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价值篇1
论文摘要：近代实验科学通过数学化而使自然界祛魅，致使自然界可为人类所操控，人类福利因此而得到改善，但科学却愈来愈丧失对人类价值的关怀，且颇为悼谬的是神化科学的现象不断出现。因而整个20世纪西方思想界针对科学的批评也层出不穷，科学知识社会学则独辟蹊径，通过对科学活动的内部考察，得出了一系列新颖的结论。这些结论具有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特征，因而也受到激烈批判，但在社会学意义上，却实现了对科学之祛魅，为我们更为理性地考察科学活动本身提供了思路。
对于技术而言，对其有价值的是科学发现本身，而并非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是如何工作的，因为技术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故我们受技术主导的思维对后一问题并不感兴趣。即使感兴趣的话，也不过聚集于关于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方面，而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则非要把我们的视线瞥向这一看来奇怪的问题。其用意何在?通过对其思想背景的考察与对其理论的剖析，可以知道其宗旨乃在于祛科学之魅，以反身性的原则追问科学活动本身。
1.科学对自然的祛魅及当代遭遇
祛魅成为当代思想的热门话题，要归功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等思想家的洞见。马克思曾经断言了资本对现代世界的祛魅，韦伯也曾尝言现代文明的演进同时也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韦伯主要在社会学意义上分析了文明的祛魅过程，在他看来世界的祛魅过程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引起: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的祛魅。而对自然是如何被祛魅的解答，最深入的莫过于胡塞尔的分析。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自然之魅是如何被解除的”得到了深刻的解答。
由伽利略开创的实验科学实现了自然的数学化。在数学化过程中，自然界中纷繁复杂的对象被化归为量的差异。伽利略认为宇宙是一本用数学来书写的大书，洞悉其中的奥秘，既不能靠神秘的体验也不能靠浪漫的想象，只能诉诸观察实验与推理计算。这就使得依靠体验与想象去把握自然的思路受到阻滞，而综观东西方文化，天或者宇宙的神秘性，都是文学艺术等创造活动的源泉，以及在前现代还是道德及法律的立足点，是维系人类精神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根本。伽利略开创了探究世界的经验科学方式，其结果使得自然的神秘性不断褪去。
把自然数学化获得了关于自然物的真理，科学进而经由指导经验观察与技术上的成功，而受到了人类的普遍赞叹。天文学家在用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分析天王星运动时，发现单用太阳和其它行星对它的引力作用，并不能圆满地作出解释。当时推测在天王星轨道外可能还有一颗尚未发现的行星。1846年，德国科学家加勒在按万有引力定律计算的轨道位置附近，发现了“海王星”，和计算的位置只差1度。这一标志性事件经常被视为科学成功的经典座标。
作为这种化归的产物，人们渐渐形成一种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科学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其目的就在于不断地把主观性从人类认识中不断清除掉，甚至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清理掉，而代之以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人们对自然的崇拜转向了对科学的崇拜，因为科学显示了人类认识自然的空前胜利，如果人能理性地认识自身，要将全面地改造人类本身。由此一来，科学便成了救世主，而这一点也正是启蒙的期望。然而，洗去自然神秘性的科学活动本身，对大众来说又成为神秘的领地。事实上，科学对于人类精神非但没有带来大的改观，甚至回避了人类的精神性，而且又重新成为神秘的领域，当然也就成为20世纪各种文化思潮普遍批评的对象。
对科学的批评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界的重要倾向。现象学存在主义流派的对科学的文化批评中，胡塞尔甚至责难，科学对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不管不问。胡塞尔讲道:“关于人的生存到底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单纯关于物体的科学显然什么也不能说，它甚至不考虑一切主观的东西”m。作为与科学活动保持密切联系的科学哲学内部，也不断地把科学活动置于批评的立场。如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工作。科学知识社会(ssk)则独辟蹊径，从事对科学知识生产活动本身进行观察与解剖的工作，从而试图揭示科学家科研活动的神秘面纱，因而成为一支对科学批评最为尖锐的理论劲旅。
2,ssk的强纲领及其经验研究—对科学的“祛魅”
2.1‘理论上祛科学之蚁’
为了从理论上祛科学之魅，还科学以其世俗面目，以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从对科学的崇拜中释放出来。ssk提出了对科学活动及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理论纲领，这一纲领以所谓“强纲领”著称于社会学与科学史、科学哲学界，它是由其核心人物布鲁尔和巴恩斯提出的。布鲁尔在(维特根斯坦与曼海姆的数学社会学》(1973)一文和(知识及社会意象)(1976)一书中，巴恩斯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1974)一书中，先后阐述了对科学活动与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四条原则。第一是因果性，指能够导致某种信念或者知识的所有条件都应当视为该知识形成的原因，因而都应该客观地加以分析。第二是公正性，指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无偏见地加以对待。这些相悖的方面都要得到解释。第三是对称性，指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第四是反身性，指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在强纲领的指引下，ssk迅速形成了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调查和科学话语与文本分析、科学编史学研究等许多有影响的经验研究领域，实验室调查是这种经验研究的代表。要揭开科学的神秘面纱，揭示真理产生的具体情境，最好的方式就是对当代正在进行着自然科学活动的实验室进行调查，这种调查在ssk看来，是最富有说服力的。
2.2“以经验研究揭科学之面纱”
自然科学的价值篇2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自然科学的价值篇3
【关键词】科技；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整合
科技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但科技远非是完美的，它所造成的危害还是不容小觑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世界公害”，已经让科技的负效应露出了冰山一角，而随着科技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各种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从全球变暖、土壤沙化等生态问题到道德缺失、功利拜金等社会问题，从深层次说，其实是科技对于工具理性的助长和价值理性的削弱。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人的行为时提出来的，韦伯将数学形式等自然科学范畴所具有的量化与预测等理性计算的手段，用于检测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自身的行为及后果是否合理的过程，叫做“工具理性”[1]。价值理性则是人“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其它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2]。科技对于工具理性的助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类固有的工具理性思维使科技成为社会发展中主要载体；另一个是科技使人更多关注科技、依赖科技，而次于关注如何运用科技以及运用科技对人与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科技对于客观自然的改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却也使人类在对利益的追求中，维系人类社会几千年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模式土崩瓦解。在利益的面前，人类变得浮躁，价值理性的缺失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科技的本质其实就是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但工具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的意识。而如果人对于这种影响茫然不知，不去反思，其结果便是作为工具的科技最终将会奴役其主人，人类最终将沦为工具。这样的结果是十分可怕的，因此如何利用科技这件工具，重新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对科技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关系的再认识
对待科技与人的关系问题，要用辩证眼光而不是形而上学思想。科技不能不重视人；人也不能否定科技。科技的研发和使用要坚持事实与价值的综合辨证的关系：既关注科技的工具性，更要关注其价值性；要在工具判断的基础上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始终坚持价值理性统帅工具理性；以研究者的主体性为基础，以为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情境当中来实现价值与工具的统一[3]。
科技对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作用问题，实质上是从科学外部来反思科学的本质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这对于理解自然科学的本质及反思世界的图像是很有意义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结合，在实践中关注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与科技健康发展的互动关系和实践策略，是今后发展的大势所趋。
二、利用科学技术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人类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人类、社会和自然所构成的完整的系统才是真正的世界本体。实现工具理性与人文的整合就要在整体原则的指导下，充分认识到人类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和科技的工具性。人的价值只有在人类、社会和自然构成的体系的和谐发展中才能得以真正地实现，因此应该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尺度，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科技的价值基准。
（二）相互性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要充分认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主体作用与客体，人作为创造者，以自己的活动改造自然，使自然获得社会历史尺度。另一方面，客体作用于主体，主体在客体的制约中，学习自然界的知识并改造自然界。科技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如同人一样，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单独存在。科技与自然相互作用，期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三）价值性原则。自然界是一个系统，人类与社会在原则上都属于自然系统。在生态反馈系统中，需要维持或趋向一种平衡状态。因此，充分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体系中个部位具有的自身存在合理性及价值内涵，是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当代性视角。科技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人类对这种价值认识的媒介，是不可替代的。
三、利用科学技术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途径
（一）构建科技以人为本的功能。在工具理性主导科技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人“摈除一切价值乃至一切理性成分，彻底下降到只有、感觉、物质”[4]，科技也完全被定位成获取物质资料的手段。要改变这种思想，就必须以人为本，提倡科技的人文精神。在崇尚、尊重科学，积极研究开发利用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应重视满足人的需要，追求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使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和人价值的实现相一致，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相协调。
（二）构建科技的协同功能。在以工具理性为霸权的科技体制下，科学技术因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而从社会系统独立起来。但是这种独立与分离也不是完全纯粹意义上的独立与分离，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技术要在社会中发挥其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需要一个相对于社会需求而言的滞后空间。当前我们不断强调的加强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向经济经济成果转化的话语就是基于此。以价值理性为要求，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自然、社会、人的发展有机地协同起来，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核心，以保护自然要求为条件，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导向，促进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整合。
（三）构建科技的发展功能。科学技术本应以促进社会发展为本质要求，但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科技的发明与运用，却是以满足日益膨胀的欲望为动机的，是以占有他人的财富为条件的，是以获取更多的社会消费为目的的。随着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我们必须扭转这种以牺牲自然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定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很好地体现了科技价值理性的回归，使人超越“物”的蒙蔽，走向依靠通过“人”自身的能力、并且为“人”的能力地充分正确发挥而实现人自身价值的全面自由发展历史新阶段奠定了现实基础。所以，以价值理性为导向，以科技的可持续发展功能为要求，促进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整合。
（四）构建科技的实践功能。价值理性是基于工具理性存在的存在，因此彰现价值理性，并不是否定工具理性，而是以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状态为目标的。在实现价值理性目标的诉求中，没有工具理性是万万不能的，其原因就在于工具理性强大的社会实践能力[5]。虽然表面上这种社会实践方向是价值中立的，但掌握这种社会实践能力的主体的人却是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对价值理性的追求，融入到生活和社会中，而“这种追求表现着人类对于自己所从来的外在自然和自己的内在自然的自觉超越，使人的感性生活具有日益丰富而高级的文化品位，从而把人与自然区别开来；这种自觉超越同时又意味着人能够以自身的尺度去从事自由的创造活动，不断地从精神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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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价值篇4
关键词：自然资源；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
一、自然资源的概念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形成，为天然产物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创造了条件，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物质是“资财的源泉”，从而形成自然资源的概念。
《辞海》把自然资源的定义为：天然存在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土壤、矿藏、水利、生物、气候、海洋等资源，是生产的原料来源，也称之为“资财之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给自然资源的定义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大英百科全书》把自然资源定义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物及生成这些成分的源泉的环境和功能。于光远把自然资源定义为：自然界天然存在、未经人类加工的资源，如土地、水、生物、能量和矿物等。
基于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的差别，自然资源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自然界里对人类有用的一切物质和能量。自然环境中与人类社会发展有关的，能被利用来产生使用价值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自然诸要素的总称。自然资源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一种价值判断，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以人类利用为标准的。
狭义自然资源则指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实体性资源，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或生态价值，并能提高人们当前或可预见未来生存质量的天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总和。其关键与核心在于“能够产生价值”。
二、自然资源价值的特殊规定性
价值理论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都与价值理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目前，在价值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认识：一是认为价值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是由人类的主观意识来决定的。另一是认为价值一种超现实的规范或理想，事物有无价值在于观念体系的逻辑规定。根据自然资源的不同分类，抽象出其本身的特点，对自然资源的价值可以列出如下的特殊性：
1、自然资源价值具有延展性和时间性。自然资源价值的延展性体现在自然资源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不断发展和完善对自然资源的认识，由完全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取向，逐渐拓展到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等方面。
自然资源价值的时间性，包括自然资源用途的时间变化，以及自然资源未来的发展在价值上的体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需求增加，使得单位自然资源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越来越大，单位自然资源的价值体现也越来越大，这就是自然资源在时间上的分配及其可用性在价值上的体现。
2、自然资源价值具有整体性和多样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整体性的认识。自然资源是环境的构成要素，自然资源之间的互相联系不是机械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及相互转化共存共荣。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是统一可分割的整体，经济价值的不断开发必然引起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流失和缺损。自然资源的整体性，决定了三种价值的不可分割性，取用任何一种价值的同时可能甚至必然造成其它价值的流失和毁灭。
自然资源价值内容的多样性体现在，自然资源的价值可以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可直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直接经济价值。二是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却具有间接价值。三是那部分能满足人类精神文化和道德需求的资源价值，体现的是文化价值。自然资源产品作为特殊的商品，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往往只具备公共物品的属性，体现的是信息和服务功能。
3、自然资源价值具有地域性和社会性。一方面，自然资源在地区分布上具有差异性，不同的地形、地貌和地质特征致使自然资源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丰度，因此不同地区对同一资源的消耗在损失补偿上具有差异；另一方面，相同的自然资源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可利用方式、程度和环境效应，因而价值体现也不相同。
自然资源是全社会、全人类共有的财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原则上不能限制任何人享用。因此，自然资源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多数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其外部效应也多转嫁于社会。人们对自然资源价值的认识水平，对环境保护的关心和重视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自身素质、社会氛围、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因素有关。涉及到未来自然资源的利用、子孙后代的利益等问题大多属于社会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自然资源价值具有社会属性。
三、哲学视角下的自然资源价值透析
哲学的研究不是为了直接改造具体的客体，哲学是通过改造我们的主观需要，来改造客体的。从哲学的角度，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价值，主客体之间存在着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方面的“肯定或否定”，体现为一种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商品经济时代，虽然自然资源产品具有商品性质，但却不能完全简单地用一般的价值理论分析自然资源价值。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根据哲学中对价值的解释，结合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理解自然资源的价值。
（一）从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解价值理论
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总要求助于一定的理论思维形式；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总是不断地从自然科学中吸取营养，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于是，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产生很大影响。当自然科学取得全面的发展时，唯物辩证法的形式和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它在各个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也随着变化。
人类的历史进程就是自然界的物质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在现实中自身作用、相互作用、共同作用的过程。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存在着主客体相互作用，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并且使其成为产品或者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为生产产品和服务提供条件。自然资源作为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反映了其作为一种客体对人类的满足和效用，这也正是哲学角度上自然资源价值的普遍意义。
（二）自然资源价值的能量通约性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宇宙间万物是运动的，在物质的一切属性中，运动是最基本的属性。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具体的物质运动形式，都存在相应的能量形式，当运动形式不同时，可以相互描述和比较的物质运动特性的物理量就是能量，可以说，能量特性是一切运动着的物质的共同特性。由于任何物质之间的能量传递和能量变换，都遵循着“能量守恒定律”，不管物质之间怎么相互作用，总的能量不会发生变化，故可认为宇宙总的物质运动规模不变。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相对孤立的非孤立物质系统。一方面，作为一个相对的孤立系统，其内部发生的过程，包括人类的价值增殖过程，即不断地耗损自然能量；另一方面则是地球与太阳等宇宙天体的能量交换中，得到能量的增量补充。实际上，地球资源的再生，其大部分能量正是源于这种系统外能量的增量。生物是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人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耗散结构。人类相对于地球则是一个非孤立系统，其全部价值增殖的基础，均来自于其外部的自然世界中之能量补充的获得。
自然资源是自然系统转换、贮存太阳能的一切资源；人的智能具有最高能量的能级，人智慧的创造和应用，对价值创造系统的能量，具有最大的反馈调控作用。自然资源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使自然物质经过形式变化，被加工转化为人化自然。对于人化自然的价值来说，其实质就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统一。能量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代表社会财富创造与积累的本质。人类社会通过各种能量转换获取不同性质的能量，来支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这其实也就是人类社会价值的深层次内涵。
自然科学的价值篇5
关键词：自然价值；系统论；实践
1.自然价值理论的产生
20世纪科学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一方面它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对自然的认识不断地细化和深化，在理论上要求将自然作为认识的对象以促进科技进步，改善人类的生活；在行为上科技理性的极度膨胀使人类对自然肆意掠夺，一面自然是满足需求的原材料供应地，一面自然又是人类生存废品的倾倒地，最终社会财富的增长超过了自然的负荷，科技带来的不是人类想象的幸福生活，人类生存都受到了威胁，生态危机、环境问题的产生就是最直接的证明，科学与危机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人最需要解决的矛盾并一度使人类对科学和自身发展前途由极度自信转向悲观。
现实的危机要求人类在哲学上进行反思。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兴起，正是建立在这种危机的基础之上，它在理论上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判，重塑人和自然的关系，倡导自然的价值。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泰勒的“固有价值”到罗尔斯顿明确地提出了“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1自然中的价值是中立的
罗尔斯顿站在客观价值论的立场上指出，在人们日常经验所接触的物质层面上，价值评价很大一部分来自自然的客观实在，这些客观实在是价值的基础，尽管它也依赖于主体的偏好。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认为有些价值客观地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及其万物的价值不是人类给予的。相反，自然中的客观价值产生于人类主体之前，它们是主观价值产生的源泉。
1.2自然的客观价值是一种不依赖他者之目的的内在价值
罗尔斯顿从个体层面和整体层面论述了这种内在价值。在个体层面，自然界中的有机物是自我维护、自我生长和自我再生的生命体，它在守卫某种使其成为其自身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极力维护其物种的“善”。因此，它的出生、生长和消亡并不为了他者的目的。在整体层面，自然系统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它能创造万物其中包括有生命的万物。
1.3自然具有三种价值
罗尔斯顿认为自然具有工具性价值、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所谓的工具性价值是“被用来当作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的事物”，传统观念所理解的依赖于人类主观性而产生的价值不过是工具性价值的一部分。
内在价值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考物的事物”。
在生态系统层面，还存在系统价值。它是价值的生产者，但不是价值的所有者和观赏者。和有机体比起来，生态系统具有创造有机个体生命，维护生命多样性的根本性能，它还决定前两种价值。
自然价值理论的提出形成生态论理学的价值观同传统的价值观的对立，这不仅仅是如何认识自然界的价值问题上的对立，而且是两种不同价值观上的对立，两者争论的问题，涉及了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即涉及了价值的来源、根据和尺度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论。
2.对自然价值理论的哲学分析
自然价值理论的提出为人们重新认识环境问题打开了另一个视角，也是对传统的价值观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二者的争锋中，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自然价值理论进行了反驳和批判。
2.1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角度
认为承认自然的价值是其内在的“与人类评价者无关”，就必然陷入价值等同于事实存在的理论困境。如果说自然之物的存在即代表了它们的价值，那么一切都是有价值的，只有“非存在”才是没有价值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了，那么区分价值与非价值就失去了任何意义，那么价值这个概念以及存在论与价值论的区分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2从价值观的角度
从价值的各种定义来说，价值概念从产生都是“以人为尺度”的，以人的需要和利益为视角，从主客二分以及自然作为客体对主体人具有的有用性或者积极作用向度上的“好”作为价值，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去讨论价值，而非自然脱离了人的客观存在。除非重新界定价值的含义或者用另一个概念来代替自然价值论者所表述的价值内涵，否则价值这个词已经深深地被烙上了人的印记。
笔者也认为自然价值理论在理论和现实上有其不能克服的缺陷。
首先，自然价值论者反对传统的价值论者将自然与人类对立，强调人类的利益是片面的；自然价值理论者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论证自然价值的重要意义，但却和人类中心主义者一样，强调了自然整体的价值，却忽略了人类的价值，也不能正确处理人和自然和谐统一，也不能解决现阶段人的需求与环境、社会发展值间的矛盾。
再者，承认自然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人类某些利益的否定，但人类的发展是不能只建立在对自然利服从上的，人还有认识和利用自然的理性，人的合理需求也是要通过对自然的改造来实现；现阶段解决人与自然的利益冲突，以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要求人为自然放弃某些利益来说，也是不现实的。
3.关于自然价值理论的几点思考
3.1自然价值论是一种强调整体主义的价值理论，主张将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其科学基础是现代生态学和系统论的发展。从空间上看自然是一个完整、美丽、和谐和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自然物在其生态系统中，通过各自的作用，每一个物种均对系统的稳定和均衡发挥着特定功能，并通过各自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交流等方式实现其的价值。不仅动物，而且植物、单细胞生物甚至化学耗散结构，都具有相似于人类的追求自身价值的目的性。整个自然界在某种程度上都自我认识、自我调节、自我超越的能力，有一定的目的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生态共同体，都是生态系统每一个环节，人不是服从于自然，也不是要控制自然，而是属于自然，人要放下高身段，认识到人与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所以人类不应当以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来“算计”自然，而应当抱之以尊重敬畏的态度。人类最大的荣耀不是“无所畏惧”，而应该是“有所顾忌”，“有所制约”，这不仅是人类为子孙后代的发展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更是人作为自然中的一员，是自然界物质和能量流动的一个环节其内在要求所决定的。自然价值理论从一个更为宏观的整体层面和微观领域物质世界存在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尊重自然界长期进化和发展的成果，还原其真实面目，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谁对谁的有用性，而是任何一方都是另一方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3.2要建立科学的自然价值理论，其本质并不在于价值观的争论和分歧上，而是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面对危机我们不会像自然界其它生物一样只是被动地“被自然选择”，而是以积极的方式——实践将自然和人的关系纳入人可调节的范围。自然价值理论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和生态系统的一员，一旦自然界和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也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把自然界和生态系统保全在良好的状态之下；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看到自然破坏和生态失衡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活动引起的。有了这种认知，人会控制自身的某些行为，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使整个社会发展进程朝着有序的人类所希望方向前进，既符合人的利益的价值要求，也可以达到自然价值理论所要求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因此自然环境问题的产生虽然与人的活动有关，但解决环境问题最终还要依靠人，这其中关键是人的实践活动，看人要选择怎样的道路，这也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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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价值篇6
【关键词】生物学科，教育，价值，实现，策略
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人们日益认识到生物学科的重要性，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生物学科作为前沿学科高度重视，未来的竞争将突出的表现在生物科技领域，谁占领了制高点，谁就获得了主动权。本文就生物课程的价值及实现策略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1.应深刻理解生物学科教育的重要价值
课程理论告诉我们，课程牵涉到各种价值取向。目前社会上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已经开始对学校课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育者若要在价值日渐多元的社会形势下担负起课程价值整合和实现的使命，必须成为理性的行动者。生物新课标的一个的显著特点是：从生物科学自身发展、生物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以及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等角度，提出体现当代社会需要的生物学科教育的知识、能力、技能、德育等目标。生物学科教育本身亦具备其特有的价值属性。除了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培养外，它在唯物观点、辩证统一观点培养，用动态、变化、发展的观点观察研究自然的思想方法的培养，创造性思维培养等方面，有独到的价值属性。
2.生物学科教育价值实现的基本策略
中学的生物学科教育虽不能左右生物学科在中学课程体系中的设置及教学总体要求，但可以通过生物学科教育价值的整合，在基础知识、基本能力教育培养的基础上，通过生物学科教育的改革实践在充分实现生物学科教育价值上有所作为。
小课堂要紧紧贴近大自然与大社会。使生物课的课堂成为“小课堂、大自然、大社会”是生物学科实现其教育价值的基础。一本生物教材的信息量是有限的，且很多信息是滞后的，其知识相对也是基础的。教材不经教师精心处理，教法、教学模式不经教师精心设计，不把教与学的知识、内容融入自然、融入社会，不把运动的、变化的、活生生的生命及生命现象，尽可能多地直接或间接地呈现给学生，就不能实现其教育价值。生物教学过程中，我们要重视以下几点：
2.1精心设计好教学媒体的应用，尽可能多地给学生呈现实物、标本、模型，充分运用现代教育媒体。辅助生物教学，除了能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它可恰当地呈现大到生态系统，小到生物分子结构的图像，也可以把复杂的或微观的生理活动、生命现象简洁地、直观地表现出来。
2.2以各种生物兴趣活动、社会实践等形式，让学生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实验，从爱护一草一木，饲养小动物到参与生物科技活动，使其体验到生物科学知识、技能之于人、自然、社会的价值。
2.3培养生物学科的基本观点。一是唯物的观点。一切生命和生命现象都有其物质基础：生命起源的物质性——最初的生命是由非生命物质在极其漫长的时间内，经过极其复杂的化学进化过程演变而成的；二是辩证统一的观点。自然界、生命、生命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辩证统一的。
3.生物学科对培养创造思维的基本作用
创造性思维是创造力的核心，它是指改组已有知识、经验，从而产生新颖的、具有社会价值的成果的思维。其特征是具有高度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独特性与求异性、流畅性与变通性、抽象性与形象性的统一，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的统一。结合这些特征及生物学科教学的特点，我们可以建立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3.1充分重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思想，努力实现课堂教学民主。它可以创设出一种民主、和谐、开放的课堂气氛，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大胆地思考、质疑和创新。
3.2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创造性思维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可以抽引出许多种创造性思维的方法，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有：发散思维法、集中思维法、逆向思维法、侧向思维法、治弱思维法、统摄思维法、组合思维法、辩证思维法等。生物教学中，这些思维方法的培养途径很多，其中创设问题情境，通过探究、分析、归纳、综合、推断等过程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
3.3加强观察、实验和实践活动。生物科学是一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在生物学科教学中，创造思维的培养离不开观察、实验和实践活动。在生物教学过程中，我们须十分重视课内外的观察、实验教学和实践活动，结合教材内容和教材有关观察、实验和实践活动。
4.生物学科能培养科学的价值观
科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生物学科教育在学校科学教育中，尤其是对学生进行科学价值观的教育培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采用多种形式和途径，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价值观。
4.1结合教学内容向学生介绍生物科学的发展对人类逐步正确地了解自然、了解自己、了解生命、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激发学生热爱生物科学，乃至献身生物科学事业的决心和内驱动力。
4.2在达成认知、技能目标的同时，重视情感目标的达成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使学生更富于爱心，关心他人，热爱生命，关爱自然，乐于为社会服务。
4.3重视生物学科教育社会目标的达成。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引入关于价值观的社会争执、科学的伦理道德等问题，如人口控制、安乐死、库、克隆羊等问题，“打虎英雄、伐木劳模”的评价问题，从而引发讨论和价值判断。
自然科学的价值篇7
,也称之为“资财之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给自然资源的定义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大英百科全书》把自然资源定义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物及生成这些成分的源泉的环境和功能。于光远把自然资源定义为:自然界天然存在、未经人类加工的资源,如土地、水、生物、能量和矿物等。
基于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的差别,自然资源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自然界里对人类有用的一切物质和能量。自然环境中与人类社会发展有关的,能被利用来产生使用价值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自然诸要素的总称。自然资源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一种价值判断,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以人类利用为标准的。
狭义自然资源则指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实体性资源,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或生态价值,并能提高人们当前或可预见未来生存质量的天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总和。其关键与核心在于“能够产生价值”。
二、自然资源价值的特殊规定性
价值理论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都与价值理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目前,在价值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认识:一是认为价值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是由人类的主观意识来决定的。另一是认为价值一种超现实的规范或理想,事物有无价值在于观念体系的逻辑规定。根据自然资源的不同分类,抽象出其本身的特点,对自然资源的价值可以列出如下的特殊性:
1、自然资源价值具有延展性和时间性。自然资源价值的延展性体现在自然资源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不断发展和完善对自然资源的认识,由完全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取向,逐渐拓展到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等方面。
自然资源价值的时间性,包括自然资源用途的时间变化,以及自然资源未来的发展在价值上的体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需求增加,使得单位自然资源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越来越大,单位自然资源的价值体现也越来越大,这就是自然资源在时间上的分配及其可用性在价值上的体现。
2、自然资源价值具有整体性和多样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整体性的认识。自然资源是环境的构成要素,自然资源之间的互相联系不是机械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及相互转化共存共荣。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是统一可分割的整体,经济价值的不断开发必然引起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流失和缺损。自然资源的整体性,决定了三种价值的不可分割性,取用任何一种价值的同时可能甚至必然造成其它价值的流失和毁灭。
自然资源价值内容的多样性体现在,自然资源的价值可以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可直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直接经济价值。二是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却具有间接价值。三是那部分能满足人类精神文化和道德需求的资源价值,体现的是文化价值。自然资源产品作为特殊的商品,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往往只具备公共物品的属性,体现的是信息和服务功能。
3、自然资源价值具有地域性和社会性。一方面,自然资源在地区分布上具有差异性,不同的地形、地貌和地质特征致使自然资源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丰度,因此不同地区对同一资源的消耗在损失补偿上具有差异;另一方面,相同的自然资源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可利用方式、程度和环境效应,因而价值体现也不相同。
自然资源是全社会、全人类共有的财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原则上不能限制任何人享用。因此,自然资源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多数自然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其外部效应也多转嫁于社会。人们对自然资源价值的认识水平,对环境保护的关心和重视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自身素质、社会氛围、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因素有关。涉及到未来自然资源的利用、子孙后代的利益等问题大多属于社会公共产品的范畴,因此自然资源价值具有社会属性。三、哲学视角下的自然资源价值透析哲学的研究不是为了直接改造具体的客体,哲学是通过改造我们的主观需要,来改造客体的。从哲学的角度,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价值,主客体之间存在着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方面的“肯定或否
定”,体现为一种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商品经济时代,虽然自然资源产品具有商品性质,但却不能完全简单地用一般的价值理论分析自然资源价值。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根据哲学中对价值的解释,结合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理解自然资源的价值。
(一)从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解价值理论
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总要求助于一定的理论思维形式;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总是不断地从自然科学中吸取营养,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于是,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产生很大影响。当自然科学取得全面的发展时,唯物辩证法的形式和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它在各个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也随着变化。
人类的历史进程就是自然界的物质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在现实中自身作用、相互作用、共同作用的过程。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存在着主客体相互作用,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并且使其成为产品或者服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为生产产品和服务提供条件。自然资源作为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反映了其作为一种客体对人类的满足和效用,这也正是哲学角度上自然资源价值的普遍意义。
(二)自然资源价值的能量通约性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宇宙间万物是运动的,在物质的一切属性中,运动是最基本的属性。物质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具体的物质运动形式,都存在相应的能量形式,当运动形式不同时,可以相互描述和比较的物质运动特性的物理量就是能量,可以说,能量特性是一切运动着的物质的共同特性。由于任何物质之间的能量传递和能量变换,都遵循着“能量守恒定律”,不管物质之间怎么相互作用,总的能量不会发生变化,故可认为宇宙总的物质运动规模不变。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相对孤立的非孤立物质系统。一方面,作为一个相对的孤立系统,其内部发生的过程,包括人类的价值增殖过程,即不断地耗损自然能量;另一方面则是地球与太阳等宇宙天体的能量交换中,得到能量的增量补充。实际上,地球资源的再生,其大部分能量正是源于这种系统外能量的增量。生物是一种典型的耗散结构,人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耗散结构。人类相对于地球则是一个非孤立系统,其全部价值增殖的基础,均来自于其外部的自然世界中之能量补充的获得。
自然资源是自然系统转换、贮存太阳能的一切资源;人的智能具有最高能量的能级,人智慧的创造和应用,对价值创造系统的能量,具有最大的反馈调控作用。自然资源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使自然物质经过形式变化,被加工转化为人化自然。对于人化自然的价值来说,其实质就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统一。能量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代表社会财富创造与积累的本质。人类社会通过各种能量转换获取不同性质的能量,来支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这其实也就是人类社会价值的深层次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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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价值篇8
关键词：地理学科；育人价值；核心素养
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本措施。地理核心素养的提出，使其很快成为地理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厘清地理学科育人价值与地理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地理核心素养的理解，使地理课程彰显地理学科育人价值。
一、地理学科育人价值
地理学科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科目具有其独特的育人功能，这种独特育人功能决定了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从价值哲学角度看，价值是客体功能与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1]。那么，确定地理学科育人价值的具体内容就需要首先决定价值的主体与客体。地理学科可以是作为知识分类的学科，也可以是作为教学科目的学科[2]，当我们讨论地理学科育人价值时，显然这里的地理学科指的是作为教学科目的学科。讨论价值问题，还需要明确是“对谁的价值”，也就是满足谁的需要，即价值的主体问题。显然，地理作为一个教学科目是为了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因此，地理学科育人价值可以定义为“作为教学科目的地理学科满足学生发展需要的效用”。
地理学科育人价值的具体内容涉及到价值分类的问题。价值哲学关于价值分类一般有三个不同的视角，一是按客体的类型分类，二是按主体的类型分类，三是按需要的类型分类[3]。由于地理学科育人价值的客体（即作为教学科目的地理学科）和主体（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都是确定的，因此，地理学科育人价值只能从“需要”的角度分类。从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看，一般将价值分为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物质价值是满足主体对物质的需要，精神价值是满足主体对精神的需要。精神价值是对人的种种心智需要的满足，知识的增长、思维能力的提高、情感的发育、信仰和理想的实现、精神文化生活的效果、人们相互之间志趣的联系等都属于此类[4]。显然，地理学科育人价值应属于精神价值。具体而言，地理学科具有满足学生求真、求善和求美的功能，因此，地理学科育人价值可以划分为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仅仅说地理学科育人价值包括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不够的，因为很多学科都具有这三个方面的价值，也就是它们只是地理学科的一般价值，而非地理学科独有的特殊价值[5]，还必须结合地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思维方式来进一步理解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
认识价值是地理学科满足学生认识世界的需要。地理学科是在人类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过程中产生的，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由于地理学科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地理学科以地球表层系统为研究对象，认识地理环境各要素的空间位置、空间差异和空间联系等。地理学科是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既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空间思维和综合思维是地理学科最具学科特点的思维方式。地理学科将地球表层系统划分为不同尺度和层次的区域系统，从空间的视角来认识世界，从要素综合、时空综合和地方综合的角度来认识区域特征和区域发展。因此，地理学科的认识价值还包括地理知识价值、区域认知价值和综合思维价值等。
道德价值是地理学科满足学生行为的社会价值。地理学科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研究核心，探寻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p系，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评价和规范自身行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发展问题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地理学科从人地协调的角度来认识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并从地理学科的视角来审视人类活动的合理性。地理学科在帮助学生认识祖国和家乡的状况、正确评价国家和家乡发展中的问题、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发展差异性方面也具有不可以替代的功能。因此，地理学科的道德价值还可以划分为家国情怀教育价值、国际理解教育价值和人地观念教育价值。
审美价值是地理学科满足学生审美的需求。我国早在1932年的《新学制课程纲要初级中学地理课程纲要》中就提出“培养审美的观念”的课程目标[6]。《地理教育国际》也指出“地理教育有助于终身欣赏和认识这个世界[7]。”虽然一个没有学过地理的人也能够欣赏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形式美，但是地理学科有助于学生从理性的角度去理解自然和文化的科学之美、和谐之美。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allenCarlson）指出，科学知识在景观欣赏中的作用，就犹如关于艺术风格、艺术传统方面的知识对艺术美欣赏的作用一样[8]，地理学科知识也同样能够帮助学生理解自然和文化景观的内在美。地理学科的审美价值还可以划分为自然审美价值和文化审美价值。
二、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有关核心素养的研究源于20世纪末，1997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了“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DeSeCo）。该项目旨在确定一组核心素养（keycompetencies），这些素养是在现代民主的社会中，儿童和成人过上有责任感和成功的生活所需要的，同时也是社会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挑战所需要的[9]。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核心素养是使个人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和实现社会良好运行所需要的素养[10]。2006年，欧盟提出的八项核心素养包括使用母语交流、使用外语交流、数学素养和基本的科学技术素养、数字素养、学会学习、社会与公民素养、主动意识和创业精神、文化欣赏和表达[11]。我国台湾地区课程改革提出的国民核心素养是一个国民面对未来生活所必须具有的关键的、必要的、重要的素养，兼顾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双重功能[12]。近年来，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启动了以核心素养为中心的课程改革。我国大陆的核心素养国家层面的研究源于2013年由林崇德教授领导的教育部重大项目“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模型研究”。
地理学科素养的研究源于21世纪初新课程的实施，在高中课程标准中提出“培养现代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的课程理念。较早研究地理学科素养的王向东和袁孝亭教授认为地理素养是指学习者经过地理学习后所养成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品格，包括地理科学素养、地理人文素养和地理技术素养，其构成要素包括地理知识、地理观点、地理方法、地理能力、地理态度、地理情感等[13]。地理核心素养应该是地理学科素养中最关键、最必要、最重要的内容。在选择地理核心素养具体内容时，一般有两种思路：一个是“自上而下”，即先研究学生共同的核心素养体系，再从确定地理学科对该体系的贡献角度来梳理地理核心素养；另一个是“自下而上”，直接从地理学科特点和地理课程性质出发，提炼出地理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14]。本次高中课程标准修订过程中，专家通过对地理课程性质的研究，从地理课程的核心内容出发，最后确定了四个方面的地理核心素养：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15]。
对于这四个地理核心素养，地理教育工作者其实并不陌生，它们源自地理学科的关键概念和研究核心，充分体现了地理课程改革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人地协调观是地理学科的核心概念，地理学科的研究核心就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16]。学生通过地理学科学习能够深刻理解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人地协调观，并对人类活动的合理性进行评价。综合思维是地理学科基本的思维方式，指人们具备的全面、系统、动态地认识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思维品质与能力。学生通过地理学科学习学会综合思维，就能够从要素综合、时空综合和地方综合的角度来认识地理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区域认知是地理学科基本的认知方法，核心是从空间的视角认识世界。学生通过地理学科学习掌握区域认知方法，就能够形成从空间的视角认识地球表层系统的意识和习惯，能够从不同空间尺度认识区域的特征，比较区域之间的差异，正确评价区域发展中的得与失。地理实践力是指开展地理考察、地理调查和地理实验的能力。学生通过地理学科学习掌握地理工具的使用方法，能够根据地理实践的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制定有效的实践方案，解决实践中的地理问题。
三、地理学科育人价值与核心素养的关系
地理学科育人价值与地理核心素养有着紧密联系，但是也存在差异，厘清二者的关系有利于深化对地理核心素养的理解，促进地理核心素养的达成，彰显地理课程的育人价值。
首先，地理学科育人价值是核心素养的基础。地理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地理学习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它是作为地理学科课程目标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它是地理课程学习应该达到的结果。地理学科价值是作为教学科目的地理学科满足学生发展需求的效用，它反映了地理学科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科目的主要育人功能。从国际社会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过程来看，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即在确定了学生核心素养后，每门学科都需要本学科对学生核心素养所作的贡献，即回答该学科的本质与育人价值，提出学科核心素养[17]。我国地理核心素养研究虽然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是从地理学科特点和地理课程性质出发，但是同样无法回避地理核心素养要彰显地理学科育人的基本原则。
其次，地理核心素养是育人价值的综合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显得越来越突出，传统以“知识为中心”的课程设置无法满足学生综合性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某种意义上是对以往学科之间缺乏整合、课程目标相互割裂的反思。以往地理课程中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来表达课程目标，对于改变过去重双基、轻过程与方法的现状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只重视“知识与技能”，将三维目标割裂，教学目标缺乏整合的现象仍然非常突出。地理核心素养的提出，有助于整合教学目标，综合体现地理学科的育人价值。地理核心素养不是简单的学科育人价值分项体现，而是关注学生未来发展最关键的素养，强调学科育人价值对学生的综合效应，发挥地理学科的综合育人功能。
最后，地理核心素养的达成是实现育人价值的途径。地理学科育人价值指出了地理学科满足学生求真、求善和求美需求的效用，地理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必须依赖一定的课程载体，包括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等都要能够充分体现地理学科育人价值。这次地理课程标准的修订提出以地理核心素养为依据，以“彰显地理课程的育人价值”和“促进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达成”等为课程基本理念，将学科核心素养作为课程目标，并以此构建地理课程内容，凸显综合性、方向性和操作性。地理课程的设计从各个方面和层次关注地理核心素养的达成，为实现地理学科育人价值提供了有效途径。
地理学科育人价值与地理核心素养有着紧密联系，深入探讨它们二者的相互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地理核心素养的理解，促进地理核心素养的达成，而且有助于彰@地理课程的学科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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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价值篇9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108-02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中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飞跃上,人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科学技术给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科学和技术自从17世纪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来,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充分显示造福功能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对自然和社会的危害。这也就是西方社会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产生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以及反科学思潮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科学技术一旦失控时我们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合成的DDt(化学名称为二氯二苯三氯乙烷),对生态的毁灭性影响;1978年被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的建造在两万多吨化学有毒物质上的拉夫运河小区;1986年泄漏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5000多名救护人员死亡,500万人因辐射而致病;1989年瓦尔迪兹号油轮上1100万加仑原油渗入水中,造成20亿美元损失;2001年横扫英国的,使畜牧业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口蹄疫,损失高达300亿英镑;2003年“非典”肆虐全球等等一系列20世纪全球所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技术和工业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哲学可以看作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或科学技术哲学的本体论。实际上,人们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范畴里,已经进行了自然哲学的研究和论述。例如在探讨科学技术哲学进展的专著中设专章研究“自然哲学问题”,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教材中“自然论”为开篇。
1技术特征
同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的则是自然辩证法的创立与发展。我们把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掌握的物质手段、方法和知识等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称之为技术。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成为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介质”,同时成为在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的转变方面,以及对社会调控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是现实的生产力,是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由此可归纳出技术所具有的特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主体性和客体性等。
然而在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其自然辩证法特有的中立属性和价值属性也越发的为人们所重视。中立属性是指技术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手段,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正误、善恶之分;价值属性则恰恰相反,旨在说明任何技术都内涵一定的善恶、对错的价值取向。而两者的统一源于技术的内在价值和现实价值的统一。技术的内在价值是指技术本身固有的属性及其可能产生某种效应,这是由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的;技术的现实价值是指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作用于客体产生的实际效应,这是由技术的社会属性决定的。技术的内在价值和现实价值是辩证统一的。
2技术价值及其取决
技术价值是技术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当技术对主体的需要和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的时候,则显示出正面的价值;反之,它就没有价值或是有负面的价值。技术的正面价值毋庸置疑,若没有技术的正面价值,我们的社会就不会进步,正是因为技术的正面价值,我们才有了今天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在今天繁荣昌盛的表象之下,技术的负面价值也越来越显现的暴露在公众的眼前。核技术带来了了核战争的危机;氟立昂使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导致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塑料袋的同样带来了全球性的“白色污染”。
技术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主体的需要。如核技术之于核电站,满足人与社会的需要,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发挥的是其正面价值。由此可见,技术的中立性是毋庸质疑的。通观以上那些大灾难,大都说明技术的中立属性。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中的核辐射,只是由于技术本身对主体的需要和发展没有起到肯定的作用,才起到了负面价值,对我们人类带来了灾难。我们不难看出,技术价值只有在与主体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下才能体现出来,如果技术没有用来制造和应用于社会进步,那么他们自身的属性只能潜存于其中,很难表现出其价值来,而当此项技术被应用于工业和商业目的,它们的价值则显现出来。由此可见技术的属性是二重的,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技术属性是两者的对立统一体。在技术与其主体发生的相互关系中,技术的两重性显现为技术价值的两重性,即技术的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存于技术同其主体的关系之中。如网络有便于人们交流的自然属性,也有受管理体制和经济制度等社会因素制约的社会属性,它的两种价值也在于它被主体用于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关系之中。
技术的社会价值包括技术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与技术的自然价值是对立统一的。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社会价值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但同样要适当考虑其它价值因素。大多数灾难的出现与发生,大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技术价值的内部关系和各种影响因素,因此,这就涉及到技术价值的评论。
3技术价值的评论
技术价值的评论的方法很多,很复杂也很科学,但这么多灾难的发生同样证明了技术评价的不确定性。技术价值的评论应充分了解技术的自然价值,然后协调其社会价值中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关系。大多数灾难的发生,必然伴随着人们对其中某一方面影响的忽视。
先看技术上的灾难:魁北克大桥事件是“偷工减料”的结果,也即是经济价值决定一切的后遗症,好象没有技术的事;“泰坦尼克”号事件、维爱特水库事件、“挑战者”号事件等都是设计上的失误,设计上的失误即对技术的自然属性没有完全吃透,可能是对技术的充分信任或是设计者充分自信而忽略了技术上的不成熟和缺陷;“兴登堡”号飞艇事故是政治上的原因导致的技术失误,这是政治价值上的体现;DDt事件是化学品滥用的结果,属于对技术的自然属性没有充分认识,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被逐步完善或者被淘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完全可以归结为对技术本身自然属性的无知;而“非典”、“禽流感”等流行传染病,已被证实是人们忽略技术的生态价值因素的结果。
再来看一下工业上的灾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印度博帕尔事件、法明顿煤矿灾难、德伯鲁克谷仓爆炸、拉夫运河小区事件、坎德玩具厂大火、米西索加火车出轨等大都是为了片面追求经济价值,没有顾及任何其它相关因素而发生的,但同时也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依克松・瓦尔迪兹石油泄漏则是操作人员的失误导致的;英国口蹄疫则是生态价值被忽略的体现,而科威特石油大火是政治价值的产物。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得出,灾难的发生不外乎两方面,一种是对技术本身自然属性的不理解,一种是对技术社会价值内部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我们知道技术的基本价值是指技术本身所具有的效用价值,它是技术长期演化的产物,不受或很少受外在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技术本身,掌握其自然属性,遵循客观规律,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犯愚蠢的错误,避免大多数的灾难的发生。技术上越发成熟,设计上的失误必将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可以被称作是技术人文价值的社会价值,是指技术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的作用与影响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外在价值。其中包括技术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乃至生态价值和伦理价值等,还包括技术与人的解放、技术与人的异化,技术与人类的未来,等等。因此我们需要综合衡量,不要单纯为了某一方面的价值而肆意伤害其它的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研究技术价值有助于揭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技术与价值是指技术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系统,该系统居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环境之中并受其影响。只有真正地了解这些关系,并且在生产中密切注意,应该可以避免大多数灾难的发生。但在这个问题上还应该注意到技术伦理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价值是技术伦理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现代技术尤其是高技术的产生与迅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冲击。其中,以器官移植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为代表的医疗技术、以克隆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都在其各自领域里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激烈冲突,其结果将可能在继承传统优秀伦理和道德的基础上,冲破落后的伦理规范的束缚,抛弃落后的伦理规范,建立新的伦理、道德甚至是新的文明。要及时研究技术与伦理的关系,恰当地提出适宜的新的伦理规范,代替落后的伦理规范,实施技术伦理的建设,并发挥新的社会伦理的调节功能,推动社会新型伦理、道德的形成与发展。
4技术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技术发展中要注意技术的发展目的性问题、对待技术负面效应的认识问题、技术追求的最高伦理问题、高科技与传统理论的相互冲突、技术与伦理道德等伦理问题。灾难的发生促使我们对技术负面效应的问题有了重新的认识。
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我们对拥有的技术感到自信,但灾难的发生促使我们反省,我们的强大并非无懈可击。现代技术产生的负面问题促使人们探讨灾难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减少它的发生。如果我们再细心一点,技术再进步一点,也许“泰坦尼克”号事件、维爱特水库事件、DC―10空难、海特饭店事件、“挑战者”号事件将不会发生。如果我们能对技术的预测更完善一点,对技术的控制更完全一点,也许DDt化学品泛滥事件将得到遏制。所以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自然、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是无限的,而我们人类对它们的认识和探索也是无穷的,人类的智慧和能力的发展也是无限的。人类可以采用“预凶”的方法谨慎地使用技术并预先做出对策。
恩格斯曾经这样警告过我们:“我们不要充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将对我们实行报复。”DDt化学品泛滥事件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米勒在1939年9月成功合成了DDt(二氯二苯三氯乙烷),开创了合成杀虫剂的先河,并因此而获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这同时也造成人工合成化学品的高潮,DDt在杀死了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益虫,从北极的冰块到新生儿的血液中,DDt无所不在,污染了全世界,对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给人类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祸害。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对技术望而止步或者悲观失望。
我们人类虽说不能杜绝技术的负面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可以通过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减少技术的负面效应。如人们可以通过发明清洁生产技术,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上各种灾难的善后工作,如果要是没有现在的技术,那么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还在笼罩乌克兰,科威特的石油大火还在燃烧。所以,技术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我们要尽量减少技术负面效应的发生。只要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我想我们人类还是可以和自然协调发展的。
综上所述,任何技术既具有中立性又具有价值性,技术价值只有在与主体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下才能体现出来,当技术对主题的需要和发展起到肯定作用的时候,它就具有正面的价值。在回首灾难的同时,我们要牢记血的教训,杜绝下一次同样事件的发生。我们绝不可因为这几点灾难而畏手畏脚,犹豫不前。虽然技术的负面效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但毋庸置疑的是,技术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阶梯,技术进步让人类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所以我们需要正确地看待科学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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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价值篇10
【关键词】自然价值论;生态思维;环境伦理学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迅速地传播。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给中国学者带来的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新的价值观,同时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要阐述自然价值论对我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首先得阐述“思维方式”的含义。思维方式是人的大脑思考问题的方式,大脑对信息进行加工活动的方式。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思维方式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方式。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按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来思考,这就是主导性的思维方式。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客体价值思维和理性思维,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在中国自身生态文化传统和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整体思维、主体价值思维和直觉思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生态思维对整体思维的完善
生态思维也叫生态方法论,就是用生态的观点来观察和认识事物,思考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发生的问题,并用以指导人们更为合理地理解和解决问题,它是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并威胁到人类生存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生态思维反对还原主义的方法论,主张用动态、整体的思维去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它从动态变化过程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宏观特性,认为过程比结构重要,结构是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东西,如它认为生态系统不是生物个体的静止组成,而是太阳能流与地球表层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从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观点来看待事物,认为关系先于关系物,关系的整体决定部分;认为环境决定着事物的存在的性质;认为事物是网络性的存在,相互作用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在事物的变化中有重要作用,涨落与放大效应;认为人类处于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与生命世界血肉相依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从生态思维来看生态系统,不仅要看到竞争,更要看到协同,所以要善待自然,尊重生命,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健康和美丽。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以生态学、宇宙学、地球科学、协同学、一般系统论、进化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理论、超循环理论等自然科学和理论为基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了形成了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思维。生态思维包含了整体思维,又超越了整体思维,它还强调事物的自组织性、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更加注重直觉,是缺乏自然科学和理论基础,这种以现代自然科学和理论为基础的生态思维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整体思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学者在中国生态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了整体思维,他们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构成整体的部分自身又是由更小的部分组成的子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谋昌教授在《可持续发展观与哲学范式的转换》中写道:“生态哲学存在论是关系实在论。它认为世界各种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在这里‘一切事物与一切事物有关’。它重视研究一切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离开对事物关系的分析,我们不能全面认识事物。生态哲学存在论是过程实在论,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运动和变化的。在这里,结构不再被看成是基本的东西,结构是基本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过程是更基本的”。他还认为“事物的性质由整体的动力决定,整体的动力学是主要的,部分是次要的”,同时,“事物作为创造结果的整体,又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进化的”。生态世界观“不强调首要次要之分,不强调以什么为中心,因为它认为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重要。所有生态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是互补的。”而且“生态哲学认为物质作为自组织系统,它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物质演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主动性,包括无机物的主动性、生物主动性、人的主动性,事物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创造性和智慧,都是演化的,具有层次性和阶梯性。”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余谋昌教授吸纳了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并将其融入可持续发展之中。
在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的影响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在《像一座山那样思考》中运用这种生态思维诠释了利奥波德的“像一座山那样思考”的含义,他认为“一座山是活着的实体,它是群山和大地的组成部分,其上有活着的存在,动物、植物、微生物和人类。这座山知道山的历史,知道其上的一切生物都处在相互依存的有机体结构关系中,体现活着的属性:整体性、稳定性、多样性、有限性和时滞性,具有目我调控的生态功能”。
南京林业大学的王聘教授也较早地接受了生态思维。他认为生态思维是从机械论到有机论的本体论转换、从还原论到复杂论的方法论超越、从支配论到协同论的价值更新。他说:“生态思维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观察地球生命结构的方式出现的,在生态科学看来,无序、不稳定、多样性、不平衡、非线性关系以及暂时性是生态系统演化最基本的现象,现代生态思维的基本方法是复杂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容和运用了现代所有严格的分析技巧,但又超越了分析方法。复杂论方法的最本质特征是整体性和动态性,更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强调生态系统的不断生成、不断展开和不断转变。”他认为现代生态思维是人类新世纪理性认识的一种新形式和新方法,其关于世界的认知模式、认识方法和价值取向的生态化阐释,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还会带来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为哲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如王国聘教授所说的,生态思维确实给中国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江华教授的《论生态思维方式对工业思维方式的超越》和付晓男的《生态思维方式――对辩证思维的回归》等文章从不同方面对生态思维进行了论述。
王聘教授还将生态思维用于现代城市观的更新中,他认为生态思维为城市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生态思维的普及和完善,也必将带来城市发展观念的深刻变革。在《论现代生态思维方式与城市观的更新》一文中他写到:“从生态思维的系统整体观看现代城市,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他主张对构成城市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整体性调节,不断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使之走上尽可能优化的发展道路。此外,他还从自然与人共生的生态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对城市的价值做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根据人与自然共生的城市生态价值取向,城市应该具备能流和物流效率高、废物流低,生态宜人度高,城市文化体现多样性等生态特征;他还认为将网络化与模型化的生态思维方式的研究方法用于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可以实现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此后,在《现代生态思维的价值视域》一文中,王聘教授对生态思维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二)客体价值思维对主体价值思维的促进
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80年代引进和翻译西方环境伦理学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中国学者一直处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并且他们并没有觉得人类中心主义有什么不合适,认为环境污染和破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他们还没有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危害,也没有怀疑只有人类才具有价值或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的价值思维有什么不当。当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时候,中国的一些敏锐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此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传入,正好给中国学者带来了不一样的价值思维。自然价值论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派别,它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并且认为价值最重要的属性是创造性,肯定自然物的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由自然价值推论出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人类不仅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从自然物自身的内在价值出发,去尊重、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承担对它们的道德义务。”很显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价值思维是一种客体价值思维,他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认为自然物本身也具有价值,自然物本身也是价值主体,而不是只有人是价值主体。在此之前,中国学者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的价值思维是一种主体价值思维,要么认为自然没有价值,要么认为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只有人是价值主体,自然只能是客体,它只有在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才具有工具价值。在这种主体价值思维的指导下,导致了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也日益恶化。
在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基础上,在自然价值论的客体价值思维的影响下,余谋昌教授于1987年发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一文,提出了自然界除了具有作为人的手段(工具)的价值外还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人类不能仅仅从人的尺度进行评价。我们需要承认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这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主张把道德权利的概念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环境问题与环境伦理学》中,余谋昌教授明确表明环境伦理学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否认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自然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非商品性价值,如科学和自然史价值,宗教和文化价值等,“自然界不仅具有以人为尺度的价值,这是自然界作为人的工具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外在价值;而且具有以它自身为尺度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生命和自然界的道德价值”。此后,余谋昌教授还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客体价值思维,他说人类中心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不全面的,它认为只有人有价值,生物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为只有人是目的,只有人有利益,这也是局部真理,是不全面的。
除了文章中所体现的客体价值思维之外,余谋昌教授在《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生态学哲学》和《自然价值论》这三本著作中也都体现了他的客体价值思维。从接受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以后,余谋昌教授的文章和著作中,基本上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的佘正荣教授在《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中认为传统的价值概念需要新的拓展,他认为“价值是自组织系统的本质特性,是自组织系统在进化过程中‘有目的地’维持自己而固定在稳态结构中的成果,以及它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超越性活动。”据此概念,佘正荣教授认为自然自身具有创造性价值和维持性价值、整体价值和局部价值、自为价值和工具价值,他说“自为价值可以看做系统自身的内在价值。”其价值分类和自然价值论中的价值分类不一样,也可以看出佘正荣教授是认同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
(三)理性思维对直觉思维的充实
理论界一般都认为,所谓理性思维就是人脑所具有的一种逻辑思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规律和客观事物规律进行认识的形式和认识能力,是认识主体通过一定的逻辑化、程序化过程、途径来反映对象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能力。直觉思维就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思维,带有意会性和模糊性。生态学揭示了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包括人类在内的人与自然、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态学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维的产物。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在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知识的基础上建构,并且是以理性思维加以严谨的逻辑论证来阐明。持有中国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观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中国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中国生态伦理传统对于当代人类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立足于农业文明时代经验基础之上的直觉思维成果仍然缺乏西方科学发展的理性思维,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中国先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观察经验,是其思维方式传统形成的基础,其观察的特殊方式就是以象观物。以象观物的观察方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重效验的经验思维和内在超越的直觉体悟。它缺乏严格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疏于对事物进行概念的本质分析,层次结构的深入解剖,和事物间关系的稳定法则的掌握。
在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影响下,学者们看到了直觉思维的局限性,努力以理性思维的要求,去严谨地阐明和论证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如余谋昌教授的《生态学哲学》一书,便是运用理性思维来思考哲学问题,书中大量地阐述了生态学的概念、生物与环境的适应和进化、生态系统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生态系统的演化、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生态有序与无序、环境因素的生态作用等,并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和价值关系的角度对生态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便给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提供一种坚实的科学和哲学基础。佘正荣教授在《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一书中,吸取了西方生态学、系统哲学、自组织理论、生态哲学等成果,重新诠释了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内容和在当代的价值。并且在第四章中,专门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的根源、基本特征,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如何利用西方科学理性思维来改造完善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途径。
当然,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是是相互依存,非理性思维脱离了理性思维,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理性思维离开了非理性思维,就失去了认识的重要手段与思维的动力,使理性思维无法正常进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理性思维是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原有的非理性思维的促进,从而使中国环境伦理学者能够将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二、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影响
自然价值论在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基础上,也影响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此后,中国的众多学者都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进行了阐述,有赞成其观点,也有反对其观点,也有赞成或反对其部分观点,但是从客观上看,都促进了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一)自然价值论与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在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影响下,1994年,余谋昌教授发表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提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点,随后引起了一场关于环境伦理学价值定向的大讨论。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中,余谋昌教授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伟大思想,并作为价值观指导人类的伟大实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在一定的意义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是局部性的,或者暂时性的。这种价值观的‘反自然’性质的作用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又从根本上损害了人类的目标,并从而使人类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所以他认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人类的必要选择”。
同时,在这场关于环境伦理学的讨论中,叶平教授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人类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或最终目的的生态伦理,实际上是把地球或生物圈当作工具或手段的社会伦理。因为这种伦理:(1)只是社会伦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应;(2)没有把伦理考虑真正扩展到生物圈,其症结在于只承认人类利益。生态伦理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进化。它的科学基础有赖于对自然界总体的看法和人在自然界地位的认识。”叶平教授认为环境伦理学应该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此后,叶平教授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中分析了人人类中心主义的四种局限性“首先,它只关心人类及其环境,不顾其它生物的生态,这是一种传统的伦理学……最后,人类中心主义是不科学的,其伦理也是人类主观的。”
杨通进博士在《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中写道:“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它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的理由。只有当人们也同时把保护环境理解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个内在要素、并承认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他认为人类中心论把人的存在维度和意义空间完全压缩和限制在人际关系范围内,这种只关心其同类存在物的做法是有待超越。因此,要超越人类中心论,因为“人类中心论是关于人的生存的伦理学,而不是关于人的完善的伦理学”。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大批学者如王国聘教授、佘正荣教授、雷毅博士等,都纷纷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我国环境伦理学呈现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二)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对自然价值论的阐发
自然价值论自此传播到中国以后,就引起了中国学者极大的关注,他们纷纷对自然价值论加以阐发,其中有支持也有反对。
余谋昌教授著的《自然价值论》一书,就从自然价值的概念、性质、结构、分类、进化、生产、评价与评价模型等各个方面对自然价值做了详细的阐述。他还将自然价值和可持续发展观和人类的未来联系起来,肯定包括内在价值的自然的全面价值,他认为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科学的转变、经济学的转变、伦理学的转变都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他说“在整个世纪,人们否认自然价值,发展了一种自然界没有价值的哲学和科学。现在对自然价值的关注也许会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以至它会成为21世纪的关键词”。何怀宏教授从权利到价值、主观价值论到客观价值论、生态系统的价值和自然价值论的应用这几个方面阐述自然价值论的,他认为罗尔斯顿没能解决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的统一和同一,这便是自然价值论的缺陷,也是西方伦理学的缺陷。佘正荣教授则从道德范围的扩大和自然的价值、人类应该如何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这几个方面来展开。他认为“罗尔斯顿虽然跨越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但是还没有跨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界限。
王国聘教授认为“罗尔斯顿把哲学关注的目光转向‘人类与地球生态系之关系’,转向一个不曾被人们所重视的荒野自然,通过确立生态系统的客观的内在价值,为当代保护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独立于人们的主观偏好的哲学依据。”杨通进博士主要从自然价值的特征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两个方面去阐发自然价值论的。李庆臻和李易在论述生态和谐伦理时,认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生态伦理是生态和谐伦理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王超和李奇伟认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对传统价值观在实质上的重建和范围上的拓展。贾向桐在承认自然内在价值理论尚存在许多不足的基础上,对其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首先,自然价值概念是针对传统人类中心论观念而提出的,它试图通过批评、否定来超越那种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的传统观念,而对价值概念加以扩展和重新界定,从而开阔了我们思维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传统价值观念。而且这种价值概念内涵的转换带来了新思维方式的出现。其次,它毕竟体现了人类为实现自我超越、克服在种族上的局限性、重新认识、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在实践方面,自然价值理论为人类保护环境提供了更为根本的理论依据,从而消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运动中的不彻底性,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铺平了道路”。
黄炎平、刘建金认为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石,“这一崭新的伦理学一方面扩展了有用性的内涵,不再从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来看待自然,而是从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来理解这一概念;另一方面从目的论与整体论视角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在时间维度上将人类道德义务扩展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空间维度上则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马兆俐认为“西方环境伦理学领域中对自然价值最系统、最经典的论述,当数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创建的自然价值论,从自然价值的主客观统一性、自然界价值的层次性和内在价值、工具价值与生态系统价值模型三个方面创建了一种自然价值‘新’论。”“罗尔斯顿摒弃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旧范式,提出了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新范式,开创了从价值论的角度研究环境伦理学的方向。”
也有人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如傅华教授,她是不认同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的。她认为罗尔斯顿的客体属性说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她赞同关系态这种观点。“‘自然价值’是反映、概括和表述人与自然的一种特定的实践一认识关系的哲学范畴,其主体必定是人,只能是人;依据人的需要,自然具有四种价值:资源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人类作为自然价值的主体,不仅是自然资源的开发者和享受者,而且是自然生态进化的保护者和引导者。离开人类主体的需要去讨论自然价值,是对“自然价值”的曲解和误用,依据这样的概念和范畴所建构起来的所谓‘生态伦理学’,其科学性是令人怀疑的。”傅华教授还通过认真剖析自然概念的不同外延,分析了自然价值的实质。她认为我们所说的自然价值就是指社会自然的价值,也就是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属性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
刘福森教授认为生态价值概念的提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它离开认人的尺度去理解价值,就必然陷入把‘价值’等同于‘存在’的理论困境。如果说‘自然之物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它们的价值’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价值呢?”他认为,我们之所以把自然界的那些生态机能叫做生态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对人类生存具有积极意义。他还认为价值是主客体的关系属性,而非单纯的客体的存在属性。离开同人的关系,自然物的所谓内在属性只不过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属性,并不具有价值的属性。生态伦理学把生态价值说成是自然本身固有的属性,实质上是把事实等同于价值,把“是”等同于“应当”,把存在论等同于价值论,混淆了价值论与存在论、科学与伦理的区别。他还提出生态价值是一种“存在性价值”,即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只有在自然物被毁灭、消灭时才能实现,而自然物的生态价值则只有在保持其存在时才能实现出来。除此之外,张德昭、何文模、黄爱宝、高田纯、杨曾宪、刘英、李建珊、胡军等人也从不同的方面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否定。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或者是赞成或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部分观点,都可以看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及其环境伦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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