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形态篇1
[关键词]意识形态；民族和谐；马克思主义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作出了不朽贡献，并形成了各族人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在当今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下，国际敌对势力分裂我国民族统一的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长期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严重影响了我国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除了要加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外，统一思想认识，整合意识形态，加强各民族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对实现各民族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所谓整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各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意识形态的整合就意味着在尊重各民族、各阶层多元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追求的基础上，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尤其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国内和国际形势来看，加强各民族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国内形势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体制的转型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人们思想活动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大大增强，只有用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共同的理想信念来凝聚人心，才能维系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从国际形势来看，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的“西化”和“分化”战略图谋从未改变，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从未停止过，西方敌对势力总是在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民族和宗教等问题上制造舆论压力，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打开突破口，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整合功能，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自觉抵制国内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渗透。
其次，从我国少数民族信仰状况来看，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我国迄今为止，通过识别并且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确认的少数民族一共有55个，少数民族大多有宗教信仰，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等，解放前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有原始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心理素质以及人生价值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渗透于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次，积淀为超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使信教者的思想和观念严重地束缚在宗教的领域中，实现对宗教的认同感，拒斥对新信仰的认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众基础，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随着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国际民族分裂主义破坏活动的加剧，也极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和接受。我国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既是多宗教的地区，又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开展国际交往的重要门户，更是西方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渗透和分化的前沿阵地。他们的分裂和破坏活动，严重破坏了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大好局面。因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引导，形成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最后，从意识形态本身的特点来看，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是指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聚合和统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从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它通过给人们提供一整套“世界观”，来帮助人们正确地认知“世界”，促成人们内在精神世界的有序化和合法化，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感召下，使社会成员达成共识，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取向，并外化为实践行动。从而实现有效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目标。
二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要增强各民族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就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对意识形态进行发展与创新。就目前而言，从理论、途径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理论创新。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它的科学性与真理性根源于其与实践的符合性，即能否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头活水。面对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的扩展和延伸、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影响，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刻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给我国带来的深入影响的基础上，及时总结人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及时解答现实生活中人们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并结合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创新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成员的持续认同，为实现民族和谐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证。
第二，途径创新。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日常生活世界是人最直接、最普遍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全面、深入地渗透到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才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实现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是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起到对社会主体熏陶和塑造作用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只有面向日常生活，渗透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成为各族人民的大众意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个体文化品格的一部分，才能保障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从日常生活世界中提炼现实的经验，关注和回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并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科学、合理的引导和提升，从而实现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和谐统一。实现这种和谐统一的中介就是大众文化。文化具有引导价值观念、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等特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大众文化多样性的形式满足个体多样性的需求，潜移默化地对大众进行价值观念的渗透，从而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趋近，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第三，方式创新。实践证明，科学、合理、有效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会促进事物发展的进程，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中国，原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有着浓厚的集权意识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灌输式的教条性说教在现有教育环境下已不合时宜。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被动接受思想教育的模式，人的个体意识和独立意识大大增强，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也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我们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快捷性的特征，构建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平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将互联网作为价值观念宣传的主要平台，据统计。互联网上的英文内容占90％左右，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着西方价值观念的传播，这已经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严重制约和限制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这就要求我们要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探索运用现代化网络技术平台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手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思想文化网络基地，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的力度，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信息占有量，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三
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因此，必须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
第一，一元化与多样性的关系。一般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我国的意识形态也具有一元主导下多样性发展的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复杂性、经济关系的多样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特点。必然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一元思想的指导下，保持足够的张力，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和开放的胸怀，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在整合中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第二，意识形态整合与民族精神培育的关系。民族精神，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和凝聚的精神纽带，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总人口有1.28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41％。各个民族在地域风貌、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把意识形态建设与民族精神培育统一起来，在民族精神的培育中。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融入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才既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培育，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吸收各民族精神中的优秀部分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巩固其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毛泽东也曾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民族精神是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历史积淀的反映。是民族现实生活价值观念的心理体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渗透于民族精神培育之中，才能使意识形态教育具体化，真正起到教育和引领大众的作用，从而在社会生活实践的具体行动中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民族意识形态篇2
今年以来，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有关加强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工作的指示精神，不断强化和改进党对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按照县委要求，我局切实强化宗教意识形态工作。现将2018年度我局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工作落实情况自查报告如下：
一、意识形态贯彻落实和组织领导方面。
本局高度重视宗教意识形态工作，坚决贯彻落上级关于宗教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及时传达学习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的情况。成立民族宗教事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组，完善制定了民族宗教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明确要求领导班子对宗教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行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是直接责任人，协助局长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主抓分管部门的宗教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宗教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并把宗教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报告的重要内容进行评估。
二、宗教意识形态阵地和队伍管理方面。建立了宗教意识形态阵地清单。努力做到清单完整详尽, 无遗漏, 同时明确管理部门, 落实管理责任。
三、工作开展情况。
（一）精心安排部署，认真开展宗教政策法规学习宣传活动。按照县宗教工作会议要求，我局进一步加强宗教理论学习宣传，推动局党组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一是抓好学习教育。及时召开党委会议传达中央、省市区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将宗教工作同统计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
（二）注重舆论引导，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始终坚持做好网络舆论管理，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我单位已关注开通官方微信公众号，经常性宣传本单位统计工作开展及主流文化宣传，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成效明显。
（三）我局加大全县宗教场所统计员监管力度。合理布局宗教场所，我局积极配合县民宗局、县国土局等部门，坚持调研摸底先行，提前摸清包括我县宗教历史、信教群众数量及其宗教需求等情况，注重听取各方意见，进行必要的论证和充分的协商，在此基础上做好我县长宗教活动场所规划布局工作，在源头上防范盲目建设。
民族意识形态篇3
一、思想方面
深入学习党的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扶贫论述摘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深入学习领会党章党规及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扶贫攻坚、意识形态、双拥工作、扫黑除恶、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等相关文件精神、通过学习，本人思想、政治、理论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政治敏锐性不断增强，政治立场进一步坚定。
二、业务方面
1.精准扶贫工作方面
制订精准扶贫工作方案，帮扶计划、调研报告、工作总结,整理收集精准扶贫方面的材料。
2.意识形态工作方面
完成实施方案的制定、学习安排计划表、干部理论学习计划、季度汇报和半年全年总结等相关材料的撰写，并做好阶段性验收资料的整理工作和创建市级文明标兵单位资料整理工作。
3.民族团结工作方面
收集整理补全2016年至2019年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相关资料，报送县民宗局迎接全市检查。补齐了2016—2020年实施方案、2016年至2019年分解任务方案、实施意见、阶段性总结、典型案例、自查报告、宣传活动方案、汇报等，定期报送民族团结相关信息、按时参加每年一期的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
4.双拥工作方面
年初，按照双拥办文件要求，整理报送2017年至2019年双拥工作方面的资料。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了补齐各年度的安排意见、工作计划、总结、自查报告、宣传活动画册等相关资料的报送工作。
5.信息编辑报送方面
按时上报上级部门要求的信息任务数。至目前，报送信息93期。
6.宣传活动方面
更新交通文化长廊展板6块、局微信公众平台信息90余条。积极组织本系统各类节庆文体活动的举办、筹划及各类宣传活动。利用单位电子屏、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途径大力宣传精神、作风建设、扫黑除恶、禁毒、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传内容。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1.加强政治思想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思想修养。
民族意识形态篇4
【关键词】跨境民族；社会思潮；引领路径
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大力推进跨境民族地区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是一项极为紧迫而意义重大的战略任务。近年来，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也有其特殊的路径选择：亦即坚持中央既定的方针，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又要根据云南科学发展的要求，符合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加强和改进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针对当前引领工作中存在的战略性、普及性与操作性问题，着力提升引领工作的战略眼光、全局意识，着力拓展引领社会思潮的主阵地、主渠道，着力提高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切实推进跨境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推进云南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实现富民强滇的“云南梦”。
一、树立战略眼光，着眼全局谋划
社会思潮引领工作关系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文化软实力。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必须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提升引领工作的战略眼光、全局意识，有力推动意识形态各项工作任务的有效落实，切实实现跨境民族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一）高度关注跨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相互转化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与社会矛盾的调节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由于社会思潮在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打破、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现存社会意识形态的巩固都离不开社会思潮的作用。”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内容，也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环节。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因自然、历史等原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且因国际、现实等原因，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薄弱性。这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予以审视，从服务桥头堡建设的大局着手谋划，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严肃对待社会思潮带来的挑战和影响，认真做好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打牢各跨境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
（二）制定支持跨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国家战略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都高度重视、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维护了安全稳定的政治局面。云南跨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遵照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统一服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局，也有必要制定支持其意识形态建设的国家战略。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既具有一系列有利的条件，又面临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尤其是桥头堡建设战略实施以来，云南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日趋增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益复杂，严重影响各族群众共同富裕、边疆稳定。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制定支持跨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国家战略，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全力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切实维护桥头堡建设战略的深入实施，提高跨境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三）综合集成跨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政策措施
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措施，大力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创造了民族工作的“云南经验”。2011年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提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的战略定位。要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云南的示范区建设工作，推进跨境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综合集成目前相关的特殊政策措施，总结提炼边疆文化建设的经验做法，启动实施跨境民族文化建设（或文化边防）系统工程，为实现跨境民族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探索经验、做出示范。
二、拓展阵地渠道，提升引领能力
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必须更加自觉地加强宣传普及工作，着力拓展引领社会思潮的主阵地、主渠道，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一）加强理论武装工作创新
有的学者认为，“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和不断变化的对象，理论武装作为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的根本途径，必须把握时代特征，积极适应新变化，主动迎接新挑战。”要加强跨境民族地区理论武装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化研究理论武装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探索创新理论武装工作的思路、办法和途径，切实推动理论武装工作向纵深发展。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刻把握跨境民族群体的接受习惯和心理特点，密切追踪跨境民族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变化，加强跨境民族地区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注重开发利用跨境民族德育传统资源，开辟理论武装工作创新的新路子，提高理论武装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努力用理论创新成果教育引导各跨境民族群众。
（二）努力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
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把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放在首位，强化马克思主义“五观”宣传教育，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大民族团结先进人物的宣传力度，整合宣传文化资源，形成强大合力。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做大做强正面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维护跨境民族地区积极向上、生动和谐的思想舆论环境，提供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尤其是要巩固和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和能力，突出抓好互联网等新型媒体的有序发展，推进跨境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建设。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注重基层新闻宣传机构和队伍建设，不断提升跨境民族地区新闻宣传工作水平。
（三）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跨境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既要立足当前，重点解决文化基础设施薄弱问题，构筑牢固的基层思想文化阵地，又要着眼长远，着力实现跨境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着力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要牢牢把握国家实施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的历史机遇，紧密结合民族团结示范村和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建设，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抓好农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和农家书屋建设等五大工程，切实加强跨境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继续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心连心”、“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提升广播电视、电影、报刊为跨境民族服务的资源总量和质量，打造一批具有跨境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扶持引导省内各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注重发挥跨境民族地区文化骨干、文化能人的积极作用。
三、突出途径方法，增强引领效果
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是推进引领工作的可靠保证。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必须更加自觉地贯彻分类指导的原则，着力提高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切实增强加快建设“两强一堡”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繁荣发展跨境民族优秀文化
要以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为重要抓手，充分考虑跨境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完善文化事业发展政策法规，深化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加大文化事业发展的经费投入，加大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努力构建跨境民族文化工作大格局，更好地服务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加强对跨境民族文化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不断开辟教育传承和推动社会传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尤其是要加强跨境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大力实施民族语言文字、文物、古籍、濒危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推进跨境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加快建设跨境民族山水文化旅游区。努力推进跨境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着力打造一批对外交流精品，不断拓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
（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要从跨境民族地区各宗教的实际出发，增强贯彻执行宗教政策法规的自觉性，依法加强各宗教团体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各级爱国宗教团体在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要加强爱国爱教人士的培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宗教人士队伍。深化寺庙法制宣传教育，坚决遏制非法宗教活动，依法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确保宗教活动在政策法规的范围内进行。深化对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的研究分析，弘扬宗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挖掘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强化宗教的社会服务功能，动员信众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共同营造宗教和谐的社会氛围。加强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建设，提高宗教事务管理的能力，维护和促进和谐宗教关系。
（三）主动做好外来渗透预防控制工作
要推进跨境民族地区反渗透工作理论与实践创新，大力加强反渗透斗争的宣传教育活动，健全完善预警防范机制、舆情研究机制等机制，不断强化防范和打击渗透破坏活动的综治工作。结合云南“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四群教育”和“三深入”活动，着力加强跨境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继续选派新农村建设工作队及指导员，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筑牢反渗透斗争的钢铁防线。加大跨境民族干部培养选拔任用工作，注重选好配强村寨和社区带头人队伍，推进领导班子建设规范化和科学化，不断增强干部群众反渗透斗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沿边军警的重要作用，广泛开展军警民联防共建活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助推平安边疆、和谐边疆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殷玉平.重视对社会思潮的引导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刘强.开拓信息化条件下理论武装新境界[n].报，2012年9月20日.
民族意识形态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2)09-0042-03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从国民教育的高度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化问题，意味着国民教育进入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的又一个历史新时期。这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基本历史背景。
高校大学生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有着显著特征：思想活跃、充满活力、易接受新鲜事物；远离父母的监管，处于社会的边缘，虽然在年龄上走向成人，但还没有完全踏入社会。因而，他们是生理上已经成熟，心理上、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待成长的群体。[1]这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群体的特征。
如何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对大学生群体开展行之有效的现代国民教育，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本文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尝试对这一问题加以回应。
如何塑造现代民族性，是当前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命题。中央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有效回应。从历史经验尤其是从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来看，国民教育被看作是培养国民精神、国民意识的手段，是塑造现代民族性乃至现代民族国家的有力工具。因而，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国民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蕴含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现代民族性的意义指向。或者说，培育现代民族性正是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终极意义所在，更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维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承担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化的重要使命，更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培育现代民族性乃至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使命。从组织与领导体制来看，比之西方我国的国民教育更具“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特征。高校公办的现状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多地承担塑造现代民族性的国家使命,更多地承载如下的教育使命。
一、凝聚国家意识形态
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的长期过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而以后的现代化建设应看作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延续过程。[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维护国家与领土安全的能力显著提高；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整合能力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各级应急预案的制定极大增强了党和政府控制公共领域的能力；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四是思想启蒙（解放）与公民社会的成长蔚然壮观。
然而，现代民族国家所应具备的现代民族性还需进一步培育。现代民族性的培育往往具有滞后性，个中原因正如罗荣渠所指出的：“在现代化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具有占先性；在转变阶段则是经济与技术因素具有先占性；而在现代化后期特别是社会整合阶段，则是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3]在社会整合阶段凝聚国家意识形态，就构成培育现代民族性的核心问题。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国民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对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塑造什么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及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四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统一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可以说，新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呈现出四位一体的结构特征。鲜明回答了在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的情况下，我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来团结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前进。
四位一体的意识形态，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有了更为明确的内容指向。也就是要在教育过程中，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最终形成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如何塑造国家意识形态及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创新。如何塑造国家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是个实践问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创新,至少要把握如下三个特点：
民族意识形态篇6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完成两次长征。第一次长征，就是震惊中外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次长征，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全方位转型，最终建设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这里讲“长征”的概念，有特定意义。第一，长征是指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发生的，涉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斗争。第二，长征是在最严重的困难、最复杂的局面下所进行的最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三，长征将产生伟大的思想理论，并最终决定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我们说的第二次长征，就是在中国社会全方位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败与否的重要斗争。
1.意识形态领域反对的斗争刚刚开始。
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有着坚定无比的信心；但面对前所未有的艰难险峻局面，也要有忧患意识。第二次长征胜利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将矗立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将会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近代历史，英国现代化，富裕6000万人；德国和欧洲现代化，富裕7亿人；美国现代化，富裕3亿人；而中国现代化，将富裕14亿人，并为世界上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逐步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独特的新鲜经验和借鉴模式。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具有民族意义，也具有国际意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次长征取得胜利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要有忧患意识，根本来源于对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总体态势的判断：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四条战线的斗争，即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军事战线和思想战线。第一条战线是政治战线。中国共产党身系民族复兴之成败兴衰，任重道远。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铲除健康肌体上的腐败毒瘤，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保持党的先进性。第二条战线是经济战线。我国属于大陆型经济体，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独立的工业农业生产体系，和14亿人口的庞大内需市场，特别是在广大农村，还有尚未开发的极其丰富的土地资源。只要我们成功释放土地红利，使农民尽快富起来，中国经济必将稳固增长。同时，努力形成“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大经济循环圈，相互契合，滚动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将成为带动世界进步的强大火车头。第三条战线是军事战线。我国的国防日益强大。即使将来台海东海南海有事，我们也有足够的把握，立于不败之地。最令人忧患的是第四条战线，即思想或意识形态战线。目前我们在第四条战线，很多方面还处于被动局面。
2.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
在承办“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过程中，我和王立华律师实际被推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身处意识形态斗争第一线，我有几个切身感受：一是中华民族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很多人的精神却在衰退，信仰缺失、诚信缺失、道德断崖式滑坡，特别是民族心理受到“去英雄化”的严重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华民族正面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最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二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三是在四条战线中，即便我们在前三条战线都取得了胜利，如果在意识形态战线失败了，则中华民族就难圆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有可能中途夭折。四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境外敌对势力几十年来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妄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当前，其主要手段就是祭起的黑旗，打着历史研究、细节考证的旗号，诋毁污蔑中国共产党树立的一系列英雄人物，根本上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民革命的历史、人民军队的历史、共和国的历史。如果我们的革命历史被了，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正当性何在？共和国建立的历史正当性何在？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精神纽带，否定了革命历史，也就割断了党与人民群众的精神纽带。可见，其根本意图就是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特点表现为：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敌对势力已经渗透到各个层面，呈全方位斗争态势。二是我们与的斗争，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三是网络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红色地带还处于危急状态；四是意识形态斗争法律化，是当前我们与斗争的基本特征。而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法律化，仍然处于一种缺乏认识、茫然、无从着力的被动局面。五是否定革命历史，从抹黑诋毁革命英雄开始。革命英雄是革命历史的载体；英雄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符号。所以，否定革命英雄，是为了否定历史。否定历史，则始于否定革命英雄。
我和王立华律师在承办“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过程中，甚为震惊的是，敌对势力多年来污蔑g毁否定英雄和英雄精神，对中华民族进行“去英雄化”的潜移默化斗争，已经在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上产生了严重后果。我在《天佑我中华》这篇“结案报告”中提出，由于狼牙山五壮士留有后人，才使我们具备了和反击的法律前提条件。由于党的十以来的方针政策和人民军队的坚决支持，才使我们最终获得了捍卫英雄名誉的胜诉判决。但是，“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只是我们绝地反击的“辽沈战役”，后面还会有“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无数法律上的硬仗要打。我们决不能认为经过“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的斗争，已经将击败。
3.我们距离“完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我们要有胜诉、大胜和完胜的目标。胜诉，我们做到了。大胜，即在法律上法理上取得重大突破和标志性胜利，我们也做到了。在今年两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中，“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单列一条，明确写入。但是，新民法总则（草案）出台后，就有某法学教授在微博上“紧急呼吁”反对这一条入法，并抛出所谓“法律条文打架论”，给予反对。可见，我们距离“完胜”，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完胜”的基本标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将“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胜诉的法律成果，转化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政治成果。“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是以法律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政治斗争，涉及政治、思想、文化、法律全方位的内容。如何将“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的法律成果转化成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成果，还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研究做转化工作，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我们很轻易地就将这一案件的法律成果忽略了，将会对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民族意识形态篇7
【关键词】图案；图案元素；共构；文化空间
一、多维共构的蒙古族图案元素
（一）图案元素的存在空间学术意义上的“图案”包含诸多方面，尤其在某一少数民族的文化环境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我们这里所指的蒙古族图形泛指蒙古族当下审美文化中的图案符号，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的变化使得其间存在的传统图案、现代图案体现出丰富多样的情态，而本论文主要在于探讨蒙古族图案的构建及艺术手法。如在那达慕、祭敖包、祭长生天、祭火、祭灶等习俗中图案的存在意义服务于多样实用性，而其自身的样式从美学、审美构建而言还是有自足独立性的。蒙古族的祭祀活动是一个文化空间的组构，在存在状态上具有现实的物理空间场所，图案元素是这个场所的文化组构符号。蒙古族图案在个体及民众心理是民族精神、信仰文化的载体与传达纽带。同时在图案视觉感官中体现着美的原则与创作手段，这也是之所以我们称其为蒙古族图案的缘由，它蕴涵着多样的文化共性，更具本民族文化个性特色。
图案符号包含了蒙古族人民质朴的内在精神世界及特有的民族精神品质。在日常的生活中如蒙古包、饮食用具、家居等方方面面都有图案的存在样式，这些图案看似普通，实则意义丰满。既有基本的图案也有形制，这些视觉审美形态最终固化于民族的生活、祭祀、娱教等多种情态之中。
（二）图案元素的文化隐喻
蒙古族的美术特征既是一种形象化的外显，也是一种民族信仰观的体现，物质性与精神观是其存在的双重性质。图像学研究的倡导者潘诺夫斯基认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种宗教或哲学信念的基本态度。图形是一种符号，是一种形式，而符号的存在意义不仅在于其形式。苏珊·朗格提出：“某种绘画的空间是一种符号性的空间，它诉诸于视觉的组织结构，是活生生的情感表现符号。”①图案也是这样，非简单的视觉感触可以完全把握的。
就文化语义而言，图案的存在空间在少数民族那里往往是依附于实用或其他功能，起到装饰与增强氛围的作用，尤其处于某一空间中时。例如，在成吉思汗陵祭祀空间中，图形符号其产生的心理感受隐射与祭祀空间的神秘和氛围是其首要的作用力方向。在蒙古族信仰观的语境中图形以其独特的形式而体现于文字、绘画、建筑、雕刻、装饰、服饰等多个方面。图案融入信仰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承载着一个民族对自然、生活、个体生命的认知与思考以及对个体内在生命对“美”的探求与向往，最终实现着自身的生命终极价值。
图案的形成基于早期人类为了实现个体或族群的精神世界与大自然的沟通，北方少数民族普遍信奉萨满教的“长生天”，在早期人类宗教信仰时代，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天、地、树、日、月等自然存在被赋予了神圣的力量，万物有灵意识是普遍存在的。进入氏族社会之后，氏族集团部族的形成与某种动物、植物的佑护存在直接关系，图腾崇拜便普遍存在，这与人类的繁衍意识与生命意识是密不可分的。在随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在某一民族的语言神话、文学、风俗习惯、绘画图案等文化样式中都有体现。在举行诸类民族的祭祀活动时，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空间，总是依赖意向中的神灵图形来实现祭祀祈愿的生存目的。所以，北方草原岩画、青铜纹饰、祭祀图案、纹饰缝绣等，都蕴含着人们对原始宗教精神信仰的一种物化寄托。这些图案的经常使用以及内容和形态的不断丰富，使图案的民族文化意蕴和艺术风格逐渐饱满、充实了起来。
（三）图案元素的审美特性
审美是伴随着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发生和发展逐步产生的，在人类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与物质需要的满足，审美的意识发生了，创造美的能力提高了。求美冲动作为人类本质内核的基因存在，必然会伴随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在意识形态展现出来，在艺术的丰富感官展现中印证了自身的内在本质需求。美不仅仅是一种朴素或华丽的外表，更是人类本质内核力量的萌发，是人类审美认知的印证。
个体民族本身的审美思维与认知往往是伴随着本民族的自然认知观与信仰观而逐步生发的。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表现形态往往与民族的民俗活动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许多美术活动依附于本民族的民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美国的简·布洛克曾说过：“试图去欣赏任何形式的艺术，进而尽量多地去了解当地社会艺术方面和社会学方面实际的习俗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了。”②人类早期的视觉形态符号的创造与表现本身即是一种巫术与信仰活动。审美思维与认知是伴随着人类意识形态认知的发展与物质文化的充实而逐渐剥离的。图案符号作为一个民族多样性文化的载体，在约定俗成的民族文化形态中蕴涵着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特有的美的形态。
二、图案元素的象征特性
（一）象征的本质
美国著名的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符号美学研究中提到：语言并不是人类惟一的表达工具，语言不能完成情感的表达。于是，人们力求在语言之外去寻求其他感情表达、信息传递的途径，这样，天生具有“表情”属性的色彩就被派上了用场，这种“有着象征内涵的事物”，就成为“表现的手段或依据”。
象征、隐喻，是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事物或表象来暗喻传达某种思想、情感、意味和企图。象征的特点是基于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某种类似或某种联觉，使被象征物的某一内容或含义得到含蓄而具有形象的表达。对于某一民族而言，其特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民族文化心理等意识形态具有抽象的存在情态，为了使这些抽象的概念外化而得以表现，一般来说借助于象征、隐喻是基本的方式。因为人类意识形态抽象的概念难以用语言全面、完整的表达，而色彩、图形符号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创造及民族内在基质阐释中的积淀物，在民族文化多样性中有着不容置疑的指意功能和象征功能。图案作为一种视觉形态的存在已经超出了个体的外在，由视觉而获得了某种特点的意义，视觉形态被赋予了符号的深层功能与含义的延伸。
（二）象征的类型
1．图案造型的象征
造型的象征性是指传统图案中的动物形象、植物形象等传达的某种具有民族特性的祈福、愿望等精神功利性文化特征。这种象征性特征是在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的。
造型的象征性一般来讲主要体现在动、植物图腾信仰中，如马、鹿、鹰等，还有各类型植物都传达出民族的寄予愿望与交感巫术文化特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是人类早期宗教信仰意识产生的根本。天地崇拜、自然崇拜是早期人类主体信仰形态。在人类意识形态发展史中是具有普遍的存在与意义。这也是孕育视觉审美形态创造的重要文化母体，蒙古族图形符号的深层文化含义与视觉审美正是基于民族文化意识逐步成熟的过程中所展现的。蒙古族图案造型风格独具民族特色，形式丰富多样，而且极具程式化特征。少数民族独特的审美意味与审美倾向是造就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精美图案的文化根本。
2.图案色彩的象征
对于色彩的认知，在人类的繁衍与发展中存在文化的普范性与共性，在区域文化及民族文化中又存在诸多的个性认知。个体民族对于色彩的偏爱与认知自始皆是一种民族情感的寄托符号，是在本民族的本能色彩审美识别与信仰心理的文化共构中逐步形成的认知，进而赋予了色彩特有的文化内涵与象征寓意，鄂·苏日台在《蒙古族美术史》中写道：“不同的民族对于色彩的不同理解乃至形成民族色彩学的个性，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审美意识。”③五行五色的认知对于蒙古族的色彩崇尚与喜好有着重要的影响，一直保持着具有象征意义的色彩传统习俗。不论哪个民族都有着自己对色彩的偏爱及寓意，色彩已然成为一种民族情感的寄托符号。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精神》中提出：“随着人类日益进步，他们对不同的存在和事物的体验范围才变得更为广阔了。然而最高级阶段，他们才能把握这些事物的存在意义和内部共鸣，对于色彩的体验依然。”④蒙古族对于色彩的认知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与生存意识，与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地理环境和民俗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本民族在自身思维意识的认知发展中渐进引申的。
不同民族偏爱的色彩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地域审美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在建筑、装饰、服饰、绘画、日常生活等。在蒙古族地区对于色彩的认知与文化内涵即有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同时和宗教背景等多重因素有密切的联系。
三、图案元素的艺术特征
（一）形式特征
蒙古族图形在艺术审美的表现中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在艺术表现手法及艺术语言等多方面必然也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同时在外显形态上体现着蒙古族独特的艺术审美趣味与意象。
1.秩序的构成
秩序性的构成是艺术审美中重要的规律体现形式，早在古希腊时期诸多美学家提出对称、秩序、平衡的审美建构规律性问题。基于视觉愉悦性的感受，秩序构成的图案形制在蒙古族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方面皆有体现。这种基于理性与感性共构的艺术变现形态是人类审美创造的意象结晶，其艺术审美历史悠久，蕴涵深刻。在蒙古族日常居室、服饰、家居等很多方面都可以感受到蒙古族图案的秩序构成审美形态。图中的连续性图案构成在实物形制表现中起到分割与形态特征展现的作用，在整体性、实用性与审美多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秩序构成使图案自身的审美特质也在整体空间中展露无遗。
从横向角度分析，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与众多民族在文化艺术中虽然长期交流融合，但基于北方草原少数民族的经济生产特性，蒙古族对于自身的文化艺术积淀不但较为完整地进行了保留，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使蒙古族图案、形制、审美趣味丰富了，形式和内涵更加多样化了。且在民族历史的自我审美发展中更加磨砺造就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与视觉审美形态。蒙古族图案几乎融入民族生活、祭祀、建筑、民族服饰、马鞍具、金属工艺、生活用具等方方面面，不仅仅是一种实用性实物的简单装饰，在民族心理基质中已经赋予了图案积极的文化意蕴和深层内涵。秩序性图案形制即是一种本民族审美的积淀形态，虽然这种样式的构成方式在历史中众多民族审美文化中比较常见，但其单元形态及在整体空间中的意象作用无疑是本民族文化艺术特色的体现，在秩序的规格化中不失活泼，在整体氛围构成中不失局部特色。
2.装饰的视觉愉悦
装饰性是图案艺术特色展现的重要方式，视觉愉悦引申审美感悟与意象思考。蒙古族图案的装饰性几乎无处不在，这也是本民族图案形制的一大特点，与生活互渗。把生活中常见的素材或意象中的素材经过提炼概括，使之具有一定的美的样式及有实用价值的图形形态。如服饰上的刺绣图案、蒙古族地毯上的图案、家居上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图案、蒙古包上的图案等，蒙古族服饰上的装饰图案纹样几乎都是刺绣类纹样，这些刺绣类的图案纹样在制作前一般都要先把剪好的图案纹样粘在需要装饰的部位上，再用彩色线手工缝绣出来。早期蒙古族专业制作服饰的妇女在服饰纹样的制作上几乎是手工刺绣、手工缝制，一件蒙古袍的制作即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这也是其艺术审美价值高的重要原因。在蒙古族家具中，民族图案是必不可少的装饰性体现，除了图案的形态，图案的色彩搭配也极具匠心。
蒙古族图案特有的粗犷、厚重、豪迈的大气势与纤细秀美相辉映，蒙古族具有代表性的纹饰有日月星辰纹、图门贺(十字)的多种变体纹、龙凤纹等。来源于佛教文化影响的盘肠纹等，经过文化的熔炉出现许多变体形式。除此而外，还有火纹、蛇纹、蛙纹、鱼纹、哈那(菱形格)、哈木尔(云文)等纹样都是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蒙古族常用的图案纹样。在图案的装饰性艺术体现上展现着蒙古族独特的审美意象及民族精神。
（二）材质运用
在蒙古族民间的宗教庆典、婚丧嫁娶、生子祝寿、节日赛会等民俗活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感受到由民间匠师、牧民这些“准艺术家”所创造的民间艺术品。这些民间艺术既是个体艺术思维的注入，体现了个体创作的审美理想及审美取向，也是大众所共同接受与认可的民俗及审美文化外在形态的体现。以特有的材质表现蒙古族图案的样式，二者的结合产生了更具民族特色的审美形态。如马鞍皮具、金属器皿、雕刻毡帖、服饰地毯等，有的用于装饰和美化环境(如剪纸、刺绣、图案装饰、壁画等)具有极强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统一的特点。牧民们用自己的生活材料制毡，熟皮，做皮囊。用毡和皮毛制作各种绣毡、耳套、鞋帽、鞍具等。他们用大自然赋予的各种原材料制成了花色繁多的实用美术品，有的可谓是俯首可拾。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古族人：“其家畜以骆驼、牛、羊、山羊为主，尤多马。其家畜供给其一切需要，用其毛、鬃制毡与绳，用其筋做线与弓弦，用其骨作箭镞。其干粪，则为沙漠地方所用之燃料。以牛之革制囊，以一种羊角作盛饮料之器。”
蒙古族民间美术的创作过程，始终包含着对原始材料的创造性地利用，较为鲜明地体现出材料自身的肌理、脉络、纹饰、硬度、光泽等原始的自然形态特征。蒙古族民间美术作品大多是牧民们日常生活、节日庆典或祭祀活动中的一些实用物品，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图案造型在实用基础上或夸张或简洁，色彩具有浓郁的装饰风格，体现了蒙古族的传统的尚色观念及宗教信仰。
结语
蒙古族图案是蒙古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造与多样文化继承与融合而共构的视觉艺术审美形态，是群体性的审美共感的创造，是民族内在精神实质、民族审美趣味、民族本有特质的物化载体。蒙古族图形符号存在于蒙古族生活、祭祀、娱教等多重文化空间之中，以视觉审美的外显形式蕴涵了民族内在的心理基质，传达着祈福、传达着信仰、传达着某种精神。它是朴实的、直观的，也是神秘的、厚重的。
这种历史积淀并物化于外的民族审美形态，在物质经济急速发展的当下正饱受现代文明的压制与蚕食，远离了真正游牧民族生存空间的所谓民族文化艺术正在以苍白无力的说辞与浮躁的感官视觉敷衍着大众。守住民族文化生成和赖以繁衍的民族精神基质，使民族文化在碰撞、排拒、吸纳、融合中坚守自身的文化艺术价值体系与审美模式，是本民族文化艺术生生不息的根本。
注释：
①《艺术问题》苏珊.朗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6第一版，第33页
②《原始艺术哲学》.简.布洛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2第一版，第188页
③《蒙古族美术史》.鄂.苏日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5第一版，第5页
④《论艺术精神》.康定斯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第一版,第32页
基金项目：内蒙古2013年社科类基地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13J151
2013年内蒙古民俗文化研究基地课题阶段性成果
民族意识形态篇8
【关键词】生态安全;地方性知识;发掘与利用
【作者】暨爱民,中国社科院博士后,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教授。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4-0057-006
thepurposeofecologicalSecurity:ontheexcavationandtheUtilizationoftheLocalKnowledgeJiaimin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academiccomprehensionoflocalknowledgeisbecomingasignificanttrendthattheunderstandingframeworkoflocalknowledgebasedsonanecologicalsecurity,andthiswillhelptorevealthe“intimaterelationship”betweenmanandthenaturalenvironmentSo,ontheexcavationandutilizationofthelocalknowledge,wemustcomprehendthefollowing:everynationshouldunderstandthevalueaboutitselfecologicalknowledge,followtheLogicoftheSpecificecosystem,respecttheeffectivelawofthenationalculturethe“Local”characteristicoftheecologicalknowledgeoftencontainsthe“open”characteristicinaddition,intheutilizationofthenationalecologicalknowledge,weshouldpayattentionto“Side-effects”thatmayoccur,becauseonlythuscanwehelpimprovetheavailableefficiencyofthelocalecologicalknowledge.
Keywords:ecologicalsecurity;theLocalKnowledge;theexcavationandtheUtilization
关于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的理论建构,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贡献举足轻重。二战后日益加剧的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冲突,以及对当时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语境,构成了格尔兹“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出场背景。但有意思的是,格尔兹氏却并未对这一概念加以更为细致化的明确定义,而只是模糊地指出,一种知识的“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事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①格尔兹这种模糊的定义无疑给后来学者在概念的理论阐释上留下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因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环境问题,近年来在建立地方性知识的学术考量过程中,无论西方还是国内学界,一个主要趋势就是着重从生态的角度来建立地方性知识的理解框架。地方性知识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蕴涵着许多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这些生态智慧,更多地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各种不同的亲密关系。因而,这些地方性生态知识在作为一种民族专属性认识的同时,又是一种知识的应用体系。②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有人在讨论地方性知识的当下意义时,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基础经历了从凸显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到“生态整体主义”的转向:“生态整体主义用一种近乎颠覆的形式,向人们重新讲述了一个事实:人类其实并不是这个星球的中心”。③笔者以为,讨论这种转向是否过度,以及在人类与为人类生存提供各种资源的生态系统之间,谁是这个星球的中心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者之间“亲密关系”的建立。如何实现两者的“共生共长”,这才应该是学界有关理论关照的中心。换言之,关注不同民族之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的发掘并利用的问题,在当下社会与生态环境之“发展悖论”中显得尤为现实些。④
一、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之“自觉”
每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从生态的视角来看,其实都是具有自身特点的生态知识与技能不断累加的历史。⑤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无论是本民族成员还是“局外人”,大都缺乏对这种地方性生态知识,或者说是一种生态意识的“自觉”。
其原因固然复杂,但或许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理性的泛化。进入近代后,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从前工业时期向近代工业社会跃进,通过自身的努力,人类使社会生活中所需的物质在品种和数量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富足。更重要的是,人类在关于世界的认识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理性在近代文明中所展现的力量,使人类自身在丰富的物质资料面前欣喜若狂,更迷恋于科学的“万能性”――工业社会所具有的普适意义的技术手段,可以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从而逐渐转移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关注力――从自然的生态运转转向人类自身智力干预的充分运用。从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来看,确实需要科学的理性精神,需要人类智力的充分运用。但如所周知,人并不是作为地球上唯一的类属而存在的,人类的正常化生存必须得有赖于多元环境的支持。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在运用其智识能力的时候,却将人类的理性能力凌驾于一切之上,忽视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要素之间的密切关联性。于是,人类的活动,既造成了对原本有序的生存环境之内在秩序的破坏,也给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二是民族“本位意识”和自我中心观的影响。长期以来,不同民族由于不同地域而形成的不同文化和生态空间的事实,导致一民族在自我确认的过程中,总是将中心定位于自我的民族文化上,认为民族的一切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开展,都应以服务于本民族利益为目标,对于他民族,也常以能否有利于本民族利益为认同准则。这样,在民族的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和作用上,不同民族之间,很难形成一个恰当、全面的理解和认同。近年来,虽然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和互渗日益加强,各种交流的信息渠道在不断拓宽和日益畅通,但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其隔膜由于历史的或者现实的种种原因而仍然存在,有时在某个具体的民族社会甚至还有加强的趋势,以致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重要价值和功能的地方性知识仍然经常被忽视,甚至在不同民族或地域内成员出于民族的、历史的、地域的“偏见”而有意无意地歪曲或诋毁。
因此,正确认识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努力从不同渠道寻求危机的解决之道已是人类自身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从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知识型态”的出场来看,它首先是一种具有批判精神的特定情境性知识――即对前述“普适”意义的“科学万能观”的批判,一如有学者所指出:“所谓知识,是随着我们的创造性参与而正在形成的东西,而不再是什么既成的,在任何时间、场合都能拥有并有效的东西。”所以,人们必须诉诸自我的实践来理解知识。这也就是说,知识的有效性是有条件的,人们不能空泛地恪守所谓“普遍有效”的原则。因为“知识的主体既不是单一的个体,更不是什么普遍的人性,而是特定时间和场合中具有连带关系的共同体”。这样,当知识以“条件性”的“共同体”的形式被人们建构成功后,所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当然也就是值得怀疑的了;其次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具有实质性和重建意义的经验知识――从具体民族文化的特定情境生成中获得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辩护”或者“证实”与“证伪”。⑥
然而,富有嘲讽意味的是,在许多的人类学家看来,今天日益凸显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工业社会具有“普适”意义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手段广泛应用后所带来的另一种结果,而那些被人们视而不见甚至“蔑视”的“生态常识”――不同民族之地方性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在当下的具体情境中恰恰闪耀着“生态解困”的光辉。也就是说,在不同民族所累积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中,人们或许能够有新的发现,对于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这些民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或许会有某些意想不到的贡献,能补救科学进步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因此,今天应该有地方性生态知识的“知识自觉”,重视那些被长期忽视的地方性生态知识,而不能因为科学发展而遗忘人类自身“原初”家园之生存的理由和依据。
为此,首先就要确立每个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生态知识与技能的观念。一个民族或族群之所以在某一地域内能够生存并绵延不绝,在生物学与人类学意义上自有其倚重之处,那就是该民族或族群的包含着生态智慧和技能的生存知识。也正是这些所倚重的东西,因其对民族或族群的文化意义上的生存价值,而成为今天我们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对象。我们要有意识地建立起相关学科的理论框架体系,利用理性的知识和可行的方法去发现并整理那些有利于人类自身很好地生存于这个地球环境之中的地方性的生态技能与智慧,从而使人类自身能根据这些生态知识的启示,而主动地协调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其次,确立民族之文化开放观。宏观地看来,尽管当下的全球一体化大潮实际已将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席卷进去,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共同地参与国际事务,但同时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充满着矛盾意味。最明显的是,在努力型构全球一体化组织想象的同时,具有自身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又各自致力于体现并维护民族文化――包括语言、血缘、地域和的现状,力求强化民族共同体之“我”的身份感以及与“他者”的辨异。这提示,当下仍然是一个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或族群构成的差异纷呈的“大社会”。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个充满差异文化的社会中,如果不同文化集群之间各自封闭而缺乏相互融涵的态度,那么社会的进步和有序运行将会是一个空想。
事实上,历史与现实的呈现恰恰相反。社会进步和文化的流动性要求使不同族群的传统文化观日益发生改变而走向开放。这既是一个长时段的历时趋势,又是一个共时意义上的现实展现。在这一背景下,异民族应放弃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由什么原因而形成的偏狭之见,不同民族之间加强交流,开放禁锢的文化边界,相互承认、接受并利用民族“他者”的生态智慧,以维护或优化人类每天都生存其中但却又正遭破坏的生态系统。
第三,也须具有民族文化的本位视角。虽然现代科学思维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所具有的价值毋庸置疑,但也有问题存在。无论是这种思维还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的行为,总体来看,都建立在文化的普遍性基础之上,因而缺乏具有特色的具体民族文化的“情境性”关照,看起来具有普适意义的“人类生活的样法”,却形成了对各具特色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的“遗忘”。这也正是对地方性知识的认知、发现至今尚不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⑦因此,当我们再次进入地方性知识发掘和应用等问题和论域时,应该具有这一问题的自觉,确立一个民族文化的本位视角,从民族的具体历史和现实的生存境遇、生态遭际以及文化应对之策出发,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因普遍的科学思维所造成的视角干扰和模式禁锢,能够在具体的生境下发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来源、结构、对象适应性和作用机制、有效环境等,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自我调整,有效地预防或消除由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社会运行所带来的生态灾变。
二、符合民族生存之具体性逻辑
地方性知识的发掘与利用,主要是指从具体的民族文化运作中,按照人类生态安全的需要去发现其生物适应性的运行机制,改变其运作方向或调整其运作内容,实现人类社会与相关自然生态系统兼容能力的提高。从人类的社会性存在出发,应该说从发掘到利用是一种人类生态逻辑的递进――获得某个民族在文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地方性生态智慧或技能后的具体应用,以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形成一种有序的良性互动,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的建构。
对应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社会运行,具有适应性的文化总是处于不断的调适过程中。基于文化的稳定性与流动性特质,民族的具体成员,在获得本民族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可通过不同的途径掌握他民族的文化。这也就是说,相关民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可以为不同民族所认知和掌握。一个民族在认知他民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后,就有可能基于生存或发展的目的和本民族文化与生态实际而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某种改造,从而引起本民族文化的内部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因而这也可说是自身民族文化的重构。要注意的是,这种文化重构的基点应该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实际需要。若脱离了这一实际需要,民族文化的重构也就无由发生。从自然生态的层面言之,这种文化重构的中心在自身具体生态与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消化外来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使之成为自身生态与文化的重要知识构成。
如上所言,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实际需要,是生态人类学关于民族地方性生态知识发掘的一个逻辑依据,是民族在遇到新的文化、环境变化和挑战下而运作文化的根本目标,也是今天我们发掘和总结地方性生态知识与技能的田野实践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先在。
就学科知识的理论层面而言,今天人类学、生态学等等相关学科研究体系的建立以及自然的、社会的各项相关研究工作的展开,使发现和总结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和生态技能获得了扎实而又丰富的学科理论支持。事实上,这也可从历史上不同民族有关的各类知识总结和利用的实践中得到证实(如中医药、中西医结合等等),不同民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已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范围内被广泛传播和应用,对人类生存家园的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产生了良好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民族生态知识和生态技能的总结和整理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种关于民族生态的知识自觉,那就是某种民族文化下生态行为的具体选择。确切地说来,应当取决于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具体结构和及其这种结构所能支撑的人类文化活动之“消耗力”程度。譬如,20世纪后期,在救治贵州麻山地区典型的喀斯特山区石漠化灾变过程中,关于这种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的具体结构、生态系统的客观承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当地苗族生计方式中之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经验和技能,这种民族地方性的生态知识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了这样的知识自觉,在实际利用地方性生态知识时,更具科学性,能收到好的效果。
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决定一个民族的具体生态行为在什么样情况下或何种程度上能保持一种良性秩序进行,或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行为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又在什么样的情况或何种程度上自然的生态系统却将不堪重负而遭受破坏,反过来又损害了人类自身行为的正常进行。这就要求在发掘地方性生态知识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生物资源利用的不同取向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在具体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下深入分析产生这种差异性的综合原因。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达成一种资源利用的具体化、多样化的理想格局,从而降低或消除人类社会及其活动所带来的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得依靠消耗生命物质和生物能。所以,“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从终极意义上讲,都仅体现为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资源。因此,发掘和利用异民族生态智慧与技能的终极制约因素不是取决于文化运行的可能性,而是取决于该种文化所拥有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源储备。”⑧
一般而言,一个民族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是建立在其处的生态环境以及所能获得的生态资源基础上的。前者与后者有着具体的时间与空间上的一致性。因此,生态知识的发掘工作的就主要是,探寻这种对应于民族生存的既有的生态资源的种类、数量和结构,以及生态智慧与技能所体现出来的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另外,一个民族的生态智慧与技能是通过民族的生态行为表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下,这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因而,民族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都是“历史的”,在作民族地方性生态知识的相关观照时,要求同样有的历史视野。
三、符合民族文化运行规律
一切形式的对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发掘和利用,应该说都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理性认知后的工具性行动。因此,这也是一种人类的自觉性行动。这一自觉性行动,由于关涉到人类的自为活动与生态的自然运作,这一自觉性行动必须得遵循和符合文化自身的运行规律。
首先,由文化整体性原则出发,我们可以确定具体的民族地方性生态智慧其实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事象,因而在清理某一民族的生态智慧和技能时,一个整体的视野是必不可少的。如有学者指出:“任何一种生态智慧与技能在该种文化中都必然与其他文化要素结成错综复杂的结构关系,离开了其他文化要素的支持,相关的生态智慧与技能就不可能独立存活”,如果生搬硬套到异民族文化中,很有可能就将缺乏应有的生命力,也不会产生良性的生态效应。反之,缺乏文化整体观的发掘,忽视并存文化要素制约,那有关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在异民族实践中产生的副作用也将会膨胀――这其实就是不切实际的利用的后果,这种不益反损的文化运作的生态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职此,“发掘和利用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态智慧与技能,都不能生搬硬套具体的知识点和技能点,还需要连同借入必需的伴生文化要素”,只有“将生态知识与技能连同它的伴生要素作为一个单元去发掘和利用,才能保证利用的成功”。⑨
其次,要更为重视民族之地方性生态知识在利用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前所言,人们发掘民族地方性生态智慧和技能的目的是为了生态知识的有效利用,以达到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自身生存的良性互动。诚如文化作为一个人为的信息系统,它的构成单元以制衡的方式与其他文化要素并存,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伴生有“负面效应”。各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同样如此。在发掘和利用各民族生态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如果忽视这正负作用并存的事实,人类自身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⑩因而,在民族地方性生态智慧和技能发掘、整理过程中,与其说其积极作用值得关注,倒不如认为能认识到、预计到并重视其负面作用对于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利用更有意义。这也就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细致的综合性考察和整体观显得特别重要,尤在发掘整理时要求有对民族之地方性知识中生态功能有一个准确的评估,以便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的开展,从民族之文化制衡机制中去发现能够消解这些负面作用的有效办法或途径。
再次,坚持“知识的情境性”原则,维护生态本底的稳态延续。由于任何形式的发掘与利用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的,所以都应当对相关的具体自然生态系统有一个具体的认识和综合的分析。这在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发掘和利用过程中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不能脱离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本底特征,更不能与之发生正面冲突。因为,各民族的生态智慧与技能所依托的同时也是终极制约因素的,是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本底特征。任何形式的民族文化其根本功能在于利用好并维护好它所控制的那个具体的自然生态系统,精心维护该系统的稳态延续,而不是从根本上从新再造一个生态系统。毕竟,人类社会并不具备改变自然生态系统本底特征的能力。
最后,“地方性”中的“开放性”观念。知识的地方性并不意味着空间意义上的封闭性,某一具体民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在知识的构造和“辩护”的意义上,并没有一套坚固的“围墙”。一种“知识”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流动性和广阔的空间应用,所以它的界限其实是可以延伸的。知识的地方性从另一面来看其实也就是知识的开放性,具体民族生态知识的发掘与利用过程,其实也就是对这种知识的地方性局限意义的“突破”过程,即知识由“地方”走出“地方”的开放过程。这也就要求我们应该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在民族地方性知识的发掘与利用过程中,予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以足够的尊重。另则,对各民族生态智慧与技能的发掘和利用,是一个跨文化的制衡和互动过程,因而要求结合相关民族的文化生成的各项背景和诸种条件,根据具体的实际的需要,审慎地筛选发掘和利用的内容,以便求得在发掘利用的过程中在相关民族间具有最大限度的文化兼容能力。
四、结语
如前所言,发掘民族地方性生态智慧与技能的目的,在于理性认知后的实际性应用,它属于一种“工具理性”行动,以求在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就自然生态系统运行、修补与人类自身的类生存实践而言,发掘以及利用的能动性及其带来的正面效应,有利于人与自然生态的双赢局面的形成。同时,这也是对有生态背景的民族文化再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智慧或技能发掘和利用的成败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再认识:一方面是对相关文化生态行为的自觉的再认识;另一方面是对相关自然生态系统与民族文化关联性的自觉的再认识。这样,对各民族生态智慧和技能的发掘和利用行为就建立在文化人类学和生态学已有研究成果的理性基础之上。
注释:
①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王海龙等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第27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②袁同凯:《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关怀:生态人类学的视角》[J].思想战线,2008(1);拉弗勒斯.《亲密知识》[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3(3);杨庭硕:《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J],吉首大学学报,2004(7).
③吉国秀:《地方性知识的当下意义――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J],民间文化论坛,2006(6).
④一如杨庭硕先生所言,“我们若能系统发掘和利用相关地区的地方性知识,便可以找到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办法”;“发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识,维护生态环境”,又是一种“成本低廉”的手段和“最节约”的生态维护方式;“利用地方性知识去维护生态安全,既不会损害文化的多元并存,也不会损害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杨庭硕:《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
⑤如就中国西南部地区生息的30多个民族的情况来看,他们世世代代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分别利用着所生活地的自然资源,一代又一代地积累着对这些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建构民族自身的有效利用和维护生态资源的技术和技能。这些构成了他们各自的地方性生态知识系统。
⑥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
⑦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第106、10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⑧杨庭硕:《生态人类学导论》[m]第10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民族意识形态篇9
关键词：全球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
1全球化背景下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提出
意识形态安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指保持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意相对稳定、完整。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就我国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安全：第一是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第二是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第三是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最后，意识形态安全还包括民族精神的安全。因此，当前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就是要做到维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社会指导思想的地位不动摇，确保共产主义信仰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政治信仰并愿意为此而努力，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秩序，安定社会生活，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把中华儿女团结起来，朝着共同目标奋斗。当前，在经济、科技、政治发展的冲击之下，时代正处于一个极为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交融和激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利益格局和全部经济秩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整个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机遇，也是必然的选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不对等的，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和科技优势以及对全球各种传媒和网络垄断性经营，以更加强烈与更隐蔽的方式向我国强制推行西方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推行其强权政治、价值观念和谋取利益，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干扰甚至破坏国家的主权、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交融和激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方式、利益格局和全部经济秩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整个价值体系。
2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1）从互联网角度看。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网上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的宣传变得简便易行。西方国家一直注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的渗透，企图通过文化渗透达到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最终目的。西方国家在互联网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会尽可能地利用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从现实情况看，目前互联网上所充斥的大量信息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西方一些颓废、有害的观念和思想会通过互联网这条渠道影响我国的群众，使我国群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变化，从而造成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较大冲击和挑战。
（2）从我国对外开放角度看。借着我国改革开放之风涌进来的西方文化中的可借鉴和应抵制的因素，所有这些都混杂、交织在一起，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特别是我国加入了wto，扩大了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使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这无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诸如道德滑坡、腐败和个人至上思潮等一些消极因素，也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此我们决不能熟视无睹。
（3）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人们思想观念乃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它主张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反对一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等等。西方国家，为了实现他们的险恶目的，向我国大肆贩卖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在本质上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马克思主义，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4）从国际上看，在当代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虽然呈现出多种复杂情况，但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对立。双方争斗的主要形式是以意识形态作武器进行“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因为，从十月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积极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邪教法轮功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等作为政治思想武器，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心理战和宣传战。他们还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诱压结合、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政策，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5）从全球化角度看，无论是从全球化形成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今日全球化的事实来看，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是十分明显的。表明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存在着意识形态陷阱。西方国家会凭借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乘着我国加入wto、扩大对外开放之机，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但自从冷战结束，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策略，总是试图掩盖其意识形态目的以迷惑世界。我国坚持的是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仍属于不发达国家，“免疫力”差，而对加速进行的全球化浪潮及其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依托于前沿技术的文化侵略与生活方式颠覆，应有有效的应对策略。
3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1）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都表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除了要靠坚强的政治领导、雄厚的经济基础、完备的制度和法治，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在当代中国，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最根本的就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维护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体系结构是多层次的。其最高层次是共产主义道德，其次是社会主义道德，再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般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应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总的来说是实有道德，但也有一定的应有道德成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社会生活的一般实有道德比较复杂，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封建道德（如男尊女卑）和资本主义道德（如个人主义）的影响，但这两种道德只能是残余，而且主要以其影响导致类似道德现实的出现，且已不占主体地位。总的来讲，倡导理想道德，巩固实有道德，抵制封建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的侵蚀，是维护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的重要任务。因此，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以集体主义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以诚信教育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构建家庭、学校、单位、社会一体化的道德教育网络，营造浓郁的舆论和教育氛围，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
（3）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精神基本上属于观念形态，民族凝聚力则是通过民族精神的作用而表现出来的整个民族特有的亲和力和向心力。全球化造成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我认同危机，而增进民族认同是民族精神的最基本功能，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核心是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是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关键，我们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能够强化民族忧患意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复杂局面下始终掌握主动，把全球化的压力变为民族振兴的动力；另一方面能够增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提高抗御西方文化攻势的抵抗力，能够弘扬民族自强意识，勇于面对全球化的大竞争、大压力，昂扬向上，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4）加强网络管理，构建网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要把我们强大的思想政治优势嫁接到互联网中，大力加强网上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充分展示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优秀文化遗产，以拓展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文化归属感和凝聚力。一方面，积极扶植和鼓励我们更多的新闻媒体、报纸、宣传和文化机构进入网络，创办和统筹规划新闻、对外宣传、理论、文化等网站和页面，办好我们自己的网站，扩充、丰富网络宣传内容，并提高网络宣传艺术，增加功能，集中力量重点扶持，加快建设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名牌网站，保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文网络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通过依法治网，以德治网，净化网上风气，规范和保护传媒网站，使网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能够畅达和尽可能少地受到歪曲，特别是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对网上信息的鉴别、控制、审查和筛选，及时发现、过滤和剔除有害信息的侵入和干扰，包括含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破坏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信息，和封建迷信、淫秽色情等不健康的信息，削弱网上的非法行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网上的意识形态渗透，塑造一个健康的政治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张骥.网络时代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冲击与对策［J］.社会主义研究，2001，（4）.
民族意识形态篇10
关键词：民族主义；现状；思考
中图分类号：C9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3-0024-03
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具有多样性，可以表现为某种情绪和情感、文化情结、思维风格、行为方式、社会政治运动、意识形态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思想状态、学说或运动。
近代民族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以法国大革命为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在同封建主义、宗主国权威、尤其是教会和教皇统治权利的长期斗争中出现的。18世纪的西欧，由于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市民社会交往能力显著发展，民族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逐渐转变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和文化。人民要求自己成为者，反对封建专制压迫。随后，民族主义通过各种途径被传播到欧洲与世界的各个角落。
近代民族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密切相关：民族是独立国家的有机体，是政治斗争和政治机器的产儿。当代世界政治的现实证实了这一点，离开国家的保护，民族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中得不到承认，甚至连基本生存权利也难以保障。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指的是与统治中国社会的政权的范畴相一致的中华民族，而不是56个民族中的各个民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实体，有几千年的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积淀。作为一个自觉实体，它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不是同资本主义一起生长的，而是反殖民主义的产物。
一、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国民族主义
满清统治时期，汉民族对满清朝廷持有的是一种基于狭隘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民族偏见，满清统治者也很难整合民族情绪，不能利用民族主义反抗外来侵略，反而害怕人民的力量威胁自身的统治。于是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自发的、局部的。面对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民族危机，当时中国的部分精英阶层认识到必须通过自立自强来维护自身的生存，一部分深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民众武装起义反抗外来侵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自卫型民族主义。
在当时的精英统治阶层中，以倭仁、徐桐、刚毅为代表的一部分上层人物继续着盲目自大的保守思想，盲目排外，无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他们鼓吹中国的传统文化，鼓吹儒家思想道德。这是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利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一流派并不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
近代史上，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流派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务实的民族主义。在与西方接触和斗争中，出现了一批开明的政治精英和地方士绅。他们认识到，西方入侵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要摆脱这种威胁，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但由于对西方认识的不同，他们所倡导的救国之路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入侵之初，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加强海防，以维护清王朝的独立和领土完整。19世纪60年代，在所谓“自强”的口号下，出现了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其在六七十年代，主要以强兵为主，有鲜明的军事色彩；到了80年代，除求强外，还提出了求富的口号。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派，以及以载泽、端方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都试图借助所谓的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挽救清王朝。这些派别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所提出的救亡图存的方法和手段，都建立在保留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这一基点上，都不主张对封建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然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思想是造成中华民族近代落伍的重要根源，靠它来挽救民族危亡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
到了20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完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前途感到茫然。此时，孙中山第一次将民族主义理论化、系统化。三民主义理论第一次将民族主义纳入了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第一次把国家、社会、阶级、个人统一到“中华民族”的崭新概念里。随后，建立了中华民国，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并开始按现代国家操作。国家平等、民族平等的现代观念，开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变成了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军阀混战，人民继续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中央政府更迭频繁。现代民族国家以民权、民族平等、共和国为基础的指导思想并未深入人心。尽管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建构和政治关系，但中国社会的文化建构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旧的传统文化无法为近代民族国家提供所需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以为契机，面向西方的新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讨伐旧传统文化，为新的民族国家和统一的“中华民族”概念奠定了文化基础。遗憾的是，宣传的新文化在当时中国社会只为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上层所接受，并未成为当时中国广泛的社会认同。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其关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理论也为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像以前的知识分子那样照搬西方的理论，他们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认识到中国最大的革命力量在农村，创造性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农民的最基本需求，发动了中国最广大的群众，把一系列新的现代思想概念如“革命”、“进步”、“解放”植入了社会文化意识。1931年，日本开始侵华战争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对象团结了大量的民族主义力量并使自己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民族革命，抗日战争也最终把“中华民族”凝结成为一个共同体。
三、冷战期间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中国民族主义。
在美苏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居于主导地位，不仅东西方各国的民族主义都限制在美苏战略利益的框架之内动弹不得，世界其他地区的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都带有美苏对抗和争夺的背景，受到美苏两家的控制和压抑。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主导了民族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敌视态度。新中国则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世界格局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中国政府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等一系列口号，以此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调动民族情绪，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受意识形态所主导，是为巩固民族独立，保护领土完整，发展民族经济服务的。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实行‘绥靖政策’，实际是投降主义，为美帝国主义反革命全球战略服务”。于是提出了“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民族主义情绪也被往这个方向引导，号召整个民族起来反对两个霸权主义国家。
进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不仅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还迫切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并引进外资，而继续张扬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民族主义显然与此背道而驰。同时，伴随着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逐步改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和社会凝聚力的功能逐渐淡化，不再需要以意识形态为旗帜动员民族主义情绪反对西方。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开始走向缓和，中国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消失。基于以上原因，中国民族主义逐步降温，在八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处于历史的低潮。
四、冷战后中国民族主义又一轮新浪潮
冷战结束后，中国民族主义同世界总趋势同步，放弃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直接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从此时开始，中国民族主义逐步升温，到21世纪初掀起了又一轮新高潮。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书籍曾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关注。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及中美撞机事件使国内反美情绪空前高涨，而中日之间的争端也时常影响国人的反日情绪。这些都是民族主义在中国重新崛起的表现。
中国民族主义在冷战后重新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苏联解体使西方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国，西方对中国的敌视自然引起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1989年，中国发生“”，西方大国大肆渲染人权问题，借此干涉中国内政。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带领下对中国进行制裁。1999年的大使馆被炸事件和2000年的撞机事件更是严重恶化了中国普通民众对美国的反感情绪。
（二）冷战结束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壁垒增加，各国都以本国利益为重。面对中国的廉价商品，为了保护本国工业，西方发达国家以环保、反倾销、贸易配额种种措施限制中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中国自然而然对此进行了反击，借助世贸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也必然会刺激到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冷战后，一些冷战所掩盖下的矛盾重新迸发。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还存在领土争端，比如南海诸岛的归属问题，相关海域的划分。特别是中日关于的争端引起了新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新高潮。
（四）冷战以后，日本社会意识逐步右倾化，领导人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步步后退，出现了“教科书事件”，小泉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冷战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逐渐升温及重新高涨呢？
（一）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六年代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民族主义积极成果的代表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以来前苏联地区、巴尔干地区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持续不断的民族冲突，则是民族主义消极影响的突出例证。在多元的民族国家中，只有享受“国族”特殊地位的主体民族才会具备上述爱国主义意识，其他少数民族不可能有、往往也不愿有类似的情感，相反，它们总在不懈地做出努力，要么在原有的国家政治格局范围内上升为“国族”，要么另立门户，建立新的、虽然更小但种族成分比较纯粹的“民族国家”。在冷战后的中国，我们要注意那种基于满族、藏族、维吾尔族意义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存在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联系纽带的否定，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完整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我们也要反对，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稳定。
（二）我们在发展经济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道德思想的丧失，拜金主义的出现，社会思想极为混乱。儒家主义被一些人认为是振兴民族精神、重建中国人的灵魂、解决当代道德伦理危机、维持社会秩序的救世良方。新儒学的提倡者主张，把现代中国民族精神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之上。但是，儒家思想是为封建社会统治服务的，其核心是士大夫伦理道德，从未成为大众文化，也就无法为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提供社会价值准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为中华民族找到新的“根”。
（三）当前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高涨的直接原因是中日之间在靖国神社和等问题上的对立以及中美之间在上的矛盾。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中国普通民众的情感和利益，对民族主义的影响非常强烈和持久，并且不易被引导或改变。比如，人民日报原评论员马立成和知名学者时殷弘提出对日新思维，主张把中日的历史恩怨摆到一边，以新思维发展两国关系，立即受到广大民众的批评和指责。民众的民族情绪确实可以理解，也是十分正当合理的，这也是对我国外交斗争的重要支持。但是，这之中充斥着的是大量情绪化和偏激的言辞，只是简单的抗议和反对，缺乏理性和系统性。塑造民族主义的一个根基是建构一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当前民族主义情绪还没能上升为系统化的思想理论，也还没有在全民族范围内形成共识。我们应该多一点实是求事的理性思考，少一点情绪化的鲁莽。从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来引导我们的民族情绪，而不是计较一时的得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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