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艺术研究篇1
关键词：区域文化；交互艺术；视觉延伸
前言
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点造就了各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以山川水土等资源作为调节，展现了我国丰富的地域文化内容。作为文化中坚实的一部分，区域文化广泛应用于艺术品的包装设计封。交互艺术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态，用计算机、电子传感装置等设备承载艺术行为和思想，以互动的形式展现出交互艺术所要达到的不同效果的美甚至是对于人性的理解和思考。艺术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上层建筑，不可避免地会融入一些地方性的文化元素，这些区域文化通常能够赋予交互艺术以独特的吸引力，让数字化的交互艺术融入人情味道，让艺术作品的视觉效果富有高度区别性的地方特色且更具亲和力的艺术表现力。
一、交互艺术
（一）概念
在当今社会，计算机技术正在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准确而高效的便捷服务，交互艺术是一种新兴的艺术类别，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家创作观众欣赏的么模式，交互艺术通常会让观众参与进艺术作品的创作之中，通过让观众和装置、自己互动达到艺术创作所预期的一个整体效果。交互艺术的灵感来自于行为艺术，技术支持则是现代科技――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传输设备、显示设备等等，交互艺术按照设计的思维和理念灵活选择应用装置，让交互艺术更具吸引力和现代感，同时交互艺术的互动性往往可以吸引年龄层次更广泛的人群关注到艺术的形式，进而了解交互艺术索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思想。
（二）交互艺术作品的创作理念
交互艺术的创作出发点往往是多方面的，但表达一定情感和传承一定文化的目的往往是艺术家均想要通过交互艺术作品而传递给观众的信息。创作理念往往是创作艺术作品的出发点以及贯穿始终的重心思想，往往能够代表一位艺术家或者一个艺术创作团队的终身追求。以作品《风》为例，观众所看到的的是不同的金属制品，但艺术家所想要表达的是这些艺术制品所带来的声音美的体验，该团队的创作理念是对于美好声音的追求和表达，而风这一种声音用金属的介质往往能够更清晰的表达出来，同时该团队运用多种代指声音的美好图案作为金属器材所运用的元素，让整个观众单看作品未闻其声就能一定程度上理解作品的创作方向。
二、区域文化
（一）区域文化分析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经过历时长河的千年滋养，逐渐形成了具有明显异质性的文化形态，这种异质性往往带有明显的地理位置痕迹的差异化文化就是区域文化。不同区域文化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往往是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没有固定的概念外延，我国主要的较大区域文化外延有江淮文化、徽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河洛文化、岭南文化、满洲文化等等，由此可见区域文化往往有着明显的传统文化倾向性，以楚文化为例，楚文化的分布包括湖北、湖南、安徽以及降息的西北部和河南的南部，而安徽和湖南湖北则是楚文化的重心区域，该区域从上古时期就有了三苗文化的区域文化基础，随着历史上数次民族大迁徙及的难移，令其形成特有的中原文化和蛮夷文化相融合的文化特征，且文化风格偏向浪漫神奇。
（二）区域文化的特点及艺术应用
区域文化从共性上来看，有着三个共通的特点，首先是同源性，所有的文化都有着共通的源源：中原文化，不同的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其次是原创性，正是文化的原创性才有了区域文化百花齐放的差异性特征；最后是包容性；包容性让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能够融合在一起，同时吸取文化的变迁特征，逐渐形成现代人们所熟悉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区域文化广泛应用于艺术当中，以绘画为例，我国有大量画家绘制了以区域文化特点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展现了我国独特的地域人文风貌；歌曲往往也是广为流传的艺术形式之一，湖北的龙船调是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民间歌曲，经过宋祖英、等民歌艺术大师们的演绎，龙船调走出湖北，在神洲大陆上广为流传。
（三）区域文化的应用意义
文化的存在离不开地方文化的传承，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交通运输的日趋便捷，区域文化的异质性正在逐渐消失，首当其冲是地方民俗文化，例如剪纸、画门神、画年画等，由于社会文化的日趋西化以及印刷制品技艺的发展，年轻人大多对自身所处区域的民俗文化了解不深，更遑论传承和发展，许多民间传统艺术家往往无法找到艺术的继承人。发展区域文化正是为了保存文化的多样性，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和技术手段，吸取和保留区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独特的地域文化，用不同的形式保存历史的印记。以陕西“老腔”艺术为例，在陕南地区，掌握老腔艺术技巧的大多为中老年人，年轻人忙于生计，传承的困难很大，歌手谭维维在自己创作的歌曲中运用到了“老腔”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区域文化的美及传承困境。
三、区域文化在交互艺术中的视觉延伸
（一）区域文化元素
在交互艺术的视觉设计当中，主要应用的区域文化的元素有两大类，首先是文化符号，包括剪纸、皮影、建筑、服饰、传统纹样、雕塑、图腾等等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文化符号，例如皮影是中国传统的地方性的艺术形式，如山东、湖南等地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皮影戏，皮影作为一种濒临失传的传统艺术形式，很多艺术工作者都将目光聚焦此上，作品《中国皮影戏》用flash网络交互的形式展现皮影特色，传承中华文化。其次是民俗元素的应用，民俗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切面，有着历史、地域、文化的诸多承载，通过交互艺术形式，将民俗用一种交互的形式呈现出来，让观众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操作看到民俗文化的发展变迁及及特定情况下的民俗形态，从而体会到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区域文化情怀
民族文化往往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情怀，不同的区域文化情怀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对龙舟文化的视觉演绎就是在寄托一种中南地区的民俗乡愁和对为国投江的屈原的追思；敦煌壁画的在线交互演绎则是以艺术的形式来保护传承另一种艺术，有着对佛教文化和中华传统艺术的敬重之情；而多数情况下，区域文化的情怀都是积极而欢快的，以至于呈现在交互艺术作品当中后，给观众的视觉体验也是积极而欢快的，例如交互作品《稻田》中展现的是投射出来的大片莲叶，随着观众的步伐，锦鲤也时来嬉戏，不免让人想起乐府中的诗句“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富有江南地区的文化趣味。生活中最为常用的交互艺术史手机交互艺术，各类商业手机应用在推出地方特色产品时往往会制作具有地方特色的交互艺术视觉设计，吸引同地区人的情感共鸣及未踏足该区域受众的好奇情绪。
（三）发展
交互艺术应用区域文化后，其视觉延伸的发展方向是多样化的，从交互艺术本身的角度来看，区域文化能够为交互艺术提供更为纵深和宽广的艺术视觉范围，为交互艺术提供更多具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元素及灵感；从交互艺术所带来的影响来看，区域文化应用于交互艺术后，能够为观众的视觉带来更加富有冲击力的体验，让艺术作品和观众产生情感的共鸣，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交互艺术的独特实现方式也让一千个受众心中有着数千个区域文化的视觉留存。不可否认，区域文化对于交互艺术的视觉延伸有着巨大的作用，对于艺术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展也有着推动和引导的作用，但同时笔者认为交互艺术的视觉延伸和区域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两个范畴，交互艺术的视觉延伸能够为区域文化带来更多的影响力，并能够一定程度上吸引艺术家以同种或他种的艺术形式对区域文化进行传播和保护，引导观众关注区域文化，为区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艺术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四、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广博而厚重的传统文化是由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交互艺术基于电子信息技术和传感技术、投影技术等技术来表达，是充满现代感的艺术形式，交互艺术在发展初期注重未来感，但随着中国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崛起，更多的艺术家将创作的目光投在了传统文化的领域，而区域文化则是挖掘灵感与创意的沃土。笔者认为，区域文化在交互艺术中的视觉延伸关键是对文化的传承以及对文化承载情感的表达，为本文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分析交互艺术的独特视觉延伸，分析交互艺术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作用，以期为后来的交互艺术作品提供借鉴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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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耿涵.观看延伸――艺术的视觉化实践略论[J].创意设计源，2015，（03）
区域文化艺术研究篇2
摘要：从高校素描课程教学来看，亟须建立一套既有区域民族文化特色，又能传承学科特质的教学体系，以传统改造西学，让学科研究更接地气，以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方式和而不同，为素描教学研究注入地域品牌特色。现今的艺术学科教学缺少区域民族传统的介入，该文探讨在和而不同的文化视野下，构建一套既契合区域视觉特色，又能传承先进文化的教研体系，具体以渝西地区石刻造像图式介入素描教学研究为例，用以点带面的新方式融贯中西，改进与丰富原有的素描教学体系，发掘区域化背景下传统石刻造像艺术在当下地方高校素描教学语境中的应用，在大同中谋求不同。
关键词：和而不同;素描教学;民族化;区域化
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传承地域民族艺术，推进特色文化的快速发展，是高校艺术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目前，一些高校的艺术教育观念较为落后，教育模式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存在不足，导致高校艺术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现状并不理想。该文针对这一问题，以渝西地区石刻造像图式的素描教学转化为例，探讨如何从素描学理与民族传统艺术中找到合适的介入点，以和而不同的文化视野，构建一套既能呈现区域视觉特色，又能传承先进文化的素描教学体系。从宏观来看，地方性高校素描教学对区域性民间艺术的吸纳不足，一些地方性高校美术基础教学与一线高校的美术基础教学相比存在一定的不足，地方性高校要想在发展中逐步赶上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必须走一条区域化创新发展的特色教学道路，从区域化角度研究地方性高校的美术基础教学在实践过程中植入本土民间美术的造型元素，并通过民俗文化艺术+基础教学的方式，构建一套适合地方性高校的、与区域资源相匹配的特色教学体系，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基础造型能力，也可以增强其民族自信心、认同感。
一、国内外、市内外同类研究现状
1.1对于传统石刻造像图式如何介入现代素描教学的同类研究状况，由于涉及多个交叉学科，国内外的此类研究尚属空白。而从渝西石刻造像的艺术学、美术学方向研究来看，近年成果丰盛。谈及此类研究必然绕不过大足学。兴于20世纪40年代的大足学，以大足地区为中心，覆盖周边的渝西地区，以石刻、摩崖造像为主体，兼及该地区丰富的文化遗存与历史文化。那么何为渝西?据《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三十五记载，永川、昌元、大足为合州巴川县。民国时期成立川东地区公署，新中国成立后设江八县地区公署，重庆直辖后该区域从方位上看属渝西地区。1945年到1956年是渝西石刻造像研究史上的春天，石窟艺术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中国美术家协会考察团来渝西地区考察，编辑出版《大足石刻》图册图录4本。
1.21954年起，四川美院雕塑系师生考察渝西地区石刻造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大足石刻研究》收载目录近30篇，从雕塑、美术角度论述其特色。在这一时期的石刻造像艺术研究中，有了艺术学、美术学方面的论述。林树中在《四川大足的古代雕刻》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巴川地区宋代的石刻作品在艺术的表现能力上达到很高造诣，这说明中国的雕塑艺术如同绘画和瓷器工艺一样，经过了唐代的高潮，至宋展到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渝西石刻造像研究于1980至1990年间向着纵深发展。1980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发行《大足石刻》32开中、英、日文版图册，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先后发行16开本《大足石刻》图册等。以大足为中心的渝西石刻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有组织研究的历史阶段。1982年10月，大足石刻学会成立，学会成立后编辑出版刊物《大足石刻研究通讯》。
1.3此外，从美学、艺术角度论述大足及周边石刻摩崖造像的著述颇丰。1990年至今，以大足为中心的渝西石刻造像研究虽然又有新发展，但是就石刻造像形态的当代转换研究方面而言，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其中有李耘燕的《虚实观与中国石窟以大足石刻为例》、刘春尧的《四川雕塑传统的当代启示》、王红的《大足石刻在现代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等。从图文方面看，课题研究的参考资料丰富，内容多元，这为开发区域石刻造像的视觉资源.为今天的艺术教育、文化产业推广服务提供了极好的活化标本，进而为课题的深层次开发改造并接上地气提供了无限可能。从另一个侧面看，此类研究在当下崇尚民族品格与文化精神的时代极具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实践意义
2.1从历史来看，老江八县的石刻造像遗迹众多，资源丰富，其中大足被称为石刻之乡，现有石刻造像、摩崖造像遗址四处，分布在宝山乡、转洞乡、季水乡、石桌乡。其中宝山石刻造像较为集中，历史悠久，人文性深厚，现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足石刻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八大石窟之一、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之一。
2.2另外，还有永川陈食佛崖寺摩崖造像、潼南五硐复兴岩摩崖造像等。渝西地区石刻造像作为重要的传统宗教道场，历史积淀深厚，其石刻、摩崖造像本身就极具东方美学价值，是区域性传统视觉图式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艺术瑰宝融入当下高校的造型艺术教育，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也是一个可以重点打造的特色教学品牌。从地理方位角度来说，大足、永川、璧山、潼南、荣昌属于成渝走廊的中间地带渝西地区，毗邻四川的安岳、自贡、乐山一带。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川渝石刻造像艺术同根同源，本是一家，作为西南石刻造像的上下册关系，渝西区域地处接点，其石刻造像艺术精华颇丰，极具艺术研究价值。
2.3通过高校的高精尖创研团队对传统石刻造像图式进行当下艺术视觉语言改造，直接推动造型研究成果转化为能代表区域民族文化形象的品牌。同时，通过积极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共建同创，双管齐下，互助共赢。
三、传统+现代：素描教学三部曲的新思考
3.1当下的高校艺术教育应当思考如何突破西方文化的中心主义，使区域的文化观念、精神价值得到尊重与最大限度的认同。一方面，在全球化语境下，现代艺术教育观念如何介入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另一方面，渝西石刻的视觉图式语言如何转化为素描教学形态，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运动，也是传统文化精神的自我更新。文章立足于本土文化特色，着力探讨当下素描教学语境下传统精神的植入与应用。
3.2具体教学实践内容有三个支点：
1.互换式介入改造素描传统写生通过互换式参照模本的形式，置换东西方石刻石雕艺术复制品，在石膏像写生中引入渝西石刻造像的石膏复制品进行写生。通过置换模本教具丰富了教学形式，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东方造型元素、自发研究传统文化精神。
2.三段式渐入设计素描的文化形态元素研究其一，是以实物写生为基础的结构分析素描其二，是以打散、解构、重构为基础的解构素描其三，是更为宽泛的构成素描，这种提取构成形态、置换空间结构的构成素描更接面构成设计。
3.一步式进入超写实素描中东方造型元素的应用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渝西石刻造像是我国传统雕塑的经典之作，其形象极具传统人文精神与地域特色，又能比肩欧洲雕塑艺术。通过一步式进入方式嫁接经典的传统图像为超写实创作提供了绝佳的图片资源，对渝西地区石刻图片有目的地选择与制作，使其直接进入超写实素描教学。在教育实践中，让学生感受到本土地方性艺术资源，通过教学过程加以运用和消化，诠释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一次次思考。传统石刻造像的视觉图式在素描教学中的转化研究分为三部曲，以教学实践为主，配合艺术人类学进行比较分析，并且对教学各个环节进行梳理归纳，具体案例理论结合实践进行分析，每部分的教学方法侧重点不同。首先，互换式介入基础素描的传统写生训练，以教学实践为主，配合石刻文献分析。然后，三段式渐入设计素描的文化形态元素研究，是以田野调查采集为基础的复合型发散式教学实践。最后，一步式进入超写实素描中东方造型元素的应用，以教学实践研究为主并配合艺术学理论进行分析。
区域文化艺术研究篇3
关键词:中国艺术；地域性；绘画；地理环境；理论探讨；宏观叙说；个案探讨
中图分类号：J201文献标识码：a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热的出现，作为“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1］的人文地理学，以其知识交叉性、系统性和整体性而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该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及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绘画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古代绘画置于广阔的文化地理背景之下，运用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确立新的研究视点，以人地关系为切入点，以区域和空间为研究主线，通过把握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特征，进而深入认识其发生和发展规律，逐渐成为古代绘画研究的一个热点。为了深化研究，丰富人文地理学和绘画史的研究内容，有必要对有关这一论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后来者提供有益的思考。
尽管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但是自知识分子登上专业画家的历史舞台之后，绘画的技巧和理论研究才步入轨道。自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诞生，他提出的中国绘画的“六法”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和鉴赏家所遵循的原则。“六法”中“应物象形”、“传移模写”的原则使得地域环境成为画家的审美观照对象。山水画的出现使得画家不仅将外在的地理系统内化为个人创作的心灵空间，地理环境还影响了画家的文化品性、环境感知和审美心理。尽管绘画的地域性问题是人文地理学现象，但对其研究的发端和深入是在美术史研究的纵深中，由美术学者来逐步进行的。故而探讨绘画的地域性研究不得不从美术史的研究中起步，纵观其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绘画地域性的非系统认识和表述
6世纪到19世纪初属于绘画地域性的非系统认识和表述时期。在这一时期，古代中国的绘画史著述成果不断出现，体现了研究者对绘画视觉性和文化性的并重。由于研究者多为收藏鉴赏家，故而撰述的著作多为画家传记和绘画作品著录，具有重记载轻论述的特点。关于绘画的地域性特征，虽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既无专章论述，更无系统著录，多为画著中散见的表述，既概括简单，又缺少必要的学理阐述。
（一）对绘画风格地域性差异的认识
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大陆南北地域分异的基本规律所造成的南北画风不同的认识上。以明代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为代表。明代万历年间，莫是龙［2］、董其昌［3］、陈继儒［4］等人先后以不确切的“南”、“北”地域之称将绘画分为“南北宗”，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宗”说的内涵，一是南北宗各家俱是写南北真景：“宋画至董源、巨然，脱尽廉纤刻画之习，然唯写江南山而相似，若海岸图必用大李将军，北方盘车骡纲必用李谷。郭河阳、黄子久专画海虞山，王书明专画苕霄山，宋时宋迪专画潇湘，各随所见，不得相混也”［5］；二是崇南抑北，推崇王维为代表的南宗绘画，贬低李思训为代表的北宗绘画。此后，关于南北宗绘画的论述和争论不断出现在明清画论中：明吴宽《书画a影.跋宇宙大观集册》、明陈继儒《书画史》、明董其昌《画眼》、明张丑《清河书画舫》、清沈颢《画尘》、清王时敏《西庐画跋》、清王a《染香庵画跋》、清王原祁《丽台画稿集》、清唐岱《绘事发微》、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清华琳《南宗抉秘》等。尽管南北绘画风格的地域性差异不是“南北宗说”探讨的核心话题，但以地域划分绘画风格并由此引发的广泛和持续的关注，在中国绘画史上尚属首次，其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地域环境对绘画风格的影响
历代画论中都有关于地域环境对绘画风格影响的论述，如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米芾的《画史》、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明代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清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等。论述中清楚表达，作为画家的生活环境和审美观照对象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绘画的题材、笔墨、构图和线条都产生了影响：“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百代标程。”、“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伏雄强，抢笔俱均，人屋皆质者，范氏之作也”［6］“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只如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举此凡例，亦画之一病也……芒屦非塞北所宜，牛车非岭南所有。详辩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其或生长南朝，不见北朝人物。习熟塞北，不识江南山川。游处江东，不知京洛之盛。此则非绘画之病也，故李嗣真评董、战云，地处平原，阙江南之胜，迹参戎马，乏簪裾之仪，此是其所未习，非其所不至。”［7］
（三）地域绘画史的出现
中国较早的规模性的地域绘画研究是在五代、北宋时期。由于军事割据，客观上造成了绘画地域性强化的可能，绘画史著作打破了唐以来以京城为中心的局面，出现了中心解体、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出现了较多记载某一地区绘画活动及其发展的地区性画史，例如记载江南画院活动的《江南画录》、《江南画录拾遗》；记载中原地区绘画的《梁朝画目》、《广梁朝画目》；记载西蜀地区绘画的《广画新集》等［8］，而《益州名画录》是地区性绘画史开创时期的代表，它记载了中晚唐、五代至宋初成都地区的绘画活动。著者黄修复，久居成都，精画学、富收藏，三卷本的《益州名画录》［9］记载了唐、五代至宋初成都地区的五十八位画家的小传、写真和壁画创作，对画家个人风格、师承关系、时代风格、宗教绘画的发展、地域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都有深刻的考证，资料翔实可靠。此后，不断出现地域性绘画史著作：成都地区有宋代范成大的《成都府古寺名笔记》、元代费著的《蜀名画记》、明代曹学绲摹妒裰泄慵.画苑记》。明清时期由于江南文人的崛起画坛呈现南盛北衰，特别是富庶的江浙地区成为艺术人才的渊蔽。《吴郡丹青志》、《海虞画苑略》、《越画见闻》、《练山画征录》、《虞山画志》、《湖州竹派》、《明州画史》等都是记录江浙地域绘画的美术史著作。汪]之的《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按本邑、流寓、方外、闺秀分类，开地域断代画家传记之体例；福建地区的有明代徐[XC；%32%32]的《闽画记》和清代丁传的《八闽书画记》。其中，明代王a登的《吴郡丹青志》是一部分品立传的地方画史，将生长于明代、清初尚存的吴郡画家或迁居吴门的画家共25人分门收录，对于吴中绘事之盛，他说“将无海峤精灵之气偏于东土耶？抑亦流风余韵，前沾后渍”［10］，是“为乡邦画人作传”［11］，是明代地域绘画史的代表，尽管篇幅很小，但在体例上、语言上、内容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清代陆时化随家族从越地迁往吴地，出于对两地的深厚感情，将平生所见吴、越两地的书画汇编成《吴越所见书画录》［12］，展现了吴越之地在清代富商云集、书画鉴藏之风盛行的地域风貌。清代乾隆年间鱼翼及其子辑有《海虞画苑略》，录有江苏虞山的历代画家。鱼翼文笔优美、精于鉴赏，对所记载的画家有传有评非常生动。其同里柳南居士王应奎还辑有《海虞诗苑》并将虞山的诗与画进行了比照，认为虞山之画名起自黄公望，“及观吾邑之画往往能浓而不能淡，能密而不能疏，能近而不能远。其坐病正与诗等，岂其地之山水秀丽攒簇，无虚无缥缈之观无空蒙历落之趣。故发为图绘亦囿于风气耶。然萧疏如渔山(吴历)，淡远如尊古(黄鼎)，已能自辟蹊径而能脱去吾邑故习矣”［13］敏锐地发现了地域环境对绘画的影响。清代陶元藻的《越画见闻》收录了200多人的资料，不仅以史料丰富著称，还记载了同时代的画家相互交游的第一手资料。
以上地域绘画史研究虽然开辟了绘画史研究的新领域，但其内容多就人论人、就画论画，局限性亦非常突出，也并未有意识地系统发掘地域性绘画研究的深远意义，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全新的绘画史科目。
（四）对地域绘画流派的评价
明清时期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集中于绘画的地域流派。但对地域绘画流派的表述多为风格差异的描绘或评价。“画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别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于戴进，成于蓝瑛。其失盖有四焉：曰硬、曰板、曰秃、曰拙。松江派国朝始有，盖沿董文敏、赵文度、恽温之习渐即于纤、软、甜、赖矣。金陵之派有二：一类浙，一类松江。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结，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罗饭牛崛起宁都，挟所能而游省会，名动公卿，士夫学者于是多宗之，近谓之江西派，盖失在易而滑。闽人失之浓浊，北地失之重拙。之数者其初未常不各自名家而传仿渐陵夷耳。此国初以来之大概也。”［14］
不同地域绘画流派评论性质，偶有注意到地域环境对绘画的影响，如“宗派各异，南北攸分。方隅之见，非无区别。川蜀奇险，秦陇雄壮，荆湘旷阔，幽冀惨冽。金陵之派重厚，浙闽之派深刻。m州守三王，虞山遵石谷。云间元宰，新安渐师，各自传仿，吴中又遵文氏。或因地变，或为人移。体貌不同，理则是一。然而灵秀荟萃，偏于东南，自古为然。国朝六家，三m州两虞山，恽亦近在毗陵。明之文沈唐仇，则同在吴郡。元之黄王倪吴，居近邻境。何为盛必一时？盖同时同地，声气相通，不知无牙旷之知，而多他山之助，故各臻其极。”［15］，“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也。惟能学则咸归于正，不学则曰流于偏。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禀之偶异。南人北禀，北人南禀是也”［16］从这种关于绘画风格与南北地域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清人对绘画地域性的认识和理解。
二、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现代转折
19世纪初至19世纪40年代是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转折时期，如果说此前人们对绘画地域性的关注还仅仅停留在绘画地域风格特征的零星表述和地域绘画的著录上，那么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一状况有了改变。中国美术研究进入现代转型期也带来了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转折。当西方艺术风格学进入中国后，绘画史的研究中“风格”从传统的历史叙述的模式中凸现出来，人们开始关注风格背后所隐含的艺术自律性。“地域因素”引入绘画风格划分、演变的阐释过程，有助于理解绘画发展的内在规律。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傅抱石、王钧初、俞剑华等虽没有专门的地域绘画研究著述，但都在其著作中对绘画（美术）的地域性因素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将地域因素视为影响绘画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
这一时期，绘画研究引入了科学的方法，将中国绘画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绘画结合起来比较研究，以探讨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规律。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7］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美术进行了比较研究。郑午昌的《中国美术史》［18］对中国、希腊和埃及的美术进行了比较，力求在比较中发现中国绘画的独特之处和发展规律，进而研究各国绘画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画家兼美术教育家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19］中有附文《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通过考察中国绘画的发展以及中外绘画交流，阐发中西绘画的差异。画家兼美术教育家郑午昌则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在不同历史时期绘事考察中，多次论述绘事兴衰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当时画家之名与不名固与其阶级有关，其于地理亦有可得而言者。盖在专制时代，一切政教文艺，要皆与其首都所在，有密切关系。汉都长安其时绘画之都会，即在长安，考诸画家当时之产地，皆在今陕西、河南间，为黄河流域附近地。如毛延寿，杜陵人，而杜陵即在今陕西长安县南。刘白，新丰人，而新丰即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龚宽，洛阳人，而洛阳即在今河南洛阳县。陈敞安陵人，而安陵即在今陕西咸阳县东，皆黄河流域地也。虽曰我国文明，当时实在黄河流域为盛，故画家辈出于其间，亦因近身辇（[），成学易成名亦易。”［20］并在附录中制作了《历代各地画家百分比例表》。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21］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绘画艺术有所著录。俞剑华先生在其《中国绘画史》［22］中就曾有专门章节讨论绘画的传播：“中国绘画之东渡与日本画家之西来”、“西画之东渐与中画之东渡”，从文化地理传播角度考察绘画风格、技法的演变路线。近人对绘画地域性已不是粗略的描述和简单的评论，而是从“画作―画家―地域―地域人文环境”的人地关系角度触及到了绘画地域性研究问题，这样的论述显然要比前人深刻得多。
这一时期关于限定地域绘画研究依然为地域内画作收录和画家传记资料撰写，有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家汇传》、孙振麟的《当湖历代画人传》，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罗元黼编著的《蜀画史稿》、方树梅的《滇南书画录》都属地域画史研究。其中，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收录岭南画家书家近400人生平事迹、遗作纂编成书，是岭南地区第一部历代书画人物传。地域绘画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平衡现象，涉及地区仅为四川、浙江、广东、云南、江苏等地。
中国绘画的南北比较依然为美术史界所重视，它为深入发现和重新认识中国绘画发展的深层动因提供了可能。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从作品的风格，画家的身份和地域来考究南北宗说的真伪性、科学性。启功［23］、童书业［24］、滕固［25］等人对南北宗论相继加以阐发，争论的焦点不在地域，但童书业在研究中将宋代以来的山水画，依据地理关系分成北派山水、南派山水两种，认为南北风土、人情、山水形态的差异，影响了绘画的技法，地理环境是决定绘画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26］
三、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停滞阶段
自新中国成立，至结束，是中国绘画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陈出新的时期。尽管丹纳的《艺术哲学》在60年代即已被译为中文介绍到国内，但是受学术交流偏向苏联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过激批判，使得对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停滞，绘画的地域性研究无人问津亦没有新的突破。
一是继续了南北宗话题的讨论，启功先生、郑秉珊先生、俞剑华先生、童书业先生、徐仁涛先生、徐复观先生等对南北宗论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史料的取材更加广泛，但多是从社会学、文学、思想等多方面来分析。20世纪60年代初期，童书业又撰写专著《南画研究》［27］进一步阐释了南北画风不同的成因。
二是对绘画地域流派的研究集中在黄山画派、上海画派、扬州八怪、吴门四家、金陵八家等，但是论文数量很少，总计约20多篇［28］，且研究主要围绕绘画风格、语言等进行。
三是地域绘画著作主要有江梵众、陈蓉峰编撰的《清代蜀中画家传略》、顾麟文编《扬州八家史料》［29］，均属地域绘画史料整理性质。
四、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崭新阶段――学科交叉与融合
第四个时期从1976年至今，始于结束，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学术上的正本清源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中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美术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入，文化地理学者也将绘画作为反映人地关系的载体而进入了地理学的研究视野。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绩在多学科的视角中也远过于前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更加充分地揭示出古代绘画多元共存的发展状态。时间和空间共同观照的研究，充分展现古代绘画创作风格以南北二元为主，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
二是学者们越发注意到地域差异造成的绘画形态和风格的多样性，以及地域绘画发展的不平衡性。绘画史的写作从地域的角度阐释，在研究对象地域空间范围限定的条件下，探讨绘画的整体风貌和艺术风格，成为撰史的新思路。
三是同时拓展了中国古代绘画和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领域。绘画和地域关系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交叉的研究，视角的扩大，使得绘画的地域特征与发展，绘画与地域自然环境，绘画与地域文化，地域与绘画流派，绘画与地域经济、政治等内容，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既带来了古代绘画研究成果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填补了文化地理学的空白。
如果将这时期绘画地域性研究的成果作一个划分的话，大致可分为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宏观性叙说和探讨两种类型。
（一）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
对我国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勃兴而出现的。1986年,金克木发表《文艺的地域学设想》一文，他说:“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性的研究。”［30］金先生较早倡导“文艺地域学”，其论述切中时弊，指出了当时文艺研究的不足，是新时期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宣言性文章，它为之后我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启迪。
1991年单鹏飞、王伟发表《地理环境与艺术风格》［31］一文。他们认为，艺术作品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反映，直接受到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气候、水土）和人文环境（社会发展背景……）等的控制，因此地理环境的差异对艺术作品不同风格、流派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作者通过对建筑、绘画、文学作品的分析，将地理环境对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并明确提出研究的目的是“益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对正在开展的绘画的地域性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1993年，地理学者张步天在其著作《中国历史文化地理》［32］中撰写“历史文艺地理”一章，其中“美术文化的时空分布”专题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美术流派与门类的地域特征、地理分布、区域差异及美术家籍贯分布等方面作了分析与统计，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从理论思考、资料梳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作了探索，文化地理理念进入中国古代绘画的研究视野，绘画作为文化要素，其与空间关系的研究就此展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地理学理论视角展开的探讨，使得绘画的地域性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进入21世纪，黄骏发表《关于艺术“地域性”的札记》［33］一文。他提出，地域性是贯穿在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个现实。地域与创作活动的复杂联系体现在区域性的地理风貌和区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对创作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上。最为根本的限定性来自区域性的绘画传统。作者提出绘画地域性的内涵是：传统、风格、画家群、交易等等。绘画地域性的研究应关注：地域差异、画家的身份差异和地域情境。文章首次明确将“地域性”一词引入艺术史的研究中，对绘画的地域性探讨进一步深化。该文作为“札记”虽篇幅短小，未作过多展开，但其中的观点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具体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胡兆量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34］在“画风的区域差异”一节中探讨了中国画风的区域差异，内容包括：国画的意境美，绘画与环境，画风的南北差异和地域性画派。从历史地理角度横向地比较了绘画风格的地域性差异，初步探讨了产生绘画风格差异的地域因素。2004年，刘海涛、王兴平发表了《浅谈美术地理的地域空间性》［35］一文，从地理学的角度,对美术的地域性的内涵和研究范畴进行了论说，并首次提出了“美术地理学”概念。他们认为，“美术地理学也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美术和地理环境、地理景观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它是用地理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研究美术作品的形成、风格和特色,探讨不同区域美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地域特征和差异,以及美术作品在不同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个性。”［36］美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美术的地域性横向研究、地域性纵向研究、地域空间的扩散性研究三个方面。该文为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开展进一步搭建了平台。周尚意等的《文化地理学》［37］内有专门“艺术地理”一节，其中有一小节论述美术地理中的“绘画的区域差异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就绘画的区域性差异和地域分布进行了探讨。
其后，何鑫和郭建平先后发表了《论建立美术地理学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和《中国绘画史的“地域研究”意识》两篇论文，明确了从地域绘画作为学科建构角度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架构基础和范畴界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作出探讨。《论建立美术地理学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一文认为，学术界对美术地理现象的研究只停留在简单的地理描述阶段，并将之用以辅助说明美术发展进程，其性质与目的是历史的而不是地理的，也未能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演变规律，进而与美术史及其它学科一同揭示美术规律。美术地理学“属于美术学范畴,是美术基础理论中若干独立学科之一,同时又具有文化地理学的性质。”［38］，美术地理学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与完善,另一方面他又在视觉艺术文化领域为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平台。”历史美术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体系包括四个分支：历史美术地理通论、断代美术地理、区域历史美术地理、专题历史美术地理。论文还就历史美术地理学的学科概念与性质、目的与任务、内容与时间断限、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学科建立的学术基础与先期成果，以及进行历史美术地理研究的相关问题等诸方面作了相应的研究与探讨。作为美术主要门类之一的绘画，此文为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构建了学科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具有方法论意义。《中国绘画史的“地域研究”意识》［39］一文，从地域自然因素和地域人文因素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影响分析入手，指出中国古代绘画史地域性研究，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视角。以往的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只注重史的纵向发展，不注意其空间组合规律；只注重编年，缺乏系统地域性或地域风格的横向对比基础上的纵向分析。在研究中要援入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成果，如人文地理学、地质学、社会人类学等等。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域”概念把握的难度和划分的模糊，如何兼顾时间和空间的共同把握是进一步探讨的难点。
针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现状，付阳华在其《中国地域性美术研究的探索与思考》［40］一文中，指出地域美术史的研究仅仅就画家研究画家、就画派研究画派、就风格研究风格都是远远不够的，发掘其因地域而形成的独特艺术风貌，探究其地域性美术渊源是摆在美术史家面前的重大课题。文章通过对中国地域美术史撰写和研究的梳理，尤其是以《北京美术史》为个案的分析，探讨了地域美术史研究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美术的地域特征、地域性美术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的探索与论证引起了更多专家的注意，使得全国各地美术地域性的联系和差异的探讨被提上了日程。
（二）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宏观性叙说和探讨
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另一个维度，是古代绘画的宏观性论说，探讨不同地域空间绘画的纵向发展，以及不同地理环境对绘画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内在规律及相关问题的论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地域绘画在这一维度产出成果较多，体现了研究所蕴含的生机与活力。这一方面的研究包括三类内容：
一是地域美术史研究中的地域绘画史研究。地域绘画著作的研究多以一级行政区域为主体单位，且多包含在地方美术研究中，其中研究台湾地区起步较早，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相继出版了《台湾美术简史》［41］、《台湾美术发展史论》［42］。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域美术史不断问世，地域绘画的内容亦包含其中：《广东美术史》［43］、《洛都美术史迹》［44］、《艺术》［45］、《中国新疆古代艺术》［46］、《楚艺术史》［47］、《东北艺术史》［48］、《云南艺术史》［49］、《云南民族美术概论》［50］等。一些少数民族美术著作，收录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绘画，如《中国北方民族美术史料》［51］、《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美术》［52］、《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53］等。林永发、林胜贤的《台湾美术地方发展史全集》［54］、徐昌酪的《上海美术志》［55］，王震的《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56］，邵学海的《长江流域美术史》［57］，卢禹舜主编《黑龙江美术发展简史研究》［58］；高卉民主编《黑龙江少数民族美术史研究》［59］，张亚莎的《美术史》［60］，《云南民族美术史》［61］，李福顺的《北京美术史》［62］，张德录的《山西美术史》［63］等。地域绘画史著作有：《岭南近人画人传略》［64］、《绘画史》［65］、梁桂元著《闽画史稿》［66］，陈滢的《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67］、朱万章的《顺德书画艺术》［68］。这些著作力求通过对地域长时段绘画史的梳理，进行地域绘画的纵向研究，解析地域因素对绘画的影响。
《北京美术史》可作为这一类著作的代表。该书基于地域文化史的范畴，不仅探讨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于北京的，同时也关注北京的美术是如何获得地域文化属性的。从北京地域文化动态构造与静态构造综合特征的阐释，揭示北京美术发展的线索、不同时期的性状，进而揭示其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特征。这一著作最显著之处在于致力于分析美术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北京美术演变的文脉，为地域美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北京绘画的研究中，着重探讨了元明清时期北京绘画宫廷性、交流性和融合性的地域特征。在研究方法上，《长江流域美术史》运用比较的方法梳理出长江流域美术与黄河流域美术互为连锁的流变线索，《楚艺术史》则通过认识楚文化圈与北方中原文化圈、西北秦文化圈的迥然不同，述写了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500多年间中国南方主要艺术风格的历史。这些地域美术史的写作为后来者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树立了学术范式。但地域绘画史成果不多，且尚未脱离绘画史的撰述和研究模式。
《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69］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具体地域空间书画创作与欣赏的供求关系，深入讨论十八世纪扬州新兴的市民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潜变，及其在供求关系中对非正统派职业化文人画家选择传统和艺术新变的影响，联系地域经济的背景阐述美术发展而不简单套用相关学科的成果，着重于创作意识的变化又紧密结合着风格形态的演进。陈永怡的《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70］将敏锐的学术触角伸向地域书画市场与风格变迁的关系这一特殊基点，深入探讨了地域经济生活对艺术创作的制约作用和影响力，将绘画风格变迁置于地域经济空间的角度进行考察。王祖龙的《楚美术观念与形态》［71］特别突出了地域文化观念对造型艺术形态以及语言表达特征可能造成的影响，跳出了以传统庄屈美学阐释楚美术事象的窠臼。这些著作均属地域绘画纵向性研究的代表，是在限定性地域空间内，考察美术（包括绘画）的流变及其与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
《中国美术史》(十一卷，王朝闻总主编，2000年)在“具有美学史的性质，突出了以审美关系为轴心线的思路”［72］之同时，还贯穿了较强的地理空间意识，如《明代卷》中亦注重按不同地理区域分析不同地域绘画流派风格的撰写方式。
二是地域绘画流派的研究。以吴门画派、新安画派、扬州画派、松江派、金陵八家、扬州八怪、黄山画派为主题的研讨会以及会后出版的论文集都取得较多成果。针对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地域绘画流派所做的研究均有专著成果，并且还挖掘出新的地域绘画流派，如京江画派［73］。这其中以“扬州八怪”为首的扬州地域绘画研究成果最为显著，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研究“扬州八怪”的各种公开出版社的专论和专著达到400多种。出现了比较集中的讨论，如对明代“吴门画派”和清代“扬州八怪”、“新安画派”等地域绘画流派的研究，故宫博物院组织的“明代吴门绘画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安徽的“纪念渐江大师逝世三百二十周年暨黄山派学术讨论会”，随后出版《论黄山诸画派文集（1987）》。这些都是以地域绘画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会和论文集。不过这些研究多承袭地域绘画作品和地域绘画史的思路，仅从地域空间上限定所讨论的范围和个人，对这一空间所赋予绘画的意义还讨论得不够深入，未能自觉地以地域绘画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研究，只是触及了某些地域绘画研究的问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偶然性和不自觉性。
三是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论文，主要有：谭天《新中国地方美术史研究中问题与对策――以编撰〈广东省美协五十年文献集〉为个案》、付阳华《中国地域性美术研究的探索与思考美术之友》、赵启斌《“京江画派”的绘画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上下)》、王祖龙《丹磨色美夸原质――楚绘画的艺术史意义》、薛正昌《贺兰山岩画文化》、肖屏《雪域佛光中的藏族美术》、李涵《论吴地绘画的文化艺术特征》、郑为人《京江画派与京口隐逸文化》、陈龙海《楚艺术的线性特征及其文化基因》、苏晓丽《浅谈地域文化对年画的影响》、张尹《陕南自然物象视觉图式化管见》、郭薇《外师造化――北方地域特征与北派山水画创作的关系》、徐莉萍《水与绘画艺术》、尚辉《区域地貌与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及流派》、何鑫《谈地理区域分异与中国画流派的生成――以五代宋初时期山水画为例》、孟宪平《地域因素与画分南北》、郭建平《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绘画家传谱系研究――家族、家学与中国古代绘画》、顾泽旭《论清代扬州画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和社会时代条件》、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域的商业氛围对绘画的影响》、郭薇《五代时期四川美术繁荣的地理因素》、李怡《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地域因素考辨》、宋文翔《试论地域性因素在云南美术发展中的主导性》、谢丽君《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的影响》、费省《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施建中的《论“徐黄体异”与五代画家地籍、身份分异之间的关系》、何力《清前、中期政治与湖南画坛》、安毅《五代敦煌与中原间的画稿交往》、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域的商业氛围对绘画的影响》、郭薇《五代时期四川美术繁荣的地理因素》、何力《清前、中期政治与湖南画坛》等等。上述论文，其研究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古代绘画整体性风格的述说，这主要体现在赵启斌、李薇薇、王祖龙、薛正昌、肖屏、李涵等人的论文中；二是对不同地域绘画的比较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何鑫、孟宪平等人的论文中；三是对地域环境与绘画发展内在关系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郭薇、张尹、徐莉萍、尚辉、苏晓丽、郑为人、陈龙海、顾泽旭、郭建平等人的论文中；四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画家籍贯分布以及与绘画风格的研究，其体现在费省、施建中等人的论文中；五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绘画地域性个案的具体考察，体现在谭天、付阳华、何鑫、郭建平、郭薇、何力等人的论文中。此外还有对绘画样式的地理传播、画家空间游历与画风、地域政治对地域绘画的影响等的研究。这些探讨，大都持之有据、视野开阔，显示出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总体把握，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启发性。以下试举几例：
在对地理环境与绘画发展内在关系研究方面，尚辉的《区域地貌与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及流派》［74］一文从区域地貌客体入手，着重强调了区域地貌的某些客体形象特征对中国山水画史变迁、运动和发展所起到的先导性影响，提出中国南北派山水画风格的形成与中国南北自然地理概貌相统一；同一地域画家对客体审美特征的挖掘，使得特定视觉效应下的造型特征不仅成为画家再创造的对象，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个性主体的附着物；地域性的造型特征被画家们敏锐发现并反复表现之后，也阻碍了画家新风格的产生，对其突破源于对自然的新鲜感受和新的发现。该文对绘画与自然地理环境关系的探讨从以往概念化和表面化的研究推向了更细致的研究。李怡《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地域因素考辨》［75］通过对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分析，提出其绘画风格的变化既有画理的因素，又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更有取景角度转换的地域因素。南宋画院位于环山的西湖之畔，客观上限制了马远的视野，不允许他作远观式全景描述，只能作俯身近观的边角构思。文章细致地探讨了客观地理环境与画家写实原则下的造景关系。
在对不同历史时期画家籍贯与绘画内在关系的研究中，施建中《论“徐黄体异”与五代画家地籍、身份分异之间的关系》［76］一文认为，五代时期花鸟画“富贵”和“野逸”风格的划分与画家的地籍分异密切相关，与画家身份差异有着莫大的关系。避居蜀地者，多遗臣、贵族，故画风受唐代宫廷绘画影响较深，呈现艳丽之风。流向南唐者少有贵族而多为小吏、庶族，故绘画多具平民气息，呈现野逸之风。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在地域文化与绘画发展关系方面，谢丽君在《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的影响》［77］一文中考察了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思想品格、文化修养、艺术趣味、从艺道路、绘画理论、创作风格产生的影响。文章史料翔实，对地域文化之于绘画影响的元素梳理得极为清晰，显示出将绘画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相贯通的功力。与此类似的研究还有顾泽旭的《论清代扬州画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和社会时代条件》。
在研究画家游历与绘画风格的讨论中，郭建平在《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78］中认为绘画离不开画家这一特定的文化载体，更与他们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基于古代社会交通不便和信息不畅的境况，同一地域的知识群体在思维与行为模式方面,表现出一种较其他地域知识分子更为强烈的区域传承性和连贯性。因此艺术史上的画家的交谊现象，对绘画艺术产生了影响。作者通过画家交往空间和绘画风格的具体考察，揭示了绘画艺术流变的空间因素，视角颇为独特。
对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绘画与地域环境关系个案的具体考察，是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层面，其中何鑫《谈地理区域分异与中国画流派的生成――以五代宋初时期山水画为例》［79］的研究极具代表性。该文以五代宋初时期为时间段限，着重分析了历史地理对此时中国山水画风格流派分异的影响及具体促异方式，阐释了地理要素在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研究因其地域角度探讨的深入而具有学术示范意义。
从既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地域空间的范围界定不统一，有以一级政区主体的“省”为地域范围的，也有以较大地理单元为地域范围的。这种对地域空间范围不科学的界定，会造成叙述的不连贯性。
二是不平衡现象醒目。从地域空间分布来看，存在着地域不平衡现象，已有的成果主要包括台湾、广东、洛阳、北京、上海、山西、、新疆、湖北、云南、黑龙江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从较大的地域分布来看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尚有诸多地理单元未曾涉及。从研究内容来看，地域绘画研究以绘画地域性的纵向研究居多，或为地域美术史中的绘画史，或为限定地域的专门绘画史。
三是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而言，对地域画家的研究只停留在单一静止的层面上，注重画家籍贯和出生地与其性格气质的关系，缺少流动性与整合性，忽略画家游历之地的文化地理对艺术创作的综合影响。即便是从籍贯和出生地去探讨画家的风格特征和绘画发展的规律，也仅仅是展开部分的研究。事实上，中国绘画史上的大部分著名画家都有过离乡求学、仕宦、贬谪、隐居、游历、交友的经历，异域他乡的地理环境、人生经历与地域空间的互动、画家艺术创作的交流都会成为他们创作的空间背景。因此，从绘画作品的整体艺术风貌中寻求不同地域各种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的综合作用，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新课题。古代绘画创作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原则，故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画家们的必修课目，对于空间流动性较大的画家，定量定性分析其画作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实属不易，深入分析其空间行迹与绘画创作的关系，综合解析地理环境的差异对画家创作心理、审美趣味、艺术风格的影响亦属艰难。而目前地域绘画史的撰写中就明显存在着对画家进行切割式分段介绍的现象。
四是绘画的地域性研究，除了地域绘画史以及少数地域绘画比较研究之外，至今尚无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理论专著问世，对地域绘画理论的探讨显得较为空泛。诸多所谓的地域绘画研究不过是中国绘画史的细化。尽管建立美术地理学的呼声不时响起，但依然未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科意识，在研究方法上亦缺少创新。（责任编辑：帅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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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RegionalResearchonancientChinesepainting
ZHanGKai
(1.ResearchCentreofHistoricalenvironmenttransitionandeconomic＆
SocietyDevelopmentofnorthwestarea,Xi'an,Shanxi710062;
2.CollegeofartandDesign,Shanx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Xi'an,Shanxi710021)
区域文化艺术研究篇4
关键词：美术教育；地域文化；开发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G6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180-02
地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它的产生和发展，不仅见证了各个地域的历史，而且还直接反映出该地域的民俗内涵和民间审美意识，成为乡土文化的重要标志。
一、在小学美术教育中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意义
地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大同于文化地理学。所谓地域文化资源，是指师生和学校所处的某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域内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科技人文等方面的反映群众文化心理并且带有积极教育意义的系列内容。首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具有民间美术特质的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结晶，从洪荒时代的石器、陶器，到现代的民间绘画、民间工艺美术，地域美术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对的传承性，它不仅具有群族文化本体根性揭示价值，而且它又再现了各个地域的族群文化的艺术价值。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是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地域美术体现了人文学科的特征。其次，从应用的角度讲，地域美术造型变化万千，异彩纷呈。它来源于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也来源于民间艺术家们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通过艺术课堂的引入与应用，不仅有利于引领和强化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同时也可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地域美术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形式，肩负着美术教育现代化的神圣使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科技手段和信息传播方式，使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在少年儿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出的冷淡与漠视，另一方面，在当前以倡导多元文化倾向为主流的环境下，少年儿童对以娱乐性、刺激性和商业性为特征的外国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趋之若骛，而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敬而远之，甚至于视而不见。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难以传承，而且也加剧了小学生对民族和国家感情的衰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挖掘和剖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遗存，以中国各地区的地域文化为依托，在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富有针对性地开展以实践为主导的美术教育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切实将其拓展为可利用的文化教育资源，是当前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与途径
针对地域文化资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各地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系统地分析、整合、把握与运用。在中小学教学过程中，地域文化资源在发挥其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中的资源优势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以中原地区的文化资源为例，从我们现行的中国美术教材中很难找到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材料，如河南地域的豫剧艺术、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商丘地区虞城县的“泥人李”、河南民权的画虎村、河南省虞城县的木兰文化等文化资源。这些既有传统文化资源，又体现了新时代的典型的地域文化，以美术学科为例，这种丰富而悠久的美术资源，在中国美术史上既没有应有的陈述，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有效保护。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传统优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分析、探究、梳理与传承，中国地域美术文化的价值还需努力发扬和彰显。在当代社会普遍提倡全球化、接轨论的当下，积极探讨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探索运用地域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对于构建中国族群本土美术核心的价值，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更新教育观念，积极整合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不同的地区体现着不同的风格与特征。以美术学科为例，研究地域美术，需要我们依据地域特色的不同，通过不同的美术中心区的筹建，依托分析、探讨、整合、继承和发扬等必要环节，切实构建中华美术的多地域研究体系。而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依靠各地的高校师资力量，整合地域文化资源，建立起各有美术特色的、具有较强地域性、专题性的美术文化中心区，不仅可以引领当地的美术文化建设，还可以积极有效地引领全国美术的良性竞争化发展。而在中小学中，通过体现着地域美术资源的相关课程的开设，将会对中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有着不无裨益的作用。
（二）加大科研力度，积极研究和传承地域文化
各地相关教育机构，应充分依托当地文化资源，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根据地域文化资源情况，组织相关专家、当地师范院校教师，配备相关经费，形成一个集行政领导、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能力为一体的科研小组。
以专家团队为中心的科研团队，通过具有品牌效应的活动的设计与打造，将相关教师散兵游勇式的研究队伍有效集结起来，逐步形成一个集探索、研究与最终应用为一体的涵盖专家队伍、师范教师和一线教师等不同梯队层次的科研团队，切实营造人人重研究、人人重实践的良好氛围。
品牌活动的打造，不仅可以加强彼此间的互相交流，建立一种“参与式”和“互动式”的交流机制，而且还可以将相关的研究成果对相关地区的美术专业教师分阶段轮训。科研团队的学术成果，不能只保持在理论研究的层次上，而应将相关的课题研究真正化为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环节上来。这需要以专题的形式，将当地的相关资源加以整合、梳理，并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字，充分运用本地文化资源，使学术理论充分应用到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报请有关部门，将最新的学术成果以地域文化教材的形式，作为全国统编教材的配套教材进行有益补充。
（三）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切实建立地方艺术课程资源数据库
在以往的日常教学活动中，艺术学科的教师教学活动，大多数依靠教师个人力量来解决教学实践环节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教育行政部门，在开发课例、编写乡土教材的同时，要逐步以图书、课件和媒体等多种形式，建立地方性艺术课程资源管理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立，可以通过网络公共平台，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针对体现着地域文化资源特点的优秀课件或是理论探索文字，将一线教师的个人成果整合在网络资源管理库中，使广大艺术教师之间，利用更大的资源空间，以更加平等、合作的方式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而对于各个地域的历年有关研究课题，需要及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梳理、整合与公布，此举不仅可以促进美术资源共享，拓宽校内外课程资源及其研究成果的分享渠道，同时也可以提高地域文化资源的使用率，并有利于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四）通过文体活动，彰显地域文化的魅力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中艺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把乡土美术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切实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功能，利用阅览室、宣传板报，通过学生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切实发挥地域文化资源在小学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中的价值。充分利用资源，开展以彰显地域文化资源为主题的活动，如“家乡美书画展”、汇演以“家乡美”为主题的艺术节目等活动形式，将有利于全面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审美素质。把艺术课堂移动到大自然中，组织学生到本地风景区文化场所去观光游览。在活动中，向学生介绍有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以及历代文人墨客写下的诗篇，引导学生从景色中领略文学描写之美，感染学生进行创作。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中小学校艺术教育有了较快发展，而艺术教师队伍严重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艺术教育仍然是学校教育中的薄弱环节，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的通知》指出：中小学校艺术教育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生动丰富的艺术教育活动之中，通过艺术教育让学生接受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滋养，培养深厚的民族情感，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基础。在中小学大力开展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是新时期艺术学科教育教学的一种革新要求，而对于地域文化的探索与弘扬，在中小学的教学中，也将有助于加强和推进对中国历史形态地域文化的全面系统研究，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模式和艺术课程体系，为审美教育提供素材，丰富课内外教学，促进学科间的融合，并能给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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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艺术研究篇5
关键词地域特色中原服饰教学建设研究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结合十三五规划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地域的文化消化能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地域文化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看与实际结合、与市场结合、与企业结合、与具体课题结合，是设计专业与企业结合的目的所在。
1艺术设计教学课程现状分析
当前各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在基础课程设置上，主要是以包豪斯设计学院创立的三大构成基础为龙头，造型训练为设置，根据不同的专业方向再辅以相关的课程，基本采用相互独立的，理论性较强的教材，与地方建设及实践生产结合不足，且相互简单重复的内容较多，艺术设计基础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已较多地显现出学生的设计作品与地方创新文化建设脱节，设计内容最终不能以服务社会及产品的形式得到检验。这也就让“设计的任务需要兼顾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情感的、审美的需要”这个概念变成了纸上谈兵。
2艺术设计课程中蕴含地域文化的内涵特性
（1）理论依据。艺术设计课程的风格为教学内容的核心和出发点，地域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凝结着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如何不再把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及传承的应用手段只停留在文字论述上，同时也不再把教师掌握的现成知识技能传递给学生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是在教师结合艺术设计的专业课与地方特色之间的关系下结合具体课程具体方法方式进行植入性的讲授，让学生按照引导去寻找得到这个成果的途径，最终完成设计创作作品，并进行展示和自我评价，这个过程不是注重最终的结果，而是让学生掌握了解及完成设计任务的方法过程。
（2）优势表现。传统的基础教学方法在技能的培养上有一定独到的作用，而培养服务地方建设的能力方面就比较欠缺，以地域文化特色艺术设计为主的教学模式在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独到之处。采用地域文化的美学、哲学、社会价值教学成为教学的重点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改变思路，用生产一个具体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系列服装产品为任务，综合地域文化的各类符号特征以及图式语言的象征意义，使设计作品风格上不仅要有明确的地域风貌，还要具有丰富的传统内涵及应用价值，设计作品的成功与否，最后留给企业检验。整个过程由学生独立制订计划并实施，在一定范围内自行组织安排自己的整个过程，并且有明确具体的地域文化成果展示。期间还要求学生自己克服、处理在设计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学习结束时，师生共同评价课题中地域文化成果。
3地域文化艺术在设计教学中的建设研究的基本思路
课程建设的新理念对本文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确运用传统地方文化和文化教学之间的辨证关系，“以课题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模式将地方艺术科学创新精神研究成为教学内容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宗旨。同时，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传统文化形态，本教学内容是为展现文化形态的共生性、多样性及文化在地域社会和精神空间的可持续发展迈出改革的脚步，o计的课程除了具备紧随潮流的前瞻思维，还体现出地方区域文化特色。具体研究过程中将按以艺术学、设计学、为主要研究方法，融入美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再具体应用分析法、比较法、研究法及综合方法来切实推动中原服饰文化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教学推广建设，带动地方艺术科学创新精神研究。
4加强艺术设计课程教学中融入地域文化元素的研究
艺术设计基础课程构建地域文化教学环节，按照教学要求合理制订教学计划，科学配置出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有效结合的结构体系。以地域文化艺术为主的教学模式并不是很多，为了能够取得最好的成果，尽可能利用学校的实验设施对本文宗旨进行一系列相关实验。通过在毕业设计中一个相关主题的服饰设计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检测与分析，从系列的组织结构特性到性能及社会反响进行了检测，这包含了设计成果检验的绝大部分实验，主要分为四个研究部分：
主体形态的研究：这主要包括系统的集成与分解具备现代审美观的主题性款式构成，以市场需求的旅游地区文化艺术为实验，将原有的设计模式“以重复展现传统文化搭配的方法”摒弃，因为这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常见，只能给人留下舞台装的印象，同时在式样中组织出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细节，这体现地域文化特征的比例、地点、人群、配饰的搭配与功能性、裁剪分割等。这个过程的探究意在能使地域文化能充分体现出原用的美观与实用相结合的双效功能。因为目前很多社会已有的此类型地域文化表现出来的是“一次性”的服用状态。人们一旦离开某个旅游地区就不再使用，这无疑对推广地区特色文化的途径产生了阻力。
正确运用传统地方文化和文化教学之间的辨证关系，“以课题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模式将地方艺术科学创新精神研究成为教学内容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宗旨。同时，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传统文化形态，其研究意义是为展现文化形态的共生性、多样性及文化在地域社会和精神空间的可持续发展迈出改革的脚步，设计的课程除了具备紧随潮流的前瞻思维，还体现出地方区域文化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文化与艺术设计教学的整合研究是需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剖析现象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问题的本质。
参考文献
区域文化艺术研究篇6
关键词：二胡艺术地域特色
一、地域特色概言
人，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人的体质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大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小到不同的村落、不同的办公室，其地域空间特征的差异都很明显。人的文化活动和其他活动，也必然与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乍看浅俗的论断，已由地域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所谓地域学或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将文化现象的分布、扩散和变化，与发生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而对文化区域的划分、鉴别、定义和分析，则是进行此类研究的基础。
我国幅员辽阔，在自然地理上最大的分野是南方和北方。南北地形地貌不同，气候物产不同，民风民俗不同，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也不同，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习惯将中国的文化形态划分为南北两类。这种划分虽然不可能与地理分界完全相符，但从历代学者的论述和人们普遍能感受到的社会现象看，这样的一种划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古往今来，中国南北两地的确存在不少文化差异。从最简单的角度说，衣，南丝北棉；食，南米北面；住，南床北炕；行，南舟北车；至于“南腔北调”，那就离音乐范畴更近了。通过这些罗列，可说明地域文化的差别，不是仅凭概念就可以诠释的，它实际上浸润在具体而细微的生活之中，不仅会日日时时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影响，更能点点滴滴地塑造出不同的性情和趣味，而这些性情和趣味，正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所以，我们从古今文艺作品中能看到或感受到某些因南北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二、二胡艺术发展的地域特色
二胡艺术发展的地域特色可由以下几个视角窥知。从出版发行的作品看，西北一带的二胡作品主要有《葡萄熟了》（周维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陈刚编曲刘天华移植刘长福改编）、《牧羊女》（曹元德编曲）、《天山风情》（王建民曲）等。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现象、人文习俗，赋予了那里热烈奔放的音乐风格；从旋律音上说，普遍都运用了增二度的音程。如《葡萄熟了》的倒数第十小节和倒数第二小节,特别是《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一曲，此类情况就更是随处可见。从节拍上说，也许是崎岖不平的山区小路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地区的音乐在节拍上多采用八五拍、八七拍、八九拍。客观地说，像这样的非均分律动节奏，一方面音乐的动感性、舞蹈性强，另一方面增添了特殊的音乐效果。如《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一曲中多次应用了上述节拍。从演奏技巧上说，这一地区的二胡独奏曲特别注重两手写实的发挥。如乐曲《葡萄熟了》的第144小节至151小节，通过左手指的拨弦及右手以同样节奏型的拉奏，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的人们在丰收的时候，打着手鼓，载歌载舞的情景。这显然与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环境有关。
在南方的二胡作品当中，如《山村变了样》（曾加庆曲）、《江南春色》（朱昌耀、马熙林曲）、《姑苏春晓》（邓建栋曲）、《忆江南》（闵惠芬曲）等，同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现象、人文习俗，赋予了这里细腻柔美的音乐特点；从旋律音上说，大都是级进的自然音程，乐曲《忆江南》的主题即是如此。从节拍上说，似乎由于这里为江南平原的地理条件，使得这里的音乐主题在节拍上常用平稳流畅的均分律动感强的四二拍或四四拍。从演奏技巧上说，这一地区的二胡独奏曲更注重写意的发挥。如乐曲《江南春色》，通过采用江南丝竹特有的滑音、垫指滑音及圆润饱满的音色刻画江南水乡的优美景色。综上所述，二胡艺术发展至今，笔者认为，对地域性二胡作品的优与劣、演奏技巧的高与低的评价，本没有绝对的标准，凡依据当前流行的审美眼光妄加判断，也不堪作为科学的评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南北两地的二胡作品风格及演奏方法的确存在着不同，则是没有疑义的。那么，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或者说依据什么原理去研究二胡艺术中的地域风格或者描述地域二胡现象呢？
第一，地理条件与地域文化艺术成就不成正比。就音乐中最小的题材——民歌来说，山西河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乡僻壤，但那里民歌的艺术成就却很高。尤其在表现爱的艰难、生活的艰辛这些内容的民歌，更是震撼人心。说得远一点，荷兰很小，西班牙很偏，但那里的艺术成就很高。二胡艺术亦是如此。浏览近50年来在全国正式出版的约300首作品之中的较为经典的50部作品，不难发现，其中以《秦腔主题随想曲》《蓝花花叙事曲》《陕北抒怀》《调》《红军哥哥回来了》等极富地方特色的、风格浓郁的作品，形成了在中国二胡艺术中影响较大、分量较重的一大派别体系即“秦派二胡”。对此，在朱道忠先生的《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一文中这样说道：“‘秦派二胡’在这个体系中，通过传承、探索、实践、创新，也以极其感人的风韵别树一帜地高扬于西北风中。此‘风’从黄土地高原向东吹醉了神州大地，国人无不惊异地引颈‘西望长安’，惊觉八百里秦川。”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音乐艺术最为集中的地方，然而以京风、京韵为主题创作的二胡作品，无论是数量上或是影响力上，尚不及“长安乐派”。因此,地理条件与地域文化成就不可概而言之。
第二，二胡的地域特色有远近而无高低。一国之内有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世界范围内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但文化的发展与艺术的特色却不以地域为界划分高低。不能说发达国家的文化是好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是不好的；同样道理，北京的二胡艺术有其非常明显的优势，而其他省市的二胡艺术也有其独特风味和特色，客观地说，各有所长，不分轩轾。
第三，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的差异。艺术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内在的质量而不在于外在数量。研究二胡地域现象不仅应该重视作品的数量、演奏的技巧，更应该注重地域二胡艺术所反映的那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价值的高度与深度，或曰更应注重其凝练的深刻厚重的文化内涵。
第四，结合时间因素考虑。空间和时间是不可分的，不同的空间往往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文明程度。比如17世纪，本是中国封建文化高度成熟的时期，但那时在中国边远地区的人可能仍然处于狩猎文化的阶段。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经济连年出现高速增长的当前，地域之间同样存在着贫富差别。这说明相同的年代不一定处在相同的文明体系之内。这样，才能因地域文化差异而产生许多特殊的艺术现象。二胡艺术亦莫能外。
在二胡艺术的研究中考虑到空间环境的作用，实则并非新思想。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时代精神”，也取决于“周围的风俗”，地域研究也不仅仅是研究山川河流，还要研究地区的文化及艺术。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必然受到这个地域内自然与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及演奏这些作品的人，甚至非本地人在欣赏这些作品时，都不可避免地存有这种地域文化的痕迹或是想象、感受这个地域的文化。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在创作、演奏、欣赏一首细腻悠扬的江南作品时，他所捕捉、感受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情景。这是为什么呢？
近些年来中国二胡艺术的研究在发展，但其中的地域性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对地域和空间因素往往不甚关注。从时间角度研究二胡艺术的发展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但这不是唯一的角度。“历史不仅是河流，河流不仅是一条。历史不但是时间的动态变化，更有赖以存在的空间的静态差异，亦即还有纵向曲线——历史的空间特征及其组合。”窃以为，这一看法甚是符合二胡艺术发展史的研究情况。如果能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将注重时间的历史性研究与空间的共时性研究结合，可为二胡艺术的研究工作增加立体而鲜活的气息。
参考文献：
区域文化艺术研究篇7
作为区域古建筑营造技术及其流源的系统研究，它的学术意义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1作为学科基础的营造技术研究
营造技术研究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基础和古建筑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梁思成、刘敦桢等前辈学者，即致力于古建筑的营造研究，通过对古建筑的调查、勘测、比较和文献、法式研究，建立起古建筑营造学的基本知识、理论体系及演变规律。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建筑营造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北方中原地域和官式为代表的建筑体系，结合官方历史文献如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等进行研究。这是中国建筑史学起步阶段的必然，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知识体系，为推动古建筑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对民间和地方建筑表现出的文化丰富性、地域特征的关注和研究被逐步提上日程。显然，只有在地方性古建筑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开展地方性建筑文化、哲理、艺术等上层理论的研究工作，也会补充完善建筑史的系统研究。地方性的建筑营造技术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兴起，而在全国各地更广泛和深入的展开。以中国南方为主题的地方性建筑研究在21世纪前后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成为建筑史学发展的一个方面。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并不都以“营造”为题，但对地方性营造技术、工艺等的关注，实际上呈现了建筑历史和历史建筑研究的不同侧面。
2作为典型地域的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研究
岭南地处东亚大陆最南端，属亚热带气候，背靠五岭，面朝大海，空间相对独立。中原汉人南下之前为古越人之地，历来远离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中心，历代商贸发达，文化交流活跃。历史上土著越人、不同时期南下的汉人、海外贸易商人等众多族群，共同形成了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商贸文明等多元共存、特色鲜明的岭南地域文化。“岭南地区”作为文化地理学的概念，指以五岭以南包括广东、广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地区和香港、澳门特区，广义的岭南还包括海南岛。其中前三者在文化地理上超出了岭南空间地域，延伸至华南地区闽赣桂三省。岭南主要的文化地理分区是广府地区、客家地区、潮汕地区和雷琼半岛地区，其建筑在近10年中得到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岭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和历史文化边缘区位，在此背景下，岭南古建筑成为岭南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一直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分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建筑领域也自然形成了地域特征明显的岭南建筑文化区。岭南建筑文化区内，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仅广东省境内就包括广州、佛山、潮州、中山4处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古建筑在本地区有大量保存，它们是岭南古建筑研究的基本对象。进一步联系已有研究成果，可以有计划推进完善“岭南”——“华南”——“亚热带”的区域的历史建筑研究。因此，虽然“营造技术”研究本身是岭南历史建筑的一个局部，但通过它来展开并逐步完善和确立“岭南”建筑谱系，比较“江南”，建构“华南”，开拓“亚热带”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环节。具体展开来说，其一，可以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乃至东亚建筑的历史与发展进行深化、完善和补充，在空间上阐释南方地区或亚热带地区以木构为主的建筑技术的体现形式与内涵；在时间上可追溯中原建筑沉淀于此的古制，以及各历史阶段的建筑文化的交融，作为历史信息和演化的相互佐证，籍此可以深化中国建筑史中的区域研究与体系研究。其二，在中国古代建筑之多元、广阔、多样的背景下，在时间空间上构建岭南建筑的特点，有益于本地域现代建筑的发展借鉴。其三，对岭南建筑传统保存的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包括有形的建筑、无形的技艺及其它营造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对于保护岭南文化，保护岭南建筑文化遗产，以及传承岭南文化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3研究创新方法取向
（1）以大木营造技术为中心整合相关营造技术体系：“营造技术”的概念并非指“大木作”、“小木作”等单一、二种技术，而是贯穿营造活动全过程的相关技术与理论，从选址、规划、设计到材料的加工应用，结构形式选择、节点处理手法等等。以往的营造技术研究大多是比较单一的如大木作、砖作、瓦作等的分项独立研究，缺乏对建筑营造技术的整体及系统考量，对此，本项目以将以大木作营造技术为主导，整合样式谱系、各作营造技术配合结点、材料工艺、文献研究和工匠法则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建构地域性营造技术的建筑基础理论。
（2）以“民系”文化圈为基础的营造技术源流与交融：文化区内的研究会忽略了文化区之间的历史文化关联性和地域的共性，岭南地区历史上形成了以四大民系为基础的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有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建筑体系和营造技术，但文化圈相邻地区则在文化上和建筑营造方面则相互借鉴。研究以“民系”文化圈为基础，一方面将民系中民间和官式建筑营造技术结合起来，同时关注研究各民系文化圈之间的营造技术的交流融合，重视营造技术的源流发展，以归纳总结地域性建筑的样式和技术特征。
（3）重视与开拓地方建筑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由于地方建筑的历史文化的原因，缺乏系统的文献资料，有经验的老工匠日益减少，后继乏人，地方建筑术语模糊不清等诸种原因，都对地方建筑的系统规范研究带来莫大困难。所以对其进行基础理论和规范研究将是很突出的问题，比如对地方建筑法式特征元素研究与规范方法的研究；对地方建筑断代依据与方法研究，以及对地方建筑术语规范化的研究等等。这将会对地方建筑的研究取得规范和方法上的意义，使本研究具有普遍的学术价值。
（4）加强研究的科学性：注重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科学性研究，一方面重视设计法则、法式特征研究，包括建筑设计与尺度之法则规律；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包括结构力学特点、材料力学性能等定性定量的分析，并试图将两者关联起来思考问题。
4本研究应用价值
在应用层面上，岭南地区由于毗邻港澳，经济特区范围大、设定早，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首先，大量历史建筑面临拆迁和改造，开展保护工作的紧迫性相当突出，本项目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有效的开展调查评估和修缮工作；其次，新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在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方面严重缺失，该项研究对认识地域建筑特色，承传地域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再次，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例如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岭南地区传统建筑文化影响，使得本项目具有应用于国际研究的潜力。
二、本课题研究相关的研究现状
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发展动向，大致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1）关于岭南建筑技术、类型、区域的研究；（2）关于南方地域性建筑及工艺技术的研究；（3）关于设计手法与理论的研究；（4）关于地域建筑技术源流的研究。
1基于地方性营造传统的中国南方古建筑研究
这一方向的研究集中体现在2000年以来东南大学学术队伍的系列研究课题上。东南大学张十庆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南方建筑谱系与区划研究》（项目批准号：59978006；2002年完成）。主要成果有：张十庆《古代营建技术中的“样”、“造”、“作”》（《建筑史论文集》15辑）等系列论文1）。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朱光亚教授负责的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编号2000028609）“南方发达地区传统建筑工艺抢救性研究”课题，以及2007年开始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南地区若干濒危和失传的传统建筑工艺研究》（项目批准号：50678034），成果包括了张玉瑜《福建传统大木匠师营造技艺研究》等系列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表1）。上述研究有以下3个特点：（1）中国南方古建筑研究成为用“地方性”知识反思现有中国古代建筑基础知识体系的学科前沿领域；（2）重视地方性营造技术传统的研究，对南方建筑形式谱系、技术源流、工艺作法等技术性层面的强调，这成为对20世纪90年代偏重建筑文化理论探讨的反动，也是学科发展回归基础知识建构的有益表现。这对进一步建构地方性建筑的基础理论，深化研究成果并和现有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知识体系（官式建筑的营造法式等）进行对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中国南方”在相关研究中主要限于传统的“江南”地区，这是南方古建筑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同时可以注意到，作为“江南”与“岭南”过渡的福建地区也得到了关注，这意味着研究课题发展向“岭南”提出了要求。
2岭南地区古建筑研究
这一方向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成果上。主要包括：
（1）以龙庆忠教授为主导的岭南古建筑研究龙庆忠教授是岭南古建筑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自1948年任教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建筑系教授以来，在教育思想上主张学生应该打好建筑历史的基础，以史为鉴，造福于民。所以长期以来致力于岭南地域的古建筑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带领学生对广州、佛山、潮州、揭阳等地的重要古建筑进行测绘，收集岭南地区的古建筑资料，进而开展岭南古建筑的系统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龙庆忠文集》2）中，文集中收录的“古番禺发展史”、“广州中山四路秦汉遗址研究”、“广州南越王台遗址研究”、“南海神庙”、“瑰伟奇特、天南奇观的容县古经略台——真武阁”、“广州怀圣寺”等论文可谓岭南古建筑研究的扛鼎之作。龙老前后培养出如陆元鼎、邓其生、吴庆洲、陶郅、肖大威、程建军、张春阳、郑力鹏等学者，并指导研究生完成了如吴庆洲《两广建筑避水灾之调查研究》等系列论文（表2）。龙庆忠教授的学术研究和培养建筑史学后人，不仅开创了岭南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先河，更为岭南古建筑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以陆元鼎教授为主导的传统民居系统研究该系列研究持续时间长、影响大、成果多，在当代中国建筑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陆元鼎教授指导的传统民居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如潘安《客家聚居建筑研究》等系列论文（表3），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以类型为基础的民居研究理论，为南方民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方法基础。他出版了《广东民居》、《中国民居建筑》等重要专著，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客家民居形态、村落体系及居住模式研究》。20多年来持续主持了15届传统民居学术研讨会和7届海峡两岸传统民居学术研讨会，有多部论文集出版。近年来，在相关的民居学术研讨会中加强了民居营造技术课题的关注。
（3）吴庆洲教授对岭南古建筑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肇庆梅庵》、《粤西古建筑瑰宝——德庆学宫大成殿》等论文，对岭南重要古建筑的法式有着较深入的探讨，是研究华南宋元时代古建筑的重要文献。此外，在城市史的研究方面，吴庆洲教授指导博士生完成了系列相关硕士、博士论文。
（4）笔者致力于岭南古建筑的法式与营造技术研究，发表了相关的系列研究论文，所著《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3），对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进行了系统研究，该研究基本上继承了营造法式的研究传统，对广东官式建筑或殿堂式建筑的形制、大木作技术和地域特征作了系统的研究，初步建立了岭南大式殿堂建筑构架样式谱系。其指导研究生完成了如李哲杨《潮州传统建筑大木构架》等系列论文（见表4）。
近年来，一批年轻学者如肖旻、李哲杨等，在岭南古建筑的营造技术、法式尺度等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综上，关于岭南地区的古建筑研究成果虽然在营造技术和法式、工艺等方面较为薄弱，但对于逐步全面开展本研究课题已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统计2000~2012年东南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古建筑研究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总计144篇，其中建筑类型约占1/2，其次是建筑法式的研究约占1/3，而建筑工匠的研究最为薄弱仅占1.5%。两个高校相比较而言，东南大学在建筑法式的研究方面更为出色，而华南理工大学在建筑类型研究方面则更为关注。通过比较，在岭南地区亟待加强建筑工匠和建筑法式的研究。
三、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
对于本项目而言，需要进一步发展为涵盖官式殿堂（学宫、寺院）——民间建筑（祠堂、书院民居）的营造技术的整体研究，包括建筑设计法则、各匠作技术（以大木作技术为主，包括砖作、瓦作、土作、雕作等装饰装修技艺），并以此为线索和基础，探讨岭南各文化地理区划或民系之间及与周边关联地区的营造技术源流传播和交融关系，初步建立岭南建筑地域特征的连续谱系。
1研究内容
（1）谱系划定：岭南地区古建筑谱系的调查、划定及其演变的历史研究。特别关注岭南地区古建筑的大木构架类型谱系，研究不同构架类型的特征，相互之间的异同及其联系。以及几大方言文化族群（“民系”）的分布与岭南古建筑谱系与分谱系。
（2）营造体系研究：岭南地区古建筑主要类型的营造体系（设计、工艺、材料、样式与尺度等）。主要特征类型包括官式殿堂（学宫、寺院）、民间公共建筑（祠堂、书院）、民间住宅等。以整体、系统的观念对地域建筑营造过程中各层次、各层面、各种的技术加以研究。
（3）断代研究：岭南古建筑形制的分区、分期及断代特征与依据，并尝试进行历史解释。按各子系分别归纳，细化到尺度、比例、形态、材料、工艺、观念等各层面；尝试建立树状表格示意框架（图1、2）。
（4）地域性技术研究：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亚热带）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地域性研究，包括应对高温潮湿、台风、虫害的隔热、防潮、防风、防虫等防御性营造技术和上述内容相关相协调的建筑物理性（隔热、通风、防盗）营造技术及其关联研究；如何应对高温、多雨（暴雨阴雨）、潮湿、强日照、生物侵蚀、台风、地震等相关材料的利用、技术的研发，包括建筑的通风、隔热、防虫、防风、抗震、防腐等，探讨本地域有益有效的低成本适应性技术，有效保护的技术等。
（5）技术源流研究：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技术源流研究，通过与相邻地域古建筑营造技术的比较研究；与北方官式建筑基本形制的比较研究，探索本地区建筑的原型和营造技术的源流关系。各区域的社会历史发展，汉越文化，不同时期南传的北方“正统”文化的相互作用，不同体系建筑文化基因的沉淀。更深入的认识岭南地区内部各系统建筑的现象与演变历史，在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下，在亚太地区的高度认识岭南区域内种种建筑现象，历史与内涵，从而深化对中国建筑史的认识。
2研究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旨在建立广府地区古建筑的类型体系、术语体系、符号体系；初步提出形制鉴定的指标；解释广府地区古建筑形制的演变问题，探索岭南古代建筑艺术与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
四、本课题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1古越人（本地土著）原生建筑营造技术的调查研究
对这一点来说，主要是加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甚至东南亚亚热带地区的建筑研究，特别是对曾经广泛流行于该地区的干栏式、穿斗式建筑的研究，以及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方面的研究来寻找线索、演变轨迹和建筑规律。
区域文化艺术研究篇8
关键词：城镇化建设、公共艺术、区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tU98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15-0225-01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进程，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也对区域文化建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城镇建设步入注重自然与人文和谐的新阶段，诉求差异和特色，城乡建设从规模走向质量的转型带来了对内涵的要求，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与建设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小城镇和乡村建设与发展已经成为从政府到民间的共识。一些以艺术的方式介入乡村复兴的区域文化营造也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它们或以美丽乡村的形式为导向，或以重新激活农村地区公共生活为构想，或以缔造新型农村生活方式为蓝图，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不只是表面的整治与提升，人群主体意识的唤起和区域文化精神的凝聚更为重要。公共艺术的区域文化营造功能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有专家提出，在新型城镇化的框架之下，要坚持文化传承。用不同地区文化资源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的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延续历史记忆，才能有特色。
从这个角度讲，公共艺术有着其应承担的责任和天然的优势，从文化史和艺术史的发展脉络上看，艺术本身即是文化的有机组成，同时艺术又是对区域文化的一种典型和直观的展现。在功能上看，艺术在历史长河中自觉不自觉的承担了诸多面向普众的宣教、思想传播以及群体向心力凝聚的作用。
公共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又是公共文化建设的重点。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要提供给空间来发展公共文化，另一方面还要让人民群众主动参与进来。这种思路恰恰是公共艺术很核心的一个理念。我们最直观的去理解公共艺术无非两个层面：为公众面创作的艺术和公众自己参与创作的艺术。可以说，区域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氛围将是评价一个区域品质的重要依据。公共艺术正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服务于大众的艺术正逐步深入我们的生活。
这种公共艺术的区域文化营造功能无论在城镇改造还是新乡村建设中都有者其重要的价值，在农村建设方面，多次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强调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强调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强调搞新农村建设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注意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坚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依上论断，公共艺术也需要进一步思考研究如何结合乡情和地域特点，在这些方面满足区域文化发展的需要。
有专家这样概述现代化变迁中的农村：应该是生产生活有保障的生活乐园，道德之美的心灵家园，生态之美的休憩田园，民族记忆的历史故园。
在这里我们更能体会到公共艺术不是阳春白雪和少数人群的专利，是艺术走进并融入大众的文化生活，成为一种必需要素。探讨研究如何使公共艺术如何介入城乡地方区域文化建设，是艺术自然融入区域文化记忆，并成为乡镇的文化有益有機组成部分，提升大众的幸福感和文化认同感，并成为大众生活中的有机积极因素。更好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减少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损失使公共艺术自然融合入地方文化的传承机制，避免因运行策略偏差导致的文化非兼容乃至冲突导致的文化、经济损失，从而在今后的城镇化和新乡村建设中少走弯路。
区域文化艺术研究篇9
关键词：东北大鼓区域分布历史发展
一、东北大鼓的发展历史及其目前基本状况
东北大鼓早年在清朝时期就已经在民间诞生，主要是在东北民歌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基础上诞生的一种鼓曲艺术。东北大鼓在历史上有多种叫法，其中有奉天大鼓、辽宁大鼓等。到目前为止，东北大鼓已经有两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深受东北地区人民的喜爱，同时也成为了东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北大鼓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同时也就诞生了不同艺术特色的派系。主要是由于地域分布的原因，形成了五个艺术不同的派系，有以沈阳为中心的“奉派”，以营口为中心的“南城派”，以锦州为中心的“西城派”，以吉林为中心的“东城派”，还有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江北派”。以上五个派系的东北大鼓艺术文化，不仅是所处的地域不同，同时在艺术特色，以及在题材的内容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
二、东北大鼓在地域分布的基本状况
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我国开始注重经济建设。但是，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东北大鼓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要加大对东北大鼓的研究力度。经过多年的调查与研究，我们在东北大鼓地域分布状况方面的了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以沈阳为中心的“奉派”
“奉派”东北大鼓主要是以沈阳为中心，同时在铁岭以及周边的许多地区很是盛行。它的主要特色为曲调委婉，并且所唱的曲子段落普遍较短。它的这种特色对东北地区其他音乐文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东北二人转等。东北大鼓在历史上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如今已经变得沧桑，但是许多音乐艺术家仍然是对其充满了喜爱，近年来有了许多代表作出现，比如：《忆真妃》《露泪缘》等。
（二）以营口为中心的“南城派”
“南城派”主要是在营口地区比较盛行，在营口周边的许多地区也是很受人们喜欢的。与“奉城”派相比，它的特色正好与其相反，它唱调雄厚，刚劲有力。在营口附近的地区有大量的满族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主要分布在原生态的深林当中，在这中环境下更有利于东北大鼓的发展，可以给更多的艺术家带来一定的灵感。因此，东北大鼓中的“南城派”在营口地区受到众多人们的喜欢。
（三）以锦州为中心的“西城派”
以锦州为中心的“西城派”是东北大鼓的一个分支，诞生于清朝末期，在民国期间非常的盛行。它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与其他派系相比它的风格比较明显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曲目的题材主要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主，为了歌颂他们精忠报国的历史故事，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代表艺人主要有顾德然、刘鑫成、韩朝仲及吴鑫九等。
（四）以吉林为中心的“东城派”
“东城派”东北大鼓主要是在以吉林为中心的地方盛行。它与其他派系相同主要是源于清朝时期的东北大鼓，再后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具有了自己的特色，成为东北大鼓的一个分支。它唱法独特，与其他派系的风格截然不同，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近年来，各种艺术文化不断地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对这一传统的艺术文化人们也慢慢失去兴趣，成为了继承传统艺术文化面临的重要问题。
（五）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江北派”
“江北派”又称之为“江城派”，主要是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地区盛行。并且在松花江一带受到人们的喜爱。“江北派”也是东北大鼓的一个分支，它独具特色，艺术风格别致，并且是在奉城派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与发展。题材主要以活泼的历史人物与喜剧色彩的故事为题材，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主要有夏晓华以及其弟子邱淑华等。
时期，东北大鼓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东北大鼓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也慢慢的淡化出了人们的生活。由于国家政策的改变，东北大鼓有了再次发展的生机，但是许多艺人由于众多原因退出了东北大鼓的领域。近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号召下，东北大鼓也渐渐恢复起来，希望在众多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争取将东北大鼓文化发扬光大。
三、结语
东北大鼓文化艺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不仅是东北地区的音乐艺术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而且在国内外许多知名的艺术学院以及艺术学家对其进行深刻的研究。虽然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在东北大鼓文化的探索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根本无法代表东北大鼓的真正的艺术价值。本文主要是通过自己多年对东北大鼓的调查研究，就其在东北地区地域分布的状况上进行了阐述与分析。东北大鼓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将它发扬光大是我们从事艺术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希望更多的艺术家能够就东北大鼓的发展和保护的问题上提出更多指导性的意见，共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于红，李豫.浅谈民国时期的东北无线电广播[J].黑龙江史志，2009，（22）.
区域文化艺术研究篇10
关键词：辽东地区；满族剪纸；艺术研究；传承
一、辽东地区满族剪纸的概况
当今全球化时代下，艺术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剪纸艺术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它可以有效地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挑战。辽东地区剪纸艺术作为我国传统剪纸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风貌。剪纸艺术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种类和不同韵味，这种艺术美的形式，让辽东地区满族剪纸成为众所周知的艺术特色。辽东地区满族剪纸是满汉杂居的自治县，满文化与汉文化融会、积淀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其民间剪纸―这一伴随当地人们同步成长的艺术也是丰富多彩。县文化馆多年来非常注重收集和挖掘民间剪纸，先后在县馆展览厅举办了多次剪纸展。所展出的琳琅满目的剪纸表现了淳朴的民俗风情和满汉人们的审美情趣，它特有的魅力闪耀着民族文化的异彩，使这一古老艺术跨越了时空的界线，继续点缀着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辽东地区民间剪纸，留给人们最直观、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它所体现出的地域特色。谈起辽宁凤城，是一种大自然的馈赠，将大自然的美与剪纸艺术相结合，剪纸作品也可以再现凤城悠久的历史文化。正是这特有的生态环境、地理条件，为我们祖先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渔猎资源和以农为业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辽东地区满族剪纸的民族特色
辽东地区剪纸艺术的剪纸特色在于融入东北人粗犷的生活情怀，剪纸线条感粗壮，不拘泥于细节，有很大的随意性，尤其是一些老艺人在剪纸创作过程中，一边吟唱，一边剪作，将口口相传的民间风俗故事融入剪纸作品中。剪纸作品中谱写了剪纸艺人对于民俗精神中善良与智慧的理解。翻转游走的大黑剪子看似困顿而笨重，却在老艺人手中追心逐意，如鱼儿水中嬉戏，欢快流畅而豪放不羁。人民在面对自然时表现出的率真的性格和朴实的情感体现在剪纸艺术中即是用简化成的符号结合成一幅美丽的人性画卷，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辽东地区剪纸艺术的文化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充满着悠久的人们和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和积淀着满族人对于剪纸艺术的审美观念。辽东地区剪纸艺术的文化价值带来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的艺术价值，而是代表着一大批人们对于剪纸文化产品加工的过程，辽东地区剪纸艺术具有很强的民族艺术特色和民族表现风格。实现辽东地区剪纸艺术源于民间、生长民间、盛放于民间的艺术理想。它是依托于民间不同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辽东地区剪纸艺术丰富而饱满的根源在于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剪纸艺术是民间文化的高度凝练。因此，保护辽东地区的民俗活动是辽东地区剪纸艺术传承的重要依存环境。
三、辽东地区满族剪纸的艺术传承
1.剪纸艺术传承人的艺术传承
剪纸老艺术家把生活上的感悟、自然淳朴的思想，用剪纸这种特殊的剪纸艺术形式来呈现，已经成为了是他们内心情感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是一种习惯，习俗，更不是表现形似，而是表达神似一种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有风格。国内研究的剪纸手法有夸张，它是更加强调本质国有的形态，突出有固有特征，做出性格鲜明的部分，做到化复杂为简单，简约不简单，不断进行艺术改造创新，在简约的基础上强调物体的特点，将物题最有特点的地方作夸张、放大、变小、拉长、变粗、变形等的处理方式，使得形象绽放出剪纸特征性和艺术魅力。例如，在许许多多剪纸作品中，人物的面部表情中，几乎只能看到眼睛，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眼睛是最能传神最能传递心灵情感，所以创造者对人的眼睛进行了夸张的处理。
2.剪纸艺术传承方式的艺术传承
把历史社会形态独有的地域文明需要将手中翻转的红纸和剪刀进行传承，艺术形态本身就是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整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与交融过程就是辽东地区剪纸艺术的文化的价值。这种具有特色性的文化价值承载在民族的特性之上，主要有民族特性决定，又由民族习俗而传承。辽东地区剪纸艺术不仅仅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宝贵财富，而且在我国民间美术研究中也享有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通过把握辽东地区剪纸艺术的民族文化，摸索出其辽东地区剪纸艺术生长的脉络，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剪纸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的艺术生命体。辽东地区剪纸艺术的造型，不是在民族传统历史岁月里有简约而粗漏地描画刻镂，而是在传统的哲学观底蕴下讲民族文化进行的传统艺术元素复兴和创新，所以造出来的新的剪纸图形风貌还带有具有传统哲学内涵和具有当代的视觉形象和效果。
3.剪纸艺术传承思想的艺术传承
剪纸艺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饱含强大的力量、坚韧的生活信念和慈爱的气息，融会贯通的心之灵传达至拿着剪刀的巧手，随心表意的呈现即是艺术创造的“承”与“传”。艺术也与剪纸艺术一脉相承，互相借鉴，长期共存，争奇斗艳。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剪纸与岩画，剪纸与陶瓷，剪纸与青铜器，剪纸与汉画石，剪纸与铜镜，剪纸与建筑、漆木制品、剪纸与戏曲、剪纸与绘画、剪纸与染织、剪纸与刺绣等等。
四、辽东地区剪纸艺术的运用和发展
辽东民间剪纸艺术通过设计的多种特点，文化元素和设计元素具有浓厚的艺术氛围，将这种文化的元素运用到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中，培养民族的艺术的文化，弘扬地方民间文化，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然而，让我们值得思考的是将传统文化得以有效的传承和发展，让满族文化就有生命力和创新力，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深入到剪纸艺术传承人的身边，进行对话与研究，使论点更为准确，为论文内容充实鲜活的生命力。以往文献等材料多以记录个人艺术历程或单一论述剪纸题材、造型等，形式较为零散。通过对辽东地区剪纸艺术特色及其文化价值进行分析研究，更好地总结剪纸艺术价值和艺术表达方式，从而使得研究内容更为系统化，客观的反应辽东地区剪纸艺术特色及其文化价值是本文的创新。从剪纸艺术作品中传递出来的远古韵味、文化气息、造型语言、艺术情感等。
参考文献：
[1]徐路雯，剪纸艺术在美术教育领域的传承[D].辽宁：沈阳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