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篇1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首先必须弄清诸如核心概念、构建原则、基本要素等重要理论问题。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核心概念
1.法律援助质量。质量概念有广狭二义，前者指法律援助工作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后者是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本文采用狭义阐述。其中，需要和满足需要为质量的核心内容，这种需要包括法律和行业规范规定的要求，也包括受援人提出的要求。因此，法律援助质量实质上是法援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法律、行业规范要求和受援人要求的程度，它是通过法援人员办理案件活动满足各种要求的能力的一系列特性表现出来的。揭示法律援助质量所包含的特性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办案的要求和满足要求的能力，也是制定法律援助质量标准和评价指标的基本依据。我们认为，这些特性主要包括：（1）功能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2）规范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按照法律、行业规范规定的环节和要求操作。（3）可靠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准确，不出差错。（4）安全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有效避免受援人的诉讼风险。（5）时间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及时、准时和省时。（6）勤勉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勤勉尽责，最大限度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7）文明性，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能做到主动热情，尊重、重视受援人的意见和诉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特性只是确定了法律援助质量标准的基本方面，而它们所提出的要求则构成法律援助质量标准的具体内容。对于确定该标准的基点，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应当是一个合格标准，即基本要求或最低要求”①。我们认为，该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为制定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进行了定位。当然，基于这些特性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法律、行业规范的修改和受援人要求的提升而不断提高的，由此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也将随之不断提升。2.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指在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和办结后，由评价主体按照评价指标对法援人员承办案件质量进行全面综合审查和评定的活动。它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统一。从评价内容看，评价主体是对法援人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办理案件能力的评定，这使得评价活动具有法律专业性；从评价手段看，评价主体是按照一系列评价指标对法援人员办案情况作出评定，这使得评价活动带有技术性。第二，全程性和事后性的统一。从评价实施看，它是受援人、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人员进行的过程评价和法律专家进行的案后评价的结合，评价结果是两者评分的相加。第三，全面性和综合性的统一。全面性就是评价主体对法援人员在了解案情、证据搜集、参加庭审、整理案卷等各办案环节的工作进行评价；综合性就是评价主体对法援人员办案的业务状况和态度状况作出综合评价。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能有效弥补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法律援助质量过程监管的缺陷。质量评估仅是结案后的专家评价，其最大缺陷是专家面对的案卷材料和受援人反馈意见等评估材料不能充分反映法援人员庭审表现等动态状况和现场效果，也不能准确反映受援人的真实感受和投诉原委，从而影响评估的准确性。过程监管是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人员实施的，由于监管者受到人员数量、专业能力、查阅完整案卷材料等限制，加上质量监督体系缺乏，这种监管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以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相结合、多元主体参与评价为特征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能够很好解决上述问题，以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3.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指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评价要素构成的整体，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程序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的内涵特征。从整体性来说，评价体系是由上述若干评价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从系统性来说，评价体系是由这些评价要素构成的严整有序的运行系统，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从协调性来说，评价体系的各评价要素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紧密衔接。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核心是强调以人为本。这是因为，法律援助的服务需求来源于受援人，而服务的提供者是法援人员，建立该体系的目的根本上是为了满足受援人的需求，实现他们的合法权益，也是为了使法援人员积极地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工作，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奠基于一定的原则之上的，因为这些原则内含了构建者的价值追求，决定了体系中各要素的内容确定和规范设计。1.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遵循援助案件办理的规律，符合法律援助质量及其评价的要求，确保质量评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按照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对照法律援助的质量要求，找到影响质量的各种因素以及支撑这些因素的可考量的办案行为，并按照影响大小合理分配评价分值，以此形成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2）在确定评价主体时，要分析评价工作的具体内容以及对于评价主体的要求，以此作出不同评价主体的合理定位和事务安排。（3）在考虑评价方法时，要研究评价主体进行评价的分工和内容，以此确定保障其准确评价的基本方法。（4）在制定评价程序时，要认真分析各个工作步骤与评价结果的关系，以作出合理的程序设计。2.可行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符合本地区援助案件办理的实际情况和实施质量评价的具体条件，便于有效开展法律援助质量评价工作。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出发，找到影响案件质量的核心因素与重要行为，构建起适合本地区、简便有效的指标体系。（2）在考虑评价主体、方法和程序时，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评价主体的各自权限，确定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形成高效便捷的评价程序。3.合目的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就是构建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必须合乎自身的目的，即更好地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和提升案件办理质量，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援助质量评价工作。它要求：（1）在设计评价指标时，要从影响案件办理的关键行为和提升办案水平的重要环节入手，考虑一级、二级指标和具体评价标准，确定其分值和权重。（2）在确定评价对象时，要将案件风险状况和承办律师覆盖面作为考量因素。（3）在确定评价主体时，应将受援人纳入其中。（4）有效运用评价结果，实现评价自身的目的。
（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的基本要素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是由相互关联的诸多要素构成的完整系统，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位置并起着特定作用，以确保系统功能的实现。这些要素主要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1.评价对象。评价对象就是对法援人员从事的哪些法律援助工作进行质量评价。目前，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服务数量很大，2015年办理的刑事、民事案件达5327件，提供的法律咨询更多。考虑到评价的人员、时间、经费有限，办案比咨询对保护受援人权益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将评价对象限于法援人员办理刑事、民事案件的个案质量状况。当然，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对其中的部分案件进行评价。在确定评价对象时，应考虑如下因素：（1）被评案件的数量。被评案件数量多少取决于评价主体的承受能力和评价工作的经费安排。2013年，浦东新区法援中心监督岗人员对刑事案件的旁听率达5%②，结案后对100个案件（刑事、民事案件各50个）进行专家评估③。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认为每年评价150个案件为宜，约占案件总数的3%。（2）被评案件的风险状况。案件的复杂程度、社会影响面和当事人心理期望值决定了案件风险的大小，对办案质量产生影响，从提升法援人员办案水平的目的出发，对风险大的案件进行评价更有意义。基于这种考虑，根据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2015年1月30日的《法律援助案件受理风险评定标准》，结合评价案件数量和目的的考量，a类（风险很大）案件因其数量少且办案能力提升价值高，列入必须评价的范围；B类（风险较大）案件因其数量较多且办案能力提升价值较高，列入选择评价的范围，即采用随机抽取办法加以确定。（3）被评案件承办律师的覆盖面。目前，约160名律师参与浦东新区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为了使大多数律师所办案件能被评价，我们在确定被评案件时，除了a类（风险很大）案件必评外，对B类（风险较大）案件的抽取须做到两点：一是a类（风险很大）案件承办人所办的B类（风险较大）案件，不再列入评价范围；二是仅承办B类（风险较大）案件的承办人，抽取其承办的一个案件列入评价范围。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的结合，因此评价对象由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指派岗人员按上述办法加以确定。2.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就是评价人员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进行评价的具体标准。它是测量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工具，在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设计评价指标首先就要寻找一系列能够影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具有可控性和不变性的因素，它反映的是法援人员的办案行为，从一般行为到具体行为，由此形成基本因素和具体因素，然后将这些因素进行排列构成包含多级指标的指标体系。从法律援助质量的要求看，影响质量的基本因素有两个，即法援人员的业务状况和服务态度，它们构成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寻找具体因素，由此设立二级、三级指标。在安排各个指标的分值时，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每个指标的好中差的分值；二是每个指标分值的权重。3.评价主体和评价方法。评价主体就是由谁来实施法律援助质量评价，评价方法就是评价主体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进行评价的途径。由于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是过程评价和案后评价的结合，因此须由多种主体采用各自方法作出评价。具体包括：（1）法援中心受理指派人员通过接受报告、进行检查等方法，对法援人员相关事项报告情况、阅卷和会见受援人情况进行监督，以此了解其业务情况，对其工作作出评价。（2）法援中心监督岗人员通过旁听案件、接受投诉等方法对法援人员办案行为进行监督，以此了解其业务能力和敬业状况，对其庭审表现、办案及时程度、办案中有无违反执业纪律等方面作出评价。（3）法援中心结案岗人员通过收取案卷、办理结案手续等方法，对法援人员的办案行为进行管理，以此了解其文书制作情况，对其卷宗整理情况作出评价。（4）法律专家在结案后通过审阅相关业务材料，了解法援人员办案的业务情况，对了解案情、证据的收集和提供、辩护和的质量等进行评价。（5）受援人采用与法援人员交流中的切身感受，对法援人员的服务态度作出评价。可见，在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中，从案件指派到案件结案后，形成了“五位一体”的评价主体，且各评价主体都采用相应方法进行评价。4.评价程序。评价程序就是法援中心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价工作的顺序、步骤。基于科学性、可行性原则，评价程序主要包括以下步骤：（1）制定评价方案。（2）确定评价对象。（3）组织过程评价。（4）组织事后评价。（5）评价结果的统计、反馈和异议。（6）公布评价结果。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的设计
本文从反映案件质量的两大因素，即援助律师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态度入手，结合民事、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确定民事、刑事案件的指标及其分值、权重比例，以此建立起法律援助质量指标体系。
（一）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
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由11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组成，各指标由相应主体进行评价。指标一：“全面了解、掌握案情和当事人诉求”，分值1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通过与当事人交流、阅卷掌握案情和了解当事人诉求的能力。它下设三项二级指标：（1）谈话笔录的制作，分值5分。考察谈话笔录是否完整记录了会谈时间、地点、当事人讲述的基本案情，当事人是否在谈话笔录上签字或盖章等。（2）当事人诉求的确定，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认真询问并记录当事人诉求。（3）阅卷情况，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通过阅卷对案件基本事实、证据效力、法律适用等案件情况的掌握程度。指标二：“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14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对于证据的重视程度，以及搜集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调查取证，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调查取证的方向和范围是否恰当，调查取证的手段是否合法，取得的证据是否为合法证据，涉案的最直接、关键的证据是否获得，是否为原始证据。（2）举证情况，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相应证据，是否制作了证据目录。指标三：“庭审表现”，分值15分。本指标通过援助律师在庭审中的表现考察其职业操守、专业能力和敬业程度。它下设三项二级指标：（1）遵守法庭秩序，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按时出庭，是否存在迟到等情况，庭审中是否遵守法律法规。（2）专业表现，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当庭发问、质证、辩论等口头表现，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是否进行了质证，是否完整阐述了意见等。（3）敬业程度，分值5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在庭前准备了发问提纲、意见等开庭准备材料。指标四：“律师文书的制作情况”，分值6分。本指标以律师文书的形式要求考察援助律师的专业水平。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律师文书的规范性，主要从文书的格式、结构、用语方面考察其是否符合规范、表达清晰，并以浦东新区司法局制定的法援律师办案指引中的标准文书格式作为评价的参考依据。指标五：“办案效果”，分值12分。本指标考察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法律效果，分值7分。考察援助律师的意见是否为法庭所采纳以及受援人的诉求是否得到实现。（2）社会效果，分值5分。考察案件的处理结果对社会同类案件的示范效应和社会对该案件处理结果的反应，如社会民众是否认可该处理结果，是否被相关媒体报道等。指标六：“沟通交流情况”，分值8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与受援人、法援中心的沟通交流能力，其实质是反映援助律师维护受援人权益的努力程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对受援人的告知义务，分值4分。考察援助律师是否向受援人告知其程序上、实体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向受援人告知其在案件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免其产生不合理的期待。（2）对法援中心的报告义务，分值4分。考察在疑难复杂案件、、因受援人自行聘请律师、案件被撤销、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承办人自身原因等，导致无法继续进行援助等情形下，援助律师是否对法援中心履行报告义务。指标七：“服务态度”，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受援人或者法援中心对援助律师办案服务态度的总体满意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受援人满意度，分值5分。考察受援人在案件办理中以及结案后对援助律师的主动评价或者法援中心回访时反馈的满意度。（2）受援人投诉情况，分值5分。考察受援人是否存在有效投诉援助律师的情况。指标八：“办案过程管理”，分值10分。本指标根据援助律师在各时间节点的报告义务和具体事项的完成情况，考察其在办案过程中各环节办案的积极性，以体现法援中心的过程管理。本指标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办案过程的时效性，分值5分。考察法援中心对具体事项的完成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要求援助律师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相关事项。主要包括：是否自接受指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联系受援人；是否自结案之日起30日内提交结案材料。（2）办案过程的及时性，分值5分。考察法援中心对具体事项的完成没有明确时间限制的情况下，援助律师应当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同时尽量提前完成各环节工作。主要包括：是否及时反馈开庭时间，如遇变更是否及时告知；在与法援中心办理案件交接手续、阅卷、调查取证、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等各环节工作的及时性。指标九：“结案及卷宗整理”，分值10分。本指标通过审阅援助律师整理卷宗的情况考察其办案的认真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阶段性卷宗材料的完备性与规范性，分值7分。考察结案表格是否填写准确、完备；是否签订《委托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援助办案要求；是否填写《法律援助案件承办情况通报\报告记录》，办案过程记录是否齐全、完备；移送单、申请表、谈话笔录、证据材料等代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正确，表述规范等。（2）全部卷宗材料的有序性，分值3分。考察卷宗材料是否按照要求进行了有序、美观的整理，便于查阅。指标十：“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本指标属于选择项，考察援助律师在提供了基本法律援助服务的基础上是否存在一些额外的、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情形。它下设三个加分项：（1）当事人要求继续。（2）社会媒体正面宣传报道。（3）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一：“否决项”。本指标属于选择项，考察援助律师在服务中是否存在违反《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情形。这些情形是对援助律师行为的底线要求，如果其存在逾越底线的情形，则其承办案件的质量评价为不合格。它下设三个否决项：（1）额外收受受援人财物。（2）将援助案件转为收费案件。（3）未经允许擅自变更承办人员。
（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指标
根据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和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我们设计了适用于侦查阶段、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的质量评价指标。由于一些指标与民事案件指标相同或者三大阶段中的部分指标相同，本部分作简要阐述。1.适用于侦查阶段的评价指标：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当事人了解案情，了解当事人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的意见等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10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10分。指标二：“提供法律帮助”，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情况。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提供法律咨询，分值10分。指标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运用法律维护受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诉、控告，分值10分。（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10分。指标四：“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向侦查机关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分值5分。（2）向侦查机关提出意见，分值5分。指标五：“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四。指标六：“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六第
（三）项二级指标及其评价标准
指标七：“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五。指标八：“办案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办案的认真程度以及办事的规范性和严谨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卷宗的完整度、有序和美观度，分值1分。（2）办案表格填写，分值4分。指标九：“服务态度”，分值10分。本指标考察受援人或者法援中心对援助律师办案服务态度的总体满意度。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受援人满意度，分值5分。（2）办案的及时性，分值5分。指标十：“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它下设五个加分项：（1）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2）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被撤销提供切实帮助。（3）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4）援助律师促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5）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一：“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评价指标十一。2.适用于审查阶段的评价指标：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一。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7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8分。指标二：“提供法律帮助”，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二。指标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三。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诉、控告，分值5分。（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5分。指标四：“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的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向办案机关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分值5分。（2）阅卷情况，分值10分。指标五：“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20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搜集证据和根据证据规则运用证据的能力。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证据的收集，分值10分。（2）证据的运用，分值10分。指标六：“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五。指标七：“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六。指标八：“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七。指标九：“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八。指标十：“服务态度”，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九。指标十一：“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本指标下设计八个加分项：（1）进行了调查取证，或者申请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手段合法，证据合法，证据为原始证据。（2）向办案机关提交所调取到的有利于受援人的证据。（3）形成证据分析报告。（4）调取或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办案机关采纳。（5）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获得不结果提供切实帮助。（6）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7）援助律师促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8）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指标十二：“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十一。3.适用于审判阶段：指标一：“向当事人了解案情和意见”，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一。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制作会见笔录，分值7分。（2）确定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分值8分。指标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三。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分值3分。（2）申诉、控告情况，分值2分。指标三：“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分值10分。它下设一项二级指标：阅卷情况，分值10分。指标四：“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分值1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审查阶段评价指标五。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证据的收集，分值7分。（2）证据的运用，分值8分。指标五：“庭审表现”，分值15分。本指标通过援助律师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的表现来考察其职业操守、专业能力和敬业程度。它下设六项二级指标：（1）开庭时间及变更的反馈，分值2分。（2）遵守法庭秩序，分值3分。（3）开庭准备情况，分值2分。（4）制作庭审笔录，分值3分。（5）庭审水平，分值3分。（6）提交辩护词，分值2分。指标六：“律师文书的制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五。指标七：“权利义务的交代及报告义务的履行”，分值5分。本指标考察援助律师与受援人、司法行政部门法援机构的沟通情况。它下设两项二级指标：（1）对法援机构报告义务，分值3分。（2）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交代，分值2分。指标八：“办案效果”，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七。指标九：“表格填写与卷宗整理”，分值5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八。指标十：“服务态度”，分值10分。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九。指标十一：“加分项”，每一加分项分值10分，但加分最高不得超过30分。它下设十个加分项：（1）进行了调查取证，或者申请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手段合法，证据合法，证据为原始证据。（2）向办案机关提交所调取到的有利于受援人的证据。（3）形成证据分析报告。（4）调取或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办案机关采纳。（5）提交未成年受援人社会调查报告。（6）辩护意见为受援人获得案件获得无罪判决结果提供切实帮助。（7）援助律师为受援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获得支持。（8）援助律师使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促成刑事和解。（9）收到受援人感谢信、锦旗。（10）当事人主动要求援助律师继续作为二审的辩护人。指标十二：“否决项”。二级指标和评价标准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侦查阶段评价指标十一。
三、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的运用
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是法援中心对被评价案件的质量评价结果运用于法律援助工作管理的活动。这种活动是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活动的延续，是发挥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效应的重要措施。
（一）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的目的和方法
1.用于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设：第一，通过奖优罚劣，推进律师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具体来说，对案件被评价为优秀的承办律师予以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在精神奖励方面，对他们进行集体表彰，授予其荣誉称号；在物质奖励方面，给他们发放一定金额的奖金，给予今后更多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会。对案件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承办律师进行惩罚，包括批评教育，向其所在律师事务所通报，扣除一定的办案补贴，减少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机会。多次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承办律师，取消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资格。第二，通过推广总结，促进律师队伍的办案水平。具体来说，首先，司法局和法援中心应当通过表彰大会、运用各种媒体、编撰优秀案例等途径，宣传优秀案件承办律师的先进事迹和服务精神；通过介绍会、培训班等形式，推广优秀律师办案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其他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供范本。其次，不定期地召开质量通报会、质量分析会等形式，由相关负责人对办案质量进行讲评，通报质量评价中发现的服务质量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组织相关承办律师认真研究，寻找改进的措施，使得其他承办律师避免出现同样问题。2.用于完善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水平，而这种评价是按照法律援助质量评价体系进行的，因此这种评价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就显得至关重要。评价体系中的要素内容是否科学合理，一方面要通过具体的评价活动来检验，另一方面要根据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和受援人要求的改变而改进。具体来说，首先，从评价结果看案件质量评价指标能否完全反映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和受援人要求。其次，从案件质量的总评价结果与各个指标的评价结果的关系上，分析各个指标设计内容、分数及其权重的合理性。再次，从评价结果分析评价对象选择是否合理，分析评价主体确定及其评价权限分配的科学性。
（二）法律援助质量评价结果运用的相关问题
1.关于评价结果异议程序的设立。援助律师在收到“不合格”的评价结果后，应当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以维护援助律师的合法权益，起到类似“行政复议”的作用。笔者认为，援助律师可以基于以下理由，在收到“不合格”的评价结果之日起30天内提出异议申请：（1）对综合评定等级有异议的。（2）认为案件档案样本不足以代表自己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3）有其他正当理由的。法援中心收到异议申请后，要做好异议审查准备工作，由原评价人员和另请的一名资深法律专家组成审查组进行异议审查工作。经过异议审查，作出以下结论，并制作异议审查书面报告：（1）维持原评定等级。（2）改变原评定等级。（3）需要启动第二轮法律援助质量评价活动。异议审查结果报告必须上交浦东新区司法局，并接受其专门监督检查后才能生效。监督检查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原评价人员和资深专家按照规定程序完成对异议申请的审查。
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篇2
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叉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上困难、生理上残缺、智能上低下而叉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突出的特点，即物质保障的现实性、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并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篇3
论文关键词农村基层法律援助
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是一种对涉及讼诉案件的特殊对象或者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公民提供无偿法律帮助的法律保障制度，一般由政府通过设定特别机构或者社会志愿人员来实施。1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制度相对于法律系统内部的其他法规较为薄弱，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发展的进度都十分缓慢，在农村地区，基层组织的法律援助尤为匮乏。虽然农村地区拥有我国的大部分农业人口，受限于经济、政治等因素，农村地区的法律援助却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和推进，对我国整体实力的平稳飞升、公民权益的广泛实现带来了巨大阻力。
一、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现状
我国法律本身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完善的体制缺陷，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更是法律中较为薄弱的环节。由于我国国情具有特殊性，农村地区占据全国的大部分面积，农村居民为我国成分最多的人口，但整体的生活水平和法律建设与城镇相比却十分低下，严重制约着我国的整体发展。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严峻问题，在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党组织就提出，在农村的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同样重要的还有保障农民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2这就为农村地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思想指导基础。
1994年，司法部正式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有部分城市开始了法律援助，并建立了相关的试点机构；1997年5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以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式成立3；2003，国务院出台并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成为目前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最明确的立法依据，其他法律条律散见于诉讼法及律师法中。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对基层法律援助进行统一、明确的立法规定，因此各级地市、农村地区执行不尽相同的法律援助模式，基本上，我国农村现阶段基层法律援助模式有四种：政府出资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由专职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协会进行总管理，由当事人择取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国家设立救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轮流提供值班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服务；律师事务所建立下设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
（二）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目前存在的问题
从体制上来讲，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存在着根本性的先天缺陷，立法缺失让基层法律援助的后天发展缺乏了内驱动力，法律援助虽然在我国已经实施开展，但是并未真正走入、渗透进各基层、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偏远地区。基层法律援助的机构分布严重失衡，建设良好的法律援助机构集中存在于中、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的市级以上地区，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及农村边远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至2004年6月底，全国各地已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其中县区级地方机构建成2486个，占应建数的87%。江苏、广东、伤害、山东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律援助机构已全部建立。4这些多数集中在沿海中东部发达地区市、县中的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国家编制部门的统一许可，没有专门的人事编制和人员编制，换句话说，我国目前所建立的基层法律援助机构是并不正规的自营机构，由司法局自行成立，没有统一的国家管理，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就面临着诸多困境。缺乏机构和人员编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法律援助机构的机构性质不明、工作人员队伍不稳定，有的法律援助机构为行政编制，有的为事业单位，员工素质水平和福利待遇上千差外别，影响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质量。2002年，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总体上增加了7%，但是机构中拥有律师资格的从业人员则反而减少。
有些地方虽然对法律援助机构进行机构编制，但人员和经费则没有具体规定，地方财政对法律援助机构的资金扶持力度也非常薄弱。《法律援助条例》在第三条中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然而目前的状况是，除了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市能够拨出财政资金扶持法律援助机构的运行，大多数县市并没有在财政预算为法律援助设立专门的财政资金拨出，更多的农村地区，政府财政预算能力有限，更不可能将法律援助纳入到财政资金的拨出中。
二、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要解决的问题及要实现的价值内容
（一）实现法律正义、公平、人权价值的普及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制度的子系统，该制度产生于西方，并经历了一个由律师自发得地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的慈善和道义行为，到逐步演化为国家保障公民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国家行为的过程。2法律援助在一个国家法律中所占的地位，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真正体现了法律自身的价值意义。
我国基本国情是城乡二元对立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的分化，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在生活水平和法律保障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大多数务农人口还没有走上小康水平的生活，在发生民事纠纷等法律问题时，大多没有经济能力承担法律费用。这种城乡经济客观存在的贫富差别让农村居民处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地位，这正是法律援助的基本对象。所谓人权，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保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同等尊严和法律所规定的平等权益，农村贫困居民理应享有法律援助，以此实现法律自身所具有的人权价值。
法律本身是统治阶级制定的律法规则，是为了统治阶级所服务的社会规范。法律制定的过程和具体内容难免忽略了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利益，从而妨害法律的公正严明、公平正义。法律援助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补充法律的这一漏洞，帮助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公平、正义价值。
（二）提高农民的基本法律意识
物质决定意识，农村匮乏的法律机构、法律体制决定了农村居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淡薄。农民在处理法律问题时没有树立起合法、守法的法律观念，农村的社会环境还残留着与现代社会不相符合的一些旧社会做法和风气。再加上国家对法律援助的宣传不到位，自从1994年法律援助的观念提出以来，除了在2003年制定了《法律援助条例》，国家至今没有其他法律动作，而宣传也止于经济发达的省市地区，没有深入到农村，没有在农民意识中建立起法律可以无偿援助弱者的观念。
法律援助深入农村基层组织的目的，是通过无偿的法律援助在思想意识落后、法律观念淡薄的农村地区慢慢建立起普遍的法律、法治观念，让农村地区人民的思想形态跟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到普通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与政府间的沟通联络，在普遍建立的法律观念中最大可能的消除潜在的动荡因素，引导农村居民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真正实现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水平增长。
三、推动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法律援助向前发展的措施
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众多，法律援助面临着巨大的实施压力，也因如此，农村基层组织建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一）建立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渗透范围
与国外严明、完善的法律制度相比，我国律法中法律援助体系的建立显得异常迟缓。早在1424年，苏格兰就制定了向社会贫困人士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一项法案；1945年，英格兰高等法院根据《最高法院章程》免除了诉讼案件中有经济困难的社会人员的诉讼费用，1949年制定了《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法》，将法律援助制度规定为政府必须承担和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诚然，我国自近代才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法律基础与氛围与自古以来便崇法的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我国应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出台统一的《法律援助法》，从立法上规定法律援助的实施渠道、实施细则、实施方式等具体内容，法律援助是一项法律政策性、程序性、操作性非常强的工作，建立健全、统一的规章制度体系，对于规范和保障法律援助事业科学发展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发展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要求。5在立法基础之上，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规定并细化法律援助的领域和对象，让法律援助在规范化、合法化、科学化的原则下有机有序的广泛展开，深入到农村各地的基层组织中。同时，要时刻关注农村的变化，法律援助的对象及范围要根据时代和变化进行及时调整、补充、更改，完善，以保证所有弱势群体都能够享受到法律援助，跟上时代和人民需求。
（二）建设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加强上下级机构和机构间的监督、协调与合作
农村地区受限于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险恶的地理环境因素，交通、通讯都不发达，无形中阻碍了现代法律实施过程中所需要的客观环境因素。要将法律援助真正地深入到农村地区内部，必须在农村当地的基层组织中建立法律援助的分支机构，采用定点形式将法律援助“捆绑”在当地农村。在经济、环境不允许的农村山区或贫困地区，可以考虑将县区、乡镇法律援助机构鱼当地的法律监管机构合并，减轻法律行政工作的同时，扩大了法律机构的作用和智能。同时，要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服务范围和上下级关系，协调法律援助机构间的沟通和职责分工，鼓励经济发达或有条件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向落后地区的机构提供法律指导、咨询等帮助服务，机构与机构间形成良好的合作互助关系；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的管理力度，避免发生有人以权谋私、走后门从而剥夺了真正的弱势群体享有无偿法律援助的资格和权利。
（三）保障资金的筹集与投入力度
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完善和后续发展全部依靠政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植力度。我国农村地区的居民普遍生活不富裕，在当地实现通过个人筹资建立基金式的法律援助机构几乎不可能实现。实际上，在社会上建立法律援助基金无形中会破坏法律援助本身的公平性，因为法律援助实施的本质目的，是协调统治阶级和弱势群体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是从上而下进行扶助的一种法律形式；法律援助中的一些对象，往往是刑事案件中罪大恶极的被告，社会公众在心理上未必能够接受为这样的援助对象进行筹资捐款。因此，若要保证农村基层组织中拥有固定数目、长期稳定发展的法律援助机构，必须、也只能由政府逐步将法律援助机构纳入财政预算中，保持法律援助机构长期运营的可能性。针对一些尤为贫困的农村基层政府，可以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结成互帮互助对子，在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形成联网式的配合，从而真正促进全国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均衡发展。
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篇4
论文关键词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当事人
法律援助被人们视为“法律上的希望工程”，其所承载的恐怕不只是弱者的信任和希望，更承载着法律价值和道德期望的重担。这就有必要从法律援助的起源和法律援助的性质来阐释这种超出法律援助本身的一项制度。从法律援助的性质来看，这是个争论很多的问题，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对穷人的法律救济制度，成为影响个人切身利益、体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也是影响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的重要问题。因此，在理论上对法律援助进行定位显得很重要，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来讨论一下法律援助的性质。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法律援助最早起源于英国，从1495年起，英格兰即承认穷人享有因身份免付诉讼费的权利。法律援助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开始于文革之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第27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这可能是新中国最早看到的与法律援助有关的刑事诉讼制度。然而，在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里，却没有关于律师应该承担法律援助方面的义务作出规定。从1994年初开始，法律援助进入新的时期。在司法部肖扬部长亲自倡导下，明确提出了法律援助，并开始了对建立和实施这一制度的研究工作。1997年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这两部法律贯彻和规定了关于法律援助的思想和制度，并且指出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全国律师协会在2001年11月26日修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10条、山西省人大在2000年9月27日通过的《山西省律师执业条例》第9条明确规定了“律师应当自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和“律师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义务”。2003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这个条例系统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制度。法律援助的性质被明确为国家责任，这之后北京市律协和全国律协出台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就不再提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了，而是修改为“律师应当关注，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因为法律援助是政府义务，律师就不再是责任主体了。
二、法律援助的性质
法律援助，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从规定的性质来看，在最早将法律援助看成是一个对他人或弱者的一个帮助，并且对象是“穷人”，既缺乏物质财产的人。一开始，法律援助看成是对穷人的帮助，这是道德的表现，符合道德的要素和价值。因此，在初期，法律援助对于受援助者来说，不是利益更不是权利，而是法律职业者（律师）的一种职业道德。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改变。由原来的个人本位、权利本位进入了社会本位、公益本位，从社会责任、福利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公益的角度，对法律援助的含义和范围予以扩大。我国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这是我国对法律援助性质的界定。这说明，我国将法律援助看成政府的责任、律师的义务，但是法律援助对于受援助的人来讲，是不是一个权利呢？
权利，字面上的解释是，自己可以为或不为，或要求他人为或不为的可能性。法律援助对于要求援助的人来讲，如果政府认为申请人不符合受援助的条件，而做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申请人可不可以提出诉讼，将司法援助的决定者告上法庭？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19条规定：“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可见，我国的法律没有规定对法律援助机构所作出的不同意法律援助的决定可以诉讼，而只能要求“异议”。这说明，对于政府来说，这不是一个义务，对于申请法律援助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个权利，因为它无法得到司法上的救济。
我们国家对法律援助的界定，超出了道德，但没有到权利，对于申请法律援助的人来讲，还只是一个利益。权利，有很多学说和观点，但很多人都认为权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利益，将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才是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才是权利。如果只有利益，自己无法对该利益行使主动的自由，而只是被动享有，无法主张自身的主观意志，那么就不是权利，只是利益。利益国家也是保护的，但保护的方式是当事人没有自由。笔者认为，从法律援助社会需求来看理应成为政府的义务、穷人的权利。
首先，这是平等和正义的法律价值要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法律援助正是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法律价值的要求。从《人权宣言》宣告了个人权利在社会中的性质以来，权利被视为一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具体化，正如，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于是说：“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地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在社会上每个人可能在经济活财富上是不平等的，而穷人的人格和富人的人格却是相等的，这种平等地位在法律上要求平等对待。而诉讼又是需要成本的，经济上穷人就处于弱势，因此，为了穷人和富人平等，应该给予穷人以法律援助。
其次，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人权得到法律的承认，便衍生出社会权利即公民权，公民权和人权不同，是人权在政治社会中的具体化，即是在政治国家中的权利体系。如果说人权是自然权利，即在原始社会也拥有，在没有国家政治生活的阶段也拥有的话，公民权便是社会权，在政治国家中所拥有的一切社会权利的集合。因此，在公民社会生活中，基于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公民，只要在权利上有所需要，即为社会权设立的基础和出发点。而法律援助，是社会生活中获得法律上帮助的权利或利益，所以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公民权应该包括法律援助的权利。因此，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来看，法律援助体现了人在这个社会上有权拥有不比他人少的权利，只要都是人，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在法律上就应当平等。而不管它有多少的财产，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在我国，法律援助可不可以成为一种权利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
首先，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职责，可以成为行政法上的义务。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公民提供的法律服务，“从行政行为的角度分析，其本质上是行政给付行为”。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予以审查，确定是否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如果获得法律援助，就可以不支付律师费，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利益，而审查就是许可这种利益的获得或不许可这种利益的获得，所以，法律援助应该是一个行政义务。
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篇5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天职和神圣的召唤。它使人确信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得以继续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这是在实然层面上的反思，更是在应然层面上的追求。作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朵“奇葩”，法律援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宣示者的角色，应该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活力，为广大民众的全面铺就一条法治绿色通道。本文着重在宏观层面上把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力求对其理论、立法和实践作客观、鞭辟的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展望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向。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述评与创新（一）理论述评理论源自于实践，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种经实践凝炼和升华的制度，也必然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这里，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进行评析。
1.价值源泉：人权保障人权保障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渊源，这在理论界业已形成共识。“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上的、法律上的标准。”最早提出“人权”口号的是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开始了对人性的崇拜和对人自身利益的关注，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愿望。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社会等条件所制约，他们所推崇的“平等”是理想化、绝对化的平等，他们所憧憬的“人权”是抽象的人权，缺乏实质，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实现，因而只能成为倡导性宣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权”越来越被西方国家所重视。“国家的进步过程，其实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人权”的内容，并且在一般法律中将其具体化和明确化。人权在宪法中表现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一般法律中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权利。从此，具有实质内容的人权便找到了依归，人们对人权的追求真正成为可能。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局限性，其所宣扬的“人权”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权，往往成为少数政治人物把玩的“工具”，广大人民不可能享有真正的人权。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宗旨。这是新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法治国家不仅仅“通过法律的途径直接地保障人权”，而且“还通过依法制约国家或政府的强权来保障人权”.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正是通过限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权力，附加其行政义务，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实现。它侧重于司法救济和保障，是人权保障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但这种人权保障制度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不平衡的，它只强调对某些特殊人群某方面的人权保障，其他许多本应为法律援助制度所“牵挂”的权利，如权、经济权、政治权、技能权、自我权、社会权等由司法权衍生的，本属于人权范畴的一系列权利都被排除。人权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从司法角度救济弱势群体，只实现他们部分人权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司法人权即使能够得以实现，也会因为其他人权缺失的制约而前功尽弃。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人权保障价值，只是在某一历史阶段的静态的特殊要求，没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人类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审视和设计。于是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以人权保障价值作为具体目标，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文明作为终极目标。
2.经济基石：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是人类最古老的理想之一。中国自古就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构想。法律援助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时期应运而生的，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生事物。它是资源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有力措施。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法律援助的对象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对这部分人的援助是对生产力决定性因素的极大重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法律援助实际上为弱势群体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法律平台，是对这部分生产力的一种解放，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这无疑是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使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其中有些人却难免于被社会所淘汰，沦为弱者。同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在一个层面上迎合了这种需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贫富分化逐步扩大为最棘手、最头痛的难题。在“先富”与“共富”政策的指引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弱势人群于温饱线甚至贫困线的边缘，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滞后者。法律援助为这部分人提供帮助，可以认为是法律资源的“先富”帮“后富”，从而实现全社会法律资源的“共同富裕”。实际上，法律援助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上的帮助，只不过是以提供法律资源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它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有效途径之一，符合中国国情。
归结为一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有赖于法律援助提供一定量的法律资源作保障，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康运行也需要相当多的物质资源作基础。客观地讲，虽然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综合国力也有所增强，但由于我国已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们在未能全面满足自身需求的时候，很难拿出更多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法律资源及其他资源去发展法律援助事业。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转换视角，拓宽思路，寻求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法律援助事业的飞跃进步。
3.政治之本：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组织优势和社会动员能力，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正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情怀和执政理念，给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送来一股清风。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求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条件和保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正是国家对弱势人群的特别关照，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更充分地行使当家作主的各种权利。这突出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内部矛盾，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从心底里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体味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实现“法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相关权利。而“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司法救济，如果司法救济不公，公民的权利则将无所诉求了。”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保障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穷人也能打官司”，无疑是对一个国家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最深刻而又最通俗的表达。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中国最底层、最贫困、最需要法律帮助的人们的合法权益。它直接向世人昭示：中国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人民利益是“法治”的最终归宿。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涉及面之宽，面之广，在最大多数人中间推行，依赖于全社会法治环境的形成；但同时也有利于法治方略的最终实现，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
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篇6
关键词：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立法；实践；述评；展望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天职和神圣的召唤。它使人确信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得以继续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这是在实然层面上的反思，更是在应然层面上的追求。作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朵“奇葩”，法律援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时代宣示者的角色，应该与时俱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活力，为广大民众的全面发展铺就一条法治绿色通道。本文着重在宏观层面上把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力求对其理论、立法和实践作客观、鞭辟的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展望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向。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述评与创新（一）理论述评理论源自于实践，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一种经实践凝炼和升华的制度，也必然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这里，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进行评析。
1.价值源泉：人权保障人权保障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渊源，这在理论界业已形成共识。“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标准。”最早提出“人权”口号的是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开始了对人性的崇拜和对人自身利益的关注，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愿望。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历史条件所制约，他们所推崇的“平等”是理想化、绝对化的平等，他们所憧憬的“人权”是抽象的人权，缺乏实质内容，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实现，因而只能成为倡导性宣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权”越来越被西方国家所重视。“国家的进步过程，其实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人权”的内容，并且在一般法律中将其具体化和明确化。人权在宪法中表现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一般法律中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权利。从此，具有实质内容的人权便找到了依归，人们对人权的追求真正成为可能。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局限性，其所宣扬的“人权”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权，往往成为少数政治人物把玩的“工具”，广大人民不可能享有真正的人权。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宗旨。这是新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法治国家不仅仅“通过法律的途径直接地保障人权”，而且“还通过依法制约国家或政府的强权来保障人权”.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正是通过限制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权力，附加其行政义务，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实现。它侧重于司法救济和保障，是人权保障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但这种人权保障制度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不平衡的，它只强调对某些特殊人群某方面的人权保障，其他许多本应为法律援助制度所“牵挂”的权利，如学习权、经济权、政治权、技能权、自我权、社会权等由司法权衍生的，本属于人权范畴的一系列权利都被排除。人权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从司法角度救济弱势群体，只实现他们部分人权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司法人权即使能够得以实现，也会因为其他人权缺失的制约而前功尽弃。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所追求的人权保障价值，只是在某一历史阶段的静态的特殊要求，没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人类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审视和设计。于是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以人权保障价值作为具体目标，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文明作为终极目标。
2.经济基石：资源配置实现社会公平是人类最古老的理想之一。中国自古就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构想。法律援助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时期应运而生的，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生事物。它是资源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有力措施。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法律援助的对象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对这部分人的援助是对生产力决定性因素的极大重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法律援助实际上为弱势群体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法律平台，是对这部分生产力的一种解放，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这无疑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使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其中有些人却难免于被社会所淘汰，沦为弱者。同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在一个层面上迎合了这种需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贫富分化逐步扩大为最棘手、最头痛的难题。在“先富”与“共富”政策的指引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弱势人群于温饱线甚至贫困线的边缘，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滞后者。法律援助为这部分人提供帮助，可以认为是法律资源的“先富”帮“后富”，从而实现全社会法律资源的“共同富裕”。实际上，法律援助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上的帮助，只不过是以提供法律资源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它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有效途径之一，符合中国国情。
归结为一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有赖于法律援助提供一定量的法律资源作保障，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康运行也需要相当多的物质资源作基础。客观地讲，虽然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综合国力也有所增强，但由于我国已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们在未能全面满足自身需求的时候，很难拿出更多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法律资源及其他资源去发展法律援助事业。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转换视角，拓宽思路，寻求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法律援助事业的飞跃进步。
3.政治之本：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社会组织优势和社会动员能力，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正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情怀和执政理念，给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送来一股清风。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求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条件和保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正是国家对弱势人群的特别关照，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而更充分地行使当家作主的各种权利。这突出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内部矛盾，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从心底里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体味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实现“法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相关权利。而“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司法救济，如果司法救济不公，公民的权利则将无所诉求了。”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保障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穷人也能打官司”，无疑是对一个国家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最深刻而又最通俗的表达。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中国最底层、最贫困、最需要法律帮助的人们的合法权益。它直接向世人昭示：中国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人民利益是“法治”的最终归宿。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涉及面之宽，影响面之广，在最大多数人中间推行，依赖于全社会法治环境的形成；但同时也有利于法治方略的最终实现，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
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历来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人民权利的实现有赖于行政权力的保障。法律援助是实现人民权利的有效途径，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形式。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正是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一头牵着百姓疾苦，一头系着政府关爱”，直接面向社区、面向农村、面向群众，成为政府关心群众、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样可以协调、维持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良性、互动、文明关系，有助于彼此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
总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的主导下发育和成熟起来的，它是党和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必须认识到，由于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还不十分科学，人民当家作利的实现渠道还不十分畅通，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阻力重重、问题多多，政府行政水平、行政艺术还有待提高和改进，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政治因素的制约，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司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无法实现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虽有所发展，但困难较多，压力较大，可谓任重而道远。
4.人文理念：民生关怀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孕育着扶弱济困、匡扶正义等传统美德和“仁爱”思想。这是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发扬和创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最早正是脱胎于此，它是全社会基于道义、慈善之心自发的个人行为，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在精神的呈露。但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对人民的义务，应将其上升为国家行为。政府只有给予社会弱势群体人性化的关怀和民生救助，在社会弘扬正义、培育人文理念，才是对弱者最根本、最彻底的关注和扶持。当然，对于新时代的社会捐助、义务帮助等社会公益行为，国家也要大力倡导、全力支持和有序引导，使之成为为弱势群体撑起正义蓝天的另一只巨手。这也有助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实现全民族心灵上的共通共融。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都是中国的治国方略。二者的主体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最终目的都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实现其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德治的保障。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有赖于“德治”提供社会道德基础，同时又有助于正确引导全社会都来关注弱者、救助弱者、发展弱者，进而推动以德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
“法治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法治的实现要观念先行，法治的观念是实现法治的精神动力。法治意识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法治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要素之一，它是法治现代化的真正内在动因。“民众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和最深厚的普遍基础。”民众的法治意识对于法治的实施及法治国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行，无可厚非应建立在全民法治意识觉醒和普及的基础上，因为只有如此，弱者才会知道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设法求助于法律；社会各界才不会任意损害弱者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推广和强化，进而为法律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最为直接的载体。
总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植根于特有的人文理念之中，是精神文明之花的必然结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人们在给予弱者关注与关怀时，其心态更多的是同情和施舍，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拉大援助人与受援人之间心灵上的鸿沟、造成无形中的不平等，而这恰恰背离了人文精神和民生关怀的初衷和实质。
（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制度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保障。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研究的范围较窄，思路不宽，前沿问题研究不多，缺乏创新，没能充分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因而，笔者试图提出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以引起更多学者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理论给予更多关注和进行大胆创新。
1.树立以人为本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法律援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目标，因此自然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终极目标。法律援助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都与人有密切联系。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应该突破只提供直接的法律帮助的束缚，通过提供与法律援助相联系的更为广泛的间接的法律服务，全面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条件。因为“一个社会的贫弱者，法律问题仅仅是他所遇到的广泛的社会、情感、健康和其他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如果法律援助为他提供了一个案件的帮助，在个案结束后，他的经济状况并未改变，还会面临其他问题，也就是说，就个案进行的法律援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不应该只停留于对单个人的法律帮助，而要在单个受援人的生活、权利等发生明显改变后，使其全面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尽可能多地帮助周围的人，带动社会法治正气和爱心的养成，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符合这样的理念，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才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好的制度。
2.摆正法律“援助”观念，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中国自古而来的“扶危济困”，本质上存在“瑕疵”。这种传统的扶贫带有同彩，扶助人在心态上存在偏差，常常以一种高姿态俯视贫弱群体。笔者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援助”中饱含“恩赐”和“不平等”。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一开始就应该树立一种服务理念，“援助”的实质应定位于“服务”，援助人必须以平等的身份、态度、思想提供法律服务，而且应当认为这是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法律援助不仅仅是为了社会的公正，更重要的是要消除贫困，彻底改变贫困者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最终保障他们作为人的所有权利。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是将社会原本属于弱势群体而被其他大众所享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法律资源等相关资源以法律的形式归还给他们。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分配方式称为“资源回归”。基于此，必须做好“三次分配”理论的研究：第一次分配，主要是透过市场作用实现的收入分配——注重效率，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第二次分配，主要是透过政府调控而进行的收入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优化分配关系、分配结构、分配格局，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增加对贫困人口的健康投资，提高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起跑点，提高弱势群体的长期生产力，以提高其发展能力；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透过个人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注重道德，强调个人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将可支配收入的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加强全社会公平观念教育，培育社会成员互帮互助的社会责任心、爱心和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有助于缩小两极分化。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捐赠，因此影响更为广泛，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所无法比拟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找到自己的最佳归属，并努力在第三次分配中谋求发展。
3.坚持协调发展战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协调发展”是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方向和倾斜力度上的重大调整。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律层面上的一种制度，也应当坚持协调发展战略。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所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之间，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和差距。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应惠及全中国所有地区，但也须正视上述差别，在差别中找寻法律援助实施的有效形式，努力使之既有全国的共性，又有各地的个性；同时，各地之间应互通有无，互相借鉴，架构法律援助资源共享之桥梁，在个性发展中实现全国的协调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华夏儿女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我们应超越个人利益、阶层利益的局限，站在时代的、历史的、发展的、民族振兴的高度”来看待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唤起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复兴，而是整个民族的复兴，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实际上是为了加快民族复兴的进程。从这样的高度来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完全可以成为点燃弱势群体生存与发展希望之火炬，成为提高全民综合素质的有力杠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助推器。理论界对此应继续深入研究，并挖掘出新的理论素材。
二、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述评与完善（一）立法述评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法律援助制度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作支撑，于是“立法”被放至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谓“立法”，是指“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活动”.立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层面理解，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宪法中有关法律援助的价值依据。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关精神实质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关于法律援助的直接条文；第二，一般性法律、行政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中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它们构成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法律体系，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彼此之间的内容有些不协调；第三，国家五年制定一次的计划纲要和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虽然它们不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但究其实质而言，仍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和权威性的法律文件，在这些法律文件中规定法律援助，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第四，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它们对某些问题进行专门性规定，但适用范围较窄；第五，国际法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它们便于实现国际法律援助合作，但目前适用频率较低。
本文仅在最狭义的层面讨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即对国务院颁布施行的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进行概括性述评。
《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专门立法，是在总结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的有益做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既体现了法律援助制度自身的规律，又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初步构筑了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是我国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的重要体现。
1.公民权利，政府责任我国宪法虽已明确了公民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有些公民因为经济困难，在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无法靠自身力量求得法律帮助，因而无法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条例》的颁布施行，使公民不管经济条件好坏、社会地位高低，都能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平等地进入诉讼程序，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因此可以说，法律援助是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法律援助责任归属，是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与实施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条例》的灵魂和亮点所在。它表明政府既是权力政府，更主要的是责任政府，其享有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一切权力，同时也负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责任和义务，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形象，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工作逐步摆脱过去单纯的道义色彩，从传统的社会个人慈善行为发展成为国家对公民的司法救济和保障。笔者认为，这里所指的“政府责任”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完善相应的体制和制度；第二，提供必要的机构和队伍保障；第三，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第四，充分调动律师、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积极性；第五，广泛开辟资金渠道，鼓励各方面对法律援助提供支持；第六，对法律援助进行监督和管理。必须指出，《条例》关于“政府责任”的规定十分抽象和模糊，但在涉及律师作用时又非常具体和明确，其重心显然放在律师义务方面。《条例》这种“政府责任宽松、律师义务严格”的立法思想值得斟酌。因为按照国际惯例，法律援助制度的义务是国家义务，履行这个义务的责任应当是政府的责任。即使政府决定要让律师来承担部分义务，也应当是要求政府设立“公职律师”来承担这个义务，而不能要求所有的律师都来承担义务，否则，“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
2.律师义务，社会参与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暂时无法采用福利型模式，《条例》采取由专职人员、社会职业律师和社会组织人员等多种援助提供主体并存的立法模式。这有利于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人力资源，增强法律援助制度运行的灵活性和便民性。但《条例》特别强调法律援助诉讼服务的主导力量是律师，对律师从业人员而言，法律援助是义务，属于“必须行为”的范畴，并且责任较为严格。这是国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稀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充分考虑到律师可以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等相对优势，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应当明白，虽然法律援助主要是律师的义务，但并非强制律师“白干活”，相关法律援助机构应依法给予其一定量的办案补贴，这种补贴不是劳动报酬，而是办案成本支出。对于现实中出现“有些律师不愿或不擅长办理诉讼案件，而由其出资折抵法律援助义务”的情况，《条例》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行。因为这样做无论是从律师业的社会性和公益性特点看，还是从社会影响和社会接受的程度讲，都是弊大于利。所以，探索律师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新方式和新途径，科学合理地调配律师资源，让所有的律师都能公平地承担义务显得很有必要。
在当前我国法律援助资源严重不足，特别是全国县级地方和西部贫困地区经费严重短缺，导致法律援助工作明显滞后的情况下，《条例》大力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包括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热心奉献、积极捐助，使法律援助专项基金能够发挥吸纳社会捐助的功能，广泛募集社会资金和其他资源支持法律援助，特别是在支持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特殊作用。但也应当注意，社会组织建立从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必须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并受其指导和监督，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得收取当事人的任何费用，更不得假借法律援助的名义从事有偿服务。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经费支持的，应该按照有关程序公开进行，不能给某些单位和个人提供腐败的便利和“温床”。
3.界定法律援助范围法律援助范围解决的是哪些人可以或应当享受法律援助的问题，是法律援助制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条例》基本上沿袭了10年来法律援助实践中的做法，对原来零散分布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法律中关于法律援助的范围进行了集中阐述，但也有所突破。
《条例》规定公民在6种行政、民事诉讼方面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这个规定比以前略有缩小，只规定了一个最基本的法律援助范围，即生活困难的公民主张与基本生存有关的事项。如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放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此外，增加了一项“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内容。考虑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目前这种做法切实可行，但也留下许多隐患。笔者将在后面进行具体分析。
《条例》规定对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5种事项进行法律援助，与以前的相关法律比较，被援助对象的范围作了较大调整。这一点体现在《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可以看出，中国的立法正逐步倾向于人性化的关怀。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号角，值得称颂。
但是，《条例》在法律援助范围方面的规定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些问题悬而未决，给法律援助实践带来困惑。第一，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可否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目前的国情考虑，法人暂不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的做法是可取的。因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最初就是为了保障人权而建立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目的是通过对那些经济困难和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依法减免其诉讼费用或律师费用的法律帮助，使其能够平等、公正地实现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法律援助的宗旨并不在于调整经济关系，不在于通过挽救某些濒临破产或倒闭的企业而达到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当然，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成熟定型，随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壮大，在若干年后，可以借鉴某些国家的做法，将某些法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并在相关立法中得以体现。非法人团体与法人在此问题上的做法基本相似。第二，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可否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中经济困难的外国人可以考虑给予法律援助，因为这涉及我国刑法的公正实施问题；对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外国当事人，如确因经济困难的，则应由其所属国籍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费用，或由两国间签订法律援助司法协助协议相互减免有关费用。对于无国籍人，笔者认为，从人道主义出发，只要其居住在我国，符合我国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将其作为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条例》对此没有规定，有待于今后立法的逐步补充和完善。
4.“经济困难”没有全国统一标准《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各地在制定经济困难标准时，既要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又要兼顾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各地经济困难标准至少要保证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公民能得到法律援助；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尽量降低门槛，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法律援助制度。这样规定，充分考虑到中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有利于各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使弱势群体在享有法律援助资源方面存在差别，实际上造成弱势群体之间新的相对不平等，从长远看，不利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和平相处，势必给未来中国社会新的矛盾和歧视埋下伏笔。
纵观《条例》所有条文，其内容十分丰富。之所以选择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述评，是因为笔者认为它们相对比较重要，但不是说其他问题不重要，只是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述及。
（二）立法完善在现代社会，法律援助的状况如何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程度，是检验一国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健全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国社会文明、法律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准绳。完善的立法是法律援助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于《条例》刚刚颁布，且其施行的效度较高、社会反响较好，笔者论及的重点不再局限于《条例》本身，而是着眼于构建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希冀其能真正成为中国弱势群体“遮风挡雨”的屏障。
1.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中国贫弱老百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是法治意识普及的最佳途径，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措施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应该限定在行政法规。笔者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坚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用最直接、最显明的语句将法律援助制度在根本法中固定下来。同时，从长远计，在《条例》施行一段时间后，在法律援助实践成熟的基础上，努力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范法律援助。这样有利于法律援助实践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颁布施行后，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好地发挥实际效用。
2.加强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出台之前，应当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做好《条例》的修改完善工作。司法部要及早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关于法律援助机构、经费管理使用、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等管理办法，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各地也要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就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尽快制定或修改地方性法规、规章、细则和办法，等等。
3.协调法律援助相关规定目前，与法律援助联系较为密切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国家赔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援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它们为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真正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这些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之间往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重复甚至矛盾之处。因此，有必要在未来几年内对它们进行拉网式整理，以使所有与法律援助有关的法律规定衔接起来。当然，笔者并不赞成就“法律援助”这一项内容特别加以修改，而是要在修改相关法律规定时必须重视此类条文的修订。
4.拓展法律援助国际法视野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理所当然，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要解决中国国内弱势群体对法律资源急切需求的难题，但也应该关注国际弱势人群的法律要求.在法律援助国际化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一定的步伐，加入了诸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公约，并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双边或多边协定或条约。但是，法律援助国际化并没有被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所特别重视。因此，必须加大法律援助国际法研究的力度，保障国家履行法律援助的国际义务，以使更多的弱者获得法律的帮助，从而推动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向更宽广的领域发展。
以上是笔者对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提出的一些粗浅建议，然而有了宏大的立法构想，没有具体的立法步骤，显得较为空洞。为此，笔者初步设想并建议，构建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可以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2004～2007年，在《条例》颁布施行5周年之际，全面制定法律援助相关规范，修改与法律援助有关的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使之逐步协调一致，初步健全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第二步，2007～2010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际，将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明确规定在宪法中，使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加强法律援助国际法的研究，使之渐趋走向国际化；第三步，2010～2013年，在《条例》颁布施行10周年之际，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最终完成成熟、健康、文明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立法体系的构建，并使之向纵深发展。
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述评与改革（一）实践述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大体上经历了自下而上、由自发到自觉、由社会推动到国家主导的过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至2003年底，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多万件，解答法律咨询600余万人次，有近97万人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福音，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入法律援助事业，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增添了人性化的关怀与温暖，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人权的良好形象。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呈现出良性的发展态势，前景十分美好，但仍有许多地方有待改进。这里，笔者侧重于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的不足之处进行述评。
1.法律援助宣传力度不够，部分公民综合素质不高在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农村、社区）。然而，一些地方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存在偏颇，针对基层的宣传较少，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不宣传，老百姓就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比较困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由于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与义务意识的淡薄、社会人际关系的缺少、心理上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他们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更不知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而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对法律援助认识模糊，积极性不高（1）对法律援助重视不够。法律援助应该是"上为政府排忧，下为百姓解难"的行政行为，然而一些人却认为法律援助工作可有可无，抱着“能搞则搞，不能搞就拉倒”的态度，形成"会上重要，会后次要，碰到实际困难不要"的观念，导致人员不到位，职能不发挥；也有人认为，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事，与自己无关，漠然视之，使法律援助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2）对法律援助缺乏热情。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对法律援助工作不热心，对来访者的态度冷淡，有的案子迫于舆论或领导的压力才不得不提供法律援助；有些地方的社会执业律师得不到必要的成本补贴，即使拿到一定量的补贴，也不能与他们的服务成正比，因此积极性受到挫伤。
（3）基层法律援助实施困难。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基本上是“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一些基层法律援助中心给人的印象是挂着牌子，却很少受理业务，即使受理，也仅是为了完成上面所规定的任务而已。
（4）人民法院系统对法律援助工作支持不力。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往往不同意当事人提出减免诉讼费或指定辩护的申请，在处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3.法律援助缺乏经费保障，办案质量不高经济困难的公民逐渐认识到可以通过法律援助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法律援助本身也亟待“援助”，经费短缺成为最棘手的问题，由此带来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
（1）经费来源存在“瓶颈”。目前我国财政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不足6分钱，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2年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投入的法律援助经费只能满足实际需求的1/10，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经费还不能得到稳定的财政支持，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县级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有待进一步落实。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自成立时起就没有经费，需要支出时，须向相关的司法行政部门打报告，再由司法行政部门向本级财政部门申请，如此往往要等几个月才能拿到少量资金，有时甚至一无所获；有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援助经费由当地的律师协会拨款，而律师协会的经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上缴的管理费，这实际上是律师事务所在搞法律援助；有的地方政府拨给相应的法律援助机构一定编制的人头费，但无办案经费；有的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既无编制也无拨款。
（2）办案质量不高。经费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有些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不增加经费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走过场，敷衍了事；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缺乏必要的工作资料，办案时只能靠东拼西凑。这样使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
4.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突出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法律援助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加上法律服务和运作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适应正在急剧转型和变化的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2002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受到援助的低于18万件，受援率不足1/4.我国加入wto之后，涉外法律事务猛然增多，全国法律援助队伍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特别是那些高层次的法律援助人才更是奇缺。此外，律师与法律需求不呈正相分布，客观上制约了法律援助需求的满足，也加剧了供求矛盾。
5.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混乱、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四无机构”，即无编制、无经费、无专职人员、无办公场所的法律援助机构。有的法律服务所（有偿）与法律援助机构（无偿）混设，且人员编制混杂；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还没有独立的办公地点，只是在律师管理部门增挂了一块“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有的法律援助机构设置“机关化”，人员进入把关不严，“福利性”、“照顾性”安置较多，将司法局里的一些干部安排到法律援助中心来，既不能办案，又不能管理。同时，目前全国法律援助人员的总体水平是业务素质偏低，知识储备单薄，学历参差不齐，没有实现职业化、专业化，严重影响到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开展。
6.法律援助工作机制不健全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运作程序、工作制度、管理体系以及援助人员工作量的确定和评估等缺乏科学的规定。如为民事、行政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诉讼费，为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等援助项目，均由法院管理，其余项目或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或由社团组织负责。而这些部门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管理机构或组织协调机构。特别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福利政策落实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队伍的稳定和整体功能的发挥。
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篇7
关键词：平等权；法律援助；司法公正
一
“凡为法律视为相同的人，都应当以法律所确定的方式来对待。”［1］法律必须具有一般性，并在其命令所及的范围内，必须对全体人民平等适用。法律不能只适用于个别人或个别客体。［2］卢梭的这一思想，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凝炼成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特权、专制统治的口号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将这一平等自由的思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1789年的《人权宣言》首先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二战后，平等权利法案、平等的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平等从原则的、抽象的规定具体为实际的平等权利，平等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平等权的产生是基于对人权的法律保护。人权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人应当享有或实际享有的权利，承认人权，尊重人权已成为人类的一种共同信念。按人权各项内容在人权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和价值可把人权分为基本人权和非基本人权。基本人权对公民来说是不可缺少，不可取代，不可转让的，具有一种内在稳定性和母体性，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集中体现了人权共同性的一面。基本人权价值不仅仅在于使人获得基本权利，更重要的是它在使人获得自我解放的目标和获得自我解放的手段中具有杠杆的地位，发挥着中枢作用，尊重和实现基本人权是人在政治、经济上和社会上获得解放成为独立性、自治性和权威性主体的必然要求。
平等权是基本人权的内容之一，“平等是社会的基础，要把平等作为社会的准则和理想。”［3］但平等的实现不是单纯地依靠立法的规定，而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执法活动和司法实践来实现公民对正义的追求，使平等成为人们生存的现实，这才是平等的价值所在。正是出于对平等权利的保护，欧洲中世纪为了让穷人不因无钱请律师帮助而得不到权利的保护,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些主持正义的律师机构派出自己的律师免费为穷人进行辩护，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利，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发展史上的最初萌芽。
二
法律援助制度也称法律救助制度，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它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领域中的实践。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法学理论上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
经济上的障碍。这在我国是妨碍司法公正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一个人在扣除了为维持自身生存和履行抚养、赡养等应尽责任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以及依法应交纳的各种合理税款之后，其可自由使用的资产低于一定水平，无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和诉讼费用，因而最终无法获得法律的保障。
权利和义务观念的淡薄。法治是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原则的治国方式。在一个法治国家，不仅应当具有科学、民主、完备的法律；而且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切实得到遵守与执行；同时社会全体成员还必须具有健全的权利和义务观念，这三者缺一不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使人们最大限度地获得解放与自由，使人过上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这就要求社会应当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确认并维护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而权利和义务观念正是人作为社会主体应当具有的对权利和义务的认知、主张和要求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沟通交流上的障碍。这主要是指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在司法活动中交流上的困难。对于外来移民或者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而言，由于在语言、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其所在的主流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再加上现代法律程序的繁琐复杂和专业术语的艰深难懂，即便处于主流社会的人也对之望而生畏。这便使得这些社会弱者在司法活动中产生交流沟通的困难，从而妨碍其基本权利的充分行使与保障。
法律服务资源的分布不平衡。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差异，以律师为主的法律服务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素质与数量上的不平衡性。越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的城市(尤其是商业区)，具有的法律服务资源在数量上就越多，而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贫困地区，社会成员的经济能力有限，法律关系及其纠纷少而简单，法律服务资源随之较少，律师锻炼的机会不多，业务水平也就相对较低。这种法律服务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方面存在的不平衡性，无疑会给社会弱者基本社会权利的行使与保障带来一定的制约作用。
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因素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
法律援助制度是支撑正当程序的基石，诉讼费用的援助消除了阻滞贫弱公民向法院起诉的障碍，使当事人地位实质平等得以实现。这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完善法律机制，扩大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覆盖面，促进社会追求的法律公正的实现，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了适应国际接轨和保障人权的需要，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应运而生。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法律援助条例》，从而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走向法制化轨道。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权利，践行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法律援助制度为社会弱势群体撑起了一片蓝天，让法律的光辉照耀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政府承诺为无力打官司的贫弱者“埋单”，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不但可以获得律师的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还可以获得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提供的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发展的结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具体体现。
第一、它体现了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法律对这些关系的调整也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随之，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也越来越广泛，相应的各种权益之争也空前增加，大量涉及公民各种权利的纷争需要采取非诉讼的或诉讼的形式解决。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第二、切实保障诉讼案件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也是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前提。请不起律师对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体现了国家从制度是切实保障诉讼案件当事人的人权，确保司法公正原则的实现。
第三、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了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86.
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篇8
关键词：指定辩护；消极辩护；原因；措施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4-0181-02
指定辩护制度是刑事辩护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的确立，使得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通过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得到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而盲、聋、哑等特殊犯罪主体未委托辩护律师的，则可通过强制辩护来保障其辩护权。但是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之中，由于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行使辩护职责，辩护效果并不理想。只有找到指定辩护律师消极的原因并寻求解决路径，指定辩护制度的价值才能得以真正发挥，宪法和法律赋予被告人的一系列权利如辩护权等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一、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辩护的原因
（一）指定辩护律师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缺乏保障
缺乏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是指定辩护律师在刑事法律援助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我国法律规定法律援助工作是法律援助机构的责任，但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也存在养家糊口的压力，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和积极性，敷衍了事，致使案件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在许多经济发达的法治国家和地区，政府（国家）的法律援助义务主要体现在为受援人代付律师费上，法律援助律师的费及有关开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全额或大部分负担。
另外，指定辩护律师在刑事法律援助过程中同样会遇到与一般辩护律师一样的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等问题。
（二）对指定辩护律师缺乏相应的评价标准和奖惩机制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28条规定：律师“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这仅仅规定了律师拒绝接受或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要给与相应的惩罚，对于如何评价辩护效果，辩护律师消极辩护时如何处罚、指定辩护律师取得良好辩护效果时如何奖励等问题并无相关立法。不难看出，现有法律只规定律师在拒绝辩护时如何处罚，但是缺乏对律师进入法律援助阶段的评价标准和奖惩机制。这一立法现状直接会导致很多律师被指派进行法律援助以后阳奉阴违，接受法律援助的案子只是为了避免处罚。至于如何辩护问题，由于缺乏立法，积极履行辩护职责，法律援助效果良好的不会有奖励；同样，消极辩护，不认真履行辩护职责的也不会有惩罚。这就直接促使律师消极辩护状态的形成。
（三）指定辩护律师介入诉讼晚，难以进行有效辩护
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援助的重要前提是，指定辩护律师必须对案件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尽早的接触被告人了解案情。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指定辩护律师最早也要在开庭前10天才可介入诉讼，因受时间的限制，他们根本无法进行充分有效的准备，很难真正完成其辩护任务，辩护的质量更是无从谈起。加之，当前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着的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正确辩护意见难这些问题在刑事法律援助过程中同样存在，直接打击了辩护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积极性。
（四）社会对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辩护的容忍
社会对律师消极辩护行为的过分容忍是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辩护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法庭之上，人们都有先入为主的通病，对自己固有的观念和偏见深信不疑。习惯戴着有色眼镜看被告人，认为被告人的话没有可信度，说再多都是狡辩，况且公诉方已掌握了足够充分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辩护方再辩下去也没多大的意义，因为改变不了什么。正因为如此，当辩护律师在法庭上面对公诉机关对当事人的任何指控都听之任之时，社会大众普遍会觉得那是情有可原的。而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他们总会认为指定辩护律师的法律援助行为是一种施舍，因此他们不会对辩护人有太多的要求，甚至认为消极辩护是法律援助者的权力。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的这种容忍，形成了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辩护的心理支持。
二、指定辩护律师消极辩护的应对对策
（一）确立指定辩护案件辩护效果的评价标准和奖惩机制
我国一方面通过法律强制规定律师必须接受法律援助案件，但在另一方又没有进一步确立对被指定的律师工作质量高低好坏的评价标准和与之相应的奖惩机制。上文已经指出这一立法现状的的弊端。那么，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律师在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的高与低呢？这就要看其具体的职责是什么，其是否真正按照职责标准去履行职责，是否真正努力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法第28条也规定：“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由此规定可知，辩护律师的主要职责就是为被告人提供实体上、程序上和其他方面的帮助。以上对一般辩护律师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因为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与承办一般有偿案件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评判指定辩护律师工作质量的高低也要从以上三个方法进行评价，考察指定辩护律师是否真正尽职尽责地从实体上、程序上和其他方面为被告人提了供法律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另外，评价结果只是一个标准，真正要实现限制指定辩护律师的消极辩护，还应当根据评价的结果对指定辩护律师进行合理的奖惩。在奖惩分明的体制之下，指定辩护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积极性必将提高。
（二）完善指定辩护律师权益保障体系
保护指定辩护律师的权益重在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第6条的规定可知，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和社会律师，而在司法实践中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这些律师与受援助当事人的关系同付费律师与一般当事人的关系一样，都是一种委托关系，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与承办一般有偿案件并无不同之处，只不过付费的主体和付费金额大小不同而已，前者的付费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而后者则为刑事被告方自己，且所得报酬的多少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或者说是没有可比性的。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致使案件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要使律师积极进行辩护，国家有必要加大专项法律援助费用的投入，从而保障被指定的律师的权益。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保证其提供法律帮助的质量。另外，同一般辩护律师相比，指定辩护律师具有介入诉讼的时间过晚，难以实现有效的辩护的特点。要真正实现指定辩护律师辩护的有效性，为其积极辩护提供支持，应当保证指定辩护律师尽早参与到诉讼之中。
（三）提高指定辩护律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养
指定辩护同其他普通辩护相比，其具有公益性，这就决定了作为一名指定辩护律师，除了尽职敬业，还需要具有一定的奉献精神。一个不具有奉献精神的律师在指定辩护的过程中必然因为所劳与所得不相称而心存不满，肯定谈不上积极有效的辩护。因此，加强指定辩护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对于促进指定辩护律师的积极辩护具有重要作用。另外，促进指定辩护律师的积极辩护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方面，倘若指定辩护律师具有了积极辩护的积极性，而其辩护能力低下，那其积极性也仅仅是一种热情，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所以，要实现指定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提高指定辩护律师的业务素养是实质要求。
（四）设立公辩律师
法律援助本是政府的职责，具体工作为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责。《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现实是，我国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这不难看出，主客已经颠倒了，法律援助名为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责，但却实际成了律师的职责。同时，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极少的通过法律强制规定律师法律必须接受法律援助案件的国家之一。我国《律师法》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刑事法律援助对律师而言应该是一种职业伦理要求，而在我国却成了一项法定义务。面对这一困境，不妨向某些西方国家借鉴一下设立专职的公辩律师的做法。所谓的公辩律师，是一种专门为特定的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由国家发给工资的律师。公辩律师与普通律师相比多了一重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即公辩律师除了具有一般律师所具备的的任职条件外，还须经历一场成为公辩律师的选拔考试。虽然公辩律师制度当前还只是一种设想，但若真的将其落实到实践中，将会大大改变我国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的现状，使法律援助工作真正成为政府的职责，而非个人的义务。同时，是否成为公辩律师是律师自己自由的选择结果，而提供法律援助又是其天然的职责所在，因此其没有理由再消极地去辩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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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篇9
（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国际准则标准与有效辩护
联合国文件《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关于有效辩护的规定：“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需要情况下均有权获得按犯罪性质指派给他的一名有经验和能力的律师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如果他无足够力量为此种服务支付费用，可不交费。”这是国际准则对获得律师帮助的要求。“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否受到了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四十八小时。”国际准则要求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上，要保障有辩护人的协助，对于辩护人有效履行职能的能力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即对于援助律师的主体资格要根据案件的性质确定，对律师的经验和能力的具备明确提出了要求。这是国际准则中对于有效辩护的基本规定，体现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就是法律援助中的辩护有效性的控制标准。根据我国学者的观点，有效辩护应当包含以下的几层含义：第一，作为诉讼一方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拥有一切应有的诉讼权利，被指控人有权选择为自己辩护的方式，可以自行辩护也可委托他人，在委托的时间上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主决定。第二，作为司法机关，应当对被指控人的权利予以有效保障，允许他委托辩护人或是为他指定辩护人，并且对指定的律师要求专业知识合格、态度端正并且能够胜任有效履行辩护义务[1]。这是对指定律师在专业以及经验等方面素质的要求，也就是必须有相应的辩护能力的律师才能担任，律师自身的条件必须适格。在辩护权的实现上，国家有义务保障辩护权在必要时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并且要求指定的律师有一定的法律专业技能和品德素养，保障辩护权的有效实现。这是从国家和援助律师的双重角度提出了要求。从有关国际准则和有效辩护的主流理论研究中可以看得出，对于指定辩护质量的控制可以从援助律师的个人专业知识、办案经验以及其他有效履行辩护职能的能力等几个方面考虑，也就是指定辩护律师的基本资格和职业能力的要求。法律本身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辩护律师的职业能力及经验丰富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案件的结果，因此，辩护律师的经验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刑事法律援助中辩护质量的控制方式研究
1.美国的“双向标准检验法”
在美国，律师帮助权是一项宪法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通过第六宪法修正案而创设的。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如果被指控人的辩护权遭受到侵害，可直接导致对宪法权利根本性的损害，可以得到相应的救济，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动议。美国通过1984年的史特里克兰诉华盛顿一案，①首次涉及了律师帮助权的效力的评价问题，法院通过一种消极的反例的形式加以确立，也就是“双向标准检验法”。“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辩护律师有以下行为，那么，其为被告人提供的帮助是无效的：（1）律师有瑕疵行为，没有有效地发挥作用。（2）律师所犯的严重错误对被告人造成了不利影响，且导致被告人无法获得公正审判。②对于相关情况，被告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被告必须合理证明如下事项：如果不是律师犯错，审判结果将会不同。也就是在律师正确适格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案件的结果会迥然不同。由于案件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官拥有独立的自由裁量权，想对此进行证明，对被告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一般情况下被告人列举出的律师错误，均不符合这个标准”[2]。虽然这个双向标准的检验为律师帮助权的质量控制提供了一种反例的标准，但是对于被指控者来说，这一检验标准在证明上十分困难。对于律师的“严重错误”不仅对于错误的程度进行了限定,而且要求要达到律师不称职的程度,也就是在律师称职的情况下，即使构成了“严重错误”也不符合第一个条件。如果说第一个条件还有可以证明的空间，那么关于第二个条件的证明就更加困难了，被告人要进行合理的证明在律师不犯错的情况下，结果迥然不同，这种情况的证明更是“微乎其微”了。因为该标准设置的实现难度较大，在可操作性上的差距，没有能真正发挥很好的控制功能。这种通过反例的形式作为特殊的指定标准，进而对律师帮助的质量进行控制，只有在严重“不称职”的情况下才得以发挥效用。由于标准设计极具模糊性，在实践中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并没有对援助辩护的质量起到根本性的控制。同时这种以特例的形式加以规定，也就是设定最低标准的要求，想要依靠这种方式实现对律师帮助的效力的控制是很难达到的。但是这种通过被告人的自身体会和意见的表达，产生的对援助律师辩护质量的评价机制是非常值得加以借鉴的。由于辩护下的审判结果直接关涉被告人的切身权利，加之整个庭审过程被告人的亲身经历，对于辩护过程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这种根据被告人意愿和辩护满意程度的方面进行评价的标准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法国的法律援助监督委员会
在法国，按照1991年《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法国设立全国法律援助委员会来监督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由省府所在地的大审法院院长主持，它的主要职责是：对当地法律援助的质量和效果进行具体评估；对当地法律援助情况进行深入调研，进一步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相关法律援助政策等[3]。法国是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来负责对法律援助的质量进行评估和调研，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成果，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国是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进行实效控制，一方面可以在整个国家的诉讼体系中进行实证分析，总结经验和成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实践运行状况的分析，为诉讼机制的改进提供可行的路径和丰富的资料。加之这种由上而下的组织形式，使整个机制的构建和运行实效性上都能得到相应的保障。这是通过类似的行政化的国家机构的司法行政化控制，实现对法律援助质量的控制，是一种国家角度的制度化控制机制。
3.我国指定辩护的质量控制
我国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指定辩护质量的监督，也没有设立相应指定辩护质量的具体标准。对于担任援助律师的资格仅仅限定在律师，也就是只要具有律师资格就能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不会受到执业时间以及相关执业经验的限制。对于提供辩护的效果没有设定相应否定的反例标准，不会因为辩护不利而受到法律规定的惩戒。对于律师的约束，往往来自于行业自治组织和行政司法机关的纪律惩戒，而这些惩戒更多的仅仅涉及关乎律师个人品行方面的评价，很少会涉及辩护帮助的效果方面。总的来说，我国指定辩护的质量控制，处在仅仅对于援助主体资格的限制，对于实践中辩护的效果缺乏动态的控制机制和客观的标准。
二、我国的指定辩护运行现状
（一）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的运行机制
根据原《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相关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可以分为酌定援助和法定援助两个方面。酌定援助是指对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师。法定援助则是指对于以下三类案件，①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应当为被告人指定法律援助律师。”[4]法院为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相应的费用由国家财政予以拨付，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当地政府制定的实际标准给予律师一定的经济补贴。这种补贴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给予法律援助律师的某种经济补偿，根据实践中资料的显示，比如，“北京的刑事辩护律师办一个刑事案件不过是500元的补偿，仅去看守所会见一次当事人往返车费就达到了270元左右。”[5]163而律师还要进行必要的辩护准备，会见、阅卷以及相关的调查取证都需要极大的精力和物力的实际投入。而律师是一种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工作职业，律师群体则是一种社会的自治组织，以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为生活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这样的情况下，援助律师只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缩减辩护的必要准备付出，这样缺乏充分准备的辩护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根据2004年司法部的《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出了“硬性指标”，即“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应当接受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办理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完成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确定的办案数量。”也就是每位从业律师必须每年完成相应数量的法律援助的案件，才符合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否则会受到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的处罚。这种司法管理部门的硬性指标，就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直接转嫁到了律师的身上。法律援助尤其是指定辩护的案件，当事人往往是性质比较严重的，在进行辩护的准备阶段所花费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会比较多，政府的补贴只能说是杯水车薪，在这种状况下，要保证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水平着实令人担忧。
（二）我国指定辩护质量控制面临的困境
1.在庭审中，指定辩护有着形式化的倾向
根据学者对我国刑事案件中辩护的研究发现，由于庭审方式的影响，证人出庭率普遍偏低，加之法官对于书面材料的过于重视，这种以查明事实为主导的审理方式，使得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功能作用的发挥严重受损，这种状况在法律援助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根据学者关于辩护律师的意见被法律采纳的实证研究和调查法发现，“在我国，根据实证调查，1997年至2002年上半年，北京市律师一共办理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2234件，其中法庭通知或建议不需要出庭只需提供书面意见的案件就有150件，占到总数的7％。另外，北京市律师接受法律援助的案件中，对是否出现审判程序简化、粗糙的情形做出评价，其中有17％的律师经常遇见法院轻视法律援助的情形。”[5]165法官对于援助律师的态度是比较排斥和不尊重的，并且援助辩护律师的意见往往只是以书面的形式提供，这本身就无法和出庭辩护相提并论，尤其是在对法官心证形成的影响上，效果极其有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法律援助中的辩护直接所呈现出的是形式化特征，没有从实质上发挥指定辩护维护特殊群体切身权益的功能。
2.我国指定辩护制度面临律师数量不足与资金缺乏的双重挑战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之中的社会转型时期，刑事案件的数量也在呈几何式地增长。在刑事诉讼领域，我国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出提高诉讼效率的程序。随着人权和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要求提供法律援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愈来愈多。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把应当提供指定辩护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应当指定辩护的范围的扩大，从客观上对于法律援助的需求数量也起到了刺激的作用。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我国仅有律师21.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16‰。而在2001年的数据统计中，律师的比例在美国达到了30‰，英国也有15‰，巴西为20‰，阿根廷为12‰[6]。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律师数量的严重不足。我国律师群体确实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但却远远赶不上现实中广大民众对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随着法学教育的不断深入和国家的统一司法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实行，客观上使广大律师的整体素质有了一个准入的有效控制机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于律师准入门槛的限制，在一定层面上来讲减缓了律师群体的增速。这种律师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加之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律师的较为集中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律师则相对稀缺，必然加剧案件数量大和援助律师的数量不足之间的矛盾。“在我国，来自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七十万件，而实际得到援助的不足1/4。”[5]163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据介绍，目前国家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不足6分钱，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7]除了国家的财政拨款，其他途径的援助经费也是杯水车薪，据2000年统计，全国各省、区、市社会捐款有57.8万元，律师行业捐助184.73万元，分别占本年度经费的3%和8.7%[8]。即使在当前，法律援助数量不足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块短板。
3.律师面临较大的职业风险
在我国的传统思想上，将律师定义为“诉棍”，往往认为律师是在为坏人开脱罪责，替坏人说话。随着法治的进步，这种观念虽然有所转变，但是在法律的规定上仍然有着这方面思想的残余，受到了歧视待遇。“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几年里,有百余名律师因从事刑事业务而锒铛入狱、蒙冤受屈,罪名大多与证据有关,事后又证明大部分人是被冤枉的。”[9]这主要是依据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做证罪来进行定罪。这一法律条文在有相关的规定的情况下，将律师单独列出，设置特定的罪名。“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走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走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这是律师心中反复吟诵的诗[5]201。于是来自于这种刑事责任的威慑，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的积极性大大受挫，很多刑事律师往往只就从司法机关获得的案卷材料中的具体内容进行辩护准备，而不会再就其他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进行调查取证。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律师的辩护质量严重下滑，律师的辩护热情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打压。
4.指定辩护制度缺乏质量控制机制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更多地关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律师帮助，而对于帮助的效果缺乏相应的关注和评价机制，更没有相应的指定辩护质量的监督部门进行监督，外在的监督制约机制极度缺乏。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的是自律，也就是律师个人法律素养和觉悟，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形成更深层次的困境。对于指定辩护的效果缺少客观的评价标准和惩戒机制，作为受辩护质量直接影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缺乏相应的救济手段，而且客观标准的缺失，很难将此作为申请再审或者进行申诉的充分理由，这就在实际上造成了法律面前无法平等的尴尬局面，这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刑事法学理论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5.指定辩护缺少配套的律师制度
2012年修改之前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我国的指定辩护只能适用于审判阶段，也就是在案件侦查终结、审查之后，援助律师才能够得以介入到刑事诉讼中去，介入的时间往往会错过了调查取证的最佳时机。辩护材料的缺乏使再好的律师也得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援助律师很难就辩护意见做好充分的准备。于是指定的援助律师走过场似的无力辩护，严重地损害了被告人的相关诉讼权利。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将援助律师指派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这个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相对的缓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国当前缺乏配套的律师制度，司法机关和律师的援助缺乏及时有效的直接衔接环节，没有设立类似的值班律师制度，也就是由律师在相关的司法机关轮流值班，待有援助的需要，直接接受委派参与到其中，也就是有需要的案件能够及时有效地实现援助律师的介入和帮助。从相关的国际准则中可以看出，担任法律援助的律师在专业知识、执业经验和有效履行辩护职能方面都有着明确的要求。也就是对于开展援助的律师设定了更高的职业素质标准以达到对可能缺乏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目的。我国的律师制度也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以完善。现在除通过全国的统一司法考试加以控制这一硬性要求外，在援助律师的标准上并没有其他特别的规定。律师群体的管理主要是由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自治组织进行，主要是以行业惩戒的形式进行职业纪律方面的控制，显然这远远不能达到法律援助的刚性需求，配套的律师制度亟待完善。
三、建立我国指定辩护质量的控制机制
（一）建立指定辩护的统一客观的标准，在法律框架内统一适用
建立我国指定辩护质量的控制机制，从根上来说就是要为辩护提供一个统一客观的衡量标准。美国以反例形式建立的“双重评价标准”，在实践中的效果欠佳，更多的是为体现国家对援助质量控制的关注，“‘在伊利诺伊州，在从1987到2000年的13年中，竟有14名死刑犯发现是被错误定罪并判处死刑的’一项跟踪调查显示，当年为这些死刑犯辩护的律师大多为政府指定的免费律师。在这些律师当中，竟然有人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地方律师协会的纪律处分或被剥夺律师资格。”[10]371这种反例的控制机制在法律援助质量的控制中作用的发挥十分有限。要根据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和实际的庭审方式来构建客观明确的质量控制标准，依据案件的具体性质来确定担任指定辩护的律师资格。可以从执业的主要方向、执业的年限、年均执业数量等方面设立具体的标准化细则；在关涉辩护质量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上，设立具体的案件标准；在辩护意见上，设立相关说理性的标准；在辩护的内容上，要求就实体辩护和程序性辩护共同进行。这样不仅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质地获得有效的辩护，也可以提高律师自身职业素质。辩护质量的控制需要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合才能实现，因此，需要参考国际准则中关于有效辩护的标准要求，内化为符合我国实践的具体规则。建立指定辩护的统一客观标准，是解决法律援助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
（二）设立值班律师制度
值班律师，是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援助的律师，轮流在司法机关值班，免费为有需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值班律师的费用由国家承担，国家统一建立值班律师队伍。在我国的诉讼体制和律师制度框架内，没有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之分，具备律师执业资格即可从事包括庭审在内的相关业务。值班律师制度一方面可以对有需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也可以对司法机关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可能进入之后司法程序的嫌疑人、被告人在第一时间了解案件情况，进行相关的活动，为辩护做好准备。这是为法律帮助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有效衔接的一项法律制度，在保障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上，将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加强对援助律师的资格控制和责任心的教育
根据有效辩护的要求，援助律师不仅应当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具备从业经验以及有效履行辩护职责的其他能力。能够适当提高担任援助律师的标准，比如在从业年限、从事案件的数量和办案的性质方面进行考虑。外在的行业自治组织即律师协会可以加强相关方面的规定，通过纪律惩戒机制对援助律师的行为进行规制。指定辩护中接受指派的律师的责任心也是十分重要的，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援助案件的收入和律师自己职业获得的收益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来源于外部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就比较小，很难激发起他们的辩护热情。因此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对律师群体职业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心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从主观思想上进行激励，提供接受指派时辩护的责任心，如果条件允许适当提高法律援助案件律师补助的标准，从而提高指定辩护的质量。
（四）建立指定辩护质量监督评估机构，适当考虑被告人的意见
设立全国的指定辩护质量的评估机构，机构负责对指定辩护质量的监督、评估，同时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进行实践经验的总结，制定指定辩护质量的控制规则。根据我国的国情可以在各省分别设立相应的机构，由各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关标准的评定，加强对具体法律援助情况的评估和监督。为了便于管理和实施，机构可以在我国的现有条件下，由司法行政机关设立。再以原有的司法机关和行业协会的惩戒机制作为辅助手段，增强约束效力。指定辩护的质量是跟被告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被告人对援助律师的评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辩护的质量好坏。将被告人的评价作为质量的一项评价机制，也可以作为一项监督机制，对援助律师的辩护进行外在的制约。
（五）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解决指定辩护律师的后顾之忧
法律援助的经费由国家财政拨付，财政拨付的有限性使得接受指定的律师在相关的诉讼活动中入不敷出。虽然有着行业捐助和社会捐助的渠道，但是数额有限，使得援助律师的收入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善。这一问题在美国表现尤为突出，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定了较大范围的法律援助对象，也是只要可能判处监禁刑就可申请获得援助。政府支付的律师费一般为每小时40美元至80美元。不仅如此，政府还设定了所能支付律师费的最高限额。律师如花费时间太多,超过了最高付费标准,政府即不再向他支付律师费[10]267。于是世界各国在法律援助的费用问题上进行探索，值得借鉴比如所谓转移支付制度，是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一个措施，意思是中央与地方在原有资金的分配比例上，地方多交一部分，这部分不归中央，但由中央将它投入到全国平均收入水平以下的地区[11]。日本在转移支付方面仅1995年一年转移支付的费用就达6.15964959亿日元，约占法律援助费用总额的29.89%。我国可以也应该借鉴这种方式，发挥我国的司法行政机构的组织形式的特有优势，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合理布局和调配，解决资金有限的困境。
（六）援助辩护文书材料的归档，专门的审核机制
法律援助的意义和价值篇10
主题词：社区法律援助发展思考
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以来，很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众通过这项制度受益，实现了法律赋予的权益。但也应看到，这项制度还很不完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的法律地位及其重要意义还没有得到重视，法律援助还没有真正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法律援助的现有资源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等等。法律援助是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正审判”的一项重要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以国家法制的相对完备和律师制度的存在、发展为前提的。迄今，该制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已经逐渐从律师的个人实施的小范围的道义行为或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发展成为国家对公民的责任，成为国家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得以平等实现的应尽义务，从而成为现代法制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由民间行为到政府行为的发展特点，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自始至终主要是在政府的倡导和主持下进行的，具有自上而下的发展特点。其在建立之初，就确定了以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为主体，以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为主力军的发展框架。但同时，考虑到社会对法律援助的巨大需求与国家法律援助工作者所能提供的援助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国家在积极设立国家法律援助机构，以司法行政系统的法律援助作为主力军的同时，也在努力调动社会力量，提出应当鼓励社会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积极支持和协助各级妇联、工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团体，以及大学的法律院系组建法律援助机构，通过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补充来缓解法律援助资金不足、人员短缺等困难，从而形成了以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民间公益组织为补充的中国法律援助模式。在越城区，社区法律援助组织正在俏俏兴起，继去年罗门社区法律咨询站、偏门社区法律服务中心成立，今年又相继成立了越都社区法律援助站、水沟营社区法律咨询站，北海街道所有社区都建立了法律咨询站，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俏俏兴起不是偶然的，说到底是nGo和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没有一个国家仅仅靠政府能够完全满足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法律援助还需要有一些民间组织的力量参与。
一、社区法律援助组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障碍
虽然社区法律援助组织采取了许多灵活的方法，使之得以顺利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发展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缺少生存与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宽松的社会环境。
1．认识方面的限制。
社会认识，首先是官方认识，对社区法律援助组织怎么看、怎么对待其发展。中国文化具有单一而非多元的特点，社会习惯了单一的组织类型和单一的运作方式。在传统的“一元化”领导模式下形成了这样根深蒂固的观点：民间就是非政府，非政府就是无组织、无政府状态，是无束缚、自由自在。要改变这种观念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目前民间组织还无法取得社会的充分理解，也难以得到官方的密切配合，因此社区法律援助组织遇到的首要障碍来自于人们认识上的限制，或者说在思想观念上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来接纳社区法律援助组织。
2．社会保障方面的限制。
作为非官方组织，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缺少相关社会机制的保障。一个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强有力支持。支持是基于对这些新型民间组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充分肯定，缺少正确的认识，自然就缺少有力的法律保障。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法律地位、职能、作用、管理、资金来源以及对从事公益事业必要的激励机制等均需要政策和法律加以明确，这样才会有得以生存和良性发展的土壤。社区法律援助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感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大，受限制多，运作时有不畅，如组织存在的合法性都得不到解决，没有一个审批或登记的部门，缺乏强有力的对民间组织的法律保障措施。
3．资金方面的限制。
民间组织普遍存在着资金来源匮乏的困境，社区法律援助组织也不例外。除相关政策的保障，国家的另一种保障应是资金的支持。但目前中国民间组织还无法从国家获得必要的物质支持，也难以像国外民间组织一样从社会上募集资金。这主要是受制于中国比较落后的经济条件，同时也受制于对民间组织的认识和态度。资金渠道不畅，因此机构的稳定性和长久性缺乏保障。
4．人员方面的限制。
法律援助供求矛盾突出，而资金匮乏导致缺少必要的福利保障，这又必然导致援助工作人员的匮乏与不稳定。目前，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缺乏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是普遍问题之一，社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主要依靠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原因是中国社会尚没有为专业从事公益事业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提供生活保障（公职律师除外），此种情况再加上使人望而生畏的工作压力，显然无法苛求工作人员仅仅靠心理上的奖赏而得到满足，毕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是每个个体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关系到当今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目前中国新的社会变革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理想与现实、奉献与索取之间的冲突非常尖锐，公益意识的提高也受到现实状况的影响。同时法律援助组织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资金短缺、缺乏政府资金支持、人员不稳定、缺乏相关制度的保障等，因为这些因素的制约，工作还不能充分展开，影响力还远不够大。
缺乏对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的激励机制和法律制度的保障。作为本无根基的社区法律援助组织，其地位、职能、社会支持系统等都需要国家法律和政策给予保障，否则会使这项艰难的事业更加艰难。法律援助工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人力、资金等方面的困难，都与国家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有关。
二、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发展前景
（一）什么是nGo
nGo是英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的简称，字面意思是“非政府组织”，也就是民间组织。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Lesterm.Salamon教授主持的研究项目“Cnp”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对非政府公共部门开展比较研究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1990～1994年，他们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埃及、日本、泰国、印度、巴西、加纳登12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1995～1999年Cnp在总结和充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调查范围扩大到41个国家。Cnp第一阶段的成果主要反映在Salamon和HelmutK.anheier主编的《崛起的部门》（1994）一书中，第二阶段的成果主要反映在Salamon、anheier和其他四人共同主编的《全球公民社会》（1999）一书中。的成果，我们得知，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一个由npo或nGo组成的庞大的非政府公共部门，这个部门的平均规模大约是：占各国GDp的46%，占非农就业人口的5%，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相当于政府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当然，非政府公共部门在不同国家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这个部门中各个不同领域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Gnp项目所给出的关于非政府公共部门的界定包括7个基本属性，根据塞拉蒙教授的定义，这个界定在后来的项目实施中形成了更为确定的内涵，它被认为是关于nGo的权威性定义，据称联合国将探讨在统计体系中采纳Cnp项目提供的关于nGo的定义、分类及其体系。这里所列的7个属性及其定义为该项目在第一次调查（1990～1994年）中使用。参见Salamon1994。一般将具有如下7个属性的组织称为nGo或npo（Salamonon1994/1996:20-25）。这7个属性分别是：
1．组织性，指有正式的组织机构，有成文的章程、制度，有固定的工作人员等；
2．民间性，又称非政府性，不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也不隶属于政府或受其支配；
3．非营利性，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进行分红或利润分配；
4．自治性，指有独立的决策和行使能力，能够进行自我管理；
5．志愿性，指成员的参加特别是资源的集中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完全自愿的，组织活动中有一定比例的志愿者参加；
6．非政治性，指不是政党组织，不参加竞选等政治活动；
7．非宗教性，指不是宗教组织，不开展传教、礼拜等宗教活动。
社区法律援助组织基本符合上述7大属性，应该属于nGo组织。
塞拉蒙教授认为：非政府公共部门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表明，一个由npo或nGo所发动的全球性的“社会团体革命”（globalrevolution）方兴未艾，它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20世纪所具有的意义一样重大（1994∶4-5）。整个国际社会的nGo都在蓬勃发展，中国的nGo也在悄悄兴起，这是社区法律援助组织发展的有利外在环境。
（二）nGo为什么会蓬勃兴起？它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塞拉蒙指出：“四场危机和两次革命性变革导致了国家地位的衰落，并为有组织的支援行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所谓“四场危机”是指“福利国家制度危机、发展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两次革命性变革”是指“发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伟大的通讯革命”和“发生于六七十年代的由市民革命带来的全球经济的发展”。［美］莱斯特·塞拉蒙著：《第三域的兴起》；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塞拉蒙讲的是资本主义世界nGo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有着独特的国情，似乎没有那么复杂的危机和革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国家一元的权力模式也悄悄地向着“市民社会——经济——国家”三元模式转变。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确立了“国家——社会”二元模式，但他的市民社会也分为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哈贝马斯则把“市民社会”分解为“生活世界”和“经济”或“公共领域”和“经济”两个组成部分，建立起了一种三元模式；柯亨和阿拉托则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建立起“市民社会——经济——国家”三元模式；塞拉蒙则用“政府部门——盈利部门——非盈利部门”的三元模式来描述当代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他还深刻地指出市场和政府的内在局限性构成了“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如中国学者康晓光指出的那样，社会结构变迁的实质是“权力多极化”，而“权力多极化”的实质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从政治领域的统治下逐步获得“解放”的过程。康晓光著：《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59页。中国需要市民社会，需要nGo的蓬勃发展。这是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的。
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有效地填补政府功能的空白。例如：
1．证明政府的合法性。哈贝马斯指出，政府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是justification而不是legality——不能由它自己单方面宣布，而只能由市民社会赋予，由社会成员认同。［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制约政府权力。麦迪逊理论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协调西方社会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即多数统治原则与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以防止受多数人暴政的侵害的理论，根本原因在于他过于夸大了政府内部分权制衡对于制约政府权力的作用，而忽视了政府之外的市场和市民社会才是制约政府的最强大的力量。社团或者说非政府组织正是市民社会里的这样一支主力军。他们对一定范围内的活动、问题和困难有着共同的态度，为了共同的志趣走到一起，通过合作活动和压力活动促使政府重视少数人的利益，从而有力地制约了政府的权力。甚至有学者将非政府组织活动的频繁程度和质量高低作为比较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标准，S·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这是不无道理的。
3．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化，众多的附层和利益集团应运而生了。单一的政府无论如何也无法满足如此数量繁多而又彼此冲突的局部性需要，而市民社会则是多元化社会的基础。广泛存在的非政府组织满足了各自所代表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支持了社会的自由多元化价值。
4．培养公民民主的生活方式。政府除了通过公共教育向公民灌输民主的理念之外，并不能保证公民按照民主的方式去生活。正如柯亨和阿拉托所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才是公民学的大学校。它使得民主从一种理念或政治体制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
托克维尔曾经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美国的公民自治。他说：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他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孩子们在学校里游戏时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这种精神也重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时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假如是事关庆祝活动，则自动组织活动小组，以使节日增辉和活动有条不紊。而且，还有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比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在美国，为促进公安、商业、工业和宗教，也建有组织。人们的愿望一定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体的自由活动得到满足。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3～214页。在自治过程中，“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有限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而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只有依靠革命来实现。他们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了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的义务的性质和权利范围终于形成明确的和切合实际的概念。”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6页。
以上是从非政府组织的角度考察社区法律援助组织发展的广阔前景，应该说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发展对越城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是一项前卫的事业。
（三）、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生存价值和意义
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探索越城区法律援助的发展模式及法律援助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在政府主导型的法律援助体系中，社区等社会组织力量的发挥有着广阔的天地，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发展为人们带来了这样的思路：
（1）社区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不仅必要，而且大有可为。按照中国传统的认识，法律援助是一种政府行为。但事实上，各国经验都表明：缺少财政的支持，法律援助这座大厦很难支撑起来。中国国情决定了政府法律援助力量远不能满足民间对法律援助的强烈需求，而社区组织社会性强，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筹集资金，尤其是易于取得慈善团体和其他机构援助的机会；同时其参与能在人力、财力、工作领域、工作方式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弥补政府法律援助力量的不足
（2）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设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社区可以发动一批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热情、正直、敢做敢为、舍利取义，他们参与到法律援助中，是一支十分活跃的法律援助队伍，将会从人力资源上有效解决法律援助需求与供给间的巨大矛盾。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制约和注重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目前社会上自发自愿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很少，法律援助志愿者有着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维护法律正义的精神。而且通过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帮助，及时解决案件，能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三、建立健全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几点思考
借鉴国外有关经验和外地经验，结合越城区实际，笔者认为建立健全我区
社区法律援助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大力扶持、鼓励开展社区法律援助工作。
采取官办和民办双轨共同发展的办法。二者应该是同时并存、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官办法律援助机构对社区法律援助组织起指导、监督、协调的作用，社区法律援助组织对前者起拾遗补漏的辅助作用。现代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行为”，但其不等于国家包办。“国家行为”的应有之义应该是在国家的指导和监督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允许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方式的存在。这实际上也是由我国具体国情决定的。一个国家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需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比较发达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少的贫困人口；二是律师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从事社会公益性法律服务的律师队伍达到一定的规模；三是相对完备的法律援助的立法和福利制度。虽然我国近年来律师队伍逐渐壮大，但还没有完全具备以上条件，在此情况下只能采取适合国情的法律援助模式。目前各国法律援助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律援助主要依靠受政府资助的独立的私人团体来操作，各种私人基金乃至律师个人在这种体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发达国家多采用此种模式。另外一种模式是东欧一些福利国家所采取的法律援助体制。此种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将法律援助纳入国家的福利制度之中，由国家统一实施。这种模式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原则得到充分体现。根据我国国情，这两种模式都不合适，无论使法律援助单独成为一种政府行为或者社会行为都不现实。在此情况下，我国应该采取官方和民间双轨发展的模式。
2、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发展。
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发展对于法律援助事业在我区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越城区是以社区为主的基层组织体系构成的区域，随着城中村改造的深入，社区的面越来越广，进一步发挥社区法律援助组织的作用，除了要完善有关社会保障体系，激励更多的法律援助志愿者投入到社区法律援助工作中来，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