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法律帮助篇1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况
1994年初中国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中国司法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开始了法律援助制度的试点。1996年1月，司法部有关领导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再次提出将建立有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作为1996年全国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同年3月，司法部批准成立国家法律援助中心筹备组，以推动全国法律援助试点工作的迅速开展。
1996年3月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同年5月颁布的《律师法》，正式规定了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同年6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迅速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随后着手组织有关人员制定《法律援助条例（草稿》，以总结、规范各地已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1997年4月，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同年5月2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揭牌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同月司法部下发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1月又下发了《关于开展公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上述几个规范性文件的下发，大大推动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规定的法律援助的贯彻、落实。1999年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草拟了《法律援助法（示范法草案）》，旨在供立法机关参考并推动各地的法律援助工作。同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司法部就此作出答复：已将它正式列入司法行政法制工作五年规划，并将积极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全国人大法工委进行协商，争取早日解决法律援助的立法问题。
1999年4月2日，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迈知》）。至此，在中国，法律援助已迈入法制化轨道。
与机构设置相对应，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四级架构的中国法律援助机构体系。截至2000年5月31日，据司法统计，全国已有29个省、16个省级市、285个地（市）级地方、1152个县（区）级地方先后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其他地方的法律援助中心也在筹建之中，全国的法律援助专职人员已超过4000名。
据介绍，1996年以来，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2.8万事件，接待咨询298万多件。2000年1－5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含公证法律援助事项）共62310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办理了大量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对保证法院指定刑事辩护的落实，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一大批经济困难的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下岗职工因得到法律援助而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几年来受援对象达40万人[注1].六年来的实践表明，法律援助在完善司法机制、维护司法人权、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律师法》第41条只规定了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而《刑事诉讼法》规定比较详细、具体。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1款规定：“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2款又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3款还规定：“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上述三款均是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它充分表明：其一，法律援助适用案件的范围是公诉人出庭的公诉案件，而不是自诉案件或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其二，接受法律援助的主体有三种：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其三，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是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而非其他公民。其四，实施法律援助的方式是由人民法院指定，包括“可以”指定和“应当”指定。其五，法律援助的内容是律师提供辩护，出庭辩护，而非一般的法律咨询、法律帮助。
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分别规定在《律师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1999年4月2日的《联合通知》规定：“为切实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根据有关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现就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一、公民在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民事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可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2.本人及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请求发给抚恤金和请求国家赔偿的案件参照前款规定办理。”上述规定包括如下几个内容：其一，适用的范围，包括公民在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的民事诉讼以及请求发给抚恤金和请求国家赔偿的案件。其二，获得法律援助的案件是：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或者本人及其它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其三，受援人先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查决定同意后，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联合通知》还规定，经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害人可以缓、减、免交诉讼费并规定了具体程序（第2－7条）。
中国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其次是公证处的公证员和乡（镇）法律事务所（司法所）的基层法律工作者。
提供法律援助的形式主要有：1.解答法律咨询和代拟法律文书；2.参与刑事辩护和刑事，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3.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为公民）；4.提供非诉讼法律事务；5.作公证证明；6.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此外，人民法院还以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级、减、免收诉讼费。
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有三种：1.政府财政拨款；2.法律援助基金，即接受国内社会各界和国外、境外各界的赞助和捐助；3.专项提取，即从律师管理费或者公证管理费中适当提取。
法律援助基金，由法律援助机构的办公室统一管理收、支。目前，中国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主要有：1.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设律师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2.规定律师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工作量；3律师事务所向当事人减免收费，同时给承办律师一定补偿；4.律师每年向法律援助机构缴纳一定数量法律援助基金；5.律师在法律援助中心轮流值班，提供法律咨询；6.人民法院指定律师无偿为被告人辩护。
鉴于中国法律援助处在初建阶段，虽然《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规对法律援助的主体、对象、范围、形式、资金来源等作了规定，但是都很原则，很不具体，实践中操作起来困难，执行起来五花八门。经过五年的实践，总结经验和教训，各地在实施法律援助中，初步摸索出相当好的经验。为了规范法律援助，笔者认为，从目前开始，有必要由国家司法部与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联合立法机关，尽快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其内容主要包括：1.总则；2.法律援助的对象；3.法律援助的范围；4.法律援助的形式；5.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及管理；6.法律援助的程序；7.法律援助的组织机构；8.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与义务；9.法律责任；10.附则，等。
二、法律援助的概念、性质和特点
（一）关于“法律援助”的名称，英文为“Legal aid”，中文译名不尽一致，有的译成“法律扶助”，有的译成“法律救助”，有的译成“法律援助”，其中以“法律援助”的译法较为普遍。
如何界定和理解法律援助？中外法学界、律师界的专家、教授、学者观点不一。
在国外，关于法律援助的概念，从受援者方面看，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援助概念，是指律师无偿为经济困难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等和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提供辩护等帮助。例如，有的称“法律扶助（Legal aid），指法律上对诉讼案件中的伸张正义和维护权利的困难者予以扶助的社会制度。”诉讼案件包括民事和刑事案件[注2]（p.884）。又如，依据《牛津法律词典》中关于《法律援助规则》词条规定来看，法律援助是指律师从公共基金中提取费用并对无力负担诉讼的民事当事人和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注3]（p.285）。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律师对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被告人以无偿或少收费为其提供刑事辩护的帮助行为。例如，有的学者称：“英国和美国都有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是作为一项福利措施，由国家支付费用。刑事被告人可以在受审前或审理中向有关法院申请法律援助。法院审查后认为申请人收入低，确实无支付律师费用的能力……资助被告人全部或部分律师费用。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获准后，可以选择任何律师为其辩护。”[注4]（p.340）又如，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注5]（p.210）为何出现上述广、狭二义法律援助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究其原因，狭义的法律援助概念是基于法律援助初期的慈善模式，即由私人、宗教组织等支付律师费用，律师无偿为贫穷社会阶层（具有英国“穷人法特征”）的穷人提供刑事辩护所作的界定。而广义的法律援助，是基于保障人权的社会化，使所有公民均享有刑事、民事法律援助的基础上所作的界定。
在国内，对法律援助概念的界定，也有广、狭二义之分。经笔者综合分类，广、狭二义界定分两种：
第一，以法律援助主体的不同划分。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注6]狭义的仅指由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注7]（p.243）
第二，从受援者得到援助费用的渠道不同划分。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律师无偿或者少收律师费而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有学者称：“法律援助，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法律事务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由律师按照国家规定承担该项帮助义务，向该公民提供的法律服务。”[注8]（p.404）
广义的法律援助，是指律师无偿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和人民法院以缓收、减收或者免收诉讼费用的方式提供的法律援助。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而又无力承担诉讼费用以及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公民予以援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注5]（p.210）
上述观点，均有合理之处，但是也有不符合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国情的地方。笔者认为，上述从援助主体方面划分的广义观点是符合我国《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和司法部的《关于开展公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以及司法部、全国妇联《关于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做好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其中援助主体有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笔者注）规定的。而狭义的则不然。上述从受援者得到援助费用的渠道不同划分的广义上法律援助概念，是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司法部联合的《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的，而狭义的法律援助概念则有失片面。
此外，有的学者对法律援助的主体界定也欠全面。例如，“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换句话说，为经济上贫穷、智能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需要法律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注9]（p.2）笔者认为，在此概念中，受援主体明显遗漏了《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规定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还有的学者在受援者得到费用援助方面，明显遗漏了即不支付，或者少支付律师费的这种主要渠道。例如，认为：“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得以实现，对于那些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各项诉讼费用的公民，无偿提供各种法律上的帮助，以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项法律制度。”[注10]（p.1）众所周知。诉讼费是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人民法院收费办法）收取办理民事、经济案件的费用，且按标的或者案件类型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而律师费是律师依照司法部和财政部联合的（律师办案收费办法）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二者性质明显不同。而该学者在概念中只提“各项诉讼费用”，显然不能包括律师费用。
（二）法律援助的性质
在学界，关于法律援助的性质，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择其要者有：1.法律援助的性质是“一种慈善的行为。”[注11]即法律援助的性质具有慈善性。2.法律援助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注12]即法律援助的性质具有社会保障性。3.法律援助是“是受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特殊义务行为。”[注13]（p.10） 4.“法律援助的性质是政府行为。”[注14]（p.1101）5.“关于法律援助的性质”，“首先，它是一种法律制度，是社会法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次，它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第三，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责任”。[注15]（p.1017-1018）6. “从理论上讲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法律援助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都是代表国家对受援人的援助。”[注16]（p.10） 7.“从法律援助行为属性角度，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一种法律救济行为。”[注17]（p.365）即法律援助具有法律救助的性质。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以不同的标准来界定法律援助性质的，均有一定的道理。例如，第一种观点，把法律援助界定为是慈善性质的行为，是从法律援助最初由私人律师（在英国）只出于人道和慈善之心，向受审判的穷人被告人无偿提供辩护帮助来界定的。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在现在来看，已不合时宜。第二种观点把法律援助性质界定为社会保障性质的行为，是以保障受援人能得到社会帮助为标准界定的。笔者认为，从客观上讲，这没有错。但与社会保险制度、老人享有退休金等同属于社会保障制度相比，不具特色，因此，不足取。第三种观点，把法律援助性质界定为“一种特殊义务行为”，并将“特殊”称为“以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这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也是有这种“特殊”性有何区别？故此种观点也不能成立。第四种和第六种观点认为，法律援助具有政府行为的性质或者国家行为性质。笔者认为，从法律援助由私人律师出于慈善之心无偿为穷人被告人提供刑事辩护发展到主要由政府拨款支付带护费用来讲，这两种观点所言确是事实，但是，这决不是法律援助的性质，它只表明，是一种责任。第五种观点所说的三点内容，根本未揭示法律援助的性质。不仅如此，其中第二点所言“政治权利”，与所揭示法律援助的性质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第七种观点认为法律援助的性质，具有法律救助性。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比较妥当，但救助中未包括可缓收、减收或免收诉讼费用。大凡援助，包括资助、救助、扶助、协助、救济等在内的行为，均有“帮助”之意。在“帮助”行为中，有的只是用资金帮助，如资助；有的是用行为帮助，加救助遇难者（落水之人）和协助（帮助完成某项工作或仔务）；亦有的是既用资金帮助又用行为帮助，如扶助（扶贫）、协助、救济等。要揭示法律援助，就应当以上述这些帮助行为为参照，找出相异之处。同时，就“援助”而言，有军事援助、经济援助、舆论援助、技术援助等等。欲揭示法律援助的性质，也必须以它们为参照，找出不同之点。将法律援助与上述那些“帮助”及其他援助行为相比较，笔者认为，其不同之处在于，是采用法律行为帮助。由此可见，法律援助的性质仍应是法律之助。详言之，是援助人或者人民法院不向受援人收费或者少收费而从法律方面给其提供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它包含三层含义：（1）援助人是无偿地提供法律知识，提出法律意见；（2）法院缓收、少收或免收诉讼费用（2000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中规定对具有11种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免、减或者缓交诉讼费）；（3）受援人得到的是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和不受非法剥夺或侵犯。
在前述各种观点中，有些学者认为，法律援助的性质是政府行为，也有的认为是国家行为。当然，从政府或国家拨款建立法律援助基金来看，确实是国家行为。但是，国家行为不仅仅指法律援助，例如国家拨专款资助贫困山区及其县、市，拨救灾款援助灾区人民这不都是政府行为或者国家行为吗？可见，认为法律援助的性质是政府行为或者国家行为，与上述无异，故不应将其界定为法律援助的性质。再者，有的律师在向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时不向受援人收费或少收费，也不向法律援助基金组织（机构）收费，这些行为与政府或者国家无关，怎么能在界定法律援助性质时称其为“国家”行为呢？或称其只有政府或国家行为的性质呢？
（三）法律援助的特点
一般而言，特点是指人或者事物具有独特的地方。具体到法律援助而言，其特点应当是指它具有独特的内容。至于法律援助有何特点，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有三个特点：1.“国家性”，即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专门拨款资助，以尽国家之义务和责任）。2.“福利性”，即减、免受援人的费用，以满足其行使界定的权利。3.“专业性”，即法律援助主要是通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依照法定程序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帮助[注18]（p.21-32）。还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援助的三个特点应是：1.“国家行为性”，即国家划拨巨资并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组织领导，以法律确定的形式确立并组织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具体实施。2.“社会公益性”，即法律援助体现了国家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受援人通过减免服务费用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既让其与其他公民一样能享受到法定权利，也不增加经济负担。3.“司法救济性”，即在诉讼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中，法律援助人员为处于不利（劣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提供法律帮助这种救助形式，帮助其行使法定权利，以维护司法公正[注17]（p.366）。通过对上述各种观点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法律援助的特点包括：
1.国家、社会承担援助资金的公助性
从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方面讲，世界各国都是由国家划拨专款支付，或者由社会集资，极少数由律师机构捐资。前面已述，中国法律援助资金，主要由政府从财政中拨款。此外，还有法律援助基金（接受国内外各界的赞助和捐助资金构成）和专项提取（从律师管理费或者公证管理费中适当提取）。这些资金具有公助性质。
2.受援人享受法律援助的无偿性和优惠性
虽然接受援助的公民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法律帮助，但是，他们无需承担任何与此相关的义务，如无需交纳服务费用，或付出其劳动等，而这笔费用由政府支付。在中国亦如此。除此之外，在中国，对经济困难的民事当事人，人民法院还用减、免诉讼费的办法，为他们顺利参加诉讼提供有利条件，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这也是一种法律援助的形式。上述这两种形式，既充分体现了接受援助的无偿性，也体现了参加诉讼的优惠性。
3.律师、公证员等提供帮助的法律专业性
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无论是律师还是公证员或者是其他人员，服务的前提是他们熟知法律，有丰富的办案或解答咨询、文书等经验，其职责是：在诉讼中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咨询、为他们进行辩护（与对方辩论）。撰写法律文书等；在非诉讼活动中，为受援人解答法律问题、法律意见书等。除此之外，在中国还包括公证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公证帮助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等。所有这些，都是其他人员甚至是国家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技术人员、主治医生、作家、哲学家等都做不到的。这就充分体现了律师、公证员等人员提供帮助的法律专业性。
三、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
法律援助需要各方面的基础，如法学理论、资金来源、法律制度、律师制度以及法制社会环境等。限于篇幅，在这里只探讨诸多基础中的法学理论基础。所谓法律援助的法学理论基础，是指确立和形成法律援助的理由和根据，即法律援助存在的根基。现略述如下：
法律援助的法律帮助篇2
关键词：法律援助和谐社会共同责任困境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法律援助，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法律援助的法律帮助篇3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体系法律援助的宗旨和目标，广泛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发挥法律援助政府职能，推进“法律进社区”工作，更好地为辖区困难群众、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按照区司法局的统一部署，决定在辖区范围内全面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具体实施方案如下：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以法律服务为切入点，以辖区困难群众、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为救助重点，建立和完善社区法律援助组织服务体系，方便群众法律救助，满足群众法律需求，解决群众涉法实际困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二、工作目标以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为根本要求，以“政府满意，人民欢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法律援助政府职能，拓展法律援助领域，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增强法律援助社会影响，开创法律援助社会化新局面，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健康发展。
三、组织机构街道设法律援助工作站，下辖8个社区，建立一支16人的社区援助志愿者队伍，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对各社区援助工作点进行组织、协调和指导。
法律援助的法律帮助篇4
[关键词]：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团体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农民律师司法所
一、法律援助的渊源及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accesstoJusticeact）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法律服务局也被法律服务委员会所取代，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两个重要职能便是更好地控制预算和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为保证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法律服务委员会设计了一套专家质量评分标准，用于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提供者要想成为签约事务所，必须获得一定的质量分数。而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质量，比如采用大案管理体系，与律师事务所单独签订合同，或建立专业名册制度，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办案经验的律师才能参与办案。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洛克说，“法律的目的是对受法律支配的一切人公正地运用法律，借以保护和救济无辜者”。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法律援助在国内外虽有许多种内涵界定，但其实质正如肖扬在1996年第7次部长办公会上所讲的：“法律援助，简言之，就是为弱者、残者、少者、贫者提供法律救济、法律帮助，保护司法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援助主体上看，法律援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例如《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5]；广义的法律援助指包括司法救助在内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间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6].即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狭义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民间组织救助三大块内容。从受援主体上看，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或残疾者提供的法律帮助，换句话说，为经济上贫穷，智能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需要法律援助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7].
（一）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2003年《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事务主要由各级法律援助中心承办。至2005年12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31298个，法律援助专职人员11377人，其中职业律师约5029人。1999年至2006年9月，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各类案件1224207件，受援人员2204403人。自1996年以来，我国许多律师事务所也同时承接法律援助事务，《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更是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规定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近年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迅速增长。据统计，1999年，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91726件，2005年迅速增长到253665件，年增长率达到了25%；1999年受援人数为190545人，2005年增长到433965人，年增长率达到了18%.
狭义法律援助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发展中所遇到的弊端和困惑。第一，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整体水平不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布局采取了量化的办法。例如在荷兰，政府要求保证申诉人1小时内能够到达最近的一个法律援助机构，5公里之内就应该有一个机构可以受理申请。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法律服务公司，其大部分工作就是促使为每1万个穷人提供2个律师，以使美国各地都有法律援助9.而在我国，截至2005年底，尚有200左右的县、市（区）没有律师，全国每10万人才分享1名法律援助专职人员提供的服务，每24万人才分享1名职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财政经费方面，西方国家每年大都会划拨巨额财政用于法律援助，例如英国与荷兰法律援助的年度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英国的法律援助开支是全世界最高的，约合每人30英镑，丹麦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5%.南非的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2005年的法律援助经费合计人民币4亿5千万元左右，而当年南非全国总人口约4千余万，人均拥有法律援助经费近10元。而我国2005年度各级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的拨款总额为26220万元，以我国12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1元。
法律援助的法律帮助篇5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颁布以后，各地也相继通过地方立法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法律援助的发展。法律援助制度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法律援助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宣传力度不够，对法律援助在认识上比较模糊。
从《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中的定义来看，其强调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而没有明确法律援助的社会性。因此导致一些人认为法律援助就是国家的责任，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事，法律援助案件应该由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来承办。还有一些人对于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导致资金不到位、人员不到位、工作不到位，致使法律援助的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二、是供需矛盾突出，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能够用于法律援助的人力、物力、财力非常有限，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只能量力而行，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以及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的案件。然而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和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群众尤其是社会特殊群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供需之间已经严重失衡。
三、是法律援助经费没有保障，导致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也不高。法律援助经费，是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用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费用。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拨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力总体水平落后的情况下，这种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决定了法律援助经费必然很紧张。据统计，我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分摊到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几毛钱，而西方一些国家人均则达到了十几元钱！如此大的差距，足见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缺乏之严重。由于经费的制约，法律援助机构考虑不增加办案费用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过场，工作不认真不细致，直接影响案件质量的提高。
面对法律援助的现状，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对策。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公民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不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是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也是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意识到法律援助的重要性，意识到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需要社会不同组织、不同部门的合力参与。意识到法律援助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项工作。同时要使法律援助知识走进寻常百姓家庭，就必须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利用报刊、杂志等书籍、通过法律咨询、法律下乡等途径，让老百姓知道如何维权，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也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落到实处。
二、要建立法律援助网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矛盾。
我们现在有丰富的网络资源，各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应该建立法律援助案件网络库，全国联网，急需解决的、已经解决的分类管理，解决情况如何、每年里有多少积案，只要打开网络就一目了然，这样增加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透明度，使法律援助工作处于社会力量的监督之下，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虚无主义。
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各有关组织的共同参与。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这些组织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具有重要作用。法律援助中心不仅要加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组织的联系和配合，而且要正确处理好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多联系、多沟通，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
三、要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
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可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援助基金，接受社会的广泛捐助，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功能。其经费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专款专用原则。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弱势群体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无论哪种渠道来源的法律援助经费，都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改变法律援助经费的用途和性质。贪污、挪用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接受监督原则。
这种监督应该既包括政府部门的监督，又包括社会的监督。通过对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使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
法律援助的法律帮助篇6
(一)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不足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法律援助人员已经有过万人，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发展水平不平衡，所以大部分的法律援助人员都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在比较偏远落后的农村却很少有专业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但事实上恰恰是落后的农村农民更需要法律援助，他们有着更大的法律需求，所以就造成了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另外，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不足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资源没有合理利用，很多在校大学生完全也可以投身于这项工作中，但现实是他们并没有被充分任用。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工作的开展。
(二)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不足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缓慢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不足，并且资金的来源渠道也比较局限，造成了经费不足的现象。现阶段，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相关政府部门自然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工作开展。此外，由于这些农村比较落后，来自社会上的援助资金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很难正常开展工作，可能导致缺乏必要的办案资源，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工作人员的办案质量和进度。所以，相关的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对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促进社会公正。
二、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只有农民具备基本的法律意识才能证明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成功的。所以，相关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农民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和讲座，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首先，通过宣传可以让农民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提升自身的法律意识，有基本的维权观念，进而还要让广大农民意识到法律援助的重要性，让他们知道法律援助就是在他们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帮助他们维权的工具，让他们在最快的时间能获得最大的帮助。只有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一)建立专业的农村法律援助队伍
提高农村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专业的法律援助队伍，高效解决广大农民遇到的法律问题。首先，这应该是一支汇集专业知识过硬、职业道德高尚的法律人才的队伍，同时他们还要能够适应农村的法律环境;其次，对于农村中现有的一些“赤脚律师”可以进行免费的培训，在群众中培养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的法律援助人才;最后，国家和学校还要鼓励在校大学生积极投身到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工作的建设中，这样不仅能缓解目前农村法律援助人才匮乏的问题，还能够帮助在校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工作中，一举两得。
(二)开拓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
由于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的，但是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而言，他们的政府资金又很有限，这就需要开拓农村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渠道。首先，政府的专项资金还是法律援助工作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建立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开设专项的法律基金、动员社会力量等方式来解决资金问题，保证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结语
法律援助的法律帮助篇7
法律援助机构确立的援助对象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包括:儿童、妇女、失去土地的人、伤残者、靠养老金生活者和犯罪案件的当事人。月收入低于5000兰特,即能够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
2案件处理情况
1990年前,LaB承接的主要是刑事案件,一般是通过合同请私人开业律师办理。1990年后,刑事案件仍然是法律援助机构关注的主要目标,但由于法律援助机构拥有自己的雇佣律师队伍,其办理案件的途径已有所改变(LaB在全国各地有自己的办公室)。目前,LaB的法律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中心办公室(雇佣律师和公共辩护人)、私人开业律师(LaB付费聘请)、LaB的合作伙伴(LaB提供资金的其他非政府组织)。
3资金与预算
LaB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另有一小部分资金来源于私人捐赠的实验性项目,国家资金并不影响该中心的独立性。它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领导,其负责人由司法与宪法法制部部长直接任命②。过去三年,LaB的资金预算情况可以比较如下:
4影响政策
传统上,南非法律援助机构主要为刑事案件提供辩护,但是最近建立了一些民事部门和一个宪法性的影响性诉讼部门。正是通过后者,南非法律援助机构内设影响性诉讼部门,为包括妇女、儿童和贫困人口在内的弱势群体开展分类行动和先例诉讼。2004年1月,南非法律援助机构采用了一项影响政策,法律援助机构不时地抓住机遇,通过承担或者资助诉讼和其他法律工作,积极地影响一大批贫困人口的生活,而不是仅仅为个人提供法律服务。南非法律援助机构在以下三个领域赋予影响政策以实际内容:(1)确立一项判例、法律制度或者解释涉及贫困人口方面的法律;(2)通过开展集体诉讼或者处理少部分事务从而能够解决大量的群体性纠纷,具备了处理群体性纠纷或者潜在纠纷的能力;(3)通过战略性干预或者非诉法律服务,具备了促进一个群体或者该群体中重要人群生活的潜力。影响性法律服务可由以下机制提供:(1)南非法律援助机构所属的司法中心和战略性诉讼部门雇佣的领取薪酬的律师;(2)私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3)南非法律援助机构的合作伙伴;(4)法律诊所;(5)以上机构和人员的组合。南非建立影响性诉讼部门,是为了保护人口中的边缘化部分,而致力于将宪法规定的内容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为南非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承担并资助诉讼或者其他法律工作的机会,并对一个群体或者该群体的重要部分产生深远的影响。影响性诉讼部门通过诉讼,可以确立法律判例或者为法律的未知领域确立一个标准。此外,通过办理集体诉讼和战略性诉讼,影响性诉讼部门能够在单一事务中,确立解决群体性纠纷的有效方式。
5法律援助战略规划
2008年9月,LaB批准了南非法律援助战略规划(2009~2012),为了执行这项战略规划,实现法律援助的展望与使命,法律援助机构制定并严格执行年度工作计划。法律援助机构还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每年都对该战略规划进行评估。南非法律援助的展望是建立一个公正的南非,使宪法中所珍爱的权利得到尊重、保护与防卫,确保正义被及所有的人。南非法律援助的使命是使法律援助机构成为最重要的法律服务提供者,通过高质量的专业化法律服务,以独立、高效并充满关爱的方式,确保穷人和弱势群体获得社会正义。为了实现自己的使命,南非法律援助机构确立了以下目标和战略:(1)发展目标:法律援助机构成为积极高效的促进正义的部门;关注并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获得社会正义,对所有南非人而言确保宪法权利得以实现;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有效的独立组织,以确保能够完成自身使命;培育尊重并服从宪法价值观的公民和社会群体。(2)2009~2012发展战略:①客户和社区、相关部门:为客户提供专业有效的法律服务;为社区培训有关宪法和法律援助服务的知识;致力于帮助建立一套积极有效的司法系统;定期向议会和行政机关作出解释,便于他们能够了解法律援助机构的规划和项目。②经费与可持续发展:维持可持续的、经费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确保管理良好;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广为认可的法律援助品牌。③事业发展进程:评估事业发展进程(服务提供和支持),确保服务是有效率的、有用的、经济的、以客户为中心的、专业的、独立的;建立精确的、可行的和及时的管理信息系统,以告知事业发展进程和决定;确保财政管理合理,事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6其他法律援助组织
法律援助的法律帮助篇8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开展规范服务达标活动动员大会，全面部署本市法律援助机构开展规范服务达标活动。刚才刘忠定副局长通报了开展规范服务达标活动的前期工作情况和开展活动的实施方案，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徐鼎茂代表全市法律援助中心对开展此项活动谈了认识和具体打算，他们讲得都很好，我完全赞成。等会儿，市精神文明办陈振民副主任还要作重要讲话，这里我先谈三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机构开展规范服务达标活动的自觉性
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有很大关系，只有社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法律援助制度才能建立和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前，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我国一项必不可少的法律制度。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从字面上理解，法律援助就是法律的支援和帮助。为什么要开展法律的支援和帮助？这种支援、帮助和一般的社会支援、帮助、救济、补助的意义不一样，它的出发点就是要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就是为了使经济困难的群体也能得到法律上的帮助，就是为了更好地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政府的责任，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了由司法行政部门代表政府来实施和推进这项工作。为了更好地履行这项法律赋予司法行政部门的重要工作职能，局党委经研究决定，通过在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开展规范服务达标活动，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开展规范服务达标活动，对于本市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珍惜这样的机遇，自觉地把这项活动抓好，要通过开展规范服务达标活动，推进*市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二、落实措施，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规范服务达标的核心就是规范，要通过这项活动的开展，促进本市的法律援助工作更加规范，更好地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符合广大群众的需要。因此，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一定要落实措施，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一）建立健全公开办事制度。法律援助是面向社会、面向人民群众、面向经济困难群体的，必须让社会、让人民群众、让经济困难的人了解到我们是怎样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当事人如何申请法律援助。建立健全公开办事制度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晓、了解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公开办事也是我们对社会、对群众的一种承诺，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办事公开后，如果我们承诺的内容做不到或做得不好，甚至出了问题，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信誉。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援助机构是否做到规范服务，就是要看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到什么程度，公开到什么水平，公开的内容能不能兑现。
（二）规范管理，规范行为。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法律的支援和帮助的制度，并不都是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直接提供帮助，而是由法律援助机构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聘请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由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所需要的费用则由法律援助机构代表政府为当事人支付。这种制度设计在现实中要充分发挥功效，就要求直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有较高的服务质量和水准。要促进法律服务工作者更好地为经济困难群体提供服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监督和管理的水平。为了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整体水平，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规范管理，形成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同时，还要规范自身的行为，使自身在接待咨询、审查受理、指派律师、督促检查等各个环节的行为都做到规范、标准。总之，要通过规范法律援助的管理和法律援助的行为来促进法律援助水平的提高。也可以说，只有通过规范管理和行为，才能有效地落实公开办事制度。
（三）切实加强法律援助队伍的建设，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今天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很多都是本市法律援助队伍中的骨干力量。法律援助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决定我们工作水平的关键。我觉得，队伍建设中，首要的是充实人员，完善结构。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过程中，我们所征求到的意见中，其中有一条意见就是提到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配备不齐，有些配备了却干其他事情了。相比较而言，*的法律援助工作有很大的优势和有利条件，2001年市政府把“建设20个规范的法律援助中心”列为实事工程，这对本市的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市政府的实事工程让法律援助机构的编制、人员、经费都得到了基本解决。但让我们忧虑的是，实事工程过去了，人员就没了，或者干其他事情了，这种情况怎么能搞好队伍建设呢？人都没有还讲什么队伍素质提高啊！我觉得，一些人员配备不到位的区县必须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另外，我们还必须重视法律援助队伍的政治和业务学习，要有一套政治和业务的培训、考核制度，使每一个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都能得到不断提高。
三、开展规范服务达标活动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明确责任，形成合力。第一，法律援助规范服务达标是全市性的，要根据各自的工作范围来明确各自不同的责任。从整个法律援助工作来说，责任主体有两层：一是市司法局，一是各区县司法局。涉及到区县的法律援助工作规范服务达标工作，区县司法局要全面负起责任，今后哪个区县在规范服务达标方面发生问题，直接责任单位就是区县司法局；涉及到全市的法律援助规范服务达标工作出现问题，做得不好，直接责任单位是市司法局。只有各区县的规范服务达标工作做好了，全市的规范服务达标工作才能做得好；全市规范服务达标工作做得好，也能为区县的工作创造条件。第二，法律援助工作不仅仅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事情，规范服务达标活动涉及到相关部门和职能处室，比如政治部门、监察部门、律师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同心协力，齐抓共管，共同推进这项工作。市司法局分管法律援助工作的是刘忠定副局长，但今天来开会的不仅有刘忠定同志，党委副书记李继斌、纪委书记康家、政治部主任庄孝志，还有其他有关职能处室的同志都来参加，这也表明了这项工作不是哪一个部门的工作，而是一项综合性的、需要各方协同推进的工作。第三，市法律援助中心要承担起推进这项工作的具体责任。全市的法律援助工作是委托市法律援助中心来指导的，作为一个直接的工作部门要发挥好作用。各区县的法律援助中心作为工作主体，同样也要承担起具体的责任。
（二）积极配合市文明办的考核检查工作。法律援助机构开展规范服务达标活动是推进本市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这项活动的开展对整个法律援助事业发展非常有利，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各法律援助机构要将这项活动作为推进工作的重要载体，积极配合市文明办对法律援助规范服务达标活动的考核、检查。同时，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我们的工作。要认识到开展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达标，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要通过规范服务达标活动，使*的法律援助工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树立一个新的形象、新的面貌，使得法律援助的受益面越来越宽，使得法律援助的作用得到更好的体现，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认可我们的工作。
法律援助的法律帮助篇9
我们将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氛围，推动法律援助宣传工作的触角向多层次延伸，向特定人群延伸。
一是媒体有影有声。在《如皋动态》上公布“12348”法律服务专线值班律师个人信息；在如皋电视台《媒体民生》《法制纵横》等栏目讲述法律援助
案例；组织律师定期参与如皋电台《走进政风行风热线》等栏目解答咨询。
二是载体有模有样。考虑基层群众实际需要，结合季节等因素，创新宣传模式，免费发放口杯、雨伞、购物袋，小扇子，新年年历等法援公益宣传产品，确保法律援助宣传真正进村入户。
三是故事有血有肉。“把每个案件办成精品案件”，号召每个受援人在获得援助的同时，义务向周边群众宣传法律援助，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等众媒体，向皋城老百姓讲述身边由法律援助真实案件改编的感人故事，以案示法，以案促宣，使市民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信任法律援助。
二、加强质量控制实现应援优援
质量是法律援助工作的生命，我们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坚持不懈抓质量。
1.关口前移，建立案件受理优配制。加强对专职援助律师培训，为每一名律师有所侧重的确定一个研究方向，指派案件时，充分考虑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专长、执业水平及履行义务量，将法律援助义务与自愿相结合，做到合理分配、有的放矢。一是开通申请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授权法律服务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方便群众就近获得法律援助；二是实施“点援制”，建立“执业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信息库”，由受援人挑选自己满意的法律工作者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2.全程跟踪，建立案件办理质量监控制。通过“三三五”模式加大对援助案件的流程管理。即落实“三项制度”——“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加强“三个环节”监控，对援助前、援助中、援助后等三个环节加强办案质量管理，强化办案监督；在“五性”上见成效，即从“服务能力的可靠性，服务行为的规范性、及时性、有效性和受援人的满意性”等五个方面下功夫，着力解决“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标准与普通法律服务的质量标准一致性”问题。
3.跟踪回访，建立案件后续服务制。结案后，对需要后续帮助的受援人发送信函或上门走访，掌握法律援助案件的执行情况，确保办案实效。一是发放“法律援助案
件服务质量监督卡”，对法律援助案件实行跟踪回访；二是对法院判决或调解分期给付的已结案件进行登记造册，适时了解履行给付义务情况，及时提醒、帮助受援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
三、强化便民举措，做亮文化品牌
法律援助文化是如皋法律援助工作的品牌特色。我们将发挥文化导向功能，通过行为文化将法律援助精神“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我们将通过人性化服务，做亮窗口，做实服务，做大品牌，使“法是尺，律是度，援是阳光，助是雨露”的法律援助精神深植民心。
做亮窗口。在市民服务中心交通要道设置法律援助指示牌，推进市法律援助机构临街“落地”接待窗口标示建设，方便困难群众申请并及时获得帮助。以“创一流服务，让群众满意”为主题，争创群众满意的窗口服务单位，积极打造爱心窗口、文明窗口、温馨窗口、便民窗口、效能窗口，将“12348”法律服务品牌打造成司法行政系统的“110”。
法律援助的法律帮助篇10
一、加大宣传力度，实现应援尽援
我们将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氛围，推动法律援助宣传工作的触角向多层次延伸，向特定人群延伸。
一是媒体有影有声。在《如皋动态》上公布“12348”法律服务专线值班律师个人信息；在如皋电视台《媒体民生》《法制纵横》等栏目讲述法律援助案例；组织律师定期参与如皋电台《走进政风行风热线》等栏目解答咨询。
二是载体有模有样。考虑基层群众实际需要，结合季节等因素，创新宣传模式，免费发放口杯、雨伞、购物袋，小扇子，新年年历等法援公益宣传产品，确保法律援助宣传真正进村入户。
三是故事有血有肉。“把每个案件办成精品案件”，号召每个受援人在获得援助的同时，义务向周边群众宣传法律援助，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等众媒体，向皋城老百姓讲述身边由法律援助真实案件改编的感人故事，以案示法，以案促宣，使市民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信任法律援助。
二、加强质量控制,实现应援优援
质量是法律援助工作的生命，我们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坚持不懈抓质量。
1.关口前移，建立案件受理优配制。加强对专职援助律师培训，为每一名律师有所侧重的确定一个研究方向，指派案件时，充分考虑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专长、执业水平及履行义务量，将法律援助义务与自愿相结合，做到合理分配、有的放矢。一是开通申请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授权法律服务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方便群众就近获得法律援助；二是实施“点援制”，建立“执业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信息库”，由受援人挑选自己满意的法律工作者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2.全程跟踪，建立案件办理质量监控制。通过“三三五”模式加大对援助案件的流程管理。即落实“三项制度”——“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加强“三个环节”监控，对援助前、援助中、援助后等三个环节加强办案质量管理，强化办案监督；在“五性”上见成效，即从“服务能力的可靠性，服务行为的规范性、及时性、有效性和受援人的满意性”等五个方面下功夫，着力解决“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标准与普通法律服务的质量标准一致性”问题。
3.跟踪回访，建立案件后续服务制。结案后，对需要后续帮助的受援人发送信函或上门走访，掌握法律援助案件的执行情况，确保办案实效。一是发放“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监督卡”，对法律援助案件实行跟踪回访；二是对法院判决或调解分期给付的已结案件进行登记造册，适时了解履行给付义务情况，及时提醒、帮助受援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
三、强化便民举措，做亮文化品牌
法律援助文化是如皋法律援助工作的品牌特色。我们将发挥文化导向功能，通过行为文化将法律援助精神“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我们将通过人性化服务，做亮窗口，做实服务，做大品牌，使“法是尺，律是度，援是阳光，助是雨露”的法律援助精神深植民心。
做亮窗口。在市民服务中心交通要道设置法律援助指示牌，推进市法律援助机构临街“落地”接待窗口标示建设，方便困难群众申请并及时获得帮助。以“创一流服务，让群众满意”为主题，争创群众满意的窗口服务单位，积极打造爱心窗口、文明窗口、温馨窗口、便民窗口、效能窗口，将“12348”法律服务品牌打造成司法行政系统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