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篇1
论文关键词：和谐思想,内涵,现代价值,现代化
一、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
儒家的和谐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概括来讲，儒家和谐思想主要有天人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和谐三个层面。
(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首先表现为“天人合一”，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就是指人与自然界应该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表明万物生长都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人与自然界是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才能实现天人和谐。孟子也主张保持生态平衡，反对向自然无限度地索取，尊重自然界的生息规律，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从上述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是人和谐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状态，要求人们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以和善、友好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
(二)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和为贵”思想
对于人际和谐的追求，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
“和”不仅成为了个人处事的基本策略，也成为了稳定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为贵”的思想成为待人处事，管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为了实现“人和”的价值目标，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孔子从义出发，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主张“见得思义”，在利益面前要经得起诱惑，不做损人利己这类不合乎“义”并有损“和”的事情，同时主张要守信义，重礼仪，这样才能构建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
(三)主张个人身心和谐发展，实现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
先秦儒家认为“和为贵”的伦理思想要真正落实，就必须让每一个人的言行符合“仁”的规范，“和”的要求，人们只有从“修己”做起，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推崇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必须要以提高个体的自身修养为基础，以此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三、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物质文化生活极大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代文明也遭遇了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以及一些伦理道德的挑战。面对环境的恶化，人情的冷漠，社会的不稳定，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面对现实而深感困惑时，回溯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宝库，儒家“生生和谐”的人文境界早已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一）儒家和谐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儒家倡导的“和谐”代表了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对其中蕴含的积极的、进步的、精华的东西要予以新的解释，赋予其时代内涵，使其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1）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处理人际关系，特别强调要有仁爱之心，要学会宽恕别人，尊重别人，信任别人，以此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能科学地理解儒家和谐思想中的用以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原则，用它整合现代社会及各种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不仅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得到弘扬，而且能使国家更加和谐和有序。
（2）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儒家倡导人生以立德为本，立功、立言为用，主张重义轻利，注重人的气节，推崇浩然正气，提倡理想的人格，与现代人急功近利的状态相比，儒家的义利观则更有价值，值得借鉴。
（3）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儒家思想重民意，主张要富民、惠民，使人民安居乐业，这与我们今天倡导的“以人为本”思想相吻合。弘扬儒家思想，有利于净化人们的心灵，淳朴民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儒家和谐思想与生态危机
人们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譬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等。站在现代文明的新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对于我们解决现代生态危机提供了有利的借鉴价值。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给我们如下启示：
(1)人类应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要借鉴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类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其他万物的利益，要尊重自然界的生态规律，不能过度索取，要尊重和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2)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始终视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主张“天人合一”，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当今时代，在“和谐”思想的指导下，要以平等、博爱的精神对待自然界，尊重一切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实现天地万物的和谐发展。
（三）儒家和谐思想与台湾问题
在民与国、国与国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主张“民胞物与”、“上善若水”、“四海之内皆兄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大一统”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基本社会理念和普遍的价值取向。
而“己所不欲，勿使于人”和“和为贵”的思想，是我们实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重要依据。
（四）儒家和谐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顺应人性的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建立与调和；强调恒常的学习、反省，注重自内而外的内化作用以实现目标的精神；重视身体力行和实践表率作用，注重互助、互信和忠诚的责任和德性的道德理念”这是儒家管理文化所一直推崇的，它的很多内容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比如重“义”就是守法经营，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利益；“仁爱”就是要求我们要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人本管理…
儒家管理思想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的学问。
四、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我们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要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使儒家和谐思想真正实现现代化，真正融入我们的生活。
（一）对儒家和谐思想要学会扬弃。要实现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首先要学会学习和辨别，要吸取精华的部分，扬弃糟粕不适合现代思想的部分。
（二）实现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需要我们以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对待。“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思想体系，在其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总是能以非凡的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来丰富和完善自己…”因此，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儒家文化。
（三）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推进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长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去结合当代中国的实践，结合时代主题的变化，深入地发掘儒家和谐思想中的精髓，使其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那么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儒家和谐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几千年来，它一直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智慧，儒家和谐思想不仅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的很多思想对世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不仅拥有过去，而且应该拥有未来，唤醒我们自己的文化，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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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篇2
关键词：儒家思想和谐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C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3.218
和谐是儒家文化的特征，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要义，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观念系统中起到了非常深远的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经济、政治、文化甚至道德领域都出现诸多不和谐现象，在整个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之时，势必要求我们借鉴和吸收我国儒家经典的和谐思想，追求儒家“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达到修身养性、与自然和社会相处和谐的目的，为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出理论指导与帮助。本文将对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做出阐述，结合当前社会中常见的不和谐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与局限，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1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和谐旨在使各种要素配合得当，互相统一，是一种不散的精神，“和”的本质在于将不同事物协同起来，孔子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就是以“和”为目标的和谐的理想社会，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和睦相处的完美社会。儒家和谐思想具体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己和”，即人自我身心的内外协调，通过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素质和高尚人格，为“治国”、“平天下”打好道德基础；二是“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的多重和谐关系，每个人各司其职，安于其份，遵守各种道德秩序；三是“天和”，即人与自然共生共荣达到天人合一，接受自然的法则和支配，合理利用资源，为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当前社会中的不和谐现象
我国社会各种关系基本和谐，但人民内部仍然存在一些不安定和谐的隐患，主要包括人身心不和谐、社会不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不得当等。首先，人的身心不和谐主要表现为道德缺失问题，尤其存在利益的矛盾冲突下，人们的价值观扭曲，认为经济可以改变一切，导致社会上经常出现拜金主义不择手段的黑暗面，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负面的影响。其次，社会中不和谐的现象主要有分配差别，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等导致了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和紧张。最后，人与自然关系出现失衡表现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资源的减少、物种的灭绝、空气的污染都是人与自然关系失去平衡所造成的。
3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
3.1修身养性，实现人的身心和谐
和谐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没有个人的自我身心和谐就很难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要求个人崇尚道德、重视智慧，结合儒家和谐思想“道德至上”的主张，教育人们形成健康的价值观，不被金钱利益所左右，遵纪守法，以“中庸之道”“乐道精神”为标杆，宁静、平和地对待物质财富。所以说，儒家和谐思想中的培养自我道德修养能力是和谐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人身心和谐的道德标杆。
3.2和而不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
人是群居动物，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在人际关系日渐冷漠的今天，儒家和谐思想更应为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其作用，启示人如何做到与家人、社会和谐相处。和而不同理论指的是正确把握人际关系的和谐，均衡和统一人与人的矛盾，尊重个体的差异，追求整体的和谐，最终建立和平有序的安定社会。儒家和谐思想认为实现社会和谐需要施仁政、民为贵、均贫富，正是当今社会处理政府与公民关系中应该秉承的原则，为人民服务，在互相监督中达到和谐。
3.3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乱砍滥伐、破坏环境使得我国资源严重减少，荒漠化增大，物种的灭绝也在加剧，这些不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人深省。儒家思想对天人关系非常重视，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类社会在大生态环境中与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体。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是主张尽物之性，防止人类过分索取自然资源，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
4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局限
“和谐”思想是一种理想，我们若想实现儒家和谐思想最终构建的“大同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原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基础的匮乏，个体的生存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的真正的“和谐”；还有一个原因是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缺乏合理的制度保障，必须建立在开明的法律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儒家和谐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十分重大的，有着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巨大力量，但是要真正做到建设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还是要对儒家思想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顾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
5结语
“和谐”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古至今都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当今社会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有效手段。儒家和谐思想主要分为“己和”、“人和”、“天和”三个层次，通过修身最终实现人人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拓宽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为我们化解当今社会中的许多矛盾提供理论依据。总之，和谐社会的构建取决于合理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对于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也为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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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律道德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9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026-02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作为最古老的国度，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儒家伦理道德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蕴，深深影响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制的建设。对于伦理道德与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各家各派说法不一，笔者认为，伦理道德与法制建设是对立统一的，在推进中国现代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我们的传统儒家文化价值，同时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平稳、健康地发展。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及历史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一种文化的形成必然需要特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出现与形成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奴隶制、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君主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它既是一种经济基础的反映，也是一种社会整体思想潮流的折射。“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耕型的自然经济，与这一基础相适应的是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从国家行政管理制度、法律制度、人才培养、选拔制度到民间礼仪俗规，传统社会的各项制度无不具有农业宗法社会的文化特色。”[1]这段话深刻地解释了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出现形成乃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并成长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仁，礼治（德治）达“仁”
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一直被公认为是儒家思想中最完善、最严格的思想体系，而“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礼治”是达到仁的途径。仁有多重含义，但其最根本的就是“爱人”[2]。爱人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最根本的基本原则，以此建立一个家庭关系和睦，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一般人际关系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的礼制社会。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而这个基础是在改良了西周的礼的基础上的礼治——即以道德为主，以制度为辅[5]。由此可见，在以伦理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制度虽然不可缺少，但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礼”。
2.民贵君轻”理念
“民贵君轻”理念是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史书记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6]我们可以从许多的古代实践中得出这一结论。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8]。“民贵君轻”理念能够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甚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虽然统治者的民本思想实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民本思想的出现却为仁义之君开创太平盛世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指导。
3.“人治”思想
“人治”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荀子对其阐述的最为完善，他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9]的观点。荀子认为：法是由人制定并执行的。因此，法的良恶主要取决于制定法的统治者“人”的好坏，所以说“君子者，法之原也”[10]。即使有了良法也需要由有德才的人来执行，否则法就成了一纸空文。同时，荀子认为，法是一成不变的，面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家大事、社会琐事，法为了保持其权威性和稳定性，就需要人来弥补其不灵活的缺陷。由此，荀子主张“人治”而非“法治”，这也成为了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又一重要内容。
（二）法制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经过孟子、荀子的补充和完善成为体系，至汉代董仲舒吸收阴阳、法、道等诸家学说，建构完成新的儒学思想体系。自此“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自西汉中期被采纳为官方学说以后，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沿袭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11]在此基础之上，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秦始律》确定“准五服以治罪”；《新律》“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的“八议”制度，至《北齐律》的“重罪十条”，直到唐朝的《唐律疏议》这部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法制儒家化最终完成。
（三）伦理道德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影响
研究儒家思想，我们不能以现代的人权、公平、公正的价值标准去苛求，而是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的背景、环境下来研究、分析、评价它的影响。
儒家思想主宰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走向，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主要构成，而法制的儒家化也就成为了这种大势所趋下的必然。法制的儒家化，也确实在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出现，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促成了“开明专制”局面的出现。
1.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
以儒家思想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主导地位自秦至清不曾动摇过。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以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为基础的伦理法。这种法“以礼为本，礼法并举”，同时主张个人应该加强道德修养，以“爱人”之心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思想不仅仅适用于贫民百姓，同时更适用于封建统治者。在执行方面，以“礼”为指导的伦理法突出教育的作用，执法以教为首务。法律条款的确立也要体现人的伦理道德。这种“礼法并举，刑教结合”的制度极大地缓和了专制制度下的残暴，缓和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使社会趋于稳定。
2.人民生活安定，呈现出“开明专制”的气象
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法制建设的另一重大影响则是：儒家的伦理道德通过“以礼入法”的形式宣扬了“重民”思想，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重视百姓。也正是在这种“重民”思想的指引下，才会出现“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等太平盛世的局面。另一方面，儒家的礼与教虽然没有赋予百姓选举、罢免官吏的权利，但实际上也使百姓享有了“议政”的权利。百姓可以依据礼教评判官吏的善恶，甚至皇帝的昏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提升了封建制度下百姓的幸福感。
二、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现代的启示——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法律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一种在特定环境中产生并发展的文化理念我们应该将眼光放在这种文化对于现世的实际意义上。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最大贡献在于：引发人们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历来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争论的问题。西方法谚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美国庞德说：道德乃是潜在的法律。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述，曾经出现了自然法学学派和分析法学学派。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国家制定法律必须反映人类的普遍道德。分析法学派主张：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笔者赞同张文显“法是道德的政治支柱，道德是法律的精神支柱”的观点。
第一，“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民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保证实行的。”这句话说明了道德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道德不仅包括个人道德，还包括社会道德。因此，只有当法律体现和反映的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符合广大民众的道德期望时，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尊重和信服，才能广泛地被人们遵守。
第二，虽然法律与道德有诸多的不同，如表现形式、违反的结果、调节形式、调整的对象等。但是，他们在内在价值标准和最终目的上应该是一致的。道德的出现早于法律，因此，在统治者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道德规范作为法律内容的重要来源之一。法律和道德的最终目的都是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和谐的社会。由此说明，法律与道德既是统一的，又是相辅相成的。
三、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几点建议
研究一种事物，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研究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也应如此。
（一）活用民本思想，维护人权
“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法治建设需要民本思想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笔者认为，法制建设应该从以上几个方面落实“民本思想”的实践。
1.立法以民为本，感知人民意愿
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以及和平和安定。民安，则社会安，社会安则国家安。法律作为国家维护社会安定和利益的利器，必须充分考虑人民的心理需要。根据人民的现实情况制定符合民愿的法律，这样，法律才有可能贯彻执行下去。民心所向，才能和平安定。
2.司法、执法要公平正义，维护人权
这要求在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政府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培养政府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依法公平、公正地为民办事。与此同时，还要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工作时按照程序进行工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权。
（二）德法结合：以道德标准指导法律，以法律制度维护道德
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争议从未平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使这两者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法律与道德的优势，建设新的法制社会。法律道德化，意为在立法、司法、执法的过程之中，工作人员一方面要维护法律的权威，依法办事，公正执法；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道德标准，以道德的教化、仁爱感化、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恩怨，教化犯罪人，进而达到社会安定、和谐。道德法律化，是指将儒家思想中被大众认可并且深入人心，具有社会认同性的道德标准通过习惯法或者其他形式固定为法律标准，这样法律就具有了道德的“温暖”，而不再是冷冰冰、枯涩的法律，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进而，使人人自愿遵守法律，而不是因为恐惧被制裁而被动地遵守法律。
四、结语
我国的法制建设必然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博采众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要吸取西方的先进法律制度，同时更不能抛弃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不仅仅是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其更具有非常之高的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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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贞观政要·君道、政体.
[9]荀子·君道.
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室内设计美学理念
一、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与“天人合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核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始终主张重视民生的发展，并且没有过度的强调个人的需求，而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广泛受众的需求得到满足。“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更是我国历史民族建筑的室内设计中常常体现出的文化精髓。窥视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往往和儒家思想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不仅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而且还传承了地域性的民俗风情和民族文化。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而言，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对室内设计的影响颇深，并且设计思想主要源自于儒家的以下两大思想核心。
（一）中庸思想
根据汉语解释，“中”即合适，“庸”即适度的做事方式。所以中庸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适度的概念，平衡的理念，不骄不躁、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中庸思想常常为人称道，因为其适度的保持了居室环境的平衡性，彰显了儒家思想“性本善”的观点。子谓《韶》中有云，“尽美矣，又尽善矣”，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是为了将善与美相融合，体现在室内设计中，就是功能和形式的融合，不过度的注重形式感，也不过度的注重功能性，保持两者的平衡、适度。例如在河南地区的一些现代室内设计中，常常会看到所谓简约主义风格，其最大的特色在于简单的形式，但是不过于简陋，恰到好处的装修，却充分体现了空间感和舒适性。任何一个空间环境中，人永远是主体，对于空间功能的合理使用，以及人在使用任何设施的方便性，恰恰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
（二）“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
儒家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无论是在古代、近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是在现代山水景观理念和室内设计理念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始终存在。窥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在中国民族思想的发展道路上，可谓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包裹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佛家、道家与玄学，甚至是阴阳八卦、五行之哲理等古代美学和哲学思想，都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文人墨客们，将天人合一的思想融于山水画中，期望通过山水画的呈现，来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展现真正的天人合一理想境遇。现代室内设计师们则强调以巧夺天工的方式，再造人与自然的现代和谐之美。
在中原地区，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之道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其一是内外环境与空间的和谐关系，在中原建筑中，不仅要呈现出室内和室外的和谐，更要注意室内各种装潢设计的和谐感；其二是将自然概念引入日常生活中，将门窗的采光和通风功能，纷纷纳入到室内设计细节当中；其三是崇尚“宛自天成”的境界，倾向于现代简约设计风格，要求以简洁的风格表达不简单的文化意境。
二、中原地区室内设计与儒家思想的关联性
在中原地区，儒家思想作为室内设计的一种文化理念，其不仅影响着室内设计的细节，同时也与室内设计存在着内在要素的关联性。客观而言，室内设计的核心是巧妙、妥善的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而儒家思想恰恰也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两者的关联性在于，室内设计需要借助儒家思想，来辩证的对待人与空间的矛盾和关系，并妥善的处理。从专业性的角度而言，室内设计其实与人存在着自然的矛盾，如果不能够和谐的处理两者的关系，则容易导致人与环境的“不适”。追溯历史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现代室内设计在缺乏儒家思想的关联下，存在着对环境的破坏，引发了人与环境的矛盾，导致最终人在家居生活中得不到舒适的享受。所以在儒家思想与室内设计的关联性之下，必须要尊重人本思想，采取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彰显中原地区的文化精粹，并保持儒家的文化传统。
（一）儒家思想的等级理念
与儒家思想“仁”所对应的，正是儒家思想的“礼”。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社会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本，长期以来的等级观念贯穿上下，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理念和等级界限思想。在中原地区，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古建筑、传统建筑，其室内设计的特点恰恰反映了儒家思想的等级理念。从色彩的选择，到内饰的精挑细选，再到各种图案元素的不同寓意，均体现着不同等级的艺术特色。色彩方面，早在中国古代，就有正色与间色之分，并将其对应身份的贵贱、尊卑。例如《论语》中写道，“恶紫之夺朱”，以礼的形式保持单色的纯正性。
现代化的室内设计中，也常常有主卧、客卧之分，虽然不能等同于儒家思想的等级理念，但是却彰显着主人与客人身份的不同。在很多家庭的室内设计装修风格上，就存在着这种主观的差异性。在审美色彩上，设计细节方面，一般以基础的单纯色彩为主，以装饰色彩为辅。
（二）儒家思想的人文意识
孔子哲学、儒家思想可谓是中国君子极为推崇的思想理念。《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儒家思想对于自然景观和君子山水之情的表现，也是儒家思想中人文意识的呈现。所谓人文意识，即注重道德、关注人伦的文化意识。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中，儒家思想的人文意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标准，所以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人们也常常看到书房的特别装饰，例如文房四宝、雕刻工艺、书画挂屏、壁画匾额、铜镜钟鼎等等，既彰显了设计特色，也符合地域性的文化特征。
三、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对室内设计的特色表达
客观而言，在我国三大教思想（儒教、道教、佛教）中，儒家思想一直被传承至今，且有着广泛的影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在艺术形式规范作用中，儒家思想都有着特色性的呈现。基于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对室内设计的特色表达，让室内空间包含了善与道德的美感，不仅有着形式上的美感，同时还加入了传统的儒家美学精神，即高雅的格调、对称的布局、色彩的传统，以及文化内涵的自然流露。儒家思想为室内设计的特色表达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丰富了设计师的选择素材。
（一）内敛含蓄的空间特征
优雅而不失内敛，是儒家思想特有的审美情趣和道德观念。所以在中原地区，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家居装饰的含蓄、不张扬，却十分的舒适宜人。从细节角度来看，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在室内空间的形状上，很少存在不规则的形状，大都呈现为有序列性、有规律性的空间形状，并且在线条方面，呈现着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的精致表现手法；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对于自然的美感，孔子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看法，代表了儒家审美的特征。在儒家思想理念中，大自然与人处于相同的地位，人和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相互之间更应该有着情感的交流。所以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往往不能忽视自然空间的审美意蕴，体现着内敛与含蓄，同时还有生机和朝气。
（二）丰富意蕴的装饰纹样
道德修养与伦理规范始终是儒家思想强调的核心，而这些思想核心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往往成为了室内装饰图案的主要特征。例如很多室内设计的典型图案，其实都是儒家思想中传统文化寓意的装饰图案。例如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装饰字样、“仁”的书画等，类似的装饰图案往往包含着儒家思想的意蕴之美，能够点缀人们生活中的温馨空间。之所以人们经常在中原地区看到偏中国风风格的装饰、偏中国式的装修风格，其实正是因为儒家思想对中原地区室内设计的影响，有传统文化魅力的呈现，也有传统艺术情结的表达。
四、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对室内设计的美学影响
（一）中庸之美的影响
“中庸者，以中为用是也”，即强调为人处世的遵循中正之法则。室内设计空间，包括三大基本面，即地面、顶面以及墙面。所以在针对室内空间设计过程中，有关墙面、地面以及顶面的一切装饰元素，都需要设计师的合理把握与考量。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三个基本面的室内空间视角效果呈现，关系着整个室内空间的视觉效果及风格走向。由此可见，不管是哪一种装饰元素的应用，都应该在整体空间、界面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设计探索。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区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从空间的角度而言，即体现适度的美感，保持整体的和谐之美，也需要兼顾多样性、丰富性、简约性与质朴性。结合现代审美理念，儒家思想的包容性更符合现代中原地区室内设计的审美价值取向，即让室内空间和居住者的内心可以保持平衡的状态，不走向极端、不催生矛盾，符合中庸之道。
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人体自身存在着对色彩产生敏感反应的情况，现代人每时每刻其实都被色彩所包围、被色彩所影响，对于人们的精神变化、情绪波动，色彩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不管是在东西方，对于男人女人，都存在着这种明显的效果。由此可见，室内设计中色彩的合理运用与搭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儒家中庸之美的审美思想影响下，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往往需要遵循传统的整体美法则，仅仅利用简单的几种颜色，就能够使得整个空间彰显出最佳的美感，不是单调、充满情感，彰显现代舒适健康生活的本色。在家具陈设方面，中庸之美要化繁为简，同时又要满足现代人对居住空间的舒适性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在功能性设计上避免繁琐，在空间性设计上保持人的身心舒畅，使景情相生，物界上升为精神境界。
（二）和谐之美的影响
“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的主要表现，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彰显着中国哲学思想的本质。基于美学思想来探讨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理念，主要是将人作为审美的主体，然后将艺术、社会与自然作为审美对象，融合多种要素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实也正是儒家思想的美学精神，它的核心思维模式与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当现代社会走入全球化的发展车轮中，当物质文明气息更加浓郁，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压力和竞争逐步加大，人类需要宁静的自然景观，更需要在室内设计中传递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理念，以此来安抚人们日益紧张的精神和浮躁的心情，美化人们的心灵，解放人们的精神，开启更加美好的发展方向。鉴赏中原地区的一些室内设计风格，其意境和心境的结合往往被人们众口称赞，是现代人所期望营造的那一种“舒适宜人、温馨可居”的意境空间，也是现代简约风格的心境空间。
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基于儒家思想的美学理念，往往要更多的兼顾人与环境的关系，给予自然环境更多的关注度。在原材料的选择上，要倾向于无害、无污染、可循环的现代环保装饰材料，同时要秉承简约设计风格，倡导节约型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需要强调家具在整体空间氛围中的画龙点睛之笔，不建议选择欧式家具的奢华风格，更强调简约的功能化表现。在整体的室内设计风格上，所选择的家具可以采取直线造型家具，不必加入过多的曲线设计，保持线条的流畅感，体现明快、简洁的效果。富有设计感、统一性的简约室内风格设计，值得设计师深思熟虑，因为在现代人工作、生活与学习等一系列的日常行为，其实都和家庭中的家具使用息息相关，所以如何保持功能性与空间感的和谐，保持审美情趣的和谐非常关键。
儒家思想的和谐审美观，还需要设计师在中原地区进行室内设计时，秉承“因地制宜、自然融合”的设计原则，要根据地域性气候特征、地理因素等不同的情况，选择针对性的材料。与此同时，还要延续本地的风俗文化，嫁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桥梁，更多的将自然要素引入室内空间，借助空气、阳光与适应的生态环境设计风格，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并迎合现代设计理念中生态环保的需求。
在中原地区的室内设计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不管是儒家思想的“天人之一”，还是“中庸之道”、“仁”道，均在室内设计中有所体现。客观而言，儒家思想在我国的文化发展进程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对中式家装风格的影响也尤为明显，缔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风室内设计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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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篇5
在传统中国，儒学全面地安排着人间秩序，由于儒学本身就重“述而不作”，身体力行，以“立德、立功”为上，是一种实践的学说，而且，儒学自汉以后被定为正统一尊，并建制化加以推行，在两千年的传播、积淀中，儒学深入地深入国家制度、社会习惯之中，全面地构建了传统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与思想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行为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先后遭遇到到家、佛家思想观念的冲击，但这种冲击最终不但没有对它造成真正的威胁，反而使儒学得到更进一步发展。直到第三次冲击——西方思想的冲击来临，儒学才遇到真正的危机。由于儒学的“根”，它的实践基础主要在民间社会与建制，因此，我们看待儒学的现代状况，便更重要的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儒学的实际遭遇，对儒学这样“贴着历史行走的哲学”，不能不顾历史事实，从观念到观念，空对空地进行语言游戏与逻辑游戏。几十年来，对儒学“形而上”的讨论可谓煌煌大观，虽有海外新儒家的精彩发挥，但整体成果有多少是有目共睹的。余英时先生的《现代儒学论》从“形而下”的历史角度，揭示了儒学在现代遭遇的困境，以传统建制的消失揭示儒学的毁灭性危机，论证儒学随着建制的消失而成为“游魂”，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个历史学者对传统文化式微的忧患之情。事实上，只有回到历史，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儒学的危机，只有回到历史，我们才能真正思考儒学在今天的地位、表现，在未来的命运。
一、儒家思想与儒家名教信条
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学全面影响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一个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思想－社
会体系。对这一体系进行观察、分析、评价的时候，我倾向于把儒学影响下的传统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儒家原始的思想，即从孔孟荀到朱陆王的儒家理论，第二个层面则是儒家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儒家教条、名教信条，这一层面在历史上被称为“名教”、“礼教”、“孔教”、“孔家店”，大致相当于建制化的儒学。这里的“建制”，不但指国家制度及其运作，也指民间的习俗、习惯、行为规范。在历史上构建传统社会，对人们产生真正的影响的恰恰不是原始的儒家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化的、被解释、教条化的第二层面的名教信条。
儒学是通过建制化得以推广的。陈寅恪先生说：“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现实。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生活之方面。”1对这种思想与制度相结合的状况，余英时说：“儒家思想与建制化之间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必须具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与紧张。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又是互相维系的。”2儒家建制的整体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而迅速瓦解、崩溃，因此，“建制既已一去不返，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变成了‘游魂’。”3在这里，余先生主要强调儒学与建制相统一方面。在历史上，儒学与建制虽然相互维系，但其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对立往往更加厉害。我们在第一层面的儒家思想中看到的是熟悉而温情的“仁”、“礼”、“德”、“信”等等美好的品质的教诲，从第二层面的儒家教条看到的却是无数次刀山血海，“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教条，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训条。恰如基督教教义在于推崇与宣扬爱，一旦建立神权国家却堕入中世纪的黑暗一样，儒家的美满理想一旦切入现实层面，同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罪恶，从理想的理论到现实，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应该加以进一步的甄别。
众所周知，中国的儒学主要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其理论主体早在战果时期的孟、荀学说中已经灿然大备。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政策使儒学得到极大的传播与弘扬。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就认为，儒学在汉初就已取得“大传统的主宰地位”，“汉代的皇帝终于承认儒教的正统地位与其说儒教有利于专制统治，毋宁说是政治权威不得不向文化力量妥协。”④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在汉初便已根深蒂固，被定为一尊之后，更被政治力量加以改造、宣传而更加传播开来。班固就说儒学之所以取得优势，“盖禄利之路然也”。⑤汉代的选举征辟取士制与后来晋代的九品中正制，都以儒家伦理实践为取士标准。任何一种学说一旦被政治力量所掌握，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经过权力者的解释，便会改变原来的面貌，而且往往成为权力者的武器与工具。杜维明先生曾写道：“从知识史角度来看，儒学在逐渐变成主导地位的宫廷学说之后，不再是孔孟学说了，它更是荀子的崇礼主义和法家观念、阴阳宇宙学说、道家思想以及当时一大堆其他信仰的大杂烩了。”⑥通过政治权力的参与、推广的建制化的儒学与原来的儒家教义呈现出不同的面目。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为士人的进阶之道，及至后来把几部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唯一的参考资料，儒家思想被提高到空前的位置上。但是事实上，社会并没有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越来越走向儒家思想中的平等、公正、和谐的世界——相反，随着明清专制政治的加强，社会越来越封闭、腐朽、非人化。在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上，人们所接受的不是原始的儒家思想，而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杀人信条。这些信条的内在精神明显的来自儒家学说，但是其内容一旦教条化、权威化，立即变成禁锢人的自由思想，扼杀人的独立精神，使人不成为人的教条。并且正是这些教条对历史发生真正的作用。我们要观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历史，便主要不在于看历史上儒学大师如何发展、阐释儒学，而在于观察儒家思想到底以何种面目进入世俗社会，进入历史，去构建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在文本研究上，我们要了解儒家思想在民间的影响力及国民真实的心理状况，就不止应该关注每个士子必读的《四书》，皇帝颁布的圣旨，而且更应该关注像《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这样的小说，《窦娥冤》、《西厢记》这样的戏剧，以及诗、词、曲。特别是民间说书加工而成的小说戏剧，这些内容在历史上经过一个口舌相传的过程，不断承载着人们的思想、愿望，真正地反映了人们的一般心理与观念。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献中看出儒家思想如何全面地渗进人们的头脑、血液，构建人们的思维体系、思想世界与感情天地。从《三国演义》关公生前死后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原始的“忠”、“义”观念如何体现于历史上一般民众的思想之中；从《水浒传》的梁山聚义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民本思想与自发的抗议精神在民间的历史呈现。这些小说、故事包含了很少历史的价值，但是正是它们的“失真”，使它们具备了极高的思想史的价值。历史真实与这些小说的差异体现出来的恰恰就是当时民间的一般思想——因为这些差异正是人们在口舌相传中添加上去的。民间的一系列观念、思想明显来自于儒家，但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样子，这种思想与现实的分裂和紧张，决定了儒家建制必定崩溃的命运。
儒学建制的崩溃始于辛亥革命，而其思想价值的崩溃则始于新文化运动。五四启蒙思想家的立足点不再是玄远的理气理论，而是残酷的现实。礼教——建制化的儒学——杀人，决不是这群盗火者自制的口号，而是千万条生灵命运的沉痛总结。这些僵化的教条与僵死的建制结合在一起，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中国的现代转型，打倒专制主义建立共和政体，摧毁三从四德争取妇女解放等等，其阻力都来自儒学建制化所体现出来的种种禁锢人们思想的教条。如果承认儒学建制包括了“君臣大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信条，包括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古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义，那么，真正的儒学与这些毫无人道的建制分离，实乃是与“僵尸”相分离，而且只有与“僵尸”相分离，“游魂”才有继续存活的可能与希望，否则，这“游魂”也要酱在“僵尸”中彻底烂掉彻底消失。在现代社会，要拯救儒学，只有摧毁儒学传统的建制，把这“游魂”还尸于民主科学。五四时期对儒学的批判为今天继承儒家真正的思想扫平了道路。五四实质上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打倒儒家违反人性人道主义的建制，使人们探索儒家的真精神成为可能。五四从观念上对儒家建制的全面摧毁，刺激了现代新儒家的产生。而启蒙思想家引进的“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观念，也成为新儒家发展儒学所面临的主要课题。五四对儒家思想的冲击程度，在思想、价值上看起来是极其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但是在现实上则是很表面的。启蒙运动的结果，不过是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与一部分知识青年。启蒙本身意味着漫长的思想换血，但这种思想换血刚一开始，便被“救亡”压倒了，“打倒孔家店”云云，不过几个文人的口号而已。陈独秀、胡适、鲁迅们的战叫，绝对传不到乡村老太婆的耳朵里。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的固有的心理结构是何等的稳固。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一文中说：“‘五四’新思潮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使反抗名教纲常完全合法化了。”并且以吴虞为例，吴虞在辛亥革命前曾打伤父亲，被宣布为“名教罪人”，而到了五四前夕，他批判纲常名教，却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于是余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了。”⑦我认为这里用“中国人”的全称判断很难成立。如果在当时，甚至是在现在，把吴虞的例子拿到《故乡》中的闰土，《风波》中的九斤老太，乃至今天农村中的一般农民那里进行价值判断，结果必定与余先生认为的不同。儒学这一“游魂”事实上并不完全处于“游”的状态，它存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二、“游魂”的当代表现
余英时先生提到他1937年到1946年在乡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内在参与者”的生活，这九年使他“亲身体证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⑧余先生认为，“1949年以后，儒家的中心价值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能再公开露面，所以今天中年以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儒学抱着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没有作参与者的机会了；他们在生活经验中或者接触不到多少儒家价值，或者接触到的是一些完全歪曲了的东西。”⑨在这里，余先生所说的都是“建制化的儒学”，也就是“第二层面的儒家思想”。在我看来，儒家建制消失以后，传统建制抽象出来的各种观念继续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存在并且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儒学观念并不以建制为存在形式，而作为一种意识存在人们的大脑里。而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种意识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参与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这样描述儒家建制的崩溃：
“以通常事理推之，帝制消失以后，君为臣纲之说自然无所依托；父权与夫权制度崩溃之后，父子、夫妇两伦也失去了依据。大家族制度瓦解之后，六纪中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四纪也不免名存实亡；学校制度变革以后，“师长有尊”的观念已失去普遍意义；整个社会结构变迁之后，朋友之纪也不可能维持‘货则通而不计，共忧患而相救，生不属，死不托’那样高的理想了。”⑩
儒学与建制中断了，因此儒学变成了“游魂”。问题在于，这些建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的真精神？从历史上看来，纲纪在历史上确实起着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但到了现代社会，君权、父权、夫权这些东西，却是完全违反平等精神与人道主义的。而且，将纲常伦纪绝对化，权威化与教条化，只能养成有权的一方，君、父、夫的独裁性格与无权一方的奴隶性格。这些由“第二层面的儒学”造成的国民性格，却不会随着建制的崩溃而消失，这就是五四思想家批判的“封建意识”。正如刘述先先生所说：“封建意识其实是一个很含糊的观念，周代的封建制度到秦汉就已经废置了，故此它所意指的乃是在专制王朝的长期统治之下，在君权父权的意识形态的宰制之下，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形成的一种意识。这样的意识即使到了王朝终止之后，仍潜存在人们的心中，发生了阻碍现代化的力量。”这种意识至今仍然存在，而且仍然在发生作用。
1、“游魂”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社会现象中的表现。
在一些人看来，1949年以后，传统的儒家教育已经销声匿迹，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无论从教育目的、教育途径，还是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来讲，都已经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而且他们是在反儒、批儒的环境中成长，儒家思想已经变成保守、落后乃至反动的同义词，因此他们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割裂了。然而，在我看来，法典制度虽然为儒家思想之具体体现，但是一种文化的落实，仍然是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对中国人而言，儒家文化已经有了两千多年历史的心理积淀，它业已渗入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体现在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审美趣味等心理内容上，它不可能简单的随着建制的崩溃而消亡。
我们以君臣一纲为例，帝制消失以后，君为臣纲之说，在建制上失去了依托，而帝制的存在事实上是为“君臣大义”提供了一种表演的制度，最根本的还是“君臣大义”这样的一种心理情感。这种情感比帝制的生命力更加顽强，并且具有强大的遗传功能。正因如此，清朝覆灭之后，袁世凯、张勋才敢于公然在儒家思想的招牌下发动复辟。袁世凯的复辟是典型的。汉学家列文森指出，儒学作为一种情感，“准确无误地和当时的所有复辟帝制运动建立了联系”。12筹安会“六君子”就是要求袁世凯复辟的儒家团体，袁世凯在1914年公开祭天时自称他是“中华民国国民代表袁世凯”，“国民代表”的自封，不过是为他夺回独裁权力所做的准备。他到天坛祭天、要求读儒学经书、加封孔子的子孙为“郡王”，一系列的行动都明白无误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他在学习以往的一切专制王朝，向儒家思想寻求帝制的合法性，而且，他的所言所为，正是迎合当时在人们头脑中的仍然根深蒂固的儒教观念，这种观念总是相当完好地保存在农村。中国古代农民的向来的向往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加焉”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他们理想中的政府，是施行仁政，保护耕作，勿过于侵凌他们的耕作权与土地的政府，由于政府与农民打交道的内容主要是收税、拉壮丁，农民的内心危惧政府，只想尽量避免与政府打交道。皇帝作为一个巨大的权威，充分满足了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对神秘感的渴求与被保护的心理安全需要。谁做皇帝，对农民来说是无需关心的，即使帝制已经消失，他们也会把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作皇帝来看，以满足他们心理中那种“古已有之”的需求。清朝的灭亡，袁世凯的称帝与病死，张勋的复辟与失败，对他们的生活并不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如鲁迅在他的著名小说《风波》中描写的那样，农村社会是封闭的、凝固的整体，它有自觉的力量可以对抗外界的变化而保存其固有的传统价值。君臣之纲随帝制的消亡而在建制意义上消失了，但君臣建制背后的“君臣大义”的心理，权威－奴隶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权威－奴隶的思维导致传统文化下的双重人格，一个人心理结构中既具主性，同时也具奴性。穷则为奴，达则为主。在没有皇帝的时代，这种心理结构依然会以另外的方式、另外的“建制”表现出来。在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心理中的主奴人格、无政府主义倾向与暴政倾向都歇斯底里地爆发出来。由对皇帝的忠过渡到“忠于毛主席”，由“吾皇万岁”喊到“毛主席万岁”，由读圣训到人手一本红宝书，这一切究竟是传统“君臣大义”的那种情感的加固还是削弱呢？在儒家思想里，“父”一开始还在“君”之前，直到后来才居“君”之后，文革唱出的则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了。古代君王的威严、臣子的忠诚、民众的驯服，大概都无法至于君主一声令下，全国轩然大动的地步，君主更无法做到随心所欲，挥雷挾电，然而这一切文革中的毛泽东都做到了，当时的红卫兵们都没有受过多少正面的儒家教育，但他们与受过传统教育的老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将毛泽东视为一代“圣主”，“导师”。正是人们头脑中的君臣意识所抽象出来的“权威—奴隶”的思维结构，使疯狂的个人崇拜、“万岁”的狂呼，歇斯底里的奴性发泄，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得以更加疯狂地在中华民族历史舞台上重演。“文革”不是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中最丑陋、最阴暗、最下流一面的大爆发，“文革”上承的不是五四传统，而恰恰是“五四”所批判的专制文化传统。
一种民族的心理结构决不可能轻易地被摧毁，制度上的建制只是它的表现之一，失去了建制依托，它仍然可以在社会中不断表现出来。呈现为某种社会现象。近年出现的“清官热”，正是儒家心理积淀的另一种表现。人们常常会感到奇怪，为何在所谓“封建主义”文化已经消失到近于空无的今天，康熙、乾隆、雍正，乃至唐明皇等等的皇帝戏，竟会以如此迅猛的势头占领了各个电视台。为什么这些皇帝戏会蜂拥而上？因为它们的收视率高，而当这一行业开始转入商业运作，收视率高的正说明能满足“群众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就在于，它们为什么能够满足群众的感情需要？这些皇帝、格格的形象，都不是历史上相应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是经过著作者、导演的精心加工搬上荧幕的。而他们进行加工之后的皇帝形象，无一例外都是内心具有极其博大的仁爱意识的明君，在《康熙大帝》中，皇帝微服出巡，偶遇一个买豆腐的女子，以唱歌诉说她所遭遇的欺凌，于是皇帝立刻查办，沉冤顿时得雪，结局皆大欢喜，于是一切的罪恶不在专制体制，不在社会，不在皇帝——相反，一切都是和谐的、完美的，只不过是出了几个不知死活，上不察吾皇仁义，下不恤子民疾苦的贪官、奸人，而今他们也被吾皇圣明绳之以法，“皇帝”——一个最可靠、最无私、最仁爱的权威，一个伟大的正义主持者，民间保卫神，就这样诞生了。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不难感受一种有趣的欢欣，一种压抑之后的发泄，一种渴望的满足。在儒家思想中，即使是儒家始祖孔孟荀的学说，也是承认专制政治体制——把无限的权力给予君主的。而他们所要求君主的就是“修身”，要“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于掌”，这是孟子的原话。这种思想落实到民间，变成民间的思想，便同样只会渴望一个仁爱的圣上，渴望包公、海瑞一样的青天大老爷。并且现实政治越腐败，人们的渴望就越强烈。而这种思想恰恰是和民主思想背道而驰的，淫浸在其中的人们不会想到通过自己作主去解决自己的需要和问题。
建制化的儒学，也就是在传统社会中支配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的儒家名教信条，在今天仍在大行其道，在体制中，在民间，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这些思想的新表现。而且，这一层面的思想，恰恰就是五四批判的“封建思想”的继续，是真正的传统文化糟粕。正因如此，在世纪之交，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批判传统文化”的呼声。
2．“游魂”可以有新的建制
思想的主体是人，一种思想可以有不同的建制模式。我们无法从传统那种建制的崩溃，来证明一种思想的消亡，因为它完全有可能以另一种建制表现出来。在中国古代，建制也并非一个固定的实体，一种固定的模式，今天，它更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却有相同的内核。在政治制度、社会习惯、社会风俗上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今天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是传统心理结构的延续。比如说“孝”，古代官员一旦父母去世，往往奏请皇帝回乡守孝三年。在传统中，这一“建制”承担了多少内在的真实情感，能多大程度体现儒家“孝”的精神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这种建制往往养成人们的虚伪，造成一大班口是心非、装模作样的假道学、俗儒、奴儒。这一类“建制”，我们不能说废除之后“孝”的精神就会变成“游魂”。正如刘述先先生说：“儒家讲亲子之情，推广每一个人内在具体的仁心，以至于全人类全宇宙，这岂会因时代而失效！是的，就父子一伦的实质内容来说，两代的关系是改变了，今日的子女再不会也没有理由像从前那样无条件地服从父母的意旨，大家庭的组织也已经崩溃，但我们可以因此而完全弃绝父子间的人伦么？由此可见，理一分殊，超越的仁心是恒常的，但它的表现则随时代环境而改变。”13早在魏晋时期，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文人，已经以自然情感去撞击虚伪的礼教制度，阮籍母丧，他不守常礼，裴令公往吊，他竟大醉，散发坐床，盘腿不哭，一点也没有顾及任何礼节，直到葬母之时，又不顾礼节饮酒食肉，却悲痛过度，吐血数升。14阮籍才是那个时代真正最孝的人，当整个时代都浸在虚伪的酱缸中，以庸俗虚假的礼教去文饰人们心中的丑陋，阮籍却反抗这种礼教，在放诞中以自己的异端行为体现了真正的儒家的“孝”的精神。
在关于“孝”的传统建制中，有一种个人—家族—国家层层上推的结构。“孝”与“忠”紧密联系，“父”对“子”的血缘关系被推衍到“君”对“臣”的政治关系，因此“父”对“子”的伦理合理性被思维“君”对“臣”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论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5而且在个人与家族的关系上，家族完全抹杀了个人的位置。“五四”时期，吴虞、傅斯年、李大钊等都猛烈抨击家族制度，称其为“万恶之源”。君臣之纲的消灭，家族制度的瓦解，也就是这种第二层面的儒家教条的崩溃，实际上不是损害原始的儒家“孝”的真精神，而是解放这种真精神。“孝”与“忠”联系在一起，由皇帝、宗法势力根据他们制定、因袭的“礼教”标准去规范人，使人服服帖帖、一脸死相、泯灭自我去服从家族的时候，儒家精神中的“孝”是不存在的。例如巴金的著名小说《家》中的觉新，他永远必须压抑自己的情感、理想去顺从家族，把自己泯灭在家族里面，只觉地做一颗棋子，螺丝钉，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他对高太爷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孝”的情感。他的传统角色使他不得不做一个作揖主义者，他有责任去“孝”，但又没有“孝”的感情，这样，“孝”便沦为虚伪无耻、自欺欺人的教条，维护这样的“孝”的建制，只会泯灭孝的情感。反之，只有把“孝”从“忠”，从家族制中解放出来，把个人从家族中解救出来，还个人以主体独立性，他才能自由只觉地去孝，这种情感才能真正实现。
今天的商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主宰传统农业社会的儒家文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进商业社会。两种社会转型就是儒家传统建制的崩溃与新制度的建立的过程。随着传统建制的崩溃，儒学由僵尸中的幽灵变为“游魂”，但这种游魂并非像余英时先生担心的那样，只能在大学哲学系中存身，而是还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儒学的建制也并非彻底崩溃，而是以别的建制表现为人伦关系与社会习惯继续存在。
三、余论：发扬儒学精神，批判儒家名教信条
对传统的儒家中国造成真正冲击的，决不是思想家的观念上的颠覆，而是社会环境的改变与政治、经济政策的变更。目前中国人内在价值已经普遍失范，儒学的位置在“五四”开始受到观念上的冲击，在今天则由于制度的变化而开始发生真正的变动——包括在最落后的农村中。
然而，儒学建制的失效并不意味着儒学的崩溃，反之，儒学失去建制依托，反而有可能出重新焕发出生命力量，使真正的儒学精神得到弘扬。刘述先先生在《论儒家理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一文中说：“儒家的超越理想是形成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的成素，它影响了传统的典章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民间习俗，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我们仍然绝对不能在儒家与传统之间划等号。事实上传统只体现了儒家的部分理想，基本上儒家的理想是与现实反对的。”16这里的“儒家的超越理想”就是指原始的从孔孟到朱陆的儒学理论，而“传统”则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心理及其表现，所谓儒学建制正发生在这一层面。在“五四”时期，反抗“名教”最激烈的陈独秀与“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梁漱溟的理论冲突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尖锐。陈独秀是以历史（现实）的角度切入批判儒家在现实的名教信条，也就是政治化、习惯化的儒学，他赖以批判的依据在于历史事实与现实事件，而梁漱溟则是以哲学的角度切入去弘扬儒学的真精神，他赖以进行理论发展的基础主要是儒家理想与儒学精神，而对中国文化抹杀人的批判。梁漱溟的火力丝毫不比陈独秀弱。今天我们看儒学的态度，主要就是对这两条脉络的继承，即既要批判儒家建制化后在今天仍阻碍现代化的名教信条，又要研究、发扬儒学的真精神，儒家在未来的命运，不仅要看现代人对“儒家超越理想”的继承情况，更要看儒学如何能够在社会生活层面发挥积极意义。
如前所述，儒学建制化后产生的种种阻碍现代化的观念意识还没有真正消失。专制主义心理，官本位思想、漠视公德等等依然存在。这些观念、意识来自儒家理想，又与儒家理想不同甚至相对立，而且正是这些观念构成传统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在历史上发生直接、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五四”启蒙思想家批判的矛头，主要就是指向这些儒学礼教信条。今天的中国人读五四思想家们的文字，往往有一种亲切的感应，许多文字，竟穿越历史的时空，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许多海外研究者纷纷对“五四”提出尖锐的批评，是的，隔岸观火，自然可以满足地欣赏火苗的美；只有生活在现实中，才能了解五四精神资源的可贵。鲁迅提出的一系列“国民劣根性”的特征，“合群的自大”、“帮忙、帮闲、帮凶”，“主奴”的心理结构等等，在今天看来仍是那样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五四”启蒙兴而骤灭，这使今天的一批知识分子不得不发出“重新启蒙”的呼声。当前的许多弊端，其背后都是传统淤积下的心理积习的影响。对这些心理积习的批判、清理工作便是启蒙。五四对儒学批判的另一意义，在于打破儒学“定为一尊”的地位，把儒学还原为百家争鸣的一个学派，并且使之与政治相分离。这一思路极有历史现实意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意味着儒学成为政治统治者实施思想统治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政治的专制与思想的僵化，五四所争取的，正是反对政治专制、思想独尊的局面。
在对儒学理论的阐释方面，儒学必须得到进一步的现代阐释与发展。“五四”提出“科学”、“民主”之后，融合儒学与“科学”“民主”成为大批新儒家不懈的追求。古代儒家理想影响下的中国现实，永远只有民本思想，不会有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与德治相结合，粉饰、放纵绝对权力，造成专制主义政治体系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通过对儒学原始理论的现代解释，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应该是可以相容的。而且，儒学必须容纳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观念，才能在现代社会立足，获得新的生命。在儒家理论中，其最后指归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儒家与政治相结合太紧密了，因此一旦被接受，什么“内圣外王”、“德”、“仁政”，都会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的那样：“‘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是无法付诸实践的，只有圣人才有资格为王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儒家伦理在现实中极少触及统治者的内在生活，他经常被当作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武器而滥用。天子本人未必愿意修身，当时，他可以充分意识到确保大臣们修身的政治利益。虽然掌权的学者兼官员自己也许并不会将儒家伦理付诸实践，但是，他们明白，倘若平民百姓真的那么去做了的话，保持社会稳定的任务就相对容易完成了。”17所以，要把儒学变成自己修身的学说，而不是以任何形式、途径、目的要求他人修身的工具。也就是说，割裂《大学》中的“八条目”，使儒学止于修身。只有这样，儒学才能避免意识形态化。总体而言，儒学应经过现代阐释成为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在多元的思想空间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注释：
1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三》，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弟440页。
2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442页。
3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37页。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61页。
5班固《汉书》，岳麓书社出版。
6杜维明著，钱文忠，盛勤译《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第22页。
7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153页。
8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165页。
9同上，第4页。
10同上，第152页。
11刘述先《论儒家理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见《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第230页。
12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第156页。
13同11，第185页。
14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岳麓书社出版
15《论语·学而》，岳麓书社出版
16同11，第229页。
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篇6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思维误区，走入一个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境地。典范人物就是陈独秀、鲁迅、胡适。［3］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乳交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性行为。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篇7
摘要：儒家法律思想博大精深，它是个包含了礼治、德治和人治的系统的、开放的、多元的体系。自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啊，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法律思想逐步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的正统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发挥了基础与主导的作用。虽然儒家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其中仍存在很多合理的内容，对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一定要理性地对待儒家的法律思想，在批判的基础上合理地借鉴利用儒家的法律思想。
关键词：儒家法律思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和谐作为社会的常态，它所设计的理想社会是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目标，它采取不同于道家的现实逃避主义的现实改造主义的态度，它用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积极理性地解决问题，体现在法律上便是以诉的途径追求“无诉”的社会理想。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法律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它以仁义为内在理念，含有道、德、仁、义、礼、乐、刑、政等各具有意义又相互关联的概念，不仅涉及到某些宇宙真理、国家制度，还包括个人的生活规范、道德准则，集中体现在它所主张的礼治论、德治论和人治论三个方面。
（一）礼治――立人之本
儒家主张礼治，认为礼为立人之本。在孔子看来，只有依靠礼，依靠礼治，才能使君子和小人、劳心者和劳力者各自遵守一定的规范，来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使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等级社会不至紊乱，长久存在下去。礼的基本内容是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就其本质来说是等级制，所以它成为中国封建特权法的理论基础。
（二）德治――治世之本
儒家主张德治，认为治心为治世之本。儒家德治的人性论前提是人性善。儒家的德治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重道德教化。当然儒家重道德教化，但并不否认法和刑的作用，只是认为德主刑辅；二是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即道德原则，义利之辨涉及的是道德与利益、公与私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义的内容是“仁”，“克己复礼为仁”，“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仁的基本内容是“爱人”；三是富民裕民；四是轻摇赋税；五是减省刑罚。虽然儒家主张德治，但它并不彻底抛弃刑罚，只是认为德治较刑治更为根本而已。
（三）人治――安国之本
儒家主张人治，认为贤君为安国之本。儒家的人治论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王权政治和宗法社会的基础上的，强调贤人政治和举贤才。儒家从其贤人治国论出发，在人和法的关系上重人轻法，在治国的方法上，重人治轻法治，认为治理国家以人为本，没有法制，只要有了人，可以根据需要制定合适的法律；没有人，法律则是一纸空文，不仅不能有效的维护健康的社会秩序，反而可能成为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源。治国最为关键的是统治者的人格，是谓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
二、儒家法律思想的历史评析
儒家以礼治、德治和人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思想，既肯定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又主张对封建剥削压迫的制度加以限制，以缓和阶级矛盾，使封建政权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它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发挥了基础与主导的作用。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阶级局限性
礼治、德治和人治是儒家法律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法律思想注重伦理，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最高目的，主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蔑视人格平等，扼杀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形成了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文化；主张“德主刑辅”，片面夸大了伦理道德的作用，对法律作用重视不足，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造成了立法和司法的道德化；主张皇权至上和权大于法，片面夸大了当权者个人的作用，轻视了法治的作用，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
（二）儒家法律思想的法文化资源
虽然儒家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其中仍存在许多合理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已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因此我们可以使儒家法律思想从自然经济的、封建宗族社会的统治思想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可利用的文化思想资源，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儒家法律思想的法德并举
在中国古代，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被儒家归结为体用的关系，法律成了实施道德的手段，法的存在本是以道德为逻辑起点的，认为只有符合道德的法才是有效的、值得遵守的法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方分析法学派及实证主义法学派“恶法亦法”的实证主义观点。儒家既认为德教优于法治，又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自行”，因而可以避免法律万能主义。儒家重视道德教化，反对不教而刑，这不仅彰扬了道德，而且能够有效的预防犯罪，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儒家法律思想的义利价值观
义利之辨涉及的是道德与利益、公与私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中，他们主张重义轻利，把道德放在首位，利是次要的，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这对于我国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定与发展，我们对“义”有了新的认识，在市场经济中，合法有道的求利是“义”，利益和资源的合理分配是“义”，市场经济的有效率、有秩序的运行需要公平竞争、等价交换、诚实信用来维系，只有能体现这些“义”的法律制度才可能规范市场经济的秩序并取得效率的最大化，这对于我国当前有关经济方面的立法尤其是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3.儒家法律思想的和谐理念
儒家的社会目标是通过诉的途径以实现“无诉”的和谐的、理想的大同社会，所以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民间调解，这也是我国民诉法调解制度发达的基础。儒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我们现阶段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和政策的立法理念；儒家重视人与人的和谐，这是我们现阶段在婚姻家庭法等人伦性法律立法的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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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篇8
一、儒家思想与儒家名教信条
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学全面影响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一个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思想－社
会体系。对这一体系进行观察、分析、评价的时候，我倾向于把儒学影响下的传统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儒家原始的思想，即从孔孟荀到朱陆王的儒家理论，第二个层面则是儒家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儒家教条、名教信条，这一层面在历史上被称为“名教”、“礼教”、“孔教”、“孔家店”，大致相当于建制化的儒学。这里的“建制”，不但指国家制度及其运作，也指民间的习俗、习惯、行为规范。在历史上构建传统社会，对人们产生真正的影响的恰恰不是原始的儒家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化的、被解释、教条化的第二层面的名教信条。
儒学是通过建制化得以推广的。陈寅恪先生说：“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现实。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生活之方面。”1对这种思想与制度相结合的状况，余英时说：“儒家思想与建制化之间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因此必须具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与紧张。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二者又是互相维系的。”2儒家建制的整体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而迅速瓦解、崩溃，因此，“建制既已一去不返，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变成了‘游魂’。”3在这里，余先生主要强调儒学与建制相统一方面。在历史上，儒学与建制虽然相互维系，但其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对立往往更加厉害。我们在第一层面的儒家思想中看到的是熟悉而温情的“仁”、“礼”、“德”、“信”等等美好的品质的教诲，从第二层面的儒家教条看到的却是无数次刀山血海，“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教条，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训条。恰如基督教教义在于推崇与宣扬爱，一旦建立神权国家却堕入中世纪的黑暗一样，儒家的美满理想一旦切入现实层面，同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罪恶，从理想的理论到现实，这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应该加以进一步的甄别??nbsp;
众所周知，中国的儒学主要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其理论主体早在战果时期的孟、荀学说中已经灿然大备。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政策使儒学得到极大的传播与弘扬。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就认为，儒学在汉初就已取得“大传统的主宰地位”，“汉代的皇帝终于承认儒教的正统地位与其说儒教有利于专制统治，毋宁说是政治权威不得不向文化力量妥协。”④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在汉初便已根深蒂固，被定为一尊之后，更被政治力量加以改造、宣传而更加传播开来。班固就说儒学之所以取得优势，“盖禄利之路然也”。⑤汉代的选举征辟取士制与后来晋代的九品中正制，都以儒家伦理实践为取士标准。任何一种学说一旦被政治力量所掌握，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经过权力者的解释，便会改变原来的面貌，而且往往成为权力者的武器与工具。杜维明先生曾写道：“从知识史角度来看，儒学在逐渐变成主导地位的宫廷学说之后，不再是孔孟学说了，它更是荀子的崇礼主义和法家观念、阴阳宇宙学说、道家思想以及当时一大堆其他信仰的大杂烩了。”⑥通过政治权力的参与、推广的建制化的儒学与原来的儒家教义呈现出不同的面目。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为士人的进阶之道，及至后来把几部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唯一的参考资料，儒家思想被提高到空前的位置上。但是事实上，社会并没有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而越来越走向儒家思想中的平等、公正、和谐的世界——相反，随着明清专制政治的加强，社会越来越封闭、腐朽、非人化。在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上，人们所接受的不是原始的儒家思想，而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杀人信条。这些信条的内在精神明显的来自儒家学说，但是其内容一旦教条化、权威化，立即变成禁锢人的自由思想，扼杀人的独立精神，使人不成为人的教条。并且正是这些教条对历史发生真正的作用。我们要观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历史，便主要不在于看历史上儒学大师如何发展、阐释儒学，而在于观察儒家思想到底以何种面目进入世俗社会，进入历史，去构建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在文本研究上，我们要了解儒家思想在民间的影响力及国民真实的心理状况，就不止应该关注每个士子必读的《四书》，皇帝颁布的圣旨，而且更应该关注像《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这样的小说，《窦娥冤》、《西厢记》这样的戏剧，以及诗、词、曲。特别是民间说书加工而成的小说戏剧，这些内容在历史上经过一个口舌相传的过程，不断承载着人们的思想、愿望，真正地反映了人们的一般心理与观念。我们?梢源诱庑┪南字锌闯鋈寮宜枷肴绾稳娴厣嗣堑耐纺浴⒀海菇ㄈ嗣堑乃嘉逑怠⑺枷胧澜缬敫星樘斓亍4印度菀濉饭毓八篮蟮墓适拢颐强梢钥闯鋈寮以嫉摹爸摇薄ⅰ耙濉惫勰钊绾翁逑钟诶飞弦话忝裰诘乃枷胫校淮印端按返牧荷骄垡宓墓适拢颐强梢钥吹饺寮颐癖舅枷胗胱苑⒌目挂榫裨诿窦涞睦烦氏帧U庑┬∷怠⒐适掳撕苌倮返募壑担钦撬堑摹笆д妗保顾蔷弑噶思叩乃枷胧返募壑怠＠氛媸涤胝庑┬∷档牟钜焯逑殖隼吹那∏【褪堑笔泵窦涞囊话闼枷搿蛭庑┎钜煺侨嗣窃诳谏嘞啻刑砑由先サ摹C窦涞囊幌盗泄勰睢⑺枷朊飨岳醋杂谌寮遥氏殖隼吹娜词橇硪恢盅樱庵炙枷胗胂质档姆至押徒粽牛龆巳寮医ㄖ票囟ū览5拿恕?nbsp;
儒学建制的崩溃始于辛亥革命，而其思想价值的崩溃则始于新文化运动。五四启蒙思想家的立足点不再是玄远的理气理论，而是残酷的现实。礼教——建制化的儒学——杀人，决不是这群盗火者自制的口号，而是千万条生灵命运的沉痛总结。这些僵化的教条与僵死的建制结合在一起，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中国的现代转型，打倒专制主义建立共和政体，摧毁三从四德争取妇女解放等等，其阻力都来自儒学建制化所体现出来的种种禁锢人们思想的教条。如果承认儒学建制包括了“君臣大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信条，包括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古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义，那么，真正的儒学与这些毫无人道的建制分离，实乃是与“僵尸”相分离，而且只有与“僵尸”相分离，“游魂”才有继续存活的可能与希望，否则，这“游魂”也要酱在“僵尸”中彻底烂掉彻底消失。在现代社会，要拯救儒学，只有摧毁儒学传统的建制，把这“游魂”还尸于民主科学。五四时期对儒学的批判为今天继承儒家真正的思想扫平了道路。五四实质上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打倒儒家违反人性人道主义的建制，使人们探索儒家的真精神成为可能。五四从观念上对儒家建制的全面摧毁，刺激了现代新儒家的产生。而启蒙思想家引进的“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观念，也成为新儒家发展儒学所面临的主要课题。五四对儒家思想的冲击程度，在思想、价值上看起来是极其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但是在现实上则是很表面的。启蒙运动的结果，不过是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与一部分知识青年。启蒙本身意味着漫长的思想换血，但这种思想换血刚一开始，便被“救亡”压倒了，“打倒孔家店”云云，不过几个文人的口号而已。陈独秀、胡适、鲁迅们的战叫，绝对传不到乡村老太婆的耳朵里。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的固有的心理结构是何等的稳固。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一文中说：“‘五四’新思潮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使反抗名教纲常完全合法化了。”并且以吴虞为例，吴虞在辛亥革命前曾打伤父亲，被宣布为“名教罪人”，而到了五四前夕，他批判纲常名教，却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于是余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了。”⑦我认为这里用“中国人”的全称判断很难成立。如果在当时，甚至是在现在，把吴虞的例子拿到《故乡》中的闰土，《风波》中的九斤老太，乃至今天农村中的一般农民那里进行价值判断，结果必定与余?壬衔牟煌H逖д庖弧坝位辍笔率瞪喜⒉煌耆τ凇坝巍钡淖刺嬖谥泄说牧榛晟畲Γ谌胫泄说难褐小?nbsp;
二、“游魂”的当代表现
余英时先生提到他1937年到1946年在乡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内在参与者”的生活，这九年使他“亲身体证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⑧余先生认为，“1949年以后，儒家的中心价值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能再公开露面，所以今天中年以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儒学抱着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没有作参与者的机会了；他们在生活经验中或者接触不到多少儒家价值，或者接触到的是一些完全歪曲了的东西。”⑨在这里，余先生所说的都是“建制化的儒学”，也就是“第二层面的儒家思想”。在我看来，儒家建制消失以后，传统建制抽象出来的各种观念继续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存在并且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儒学观念并不以建制为存在形式，而作为一种意识存在人们的大脑里。而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这种意识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参与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这样描述儒家建制的崩溃：
“以通常事理推之，帝制消失以后，君为臣纲之说自然无所依托；父权与夫权制度崩溃之后，父子、夫妇两伦也失去了依据。大家族制度瓦解之后，六纪中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四纪也不免名存实亡；学校制度变革以后，“师长有尊”的观念已失去普遍意义；整个社会结构变迁之后，朋友之纪也不可能维持‘货则通而不计，共忧患而相救，生不属，死不托’那样高的理想了。”⑩
儒学与建制中断了，因此儒学变成了“游魂”。问题在于，这些建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的真精神？从历史上看来，纲纪在历史上确实起着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但到了现代社会，君权、父权、夫权这些东西，却是完全违反平等精神与人道主义的。而且，将纲常伦纪绝对化，权威化与教条化，只能养成有权的一方，君、父、夫的独裁性格与无权一方的奴隶性格。这些由“第二层面的儒学”造成的国民性格，却不会随着建制的崩溃而消失，这就是五四思想家批判的“封建意识”。正如刘述先先生所说：“封建意识其实是一个很含糊的观念，周代的封建制度到秦汉就已经废置了，故此它所意指的乃是在专制王朝的长期统治之下，在君权父权的意识形态的宰制之下，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形成的一种意识。这样的意识即使到了王朝终止之后，仍潜存在人们的心中，发生了阻碍现代化的力量。”这种意识至今仍然存在，而且仍然在发生作用。
1、“游魂”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社会现象中的表现。
在一些人看来，1949年以后，传统的儒家教育已经销声匿迹，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无论从教育目的、教育途径，还是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来讲，都已经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而且他们是在反儒、批儒的环境中成长，儒家思想已经变成保守、落后乃至反动的同义词，因此他们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割裂了。然而，在我看来，法典制度虽然为儒家思想之具体体现，但是一种文化的落实，仍然是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对中国人而言，儒家文化已经有了两千多年历史的心理积淀，它业已渗入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体现在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审美趣味等心理内容上，它不可能简单的随着建制的崩溃而消亡。
我们以君臣一纲为例，帝制消失以后，君为臣纲之说，在建制上失去了依托，而帝制的存在事实上是为“君臣大义”提供了一种表演的制度，最根本的还是“君臣大义”这样的一种心理情感。这种情感比帝制的生命力更加顽强，并且具有强大的遗传功能。正因如此，清朝覆灭之后，袁世凯、张勋才敢于公然在儒家思想的招牌下发动复辟。袁世凯的复辟是典型的。汉学家列文森指出，儒学作为一种情感，“准确无误地和当时的所有复辟帝制运动建立了联系”。12筹安会“六君子”就是要求袁世凯复辟的儒家团体，袁世凯在1914年公开祭天时自称他是“中华民国国民代表袁世凯”，“国民代表”的自封，不过是为他夺回独裁权力所做的准备。他到天坛祭天、要求读儒学经书、加封孔子的子孙为“郡王”，一系列的行动都明白无误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他在学习以往的一切专制王朝，向儒家思想寻求帝制的合法性，而且，他的所言所为，正是迎合当时在人们头脑中的仍然根深蒂固的儒教观念，这种观念总是相当完好地保存在农村。中国古代农民的向来的向往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加焉”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他们理想中的政府，是施行仁政，保护耕作，勿过于侵凌他们的耕作权与土地的政府，由于政府与农民打交道的内容主要是收税、拉壮丁，农民的内心危惧政府，只想尽量避免与政府打交道。皇帝作为一个巨大的权威，充分满足了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对神秘感的渴求与被保护的心理安全需要。谁做皇帝，对农民来说是无需关心的，即使帝制已经消失，他们也会把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作皇帝来看，以满足他们心理中那种“古已有之”的需求。清朝的灭亡，袁世凯的称帝与病死，张勋的复辟与失败，对他们的生活并不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如鲁迅在他的著名小说《风波》中描写的那样，农村社会是封闭的、凝固的整体，它有自觉的力量可以对抗外界的变化而保存其固有的传统价值。君臣之纲随帝制的消亡而在建制意义上消失了，但君臣建制背后的“君臣大义”的心理，权威－奴隶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权威－奴隶的思维导致传统文化下的双重人格，一个人心理结构中既具主性，同时也具奴性。穷则为奴，达则为主。在没有皇帝的时代，这种心理结构依然会以另外的方式、另外的“建制”表现出来。在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中，中国人心理中的主奴人格、无政府主义倾向与暴政倾向都歇斯底里地爆发出来。由对皇帝的忠过渡到“忠于”，由“吾皇万岁”喊到“万岁”，由读圣训到人手一本红宝书，这一切究竟是传统“君臣?笠濉钡哪侵智楦械募庸袒故窍魅跄兀吭谌寮宜枷肜铮案浮币豢蓟乖凇熬敝埃钡胶罄床啪印熬敝螅母锍龅脑蚴恰暗啄锴撞蝗缑飨住绷恕9糯醯耐稀⒊甲拥闹页稀⒚裰诘难狈蟾哦嘉薹ㄖ劣诰饕簧钕拢淮蠖牡夭剑鞲薹ㄗ龅剿嫘乃永讙兜纾欢庖磺形母镏械拿蠖甲龅搅耍笔钡暮煳辣嵌济挥惺芄嗌僬娴娜寮医逃怯胧芄辰逃睦现斗肿右谎际墙蠖游淮笆ブ鳌保暗际Α薄U侨嗣峭纺灾械木家馐端橄蟪隼吹摹叭ㄍァ钡乃嘉峁梗狗杩竦母鋈顺绨荨ⅰ巴蛩辍钡目窈簦沟桌锏呐苑⑿梗诙兰土呤甏靡愿臃杩竦卦谥谢褡謇肺杼ㄉ现匮荨！拔母铩辈皇谴车亩狭眩谴持凶畛舐⒆钜醢怠⒆钕铝饕幻娴拇蟊ⅲ拔母铩鄙铣械牟皇俏逅拇常∏∈恰拔逅摹彼械淖ㄖ莆幕场?nbsp;
一种民族的心理结构决不可能轻易地被摧毁，制度上的建制只是它的表现之一，失去了建制依托，它仍然可以在社会中不断表现出来。呈现为某种社会现象。近年出现的“清官热”，正是儒家心理积淀的另一种表现。人们常常会感到奇怪，为何在所谓“封建主义”文化已经消失到近于空无的今天，康熙、乾隆、雍正，乃至唐明皇等等的皇帝戏，竟会以如此迅猛的势头占领了各个电视台。为什么这些皇帝戏会蜂拥而上？因为它们的收视率高，而当这一行业开始转入商业运作，收视率高的正说明能满足“群众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就在于，它们为什么能够满足群众的感情需要？这些皇帝、格格的形象，都不是历史上相应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是经过著作者、导演的精心加工搬上荧幕的。而他们进行加工之后的皇帝形象，无一例外都是内心具有极其博大的仁爱意识的明君，在《康熙大帝》中，皇帝微服出巡，偶遇一个买豆腐的女子，以唱歌诉说她所遭遇的欺凌，于是皇帝立刻查办，沉冤顿时得雪，结局皆大欢喜，于是一切的罪恶不在专制体制，不在社会，不在皇帝——相反，一切都是和谐的、完美的，只不过是出了几个不知死活，上不察吾皇仁义，下不恤子民疾苦的贪官、奸人，而今他们也被吾皇圣明绳之以法，“皇帝”——一个最可靠、最无私、最仁爱的权威，一个伟大的正义主持者，民间保卫神，就这样诞生了。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不难感受一种有趣的欢欣，一种压抑之后的发泄，一种渴望的满足。在儒家思想中，即使是儒家始祖孔孟荀的学说，也是承认专制政治体制——把无限的权力给予君主的。而他们所要求君主的就是“修身”，要“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于掌”，这是孟子的原话。这种思想落实到民间，变成民间的思想，便同样只会渴望一个仁爱的圣上，渴望包公、海瑞一样的青天大老爷。并且现实政治越腐败，人们的渴望就越强烈。而这种思想恰恰是和民主思想背道而驰的，淫浸在其中的人们不会想到通过自己作主去解决自己的需要和问题。
建制化的儒学，也就是在传统社会中支配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的儒家名教信条，在今天仍在大行其道，在体制中，在民间，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这些思想的新表现。而且，这一层面的思想，恰恰就是五四批判的“封建思想”的继续，是真正的传统文化糟粕。正因如此，在世纪之交，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批判传统文化”的呼声。
2．“游魂”可以有新的建制
思想的主体是人，一种思想可以有不同的建制模式。我们无法从传统那种建制的崩溃，来证明一种思想的消亡，因为它完全有可能以另一种建制表现出来。在中国古代，建制也并非一个固定的实体，一种固定的模式，今天，它更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却有相同的内核。在政治制度、社会习惯、社会风俗上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今天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是传统心理结构的延续。比如说“孝”，古代官员一旦父母去世，往往奏请皇帝回乡守孝三年。在传统中，这一“建制”承担了多少内在的真实情感，能多大程度体现儒家“孝”的精神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这种建制往往养成人们的虚伪，造成一大班口是心非、装模作样的假道学、俗儒、奴儒。这一类“建制”，我们不能说废除之后“孝”的精神就会变成“游魂”。正如刘述先先生说：“儒家讲亲子之情，推广每一个人内在具体的仁心，以至于全人类全宇宙，这岂会因时代而失效！是的，就父子一伦的实质内容来说，两代的关系是改变了，今日的子女再不会也没有理由像从前那样无条件地服从父母的意旨，大家庭的组织也已经崩溃，但我们可以因此而完全弃绝父子间的人伦么？由此可见，理一分殊，超越的仁心是恒常的，但它的表现则随时代环境而改变。”13早在魏晋时期，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文人，已经以自然情感去撞击虚伪的礼教制度，阮籍母丧，他不守常礼，裴令公往吊，他竟大醉，散发坐床，盘腿不哭，一点也没有顾及任何礼节，直到葬母之时，又不顾礼节饮酒食肉，却悲痛过度，吐血数升。14阮籍才是那个时代真正最孝的人，当整个时代都浸在虚伪的酱缸中，以庸俗虚假的礼教去文饰人们心中的丑陋，阮籍却反抗这种礼教，在放诞中以自己的异端行为体现了真正的儒家的“孝”的精神。
在关于“孝”的传统建制中，有一种个人—家族—国家层层上推的结构。“孝”与“忠”紧密联系，“父”对“子”的血缘关系被推衍到“君”对“臣”的政治关系，因此“父”对“子”的伦理合理性被思维“君”对“臣”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论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5而且在个人与家族的关系上，家族完全抹杀了个人的位置。“五四”时期，吴虞、傅斯年、等都猛烈抨击家族制度，称其为“万恶之源”。君臣之纲的消灭，家族制度的瓦解，也就是这种第二层面的儒家教条的崩溃，实际上不是损害原始的儒家“孝”的真精神，而是解放这种真精神。“孝”与“忠”联系在一起，由皇帝、宗法势力根据他们制定、因袭的“礼教”标准去规范人，使人服服帖帖、一脸死相、泯灭自我去服从家族的时候，儒家精神中的“孝”是不存在的。例如巴金的著名小说《家》中的觉新，他永远必须压抑自己的情感、理想去顺从家族，把自己泯灭在家族里面，只觉地做一颗棋子，螺丝钉，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他对高太爷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孝”的情感。他的传统角色使他不得不做一个作揖主义者，他有责任去“孝”，但又没有“孝”的感情，这样，“孝”便沦为虚伪、自欺欺人的教条，维护这样的“孝”的建制，只会泯灭孝的情感。反之，只有把“孝”从“忠”，从家族制中解放出来，把个人从家族中解救出来，还个人以主体独立性，他才能自由只觉地去孝，这种情感才能真正实现。
今天的商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主宰传统农业社会的儒家文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进商业社会。两种社会转型就是儒家传统建制的崩溃与新制度的建立的过程。随着传统建制的崩溃，儒学由僵尸中的幽灵变为“游魂”，但这种游魂并非像余英时先生担心的那样，只能在大学哲学系中存身，而是还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儒学的建制也并非彻底崩溃，而是以别的建制表现为人伦关系与社会习惯继续存在。
三、余论：发扬儒学精神，批判儒家名教信条
对传统的儒家中国造成真正冲击的，决不是思想家的观念上的颠覆，而是社会环境的改变与政治、经济政策的变更。目前中国人内在价值已经普遍失范，儒学的位置在“五四”开始受到观念上的冲击，在今天则由于制度的变化而开始发生真正的变动——包括在最落后的农村中。
然而，儒学建制的失效并不意味着儒学的崩溃，反之，儒学失去建制依托，反而有可能出重新焕发出生命力量，使真正的儒学精神得到弘扬。刘述先先生在《论儒家理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一文中说：“儒家的超越理想是形成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的成素，它影响了传统的典章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民间习俗，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我们仍然绝对不能在儒家与传统之间划等号。事实上传统只体现了儒家的部分理想，基本上儒家的理想是与现实反对的。”16这里的“儒家的超越理想”就是指原始的从孔孟到朱陆的儒学理论，而“传统”则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心理及其表现，所谓儒学建制正发生在这一层面。在“五四”时期，反抗“名教”最激烈的陈独秀与“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梁漱溟的理论冲突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尖锐。陈独秀是以历史（现实）的角度切入批判儒家在现实的名教信条，也就是政治化、习惯化的儒学，他赖以批判的依据在于历史事实与现实事件，而梁漱溟则是以哲学的角度切入去弘扬儒学的真精神，他赖以进行理论发展的基础主要是儒家理想与儒学精神，而对中国文化抹杀人的批判。梁漱溟的火力丝毫不比陈独秀弱。今天我们看儒学的态度，主要就是对这两条脉络的继承，即既要批判儒家建制化后在今天仍阻碍现代化的名教信条，又要研究、发扬儒学的真精神，儒家在未来的命运，不仅要看现代人对“儒家超越理想”的继承情况，更要看儒学如何能够在社会生活层面发挥积极意义。
如前所述，儒学建制化后产生的种种阻碍现代化的观念意识还没有真正消失。专制主义心理，官本位思想、漠视公德等等依然存在。这些观念、意识来自儒家理想，又与儒家理想不同甚至相对立，而且正是这些观念构成传统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在历史上发生直接、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五四”启蒙思想家批判的矛头，主要就是指向这些儒学礼教信条。今天的中国人读五四思想家们的文字，往往有一种亲切的感应，许多文字，竟穿越历史的时空，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许多海外研究者纷纷对“五四”提出尖锐的批评，是的，隔岸观火，自然可以满足地欣赏火苗的美；只有生活在现实中，才能了解五四精神资源的可贵。鲁迅提出的一系列“国民劣根性”的特征，“合群的自大”、“帮忙、帮闲、帮凶”，“主奴”的心理结构等等，在今天看来仍是那样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五四”启蒙兴而骤灭，这使今天的一批知识分子不得不发出“重新启蒙”的呼声。当前的许多弊端，其背后都是传统淤积下的心理积习的影响。对这些心理积习的批判、清理工作便是启蒙。五四对儒学批判的另一意义，在于打破儒学“定为一尊”的地位，把儒学还原为百家争鸣的一个学派，并且使之与政治相分离。这一思路极有历史现实意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意味着儒学成为政治统治者实施思想统治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政治的专制与思想的僵化，五四所争取的，正是反对政治专制、思想独尊的局面。
在对儒学理论的阐释方面，儒学必须得到进一步的现代阐释与发展。“五四”提出“科学”、“民主”之后，融合儒学与“科学”“民主”成为大批新儒家不懈的追求。古代儒家理想影响下的中国现实，永远只有民本思想，不会有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与德治相结合，粉饰、放纵绝对权力，造成专制主义政治体系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通过对儒学原始理论的现代解释，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应该是可以相容的。而且，儒学必须容纳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观念，才能在现代社会立足，获得新的生命。在儒家理论中，其最后指归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儒家与政治相结合太紧密了，因此一旦被接受，什么“内圣外王”、“德”、“仁政”，都会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的那样：“‘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是无法付诸实践的，只有圣人才有资格为王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儒家伦理在现实中极少触及统治者的内在生活，他经常被当作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武器而滥用。天子本人未必愿意修身，当时，他可以充分意识到确保大臣们修身的政治利益。虽然掌权的学者兼官员自己也许并不会将儒家伦理付诸实践，但是，他们明白，倘若平民百姓真的那么去做了的话，保持社会稳定的任务就相对容易完成了。”17所以，要把儒学变成自己修身的学说，而不是以任何形式、途径、目的要求他人修身的工具。也就是说，割裂《大学》中的“八条目”，使儒学止于修身。只有这样，儒学才能避免意识形态化。总体而言，儒学应经过现代阐释成为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在多元的思想空间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注释：
1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三》，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弟440页。
2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442页。
3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37页。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61页。
5班固《汉书》，岳麓书社出版。
6杜维明著，钱文忠，盛勤译《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第22页。
7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153页。
8余英时《现代儒学论》，第165页。
9同上，第4页。
10同上，第152页。
11刘述先《论儒家理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见《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第230页。
12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第156页。
13同11，第185页。
14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岳麓书社出版
15《论语·学而》，岳麓书社出版
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篇9
关键词：中国法律；儒家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5月9日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开始阶段（两汉时期）。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道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
2、深入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到曹魏后期，人们已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已被人并提。
3、完成阶段（隋唐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唐律无论结构、内容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引礼入法”开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根源
中国法律儒家化之所以由两汉发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最终定型，之所以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法律儒家化实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庞大封建帝国运作方式的具体、深远、长久的试验和探索的过程。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各学派对于如何治国、采取什么样的思想治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儒家思想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墨家的思想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他们还要求“赏当贤、罚当报，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的《老子》坚持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庄子》则更宣扬了一种法律虚无主义。这诸子百家唯有坚持以法为本，奉法令为岩性准则、严明赏罚的法家以“法、势、术”结合，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帝国。但遗憾的是，法家的严刑峻法难以长久地、合理地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有了长期的历史实践，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之子百家的学说，我们很难找出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一种学说都难以始终维持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难以单独依靠先秦的儒家思想。如史家所言，汉武帝乃至中国历代许多君主所实行的策略可称为“外儒内法”。所谓中国法律儒家化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之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观点，并从理论上将君权神化的思想固化，从具体操作上将儒家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达成二者的统一，从思想根源上将“宇宙观与现实政治混为一谈”。而这一庞大而深远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变和政治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完善、最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有力工具。
三、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法律的特征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法律与西方宗教影响下的法律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礼法思想融合。儒家的礼法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融礼于法、融法于礼，因此，很多时候法律和礼是很难区分或者说相互融合的，但是法律于礼在本质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起码来说法律应该普遍是强制性的、成文的、规范的，而礼则应该是任意性的、不成文的，也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但是，儒家的礼法思想将二者进行融合，也就导致法律在形式上很难不受礼的不成文、不完全规范性的影响。
2、突出重刑轻民。如前所述，礼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不管是上到皇帝、大臣、百官，还是下到普通的民众，都严格遵守着封建的礼教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违反礼的行为为法律所严格禁止，导致很多本应属于民法、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最后也落入刑法的管制范围内，因此有“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尚书·康诰》）的说法，最终形成重刑轻民的特点。
3、礼法界限模糊。儒家将法引入政治学说中，并未将法与礼完全并列或对立，更未将法律规范置于道德规范之前，而是以法作为礼的补充，建立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事实上，那个时代的人恐怕都很难分清哪是道德礼教，哪是法律规范，更多的时候，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便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同时法律规定的违反法律的行为也都被认为是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法律与道德礼教的界限非常模糊。
四、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逐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必须严肃、公正和无私，不管是谁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应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和宪法规定相悖的现象：违法行为、犯罪事实相同，由于违法者身份的不同，在惩治上就大不相同。
2、“无讼”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所以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就不免渗入到传统法律思想之中，其中“无讼”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例子。一方面“无讼”思想与今天的“以德治国”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另外，儒家倡导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社会纠纷，也有其合理之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它也否定了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司法诉讼程序来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必要性。从司法制度上讲，诉讼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但儒家的无讼思想将许多纠纷排除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之外，这就为人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会使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约。
3、“仁政”思想的影响。自从传统法律儒家化之后，“仁政”思想也随之走进了历史舞台。“仁政”思想里就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拿来借鉴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儒家思想中关于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孝梯”、“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遵循，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时代，孝敬长辈、尊重他人、重承诺、守信义等美德都将是衡量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否的标准。
4、“人治”理念的影响。儒家化的法律形成了“人冶”的理念。儒家主张“为政在人”，这就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所实行的是君主一人之治，以一人代替上天治理国家。然而，人治往往具有很多弊端，最终也是人亡政熄。中国儒家化法律所确立的人治观念对当今推行依法治国仍然还有很大的破坏力。另外，儒家化的法律维护形成了中国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中国的伦理道德在儒家的提倡中逐渐形成，并经过政治上升到法律予以贯彻实施，法律推动和促进了伦理道德的形成，并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封建伦理道德秩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为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法律的形成，为后世法律的演变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法系。同时，对我们今天推进法治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五、结语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既是全方位的又是深层次的，体现在法律方面，便是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自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将中国法律史推向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
从上面一系列的分析中可见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选择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历史选择的过程不是随便完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充满着历史必然性的选择。我们应该从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这一历史选择过程中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利用这一规律去指导我们探索历史上的其他各种问题，从而更好地从历史中获得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教训。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凯.论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09.10.6.
儒家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篇10
论文摘要：儒家思想对韩国影响深远，韩剧中包含很多儒家元素。而对韩剧细致研究就会发现，韩剧中的儒教倾向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至少在伦理观念、社会责任等方面出现了重大偏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及时代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体审美心理的变更等原因。
众所周知，儒教在现代化程度颇高的韩国占据重要地位，儒教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自1960年以来，韩国为传承儒教，正式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人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据统H-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
近些年来，伴随着韩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韩国影视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使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刮起了“韩流热风”。在韩国“文化立国”政策作用下，韩剧中的儒教成分日益扩大，无论是家庭伦理剧还是青春偶像剧都包含着丰富的儒教伦理内涵。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韩国文化产业近几年喜获丰收。韩国影视界异军突起，《魔女幼熙》、《海豚湾恋人》、《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蓝色生死恋》都明显的表现出儒教思想的倾向。近些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在研究韩剧时，也都认为儒教思想是韩剧的思想内核。
伦理是儒家思想的基础，按照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伦理体现为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这五种社会关系并不是平行并列的。排在首位的是君臣关系，次之父子关系，再次为兄弟关系，最末为夫妻关系。如果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出现冲突，亦即忠孝不能两全时，儒家要求牺牲父子关系而成全君臣之忠诚。如果夫妻关系影响到了君臣、父子、昆弟都是不被接受的。即便是和家族外人——朋友关系出现冲突，儒家思想也会尊重朋友而割舍夫妻。按照传统理念，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视朋友如手足，然而妻子只被看做一件可有可无的衣裳。这种意识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也有所反映，不少影视作品正是讴歌这种舍弃小家成全大家的精神。在众多反腐反贪、革命历史、公安甚至爱情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往往会出现牺牲夫妻关系的情景，而这种舍弃是必须的，也是观众所认可的。但在韩剧中，这屡遭舍弃的夫妻关系，恰恰是最为看重的一环。在韩剧里面夫妻包括男女朋友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服从这一关系。无论夫妻关系与其他四种关系出现如何冲突，被尊重的必然是夫妻关系。如韩剧《看了又看》，剧中的年轻一代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追求。但他们无一例外的遭到上一代(父辈)的反对，更为严重的是，错综复杂的爱情竟然出现了严重违反伦理长幼的现象(朴基正要娶的妻子恰恰是他弟媳郑金珠的妹妹，这种婚姻关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都被视为乱伦，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家庭成员的称呼会显得格外混乱。例如，从郑金珠的角度，她既可以叫朴基正兄长，又可以叫他妹夫，而这两种称呼混淆长幼尊卑，造成了伦理的混乱)。然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自己的幸福，直至家庭接受他们。这种爱情观念和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但最终爱情战胜了一切。这种模式在韩剧中应用甚广，几乎毫无例外，男女之爱被视作最珍贵甚至是至高无上东西。
其次，社会理想、社会责任的隐退。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十分强调社会责任。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大学》中开篇即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不难看出，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达则兼济天下”的意识十分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时至今日，为苍生社会尽责任的意识仍是中国影视中最多也是被视为最光荣最高尚的表现的内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态度影响下，中国的影视作品更多的反应人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理想。内圣外王是儒家的核心，直至今日仍被中国人广泛认可。然而，对比韩剧，很容易发现，儒家思想变成儒教后，逐渐成为一套具有宗教意味的礼仪形式。儒家思想在韩国不再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也不再要求更多的社会责任。内圣外王的终极目标变成了家庭行为规范。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影视作品韩国人都遵照儒教的行为规范，为人处事彬彬有礼，接人待物客客气气，然而这仅仅是行为规范，一套标准礼仪而已。儒家所宣扬的那种内圣外王的积极人世的理想已经消退。目前韩剧中，集中描写年轻人纯洁、浪漫的爱情剧(约占韩剧总份额的30％)与表现数代同堂的大家庭生活的家庭剧(约占韩剧总49-额的50％)构成了韩国当代题材电视剧的主体，而这其中体现社会理想的微乎其微。这和中国影视作品大相径庭，在中国影视作品中爱情更多是的被当作载体，负载了社会内涵；而韩剧爱情成为本体，爱情成为目的，社会意识几乎隐退，几乎完全变成“为了爱情而爱情”。
儒家文化的产地是中国，在传播至韩国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几经转变迁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人甚至认为，韩国文化的发展就是同儒家文化斗争的过程。这种文化横向移植出现偏差是普遍现象。韩剧中体现的儒教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这其中固然有文化传播过程出现的偏差。除此之外，发生此等变化的原因还有以下三种。
首先，国家形态发生了变化。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尽管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重新进发出新的活力，然而不得不承认，儒家思想所依附的经济、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获得生存发展，必须变革、变通。这种变化，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都存在。然而韩国受西方政治影响甚大，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思维及特点更明显。如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甚至广泛认为，政府就是一切麻烦的根源，因此韩国在权力分配上，政府受到限制，总统权利一步一步削弱。1997年金大中当上总统，对韩国进行全面的改革。用韩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彻底改掉“恶法”。以前，总统是至高无上的，距离老百姓太远，尤其是军人独裁时期，总统好像皇上。而现在的法律规定：凡是总统享有的特权，不合理的、非民主的权利，都彻底废弃。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权力机关的政府不再是韩国人所向往所好奇的部门。尽管中国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然而对政府权力并未限制，政府作为人民的服务机关，其权利和责任仍然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很多时候，政府或是代表正义的官员成为老百姓的保护者，在影视剧中也被热情讴歌赞颂。无论是历史剧，还是革命剧，好的官员都被当作政府的化身，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中国的影视剧中，矛盾冲突的解决大部分依靠优秀的政府官员。而在韩国，由于政府权力的削弱，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国家机器的权力斗争。政府即不被视为人民的敌人也不被当成人民的保护者来对待，政府只负责一些基本事务的处理，不再被当成救星。因此，韩剧中很少有社会理想或者政治色彩的成分出现。然而这并不代表韩国人不关心政治，而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就是政治，民生就是政治。
其次，现代文化的影响。在最近的两三个世纪里，传统文化遭受严重的质疑挑战，现代文化的诞生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对传统反叛的基础上。现代文化、现代思维对韩国儒教的冲击是巨大的。韩国年轻一代不再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重复昨天的生活模式，他们比中国更广泛而又深刻地接受西方自由、反判、民主、多元化等思想。早在1999年，韩国祥明大学教授金经一就写过一本书《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极为畅销。书中核心观点是，儒教的有效期在韩国已经结束，相对于“温故”，现在的韩国更倾向于“知新”。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韩国人看来，年轻人也不必循规蹈矩按照父辈的要求生活，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命运。儒家所遵守的传统被视为打倒的对象：国家没有君主，自然无需忠君；父母的意识被视为传统保守的思想，应当被嘲讽被背叛。年轻一代不必过多的考虑国家、家庭，他们更加重视的是自己的生存价值观。这突出表现为按自己的理想寻找事业以及爱情。韩剧《魔女幼熙》里的崔戊龙，天生味觉发达，后来考取了令人羡慕的医学院。虽然头脑聪明，但因为沉迷于学习料理，成绩下滑，在家休学了三年之后自动退学。他的志向是做一名优秀的西餐大厨，尽管父母得知后强烈要求他复学，但他却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人生。其体现的精神正是现代哲学家康德、黑格尔所宣扬的“自由”、“自由意志”。这和儒家思想显然背道而驰。韩剧多是表现年轻一代的生活，极具活力的青年男女大都热烈地追求自己的生活，自由精神深人人心，儒家思想强加于他们的羁绊早被击破。
最后，审美心理的影响。新的时代更新了人们的审美心理。自金大中执政之后，市场成为影视作品的唯一指向标。拍完的片子，政府有关部门看一遍，看看对青少年是否合适，需不需要从色情、暴力方面来分级；而后一切交给市场。近些年来的收视率表明，韩国人更关心自己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