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1
关键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生有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要比自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5］。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отредакции.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93(10):24－26.
［2］стёпинвс,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овма.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итехники［eb/ol］.(2006－06－20)［2007－08－02］.http:∥www.philosophy.ru/library/fnt/11.html.
［3］розинвм,гороховвг,алексееваию,etal.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eb/ol］.(2006－06－28)［2007－08－02］.http:∥www.philosophy.ru/iphras/library/filtech.html.
［4］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инвм.философс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техническихнаук［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ан.математикаитехническиенау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0(10):81－82.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2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马克思主义哲学(324次)、马克思主义(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马克思主义(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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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3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4
［关键词］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10]任元彪.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4):p19~21.
[2][17]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演进和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8):p99~101.
[3][8]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6):p80~82.
[4]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p1.
[5]于棋明.学科建设与课程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12):p67.
[6][12]陈其荣.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p14.
[7]郑毓信.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4):p93~94.
[9]张培富.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回眸[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1):p14.
[11]吴国盛.试论自然辩证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3(4):p1~4.
[13][18]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p54~59.
[14]刘大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科学哲学[j].哲学动态,1999(6):p2~3.
[15]赵景来.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若干问题研究述要[j].教学与研究,2004(6):p66~72.
[16]安维复.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2):p36.
[19]黄瑞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概述[j].哲学动态,2004(8):p19~21.
[20]曹天予.西方科学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1):p7.
[21]赵跃红.论域、主题和基本方法:科学哲学究竟会走向何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3):p56.
[22]田鹏颖.社会技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j].社会科学辑刊,2004(6):p12.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5
关键词：实验哲学；理论心理学；启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8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030-02
实验哲学是近年内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新兴起的一股研究浪潮，在哲学界反响强烈，提倡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视角去看待和探究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和启发。理论心理学与哲学同根同源，它保持着传统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该研究方法的非经验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受到非难与阻碍。哲学领域内出现了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反叛，这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何借鉴？本文旨在分析实验哲学运动的新发展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引入新的研究契机。
一、实验哲学的兴起与新发展
近些年来，由一批年轻的分析哲学家所掀起的新兴变革运动正在哲学界兴起。他们脱离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单纯依靠“扶手椅上”的单纯思辨方式继续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实验分析。同理论心理学的产生一样，实验哲学的发展壮大也是受到了哲学发展进程中内部局限与外部发展的矛盾相驱动。
内部局限是指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其有效性上存在着很大限制，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纷繁万变的世界中，人类创造的概念系统也是庞杂的，若不借助于外在的经验或物质条件，单凭有限的想象或逻辑推理，往往难以驾驭概念系统的复杂性”[1]，因此哲学迫切需要方法的革新。于是哲学家们需要寻求一个更为综合的研究道路，凭借实证方法探究人类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真实想法的实验哲学就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实验哲学家们结合了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人类直觉问题背后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
外部发展是指其他学科发展带来的促动。哲学的研究内容很大部分是探索人自身问题，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关注，他们从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和突破对于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一个促动。哲学需要保证其学科的竞争力就需要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对趋势下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另外诸如概率论、统计决策论、博弈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实验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工具土壤。
在诸多因素的促动之下，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武器重新探索古老的哲学议题，以期脱离传统哲学研究沉寂的氛围。
近年来，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相应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哲学实验室有意大利pavia大学哲学系的计算哲学实验室、加拿大SimonFraser大学哲学系逻辑与体验哲学实验室、美国arizona大学哲学系体验哲学实验室等，其研究课题也都颇具代表性[2]。如美国arizona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认知直觉、规范学习、自我概念等议题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非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自由意志的直觉等问题。
在上述代表性的实验哲学研究当中，是采集普通人所持有的直觉数据来统计分析问题答案，但哲学的探究并非是寻求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的答案，而是需要指出或纠正流行的谬误，寻找“应该是什么”的解答。统计数据只是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获悉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一些转折，再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实验哲学的结果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间接的，或者说是“黏合剂”与“指路标”的作用。
二、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方法论的转向
实验哲学的兴起，本质上来说是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新，是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体现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向。
面对一贯运用思辨方法、逻辑研究来论证，全凭直觉经验度日的传统哲学，实验哲学首先挑战的就是其对于直觉知识的过分依赖，通过实验分析对哲学思想有更深刻的洞察，使原本晦涩、模糊的哲学问题更加具体、清晰，正体现了实验方法的强大竞争力。也正是这种优势，促使了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有鉴于此，理论心理学也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是激进的相对主义方法，而是“在推进理论型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同一性。这是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的方法”[3]。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在当前的理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的发展中：第一，须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间的综合，创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模式”；第三，要不断的寻求和掌握新的方法技术，为研究提供新视域，新观点。
（二）探索融合之路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运动，对其最大的争论也必定集中在哲学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方法论改变是否必要和正确。有人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将“做哲学”变成了“做心理学”，是“越俎代庖”。但支持者认为，哲学并没有忘记它的终极使命，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寻求老的争执问题的新解，是启发新的问题去思考，它是一种对新时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这样的良性创新，提示我们重视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中探寻一条融合之路。
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向来存在着许多难以平衡的分歧争议，经由实验哲学发展的经验，我们看到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存在着难以轻易跨越的鸿沟，但这些冲突、矛盾都是正常合理的，“对现实主义的多元论来说，冲突具有潜在的建设性意义，这些冲突通过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4]。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具体的工作需要依据充足的实验资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形成概括体系化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在逐渐面向那些经验性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形而上问题。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深层次和高难度的特点。而无论是运用实证来研究还是借助理论来研究，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主题都普遍面临着如何把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难题。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需要依赖实证的研究范式，更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纲领来指导研究。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促进心理学向譬如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那样的态势迈进”[5]。心理学迈入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提升学科整体理论研究的新阶段。“现代心理学从来都不缺乏实验的资料，通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素材、模型等，但如何将这些零乱的资源合理统筹起来，构建成可用的框架体系，正是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6]
（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实验哲学的展开是为了寻求一致性的解答，为了更好地指导研究。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实践的要求。哲学是关于“应该是什么”学科，它在寻求关于人类本质“最好”的解答，而这种“最好”离不开对实际的讨论，什么样的“最好”对现实才有最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引入实证的方法是势在必行。
缺乏事实基础的理论，就像是沙滩上的建筑物一般容易倒塌；而缺乏理论依据的事实，则像是杂物间里凌乱的材料一般无法建造科学的大厦。纯粹的理论研究是空泛的，是没有说服力的。理论心理学家只有并重实践性的研究，才能以科学的精神，掌握到科学心理学的脉搏，才能客观的指导实证的研究。因此在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努力寻求关于实际的理论，希冀对实践的开展有所助益或指导。我们不断提出理论，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最终只为创立更好的理论。“好的理论应该是在社会实践中更有解释力，预测力和效力的理论，甚至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7]。
理论心理学的研究也与实践密不可分。从理论心理学的内容范围看，研究实践问题本就是理论心理学的分内之事。心理学理论既包括元理论，也包括与具体实践相关的实体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理论心理学的最终发展目标应该是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应用性的问题。理论心理学研究者应当关注实践问题，更应当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理论研究，以使理论研究趋于完善[8]。
三、结语
实验哲学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开拓了研究哲学问题的新契机，扩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推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9]。理论心理学如何参照实验哲学的经验，继续推进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促进心理科学的成熟？我们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能借鉴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发展观念。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最终与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走上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我们也期望在心理学界能够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营造一个是与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氛围。
参考文献：
[1]张学义.实验哲学：一场新的哲学变革[J].哲学动态，2011（11）.
[2]周昌乐，黄华新.从思辨到实验：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J].浙江社会科学，2009（4）.
[3]霍涌泉，魏萍.西方理论心理学的演进及方法论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4]霍涌泉，刘华.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5]霍涌泉，段海军.从理论之基，研究内涵到方法进路，发展契机――拷问理论心理学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6]葛鲁嘉.理论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内涵[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7]叶浩生.什么样的理论才是好理论――基于理论心理学的视角[J].心理学报，2012（1）.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6
关键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生有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要比自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Отредакции.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93(10):24－26.
［2］СтёпинВС,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овМА.Философиянаукиитехники［eB/oL］.(2006－06－20)［2007－08－02］..
［3］РозинВМ,ГороховВГ,АлексееваИЮ,etal.Философиятехник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eB/oL］.(2006－06－28)［2007－08－02］..
［4］ГороховВГ,РозинВМ.Философс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техническихнаук［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АН.Математикаитехническиенауки［J］.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1980(10):81－82.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7
一、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新时期头10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它是从影响深远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的。这一讨论及其所蕴涵的理论问题的充分展开，催生并形成了认识论研究热，进而引发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1.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端意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惊雷，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规模空前的大讨论。关于这场讨论的政治意义，邓小平同志已经作了精辟的总结，认为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从哲学上看，这场讨论的意义则在于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
了哲学基础。随着实践标准的确立，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哲学界也对建国以后的几次著名的哲学论争，诸如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等都作了重新评价。而陈晏清的《“”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一书，则对“”期间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作了全面的清算。
2.认识论成为热点和价值论研究兴起
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开启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那么这个热点非认识论莫属。随着讨论的展开，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实践检验的过程和机制、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以及实践的要素和结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认识过程中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反思与重构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引发出来了，认识论自然也就成为那个时期哲学研究围绕的轴心，甚至关于辩证法的讨论也是以“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这一经典命题的形式展开的，“主客体关系”即“认识论”架构成为人们重新理解哲学及其全部理论问题的切入口。
在认识论研究成为热点之时，价值论研究也开始兴起。我国的哲学价值论研究是从认识论中逐渐独立出来的。从相关资料看，杜汝楫1980年在《学术月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是价值论研究兴起的第一个信号；刘奔、李连科1982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则对这种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随着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1985）、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1987）、王玉？的《价值哲学》（1989）、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1991）等著作的出版，价值论逐渐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些著作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自觉建构。
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主要有三个论域，即价值本质论、评价论和价值观，前两个方面都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而价值观研究尽管一直是热点之一，却大多停留于应用层面，至今没有出版成系统的基础理论著作。此外，价值论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价值论的定位问题：它究竟是哲学基础理论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一种哲学形态？还有学者提出哲学应该从“拟科学”走向“拟价值”，即所谓“价值论转向”。
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要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恢复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经过众多学者的齐心协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终于在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虽然该书内容只讲到斯大林为止，但基本上建立起了该学科的框架结构。随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课程在综合性大学哲学系普遍开设，标志着马哲史学科建设步入正轨。从那时以来，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多部通史和专题史著作。上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各高校又陆续出版了一批相关教材，而专题和个案研究则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展开。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黄？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它作为国家“六五”和“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历时10余年方告完成。该书总字数超过400万，其作者多达57人，几乎囊括了我国马哲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全部专家学者。本书以其规模大、质量高，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整体水平的代表作。
在马哲史学科建设起步的同时，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也蓬勃开展起来。我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集体编写的，这些教材都打上了明显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烙印。虽然后来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版的教材不计其数，但无论体系还是内容都互相雷同，并无特色和新意。
教科书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并且形成了互有差异的几种不同观点。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继续展开是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随着实践、主体性和价值等问题的凸显，有学者明确提出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的一个生长点，传统教科书体系改革已成为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因为传统教科书体系不能容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阐述。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其积极作用是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形成了上世纪90年代后日益活跃的多样化研究格局。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成果，实际上主要体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编写的几部新教材中，如辛敬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的唯物主义》，陈晏清、王南？、李淑梅合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等。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一部多次修订再版的高校文科教材，虽然书名一直未改，但从第四版开始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叙述上都做了重大调整，比较彻底地贯彻和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在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理论探索方面，高清海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最有深度；而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则以肖前等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和陆剑杰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为代表。但是如何不断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和学术研究的进展，通过体系调整、内容更新以及话语方式改变，编写出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应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教科书，至今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此外，改革开放初期还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从1980年开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几乎所有报刊都卷入其中。“这场争论在人道主义史中形成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即在总结历史上对人道主义的理解的基础上，区分了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或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处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的人道原则，即人人平等的原则；一是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历史观。这种区分导致人学学科在中国诞生”。（黄楠森）
二、“问题意识”的凸显和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勃兴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觉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实际是从“体系内部提问题”到“体系外部寻找生长点”的转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迅速兴起；同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表现为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重新思考趋向哲学研究的前台。
1.“问题意识”的凸显和研究重心的转移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的学者概括为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孙正聿）。研究者普遍感到，当今世界格局和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急剧变化的生活世界本身向哲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迫切需要哲学面向自己时代的现实问题，把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虽然在哲学捕捉和把握时代问题的方式上，即在如何把时代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哲学研究的课题上仍有分歧，但主张哲学研究应该面向时代问题，则是基本一致的。诸如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社会转型问题、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及其代价、环境问题、利益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价值冲突、精神生产、文化比较的方法等等，所有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问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和理论探索的兴奋点。其中，发展问题、文化问题、价值问题和人的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哲学界集中研究的四大相关的重点问题，并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比“问题意识”的凸显更深层次的变化是研究重心的转移。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如果说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唯物论和辩证法，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认识论，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其研究主题或研究重心则发生了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移。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涉及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民族独特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而市场经济及其负面效应的暴露，则关系到如何看待“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及其历史作用。因此，诸如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三形态”和“五形态”理论、马克思晚年书信中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和人类学笔记中的东方社会理论、交往方式变迁与社会进步，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推向了哲学研究的前台，并且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抽象议论，而是与怎样理解这个变动的时代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历史观成为研究重心，至今不衰。进入21世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些研究课题，诸如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生产理论、交往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仍在继续深入进行，而现代性、全球化、公共性等则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可以预见，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性，这方面的研究今后仍将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2.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勃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凸显最直接和具体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兴起。这里所说的领域（部门）哲学不同于通常所谓的哲学二级分支学科，而是指以某个特定的领域为对象和范围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部门（不同于分支），诸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人的哲学（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日常生活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等。90年代以来领域哲学研究发展迅猛，其中社会哲学、人的哲学（人学）、文化哲学是成果最为突出的几个领域。
（1）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哲学研究。这种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般是与现代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是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重要主题，随着发展进程的加速、发展矛盾的暴露和发展代价的突出，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2）人学理论研究。人学理论研究蕴涵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9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中所谓“人学空场”的责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要求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理论界也日益关注人的权利、人的品质、人的能力、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发展等问题，逐步形成了对人的整体宏观的综合研究，即人学研究。虽然关于“人学”的名称和人学的学科定位，从中国人学学会酝酿到2001年正式成立，其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且有众多研究者参与其中的研究领域。
（3）文化哲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以及文化冲突的发生，文化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全国范围的“文化热”，90年代以后又兴起传统文化热。哲学界也把目光投向文化问题，逐渐形成了文化哲学这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文化哲学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既有文化的本质和特征、文化的类型、文化传统及其变革等基础性问题，也有我国文化发展方向等战略性问题和文化体制改革等对策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对策性研究，而哲学界则力图通过基础理论研究来引导和促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变革。
3.重思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
上世纪90年代，在领域（部门）哲学成为显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也继续稳步推进，除了在辩证法、历史观、价值论等具体理论方面的进展外，研究逐渐聚焦于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这是80年代以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而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学者们普遍认为，哲学观是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历史上哲学理论的重大或根本性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对于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及其实质的把握，必须从哲学观的视角切入。基于这样的认识，原来处于哲学思考后台的哲学观问题，一下子被推到了哲学研究的前台。与此同时，原来只是在哲学原理的绪论中出现的关于“哲学本身”的简略概述，开始有了系统的专门研究，综合性大学哲学系也普遍开设了“哲学通论”或“哲学导论”之类的课程。
学者们指认，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也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但是透过这些表述，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变革，它改变了哲学的性质和功能，改变了哲学问题的提法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也改变了哲学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方式。总之，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破除了人们以往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种种僭越和虚妄，对于在当代条件下重新理解马克思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从“领域分设”到“路径分化”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成为新的研究风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世纪之交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两个方向；经过30年的探索和积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目前正孕育着新的范式转换。
1.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
2001年，“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创设对于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主办的一个年度学术论坛。论坛自创设至今，已经连续举办八届，几乎每一届论坛的主题都成为一个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第一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第二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第三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第四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第五届论坛主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第六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第七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第八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首先得到关注的主题，它既是上世纪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继续，又是90年代后期马克思哲学观反思的深化。
作为世纪之交形成的一个热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方兴未艾，至今不衰。其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从本体论变革或存在论转换意义上，来深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实质，从而在理论上推进了当代性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分歧很大的焦点性问题之一。近年来，这一问题又得到了新的开掘。学者们致力于从存在论变革或生存论转向意义上来阐扬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他们确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的，其结果就是从根本上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从而实现了哲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研究中有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所谓“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之争。一方面，争论双方都可以从经典文本中找到依据，由此牵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异问题；另一方面，争论双方在“本体论”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又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缺乏哲学历史和学理的根基，从而使讨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因概念不清而导致的无谓之争。有鉴于此，有的学者对“本体论”的词源、汉译和学术流变做了细致的考证和梳理，从而提高了相关研究的学术水准。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当代意义，并通过切实的创造性研究，在当代语境中提升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2.马克思文本研究方兴未艾
近年来，由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以及国内对这一新版本的引进，伴随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之说的兴盛，马克思文本研究日益引人注目。meGa2所做的文献甄别和考证工作及其附卷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料，为文本研究的兴起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文献资源；而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率先引入文本学方法解读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则对国内相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都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课题组，一些学术著作中也开始积极地利用新版本所提供的文献资料。代表性成果除前面提到的外，主要还有：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的热点问题》、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等。
文本研究发轫之初，学者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方法论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我们今天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首先应该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因为此类研究，过去一直在“原著选读”的名义下进行，如果没有方法论上的反思和提升，现在的研究很难达到新的境界和水平，甚至有可能在新名词下重复过去的老套路。如果说“原著解读”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现成性及其思想的真理性作为自己的立足点，那么“文本研究”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未完成性及其思想的问题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清理了马克思文本的刊布情况及其所引发的重要事件，分辨了文本研究的不同类型。其二，尝试在解读模式上进行突破和创新。当然，相比马克思文本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已经取得的成果还只是初步的，真正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文本研究提高了马克思研究的学术水准，并且促进了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对话。
3.探索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研究外，学者们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而把这种研究的目标锁定在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上。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一结合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征、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过程，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重大课题，从而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同时也应是一个学术上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理论修养与民族智慧的问题。
现在成为学者们关注焦点的问题是如何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许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这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术流派本土建构的一项重要使命。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日益成为哲学界的一个共同诉求，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的“问题意识”，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诉求，同时还是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必由之路。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现实形态而存在，它将成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新贡献。当然，从任务的提出到目标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4.研究路径的分化和范式转换的前景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学科逐步形成了八个二级学科分立并存的体制和格局。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之下，围绕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又逐渐分化形成了如下几个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域（部门）哲学。每个方向都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和科研从业者，基本上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科布局。可以预见，以上几个方向的研究都会在分化、整合、转型的基础上继续存在下去，今后也都会在不同的层面取得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已成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学者们提出了种种主张或方案，诸如实践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生存论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等等，但都很难形成共识。回顾3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现在还很难说已经形成了某种成熟的研究范式，但依托于不同的学术群体，确实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风格，或者说不同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式。在现有队伍状况和实际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有以下四种：
（1）“文本式”进路。主张“语境回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思想发生与发展的特定语境中来把握其本真意义。
（2）“对话式”进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沟通与对话，以实现二者之间的“视界融合”。
（3）“形态式”进路。以“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为研究纲领，关注的重点是“开新”和“创新”，即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4）“问题式”进路。认为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发展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正确地抓住、及时地回答人类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并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获得发展。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8
1.社会哲学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市场经济的改革，自此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人们的社会活动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过渡期的市场经济新模式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创造了很大的价值，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社会哲学是对其进行服务的理论体系，它对整体社会生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使命，对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深层次的问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能够促进经济的和谐发展。
我国对社会哲学的研究主要是因为社会哲学可以对社会问题进行系统的哲学反思，并为社会的发展、变革以及转型提供一定的政策依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哲学思想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较深，最初是通过对苏联哲学论著的翻译而不断认识到社会哲学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主要分析了两个维度的哲学问题，一是历史哲学，一是社会哲学，这两者一个属于唯物史观，一个属于现实历史。历史哲学是对人类发展历史的规律进行的辩证性的分析，而社会哲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在进行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研究时，人们往往比较注重对历史哲学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现实历史的研究[1]。纵观马克思一系列论著中的研究方法，在对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时，无疑是参考当下社会的现实条件以及社会矛盾。只有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哲学维度，能够从现实历史的角度去解读马克思的论著，才能更好地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社会哲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2.1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
社会各界对于社会哲学的学科性质存在一定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社会哲学即是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它是对社会认识的一种方法论。例如查理德?S?拉纳德在他的著作《社会科学哲学》中就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并将其与科学哲学做了比较：“在社会哲学家论述某些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的可成立性（tenability）的地方，科学哲学家则去论述这些理论的科学的可检验性（testability）。[2]”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通过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探究来制定出一套符合人们伦理和价值观的行为准则，它主要强调一种思想意志和价值追求。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哲学还具备一定的批判性质。例如，范伯格认为社会哲学可以对社会制度以及政治制度进行合理性的评价，不仅对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有一定的分析性，也可以对社会发展进行一定的规范性研究。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社会哲学也是一个学科群，而历史哲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层次。我国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涂可国教授在他的《社会哲学》论著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将社会哲学的范围扩宽并划分了三个层次，分别为狭义社会哲学、中义社会哲学和广义社会哲学。由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法律哲学、教育哲学以及道德哲学构成的被称为狭义哲学，而中义社会哲学增加了文化哲学这一学科。文化哲学包含宗教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文艺哲学等。在中义社会哲学的基础上同时又对历史哲学和一般社会哲学进行了研究的属于广义哲学。一般社会哲学就是反映人们的社会活动中社会心理及社会价值的普遍规律的一门哲学，通过对当今社会的发展现状、本质以及变迁过程进行探究，对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思。
2.2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哲学是对当今社会的现实状态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并没有对深层的历史层面进行剖析。在进行历史哲学的研究时，也需要在社会哲学的基础之上进行，可见两者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的研究，而是在同一哲学层面上的不同的维度。哲学层面的问题研究一般是对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总体性的认识和总结，比如对整体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认识，通过探讨这些社会变化和发展趋势，对人们的自身社会活动提出一定的反思。社会学并未对人类的自身活动进行反思，从这一点就反映出了社会学与社会哲学的区别性。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主要是研究人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它认为在人类社会活动之下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并体现出了特定的社会形式。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活动、生存状况以及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社会哲学除了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以外，还需要对人们活动以及生存的意义进行深入探究，思考社会结构的存在缘由以及其合理性。这种反思的特性并没有限度的约束，其追问和反思具有一定的彻底性。
2.3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
在对社会哲学进行研究时，不仅要明确研究范围以及研究对象，还需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哲学领域，其研究结果可能会随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在不断改变。社会哲学的研究问题就是对社会问题的探究，比如说社会结构的发展、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等。纵观马克思的研究论著，不难发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以及批判主义等思考方法均分别运用进了社会进程、社会结构等研究中，有效地将静态的结构特征与动态的变化规律有效结合起来。一般在对静态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时，可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在研究社会的演变进程时，通常可结合历史主义的方法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探究。在进行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时，一般要将各种方法结合起来，以体现更为科学的理论分析，赋予哲学反思更具现实意义的价值。但目前在对社会哲学问题进行研究时，并未形成统一的规范，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从理论性的问题转换到实质性的问题时并不能体现出深刻的现实意义。总而言之，对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方法仍然受到唯物历史主义研究方式的束缚，很难将其与社会学的研究区分开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在社会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十分有限，很多学科的探讨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2.4社会哲学的研究条件
我国在对社会哲学进行研究时，离不开教育部门为其提供坚强的后盾。在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之下，我国各大高校也逐渐开设了社会哲学的课程以加快社会哲学领域人才的培养。例如，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都将社会哲学作为硕士或博士的一项专业科目，以加强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同时，一些专业性的刊物或者栏目也为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例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哲学》、《社会哲学导论》、《社会历史哲学引论》等刊物[3]。这为社会哲学问题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尚缺乏完善的研究条件。社会哲学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哲学研究，而我国在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人才尚且缺乏，研究资料和翻译文献均十分稀少，不能为社会哲学做出足够的铺垫。由于社会各界人才对社会哲学的研究缺乏一定的认识，并不能激起知识分子对社会哲学的兴趣，因此，在社会中普遍存在一些人士对社会哲学抱有排斥的态度，这也不利于社会哲学的研究与发展。
3.社会哲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的视角之下对现实社会进行研究。因此，社会哲学是我们探究现实社会最重要的依据，只有对社会哲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才能掌握社会发展的动态，了解社会的需求，才能对社会的发展发挥出更大的指导意义。我国在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步伐之下，更需要通过社会哲学的研究来对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进行整体性的把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哲学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为以增长为取向的社会哲学、以和谐为取向的社会哲学，以及和谐与增长并进的社会哲学。我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渲染，一般以“中庸”和“仁爱”为主，因此，最初是以和谐取向为主的社会哲学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随着市场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形态已逐渐向以经济增长为主的趋势发展。在经历了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形态之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以可持续发展为主的号召，这就更加提示我们要将增长取向与和谐取向进行平衡妥善的处理，以长远的发展眼光从本质上解决社会中各种矛盾问题。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9
然而，在这场讨论中，由于所关注问题的重点不同，同样是谈论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人们却赋予这个问题以不同的理解。就是说，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与否这个问题，包含着种种的争论与看法;而这些看法之所以产生，有不少是由于人们在谈论不同的问题所致。一旦理解了争论的双方或各方都是在围绕一个具体的问题作讨论，也许人们的思想分歧未必像现在所想象的那么大。因此，为了消解一些题外的问题，或者说使问题的讨论相对集中，这里我试图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将应当重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哲学的思维态势与类型——凸现出来，希望人们能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当然，所谓将应当重视的问题凸现，正表现了我对中国哲学的一种理解或“成见”，因为在不同人眼里，值得重视的或者说该“凸现”的问题可能是不同的。
一、中国有无哲学?
在关于这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到底有无“哲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相当道理的:显然，假如连中国到底有无哲学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以前，是谈不上有中国哲学学科，也谈不上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的。因此，中国到底有无哲学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元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争论是激烈的。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人士认为，哲学依其讨论的问题，以及其展开问题的方式，都属于西方学术的范围;中国传统学术中，从来没有与之相当的一门学问。而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士宣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哲学，只不过其名称不同，或者关注的问题不同，甚至言说的方式不同而已。从双方展示的论据来看，各有各的道理，并且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哲学”的定义问题：假如用“哲学”一词指称像西方学术史上那样的一门特殊学科，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确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哲学”;但是，假如将哲学的边界加以放大，用它来指称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传统对某些宇宙与人生根本性问题进行探索的学问，那么，很难否认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哲学”。因此，争论双方的焦点,其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用“哲学”来指称西方学术传统中一门特殊的学科，还是用它来指称不同民族与文化中对于宇宙与人生普遍性问题进行探究的学问?
这样，这个问题看起来争议极大，一旦弄清楚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它却很好解决。这就看我们到底同意或者采用哪种关于哲学的定义了。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有无哲学”的讨论中，在其他学问中也屡屡碰到：人们过去习惯了采用“白天鹅”的定义，但是，有一天，人们忽然发现了一只羽毛是黑的天鹅，这时候争论发生了：是应该修改“白天鹅”的定义呢，还是认为那只黑鸟不能称之为天鹅，而需另外命名。关于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也可以作如是观。
二、中国哲学的内容与研究方法
看起来，这场争论中最激烈、并且看法难以统一的，还不是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是中国哲学的内容有哪些，以及该如何去处理与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是人们有感于长期以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士，都习惯于用西方哲学的一套方法以及学术范式来整理与研究中国哲学，但发现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结果使中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简单附庸或图解，而抹杀了中国哲学在内容上的丰富性与思维上的独创性。应当说，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提出，主要是由这一诱因引起，即人们试图抛弃那种唯西方哲学研究方法与范式马首是瞻的态度，想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但由于目前人们还没有发现一种能为当前学术界普遍公认或接受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学术范式，而旧有的学术范式已日益式微，于是从内心中产生了一种焦虑，才有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这一问题的提出。其实，从问题何以产生来看，这些人士谈论的，与其说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不如说是原来的，或旧有的中国哲学学科研究范式的“合法性”问题更为准确。
这个问题又可以分解为两个：1.像胡适、冯友兰等人建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研究范式的普适性问题;2.运用西方学术范式来整理与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适性问题。可以看到，在第一个问题上，人们容易达成共识，即认为胡适、冯友兰等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水平，尽管可以从学术史上给予其很高的评价，但无疑谈不上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范式。困难或争论的焦点在：采取西方的学术范式与研究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吗?在这个问题上，今天，认为可以完全照搬西方学术范式的“极端西化论者”已不多见，有代表性的是两种意见：一种看法认为应该而且必须采纳或参照西方学术的范式与方法，否则即使承认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也无从彰显。这就是著名的“他者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哲学有自身的学术传统，包括其看待与研究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一整套独特运思方式，以及其思想观念与学术范式，这些是西方哲学观念与学术范式所无法代替的，只有从
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出发，才能建立起中国自有的学术研究范式;更有人言之，假如采取西方的学术框架与研究范式，只会给中国哲学学科的学术范式带来干扰。
如何看待这种争论呢?本人认为，抛开极端的“西化论”观点不论，初看起来，以上两种观点似乎相差极大，仔细考察一下，可以看出，它们其实在思想上有一致之处，即强调需要建立起中国自身的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方式与范式。而只要对这个大前提加以肯定，那么，这两派的意见在实践过程中必然是会趋于一致的。何以言之?首先，因为所谓要“建立”起中国自身的中国哲学学科研究范式，它意味着这种新建立的研究范式肯定不能是中国古代哲学范式的复活与照搬，它必然是一种创新;否则，就无所谓“建立”中国的哲学范式这一提法。其次，即使想要照搬或者完全按照中国古代原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与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这既做不到，也不可能。
因为任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都必须从研究者本人先定的学术视野或“前见”出发，与传统哲学进行对话，通过“视界融合”，才会产生出一种新的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这点，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也是如此：从历史上看，大凡有创获的中国哲学家或哲学史家，都是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学术境遇出发，以此为据点，在与历史上的哲学家对话中形成其哲学思想，乃至于发展出其新的学术规范。因此，从这点上看，任何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他的视界学术与“前见”都不可能是古人的，而只能来源与受制于现代学术传统。而这种现代学术传统，从目前情况看，又只能是西方学术传统(尽管它们传人中土以后，已经过很大变形)。所以，按照i全释学的观点，任何中国哲学学科范式的建立，都离不开当代的西方学术视野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野，是它们两者的视界交融。所谓从传统学术出发，就可以建立起中国哲学自身的学术范式，从道理上看，并不可能。反过来，所谓采用西方哲学范式与方法作为参照系，既然是参照系，它必然还要落脚于中国本土的学术方法与范式，并与之进行交流与对话。
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篇10
【关键词】军事文化哲学基本问题基础研究
目前，学界已形成对文化、军事文化的研究热潮，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化学研究已经具备相当基础，但关于军事文化哲学的系统研讨尚不多见。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必然性是什么？军事文化哲学是否可以单独构成一门学科？这个研究领域是否具有研究价值？本文试图对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做出初步研讨，希望能够对该学科的建立和完善有所助益。
一、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必然性
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必然要体现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孕育和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必然性。这种深刻的必然性与文化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两种样式”密切相关。所谓文化哲学的“两种样式”，一般认为是指“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和“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就其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可能扬弃哲学，却不会规范地解决哲学问题。扬弃哲学具有超出哲学的、很实际的现实意义……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当其温良驯顺或无所作为之时，它就是哲学的一个普通的下属学科，是哲学原则的自我印证。”[1]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这是文化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外在必然性。从军事文化整体来看。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军事文化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的转变，如果这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转变没有相应的哲学理论作为指导，它便会整体地陷入盲目之中，甚至会发生逆转与倒退。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理论能够满足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呢？
传统军事哲学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主要是将“军事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军事整体的哲学考察，实际上是以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考察作为核心。而军事文化哲学首先是将军事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化活动，那么，在军事文化哲学的视野里，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也就成为对军事文化活动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化学三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必然会发生的学科融汇与转型趋势。这是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内在必然性。
我们所使用的哲学观点，就是文化哲学的观点。综观当前国内已有的文化哲学研究成果。有的自觉以“整体文化”作为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2]；有的选择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的批判视角[3]；有的认为文化哲学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人类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结果的反思来把握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以实现人的文化自觉[4]；有的立足从个体生存论的角度来揭示文化哲学[5]；有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思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6]。概括起来，文化哲学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一种融文化历史性于哲学的观点。
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我们认为所谓“军事文化”，就是指在整个军事历史进程中，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军事活动的发生、变迁和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创造出的武器装备、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的总和所反映并展现出来的人类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所谓“军事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的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是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思考的哲学。
先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哲学。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其实在军事文化哲学在以学科的可能形式出现以前就已经先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哲学观点是指一种文化哲学的观点，而非“科学之科学”哲学的观点。传统军事哲学研究是持一种怎样的哲学观点呢？这种观点是：“军事各个具体的方面、层次和部分，均有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或门类性军事学科去研究，惟独关于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需要一门概括性、综合性学科进行研究，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军事哲学的肩上。”[7]再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研究的代表著作《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概论》已经先后问世，标志着军事文化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已经在逐步走向成熟。从文化学到军事文化学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文化、军事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日益深入。对于军事文化现象的研究已经“成问题性”，毕文波教授在为《军事文化学》所作的序言中已经初步指出了这一点：“文化学、军事文化学在文化、军事文化系统构成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提炼、概括的规律性理论，其中某些基本理念和范畴又必然进入哲学和军事哲学，与其构成叠合的界面，而且该界面在所在层次范围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还可相对独立，形成文化哲学和军事文化哲学”。
二、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不妨将其与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作一比较。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是“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而军事文化哲学将军事活动视为一种文化活动，其研究领域应该是“军事文化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确定了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考察“军事文化整体”。“军事文化整体”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两大方面，分别是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的两种存在方式。从动态方面不仅仅是将“文化”理解为凝结成的“文化成果”，而是看成活生生的动态过程；从静态方面对于凝结成的“文化成果”分别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方面理解。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与文化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文化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军事文化哲学能够弥补当前文化哲学研究中分支应用性研究的不足。有学者认为，文化哲学不宜发展成为具体的学科领域，它应该作为一种传统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是人类生存图式的深刻内在。我们认同这种观点，这些主张本身便是使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有益尝试，但这种回归可以更深一步。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哲学文化性的沉淀和应用。“军事文化哲学”可以说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军事文化哲学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的探索和思考，能够为现实的军事文化活动甚至军事实践整体提供深刻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指导。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一种内蕴于生存图式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同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并列的具体领域。
第三，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学哲学性的凸显和提炼。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军事文化学的研究。军事文化学是用文化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军事活动领域文化现象及其特点规律的科学。军事文化学是军事学与文化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既是军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可视为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显而易见，军事文化学用文化学方法研究军事文化，包括军事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与交流、功能、价值判断等等；而军事文化哲学则是用哲学、文化哲学的方法来对军事文化整体进行研究。军事文化哲学研究能够对军事文化学研究起到指导作用，而军事文化学研究为军事文化哲学提供素材，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三、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
军事文化哲学研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我们所研究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军事文化本质问题、军事文化运动问题、军事文化创造问题和军事文化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理论之外，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些元理论也可以有选择性地作为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借鉴。比如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等，对我们研究军事文化哲学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关于物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发展的立场来看，还是从文化哲学关于哲学是从本质上来揭示人的最深刻的生存方式的立场来看，军事文化哲学都应该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动态性展示这种哲学的生命力，开放性决定这种哲学的影响力，批判性体现这种哲学的创新力。这三种性质缺一不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要体现出这三种性质，体现出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体现出人们在军事历史进程中所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因此，由人们在这种生存方式中所创造出的物质、制度及精神成果，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而研究这种军事文化的哲学理论也必然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大致包括军事文化本质论、军事文化运动论、军事文化创造论、军事文化价值论和军事文化方法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显示出军事文化哲学鲜明的学科特色，预示着该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天俊.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J].求是学刊，2009（6）.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0（3）.
[2]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处的文化批判[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4]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