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类型篇1
××××年第一季度全区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件（其中区法律援助中心办理件，各乡镇、街道共办理件），其中，刑事案件件，民事案件件。接待法律咨询件，有效维护了广大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一、法律援助机构状况分析：
我区设有法律援助中心个，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个，社会法律援助机构个（工会、老年人和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形成了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以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基础，以社会法律援助机构为补充的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建立了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一体化法律援助工作格局。组织建设得到了进一步落实，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法律专业素质较高，但具有律师资格人员偏少。
二、法律援助经费状况分析：
全区法律援助机构全年财政拨款万元，经费与上年持平。办案补贴费用为民事每件元，刑事元，非诉讼元，解决了以往法律服务人员办案无补贴的现象。
在经费使用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充分发挥经费使用效能。
三、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及类型分析：
一季度法律援助案件共受理件，其中，刑事案件件，民事案件件。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件，聋哑人件。民事案件中涉及婚姻家庭件；三养案件件；劳动纠纷、工伤类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一是经费的落实到位推动了业务工作的开展，二是市局提出的进一步加强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要求得到了落实，三是乡镇街道追求办案数量已作为援助工作的核心内容。援助案件数量的增加，也使得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一）民事援助案件特点分析
民事援助案件的类型，主要突出如下特点：
一是因用工关系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劳动报酬争议案件较多，这类案件将是今后援助工作的重点；原创：二是因人身损害特别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涉及的金额大，动辄数万的赔偿金额，社会影响大，巨额的医疗费用也使受害者生活状况极度困难；三是涉及三养案件，工作比较复杂，并非简单通过诉讼活动就能解决，往往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二）刑事援助案件特点分析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类型方面，主要反映出以下特点：一是未成年人犯罪多达件，说明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应予加强；二是财产型犯罪多，在刑事援助案件中涉及盗窃、抢劫的财产类犯罪占很高比例；三是外地流动人员作案占很大比例，这类案件的增加反映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社会救助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法律援助的类型篇2
一、杭州市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现在每年有大多农民工流入城市。据统计未来25年我国还将有4亿农民工进入城市，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潜在需求量很大。现在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逐步了解，流动人口请求法律援助越来越多，这既是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支持，但同时又给法律援助造成很大的压力。杭州市余杭区在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切实举措走在全国前列，值得各地借鉴。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申请情况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十一条、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可知，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可分为指定援助和申请援助。由法院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一般适用于特定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盲聋哑人、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和贫困者，仅小部分是犯罪嫌疑人和其亲属直接申请的。以2012年为例，余杭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共452件，其中仅36件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民事案件共1023件，全部是申请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经审查后均予批准。由此得知，杭州市余杭区申请法律援助后获批得到法律援助的成功率很高，2012年批准率为100%。
（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数量及类型2012年杭州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295件，涉及农民工法律援助5597件，占案件总数的49.6%。接待来访法律咨询44741人（次），涉及农民法律咨询15578人（次），占总咨询量的34.8%，为农民工讨回欠薪4005.93万，使农民工更多地选择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其中就余杭区而言，2012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75件，相较于2010年的1744件和2011年1174件，整体呈上升趋势。从比例上分析，2012年法律援助案件总计1475件，其中66%系为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法律援助；且无论民事、刑事还是非诉案件，为流动人口提供援助的比例均接近及过半，刑事案件的比例高达86.7%（详见下表：《2012年余杭区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受援比例表》）。从案件类型来分析，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在民事部分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的占很高比例。其中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共536起，涉及农民工的就有320起，涉及工伤案件的主体均为农民工；刑事案件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盗窃、寻衅滋事、容留他人等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占绝对比，经济型犯罪占比很小。
（三）对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举措和成效1.深入基层建立工作站，贴近流动人口提供法律援助截止2013年7月，余杭区已建成法律援助工作站33个。其中依托基层司法所的工作站20个，依托妇联、看守所、监狱等的工作站13个。此外，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了四个专门的受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站，即余杭区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法律援助工作站、余杭区交通事故处理中心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及运河街道外来人口法律援助工作站。上述工作站在为流动人口近距离、高效及时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余杭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大亮点。2.着眼援助案件质量，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法律援助余杭区法律援助案件重视援助案件办案质量，结案率、胜诉率都很高。以2012年度为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调解结案的占到所有诉讼案件的64%，胜诉案件占34%，败诉案件仅1起；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已结案件407起，其中援助律师的辩护意见被全部及部分采纳的案件占比73%，顺利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156起，其中尚有45件案件未结案；非诉案件重在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其中顺利为农民工讨薪成功案件达852起。在2010年的杭州某公司群体性讨薪案中，⑤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时间组成援助律师团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连续奋战45小时，化解了这起劳资纠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前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流动人口法律援助存在立法缺陷首先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责任，而非国家责任。因为关于法律援助的立法都只停留在政府行政立法的层面，而非国家层面人大的立法。所以现行的法律援助专门法无法很好地调节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条例规定的内容在实施后无法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其次现行法律法规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流动人口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在《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申请的需要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但在现实中流动人口在维权时往往拿不出劳动关系的证明；再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时需要提交经济困难证明，表明我国在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向是“经济型”而非“权利型”，即以经济能力来衡量是否对当事人是否提供援助。在实际操作中，申请人须提供由户籍所在地村、社区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并由镇、街道盖章确认。这一规定往往导致那些常年在外的流动人口在居住地无法获取经济困难证明，而回户籍地开具又成本高昂，最终只能无奈放弃申请援助。
（二）受援范围有待进一步放宽我国现行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是刑事和民事法律援助，很少涉及行政案件和非诉案件的法律援助。事实上，行政案件中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原告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余杭区的法律援助尚且走在前列，但在法援案件中涉及行政案件的仅国家赔偿类案件、非诉案件仅占所有案件的9%，且诉讼形式比较单一。除此之外，现行条例也未能将法律援助涵盖到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例如在刑事侦查阶段若当事人想申请重新鉴定，能否因经济困难免去鉴定费用的问题尚无明确规定；再如现在法律援助也未能深入到执行程序，使得当事人最终的权益无法更好地落实。
（三）流动人口维权成本高、难度大在民事法律援助中占比最大的是“讨薪”案件。这类案件往往需经劳动仲裁、法院一审甚至二审，再加之强制执行才有可能完成，维权道路十分漫长。工伤案件则在仲裁之前还有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两大法律程序。漫长的维权之路超乎流动人口的想象，给其生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个别案件中，受援人虽然最终拿到了工资或赔偿金，却耗时两年之久。这让笔者不由想起英国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的名言“迟到的义即非正义”，全社会均应充分反思。
（四）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有待提高司法行政机关在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指派时，通常是随机抽取或者轮流指派律师，这会造成律师专长与案件性质不匹配从而导致办案质量不高。现实中很多律师尚停留在为生存而工作的阶段。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比委托案件收取的律师费低很多，有时甚至只有三到五分之一，因此部分律师办理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敷衍了事。而流动人口法律援助案件中常见的讨薪、工伤案件程序尤其冗长，如律师积极性不高则更不利于受援人的权益保护。
三、完善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建议
（一）明确政府责任国家在宪法中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一原则，政府就有保障其得以具体实施并获得实效的责任。所以政府需将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宏观上把握法律援助的开展，同时从微观上不断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从政府角度来保障流动人口法律援助的开展。1.保障援助经费法律援助经费的多少是影响法律援助范围最直接、最现实的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所能提供法律援助的总量。但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是依靠地方财政，使得法律援助经费各地保障水平参差不齐，存在越贫困的地方、越需要法律援助的地方经费保障却越低的状况。余杭区法律援助经费从2011年的90万，到2012年的120万，2013年的160万，每年以33.3%的速度增长，在经费保障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而从全国范围来说，完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制度，建立并实行最低经费保障制度使经费能够和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相匹配，提高地方流动人口维权的效率和质量，是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宜。建立并完善政府专项资金制度，首先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挤压资金。其次要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最大效益，合理使用经费，降低法律援助成本和耗费，将有限的经费多用于办案，更好地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功能。2.加强援助网络建设流动人口的维权之路中存在着取证难、成本高等重重困难，加强法律援助网络建设，联合工商、社保、劳动等部门，确保司法救助的实现，维护流动人口的利益。同时建立专门面向流动人口的法律援助机构，促使法律向基层不断延伸，方便流动人口申请援助。3.强化劳动监管首先要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劳动部门应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教育，加大单位对违法用工的惩罚力度，同时需针对流动人口工作的特点来制定并推行适合签约时间短、季节性强的工作的劳动合同文本。其次逐步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保问题。结合我国当下社会发展状况，尽快建立起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务之急就是要完善流动人口工伤保险，实现社会统筹，督促企业及时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4.考核办案质量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直接决定了受援人的收益程度。保障权利、制度先行，行政主管部门应出台并切实实施援助案件质量考核，不依赖于法律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而是以制度加以约束和保障。
法律援助的类型篇3
（一）关于统计数据的理解
由于单纯依据统计数据可能导致我们确信一种剥离语境的结论，因此只有回到实践中才能够理解数据的可能意涵。1．关于法律援助投诉率低的统计数据面对提问，多数受访者表达了几乎类似的观点：受援者获得免费法律援助的感恩心理导致他们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要求不高。虽然法律援助被视为现代国家对公民应当承担的一项国家义务或政府责任，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将“获得法律援助”作为自己的一项“现实而可欲的权利”。相反，申请法律援助必须经过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法律援助中心的资格审查（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获得法律援助的资格）和事项范围审查（诉求是否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这种类似“行政许可”的审批程序给申请人带来的绝非“权利感”，将之看做是政府和援助律师⑥提供的一种“恩惠”或许更为恰当。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法律援助机构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或提供低质量的法律援助，那么申请人就很难获得法律救济，因此即使其对援助律师不满，也不会投诉。其实，感恩心理的产生还源于经济困难伴随的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匮乏，受援者通常无法获得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相关知识，这样投诉率会更低。2．关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意见采纳率高的统计数据不少受访的法官和检察官提到，援助律师的辩护意见大多简单且类似，也有援助律师坦言备有格式化的辩护意见会在相同类型的案件中经常采用，这应该与刑事法律援助中相同类型案件占到较大比例有关。以2013年为例，指定（通知）辩护案件占刑事援助案件的84．4％，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58．4％。⑦在可能判处死刑的法律援助案件中，涉毒、故意杀人等类型案件也占有较大比例。面对“承办人意见采纳率高”的结论，一位受访的检察官的观点比较典型：“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例，如果提出被告犯罪时未满18周岁、认罪态度好、系初犯或偶犯，望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意见采纳率基本为100％，而有些意见我们也会作为量刑参考提出”。其言外之意是辩护意见采纳率高并不足以说明刑事法律援助质量高，关键是辩护意见的“含金量”，而这是统计数据无法展示的。但可以观察到的是，不少援助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都不积极，不仅对被告发问少，而且质证和辩论时话也不多。⑧3．关于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胜诉率高的统计数据虽然并无法律的明文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存在着一项法律援助申请的审查受理机制：能胜诉才提供法律援助。一名受访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副主任解释道：“法律援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并不是所有弱势群体的诉求都适合通过诉讼解决，那些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诉求不合理、理由不能成立的申请我们是不会提供援助的”。在法律援助资源有限而需求不断扩大的情形下，法律援助机构主动而理性地对法律援助申请进行选择，客观上提高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胜诉率，其实这并非祖国大陆独有的审查机制。①问题是这种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的筛选机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逆向选择效应”：②由于补贴是按照办理案件的件数来计算的，一些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脑力等成本的“复杂案件”就可能被“淘汰”，而某些“复杂案件”恰恰是最需要获得法律援助的。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我国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不同的人对案件质量有不同的期待。本文以参与法律援助案件专业人士的视角进行审视，期望在法律职业共同体视野下探讨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问题。原因如下：首先，由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价是一个专业问题，因此不少国家都相当重视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同行评估。③如果中国社会存在法律职业共同体，那么我们希望在大致相同的语境下对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状况进行讨论。因为这一共同体分享着共同的知识、语言、思维和认同，④所以我们没有选择受援人和其他社会公众。另外，考虑到职业利益的影响，在法官、检察官和援助律师三者之间，我们更加注重前两者的意见。其次，法律职业共同体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评价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提供了一种反思性的沟通机制，⑤而且是因为在国家主导制度变迁的政治框架下，法律职业共同体认识的变化可能影响到决策者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判断，从而引发制度变迁。本文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来源于2014年6—7月间在西部C市的调研，其中既包括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C市3个主城区，也包括紧邻主城的周边3个区县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C市东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6个区县。在选择调查对象时，我们采取了判断抽样的方法，主要选择了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中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的民庭和刑庭的法官、公诉科（处）的检察官、承担较多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事务所的社会律师、法律服务所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本次调研共计发放问卷460份，回收460份，有效问卷430份，有效回收率93．5％。
二、调研发现
（一）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基本状况
援助律师的自我评价远远高于法官和检察官，这应与职业利益的驱动相关。就表1而言，法官和检察官的评价差异不大，但表2关于“援助律师对受援人提供帮助的作用大小”，检察官的评价明显低于法官的评价。这可能与检察官仅参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审理直接相关。换言之，检察官认为援助律师为刑事被告提供法律帮助的作用不太大，与学术界认为“律师刑辩制度没有发挥预设功能”①的状况基本一致。总体而言，有53．1％的法官和检察官认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一般（48．4％）或不好（4．7％），有50．1％法官和检察官认为援助律师对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作用不大，说明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的确远不如统计数据展示的那么好。
（二）各类援助律师办理案件质量比较
由于法律援助志愿者和其他法律援助提供者只办理了极少量的援助案件，多数受访人对他们几乎没有印象，因此对其办案质量的评价不具有比较和研究价值。针对三类主要的援助律师类型，我们分别设计了“质量最好”和“质量最差”两种评价，法官和检察官的选择如下： 六成左右的法官和检察官认为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师服务质量最好，且没有一名检察官认为他们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最差；有四成多的法官和检察官认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最差，且没有一名法官认为他们的办案质量最好。由于刑事案件只能由社会律师和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办理，二者比较，法官和检察官认为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师比社会律师的办案质量相对更好。
（三）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及其改进措施
在问卷中我们针对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提供了7个选项（可以多选），选择如下：质量问题占前三位的是“词辩护词过于简单”、“可以收集的证据不收集”和“质证辩论不力”，前两个问题可以主要归因于责任心不强，当然刑事辩护中“可以收集的证据不收集”或许与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环境艰难有一定的关系，②至于“质证辩论不力”既有责任心原因也有业务素质不高的原因。这一分析与法官、检察官和援助律师的感受大体一致。当被问及出现上述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时（多选题），综合三类受访者的选择，排名首位的是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33．5％），以下依次是办案补贴偏低（23．3％）、管理监督不到位（18．9％）、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不高（14．2％）、与受援人沟通困难（8．4％）和其他（1．8％）。与此相关的是，在回答“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主要措施”的选择中，法官和检察官选择“提高办案人员素质”、“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和“提高办案补贴”几乎各占1／3，分别为35．3％、33．2％和29．8％，还有1．7％选择了其他；而援助律师选择希望提高案件补贴的高达80．6％，“提高办案人员素质”和“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则分别占39．8％和22．4％。
三、为什么质量不高
为什么质量不高？除少部分援助律师外，几乎异口同声的解释是“援助律师责任心不强”。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办案补贴偏低导致激励机制不足，二是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不力，三是援助律师自身素质不高。激励不足和监管不力是导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主要制度性因素。
（一）为什么激励不足
事实上，包括援助律师在内的每一个诉讼参与者都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他们不会完全按照制度设计者所期望的角色安排完成诉讼行为，一旦进入法律援助的博弈场域，他们常常只会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行事。换言之，律师职业的市场化致使律师办案质量的高低与当事人的出价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律师职业的逐利性与法律援助公益性之间产生剧烈冲突。①访谈中多数援助律师坦陈，补贴太低导致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不高。2014年C市司法局组织课题组进行测算，发现办理一般民事案件的成本为2 285元左右，办理一般刑事案件的成本为1 875元左右，而现有规定是市财政平均支付给每个法律援助案件包括管理费在内共1 100元，而援助律师实际获得的办案补贴从四五百元到1 000元不等，仅占律师市场化收费标准的20％－30％，这样的差距很明显。仔细分析我们还会发现，案件补贴对不同类型的援助案件和援助律师的激励程度也有所不同。首先，为什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办案质量最差？通常的解释是他们的整体素质（包括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最低，这或许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激励最高，而他们没有资格办理刑事案件。因为刑事案件是按照侦查、和审判三个阶段来支付补贴的，换言之，办理一件刑事案件相当于办理三件民事或行政案件。此外，在当下中国，由于律师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通常不会进行调查取证且只会见被告一次，一般也不存在与当事人沟通困难或被当事人纠缠的问题，因此刑事案件的办案成本相对较低且收益更大，并且几乎所有援助律师都更愿意办理刑事案件。其次，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比社会律师相对更好，部分源于案件补贴对二者的激励不同。就社会律师而言，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看似是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赋予的义务，实则是完成司法局规定的许可年审注册的行政任务，而当“一个人的价值越高，他的时间就越贵，结果是利他主义的供给就越少”，②很多律师事务所都将法律援助案件分配给刚从事法律职业而缺乏办案经验的年轻律师，③这样既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也可以锻炼执业能力。而作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只能领取财政工资和津贴，不能领取额外的办案补贴，但是办案毕竟有支出，故多数地方的实际做法是给予定额的差旅费报销，其数额虽小，但毕竟是工资收入之外的部分，因此他们比社会律师更有动力办好法律援助案件。
（二）为什么监管不力
第一，实践中案件质量管理的基本措施是事后卷宗抽查，并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质量监控体系。主要依靠“卷宗抽查”之类的事后评价机制进行监管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很多援助律师只是按要求完成案件卷宗归档工作，他们对于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无执著追求。甚至有援助律师对结案卷宗要求太高颇有微词，他们坦言为了应付卷宗抽查并获得案件补贴，很多时候卷宗是“事后做的”。第二，多层委托中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明显。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已成为共识，因此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视为政府的人。但政府作为委托人与援助律师作为人二者之间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政府希望实现法律援助案件在数量与质量上的最大化，而援助律师表现出来的则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另一个问题是作为直接监管法律援助的地方政府集委托人与人于一身，相对于中央和上级政府而言，他们是上级政府的人，同样存在着人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上级政府进行有效监管依赖下级政府提供的信息和地方性知识，下级政府在管理经费与管理人力不足的情形下，有充分理由隐瞒部分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①而不愿执行需要耗费大量成本的“严格质量监管措施”。由于信息不对称，因此上级政府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监管。第三，质量目标度量的模糊性。通过法律援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贫困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等制度目标的实现程度，在实践中主要依靠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和质量指标来进行考核，但二者所能提供的信息可观测度不同。换言之，数量目标可以定量监督，而质量目标则常常是定性的。由于传递质量效果的信息不仅缺乏而且不清晰，因此质量目标度量具有模糊性，结果管理者缺乏明确的信息来评价援助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能力，会进一步放纵援助律师的机会主义倾向。同理，作为上级政府人的下级政府，面对多重目标的考核，出于追求短期化政绩的考量，一般热衷于可观测目标（数量）的追求，而在难以观测的目标（质量）上投入不足。总之，由于案件补贴激励不足、质量目标度量模糊以及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援助律师和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几成必然。其实“法律援助质量问题”并非我国特有现象，在美国由政府提供的免费律师能否为被告人提供有效法律服务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②正因如此，才促使20世纪70年代“有效法律援助”观念的兴起。③
四、如何面对我国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问题
（一）制约我国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始于1994年。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法律援助制度走向法治化轨道，不少人用人道主义和法治精神的道德话语对这一发展变迁进行了解释。④虽然这一论断具有一定的语境化合理性，但事实上，早在1906年清末修律时，沈家本在奏请清廷审批的一份奏折中，就建议设立法律援助；国民政府时期，也曾立法设立过类似于法律援助的“指定辩护”和“法律扶助”制度；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10月，司法部《律师收费暂行办法》规定了律师免费或减费给予法律帮助的范围，规定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律师可以免费提供服务。⑤然而，这些移植于西方国家的法律文本并没有存活下来并作为一项制度被贯彻实施。其实一个社会往往并不缺乏变革的观念，所缺乏的常常是变革的条件。法律制度是镶嵌在社会有机体之中的，如果将“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仅仅归结于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解释，那么必然会忽略或低估更为重要的物质基础的巨大影响与制约。纵观西方国家法制变迁史，法律援助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是一个理论和观念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问题。具体而言，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高低不仅与援助律师的职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有关，而且与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律师资源有关，这恰恰成为制约我国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提高的主要条件。1．案件补贴激励的有限性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意味着，任何人要获得司法正义是需要支付成本的。我国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一直在增长，2013年财政拨款总额已达16．29亿元，人均法律援助财政拨款1．21元。①若与有关国家相比，则显得十分不足。譬如，按照人均法律援助经费测算，英国2005年为498．22元人民币，为世界第一位；其他如荷兰2006年为235．55元人民币、澳大利亚2005年为152．46元人民币、美国2005年为115．98元人民币、韩国2007年为7．36元人民币。②无论中外，案件补贴对援助律师都具有直接激励作用，但是过高的法律援助成本也困扰着各国政府。③近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法律援助经费有所缩减，导致社会律师强烈不满。④事实上，我国自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以来，一直面临着经费短缺、援助律师资源不足与巨大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矛盾，通过低成本的方式迅速扩大法律援助受益面是发展初期的必然选择，然而资源约束不仅限制了我国法律援助覆盖的广度也影响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深度。以我国当下的综合国力，适当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但是法律援助毕竟是一项公益事业，案件补贴不可能达到市场化的律师收费标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高补贴是否一定能与预期的高质量合拍也有待验证。一项基于“金钱激励与表现”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对于需要认知能力的工作，金钱激励是一柄双刃剑，过高的激励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反而降低工作业绩。⑤因此，于决策者而言，对于补贴的激励作用需要有清醒的认识，而对于如何满足这些要求则需要有清晰的概念。当然，即使政府提高经费投入，决策者仍然面临着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与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之间的权衡。基于此，大幅度提高案件补贴在短期内并不具有可能性。2．援助律师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截至2012年底，我国律师数量为232 384名，每1万人口平均拥有1．6名律师。人口律师比最高的是北京市，每1万人口拥有11．7名律师；全国每1万人口中拥有不足1名律师的省份尚有安徽、青海、甘肃、贵州、江西、6个省、自治区。⑥不仅如此，一项2007年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律师资源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而贫困县则非常少。⑦这种律师资源地区分布不均的状况近年来并未改变，即使位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截至2014年6月，仍有7个县（市）只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有8个县（市）律师人数不足10人。⑧从近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看，在中西部律师资源不足的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了一半左右的法律援助案件。由于现代社会中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相对垄断性导致律师职业的自主性特点，⑨律师资源的短缺致使地方政府在与援助律师的博弈中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关系。C市某山区县的一名司法局长告诉笔者：“我们经常告诫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应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但我们不可能过分要求卷宗质量，重点是保障完成援助任务”。
（二）制约条件下的制度选择
任何法治都是有“语境”的，当下我国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治理的正式制度只能在预算约束和援助律师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的条件下进行选择。此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还面临着独特的问题，在市场化的法律服务领域，主要依靠利益驱动的市场信誉去保障服务质量，而法律援助缺乏这些保障，一个重要的弥补机制是地方政府的监管，即获得援助律师行为的信息并进行奖惩。然而，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援助律师行为的可观测性和可验证性。可观测性意味着他人可以观测到援助律师的行为及其结果，可验证性则指援助律师的行为可以在监督者面前予以证实。这两个条件既意味着监管需要支付高昂的信息成本，又意味着法律规制的边界。①1．推荐规范化的服务标准从2009年司法部明确提出逐步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质量评估体系建设以来，各地先后从接待咨询、受理、审查、指派、案件办理和案件监督方面探索制定规范化的服务标准。在各地实践的基础上，2012年司法部出台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从受理、审查、承办三个方面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业务规程作出了规定，要求会见受援人制作会见笔录、必须向法庭提交书面辩护或意见、根据需要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向受援人通报案件办理情况和答复询问并制作通报情况记录、结案之日起30日内提交案卷材料、案卷材料审查齐全的支付办案补贴，等等。面对“粗疏”的行为规范，有学者建议应当进一步细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加强全过程严格监管，②但是，如何科学地细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和加强过程监管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譬如，2002年制定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援助《专业质量标志标准》已经作过3次修改，该标准有7大项，共68小项，这种过于细化的监管机制导致“用于人员机构运转的资源与用于一线服务的资源不成比例”，由于成本太高，因此即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愿采取类似措施；并且可以观察到的是，严格的过程监管导致援助律师“倾向于重点关注可估量的工作、注重程序多于注重结果”，这样反而可能降低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善规范化服务标准不重要，但若严格的过程监管无法落实，反而会影响制度绩效；目前我国的主要问题是对违反法律援助程序规范的援助律师缺乏惩戒规定和执行程序，这应是当下制度改革与完善的主要内容之一。2．重点加强对受援人、法官和检察官的回访进行过程监管信息不对称是监管面临的主要困境，如何获得援助律师的行为信息，目前采用的“卷宗抽查”是一项成本较低的措施，但这种方式所能获得的信息不仅不全面而且其真实性也令人怀疑。在司法部的推动下，近年来各地进行了一些探索，诸如“庭审旁听”、“第三方专家评审”、“受援人意见反馈”、“办案人员回访”等。④“庭审旁听”、“第三方专家评审”等方式需要耗费大量成本，很难大规模开展。由于受援人、法官和检察官能够直接观察到援助律师的行为，因此应当将其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并且可以采取回收服务质量跟踪卡、电话回访、网络回访、上门回访等多种方式，以弥补“卷宗抽查”的不足。但是在地方政府、援助律师和受援人三者的博弈中，由于法律援助的无偿性和受援人知识与资源的匮乏性，仅仅基于司法正义的理念赋予贫弱者获得司法救助权利的抽象表达，无法提供给受援人任何实质性的博弈能力，因此，如何从受援人处获得有效信息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采取直接给受援人发放诸如“法律援助律师服务告知书”之类的书面资料，也可以通过“公共法律教育”①的方式对重点人群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基于制度均衡理论，有些国家在法律援助费用上实行受援人分担制度。②我国可以考虑对于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根据不同受援人的贫困程度或收入状况、受援人实际获得经济利益的大小等确立相应的费用分担机制，这样不仅可以部分缓解政府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而且有助于克服受援人的“感恩心理”，从而促使援助律师办好法律援助案件。当然，对受援人提供的信息有时也需要鉴别，可以综合“卷宗抽查”、法官和检察官回访的信息进行综合评估，必要时可以辅以庭审旁听、第三方专家评审等方式。3．适地适时引进法律援助公开竞争机制近年来，一些地方推行的“法律援助点援制”是指受援人在法律援助机构公布的援助律师名单中选择承办人。如果在“法律援助点援制”中整合进援助律师公开的竞争性选拔机制，那么可以考虑作为购买“法律援助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予以推广。向社会购买“法律援助公共服务”就是通过公开的竞争性选拔，运用合同对法律援助的事项和内容（权责配置）、援助律师事务所或援助律师的绩效评价标准（质量标准）与考核办法、终止或撤销法律援助服务资格的情形（惩罚规则）等予以明确。其实，并非所有的律师都不重视法律援助，而是这种没有区别化与竞争性的法律援助模式既不能带来较高的收益也无法带来更多的社会声誉。引进竞争机制的关键是，在适当提高案件补贴的情形下，通过公开选拔，区分援助律师与普通律师的不同角色，将可能提升法律援助所带来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声誉，为律师事务所和援助律师拓展其他法律服务产生积极影响。③通过利益激励和信誉机制的约束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比单纯的正式制度约束更加有效。当然，这种方式仅仅适合于具有较多援助律师资源的城市地区。
五、结语
法律援助的类型篇4
第一:与土地的关系密切。与传统的民间纠纷相比，城镇化建设中的民间纠纷大都与土地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以土地为核心，土地流转，房屋拆迁补偿等。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如今农村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更是承载着一种社会保障的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安定有序的生活秩序受到了冲击。第二:调解难度加大，内容复杂且易激化。由于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原有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产生的纠纷大都涉及到人们的根本利益，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方式已不能有效的化解纠纷双方主体之间的矛盾。同时，农村民间纠纷所涉及到的社会关系日趋复杂，这些纠纷一旦解决不好，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如，集体上访等，有的甚至酿成刑事案件。第三:纠纷牵涉的主体多元化。以往的纠纷的主体大都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纠纷。但现在的纠纷主体的另一方往往涉及到村干部，企事业单位，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纠纷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而且大都与政府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民间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有待提高
农村的实践表明，现有的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效的。但是，随着城镇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农村纠纷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其一，农村纠纷调解组织不健全，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其二，调解人员素质不高，调解制度不规范，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同时，专职调解人员的比例相对较低。
(二)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
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文明程度。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却发展缓慢，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法律援助更是不为广大群众所熟知。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满足社会对其的需求，且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不够，而且存在方向性的错误，在收入水平较高，信息接受渠道较广泛的城市地区宣传的较为到位，在经济收入较少，信息来源较为闭塞的广大农村地区却较为糟糕。第二，法律援助标准不符合实际。经济困难是申请获得法律援助的基本条件之一。经济困难的标准主要适用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来衡量，这样的标准不符合实际，致使许多经济收入徘徊在最低生活保障线边缘的群众得不到援助。第三，法律援助经费不足。援助经费是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物质保障。没有充足的援助经费做后盾，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目的就很难实现。
(三)相互衔接的系统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
我国现阶段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多种，但是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结果大都得不到法律的认可。此外，纠纷解决的法律适用依据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司法程序不够严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效率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很难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日趋增多的民间纠纷对有限的法律资源的需求。
三、建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设想
(一)进一步完善以调解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
调解是目前农村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要逐渐使调解的制度规范化，调解人员的专业化，要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村纠纷大都涉及到人们的核心利益，要逐渐转变以前的“能人”调解的方式，要对调解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调解解决纠纷的能力，提高调解的质量和效率。同时，还可以积极探索建立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种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制，充分发挥各种调解的优势，彻底化解纠纷。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使其更加规范化，调解人员更加专业化。
(二)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首先，加强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广泛，加强法制宣传的力度，要充分利用电子刊物、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介，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法律援助，尤其是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要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们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援助标准。法律援助的标准应更加科学，实际。我们应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同时，也可以在广大农村地区放宽适用法律援助的条件，让更多的群众能够得到法律的援助。最后，建立法律援助资金保障制度，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惠民工程，国家应考虑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专门用于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三)建构相互衔接的系统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首先，要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保证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化，规范化，克服以往的随意性，无序性。要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则体系，逐步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规范化，保证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不偏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最低要求。其次，要确保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衔接，完善对司法救济以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处理结果的确认制度。例如，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就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有效衔接。最后，要建立和完善合理的纠纷分流机制。因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村民间纠纷数量激增，而且，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又有各自的独特优势。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既能合理分流，又能相互衔接的纠纷分流机制。第一，要科学划分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实现纠纷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仲裁具有专业性，诉讼则具有强制性等，要发挥其各自的优势。第二，在制度规范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各种民间组织，行业组织，协会的纠纷自我调处机制，并且赋予其一定的法律约束力;第三，要建立诉讼机制内的分流机制，如建立纠纷处理方式甄别机制，诉前辅导制度等机制，促进各类纠纷的分流。
四、结语
法律援助的类型篇5
[关键词]法律诊所；实践能力；课程设置；教学模式
1引言
法律诊所即“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又称“临床法律教育”。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国，出现最初主要是仿效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课程设置的特色是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指导之下，将法学专业学生置于“法律诊所”中，为处于生活困境而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其法律问题，开出“处方”。诊所教育的实践性特色具有传统课堂教育无可比拟的优势，既可深化和加强学生对于法学理论的理解，又可促进学生积累法律实践经验，已通过实践被证明是法学专业学生获得法律实践经验、培养法律实务能力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更为有意义的是该课程在培养法学学生职业技能和素养的同时，又可帮助法学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当今高等学校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把诊所法律教育引入中国，并在开设法学专业教育的院校设置法律诊所课程，既可推进高等法学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改革，又有助于社会公益法律事业推进。2008年4月，五邑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有幸成为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单位会员，于同年5月建立了“五邑大学法律诊所”和“五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并在当年教学计划中设置了法律诊所课程，将诊所课程与法律援助中心一体化，至今已有七届学生参与了课程的学习与援助中心的实践。曾经参与过此门课程的已毕业和在校的学生均表示在此实践教学课程中受益匪浅，学生在诊所课程模块学习中能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并得到逻辑推理和法律技巧的训练，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实践工作中利用诊所课堂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从中形成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职业技能素养，学以致用，既提升专业能力，又帮扶了弱势群体。
2目前五邑大学法律诊所课程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
2.1教师数量多
法律诊所课程教学中曾采取过两种上课教师安排的模式，一种是每次课程安排三至五名教师，每一节具体的课程由这几名教师中的至少两名以上负责，这种模式中所选拔的教师既有一定的法学理论功底，又拥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大家相互配合，突出自身优势，共同充实课程教学内容；另一种是全体法律系教师都参与课程，每一节具体的课程根据内容选择不同专业的教师负责参与指导，但因为教师人数较多，课程的模块与模块之间配合不够默契，经常会出现有头无尾，有展示无总结，草草了事的情况。另外，法律系有些教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法学实践教学经验稍显不足，有些教师实践教学能力较强，但法学理论研究能力稍显薄弱，两种类型的教师若不能有效配合，课程教学效果和预期指标就会产生一定的差距。
2.2学生数量少
五邑大学法学专业教学计划中每一学年度只设置一次法律诊所课程，每次报名人数都很多。法学专业每届招生九十人左右，每次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学生都会报名选课，也曾经有选课学生人数达到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但是为了保证该实践类课程的教学效果，诊所课程会采取分别面试和群体面试的方法将每次选课的学生人数控制在二十至二十五人，采取小班教学模式，分组教学，旨在充分发挥学生能动性与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就有很多有兴趣参与课程的学生得不到上课的机会，我们也同时错过了一批可培养的对象。
2.3教学方法较传统课程多样化
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述具体知识点时为使学生理解更为透彻，多配以案例分析，一个案例往往只针对一个或数个有关联的知识点，案情设置也多考虑知识讲述的需要。诊所课程中为了达到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规范处理真实案例、培养法学实践能力的目标，多采取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不同的方式进行教学，例如通过模块化教学的方法，通过会见、事实调查、谈判模块的设置，采取模拟会见、布置事实调查任务，模拟谈判的方式，教授学生案件处理技能，方法上也更多的渗入了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和比较教学法。
2.4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因在设置法律诊所课程的同时，也创建了五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作为法学实践能力培养和法学实践教学的校内基地，课程计划中就要求参与法律诊所课程的同学必须参与援助中心的援助实践活动。每次课程开设过程中，都会将参与课程的学生分成几组，每组五名学生，学生必须按照所分配小组每月去社区进行法律援助，目前和法律援助中心建立长期合作的社区有三个，另外学生还须按分组每周二、四、六在法律诊所（即法律援助中心设在校内的办公室）值班，现场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如果有小组接到真实案例，也需在组内分配任务，配合处理。自2009年开始，每届诊所都会有学生接到真实案件，案件的来源主要是社区或者电话、现场咨询，但数量不是很多，也有些小组接不到真实案件。如果法律系教师接到一些咨询案件，认为适合诊所学生处理，也会把这些案件安排给没有接到案件的小组来跟进。
2.5考核方式多样化
在开设诊所课程的几年时间里，我们经过逐渐的摸索，分别在每次课程中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包括模拟法庭实践，即安排模拟法庭案例，要求学生按照真正的司法程序开展案件的和诉讼的参与工作；课程表现，由任课老师根据每个学生每节课程的表现和援助实践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打分；团队合作意识，主要包括任课教师对于各项小组合作工作效果的评价和组内人员相互评价的结果；诊所值班与社区援助实践与效果；个人学期总结，要求学生在学期末提交一份自我总结，包括在课程中的表现、小组合作情况、课程学习中的收获与不足、对课程的评价和建议等内容；期末口试等方式。每次课程结束后采取不同的考核模式对诊所课程学生进行考核，涵盖上述模式的一种或多种，以期达到最好最真实全面的考核效果。
3法律诊所课程改革方向和模式的探索
目前法律诊所课程的设置，虽较传统法学课程教学有一定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法学实践能力培养的特色，学生确实也在课堂上知悉了如何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整合的方式方法，并获得和掌握了一定的用法学思维的方式去获取纠纷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用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去解决纠纷的能力和技巧。但限于师资、学生数量、教学方法多样化程度不高，法学实践广度和深度不够，真实案例过少等实际情况，诊所课程的真正效用还未发挥完全，法学实践能力培养的目标并未完整切实的落实，所以必须在今后的课程开设过程中，借鉴国内外高校创新性的教学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对课程教学和法律援助方式进行不断地探讨，拓展和完善。
3.1固定诊所教师，加强配合，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诊所课程师资队伍
（1）专职教师方面：首先要增加“双师型”任课教师的比例，在选择诊所教师时，既要关注其法学理论的功底，又要重视其实际法律事务的处理能力。另外，虽然目前诊所课程的教师配置已经较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师配置有所不同，数量较多且采取理论教学师资与实践教学师资相配合的方式，但是配合的模式、方法并不明晰，个人任务并未明朗化。改革方向应当固定三至五名负责开设课程的诊所教师，有必要时请其他教师客串或者参与，并将课程模块化，根据每个教师自身特点分配具体模块任务，每次上课必须有三位以上教师参加，上课之前分配好教师角色，具体化课程任务；课外实践教学板块，每位教师必须负责指导一组学生的法学实践，岗位任地明细化。同时，要加强任课教师之间的交流协作，每周固定时间安排课程教学交流会。最重要的是，在指导教学之外，教师自身也要不断加强学习，参加理论学习与研讨，考察其他法学实践教学成果较为显著的院校的现况，定期组织教师在公、检、法、司等机关部门挂职锻炼、庭审观摩、交流切磋，使大家多方面、深层次的了解司法实务，提高教师驾驭司法实践的能力，使法学理论与实务操作技能在融合中得到提高，从而保障实践教学的质量。
（2）兼职教师方面：政法学院目前已经聘请了一批校外的兼职教授和教师，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效用，提供平台让这些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实务部门的实务专家到高校任教，具体包括公检法机关、仲裁机构、公司企业单位、律师事务所中较为合适的法律职业人员，让实务专家真正走进课堂，在具体的教学模块中安排实务专家参与、指导、讲解和评价。
为了更好实现师资搭配的效果，应加强专兼职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使其共同努力，密切协作以提升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3.2学生的筛选与培养，多元化学生类型，扩大诊所课程覆盖面
目前法律诊所课程学生人数控制在二十至二十五人，学生采取提前报名，之后经过面试筛选的方式进入课程。首先，从入选方式上看，选择学生的方法较为单一，在改革中，应当首先确定课程需要何种性格、能力、素质的学生类型。另外，诊所课程强调团队合作、援助实践，要注意选取的学生类型应当多样化，根据情况具体化目标与要求，制订出合理的学生筛选方案，采取多元化的竞争机制，依序录取，择优录取。其次，目前法学专业每年招生九十人左右，每届只有二十人左右可以进入诊所课程学习，此新型化的教学模式影响学生的范围较小，实践教学的开展辐射面不大，不少学生反映希望给予更多机会进入到法律诊所课程中来，所以，改革目标应针对如何通过课程设置例如大三学年度上下学期都开设诊所课程的方式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学生，使更多的学生从中受益。
我们在2013―2014学年度尝试性地在大三学生的教学安排中分上下学期开设了两次法律诊所课程，这给了更多学生来法律诊所课程学习的机会，两个学期的参与学生之间，也进行了一定的交流沟通，在法律诊所课程学习和法律援助实践中也自觉形成了一种竞争状态，取长补短，竞争协作，对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也有一定的促进和提升。
3.3教学方法的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首先，应在法学实践教学中坚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律诊所课程全过程，深入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课堂、进头脑，增强学生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同时，应将对学生的职业意识、职业伦理教育贯穿在每一节课程和每一次法律援助实践中，加强学生帮扶弱势群体、息纷止讼的专业意识，增强学生服务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次，要完善教学方法，优化课程体系，在教学材料方面，应当抛开传统教材，发挥授课教师自身的优势与能力，自编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法律诊所授课内容与课件，在每轮课程教学中也可编写和不断完善类型案件工具箱，丰富教学材料内容，实现法学实践教学的目标；在教学方法方面，除了进一步完善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比较教学法之外，还应当提高真实案例作为教学内容的比例，把在诊所与社区中受理到的真实案例结合课程教学模块予以分析，给予具体解决意见，因为真实案例证据与事实更加丰富，更加贴合实际，更具代表性，另外，还可将“头脑风暴”、互动式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心理测试等引入课程教学。
3.4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法律实务部门协同创新
法律诊所课程强调课程教学与课外实践的结合，所以课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尤为重要。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运作方式，通过法律援助中心网站的创设与完善、法律援助中心微信公众号的创设和推广、社区法律服务等方式扩大对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在诊所援助和社区法律服务之外，拓展新的法律援助模式，例如参与司法局的法律援助值班，参与江门市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活动，参与各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立案引导工作，在校内外设立固定与流动的法律服务站，争取接触更多的真实案例的机会，切实为广大师生、市民特别是弱势群体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其次，在实践教学基地方面，应以现有的实践教学基地为基础，进一步增加实践教学基地的数量，多样化实践教学基地的类型，积极与现有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外的，例如司法行政机关、劳动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机构、公证机构、公司、企事业单位等合作进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扩大学生参与法律实践的范围，开展覆盖面广、参与性高、实效性强的实习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法律诠释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论证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
3.5课程考核方式革新，真实全面考查学生法律职业技能
进一步多元化考核方式，并将考核目标细化，确定各项考核指标在综合评定中所占比例，初步的设想如下：
（1）模拟法庭部分：分小组扮演角色，首先以小组团队表现作为评分基础，突出团队实力，再考虑个人在小组中的作用与贡献，两项结合作出评定；
（2）社区法律援助与法律服务站服务：评价学生是否积极、准时，服务效果如何；
（3）法律诊所值班：评价标准为电话会见与现场会见情况，团队合作意识；
（4）实践教学基地实习与见习：标准为实践经验收获大小，实习与见习的成果汇报，实践教学单位指导教师评价；
（5）个人学期末自我评价：写明在法律诊所课程与课外实践中的收获，所学、所感、所想，对诊所课程提出合理化建议；
（6）诊所课程小组任务的完成情况：小组任务分配，小组诊所工具箱编写情况，组内成员表现互评；
（7）口试：随机抽签，现场答题，题目类型多样化，用以评价学生的反应能力，处理法律问题能力、思维缜密性、逻辑分析能力；
最终将各项考核指标确定比例，算出综合成绩。
参考文献：
[1]李傲.互动教学法――诊所式的法律教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法律援助的类型篇6
1919年，罗吉纳尔德史密斯在其《正义与穷人》一书中倡导为穷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观念。他挑战法律界，认为他们应该把实现法律对所有人进行保护而不论当事人能否支付得起费用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在该书中写到：“如果不能平等地提供法律保护，那么这个制度不仅剥夺了穷人的唯一保护，并且它还把迄今为止最为有力并且残酷无情的武器交给穷人的压迫者。”
美国全国性、州及地方的律师协会对史密斯的挑战做出了回应。美国律师协会设立了法律援助与穷困被告常设委员会；各州与地方律师协会开始赞助法律援助项目。但是这些项目的效果却不甚明显。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缺乏应有的热情，只把援助工作当作例行公事。出庭极为罕见，根本没有上诉案件。当事人向行政机关进行申诉，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以及社区法律教育更是闻所未闻。人们今天称作福利法、住房法、消费者权益法，或者健康法等法律制度当时绝大多数都不存在。
2.“经济机会办公室”和“法律服务集团”时期。直到1965年，当“经济机会办公室”着手开展联邦法律服务项目之时，美国才就实现法律平等保护做出新的努力。在已经存在的民事法律援助模式以及福特基金会20世纪60年代资助示范项目的基础上，“经济机会办公室”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结构。这种结构的理念是，法律服务应该成为整体的反贫困计划的一部分，这一理念在多项社会服务机构的活动中得到了反映。这些新计划的设计师们认识到，第一，仅有资金充足的法律援助不够，还需要一些新的东西；第二，法律可以被用作进行有序的建设性社会变革的工具。
与其他法律援助体制不同，新型体制下美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主要由非营利机构的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承担，而不是由私人商务律师事务所参与法律援助项目。“经济机会办公室”向提供全面法律援助的机构提供资助，而每个援助机构负责一定地理区域，它们的任务是保证所有的客户和客户群体都有机会得到法律救济。“经济机会办公室”还打造出一种独特的基础设施，也就是通过全国性以及各州的支持，以培训项目和全国协商平台的形式，就实体贫困法焦点问题提供方向性支持并且在向州及联邦立法与行政机构提起的诉讼和申诉中承担工作。
新理念指导下的新型法律援助为穷人的法律环境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善。由法律援助律师的案件促使美国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判决，这些判决确认了穷人的宪法权利并对有关法规做出解释以保护他们的权利。法律援助律师向行政机关所进行的申诉保证了有关法律的有效实施，并且推动了一系列有关穷人问题的政策、法规的出台。向立法机关进行的申诉为穷人争得了通过司法渠道无法得到的利益。法律援助律师向低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提起的诉讼或申诉协助具体当事人实现了法律权利，并且这些援助改善了他们的就业、收入、教育、住房以及工作和生活条件。
这种新型的法律援助体制以及它对穷人法律环境的改善不可避免地要触动美国社会中一些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这些既得利益阶层想尽各种办法在美国国会和“经济机会办公室”限制法律服务项目的活动。这样，美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为消除政治干预的影响，美国国会、联邦政府以及法律界达成一种共识，即应该组建一个独立的“法律服务集团”。这一共识最初出现于尼克松总统当政时的1971年，中经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讨价还价，直至1974年7月才通过一项《法律服务集团法》。根据该法律，组建了一个由独立的、非党派理事会控制的公司，公司理事会成员由总统任命、经参议院批准。福特总统任命了“法律服务集团”的第一届理事会。“法律服务集团”延续了“经济机会办公室”承办法律援助业务的思路与原则，仍以保证穷人得到有效的法律为主旨。
“法律服务集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它将联邦法律服务项目从一开始的主要局限于都市中的项目发展成为实际上遍及美国城乡的提供法律帮助的项目。到1981年，“法律服务集团”已资助了325个项目，拥有遍及美国50个州及各领地的1450个办公机构。而且，“法律服务集团”还鼓励私人商务律师参与法律援助事业，并且规定集团资金的12.5%用于私人商务律师的法律援助工作。到本世纪初，已有15万名私人律师注册参与“法律服务集团”资助的公益援助工作。
虽然“法律服务集团”的工作将美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带入了一片新天地，然而这种事业的发展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怀疑和阻力。不少政治人物和社区领导人担心提供法律援助的新型律师的行为会扰乱社会秩序。
尽管受制于各种社会政治阻力的纠葛，美国的法律援助事业经常出现反复，但经过几代参与各种援助项目的律师及法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美国穷人的所处的法律环境得到了逐步改善。不能说这些项目的实施根绝了贫穷，但这些法律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穷人的生活、阻止了低收入阶层陷入贫穷。二
美国的法律援助事业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格局。由联邦资金资助并由一个全国性机构统一协调美国各地的法律援助工作的结构虽被打破，但由“法律服务集团”统一协调的法律援助项目仍是援助工作的主力军；同时，由各州以及私人商务律师协会出资、协调管理的法律援助工作也得到长足发展。综观美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历史，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虽然美国早在1868年就在其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了全体公民受法律平等保护的原则，但实现这样一个原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而且法律规定本身并不能保证权利的实现，法律权利的实现依赖于权利主体对自己的权利与利益的清醒认识和积极维护；同时，掌握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法律界人士对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也是最大限度实现法律平等保护原则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二，美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一个独特的观念支配，认为援助工作应该是整体的反贫困运动的一部分。从这样的宏观角度来定位法律援助工作，可以促使人们从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与实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个案援助工作的局限。
第三，与反贫困这样一种整体观念相对应，美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没有局限于对贫困当事人的具体法律需求提供个案帮助，法律援助项目同时也注重改善穷人的整体法律环境，倡导法律改革，有意识地把法律当作社会改革的重要工具。
法律援助的类型篇7
国家责任是国家基于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地位（抑或权利代表地位）而产生的一种义务和职责。法理上，责任的的含义具有第一性义务和第二性义务的区别，国家责任亦是如此。法律援助的本质在于维护受助者的基本权利，从而实现社会均衡与稳定，从此角度看法律援助应当是一种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监督管理中的国家责任具体表现为政府责任。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是国家行政机关，是政府责任的直接承担者，《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按照基本法理，该责任同样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政府法律援助监管的第一性义务。这种义务是政府基于其功能而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政府职责（或职权）。具体包括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和推进制度实施。其二，政府实施法律援助的第二性义务。该义务是政府基于其实施法律援助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即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主管机关的过错给法律援助对象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在完善法律援助监督管理机制过程中，不仅要强调政府的法律援助职责，同时也应当强调对法律援助进行监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是保障法律援助有效实施的基础。基于以上的分析，在法律援助监管过程中，不仅要强调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同时也应强调由不利监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法律援助监督管理机制疏议
（一）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关系
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关系是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在该关系中涉及到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者三个主体，其中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者，法律援助机构是法律援助的组织实施者，法律援助者是法律援助的具体实施者。法律援助监管的有效性以主体权责分明为前提条件。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主体地位不容置疑，其是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直接承担着，直接对法律援助活动进行管理，然而法律援助对于受助者而言体现为某种法律援助服务，从此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机构是履行政府责任的具体实施者，也是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
法律援助机构是具体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确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是司法行政机关落实监管责任的前提。一般而言，法律援助机构是由地方政府依据当地情况设立（或确立）的机构，具体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由政府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这些机构一般属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具有事业编制。另一类是由政府确认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及法律服务所。前者在监督管理机制中处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法律援助的监管带来阻碍，随着事业单位改革，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此类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后者在法律援助监管中属于被管理者，但因监管力度不够使部分此类机构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走过场”，严重影响了当事人合法利益及国家法律援助责任的实现。所以，对于性质不同的法律援助机构采取的监管措施也应当有所不同。
（二）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形式
法理上，要明确该责任的具体内容和形式，首先必须要确定该责任的主体，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是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同时也是法律责任，从此角度上讲，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责任形式表现为第一性义务（即职责），但同时亦不能忽略司法行政机关在违反第一性义务而产生的第二性义务（即法律责任）。虽然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援助监督责任的当然主体，但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还离不开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具体实施者，从法律援助的性质看，这两者亦应属于法律援助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
理由有三，其一，法律援助机构是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机构负责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及指派，在此过程中要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就必须使法律援助机构承担监督管理的责任。其二，法律援助机构的自我监管是有必要的。其三，法律援助实施者的自我监管对案件质量的提升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实施者也有监管责任，但这种责任形态主要表现为行业责任与综合性法律责任，这与司法行政机关的责任内含有着很大区别。而法律援助实施者监管责任则表现为道德义务和职业法律者责任。由此可见，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内容与形式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且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法律援助监管责任的实现途径亦呈现为立体化的机构。
三、法律援助监管中国家责任的实现途径
（一）建立“立体式、多层次”的责任体系
传统意义上，法律援助监管责任主体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责任层次较为单一，且以第一性义务为主，这种责任机制呈现为单向性特征，难以形成责任联动机制，反而阻碍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法律援助从实施过程角度看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包括法律援助机构的确立、法律援助申请、审批、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中法律援助监管责任贯穿始终，且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和受助者的合法权益。基于以上分析，建立系统化的责任体系对于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从责任主体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具有多层次性。其一，由于责任主体不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同时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责任体现为自我管理的义务和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义务，前者是保障法律援助顺利进行的基础。自我管理责任是由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与地位决定的，主要体现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审批、案件办理进行自我监督，从而形成“自律性”责任机制。虽然自我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起到积极作用，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管，法律援助的自我监管也必然成为“权力滥用”的屏障，不仅不能起到应有效果，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并给法律援助的有效实施带来阻碍。
于此，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责任应当是在司法行政机关监督下的自我管理。从法律逻辑上看，法律援助机构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监管，同时履行监督法律援助者的义务。其二，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监管责任。法律援助者在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该义务是基于援助者身份而产生的法定义务，具有不可弃性。一般而言，法律援助者主要是执业律师，无论其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自我管理的义务。该义务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所以基于法律援助监管的不同责任主体，这种监管责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从责任类型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监管责任呈现为“立体式”结构。上文提到，监管责任包括了第一性义务与第二性义务，是一种综合责任。“立体式”结构就表现为责任形态的综合性，即不同的责任主体不仅要履行法定义务（或职责）还必须承担由其不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否定性评价），并以此作为弥补法律援助受助者损失的依据。
（二）完善经费使用监督机制
法律援助经费是保障法律援助顺利开展的基石，经费的筹集、调拨、使用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公众监督。从监管责任角度讲，经费使用的监督机制由纵向的行政监督与横向的自我监督与公众监督构成。目前，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实行专款专用，经费支出以法律援助办案经费、补贴等为主，经费的合理使用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的质量，所以，对法律援助经费使用进行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法律援助监管责任的题中之义。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监管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建立单独核算制度。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应当建立专用账簿进行单独核算，避免和其他经费混同。第二，建立经费使用公示制度。由于法律援助经费来自国家专项拨款，必须接受司法行政机关与公众的监督。公示内容不仅包括经费使用情况，且有必要对经费来源进行公示，因为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不完全限于国家财政拨款。第三，可以建立法律援助基金，由专人进行管理。第四，完善经费使用检查机制。
目前，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是落实监管责任的主要途径。检查主体一般是司法行政机关，检查方式主要采取抽查，检查内容主要是经费使用情况。虽然经费检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监管效果，但是由于抽查形式的制约，使检查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采取全面检查的方式很有必要，但全面检查所耗费的行政成本也是较高的。故检查机制应当坚持实质性的同时强调形式的便捷性，基于目前的电子技术，可以建设法律援助经费网络管理系统，通过经费使用信息录入、核对等环节实现对经费使用的监管，由此不仅降低了行政成本，且加强了检查效果。第四，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监管。虽然经费的调拨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但经费的使用者是援助机构和援助者，只有进一步加强对机构及其人员的自我约束，才能更有效地提升经费使用效率，才能避免出现经费滥用的情况。
（三）完善案件跟踪机制
法律援助案件跟踪机制是通过建立案件跟踪档案对案件进行监督的一种手段，但目前的法律援助案件跟踪机制较为形式化，没有很好地起到监管效果。案件跟踪机制不仅要建立跟踪档案，且要在档案管理的基础上实现实质监督。具体实施办法如下：其一，细化档案管理工作。案件跟踪档案是对案件办理情况的原始记录，档案项目的设置可以依据法律援助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包括案件类型、承办人、案卷编号、受理时间等基本情况，除此之外还应当增设关于案件评价或者反馈信息，这样有利于从受助者的角度直接监督办案流程。其二，法律援助者定期报告。法律援助者是实施法律援助的直接责任者，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是其重要义务。如前所述，建立案件跟踪档案是从监管者自上而下的被动式管理，而定期报告制度则要求承办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向法律援助机构和受助者报告案件进展情况，以便实时监控案件质量。其三，旁听庭审。法律援助者所办理的案件采取公开审判的，可以指派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庭审旁听，以此了解承办人办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并通过庭审旁听为承办人提出相关意见。
（四）建立案件质量的“量化评价标准”
法律援助案件评价机制是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质量评估的量化标准，评价机制的运行能从制度上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目前，案件评价机制主要局限于案件办理情况调查、回访等，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可行的评价方案。从理论上讲，评价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是具有主观色彩的一种意识或认知，然而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评价应当尽可能的排除主观色彩，通过“标准量化”的方式使案件评价值机制更具合理性与客观性。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量化评价化标准”应当涵盖整个案件承办过程，涉及案件受理、案件办理及结案三个环节。在案件受理中，量化评价标准可以包括案件基本情况登记、案件受理依据、案件受理情况、案件受理期限等内容，并设定不同的评估档次。在案件办理中，量化评价标准应当依据不同的案件性质规定不同的量化评价标准。一般而言可以包括法律文书基本情况、证据材料收集情况、会见当事人情况、案情分析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情况、庭审记录情况等，通过较为细化的评价标准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在结案环节中，量化评价标准可以包括裁判文书基本情况、当事人意见、法律援助者结案总结等。只有建立较为完善的评价标准才能保障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
四、结语
法律援助的类型篇8
1.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立法
目前社会团体和高等院校的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于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补充，但没有在立法上得到确认和支持。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经验，根据我国国情，在《法律援助条例》中对社会团体、高等院校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援助主体、对象范围、资金来源、管理作用及援助者、被援助者的权利义务作出一般性规定。
2.完善社会团体和高等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的各项制度
社会团体和高等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日常经费由其主管团体、院校拨付，或依法在本系统内筹集。所筹集的资金必须全部用于法律援助工作，不可挪作他用。社会团体和高等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要建立健全受理登记、审查指派、监督管理、补贴发放、统计分析、案卷档案等制度。社会团体和高等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向批准设立的司法行政部门及其法律援助机构报告办理案件、接待咨询、接受社会捐赠等情况，并依照司法行政部门的统一规定实行援务公开，定期向社会公开援助服务和管理的有关信息。
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措施
1.开拓多样的资金筹措渠道
进一步发挥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作用。在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依法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设区的市可以根据本地实际需要依法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为法律援助提供物质支持。”我国目前可以借鉴美国经验，采取多种渠道筹措资金，除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外，还可采取社会团体、高等院校本身资助资金，律师事务所赞助等方式。
2.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
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是服务于各类人群的公益性组织，但是缺乏各项服务的专业人才。就法律援助来说，在这些社会团体中，一般都是只具有最基本的法律知识的人员，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文书的服务，没有能力做到为群众进行出庭辩护和诉讼等业务。所以，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团体应该吸引一些法律专业人才或者将组织目前已经存在的法律服务人员进行深造，在质量和数量上提高法律援助能力。
3.充分发挥法律院校师生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
法律援助的类型篇9
[关键词]社会分层;弱势群体;法律援助
[作者简介]陈文琼,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广西
南宁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0-0093-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向纵深推进,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分化,马克思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划分的二元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分层模式被打破,社会的异质化程度提高,随着不同利益群体对利益分配的不断分化组合,社会分层就产生了。社会分层并不意味着社会有限资源的平均合理分配,而是市场经济规律调控下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不平等分配的集中体现,其中伴随的是社会冲突的产生和弱势群体的出现,它是社会人际间高度互动的结果,不可能自发达到有序和合理,必须依靠社会控制策略实现制度层面的相对平等和谐。与此相适应,关于社会分层与弱势群体的研究成为社会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相关研究大多以社会分层和弱势群体理论为基础寻求对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制度策略。www.133229.Com本文以社会分层和弱势群体为理论基础,以法律援助制度为研究对象,立足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律援助地方立法实际,探讨法律援助制度如何成为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性保障;法律援助地方立法又是如何适应社会分层和弱势群体的发展要求进行推进式立法改革以实现司法正义的。
一、社会分层与弱势群体
社会学借用“分层”概念来说明社会的纵向结构关系,社会分层是作为社会横向结构关系的社会分工伴随经济发展导致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不同形成不同等级或层次的过程,它作为一种客观过程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社会分层结构状态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社会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分层的结构状态也不同。以农业经济或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建构的是封闭式分层结构,同一阶层、同一行业、同一单位的人居住在一起,个人阶层地位具有较强的凝固性,社会呈现封闭性结构状态,社会关系简单,二元对立的阶层分布明显,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及其后代子孙都固定在特定的等级上,下落或提升的可能性极小,社会制度空间只有在革命的基础上才有被打破的可能,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缺乏流动的制度重构空间。我国富有平均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即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在维护君主专制的基础上追求“等贵贱、均富贵”的平均主义社会理想。特别是1949年新
伴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资源多元化配置格局的逐步形成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层面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使原有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新的社会结构要素不断生成,社会资源与其占有或控制的主体相结合而形成多级社会分层。一部分利益群体如农民、下岗职工、农民工或其他因自然要素、生理要素和社会要素影响造成经济与权利贫困群体,逐渐被边缘化和异质化为社会弱势群体。然而,社会分层与弱势群体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弱势群体经济地位的边缘化伴随的是社会政治地位的缺失,弱势群体的这种利益被剥夺感会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震荡,法律制度作为调整人类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纠纷的工具,必须立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层实际,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法律援助,使弱势群体的正当权利得到确认和救济。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制度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性保障,是社会公平正义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有利于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保障人权的实现。
首先,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解决法律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多级式社会分层对应的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问题,而建构在社会分层与弱势群体理论基础上的法律援助制度所要解决的就是有效法律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目前,我国法律资源分配中存在分配不公平问题,突出表现在处于社会不同层级的诉讼当事人之间法律资源配置不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关系复杂化,现代社会的法律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很难为一般社会公众理解和掌握,在当事人双方处于对立状态的具体法律关系中,利用自身的财力和物力寻求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我国律师制度经过改革后,律师行业日趋市场化,费用较高,经济贫困的弱势群体一般无力承担高额的诉讼费,其通过自身获得的法律资源必然要少于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在司法实践中,社会弱势群体往往因法律资源分配不公而难以很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他们常常因为支付不起高昂的律师费、诉讼费,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得不选择忍气吞声;一旦被怀疑犯罪,由于请不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为其辩护,也难以得到公正的判决。而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当事人,由于聘请了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熟练地运用法律知识与法律技巧维护自身利益,极大增加了诉讼胜诉的可能,使得他们在法律资源的使用支配上占据了优势,这样的法律资源分配不公状况直接影响了司法公正,进而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
其次。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解决实质不平等状态。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权保障诉求。东西方的宪法都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也相应地建构了制度方面的保障,如保障多级式社会分层导致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往往掩盖了许多实质上的不平等,如社会分层带来的经济、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从而产生了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与制度条件不平等的矛盾。法治社会是一种以宪法和法律为至高权威来管理的社会,它通过对公共权力的授予和控制以实现公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障,如果不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的保护,则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肯定会存在实质意义的不平等,并由此导致弱势群体的实质性权利受到侵害。法律援助制度正是为了解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要求与实质性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它适应了要求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我国法律援助从人道主义、平等主义角度出发,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有效法律援助,让所有公民都具有获取法律信息、获得专门司法人员意见和服务的平等权利,在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提供切实的权利保障,使公民不因贫困导致的弱势而被排斥在法律保障之外。
三、社会分层视角下的法律援助地方立法实践
法律援助制度是政府对诉讼中的贫困当事人给予法律帮助所主动承担的国家责任,它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中出现分化,社会出现多级式分层的基础上,为弱势群体建构的合法利益表达和保障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社会转型的产物,是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贫困负效应的司法正义性回应。在法理学意义上,法律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滞后性,总停留于规范成熟的社会关系和固有的社会矛盾,难以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相一致,时常会出现法律规范供求矛盾的现象,立法因此面临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法律援助条例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适用对象为社会弱势群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分层多元化后,为防止社会急剧分化而采取的政府行政型法律控制方式,科学合理的法律援助立法必须对应社会弱势群体的构成及其变化而进行的改革。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极不一致,从而造成了多样化的地方实际,相对于中央一级的立法。我国地方立法应回应因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所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填补中央立法的空白,维护社会稳定。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为例,拟探讨在社会分层视角下法律援助的地方立法如何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立法改革的问题。
第一,地方立法以符合上位法规定精神为原则,实施与上位法高度协调一致的地方立法改革。《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称《条例》)是2002年12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并决定于200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专门为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一部地方性法规,会议本着为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维护司法公正。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由此可见,《条例》所遵循的上位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央一级的法律援助立法直到2003年9月1日才生效实施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这是典型的地方立法先行,这样的地方立法在解决地方法律需求的同时,也为中央立法提供了地方立法借鉴。但是,根据制定地方法规不能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立法法原则,先行性地方立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条例》在颁布实施7年以来,虽然对促进广西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该《条例》个别条款的规定和文字表述不符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精神,因此具有以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为上位法依据,对本地法律援助条例进行修订的必要。2010年5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称《新条例》)并于2010年9月1日起施行。《新条例》注意了与上位法的协调一致,在体例上和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保持高度一致,用语用
法律援助的类型篇10
一、积极探索，全面推进法制宣传教育
根据“*”普法依法治区五年规划和上级的要求，拟定了本年度普法依法治区工作要点，并上报区委区府办公室予以批转。
（一）、干部学法用法活动进一步深入。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实施意见》，在区委有关领导和区委组织部重视下，建立了区管干部任前法律培训及考试制度。为配合干部队伍学法用法，先后定购了干部法律知识读本和公务员依法行政读本5000余册。各机关、部门、乡镇（街道）都把学法用法列入议事日程，依法办事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二）、在校学生的法制教育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3月份我们与教文体局联合举办了一期中小学生普法师资培训班。全区60多位政治教师（思品教师）参加了培训并通过了考试，全部取得了省司法厅、省教育厅颁发的合格证。同时充分调动公检法司的有生力量，为全区38所初中以上的学校配备和完善了兼职综治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与此还积极指导学校开展法律第二课堂，在实验中学建立了“青少年消费维权教育基地”，乾西小学建立了“农村立体式法制教育基地”，举办了家长学校法律知识讲座。同时为了加强学校周边环境整治，开展了校园法制宣传教育。
（三）、法律进社区活动全面开展。根据市司法局、市普治办关于开展法律进社区的要求，在调查基础上于3月底在双龙大桥社区开展了法律进社区的试点工作。协助社区建立司法室、调配法律服务工作者、聘请普法宣传员、购置法律书籍、刊出法制宣传栏，。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会同区文明办、区综治办等部门于5月25日在城西街道召开了法律进社区工作现场会，布置全区法律进社区工作。目前全区33个社区落实了66名律师、117名普法宣传员和法律自愿者，从事法律宣传、法律服务和咨询，新增法律宣传橱窗33个。在社区普遍开展了“五个一”活动。
（四）、普法宣传载体进一步得到整合。积极发挥普法和依法治理协调单位作用，调动相关资源，联合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商、房管、消防、妇联、残联等部门，开展相关专业法的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形成优势互补、协调有序、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结合我区实际，围绕中心，重点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与非典防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非典防治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区普治办及时转发了司法部召开的全国加强农村防治非典型肺炎法制宣传工作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自编了《学习贯彻〈传染病防治法〉依法防治非典型肺炎基本知识》宣传册，开展了“防治非典型肺炎法制宣传教育周”活动，利用宣传车到乡镇、街道的行政村、社区进行巡回宣传，行程近1500公里，履盖了22个乡镇、街道的80多个村庄、社区，同时给每个行政村、社区下发了《抗非典知识挂图》，《依法防治非典型肺炎基本知识》宣传册，共计下发普法宣传资料1500册。
二、深化基层基础，努力提高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
（一）、巩固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网络，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机制正式运行。根据中办、国办[2002]23号文件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有关要求，在区委、区府、区政法委、区人民法院的指导下，3月26日在乾西乡人民政府召开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现场会，6月底全区22个乡镇（街道）先后都组建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乡镇（街道）、村（居）人民调解工作网络基本形成。
半年来，我区已组织各类培训19次，培训人民调解干部500多人。全区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纠纷498起，成功调处443起，调解成功率为92.2％，防止民间纠纷转为刑事案件1件共160人，防止群体性上访事件2件计25人。
（二）、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在建设“样板司法所”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司法所建设力度，采取“以点带面、稳步推进”的工作思路，以硬件设施为条件、人员素质提高为根本、制度化建设为途径、规范化运作为标准,在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在抗非典保稳定工作中，司法所充分利用基层工作网络，站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第一线，精心组织，周密安排，采用各种措施和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做好返乡人员履行依法检查的义务，积极配合做好非典的预防工作。
（三）、分类管理、加强措施，注重帮教、追求实效，进一步提高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水平。在健全动态型管理网络，摸清归正人员情况、开展三个延伸帮教的基础上，对归正人员的安置帮教实行动态型管理，把登记在册的归正人员，按犯罪类型、刑期长短、服刑表现等，分为重点帮教对象、一般帮教对象、有突出表现的帮教对象等类别，分别实施相应的安置帮教管理措施；各类别的具体管理措施又细分为“家庭接纳、结对帮教、重点监控、定期考察、定期排查、关注动向、防止脱管”等10项内容。4月份对全区归正人员进行了排查，进一步摸清了底数。上半年全区归正人员共报到124人，其中刑释118人、解教6人，按要求全部落实了帮教措施。其中各安置基地共接纳安排了18名改造表现较好、现实生活困难的归正人员，有力地维护了基层的稳定。
三、围绕工作重心，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
（一）本着“有作为才有地位”的工作思路，积极为拓展工作平台而努力。争取市司法局同意在我区设立金华正信公证处婺城办事处，并以区政府名义下发了“关于加强公证工作的意见”，形成了公证工作网点。本着服务工作前置的思路，在金西工业园区、白龙桥工业园区、城北工业园区都已设立了公证联络员。同时，为适应新形势法律服务的需要，我区又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二）、围绕“信用”金华建设，开展法律工作者、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的诚信教育整顿。针对去年依法行政检查发现法律服务行业出现的诚信问题，召开了全区法律工作者诚信教育整顿专项会议。同时加大工作力度，统一制定案卷、收费及办案质量监督卡等制度，切实规范了服务秩序、执业行为和行业管理，以进一步推动法律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
四、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积极开展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一）、法律援助进一步贴近基层、接近群众。半年来法律援助中心积极开展工作，一是利用社区宣传专栏，大力宣传法律援助知识，让法律援助制度深入人心，让“12348”法律服务专线家喻户晓。二是定期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区设点进行法律咨询，为群众排忧解难。三是聘请若干名法律援助信息联络员，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和法律援助需求信息。四是充分利用社区法律人力资源，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配合做好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和法律服务等工作。
（二）、法律援助敢为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在受理拖欠职工工资、工伤待遇等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案件时，加大援助力度，早立案，争主动，及时引入法律程序。上半年，共立案9起，为职工挽回各种经济损失12万多元。
上半年共办理刑事指定援助案件3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15件，调解民事纠纷案件6件，为弱势群体代书26份，通过“148”电话专线咨询145人次，接待来访659人，其中转律师事务所56件，转公证办事处23件，其他部门转办51件。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有效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五、加强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凝聚力。
（一）、深入开展*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在于转变工作作风，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局党组在学习教育中要求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切实为老百姓提供法律援助，解决群众诉讼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耐心细致化解矛盾纠纷，做好调解工作；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呼声，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并认真整改；认真改进工作作风，杜绝简单粗暴、违法违纪。
（二）、强化内部管理、营造团队精神，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通过加强队伍的法制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建立合理的管理模式，全局形成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良好氛围。特别是半年来始终坚持政治、业务学习，做到用党的理论武装人的头脑，用法制讲座等形式来增强业务知识、用社会公开承诺制来提高办事效率、用制度建设来规范言行、用开展多种文体活动来激发工作凝聚力，较好地树立了整体形象。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仍然是个弱点。由于法律援助经费的制约，加上我区成立时与市权划分上存在的一此不利因素，在市区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我局有权指派的各只有一家，要完成我区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十分困难，只能力所能及做一些工作，与社会上的需要远远不够。
（二）、民间纠纷的排查工作和转化力度有待加强。随着我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利益的调整都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力度，特别是各种纠纷的早发现、早控制、早解决尤为重要，由于今年的土地征用的大量增加，此类纠纷大量出现，而排查和转化工作力度并没有能及时跟上。普法依法治区工作不够平衡。
下半年主要工作
（一）、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必须在深刻学习和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精神上下功夫。通过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凝聚到实现*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进一步树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良好精神状态；着力解决本部门影响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认真解决本部门党的建设和干部作风中存在的问题。
（二）、要加大指导力度，继续抓好社会稳定基础工作。近日省委书记对推广新时期的“枫桥经验”作了重要指示。我们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和落实中央和省委领导的指示精神，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结合自身的工作职能和工作实践，认真负责地把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总结好、推广好。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的网络。要在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传统人民调解组织的基础上，高质量地建设好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进一步拓展新型经济领域的人民调解组织。特别要注重规范人民调解组织的行为；注重提高调解人员的依法调解能力和工作水平，以达到提高调解成功率的目的，从而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我区经济建设健康发展。
（三）、进一步改进和探索归正人员安置帮教新途径。随着安置帮教工作的安置手段市场化、帮教措施多样化，给我们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工作方法带来了冲击。我们要在健全动态型管理网络基础上，对归正人员的安置帮教实行动态型管理，把登记在册的归正人员，按犯罪类型、刑期长短、服刑表现等，分为重点帮教对象、一般帮教对象、有突出表现的帮教对象等类别，分别实施相应的安置帮教管理措施，以确保归正人员不再重新犯罪。
（四）、通过各种学习途径、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尽快提高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要积极贯彻党中央依法治国方略，通过法治实践这一增强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把解决问题的过程，作为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过程，使法制宣传教育植根于实践的沃土中，生根、发芽、结果。
（五）、要扎扎实实地推进农村“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切实提高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促进基层社会稳定。以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创新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和手段。要结合“民主法治村”的创建活动，进一步搞好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降低和减少矛盾的发生频率和数量，确保基层社会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