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的大党，领导着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着经济、信息全球化和剧烈的国际竞争；面临着科教、文化国际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面临着社会发展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低潮时期，在改革发展所凸显的冲突与矛盾面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是值得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触及到了精神生活的价值层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金钱观念得到强化，人们的享乐观念也得到了强化，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滋长。一些理论家推波助澜，崇尚西方国家的政治，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贬低共产主义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淡化，政治信仰和精神信仰的消退，使得精神生活本身日益世俗化、表面化，精神生活中核心的神圣性价值被掩盖和侵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突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的突出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广泛的认同。有效整合多元化的社会，将理想与信念落到实处，是应对挑战、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儒家仁学思想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弊之功。
一、孔孟的仁学主张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落，五霸迭兴，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习语有“周文疲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等语，儒学便是对于社会政治上下失序所作的回应。孔子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
《论语》载：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古之为政，爱人为大。”[1]
哀公问政，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3]
礼者，人道之极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4]
“仁”的本义就是“人”，“仁道”也就是“人道”。“人道”不是相对于人类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利益的一个概念，而是相对于天道、自然的一个概念，是面对天地自然而将人看待作人。
仁爱从本质上看，是血缘亲情的显发和推广，由爱父母兄弟推而及于社会其他人，在儒家看来，血缘亲情自原始时代以来就有，是符合人性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就很难谈得上爱别人，具有爱自己父母亲人的真挚感情，才能把这种爱推广于社会。“仁”即“爱人”。按照程颢、程颐的说法，“仁”是“全体”，它“涵义、礼、智、信”，他称为“四支”，即它是一切美好德行的总概括。“恕”即“推己及人”，把自己内在的爱心推及于爱众人。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6]“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银律。在孔子看来，实施仁的推及要建立在两个原则和前提之上，一是人道的原则，即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尊重别人的人格，二是理性的原则，也就是说，要建立在人类共同的是非、善恶、美丑这样的基础之上。
仁者爱人的思想要通过具体问题而体现出来。这就是儒家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所要阐述的内容。在经济上孔子主张：养民，惠民，富民。孔子提倡“富民惠民”的政策，强调“因民之利而利之”，是德政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所欲与之出发，主张“以政裕民”，他认为只要实行了“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7]这样的政策，民众就可以富裕了。他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帮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8]。
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孟子的大力发展。孟子明确指出“仁者，人也”。所谓仁，是人之所以为仁的本质，因为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12]，差别在于人有道德。告诫人们如果人不保存这点差别，很容易丧失道德。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明确指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样，孟子的仁学思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所表现。在经济上，孟子指出制民之产的主张，因为在孟子看来，人有恒产，方有恒心，而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放僻邪纵。在政治上，孟子在孔子德政的基础上又提出仁政的主张，具体言之，首先要注重民心的向背，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3]。与此同时，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这就是孟子著名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思想。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5]。孟子不仅强调君民之间正确关系，还论述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6]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关系而非绝对的关系。这才是儒家以人为本的真正内涵。《尚书·无逸》要求为政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进而“则知小人之依”，“依者，隐也”，下层的普通民众心中的隐痛和难以言说的疾苦，为政者要从爱民的立场出发，实行祥和的政治，要导之以德，教化民众，让他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要使民有恒产，要有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资料，要使民众安居乐业，衣食饱暖，不饥不寒；要薄其赋敛，少派徭役，减轻民众的负担，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二、儒家仁学对伦理价值的补偏救弊
从儒家的视野看，在现代文化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的价值、自我意识、想象力屈从于资本主义市场原理和技术以及产业秩序而被歪曲。因而现代文化失去了人的自我实现这一根据而日趋枯竭。孔子早已认识到文化的人性本质。《论语》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也，未尽善也。”儒家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弊之功。
儒家重视以德为本的人和关系。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机械的合理性渗透到人格关系，因而造成了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异化。儒家强调指出，德作为人格要素是经济关系的根本。《论语》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17]尽管这是在农业经济条件下适合“人口＝劳动力＝生产力”逻辑的理论，但也对资本主义经济有许多启示意义。经济活动乃是人际活动，故应以人为本；而经济分配体现社会平等与否，故均分才能民安。实际上，君与民之间存在着对等的、相互不可分离的关系，因而孟子曰：“无君子，莫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18]孟子又认为，当百姓无忧于生计时，才能恒下心来修身养性。若君子只顾自己的富贵而不为百姓创造经济条件使他们过道德生活，那么这就等于把百姓推向罪恶的深渊。同样，在现代社会里，劳资之间也存在互相依赖、相生、相成的关系，企业家或资本家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能够过道德生活的经济条件。
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是以财富的积累为目的和价值的。而儒家的经济伦理观则认为，财富的积累不过是实现道德生活的手段。在孔子看来，富贵不得离道而求，贫贱不得合道而弃。而且儒家的经济伦理比财富的积累更加关注它的平均分配。《论语》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化，无寡；安，无倾。”孔子把经济活动的目的理解为财富之均享和生活之安定。由此观之，孔子重视的是平等、安定等社会福祉问题。
孔子在表述其财富观念时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9]。“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0]。孔子首先肯定人们厌恶贫贱追求富贵的欲望和行为，是符合人性的，是正当的。这是他立论的前提。然而他要求人们弃贫贱求富贵，应该遵循一条符合普遍化理想的正道，也就是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法取得。对那些因行不义而取得的富与贵，就像对待天空飘过的浮云一样，无动于中，不应有丝毫的歆羡。在这里，孔子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富贵不可取，什么样的富贵应取，而且告诉我们谋取财富和荣耀的方法与途径。伦理规范在孔子那里不再是对人们取利行为的消极防范，而是已经具有了激励人们如何进取的积极的意义。他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1]在一个多行不义，社会秩序严重失范的国度里，发财作官是可耻的。因为那意味着不是同流合污便是趁火打劫，当然是不道德的。而在一个广行仁义，井然有序的国度里，却不能摆脱贫贱，同样是可耻的。因为那说明若非缺乏向善的进取心，便是不够勤勉努力。即是说在政治良好的国度里自甘贫贱，也被孔子视为非道德，因之也是一种耻辱。这就给人们对富贵的追求，设立了一个正反面的价值尺度。富贵虽是人之所欲，但非唯一的追求，还有更高的价值在，这就是仁义、礼义或称善。并以此为基础，培养出一种植于心灵深处的耻感意识，合而执持之，便是人的尊严。
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体系
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人对无限的追求就表现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世俗化，反映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就是更加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的追求，重视物质生活的改善。这当然无可厚非。人不能脱离物质生活而存在，也不能不对更好的物质生活有所追求。在人类原始的利益机制中，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个体物欲满足及生存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认为，人类皆有五种基本需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及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但是，如果人们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变成了唯一的动力，就会使人们失去精神追求，特别是理想信念，而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追求，是对当下物质生活的超越。
共产主义者也有自己的一种利益机制，这就是在理想信念的催化下，形成了更加高尚的利益机制，除了部分为个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以外，更大程度上追求贡献社会，为大众谋利益，从而为个人获得组织归属、社会尊重和自身价值需要。人只有把理想和信念追求当作人的终极意义时，人才会受“最好的动力”所驱策。这就是我们所要信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复杂的时代。在国际上，我们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优势，对我进行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渗透的压力。从国内来说，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社会情况出现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改革中利益分配不公、社会不平衡等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所有这些必然会给思想政治领域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同样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当今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治国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旺盛生机和充满活力的源泉。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自然离不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儒家仁学所强调的传统道德，人文价值的弘扬，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滋养。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传统文化都有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儒家文化也不是永远普适于任何时代的。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是儒家文化产生的基础。今天，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社会文明与进步发展到全球一体化的当今时代，儒家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充分吸取现代文明的滋养。纵观儒学发展史，儒家思想正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取了道家、佛家的思想而得到不断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精神支柱。儒家仁学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蔽之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中，儒家仁学思想无疑能够提供丰富的滋养。
我们的祖先以无止境的追求和百折不屈的精神克服了当时的危机，而从未丧失自身的文化。特别是北宋儒者张载把一生为学的宗旨概括成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一生信念，走完了探索和实践的全过程。《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这里以“旧邦”喻指古老的儒家传统思想，以“新命”喻指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旧邦新命”，亦可表示我们古老的儒家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重放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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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伯峻注释：《孟子·离娄上》，岳麓书社2000年版。
[15]谢丹译注：《荀子·哀公》，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
[17]梁海明译注：《礼记·大学》，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19]杨伯峻注释：《论语·里仁》，岳麓书社2000年版。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篇2
[关键词]先秦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4）03—0047—02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的一切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进行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今环境形势的影响。党的十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从何提炼而出？这必然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首先必须立足于历史文化传统，要把中华民族传统的精髓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资源。
一、先秦儒家思想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元素
从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观点来分析，不难看出，它与我们今天所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相通之处。
（一）“仁”与“民本”：文明、和谐、富强、友善
先秦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仁道”为最高政治原则，主张“礼之用，和为贵”、“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施行仁政，以礼义维护社会秩序。《论语·颜渊》中提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可见，这里的“仁”有关心爱护之意，而后《论语》中也提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体现对人的关怀、友善观点。孟子也提到：“亲亲，仁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仁”是处理人与人相处的一种准则，从爱护亲人开始，而后“爱人”，对他人怀着一种同情、关心和爱护之意。而友善、和谐正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美好品德，宽容待人，友好团结，社会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氛围。与此同时，“仁政”思想也体现了先秦儒家对于百姓安居乐业的一种认识与责任，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富国强民，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富强”也有着相似的思想因素。
（二）“义”与“礼”：公正、诚信、法治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有“见得思义”，孟子也说过：“义，人之正路也”，荀子更是认为“义”不可缺，“义”源自于人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群”与“分”的需要，人类社会不能没有“义”，也不能不讲“义”，“仁”与“义”其实是一种统一有对立的关系，我们要有仁爱之心，但是同时又是需要“义”的合理性与节制，可见，先秦儒家把“义”看做人的立身之本和基本道德规范。“义”有着适宜、公平正义的涵义，这其中透露着为人处世的一个“度”的标准，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公正、诚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人治”，不重视法治。其实不然，我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礼”在中国古代是指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用以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制。《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孟子更是提出：“徒善不足提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可见，我们早已认识到，仅仅只有道德约束或是法律制度是不行的，而是需要两者结合起来，在现代，我们依然提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二、先秦儒家思想的价值分析
或许会有人认为，先秦儒家思想大多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些“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思想体现着封建社会对人的等级划分以及禁锢，到了今天，我们讲的是“自由、平等、民主、科学”，这些古老的东西我们已经不需要了。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丢弃吗？其实不然，先秦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民本”、“仁政”等思想中也有着人类文明价值观念中的一些共性因素，可以让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渊源
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不能原封不动的照搬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不能全盘西化，被普世价值所占领。我们应该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适应时代变迁、适应生活需要的情况下，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的核心价值观，建设适合我们需要以及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核心价值观理论渊源，是因为本质上，它既有我们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些相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学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物质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先秦儒家提倡的民本思想、社会和谐风气等有着相似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发展，“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科学真理，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且因为几千年来形成的中族民族文化心理与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产生共鸣。”①
（二）继承和赋予先秦儒家核心思想新的时代内涵
先秦儒家核心价值观提倡“仁、义、礼、智”、“以民为本”“仁政”，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其进行研究、评估、继承和改造，辨析其原义和今义，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得以新生和传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雨洗礼，它深深根治民族灵魂，世代传承，不仅是维护民族团结，保持国家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生命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国家在内忧外患，丧失的情况下，学习到了西方的新理论，如“民主与科学”，这些新观念新理论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猛烈抨击，“打到孔家店”的口号也随之而来。先秦儒家思想的理念本质上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等级社会秩序，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民本”、“仁义礼智”、“仁道”等理念也有着人类文明价值观念中许多的一般性、共性、普适性等有益成分，反映了人类价值认识中的许多价值共识。在以往的两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中，儒家思想也一直处于主流的位置，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儒家思想的一些价值观和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
三、先秦儒家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意义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侵入与冲突，面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抵御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呢？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既要根植于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凝练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也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使其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用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语言和最易记又宜传的方式表达出来。
（一）传承和创新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的核心价值观
先秦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如“公平”、“民本”、“和谐”等既是先秦儒学核心价值理念，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又讲“君子和而不同”，要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这里有着“和谐、友善”的影子。我们今天倡导“公正、法治、诚信”，先秦儒家思想也有“君子喻于义”、“舍生取义”、“不学礼，无以立”、“礼不可废”的说法，提倡“仁政”同时也用礼法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与人相处要诚信待人，不取不义之财。先秦儒家典籍也提到了“民主”一词，但是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democracy）不是一个概念，先秦典籍里面提到的“民主”意思是“为民做主”或“民之主”，就是说要为百姓负起责任，要处理好百姓们的事情。那么最大的“民主”也就是君主了，同时也说明了君主要肩负最大的责任。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其实也包含了一些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相通的思想因素，比如，只有对百姓负责的人才能担任“民主”一职，在“民贵君轻”、“民本”等思想中蕴藏着人民大众是国家主体和政治基础的意思，这些都与现代民主精神相通。为了让这些文化精髓富有现代气息，我们可以对其进行辩证分析，创新及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科学的、现代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俗化、大众化，应对西方价值观冲击和挑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优秀的传统文化。先秦儒家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传播广泛，我们今天要辩证地看待传统儒学的价值观，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部继承。我们应当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时展要求，对先秦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创造性的分析与改造，同时吸纳其他文化传统的优秀价值观，树立符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价值观。这样，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宣传教育和践行，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好地走进群众、引领群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普遍伦理和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平等、民主、科学、自由、博爱”等西方文明和传统的中国文明进行碰撞，时代的变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但是既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理念也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全面继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成功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也必须坚持这一基本经验，在坚持这一基本前提下我们也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大胆地吸收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核心价值观发展过程中的一切有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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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篇3
（一）文化发展要与时俱进，文化传播要依靠精英力量
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的专制社会中存在了几千年，在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也曾存在很多的困难与挫折，但是儒家在历经了几千年之后仍然在现代社会深深影响着社会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就是自我完善。儒家在整个专制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结合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内容上的整改。从最早孔子提出“仁政”的儒家核心思想，历经孟子，荀子，最后在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家”思想中确立了其正统地位，也使儒家思想最终深入人心。我们说儒家思想的传播首先要使统治者接受，所以儒家思想在不断地思想发展中根据各个时代的社会民生情况进行调整，从最初的“仁政爱民”，到之后的“君权神授”可以说都是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联的。除了统治者的接受，儒家思想还CentURY根据人民的具体情况进行其思想的改制，从“君舟民水”到之后的“天人感应”都切实的考虑到了人民的切实利益。在儒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紧紧围绕“仁”这一核心观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整。在不断自我完善中，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奠定了其正统的思想地位。从儒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要在国民教育中很好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具体要求，紧紧围绕几个基本点，不断地进行具体思想的落实。在思想成熟时，我们要利用社会中的权威人士，领导人士进行传播与发展，在儒家思想的传播中，一批核心领导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这些士大夫阶层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他们通过讲学，游说，收门徒，编写书籍，开学堂等种种方式进行广泛的传播，从而使社会中的儒家信仰者不断地增加，在这种具有规模性传播方式的影响下，儒家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除了这种权威知识分子的传播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阶级的政策推行，在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之后，董仲舒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进入科考范围”这些政策的推广，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在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中，我们要学习儒家，借助知识分子，权威人士以及国家政策的推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的推行，我们可以利用广大的网络媒介平台进行传播与宣传，并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借助广大的权威人士知识分子阶层，以讲学为主要途径进行广泛的传播，逐步在传播中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群体基础，并且利用国家机构出台相关政策来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落实，从而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群体道德意识。
（二）文化传播应从日常生活层面入手
儒家思想注重从小事做起，从个体做起。“人则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儒家所主张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义者，宜也。”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从最基础的爱人开始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我们也要秉持最基本的以人为本，从每一个人的切实利益出发，关注于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发展。加强对个人的教育，从每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提高上着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国民教育逐渐融入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从关注人这一基础出发，在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孝道”“非义不居”这些日常小事上着手，进行具体的规定与详细的规范，儒家思想强调诚信，认为不讲诚信，一个人就不具有良好的品格，也就不能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不能成为对社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要想做到心中有仁，必须要诚实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必须在追求和谐的心境中，做到至诚至信、至真至善。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飞跃。儒家思想弘扬孝道，认为“孝”产生于家庭血缘关系相连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之上，孝是最真挚的情感，也是反映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衡量标准。在儒家看来，做到孝道，才会心中有仁，这对于社会的安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十分强调道德的力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不仅可以引导一个人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不断发展。儒家认为道德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一切，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有助于节约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儒家在这些小事上进行了各方面的规范，可以说事无巨细，在这种不断地积累过程中，逐步深入。俗话说：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要在国民教育中，从每一件小事出发，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具体的事物中，要学习儒家思想，循序渐进，不断地进行积累与进步，从不断量变地积累中逐渐达到质变，在不断地进步中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三）价值判断需深入文化建设的内核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篇4
【关键词】：儒学核心价值 价值观教育 大众文化
一、关于对儒学核心价值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兴起，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概括起来关于儒学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一个方面。
（一）以“仁、义、礼、忠恕、道”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称为经典儒学，把宋明时期以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成为新儒学，其核心价值归纳为“道（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仁、义、礼、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杜维明教授在回答什么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2010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汇集了两岸百余名学者共同讨论儒学的核心价值，并认同“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仁”的范畴贯穿儒学的全部价值体系，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于建福认为，“道”是儒学的终极价值。在儒家学说中，反映终极关怀的终极价值可以用“道”来概括。
（二）以“德”、“文”为代表的生命核心价值观
“德”与“文”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台湾大学齐益寿教授认为，从孔子最赞赏一生并无事功的颜渊，从孔子在与众弟子言志时惟独赞同许曾点的“沂水春风”之志，从孔子于匡、宋、蔡三遭危难而能坦然无惧，从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话语，均不难看出“仁德”与“文德”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
（三）重视人格尊严教化
“人格尊严”是孟子突出强调的基本价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指出，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和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儒学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基于人性本善、人格平等、人格独立，特别注重人格尊严，鄙夷“自侮”、“自贱”人格，倡导“爱人”、“敬人”，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修得人格尊严，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四）以“和谐”为代表的政治理念
“和谐”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其礼乐文化观，还是其仁孝修身观，这两个联系密切的基本理论，都可归结为“和谐”二字。南京大学杨明教授提出，以“中”、“和”为表征的和谐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儒家“中和”理念具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普遍和谐的丰富内涵和实现普遍和谐的基本原则。儒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和谐”是其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标，即以个体身心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最终达到国家乃至天下和谐的目标，认为儒家这种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大众文化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
袁贵仁教授曾撰文指出，价值是指事物的意义，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有意义的看法、观点、态度。研究价值观，不能不研究文化，各种文化的最深层次都是要指向价值观。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只有把对价值观的研究放在文化的视野中去才具有研究的价值性和思想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而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仁、义、礼、智、信”。传统的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当下却遭遇了大众文化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价值观多元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逐渐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
首先，以商业电影、流行音乐、小说、广告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普遍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却日益式微。这种以技术性、标准性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强迫公众在闲暇时被迫接受流行文化元素，并限制了公众的想象力。
其次，大众文化消解了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例，文化不再以经典为标准，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最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类告别了节俭生活和按需消费的时代，使人们认为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志就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所消费的商品档次的高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评价商品是否具有价值不是看其使用价值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时尚”，最终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从而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压抑。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尽的需要不可能在消费主义所提倡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只能在精神的王国中才能实现，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追求幸福无疑是南辕北辙。
（二）对传统价值观的诉求
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而从儒学价值传统中吸取精华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然肩负着保持、改造、发展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念，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殊使命。无论时代对儒学加以利用还是彻底否定，儒学传统都自觉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孜孜进取的入世精神参与到时代价值确立和变革的过程中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儒学核心价值中研究当代价值观教育也是历史使然。从而国民特别是在校生能够在价值观多元化，甚至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利用儒学精髓，摆脱价值追求的困惑、疑虑、徘徊，确立“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
三、当代价值观对儒学核心价值的扬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价值观教育，任何成熟的民族也都需要成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面对西方大众文化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渗透，我们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不是就一定要抛弃中华传统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如果连儒家积极入世的核心价值也遭到否定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叩问自己：是否儒学核心价值就能够担当拯救价值体系重建的重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一）儒学核心价值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核心价值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但任何带有时代烙印的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千年，一直体现了封建阶级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面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科学、和谐的时代氛围显示出一定的被动性和局限性。比如儒学核心价值中的以“义”为代表的重义轻利思想，使中国人用处理兄弟关系的准则来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使“人治”大于法治；“仁”强调的忍让、宽恕、克制、谦和的道德标准约束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儒家强调和谐、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竞争的传统；儒家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理工，即“君子不器”；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侧重人文知识，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子《天论》）而缺乏科学精神。这些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因此，在本质上儒学的核心价值无法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儒学核心价值为当代价值观确立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
首先，儒学核心价值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儒家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提倡晓大义，知情理，讲“诚”、“信”，重礼节，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忧国忧民的美德，都为中华民旅的精神传统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其次，儒学核心价值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神圣使命，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这种道德情操和济世情怀，是中国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朽精神支柱。
最后，当代价值观的确立也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以儒学核心价值为基础。合理面对儒学核心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社会、家庭、学校、制度、政策、思想宣传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实践，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科学民主精神相协调，实现当代价值观同儒学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篇5
吴霞（1989.08-），女，中国重庆，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职业技术教育学。
摘要：自古以来，道德教育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备受重视，在丰富的德育思想遗产中，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亲亲”“尊尊”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思想体系，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促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初步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容、目标、价值进行简要阐述，并从德育主体、德育客体两个方面探讨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学校德育的现代意义，为解决我国当前的学校德育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内容；目标；价值；现代意义
前言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引导我国文化前进方向，是我国道德教化的优秀范本，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曾一度强调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铸就中华儿女的民族魂，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时刻警醒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先秦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德育思想提供了摹本。
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概述
1.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相关概念界定
1.1.1儒家思想的含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居十家之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狭义上讲，儒家思想是由孔子确立其基本思想格局，经由孟子、荀子改造发展而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儒家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至清朝，无论是国家的正统理论，还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着首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可见其影响之大，生命力之强，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等思想。
1.1.2先秦儒家思想的含义
孔子于春秋战国时期创立了先秦儒学，后经由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以伦理思想为内核，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是显赫一时的学说，经久不衰，至今都有深刻影响。孔子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以“仁”为核心，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孟子继承并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建立了以“民贵君轻”、“行王道”“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说，推动儒家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言性恶，主张理天下以礼为本，礼法结合，形成了“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他综合百家，改造儒学，丰富儒学。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1.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思想渊源――“德”的思想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德”的观念。“在原始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德’的观念，甚至连美丑善恶的德行观念也是不存在的。”[1]周公是先秦思想史上公认的，明确提出政治之“德”的第一人，此后，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说，对“德”的观念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王能统治天下，被认为是“以德配天”，体现了对“天命说”的进步，不仅在宗法观念中闪耀着“德”的光芒，在政治观念中也强调了实施“德治”的重要性，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将“德”从天和祖先的意志中解放出来，用人性论来论证政治的合理性，从而将“德”的观念植入到人心。在先秦儒学德育思想中，道德作为一种精神性力量，其基本目标是维护统治秩序，主要体现出对自身的动物性本能和欲望的理性对待及规制上。
1.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逻辑基础――“人性”思想
雅斯贝尔斯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说，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诞生和精神的存在都与此息息相关。[2]孔孟荀都是从人性观出发对道德进行论述的，孔子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习惯是后天形成的，大多数人的天赋素质都是差不多的，由于人们后天所受的环境、教育和个人努力程度不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异，因此，实施道德教育是可能的，它对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仁”的外在表现即“爱人”，不管是“亲亲”之爱还是“泛爱众”，作为爱的形式，都是善的表现，由此，我们也可以讲，孔子所讲的性是一种趋于善的性；[3]孟子认为人性的善就如自然之水往下流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依据，他以人性本善的视角讨论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可能性；荀子在人性问题上坚持两个观点，即人性恶和化性起伪，区别于孔孟的人性善观点，他从性恶的角度阐述了实施德育的必要性。清代学者戴震曾就荀子的人性说提出，荀子的人性说实际上是主张人性可以通过学习而得以改善，而如果顺其自然就会成为恶。[4]
孔孟荀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共同追求的内质是性善，虽然孟荀由善恶各为一端而言性，但最后在两者的契合点――善进行交互汇合，由此可见，善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基础，同时，先秦儒家注重自我教育，他们认为实施自我教育的基点是内在的善性，道德教育必须依托于伦理善，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还是荀子的性恶，都从不同的层面论证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2.3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基础――“礼”的思想
儒家的“圣人制礼作乐”的说法，认为“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皇帝”；“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5]儒家将“礼”归于圣人之作，更多意义上应该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孔子将仁的思想融进礼的发展，正式提出以“仁”作为礼的精神实质；孟子继承并发展其思想，充分尊重礼，并将礼提升到人生之道的层面；荀子从礼的起源、功能和本质等方面，全面阐述了礼的思想，他坚持“以礼治国”为本位，“隆礼”成为荀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孟子和荀子的完善下，中国礼文化的雏形得以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周礼主要体现为一整套模式化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礼论则是在这一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日趋瓦解的历史境况中，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的制度典章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6]
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之特质
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鲜明，内容丰富，重新全面的梳理其基本思想，把握儒家思想的脉络，能够更好的再现儒家德育思想智慧的光芒，为我国德育现代化奠定基础。
2.1.1“仁”为内核的德育思想
先秦儒家围绕“仁”的思想，以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以“仁”为内核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7]先秦儒家的道德楷模是圣人，现实社会的道德模范是仁人，“仁”的根本出发点是指人必须有真性情，并且要通过道德范畴来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的实施是“仁”的要求；其次，“忠”、“恕”是“仁”的体现；最后，“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内在要求。
2.1.2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
《荀子・大略》载：“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8]意思是，君者所以能为王，主要在于隆礼尊贤，荀子对礼的发挥在先秦儒家中处于极高的位置，他人伦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角度论礼，还直接提出礼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关键，“礼”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内容，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礼”强调的是整体的社会秩序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故而“礼”的基本精神首先应当是秩序精神，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仁”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礼”是“仁”的外在体现，是“仁”的范本；“仁”是“礼”的核心，是“礼”的灵魂。
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价值
先秦儒家把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认为道德教育是一种统治手段，它和政治、法律处于同等地位，道德教育的成败决定了政治上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道德建设是政治上清明、天下大治的前提，因此，孔子提出了“德治”学说，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国君如果采用道德教化的办法治理国家，他就会安于自己的位置，臣民就会像众星拥戴北极星一样去拥戴他。孟子认为道德对社会生产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德育是“保社稷”、“保四海”、“保四体”的基础，道德教育是与国家存亡、个人安危紧密相连的，其它任何东西都无法与社会价值相比拟，进一步对孔子的道德政治价值论进行了升华。荀子认为法家虽能攻伐天下，兼并天下，却无法治理天下，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是以道德教育为根本大计，道德教化是巩固国家、维护统治的利器。
3.儒家德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稍显陈腐老套，与现代社会追求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是，儒家德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主流思想，它从一定程度上积淀了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道德实践中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包含不少真理性的颗粒，我们在寻求发展时，应批判性地继承和创设式吸收这些精华成份，这对有效解决当今的学校德育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主体的意义
3.1.1继承德育至上思想
先秦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德育是天下大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兴衰，因此，他们都坚持以德育为根本，这个优良传统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夯实的基础。然而近年来，学校德育工作并不乐观，其面临着就业压力、升学压力、社会需要等多方面原因，各学校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的现象屡禁不止，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没有真正担负责任，对德育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放任其发展，使德育工作总是流于形式，受到了巨大的牵制。为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都要渗透德育思想，坚持德育至上。
3.1.2弘扬儒家仁爱精神
教师的基本道德要求是教书育人、热爱学生，先秦儒家十分推崇孔子的“仁爱”精神，指出这种仁爱精神更应该体现在一名合格的教师身上，他才能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怀和爱，帮助学生更好的发展。现代社会“一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9]弘扬儒家“仁爱”精神，体现在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上，主要有以下几点：“有教无类”，“当仁不让于师”，“诲人不倦”。
3.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客体的意义
3.2.1塑造现代社会理想人格
历代文人墨客都努力探寻儒家理想人格，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奠定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格局，蕴含在儒家理想人格中的精神价值，以其超越性深深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走向，儒家理想是东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种做人的标准，更是一种人生的目标，儒家理想人格为我们确立现代社会理想人格提供了现实价值，首先，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再次，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树立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最后，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备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今天，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当代学校德育教育中，更应大力弘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把握其思想内涵，具有坚韧的人格。
3.2.2指导青少年加强自我教育
所谓自我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以社会发展及教育者的规范、要求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自我选择、自我内化、自我调控等一系列主体性思想转化活动，以提高自我品质，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品质。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一直秉持这样一个信念，即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不断进取，就能达到既定的道德目标，实现既定的道德理想，因此，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是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指导方法：首先，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高度重视学生的自我教育，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一切成长、一切学识、一切发展都来自内部，教育的作用在于对这种发展进行引导和指导，使其有所成效。”[10]一切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对象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否则任何教育都不能顺利展开，都会流于形式；其次，积极引导学生培养自我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主动性，提高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己的能力，以减少盲目性；最后，经常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思也是必不可少的，学生要学会勇于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提高道德修养。
结论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德育实践任重道远，德育现代化面临着不断地冲击和挑战，德育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推陈出新，捕捉德育发展最佳时机，通过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进一步的剖析理解，批判地加以吸收与借鉴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优秀的德育文化资源，将对于有效解决德育问题、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1.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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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篇6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仁；伦理思想；道德原则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孔子家语-弟子行》说孔子“汲汲于仁”。宋儒胡宏说：“仁之一义，圣学要道。”(《五峰文集》)程颢在《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对仁的思想原则的高度重视。孔子也多次讲到并强调“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他甚至还说：“当仁，不让于师。”(同上)《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多次，多处对“仁”的思想原则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以降，“仁”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成为儒家道德理论乃至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学说就是“仁学”。
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在儒家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相通的，二者都有其共性。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人是“天地之心”，是自然界中最可宝贵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孝经》中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易传》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日刚；立人之道，日仁日义。”天地之间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不在于人有生命、有感知，而是在于人有仁义道德的伦理观念。
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来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对于仁义道德的追求。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并不多，重要的在于君子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伦之情，凡事能够)a仁义出发。由此，孟子还进一步概括出了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些以恻隐、羞恶、辞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在的道德情感，使人超越了自然状态，并与禽兽区别开来，也使人在任何道德处境中，都保持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孟子看来，是否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也是人与非人相区别的标志：“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上)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是从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性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陆九渊阐释和发挥孟子“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话时说：“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日‘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他还说：“儒者以人生天地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象山全集》卷二)人之所以是天地间的精华，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是社会的人，是具有道德理性的人，并且是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要求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及其评判标准的。
从人之本性的角度来看，“仁”是人的本然之善心，是人本来就具有的善良意志，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在人性问题上，儒家虽然也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但一般说来，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承认和肯定人性有趋善的倾向，认同人具有善良本性的观点。之所以说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善良意志，具有“仁义礼智”之心。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他在阐述仁义礼智“四端”时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还提出了“良能”、“良知”的概念：“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生而俱有的东西，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于人的。朱熹明确提出了“本然之善心”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朱熹：《四书集注》)陆九渊也充分肯定了人的善端“本然”性：“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陆九渊集-语录下》)王阳明则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良知”说：“吾人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贤，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这些论述，都肯定了“仁”与人之本性的天然联系。
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仁包括所有美德，仁是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的总纲，也是其他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恭、敬、宽、惠、敏、讷、刚、勇、毅等都体现着“仁”的精神，都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
子张问仁时，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并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还有一次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他还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等。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德中，“仁”居于主导的地位。正如朱熹所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同上)这些都说明，在儒家道德理论中，“仁”是其他诸德的核心和总纲，统摄其他诸德，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
《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有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才是“仁”。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于仁的要求，就必须做到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是不能实行和达到礼的要求的。这说明，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离开了仁，礼就失去了意义而徒具形式；仁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如果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则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方法和途径。仁是礼的基础，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制度上礼节上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必须建立在内在的仁爱的基础之上，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
儒家将“仁”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强调“为政以德”，构成了其仁政、礼治的政治模式。孔子说：“民之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火的需要；有跳到水火中而死的人，而没有因实行仁德而死的。孔子还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淮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淮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和强调了仁政礼治的重要。孟子发展了仁政的思想，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仁德对于为政者及其治理国政的重要。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因此，他极力主张“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并主张“德教”，强调“善教”，“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上》)荀子还在仁政方面发展了“礼治”的思想，把“礼义”视为“道德之极”。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荀子·议兵》)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仁的思想原则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就仁与义、孝、悌、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和范畴的关系来看，仁与这些道德规范和范畴也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仁”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礼记·儒行》中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孟子》中多处论及仁与义的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要求人们做到“居仁由义”(《孟子·告子上》)二程说：“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二程集·遗书》卷十五)朱熹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可以说，“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中，都贯穿和体现着“仁”的要求。
朱熹说：“‘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一)清代儒家学者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义疏正》)李恭说：“生生即仁也。”(《论语传注问·学而一》)近代学者康有为也说：“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宇宙生育万物的“生生之德”。
儒家学者常以果实之“核”比喻“仁”，即以“果仁”喻“仁”，以阐明其“生生之理”。“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可见仁矣。”(谢良佐：《语录》)陈淳《北溪文集》载：“问：‘程子言仁日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先生日：‘岂惟谷种。凡果实核内，其中心皆日仁’。”元代儒家学者方逢辰说：“先儒论仁，最善名状者……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日心。天地之心安在?日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日：‘仁者，人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日；‘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为忧，凡教人日存，日养，日尽，日求，日心之端，日心之官，日根心，日生心，日物之长短轻重心为甚，直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示之，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仁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石而已，此之谓不仁。”(《石峡书院讲义》)仁爱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性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坚持和遵循仁爱的伦理原则，才能协调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问，以及上代人和下代人之问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保证人类世代的生生不息和持续发展。
正是从这一思想观点出发，儒家既强调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要求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将仁爱的思想情怀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乃至于世间万物，即“泛爱众”(《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要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康有为也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日亲亲，次日仁民，终日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由躐等也，终于爱物，则与佛同矣，然其道不可易矣。”(康有为：《大同书辛部·四禁》)从仁的原则出发，就应不止于亲亲之爱，而是应由“亲亲”扩展于“仁民”乃至于“爱物”。
儒家提出“仁者爱人”，要求在实践“仁”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爱人”。“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遵循和广泛贯彻，是建立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除了亲人问的“亲亲之爱”外，还有与其他人的其他性质、其他形式的爱。
如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或日不忍人之心，也是爱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孙丑上》)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是“仁”之萌芽，也是仁爱之心的心理依据和主要内容。这种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就是由“仁之本”到“仁之充”、“仁之广”，使“孝弟于家”的“亲亲之爱”，“流惠于邑”、“推恩于国”、“锡类于天下”：“是故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姻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康有为：《长兴学记》)儒家还根据所“爱”的远近广狭，将仁爱之心区分为“大仁”、“小仁”：“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刘向：《说苑·贵德》)
儒家认为，“爱人”是人们在实践“仁”的过程中的首要的指导思想和道德要求。“所谓仁者，爱人也……仁莫大于爱人”(《淮南子·泰族训》)。朱熹说：“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仁之发处自是爱”(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仁”的根本要求和精神实质即是“爱人”，“爱人”是“仁”的体现和具体运用。按照仁的原则，所谓“爱人”就是以爱己之心爱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和考虑，做到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当他人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时候，要尽其所能，甚至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仁”的根本要求在于以广博的仁爱之心对待和关爱他人，而不是自爱；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得到他的爱，虽然他非常爱自己，也不能说其行为是合乎仁爱原则的。所以，张载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张载集·正蒙·中正》)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以“爱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做到爱人如爱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可友善融洽，整个社会也就稳定和谐。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篇7
摘要：孔子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核心主张“仁”和“礼”。探索中国法制史的历程，儒家思想的足迹并不难寻觅，如今，孔子虽早已离我们远去，然而他的学说和思想却依然被敬仰和传颂，尤其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和进步，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影响意义之重大，值得今人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孔子；儒家思想；仁；礼；中国古代法律
一.引发思考的原因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具有深远影响，现代社会与其说是重视孔子，倒不如说是重视他的学说，换言之，是重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要研究孔子的贡献和作用，应该从其所生活的时代源头来寻找，从其思想渊源来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索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学说的精髓，以古鉴今，才能更好地完善我国立法，提高依法治国效率。
二.孔子的核心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晚期，他直接继承的，就是“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由此可见，其影响不可小觑。
1.“仁”对我国古代法律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所谓“明德”就是统治者应当崇尚道德并以之教化民众；所谓“慎罚”就是在适用刑罚时要态度审慎，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没有仁的法治是不能长久的，法家思想指导下的商鞅变法对“法”穷尽其用，虽说起初很成功，最终却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律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要想领会中国传统法律的本质，就必须明白礼仪是中国传统法的精神所在。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的内涵不断丰富，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吕侯制刑，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刑、礼）相为表里者也”。
三.探讨我国古代法律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的历史价值
1.以汉代为例
汉代法律指导思想的演变及其立法概况，融汇了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阐释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根源。两汉期间，我国封建法制获得了重大发展，汉初思想家深刻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仁义”之政。至汉武帝时西汉已至全盛，这时汉初的黄老政策开始引发出系列问题，诸侯王势力膨胀，甚至与中央分庭抗礼；漠北的匈奴不断强盛，严重威胁汉边疆的安全；宽松的控制政策使得农民为逃避赋税而成为“亡人”，严重威胁到帝国的财政。一系列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汉廷指导思想的改弦更张势在必行。此时，曾经显赫一时的先秦诸子百家各自走向不同的结局：道家过于消极避世，不利于政权的长远发展，为统治者所摒弃；墨家主张兼爱，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格格不入；法家思想随着秦帝国的覆灭而宣告失败。这时，只有战乱时期不受重视的儒家思想最符合时代的要求，从此开始了对中国法律长达数千年的影响。事实上，在汉初黄老之术当道的时候，儒家思想在统治阶层已经很有影响力。随着儒学从形式到实质的发展，帝国法律的儒家化不断扩大，而所谓“法律儒家化”实际上就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儒家思想当时也开始影响司法，引经决狱、秋冬行刑、赦宥增加等无不反映了孔子学说的仁政思想。
2.汉代以后各朝法律发展中儒家思想的作用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进一步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孔子学说在这一阶段法律制定中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例如《北魏律.名例》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具体体现，也正是儒家思想孔子学说中道德伦理纲常制度的集中体现，这一内容亦为后代法律所承袭。隋唐时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代，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封建法律制度从形式到内容都空前完善，中国的传统法制此时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唐代的法律思想是礼主刑辅，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这一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挥着重大作用。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是相通的，中国古代统治者坚持“礼法并用”的原则，“礼”、“法”二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此外，孔子的儒家思想对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制度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四.我国依法治国战略中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
有人认为，我国没有西方法律制度完善的原因有三：孔子的影响，秦朝灭亡的影响，法律职业。我们现在要研究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学说，不能简单的断章取义，而是应历史的、系统的、辨证的去理解和把握孔子的思想和精华所在，真正弄清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够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年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法律是讲情理的，法律的根基就在于情理，不讲情理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儒家文化在法制史中贯彻的，正是这种法律中的情理。
当今时代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融汇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礼观念，深入了解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并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法制发展过程中，有利于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有利权杖。（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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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篇8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管理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性、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
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成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骗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是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郭洪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黄先海:中国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J].杭州大学学报,1994(4)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篇9
【关键词】理想人格；儒家；成人之道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4）01-0056-2
一、儒家理想人格概论
儒家理想人格是从孔子发端，并初步构建。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对前人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发展，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仁学体系。可以说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从“仁”开始，后来经过一代代儒家学者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儒家的理想人格逐渐完备、成熟。成为人们追求向往的人生目标，也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理论。
“儒家对理想人格有多种说法，如圣人、贤人、仁人、志士、君子等”。简言之，儒家的理想人格为圣贤。“圣”人格是儒家理想人格至善至美的最高典范，是儒家理想人格中最高的道德境界。“圣”不仅具有高尚的个人道德品质，而且泛爱天下的百姓，功绩显赫。圣有圣王、圣人之分。历史上可以被称为圣的人寥寥无几，仅有八圣。圣王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能被称为圣人的仅有孔子一人。然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孟子，也只能被称为亚圣，介于圣和贤之间的层次。圣王要具有崇高的德性，克己复礼，博施济众，安邦兴国，实现大一统。“圣人，人伦之至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在儒家看来，圣人就是这种“仁德”的体现者。“他们爱人以德，立人达人，忠信孝义，智勇刚朴，心胸坦荡，达到了人格修养的尽善尽美的极境”正是因为“圣”人格一般人不易达到，所以普通老百姓或士大夫之类的知识分子便以贤为目标。“贤”人格亦是指君子人格，属于儒家理想人格中，普通人最容易达到的人格典范，同时也是最为儒家学者所重视的理想人格。和“无为”道家不同，儒家提倡的是以积极入世为归宿的圣贤。儒家所确立的理想人格可以说是分内外两个方面的，也就是“内圣外王”。“一方面是内圣，是指人的主体心性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到“仁”、“圣”境界为极限；另一方面则是外王，是指把人的主体修养所得推广到社会层面，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仁知统一的理想人格
在《论语》中，孔子往往把“仁”与“知”，二者并举。可以说，在理想人格中，孔子的理想人格就是仁知统一，也就是“仁且智”。孔子为人谦虚，不自称为圣，是其学生认为他具备了圣即“仁且智“的品格。仁且智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学不厌之智涉及知识，教不倦之仁涉及道德。仁且智叫表明既要有道德又要有知识，并且道德优先于知识；另一方面，学不厌涉及自己，教不倦涉及他人，自己与他人的和谐共进，表现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成己成人、立人与达人的统一”。
（一）仁者爱人
“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孔子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等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涵义也是极其丰富，同时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从字源学上看，仁字从人从二，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依相耦，独则无耦，耦则相亲”。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很多，其中比较全面的论述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此处说明了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周礼的规范。一旦能做到这点，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他是仁人了；而且说明了求仁完全是自觉的、由自己决定的，并不依靠他人。仁是一种博大的爱心，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人的价值，一视同仁。可以说，“仁”是从家庭血缘关系中直接引申而来，所以孔子把“爱亲”规定为“仁”的本始。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也！”。孝弟是仁的根本，一个人做到了孝弟就是从根本上做到了仁。“孝”是指在贵族内部人人要孝敬父母，孝敬祖先；“弟”是指同辈兄弟间要相互亲爱”。可见，孔子是把“亲亲”作为“仁”的一条根本原则。
孔子把“仁”规定为“爱人”、“仁者爱人”。虽然孔子把“仁者爱人”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般准则，但不是说“仁”只适用于于宗法血缘关系这一范畴之中。“仁”也要求人们以一颗仁爱之心对待所有人，让人与人之间可以确立一种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在孔子看来，只有君子才具有仁德，而小人是不可能有仁德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小人只讲如何服从驱使的问题，配不上讲什么仁爱。然而，孔子讲的“仁者爱人”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意味着不能无差别的去爱一切人，更不可能是去爱奴隶。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孔子强调“爱人”已属超前。总之，“仁”是最为普遍的伦理原则。既体现了一种含有多层次的“爱”的道德要求，又是孔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仁”作为理想人格的核心，其基本要求就是爱人，这一要求决定了理想人格必须具备一种仁爱的精神，这种要求不仅表现为对他人的尊重和关心，还要求应真诚地对待他人。到了孟子那里，“推己及人”的思想，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这里体现的是凸出的利他精神及社会责任感，形成了高度重视群体而忽视个体的传统。
（二）智勇双全
“知”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在《论语》一书中，多能看到孔子把“仁”、“知”并提。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之人”“知”与人的德性主体紧密联系，和“仁”、“勇”一起构成了孔子的“仁且智”理想人格。
孔子认为，作为一种完善的理想人格，除了以“仁”主体，还要具有“智、勇”。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即“知人”，主要是指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知礼”。“所谓‘智’即知识和理性，在儒家道德思想中主要指道德认识和道德理想，孟子把它规定为‘是非之心’，即人们思想中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和观念，它是儒家强调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如果具有了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有利于行仁。“在孔子看来人作为君子的品格是认识的成果。”作为君子，必具备高潮的智慧和能力，能够认识和辨别是非、善恶，具备道德理性。同时，在老子看来，智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的认识。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进一步认识他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勇，即果敢英勇，有勇必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而且，从意志品德讲，可以将“勇”理解为勇往直前的坚韧毅力。具有自主选择的意向，拥有主观能动性。作为一个仁者即理想人格，“知”、“仁”、“勇”是所必备的品质。“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由此可见，“仁”是三者的核心，智勇从属于仁。身怀仁德的人必定勇敢，而勇敢的人则未必具有仁德。作为一位仁人、勇士必须把“智”作为其的前提条件，把“勇”作为想实现其道德理想的手段。“君子一定要具有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具有坚韧的意志品格，矢志不移，百折不挠，为了实现人道，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除此之外，孔子还把“温良恭俭让”、“义直信敏笃”、“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等等，都看做仁者必备的品质。
三、“成人”之道与影响
怎样培养一个人的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首先要具有“智”的认识、理解的能力。培养一个人的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孔子认为重点在于个人的主观努力，强调立志的作用。“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学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起点，有知方能行仁。关于如何成仁，孔子提出了“忠恕”之道来作为达到“仁”的途径，也就是所谓的“仁之方”。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而爱人则是情感的外化。“忠”即为“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积极的方面进行阐释。“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强调应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确定应如何对待别人和不应该如何对待别人，是说个人的一言一行均应以他人、以群体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孔子看来，能做到这两点就离仁不远了。“‘忠恕’表明了儒家学者对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的认可，这一认可充分肯定了主体间是可以沟通的，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理解和鸿沟”。孔子认为每个人都有理性和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主张人和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建立诚信友爱的关系。
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拥有崇高的志向，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坚定不移的努力，就可以做一个仁人。要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那是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和锻炼。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思想境界将逐步提高。这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修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道德修养会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思想和言行融合。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道德化。懂得什么是完善的人，并不等于他就已经是一个完善的人。具备了仁、知、勇及其相关要素，这只是成就一个理想人格的充分条件，但理想人格的最终完成，还要通过具体的人生实践。换言之，知行合一是理想人格生成的重要机制，也是孔子人格学说的重要特色。
总之，孔子所推崇的“仁且智”人格，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构建和设计的理想人格模式。仁学的积极入世精神，与人的社会性本质和要求是基本契合的。儒家重人伦道德与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精神，决定了儒学及其理想人格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的理想人格，对世界东方道德人格的塑造都产生巨大影响。儒家的理想人格理论，凝结着中国古代哲人的理想和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为旧的文化道德树立了一个不凡的榜样。儒家理想人格理论作为一种民族自觉意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发挥了规范、模塑、培育和教化的功能。
儒家理想人格理论的精华，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历史的选择，已经为国人所接纳，它世代绵延，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一种人格自身成长和发展的内动力。几千年来，它培育和塑造了像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等一大批为祖国、为人民、为真理而忘我奋斗的仁人志士，他们以自己的品格、风范、气节实现着中华民族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当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理想人格思想带有历史的、阶级的糟粕，我们在取其精华的同时，要对其时代的和社会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和探讨。
【参考文献】
[1]郑苗.儒家理想人格及其当代价值[J].甘肃高师学报，2009（1）.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篇10
一、儒家思想对文景之治的影响
文景之治是汉文帝与汉景帝均推崇儒家思想，施行仁政的结局。而文、景二帝之所以广施仁政，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对于政治儒家一直主张仁政思想。在儒学中“仁”主要指道德非常广阔，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从人的层面来说，儒家指出真正的人是品德仁义的人，反之，则为人形兽。可见儒家强调仁义思想，人际间需做到“亲亲为大”。特别是孔孟之道，更将儒家仁义思想推至极高的位置。众所周知，孔孟之道以“仁”为主，孔子将“仁”理解为爱人，他对世人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要求，尤其是政治家若能做到必定能天下归元。同时更要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既要仁更要圣，因为，只有广施仁政爱戴子民，才能国强民富、万邦来朝。孔子的思想在孟子发扬下，更将仁政主张推向高潮，甚至o出这样的认定“仁者无敌”。总之，在两汉时期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非常深刻。
汉初有许多杰出思想家，比如主张儒家思想的贾谊，其深受汉文帝赏识，同时其儒家思想也对文帝影响颇巨，使文帝树立了广施仁政的强硬信念，这就是汉文帝之所以自觉施行仁政的根本。而之后的汉景帝，更是对与民休息方针推崇之至，这无疑使儒学发展及恢复获得了更大空间。景帝在位期间设立博士《诗》《书》等，并任用董仲舒、晁错等儒学大师。其中尤得景帝信赖的《尚书》学大家晁错，号智囊，在景帝尚未登位时就善错计策。晁错主张“天下乐其政……施及后世”，备受景帝称赞，并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文景之治主要施行仁政
1.正法省刑。
文景之治期间各种严苛刑法均被取消，该时期正法省刑，以宽容、慈爱厚待子民。封建社会最惨无人道的法律即连坐法。而汉文帝即位后，很快连坐法被取消。从文帝的行动上来说，他认为正法省刑是仁政的核心，若法不正刑严苛，则无法禁暴导善，最终发展为暴政。封建社会的诽谤妖言罪专司禁人心，钳人口，对民众思想言论予以处罚的律法。但这种律法对国家社会健康发展破坏极大，官吏不受舆论的监督，只会迎来不断的改朝换代。正是由于这一弊端，汉文帝即位后诽谤妖言罪被废，民众获得了畅所欲言的空间。后期的汉景帝即位后继承了汉文帝的意志，其即位之初（公元前156年）即减笞刑，至前144年颁布减笞法。汉景帝认为刑法旨在抑暴，因此，必须要对刑狱、法律做到慎用，以宽厚仁慈对待民众。甚至为减免冤案，景帝还制定了献疑制，所谓献疑即由有司对疑狱重审判刑，且不管献疑者是否得当，均不论过失。诸如此类的正法省刑事例数不胜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2.其他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