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办理过程篇1
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2006到2011年间，政府法律援助的机构和工作人员数量都在保持平稳小幅增长。从2010年开始，法律援助经费收入与受援人数大幅增加，2011年老年人受援人与2006年相比增加近一倍，所占比重多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
（一）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基本经验
《条例》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并规定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同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较成熟、财政保障充足的省份，已经认识到仅用经济困难一个标准，无法容纳进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开始对特殊人群法律援助的探索，根据各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实际做法，总结了如下几条共同经验：
1.降低门槛，扩大老年人法律援助范围。明确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事项的特殊主体，不受经济困难标准约束。如河南省规定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浙江省对低保老人不受援助范围限制、不分案件类型给予法律援助，对高龄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免除经济困难审查。
2.建立、健全老年人法律援助网络。根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09年底，我国老年人维权，市、区（县）、街（乡）、居（村）四级法律援助网络建设基本完成，全国共建立各级老年人法律援助中心19909个，老年维权协调组织达135704个。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下设老年法律援助工作站，乡镇、街道办事处司法所设立老年维权岗，指派专人从事老年维权工作。
3.简化申请程序，开辟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前来咨询法律问题的老年人予以优先接待解答，对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老年人优先受理，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理后优先指派办理。多省对行动不便、高龄、空巢老人以及患病残疾的老年人提供电话预约上门服务。
4.加强宣传，增强老年人的维权意识。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维权志愿者不定期进村（社区）、敬老院等为老年人提供面对面的法律服务。在老年人活动集中的场所设置法律援助宣传栏，介绍法律援助的申请流程，发放法律援助联络卡和法律援助宣传材料。
5.对涉及赡养、婚姻、家庭暴力等家庭内部案件，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尽力采取劝导、调解等非讼方式解决，促进家庭和睦。
（二）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现存问题
虽然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在老年人法律援助方面有很多经验，但由于我国地域差异太大，法律援助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明显，总体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经费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的确定取决于政府法律援助的供给能力，具体来说，就是以资金源为条件，设定法律援助资格条件。《条例》为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设定了下限，具体实施还要依据各地（省、区、市）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补充规定来执行。各地规定的主要依据就是地方财政的保障能力。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当地领导对于法律援助事业重视程度高，经费保障充足，对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就比较宽泛，针对特殊群体也有优待政策，反之可能连法规规定的援助范围内的群众都不能做到应援尽援。同时，财政经费的不足也导致办案补贴标准过低，给承办人的补贴甚至不能覆盖办案成本，影响了援助人员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案件办理质量。
2.质量监控机制有待加强。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完成受理、指派之后没有继续跟进案件的办理情况，对于案件办理质量不了解，一些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自身的收费案件很多，事务繁忙，对于援助案件没有热情，投入的时间精力很有限。
3.法律援助与社会救助、司法救助等机制衔接有待改善。有些法律援助案件同时需要社会救助，比如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案件，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临时居留场所；患病、受伤的老人，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医疗救治；但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仅凭法律援助机构自身的力量，不能解决受援人的上述困难。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正在有关部门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但现实生活中，诉讼、仲裁、鉴定费用一般是缓交、减交，很少有免交的情况，特别是鉴定费用，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即使缓交、减交也负担不起。社会救助与司法救助的缺失都会影响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实际效果。
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
（一）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实施状况
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三年援助的老年人案件通过审核14906起，占项目援助通过案件总数的13.2%。其中，2009资金年度通过审核的老年人法律案件为3605起，占总数的13.2%；2010资金年度为3742起，占总数的13.4%；2011资金年度由于公益金法律援助资金总额由5000万增至1亿元，老年人案件数量也随之增长了一倍，为7559起，占总数的13.0%。三年来为老年人案件补贴239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7%，为老年人取得利益或挽回经济损失6.89亿元，其中2011年度为老年人案件发放补贴121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5%，为受援人挽回损失4.21亿元。从实施单位类型上来看，法律援助机构实施15146件，占总数的96.6%；民办非企业实施202件，占1.3%；律师事务所实施120件，占0.8%；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实施166件，占1.1%；直接资助办案单位实施29件，占0.1%；高校社团实施22件，占0.1%。从承办人类型上看，法援机构工作人员办理的3070件，占总数的19.6%；社会律师办理5138件，占32.8%；基层法律工作者办理6670件，占42.5%；社会组织和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办理806件，占5.1%。从案件类型上看，民事案件14623件，占总数的93.2%；刑事案件271件，占总数的1.7%；行政案件151件，占0.9%；刑事附带民事案件575件，占3.7%；执行案件67件，占0.5%。从案由类型看，赡养纠纷4123件，占总数的26.3%；交通事故纠纷2786件，占17.8%；土地纠纷793件，占5.1%；劳动争议598件，占3.8%；健康权、身体权纠纷575件，占3.7%；继承纠纷541件，占3.4%；离婚纠纷375件，占2.4%。[3]
（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特点
1.明确老年人作为项目资助对象之一，放宽援助事项和援助范围。项目旨在帮助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五类特殊受援主体而不是一般贫困者，体现了特殊人群视角。《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的项目资助案件范围从经济困难标准和案件类型上都比《条例》规定得宽松。具体来说，在案件类型上，老年人多发的案件类型中，赡养纠纷方面，项目资助赡养费纠纷、变更赡养关系纠纷等都被纳入；项目也资助离婚等多种婚姻财产、婚姻效力纠纷；在人身损害纠纷方面，项目资助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等多种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条例》对这些都无特别规定。在经济困难标准上，项目资助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老年人，即经济状况既不属于绝对贫困、又不能够负担法律服务费用的“夹心层”困难老人。同时，项目对中西部的法律援助经费做了一定补充，规定可以资助经济状况和申请事项符合《条例》和本省（区、市）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但当地法律援助经费确实存在困难的案件，但此类案件不超过本地区使用该项资金办理案件总数的1/3。
2.多元实施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化程度的增加、利益分化的加剧，政府法律援助在质与量上势必不能完全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需要社会组织的有益补充。虽然《条例》有规定，但多年以来，关于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地位、性质及管理方式一直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多元实施主体为民间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提供了很多经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主体包括五大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全国律师协会、高等院校法学院法律援助社团组织。不同的实施主体有不同的特点，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优势互补，并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满足困难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政府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经费有保障（但不一定充足），机构稳定，实施法律援助工作能够形成常态化运作，利用原有的网络化、科层官僚体制，执行能力比较强，管理较规范。其缺点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面对全体社会成员，对特殊群体的倾向性不大，且科层体制较为僵硬，立法、政策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不能及时做出回应。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与政府发生纠纷的公民，对于政府机构抱有不信任态度，政府机构的官僚属性与普通民众有距离感。与民间组织相比，政府法律援助的法律成本较高。民间组织提供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专业化，民间组织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受资金、人员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往往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专门接受某一类人群、某一类事项的法律援助申请，更了解特定类型人群、案件的特点，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民间组织一般规模比较小，灵活性、创新性较强，可以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服务方向，提供新型服务。目前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最主要实施主体为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依托政府原有的机构网络和人员配置，资金全部用于给承办人发放办案补贴，不另外补助实施单位的办公费用，体现了公益金法律援助“做事不养人”的项目特征，最大程度地节约了项目实施成本，把资金全部都用在个案补贴上，真正惠及受援人。项目培育、扶植的民间组织也起到了强有力的补充作用。由政府提供常规化服务，民间组织面对特殊群体、特殊案件提供专业化服务，多种服务主体提高了弱势群体了解并利用法律援助的机会。
3.严格办案流程，确保案件质量。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对于法律援助流程有一套独特的规定。在案件受理阶段，对承办人和受援人进行书面的权利义务告知。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项目实施单位、案件承办单位应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在案件办结后，要定期回访，检验受援人满意度。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更加严格、规范的管理流程也促进了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管理的规范化。项目的回访制度、补贴发放方式等管理方式也被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常规工作时所采纳，项目制责任具体化、流程规范化的优点带动了法律援助机构日常工作的发展。
（三）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发展方向
1.增强实施主体的专业化。针对农民工、未成年人、妇女，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都有专门的社会组织作为实施单位去承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案件，但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尚未发挥多元主体的优势。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案件主要还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有些老年人可能具有多重身份（如妇女、残疾人、农民工），这部分案件由相应的民间组织（妇联、残联、劳动法律援助民办非企业）去承办。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若过多依靠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很难体现项目特色，应鼓励、孵化、扶植一批体现人群视角、擅长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民间组织，或将老龄委系统纳入项目实施主体，依托已有的老年人维权网络，培养一批善于和老年人交流、在老年人法律事务方面有专长、责任心强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及维权志愿者，开展针对老年人身心特点、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的专业法律援助服务。
2.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目前公益金法律援助的资金总额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对于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在现有条件下，还需不断探索如何使有限的资金资助更多的困难老年人、让资金使用发挥最大效益。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补贴标准和一般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相比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承办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但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个案补贴标准高就意味着能够援助的案件总量相对少。所以，要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最需要援助的老年人。首先，应进一步细化《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的项目案件资助类型，明确不予援助的案件类型。其次，进一步细化案件补贴标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对案情简单、工作量小的案件降低补贴标准，笔者在北京郊区农村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案情特别简单、争议金额不大的案件，仍按照一般标准发放案件补贴。所以，应不断细化补贴标准，根据案件难易程度、承办人付出的劳动划定不同档次的补贴标准，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程度。
三、结论
（一）法律援助的对象应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
一般对象是指一般经济困难者，即经济条件达到国家设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确无能力按市场价格购买法律服务的公民。特殊对象是指因生理、心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陷入贫困状态的社会弱者，如老年人、妇女、残疾人、未成年人、农民工等，这几类人群的弱势状态是由于自身生理、心理等特点以及社会条件造成的，与一般经济困难者相比体现出了特殊的人群特征。老年人是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必要性和特殊性。老年人由于自身的生理、心理、文化、经济特点造成了其社会弱者的角色，其自身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法律服务的需求很大，而依靠自身购买法律服务的能力极为有限。所以，老年人需要法律援助，发展老年人法律援助事业具有必要性。老年人的自身特点也为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保障，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特殊性。
（二）司法行政系统的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仍不能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
虽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各地司法行政系统在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受制于财政、人员，甚至是领导重视程度等多种因素，地区发展存在很大差异性。在相当多地区，仍未认识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熟悉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未把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特殊对象加以特别优待。
（三）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本身具有很强烈的人群意识
法律援助的办理过程篇2
我国的法律援助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在法律保障、网络建设、队伍建设、履行职能、经费保障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是存在于全国各地法律援助工作的普遍现象，也是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保证受援人获得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整个法律援助工作的核心和重点。
一、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现状
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于成立，正式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2人。法律援助办案义务主要由区司法局行政编制调节的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目前，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尚没有制定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办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构。但是，区司法局成立了法规股，安排了法规专干，法规股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纳入了指导、检查、监督范围，并且受理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区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审查受理指派流程、检查案卷材料、回访办案单位、要求当事人填写质量监督卡、公布投诉电话等方式来保证办案质量。依据益阳市司法局6月制定的《关于律师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界定为人数多、事关群体利益、涉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以及因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积案需要以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为保证此类案件的质量，我们制定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制度》，明确了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各项原则性要求，如向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备案，事先调查了解案情，召集资深集体研讨，通过调解前置努力做好工作，如何协调配合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担《律师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错案赔偿责任。律师协会对于如何保证法律援助质量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由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属于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办案补贴、奖惩金额对他们没有深层次的触动，绩效评估和综合工作考核对他没有实质影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年度考核主要指数量的完成，对质量的好坏没有要求，因此历年来采取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办案补贴、评优奖励挂钩等措施，收效都不明显。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日益增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如杯水车薪，我区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中没有安排质量评估专家补贴或监督员补贴等专项经费。
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及监管措施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对口部门的考核只重“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升；二是办理援助案件主要依托中介机构人员，管理职能对非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无法保证办案成本，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没有制定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评估办法。
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缺少统一的评估操作体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指导性意见。省、市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省、市案件质量评估的统一的标准。区、县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具体的评查办法。
二、没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评估机构或者专业评估员。起湖南省政法系统推出的执法档案考评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没有针对性，市、区进行执法质量检查没有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考评范围。从开始，我区司法局成立的法规股将法律援助案件并入司法系统案件质量考评，但市司法局法规管理没有作相应要求。区法律援助中心负有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履行案件质量把关职能时，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
三、缺乏对质量监评结果的有效控制。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考评对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没有实质影响。奖惩机制直接关系法官、检察官的评先评优、晋升晋级，而中介机构人员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从业主要目的，从本来就不多的办案补贴中扣发部分作为奖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目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仅仅作为一项业务工作来进行管理。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必须理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与事务所自律管理、行业协会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的关系，必须与法律服务有关的管理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依托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强化控制力度和效果。
三、对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系统的建立要保证整个体系的设计、指标取舍具有科学性，要保证评估系统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要保证评估工作逐步开展、稳步发展，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评估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估工作。同时整合各级司法行政、律师、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管理资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目标任务和评估标准，制定上下统一、科学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任务。
制定《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可以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流程公正、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三个二级指标。流程公正由受理申请率、复审批准率、不予受审复议率、维持不予受理决定率、违法收费率、拒绝指派率等内容构成；办案效率指标由法定期限内受理率、特殊情况先予受理率、年人均结案数等内容构成；办案效果指标由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诉率、受援人信访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等内容构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可根据实际增加或者减少三级指标内容，也可以根据案件的类别，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刑事援助案件、民事援助案件、行政援助案件、非诉讼援助案件四个二级指标。刑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率、申请率、申请受理率、会见次数、受援人拒绝辩护率、新证据调查、法院采用新证据、辩护意见采纳、受援人满意度、受援人上诉率、抗诉率、未成年人案件主动提前介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助教育效果、法律文书质量等内容构成。民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审与援助中心复审程序公正、审请受理指派程序公正、特殊情况先予受理、不予受理决定复议率、复议维持率、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免予审查经济困难程度、调查证据采信率、意见采纳、案件胜诉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案件（履行）执行到位率、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请再审率、受援人满意度、案件卷宗质量（包括法律文书质量）、接受异地协作等内容构成。行政诉讼由案情研究、决定受理率、受行政干预因素拒绝受理率、拒绝受理复议率、复议维持率、附带行政赔偿调解率、维持行政行为率、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行为率、受援人上诉率、申请再审率、获得国家赔偿率等内容构成。非诉讼案件由咨询接待台帐、接待笔录、一次性告知书、首问负责制、代书审查、诉前调解、人民调解、非诉案件卷宗统一标准、受援人满意度、调解案件履行率、重新起诉率等内容构成。咨询和代书均应纳入评估范畴，提供咨询意见、代书诉状设定诉讼请求等非诉业务决定受援人对合法权益的取舍。咨询和代书的评估质量应当通过咨询台帐、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律师值班制度、接待笔录、非诉案件档案评比、非诉风险告知制度等内容来评估服务质量。
评估实行信息化管理，评估指标的数据采集、整理、传输和指数编制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和实时更新，避免和减少人为因素对评估的干扰。评估计算机管理软件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开发。应评估目的多元化的要求，采用模块化的指标设计方法，除对办案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外，通过评估指标、评估指数的转换和组合，实现对案件办理各环节、各类别的评估，以及对援助工作者个人办案质量的评估。建立和完善与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和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统计制度．统一统计指标的名称、统计口径、统计时间、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二）、省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建立案件质量考评机制。制定全省、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目标考核标准》。
成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安排专业人员。因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既承担管理职能又承担服务职能，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独立于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与司法行政其他管理系统进行整合，依托省市两级行业协会和司法行政单位现有的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质量评估，扩大监管职能，如法规处、法规科等机构，完全可以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统一管理、考核、评估。
有效控制办案质量，整合司法行政和法律行业协会的资源进行管理。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联合制定各省、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明确为年度考核内容，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决定执业人员年度考核、人员异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将案件质量纳入司法行政、法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奖励处罚范围；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律师年度考核执业终身档案，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纳入档案管理内容。
（三）、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成立案件质量自评专门小组，由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主任三类人员组成，负责对所有案件全程跟踪，全程监测。
法律援助的办理过程篇3
保障和维护好我区困难群体合法权益，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区新型社会救助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加强我区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大精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构建和谐大”目标，以人民满意为宗旨，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增强自身素质，全面提升我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积极推动我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工作原则
牢固树立服务观念，法律援助工作与困难群众的需求相适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深入了解困难群众的法律需求，充分考虑其切身利益。
更加关注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法律援助工作与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相适应。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创建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完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衔接机制，法律援助工作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相适应。抓住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机遇。通过法律援助体系的完善和职能作用的发挥，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
三、主要任务
扩大法律援助面，健全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努力做到应援尽援”一是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建设，健全工作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充分发挥现有法律援助工作网络的整体效用。二是加强法律援助工作队伍建设，壮大法律援助工作力量，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更多的经济困难群众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三是全面开展法律援助各项业务，切实为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做到应援尽援。四是法律援助要与司法救助紧密结合，形成对我区困难群体实施司法保障的完整体系。
四、具体措施
一）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网络
建立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主要组织者，要加强法律援助资源整合。以广大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专职人员为主要提供者，以社会团体和相关部门法律援助站人员为补充，广大社会法律援助志愿者参与，全社会关心支持的法律援助工作的格局。完善街镇、社区及有关社团法律援助工作站网络建设。引导法律援助志愿者开展活动，广泛吸收社会力量支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二）营造法律援助工作的良好氛围，加大宣传力度。
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援助咨询活动，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制度，不断提高全社会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三）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职能作用，通过内外联动的方式。切实维护广大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法律援助中心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行为。当事人向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援助申请的由中心按照《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等相关规定，统一指派办理。充分发挥“148协调中心的作用，做好咨询接待的同时，努力做好民间纠纷的疏导和化解工作，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联动解决社会热点、难点和易激化的问题，建立信息反馈预警工作机制。司法、工会、残联、妇联、共青团、劳动保障等单位要加强协调配合，不断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力度，对我区农民工申请的法律援助案件，简化办理程序；对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对于特殊情况下不能全面提供案件材料和经济困难证明的申请人，可先行受理。
四）发展完善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为主导的规范高效的法律援助实施体系
确保法律援助覆盖面满足全区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健全工作制度和规范操作流程，加大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的力度。保证机构依法履行职能。推行公示制度，向社会公开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地址和咨询电话以及申请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程序，进一步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保证公民以简便可行的方式就近到法律援助工作站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建立并实施科学合理的经济困难证明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及时方便快捷。认真落实法律援助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度，保证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及时便捷。建立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机制，公开办事制度和办事程序，接受群众监督，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全过程的监督。
五）发挥法律援助整体效能，加强各方组织协调。
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加强各部门的组织协调。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会见被告、调查取证等提供便利条件；工商行政管理、物价、建设、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国土资源、档案管理等有关部门和金融、仲裁等单位要为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提供便利，积极协助调查取证等工作，减、免与法律援助案件、事项有关证据材料的相关费用，切实降低法律援助办案成本。
六）加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和监管力度
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积极探索法律援助经费以财政拨款为主，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区级财政预算。行业奉献、社会捐赠为辅的多渠道经费保障机制。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管理，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和合理有效使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定期向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支付办案补贴、交通费等相关费用，并组织开展法律援助人员的培训。
法律援助的办理过程篇4
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律师
法律援助的产生，是现代文明的又一大进步，这项制度使得更多的人，主要包括一些弱势群体，可以享受到法律所带来的利益，让法律不会沦为有钱人的工具，有效地促进了司法公正以及社会公平。当前我国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公平和正义则是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作为维护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构建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则成了法治建设道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目前，
一、法律援助及其在中国的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司法救济和保障制度。“法律援助”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古代罗马，不过那时的概念和现在不同。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出现在1920年代的德国，目前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是否建立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和司法公正是否得到保障的重要标志。
（一）法律援助提供的基本模式
一是司法保障模式,也称“私人律师模式”,一般由法律援助计划管理部门(委员会、中心或基金会等)按法律规定的费率向私人开业的律师按小时或阶段或案件数支付费用,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该模式强调当事人的选择权、自治权。二是专职律师模式,即由法律援助计划管理部门通过合同雇佣支领工资的专职律师来提供法律咨询和案件。采用这种模式的地方,一般由独立的法律援助委员会管理法律援助。一般情况,受援助人不能选择律师。三是混合模式,即司法保障与专职律师等多种模式并存,分别提供法律援助的模式。这是目前各国法律援助实践中比较普遍采用的模式。四是合同制或承包制模式。即由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和私人律师事务所或律师订立合同,或采用招标方式将某类案件或一批案件承包出去,为中标者根据约定的条款支付报酬,由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服务。[1]273
目前，中国提供法律援助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专职律师模式，或称公职律师模式，即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中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专职律师来进行法律援助。公职律师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援助服务的人员，是承担法律援助法定义务的律师，不得拒绝合格当事人的法律援助要求，而当事人原则上也没有选择律师的权利即由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为主办理法律援助事项。采用这一模式的有河南省、吉林省、安徽省、重庆市，这些地方一般可供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社会律师数量较少。二是社会律师模式:即以社会执业律师为主办理法律援助事项。采用这一模式的有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这些地方一般可供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社会律师数量比较多。三是混合模式:即由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同时，也指派社会执业律师办理。除前述几个省市外，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都采取此种模式。
（二）我国法律援助的现状
在立法上，1996年3月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提出了“法律援助”的概念，并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在1996年5月通过的《律师法》和1996年8月通过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也分别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和老年人法律援助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2003年7月16日，我国第一部全国性法律援助政府规章《法律援助条例》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由国务院总理于7月21日以国务院令第385号正式签发公布，于9月1日正式施行。
在实施过程中，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存在着适用面过窄、社会律师法律援助数量过少、援助机构职能不清、援助积极性和质量不高等问题。本文则主要分析法律援助质量的问题。目前，各地法律援助都存在着法律援助的质量明显不如有偿的法律服务的质量，许多社会律师做法律援助的时候往往走过场，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被援助人的利益。
二、我国法律援助质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实践中，影响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类：制度、经费、人才、监督机制。
(一)制度的缺陷
首先就是制度的问题，省级、地市级法律援助机构既要行使管理职能，又要行使具体办案职责，管理与操作职能集于一身，容易造成职能不清，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法律援助法律关系是贯穿于法律援助全过程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关系构成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它包括国家与公民之间、政府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之间、法律援助机构与承办律师之间、承办律师与受援人之间、司法行政机关与公检法等相关部门之间、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与社会组织法律援助活动之间等的法律关系。各个法律援助参与主体之间的复杂权利义务关系和不履行这些权利义务应当受到的处罚，本该有明确的法律界定。这些法律关系在《法律援助条例》中虽然有所涉及，但由于过于隐晦和简略，导致实践中有关法律关系主体违反规定却无法认定或者无法处罚的情况时有发生。[3]76这些制度上的缺陷，使得法律援助质量的底线都不能保障，对于消极的法律援助、不负责任的援助都没有一种惩罚制度。
（二）经费的不足
不可否认，经费不足是造成目前法律援助诸多问题的罪魁祸首，例如法律援助适用面窄、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同时也当然地造成了法律援助质量低下。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费财政拨款总量较少，2006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3.7亿元，其中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3．3亿元，而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南非，总人口只有约4000万，但2000年中央财政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3.2亿南特(相当于同等数量的人民币)。[4]347我国提供诉讼法律援助服务的主导力量是律师，而且有些法律援助机构本身不设专职律师，法律援助的实施完全依靠社会律师，律师是市场主体，法律援助并非其本职工作。有些地方规定每个律师每年要办理义务援助案件1到2件，在办理这个件案件时，律师没有任何报酬，是无偿的;如果律师的援助案件超过2件，才可以得到相应的补贴，但这种补贴标准也比较低。有些地方虽规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有一定的经费，但这些经费也仅仅可以勉强支付最基本的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办案必要开支。由于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缺乏合理的报酬，案件的办理靠的是律师的同情心和奉献精神。而律师是市场个体而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不是政府行为的主体，他们没有履行政府职责的义务。因此要求律师无偿履行法律援助义务，难免在办理具体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出现敷衍了事的情形，缺乏物质支持的业务工作容易流于形式，案件的服务质量难以得到保证。[5]74
（三）高素质法律援助人才的短缺
法律援助人才的缺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现象，在某些律师资源丰富的地方有非常充足的法律援助人才，而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法律援助人才则显得非常匮乏。对于有限的法律援助人才，目前我国也仍未能形成合理的选拔机制、有针对性的培训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未能解决法律援助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即使在律师资源充足的地方，也存在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缺乏责任心的现象，例如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在2006年的质量调研过程中发现，有的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敷衍办案，违规省略必要的办案程序，对案情的研究也不够深入，从而使得法律援助办案质量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三、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途径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法律援助质量低下的基本原因。因此，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改进，将有效起到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作用。
（一）完善法律援助的制度体系，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里不是缺少立法，而是缺少高位阶、统一的法律援助立法。从保障法律援助质量的角度来看，我国有必要完善法律援助的法律体系：首先，要对现有的零散的法律规范进行整理汇编，研究各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修改或删除相互冲突的条款；其次，提升法律援助的法律地位，加快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在新的立法中，必须明确法律援助各方的关系，以及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的职权。
此外，还必须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监督，杜绝敷衍办案的情况发生。对法律援助办案质量进行监督，首先要建立一套作为监督依据的质量评价标准。而且，评价权应该主要在受援助人的手中，因为法律援助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受援助人的利益。在构建监督机制的时候，理想的作法是设立一个不受法律援助中心控制的第三方机构。
此外，势必修改法律援助机构强制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方式。改由愿意进行法律援助的律师自行去法律援助机构登记。通过各种加强律师自愿援助的积极性的手段，如果是自愿进行法律援助的，主观能动性更强，更有利于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
（二）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政府拨款，二是行业奉献，三是社会捐助。要增加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必须建立稳定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建立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关于如何计算最低经费标准，有学者提出了几种方案:一是除了保证法律援助人员工资福利和办公经费外，还要保证办案活动所需的基本成本费，包括调查取证费、交通通讯费等；二是业务经费中的办案费按当地人口平均额计算，并随经济发展情况适时调整；三是以当地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和略高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公民人数，按每人每年需要最低的法律援助费用计算。笔者认为因为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目前可以采取几种方案并存的方式，由各地根据当地的财政状况选择适用。
第二，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可以用律师的个人所得税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律师一般为高收入群体，一个地区的律师群体应该可以缴纳一定数量的所得税。而利用律师的个税用之于法律援助，也算比较合理的，律师自愿、较好的完成法律援助工作，就相当于能得到退税政策的优惠。此外，法律援助基金也可来源于社会捐助。
（三）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整体素质，吸引优秀律师加入法律援助的队伍
也完成此项目标，加强法律援助资金保障则是前提。要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就必须有相应的物质诱惑。
对于愿意长期服务于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也可以使其拥有法律援助机构的公务员编制，提供稳定的收入，健全的福利。这样，这部分长期致力于法律援助的律师的服务质量也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另外律师对于自己的声望也是比较重视的。国务院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九条规定：“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有关的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在目前法律援助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要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法律援助队伍，更应该注重给予法律援助人才精神上的激励。对社会律师来说，如果从事法律援助事业可以为其带来社会声誉，增加知名度，就等于为自己增加一笔无形的财富，吸引更多的客户上门，他们也会更加乐意从事法律援助服务，并且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
参考文献：
[1]宫晓冰.外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2]魏耀国、孙颖.试述服务性理念视野下法律援助制度之本土化研究[J].中国司法:2005(5)
[3]贾午光、郑自文.关于法律援助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司法:2006(5)
法律援助的办理过程篇5
一、以建立健全机构为出发点，全力构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法律援助工作科自从设置以来，加强了区法律援助中心、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和社会法律援助机构的组建、完善工作，多次拟定实施意见，到总工会、老龄委、团委等相关部门协调，相继建立了工会法律援助工作站、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和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目前，全区拥有法律援助中心x个，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x个，社会法律援助机构x个，法律援助志愿者达x人，形成了以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以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为基础，以社会法律援助机构为补充的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建立了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一体化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二、认真贯彻实施《法律援助条例》，确保人员、经费、制度落实
自《法律援助条例》实施后，该法律援助工作科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基础上，加大对《条例》的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宣传《条例》，确保“三个到位”：
1、领导支持到位。为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在《条例》颁布之时，该工作科及时将《条例》送至法院、妇联、共青团、总工会、老龄委及区领导，主动汇报法律援助工作情况。2004年，省法律援助中心到xx区开展了法律援助调研活动，市政府目标办专门到区法律援助中心听取工作情况汇报。通过强化宣传、促进了《条例》在全区的贯彻、落实，营造了各级领导关心、重视、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的良好局面。
2、人员到位。确保人员落实到位，是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必备条件。通过该工作科积极协调和努力争取，2004年，区法律援助中心充实了x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作人员。目前，中心有法律援助专职律师x名，管理人员x名，工作人员x名，基层援助工作站均设有专兼职工作人员，全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达xx人。
3、经费保障到位。该工作科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商，争取领导重视支持，争取财力保障。2004年，争取到x万元援助经费，并且列入财政年度预算，为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撑。
三、加强软硬件建设，积极创建规范化法律援助中心
按照江苏省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积极开展了规范化创建活动，一是狠抓硬件建设。重新制作了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和法律援助公示栏，并摆放在显著位置。法律援助中心办公用房增至四间，设有专门的接待室、档案资料室等，使用面积达xx平米以上。同时还添置了空调、电脑、打印机、数码相机、电话、传真机、文件柜、办公桌等，建立了法律法规数据库，使中心的硬件达到了较高水平，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二是狠抓软件建设。结合本区实际，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上墙公布了法律援助的受理程序、工作纪律等，完善法律援助各类工作台帐，实行电脑化管理，制作和印发了100000张法律援助联系卡，发放到全区家庭，向xx户困难家庭发送了法律援助温情卡；公开五项承诺，为体弱多病且失去行动能力的残疾人、老年人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利用律师参与政府接待，为困难群众现场提供咨询、代书等法律援助服务。建立了每日值班接待制度，实行窗口文明用语，规范服务，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通过一张笑脸、一杯茶、一张椅子、一席话，使来访群众感到舒心、放心，使他们抱着希望来，带着满意走，法律援助工作实现了零投诉。
四、积极健全和落实规章制度，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该工作科重新制订和完善了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先后制订了“法律援助工作程序”、“法律援助工作职责”、“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接待工作规定”、“法律援助首问首办责任制度”、“法律援助一次性告知制度”、“法律援助机构案卷归档管理规定”、“法律援助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办案质量监督和检查制度”等10多项规章制度，并汇编成册，统一发放至各基层工作站。专门印制了宣传资料，将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在醒目位置公示上墙，让老百姓更多地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内容和条件。同时还积极组织开展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年活动：一是加强法律援助办案流程监督，从程序和实体上规范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指派、结案、归档等环节，提高工作效率，确保结案率；二是建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即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类别要以困难群众的民事案件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形式要以诉讼为主，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人要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主，其中民事案件占x%，诉讼案件占x%，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案件占x%；三是加大法律援助质量检查。专门组织人员对乡镇、街道的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检查、指导，从台帐登记、报表统计、案卷归档、建立公示栏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力争达到“接待咨询规范化，操作流程规范化，结案归档规范化”。
为保证办案质量，该工作科积极探索建立日常管理工作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指导和监督机制，努力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水平，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近年来，共组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专项检查x次，开展业务培训x次，在工作指导中始终贯彻坚持两个原则：1、不能假借法律援助名义从事有偿服务，《条例》实施后的援助案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2、要保证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不能因为是自愿行为或者义务活动而不顾服务质量、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经上门征求法院意见以及当事人反馈情况，两年来xx区法律援助案件的满意率达到100%。
法律援助的办理过程篇6
法律援助工作是我省民生工程项目,我局提前谋划，年初对全年的工作预布置。制定了法律援助民生工程实施办法及考核标准，科学分解目标任务，按月汇总分析项目进展，通报工作开展情况，确保全面完成法律援助民生工程任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社会力量购买法律援助服务，在体现社会公益性基础上合理确定购买价格，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工作。邀请社会律师参与12348法律援助电讯热线服务平台、法律援助服务窗口值班及其他法律援助活动，增加律师在法院法援工作站值班的次数。完善“12348”法律服务专线系统的配套功能建设。同徽瀚律师事务所签订《区司法局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项目合同》，由律所安排律师每周固定时间在法院值班，接待来访群众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上半年共计受理案件214件,完成全年任务的45%，非诉咨询录入931件。受理的214件案件中民事案件67件，刑事案件147件。诉讼类案件占比100%,刑事案件占比69%。
二、建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每两年一次，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律师办案成本，根据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实际需要，制定法律援助服务资金支付标准。
对法律援助案件实施办案质量评价，评定一、二、三级三个等次，建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办案质量挂钩的发放制度，第一等次在补贴标准基础上浮10%。第三等次在补贴标准基础上下降10%。
省里统筹安排的资金直接拨付到区财政，区财政配套保障经费应列入财政预算。法律援助独立项目帐、建立独立账簿、如实记载法律援助收入支出明细，单独核算和反映法律援助资金使用情况，确保专款专用，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三、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根据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要求，在法律援助窗口的基础上建设了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对平台形象识别系统进行了规范，新增了谈话室，设置了群众办事等待区，同时配备了办公桌椅、铁皮文件柜、电脑、照相机等办公设施；并在醒目的位置设立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指南，法律援助流程图，列明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申请程序、办案流程等基本内容，公布了法律援助联系电话、监督电话等。便民服务窗口的升级改造，实现了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律师咨询一条龙式服务，使受援群众可在大厅内实现法律援助全程办理，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提供了更加方便的工作平台。
四、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点
法律援助的办理过程篇7
关键词:法律援助经费;专项资金管理;完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D9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4-0096-05
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是财政部门为落实党和国家法律援助政策,设立的(划拨的)专项用于法律援助事业的资金,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法律援助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当前,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构成中,政府的财政专项资金是主要来源①,具体分为上级政府对贫困地区法律援助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本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财政专项拨款。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管理,具体应贯彻以下原则:(1)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挤占: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各省、自治区法律援助立法均明确规定,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不得改变法律援助经费用途和性质。(2)确保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最大效益:具体要求有以下方面:①合理使用经费,降低法律援助成本和耗费,开源节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②在节约经费的基础上,要把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办案上,要多办案,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功能;③不同经费不同用途。法律援助经费应根据来源不同确定不同的用途。政府拨付的资金用来保证法律援助机构和工作人员维持正常的开支,主要用于法律援助办公的经费、工作人员的薪金和福利及办理案件所需要的业务经费;社会捐助、基金及其他来源的资金主要用于法律援助办案费用和其他业务开支,以弥补政府经费的不足。在管理模式上,对法律援助财政拨付经费的管理主要采用财政管理模式,对法律援助社会资助资金的管理主要采用基金模式。
一、当前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数额相对较少,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在财政专项资金中受重视的程度较低,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在实践中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②:
(一)经费保障不足且分配不均衡
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公布的数据,2005年全国各地拨付法律援助资金26220万元,中央还首次拨付5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全国人均经费两毛钱[1]。我国的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无法满足法律援助事业最基本的需要。以陕西省户县为例,户县总人口60万人,其中妇女约占人口的一半,儿童约15万人,残疾人2万人,“五保户”2000人,最低保障线人口6000人。企业不景气,且绝大多数为中小型企业,下岗工人多。据测算,每年约需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50件,而实际能够达到援助的不足三分之一。如果按每年办理100件法律援助案件,按最低办案补贴标准每件600元计算,每年需要经费6万元(不含办公等经费)。2007年县财政向法律援助中心拨款仅有1.5万元,2008年预算拨款增加到3.2万元,远远满足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在西安市各区县中,户县法律援助的资金保障还是比较好的,灞桥区、高陵、蓝田这些完全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县区其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更是存在严重问题。
同时由于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依赖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收入的不同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经费各地保障水平的参差不齐,造成了越贫困的地方、越需要法律援助的地方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越低的状况。以陕西省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为例,2005年全西安市法律援助业务经费仅为43.5万元,其中市中心30万元,区县仅有4~5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业务开展有经费保障,合计也不过13.5万元。有些财政特别困难的区县,本级法律援助经费还处于零预算,主要依靠由市财政按人均0.1元的标准转移支付。这样的经费保障,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城乡法律援助的人均受案率产生较大差异。西安市现有800多万人,2007年的受援人数是1380人,总案件数为1090件,2007年法律援助全市人均受援率为万分之1.4。但是,户县、周至、高陵、蓝田4县的人口总数为212.1万人,2007年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81件,人均受援率仅为万分之0.8,法律援助城乡人均受援率存在较大差异。从陕西省全省来看,目前仍有15%的贫困农业县级法律援助经费本级财政处于零预算。区际间差异较大,尤其是表现在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是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二)法律援助资金管理账户未全部独立设置,专项资金存在被挪用和挤占的现象
专户管理是实现法律援助专款专用最为有效的手段,但是目前我国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账户并未全部独立设置,专项资金存在被挪用和挤占的风险。就陕西省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实践来看,全省十个地市中有50%的地市法律援助资金未能独立管理和使用,30%的县(区)法律援助资金未能实现独立使用。榆林市13个法律援助机构,账户独立使用的有8个单位,账户不独立的有5个单位。而咸阳市2008年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见表1),在14个法律援助机构中,法律援助专项资金账户独立并能够独立使用的有4个,账户不独立的有10个(包括市法律援助中心),这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管理造成极大的困难。
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账户不独立,使得上级和本级拨付的资金全在司法局账户上,法律援助机构实际上已无法实际控制资金的使用,致使资金被司法行政单位挪用和挤占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实际的专项资金管理中,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经费账户不能单列,致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补贴发放不及时,影响办案人员积极性。同时由于程序复杂,其他工作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对法律援助机构不公开,致使监督机制不规范,也难以实际贯彻实施,法律援助专款专用未能实际贯彻。
(三)援助经费专项资金各项开支的具体范围未能具体明确,用于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的专项资金支出占比例过低在对陕西省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与使用实践调查中显示,2008年商洛市市县两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收到72.58万元的专项资金[3],支出人员经费(工资)29.49万元,占41%;基本办公经费15.71万元,占22%;办案补贴支出19.54万元,占28%;宣传、培训和其他支出7.84万元,占经费支出的11%。实际用于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的比例偏低仅有28%。杨凌区2007年支出各种法律援助经费共7.6万元[4],其中人员经费4.5万元,占经费支出的59.2%;基本公用经费1.6万元,占经费支出的
21.1%;办案补贴1.5万元,占19.7%;宣传经费0.24万元,培训经费0.12万元,共占经费支出的4.8%;其他费用支出0.18万元,占2.4%。实际用于办理案件的业务经费只有19.7%。2008年杨凌区各种经费共计8.8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4万元,占经费支出27.1%;基本公用经费4.6万元,占经费支出的52%;办案补贴0.84万元,占支出的9.5%;宣传、培训经费共计0.7万元,占经费支出的7.9%。实际用于办理案件的经费支出仅有9.5%。而咸阳地区[5],2008年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与本级财政按预算共获得119.2万元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其中办案经费支出39.7万元,占专项资金支出的33.3%;宣传和培训经费共支出31.7万元,占经费支出的26.5%;其他支出47.8万元,占经费支出的39%。按照《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司法部关于规范有效使用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通知》,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办理案件,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功能。而在实践中,各地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法律援助办案经费的比例太低,未能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社会救济的作用与功能。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各项开支的具体范围不明确,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同时给权力寻租留有空间。
(四)经费内部控制有待加强,特别是在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发放过程中存在着资料登记简约化、报销批量化、领用形式化等问题
部分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账务处理统的过死,不能正确的反映经费的用途。如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开支范围包括住宿费、交通费、文印费、通讯费、调查取证费和伙食补助费等。而当前常常将此补助款以劳务费或其他款项的形式进行账务处理。
(五)对提高和加强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专项资金的审计与监督管理不规范
1.管理办法缺乏科学性与刚性。如目前比较明显的就是上级法律援助专项转移资金一般都要求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安排配套资金,但一些地方财政连正常的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都无法保证,根本不可能拿出资金来配套,这样一来只有两种结果,一是采取非常手段如假配套等将资金争取来,二是放弃。这种管理办法明显有锦上添花之嫌,而缺雪中送炭之意,可能拿不出配套资金的地方比拿得起配套资金的地方更需要这些专项资金,只是因为拿不出配套资金而丧失了机会,这有悖于专项资金设立的初衷。
2.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缺乏严格的责任制,部门职责不清、缺乏协调。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协调,如市府办牵头、财政管资金、业务主管部门管项目、纪检部门管监督、审计部门管决算审价等等。但当前在实际执行中,有些部门却是“好事抢着做,责任相互推”,部门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够,难以形成合力。财政由于职能的定位,经常处于做“为难人”的位置,而且要想管好项目,仅仅管了资金是不够的,但很多时候财政往往是事后业务部门需要安排资金或是需要合发文盖章才知道具体情况,工作十分被动。
3.管理主动性不够。财政工作者对财政在专项资金管理中扮演的角色认识不清,应该承担何种管理责任、管理中应该介入至何种程度心中无底。管理信息依靠业务管理部门提供,资金拨付等待上门申请,主动介入资金管理意愿不强。
4.管理精细化程度不高。长期以来财政部门对资金的管理还停留在结果管理上,重结果、轻过程,管理粗放。绩效评价实施较少,方法单一。一般是上级有要求才会去实施绩效评价,往往是草草填表,应付了事。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和评价情况的客观性缺乏认真分析,对评价结果也没有切实的应用。而且往往是事后评价,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绩效评价的效果就很难有明显体现。
二、加强和改善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的具体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对加大法律援助财政专项资金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法律援助是国家在司法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保障制度,是保障和尊重人权,实现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的法律制度。法律援助从性质上讲具有社会救济的基本功能。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即具有社会救济和扶贫资金的性质[6]。尤其是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更是为了落实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解决法律援助困难,促进不同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的协调发展,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的补助地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专项资金。科学管理,严禁挪用和挤占,明确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具体用途,加强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审计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各级领导应当充分认识法律援助资金管理的重要性,认识到法律援助资金的社会救济和扶贫功能和性质,切实做好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工作。
(二)明确法律援助的专项资金的具体使用范围以及法律援助各项开支的具体比例,确保经费主要用于法律援助业务支出
法律援助的经费,必须全部用于援助事业,尤其是应当主要用于法律援助的业务开支,其中包括:(1)承办法律援助业务必需的费用包括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支出的住宿费、交通费、文印费、通讯费、调查取证费、伙食补助费、鉴定费、办案补贴费用、诉讼费、仲裁费等;(2)法律援助宣传、培训、调研等活动所需要的费用;(3)对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费用。另外,如果法律援助机构所派的援助人员在提供援助过程中非法侵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法律援助机构应向受害人赔偿实际损失,然后援助中心可以向实施侵害的援助人员追偿。上述经费的使用,援助人员都应以节约为前提,其他特殊经费支出都应由援助中心主要负责人员审批。
按照《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司法部关于规范有效使用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通知》,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是为了落实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解决法律援助困难,促进不同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的协调发展,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的补助地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专项资金。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投向是部级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市、区),以及经费保障能力较低的其他困难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含未单独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法律援助任务的县、市、区司法局)。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使用范围:(1)支付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案件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接受安排办理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办案补贴,包括差旅费、交通通讯费、文印费、调查取证费等;各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应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办案补贴标准。(2)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直接费用。(3)受援人败诉后确因经济困难无力交纳的鉴定费和仲裁费。对于省、市向贫困县(区)财政转移拨款的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也应当参照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具体要求实施,使其主要用于法律援助的办案业务支出。
(三)加强专户管理,杜绝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挪用和挤占现象
按照《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1)各级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监督管理,制定切实有效的管理办法,保证法律援助办案专款及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2)每年度终了后4个月内,省级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要将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安排和使用情况如实向财政部和司法部做出书面报告。中央财政将以此作为考核省级财政和司法行政部门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安排下一年度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参考依据。(3)省级财政部门要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建立效益考核制度,对使用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定期向上级和下级财政、司法行政部门通报考核情况,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4)财政部、司法部将定期或不定期地直接或委托有关部门对专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审计。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到位不及时、使用效益不高、存在挤占挪用现象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地区,将暂停以后年度法律援助办案专款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处分。专户管理,专款专用,是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的基本要求。在资金的使用上,必须坚持按照“分户管理、专户专账、封闭运行”的模式,实现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的专款专用、专户管理,发挥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加强内部建设,完善专项资金的审计和监督
在目前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形下,加强援助资金的管理,规范审批程序,严格审查制度、提高使用效率,能有效节约援助资金,从而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1.严格审查制度。
(1)申请条件的审查。《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的申请人或申请人应该提交身份证明、证明、经济困难证明以及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材料。援助中心接到申请材料后主要对援助对象的经济标准及受案范围进行审查。关于经济困难标准,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只规定:“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条例根据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经济审查标准上适用因地制宜的方针,实践中各地普遍的做法是以当地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为标准;援助中心需要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以防止欺诈、隐瞒的行为发生。关于受案范围的审查,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二章已明确规定具体的援助情形及案件种类,实践中只要对号入座即可。(2)援助效益审查。法律援助处理每一个案件都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在援助资金尚不充裕的今天,实施法律援助应提高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笔者认为有些案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①案件案情简单,通过指导申请人自己能够解决的,就给予指导解决;②采用非诉讼方式可行性较强、效果更好的,建议申请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③案件胜诉率很低或者即使胜诉也难以执行的,援助中心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帮助解决。
2.将法律援助的经费使用纳入合同管理轨道[7]。法律援助合同项目模式源于美国,是指由律师、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同州、县或其他的司法管辖区签订提供刑事辩护服务的合同,律师、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协会在一定费用的基础上办理特定数量的案件。在我国,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和律师、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约定一定时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报酬以及办理案件的质量要求。对于律师或律师事务所而言,虽然法律援助案件的报酬会较普通案件稍低,但由于案件数量众多,总体而言签订合同后其收入也将十分可观,对于年轻律师这更是一个锻炼机会;对于法律援助机构而言,与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签订长期合同,既可以节省资金,又缓解了工作压力,还可以用合同约束律师的办案效率,加强对法律援助律师的监管,有效地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3.积极创新管理理念,主动协商,化被动为主动。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并通过建章立制,使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规范化。为保障法律援助资金的有效使用,平衡各地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应积极促进资金、资源得有效整合。在对法律援助经费的管理上实行“分级负责、痕迹管理”的资金管理办法。
4.实行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责任人制度。由于财政专项资金多,政策性强,几乎每项专项资金都有对应管理办法,管理起来比较困难,也给财政监督人员的检查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当前,财政监督人员在检查某一项财政专项资金时,由于对资金的管理缺乏全面的了解,从而使检查浮于表面,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了有效地缓解这一矛盾,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指定1~2名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专管员,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明确专管员的职责,对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做到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检查。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专管员要对法律援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做到“心中有数”;每年对所分管的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向领导反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在财政部门组织的财政专项资金检查时,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专管员要积极参与,在对被检查单位下达检查结论前,必须征得专管员的同意,通过建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专管员负责制,完善相关的管理工作。
(五)加大投入力度,保障法律援助事业的经费需要,尤其是要加强对农村(县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专项资金投入,以促进和发展我国农村法律援助事业,统筹城乡社会经济事业发展
经费短缺一直是制约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主要因素。近年来,虽然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下,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有所增加,但是依然满足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拨款,部分地区的法律援助经费仍然没有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以及经费的管理均造成很大障碍。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在专项资金方面,一是切实要把法律援助经费作为专项资金纳入区县财政预算。可以考虑将区县法律援助经费由区县司法局、县财政局等部门根据区县人口、企业分布、财政收入状况、往年法律援助案件数量等因素统一核定,并纳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由区县财政、审计部门定期检查法律援助资金的落实使用情况,避免法律援助资金被截留和挪用,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二是要拓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渠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多方筹措资金,采取成立法律援助基金、建立法律援助募集捐献机制的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捐助活动,接受社会团体、企业、商社、及个人的捐赠和赞助,实现我国法律援助社会募集资金规模有所突破。三是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资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支持财政困难的区县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从整体上看,近年来,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城乡法律援助的发展还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农业人口占比重较大,大力发展农村法律援助成为当前统筹城乡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而目前,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经费来源模式,使得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严重依赖地方财政收入,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也因地方财政的不同而出现较大差异。为了解决区际间尤其是城乡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极不均衡的问题,探索和实现法律援助经费的省级统筹(或根据具体情况实行地市级统一管理和统筹使用),在保障各地基本的法律援助经费需求基础上进行动态的平衡和资源共享,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基金项目: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法律援助体系的创新和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
号:09XFX030。
注释:
①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有三个方面:1、政府的财政拨款;2、社会捐款;3、其他资金渠道,如国际组织以项目合作的形式进行的资助、公益福利收入的定向使用等。但是社会捐款以及其他渠道的资金来源很少,当前各地法律援助经费主要依赖各级政府的财政专项资金。
②相关研究数据来源于陕西省财政厅2008年依法理财项目“财政专项资金管理问题研究――以陕西省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管理为研究对象”研究报告,本文作者主持并完成了该项目的主要工作。
参考文献:
[1]王卫国,姚合平,胡子君.构建农村法律援助体系的难点与对策[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06,(09).
[2]陕西省咸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咸阳市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咸法援字【2009】01号.
[3]陕西省商洛市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商洛市法律援助经费管理情况的汇报,2009-1-7.
[4]陕西省杨凌区法律援助中心.杨凌区法律援助经费管理情况的报告,2009年1月14日.
[5]陕西省咸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咸阳市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咸法援字【2009】01号.
[6]段景田,刘立星.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几点建议[J].中国农业会计,2008,(01).
[7]方飞霞,季春晖.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及其管理问题研究[n].浙江万里学院学报,第20卷第3期.
法律援助的办理过程篇8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标准化战略要求，紧紧围绕“打造人民满意服务型司法行政机关”总目标，积极融入标准化理念和方法，大力推进法律援助标准化建设，积极打造群众满意的基层法律援助服务平台。
二、工作目标
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法律援助中心，提升法律援助窗口服务、业务办理和日常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三、方案实施
（一）建立办案程序标准体系。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省法律援助条例》以“八步工作法”为支撑，严格工作程序，建立法律援助工作流程标准体系：接待、受理、审查、立案、办案、监督、结案、回访，建立诉讼当事人法律援助告知制度，邀请第三方参与法律援助满意度评估制度，法律援助案结当事人法律风险提示制度，引导援助案件办理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二)建立管理规范标准体系。编印《市法律援助工作手册》，实施“5+3”工作模式。实施“5＋3”工作模式，即工作人员由3名公务员和聘用5名律师（其中1人为律师助理）组成，3名公务员负责管理、监督，5名律师专职负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完善《市法律援助接待工作的若干规定》《市实行首问负责的若干规定》，提高日常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三)建立机构、经费、人员保障标准体系。出台《市法律援助窗口建设和工作规范》规范场所设置，要求办公场所交通便利，标志明显，具备方便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设施，办公用房使用面积不少于150平方米，配备与业务量相适应的办公设备，窗口公示法律援助条件、范围、经济困难标准等政务公开内容；完善《市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办法》，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按标准及时支付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补贴；完善《市法律援助值班制度》《市实习律师法律援助值班制度》，要求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执业律师具备两年以上执业经历；出台《市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活动管理办法》，发展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
(四)建立质量考评标准体系。出台《市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细则》、《市法律援助案件档案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出台刑事、民事、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案件质量考核细则，细化各环节卷宗归档要求,从卷宗归档、补贴发放等重点环节加强绩效管理，实施办案质量每案必检制度、卷宗瑕疵保证金制度，办案质量与律师收入挂钩，实现季度卷宗归档零积压，网上登记零迟滞。
四、实施效果
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及流程的管理，重大疑难法律援助案件上报市中心备案率达到100%，案件听庭率不低于3%，法律咨询服务质量回访率不低于10%，案件回访率达到90%以上，办案率和来访满意率均达到100%，确保法律援助工作的标准化运行。
五、实施步骤
一是实施准备。
组织动员培训。通过召开会议、举办讲座等形式，普及标准化知识，把法律援助工作标准化建设作为标准化试点项目申报。确定人员、时限，拟制标准化实施方案，开展标准化建设工作。
二是组织实施（2017年7月上旬--2018年12月底）。
（一）标准编制(2017年7月上旬--12月底)。1.研究法律援助工作程序标准体系框架。2.建立法律援助办案程序标准体系、法律援助管理规范标准体系、法律援助机构、经费、人员保障标准体系、法律援助质量考评标准体系。3.对建立的标准体系和相关标准进行评估。
（二）标准颁行(2018年1月上旬--12月底)。1.编印标准化工作手册，开展标准化培训。2.标准体系试运行。3.对标准化试点工作进行自我评估，进行调整和改进。4.标准正式运行阶段。
三是申请验收（2019年1月--2019年12月底）。
在查漏补缺，整改提高的基础上，准备组织标准化建设验收材料，申请验收。
六、相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标准化组织机构，市司法局成立由局长卢延林同志任组长的标准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法律援助科。具体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的标准化建设工作的协调、指导、推进、督查和考核工作。
（二）精心组织。要严格按照要求，明确任务、落实责任、认真组织，全面实施。确保做好每一项工作、落实好每一个步骤，完成好每一项任务，保质保量完成法律援助标准化示范点建设工作。
法律援助的办理过程篇9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重要制度。法律援助有助于消除阻滞贫弱公民寻求法律救济的障碍，使司法正义和人权保障得以落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的体现。法律援助犹如社会的安全阀和泄洪机制，能有效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紧张关系，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发展。实施法律援助，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近些年来，法律援助从分散的个案发展成为群体性利益和诉求的表达，有特定针对性、群体性的法律援助案件增多，各类法律援助案件增多趋势明显。2004年以来，全国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平均每年以30％的幅度递增，2008年办理案件约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超过430万人次；①2009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4万多件，提供法律咨询484万多人次；②2010年，法律援助机构共提供法律咨询487．4万余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约72．7万余件，其中民事法律援助610198件，刑事法律援助112264件，行政法律援助4939件，为82．1万余人提供了法律援助。③“截至2010年底，我国各级政府共设立法律援助机构3573个，有法律援助工作人员13830名，其中33％是专职律师，79％是法律专业人员。全国有近20万名社会律师和7万余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一些社会组织、法学院校和志愿者也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财政拨款，2010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达到10．23亿元。”④
福建省于1996年成立省内第一家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即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开始提供专业法律援助服务。2002年1月20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并予公布，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的统一审查权。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受理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案件，应当免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在法律援助人员依法查询、复制有关资料时应当免收费用。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补贴，补贴费在法律援助经费中列支。补贴费的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公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因经济困难或者发生突发事故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免费援助。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人员未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不得中止或者另行委托他人办理法律援助事务。法律援助人员不得收取受援人的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得泄露受援人的个人隐私。条例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制度、组织、经费、受援人的条件及其权利与义务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与义务等重大问题的明确规定，为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地方法依据和保障。
法律援助同样有助于缓和福建省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冲突，促进福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地发展。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福建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2523件，10万多困难群众获得法律援助，解答法律咨询近95万人次。①
2010年9月30日，福建省人大通过并公布了《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的修改决定，降低了法律援助申请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增加了“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农村五保户”；“患有严重疾病的人请求侵权赔偿”，“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受害人请求赔偿”的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同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推动地方政府及时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为了又好又快地推进福建省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有必要进一步认清福建省法律援助的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本课题组中标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2008年重点课题“福建省法律援助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后，在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厦门市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支持下，实地开展专项调查研究，采取调查问卷、个别访谈、座谈会等方式深入了解福建省法律援助的现状，比较广东、山东等邻近省份相关情况，针福建省法律援助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改进对策和建议。二、福建省法律援助基本状况经过十余年探索和实践，福建省已基本形成比较专业和规范的覆盖全省的法律援助体系，建立了基本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截止到2008年初，全省已建立法律援助站1657家，法律援助中心共发放《法律援助证》57．5万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2万件；有6．7万人受援。①截至2009年12月31日，福建全省已建法律援助机构总数为94个，其中，行政性质机构为39个，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为39个，这两类机构数占机构总数的83．0％；全额拨款事业单位13个（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占机构总数的13．8％；共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1677个，其中有专门工作人员509个，占30．4％。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立工作站1100个，在工、青、妇、老、残、、高校、监狱、劳教所等部门设立工作站577个。②不过，与全国法律援助发展总体状况及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办案数量、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项目比较，福建的法律援助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福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水平相比较，福建的法律援助发展仍有不足。
（一）福建省建立了法律援助的基本工作机制
福建省多年来重视法律援助，全省建成了法律援助的基本工作机制。法律援助的工作机制由三个要素构成，即建立法律援助机构，配备从业人员，法律援助经费有一定保障。这三个要素在法律援助工作规范的约束下在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中共同发挥作用，形成法律援助基本工作机制。福建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框架，是在基本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形成之后搭建而成的。
1．基本的法律援助机构体系基本形成。法律援助机构是法律援助工作机制的组织依托。覆盖全省的法律援助机构体系是福建省法律援助的机构保障。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或部门主要包括：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截至2008年年底，福建共建立法律援助中心94个，全省1104个乡镇、街道全部设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援助站。福建省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正在积极探索构建县（区）法律援助中心－乡镇街道法律援助站－社区（村）法律援助联络点（或联络员）的三级法律援助服务网络。换言之，在省、市、县（区）、乡（镇）的四级行政区划中，均分别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并在向法律援助联络点发展。据福建省律师协会网站的数据显示，福建省律师协会有团体会员（律师事务所）273个，这意味着福建省至少有273个较集中于市区和中心城市的律师事务所参与并支持省内法律援助事业。福建省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值得关注。2000年成立的厦门大学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是福建省第一个由在校大学生发起组建的法律援助社团，也是福建省首家民间性质的法律援助团体。
2．法律援助的从业人员已经基本配备。法律援助从业人员是法律援助的具体执行者，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性要素。因此，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人数和业务水平很高程度上制约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和质量。根据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报表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共有285人，法律专业人员数为239人，占人员总数的81．0％。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为214人，占人员总数的72．5％。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人数为142人，占人员总数的48．1％，比去年同期（139人）增加2．2％；其中在法律援助机构注册律师数为103人，占人员总数的34．9％。①这些数据说明，福建省已经基本配备职业素质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法律援助从业人员，并且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较强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①。
3．法律援助经费收入有一定保障。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的实践，均表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质。各国保障法律援助制度实施所需的费用，大多由政府拨款支持。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拨款。自2002年始，福建省规定，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确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政府最低经费保障标准分别为：设区市不低于15万元／年，县（区）不低于6万元／年。截至2008年年底，福建省各设区市、县（市、区）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已全部列入当地财政预算。2008年同级财政拨付法律援助业务经费达821．1万元，比2002年的433．5万元增加近一倍。②2006年，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共计1185．93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135．38万元，省财政拨付法律援助办案专款配套资金50万元。2007年，法律援助经费共计1591．88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431．88万元，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专款和省财政拨付办案专款分别为110万元、50万元。2008年，法律援助经费共计1970．93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735．93万元，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专款和省财政拨付办案专款分别为135万元、100万元。2009年，法律援助经费共计2112．19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735．93万元，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专款和省财政拨付办案专款分别为150万元、100万元。如表1所示。随着法律援助案件的逐年增加和法律援助社会需求的递增，福建省的法律援助经费逐年递增，为法律援助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经费补给，这说明福建省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但是，福建与同为东部地区的广东、山东等省相比较，同期投入法律援助的经费有很大差距。2006－2008年，广东省法律援助经费依次分别为：4149．46万元、5540．23万元、7589．87万元；山东省法律援助经费分别为2758．39万元、3608．62万元、4280．18万元。①比较而言，同期法援经费投入，福建省不到山东省的一半，仅为山东省的43．0％．、44．1％、40．0％，仅为广东省的28．6％、28．7％、26．3％，竟然达不到广东省的三分之一。
（二）法律援助案件类型和数量及社会效果
1．福建省法律援助案件呈现“两增一扩”趋势。福建省法律援助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受援人数逐年增加，受援案件范围和受援对象范围不断扩大。以2006—2008年三年为例，2006年，全省各级法援机构共办理法援案件11138件，比2005年增加18．9％，其中民事案件7512件、刑事案件3561件、行政案件65件；受援人达14763人；咨询156628人／次。2007年，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3621件，其中民事案件9490件、刑事案件4063件、行政诉讼案件68件；受援人为16183人，其中残疾人1608人、老年人1425人、未成年人3901人、农民工5288人；女性4542人。2008年，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872件，同比增长9．18％；解答法律咨询185458人次；受援人达19948人。①2009年，福建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16434件，比2008年同期（14872件）增长10．5％。已办结案件数13186件，比前一年同期（12534件）增长5．2％。其中，刑事案件4160件，民事案件12217件，行政案件57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5．3％、74．3％和0．3％。从案件涉及人群看，涉及农民工案件数最多，达5342件，占案件总数的32．5％；涉及妇女案件数为4650件，占案件总数的28．3％；涉及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案件数分别为3757件和1749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2．9％和10．6％。②从各级机构办案量看，地市级机构平均年办案数为330件，县区级机构年平均办案数为158件，比前一年同期均有一定幅度增长，其中县区级机构办案总量达13278件，占全省案件总数的80．8％。2010年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17828件，比上一年增长9．28％，其中，上半年，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301件，同比增长3．03％，其中刑事案件1839件，民事案件6403件，行政案件59件，③如表2所示。伴随着法律援助制度逐渐被社会大众所认识和接受，全省的法律援助需求不断增大。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对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不断加大。我省近几年的法律援助案件状况呈现“两增一扩”趋势。这预示着福建省法律援助持续良性发展。
2．法律援助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这是法律援助制度在现代社会得到推崇的根本原因。法律援助对象是贫弱的人，包括经济绝对贫弱的人和生理、心理、自由文化相对贫弱的人。尤其是经济收入低下的社会弱势群体，如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老年人需要更多社会关怀。以2007年为例，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援助184人，受援对象中残疾人有17人，占9．24％；市级法律援助中心援助3043人，受援对象为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分别为220人和200人，占受援人的7．23％和6．57％；各县（区）级法律援助中心援助了12956人，受援对象为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分别为1371人和1225人，占受援人的10．58％和9．46％。①全省法律援助受援人的构成、法律援助受援人的绝对数量和范围，都说明全省法律援助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三）法律援助咨询业务分析②
福建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2011年第二季度提供法律咨询68261人次（同比增长97．8％）为例，从咨询类型看，第一是婚姻家庭类的纠纷（含赡养、抚养和扶养）达到14804人次，占咨询人次总数的21．69％；第二是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达11733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17．19％；第三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达7623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11．17％；第四是工伤赔偿纠纷达5971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8．75％。从咨询人分类情况看，农民和农民工最多，分别达到7476人次和7226人次，分别占咨询人总数的10．95％和10．59％；其次是妇女达到6842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10．02％。③
1．婚姻家庭类咨询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1）婚外恋咨询增多。在离婚咨询中，因夫妻一方“婚外恋”而引发的离婚案件至少占70％以上。其中，婚姻配偶涉及婚外情的大多数是男方。（2）夫妻经济地位变化引发婚姻危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农村妇女外出工作，不仅经济上不再依赖男性，而且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后，观念发生变化，对婚姻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而男性在观念上并无发生相应变化，一些丈夫不尊重妻子，一些质量不高的婚姻出现了危机。（3）年轻夫妻不善于化解婚姻冲突。部分年轻夫妻不了解如何处理夫妻矛盾，发生冲突，不但不化解，甚至实施报复；有些年轻人性格冲动，做事不计后果，使用家庭暴力解决夫妻纠纷，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从咨询人反映的情况看，家庭暴力、夫妻长期分居是造成婚姻家庭破裂的主要因素。比较特殊的是，部分农村地区由于正在拆迁或经历过拆迁，一些村民为多得拆迁面积或补偿款而采取突击结婚，夫妻婚前缺乏了解和沟通，感情基础不牢，导致感情破裂要求离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婚姻感情质量有更高期待，离婚率逐年提高，由此引发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争议越来越多。
2．劳动劳务类咨询数量居高不下。追索劳动劳务报酬、交纳社会保险金纠纷、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纠纷、工伤赔偿等纠纷等方面咨询集中，用工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情况仍严重。（1）单位长期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员工养老、工伤、失业、生育、医疗待遇受到损失的现象还较普遍。（2）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4）任意延长工作时间但不支付或不按规定支付加班费。（3）任意解除合同却不按规定支付补偿金或赔偿金。（4）不为劳动者申报工伤。（5）用工单位用工之初或原劳动合同期满后迟迟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6）员工不愿意签订合同又借此要求双倍工资的情形有所增加，用人单位对此颇有微词。（7）用人单位可以任意调整员工工作岗位或具体工作地点，而员工为了工作只好屈就。（8）劳动者在主张权利时经常遇上超过劳动仲裁期限、举证不能、维权过程冗长等问题，有时只好接受对自身不是很有利的调解，不能充分甚至完全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人身损害赔偿类纠纷咨询总量很大。主要是交通事故受伤，劳务受伤，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产品或服务质量瑕疵及其他民事冲突引起的打架等。从咨询情况看，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驾驶员和行人交通安全意识不强，有驾驶员存在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情况；有电动车、自行车抢占机动车道；有行人不遵守道路交通信号及各种标志指示，任意横穿马路，翻越中间隔离带等。同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处理事故的基础，当事人对责任认定有异议，无直接有效的救济途径，使事故赔偿不能及时调解解决，由此引发了法律纠纷；交通事故责任赔偿和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赔偿紧密相关，涉及的法律规定和适用较为复杂，是导致此类纠纷增多的原因之一。交通事故等损害赔偿纠纷增多，群众安全责任意识应进一步提高。雇佣劳动中受伤的咨询，数量不少。近年来，医患纠纷增多，因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不容忽视。医调委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类矛盾的激化。
三、福建省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其原因
总结福建省法律援助十余年发展历程，法律援助从无到有，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各地创造许多法律援助的好经验。然而，观察福建省法律援助的现状，必须看到，该省法律援助工作既存在着经费不足、从业人员较少，对程序的遵循不够等常规性问题，也存在着机构体制、管理与服务水平、质量评估与监督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与社会需求相比，法律援助供需矛盾仍很突出。尤其在有些山区，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极不平衡。一方面，法律援助对象、范围越来越广，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法律援助资源由于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制约，能够真正用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资源非常有限，还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除了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外，尚有下述六个方面因素制约福建省法律援助事业可持续的快速发展。
（一）对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不清晰
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不清晰主要表现为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和法律援助机构从业人员身份尴尬。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福建省共有94家法律援助机构，其中省中心为行政单位；市级中心9家，其中行政3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6家（其中3家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县区级中心84家，其中行政40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43家（其中4家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他事业单位1家。①从这些数据看，福建省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是行政单位抑或是事业单位？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定位，更影响了法律援助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律援助机构从业人员身份的尴尬。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不是律协的当然会员，也不完全属于公职律师。按照我国现行律师分类，律师区分为公职律师、公司法务（律师）、军队律师和社会律师。法援专职律师应当属于公职律师，具有行政编制的公务人员。然而，在有些地方，法援专职律师并未归入公职律师。
（二）保障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
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足主要表现在人均法律援助经费偏低、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法律援助成本失衡等方面。
1．人均法律援助经费偏低。2005至2009年间，福建省经济增长率依次分别为11．6％、12．5％①、15．2％、13．0％、12．0％。2005－2009年，福建省投入法律援助的经费分别为：1006．93万元、1146．93万元、1593．63万元、1970．93万元、2112．19万元。②2005－2009年，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率分别为22．85％、13．90％、38．94％、23．68％、7．2％。从总体上看，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根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福建省2005－2008年的人口总数分别是3535万、3558万、3581万、3604万、3629万，计算结果显示，前述五个年度中，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依次仅有：0．28元、0．32元、0．45元、0．50元、0．58元。2009年我国人均法律援助财政拨款经费为0．56元。③显然，福建省的人均法律援助经费明显偏低。这与该省作为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达省份的总体状况不相称。由于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福建省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社会律师的补贴很低，远低于全国平均值。平均每件的办案补贴2005年至2007年分别为383元、390元、414元。④根据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2008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显示，2008年全省办案补贴及费用支出为629．93万元，全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14872件，则2008年平均办案补贴为424元。根据《2009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的数据计算，2009年平均办案补贴为387元。前四年平均办案补贴实际增长1．8％至6．2％，明显低于福建省经济发展速度，其中2009年平均办案补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2005－2007年间，全国的平均补贴依次分别为510元、655元、604元，①2008年、2009年分别为632元、644元。②福建省为承担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提供的补贴金低于全国平均值25％～40％。
2．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法律援助成本失衡。根据2007年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统计，全省2007年基本公用经费支出231．68万元，培训费用支出51．86万元，合计283．54万元，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实有人数283人，平均每人10019元。2007年由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3231件，全省法律援助机构中有法律专业的229人，平均每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件，由此可以从全省法律援助实际支出费用中计算出法律援助的平均成本费用，即平均成本费用为10019元÷14件＝716元。而2005年至2009年全省平均每件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分别为383元、390元、414元、424元、387元。分析数据可以发现，福建省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法律援助成本的差距极大，有42．2％之遥。而且，比较2005年与2009年，补贴金额仅提高了4元，尽管中间其他年份提高金额多一些。这说明，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提高带有较大随意性，更没有形成制度。法律援助平均办案补贴与律师办案平均收费差距甚巨。2005年至2007年，全省律师平均每件案件收费为4986元、5357元、6076元。③律师援助平均办案补贴不仅在绝对数值上远远低于律师办案平均收费，而且在增长速度上前者也远低于后者。这意味着两者的差距在极大的情况下，还将进一步扩大。对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太低，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和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这是法律援助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三）法律援助程序不完善
法律援助程序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法律援助申请难和经济困难证明难。对于法律援助的申请，应当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案件分别探寻相关问题。在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中，当事人的申请一般不会碰到太多的障碍，因为法律援助体系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来。但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存在一些问题。在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过程中，法律援助中心很少接到看守所转来的申请，这就暴露出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问题：申请渠道不畅通。除少数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外，绝大多数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几乎都需要开具经济困难证明。对于一些特殊的群体，开具经济困难证明的难度很大。鉴于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已经无需经济困难的证明，建议对其他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逐步免除对其“经济困难”的审查。
（四）欠缺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评估和监督机制
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检查，包括自查和抽查是福建省法律援助服务唯一的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存在着明显缺陷。首先，被动地启动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监督，只是“行政性检查”，无法深入地发现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问题。其次，福建省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还没有形成评估标准，因此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检查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从而减弱了法律援助服务评估的效果。简言之，福建省尚欠缺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评估标准，对案件质量的监督不够到位，仅仅依靠每年一次的案件质量检查，无法全面细致地发现问题，而且这种检查只是事后监督，事前和事中监督还比较薄弱。
（五）受援对象界定不够清晰
在福建各地，援助机构给予哪些人法律援助，即如何确定本地的法律援助对象，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地对“经济困难”标准的认定标准不一而有差异。但从宏观看主要有下列两种做法：
1．实行属人原则。即以申请人住所地为标志，凡具有本地户口或居住在本地且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均可向本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没有本地户口的人即使申请也不授予法律援助。这种做法主要表现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早期。原因在于法律援助资源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资金，实行属人主义是地方主义的表现。但现在由于减少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对各地法律援助资金拨款的增加，这种做法正在逐渐减少。
2．采取属地原则。即以法律事务的所在地为标志，凡在本地诉讼或办理有关法律事务且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可申请获得本地法律援助。给予本地人与外地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平等待遇，这是法律援助制度的进步。但是由于各地对经济困难标准的认定不一，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往往按自己本地的标准来衡量，难免会造成事实上困难的人因未达到本申请援助地的经济困难标准而得不到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界定不统一或界定不清，有时会产生法律援助的“空白地带”，困难群众可能无法在其户籍地或居住地申请法律援助；同时，也有可能产生法律援助的“重合地带”，某些申请者同时可以在户籍地和居住地申请法律援助。
（六）各地法律援助发展明显不平衡
福建省内九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①法律援助发展水平也呈现出明显差异现象，如表3所示。目前，福建省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
1．九个地区的法律援助发展水平显著差距。例如，在泉州、漳州、龙岩等地，某些区、县级法律援助中心竟然无一个专职律师；在莆田市，每个中心基本上只有一名专职律师；在福州、厦门，每个法律援助中心都有一名以上专职律师。
2．不同城市之间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如前所述，福州市、厦门市的法律援助发展快；其他地区的法律援助发展相对较慢。
3．城市与郊区、农村的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同地区的居民接受的法律援助质量是有较大不同的。社会律师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城市中心区域；在农村地区，律师资源缺乏，广大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律师事务所，更没有专职的法援律师，只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未能平衡发展，其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也基于法律援助资源分配不平衡的因素。法律援助资源的不平衡问题日益成为法律援助发展的一大“瓶颈”。三、促进福建省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准确定位法律援助，促进法律援助格局良性发展
法律援助的法律救决定了法律援助机构应是行政单位，这是法律援助机构履行其法律救助义务的基本要求。福建省应当逐步展开和推进法律援助机构体制改革，条件允许的地区直接确立法律援助机构为行政单位，条件准备还不充分的地区先参照行政单位管理，再逐步转变为行政系列。并把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为鼓励、指导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援助服务的管理机关，即政府应该调整自身职能，将法律援助服务直接供体角色变成以提供最基本的法律援助产品和直接鼓励、指导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从事法律援助公益服务事业并重的双重角色。这就是所谓“政府力量主导，多种民间力量支持”。如此定位法律援助和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解决几大难题，促进法律援助格局良性发展。首先，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全部是公职律师，扭转他们身份尴尬的局面；其次，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享有了行政编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才流失的问题；最后，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明晰后，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可以与其他行政机构平起平坐，利于与其他机关单位的沟通和协调。另外，作为法律援助事业的管理机构，法律援助机构促进社会法律援助和政府法律援助协调发展的职能可以充分发挥，从而使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进入崭新的局面。
（二）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能力，保障法律援助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发展
为了促使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增长同法律援助案件增加量、法律援助的成本和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相适应，需要提高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能力。根据不同的地区适应不同的预算原则和资金保障方法，保障各地区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其一，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议在这些地区实行灵活的法律援助经费预算制度，在一些发展慢的地区，可以实行实报实销的财政原则，即不进行法律援助经费的预算，而以实际的开支进行结算。其二，对经济发达地区和中等发展地区，应当适用宽松灵活的预算办法，即法律援助机构享有在年中或年末可以申请调整预算的权利。另外，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制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金保障方法，同时结合我国其他省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实践，建议设立福建省法律援助基金会。在英国和美国等法律援助发达的国家，社会捐助在很高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财政拨款不足。于1997年3月成立的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在募集我国法律援助基金和补充政府的法律援助拨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江苏省于2007年成立了法律援助基金会。对于福建省的实际情况来说，虽然福建省曾多次通过公益活动募集法律援助基金，但是福建尚未形成法律援助基金募集机制，尚缺募集基金的管理机构，因此，建议福建省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并逐渐形成基金募集机制。
（三）统一和扩大法律援助“两标准一范围”，实现法律援助的实体正义
法律援助“两标准一范围”是指“经济困难标准”、“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和“法律援助范围”，这三者构成法律援助的实体内容。
1．以低保标准的三倍并参照县级人均收入标准为经济困难标准。我们认为，单纯以低保标准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判断经济困难的唯一标准，存在一定不合理性。因为享受有偿法律服务，所需费用大，稍高于低保标准又无较高收入的“夹心层”人口，同样没有能力支付高额的法律服务费用。故建议以低保标准的三倍为判断经济困难的基本标准，再参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标准执行，低于上年度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的某些居民，也可纳入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这一标准追求的是实体的正义，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低于人均收入标准的居民则属于经济上的“弱者”，对于该人群的援助体现了法律援助的本质属性。
2．以办案成本确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办案成本应当包括有形支出和无形支出。出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考虑，如果只是补偿社会律师的有形支出，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就将失去积极性，因为他们的付出无法完全获得回报，即无形支出无法得到补偿，法律援助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3．以民生标准确立法律援助范围。2010年9月修改后的《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把法律援助范围扩大为八种情形，新增农村五保户、患有严重疾病的人以及交通、医疗、产品质量等事故受害者为法律援助对象。从理论上说，只要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都应该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即与居民基本生存权有关的事项都是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从实践层面上看，民生标准应交由法律援助机关进行把握，待实践成熟和经济社会条件具备后再增列法定的法律援助范围。虽然当前福建省的法律援助范围有所扩大，但法律援助实践的发展对法律援助范围有着更高的要求，因而以民生标准确立的法律援助范围经由实践的检验理当逐渐上升为法律化的法律援助范围。
（四）完善法律援助程序，追求法律援助的程序正义
在法律援助程序中，主要存在刑事案件申请法律援助难和经济困难证明难的问题。刑事案件申请难，主要是由于福建省法律援助体制上的问题。解决该问题主要通过确认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属性，使法律援助机构以行政机构的名义加强与公检法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实现沟通与交流的平等。同时，制定工作计划，加强在看守所或监狱等部门的法律援助宣传，如定期以法律援助机构的名义在看守所或监狱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让更多的法律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了解他们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至于经济困难证明难问题，可以换一个思路来考虑。实际上，现行一些做法已经反映了这一思路：发放法律援助证，免予对当事人经济状况审查，即不用申请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从残疾人和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证可以得到启示，用法律援助证替代经济困难证明，而之前用于证明经济困难的依据可以作为领取法律援助证的条件之一。发放法律援助证建立在对援助对象的类型化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五）分类规范法律援助业务，促使法律援助事业专业化发展
分类规范法律援助业务，促使法律援助事业专业化发展。如区分民事、刑事不同性质案件和区分妇女、农民工、残疾人等不同对象的案件（可以考虑将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纳入无须进行经济困难审查的法律援助特殊对象），逐渐形成法律援助机构内部专业部门和专业法援从业人员。群体性、敏感性法律援助案件应当成为特殊的一类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从关注民生和危害社会稳定的高度妥当为该类案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从法律援助专业化发展的角度来说，群体性、敏感性案件可以作为法律援助中的特殊一类案件，因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很广，并关涉某一群体的基本民生问题。对于群体性、敏感性案件如集体欠薪，首先应当放低法律援助的准入门槛，而以民生标准将此类案件纳入到法律援助的范围中。其次，在法律援助程序和操作规程中，应当提供便利条件，为此类案件接受法律援助服务排除程序上的障碍。再次，应当把此类案件作为阶段性法律援助工作重点，尽量从该类案件的申请人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服务。
（六）整合社会法律援助与政府法律援助，构建更合理的法律援助格局
构建福建省法律援助格局，发展多层次的法律援助服务。
1．加大推动政府设立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和组织的力度。“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领导的重视、政府的支持。例如增加法律援助机制的编制、配备法律专业人员、改善法律援助机构的办公条件、以增强法律援助中心的接案能力和办案水平，扩大公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影响力等等，都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有所为，才有所位”。
2．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投身法律援助事业。对于有法律专业受训背景的社会人士，其乐于提供法律咨询等无偿服务的，应给予肯定和鼓励。社会法律援助组织在法律援助过程中遇到本组织无法解决的难题，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积极给予指导和帮助，出面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和协调，或由政府援助机构指派法律援助从业人员参加诉讼等。整合社会法律援助和政府法律援助的资源，利于形成更合理的法律援助格局。
3．对大学法学院（系）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一定经费支持。大学中的法律援助机构确实提供了许多法律咨询、代书等服务，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了倾诉的渠道，化解了部分矛盾。遗憾的是，这类机构的工作及其成效尚未得到政府的应有重视。他们欠缺基本的工作经费。政府在法律援助经费分配时应给予适当支持。
（七）加强法律援助专业队伍建设
1．增加法律援助机构的编制，增配人员。为应对福建省法律援助业务的日益增长，应当保证县区级法律援助机构至少有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一名专职律师。可以考虑从福建省已经登记的法律援助志愿者中择优录取。还可以考虑从有法律专业背景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村官”中选任。
2．加强培训。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专职律师应当纳入社会律师培训机制中，对法律援助其他从业人员也应当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培训、研讨，提高专业服务水平。
3．对法律援助机构人员进行适度分类培养与管理。在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分类的同时，应当根据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专业特长，对他们进行适度分类培养与管理。从基本类别上，可以分为刑事援助人员和民事援助人员；在民事法律援助中又可以进一步分类。对法律援助人员专业分类作业，有利于发挥法律援助人员的专长，更有利于被援助人合法权益的保障。4．提高待遇。提高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将有效遏制法律援助专业人才流失，促进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补贴，解决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行政编制，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办理的案件数与他们工作绩效挂钩，作为他们年度考评的重要依据，从而缩小他们同社会律师之间的待遇差距，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八）建立法律援助监督机制，促进法律援助质量的提高
迄今为止，福建省仅有法律援助质量检查办法，尚无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监督机制。我们认为，应该建立法律援助的质量监督和评估体系，包括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从外部监督来看，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机关，可以定期对法律援助机构进行质量检查，发挥行政检查的威慑力。从内部监督来看，首先由省法律援助中心制定全省统一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估标准，并进行公布。其次，定期对案件质量进行集中评查，对具体案件作出优秀、合格、不合格的评定，并建立评查纪录。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质量监控是有成本的，因此必须考虑案件质量控制的优先性领域。总体看，法定范围的案件应优先于酌定援助的案件，效力较高的法律规范确定范围的案件优先于较低效力规范确定的案件范围，刑事案件应优先于民事案件，群体性案件应优先于单个个体的案件。
（九）加强省内外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作，节约成本，扩大效益
由于各地区法律援助工作有着不同特点，各地区之间的法律援助工作是相互独立的，一些跨市或跨省的案件的法律援助成本加大。为了节约成本，扩大效益，应当加强省内外法律援助的协作。
法律援助的办理过程篇10
[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诊所式法律教育互动
一、法律援助的概念及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况
依据《牛津法律词典》中关于《法律援助规则》词条规定来看，法律援助是指律师从公共基金中提取费用并对无力负担诉讼的民事当事人和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法律援助在我国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1994年初，司法部首次提出在中国建立司法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开始了试点。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对法律援助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这是法律援助的内容首次出现在法律中。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并同时揭牌。随后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开展公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上述几个规范性文件的下发，大大推动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法律援助制度的贯彻、落实。1999年4月2日，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并于9月1日开始实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工作，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围，把刑事法律援助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
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就是国家通过拨付专项基金、配备专职人员为需要法律帮助的诉讼当事人提供服务，达到保证法律赋予每位公民的合法权利真正得以实现，是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法律制度。从我国目前各地实施法律援助的实践情况看，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第一种是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由国家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并在机构中配有专门的执业律师来法律援助案件，目前主要是各地司法局来设置法律援助中心。第二种是由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各地的律协每年给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下达指标，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任务，作为年度考核合格的依据。第三种是由各种社会团体提供法律援助。这种带有地方特色，不具有普遍性。例如，上海妇联成立的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第四种是一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组织成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由教师指导学生们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纵观法律援助制度的各种理论，可以看出，法律援助主要是一种国家义务，因为国家管理的不到位，当事人权益受到侵犯，需要国家给予帮助，所以理应由国家出资出力建立各种法律援助机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拨款和人员配备严重不足。2008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收入中财政拨款是66947.58万元，人均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为0.51元。2009年人均也才增加到0.56元。而2007、2008、2009三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专职工作人员分别是12519人、12778人、13081人，2011年达到14150人，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需求的缺口较大。与法律援助财力、人力不足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每年对法律援助需求的数量却是逐年上升。每年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也是逐年上升，除去民事、行政案件中的法律援助不算，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把指定辩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这就意味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仅法律规定“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至少要增加三倍以上。如果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2011年所办刑事案件的总数113717件为基数，增加三倍将会达到341151件，还不包括新增加的受援对象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人。除此以外，随着每年诉讼案件数量的递增，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也将相应增长，比如刑事法律援助，1999年是41597件，到2011年就达到113717件，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7%。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困差距的悬殊问题越来越突出，诉讼活动的专业化，律师职业的市场化，只会导致律师收费越来越高，而要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避免诉讼成为少数有钱人的游戏，国家提供法律援助的任务只会更加繁重。现阶段，在国家不可能大幅扩大财政拨款增加法律援助经费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其他途径解决法律援助经费有限、人员匮乏的问题，而通过诊所式法律教育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一种较好的解决途径。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起源和在中国的发展
诊所式法律教育最早起源于美国，也称“临床法律教育”，英文“clinicallegaleducation”。主要是效仿美国的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原则上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的指导之下，将法学专业学生置于“法律诊所”中，为处于生活困境而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其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以此促进法学院的学生对法律基础理论的深入理解。诊所式教育最大的优点在于它培养法学院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意识，以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统一。
20世纪60年代诊所式法律教育在美国的出现，绝非偶然，它离不开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当时在美国有两个问题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一个是种族歧视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越南战争。之所以这两个问题引起大家关注，是因为不管是种族歧视也好，越南战争也罢，最终受到伤害的都是美国的穷人，他们需要通过诉讼为自己权利寻求救济，但又无法支付高昂的律师费用。如果不能给穷人提供他们所急需的有效的法律帮助，法律就会逐渐地变成少数人的法律，成为有钱人的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会成为一种空话。在此背景下，美国一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们开始自发地帮助穷人办理各种案件。但由于学生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光有热情还无法保证为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所以，学生自发开展的这种行为就急需有律师经验的教师（美国法学院的教师很多都是由社会上的法官、律师兼任）进行全面、规范、系统的指导。另外，当时的美国，法学教育界曾经对法学教育的目的、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法学院是否应该对学生进行专门的执业教育。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的法学教育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大体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传统的法学教育者为主，他们认为，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教授、讨论法学基础理论，而法律实务工作或法律职业教育应由学生在校期间的实习或毕业后通过担任律师助理或从事相关法律工作时完成，不需要对在校学生进行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另一种观点以实务界人士居多，许多法律执业人员则认为法学院校应为培养学生成为法律职业者做准备，这意味着法学院不应该只对学生传授有关上诉法院具体案例的教条式分析，还应该致力于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件进行具体的法律推理、事实分析，懂得法律运用的技巧，并能够独立地运用法律解决实务问题。
诊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模拟案件的真实场景，吸收他们参与案件的实践操作，通过学生对法律的应用，增强学生们的法律实践能力，法律动手能力，缩短理论知识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一方面，通过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过程，使学生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众接触，学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社会，体会法律援助的主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服务意识，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基于诊所式教育使理论与实务完美结合，并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很快在美国得到各大法学院的普及，其精髓也被其他国家和地区采纳，诊所式法学教育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现已成为许多国家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00年9月开始，我国开始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并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首次在全国7所院校的法学院试行诊所式法律教育。自2000年9月至今，已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11所院校开设了法律诊所，实施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我国目前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基本上都采用了“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在具体的内容安排、目的规划和运作方法上都各有各个学校的特色。但核心内容都是在“法律诊所”中，由专业的法学教师指导（一般是实务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法学院的学生为那些急需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提供咨询服务和法律服务。最开始，中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主要是从法院或律师事务所拿出那些已经审判过的案件，让学生进行分析，或让学生模拟案件情形进行模拟法庭的演练，因为学生并不具备从事法律援助的主体资格，所以学生更多从事的是法律咨询工作，而实务工作由指导老师出面。学生主要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法律实务的具体操作程序，对自己所学法学知识加以运用。而伴随着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学校或学生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提供咨询、模拟演练阶段，迫切希望能够真实的案件，“真刀真枪”地投入到现实案件的解决中去。学校有学生实习或见习的学分设置，学生有参加实务的主观要求，司法行政部门有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找不到人办理，三方的需求可以通过法律诊所一并满足，于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开始作为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在实践中推广开来。
我国从2000年正式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发展至今，已有12个年头，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法律援助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为我国的法律教育提供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推动了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法学教育从单一的强调法律专业基础理论教育到强调法学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另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法律援助对律师的依赖性，为我国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法律援助模式，弥补和解决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成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我国法律援助的互动——温州大学的实证分析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于2005年成立了法律援助学生维权社团，维权社团由法学系的老师作为专门指导老师，但主要由学生负责，工作范围主要也是为法律援助案件提供咨询帮助。从社团成立开始，为十多起学生消费侵权、外来民工权益保护、老人遗弃、合同违约纠纷等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可。针对维权社团取得的重大成就，2009年，温州市司法局决定在温州大学正式成立温州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作为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下设定点单位，直接对外承担法律援助案件，同时，温州大学正式在本科学生中开设法律诊所这门课程，作为法学专业学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大举措。温州大学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把法律诊所作为选修课程，规定2个学分，面向大三、大四学生选修，这门课由多位实践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教授，讲授内容全部是实务中的真实法律案件；另一方面，由指导老师带领学生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由温州大学法律援助站直接接受温州市的法律援助案件，然后指导老师（一般是具有法律执业资格的老师）带领3到4个学生一起办理；最后，就是在每年的暑假，组织低年级的学生直接去温州下面县市的法律援助中心实习，协助他们办理案件。经过7年的法律实务实践和3年的教学改革实践，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促进我国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实现法学教育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目标的同时，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也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会推动我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促进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1.缓解法律援助中的供需矛盾，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
伴随着诉讼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对律师的需求也是逐年增加，律师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矛盾，这一矛盾在法律援助领域尤为突出。根据前文的数据显示，随着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的数量将会数倍地增加，法律援助人员紧缺问题将成为影响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而法律诊所的学生则可以缓解法援中的供需矛盾。我国各大院校法学院的法律诊所与法学院的法律援助中心、区县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法律援助中心可以为选修法律诊所这门课程的学生提供大量参与法律实务的机会。法学院的在校高年级学生，已经掌握了比较全面的法律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在诊所中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既培养了学生的职业技能，又为诉讼中的当事人解决了法律问题，还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如果在中国的每所法学院校都建立自己的法律诊所，帮助学校所在地区的弱势群体维权，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便不再局限于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也可以壮大为广大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队伍，有效整合社会中的法学资源，最终促进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更好的发展。
2.学生通过法律诊所案件体现其公益精神的同时可以扩大整个社会的责任感
法律诊所的学生不象专业律师，逐利性不是主要目标，更多的是学分上的要求和对实际办案的兴趣。如果接案的态度和办案的质量与学分挂钩，学生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不仅学到职业技能，还培养了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了质量上的保证。例如，在有些实际案件中，为了使学生在接待当事人，提供咨询、调解、出庭等活动中做更好的准备，指导老师会在学生参与这些活动前进行演练，并准备好几套解决方案，以保证最终的办案质量，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增强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也促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引进，最初就是为了解决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的问题。但是，法律援助的进一步完善，又会促进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
1.通过法律援助，法律诊所的学生提高了法律意识
在法律援助中，法律诊所的学生既要学会运用已有的法律知识，又要接触具体案件的全部过程，而且还要出庭办案。因此，法律援助就与法律见习、法律实习等教学活动密切相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法律意识自然而然也随之得到迅速提高。在处理具体的案件时，学生们知道每个案件都有相应的程序，他们必须依法行事，而不能随心所欲，拿当事人的权益当儿戏。在为他们维权救济的同时，他们也学会了如何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温州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站办理了多起为外来农民工申请劳动报酬的案件，通过案件的处理，他们意识到签订劳动合同对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性；温州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站办理过一起在校学生传播淫秽物品案，涉案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网页的点击率，上传了多张淫秽图片和淫秽光盘，直到公安机关找到当事人作出刑事立案的决定，当事学生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律，通过这起案件的办理，其他学生就知道自己的行为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必须遵纪守法；温大法援中心还办理过多起消费侵权案件，通过这些案件的办理，学生知道在消费活动中，哪些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运用法律武器对自己进行保护……总之，学生通过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在扩大诊所式法律教育案源的同时，学生自己的法律意识明显得到提高。
2.通过法律援助，法律诊所的学生丰富了法律知识
学生的法律知识由很多方面构成，除了书本知识、课堂知识以外，还有办案的技能和知识，实务纠纷处理的知识等等。“学以致用”在法学教育领域，甚至可以把对具体办案技能相关知识的掌握作为对学生法律教育的终极目标。而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中，学生学到的主要是书本知识和课堂知识，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不够完整，存在严重缺陷。法律援助则可弥补这一不足，可以丰富法律诊所学生的实务知识，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