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学思想篇1
【关键词】儒家法学思想当代价值
儒家法思想的法理学意义
儒家法思想中的仁、义及其现代法理学意义。有国外学者认为，“在中国所有的道德哲学家中，孔子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孔子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超越人的自私心理，提倡对于他人应有“仁爱”精神的思想，不论在中国的法律思想史上，还有在整个世界法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
最能表达“仁”的含义是“爱人”，“爱人”是孔子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原则，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孔子的“仁者爱人”虽然有“泛爱众”“博施”的因素，“但不是平等地爱一切人，其带有深刻的宗法等级制烙印，从而使孔子的‘仁’表现出明显的宗法性、等级性、强制性”。但其当代意义也是显著的，仅从法理学角度，我们可以将“仁”的思想进一步推及至罪犯，重新思考罪犯的一些权利，对罪犯应当实行人道主义。
儒家的“见利思义”思想，即倡导人们在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时，首先要想到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凡符合道义的利益可以考虑，但不符合道义的利益要自觉舍弃。君子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应把履行道德义务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如果“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应以“义”为上。
春秋决狱、德育及其现代法理学意义。一方面，春秋决狱与道德法律化。在立法上，儒家主张把道德法律化，这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荀子即强调礼为“法之枢要”，又讲“非礼无法”，这是说不合儒家道德原则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可见荀子认为“礼”在“法”之上，“礼”的道德观念是“法”的灵魂和宗旨。到了汉代，董仲舒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直接主张“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是指在遇到义关伦常而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虽有明文规定但却有碍伦常时，便用儒家经典《春秋》所载有关事例和其中体现的道德原则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另一方面，德育乃和谐社会之本。孔子十分重视道德在整个社会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把道德生活看成是高于政治、法律、教育、艺术、宗教等其他一切活动的因素，主张用道德统治其他活动。将德育思想直接引入现代立法与司法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简直就是直接将中国的传统美德写入法律的。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德育传统，把道德的思想暗含入现代法律，有利于法律的普及和公民的接受。毕竟道德已经扎根于群众达数千年之久，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借助德育之功，行普法之实，是一个明智之举。
中庸与公平、正义、和谐。自古以来，法律追求公平、正义，这与儒家法思想中提倡的“中庸”、“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以“中庸”为“至德”：“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过它也具有法学意义，其早已被纳入到古代法律思想中。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中罚”、“刑中”都是讲的公正中直、不枉不纵、无罪无罚的意思。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后，“中庸”对古代刑事立法、司法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渐渐地，“中庸”成为是儒家论法和法律的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庸”在儒家法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至影响到今天。在今天的立法中，在法理学研究上，到处可见“中庸”的指导思想，甚至有必要有意识将“中庸”的思想纳入法理学研究中，在立法司法中进行指导。
“中庸”的另一个基本含义是“和”。《论语》的“和为贵”，“过犹不及”等等论述都阐发了中庸的这一含义。中庸之道包含“权”和“时”两个范畴，“权”是通权达变，讲不违背原则的灵活性；“时”是审时度势，依据原则变通处置。“时”，《中庸》称“时中”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权”、“时”既要求有坚定的原则立场，又要求有预测，把握时势的尖锐洞察力和应变能力。
儒家法思想对部门法的现代意义
慎刑：儒家法思想对刑法的意义。儒家法的思想在经历了中华法系灭亡以后，又奇迹般地在现代法理学界复苏过来。在刑法学界，儒家法的“慎刑”思想得到极大的体现，有不少学者并为此找到理论根据，充分论证刑法的道德化，呼吁在刑法立法中应该贯彻“慎刑”的思想，其表现形式主要由“去刑罚化”和“废除死刑”为代表。
在研究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文献中，有一派是主张法律与道德是交叉融合的。在刑法学界正兴起一种“融合论”的学说，该学说强调刑法与道德之间的融合性，刑法具有道德内涵和基础，刑法也具有道德性，“刑法的目的就在于强调推行伦理观点即唤醒道德主义”，并且其道德性可以证明刑法的正当性，还可以排除乱用刑法。这一理论的根源正是西方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和中国的儒家法思想。
该潮流中的极端例子是“废除死刑”的呼吁。不过恐怕慎刑如儒家者，也不会赞同废除死刑的，有学者说：“废除死刑是必然，但在今天的中国为时尚早。”笔者也认为儒家的慎刑是刑法道德化、轻刑法化的思想来源，但绝对不是废除死刑的思想来源，废除死刑恐怕还是国外发达国家发明的舶来物。
儒商：儒家法思想对民商经济法的意义。中国自古就有“儒商”的说法，这是古代儒家思想对人们经济活动及立法上的实际影响的一种反映。在今天，也应该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扬儒商的精神。同时，为了保证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和谐，应当在民商经济法中贯彻儒家法的思想。
市场经济的“谋利”需要儒家的道义。人所共知，走向市场，其直接的动机就是“谋利”，这也就是说，人们经商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运作，到市场上去谋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非议。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谋利益又不能不受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的约束。这就要求市场经营者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在经营中不能赚黑钱，不图不义之财。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见到财时，要用道德作为衡量标尺，符合道义的财利来取，不符合道义的不取。这一道德思想，对于人们正确处理义与利或道德与金钱的关系有指导的意义。
市场经济需要“以人为本”。在市场经营中，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在工厂生产中，要努力地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真正符合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在经营中，应当本着自己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销售低劣的商品，不卖冒牌货，更不能推销有毒的食品。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才能不断推进这一经济制度的顺利发展。
无讼：儒家法思想对诉讼程序法的意义。儒家法思想中的“无讼”思想至今影响深远。它对于现代民间调节的影响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它是当今民间调节的思想来源和形成的历史基础之一。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听诉，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诉乎！”孔子一贯倡导“息讼”、“贱讼”，这一思想影响了几千年的古代法律思想，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现代西方国家提倡庭外和解、辩诉交易等与之有类似性，这种实践操作模式的形成如一位国外学者所分析：“法官的功能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来提供最高质量的正义。”我国提倡的调节、和解等也与之相关。总而言之，现代诉讼法中追求的节省诉讼成本的思想与儒家法的“无讼”有着某种关联性和一致性。
我国古代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瞿同祖语），因此也具备了民间调节、和解的基础。影片《真水无香》提倡的宋鱼水精神也在体现这里，还有解放区的马锡武审判方式。《真水无香》后来成为全国公演、全体法官学习的影片，可见调节在我国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因此受到赞扬和鼓励。一些法院甚至对于案件进行量化规定，要求调节的案子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
此外，国外兴起和提倡的恢复性司法与“无讼”也有若干关联。所谓恢复性司法，是指在调解人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酌情包括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会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的总称，恢复性司法程序是排除了审判权主体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它不同于传统的司法程序的概念，它是一种民间性和准司法性的程序。恢复性司法程序通常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确定责任等。
小结
在儒家思想复兴的今天，儒家法思想应该受到重视，并且应该让儒家法思想在现代法学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重生，如同西方自然法学派在现代的一度复生。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儒家法的思想传统，而且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有学者称为“法律儒家化”，笔者深为赞同。儒家法思想还应该在现代法学界得到新的解释、学习、运用，并继续影响作用于现代法学，为现代人的生活服务，为构建现代法制社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儒家法思想还可以与国外的一些法律思潮相结合，让儒家法思想在世界法学发展历程中发挥作用。希望在今后立法、司法中，应适当输入儒家法思想，为建立和谐法制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儒家法学思想篇2
从儒、法、道三家思想学分析谈谈班主任工作和班级管理方法
【内容概要】
大家都说班主任苦，班主任累，做个班主任真不容易。确实如此，特别是想当好更难。如何又轻松又有效的管理班级就变成了大家思考的问题。本文对儒、法、道三家思想学说进行分析，取其精华，与教育管理相结合，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关键词】班主任管理 儒家 法家 道家
班主任工作是一项非常辛苦的琐碎的工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在于国策落实于每一学校。每一学校管理。而班主任处于教育的最基层，他直接沟通于学生和教师，上传下达，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学生自我人生观价值观的生成。做为最前沿的基层指战员，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必会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勤苦的汗水，然效果未必甚佳。今就自己的一点认识，谈谈对班主任工作、班级管理的一些浅见。
儒家：爱众亲仁
从孔子兴办私塾开始，二千多年来，儒学与教育已经融合在了一起。离开儒学的教育，就如同文革之时，只能给社会秩序带来混乱。那么儒家思想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呢？
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而立人，已所欲达而达人。用现在的教育理念则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人师表，只有做好自己，给学生一个好的榜样，学生才会心悦诚服。只要用心观察，大家都能发现：教师要迟到早退的，学生往往不怎么尊重害怕。教师穿着随意，以拖鞋进入班级的，学生也会随之效仿。一旦因为这些而起言语之争时，学生就振振有词的说：“你不也是这样的？”教师就会陷入尴尬境地，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做为班主任，首先要正已。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严格要求学生。我常对同学说：“只要我迟到一次，你们就可以迟到一次。随时随刻，我都会和你们在一起。有些同学常会为一点小事而请假，我与他们谈心“做为班主任，事情肯定比你们多，因为既要照顾到班级，又要兼顾到家庭，但是我都不请假，你觉得你这件事真的到了非请不事了吗？”同学们基本上收回了自己的请假事宜。这样做为班主任也就能达到不令而行了。
二、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维护与尊重学生。孔子主张以民为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教学中，也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求也退，放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现代教育中也有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虽说过重，但其中也蕴含着尊重学生、从学生的角度思考的道理。
在班主任开展学生工作时，常会因为一些事而起争议，教师认为学生这么做，不应该，学生则认为这样做有道理，谁也说不服谁，结果就大动肝火，行为过激，或打或罚或请家长，最终只会给学生心中留下不理解与无奈。
有一位学生无视学校规定，晚自习带手机进班，结果被我发现。由于头两天班里还强调，设想到马上有人犯此错误，所以心里火大，于是让他拿出。但他就是不拿，只是平静地看着我。连续要求几次，但依然无效。当时心里感到很憋屈，有种下不了台的感觉。只是转眼想是否他也和我的想法一样呢？于是平静下来，将他叫到外面。果然他听从了要求，并按规定交上手机。由此可想，爱护学生，尊重学生，爱护自尊是多么的重要，班主任在尊重学生同时也在尊重自己。
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政是孔子的治国理念，也是他的教育方法。除了德以外，还讲究仁爱，泛爱众而亲仁。教育学生，也需用仁爱来感化，用道德来熏陶。
我将之归结为三心二意。三心是细心耐心和宽容心，二意是面对时的注意和态度上的真情实意。用细心发现学生问题，及时观察学生动态。与学生交流时，要放低姿态，不能高高在上，用全部的注意力去倾听学生的真实内心，仔细把握学生的心理变化，耐心为学生分析困惑和难题，从学生的角度理解他，关注他，用一颗宽容之心对待所犯的错误，绝不能不闻不问，大发脾气。要真心实意的为学生的健康成长着想，不能粗暴的采用一种方式，这样只会给学生和自己带来伤害，甚至会影响到一个家庭，一个社会！
高二刚接手时，有一女生很积极地得承担关灯的任务，而且非常尽职，我对她印象很好。可慢慢地出了几件事：把校牌借给别人出去，找她不承认。和她细谈，她却充满警惕，说不习惯转弯抹角。没有时间观念，迟到早退，家常便饭，还在晚自习在操场一人打篮球。怎么说都没用，和我关系用得很僵。而且通过了父母离异，对父亲有很大成见，平时也无节制用钱，还拒绝透露父亲电话，让我无处申诉。细心观察一段时间，发觉她有一好处，做错能接受处罚。于是，抓住几次错误，就事论事，让她有放下一定有所见，后请同学找监护的姑母，来校与她交流，结果发现因为钱的使用，与姑母发生争执，又耐心做双方工作，让她从姑母的角度尝试去理解，对她进行中肯的分析与批评。终于她心中的坚冰终于融化。后又让与她关系好的后妈与她联系，并多次劝诫，改善与她父亲的关系。现在的她再也没有抵触，并尽量养成好习惯，为共同的学习目标努力！
宋初宰相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精华，用在教育管理中，可谓一生受用。
法家：明赏严刑
由商鞅的重法，慎到的重势，申不害的重术，到集大成的韩非子，他将三者结合，法家思想最终形成。虽然法家思想有着众多局限，但其中的一些进步之处也流传下来，并能为我们班主任进行班级管理带来益处。
一、抓习惯，定班规。无以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矩，学生就会上课睡觉，学习迟到，就寝吵闹。因此学期开始，为养成良好的习惯，制定相应的规章，早自修大声朗读，晚自修安静复习。做操、吃饭队伍整齐，上课不睡觉，手机不带校，东西不乱扔，嘴巴不乱说。学习不抄，考试不偷，上课不迟，熄灯及时。规范一制定，就从我做起，每天和学生起的一样早，睡的一样迟。认真贯彻，常抓不懈。班主任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旦放松，学生了解老师的行为态，就会放大胆子，无视学习纪律、卫生的规范，长此下去，更不利于学校班级的管理，而班主任也变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开学之初，班里明确规定，上课不得睡觉。先晓之心理，动之以情，规定睡了几节就站几节课，以便听进去。睡每一节课还要背5个单词，当天完成。可有几个同学对不感兴趣的学科就不知如何处理，勉强听，越听越好睡，结果第二天睡觉现象就发生了。于是按照规定处理，他们也能坦然面对。下次又犯，依然如是。一个星期后，就基本没人睡觉了。不会听的课也能拿着书，练练字，这样不会让其他同学受影响。
二、刚柔并济，善罚分。韩非子说：“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管理者如果在管理过程中，不能恩威并施赏罚分明的话，那么政令就不行，就无法立言，也就不能服众了。做为班主任也是一样，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一定要言而有信，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奖赏表扬能够树立正气，获得信心，明确方向，肯定自我；惩罚批评能够打击错误，获得教训，防止覆辙，少走弯路。规章制度的确立，就必须有赏有罚，这样学生会觉得公平、公正，对自我认识也就有了一个衡量的标准。无论在学习、卫生和纪律上，就有了一个正确的导向，并为之而努力。
以考试为例，每次考试结束，我在班里都会召开表彰会。请班里第一名、进步最大的、单科最高分上讲台谈心得，介绍经验，还为他们及前十名发奖品与奖状，并拍照留影，校内景点不限。让他们感受到礼遇，感受到真正的荣誉，能为个人和家庭争光，那么他们会再接再厉。还请班里最后一名、退步最大的同学也上台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并扣取相应的分数。这些同学会觉得上台是耻辱，也就能知耻而后勇。然后让全班同学写目标推进。总结分析学科存在的问题，给自己下次考试制订什么要求和目标。还让同学为自己选择下次超越目标，而且在班里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大声说出，引起被超越者的注意。这样大家有了个人荣誉，在学习中也就有了你追我赶的势态，学习的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只要赏罚分明学生就知何可为，何不可为，那么，他们就能以此做为是非判断的准绳，认真努力地去执行，落后的迎头赶上，进步的百尺竿头，班主任也就相应地轻松下来。
道家：无为而治
在教育战线中，大家一致认定班主任最累。早起晚睡，还有道不完的琐事烦心，上传下达，做通学生思想，了解家庭动态……可也有一些班主任管理得非常自在悠闲，深得黄老思想之精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恒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犹如烹小鲜，简单惬意。汉初文景之治，正是采用这种学说，修养生息，国家民强，才有了汉武雄风，。班级管理亦可采用无为而治，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轻松自在。
一、无为之核为有为。很多人认为无为就是无所作为，不理不问，放任自流，是一种消极的处世观，实则不然。无为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为，不妄为，顺应时代自然规律，使万物各复归其根，达到无不为的境界。所以班主任对班级并非不管理，而是掌握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遵从于教育管理的原则，采用科学的管理手段，使学生达到自主管理的境地。达到无为并非能一蹴而就，无为之初，班主任一定要亲历来为，身先士卒，给予学生指导，为学生做榜样。
培养班干部，提高班干部威信，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设立完整的班级考核制度。待学生熟悉适应并能独立完成，才能逐渐放开，但放开同时依然能控制班级动态，达到外松内紧。因此，班主任若想达到“无为”治班的境界，定要在“有为”阶段付出更多的艰辛。
二、无为之形为择人而用
无为的外在体现就是班级自我打理。班主任顺应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做到知人善用，择人而用，发挥每个人的专长，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毕竟世上无没用之物，也无无用之人，关键在于能否发现。整个班级如同一台机器，自我运转，零件之间相互配合。
首先是组建强有力的班干部队伍。通过自我介绍、同学推荐、教师了解，选出有能力的班干部。然后树立权威，放权管理，只要他们制定的管理措施合理，班干部都要积极认可并配合其工作的进展，日常管理我班实行值日班长负责制，罚赏措施由班级共同讨论而拟定，每周班干部对值日班长的工作进行评价打分。建立班级成长档案，班级请假档案，分别由纪律委员、副班长统计，班级扣分由生活委员统计，每周加分减分班长负责，这样各司其职，各权分主，分工明确，对全班学生进行了有效管理。
其次是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全班共同制定班规，承担责任和惩罚，给每个同学分配自己愿意承担的工作，如：桌椅管理员、黑板管理员、清洁小卫士、纸张收集员等等。这样人人参与，就增强了个人荣誉感，每个成员既是管理者、参与者，又是被管理者，他们的责任感、集体观念和进取精神就会更强，会更遵守纪律，更加主动、自觉维护秩序，成为真正的班级主人，如老子所说：“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三、无为之稳。无为而治，以不扰民为根本出发点，如果政令频出或朝令夕改，则全让人无所适从，茫然无措，就令怨气横生，影响社会稳定。
治班与治国相同，过多的举措，频繁变更的奖惩会让学生无法可依，缺少统一的标准，人心涣散，心不齐则班不顺，工作也就难以开展。因此班级的规章一定要简洁明了。班级的规定，班主任的要求，对事件的处理等都要保持连续一贯，前后一致，杜绝朝令夕改的产生。所以班主任出言慎重，班级规章制度的出台必须仔细对照，避免冲突，考虑稳妥，一次到位，使学生有点可循，有法可依。
道家请无为的治国方式给社会带来了稳定，而同样的班级管理也调动全班学生的主观能力性，使班主任游刃有游！
儒家法学思想篇3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许多思想流派的基础已经形成。儒家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两座文化高峰之一，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亦称儒学。它是中国古代影响最深远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兴起、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而且在各个朝代的地位也各不相同。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演变一、创立――春秋时期孔子，出生在春秋时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仁”与“礼”的学说，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在政治上强调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以德治国”。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裂割据，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兼并战争和改革古制，以图自强；因此，孔子恢复周礼和仁政爱民的主张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受重视，遭受冷落。二、发展――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主张实行“仁政”，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孟子主张“性本善”，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思想，提出“君舟民水”的学说。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的学说，孔子思想的目的是维护奴隶主的贵族统治，孟子和荀子思想的目的是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统治。三、遭压制――秦朝随着秦朝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文化也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文化氛围由生动活跃转而死气沉沉。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秦始皇采用了有利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法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焚书坑儒”，这是对先秦思想文化的粗暴否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以场浩劫。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低潮。儒家宣扬的仁政思想不适应中央集权和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排斥、打击儒家思想。四、独尊――西汉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建议皇帝倡导儒学，实践德政，推行教化，主张文化体制改革。他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儒学新思想。新儒学以儒学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具有神学色彩，给统治者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把儒家思想神学化了，但是又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学思想，因此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迅速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处于独尊的地位，汉代儒学也就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兴起。五、陷入困境――魏晋南北朝后汉代末年，儒学的权威性被严重削弱。魏晋时期新思潮流行，道教的兴起、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是直接冲击着儒家思想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地位。隋朝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末五代之后，已沦为笺注之学的官方儒学不断受到质疑，其统治地位被进一步削弱了。六、儒学新发展――宋明时期唐代中后期，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北宋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的先声。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在宋朝形成，代表是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的突出发展是陆王心学的出现，它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南宋的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提出了“心即理也”的核心命题，主张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明代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在于“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它们都属于宋明理学范畴，都把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朝的程朱理学在产生初期不为统治者重视，但是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秩序。因此从南宋以后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七、继承、批判――明清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君主专制强化，此时出现反专制蒙昧、倡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潮。（1）李贽批判挑战正统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抨击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强调个性发展。（2）黄宗羲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角度，批判理学视君臣之义为天理的伦常观（3）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倡“经世致用”，批判理学的空谈（4）王夫之通过论述气和理的关系批判理学的唯心论；提倡运动绝对、静止相对的辩证关系，批判理学主静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明清之际，思想家从其思想主张表面上看似乎是对儒家学说的全面否定，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些观点是对传统儒学中消极思想的否定，是在对这些方面否定的过程中，使儒家思想增加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因而其实质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发展，从而使传统的儒学重新焕发生机。八、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秀全为了宣传拜上帝教，把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从事宗教理论建设。九、出“新意”――维新变法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十、辛亥革命时期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正统地位受到猛烈冲击。十一、遭受抨击――新文化运动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了民主与科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十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主导地位、儒家思想被彻底，“”中再次遭到猛烈批判，成为无产阶级的对象之一。1.时期：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2.儒家思想地位上升――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儒家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儒家思想主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文化建设结合，成为了进行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思想要素。可见，儒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高度概括出思想的演变规律，即思想自身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和扶植。
儒家法学思想篇4
一儒家思想的创立
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主张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在政治上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要求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刑杀；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二儒家思想的发展
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家体系更加完整。孟子主张实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的思想，同时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温和的政治主张，不能适应当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需要。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法并施”的观点，同时也强调统治者施政应该讲求“仁义”、“王道”、“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力量的巨大。自然观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观点，是当时生产力进步的反映，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三儒家思想遭受厄运
秦朝时虽然已经实现国家统一，但当时私学兴盛，百家争鸣，许多儒生、游士非议时政，造谣惑众，不利于当时国家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因此，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实行野蛮的“焚书坑儒”政策，焚烧百家书籍，坑杀儒学之士，使儒学遭受毁灭性摧残。
四儒家独尊地位确立
西汉时期，儒生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的思想，适应了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使儒家思想获得了独尊地位，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五儒家思想的创新
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他还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六儒家思想遭到批判和挑战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思想界里出现了一批反对传统儒家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腐朽统治，乃至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家。“异端”思想家李贽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以孔子学说为权威和教条，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另外，黄宗羲还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重视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思想，使儒家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明清之际，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七儒家思想受到冲击
近代前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以启蒙思想的一些原则为依据否定了儒家思想的合理性，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礼教，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冲击而发生动摇。
八儒家思想统治地位被摧毁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思想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取得绝对领导地位，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一度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采取了一种偏激的态度和措施，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摧毁。
儒家法学思想篇5
摘要：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由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孔子所创。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和发展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在了解儒家文化在我国古代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分析和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的作用和价值。
关键词：儒家文化；作用；价值；积极；消极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
从孔子创立儒家思想至今，儒家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儒家文化的发展阶段可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是儒家文化的开创期。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在这里，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做官，孔子的解答是，“做事时懂得廉耻，出使各国能完成国君交付的使命即可”。这是孔子对“士”的标准，也是原始儒学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先秦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原始儒学提倡的道德修养说在“士”这个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原始儒学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为一统天下、礼义王道为上。仁与礼的统一是孔子为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社会、伦理模式。①由于和当时四方割据的时局大相径庭未受重视，故而儒家文化最开始只是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
（二）两汉时期
从汉初对“六经”的教授和研究，到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不仅吸纳并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还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白虎通德论》的出现标志着儒家文化从一个“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转变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和道德规范”。正式确立了儒家文化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但与此同时，儒家文化中自我修养的意义和作用则在其社会作用和功能的不断发展中被大大减弱了。
（三）宋明时期
宋明时期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随着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兴起，宋明时期的儒家文化性理学家在阐述原始儒学基本原则的同时还从形上学理论方面发展了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性理学在构筑起一套“天理”、“良知”的形而上思想体系后，使儒家文化在形上学理论方面与佛教、道教势成三足。儒家文化发展到宋明时期，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修养方面的功能。宋明时期以后，儒家文化在政治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社会功能一致化，使得原本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规范变成强制人行为的严苛律条。
（四）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时期儒家文化发展的标准是康有为的近现代新儒学的确立。在中国封建制度解体的过程中，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时期儒家文化走向了衰落。在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大批思想先进的国人奋起反击。此时的儒家文化便在康有为等人的现代转化的探索中开始了。但是康有为把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家文化与个人修养层面的儒家文化继续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却并没有促进儒学文化的发展。反而是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认为代表的儒学新家坚持在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儒家文化、发展儒家文化的做法实现了儒家文化的突破和传承。新确立的儒家文化体系，在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阐释的基础上，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使其国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作用
（一）积极作用
1、提升自身修养
儒家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中有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提倡人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提倡人合理的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争取个人的合法权益，还提倡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为中国古代人的行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和标准。儒家文化重孝道，在儒家经典著作中众多关于“孝”的论述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文化中道德伦理的学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中，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学说促进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质品质的形成，对提高个人的德行修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2、维护政治稳定
儒家文化中倡导的处事之道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强调“和为贵”，倡导和谐生活，倡导天人合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维护了古代社会的稳定，儒家文化的“仁政思想”闪烁着民主的光芒，促进了历史上多个封建制国家的兴盛，为中华名族的发展和振兴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3、促进教育发展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学思想，儒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兴办私学，以一己之力不断推动着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教育思想和理念影响了后世千千万万的教育活动的参与者。而且，儒家文化的教育思想中还有提倡学习终身性的内容，主张“学不可以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为政》）就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终生学习思想的最好例证。这种思想的存在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二）消极作用
1、阻碍商业发展
儒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严重的重农轻商的思想。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当儒学文化兴盛，商业的发展便遭到巨大的阻碍，这就是儒学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和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
2、束缚个人思想
儒家文化重视“三纲五常”强，强调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被统治阶级利用后更是严重的压抑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国民的愚忠愚孝。家长专制、家族统治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数不胜数的人身压迫、精神虐杀不仅制约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也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文化的发展提升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带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事业，但也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和个人思想的觉醒产生了阻碍。因此，应当在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基础上，拒绝走因“独尊儒术”而导致衰败的历史覆辙，在建社会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科学的倡导国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和和谐社会的建成，让儒家文化为祖国的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注释：
①李玮著.先秦儒家荣辱观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05.
参考文献：
[1]党延敏著.对儒学思想当代价值的评价[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2.
[2]刘喜珍著.论儒家伦理思想的“和合”价值目标及其现代转换[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5,02.
儒家法学思想篇6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中国政治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1-0035-03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理论基础
法律儒家化“实际上是指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始于汉初。”因此，汉代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在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里面的反映。
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立法思想的儒家化。汉朝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建国之初采取黄老之学，与民约法三章，这种做法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汉初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黄老之学在带来生产力的恢复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消极弊端，如农民逃避赋税导致的中央财政资金不足；对地方疏于管制而导致的诸侯地方割据。有鉴于此，董仲舒提出了改造后的新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这种思想适应了汉朝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同时迎合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血缘关系和三纲五常的心理，因此成为了官方学说。
(二)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法律原则与立法的指导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原则。
(三)法律形式的儒家化。汉代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法律儒家化的结果是很多儒家经义和精神直接或者间接的渗透到了这些法律表现形式当中，而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法律注释著作和《春秋》经。
(四)法律内容的儒家化。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过程和表现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
汉承秦制，汉律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而其他法律形式则很明显地体现了儒家化的色彩，从而开启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是从汉朝建立一开始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发展和被统治阶级认可经过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进入到了一个从注重“神事”到注重“人事”，从“学在官府”到“私学”兴起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儒、法、墨、道是其中的主要学说。战国时期法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秦国在采用法家思想的指导后迅速壮大，并且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从而成为秦朝建立后的当然指导思想。但是，暴虐的统治致使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统治者在建国后不久便采纳了儒家思想。那么，汉代法律为什么会被儒家化呢?
1.各种学说自身特点及其时代的适应性
经过秦朝时期大规模的徭役、秦末农民战争、楚汉相争，汉朝前期的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而法家思想是一种重刑主义思想，强调对人民行为的控制，因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不能充分发挥。道家宣扬的黄老思想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和“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强调无为而治。墨家思想主要集中于“兼爱”的世界观和“尚同”的法律观，其中“兼爱”又是其核心。墨子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是指不分贫贱大家相爱，就是爱一切人，区别于儒家的爱有差等。
排除法家、道家、墨家后，剩下的一大家就是儒家了，而历史也恰恰选择了儒家。儒家思想强调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政在人。
2.新儒学的出现和统治者的推崇
董仲舒适应时代的需要，改造了传统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从而把政治统治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
我国从西周开始便是一个宗法社会，其起源于原始社会血源宗族的氏族组织，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放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被确认为传统的习惯法，目的在于保持贵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权不致分散或受到削弱。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汉承秦制，其法律制度承袭了秦律的主要内容。刘邦攻入咸阳之时，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来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由丞相萧何借鉴李悝《法经》和《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九章律》，构成了汉律的核心。《九章律》继承了《法经》中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同时增加了户律(关于户籍、婚姻、赋税方面的规定)、兴律(有关徭役、防备防备方面的规定)、厩律(关于畜牧、驿传方面的规定)，总共九篇，故称《九章律》。鉴于汉初朝廷大臣不讲礼仪的情况，叔孙通受汉高祖之命制定《傍章律》，规定朝廷礼仪。以上是武帝之前汉朝主要法律的制定情况，武帝之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倾向越趋明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
1.儒家化在立法方面的表现
首先是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汉宣帝曾经下诏规定：“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宣成二帝在位时还颁布了诏令赐予高龄老人王杖，并赋予其一些特殊的的权利。这些诏令都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尊老怜幼原则，是把儒家道德法律的表现。
其次是法律形式和内容的儒家化。汉朝的法律形式不仅包括了作为祖宗成法的汉律60篇，还包括皇帝的诏令、比(判例法)、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汉律60篇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儒家化不甚明显，但是其他形式的法律则体现了儒家道德的渗透。
2.儒家化在司法方面的表现
“春秋决狱”是指用儒家经典《春秋》中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在当时的实践中，无明文规定者，以礼为准绳；与礼抵触者，依礼断处。”春秋之义的核心是“原心定罪”，对于动机上不符合儒家道德的行为必须严惩，对于动机上符合儒家道德的违法行为则可以从轻论处。
按照汉代法律的规定，只有在冬季才执行重刑，春季则赦免罪犯或者允许罪犯出钱赎罪。章帝于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定其律，元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此诏令强调了生杀应该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出发，要顺从天时，不能违背天道，否则会给国家招致灾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参与有限制参与理论、全面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几种学说。限制参与理论认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应当以政治精英为主，公民则只能有限参与或者被限制参与。全面参与理论则是指全体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多元民主理论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权投票选举和被选举，建立相对独立的组织和政党等利益集团，但是国家政治却是多元利益集团和寡头精英共同施加影响的结果，排除了个人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中国传统社会作为礼法社会、等级社会，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界线也十分明显，因此实际上参与国家政治的仅仅是作为统治阶级存在的官僚贵族，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属于限制参与的范畴。
(二)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认同的影响
“权力关系的形成不可能只靠暴力的推行，只有获得权力客体的内心服从，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权力关系。此外，民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可形成一种群体压力，这种群体压力不仅能够强化他们对权力主体的服从意识，而且对那些意图反对权力主体的个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把儒家传统道德如入到法律中的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国家法以至于整个制度的认同感。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价值观、制度。
1.价值观认同
社会成员对于一国政权的支持和认同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利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儒家思想观念符合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所要求的重视血缘关系的理念，同时经过改造的儒学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弘扬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等级秩序和家族观念的要求，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
2.制度认同
制度一旦形成，其中就蕴含着价值认同和行为评价，如果社会成员认为规则缺乏合理性、是不公正的，就会在实际生活中抵触它，反之则会自觉遵守。儒家化后的法律由于遵从了儒家的传统道德，因此在实际运用时更有效地符合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内心信仰，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认同。
(三)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和整体利益至上的政治观念
儒家思想强调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在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这种整体注意思想反映在中国的政治方面，就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并且客观上权力集中相对集中。强调整体的理念反映在立法权方面，表现在立法权属于皇帝一人，地方行政机构不享有立法权，这种立法权限的划分反映了整体占主导的思想理念。
(四)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等级秩序建立的影响
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易经》也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又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制度鲜明地体现了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是指礼所赋予的特权一般民众不享有；“刑不上大夫”是指刑罚针对的主要是普通民众，而不是大夫以上的贵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以及后世的“八议”和“官当”制度毫无疑问是对官僚贵族的袒护，犯罪适用与民众不同的审判程序，并且可以用官职来抵罪，显然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平等的。法律上的这种设计实际上认可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而使等级观念深入人心。
(五)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官本位政治思想的影响
中国人喜欢并且向往做官，从中国法制方面来找原因，就在于法律赋予了官员太多的特权。汉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很多偏袒官僚贵族的法律诏令入律，前面所述及的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八议”、“官当”等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贵族官僚的利益。法律上的偏袒促进了官僚贵族在其他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进而形成了官僚贵族高高在上的政治形象。
(六)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影响
儒家法学思想篇7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
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思想核心是“仁”，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己。还主张政治上逐步改良，可以“损益”旧的章法，历史是不断演进的。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战国初步形成和发展。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同一时期具有唯物思想的荀子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水喻民，以舟喻君，强调民心的作用。
秦朝遭受灭顶之灾。韩非子专制集权的主张适应秦统一的需要，秦朝专崇法家思想，打击儒学。针对儒生主张实行分封制，打击郡县制和指责秦始皇的言行，秦朝“焚书坑儒”使儒家学说遭受沉重打击。
两汉时期儒学被改造而处于统治地位。西汉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并提出“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之适应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于是独尊儒术，兴办私学。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但是东汉前期，唯物思想家王充首先反对天人感应说，对神学展开深刻批判。此时的儒家思想与先秦的儒家思想不同。它吸收了法、道、阴阳家等思想，尤其是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糅合为一体，更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广。
东晋时期被利用。葛洪结合儒家思想改造道教，宣扬采药炼丹，长生不老，使道教变成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教。
唐朝快速发展并外传。唐太宗尊儒学为国学加以推广。如兴科举，增加考试科目，明经科，主要考经义。以儒为师，大办学校。此时儒学影响国内外，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新罗和日本的各级学校都教授儒学。可见儒学不仅成为汉族的正统思想，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宋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北宋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整顿太学，重新编纂教科书，《三经新义》作为太学主要教科书，内容为儒家经典。南宋的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发展成为新儒学――程朱理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其核心内容是“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只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他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即注重依据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
明朝儒学地位空前加强且儒学走到极端。为了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创立了八股取士制度，规定科举考试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不许发挥个人见解，使儒学的地位空前加强。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明朝后期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带有民主性色彩。
清朝，儒学遭受批判和被利用。清初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如：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其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王夫之，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以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动静的形而上学思想，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当然，此时的儒学也被介绍到西方，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在其著作中进行过专门论述并大加赞扬。晚清，农民阶级洪秀全吸收儒家大同思想将其与西方基督教义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了拜上帝教的宗教理论号召清政府。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将儒家思想赋予了新的内容。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的诏书废除八股，改设策论，但很快被慈禧废除。但1905年清末新政中终于废除了八股取士，清政府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对自己的统治思想及其手段进行反思和修缮。
中华民国时期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动摇。民国初年，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陈独秀等人掀起新文化运动。这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为儒家伦理道德阻碍了民主科学的实现，儒家思想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必须摧毁。于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儒家思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否定儒家思想。新文化运动严重动摇了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时期，由于采取极“左”政策，先后进行“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儒学再次受到猛烈批判，影响进一步减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思想界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主流，同时存在许多封建落后的内容。
二、儒家思想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积极作用及世界影响
儒家学说对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过重大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的大一统思想，对维护安定统一的社会状况和推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价值。
儒家思想的“仁”、“仁政”、“以德治民”等观点，有助于防止暴政，使统治阶级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这种民本思想对于今天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参考价值。
儒家的“仁义”、“孝”等观点，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观，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当今的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
儒家教育思想，如：“温故而知新”、“因材施教”等对我国古代和现代教育，人才培养有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渗透到我国文学、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对我国文明的进步，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儒家思想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被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大加赞扬和介绍，今天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仍被广泛推崇，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来治国。
儒家法学思想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汉代；政治发展
“文化”的概念极为广泛，儒家文化就某种意义而言是政治文化。首先，儒家文化为政治服务。汉初，由于长年的战乱导致生产力不足，统治者采取了修养生息的政治策略，推行黄老无为而治。待生产力恢复，为了巩固政权即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陆贾代表的汉初儒学家力谏刘邦“仁义为本”，陆贾在其著作《新语》中提出：“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席仁而坐，杖义而强。”，在他看来统治者必须注重仁义道德，这是施政之本。其次，儒家文化也是从政文化。儒家文化发展至西汉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其他各家学说或被分流或被融合，如此，从政做官必须要学儒学，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早在汉高祖刘邦起义不久，就网罗了一大批忠实的儒生，以协助其秦朝，建立新的王朝。儒生也因此开始进入政治领域，不断为新的王朝长治久安提供相应的策略。如陆贾，对汉朝政治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陆贾建议刘邦“行仁义，法先圣”，“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即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彻底改变“秦以刑罚为务”的重大失误，以防“覆巢破卵之患”。他强调，真正足以担当重建社会秩序之任，弥补思想空缺的只有儒学，只有儒家思想和儒家伦理才是治世良药。由此看来，陆贾对西汉王朝未来发展的对策性思考便主要是基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并由此得出抑法尊儒的原则性结论。这样的政策建议，对于饱受秦朝的严刑厉法摧残的百姓来说，极具安抚作用。在当时，儒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迎合了新生的统治阶级的想法。对于重建社会意识形态有极大地积极作用。而在当时，由于经过长年的战乱，社会动荡，民心不稳，在后期发展之中，由于黄老之术深得封建统治的意愿，因而，得到兴盛发展。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儒家思想虽没有占据一定的政治地位，却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之下，儒家思想吸收其长处，“仁”亦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上有所展现。从汉高祖到窦太后，都没有废止儒家思想，而是任其发展壮大。
随着汉朝的兴盛发展，原来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无为而治”已经无法满足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经过战后的一系列恢复政策，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在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得到迅速的发展。
西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用以稳定社会。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背景之下，董仲舒顺应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糅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些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各国家的巩固，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由此，儒家，在经历了秦朝的大洗劫以后，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西汉时期，董仲舒自举贤良政策踏上政治道路，儒家思想在董仲舒的改造之下，顺应汉朝的发展需求。首先，其“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主张，在对策中向汉武帝阐述以《春秋》正统王道的思想：“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尔”。这段话意思是要求皇帝秉承天意，以王道治理天下，这样人顺王意，王顺天意，天人合一，成为王道的起点。从根本上确立了皇权至上，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将皇权与神的存在相结合，说明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以及不可动摇性。这样的主张，在当时，对由于汉初实行的分封制而导致的中央权力的分散有很好的集中作用。在信奉神灵的封建统治之下的社会，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皇亲贵戚，都对神灵怀有畏惧感。董仲舒结合儒学思想，解释皇权顺应天命，因而至高无上，从而起到加强皇权的作用。与此同时，又以“天”来限制皇帝的个人私欲，用“天人感应”这一理念制约皇权，将秦朝亡国的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其次，其“春秋大一统”思想，董仲舒的这一理论继承了孔子关于“大一统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之上”的思想理念。汉朝在景帝时代曾出现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汉武帝雄才大略，安内攘外并举。在西汉达到鼎盛时期时，一步步从匈奴手中夺回领土，使汉朝摆脱匈奴的牵制。“大一统”的思想为汉武帝的军事策略提供了必要的后盾力量。根据这一理念，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的统一才有法度的统一，进而才有政治的真正的统一。用统一的思想来构筑统一的政治。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思想界树立起儒学的权威。再者，其“三纲五常”思想。董仲舒的“五常”与“三纲”统一排斥对伦理必然和道德原则的理性认识，对孔孟的继承同时否定了前人的“仁德”至上和“仁德”理性形式地认识，他的理论具有明显地实践形式性和实践片面性特征，如果讲孔孟的直接理论中还有诲人不倦和谆谆善导让人们知道仁与礼为何物，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就是要让仁与礼通过对君、父、夫的意志服从中得到绝对体现。
最后，儒家思想之中的“以德治国”在董仲舒的提倡之下，为汉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虽然信奉黄老的“无为而治”，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沿袭了秦朝严刑峻法，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为了防止社会动荡，董仲舒主张“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他提出：行礼义，施仁政，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傅佩荣.儒家与现代人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m].290.
儒家法学思想篇9
关键词：梁漱溟;儒家文化;儒学复兴观;现实可能性;非现实性
中图分类号：B-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97-02
有学者认为，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构架中并加以平等地讨论都要归功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它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现在的时代，虽然世界各地都有孔子学院，但是普通民众对于儒学的认知还是停留在最浅显的层面，而且传统儒学的很多做人、做学问的态度仍值得当代人学习。梁漱溟在20世纪初就提出辩证地看待儒学，复兴儒学。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儒学成为探讨的重点。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概述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
首先，梁漱溟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生活的样式。“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无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充斥着生活……”文化是满足意欲的方式。“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农业生产、社会治安、国家政治、伦理法则、教育设施、……”这些便强调了意欲产生文化的整体性。
其次，梁漱溟认为，意欲面对着三种“器界”，由此引发了人生的三种问题，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即人与物的问题，人对社会关系的需求，即人与人的问题;以及人与自身的问题。
最后，文化就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意欲的不同流向又形成了民族生活的样法。并且梁漱溟由意欲的不同，将世界文化分为三大文化系统，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将意欲调和持中作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将意欲反身向后作为根本精神，西洋文化将意欲向前作为其根本精神。
（二）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影响及评价
1.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影响。中国当代社会深受梁漱溟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其中凸显文化的民族本位主义思想的由他的文化思想所体现和代表的现代新儒学的主旨精神，感召和影响了众多的热心人士，他本人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赞同。
梁漱溟在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进程和指导思想以后，提出复兴传统儒学，维护文化的民族主体地位和自尊精神，民族的、传统的东西逐渐在失去自己的生存土壤深深地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由此复兴儒学、复兴孔孟之道便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与此同时，许多孔子学院出现在世界各地。
2.对梁漱溟文化哲学的评价。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虽然对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和贡献，但是在他的思想和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首先，是其具有现代性。他的文化观具有符合时代潮流的进步的一面，认同新文化运动和世界文化，并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反省。这是其思想进步性和现代性的体现。其次，是其具有保守性。梁漱溟想在承接西方成就的同时又期望避免西方文化的弊病;他在批评中国文化的消极因素的同时又力图从中挖掘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梁漱溟文化哲学是一种兼备保守性和现代性具有内在矛盾的思想体系。
二、梁漱溟的儒学复兴在于实现儒学现代性及发挥其文化批判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儒家文化，其意识形态功能和教化功能都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在近代中国，传统儒学开始凋零，其普适性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传统社会解体重构的影响。
梁漱溟所思考的儒学价值观重建，既试图让儒学能够从新的政治制度中生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也重视儒学与西方化的态度之间的互补，实现儒学现代性及发挥其文化批判功能，既坚持传统文化的改变与更新，也尽可能地吸取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如此，传统儒学便能在现代延伸新的力量，焕发新的生机。
梁漱溟认为儒学有其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他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化承担形式，就他而言关于东西文化价值的思考，是通过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和转换新的研究方法，并且建立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解释系统。他所建构的文化儒学思路很好地说明一个民族可以在本民族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文化的交流，按照本民族现时需要，借助其他民族的思维框架，形成新的思维框架，以便达到世界同时代的思维水平，但是，又不能完全照搬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应该依托本民族的思维特点，有选择性地吸取。
三、认识传统儒学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儒学，则儒学可以分为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
首先，总的来说，政统的儒学遗留在历史上问题比较多。在封建社会，儒家曾长期与政治相结合，无形之间对专制统治起过积极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特别重视道德教化的儒家起着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夸大道德的教化作用，那么不仅将会使道德政治化，也将会使道德逐步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其次，如果我们对道统的过分强调，不仅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甚至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
再次，我们认为儒学的学统是最重要的。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都是学统的儒学。其一，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充分地认识和了解自身文化，并对其进行保护和发扬，另外要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其二，任何文化只要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创新、拥有新的血液和生机活力，那么便能不断地发展。同时也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得到适时的发展和更新。其三，虽然社会在不断的发展，思想文化不断更新，但是古代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及方式、理念可能是万古常新的。其四，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矛盾，即使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部分，要继续发展下去，也需要得到符合时代的新诠释。不断反思儒学的内在矛盾以及不断给儒学新的诠释在这个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
四、复兴儒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复兴儒学首先要使儒学对现代社会有价值，考虑现代社会严峻的问题，根据现存的现实问题为儒学复兴提供现实基础。
那么我们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都有哪些？人为满足自身需求一味向自然索取，使得自然环境入不敷出，生态环境失衡恶化，出现生态危机;由于现代人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超于一切，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形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至于多次爆发世界战争;另外，人类过于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以致出现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的问题，甚至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当前人类社会矛盾需要解决，甚至今后一段时间需要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另外，还应注意到，我们在当代谈传统儒学的复兴，目的也不是再使传统儒学达到占据统治地位，而是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继续生长，获得新的生命力。
五、儒学复兴的可能性
以人为中心思想体系的儒学有其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首先，遵循自然规律的先进意识的中国儒家思想并不反对现代的科学与民主，并且对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浮躁人心有调节作用。
其次，能够适应时局变化的儒家思想不仅能够改进自身，而且还能够容纳外来文化。从先秦发展到宋明的儒家思想，还是有很多观点能够与时俱进，有些诠释本身就是进步的表现。儒家思想在时间的打磨下和新思想的融入中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次，儒家思想的复兴与现代人文科学思潮异曲同工。
最后，在当代世界的很多国家中儒家思想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在中国本土，在政治和教育领域里儒家思想早已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在社会道德和民间习俗层面，它仍然发挥着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虽然儒学的影响力不可与儒学鼎盛时期相比，但儒家思想走到千年后的今天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力，说明传统儒学还有复兴甚至繁荣的可能，不可否认其价值。在不久之后，梁漱溟也预期中国文化的复兴。
六、复兴传统儒学的非现实性
虽然传统儒学还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复兴传统儒学还有一定的非现实性。
首先，自近代开始儒家思想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在中国思想、政治界的中心统治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且现在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儒学要复兴首先就失去了官方的支持。
其次，传统儒学在经历了20世纪的“十年”，传统的儒家思想几乎遭到很大的毁灭，及至现代各种西方思想的冲击，传统的儒学已经十分缺乏立足之地。
最后，梁漱溟作为第一代近现代新儒家已经意识到了儒家思想本身存在不足，在新文化运动中认为在不放弃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可以接受西方思想，传统儒学无论其从现实还是理论上都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七、结语
时代在改变，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必要复兴以及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价值，发掘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生长点，传统儒学如何复兴是个问题，百年前梁漱溟对这个问题就有自己现代性的看法。如果我们想要在现代复兴传统儒学，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的复兴由可能变为现实，那么我们可以开出新学统、政统，在加大儒家思想宣传的同时，培育、发展儒家思想的接班人，那么便能使儒家的道统薪火相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儒家思想可能在现代“复兴”，但像“独尊儒术”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传统儒学既不可能在中国重现，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出现。
参考文献：
[1]王秋.心性学视域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析论[J].学术交流，2014（6）.
[2]王晓黎.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儒家法学思想篇10
刘述先先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哲学界视其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言人”。他虽已年届古稀，却仍然活跃在中国哲学的前沿领域，他学贯中西，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他以《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中国哲学与现代化》、《理想与现实的纠结》等的著作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宏博精深、融通中外、会通古今、自成一家言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在海内外广为流播，影响深远。作为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新儒家，他既具有坚定的学术信仰，又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
以这位对中西哲学涉猎甚广的当代儒者的思想学说为研究对象，前无借鉴，难度颇大。姚才刚博士迎难而上，敢攀高峰，反映了他勇于探索的精神。从这部约23万字论著的构架及其论题的逻辑展开来看，作者在充分占有相关资料、全面把握海内外儒学研究动向的基础上，对刘述先的新儒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且具相当深度的学理分梳，该著具有以下特色与创获：
选题具有前沿性。该著首次对刘述先新儒学思想进行了细密梳理与系统分析，阐释了其思想源渊、学思历程、学术成就及学说特质，尤其深入研究了刘述先有关“理一分殊”、“两行之理”、“哲学全观”等方面的论说。www.133229.com作者在评析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过程中，对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学术前沿问题，亦作了富有创见的思考。尤其是对现代新儒家所谓“门户”问题、“道统”问题、“内在超越”问题、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儒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等热点问题，作者的分析肯綮，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得出了一系列饶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在对刘述先学术思想渊源作了深入的挖掘和剖析之后，作者将刘述先的学术思想定位于方东美和牟宗三之间，且从存有论和宗教哲学的角度，着重强调了儒家的仁心与生生精神的现代价值，这是较为准确的，道前人之所未道。作者还首次指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尽管“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家使用的一个基本范畴，但刘述先对此范畴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把它看成是一种广义的方法论原则，试图解决当前中外文化所面临的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紧张与冲突，同时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及中外文化的会通架起一座桥梁。作者的这种分析深得刘述先学术的真精神，论证也充分有力。
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灵活。作者并不是孤立地讨论刘述先及其新儒学，而是紧扣现代新儒学的时代背景与整体特征，来观照刘述先的新儒学思想，尤其剖析了“第三代新儒家”兴起的时代背景。作者将研究对象置于当代文明对话、全球伦理的建构等有关学术思潮的背景之下，来加以考察，这就使作者探讨刘述先及现代新儒家的有关学术论题富有历史感，也较多地涉及了当代学术焦点问题。作者对研究对象既有同情的了解，又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评析，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了较强的辩证性、合理性。作者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刘述先与前辈新儒家的差异，刘述先与杜维明、成中英及“鹅湖”诸君子等“第三代新儒家”之间的思想异同，得以突现。通过作者辩证公允的剖析，不仅凸显出刘述先作为笫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地位，也展示了作者的研究实力和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