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的责任篇1
一、牢固树立餐饮服务单位负责人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全意识，强化行业自律、依法诚信经营，全面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确保消费者饮食安全。
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制度，配备专职人员负责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并坚持每日进行检查，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三、加强食品从业人员管理，保证所有食品从业人员按规定进行健康体检，持有效健康证上岗，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学习。
四、建立并落实食品及其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认真做好进货验收工作和进货台账登记，食品原料索证索票备案、台账登记，建立率达100%。
五、采购的生肉及制品必须从正当渠道进购，证票齐全，杜绝使用病死或来源不明的畜禽肉类及其制品。
六、不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用油脂、劣质食用油和废弃食用油，不使用散装油脂，不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或滥用食品添加剂，对食品添加剂要严格实行专人采购、专人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柜保存。
七、如有自制饮料(包括调制和现榨)、自制调味料的，保证按要求向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备案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称，并在店堂醒目位置及菜单上予以公示。
八、食品制作过程各环节操作规范均符合安全要求，不使用非食用原料加工食品，不使用过期变质和被污染的食品，不使用非食品用具及容器、包装材料。
九、餐饮单位举办10桌(含10桌)以上的宴席、学生集体用餐的食品成品应留样。留样食品应按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密闭专用容器内，在冷藏条件下存放48小时以上，每个品种留样量不少于100g。
十、贮存食品的场所、设备保持清洁，无霉斑、鼠迹、苍蝇、蟑螂，不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如：杀鼠剂、杀虫剂、洗涤剂、消毒剂等)及个人生活用品。食品应当分类、分架存放，距离墙壁、地面均在10cm以上，并定期检查，使用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及时清除变质和过期食品。食品冷藏、冷冻贮藏做到原料、半成品、成品严格分开，不在同一冰室内存放。冷藏、冷冻柜(库)有明显区分标志。
十三、随时维护维修食品加工设施设备，保证其正常运转使用，并保持清洁。
十四、加强餐饮具消毒工作，掌握正确的餐饮具清洗、消毒和保洁方法，餐饮具消毒合格率100%。
十五、保持加工经营场所内外环境整洁，垃圾桶应密闭加盖，并做到日产日清;做好防蝇、防鼠、防虫工作。
十六、强化餐厨废弃物管理，做好餐厨废弃物处置流向登记。
十七、发生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时，积极迅速上报并配合相关监督部门调查处理，主动做好善后工作，不迟报、瞒报。
十八、餐饮服务单位须严格自强自律，诚信经营、守法经营。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如发现上述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条款予以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十九、此责任书一式两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餐饮服务单位各一份。
责任单位(盖章)：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的责任篇2
关键词：食品安全社会责任食品企业
0 引言
食品安全是消费者在选购时主要考虑的因素，也是食品企业发展最根本的基石。食品安全关系到政府和食品行业声誉、食品企业的生存、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更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然而不少国内食品企业摒弃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为了追求利益屡屡犯险，不断制假贩假，甚至不惜以消费者的生命做赌注，使得食品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中国食品企业想要重获消费者信任和获得长远发展，唯一的途径就是提高食品质量、建立起企业食品安全的信誉。
1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1]，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从目前食品行业出现的信任危机角度来讲，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要承担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问题。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是食品的安全，也就是说，保证食品安全是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特征，是社会责任的核心[2]。
2 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原因
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屡屡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无外乎这样几点：
2.1 把利润作为唯一经营目标
很多食品企业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唯一的经营目标，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久发展。再加上来自国外食品企业的激烈竞争和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对企业利润的挤占效应，很多食品企业为了保住自己的利润，为了能够降低成本，不惜削减产品质量水平，甚至危害消费者健康。
2.2 道德文化建设缺失
企业道德文化建设在中国起步较晚，企业自身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实践比较薄弱，侵害劳动者、消费者、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普遍存在。很多食品企业责任人甚至连道德文化和社会责任是什么都不知道。
2.3 法律法规不完善
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虽然不少，但存在立法过于分散、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因此法律法规体系还是不够完善，尤其是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立法。从总体上讲，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已经初步确认，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法律法规体系还存在着很多不足[3]，难以在规范市场经营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2.4 监管力度不够
一方面，国内不少监管机构在对食品企业的质量安全管理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执法流于形式，造成监管“真空”。一些管理部门职能交叉重复，造成了谁都可以管，但最后谁都不管的局面。另一方面，犯罪成本太低，而作假的收益又太高，也是中国食品企业屡爆恶性事故的原因之一。如果食品企业出事，一般是监管部门罚一点款了事，难以对这些企业形成足够的威慑。
3 国外食品安全建设的启示
3.1 企业食品安全和道德意识强
很多国外食品企业早就意识到企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它们把食品质量与安全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首要任务，以过硬的质量赢得了国内外的信赖，成就了一流的品牌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2 食品监管形成立体网络
在国外，已经有非常多的国家建立起全方位的食品监管网络了。比如，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按照联邦、州和地区分为3个层面监管。三级监管机构大多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采取进驻饲养场、食品生产企业等方式：从原料采集、生产、流通、销售和售后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管，从而构成覆盖全国的立体监管网络[4]。
3.3 惩罚力度强
除了直接赔偿外，不少发达国家都有惩罚性赔偿相关法律，让消费者通过法律，把不良企业罚到倾家荡产。其目的主要是对其他企业进行威慑与警示。比如2010年底德国一家养鸡场发现饲料遭致癌物质二噁英污染，事发后，不但德国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同时该饲料企业还要承担受损农场提出的高达数千万欧元的民事赔偿。
3.4 诚信体系的约束力
不少发达国家是靠一个无形的诚信体系来进行运作的，一旦食品企业的诚信受到质疑或者有污点，其诚信得分会严重下降，后果极为严重，其中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以后基本上就不会再贷款给这些诚信出问题的企业了。
3.5 有较完善的法律体系
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发展比国内早很多，因此一般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美国良好的食品安全状况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其完善的食品安全法。例如：《食品添加剂修正案》、《婴幼儿食品配方法》、《色素添加剂修正案》、《药物滥用控制修正案》、《肉类检查法》、《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等等。每年还有一系列的举措推动食品法律的制度创新。
4 中国食品企业加强社会责任建设的建议
4.1 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增强食品安全责任观念
食品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元，不可能离开社会、独立于社会之外而生存，因此，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增强食品安全责任观念，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考虑消费者的利益。食品企业的生存发展也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前进，利益与利润并重，义利并行，从关心企业自身利益到顾客利益的方向上来才行，这样才会更道德，更有价值意义，才会走得更远。
4.2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和召回机制，使危害最小化
食品企业应该建立从原材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程质量监控，对原辅材料的供应、食品加工、流通等每一个环节进行分析控制，建立质量信息的可追溯机制。另一方面，食品企业应该建立相回机制，能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及时收回问题食品，从而制止已流入市场的问题食品对广大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损害扩大化。
4.3 完善监督机制，加大惩罚力度
建立健全政府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各监管机构内部建设，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提高监管执法人员素质，以提高监管效率，加强监管力度[5]。同时也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的监督作用，形成多元化监督网络，提高监督效能。值得注意的是，在监管力度方面尤其要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提高犯罪成本，只有在严厉惩罚性赔偿制度下，食品安全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4.4 完善法律体系，保障消费者利益
中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起步较晚，安全标准层次还比较低，但是为了更有效地防控食品安全犯罪，有必要建立以食品安全基本法为龙头，其他具体法律相配合的多种层次的立体框架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只有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才能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才能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5 结论
食品安全与消费者健康和社会安定息息相关，食品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应该要保证消费者的根本利益，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竞争中站稳住脚，才能够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建胜.社会责任视角下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J].企业活力，2011年[6]:74～76.
[2]刘艳.论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J].现代商贸工业，2010[11]：79.
[3]史倩.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D].河南：河南大学，2011年5月.
食品安全的责任篇3
关键词：食品安全；连带责任；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F11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55-02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涉及领域越来越宽，严重影响广大消费者生活与社会和谐稳定，保障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为有效防控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法》规定了若干连带责任条款，这不仅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相关责任主体也具有惩戒和警示功能。
一、食品安全连带责任的实践意义
连带责任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是指多数责任主体的任何一方均须承担违反法律义务的全部强制性法律后果的责任。对此，食品安全领域的连带责任可以界定为：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利益相关者，对其违法行为与食品生产经营者共同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所承担的一种责任形式。近年来，为有效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加重食品安全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我国颁布了一些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中涉及食品安全连带责任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证认可条例》《食品安全法》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食品安全连带责任制度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连带责任有助于保障消费者救济权利的实现。连带责任拓宽了消费者维权的路径，增加了责任人的数目，扩大了责任财产的数额，提高了债权的安全性和债权实现的便利性，从而将求偿不能的风险留在了债务人内部，确保了消费者救济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其次，连带责任有助于调动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连带责任的运用，使得消费者能选择销售者、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等相关责任主体作为行使权利的对象，从而获得快速和便利的赔偿。由此可见，连带责任降低了消费者寻求救助的成本，在普遍权大量存在的食品消费领域，运用这样的制度，有助于防止侵权的泛滥，有利于调动广大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最后，连带责任有助于激励相关责任主体，并在相关主体间形成相互监督、相互提醒的机制，以便共同遵守法律、维护食品安全秩序。
二、食品安全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在实践中，判断食品安全连带责任主体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般需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主体的特定性。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在食品安全领域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一起对消费者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责任主体主要有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虚假代言人；广告经营者、广告者；认证机构；检验机构。二是行为的违法性。行为人实施了某些违反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行为，这是追究行为人连带责任的前提条件。如一些名人实施虚假代言行为，即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怠于或拒绝履行《食品安全法》第52条第1款规定的法定监管义务；食品检验机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串通，故意提供与事实不符的检验报告或者意见；认证机构出具虚假认证结论等违法行为。三是主观的过错性。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是因为其在实施违法行为时主观上存在一定的过错，即存在故意或过失行为。如虚假代言人明知代言内容不真实，但为了获取某些不当利益依然进行虚假代言。再比如，一些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见利忘义，片面追求入场经营者的数量、规模和入场费，而忽视了对入场经营者的管理。四是因果关系性，违法行为与消费者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消费者损害不可归咎于利益相关责任人行为，则利益相关责任人不对消费者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充分体现向消费者适度倾斜的立法理念，建议人民法院对此种因果关系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态度。
三、食品安全连带责任的主要表现
（一）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与食品经营者之间的连带责任
集中交易市场和展销会是进行食品交易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些场所的存在，在方便交易、方便消费的同时，也给监管工作带来了压力。长期以来，如何确定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是食品安全工作中的难题。基于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的不同法律地位，我国《食品安全法》确定了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的以下法律义务：一是审查入场食品经营者的许可证。主要是入场食品经营者的许可证；二是明确入场食品经营者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应当与入场食品经营者签订食品安全责任协议书，明确入场经营者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三是定期对入场食品经营者的经营环境和条件进行检查。可以建立入场经营者的监管档案。四是发现食品经营者有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1]
长期以来，一些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见利忘义，片面追求入场经营者的数量、规模和入场费，而忽视了对入场经营者的管理。法定管理义务的怠于履行虽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但往往是导致集中交易市场、展销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主要根源。为此，《食品安全法》规定，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未对入场食品经营者怠于或拒绝履行法定管理义务，导致市场或者展销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在入场经营者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的同时，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应当承担民事连带责任。
（二）虚假代言人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连带责任
为了占领食品市场，某些食品生产经营者利用“名人效应”，邀请有关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食品广告中向消费者宣传其生产经营的食品的功能和优点，以吸引广大消费者，扩大消费市场，增加商业利润。有些团体、组织和名人、名星也利用消费者对其敬仰和信赖，为一些食品生产者作代言人，对其食品做出各种夸大其辞的不实宣传，从中获取巨额的广告费，甚至向消费者推荐一些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为加强相关管理，强化广告者的责任意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广告法》第38条规定了广告主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但该条款尚未对自然人尤其是明星大腕虚假代言的连带责任作出明确规定。《食品安全法》第55条增设了虚假代言自然人对受害消费者的连带责任。该法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消费者因食用广告宣传的食品受到损害，既可以向食品生产经营者提出赔偿请求，也可以向广告的代言人提出赔偿请求。《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弥补了《广告法》的缺陷。
（三）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与广告主的连带责任
所谓食品广告，是指食品生产经营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生产经营的食品的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食品生产经营者通过广告，向社会广而告知其生产经营的食品的优点，以争取占有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利润，本无可厚非。但是，目前有些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大肆虚假食品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对构建和谐社会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广告法》第3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从侵权法角度规定了虚假广告行为人对受害消费者的民事责任（包括连带责任）。[2]
另外，根据目前食品广告市场的实际情况，《食品安全法》第54条规定：“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夸大的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但该条款欠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广告经营者、广告者的民事连带责任的相关规定。为此，建议将《食品安全法》第54条修订为：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夸大的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明知或者应知食品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广告的设计者、制作者、者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四）认证机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连带责任
近年来，随着各种食品安全事件成为舆论焦点，食品安全成为风口浪尖上的话题。为促进食品企业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水平、规范食品市场、保障公众健康，国家建立了食品安全认证制度。认证制度在食品安全领域的适用可以引导社会转变消费观念，让百姓看“证”消费，增强消费性。同时，食品安全认证制度还明确了食品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提高了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有效性，以最小成本达到食品安全保障的最大效益。
《食品安全法》《认证认可条例》规定认证机构应当依照国家规定对准许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进行认证后的跟踪检查；对不符合认证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的，要求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使用认证标志的资格。在对目前认证制度调查中发现，一方面认证机构对认证产品有效跟踪义务的缺失；另一方面认证行业本身却因制度原因趋于泛滥。据了解，三鹿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三鹿集团及其各子公司共计获得了40多项产品的国家QS许可。这些认证证书成为三鹿集团在应对危机初期对外高调宣传的工具。而随着案件的不断推进，我们有理由怀疑部分认证机构有不作为的行为，至少是法律严令的认证机构对于认证企业持续跟踪义务沦为虚设。[3]
《产品质量法》第57条规定，认证机构对不符合认证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未依法要求其改正或者取消其使用认证标志资格的，对因产品不符合认证标准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只要认证机构没有进行跟踪检查或者发现其不符合认证标准而未采取相应措施的，即具有认证证书颁发以后的不作为行为的，产品不符合认证标准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与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虽然法律规定了认证机构对于消费者的赔偿责任，但实践中认证机构真正被追究责任的案件很少。这表明我国现行的认证制度的功能并未得以发挥，对认证机构连带责任追究机制还不完善。建议在《食品安全法》修订中增加：“认证机构出具虚假认证结论，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检验机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连带责任
为了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提高食品质量，保证公众的生命和健康，维护社会稳定，《食品安全法》规定了食品检验机构独立执业制度。通常情况下，食品检验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认证认可的规定取得资质认定后，方可从事食品检验活动。食品检验由食品检验机构指定的检验人独立进行。检验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和检验规范对食品进行检验，尊重科学，恪守职业道德，保证出具的检验数据和结论客观、公正，不得出具虚假的检验报告。食品检验实行食品检验机构与检验人负责制。食品检验报告应当加盖食品检验机构公章，并有检验人的签名或者盖章。食品检验机构和检验人对出具的食品检验报告负责。如果食品检验机构、检验人不履行法定职责，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执必会对食品安全工作造成危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食品检验机构人员的特殊身份，一般是独立的第三方检验人，应当客观、公正作出检验。如果食品检验机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串通，故意提供与事实不符的检验报告或者意见，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则构成共同侵权，依据法律关于共同侵权的规定，食品检验机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食品安全的责任篇4
在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语境中，食品及其安全、质量是民生的核心议题，直至当今，其安全责任的重要性也正在延续，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当前的食品企业中，出现了屡见不鲜的食品安全问题，甚至曝光出极其恶劣的食品安全卫生事故，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健康和生命的安全，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更体现出食品企业社会道德责任的沦丧、政府执政责任的公信力的缺失，其食品安全问题涉及企业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的生存可能，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并予以伦理和法制的解决。
一、我国食品企业安全现况分析
我国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频曝光，引发了社会性的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思考，伴随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食品已呈现富裕的安定局面，食品产业也在不断升级，然而，在食品结构和数量的提升之际，食品的质量却成为了众矢之的，其安全危机及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的焦点。虽然食品中毒事故在新闻媒体的曝光之下，有所收敛和减少，但是安全形势却不容乐观。食品投诉量居前列，在各类商品的投诉诉求中，食品类商品的投诉量稳居前列，重要呈现于两个食品领域：即其一是保健品虚假宣传泛滥，比重偏高；其二是乳品的质量安全被社会投诉比例较多。总体来说，食品企业的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暴露出食品企业的道德社会责任的缺失，确保食品安全的形势已刻不容缓。
二、食品安全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剖析
（一）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认同度不够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场角逐、抢夺份额，是企业商家绞尽脑汁追求的目标，为了企业的成本利润最大化目标，有一些食品企业枉顾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以次充好、滥竽充数，使食品的安全出现危机，这与一些企业的道德社会观有一定的关联，部分企业由于经济利润的驱使，非法采用不符合商业规则的手段，造成轰动全国的食品安全事件，诸如：“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酒鬼酒的塑化剂超标事件”等，造成了极坏的恶劣社会影响。
（二）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有限。企业的社会责任呈现由低到高的金字塔型分布，底层是经济责任，由下而上逐次是：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社会慈善责任，在这个金字塔的构架中，自然越往上越能达到商业社会的最高境界，但是，如果食品企业连底层的经济责任都难以保全和生存的条件之下，则其无法维系和升级更高层的责任，这也可以理解成食品企业的负载较多，在履行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无法全面达到规定的要求。
（三）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披露制度还不够健全。由于我国在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披露制度上，与国外研究相比，还存在理念和规则上的不完善，在不断的实施过程中，食品企业也仅仅是部分做到了其披露机制内容，而对一些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计量等说明性的信息披露不够明确，不够完善。就目前而言，我国食品企业的自觉性披露行为还未普遍，在提升自身的社会信任度方面，还存在比较严峻的缺失状态。
（四）食品企业的标准不够完善，判定依据不全。在食品企业领域，其判定标准至关重要，而目前部分标准存在交叉、空白、矛盾冲突的局面，致使食品检测或媒体判定有误，而在社会范围内造成一定的食品安全危机。
（五）国家和社会监管机制不完备。食品企业是一种商业行为，其状态也应该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监控，而不能完全依赖于企业的自发和自觉性行为，当前，我国的社会政府性监管力量还不够完备，管理权限不明，出现交叉或无人监管的矛盾性局面，这极不利于食品安全的提高和质量的提升。
三、食品企业安全社会责任的构建与对策分析
（一）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强化社会责任理念。不论是从经营及其效益角度来看，还是企业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来看，食品安全与企业的成功与否成正相关的联系。在企业的经营理念中，诚信与务实的基本道德操守也应该成为其经营理念之一，在良好的社会责任信念下，用内在的诚信氛围追求科技进步与技术融合，确保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培育和构建，提升全体企业经营管理意识和水平。
（二）提升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力。在食品企业的产业组成中，一些大型食品企业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承担力和履行力，而部分中小企业则缺乏相应的能力，我们要注重扶持中小食品企业，针对其规模小、经济承载能力弱的特点，开展教育与培训，运用与其条件相适应的技术与管理能力，在其限定的环境内，完成相应的社会责任履行；其次，要加强食品企业的联合与优势互补结构，要利用不同企业各自的特色，与同类食品的企业进行产业链融合，提高整体实力，提升市场竞争水平；
（三）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制度。国外在研究食品安全披露制度方面领先于我国，其食品披露制度中的可查询和追踪的系统的经验，值得我人去学习和借鉴。同时，我国还应当加强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中的强制性举措，开展多层次、多种类的披露方式，用正面的宣传引领食品企业向健康发展。
（四）加强政府监管力度。食品企业的健康发展还要依靠于政府的监控与制度管控，行法行政、依法监管是对食品企业安全的可行途径，要加大建立食品企业安全监督体制，用法律、规范的法定形式，对食品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奖惩与评估。
食品安全的责任篇5
媒体以自由为至上价值内蕴强烈的道德维度,即“表达”本身就是道德的,是可以被个体正当拥有的权利。这种价值追求自然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特色。故而,随着西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在之后的三个多世纪里发生了根本变化,媒体的运作状况也相应发生了巨大改变。媒体自由不自觉地导致自由的滥用,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甚至一切暴力、色情等具有煽动性的信息成为媒体钟爱的对象,媒体沦落为市场和资本的附属物,公众接受到的不再是客观的中立的信息报道,而是媒体所有者主观选择后愿意传递给公众的信息。资本对媒体的控制与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道德上孰高孰低的评判,都同样是对真正的媒体自由的无视和亵渎。媒体以自由为至上价值的追求亟须被一种新的价值追求所修正和补充,而20世纪中期以来媒体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价值追求因应了上述召唤,而成为现今社会媒体的最高指导原则。媒体的社会责任追求与责任在整个理论世界和实践世界的日益显明有密切关系。在当今社会,责任是对“科技进步结果的哲学反思;经济发展后果的伦理回顾;社会变迁结构的道德追问;人类未来趋势的忧患求索”。[4]一句话,责任由于适应了时代精神,而成为人们在学理上和实务上讨论和行动的中心主题。媒体的社会责任要求媒体不再把眼光局限在经济利益的追逐和媒体从业者的主观偏见的选择上,转而强调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的同时应该注意对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和促进。它要求“值得公众倾听的观点就让公众倾听,决定哪些思想观点值得倾听部分取决于公众,而不仅仅取决于主编和业主们特有的偏向性”,因此,对于媒体来说,“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新闻服务,就是一种不能逃避的总体性社会责任”。[4]这种高质量的新闻服务,当然包括围绕着保障公民权利享有和行使的一切信息,比如对不安全食品的曝光、对生产和供应不安全食品的企业的揭露与谴责、对安全的食品供应体系重建的建议与讨论等等。很明显,媒体的社会责任既是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又是媒体的自由价值追求的有益补充与确证。2.媒体的社会责任要求不仅是它价值诉求的逻辑发展使然,更是责任主体在当下的扩展使然。一般来说,只有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才与责任概念相关联,因为只有这样的个体才能对行为后果有前瞻性的反思,才能在决策与行动中引入道德的考量。媒体作为一种拟人化的存在,是相关个体意志的总和,其中包括真正服从的个体和形式服从的个体。与自然人一样,它是一个“与作为行动载体的个人有着极大相似性的行为主体”。[5](p70~74)以组织形式出现的媒体是自主独立的,媒体从业者具有共同的利益,有着共同的自豪感和忠诚的对象,它的存在依赖团体凝聚力和集体认同,它不是那种松散的临时性群体。比如“在海水浴场,众多的不去救那在海边溜达而被溺死的男子见死不救的会游泳的人们,与集体责任毫无关系。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集合体”。[6]而由个体有机构成的媒体显然具有类似自然人那样的意志能力和行动能力。相对于从属其中的个人及其行为来说,媒体的行为是超个人性的整体宏观行为,它无法还原分解为任何一个个体的行为,从而也就会产生超出个体能力所能及的结果。媒体成为潜在的责任主体,为媒体的食品安全责任探讨提供了主体上的可能性。另外,在食品安全中,食品企业和消费者作为食品安全的直接相关方,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食品安全的关键监管者,无疑在食品安全论域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共同构成食品安全的三位一体的伦理保障力量。然而反观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境,食品企业与消费者在食品信息量的拥有上存在着不对称的现状,单个的消费者没有能力对全部食品是否安全做出准确的判断,而造假技术更新换代更是增强了消费者的无力感。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媒体已经或者正在加速渗入我们的行为模式和道德思考中,它在帮助我们了解事件,传递给我们足够的信息,丰富我们审视客观对象的角度等方面,有着强大的影响。即是说,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媒体共同完成信息传播的工作,共同改变着人们的知识结构,共同塑造着人们观察事物的方法。所以,在食品安全的基本责任主体之外,媒体应该以一种“普遍连带责任”的原则进入到食品安全的过程中,即食品企业、消费者和政府对食品安全的责任履行并不能必然导致媒体的食品安全责任的“缺席”。
在讨论了媒体何以能够成为食品安全责任架构中的重要一环之后,本文将继续探察媒体的食品安全责任的表现问题,即它的责任是否是可行的。我们会发现,媒体的食品安全责任与它的普遍道德责任要求相一致,并非“水中月”。媒体的责任伦理要求植根于媒体与社会大众之间日益复杂的交往关系中,而这些交往关系又在媒体功能的现实展开中得到丰富和扩展。媒体的道德责任要求包括:1.真实客观。它“指明人们在道德上做出决定时,应当采取何种思考方式。于是,客观性不再被认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问题,而是有益的、应当力求达到的,它是把‘是’和‘应该’融为一体的途径”。[7](p145)但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由于媒体本身具有的特点,要实现信息的完全真实并非易事。一是由于生活节奏加快,信息膨胀爆炸,媒体为具有时效性的新闻就会疏于求证信息来源及深入调查研究,使得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有所打折。二是媒体从业人员个人素质参差不齐,难免会出现“训练有素的无能者”,甚至故意虚假信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2007年的“纸馅包子”新闻事件。三是由于媒体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追求,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宣传工具。“许多新闻作者时常受到告诫,‘老板’的话才是真理。此外,商业力量……政治力量的介入,也会令新闻的客观性变质。政客利用金钱、权力输送、承诺等手段吸引媒体实现个人政治的欲望。”[8](p148)真实客观是社会大众对媒体的最低要求,也是媒体应该承担的最基础的责任。2.公正。新闻学家菲利普?帕特森等认为,为无权者正义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界最重要的责任。或者,换句话说,长期以来,新闻职业是否为那些处于社会经济基础之外的团体代言就是检验它是否履行了其职责的石蕊试纸。[9](p36~37)媒体在现代信息社会具有广泛性、渗透性、示范性等方面的特点,同时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有力的社会监督等特征,被认为是社会风气的指示器和社会良心的安全阀,代表社会的公正形象。公正不仅针对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也道明了它应该拥有的权利。媒体不仅应该揭露和曝光社会的阴暗面,而且也应该积极树立先进的典型和榜样,秉持公正的信念。既不妄加评论,也不一味奉承。媒体在社会公共事件中应该做一个公正的信息传递者,多挖、深挖新闻背后的原因,不偏传,不偏信。在真实的世界中,面对庞杂无序的信息,既有正面的积极的理解,也有负面的消极的理解,正面的理解世界有助于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相反,负面的理解则会使世界应有的价值坍塌,进而使人倍感空虚。媒体的公正性对其自身的长久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3.公信。“公信力是媒体最有价值的内在品质,它关系媒体自身生存和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媒体受众的多少、社会影响力的高低、经济效益的大小。”[10](p169)与此相应,诚实、准确和忠诚于读者就是所有媒体从业者的真正基础。媒体以诚信的态度传递信息,影响舆论,就会与社会大众结下信任的关系,这样才能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这样的信息才不会失去其本来面目,也才能正确地起到引导舆论,满足大众最基本的信息需求的作用。4.全面。媒体如果以偏狭、刺激、爆炸性的和夺人眼球的方式来持续不断地向大众传递信息,这当然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但这是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进行的,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2008年的“蛆虫橘子事件”就是例证。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吸引公众注意,规定了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实际上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公众倾向于关注被媒体集中大量报道的新闻事件,而媒体正是通过公众的这一心理趋势为公众设置或者规定讨论的话题,提升或者降低某些新闻事件的重要性,从而达到控制公众关注重点的效果。显而易见,如果关于某一事件的负面消息压倒性地占据了媒体传播的主要内容,这无疑会营造一种消极的议题环境,给公众留下恐慌的印象,甚至可能导致公众对涉案品牌所在行业的整体不信任,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媒体信息传播的全面性应该体现在某一新闻事件报道的全过程中,媒体不能够也不应该聚焦于新闻事件的一个侧面,尤其去“放大”潜在的不良因素,而无视或者不愿意探讨新闻事件的全貌,不以公众的整体观感为首要目标,过于追求轰动效应,结果就是确立一种扭曲了的新闻“事实”。这根本无益于公众对信息的接受和理解。媒体具有的真实客观、公正、公信和全面性的责任伦理特质和道德价值标准,暗含了媒体在食品安全中的责任要求。这四个方面在媒体揭露、报道食品安全事故的全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回观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媒体在整个过程中都起着自身特殊的作用。媒体第一次揭露食品安全事故时,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展现食品安全事故的全貌,对事故的严重性做出真实客观的传递,要注意从食品供应方和消费者两方面获取新闻资料,取得多方观点,注意多元信息对称,不掺杂个人好恶,不妄下结论,这是媒体新闻报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取得消费者信任的前提。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报道事实真相,为消费者及社会大众完整呈现食品安全事故的本来面目以引起公众重视。其次,在食品安全事故公之于众后,媒体应侧重于报道涉案主体的相应反应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的应对措施。在这个阶段,媒体主要是以公正的态度全面报道食品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的第一反应,既不与食品企业相互掩护,也不一边倒地指责政府责任的缺失,而是以报道食品企业的补救措施与政府部门的积极应对方案为重点,帮助食品企业树立“危机公关”的积极形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消费者群体间产生恐慌不安心理。最后,全面报道还要求媒体在报道和揭示食品安全事故真相的同时,要适时对消费者的疑虑和对某行业、某品牌的不信任感及恐慌心理进行引导。因为媒体参与食品安全事故的报道并不是为了打击消费者的信心,而是为了开展建设性批评和积极重构食品企业道德责任,督促相关食品企业尽快解决问题,以恢复消费者对该行业的信任,安抚消费者的不安心理,突出媒体的人性化关怀。总之,媒体在食品安全中的责任承担既是媒体在当今社会的责任价值的必然要求,又是它的社会功能的直接体现。它是食品企业责任、消费者责任和政府责任的有效补充和延伸,它们既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因此失彼。在整体性责任框架下审读食品安全论题,媒体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食品安全的责任篇6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问题；农产品加工企业；社会责任
1研究背景
农产品加工企业是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经营活动的主体,其运行状态决定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程度。我国理论界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研究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第1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党的十六大的召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在分析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意义和潜力的基础上,从企业微观经营管理层面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权制度、融资渠道、技术创新能力、特色基地建设及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第2个阶段是从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加强“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现代农业,特别是必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完善农产品加工企业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农产品加工企业却面临着规模小、生产效率低、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科技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融资能力弱、营销意识薄弱、缺乏农业品牌、人员素质偏低等困境。为此,许多学者从宏观角度对企业发展规划,尤其对龙头企业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发展以及竞争能力的增强提供了理论指导。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这其中与农产品加工企业自身履行社会责任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对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又久远的，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农产品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对食品安全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2农产品加工企业食品安全问题分析 1农产品源头和加工污染
近年来，农村工业的发展让农村环境受到污染，工业三废的大量排放，造成许多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土壤中，饮用水中含菌量高、重金属含量高，由于这些污染，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等农产品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即使是家禽家畜排泄的“有机肥”，与我们先辈时代的有机肥营养成分相比也大不相同。农产品生产工艺落后，也是农产品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的重要原因。许多农产品加工企业和个人不能科学使用先进设备进行种植、加工，而是在他们现有条件下，生产出他们自认为没有问题的农产品，忽视了质量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产品加工企业未能按照工艺要求进行杀菌灭菌处理。二是过量、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甚至使用非法添加物而引起食品安全问题。
2.2销售渠道污染
目前，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大多仅限于小型初级批发市场，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机制，批发市场无法堵住问题农产品的进入。而以畜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个体经营销售为主要形式的农贸市场，因销售场所简陋、卫生条件不具备，初级农产品极易****变质，使农产品食品安全成为重大隐患。 3政府部门缺位、监管不力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农产品质量出了大问题或造成事故之后，政府主管部门才介入调查。这种“亡羊补牢”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消除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隐患。而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居然有工商、质检、卫生、农业、林业等10多个部门，各个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主管部门缺位，执法力度不到位，个别机关中长期存在的推诿扯皮作风，对农产品监管的薄弱等都让问题农产品躲过重重关卡进入了市场。
3农产品加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分析 1注重食品加工全过程的安全监督
食品安全的责任篇7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必要性；影响因素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从2008年三鹿奶粉被查出含有三氯氰胺，加上之前苏丹红染料用于食品添加剂中、原本是黄色的银耳被硫化漂白等等，这些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案件不仅直接给被害人的身体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还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影响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有许多婴儿由于食用了添加三氯氰胺的三鹿奶粉还有可能导致肝肾功能损害和大脑发育不全等疾病，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严重的后果。特别是最近令广大消费者感到非常震惊的废旧皮鞋冒充食用明胶制作老酸奶和果冻的事件，更是让广大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失去了最后的信任。
面对如此之多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统计部门所报告的关于食品中毒的各项数据，无一不引起相关部门和学者的密切关注。这些问题带来的社会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需要有关部门立即出台相关的解决措施，以便及时改变这种局面，使人们重新恢复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一、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自从2008年3月发生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以来，截至2008年10月，共导致49427例婴幼儿住院治疗，并造成4名婴儿救治无效死亡。这是近年来在我国乳制品行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一次恶性食品中毒事件。食品安全问题的常见表现形式就是食物中毒。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报告显示，每年有上万人遭遇食品中毒，在04-08年期间，平均每年有225人死于食物中毒，每年食物中毒的报告平均有537起，这些数字无疑是令人非常震惊的，所以有必要采取相关措施，来尽快遏止这种现象继续蔓延。
1.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必要的责任保险来协助相关部门进行管理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饮食排在第二位，可见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得到足够多的重视。食品安全问题是与每个公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不仅直接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需要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健康安全；它不止是针对每个消费者的个人问题，更是与整个社会紧密相连的公共问题。
既然是关系到全民健康和经济利益的社会问题，就需要整个社会都参与到对食品行业的监督中来。在我国现有的食品加工企业中，80%以上都是10人以下规模的小作坊经营企业，单纯依赖政府对这些家庭式企业进行监督、惩戒管理，不仅管理力度有限，管理结果也不够彻底。一旦发生问题，象征性的惩罚根本不足以使违法商贩认识到根本性的错误。
保险，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经济关系，是一种责任与义务的购买，具有经济补偿、资金通融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功能。责任保险，是以经济赔偿的形式来代替投保人对意外受到伤害的受害人进行赔偿，是一种双重保障机制。责任保险在社会管理中的辅助职能显得尤为突出。如果相关业务能得以开展，不仅经营食品的商业者自身有了一定保障，受益最大的还是广大的老百姓。
2.责任保险是最可行的风险转移方式
通常在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受害人可以从政府和食品经营者两个方面获得救助和赔偿。但是，通常政府救济金额较少，大部分需要食品经营者自身支付。但是面对众多的受害者，食品经营者的流动资金不足以支付众多受害者的索赔金，所以受害者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拿到赔偿款。面对这种情况，食品经营者就可以选择购买责任保险。因为责任保险虽然经营原则与其他形式的保险是相同的，但是实际运作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经营特点。尽管发生风险时，保险费用是赔付给被保险人，但是最终却是用于赔偿被保险人对其他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这样，就可以有效将食品安全风险进行转移，从而减轻了政府和食品经营者的负担。因此，这一保险形式应该得到大力推广，加快实现其应有的作用。
二、目前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的现状
继汽车强制险制度实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以后，在2009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已经由多位委员提出加强实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意见。近三十年来，保险业在我国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自1978年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GDp从1978年的3624.1亿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403260亿人民币，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9.3%。而保险费收入年平均增长35%，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衡量一国保险发展水平的不是保费总量指标，而是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和保险密度（人均保费），2010年我国的保险深度为3.7%，不足世界水平的1/2，保险密度约为165美元，仅为世界水平的1/5，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相差甚远。其中，因食品安全法而出台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状况更是不容乐观，愿意主动投保的企业少之又少，甚至不超过一成。
下表是有关部门对某市市民随机进行的问卷调查，主要目的是评价保险推销人员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熟悉程度和对这类保险的推销积极性，以此来对这一保险形式的目前现状的评价提出客观依据。以下数据来源于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表某市保险推销人员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熟悉程度和推销积极性
以上数据来自2011年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关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调查报告》。
三、发展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影响因素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要想在我国食品行业全面推行，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首先要分析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再集中精力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解决，是快速推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在我国食品业大规模实行的基本前提。
1.法律制度的影响
目前，我国关于食品安全责任的法律条文还不够完善，对于食品安全责任的认定和规定还有很多需要补充的地方。食品安全责任险的具体实施应该有相关法律条文具体规定，使食品经营者认真对待这项风险转移方案，促使其能够真正接受和理解这一险种。另外，为了促进食品经营者购买这项保险，就应该从食品安全的赔偿金额着手，使其达到需要使用责任保险规避这一风险的数额。就目前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来讲，现行的处罚标准过低。例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处相关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罚款。这一标准对于违法者来说没有起到根本性的震慑。
2.保险公司经营战略的影响
由于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概念提出的相对较晚，并且具体的实施中，经营力度不够，取得的经验和业绩都非常有限，没有借鉴的价值。从表1中可以看出，保险公司的业务重心和销售人员的积极性上，都严重偏离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一项目。严重匮乏的数据无法使保险公司按照保险精算原理进行准确的定价，对于风险也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
3.公众保险意识的影响
由于以往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比较少见，加上我国的新闻媒介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宣传有限，致使民众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认识程度和关注度严重不足。尽管保险业在我国已经取得长足发展，但是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购买保险仍然是件比较奢侈的事情。严重的资金不足，加上民众保险意识淡薄，又因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不被广大群众所熟知，种种原因导致这种保险形式没有受到百姓的重视。
四、大力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主要措施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要想全面推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国外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经营方法，以此来全面提高我国保险业在这一板块的水平。在美国和台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其发达的保险业大多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充足的补贴和税费优惠使得保险业能够更加完善的发展。在发达国家的保险行业，由于其起步较早，保险业务多种多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蓬勃状态，所以在各个行业的保险形式都得到了充分发展。保险制度透明化、精细化、标准化，是发达国家保险业的主要特征。
所以我国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要想得到更快的发展，就要做到：首先，应该健全我国关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相关制度，加强相关法律条文的设定和颁发，促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能够强制执行，并且做到有法可依，有理可循；加强对违法食品经营者的惩罚力度；同时，政府也应当给予承保食品安全风险的保险公司一些税收或政策上的优惠，提高保险公司经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积极性；其次，应该在食品卫生部专门成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室，通过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全面展开推广、落实、执行工作。然后，作为承保主体的保险公司，应该集中人力、财力加大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研究、开发和宣传，搜集数据，制定出更多符合我国市场需求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险种，切实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的职能。最后，应该加强传媒企业对这一险种的宣传，提高国民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基本认识，扩大对食品安全保险的需求。
五、结论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乎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关注，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大力推行，能够有效降低有害食品对群众人身财产的伤害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食品经营者所面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陈玲: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环境因素分析[J].金融与经济，2005，11：25-35.
[2]徐涛吴焰:探索建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n].证券时报，2009.3.4.
[3]俞亚萍杨玉英:浅论国际产品责任法严格责任原则[J].法制与社会，2007.11：333—334.
[4]闫石.公众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J].经济研究导刊，2008，08：79-80.
[5]谢茂慧马戈杨晓敏等:湖北省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状况调查分析[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06，17（2）：31-33.
[6]wS/t9-1996.变形杆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S].
食品安全的责任篇8
关键词：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国家强制
中图分类号：F41682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在全国掀起巨大风波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于2009年以石家庄中院裁定三鹿集团破产之后在司法程序上划上了终止符，但法律意义上的程序终止，并不意味着此事件的真正终结，事实上受害儿童的家庭陷入了巨额的治疗费用无人买单却又索赔无门的窘境。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国在2009年2月通过了《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但这也仅仅是加重了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违法成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受害儿童索赔无门这样的问题，可以说现有的法律和制度确实对上述问题无能为力。一次次的食品安全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在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政府还可以用法律制度不健全来为自己开脱，那么当食品安全问题再次发生之时，若政府还是束手无策，将会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和民意压力。虽然政府在食品监管领域抱着很大的决心，但想短期内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难度很大，特别是食品安全事件中受害人利益的保护问题更值得重视。因此，应通过立法来推动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该法律制度的内容。
产品责任保险始于1910年前后的英美责任保险，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早期的产品责任保险主要承保一些直接与人体健康有关的产品，其中主要的就是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后来承保范围才逐渐扩大到各种其他产品。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确定了严格责任保险，西欧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等国的产品责任保险业务速度增长。目前，世界各国专门针对食品安全责任的保险很少，更多的是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纳入到产品责任保险之中。
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责任保险制度已经十分完善，但是在单纯的食品责任保险领域研究和现行制度非常少。以美国和台湾地区为例，美国的产品责任保险很发达，其理论研究多围绕产品责任保险展开，但是缺少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详细论述。由于美国对于缺陷产品实施惩罚性赔偿，在一定程度上吓阻了违法行为的发生。我国台湾地区在2008年6月份修订了“食品卫生管理法”，其中第21条规定一定种类、规模之食品业者，应投保产品责任保险，这凸显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重要性，但却把食品责任保险纳入到产品责任保险范畴。中国的产品责任保险始于1980年，当时主要是为了满足出口的需要，针对外贸出口产品设立，食品行业也有成功利用该保险规避风险的案例，但比起外国成熟市场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尽管我国食品安全责任险有了国内保险业务，但是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问题。
二、责任保险制度建立的法理基础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法律制度的功能是为了矫正正义，即纠正违法行为。侵权行为法主要关注的是受害人恢复到侵权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在这种理念前提下侵权行为和保险制度没有任何联系，法院在处理产品侵权行为时，只需依法判决侵权行为了赔偿受害人损失即可实现正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侵权法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由于过于简单地追求矫正正义，而忽视了要达到正义所需具备的其他因素，使其无法实现实质社会正义。依法赔偿的结果往往是企业付出巨大成本甚至破产的代价，受害者却仍得不到应有赔偿。正如波斯纳所认为的，“如果赔偿是过失制度的唯一目的，那它就是一种贫困的制度，因为它不但成本很高而且很不完善”［1］。
如果要走出困境就不能将产品侵权损害赔偿看作是单纯的私人纠纷，而应将其视作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现实已经表明侵权法所提倡的矫正正义只能实现形式上的公平和正义，并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罗尔斯所提出的分配正义观的理念，恰恰可以弥补解决传统侵权领域矫正正义观的不足。作为建立“损失承担社会化”的责任保险制度的法理基础［2］。在分配正义的理念下，责任负担分配的正当理由，不是基于矫正正义的过错，而是加害人和受害人分散损失能力的比较［3］。在责任保险制度中，受害人的损失由具有赔偿能力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从而为受害人实际获得赔偿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使该制度成为应付风险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风险的保障工具，这一制度的利用社会化的机制，实现了财富的较为公平的分配，很好的体现了分配正义。我国台湾的学者对于责任保险制度必要性是这样认为的，“今日法律之趋势，皆认为未能由责任保险补偿过失行为之后果，本身即构成在经济上不负责任之行为［4］。
三、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路径选择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主要牵涉到被保险人食品经营者和保险人保险公司。
首先，从被保险人食品经营者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目前从事食品经营者从数量上来说多为资金有限，规模不大，销售额不高，产品销售区域也有限的小企业，而且企业的利润有限，且稳定性很差，投保产品责任保险无疑会增加其经营成本，就其个体利益来做短期考量又似乎看不出任何好处。因此，小企业往往会认为其投保是在为大企业买单，如果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其投保的积极性肯定不高。
其次，从食品安全事件的特殊性来看，食品行业往往是小事故发生的概率很高，大事故发生的概率很低。对小企业来说，大部分受害者在发生小事故的情况下，由于出于诉讼成本的考量，往往会选择自认倒霉，即使是小部分受害者向企业提出索赔请求，企业凭借个体力量在付出极小成本的情况下往往就可以解决；在发生大事故的情形下（受生产规模和销售范围所限小企业发生大事故的可能性肯定低于大企业），发生了大事故产生的赔偿责任会远大于其企业的资产和个人资产，在此种情况下损害赔偿责任已经不能为其规避风险提供足够的激励。所以，如果潜在加害人的资产小于他们所引发的损失，出于对风险的厌恶，潜在的加害人会理性的排斥对保险的购买，这是责任保险产生强制性的原因之一［5］。
第三，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一般的商业保险皆以盈利为目的，责任保险却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按国际通行做法保险费率的设定应遵循不盈不亏的原则。保险公司作为商业个体在市场经营中当然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而责任保险并不能给其带来收益，反而会承担一定风险。因此，从其角度来考虑也有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强制化的必要。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强制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所以，如果要实行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需要由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为实现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公共政策，需要在法律或行政立法层面确立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四、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内容
（一）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中投保人范围
从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来看，在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民事主体很多，而且小企业占绝大多数，如果要求所有的相关经营主体都投保，目前来说在实践中很难实现。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不要“一刀切”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先行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大中型企业必须投保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进行试点。
首先，这些企业的规模大，影响力大，与小企业相比处理各种食品安全事故的成本更高（除了损失经济利益外，不能及时处理事故还可能造成商誉受损品牌价值受到影响）。因此，它们更愿意投保，强制责任保险从这些企业开始推广遇到的阻力会小很多。
其次，由于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在我国属于新型险种，国外的参照也很少，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和事故理赔都没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选择数量少且发生大事故概率高的大中型食品企业，往往能有助于保险公司能集中力量在短期内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风险控制和理赔制度和体系。
第三，大中型企业的影响力大，这些企业的行为通常具有较强的示范效果。倘若食品安全责任险在试点企业取得显着成效,必能赢得公众信任,为今后其全面覆盖作出良好铺垫。最后，纵观这几年我国出现的影响力巨大的食品安全事件，更多的与大型食品企业有关，这些事件不仅给无数消费者带来巨大伤害，事故企业也是以元气大伤或破产收场。更糟糕的是引发了全民对食品行业的信任危机，以及由于赔偿和监管不力带来的政府信任危机。因此，以大中型企业为切入口，能有助于快速有效的重塑消费者对行业和政府的信心。具体认定大中型企业的规模必须考虑到企业的注册资本、销售额，生产或销售食品的数量、市场所覆盖的范围等诸多因素予以界定。
（二）保险责任范围
从保险原理来看，从经营效益考虑和风险控制考虑，保险公司多把投保人的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的，这样可以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目前，我国设立的食品安全责任险也确实将投保人的故意和违法行为排除在保险责任之外。毫无疑问，将被保险人的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对保险公司有利，能够有效的控制风险。但强制责任保险不仅仅是分担责任人的风险，其主要的功能在于对事故中受害人的积极保护，从而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中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道德影响力日渐式微，体现在商业领域表现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经商价值观以少人尊奉；与此同时，外部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中国的市场充斥着谎言、欺诈、知假贩假。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将被保险人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设置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则未来爆发的大量食品安全事件，受害者的利益还是难以得到保障，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保护受害人的终极价值的目的将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实现。当然，如果将投保人的故意、重大过失和违法行为纳入保险责任范围，则保险人的风险会显著增大，但是考虑到责任保险尤其是强制责任保险的实质本身就是经由保险公司将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分配向弱者倾斜，使弱者在残酷的在面临危机时有所依靠。因此，其承担一定风险也是其分所当为。此外，保险公司面对风险并非无能为力，其可以通过设定赔偿限额和向被保险企业行使追偿权等手段来挽回自己的损失降低风险。
当然，责任保险所引发的道德危险也是不能回避的。在保险产品的创新过程中，责任保险和犯罪保险成为道德危险的高发领域，它常使人陷入道德困境［6］。在责任保险领域产生道德危险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人在被侵权者提供经济补偿的同时，也使被保险的侵权行为人从经济赔偿责任中解脱出来。如果将被保险人的故意和违法行为也纳入保险赔偿范围，被保险人势将更加无所顾忌，引发道德危险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对此不能因噎废食，最大可能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始终是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的终极价值。至于道德风险，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加大对被保险人的安全监督、灵活调整保险收费率、设立投保企业安全信用级别公示制度等方法来避免，而国家相关部门也应抓紧完善监管和处罚机制，从外部对企业以强有力的威慑。所以，根据强制保险制度设立的特殊意义，保险公司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局限于直接的人身损害，即包括受害者的死亡赔偿、伤残补偿、医疗补偿等。如果将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害等所有损失都纳入保险人的承保责任，将违背强制保险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而非全部保障的基本原则［7］不利于保险的推广和全面覆盖。
（三）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权利义务划分
虽然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为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保险，但是并不因其由法律强制保障实施，就一定会得到各方的认可很快得到推广。由于强制责任保险的制度设计目的更多是为可能的受害者服务，所以对保险双方都有那么点勉为其难。“法不强人所难”是基本的法治原则之一，“法律不能要求不能实现的事情。……一旦出现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只有两种后果在前面等待：强迫公民去实现他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或者对于公民由于不能实现这一要求而产生的违法行为保持沉默，无论出现那一种情况，都不会再有法治了”［8］。所以，为了避免富勒所说的两种后果的出现，就要合理确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尽可能的使双方都能接受，不那么勉为其难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过失、违法行为不能免责。与此相对的就应该赋予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监督权以控制风险。监督权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险人在投保企业设立专门的监督员，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食品质量，在发现安全隐患之时有权利要求企业整改，企业应当予以配合。二是保险人可以根据被保险人事故发生频率和损失大小灵活调整收费标准。三是保险公司可以建立“投保企业安全信用级别”，依据合理标准将企业的食品安全现状分级对外公示，这样既能让消费者及时了解食品企业的安全情况，又能使食品企业重视食品安全管理，防范道德风险。
其次，应当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赔偿请求权。“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指在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致人损害，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食品药品事故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额限度内的损害赔偿额［9］。关于直接请求权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直接请求权的目的也是填补第三人的损失，就是损害赔偿请求权［10］；也有学者认为直接请求权兼具保险金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双重性质，并以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主。笔者以为无论是根据侵权法的责任自负原则还是合同法的责任相对性原则，第三人请求权都不可能是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只能是基于责任保险所体现的分配正义下的保险金请求权。以前在美国除了少数情形外，第三人是没有权利直接侵权人的保险人的［11］，我国的法律对于此点的规定比较模糊。《保险法》第50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也就是说法律只是规定了保险人向受害第三人直接支付，而并没有明确受害第三人是否有向保险人直接请求支付保险金的权利。在保险实务中，事故发生后，受害者一般会被要求先向食品经营企业索赔，例如在我国的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险中，一般情况下被保险人要先向受害人赔偿，之后保险公司再行侵权人赔付。但是，如果受害第三人如果没有直接请求权将会严重影响该保险的效用。第一，如果被保险人本身怠于行使保险金赔偿请求权而其自己又无力赔偿的话就会影响到受害人的利益。第二，如果被保险人在获得赔偿后，有可能恶意的将赔偿金据为公司所有，甚至私人所有，再以破产来逃避赔偿责任，同样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第三，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设置的根本目的在于及时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而免去被保险人这一中间环节，能最迅速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四）保险赔偿
1.赔偿限额。由于食品安全事故可能造成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受害，所以可能造成的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极其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作为风险中性者一般不会会愿意冒险承保，即使在强制承保的情况下，法律也不应该将如此巨大的风险强加在保险公司的头上。此外，如果要求保险公司承报此种无限额的保险，保险公司必将会收取巨额的保费，又会影响到被保险人的投保积极性。因此，承保人设定固定限额。当然这种限额是双方磋商而定的，限额越高，保费自然越高。
2.保险费率。一般的商业保险自然是以营利为目的，而强制责任保险却主要是出于对公共利益保护和社会正义实现的目的来考虑的，保险费率的设定原则应遵循不盈不亏的原则，这也是大多数国家的强制责任保险设立的通行规则。强制责任保险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既然是按照商业模式操作，当然应当按照保险经营的理论与原则来确定保险费率。正常情况下，保险费率的高低，取决于保险人所担风险的大小［12］。参照国内外产品责任险的费率厘定标准，再结合食品安全强制责任险的特性，应从下面几个因素考虑来厘定费率。一是经营的产品性质和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的风险大小。食品行业在我国是比较成熟的行业，产品复杂多样，发生事故的风险也不一样。二是产品销售量及销售额。产品销售量大，销售额高则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必然大，费率自然要高。三是产品销售的地区范围。产品销售范围越广，风险自然越大。四是产品制造者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管理水平。五是投保产品的过往事故率及赔偿金额。六是赔偿限额的高低。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在确立费率前，应当对投保人进行风险评估，厘定费率，当然费率并非一成不变，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在对投保人进行监督时可以依据各项因素的变化灵活调整费率。如果投保人认为自己的各项指标有所变化或完善也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调低费率，这样通过费率的灵活调整可以促使被保险人更加重视食品安全。
五、结语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本应是市场行为，但是市场的缺陷需要国家的干预。强制责任保险体现了行政干预的特色，其行政化的一面可以保证其迅速得以推广实施，以迅速有效地解决我国食品安全事故中的受害者利益保护难题，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46.
［2］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
［3］张洪涛.责任保险理论、实务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8.
［4］袁宗蔚.保险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566.
［5］郭锋,杨华柏、胡晓柯、陈飞.强制保险立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17.
［6］王和,吴军.保险产品创新的道德困境［J］．中国保险,2003（9）.
［7］张洪涛.责任保险理论、实务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7.
［8］吴玉章.法治的层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9.
［9］丁凤楚.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191.
［10］李薇.日本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47.
［11］小罗伯特.H.杰瑞［美］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03.
食品安全的责任篇9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明星代言连带责任
一、食品广告代言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是不是意味着明星代言广告中的食品一旦出了问题,明星就必然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国家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给明星为食品广告代言加了紧箍咒，也就是说，一旦“吃”出问题，代言明星将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一起受罚。需注意其前提是这个广告是虚假的。
我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虚假广告本身就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再加上明星的特殊影响力,明星代言的虚假广告则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不良影响。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如果明星代言了虚假食品广告,则可依此法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明星在代言食品广告时,首先要对代言食品有一定的认知,然后按照《广告法》的规定确认它不是虚假广告,其中既要分辨食品的虚假,也要分辨广告主本身的虚假。同时,明星还要履行一定的“查证”义务,要查看广告主的营业执照、查验其各种真实有效的证明文件,比如有关商品质量检验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确认广告内容真实性的其他证明文件,然后才可以去代言。如果明星所代言的食品广告不是虚假广告,即使该食品日后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害,代言该广告的明星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二、食品广告代言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明星因未尽注意和审查义务给消费者造成损害应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注意和审查义务主要表现在，明星、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食品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时，应审查并确认广告内容的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夸大的内容，否则即成立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应依法对消费者使用食品后合法权益受到的损害，包括财产和人身损害，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有人提出是否应该考虑设立免责的条款，考虑到问题食品的危害极大，经过认真权衡，最后的意见认为，免责不适用于食品安全，即使已尽到查证义务。实际上，国外对明星代言广告有严厉的法律约束，代言人在广告里的言语相当于出庭作证，如果说谎，不仅负有民事责任，还面临刑事处罚。如美国、加拿大、韩国等都相应地具备针对明星代言产品的法规和制度，在美国，明星广告就是“证言广告”和“明示担保”。也就是说，广告代言人既是商品推荐者也是商品证明人，是产品一定时间内的实际用户或直接受益者，证词要真实无误，否则就予以重罚。但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以及不同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在我国，据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老百姓更倾向于欣赏并乐于接受明星代言的产品和广告，产品经销商变本加厉地打出重磅广告，粉饰包装，结果产品质量却被忽视了，消费者仍旧青睐明星代言的产品。
三、实践及立法完善
该法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因为有些矫枉过正而不尽合理，而且缺乏实际操作性，在今后的实践中容易引起各类混乱情况。
(1)法条约束对象不严谨
一则食品代言广告的出台，是建立在一条完整链上的。这其中有食品生产经营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形象代言人。绝大部分情况下还有向商家提品质量合格证书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等，他们各司其职，各享其利。那么，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原则与公平原则，如果真的出现问题，食品生产经营者与形象代言人理应担责，但有过错的其他主体同样难辞其咎。
(2)法条规范内容不合理
形象代言人不是产品质量方面的专家。相对于生产者、销售者而言，推荐者对产品质量的责任程度较小，他们对质量控制的能力也非常有限，所以立法应当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在归责原则上应该考虑的是过错责任。另外，消费者盲目追风，不理性消费也存在一定过失。在这种情况下，对已经履行了查证义务的代言人，依旧让其承担完全的连带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应以其广告报酬为限。理由在于：一方面，依法理，任何人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益。明星代言广告如有过错，他们的行为就具有违法性，便应依其过错程度的大小，以其代言广告的全部收益为限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该数额未超过合理限度，不会损害明星原有的财产利益，也不会导致明星由于害怕遭受巨额的财产处罚而不敢再次参与广告制作，从而避免损害市场经济的活力。虽然这样的责任限度远低于生产经营者，但鉴于广告代言人的过错程度本就远低于生产经营者和政府职能部门，如此设计并未明显失衡。
(3)长远看，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对于明星代言人的责任，应该适用的是有过错的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在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行为中，广告主主观恶性最大，故其才是直接责任人。明星代言广告虽然能获得不菲的佣金，但真正获得更大利益的是广告主。故从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行为中广告主的获利利益、主观恶性程度及明星认知的局限性等方面分析，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应作为补充责任人承担侵权补充责任。广告受众遭遇虚假广告侵权，首先应向直接责任人即广告主提起给付请求权，只有在直接责任人不能给付时，再向补充责任人即虚假广告代言人提起给付请求。此外，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恶意“炒作”。明星代言，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营销宣传方式，是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的。从法律上及客观现实上对其进行限制，对社会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法》关于明星代言的连带责任问题矫枉过正，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食品安全的责任篇10
2015年2月3日，保监会会同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此举标志着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初步建立，相关试点工作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法等法律15件，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使事故总量、重特大事故和重点行业事故发生率下降，并且着力治理餐桌污染，使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总体趋于稳定。
从三聚氰胺奶粉到毒大米事件，从某品牌午餐肉含有瘦肉精到地沟油，从明胶酸奶到知名快餐店使用过期肉，消费者的信任度一天天地降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企业，无论是小超市还是大公司，现在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能够真正提供放心食品的企业。由于以上问题的出现，我国开始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促使食品流通企业积极投保，如果企业与雇员由于疏忽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感染疾病或食品中有异物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在保险额度之内的由保险公司承担。这项制度有利于发挥保险机制降低社会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作用，提高食品行业质量，推动社会和谐。
1模型构建
基于期望效用理论与完全信息假说理论来研究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各参与方的行为，虽然政府在此项政策的推行中有一定的作用，但主要是通过财政手段对企业进行相应的优惠与补贴，来优化企业与保险公司之间博弈策略的均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食品安全监管方式，协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为了便于静态博弈模型的建立，假设主要参与者食品企业与保险公司理性人，即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是不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受害者无法及时获得赔偿的情况，或者企业故意骗保等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在构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过程中，参与保险的各方都能准确知道相关信息，没有私人的信息，博弈的时间选择、合理的行动和支付都是共同知识。
企业先选择是否投保，然后保险公司再选择是否承保，因此企业与保险公司的博弈顺序是企业在先，保险公司在后。同时引入政府支持政策，政府支持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企业的专项资金支持和优惠政策，包括对企业诚信指数的建设，企业生产环节的控制;另一方面是对保险公司的支持，对于食品的检验、监督、认证力度加大，操作流程规范化，完善对保险公司的配套措施。
2博弈均衡
分析当发生事故的概率比较小，而保险公司的赔付额w很低，同时保费有相对比较昂贵的时候，对于企业a而言，预期风险补偿部分无法达到弥补保费的成本支出，因此这种情况下企业a不愿意投保。政府就需要发挥财政职能，对食品加工企业进行适当的补贴，使得企业a的实际保费支出期望风险补偿，企业才会愿意投保。如果投保的企业数过少，会保险公司单笔业务直接投入成本很高;或者风险概率很大、且赔付额较高，从而导致预期风险赔付很高的情况下，保费收入无法与成本支出相抵，保险公司预期出现亏损，则保险公司不会承保，保险业务无法达成。因此，政府需要对保险公司进行营业性补贴，使得保险公司的实际保费收入成本投入+期望风险赔付。此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下，企业a愿意投保，保险公司B也选择承保，双方达成保险业务。
3我国推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建议
对保险公司而言，不断提高开发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产品的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引进精通食品安全领域和保险业务的复合型人才，提高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防范的水平。当支付满足c2/n+w-f时，企业参保，保险公司承保获得的收益更高。因此，保险公司需要充分进行市场调研，推广更为灵活、便捷、实惠的产品，寻求保险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
当保险业务发展壮大之后，投保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初期投入的成本也基本回收，管理费用降低，这些变化使c2/n非常小，对企业而言可以忽略不计。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各方的努力，保险费率与风险概率也基本持平，即=f/w，此时政府即使不再进行补贴，也能够得到两组纳什均衡：(投保，承保)、(不投保，不承保)，两组同时存在。此时参与各方已经建立趋于稳定的关系，企业通过参保，有效地规避了潜在风险，也提升了自身的企业形象，促进中国食品行业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