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内容篇1
一、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现状
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于成立，正式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2人。法律援助办案义务主要由区司法局行政编制调节的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目前，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尚没有制定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办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构。但是，区司法局成立了法规股，安排了法规专干，法规股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纳入了指导、检查、监督范围，并且受理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区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审查受理指派流程、检查案卷材料、回访办案单位、要求当事人填写质量监督卡、公布投诉电话等方式来保证办案质量。依据益阳市司法局6月制定的《关于律师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界定为人数多、事关群体利益、涉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以及因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积案需要以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为保证此类案件的质量，我们制定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制度》，明确了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各项原则性要求，如向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备案，事先调查了解案情，召集资深集体研讨，通过调解前置努力做好工作，如何协调配合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担《律师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错案赔偿责任。律师协会对于如何保证法律援助质量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由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属于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办案补贴、奖惩金额对他们没有深层次的触动，绩效评估和综合工作考核对他没有实质影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年度考核主要指数量的完成，对质量的好坏没有要求，因此历年来采取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办案补贴、评优奖励挂钩等措施，收效都不明显。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日益增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如杯水车薪，我区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中没有安排质量评估专家补贴或监督员补贴等专项经费。
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及监管措施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对口部门的考核只重“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升；二是办理援助案件主要依托中介机构人员，管理职能对非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无法保证办案成本，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没有制定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评估办法。
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缺少统一的评估操作体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指导性意见。省、市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省、市案件质量评估的统一的标准。区、县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具体的评查办法。
二、没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评估机构或者专业评估员。起湖南省政法系统推出的执法档案考评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没有针对性，市、区进行执法质量检查没有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考评范围。从开始，我区司法局成立的法规股将法律援助案件并入司法系统案件质量考评，但市司法局法规管理没有作相应要求。区法律援助中心负有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履行案件质量把关职能时，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
三、缺乏对质量监评结果的有效控制。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考评对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没有实质影响。奖惩机制直接关系法官、检察官的评先评优、晋升晋级，而中介机构人员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从业主要目的，从本来就不多的办案补贴中扣发部分作为奖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目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仅仅作为一项业务工作来进行管理。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必须理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与事务所自律管理、行业协会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的关系，必须与法律服务有关的管理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依托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强化控制力度和效果。
三、对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系统的建立要保证整个体系的设计、指标取舍具有科学性，要保证评估系统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要保证评估工作逐步开展、稳步发展，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评估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估工作。同时整合各级司法行政、律师、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管理资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目标任务和评估标准，制定上下统一、科学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任务。
制定《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可以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流程公正、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三个二级指标。流程公正由受理申请率、复审批准率、不予受审复议率、维持不予受理决定率、违法收费率、拒绝指派率等内容构成；办案效率指标由法定期限内受理率、特殊情况先予受理率、年人均结案数等内容构成；办案效果指标由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诉率、受援人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等内容构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可根据实际增加或者减少三级指标内容，也可以根据案件的类别，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刑事援助案件、民事援助案件、行政援助案件、非诉讼援助案件四个二级指标。刑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率、申请率、申请受理率、会见次数、受援人拒绝辩护率、新证据调查、法院采用新证据、辩护意见采纳、受援人满意度、受援人上诉率、抗诉率、未成年人案件主动提前介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助教育效果、法律文书质量等内容构成。民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审与援助中心复审程序公正、审请受理指派程序公正、特殊情况先予受理、不予受理决定复议率、复议维持率、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免予审查经济困难程度、调查证据采信率、意见采纳、案件胜诉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案件（履行）执行到位率、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请再审率、受援人满意度、案件卷宗质量（包括法律文书质量）、接受异地协作等内容构成。
行政诉讼由案情研究、决定受理率、受行政干预因素拒绝受理率、拒绝受理复议率、复议维持率、附带行政赔偿调解率、维持行政行为率、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行为率、受援人上诉率、申请再审率、获得国家赔偿率等内容构成。非诉讼案件由咨询接待台帐、接待笔录、一次性告知书、首问负责制、代书审查、诉前调解、人民调解、非诉案件卷宗统一标准、受援人满意度、调解案件履行率、重新率等内容构成。咨询和代书均应纳入评估范畴，提供咨询意见、代书诉状设定诉讼请求等非诉业务决定受援人对合法权益的取舍。咨询和代书的评估质量应当通过咨询台帐、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律师值班制度、接待笔录、非诉案件档案评比、非诉风险告知制度等内容来评估服务质量。
评估实行信息化管理，评估指标的数据采集、整理、传输和指数编制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和实时更新，避免和减少人为因素对评估的干扰。评估计算机管理软件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开发。应评估目的多元化的要求，采用模块化的指标设计方法，除对办案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外，通过评估指标、评估指数的转换和组合，实现对案件办理各环节、各类别的评估，以及对援助工作者个人办案质量的评估。建立和完善与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和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统计制度．统一统计指标的名称、统计口径、统计时间、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二）、省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建立案件质量考评机制。制定全省、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目标考核标准》。
成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安排专业人员。因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既承担管理职能又承担服务职能，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独立于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与司法行政其他管理系统进行整合，依托省市两级行业协会和司法行政单位现有的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质量评估，扩大监管职能，如法规处、法规科等机构，完全可以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统一管理、考核、评估。
有效控制办案质量，整合司法行政和法律行业协会的资源进行管理。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联合制定各省、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明确为年度考核内容，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决定执业人员年度考核、人员异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将案件质量纳入司法行政、法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奖励处罚范围；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律师年度考核执业终身档案，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纳入档案管理内容。
（三）、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成立案件质量自评专门小组，由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主任三类人员组成，负责对所有案件全程跟踪，全程监测。
法律援助的内容篇2
（一）如何认定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我国虽然颁布实施了《公证法》等公证法律援助条例或标准，但是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认定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不符合现象却进行公证法律援助的现象。比如老人的赡养问题，家庭境遇较好的老人往往会因为子女不赡养等问题进行法律援助的申请，而此种行为一般都会被受理执行。单单从法律援助条件上看此种行为是不符合公证法律援助条件的，因为被援助的对象尽管是老人，但是由于其家庭境遇比较好。生活能力或者生活所需能够得到有效的满足，与公正法律援助条件中弱势群体等援助条件的标准相悖，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质疑，导致其行为在法律适用范围内是属于不合法行为，造成了社会影响较大，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的运转和公正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威性。
（二）公正法律援助对象的狭隘性
我国《公证法》规定对符合法律内容规定的当事人可以采取有偿或无偿的法律援助行为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或者赔偿请求。这里的当事人在实际的法律公正援助制度中基本上是自然人，而我国《宪法》则将自然人、法人、组织统统归纳为自然人，那么在实际的法律援助行为事实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偏颇一面，对自然人能够进行良好的法律援助服务，可是针对法人以及组织却没有有效的进行法律帮助，法律援助对象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狭隘性，造成实际的当事人合法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往往因为法律界定上不属于“自然人”而遭到拒绝，导致其权益的维护遇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困难，也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因此，我国目前现行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中当事人的包含范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狭隘性，已经在实际的维权活动中显露无疑，需要认真的对待，采取有效的弥补措施来丰富完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保证其社会涵盖面能够符合实际的经济生产生活所需。
（三）法律援助形式应该更加主动
根据我国《公证法》以及地方相关法律法律的内容，进行公证法律援助服务的前提都是当事人向相关机构提出了援助申请，公证机构在进行核实之后才会被动的进行援助行为。此项决议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首先，当事人的界定存在着不足，当事人涵盖面的狭隘性上面已经提到，这里主要说的则是当事人自身是否具有提出申请的能力以及行为，当当事人无法活动或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时，其无法进行有效的申请，此种情况下公证法律援助服务是否应该展开或者主动进行？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规定，导致实际的当事人权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法律援助行为只能是被动式的展开，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当事人包含的某项面临失传的技术或者手艺时，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就应该及时的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以保证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然而实际的工作中由于受到了法律援助条款的限制，导致其工作行为主要是以被动式为主，缺乏灵活机动的操作性，面对着经济形式的迅猛发展，明显落后于实际的客观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改进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四）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虽然法律援助公证制度已经成为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已经从法律上得到了认可，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公证机构的人员编制还是脱离于政府编制之外独立运行，导致从事法律公正援助的工作人员构成十分复杂，不同学历、年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充斥其中，造成了整体援助实施过程中专业技能以及服务水平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工作人员整体参差不齐导致的法律援助行为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以及当事人的满意，对公证人员的素质以及公证机构的社会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五）公证机构日常行为受到的法律约束较低
目前我国的公证机关在进行日常的法律援助行为时，按照规定执行的意识比较淡薄，公证行为以及公证约束力饱受质疑，缺乏有效的监督机构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导致其自身内部违反规定等行为滋生，严重阻碍了我国法制化进程以及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严肃性。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导致法律援助行为以及流程不合法现象比较普遍，比如2004年5月11日西安宝马时间，公证机构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导致整体公证行为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日后开展公证行为过程中充满了不信任以及质疑等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机构来对公证行为以及法律援助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迫在眉睫。
二、推进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建议分析
（一）完善监管机构，加强人员素质培训
针对目前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日常工作流程疏于管理和违规操作等行为，需要建立严格高效的法律监管部门来约束日常的工作行为，保证其工作能够处在社会的监督之下，杜绝隐私舞弊等现象的发生，为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营造良好的法律监督氛围，保证制度得到不断的完善，行为法制化以及规范化，提高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信誉度以及形象，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对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工作也要持续展开，在提高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将世界先进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益处向工作人员普及，充分推动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能够与国际接轨，跟上时展的潮流，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丰富及深化发展。
（二）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和方式进一步深化完善
法律援助的内容篇3
摘 要 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其对其他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本文主要针对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简单探讨。
关键词 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政府部门 服务计划
作者简介：马燕，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
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法制建设起步较早，是当今世界上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从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总体现状来分析，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完善之处，因此，需要专业的对口律师，着眼于更多大众的利益，为最有需求帮助的困难人们，争取最有利的结果，以确立英国现代意义上的最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
一、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
在英国，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法律援助制度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这也为现代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44年5月，应司法部长要求，英国拉什克利夫委员，针对法律援助的相关问题，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为应该扩大广大公民向法庭寻求平等的司法救济，为社会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法律权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在促进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实现社会司法公正方面，法律援助又发挥着其他制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拉什克立夫委员会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资助私人执业律师为广大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要在所有法院均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并建议由法律专业界而非由政府部门或地方当局开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实施工作。
二、法律援助资源的配置
首先，人力资源的支配使用。目前，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总部以及分部，其人数其计约为1700人，这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的队伍保障，保证法律援助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尤其是现代化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法律援助工作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援助工作的效率也大大地得到了提升，促进了法律服务委员会职能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的提高了法律援助管理效率，提升了服务管理能力。所以，为了保证在今后效率的更加提升，政府决定将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专职人员减少一部分，根据相关资料表明，预计将减少到1000名左右。如英国政府从2001年以来，要求法律服务委员会研究中心每年都要举办公平公开公正的调查活动，一是民事调查；二是社会司法调查，在调查活动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群众以法律援助的形式，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需求，并且在工作中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从而为以后法律援助工作的进行指明正确的方向。因此，在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做好内外部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而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重要的决策。
其次，法律援助经费的配置使用。对于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配置，一定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通常情况下，日常行政办公经费和英国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是分开拨付的。司法部长要根据《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中的规定，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将适当数额的法律援助经费拨付予法律服务委员会，为其履行相关的职能和责任以及民事法律服务提供重要的支持，与此同时，司法部长还要将相关的日常行政办公费用及时拨付于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在保证其各项专业职能顺利完成的同时，满足其各项日常管理工作的正常展开。因此，司法部门每年的预算要包括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的经费，并且日常费用也要纳入其中，进而保证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正常有序展开。
从世界范围内分析，英国法律援助是世界上经费保障最充足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直接表明：
在1996—1997年间，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开支15亿英镑/年；在2007—2009年间，20亿英镑/年，38英镑/人；在2009—2011年间，为1.135亿英镑。
而且，目前这种局势正处于不断上升状态，据统计，当前正在以每年5.7%的增长率上升。
三、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应用
首先，法律援助服务计划。一般情况下，社区法律服务计划主要为困难群体提供以下法律援助服务：一般的法律知识和信息，以及如何取得法律服务等；就具体的法律适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告知当事人如何预防和避免法律问题的发生；通过和解或者其他合法途径帮助当事人解决遇到的法律问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程序上的帮助；提供其他法律援助服务。大部分的法律刑事案件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土地边界纠纷案件、人身伤害案件、物权转移案件等等，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服务。其中，其服务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律帮助、法庭帮助、律和服务以及调解服务等方式进行，但是一定要加强个案申请评估，针对不同的结果，进而为当事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而对法律援助资格也是一项重要的计划内容。对于法律援助申请人而言，既要通过案情审查，也要通过经济审查，方可获得民事法律援助。一是申请人的案情审查，其主要内容包括案件胜诉的可能性评估以及经济耗费评估。二是申请人经济状况审查，包括申请人的经济收入，生活支配以及政府补助等等。只有在以上两项内容通过的基础上，才能保证申请人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服务资格。
另外，还有刑事辩护服务计划，其主要的认定程序同民事法律援助服务计划大致相同，其中不同的就是在资格审查时，为了保证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相关人员的规范性，要引入服务合同制度，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志标准制度，以及完善的审查制度，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其次，法律援助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的建立。近年来，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为了保证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以及法律援助技巧和能力的提高，对法律服务机构加强了评估，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加大了投入，致力于法律援助法律体系以及质量监管体系的完善，建立起了一套适用于不同阶层的评估方法和管理制度，提升了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性，扩大了其适应范围。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法律援助的内容篇4
1、本制度所指的听庭监督是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到庭旁听，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人在法院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辩护（）表现、适用法律、承办态度、庭审效果等方面情况进行评定，从而对承办人的办案质量给予评价的一种监督行为。
二、听庭监督管理
2、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确定本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听庭监督工作组织实施。
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对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立案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组织进行听庭监督。
三、听庭监督主体
3、参与听庭监督人员为各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及邀请的人员。包括：
（1）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
（2）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秘书处接到法律援助机构通知后，委派的协会人员；
（3）受法律援助机构邀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社会各界代表；
（4）本制度要求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安排的执业律师、执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四、听庭监督范围
4、法律援助机构所受理的所有法律援助案件。重点是较为重大疑难、群体性或有较大影响的典型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和各法律服务单位认为有必要听庭的案件。
五、听庭监督程序
5、法律援助机构在已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中，确定听庭案件，并向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承办人员发出听庭监督通知书。
法律服务单位对本单位所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认为有必要听庭的，应当书面提请本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听庭监督。
6、法律援助机构根据需要可以指派本机构工作人员、专职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可以通知同级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秘书处委派人员参加法律援助案件庭审旁听。
法律援助机构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听庭监督的应送书面邀请函，并注明听庭监督的权利义务和注意事项。
7、法律服务单位及其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在接到法律援助机构听庭监督通知后，应在案件开庭审理前三天，及时将开庭时间和地点报告所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并提供基本案情、书复印件、答辩状复印件等庭审相关材料。
8、听庭结束后，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组织参加听庭的人员对承办人在法院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辩护表现、适用法律、承办态度、庭审效果等方面情况进行评定。
9、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将听庭监督情况和对承办人的评定结论向法律援助案件承办单位及其承办人及时进行反馈。
六、听庭监督的内容和要求
10、听庭监督应当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评判。基本内容是：
（1）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熟知程度如何；
（2）（辩护）准备是否充分，诉讼各环节是否按程序规则尽心履职；
（3）（辩护）词是否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否合理、准确，是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有力的辩护；
（4）发言及回答问题是否能抓住争议焦点，简明扼要；举证是否有力，辩护分析是否合法、合情、合理；言行举止是否文明。
11、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做好与庭审法院的听庭协调工作。
12、听庭监督活动应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邀请二名以上人员参加。
13、听庭监督人员在旁听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庭纪律，不得干扰庭审活动。
14、听庭人员根据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的熟知程度、举证情况、书面(辩护)词质量等形成听庭意见，填写《法律援助案件听庭意见反馈表》，送交安排听庭监督的法律援助机构。
15、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征询受援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庭审旁听人员的意见，必要时可以对受援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庭审旁听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七、奖惩措施
16、全市法律援助案件的10%以上应当接受听庭监督；各法律服务单位自行安排听庭监督的法律援助案件每年不少于各自承办数的五分之一，否则，不得参与年度法律援助项目评优和市级法律服务单位评先评优，不推荐参加省级以上法律服务单位评先评优。
17、听庭反馈的《法律援助案件听庭意见反馈表》作为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承办人考核评比的重要依据。
18、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认真负责、表现突出的承办人予以通报表扬；对敷衍了事、不负责任的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予以通报批评，对《法律援助案件听庭意见反馈表》中被评定为差的，将取消或减少其法律援助案件承办补偿费用；对造成不良后果的，依照法定程序严肃追究其责任。
法律援助的内容篇5
【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案件事实司法救济方式
从法律援助的产生、发展来看，法律援助被赋予保障人权的性质，逐渐演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向经济困难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常被视为一种慈善行为，也即法律援助概念和制度确立之前某种意义上的法律援助。随着社会的发展，并基于这种观念，为经济困难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常常表现为律师个人的自愿行为，以此树立自己在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后来，为经济困难的人提供一定范围的法律援助，成为律师的职业道德内容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获得律师的法律援助作为经济困难的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的观念得以确立。与此相应，法律援助开始了两方面的发展模式：一是各种民权组织的奋斗目标之一。例如，美国的“全国促进有色人地位协会”通过一系列法律援助案例，唤起了法院对种族歧视的存在、性质及其法律含义的关注。二是由国家采取积极行动（通常是由国家财政拨款补偿人的方式），以帮助经济困难的人实现其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基于此，英国、加拿大、瑞典等国家认为“对法律援助的规定是国家基本任务的一个方面”。有些国家还将法律援助纳入整个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之中，使其成为公民个人的一项接受国家福利救济的权利。由此可知，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在与其人权结合之后确立并发展起来的。
法律援助制度的要旨是保障人权。现代社会的人权是指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而这些权利都体现在国家的宪法和其他各项法律之中。人权，说到底是“法权”。在一定意义上讲，一国的宪法就是一部人权法，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一切平等和自由权利。而宪法只是对各项权利加以原则、抽象的规定，具体体现还必须在其他基本法律之中。这种形式意义上的人权保护是一种来源于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立法上的确认，而实质意义上的人权保护则取决于这些写在法律上的权利是否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公民的法定权利能否转化为现实权利。一般来说，公民实现权利主要通过两种途径：首先是在社会日常生活交往中，对法律赋予的各项实体权利通过自己一定的法律行为来实现；其次是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诉讼来实现实体法所赋予的权利，从而受到司法的平等保护，实际上这也是实现实体权利、保障司法公正的最有效的途径。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法律日趋完备的社会，法律意义上的社会活动越来越成为一项专门性的职业活动。权利的实现必须具有专门性的法律帮助，而客观上法律服务的有偿性又成为公民实现这一需求的有效保障。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人来讲，他所需要的法律帮助会因其支付不了必要的法律服务费用而落空，而其享有的权利只表现为法律上的规定，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保障。法律援助正是为填补这项漏洞而设立的，其宗旨就是使那些经济困难的人也能享有专业的法律服务，保证其在权利实现中的公平待遇。只有当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才具有实现的可能。
法律援助不仅是保障人权的手段，而且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由于法律援助在保障人权中的特殊作用，法律援助本身又成为公民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许多国家或地区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写入宪法或人权法（案）中，作为保障人权的配套法律制度。法律援助还作为一项人权标准在联合国有关人权保护文件中所规定，有关人权方面的公约多次将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予以规定。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此公约中，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被视为刑事被指控人应享有的最低限度的人权保证。
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的人权保障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人权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公民所享有的人权被广泛地规定于《宪法》和各项基本法律中。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在逐步完善和实施。自我国于1994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来，该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执行。特别是对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被追诉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也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将法律援助作为当事人权利和国家义务的思路。但由于法律援助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历史传统、律师队伍、法律援助资金状况等多种因素，建立全面的法律援助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2012年刑诉法对法律援助制度的修改，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律师队伍的现状相适应的，是在现实条件基础上的一种循序渐进的改革的一部分。这也让我们看到，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长远来说，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实施制度，落实新刑诉法的规定。2012年刑诉法修改将法律援助制度扩大到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但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或者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具体时间，以及在申请或指派后如何援助，目前除了参考《法律援助条例》外，则没有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所以，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如何在具体操作需制定较为详细的标准，这样有利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人在诉讼中能够及时保障自己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
其次，应持续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法律援助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旨在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证不同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关怀。目前，法律援助的范围虽然扩大，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被害人没有被列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即使其权利受到严重受损，而自己行使权利的能力严重不足，也无法获得刑事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能导致法律援助在实质上的不平等。如果再次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应当考虑以当事人对法律援助需求的迫切性为依据确定是否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从保障司法公正的角度出发考虑确定法律援助的范围，最后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全面覆盖。
参考文献：
法律援助的内容篇6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社会基本保障权利，是司法为民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司法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合法权益。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作用：
1、体现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请不起或者没有聘请律师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盲聋哑残疾人等社会弱者群体的合法权益。
4、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
刑事法律援助萌芽于十五世纪末期的苏格兰王国，一度创立了穷人登记册，在册者若提起诉讼，则可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人的帮助。法律援助发展于二十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建和完善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展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扩展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展到预防性服务，提供援助范围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的层次，已从保障穷人公民权利发展到福利型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把法律援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一种国家福利性质的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法制象征之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量力而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提出和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1956年10月20日司法部的《律师收费暂行办法》等文件中，规定了律师免费或减费给予法律帮助的具体案件范围。1979年以后，陆续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工作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是都规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援助，它的法律地位却只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才得以确定。现阶段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要求下于1996年开始全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取得较大发展，并在2003年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今后我们的任务还任重道远。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之中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还仅处于维护贫弱残者的合法权益，已不能满足大多数需要法律帮助的公民的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方式、资金管理等方面还需权完善和补充。
二、刑事法律援助对象
建立法律援助对象，对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首要的问题是确定谁应当被援助的对象，法律援助应向谁提供。否则，法律援助做便无从实施。刑事法律援助对象是指刑事诉讼中，有权或有资格申请并获得法律援助的人，只有具有法律援助对象资格才有权要求有关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律师根据有关规定，减收，缓收或免收其诉讼费用或律师费用。我国《律师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在刑事诉讼中有权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按国家规定获得援助，这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法律依据，我认为该法律条文内涵不明确，比较笼统，首先刑事诉讼含义不清，不知是广义还是狭义，我认为应是广义，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其次规定公民需要帮助，需要是人一种主观要求，界线不明，难以操作，可以修改为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包括口头申请和书面申请，第四十一条内容可以修改为：公民在刑事诉讼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申请律师法律援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申请律师给予刑事法律持助。
必须具备和遵循以下四个原则；1、刑事法律援助象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在国内是否把法人列为法律援助对象争议较大。我认为在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中不应包括法人。在刑事诉讼中，法人犯罪处罚一般判处罚金刑。立法本意也是对法人实行经济惩罚为目的，对法人进行法律援助减免收费违背了立法者原意；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害人地位时，有公诉机关代表国家保护其合法权益，无需另派律师对其进行法律援助，否则增加诉讼成本，加重国家负担。况且法律援助是一种司法人权保障制度，通过对经济困难者减免费用，使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得以保障，故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不应该包括法人和非法人团体。
2、刑事法律援助对象一般公限于经济因难者。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从司法上对经济困难者进行救济的一项制度，应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参考本国的贫困线标准，确定法律援助对象的经济标准，根据困难程度确定减免费用的额度，。所有申请都必须通过经济状况审查申请人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确实经济困难且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收入线不高于当地政府确定的最低收入线为宜。
3、确定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应实行属地原则。在我国确定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应实行属地原则，而不能实行属人原则，这是由刑事案件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在审判实践中，有些刑事被告人隐瞒真名和住址，且无法查清，就不可能实行属人原则。只有实行属地原则，这些被告人才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维护合法权益。在刑事审判中，对于未聘请律师的被告人法院应予指定律师辩护，指定辩护也只能是指定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负有援助义务的律师参于诉讼，这也要求实行属地原则，刑事案件一般由犯罪地的法院管辖，只有实行属地原则确定刑事法律援助对象，才能节省办案时间，节约开支，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贯彻刑事诉讼法，使刑事案件及时审结，确保了司法公正。
4、刑事法律援助的国籍的限制。刑事诉讼中，由于语言、种族的原因，一般会为未聘请辩护律师的外国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依受援人具体经济状况决定收费数额。我认为我国法律援助对待外国人还须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实行对等、互惠原则，如果他国法律对我国公民涉外刑事案件规定我国公民不能享受该国法律援助，我国反之亦然。对于外国刑事被告人，如果经济困难未能聘请律师，首先应由其所属国家使（领）馆提供法律援助费用，但与我国签订了法律援助司法协议中有相互减免有关费用，签约国公民也可以作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受援对象，或者外国刑事被告人所属国既未签约又未提供援助费用，我国出于人道主义，可由法院视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该外国人法律援助。
三、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指一个国家以各种形式所提供的法律援助的具体领域。刑事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诉讼辩护和刑事诉讼两个方面，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援助范围相比还不够宽泛。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援助条文制订的时候我国法律援助处于萌芽状态，现在经过几年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有所完善和进步，我们应顺应世界发展趋势，修订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现阶段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公民人权发展有需要，应该拓展和完善援助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司法机关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自行委托律师法律咨询，但对盲、聋、哑等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我认为他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委托律师进行免费咨询。侦查机关的超时关押、循私枉法、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律师可以代为监督或控告，为犯罪嫌疑人解答法律问题，或申请取保候审。
2、所有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中，如果被告不能通过自已的能力获得胜任的律师的帮助，法院应该为他们指派律师进街上刑事辩护。被告人明确表示放弃除外，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只规定被告人因经济问题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可以指定辩护，这已不能全面的为被告人提供保障平等权利的行使。在审判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没有为需要帮助的被告人指定辩护，我认为刑事诉讼法34条的规定应该属于强制性规定。既然法律援助是保障公民平等实现法律规定的权利属于司法人权范畴，在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中。公诉人代表国家行使起诉权，而被告人相对于公诉人而言处于弱者地位，孤立无援，这就迫切需要法律专家律师的帮助，以便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现阶段刑事诉讼的发展，已由传统的纠问式发展到控辩式，法官居中裁判。刑事诉讼中对抗制的发展，从保障被告人和公诉人在法庭上享有平等地位目的出发，更加强调要使处于弱者地位的被告人有充足的机会向法院提供证据和理由，并有效的为自已辩护，这要求被告人必需律师专业人员的帮助才能实现其愿望，保障其合法权益。另外我们也必需认识到：指定辩护并不都属于法律援助范畴。只有减免费用为经济困难的被告人提供刑事辩护才属于法律援助范畴，对于经济状况好的被告人在指定辩护后须返还部分律师费用，或者说补交部分律师费用。
3、公诉人不出庭的公诉案件，因这类刑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公诉人又不出庭，故法院无需为所有未委托律师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但对盲、聋、哑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必须指定辩护人。对于经济困难者或其他原因未聘请律师的被告人，酌情考虑是否指定辩护人。
4、刑事自诉案件中，对遗弃、虐待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犯罪案件等可以实施法律救助，现阶段审判实践中，自诉案件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调查为辅。涉及证据的取得，没有律师的参与，当事人是难以有效的取得合法的证据。如果法院认为当事人确有必要聘请律师取证而未能聘请律师，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进行或者辩护，对于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进行法律援助可以实行减免律师费用，对于经济状况好的当事人应由其补交律师费用。
5、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是否能够取得法律援助，应参照民事法律援助规定的条件来确定。对工伤、赡养、请求国家赔偿、抚恤金等方面需获得律师帮助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应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机构获得司法救助。
四、刑事法律援助方式
刑事法律援助方式是指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基本形式或模式。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援助方式主要有：第一种方式为在刑事诉讼中指定律师辩护，第二种方式为律师减收费用向贫困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援助方式的多样性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去阐述援助方式的未来走势。
1、国家有无必要设立公职辩护人，理论界有所争议。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在实践中大部分地区司法行政机关成立了公职法律援助中心，并配有专职律师承担法律援助工作。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设立公职辩护人，公职辩护人是指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律师享有事业单位人员待遇，有固定工资，办案费用由单位承担，不得接受法律援助之外的当事人的委托。在我国，律师执业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象有些国家分刑事律师和民事律师，分开执业。律师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如果现阶段设立公职辩护人，又可能出现吃大锅饭的现象，公职辩护人可能会有人捧着“金饭碗”，不思进取，滥竽充数，不会尽心尽职干好本职工作，届时辨论水平、技巧和责任心均得不到提高。不设置专职辩护人，让全体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进行法律援助时，有一种高尚荣誉感和义务帮助他人的成就感，这对于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是很有好处的。
2、各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是法律援助的常设机构，援助中心依照当地的具体情况规定辖区内律师每年必须完成一定的法律援助工作量，对于援助律师应适当补偿合理开支费用。对每年能够圆满完成援助义务的律师，应该择优颁发荣誉证书以资奖励，奖励他们在法律援助中的工作成绩，激励更多的律师投身于法律援助工作中。
3、当事人能否自由选择援助律师？我认为不可以。法律援助本身是一种国家行为，一项公益事业，应由国家统一指派援助律师，让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平均分摊援助义务，而不能把援助义务有选择的放在少数律师身上，这样也是不公平的。
4、刑事诉讼中，应由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指定辩护律师。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由法院指定辩护，并未明确由法院何人何机构决定，审判实践常常发生冲突。由审判长指定辩护律师我认为是合适的，因为负责每一具体案件的审判长，对被告人的情况最为了解，审判长在合议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指挥法庭开庭审理过程。故由审判长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是合适的。具体的选任方式可以是由该地的法律援助中心，把所辖的律师登记在册，按登录的先后顺序决定入选。
5、法律援助应大力发展以大学法学院（系）学为基础的“临床法律援助计划”义务参加援助工作，解决人力资源供需矛盾，法学院学生在有经验的律师指导下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增长自已的实践经验，可以担任律师助手或者提供法律咨询等工作。实习学生一般不收取报酬，但可以因他们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贡献获得适当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精神上的荣誉奖励可以增加法学院学生对律师职业中法律援助的责任感。
五、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及其管理
拥有充足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和科学严密的管理机制，是发展法律援助制度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法律援助资金的匮乏逐渐成为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瓶颈因素。在我国受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治和社会状况不稳定，文化程度偏低，贫困人口过多，“吃饭财政”过量等具体国情限制，发展法律援助制度也是力不从心。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有：
1、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向公民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为其主要内容的法律援助制度，其在保障基本人权、扶助被剥夺基本社会权利者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所必须承担的国家责任之一，因此政府有义务为法律援活动提供资金，以满足贫民日益增长的对法律服务的需要。在我国由于受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难以承受完全由供给资金的法律援助计划所需要的开支，因而现阶段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支援也极为有限。国家投入方式包括政府财政直接拨款和法院减免诉讼费用两种主要方式。财政拨款应该纳入当地财政资金预算体系，受法律保障和权力机关监督，其投入和运作应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各级政府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大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
2、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成立法律援助基金会，筹集专项基金，不仅可以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满足广大经济收入欠佳的贫困者对法律援助工作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基金来源主要有：（一）、国内社团、企业及个人的捐赠和赞助；（二）、基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的利息；（三）、购买债券和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四）、必要时也可以发行法律援助基金，其收益用于法律援事业。
3、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上缴的费用中提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除依法要求积极自觉投身于法律援助工作之外，有责任从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国家，用于解决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的问题。
法律援助的内容篇7
关键词：台湾地区
法律援助
启示
法律援助在台湾地区又称为法律扶助，乃指对于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而又无力负担诉讼费用及律师报酬之人们，予以制度性之援助，以维护其宪法所保障之诉讼权及平等权等基本人权。[1]台湾地区在2004年出台了《法律扶助法》，确立了台湾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
1.台湾地区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及价值取向
法律援助的意义在于对需要法律服务、法律信息及其它诉讼或非讼资源，而无力负担诉讼费用、律师报酬及无资源获得所需其它法律服务或信息的人们，给予制度性之援助，以维护自身实体及程序权利。[2]故此，法律援助是为保障人们诉讼权而衍生出的一种司法制度，其目的是提供给缺乏法律资源的人们一种救济途径，最终保证人们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根据学者姜世明的观点。[3]
1.1以平等原则为视角观察
当法律适用涉及到人们人身利益及财产利益时，法律应该平等地对每一个人适用。但是，在客观现实中，每一个人掌握的社会资源及法律资源总量是不均衡的。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一种救济途径，保证每一个人在律师帮助下最大程度的追求正义实现，而不会因为自身资源的匮乏被法律正义抛弃。
1.2以法治原则为视角观察
“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4]法治原则中的权利主体是人们，而义务主体是政府，政府有义务保障人们请求公平、公正审判的法治权利，政府也负有提供一种制度实现人们的法治权利。故此，法律援助制度是政府不可回避的义务之一。
1.3从财产权保障原则为视角观察
作为近代自然法思想代表的洛克把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视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他认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纵观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把财产权的保障作为法律的核心内容之一，并要求法律担负起决定财产权内容及限度的重大责任。[5]
2.台湾地区法律援助体系
2.1台湾地区法律援助实施机构
根据台湾《法律扶助法》第5条规定，台湾地区法律援助的主管机关为台湾“司法院”， 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是“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法律扶助基金会下设若干分会，具体负责受理、审核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律师及给付报酬等具体事项。因此， 台湾法律援助体制实际上由司法院、法律扶助基金会和法律扶助基金分会三个层级构成。[6]法律扶助基金会的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董事共十三人，任期三年，由司法院院长聘任。包括有司法院代表2人、法务部、国防部及内政部代表各1人、全国性及地区性律师公会推荐热心参与法律扶助之律师4人、具有法学或其它专门学识之学者、专家2人、弱势团体代表1人及原住民代表1人。其组织架构如图1。
2.2台湾地区法律援助对象
根据《法律扶助法》第1条的规定，台湾地区法律援助的对象是无资力，或因其它原因，无法受到法律适当保护者。具体而言，只要是在台湾地区居住的人（包括大陆地区、港澳地区、外国人）符合认定标准的要求（图2），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同时，对于两种情形，优先进行法律援助。第一，家庭暴力、害、受虐、职业灾害、工作上岐视、公害等案件的受害者。第二，申请人为身心障碍者、原住民，或是儿童及青少年。对于以下几种情形，原则上不予援助。第一，刑事案件中的审判程序之告诉、自诉、非强制辩护案件之警调首次侦讯之辩护、再审及非常上诉程序之辩护。第二，民事事件中的仲裁事件、选举诉讼、破产事件、小额诉讼、再审事件。第三，同一申请人自首次申请时起一年内，申请援助逾三件者。第四，法人及机关等团体的案件。
2.3台湾地区法律援助申请程序
台湾地区的法律援助申请程序分为受理、初审、复审、复议、援助、后续处理6个阶段。1、受理阶段。申请者可以亲自或委托他人到各分会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申请时要提交身份证明、无资力证明、案件相关材料并填写申请表。2、初审阶段。律师就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核并与申请人交谈，了解申请人基本情况。3、复审阶段。由三位审查委员会委员共同审查是否申请人是否符合援助，并通知申请人结果。4、复议阶段。如果审查决定不同意援助，申请人可以在受到决定30天内申请复议，复议权由三位复议委员共同行使，并将复议决定告知申请人。5、援助阶段。如果援助申请得到批准，法律扶助基金会将会通知律师进行援助工作，并将律师酬金预付给律师。6、后续处理阶段。当援助案件办理完毕，要求律师提交结案证明，并对律师进行评鉴。
3.台湾地区法律援助中律师的责任
根据台湾地区民事委任制度、律师法、律师伦理规范的相关规定，台湾地区律师在承担法律援助事务中，有以下主要义务。1、服从委任人指示的义务。因为在诉讼中，委任人要承担诉讼的结果和风险，所以律师应该要服从委任人的指示。但是，这个义务有界限要求，因为律师工作有其专业性，不必每一诉讼步骤都必须服从委任人的指示。另外，如果委任人的指示具有违法、不可能完成、侵权等情形，律师也可以拒绝。2、阐明义务。所谓阐明义务是指当委托人陈述的事实不完整时，律师应该不断地提醒委托人陈述遗漏的事项。因为律师了解法律，了解诉讼中需要的事实和证据，所以律师必须告知委托人。3、法律审查义务。根据台湾律师伦理规范第5条规定，律师应专研法令，充实法律专业知识，因为诉讼行为是以法律为基础，委托人需要律师以法律专业知识判断诉讼结果及风险。在法律援助中，律师要特别重视对案件的相关法律的审查，以确保委托人在法律上的权益实现。4、建议及告知义务。根据台湾律师伦理规范第27条规定，律师对于受任事件，应将法律意见坦诚告知委任人，不得故意曲解法令或为为欺罔之告知，致误导委任人为不正确之期待或判断。这条规定要求律师要对委托事项相关的所有法律问题全面的、详细的建议和告知，这样可以协助委托人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5、缄默义务。根据台湾律师伦理规范第33条规定，律师对于受任事件内容应该严守秘密，不得泄露。这条规定要求律师在承办案件应该对执业时知晓的事项进行保密，除非法律规定要求公开，否则，不得公开和传播。6、赔偿义务。根据台湾民法及侵权相关法律规定，当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时，有越权、故意或过失造成委任人合法权益受损的，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尽管律师承办的是法律援助案件，但与委任人仍形成委托关系，对于侵权及损害均应承担相应责任。[7]
4.台湾地区法律援助制度的优劣评价
台湾地区法律援助体系从目的宗旨、机构建立、机构职能、资金来源、援助对象、援助标准、援助程序等内容都相当完备。特别在制度设计上，台湾地区采用基金会的形式，并采用官方资源与民间力量相结合的方式，保证了台湾地区法律援助体系运行的公平性和效率性。但是，台湾地区的援助体系仍有一些不甚完备的地方。第一，关于民间团体的法律援助问题。一般来说，台湾地区的民间团体不会成为法律援助的对象。这样，一些专门从事公益活动民间团体（例如：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的团体、保护智障者的团体）将得不到法律援助。第二，关于请求受扶助人负担回馈金问题。台湾地区法律援助体系的核心就是法律扶助基金会，法律扶助基金会通过自身基金，给付承担法律援助案件律师的酬金。但是，如果在法律援助案件结束后，受扶助人恢复了金钱给付能力，是否应该承担基金会已支付给律师的酬金，台湾的《法律扶助法》没有明确规定。第三，检察官滥诉费用负担问题。根据台湾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检察官有过失，就要负担法律援助的费用。此项规定导致检察官在办理案件时，犹豫不决，在一定程度上放纵犯罪。故此，笔者建议，应该取消此项规定，将检察官过失造成的法律援助费用以国家赔偿的方式解决。[8]
参考文献：
[1] 台湾法律扶助基金会网站“法扶简介”，
[5] 陈云生、马英娟.论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的完善及其意义[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7）
[6] 沈丽飞.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2）
法律援助的内容篇8
关键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服务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1]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社会基本保障权利，是司法为民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司法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本质上是保障司法人权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合法权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史
刑事法律援助萌芽于十五世纪末期的苏格兰王国，一度创立了穷人登记册，在册者若提起诉讼，则可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人的帮助。法律援助发展于二十世纪中叶，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建立和完善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其内容从刑事诉讼扩展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其对象从为穷人服务扩展为中产阶级服务，其形式从法庭扩展到预防性服务，提供援助范围已涵盖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的不同层面的层次，已从保障穷人公民权利发展到福利型福利社会保障制度。[2]把法律援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一种国家福利性质的制度。作为建立和完善法制象征之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量力而行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五十年代开始，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提出和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法院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1956年10月20日司法部的《律师收费暂行办法》等文件中，规定了律师免费或减费给予法律帮助的具体案件范围。1979年以后，陆续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
我国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并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进行了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率先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同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又以专章对法律援助作了规定。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1997年5月26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且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同时揭牌。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对全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进行宏观管理与政策指导。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它理顺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的首要、最基本的职能，就是要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而在刑事诉讼领域内，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其保障人权的功能。[3]应该说，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由于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尚处于初创阶段，法律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过于原则，又未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对于进行援助的程序、方式、资金保障及拒绝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责任都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致使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刑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不配套。虽然经过7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远远不能适应刑事法律援助的需要。（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目前绝大数地方
仅仅只能解决专职法律援助人员的工资和少量办公经费，而业务费用和福利费用则严重匮乏，大多数地方的社会执业律师不仅要义务承办案件，而且要由自己或律师事务所承担办案经费。（三）一些法院不依照法律规定，存在超范围指定援助辩护、指定时限过短、指定形式不规范、重复指定等问题。（四）极少数律师接受刑事法律援助后，不到法院阅卷，不会见被告人，不按时出庭，在庭审过程中不尽职尽责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有的律师在庭审中只是敷衍了事地说几句要求从轻、减轻处罚的话，被告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作用
法律援助是直接以保障弱势群体人权为使命的一项法律制度。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受经济、健康、自由等诸多因素制约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享受和实现各种社会利益上往往受到现存条件的限制。[4]在司法体制的视角中，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服刑囚犯、刑满释放人员、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以及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如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一样，也是急需尊重和关注的对象。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通过对急待法律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优质的法律帮助，对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发挥庭审功能，促进普法与法治；增进刑事法律的亲和性、感召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体现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为了消除法定权利的平等与保障权利实现的经济条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国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完善诉讼民主机制，保障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二）切实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请不起或者没有聘请律师对于刑事案件当事人来说，也许损失的只是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对于国家来说，受到损害的却是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形象。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盲聋哑残疾人等社会弱者群体的合法权益。
（四）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规定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在于减免当事人的费用，使其获得法律帮助，还在于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调整和规范的死角，从而切实保障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
五、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几点建议
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为特殊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调协的防护墙，为更加全面有效地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的功能，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援助方式多样化。在继续坚持指定辩护等援助方式外，还需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要改变现阶段被动性的援助方式，法律援助部门除坐等法院的指定和申请人申请外，还需对自己认为需要援助的对象进行援助。此外，还可以实行律师值班制度，及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目前，我国虽已建立经编制部门正式批准的援助机构2000多个，但仍难以适应刑事法律援助发展的需要。对于完善援助机构的设置，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单独设立以“法律援助中心”命名的援助机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现有的国办律师事务所进行“转向”改造，在重新组建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由国家核拨编制和经费，专门从事公益性法律服务的机构。[5]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第二种观点，更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是因为：首先，现有体制之外再广泛地设立一批法律援助机构，将给国家造成较大人力、财力负担，而少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又不足以推动整个社会化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其次，国办律师事务所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法律服务机构，在长期的专业法律服务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利于全面展开法律援助工作。
（三）扩大援助人员范围。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实施主体仅仅为律师，据称这是为了为当事人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保证援助的质量。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受人员数量的限制，法律援助的质量反倒无法保证。此外，为改变我国现阶段法律援助的现状，政府已经开始尝试设立公职律师，但毕竟规模小、人员少，作用有限，绝大部分援助案件还是由社会律师来完成的。因此，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要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仅有这两家是不够的，还要发挥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四）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如前所述，我国目前重视对审判阶段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忽
视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由于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权，而是负有如实回答侦查机关的义务，并且法律规定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在实践中又无法加以判断。这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为侦查机关任意地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大开方便之门。因此，重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援助已时不我待。
刑事诉讼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利的剥夺，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因而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刑事诉讼法视为公民民主和自由权利的大宪章一点也不为过。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明确刑事法律援助人的具体义务及受援人的具体诉讼权利，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同时，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必须体现到诉讼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田文昌主编《刑事辩护学》群众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
法律援助的内容篇9
该同志于1997年开始参加广西法律援助中心的组建工作以来，特别是XX年1月担任中心主任以来，积极贯彻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司法厅党组的领导和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使我区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树立了法律援助在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其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事迹，区内外的有关媒体作过宣传报道。主要表现如下：
一、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的精神和《法律援助条例》，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
积极组织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学习和贯彻落实两级《法律援助条例》，提出以“贯彻落实《条例》为重点，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为内容”的工作思路，使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积极向政府领导汇报法律援助工作争取支持，于XX年6月，促成广西区人民政府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对法律援助机构、编制、人员、经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全国各省法律援助工作中，属于首次。该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大大推动了我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进程。同时，积极与财政部门协调和沟通，于XX年4月，促使由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司法厅联合下发《关于法律援助资金管理使用的通知》，加强和规范法律援助资金的管理，明确了开展法律援助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及其申报程序。以上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大大推动了广西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对其他省市也起到了一定示范的作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作为先进经验介绍刊登。本文来自
二、积极推进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积极组织律师开展法律援助业务，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积极组织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围绕政府的中心工作，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重点、优先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案件，办理了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每年组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000多件，而且每年以20%的速度增加。XX年其办理的玉林市谢洪武被错误关押28年的国家赔偿案件，使受援人获得了国家赔偿近64万元。该案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自治区领导的重视和关注，引发了全国公、检、法系统开展整治超期羁押、超审限专项活动。该案件被自治区有关部门评为XX年广西十大法治新闻事件，入选理由是：谢洪武案与孙志刚案一样，具有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标识意义。使我国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执法观念得到改变。积极组织策划举办“为实现公平和正义-法律援助在广西”大型公益活动和“法律援助边防行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组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维护了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促进了司法公正，树立了政府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的良好形象。同时，应有关单位邀请，为各级普法办、法律援助机构、大专院校等有关单位举办《法律援助条例》讲座8场（次），参加人员达XX余人。内容来自事迹材料网
四、积极开展对外交流
该同志多次接待国内外人士对广西法律援助工作的考察访问，被XX年-XX年被广西区政府派往国外学习期间，深入当地法律援助机构考实习，学习、了解他们在法律援助制度建设中所取得的经验，积极宣传我国开展法律援助所取得的成绩，树立了法律援助在国际上良好的形象，实习结束，被美国康州米德尔菲尔市和纽海文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XX年9月，应加拿大法律援助署、加拿大律师协会的邀请，并受司法部的委派，到加拿大进行学习考察。XX年4月，中加法律援助与社区法律服务项目落户广西，成为该项目在中国实施的四个省之一。XX年4月，应巴西、阿根廷和南非司法部门的邀请，对该国进行了考察访问。
五、积极参政议政，撰写议案，为广西法制建设出谋献策
法律援助的内容篇10
为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援助
——记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
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份成立以来，一直在专业人员欠缺的条件下探索性地开展工作。二oo二年八月，具备律师和公证员双重资格的康之强任主任以来，我中心根据县政府有关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法律援助工作自身的特点和县情实际，坚持“维护法律，热情服务，扶弱济贫，匡扶正义”的法律援助基本原则，牢固树立“法律援助无小事”的指导思想，较好地履行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了构筑保德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树立了优秀的社会公众形象。
一、借助司法行政普法职能，搞好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我中心首先大力加强了法律援助的宣传工作，初步做到法律援助宣传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近几年来，我们的主要宣传手段是：
1、配合局宣教股在全县城乡开展了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和《山西省法律援助条例》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援助宣传教育活动，参与人数达9万人次；
2、利用县属律师事务所和公证处的优势，配合开展法律援助咨询活动，共为3000人次提供了义务法律咨询；
3、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20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1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5000份；
4、利用全县乡村社区的普法黑板报，累计出了30期法律援助宣传教育专版；
二、探索刑事法援对象的保护工作，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我中心早在2003年就与县检察院签订了《关于为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协议》,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协议签订以后，我中心积极与县检察院配合，在开展为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始终将弱势群体维权工作作为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截止到2005年5月份，我中心共受理县检察院指定的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2件,占我中心法律援助案总数的五分之一。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弱势群体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工作，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2005年4月，我中心又与县检察院续签了《关于为弱势群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补充协议》，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决定不起诉的法律援助工作，并初步建立了双方联合回访等制度。
三、加大法律援助调解力度，及时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
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几年来，我中心共居间调解解决息事并制作调解协议书22份，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
四、整合社会团体力量，健全法律援助组织网络。
我中心先后在县妇联、工会、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站。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深入社区方便群众，我中心又在城关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法律援助站”，专门为城区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和家庭困难者答疑解惑。实现了即时援助、就近援助，以援助介入案件，以调解解决矛盾，更好地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有力保障，从而形成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枢纽，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各社团和街道办为基础的保德县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促进了法律援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五、搞好上门服务工作，提高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意识。
为了方便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我们制定了上门服务制度，把法律送进千家万户。近三年来，我中心共主动上门为群众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3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1件，回访20多次。上门、咨询、调解数量分别占到总数的10%、15%和50%。近三年来，我中心还联系法律援助顾问单位9家，诉讼和非诉讼案件100多件。通过为广大群众、企事业单位提供广泛的法律援助和法律帮助，避免或挽回经济损失50多万元，使援助服务对象通过接受法律援助服务，充分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形成了自觉依靠法律，自觉运用法律的良好习惯。
六、加强内部建设，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中心内部基础工作的健全与完善,是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建设的基本保证。近年来，我中心围绕“有章可循，有据可查，运行高效”的工作目标，着重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建立案件办理制度。
在实践中，中心与县检察院起诉科建立了指派、受理案件等的操作程序；指派专人对口负责县检察院起诉科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坚持按照规定的条件，遵循严格的程序,进行严格的审查，以保证有限的资源发挥充分的社会效应。
我们要求各办案人员在案件办结后，一个月内将案卷交于我中心,由我中心对业务档案进行立案、分卷、归档，便于我中心对法援案办案质量进行检查。
对指派下去的援助案件的办案情况做到案前有布置，案中有检查，案后有反馈。中心将集中检查与日常监督相结合，不断提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形成有效制约的机制。具体做法有开展行风评议活动、问卷调查、上门听取有关部门意见等方式。
2、抓好信息反馈工作。
做到咨询接待"一月一分析"、"一季一信息"、"半年一简报"，坚持一事一报，急事急报；
3、创新办案激励机制。
中心设计《法律援助登记册》，使律师、法律工作者人手一本，将每个律师、法律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情况予以汇总登记，对承办数量较多者予以表彰。
七、加强专职队伍建设，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近几年来，我中心一直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把深情爱民、真心为民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切实提高了法律援助人员的政治素质，使他们认识到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认识到法律援助是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把温暖送给人民的窗口。为此，我们不断加强法律援助专职人员的业务学习工作，具体做法是：
1、建立了业务学习制度和定期业务测评制度；
2、定期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参加业务培训；
3、建立了每周一次的新法律法规的学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