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篇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实践论》《矛盾论》的坚持和运用
总书记在党的上所作的报告，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报告灵活运用《实践论》《矛盾论》提供的实践学说和矛盾学说，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统一。
一是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总书记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来源于小康社会的建设实践。二是强调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书记在党的报告中，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出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更好的检验和发展。三是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总书记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善于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
一是强调抓重点、抓主要矛盾。总书记在党的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强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二是强调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但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强调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就“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要求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但又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推动检察工作
学哲学、用哲学的根本目的是指导实际工作、推动实践发展。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检察事业向前发展。
一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践出发，找准检察工作历史方位。领导干部要切实扛起抓改革落实的主体责任，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敢于担当；要深入一线亲自办案，带头破解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全体检察干警树榜样、作表率；在实践中切实体会普通检察官办案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科学完善工作机制。
二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不断增强检察工作服务中心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主动性。要抓住新阶段新形势的新变化，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实际，主动服务大局。在首都“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布局和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首都建设发展“一纵一横多项”新格局下，如何发挥检察职能服务辖区产业转型、城市转型和社会转型进行深入调研。要研究提出针对性措施，进一步明确检察工作服务保障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的方向。
三是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切实提升检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巡视“回头看”整改工作作为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报告精神实质。要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找准职责定位，查找不足、盯紧短板，明确靶向，精准发力，破解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四是学会抓主要矛盾，抓好事关检察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要牢牢抓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总目标，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要充分利用业绩考评的重要抓手，为检察官的晋升、奖惩和“进退留转”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其依法、规范、积极履职，加强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向更高、更深处落实。要深入开展“一流检察院、一流检察队伍”创建活动，明确“一流检察院”是总体要求、宏观目标，“一流检察队伍”是关键、是根本、是重中之重。在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中，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治霾、治水、治垃圾等熱点问题，运用公益诉讼主打“生态保护牌”，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贡献房山力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051-02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内容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方法：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1.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断强调要实事求是，但是回首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难发现，我们常常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制约，以及我们经济的发展状况等。而主观因素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僵化，过分保守，照搬书本，意识不到已经背离了实事求是的这个思想。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彻底地解放思想，只有解放了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邓小平曾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
首先，解放思想就是要我们必须立足于实际，在把握问题的共性的同时，发现并抓住问题的个性，绝不能从本本出发。一切客观事物都具有多样性，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实践活动中，只有充分认识到客观事物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联系，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联系，才能真正做到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抽象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因而它不能代替客观事物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因此，我们绝不能从这些抽象的原理出发，更不能从本本出发来推导出对事物的完整认识，这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只会导致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脱离。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传统观念，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传统的观念只是对事物过去的一种认识，仍将它拿来作为对现在已经变化了的事物的认识，显然也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就一定要立足于实践中的客观事物，一切从实际出发。
其次，解放思想必须要以实践为基础，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去，认真做好实际的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客观事物，是主观思想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关键。
再次，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主观的认识必然会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变化，同时主观的认识又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也难免会出现错误的认识，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以及认识的不断深入，这些错误的认识必然会被纠正过来，因此认识过程中的曲折性是不可避免的，认识的过程也是循环往复，没有止境的。我们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立足于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认识与实践的相统一。
2.理论联系实际
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从“本本”出发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要求。但是，不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并不代表就能脱离理论而只讲实际，如果不将实际与理论结合，而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实际，过分强调事物的个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也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这是割裂了客观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因此，我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要更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客观事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只有同时反映出来才是真正的与客观事物相符合。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能使我们少走弯路，少走冤枉路，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第一，指导认识和实践的理论要符合当下的具体实际，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适合当下的具体实际，这就需要我们找出正确揭示了这个具体实际的一般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第二，理论的真理性也是有阶段性的，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的实践可能会突破原有的某些具体理论的结论，因此我们需要运用当下实际中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才是有效的。第三，理论联系实际，要重视实际，尊重实际，在实践上下工夫，认真研究突破创新，找出更适合指导新实践的新理论，从而更好地来指导我们以后的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方法论简述
1.矛盾分析法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论是事物内部自身，还是事物与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通过这些内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从而推动了事物的前进与发展，正是事物的这些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将事物的本质及其存在的规律显现了出来。我们通过对客观事物存在的矛盾的客观认识和正确把握，从而掌握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的规律，在联系和区别中把握事物的本质。运用矛盾分析法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全面认识事物的矛盾，同时重点把握其主要矛盾，用发展的连续的逻辑来扬弃简单的两极对立的逻辑。首先需要找到客体存在的基本矛盾，并在此基础之上，客观、全面地把握事物的其他矛盾，然后分析找出当下实际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存在的主要方面，抓住这些主要方面，同时兼顾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其他次要方面，从而找出其存在的规律本质。第二，运用矛盾分析法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事物朝着好的有利的方向转化。在分析事物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分析好矛盾的性质，注意矛盾双方的转化条件，并充分利用这种变化，抓住它的特殊性，从而使事物朝着好的有利的方向发展。
2.实践历史主义
首先，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作为本原的社会存在与实践是同一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社会意识是第二性，派生出来的社会意识与认识又具有同一性，将实践作为依据，而阶段性的认识则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和向导，即依据社会存在的实际状况，适当地以社会意识作为向导，来揭示社会各个方面的本质、发展规律及其变革，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让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所以改造社会就必须先要改变社会存在，同时也要注意社会思想问题，及时清除掉落后腐朽的思想，将改变社会存在与改造社会意识结合起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建设。
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一再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4]列宁也曾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5]因此，我们要重视实践，尊重实践，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用实践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使认识服务于实践。
3.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观点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有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3）这个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
4.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其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评价其他一切事物好坏优劣的最高标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价值意义
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7]近年来，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往往忽视了恩格斯的这句话，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教义来宣讲，最终落入了空泛的、毫无实际意义的诡辩之中，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真正价值意义。
（一）全面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不少学者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些文章中，总是片面的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个具体的方法来立论，虽在运用某一具体方法时考虑得全面细致，但仍不免会给人感觉思考面狭窄单一，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互联系，互相贯穿的，其中认识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这就要我们不能孤立地将这些方法割裂开来看，或者单独只应用其中的某一个方法，应对研究对象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阐发，读后能让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总体把握。
（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
1.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应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互相转化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揭示了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而当我们在这种科学的认识下去解决并指导我们的具体实践时，即是我们科学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仅仅只是停留在世界观上，而不将其应用于实践变成方法论，那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却不会有任何的意义。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运动的一般规律“是什么、怎么样”，方法论则告诉了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只是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上的这些基本原理和理论，而不从中去悟出方法论的要求，那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一些教条，就不会成为我们改造世界行动的指南。
2.如何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会了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世界、认识世界，但它的价值远远不只仅仅停留在它科学的世界观上，而是将这种科学的世界观转化成方法论，从而更好地来指导和应用于我们的实践，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首先，我们要先揭示出隐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中的方法论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观变成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实践的观点以及认识论，这些理论仅仅是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方法，而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学习研究，揭示这些理论中隐藏的方法论的内涵，从而找出这样的方法论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所以我们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踏踏实实地彻底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只是流于形式一知半解，从而找出方法论的内涵，将这些世界观转化成具体实践中的方法论。其次，找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中的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是世界的普遍规律，因此它的方法论也只能是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一般要求，即它只能指导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共性、普遍性，无法解决问题的个性和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出适合当下具体实践的理论，这才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际的根本途径。正如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当下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新出来的、符合当下具体国情、对我国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个纽带，联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人们的社会实践生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具体化、操作化，最终转变成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工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并使之成为一个方法论的理论体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来，想要做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必须先要做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这就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时候，必然要审视其理论基础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也必然会发现某缺失及不当之处，并作出相应的修改，这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三，在当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的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我们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诸多例如南北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拉大等问题，如何用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待、用一些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些在我们经济建设中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来导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来引导找出解决的途径，并通过党和政府的领导，使这些问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得到调节和化解，从而推进我们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篇3
【关键词】哲学方法；实事求是；矛盾分析；独立自主；群众路线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一般的理论概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中，运用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方法体系。这些哲学方法是思想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体系，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
一、哲学方法的原则：实事求是思维方式
“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仅哲学家们的哲学观不同，他们对其他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解、把握和评价也会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并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可以看出，实践思维方式“标志着马克思新哲学的诞生”，“是导致马克思的哲学观及整个马克思哲学变革和创新的方法论根由。”
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实践中，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还把它“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他认为，实践思维方式作为从西方传入的一种先进思维方式，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不可能离开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它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方有用处”。这样，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经验、中国古代哲学精华三者冶于一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思维方式----实事求是思维方式。
实事求是思维方式不仅是思考问题的基点，还是哲学形成的前提。在我们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开始的时候，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早已形成和广传于世，而且它的科学性也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因此，现代中国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给中国革命提供的只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不可能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现实问题。一方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因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要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而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历史积淀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影响和规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民族化。我国是一个富于哲学思考，有着辩证思维优良传统的民族。中国古代哲学大多数包含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联。在引进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应得到继承和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党和同志正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
二、哲学方法体系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并强调“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也极端重视把哲学具体化为我们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他说：“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正是基于对哲学方法重要性的认识，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构筑了自己的哲学方法体系。
（一）实体事物的哲学方法：矛盾分析方法
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事物的性质由该事物的内在矛盾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事物本身就是矛盾，人们要想认识事物的性质.必须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脱离了对事物矛盾的具体分析，认识事物就无从下手，更谈不上对事物的认识。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和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分析方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所谓矛盾分析方法，指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客体，从矛盾诸方面以及诸矛盾的关系中揭示客体的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性质，进而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方法。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矛盾分析方法在辩证分析方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唯物辩证法是由诸多规律和范畴构成的科学体系。在这个科学体系中，对立统一规律居于核心地位。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十分赞同列宁的这一观点，他在《矛盾论》开篇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如果我们能将对立统一规律的有关问题都弄清楚了，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性质和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是客观事物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是理解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因而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矛盾分析方法是以对立统—规律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因而是辩证分析的根本方法。的矛盾分析方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发展，这一发展表现在重视矛盾的特殊性，把矛盾的特殊性摆到与对立统一规律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在以前的经典作家中是无先例的。
矛盾分析方法的内容非常丰富。依据客观事物矛盾关系的不同方面，主要有一分为二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共性个性相统一的方法和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的方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实践中，提出的两分法、两条腿走路、弹钢琴、解剖麻雀等工作方法均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应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导，深入研究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发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找到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既符合暴力革命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又找到了这一普遍规律在中国的特殊实现形式。这应该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最精彩、最完美的成果。
（二）革命建设的哲学方法：独立自主方法
作为哲学主体的人的个体，既具有自主、自立、自强、自律的独立存在的性质，同时又与人的群体——政党、阶级、民族、国家紧密相联，因此，独立自主的哲学含义是指个体与以个体为基础的群体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根据这一哲学含义，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实践提出的。独立自主方法是哲学方法论的立足点。从这一方法出发，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立国、治国、建国思想。
独立自主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无产阶级导师恩格斯。恩格斯说；“国际联合只有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首先明确地提出独立自主原则和方法的，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向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得出的一个创造性结论。它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之—，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
独立自主作为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强加于人的错误行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机械地照搬照抄到中国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同志正是针对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从中国革命遭受的痛苦教训中，提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他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独立自主基本思想最明确的表述。以后，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这一思想，使独立自主成为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独立自主在那里，是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的方法提出来的。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一定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的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没有在任何外来压力面前屈服。可以说，独立自主原则是一贯奉行的思想上的自信原则、政治上的自主原则、经济上的自力原则、组织上的平等原则等诸种原则的综合概括，它经过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和光大，已经成为我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思维、行动方法。
（三）社会历史的哲学方法：群众路线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本来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的宝贵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同时也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党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的具体运用。同志明确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那就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压倒。群众路线既是我们党根本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党根本的领导方法。同志强调，在一切实际工作中，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离开了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从根本上讲，一切为了群众，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这既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决定的，也是共产党人高尚品质的集中表现。
走群众路线是工作中的一贯作法。他多次提到，社会主义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他还要求领导干部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认识到：“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继续完善发展群众路线，应用群众路线。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在实践中组织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经过解放战争的实践，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发展升华，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把群众路线提高到了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来认识。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被注入“中国魂魄”，以便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哲学方法的实质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思想作为哲学方法的强大威力就在于它的中国特色，在于它被全党接受，并用于指导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实践的时候。它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指导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倪志安等.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8]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篇4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德国，但我们既不需要“乡恋”，也不需要“乡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球化的产物。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全球化”一词，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世界历史”这一概念，明确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这一观点。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就是指世界一体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276。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277。这就是说，19世纪中叶，经济全球化已经发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它并非仅仅属于德国、西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但是，我们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当时主要反映了西欧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反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科学社会主义主要反映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要在不同的民族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然存在着一个民族化的问题。1887年，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就提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纲领“必须彻底美国化”的问题。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取得民族的形式，用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之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历史、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4]202。在同志看来，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必须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不是文物。在历史中形成，并在现实中仍然发挥作用的文化才是传统文化。如果是在历史中形成，在现实中消失、不再发挥作用的，就不是传统文化，而是文物。中国的具体实际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必然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就不可能中国化。所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4，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亟待了解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去迎合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如果仅仅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空心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是简单的概念转换，把物质变成“气”，把矛盾变成“阴阳”，把规律变成“道”，把共产主义简单地变成“大同社会”等等，这是文字游戏。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使现实的问题上升为理论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答，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其精华，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发展，并把这种经过转换、发展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用同志的话来说，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精神生产不同于物种遗传。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哲学思维却可以通过对不同种类的理论、哲学以至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转换和再创造，形成新的理论形态，新的哲学形态。一种理论、哲学所包含的观念因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理论系统、哲学系统中。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一点我们要清楚，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时代作用，就是因为它隶属于现代文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所面对的特殊的客观实际，都有自己所面临的特殊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可能在高科技社会把高科技的工业文明嫁接到一个田园风味、宁静安详、人际关系淳朴的农业社会上，不可能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来治理当代生态问题。“天人合一”观念的实质不是生态平衡，而是“存天理、灭人欲”。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一样走向衰败；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孔夫子名扬四海，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振雄风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使优秀传统文化的因素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形象地比喻为“望远镜”和“显微镜”。我的理解是，望远镜使我们看得更远，高瞻远瞩；显微镜使我们看得更细，见微知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犹如我们既有了望远镜，可以高瞻远瞩，又有了显微镜，可以见微知著，而无论是“望远镜”，还是“显微镜”，实际上都是方法论。邓小平同志说过，“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6]303，强调的也是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同志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机统一的，学习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重大任务”[7]。作为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就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同志说过，把世界观转过来去研究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这就是方法论，此外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把世界观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就转化为方法论。用哲学的术语来说，方法是把客观规律内化到头脑中，转化为认识活动的规则、程序、手段，然后以此为基础去分析问题、认识事物和改造现实。例如，对立统一是客观规律，转化到我们头脑中就变成了矛盾分析法。判断任何事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矛盾无处不在。再例如，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用这个观点去分析现实的人，就转变为方法。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的名言了：“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3]344。方法不是单独存在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1895年，在致威•桑巴特的信中，恩格斯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742-743。的确如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是方法，而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绝对真理体系，不可能无所不知，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关于现在问题的现成答案。如果有一种学说认为自己包罗了所有问题的答案，无所不知，那么，它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我们只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不能做的事。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
二、如何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如何把握历史规律
我们都说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在实际工作中又很难做到实事求是；我们在主观上都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达到实事求是，但在客观上往往又偏离了实事求是。为什么？以往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没有说过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要分清实际中的现象与本质，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从表面的实际寻找深层的实际，力戒从现象出发；二要分清实际中的形式与内容，把握事物的内容，从而力戒脱离内容、本末倒置的形式主义，真正做到求真务实；三要分清实际中的局部与全局，把握事物的全局，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实际上就是全局意识；四要分清实际的主流与支流，把握事物的主流，从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五要分清实际中的偶然与必然，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和规律，从而真正理解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六要分清实际中的可能与现实，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区分现实中蕴含的种种可能性，创造条件，消除不利的可能，促使有利的可能转化为现实。力戒从抽象的可能出发，要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必须按照辩证法办事，科学地把握矛盾分析法。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辩证思维方法之所以比形而上学思维方法高出一筹，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辩证法在对立的东西中发现同一关系，在同一的东西中发现对立关系，善于从矛盾双方的对立中把握它们的同一，同时从矛盾双方的同一中把握它们的对立。更重要的是，要按照辩证法办事，科学地把握矛盾分析方法，就要善于发现和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事物的特殊本质，无从发现事物变化的特殊原因，无从把握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也就无法正确地认识事物、合理地改造事物。“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认识事物，最主要的是认识事物的特殊性；研究问题，最主要的是研究问题的特殊性；结合实际，最主要的是结合实际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实际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有的矛盾可通过一方“克服”另一方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可通过双方“同归于尽”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可通过对立面的“融合”的方法来解决；有的矛盾则需要通过创造某种新的形式，使矛盾能在其中良性运行的方法来解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看似相同的矛盾，出现在不同的条件下，解决的方法也不相同；看似有效的方法，置于不同的环境中，不一定能发挥同等的效用；看似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在变换了的时空中，有可能“复活”再现。社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既可能是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可能是重复出现的老矛盾和问题。但是，这种重复往往是形式上的重复，内容上则是新的，因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往往是不可重复的。比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总是不断地解决，又不断地以新的具体的形式“复活”，不断地“复活”就必须不断地采取新的具体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应当记住列宁的话，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关于事物发展的规律。规律有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两大类型。人们一般都承认自然规律，因为人们在自然界中往往看到的就是自然事物的重复性，日月运行、春去秋来、花开花落、生生死死……但到了历史领域，很多人就怀疑甚至否认历史规律。为什么？因为，人们在自然中看到的是自然事物的重复性，在历史中看到的是历史事件的单一性。的确如此。历史事件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等等，一个一个都是不可重复的。不仅历史事件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历史人物也是单一、不可重复的。法国的罗伯斯庇尔，美国的林肯，中国的孙中山等等，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伟大人物不可重复，平凡个人也不可重复。问题在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不可重复的，可历史规律是可重复的。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可改良和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并不罕见；法国大革命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但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现象，在近现代的历史上重复可见；罗伯斯庇尔、林肯、孙中山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可时势造英雄在不断重演。我们要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规律这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历史事件是“一”，不可重复，但历史现象是“多”，在这多种多样的历史现象背后，是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规律。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背后是可重复的历史规律。历史规律同样具有重复性、常规性，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某种历史规律就会反复发生作用，成为一种常规现象。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吗？孙中山、、邓小平，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伟大人物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时势造英雄这一规律吗？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历史规律的重复性不等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因为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规律重复的只是其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其中的偶然性使各个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复。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无论是他们领导人的个性，还是他们的过程和结果都不一样。英国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君主立宪，法国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共和。严格地说，任何自然事件也不可重复，表面上重复实际不重复，因为自然事件也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年德国皇帝邀请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给宫女们上哲学课，莱布尼茨在皇家花园里给宫女们上第一堂课时就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一样的树叶。这实际上说明，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复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篇5
关键词：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必要性
1、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期，此时，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英国率先引起了第一场工业革命，随后德国、法国等国家相继也开始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社会生产力有了跨越性的提高。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经济危机爆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增强。随着大批的工人起义，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这个大舞台。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弊端，时展呼唤一个新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而产生。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作了系统的表述，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那时我国就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和方法，不断探索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新的建设道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主义特色的发展道路。
2、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利于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意义、目的和活动的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生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归根到底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当代大学生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抵制各种错误人生观的影响和毒害，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由于人的价值属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范畴，所以人的价值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二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人的价值整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价值首先在于奉献，没有奉献就没有索取，社会价值是个人价值的基础和源泉，是人的价值的主要方面。当代大学生应深刻认识、理解人生价值的含义，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自觉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3、精辟的矛盾观指导着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人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贯穿事情的始末，伴随人的一生。那种没有矛盾的理想境界是不存在的。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在生活学习中不可避免的会遇上各种矛盾，当矛盾出现时有的人诚惶诚恐，有的人望而却步，不能直前。而当大学生学习了矛盾观时大学生就会清楚地认识到矛盾时大学生不能单纯地用“听天由命”话语来安慰自己，大学生知道了矛盾是客观的，是事事时时都存在的，既然大学生不能避免矛盾，大学生就得用科学方法去解决矛盾，处理矛盾，使大学生的生活学习适应矛盾的规律去进行，尽量规避矛盾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大学生大学生的主要矛盾便是学习这个矛盾了，明白了这一点大学生就可以围绕学习这一中心去解决任何问题。大学生明白了学习这个主要矛盾后，那对于那些次要矛盾大学生应该怎么处理呢？是只顾主要矛盾吗？不，矛盾观告诉大学生在关注，重点解决主要矛盾时也不能忽视次要矛盾。
4、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指引着大学生前进的道路
发展观告诉大学生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这就教会大学生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我认为，发展观教会大学生大学生最重要的是用发展的眼光去看自己，发展观告诉大学生看一件事情，不仅要看到它的现在，也要看到它的过去和未来。放在大学生学生身上那就是大学生不仅要看到大学生目前的现状，还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大学生的未来，大学生的眼光不能只停滞在目前的校园的学习状态，用发展观来说那就是用现在的学习的文化知识如何去服务于大学生的未来的生活和实践。明白了这一点，大学生就不会仅仅满足于现状，不会成为井底之蛙，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产生局限的认识，它会促使自己尽可能的在校园中利用可能的资源尽可能的吸收科学文化知识，以便能跟得上这个不断前进的时代。
5、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提供科学方法和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所讲的物质世界的统一性，联系与发展，唯物辩证法等都对大学生的专业课是大有裨益的。大学生以这些理论作前提，来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可以避免走弯路、犯错误。
6、对大学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正确选择人生目标和发展道路具有引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篇6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第一次发展时体现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成果包括:第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创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第二,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提供了中国土地革命理论的基本模式。第三,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和红军作战原则的提出。第四,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初步确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路线和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革命实践中的典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路线,也就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不仅不断总结革命经验,而且还重视从哲学角度思考和看问题。在毛泽东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体现按照辩证法办事的原则,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道路也发挥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实践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本质,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中提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与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的认识”。①《矛盾论》首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科学思想。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科学运用推动者毛泽东思想的不断理论化和科学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发展时体现的的哲学思想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发展。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②
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建设性的回答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哲学基础。邓小平理论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群众性,邓小平曾提出过“白猫黑猫”论体现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性,邓小平也曾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③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主义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④这句话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1987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小平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实践认识和发展真理。以及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认识,矛盾的对立和斗争以及相互转化的深刻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发展时体现的哲学思想
以江泽民为代表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第三次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民警察队伍；警察学原理
中图分类号：B17；D693.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500（2014）01-004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学习一切其他知识、一切本领的基础；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生的科学指南。在2013年12月5日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由于工作性质关系，本人在公安局法制大队工作一年有余，通过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知识，将粗浅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运用到平时的下辖派出所学习中，用以加强警察队伍的思想建设，所获良多。
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解决人民警察队伍中思想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正确的价值观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能够促进人和事物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始终贯穿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要永葆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只有不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加强思想建设，用思想建设武装我们工作的头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警察队伍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民主制度下的维护和谐社会环境的高度统一，解决了人民警察队伍中的“为谁服务”的问题。在警察队伍中，常常碰到对人民警察只能作用发挥的质疑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矛盾的观点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和思路。在思想层面上，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在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要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实践层面，人民警察作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要把党、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要把维护好和谐社会环境作为公安机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要把队伍建设，严格执法、创新管理、以人为本作为我们工作的重心，用严厉的打击效果和良好的服务态度认认真真履行好公安机关的职责，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观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维护好人民的合法权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环境。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了“打击服务本为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解决了严格执法、严厉打击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具有无限性和反复性，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今社会，我们要不断深化我们的认识，用于处理好出现的各种复杂局面。在这种要求下，人民警察队伍如何解决好打击与管理，尤其是打击和服务的关系就成为了发挥作用的关键。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学习，打击与服务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二者看似矛盾实为一体。所以要求我们人民警察队伍在处理违法事件中要秉承着“打击也是服务”的理念，积极探索提神执法能力和水平的方式方法，在平时对下辖派出所的法制宣传教育中，加强执法能力的培训教育，全面提高基层民警的综合素质能力，应对新形势下执法工作的新挑战，以便达到打击效能的目的，实现利用打击的效能实现服务的目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人民警察队伍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办法，解决新时期下工作的出路问题。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各类矛盾错综复杂，面对机遇和挑战，要靠真抓实干，要靠过硬的本领。这就要求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去认识“三大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有效应对各种复杂局势，同时始终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理念。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也注意到，下辖派出所领导作为“一把手”必须树立创新思想，面对随时出现的复杂局面要不断创新执法工作，认真学习贯彻好提出的“领导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看家本领”的新要求，把它作为我们工作的思想武器，为解决新时期下的工作出路奠定理论基础，做到理论联系实践的要求。
综上所述，在我们人民警察队伍实践中宣传好、发展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加强公安队伍思想建设、执法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等，为解决好公安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了理论帮助，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照耀在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领导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看家本领[n].新华社.2013-12-0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篇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但在研究过程中，往往是以抽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的市民社会理论的论述作为研究的方向，为目前中国的市民社会批判提供理论依据，忽视了系研究统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使目前这个研究的热点问题缺乏全面性，文章揭示了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对哲学学科革命的非凡意义。
二、市民社会理论的提出
市民社会理论的提出背景是以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观点而提出的，怀疑并翻转了黑格尔哲学观点中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批判的观点，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并且认为市民社会来决定国家的唯物观点，而非是由国家来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观点。同时，马克思还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摒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批判宗教与自然领域的哲学观点，开始关注现实社会问题，这无疑将市民社会问题提上重要的位置，而是市民社会作为现实社会问题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只是在逻辑关系上翻转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并没有更加深入地关注市民社会，与此相反，黑格尔的是市民社会理论虽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但也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和最新成果――劳动价值理论。康德对这一难题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个人无法完全透彻理解社会整体，社会整体与个人有着很难跨越的界限，黑格尔将劳动价值引入市民社会理论，也就是说，个人劳动在社会整体的交换体系之中才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虽然马克思翻转了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但出现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仍旧需要在后续研究的道路上，探寻到市民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与揭示其本身出现的客观矛盾，并且论证其本身的历史性。
三、马克思的狭义市民社会理论
（一）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
而在论证市民社会本身的历史性时，需要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基点，实践自身也被进行历史地构建，并不是本体，这一观点在马克思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中有很好地体现。由此可以得出，作为物质实践构建的市民社会存在着变数，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市民社会”用语诞生于18世纪，马克思明确了市民社会的内涵。但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定时期的市民社会，明确了特定时期下的市民社会建立的基础――从共同体之中分离出的财产关系为基础，昭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同时，也间接指出此种市民社会的建立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本质上的关联。这就是马克思论证的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时市民社会存在的客观的矛盾，证明了市民社会的历史性。
（二）市民社会的客观矛盾
市民社会的客观矛盾也就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这是因为个人是个人利益的实施者，国家是公共利益的实施者。在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发生了分离，这里所说的个性指的是个人存在的特殊性及自主性，社会性指物化社会关系所存在的普遍性及人对这种社会关系的依赖性。人的这种分离同样也由不同的主体来实现。毋庸置疑，人的个性由人的个体来体现，人的社会性只能由国家来实现，这是因为国家代表了社会关系的整体。因此，个人在市民社会经济活动中是以实现个人独特的个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而国家同等环境下的目标则是实现个人的社会性及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面上看，这两种目标是相互制约、限制的，两者必然存在相互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国家的公共性及阶级性并存；二是在于政府活动的内在性会令大部分成员无法享受到公共利益。这也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客观矛盾的存在，使市民社会自身就蕴含了强大的否定力量。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市民社会批判
（一）市民社会――引发马克思哲学变革问题意识
市民社会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意义重大，它是马克思把握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解剖，才完成了哲学的改造及革命，引发马尔斯哲学的变革问题意识，具体的性能：1、公民社会的形成在当今社会最典型的利益关系，这是专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基于公民社会的矛盾运动的外观和现象，黑格尔对公民社会之间的矛盾客观精神的体现，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2、公民社会的研究，马克思开始20多年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当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3、相同的公民社会，深入分析马克思发现了公民社会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哲学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式。4、通过对公民社会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基础上，然后导致大量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
（二）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的历史地平
市民社会对近代西方的社会转型有很重大的关系，其本身具有很强的重要性，很多近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开始研究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制度安排的市民社会的形成，近代社会科学也得以在此基础之上建构起来。且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则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深入地剖析，比如古典经济学则是以市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近代法哲学则从市民社会这个角度来阐述“政治学”，而对于中国来说，市民社会正处于社会历史转型时期，有很深刻的社会历史的背景。同样，从西方市民社会中所产生中的“现代性”转型来看，从社会组织角度来看，在市民社会为“现代性”提供了社会组织的形式，但对构建现代社会来说又有其自身的负面影响，即人在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异化。马克思则不能满足于政治解放，同时也应促进人类解放，因此现代性社会――市民社会来进行批判及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的意思，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及时代感，同时也是批判市民社会的一面大旗。
五、总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篇9
关键词：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观；启示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观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史前社会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它包含了社会历史领域的诸多方面，既包含了一般社会发展的理论，也包含了具体社会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理论。“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1]这是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而马克思社会发展观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立场，是浩瀚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过“社会发展观”，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始终都有着社会发展观的思想。从性质上来讲，马克思社会发展观是唯物辨证的，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提出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真理；从发展要求来讲，马克思社会发展观就是要求社会整体进步而不是像资本主义一样片面发展；从发展动力和目标来讲，马克思社会发展观就是要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马克思社会发展观就是在社会整体进步中，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唯物辩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
现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极大的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政策、制度，建立福利和保障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但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仍会爆发周期性的危机，以美国为例，如今对产业工人的剥削和对资本的竞争性积累使金融危机冲击着资本主义国家，就如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意识到的一样“我们不是因为历史的意外才走到这一步，是华尔街的贪婪与不负责任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在军事上，2001年，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近几年来，美国对亚太地区采取的军事部署包括在韩国运输萨德系统等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体现。加拿大理论家埃伦就将之称为“新帝国主义”：“拳养军力其目的既不是为侵占领土甚至也不是为了击败对手的帝国主义。这是一种不寻求领土扩张和对贸易通道加以亲自控制的帝国主义。”[2]
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不会改变，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这一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而马克思社会发展观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分析之透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把握之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无法媲美的。所以，不能克服自身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想将资本主义全球化，这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行成的，而马克思社会发展观对资本主义的真理性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观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意义。
中国是当代最大的也是发展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重大发展。在经济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也在稳步增长，繁荣的经济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在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又提出了“中国梦”，我们的“中国梦”是与世界和平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坚持和平发展、推动建设民主、平等和和谐的世界秩序。正如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二十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所说“中国的发展将惠及世界”。[3]在国防科技和军事上，中国在世界上的水平也是领先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天宫二号，神州十一号等都是我们最新的航天成果；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在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中又一次蝉联冠军；中国航空母舰的建造也为保证国家的海上这一神圣职责贡献力量。在文化上，人民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也全面实现，人民也越来越注重强身健体，中国在竞技体育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全面健身热在不断盛行。诚然，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们的社会基本矛盾，这符合马克思社会发展观所揭示的一般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真理，我们的社会基本矛盾是一般社会都具有的矛盾，也正是@样的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面临着例如经济发展与经济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效率、社会进步与管理、物质生产与生态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是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的解决那些难题，更好的发展。如果说这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阶段的理论指导，那么它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就是在历史观的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作为哲学层面的马克思社会发展观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和真理性理论在当代并不过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现实超越
在马克思青年的时代，实践和唯物史观并未明确提出，但马克思在研读德国古典哲学时陷入了沉思，他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热衷于“追求体系的完美”，马克思并不认同这样的体系哲学。他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是对体系哲学的突破。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是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4]的实践中形成的。这就提出了现实的人和实践这两个哲学基点，这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最重要的两点，是马克思对体系哲学的突破。
人的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人的发展是任何时代都需要依靠的动力和目的。一方面，现实的人的发展就应该着眼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另一方面，现实的人的发展也不能超越历史条件。放眼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代，我们也不难看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真理性。经济全球化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人自身在需要，社会关系，能力等方面在全球化中发展，但受全球化的影响，人的异化程度也在加重，人类在矛盾中不断前进。人的永恒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现实超越。所以，中国当代的发展就要遵循人的永恒发展理论，基于现实的人和实践，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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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二十一次非正式会议[R].201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论篇10
论文摘要：美国学者allanmegill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在未来社会的设想中排除了“市场”和“政治”，是由于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一直坚持以追寻研究对象中的普遍性、必然性、可预测性和通过事物内在的矛盾理解事物的发展的理性主义的方法。这个结论是不准确的。马克思在学术生涯中坚持通过事物的内在的矛盾来理解事物的发展，并试图以此发现研究对象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追求研究对象中的普遍性和可预测性并不是马克思的研究目标。
美国学者allanmegill以下简称作者在他的《理性的负担——马克思为什么拒绝政治和市场》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在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中之所以排除了“政治”和“市场”，是由于马克思的理性主义的方法无法处理“市场”和“政治”现象中的偶然性、不可预测性使然。[2]作者在此书中所说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对，是指发现事物内在的逻辑本质的一种方法。[3]作者认为，除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外，马克思的理性主义的特点还在于着力探索研究对象中的普遍性、必然性、可预测性和通过事物内部矛盾来理解事物的发展。[4]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方法来自黑格尔，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是反思的理性主义，而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是面向未来的，马克思更注重预测。在此书的扉页中，作者将马克思和拉普拉斯并列，将马克思描绘为一个决定论者。[5]作者所谓的“政治”是指人们通过协调、协商和让步来决定如何组织他们的生活，[6]而“市场”是指通过买卖来交换属于自己的物品。作者认为市场=私有财产，所以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中拒绝了市场，也就是拒绝了私有财产。[7]
那么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性主义者呢？是作者认为的追寻事物中的普遍性、必然性、可预测性和通过内在的矛盾来理解事物的发展的理性主义者吗？关于马克思的理性主义的特点，作者提供了两个文本证据。[8]一个是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11日写给父亲的信，另一个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准备材料中的部分内容。在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绝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该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9]
这段文字有这样几个要点：一是对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的研究与数学不同，应该从它们的发展过程去研究对象；二是从这些事物的内在矛盾的展开过程中研究事物本身的理性；三是研究的结果应是用事物本身的理性来说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简言之，就是从事物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来研究事物内在的理性。
从马克思在此封信中所谈到的他所读的书籍来看，在一年之内，马克思所读的书主要是法学的书籍，还写了几本诗集、小说，马克思还没有开始研究古希腊哲学，对黑格尔的书也只是读了一些片断。在信中，马克思这样评价黑格尔:“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度潜入大海，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有着坚实的基础……”。马克思还谈到他写了一本《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比然的发展》的书，“我最后的结论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10]在信中对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马克思说：“我则认为形式是概念形成的必要结构，而实体是概念形成的必要品质。错误就在于，我认为实体与形式可以而且必须毫不相干地发展，结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实在的形式，而是一个带抽屉的书桌，而抽屉后来又被我装了沙子。”“概念也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中介环节。因此，用哲学来说明法时，形式必然从内容产生出来；而且，形式只能是内容的进一步发展。”[11]这两段文字与前面的相对应，主张从内容出发而不是从形式出发，与上段文字中的“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是一致的。
从马克思在信中谈及的内容推断，对此时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最合理的解释是：在研究法律的过程中，他发现哲学对于法律的研究非常重要。黑格尔的哲学只注重“精神本性”，而马克思认为“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有着坚实的基础”，因此，对具体事物的研究的思路是应该从对象本身的发展上、从自身矛盾的展开上去发现事物的理性。
因此，作者这段引文能支持作者所说的马克思的理性主义的第四个特点。
再看作者所引证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准备材料中的相关论述。在论述伊壁鸠鲁的哲学时马克思说：“编篡哲学史的任务，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个性理解为好像是他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理上的琐屑小事和卖弄聪明。哲学史因该找出每个体系的动因和贯穿整个知识体系的真正的精华，并把它们同那些以对话形式出现的证明和论证区别开来，同哲学家对它们的阐述区别开来，因为哲学家是了解它们自己的。哲学史应该把那种象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12]
关于这段引文，作者认为体现了马克思的哲学史应该关注普遍性和必然性、忽略特殊性和偶然性的主张，同时也能说明马克思主张科学研究应该基于必然性的基础之上和发现研究对象各部分的必然联系。[13]但由于作者的总结忽视了马克思在此处谈论的主题的特点，因而并不准确。马克思在此处谈论的是在写作哲学史时，著书者不应当关注哲学家个人的人格特点，而应当从各种途径着力研究各个哲学体系的特点和本质。要写出某个哲学家的体系特点和本质，也就是从共性和个性两个角度来写。从共性来说，可以从论证的主题、论证的方法来比较某个哲学家属于哪一个流派，这其实也是说明个性或特点的一个维度，与别的流派相比，这是他的特点，与所属流派相比，这是他的共性。就个性的第二个层次来说，就是找出该哲学家与所属流派其他哲学家的不同之处。而判断共性和个性的标准也就是哲学家的基本假设或命题、基本方法、研究的问题。所用方法也就是通过分类和比较，找出各个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如何相互吸收和发展的问题。对哲学史而言，所谓的内在理性也就是通过哲学家们思想之间的联系来说明思想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各个思想家之间的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也就是用同与不同来说明问题。对于编写哲学史来说，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通过舍弃偶然性来探寻思想发展的必然性，但是这种方式所得到的结论却不是普遍性的，各种哲学流派和各个哲学家的思想之所以得以成立就在于他们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有某些共性的因素存在，也只能是在一个流派内部，流派之间应该是差异性占主导地位。事物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是否能等同？这是作者没有说明的。
从作者引证的两处文本来看，能说明的只有作者所声称的马克思的理性主义的四个特点中的“从自身矛盾的展开上去发现事物的理性”和“必然性”这两点，其它两点从这两处引文来看并没有明显体现出来。那么通过事物内在的矛盾来研究、理解事物发展的特点和统一性、探索研究对象发展的必然性是否就意味着以研究事物的普遍性和可预测性为目标呢？
作者在“普遍性”、“必然性”和“可预测性”之间作了个简单的推理，认为只要主张从事物的“必然性、普遍性”出发来研究事物，就必然以事物发展的可预测性为研究目标。[14]这个结论对于象拉普拉斯这样的严格决定论者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于马克思却是不正确的。在此书中，作者的引文有一个特点，即所有的引文证据都来自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马克思的1857-58、1861-63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马克思反复强调一点：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所有社会形式都共有的，但各种生产方式中这四个环节具体结合的方式却是不同的。马克思提出社会生产方式中的“普照的光”的观点，认为社会生产的四个环节虽然是普遍的，但却是无用的抽象，“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5]马克思一直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一般当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点，从而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永恒的观点。“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的差别点，——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16]
从以上两处引文来看，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是将寻求研究对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普遍性是抽象的结果，有助于理解研究历史，并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结束，只是科学研究的第一阶段，科学研究就是要证实普遍性的要素是具体如何运行的。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中，曾有过关于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普遍性”还是“特殊性”的争论。马克思虽然没有参与这场争论，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立场是明确的，即先研究普遍性，再研究特殊性，是两者的有机结合。那么这个最终研究结果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呢？当有人认为《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部分描述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途径时，马克思的回答是：他研究的只是西欧的资本主义起源史，并认为这样的说法是给予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是对他过多的侮辱。[17]
如果马克思的研究不追求普遍性，那么如何看待马克思所说的“规律”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大量使用了“规律”、“决定”等自然科学的术语。有代表性的文本有这样几处：1867年《〈资本论〉的德文版序言》：“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8]“调节社会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而每一个手工业者，例如铁匠等等，在他的工厂内按照传统方式完成他职业范围内的一切操作，但是他是独立的，不承认任何权威。”[19]“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20]
马克思这里所说“规律”和“必然性”并不是象牛顿所描述的运动规律那样，而是借用自然规律的特点来类比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趋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经常使用“趋势”一词来描述一些社会发展过程，而不是用“规律”一词。如“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21]“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象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出来的——”[22]这句话应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使用了许多数学公式来表达自己的结论。如剩余价值率m’=m/（c+v），如果分别给出相应的数值，确实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剩余价值率。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C”和“V”，不仅时刻随着市场供需、技术的进步的变化而变动，而且还受政府政策的干预、政治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如工会和资方力量对比上的强弱）的影响，这里的两个量不仅是不断变动的，而且随时受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一点与自然科学中的表达式明显不同，马克思当然明白。转贴于
那么，“规律”和“趋势”有什么区别呢？剧场中中间靠前排的座椅容易损坏，这属于趋势，而不是规律。因为观众倾向于优先选择中间靠前排的位置并不是必需这样做，不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而是出于便利的原因。而规律则不同，它是普适的、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种关系。除了这一点，规律和趋势的不同还在于：趋势是从事物发展的过程描述事物的。事物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也可以叫做发展方向，但这种方向能否始终保持下去是未知的。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各个学科，那么社会科学、包括大多数自然科学的发现都不是规律。我们经常称为“规律”的命题，一种是对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概括，即a是B发生的原因。许多学科的研究结论都属于此种类型。仅仅知道a与B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科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如知道感染艾滋病病毒是艾滋病发病的原因，并不意味着人类凭此就能够治愈艾滋病。只有全面弄清a与B之间的发生机制，才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这个发生机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规律”。所以“规律”的内涵比“趋势”丰富，如果用来预测事物的未来发展状况，“规律”预测的结果应该比靠“趋势”得到的结果更准确、可靠。
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的话，马克思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是属于因果关系类型的规律和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描述。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清楚的，如马克思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就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主义地预想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3]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24]“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的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5]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发现了与物理学的规律有同样客观效果和表现的社会规律，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谦虚，直接宣称自己发现了普适的社会规律有什么不可以呢？
如果严格遵循从事物本身研究事物的内在理性的话，就不会追求预测，预测是以某种状态或关系保持不变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地运动中，因而也是从他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26]在评价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对《资本论》评价时，马克思说：“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继承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27]马克思之所以对这个指责报以嘲笑，是因为用他自己的方法是无法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所以当1881年1月6日，荷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纽文胡斯写信给马克思，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者如果获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者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应当首先采取哪些立法措施？纽文胡斯请求马克思做出回答，并且准备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讨论。对此，马克思在复信中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提的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因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28]
既然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方法不具备作者所说的四个特征中的两个，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拒绝市场和政治呢？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提出：马克思为什么拒绝以个人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和以此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形式，如议会制、多党政治呢？原因正在于马克思运用从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来研究事物的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作者虽然指出了马克思的理性主义有这一特点，但却不从这一点去探讨马克思在未来社会的设想中拒绝市场和政治的原因，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普遍性、必然性和可预测性，竭力将马克思描绘为一个拉普拉斯式的决定论者。
马克思是从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矛盾关系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的。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29]“它的内在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30]其次，他认为这种矛盾发展的趋势是：“——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31]“——猛烈增长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32]“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马克思认为，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矛盾的方式只能是：“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了除了社会管理不是与其它管理的生产力。”[33]这个分析过程正贯彻马克思从事物内部矛盾的发展来研究事物的方法。
马克思拒绝“政治”，严格地说是拒绝建立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形式，也是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所进行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形式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随着后者的变化，前者必然改变。[34]因此，马克思之所以拒绝“市场”和“政治”，从方法的角度看都是从研究对象的内在矛盾的发展来理解对象的，这种研究方法是不会以追求普遍性和可预测性为目标的。这正是作者的疏忽所在。
作者还犯了个错误，即作者将市场和私有制等同，这并不是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说：“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35]最早的商品交换是发生在部落之间而不是部落内部。可见马克思讲交换和分工相等同，但并不将交换和私有制相等同。马克思所主张取消的私有制，只是指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取消一切私有所占有的东西。“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生产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36]
综上所述，如果说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具有理性主义的传统的话，那么马克思的理性主义的特点则是从具体事务的内在矛盾的发展来研究具体事务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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