年,如果秦始皇反驳,不赞成那还好说,为什么也反对呢?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君王都极力地反驳孔子,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或者说孔子之道确实是蛊惑人心,那既然是蛊惑人心之数,又为何延续至今呢?孔子为什么一会是白脸,一会是黑脸.时而被批斗的一文不什,时而又被放在至圣先知的高位上.同学们要说了,怎么哪么多的为什么,到底要回答那一个呢?实际上我们无须回答,抛杂理陈,直奔主题.只要弄清楚孔子儒家思想的憋端以及好处,所有的为什么就都会迎刃而解.那就这样,我们来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儒家思想的利与憋.
首先我们来来看一下它的好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一直为后世的统治者所使用,就说明了这种思想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读过论语的多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论语所讲述的主要是一个人与其它形形,周围人群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也明确指出了人生而于世应该做些什么,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价什观,人生观.同时也有明确的荣辱观,君子,小人也被划分的一清二楚.这些都还是此要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有一种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本色.这种本色也是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之前的儒家是复古的,反对秦制,提倡周制.而汉朝的儒家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形成了适应封建王朝的儒家思想.而宋朝则有程朱理学,现在呢?儒家思相不也正在发展,与各种不同的思想碰撞,融合.我坚信,顺应当今时代潮流的新儒家思想的形成已为时不远.那各位就要说了,那为什么两位无必英明的,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为什么会排斥,批斗儒家思想呢?这也就要论及到儒家思想的弊端了.
儒家思想大家都知道,他是在道德上给人们立下各种各样的规矩.怎样学习,什么态度.怎样说话,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规矩不成方园,有规矩是件好事,但是大家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当一个人,甚至一大群人的思想都被禁锢成一个固定思维时,那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模式化,人与人的思想都一个样.那如何发展,如何进步.思想得不到发和进步,难道你还奢求社会进步.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即有利也有弊.两位伟人反对儒家思想,.是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促成的.
但总的来说孔子之道是取的,利大于弊.我们当代青少年应积极学习,吸收先辈们的优良传统.同时兼容并包,融合各家各派，各国先进思想,尽快完成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任务。
儒家思想的利与弊篇2
1、因此，调和阴阳，补偏救弊，恢复二者的相对平衡，促进阴阳的平和状态（阴平阳秘），即为中医诊疗必须遵循的总纲。
2、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
4、所有这些替代的组合，构成一个补偏救弊的系统。
5、最后，针对这种大学入学考试方案的不足，本文设想了通过完善本科生转专业制度作为大学统一入学考试的补偏救弊之策。
7、我们在工作中要不断地补偏救弊，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8、苟不自其本页图之，则亦仅能补偏救弊，偷为一时之治而已矣。
11、在教育上，应发挥补偏救弊的功能，对弱势者施予更多的援手。
12、因此，调和阴阳，补偏救弊，恢复二者的相对平衡，促进阴阳的平和状态，即为中医诊疗必须遵循的总纲。
14、认真总结，可达到补偏救弊的目地，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15、我们要及时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补偏救弊，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成长。
16、我们的研究成果存在很多错误和漏洞，必须及时补偏救弊，否则将前功尽弃。
17、说明协调阴阳，补偏救弊，恢复阴阳的动态平衡，是临床治疗的根本原则。
18、我们一定要看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确有补偏救弊之益，但如果认为西方文明已完全丧失了自我更新的机制和能力，身处绝境而有待儒学的拯救，则不免将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20、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割裂学术之间的传承关系，认识到自己的成绩乃是以前人的成绩为起点，对前人学术补偏救弊的结果，充分肯定了前人的成绩，表现出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21、而且，以儒学为传统资源而形成起来的现代人权意识，更会以其独具价值对欧美式的现代人权意识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从而对当今以至未来人类的人权思想与人权事业作出贡献。
22、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有创辟，彼必具有一番济世救世淑世教世心，而又高赡远瞩，深思密虑，能补偏救弊，推陈出新，发掘出人人心中所蕴藏所要求之一个新局面与新花样。
24、应该说，我国文艺学研究中由价值论倾向向科学论倾向的转换带有某种必然性，就实际情形而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是一种补偏救弊之举。
26、其实，问题不在批评本身，而恰恰在于批评观念的不由自主地改弦易辙，虽然有时是为了补偏救弊，但矫枉过正仍然是当前批评的症结所在。
27、这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的立场，任何文化都不应该偏离这样的一种立场，一旦如此，则必然要进行文化上的补偏救弊的工作。
29、中医药膳以此为据，巧妙合理的利用五味之偏性以调整脏腑之偏颇，补偏救弊从而使五脏之间恢复平衡协调的正常状态。
30、同样，他们力图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成就的现代性补偏救弊所立足的智慧资源也明显是源自于中国传统的。
儒家思想的利与弊篇3
关键词:李?;宋明理学;思想研究
一、二曲的主要思想
李?(1627--1705)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家贫,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其主要思想包括四个方面:
1、悔过自新的功夫本体论
2、明体适用之学
3、经世:儒教根本使命的澄清。
4、似迂而实不迂的匡时要务
1、悔过自新的功夫本体论
悔过自新在二曲整个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悔过自新的大意谓:“学者要先检身过,次检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以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则非新。”而判断“过”与“非新”的标准,则是理,就是天理。其实不过是阳明“致良知”的发展而已。悔过自新说全面继承了阳明“致良知”说的内核,在致良知的基础上更加具体细致的有所发展。
阳明四句教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所谓心之体,就是天理。意动有善有恶,有恶的意,就是二曲所谓的过。阳明所谓为善去恶的格物,就是二曲的悔过。二曲之说,大意谓从“过”上下手,去过去恶就是为善,为善就是反于本体,反于天理。这又于阳明的猫捕鼠论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阳明谓格去心中之恶,须如猫捕鼠,如官兵捉贼,不可与他方便。经过这一番悔过自新,就能从新恢复天理的本然之善了。
悔过自新,在二曲这里,是即功夫即本体的,这一套即是功夫,又是本体的根本方法。悔过自新说也是二曲总结继承理学七百年各种工夫论而提出的一种很全面的工夫论了。概二曲之学,坐集七百年之智,大多带有总结的性质。
2、明体适用之学
明体适用是二曲学最鲜明的特色,是二曲学术思想的根本框架,也是二曲学最大理论价值之所在。
二曲学之所以标榜明体适用,根本原因在于看到了理学最大的弊端。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缺乏事功思想。不但如此,而且还对事功极力打击,迂腐空疏无用之极。二曲把重心放在适用上,正是为了矫正宋明理学家偏重于明体的缺点。他将明体适用提高到儒学根本特征的高度,指出全部儒学,就是明体适用之学,他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依照明体适用的程度,他将儒者做了分类,他说:“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俗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溺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二曲更将明体适用标注为儒学的根本特征,他说:“吾人自读大学以来,亦知大学是一部明体适用之书,大学之学是明体适用之学。”更进一步,他说:“明体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己,学而不如此,则失其所以为学,便失其所以为人。”他详细解释明体适用为:“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二曲极端重视经世实学的学习和研究。《二曲集》中,记载了二曲所开的两个书目,一为《体用全学》,一为《读书次第》这两个书目,可以全面的反应二曲的明体适用的思想。张珥在《体用全学》的识言中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欲为明体适用之学,须读明体适用之书。未有不读明体适用之书,而可以为明体适用之学者”。为具体说明二曲的明体适用思想,特开体用全学的书目。明体类:《象山集》、《阳明集》、《龙溪集》、《近溪集》、《慈湖集》、《白沙集》、《二程全书》、《朱子语类大全》、《吴康斋集》、《朱子文集大全》、《薛敬轩读书录》、《胡敬斋集》、《罗整庵困知记》、《吕泾野语录》、《冯少墟集》。以上为明体类主要书籍。在这个书目中,可以看出,陆王学在前,程朱学在后。按照二曲的说法:“自象山以致慈湖之书,阐明心性,和盘托出,熟读之可以洞斯道之大源。夫然后日阅程朱诸录,及康斋,敬轩等集,以尽下学之功。收摄保住,由功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际。”
适用类:《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衡门芹》、《经世石画》、《经世契要》、《武备志》、《孙子》、《吴子》、《纪效新书》、《练兵事实》、《经世八编》、《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律令》、《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适用类书籍包括了实际政治活动中的方方面面。特别突出的是,二曲对兵学的重视。他在《武备志》等兵学书籍下加的按语说:“经世之法,莫难于用兵。俄顷之间,胜败分焉,非可以漫尝试也。今学者无志与当世,固无论矣;即有志于当世,往往与兵机多不致意,以为兵者非儒者所事。然则武侯之伟略,阳明之武功,非耶?学者于此,苟能深讨细究而有得焉,则异日大当机应变,作用必有可观。”这是儒学第一次明确提出兵学研究的重要性。儒者之兵学,自此始。二曲用他的体用全学构建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全部二曲学,就是在这个理论框架内展开的.二曲的理论体系,于后世以极大影响.
3、经世:儒教根本使命的澄清。
二曲说:“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自宗传晦而邪说横,于是一变而为功利之习,再变而为为训诂之习。沁假至今,则又以善笔札、工讲诵为儒教当然,愈趋愈下,而儒之所以为儒,名存而实亡矣。”二曲此语,揭出儒教之真精神。孔子一生,栖栖遑遑,所为者何?救世也。救世者何?经世也。固儒教之真精神,实在救世。所谓“开物成务,康济群生”是也。余小子生于二曲三百年后,闻之岂不悚然哉?勿忘吾儒之真精神,小子勖哉!小子勖哉!
4、似迂而实不迂的匡时要务
二曲所谓匡时要务,是提醒天下之人心,提醒天下之人心的手段,就是讲学。乍一听此,无不以二曲为迂腐,但细细思量,此说似迂腐而非迂腐。
军事政治手段,固然很重要,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为政之大要,更在破心中之贼。邓小平所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的就是这里。当今
4、静坐的体认方法
1、合程朱陆王为一体,而以陆王为本
程朱陆王是理学中两大主流学派,自鹅湖之会后,两派分歧彻底暴漏,当时就互相攻击辩难。朱陆死后,两派互为门户,互相攻击。二曲的思想,明显的表现出调和朱陆的风格。他说:“学术之有程朱,有陆王,犹车之有左轮,有右轮,缺一不可,尊一辟一皆偏在也。”二曲之所以表现出这种风格,与他对整个宋明理学史的总结有关。二曲处于明末清初的年代,宋明理学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无论程朱还是陆王的弊端都明显的暴漏出来。二曲说:“人之所以为人,止是一心,七篇之书反复开导,无非欲人求心。孟氏而后,学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者”,阳明之“致良知”,简易直接,令人当下直得心要,可为千古一快。而末流承传不能无弊。往往略功夫而谈本体,舍下学而务上达。不失之空疏杜撰鲜实用,则失之恍惚虚寂杂于禅。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子约之为“主敬穷理”,以轨一学者,使人知行并进,深得孔门博约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做功夫二昧本体,。事现在而忘源头;卑者没溺与文义,葛藤于论说,辨门户同异而已。”二曲的这段话,可说是对整个宋明理学史的总结。对偏于程朱和陆王的弊端,彻底看透。以此他说:“吾人生乎其后,当鉴偏救弊,舍短取长,以孔子为宗,以孟子为导,以程朱陆王为辅,“先立其大”、致良知以明本体。“居敬穷理”、“涵养省察”以做功夫,既不失之支离,又不堕于空寂,内外兼诣,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
二曲对阳明极为推崇,同时对阳明之弊,看的很透,因此他主张对阳明之弊“救之以考亭”。虽然如此,二曲对阳明和考亭,仍是以阳明为本体,以考亭为功夫。他说“必也以致良知明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功夫”,难怪他被梁启超目为“王学余波”了。
一般的认为,二曲是关学的殿军大师。不过实际上,二曲继承的并不是张子的气学,而是阳明的心学。因此说他是关学的大师,其实是以地域言,而非以学派言。如果说关学的最后大师,实际上是王船山先生了。
2、救偏补弊。救理学之偏,补理学之弊。彻底终结了理学。
二曲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总结,救其偏,补其弊,他的思想体系,既不同于程朱,也不同于陆王,终于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理学在他手中,也就彻底走向了终结。
但二曲在当时晚明诸子中,对理学的总结是温和的,他虽然终结了理学,同时又基本上继承了理学的基本内核。二曲对理学的批判也是相当温和的,他完全保留了理学的基本内核,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保留理学基本内核的基础上,修补一番,但就是这样,也使二曲学发生了和宋明理学很大的变化。
3、出现了许多与宋明理学不同的新特征
二曲学出现了和程朱陆王都不同的新特征。最大的表现,就是一、崇实黜虚,二、极力推崇,高度重视经济实学,三、对朱注多所订正。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经济实学的重视和推崇。二曲在《体用全学》中,列出《大学衍义》《文献通考》《资治通鉴》《武备志》等二十三种书。不但包括历史、制度、兵学,还包括《农政全书》、《泰西水法》、《水利全书》、《地理险要》等农林、水利、地理方面的书。
4、静坐的体认方法
宋明理学家大都非常重视静坐。二曲也是很重视静坐的。他在《学髓》中专门讲了静坐的修养方法。“问‘得力之要’。曰:‘其静乎。’曰:‘学须该动静,偏静,恐流于禅’曰:‘学固该动静,而动则必本于静,动之无妄,由于静之能纯。静而不纯,安保动而无妄?’”不但如此,二曲还要求一天静坐三次,每次还要点一炷香,而且明确提出斋戒。二曲认为,本体乃是静的,“虚明定寂,是谓未发之中,动而虚明定寂,是谓中节之和”。余以为,这正是宋明理学之大病根之所在。本体绝不是静的,本体是动,易曰:生生不息。若是静的,如何会不息。
儒家思想的利与弊篇4
关键词:《论语》;孔子;君子;道德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4-0006-01
《论语》可以说是一部教人如何成为一名君子的伟大著作,那么,《论语》所阐述的究竟是怎样的君子观呢?下面笔者从道德、求学和事业三方面加以阐述。
一、君子的道德标准
前面已经说过,孔子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是以道德水平为依据的,因此可以说高尚的道德素质是成为一名君子的首要条件,也是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区别。那么君子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礼、仁、义、信。
孔子主张恢复周礼,礼,其实是对君子的外在要求。虽然儒家一向提倡自身的内在修养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否定对加强修养的外在要求。这一外在要求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礼”。“‘礼’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是德之根本的外化;同时也刺激内在之本的完善,使得“义”、“礼”相得益彰,不断完善。”“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在孔子看来,“礼”对于君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礼与仁、义等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君子所必须的道德素质。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正如《礼记・中庸》中所说的“仁者,人也”。只有具备“仁”的道德素质,一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成为一名君子。所谓“仁者不忧”(《论语・泰伯》)孔子君子思想最核心的是“仁”,“仁”是儒家确立的最高修养境界。“‘仁’指品德,是《论语》的核心范畴,也是君子人格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品格。”那么,什么是“仁”呢?“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所谓“克己复礼”,就是去掉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努力改善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达到理想的境界。“《大学》中的‘明德修身’,即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总结。”“仁”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修身,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与德行,在视听言行等各个方面规范自己做一个有着理想人格和符合社会规范的完人。
二、君子的学习品质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以好学为荣,《论语》在教导人们学习方法的相关论述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孔子看来,热爱学习,乐于上进并且有着正确学习方法和态度是君子的必备素质之一。“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论语・阳货》)《论语》在学习方面的论述很多,归结下来有以下两点。
一是要乐于学习。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同样强调对知识的热爱才能够真正从内在驱动人们去学习,真正学有所成。
二是处理好学与思的关系。《论语》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孔子强调学习和思考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君子要在学习的基础上深入思考,边学习边思考,边思考边学习,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偏废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取的。
三、君子的政治理想
前面讲到了《论语》在道德和学习方面对君子提出的要求,有着高尚的道德,做到“仁”、“义”、“礼”、“信”等并且热爱学习的人可以称为君子,但成为君子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与道家不同,儒家是入世的学说。儒家提倡德行和修养,重视培养君子,“作为不断修炼的君子和儒家弟子,其终极目标必须是胸怀天下,壮志凌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可见,君子重视修养,重视学习,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而是以此为基础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所谓“治国齐家平天下”才是君子的最高政治理想。
四、总结
儒家思想的利与弊篇5
关键词：儒家经济思想；市场经济；竞争意识；利弊
从春秋战国时期起，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现雏形，其以“仁”、“礼”为核心思想，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人行事以君子的标准为榜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其中的“道”，大有深意，“以讲求人际关系技巧以和谐为目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儒家思想中浸淫了千百年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人情交际还是商业往来，行事作风依然保留着儒家思想的风骨。如今，市场经济下中国经济社会，竞争激烈，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儒家思想中的经济思想又能为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影响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一、儒家思想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促进竞争模式的良序化
我国现在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流动性大，特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拓展，竞争的强度可想而知。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还是我国，不正当竞争层出不穷，垄断的趋势也逐渐明显，这无疑对良好的市场秩序造成了冲击。事实上，从古至今，不正当竞争随处可见，完全杜绝是一件可能性近乎为零的事情，而我们应当做的是坚决反对，及时遏制，更重要的是对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加以有力引导。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经典中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商家面对商业利益时要如何抉择。不得不说，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不可否认一些外来价值观的涌入也对人们的道德观产生了冲击，面对金钱，商人向来是精明的，面对竞争，商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招式，其中不免有些就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对良好的市场秩序造成了破坏。儒家经典中所强调的“道”，就是在引导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有序参与，公平竞争，在良性的竞争模式下寻求发展，才是一个企业的生存之道，社会经济秩序才能得以维持，市场经济才能长久不衰地发展壮大。
（二）缓和竞争矛盾，促进商业市场和谐化，完善市场经济秩序
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市场经济中讲求人际关系技巧以及以和谐为目标的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竞争激烈下剑拔弩张的人际关系，促进了商业合作的信任度，商业交易达成的同时人脉资源也得以扩充，不可不谓之双赢。竞争矛盾的缓和，也为不正当竞争的存在减小了生存空间，整个商业市场向着和谐的目标前进，秩序运转良好，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才能真正从市场经济中分一杯羹。相反，人与人之不信任，贸易往来中多欺诈多混淆多胁迫，交易是否能达成尚且不说，整个交易秩序都被打破，长此以往，秩序形同虚设，反倒凭借武力一类能独占市场鳌头，整个国家经济岂不是要乱套？儒家经济思想中注重交易中“信用”和“义利”，对整个商业市场的有序化和谐化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规范了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贸易行为，自身的信用，相互间的信任，都为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
（一）减弱竞争意识，市场活力不足
中国人奉行人际关系优先主义策略，愿意把机会留给亲人或朋友。不得不说，这实在太常见，人人碍于情面，高风亮节，把机会拱手让人。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整个市场竞争力下降，活力不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人情，放弃竞争，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并非一言两语就能化解。市场参与者的竞争意识不足，也算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弱点。
（二）传统家庭模式掣肘，产业化创新化进程缓慢
儒家经典中强调家庭式社会的基本单位，我国农业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恰恰例证了这一点。举农业一产业来说，家庭模式的生产制度，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高，团结度强，生产热情高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农业的发展应当是现代化，机械化，不仅仅是春种秋收，更要寻求与商业化国际化接轨的路径，而传统的家庭模式过于简单，没有专业的商业管理技巧，也缺少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满足于小富即安，不适应现代化进程。放眼商业市场，特别是我国南方的一些轻工业加工业的企业，管理模式也多为家族式，企业起步时，活力充沛，资金充足，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管理与发展模式，严重滞后了创新进程，竞争意识不足，竞争力也亟待提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陷入瓶颈，企业规模如何扩大也仅仅是一个空壳而已。
（三）家庭变成家族联合，垄断态势明显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并不适合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模式，特别是一旦家族联手，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垄断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些小微企业更没有生存的空间，整个市场秩序，生产秩序被垄断、被打破，何谈良好发展呢？
儒家思想从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其影响之深已经刻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分每一寸，对我们的行为处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儒家经济思想作为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有不可磨灭的作用，积极也好，消极也罢，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没有全盘接受的道理，要根据现时现地的实际情况，“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才是我们对待传统的儒家经济思想所应该有的态度。对于那些在长期经济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指导市场经济有序、稳定、和谐的发展；而对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只有这样，儒家思想才会真正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逐步得以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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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利与弊篇6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的利弊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向来主张“礼主刑辅”，使法律与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紧密结合，并且儒家主张阿“礼乐刑政”并举，这些对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律体系都有深刻影响。而且儒家一直教导人们经世致用，有一种“天下为公”的无私精神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瑰宝。
儒家思想的利与弊篇7
关键词：董仲舒；政治儒学；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B23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059-02
一、董仲舒政治儒学的内涵
董仲舒的政治儒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涉及国家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
1.政治方面，他提出“天人感应”与“政治大一统”的主张
“天人感应”的本质是君权神授。董仲舒“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其意思是“王”要为百姓谋福利，不是一人役天下，而是一人为万民。因而，他在提出君权神授观念的同时，又用“天”来限制皇权，从而体现了他重视民生的思想进步性。
他的大一统主张也是由“天人感应”推出来的。他说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的旨意是要大一统的，汉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中，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
2.经济方面，他提出“限田、薄敛、省役”的主张
在董仲舒生活的年代，土地兼并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十分剧烈。大多数官僚、贵族目无法纪，他们凭借着自身的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圈占。为此，董仲舒主张践行儒家仁政的思想，采取限田、薄敛和废除盐铁等措施，竭力减轻农民的税赋负担，实施休养生息政策，保证农民有充足的体力进行生产，这样也是为了缓和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强化和巩固封建统治阶级执政的合法性。
3.文化方面，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精髓，不只完全源于儒家的思想，它还集合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精华。其有力地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巩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强化了封建专制王权。为此，这种思想备受封建统治者汉武帝的重视，发展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当时，董仲舒提出的崇儒、尊儒思想，主张施行德政，兴办学堂，得到了封建统治者汉武帝的重视。这些有效的举措有力地促进了西汉政治、经济、文化和卫生等诸方面的快速发展。
4.社会方面，他倡导汉朝政府应“以德治国”，民众则应遵循“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距，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董仲舒提倡德治，进行“更化”。他认为，“德教”能否收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社会效果，与最高统治者能否以身作则、为民表率有着极大的关系。他建议汉武帝应首先从自己的“正心”开始，由己及人:“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做到之后便可收到“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的社会大治效果。
而在民间，要求人们遵守以“三纲五常”为主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倡民众在人与人相处的问题上，能积极运用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和而不同”等观念在内的中庸之道。
5.教育方面，他提出“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的主张
董仲舒指出：“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及“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办好太学上，而且他主张的办学宗旨是：养士育才、推广教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贤才的典范作用可以促进习俗的改善，另一方面教化的推广又为贤才的培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6.国际方面，他提出对边地实施“羁縻政策”的主张
董仲舒提出，对边地实施“羁縻政策”，反击匈奴，并且建议汉武帝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习俗、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得到了汉武帝的允许。在此指导思想之下，把西汉的文治武功推向了鼎盛时期。
综上可知，董仲舒的政治儒学对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现在所说的董仲舒的政治儒学，并不是要把他的思想生搬硬套，而是要从他的思想主张中得到一定的启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国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服务。
二、董仲舒政治儒学的启示
第一，将其思想与现实相结合，以彰显现代社会的特征。比如树立科学、自由和民主的理念。第二，去除和弱化其思想中一些不科学的理念。比如男尊女卑的观念、人格等级之分、重农抑商的思想、重义轻利的倾向等。第三，兼容并包、博采众长以重构理论系统。理论系统的建构不只要汲取国外先进的文明成果，比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等，而且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思想，要将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流派的先进思想融入进去。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必将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第四，在实践中对其思想进行不断创新。如：用“现代仁政”和“现代礼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化进程；把传统的“五常”之说演进为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建设的“五常”之道，即：民主（仁）、公平（义）、法制（礼）、科学（智）、信用（信）等。
三、董仲舒政治儒学的现代意义
1.政治方面：有助于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建设、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在当今中国，其学说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追求、“吾日三省吾身”内修之道，都可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和加强领导干部自身修养，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执政智慧和有效的思想武器。而且“现代仁政”和“现代礼治”的观念也有利于加快中国特色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进程，从制度和体制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思想保障。董仲舒所主张的爱国、大一统及“和而不同”的思想，亦可成为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文化基石。大陆积极弘扬包含儒学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有助于加强两岸人民的思想共识，对推进两岸的和平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2.经济方面：有助于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稳健发展、优秀企业家群体的健康成长和中国和平发展
董仲舒的政治儒学和市场经济都含有大一统的观念，如果他们能够成功联姻，将不仅是现代中国的福，更是未来中国的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韩国、新加坡把“以义制利”、“义利相辅”的思想运用到指导市场经济建设之后，在约束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趋于甚至高于西方市场经济的效率和成就。支撑日、新、韩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一批优秀企业集团的飞速发展，而带领这些企业前进的则恰恰是能做到“学而优则商”，将个人、企业、家（地方）、国、天下利益兼顾的优秀企业家。同理，运用董仲舒政治儒学中“学而优则商”的思想，将有利于打破中国长期以来优秀人才多从政的局面，将一流人才引向工商界，从而能大大促进“修身、齐家、治企、富天下”的中国优秀企业家的培养。
3.文化方面：有利于化解文化认同危机和信仰危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向我们证明了一个道理：文化不败，国家永存，民族不灭。董仲舒政治儒学中的有益成果对于弘扬中华文化，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以及培养和振奋民族精神，解决国民文化认同和信仰危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4.社会方面：有助于化解中国社会现实矛盾，建设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董仲舒的“仁和”文化在当代的重构和发展，更是一次伟大的政治实践。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既要效率又要兼顾公平，而公平和效率是两难选择，用“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处之才是上策。而其“仁和”观念、中庸之道、“忠恕”之道以及“克己”以复现代之“礼”的主张，对于调节和融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阶层与阶层等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和谐的因素，重建现代“礼仪之邦”，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不容忽视的时代意义。
5.教育方面：有助于解决现代学校应试教育的弊端，强化人文教育和道德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教育的质量
运用其在教育方面的主张，如积极发展现代书院、现代学堂教育，大力开展以“与经典为友，与圣人同行”为宗旨的中华经典教育、礼仪教育、美德教育，作为对现代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从幼儿开始用中华文化中的大智慧和君子之风对其进行熏陶和感化，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先进的文化风尚，以有效解决现代教育中重智轻德的弊端，巩固人文和道德教育，提升国民的人文素质。
6.国际方面：有利于建构公平的、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繁荣与进步
与其他学术思想相比较，包容性与和谐性是董仲舒政治儒学的主要特征。世界上有好多战争是源于排斥性强的宗教或者文化冲突，而董仲舒的政治儒学的实施则不易引发战争。比如董仲舒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对其包容性和和谐性特征的生动诠释。此外，其积极倡导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的观念，大力主张的“协和万邦”、“和为贵”、“与邻为善”等与临邦友好和睦相处的观念，均有益于人类的和平相处与世界的和谐安宁。
总之，董仲舒政治儒学的当代价值，绝不仅限于上述所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人类优秀的政治思想更加充盈。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讲中华民族的复兴，这复兴的基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其灵魂则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让古代优秀的政治思想与传统文化真正参与到当今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来，才能真正挺立起一个文化的“自我”，使之真正关乎世道人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全方位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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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利与弊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郑州市民建设
郑州市位居中原腹地，作为文化大省的省会，居住人口众多，儒家文化建设对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形成于春秋末年的儒家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地位，它对于独树一帜的中原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郑州市儒家文化的建设价值
当代市民人格构建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环境对市民们的人格、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的中国儒家文化注入到市民生活中去，帮助郑州市民树立一个理想而健全的人格，培养市民高尚的情操，提升市民整体文化修养，推动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进而实现中原崛起的伟大目标。总体来说，儒家文化对当代郑州市民理想人格构建的意义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继承儒家的“仁爱”之心。“仁爱”精神是真善美的具体体现，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儒家以“仁爱”为精神信念，这对当代社会文明建设、郑州市民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一、真善美是人类在任何状况下追求的终极人道主义价值观，是为人的根本信条；二、人与人之间在合作、交流、关爱之间互相体现“仁爱”，避免因竞争和物质冲突带来的人性邪恶的创伤。儒家文化强调推己及人，由对同类的关爱进而推广到对大自然万物生灵的仁爱之心，由“亲亲而仁民”进而“仁民而爱物”。在崇尚经济、提倡竞争的当下，尤其需要大力提倡儒家仁爱思想，构建一个和谐温馨的美好社会。当今社会，道德问题日渐暴露弊端，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恢复儒家文化优良传统刻不容缓。在努力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精神，与时俱进，多方位、高效率地加强民族道德教育，努力提升郑州市民的文化素养，展现中原传统儒家文明，调动全市市民努力构建一个充满和谐、文明、健康的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中原崛起和中华复兴之路。
发扬儒家诚信思想。探究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不难发现，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诚信意识，也即守信用、讲信誉、重承诺。诚信是中华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以诚信为人类信条是中华文明永恒的道德价值尺度和人格准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辊，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f，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在孔子看来，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人类生存、发展需要道德维系，儒家的诚信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伦理规范，无论在理论或在实践中，都应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儒家诚信信条是人类最自然最美的追求。纵观五千年历史文化，中华儒家仕子之所以特别注重儒家道德感化，崇尚人性个体人格魅力，首先真善美使人保持一颗纯洁的心灵，能维系社会的和谐稳定。人类进入市场经济和信息化时代，这一基本原则不可丢弃。从古至今，没有离开道德信条约束的经济活动。相反，越是复杂的经济活动，越应该坚守儒家道德信条。总之，诚信是建立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社会关系的道德原则，是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道德准则，是市民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道德底线，是现代企业和市场经济应该风行的生存信条，是市民立身之本，处世之道。
传播儒家的义利观。作为入世哲学的儒家思想，关注社会、人生等很多方面的问题，作为儒家思想中重大的伦理问题之一的义与利，更是入世哲学儒家思想关注的焦点。纵观古今，义利观是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伦理问题，而其价值依然引发后人对如今社会的深思。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是儒家们始终追求的无上道义，是人类行为处事的道德准则，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利者，“人之用曰利”，也即如今我所说的物质利益。怎样看待义和利的关系，也便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
儒家思想者们倡导义利观，尊崇重义轻利。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充分体现了儒家重义轻财的思想取向。他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富足胜于物质上的富裕，强调道德情操上的豁达和知足常乐。然而，儒者们倾向重义轻利，但并非只讲义否定利，他是在先充分肯定利的基础上，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利观并不算一个很新鲜的话题，然而，在如今社会主义社会，义利观不是一个只属于过去时的话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我国仍然是意义非凡。如今社会的很多人自然不安于“一箪食，一斗羹”的状况。当然，追去富裕也是人类的生存本能。面对财富，如何追求富裕，这才是我们思考的关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取儒家义利观之精华，主动抛弃义利观的糟粕，也即以义去求，不损他人和社会集体利益的基础上，追求人生理想和财富，这便是正确的义利观。在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充分吸收儒家义利观为我所用，努力建设一个和谐、友爱的社会环境。
二、郑州市儒家文化建设的对策分析
开拓新方法渠道，丰富传播方式。如何推动郑州市儒家文化传播，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要想丰富传播渠道，我们必须要对儒家文化达成共识，我们必须立足当代社会大潮流，把我时代主题主旋律，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创造地辩证吸收儒家传统文明，使传统走向现代化，使儒家思想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命力。其次，在传播渠道上我们也应该努力创新，结合郑州市民文化生活现状，挖掘一条市民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把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的要义采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传播。同时，结合当今时代主题，在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引导儒家文化走入国际潮流，融入市民生活。
注重文化宣传，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儒家文化。网络媒体的不正当引导，儒家文化思想自身弊端，导致市民忽视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忽视儒家思想的合理成分，片面地认为儒家文化祸国殃民，奴化了中国人的思想；夜郎自大，失去了创新进取的精神。
21世纪，在全球化文明冲突和秩序重建过程中，中国儒家文化在推动东西文明融合和对话的过程中起着中枢作用。中国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它所蕴含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想，有利于化解世界文明冲突，使多元化文明融合一体。当代领导人积极倡导的“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儒家在当代中国政治理念中的新体现。因此我们必须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和定位儒家文化，重塑儒家文化情感，提升儒家文化影响力。
合理开发儒家文化资源，服务民生经济。儒家文化在塑造出具有担当精神的治理精英和社会文化网络方面具备着人类成功的共性，是今日中国在改善政治神态和提升治理艺术方面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可以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珍视和传承中国儒家文明中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适合当代郑州市文化建设现状的优秀儒家文化成果。
针对儒家文化的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拿河南传统民居和古建筑遗址为例。郑州市政府应当紧紧围绕文化旅游产业争先做河南排头兵、全国创一流的目标，大力实施儒家文化品牌带动、重大文化项目带动两个战略，积极做好文物旅游体制创新、示范园区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三篇文章，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文化项目建设为载体，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全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跨越发展。一要抓紧启动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和文化旅游发展投资集团运行机构，结合郑州市实际，创新体制机制；二要做大做强儒家文化演艺产业。成立儒家文化演公司，按照市场化运营路子，创办儒家文化艺术学校；三要启动建设一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抓好遗址的改造和政治，抓好文化特色街道建设发展，抓好儒家思想的传媒传播与宣传。
河南省是中国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是中原崛起的核心主导。2003年，主席视察河南时对河南省省委提出了“实现河南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在促进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的目标。2003年7月，河南省省委召开了七届五次全会提出“奋力实现中原崛起”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河南的发展要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把“农业先进、工业发达、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富裕”作为实现中原崛起的总目标。这是对文化发展的定位，明确了文化繁荣与农业、工业发展同等重要、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中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加强郑州市儒家文化建设是发展河南省传统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从本土入手，寻求新思路新方法开展郑州市儒家文化建设将是一条全新的思路。同时，郑州作为河南省会，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同城市现代化发展是否协调具有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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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利与弊篇9
秦汉的统治思想问题
任何统治阶级为维持统治，都会根据政治、经济的形势和政治需要，确立自己的统治思想。作为封建大一统开始形成时的秦汉统治者，在确立统治思想方面进行了种种探索。战国时期的泰国，有实行法治的传统，商鞅就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秦国的丞相李斯与韩非是同学。战国时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是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嬴政在看到韩非的书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韩非在秦国因被李斯嫉妒而侵害，但他的思想被嬴政采纳，法家思想成为秦的统治思想。秦始皇以吏为师、崇尚法治，实行严刑峻法，将法家思想定为一尊地位。法家思想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建立的需要。
西汉王朝是在农民大起义摧毁了暴秦统治基础上建立的，汉高祖及臣下，多数是秦末大起义中出现的下层人物，他们能比较认翰的思考秦亡的教训。汉初统治者面临经济凋敝的局势，为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统治秩序，确立了以道家“无为”思想为特征的黄老政治为统治思想。刘邦实行的恢复经济、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就是黄老政治的具体体现。在刘邦、孝惠、高后、文、景统治的五六十年间，一直实行黄老政治。黄老政治的实行，恢复了经济、稳定了统治。
到汉武帝时这种情况有了变化。黄老政治的实行，诸子百家学说的流行，不适应思想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进而在太学和地方学校中，讲授儒家经典，通过考试合格者可入仕。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统治思想。但是，董仲舒兼采百家之长，融儒法为一家。汉武帝虽尊崇儒术，但实际上是“霸王道来之”，儒法并用，是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l）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封建皇帝个人专断独裁，控制一切军国大事，地方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
（2）战国时的韩非提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践了韩非的理论，通过创行皇帝制度、中央官制和郡县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文化措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3）汉承案制，刘邦承袭了秦始皇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历经惠、文、景帝，到汉武帝时，通过解决王国问题，进一步控制了地方政权；又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两汉时采取中外朝制度和设立尚书台，实行刺史制度和上计制，从而完善了这一制度。到东汉初，这一制度进一步加强并定型。
（4）这一制度是建立在封建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适应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治、经济的需要，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抵御外族入侵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但也有明显的弊端：加强了人民的控制和统治，皇帝个人作用对政局影响大，容易产生腐败和专权，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腐败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其积极意义日益减少，弊端日益加重。
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
1.武帝的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儒学独尊后，其他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而且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
2.尊儒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同时，改变了汉初“非功侯不得封相”的惯例，使大批读书人通过读书而进入仕途。
3.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4.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关于王莽改制的评价问题
在20世纪20年代前，对王莽改制是一致否定的。此后，有了三种观点。第一，基本肯定说。认为王莽是一位有胆识的改革家和理想主义者，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第二，基本否定说。郭沫若认为：王莽实行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不但未使动荡不定的封建统治秩序稳定下来，相反给人民增添了更多新的灾难，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了。第三，主观与客观说。作为改革家的王莽，清醒地看到了西汉后前危机的深刻根源，首先是土地兼并和奴婢数量的膨胀，其次是豪民富商的高利贷掠夺和财货垄断。他的改革是针对大地主阶层的，本意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但结果竟变成了一场对人民的浩劫，这是他根本没有料到的，他成了西汉腐朽统治的替罪羊。
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化
（1）刘邦对秦朝的地方行政制度，既有继承，又有改造，除继续采用郡县制外，也实行分封诸侯王制度，即郡国并行制。
（2）由于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威胁了皇权，景帝采取削藩政策，还用武力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武帝进一步削在王侯权势，通过实行“推恩令”等措施，基本上解决了王国问题。汉武帝以后直到东汉，虽一直保留封国，但国象对王国权势限制很严，王国封地也越来越小，势力越来越小，诸侯王实际成了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的封建贵族。
（3）汉武帝时为监察地方，全国分13州，设置刺史。后来，刺史权渐重，积久成制，成为行政长官。西汉末到东汉，刺史改称州牧，级别提高，成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州也成了最高地方行政区划了。
高考例题警示
例司马光说：“（汉武帝）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又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指出汉武帝在军事行动、役使百姓和加强思想控制三方面与秦始皇类似之处。比较秦皇、汉武帝这些类似之处。说明为什么会导致秦亡汉兴的不同结果。（14分）（1995年）
警示：此题为比较题。答题关键在于找准对比项。在比较过程中，比相同点宜大处着眼，比不同点须从小处着眼。据此，本题在比较三方面共同点时，舍弃背景、具体内容和结果，而在比较不同点时，应具体从背景、内容、后果去分析，从而得出秦亡汉兴的内在原因。
教学目标
知识结构
典型例题
例1汉高祖刘邦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客观原因是（）
a．社会十分贫困B．秦朝灭亡的教训
C．大臣陆贾的建议D．刘邦的远见卓识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客观原因的理解能力CD两项明显体现了人的主观意识的特征，B项间接体现了刘邦的主观意识因此这三项均与客观原因不符，而a是完全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事实。答案：a。
例2我国古代宦官专权现象产生的根源是（）
a．封建专制主义制度B．皇帝幼小和昏庸无能
C．宦官是最腐朽势力的代表D．宦官亲近皇帝便于掌权
根据以上所述，宦官是皇帝的家奴，有皇权才有宦官权，用宦官是皇权专制的需要，因此a项是产生宦官专权现象的根本原因，B、C、D三项都由a项中产生。
例3东汉与西汉的相同之处是：
①定都洛阳②割据混战③反击匈奴④都因权臣篡权而亡
儒家思想的利与弊篇10
关键词:儒家文化;投资环境;湖南
文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作为世界主流文化之一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深远广泛。“入世”后,省外与国外资本成为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软环境的作用日趋突出。作为楚文化发祥地的中部大省湖南,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对湖南经济社会的影响特别显著。如何弘扬儒家文化精髓,改善湖南投资环境,更好地吸引省外与国外资本,从而促进湖南经济更好发展,是一项值得关注的重大课题。
一、文化影响投资环境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文化如何影响投资环境,实际上有着多维的分析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只是其中之一,这一学科研究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根本规则。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如家庭、企业、市场交易等;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如价值观念、习惯、意识形态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也属于制度的范畴。西方学者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任何经济、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成功,除了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正式规则的改变外,还不能忽视文化的非正式规则的功能效应。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具有多种经济功能,包括影响交易成本、提供信息服务、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等,从而影响经济绩效,其实也是影响市场环境与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原义指投资对象在进行投资时所面临的影响投资行为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总称。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法律、自然地理、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以及政策等方方面面。世界银行的环境评价体系包涵了数百个问题,涉及到很多“软环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实际上,文化影响投资环境的案例比比皆是,一项对秦皇岛进行实证分析以后所作的结论是:影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首要因素为城市文化。另一项通过对80年代及90年代外资对广东及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考察,发现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催化剂和黏合剂。80年代,广东外资的大量注入,同广东与毗邻港澳和靠近台湾与香港以及语言相通密切相关。90年代以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带竞争力上升。融汇中西文化的人文环境,使上海成为联系海内外客商的纽带,在吸引外资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晋商辉煌500年最成功因素之一,就是将中国优秀的儒家伦理文化融入到商业文化和经营活动中,即诚实守信,义利并举。凡此种种,无不在说明文化与投资环境间的密切关联。
二、儒家文化精华对投资环境的意义诠释
儒家文化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庸、忠、孝、悌等范畴。儒家文化精华有利投资的软环境,包括政府廉政、企业诚信、个人素质、教育水平、社会和谐与环境保护等。日本和韩国受到儒家学说的深厚影响,其经济腾飞的原因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儒家文化对改善投资环境的理解。
1、儒家文化中的伦理主张有利于观照企业文化
儒家历来对诚信十分推崇,主张做人做事、治理国家、管理企业都要讲诚信,提倡“谨而信”,“言必信、行必果”,“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当今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实守信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转的基础,企业经营强调“诚信为本、信誉第一”。西方在强调个性基础上形成的竞争原则经过了“日本化”过程,逐渐与强调协调的日本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式竞争,这就是“群体间竞争”,在群体外(即群体之间)鼓励激烈的排他性竞争行为,在群体内要求尽力保护协调行为。“在日本,企业当然是扩大了的‘家庭’。即使在韩国,许多企业也把职员们称为家族成员。血缘关系和对等的家庭义务为企业提供了组织上的活力,同时,它也有助于减少在不受亲属关系束缚的公司决策人中间发生的对家庭责任和对组织责任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概括地说,日本和韩国在引入西方的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固有的儒家伦理中重视忠诚和协调的因素,把两者熔为一炉。
2、儒家文化中的重教思想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源
重视教育是儒教的一大传统。儒家的教育思想不仅仅是对狭义的教育的认知,而且蕴涵着整个古典时代对“人”的理解。孔子及儒家主张人应成为仁人,做人要做君子,要“爱人”,要重道义,轻私利,要讲孝悌,要忠信,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貌等等。在日本,明治政府于1872年颁布了“学制”,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已超过了50%,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力。韩国也十分重视人力投资。有人指出:“伴随着韩国经济增长的是对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韩国的迅速现代化促进了这种投资,当然,这种投资反过来也大大加速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一般说来,韩国公共部门和私人对教育的全部支出通常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这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舒尔茨断言:“人力投资的增长无疑已经明显地提高了投入经济奋飞过程中的工作质量,这些质量上的改进也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可见,儒家文化重视教育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从而改善投资环境。
2、儒家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
首先,体现在政治生态。在儒家廉政思想中,大多主张把“廉”作为官吏道德修养和教育的重要内容。孔子强调“欲而不贪”。儒家思想认为,官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廉政,需要官员自我节制。“廉政”有利于建立一个透明、公正的市场环境,保持整个市场主体的信任,同时减少了市场交易成本。其次,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尊重自然规律,“仁”不仅是爱人,而且还要爱物。在这种环境价值观基础上,儒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道德行为规则,其中最主要的是“和”、“节”、“时”。再次,儒家倡导“心和”、“人和”、“天和”。以个人身心和谐为“心和”,人际与社会和谐为“人和”,人与自然和谐为“天和”,三者合而为一的和谐思想为“太和”。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会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此外,儒家文化精华有利人格完善。孔子归纳出了作为君子人格构成的三个基本要素:“仁”、“知”、“勇”。儒家理想人格的内涵和特征包含仁道理想、独立意志、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真善美的统一。这种种和谐理念无疑有利于促进整个的生态文明建设。
三、儒家文化与投资环境的湖南样本
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管窥,儒家文化精华对经济伦理的促进与投资环境的改善似乎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世意义,作为楚文化的发源地湖南更是不言而喻,剖析湖南样本因此更具现实意义。
(一)湖南的儒家文化发展现状
湖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儒家文化在湖南主要体现为湖湘文化,或者融合在湖湘文化之中,对湖南投资环境的影响利弊皆有。有学者将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湖湘文化中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发掘弘扬: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二是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传统。三是开拓创新与对外开放的传统。湖湘文化带动湖南文化产业以至经济整体的发展。近些年来,湖南提出创新湖湘文化,加快湖南发展,湖南文化产业创造了一种“湖南文化现象”,“广电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全国知名。湖南省开展经典文化教育走在全国前列,岳麓书院与湖南省孔子学会是儒家文化研究的重要机构。湖南2004-2006连续三年策划组织了三届“全球华人经典诵读大会”,轰动全球。2004年9月促成创办“湖南益阳市精锐中华英才经典学校”,实现了现代国际教育理念与中华经典文化教育的融合。2005年9月1日,促成建立了全国第一所农村经典文化学校――湖南省益阳市中华英才实验学校。2010年1月开始,湖南省图书馆多媒体厅举行“国学融入家庭教育里,教育做进生命里”系列讲座。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申报了2005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吉首大学学生社团成立了儒学会,湖南第一师范成立了国学研究会。长沙市一些小学开展古诗文诵读实验。在民间,促进儒家文化精华建设的各项活动也在蓬勃发展。例如,长沙市国学国医大讲堂与岳麓国学堂是目前长沙较大的民间传统文化机构,一些传统文化爱好者经常聚会交流听课。长沙圣贤教育学习小组等一些组织自发学习,捐印书碟,慰问孤儿,捡拾垃圾,带领幼儿诵读国学经典等。为弘扬国学精神,提升群众文化素质,湖南移动率先推出“移动国学堂”手机报的新业务,开了用手机弘扬国学之先河。文化教育界人士为主自发组成了长沙传统文化学习团,远赴安徽庐江文化教育中心,进行了以《弟子规》为中心的“幸福人生”免费学习。长沙弘扬传统文化义务宣传队在江边、社区等地放映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片,获得开福区政府与社区群众的好评。部分教师通过课堂教学与主持课题带动学生学习与研究儒家文化。这些都是可喜的局面。
当然,儒家文化建设在湖南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尤其是观念上不太重视,比如学界对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存在很大的争议,人们对儒家文化经典持有不同的态度,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一些落后的观点在新的时代已不合时宜,不值得提倡。教育分散,经费不足,缺少制度保证,宣传力度不够,个别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敷衍,有些家长认为只要现在孩子各门功课成绩好就行,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儒家文化的弘扬。此外,湖湘文化的辉煌也使一些湖南人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的傲慢和偏见。“经世致用”过则为“急功近利”。保守与激进并存,易走极端。湖湘文化崇尚“官本位”、“学而优则仕”,对经济重视不够,湖南的经济理论家和实践家严重缺失。湖湘文化好勇,其弊端则是不能考虑多方利益并存。“楚材晋用”现象突出,历史上湖南闭塞保守,不具备人才成长的优越环境。
(二)湖南的投资环境现状
为与全国其他省市比较,我们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因为年鉴局限,企业诚信与社会和谐的数据只能采用《湖南年鉴2009》数据(见下表)。一方面,湖南投资的软环境处在不断改进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企业诚信较好有了提高:2000-2006年,湖南省经济案件诉讼(件)有所减少,2008年,湖南省产品优等品率高于全国。同时,湖南的教育水平较高,也有利于劳动力素质提升:2008年,湖南省高等学校数(所)与大专及以上人数高于全国。环境保护方面:2008年,湖南省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低于全国。另一方面,软环境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程,湖南的投资环境与人们的期待尚存较大的差距。政府廉政要注意:2000-2008年,湖南省行政案件诉讼(件)稳中略增。数据同时表明,社会不大和谐:2000-2008年,湖南省刑事案件及辩护(件)、民事案件诉讼(件)、解答法律询问(人次)、法律事务文书(件)与离婚率都上升;2008年,湖南省离婚状况高于全国。
四、简短建议
毫无疑问,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对湖南投资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弘扬儒家文化精华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湖南建设文化大省的题中之义。建议多主体,多中心,多层次的推进湖南的儒家文化建设,并以此促进湖南投资环境的改善。首先,作为政府治理主体,应“立志明德”,“知荣明耻”,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尊廉抑腐”,“勤学以济德”、“慎独以修德”、“纳谏以明德”,从而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修养,切实推进湖南政治文明建设。作为企业经济主体,既是良好投资环境的受益者,亦是投资环境建设中的主力成员,应当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涌现更多像三一重工、远大、中联中科等有着强大企业文化的三湘经济主体,为前来湖南投资的企业树立样板。作为弘扬儒学精华主阵地的大中小学,可谓长远投资环境的奠基者,要通过开设儒家经典文化教育课程,充分挖掘教育资源,例如依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开设儒学讲座或儒学专业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光大。各社区可以成立经典教育诵读班,带领人们诵读国学经典,解答相关问题,提供资料辅导,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社会风气。新闻媒体是儒学精华的最佳推广平台,要在新闻报道中渗透传统文化精髓,并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弘扬儒家文化精华,建设湖湘文化的进程中,要扬长避短,去伪存真,一方面,要弘扬“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等儒学和湖湘文化精髓;另一方面,应摒弃儒家文化和湖湘文化中重政治伦理轻经济建设、保守与激进并存等弊端。唯此,多管齐下,长期坚持,儒家文化精华必将为打造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社会和谐的湖南凸显自己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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