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条件篇1
中图分类号：B201文章编号：1004—1494（2000）02—0010—06
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反映并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关系，迄今尚未有人系统而具体地阐述过。因而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邓小平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和勃勃的生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贫困”之声又不绝于耳。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未能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不能用新的理论体系系统而具体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三个转换，即哲学基本问题、核心范畴和逻辑结构的转换，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一
任何科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都有其贯串于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即基本问题。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中抽取出来的，揭示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即解决基本问题，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的确认，是一个科学体系形成的必备条件和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了没有？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不仅中国化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单纯逻辑推演的结果，主要是由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和相应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连绵不断，而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曾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但是也同样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终于找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们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选集》第一卷，第115页。）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使主观符合客观，是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等人领导的井冈山的斗争常常受到当时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指令的干扰，使弱小的红军屡遭挫折。1928年11月，在给当时的中央的信中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注：《选集》第一卷，第58页。）这时，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决定斗争成败的两个基本因素：客观与主观。他进而又指出，主观策略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客观的实际情况。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注：《选集》第一卷，第179页。）这个重要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转变的实现。这个思想贯串于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始终。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也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
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它的主要部分。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了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主要内容。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围绕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注：《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1956年，他在党的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反对“两个凡是”新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再次证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选集》第一卷，第111—112页。）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注：《选集》第三卷，第795页。）1956年4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仍然强调：“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
另一方面，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是时代不同其内容各不一样罢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理论创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的提出和论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标志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
二
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基本问题，而且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核心范畴。这个核心范畴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成了基本问题的转换之后，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确立一个核心范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任务是由和邓小平共同完成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践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基础。由于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才无所遁形。基于实践范畴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这是没有争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在中国的转换，是通过而最终由邓小平来实现的。
一方面以《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实事求是所作的经典性解释和一系列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
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在《实践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规律，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矛盾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即对立统一规律，充分说明了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实践论》是《矛盾论》的基础，《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具体发挥。《矛盾论》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注：《选集》第一卷，第299页。）然而只有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辩证法，才能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不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辩证法就会陷入唯心论或诡辩论，就不可能战胜教条主义。《矛盾论》通篇都体现着《实践论》的思想。的这些基本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推动，不断丰富和发展，到1963年又得到一次总结，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在这篇短文中提出了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观点，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过程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观点，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观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这些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表现为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两种基本形态。
同时，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和要求的过程中，将这一经验和要求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选集》第三卷，第801页。）此后，他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中继续发挥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概括为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并进行反复论证，这就在客观上为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但是在主观上，还没有将实事求是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虽然他已经在探索这种体系。1943年4月，他在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注：《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书信选》第212页。）
邓小平同一样高度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敏锐地注意到并坚决支持和正确引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用实践的观点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以十一届三全会为开端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并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思想。与此同时，他更加注重发挥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核心范畴的转换。
1977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哲学思想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7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定位。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定位。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这样一种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邓小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而且他在自身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来开展活动，使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修改和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以及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与实施，都是在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的指引、推动之下实现的。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经验的全面总结。他在这个总结性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邓小平理论归结起来，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如何实事求是，由此而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和策略。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的个人品格。所以，邓小平强调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
因此，不论是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概括来看，还是从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新论证、新发挥来看，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然，在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转换的时候，不能不讨论实事求是与实践的关系。无疑，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离开了实践，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同时，实事求是又是实践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离开了实事求是，实践就是盲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其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二者是一致的。同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其核心范畴是实事求是，这二者也是统一的。那么，这两个核心范畴是如何发生转换的呢？即为什么要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又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呢？没有别的原因，这完全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版权所有
鉴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人民有了多次失败实践的惨痛教训；别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人民也有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招致惨重损失的教训。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同志的基本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页。）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勾画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
三
一个科学的核心范畴，具有特定的逻辑构造作用，按照核心范畴的内在矛盾运动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就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由于我们在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中，缺乏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及其转换的意识，因而未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结构转换的可能与现实，一直未能发现一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现在我们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及其转换这个关键问题，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已经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逻辑结构转换的问题。
1980年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8页。）他的这一段话包含着两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广义的认识论，又将广义的认识论归结为实事求事；二是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逻辑构造，揭示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学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板块式”结构提出疑义，并提出了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设想，但是未能实现突破，出了近三百种教科书，“抄来抄去，了无新意”（刘大椿语）。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结构基本上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播起过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仍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中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定的体系，而在于我们未能将、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体系化，使之具有相对独立的中国形态，从而开辟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教育的新道路。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广义认识论，又将认识论归结为实事求是，倒不是要重新编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创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范畴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它必然是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统一体。没有的理论创造，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没有实事求是核心范畴的提出，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邓小平的理论创造，没有实事求是核心范畴的定位，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结构的转换，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可见，分别研究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是对二者进行综合研究尤为必要，更为重要。只有这种综合性研究才能发现并科学地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达到的新境界和新高度。如果不作此类综合研究，而力图将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也不利于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宣传和教育的。
根据实事求是的内在规定和、邓小平的论述，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结构大体如下：客观论——主观论——实践论——条件论——方法论——真理论——价值论——创造论——目的论。
客观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问题。实事求是的首要环节就是从实际出发，然后经过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邓小平要求我们在研究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时，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他们始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工作中的一切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对实际情况若明若暗，甚至一无所知。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和每天打交道的工作对象会不了解呢？除了主观方面的原因之外，客观方面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研究客观范畴的科学内涵，了解客观的基本特点及其认识论的意义，对于我们加深对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理解，学习他们把握客观实际的宝贵经验，提高我们对客观实际的认识能力，都是十分必要的。
主观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主体问题，即主体意识问题。、邓小平和经常强调：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从他们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有一个党性问题、态度问题、作风问题；我们应该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我们应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这些就是实事求是的内在根据。有很多时候，人们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不是因为情况复杂，而是因为“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缺乏实事求是的诚意、勇气、决心、毅力和能力，甚至故意为之。主体、主体意识的特点和认识论意义，以及加强主体意识的修养问题，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途径问题，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这些思想我们必须继续研究、认真领会、始终坚持。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实践的时代特征及其对认识的意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仅重新确立了实践的权威性，而且揭示了社会实践的时代特征，揭示了社会实践的结构、内容和作用的新变化。研究这些新的变化对于把握实事求是的规律是十分必要的。条件论所要研究的自然是实事求是的条件问题。唯物论就是条件论。、邓小平和在论述实事求是的过程中，讨论过各种各样的条件问题。不懂得实现实事求是的必备条件，不懂得分析、利用、创造或改变条件，就不懂得实事求是。广义地讲，条件是构成人们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一切要素的总和，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狭义地讲，条件是影响主体和客体的各种因素，主要是环境和工具两大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工具包括测量、推动和改造客体的仪器、设备。条件既作用于客体，也作用于主体。条件可能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也可能不利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我们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因此，了解条件对实事求是的制约性，了解实事求是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掌握科学方法，避开或改变不利条件，利用和创造有利条件，对于实现实事求是具有重大意义。
方法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方法问题。一般地说，任何哲学都具有方法论意义，特殊地说，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都有其特殊的方法。调查研究、矛盾分析和社会实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亦即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这主要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即由中国资产阶级的幼稚性、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邓小平和都十分重视并反复阐述这些基本方法，并运用这些方法引导我们不断战胜困难、走向胜利。但是，仍然有些领导干部不重视这些方法的研究与运用，仍然有些领导干部在运用这些方法时有意无意反其道而行之，和形式主义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它们极大地危害着人民的事业。每一个真心实意沿着实事求是道路前进的领导干部，每一个真心实意追求真理和社会进步的人，都应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
真理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真理理论，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理论，它对真理的本质、真理的特点和真理发展的规律的论证都有其特色，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切实把握，并运用这个理论科学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真理性。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长期盛行于党内的教条主义并没有被彻底肃清，这就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自由化思潮提供了口实。在真理观上反对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任务。我们还必须运用实事求是的真理观科学地说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知行背反的现象十分严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就是一句空话，实事求是就是一句空话。实践和真理是永恒发展的，、邓小平在创造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探索和发现中国建设规律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历史性重大课题，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发展真理，也是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
价值论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它的形成，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和要求等等。正确的价值观及其实现，是实事求是的两大追求之一。价值观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焦点。无产阶级价值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之一。腐败问题是严重威胁着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重大社会问题，其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价值观的缺失，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因此，根据事实，根据、邓小平和的论述，阐明无产阶级价值观的科学内容，揭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具体历史性，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和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重建无产阶级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
创造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实质问题。创造是实事求是的实质和灵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没有创造就没有新事物，就没有新陈代谢，就没有进步，就没有生命，就谈不上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创造；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改革自始至终都是创造。创造是实事求是的最高境界。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经历一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强大的根本保证。发扬民族创新精神，努力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国民的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实效，是最大的实事求是。当务之急，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是一项历史性的伟大工程。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要迅速提高认识，正确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如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教育、科技和经济的关系，学习、引进、消化和创新的关系等等，建设富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哲学的基本条件篇2
【关键词】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认知科学/脑与心智
20世纪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的发展，有一条明显的线索，那就是从语言研究到心智研究，再从心智研究进入到认知科学发展的新领域。
语言哲学的两位代表性人物乔姆斯基(n.chomsky)和塞尔(johnr.searle)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道路。乔姆斯基从句法研究(1957)，到语言和心智研究(1968，1972)，再到心智和认知研究(1990，2000，2002)；塞尔则从言语行为理论研究(1969)，到人工智能新标准cra的提出(1984)，再到意向性和心智哲学(1983，1997，2002)。两人为何殊途而同归，从不同的出发点而达到共同的终点？在这其中有何规律值得思考？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
关于对乔姆斯基发展道路的探索，笔者已有专论阐述，请参阅《没有乔姆斯基，世界将会怎样》一文[1]。本文主要讨论另一位世界著名语言哲学家塞尔从语言到心智和认知的发展路径，以及这一发展路径给我们的启迪。
约翰·塞尔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哲学系心智和语言哲学威里斯和迈琳·斯卢瑟讲座教授，世界著名心智和语言哲学家，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等方面成就卓著。自1977年至今任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2004年获得美国国家人文科学总统奖章。塞尔还获得过美国、英国和欧洲多所大学荣誉学位，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西班牙、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奖励或奖章。2007年，塞尔受聘为中国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一、20世纪60—70年代：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
综观塞尔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研究，代表作有《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集》(1969)、《表述与意义：言语行为理论研究》(1979)。
在言语行为的研究方面，塞尔是少数原创性哲学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师从著名的牛津分析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等人，而奥斯汀是公认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2]。
塞尔这样评价自己在言语行为和语言哲学方面的工作：
当我首次进入心智哲学领域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没有关于言语行为的概念，他们认为，心智哲学、语言哲学和一般语言学研究语句，而语句是存在的对象。有时，他们把语句看作在实际上与陈述相同的东西，并且用研究语句的方法来研究陈述。由于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和其他所有哲学家的工作，我们开始认识到，语言学习中所涉及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抽象的语句形式，而是使用这些语句来实施一种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正是通过说出这些语句来完成的。因此，这种认识业已为我们研究语言哲学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因为它将语言研究变为人类意向行为的一种形式，我们具有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也就是人类活动的理论，这样我们就有一种语言理论，如果我们将这些东西都一起加以吸收的话，这就是言语行为理论。我曾经致力于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在语言哲学中，整个言语行为理论是对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狭隘性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当然，言语行为理论也开启了心智哲学的研究，因为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是同一学科的分支。而在语言哲学中，从我们研究的所有东西都是抽象的语句这样一种静态的假设中突围出来，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我们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实际操作[3]。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和贡献是多方面的：
第一，塞尔将奥斯汀的理论普遍化和规范化，并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和它的逻辑分析系统。
奥斯汀建立言语行为理论时，将通过说话来做事(doingsomethinginsayingsomething)看作是语言的一种特殊功能。塞尔则认为，“说事”也是“做事”，因此，通过说话来做事是语言的普遍性质和一般功能。奥斯汀区分了三种基本的言语行为，这就是语谓行为(locutionaryacts)、语用行为(illocutionaryacts)和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s)。其中，语用行为是最重要的言语行为。奥斯汀还将语用行为分为判定式(verdictives)、执行式(exercitives)、承诺式(commissives)、表态式(behabitives)和阐述式(expositives)等五类。塞尔继承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法，但却不同意奥斯汀对语用行为的分类。为了提出自己的分类，塞尔首先分析了语用行为的形式结构，他用f(p)的形式来表达基本的语用行为，并对其中的语用力量f做了认真的分析。塞尔把自然语言中任何能够按照字义用来说明话语的语用力量，或说明语用力量范围的成分，称为语用力量指示成分(illocutionaryforceindicatingdevice，简称ifid)。塞尔认为，语用力量包括七种要素：(1)语用要点；(2)语用要点的力度；(3)完成模式；(4)命题内容条件；(5)前提条件；(6)诚实性条件；(7)诚实性条件的力度。
语用力量的七种要素可以被归结为成功而无缺陷地作出一个基本语用行为的四种不同充要条件。假定听话者理解一个话语的所有条件都被满足，那么，在一个话语语境中成功而无缺陷地作出形如f(p)的语用行为，当且仅当下列四个充要条件被满足：(1)说话者在该语境中以所要求的特征完成模式和语用要点力度成功完成命题p上的语用力量f的要点；(2)说话者表达了命题p，而且该命题满足语用力量f限定的命题内容条件；(3)在该话语世界中，语用的前提条件和命题预设是得到公认的，并且说话者也假设它们得到公认；(4)说话者以语用力量f的诚实性条件的特征力度表达并具有该力量确定的心理状态。
塞尔认为，语用行为在十二个方面能够相互区分开来：(1)在行为类型的要点或目的方面的区别；(2)在词和世界之间适应方向上的区别；(3)在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方面的区别；(4)提出语用要点时，在力量或强度方面区别；(5)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身份和地位在对话语的语用力量影响方面的区别；(6)在与说话人或听话人的兴趣相关的说话方式上的区别；(7)在与谈话的其他有关方面的不同；(8)在由语用力量指示成分决定的命题内容方面的区别；(9)在下述两种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必定始终是言语行为，另一种行为可以是言语行为，但不必作出言语行为；(10)在下述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的完成需要语言之外的约定，另一种行为则不需要；(11)在下述行为之间的区别：一种行为的相应的语用动词具有行为式的用法，另一种行为的相应的语用动词则不具有行为式的用法；(12)在作出语用行为的风格方面的区别。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塞尔提出了自己对语用行为的分类。他也将语用行为分为五类：
(1)断定式(assertives)，符号化表述为：b(p)
(2)指令式(directives)，符号化表述为：！w(hdoesa)
(3)承诺式(commissives)，符号化表述为：ci(sdoesa)
(4)表情式(expressives)，符号化表述为：e(p)(s/h+property)
(5)宣告式(declaratives)，符号化表述为：dβ(p)
可以看出，塞尔的分类及其依据与奥斯汀有很大的不同。塞尔的这个分类和它所依据的理论是对语言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并且已经成为关于言语行为的权威理论。
1985年，塞尔和他的合作者建立的语用逻辑(illocutionarylogic)，将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推进到逻辑分析的阶段[4]。
半个世纪以来，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对语言学、语言哲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产生的影响外，对心理学、社会学、脑神经科学乃至整个认知科学，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史密斯(barrysmith)评价说：“20世纪上半叶，英美哲学最重要的方面是被弗雷格的逻辑思想所塑造的。这种新逻辑所取得的成就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它一直主导着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念，即从本质上把语言看作不过是由或真或假的陈述或命题所组成的。因此，奥斯汀和塞尔的工作代表了对这种观念的突破，这是非同寻常的。”[5](p49)
第二，塞尔提出言语行为的建构规则，在言语行为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了建构性关系，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也为他的社会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塞尔强调，他的哲学由三个部分构成，即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他不仅把语言哲学与社会哲学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联系在一起。在第一种联系当中，塞尔为奥斯汀的一般言语行为理论充实了具体的内容。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除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分类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他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使得言语行为所涉及的话语(utterance)、意义(meaning)和行为(action)这三个向度被统一到了一起。因此，在塞尔的理论中，规则、意义和事实这三个要素在其后的思想发展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塞尔首先区分的是“调节的规则”(regulativerule)和“建构的规则”(constitutiverule)。前者是指用来调节已经存在的行为方式的规则，如用来调节“吃饭”礼仪的规则，而“吃饭”这种行为是独立于该规则的。另一类规则是用来创建或规定新的行为方式，如下棋的规则，使人们有可能从事下棋的这类行为，而这种行为正是从给定的规则产生出来的。
塞尔指出，建构的规则具有“在语境c中，x被当作y”的基本形式。例如，在一辆行驶的汽车内发出“向左转”的信号，在确定的方式下和确定的环境中就被当作向左转的行为；在拍卖会上，举起手指就会被当作投标的行为；说出“我答应给草地除草”，就将说话人置于一种责任之中。在建构的规则中，y代表某种结果，它或者是一种奖励，或者是一种惩罚，或者是某人在将来有责任作出的行为。
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假设是，言语行为是一种根据相应的建构规则说出的话语表达式来完成的行为。因此，塞尔要区分仅仅是发出一些声音，还是作出言语行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按照“x被当作y”的公式来分析通过一个话语所作出的行为。塞尔的分析与胡塞尔(e.husserl)或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完全不同，他的分析的出发点，不是沉默的独角戏中的语言，而是涉及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言语行为。
在塞尔看来，说话者说出一个语句t，这就意味着下面三个条件要得到满足[6](p49)：
(1)说话者具有意向i，即他的话语使听话者意识到相应于t的事态是确实的。
(2)说话者通过确认意向i，想要使听话者产生这种意识。
(3)说话者利用支配语句t的规则，想要听话者确认意向i。
因此，当你作出一个言语行为时，也就创造了一个建构的事实。按照里德(t.reid)的说法是，你创造了一个微型的“市民社会”。建构事实的存在，仅仅是由于我们是在确定的(即认知的)方式下，并在确定的(即建构的)语境之中来对待这些世界。后来，塞尔又区分了与观察者独立的世界的特征和与观察者相关的世界的特征。前者有力量、物质和地球引力等，后者有货币、财产、婚姻和政府等。在塞尔看来，后面的这些建构事实都是建构规则的系统。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比奥斯汀要丰富得多，因为他不仅提供了言语行为理论的一般框架，还提供了关于言语行为自身详细结构的丰富的说明。这样，他就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切当性(felicity)条件：作出一个言语行为的条件和它的满足性条件。在《语用行为的分类》[7]一文中，塞尔提出“适应方向”(directionoffit)这个重要的条件来判断是否可以成功作出一个语用行为。按照他的说法，断定式具有从语词到世界的适应方向，用“”表示；指令式具有从世界到语词的适应方向，用“”表示；承诺式也具有从世界到语词的适应方向；表情式的适应方向为空，用“”表示；宣告式具有从语词到世界和从世界到语词两个适应方向，用“β”表示。由此可以看出，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通过说出一个话语作出的言语行为与现实世界之间是具有密切关联的。换句话说，塞尔的言语行为是先定的和必然的具有社会实在性的。
第三，塞尔通过对意向性和人工智能标准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完成了从言语哲学到心智和认知研究的转向。
更为重要的是，塞尔不仅是一位语言学家，还是一位语言哲学家。他不仅要研究语词和语词的使用等有关语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语言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如义务的性质、力量的性质和责任的性质等。在塞尔近期的著作中，还提出了自由行为、自愿行为和理性行为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逐渐认识到，我们不仅要研究语言，还要研究大脑、心智、物理学的定律和社会组织形式。
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已经含有心智和认知的因素。例如，在他的基本的语用行为表达式f(p)中，包括语用力量f和命题内容p这两个基本的成分(变元)。我们可以分别考察这两个要素的变化，从而考察和表达一个语用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说话者的意愿。事实上，在前面所给出的语用力量的七种要素中，对每一种要素的考察，如语用要点、完成模式、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诚实性条件，都涉及对心智的分析。在《意向性》(1983)一书中，塞尔将言语行为研究延伸和扩展到认知行为(cognitiveact)的领域。他所区分的命题模式(propositionalmodes)和意向内容(intentionalcontents)，这类似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一书中对性质(quality)和物质(matter)的区分。
在完成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创新性研究(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塞尔并没有停止前进。他不会像一般的学者那样，终身固守于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即便是业已取得巨大成就的领域。他以探索的精神去挑战新的问题，开拓新的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塞尔转向心智哲学研究，其研究领域包括意向性、心智和意识、人工智能标准(中文房间论证)等。此后，他逐步成为一位公认的、卓有成效的心智哲学家。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意向性和心智哲学
塞尔的哲学由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构成。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塞尔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1975年以后，由于斯隆基金的投入和认知科学的建立，作为基隆基金主要受益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学者、认知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塞尔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改变，他的兴趣从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研究逐步转向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的两项代表性学术成果是《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1983)和《心智、大脑和科学》(1984)。其中，他提出的“中文房间论证”成为反驳强人工智能的论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标准。90年代以后，他在心智哲学方面的著作包括《重新心智的发现》(1992)、《意识之谜》(1997)、《意识和语言》(2002)以及《心智：简短的导论》(2004)等。
塞尔的社会哲学贯穿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之中，这与他的语言和心智观有关。塞尔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一经使用，言语一经说出，就建构了一种社会现实。因此，塞尔的社会哲学与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是紧密相关的。(对塞尔社会哲学的讨论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塞尔的《校园战争》(1972)、《建构社会现实》(1995)、《心智、语言和社会》(1998)、《行为中的理性》(2001)等。)
本节集中讨论塞尔心智哲学的两本重要著作《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和《心智》。
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适应方向”也体现了对心智的分析，而在《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中，塞尔将这种分析普遍化了。例如，信念具有从心智到世界的适应方向，愿望则具有从世界到心智的适应方向。每一个不同的心智行为都是如此，它们都反映了心智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信念、愿望、意向的满足条件也被普遍化了。塞尔说：
在具有适应方向的情况下，满足条件的概念非常普遍地应用于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例如，我们说陈述是或真或假的，命令是或者被服从或者被违背的，承诺是或者被遵守或者被破坏的。在每一种情形下，我们都把语用行为的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该行为与现实的适应关系，而这种适应关系是由语用要点所规定的特殊的适应方向所确定的。我们可以对所有的条件贴上“满足条件”或“成功条件”的标签，从而得到一个表达式。这样，我们说一个陈述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真的；一个命令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被服从的；一个承诺是被满足的，当且仅当它是被遵守的，如此等等。现在，这种满足概念也可以被清晰地应用于意向状态。我的信念将被满足，当且仅当事情就是我所相信的那样；我的愿望将被满足，当且仅当它们会被实现；我的意向将被满足，当且仅当它们会被实行。因此，不论对言语行为还是意向状态，满足概念在直观上看起来都是相当自然的，并可以相当普遍地应用于所有具有适应方向的地方[8](p10)。
可以看出，《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仍然留有言语行为理论和语言哲学的痕迹。但两者又是截然不同的。在该书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心理状态的意向(第一章)；他发现不得不研究感知意向性(第二章)和行为(第三章)；但如果不理解意向因果性则不可能理解感知和行为(第四章)；这些研究导致对非表现的心理能力的基础研究(第五章)；作者的最初目标——揭示语言意向性与心理意向性之间的关系，体现在第六章的讨论之中；第七章讨论两种特殊意向的语言表现形式；第八、九两章使用前面的理论批评了当时有影响的指称和意义理论，提出了对索引表达式和专名的意向性思考；最后，第十章提出关于“心身问题”(mind-bodyproblem)和“心脑问题”(mind-brainproblem)的一些结论。
塞尔认为，视觉经验或其他类型的知觉经验是具有意向性的，这一点在关于知觉的研究中被忽视了。在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他曾经为相信、害怕、希望等这些言语行为确定过“适应方向”的满足条件。塞尔论证说，视觉经验也具有满足条件，就如同想念和希望具有满足条件一样。例如，我们不能将一辆车的视觉经验与这辆车是黄色的旅行轿车这样的经验事实分离开来，正如我们不能把相信天正在下雨这个信念与天正在下雨这个事实分离开来一样。两者的类似之处在于：
第一，视觉经验的内容总是由一个完整的命题来表达的，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信念的内容也是如此。从意向性的观点看，所有看见的视觉感知都是看见了如此这般的东西。因此，描述一个视觉感知的语句不能使用第一人称的直接陈述句，而应该使用第三人称的间接引语：
1aihaveavisualexperienceofayellowstationwagon(我有一个关于一辆黄色旅行轿车的视觉感知)。
1bihaveavisualexperiencethatthereisayellowstationwagonthere(我有这样一个视觉感知，这是一辆黄色旅行轿车)[9](p41)。
1a不能清楚地表达一个视觉感知，1b才是视觉感知的正确表达形式。一般地说，在语言形式上说，x看见y只能用一个第三人称的间接引语来表示。因此，一个完整的命题内容是视知觉的内容，即视知觉的意向内容。例如：
2ajonessawayellowstationwagon，butdidnotknowitwasayellowstationwagon(琼斯看到一辆黄色旅行车，但他不知道那是一辆黄色旅行车)。
2bjonessawthattherewasayellowstationwagoninfrontofhimbutdidnotknowthattherewasayellowstationwagoninfrontofhim(琼斯看到，在他面前有一辆黄色旅行车，但他不知道在他前面有一辆黄色旅行车)[9](p42)。
2a没有任何问题，是完全一致的。2b却有问题，是古怪而难以理解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原因是前者不带意向性，“看见y”的形式并不要求说话人报告y对主体的意味；而“看见+从句”的形式却带有意向性，从句表达了一个事实，它显示了该事实对主体的意味，即对意向内容的限定。
第二，视知觉总是具有从心智到世界的适应方向，它的适应方向与信念一样，但与愿望不同，后者的适应方向是从世界到心智。如果视知觉的满足条件在事实上不能实现，如幻觉、错觉、幻想等等，这是视知觉的过错，而不是世界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我们的感觉欺骗了我们”，而不是说我们的视知觉对或错。视知觉不仅仅是表达的问题，它的对错涉及适应方向。哲学家们用一些专门的术语来描述视知觉适应方向的错误，如“欺骗”、“误导”、“歪曲”、“幻觉”、“错觉”等，而用“如实”来描述视知觉适应的成功。
第三，视觉经验与信念和希望一样，是由其意向内容来表明其特征的。如果不用一个that从句来说明相信的内容，是不可能完全表述一个信念的；类似地，如果不用一个of短语来说明经验的内容，也是不可能描述一个视觉经验的。分析哲学家们所犯的典型错误就是认为对视觉经验满足条件的限定这样一种谓词可以从字面儿上来判定其对经验自身的真假。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是由“黄色”和“旅行车”这种表示颜色及形状的意向内容限定成分直接影响视觉经验，而不是表示原因的谓词影响视觉经验。
在不使用概念和语言的情况下，视觉经验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例一，维特根斯坦的鸭—兔两可图。
在我们面前只有一幅画，却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视觉内容，一种是鸭，另一种是兔。维特根斯坦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对动词“看”的不同使用所引起的结果。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塞尔的方案是，我们可以按照类似于前面的“字面儿上的”解释，在一种情况下观察者看到的是这幅图画的一种样式，在另一种情况下看到的是它的另一种样式。那么，是什么因素使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样式而不是另一种样式呢？塞尔认为，这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正如约翰爱萨莉，他看到的是萨莉可爱的一面，而看不到萨莉不好的一面。事实上，对各种各样的两可图的解释，现在更多地采用心理学的方法。两可图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例二，缪勒—莱尔线(müller-lyerlines)。
上面两个图形中心部分线段的长度是完全一样的，但a看起来比b长。在这里，我们视觉经验的意向内容与我们信念的意向内容是矛盾的，前者破坏了后者。我们对月亮的视知觉也是类似的。月亮当空时显得比在地平线上时要小，虽然我们相信月亮的实际大小并没有改变。所以，如果没有关于月亮大小不会改变的信念，我们的视觉就会提醒我们月亮当空时比它在地平线上时要小，但我们知道那只是一种错觉。
在《心智》一书中，塞尔对意向性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表述。在该书中，塞尔是从心智哲学的立场来看待意向性问题的。塞尔认为，意向性问题是心智哲学中仅次于意识问题的另一个困难而又重要的问题。塞尔认为，意向性问题是意识问题的一个镜像。这样，塞尔就把意向性问题与心智哲学紧密结合起来了。
在《心智》一书中，塞尔从三个方面来研究意向性问题：第一，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第二，既然假设意向性状态是可能的，那么，它的内容又是如何确定的；第三，意向性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又是如何工作的。
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塞尔对二元论的解决方案、功能主义的解决方案、消解论的解决方案一一作了驳斥，认为它们都不能提供正确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塞尔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我们无须考虑人的思想为何会到达太阳、月亮、凯撒和卢比肯河，因为这些问题太复杂；如果我们考虑动物为什么会感到饥饿和口渴，问题就要简单得多。塞尔认为，这时我们所说的是关于心智的生理学能力问题，它是基本的，是我们考虑饥饿、口渴、性冲动、感知和其他意向行为的基础。现在，“意向性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大脑何以会产生口渴的感觉这个问题。塞尔认为，这是因为，口渴是一种意向现象，而大脑具有处理这些意向性形式的功能。感觉口渴是有一种喝水的愿望。当2号血管收缩素到达大脑视丘下部的时候，它就会激发神经元的活动，神经元的活动最终会引起口渴的感觉，即引起一种意向的感觉。意识和意向性的基本形式是由神经行为引起的，也是由脑系统来实现的。由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机制来解释口渴的意向，同样适用于对饥饿、害怕、知觉、愿望和其他各种意向的解释。塞尔认为，一旦我们将意向性问题从抽象的精神层面放回到真实的动物生理学的具体层面，意向性问题的神秘性就被破除了。这样一来，动物何以具有意向状态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任何难解之谜。
意向性的结构和内容又是如何确定的呢？塞尔将意向性结构分为：(1)命题内容和心理模式；(2)适应方向；(3)满足条件；(4)因果自我指称性；(5)意向性网络和前意向能力背景。显然，塞尔继承与发展了他在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性研究方面的思想。前三种意向性结构是对言语行为理论和《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相关内容的继承和发展，后两种意向性结构是塞尔的新创造。在因果自我指称性方面，塞尔认为，大多数生物学上基本的意向现象都具有其满足条件的逻辑特征。例如，关于我昨天去野餐的记忆，一定是由我去野餐这件事引起的。因此，记忆的满足条件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事件，也包括该事件的发生所引起的关于该事件发生的记忆。我们可以说，记忆、意向和感觉经验统统都是因果自我指称的。但另一些意向状态却不具有因果自指性，如相信、愿望等等，塞尔将它们与具有因果自指性的意向状态区别开来。塞尔认为，每一个具有适应方向的因果自指的意向状态同时也具有因果方向。塞尔将认知和意愿两个族的因果自指性、适应方向和因果方向列表对照如下[10](p171—172)：
由此出发，塞尔发展了一种关于意向因果性的全新的理论。他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意向被满足，当且仅当意向自身成为其满足条件的其他各个方面被满足的原因。因此，如果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这个意向被满足并不是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而是这个意向引起我要举起我的手臂这个行为。
与过去在《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中所作的分析不同，在《心智》一书中，塞尔不仅对意向性继续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分析，而且将意向性研究与神经科学结合起来。下面是塞尔在《心智》一书中给出的关于意向分析的一个新的模型[10](p210—211)：
其中，顶层的结构显示行为意向引起身体运动；底层结构显示神经活动引起生理变化；两边显示神经活动与行为意向、生理变化与身体运动的关系，总之就是底层的活动引起顶层的活动。显然，这是一个由神经活动(neuronfirings)、行为意向(intention-in-action)、生理变化(physiologicalchanges)、身体运动(bodilymovement)构成的综合模型，其关系是因果链关系，用符号表示，读为“引起”。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型表示为：
塞尔认为，这个模型在教育法上是有用的，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似乎意向在神经之上，宛如糖霜在蛋糕之上一样。塞尔认为下面的图示也许更恰当[11](p211)。其中，小圆圈代表神经元，阴影代表分布在神经元系统中的意识状态。意向是整个系统的功能而不仅仅是在系统的上部。
三、几点重要结论
我们以著名语言和心智哲学家塞尔为例，分析了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的发展，从中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1.20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体现了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路径，塞尔是这一发展路径的典型代表。
过去的一个世纪，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有一条明显的发展路线，这就是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路线。这条发展路线在塞尔哲学中得到了印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塞尔的主要工作是言语行为理论。70年代末，认知科学在美国建立，作为斯隆基金的主要资助对象和认知科学最早的发起单位，塞尔所在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1984年成立了认知科学研究的oru，塞尔是其中的重要成员。1983年，《意向性：心智哲学论集》一书问世，是他从语言哲学过渡到心智哲学的桥梁和标志。此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向意向性和心智研究，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包括《心智、大脑和科学》(1984)、《心智的重新发现》(1992)、《意识之谜》(1997)、《心智、语言和社会：现实世界的哲学》(1998)、《行为中的理性》(2001)、《意识和语言》(2002)、《心智：简明的导论》(2004)等。在塞尔看来，语言哲学是心智哲学的一部分，语言哲学最终一定会导向心智哲学。塞尔说：
我认为我们已经从以语言哲学为研究中心转移到以心智哲学为研究中心。发生这种转向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是，在语言哲学中正在发生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而当我们对大脑如何工作有更多的发现，以及当我们对语言和意识的诸多问题做了透彻的研究时，在心智哲学中也有大量激动人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心智哲学已经转移到了前台。我认为，我们业已从语言转到心智最简明的原因就是，语言的最重要的性质是基于心智的，因此，意义和意向性是先于语言的心理能力，在我们能够阐明语言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将先于语言的心理能力搞清楚。语言依赖于心智，甚于心智依赖于语言[3]。
2.心智哲学与过去的哲学理论包括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有本质区别。心智哲学是认知科学的哲学，也就是在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脑和神经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建构的哲学理论。
古代哲学是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近代哲学是认知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是主体的认知能力问题；20世纪以英、美为主流的现代哲学是分析哲学，它将哲学的关注点转向主客体之间的中介——语言。这种“语言转向”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以前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早期分析哲学，它以形式语言为哲学分析的基础，以形式语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数学逻辑为哲学分析的工具；后一时期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乔姆斯基、塞尔等一大批语言哲学家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它将哲学的基础重新转向自然语言，以在经典逻辑的扩充和变异的基础上建立的哲学逻辑、语言逻辑、人工智能的逻辑为哲学分析的工具。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的高级发展阶段。
心智哲学继承了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全部发展的积极成果，特别是与20世纪以来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一脉相承。例如，心智哲学同样认为哲学分析是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心智哲学不仅注重对形式语言的分析，而且更加注重对自然语言的分析。在语言哲学的三分框架中，心智哲学不仅注重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而且更加注重语言分析中人的因素和身心关系的分析，即语用学的分析。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中，单纯的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分析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而先天语言能力、内在语言、普遍语法、唯理主义和心理主义这些理论由于将语言分析与心智相结合，它们已经属于心智哲学的范畴。在塞尔的语义学理论中，意向性是理解语言意义的重要因素，而意向性是意识的反映，是与个人的心智相关的。意义的客观性不复存在，任何意义都是主观的建构，都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在语用学方面，奥斯汀、塞尔建立和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基础理论及核心，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的意义是与说话者、听话者、时间、地点和语境这五大要素密切相关的，人的因素第一次进入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范畴，从而也就进入哲学分析的范畴。从以上发展可以看出，心智哲学最初是孕育于语言哲学母体中的一个婴儿，两者是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心智哲学已经逐渐脱离语言哲学的母体而诞生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并发展壮大，逐步转移到了以英、美为主流的西方哲学的前台。
心智哲学与过去各种哲学理论的本质区别是：不论是在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基础和逻辑方法上，心智哲学处处都将哲学问题与人的身体、心智联系起来，哲学不再是一种脱离人的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是与人的身体构造、生理结构、心理结构、心智状况密切相关的理论，是“体验哲学”[12]。莱考夫(g.lakoff)和约翰逊(markjohnson)在《体验哲学——涉身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中，一开始就提出三个重要的命题：心智与生俱来是被体验的；思维通常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多数是隐喻的。莱考夫说：“这是认知科学的三个重大发现。两千多年以来，哲学家关于理智的性质的思考已经完结。由于这些发现，哲学决不可能再与过去一样了。”[13](p3)莱考夫说：
理智不可能如传统哲学所广泛接受的那样是与身体无关的，而是来源于大脑、身体和涉身的经验。……
理智是进化的，抽象的理智基于“低等”动物所具有的感知的和原始的推理形式。……
理智不是超验意义上“普遍的”，即它不是一种普遍结构。如果说它是普遍的，仅仅是指它是所有人类共同具有的普遍能力。……
理智不是完全理智性的，它大多数是无意识的。
理智不是纯粹字面儿上的，它大部分是隐喻的和想象的。
理智不是与情感无关的，而是涉及情感的[13](p4)。
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灵与肉完全分离的笛卡儿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按照普遍理性的律令而具备道德行为的康德哲学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仅仅依靠内省而具备完全了解自身心智的现象主义意义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功利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乔姆斯基语言学意义上的人、后结构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计算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以及分析哲学意义上的人统统都不存在。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下，哲学已经进入一个与人相关、与人的身体、大脑和心智紧密相关的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心智哲学的发展阶段。
3.基于经验和重视个体差异性的认知科学决定了心智哲学的本质。认知科学与过去的科学理论的区别是，在学科特征上，过去的科学强调的是科学原理的一般性，数学和逻辑的定理、物理学的公式、化学结构等，它们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知科学却强调特殊性与个体差异性，曹雪芹之所以成为曹雪芹，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爱因斯坦，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在基因表达上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为什么会是不同的个体？这些都是认知科学所要关注的问题。
在学科目标上,20世纪的科学要上天入地，人类不仅要遨游太空，还要潜入深海；人类不仅要释放核能，还要创造生命——这些都是20世纪科学所要解决并且已经解决的问题。21世纪的认知科学所要关心的却是人自身。人类要搞清楚自己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脑如何产生心智，这就是脑科学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要了解人类所特有的符号语言与脑和认知的关系，这是认知语言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想知道心理与认知的关系，如感知和注意、模式识别、学习、记忆、知识表征、推理与问题解决、情感与认知等，这是认知心理学所关注的问题；认知人类学要解决由人类文化发展和人类进化过程所决定的与人类种群特征有关的认知问题，如符号的起源、语言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文化的进化、文化的适应性和不适应性、文化与基因的双重进化等；认知计算机科学即人工智能要解决机器智能的问题，如人工智能的标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机器的感觉和知觉、机器人和智能体等。心智哲学要解决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心身(mindandbody)问题、人类的意识之谜、意向性问题、心理因果性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无意识行为的问题、感知问题、自我问题等。因此，心智哲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
在科学与人的关系上，过去的科学理论标榜自己的客观性，排斥一切与人相关的因素，试图创建一种绝对的知识体系和以真假来判定的真理标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和数个世纪，甚至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中，人类寻求的科学原理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普适的知识。科学来源于实践，它的理论又超越于实践而凌驾于实践之上。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宗教。与此不同，认知科学不假设过去的科学理论所肯定的这些前提，而把科学理论看作是人的创造与建构。
4.由于对心智和脑的研究，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许多学科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认知科学对21世纪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推进作用：
首先，形成nbic聚合技术，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2000年，人类进入新世纪之初，由美国近八十名科学家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将新世纪的带头学科确定为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science)，合称为nbic，亦称为聚合技术(convergingtechnology)。该研究报告指出：“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与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知识。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会)的技术综合可能成为人类伟大变革的推进器。”[14](p102)
这份重要的研究报告还指出，在nbic四大科学技术中，认知科学是先导：
我们看到，聚合技术的协调综合以认知科学为先导。因为一旦我们能够以如何(how)、为何(why)、何处(where)、何时(when)这四个层次上理解思维，我们就可以用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来建造它，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来实现它，最后，我们就能够用信息技术来操纵和控制它，使它工作[14](p281)。
其次，在认知科学的学科框架内，促进六个相关学科的发展。认知科学由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六大学科所支撑，在这个框架内，已经形成心智哲学、认知心理学、语言与认知、认知人类学、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等六个新兴学科，它们被称为认知科学的核心学科。(1)心智哲学研究与人类心智相关的哲学问题。哲学与心智相关的三个经典的问题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心智的结构和知识；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与认知科学相关的其他哲学问题和领域还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哲学和自然转向；科学哲学；认知科学中的心智；民族心理学问题；意向性和心理内容；逻辑与心智科学；哲学与生理学，等等。(2)认知心理学是与信息处理相关的心理学，它涉及感觉的输入和生理运动的输出。鸟类和哺乳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尤其是大猩猩和人)都具有最复杂的智能形式，需要建立理论来处理它们的思维机制和内在经验。认知心理学所关注的问题有情感、感知、注意、记忆、决策和问题解决、语言和交际、认知发展和认知结构、学习、智力等。(3)认知神经科学也是关于信息处理的科学，它涉及的问题有如何获得信息(感觉)；如何建立解释、确定意义(感知和认识)；信息的存储和修改(学习和记忆)；沉思(思维和意识)、预测未来的环境状态和行为结果(决策)、指导行为(神经动力控制)以及语言交际，等等。(4)人工智能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关于智能机器创造的工程学科；另一种是关于人类智能的计算机建模的经验学科。在早期，这两种含义常常不加区分，现在已逐渐将它们区分开来，前者(人工智能)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后者(计算机智能)是现代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计算机智能所关注的领域和问题有机器和认知；人工智能；认知建构；知识基础系统；逻辑表达式和推理；逻辑决策；不确定信息的表达和推理；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学习；语言；视觉；机器人技术；复杂性、合理性和智能，等等。(5)认知科学的语言学重视自然语言的研究，尤其重视言语(口语)的研究。语言与认知所关注的问题有语词和意义；语言结构(语词和声音，短语结构和生成语法，词库，语言界面和语义学，意义)；语言使用(语境中的语言，变动中的语言，心智中的语言)。其他被关注的问题还有人机交互；机器的言语识别；言语合成；脑与双语学习，等等。(6)认知人类学或称文化、进化与认知不仅要研究认知的个体差异性，而且要研究认知的群体性、民族性和社会性。个体是属于群体的，个人的机体是种群的成员并享有同一基因组；生物体在本质上具有种群特征的认知能力，同时带有表面的个体差异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富有文化特征的。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社会性和文化才成为可能。认知人类学研究这些认知能力发展的个体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并对认知过程提供社会的和文化的信息。认知人类学关注人口层次的认知现象，它从三大视角来研究文化、进化与认知的关系——从比较和进化的视角来看认知；从进化和认知的视角来看文化；从生态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视角来看认知。
最后，通过多级交叉、综合与辐射，认知科学将会推动更多学科的发展。例如，通过认知科学六大基础学科和六大核心学科之间的交叉，已经形成更多的新兴学科，如控制论、神经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认知过程仿真、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人类学语言学、认知人类学、脑进化等。
实际上，认知科学对学科发展的影响远非如此，即便是传统学科，如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科学、教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认知科学，因为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都与人相关，与人的心智相关，因而与认知科学相关。可以说，在21世纪，如果不做认知科学研究，或者不与认知研究相结合，很多学科都无法深入发展。
这就是本文通过对过去的一个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和学术发展的主线“语言心智认知”的分析，所试图昭示和预测的未来发展蓝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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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本条件篇3
关键词：领导者；哲学思维；特征；作用
领导作为一门系统科学，有其内在的规律，也凝聚着哲学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得益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善于运用哲学思维，应是领导者决策的显著特点。
一、领导者的哲学思维
领导者的哲学思维，就是领导者的理论逻辑思维，是领导活动中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辨证思维活动。
（一）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的本质是辩证思维。辩证法的本意是在辩论中揭露对方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法。苏格拉底把辩证法当作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柏拉图则把辨证法看作通过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加以克服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意义上将之作为形成概念、下定义和检验定义是否正确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认定辩证法为揭露自身矛盾的思维方法，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维本质界定为在对立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辩证思维。它表现为从有限寻求无限，从暂时中寻求永恒，从相对中寻求绝对，从有条件中寻求无条件，最终形成对宇宙最高原理的把握，是在思维运动中从存在与思维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思维方法，是思维方法中的最高层次。
（二）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
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看，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如下：
1.领导要善于通过现象揭示本质，即把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坚持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即在深入实际进行调查、获取大量真实有效的感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矛盾分析和逻辑加工，实现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目的。
2.领导要善于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起来，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既善于全面地思考问题，又善于重点地对待问题；既善于研究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又善于找出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
3.领导要坚持以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为人民谋福祉为根本目的，一切思维和实践活动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原则。
4.领导要善于客观的体现矛盾的目的性即联系性。既体现矛盾的相互依存，又体现矛盾的相互贯通，不能忽视甚至割裂矛盾相互包含、相互排斥、相互转化的微妙动态关系。具体工作中，领导者首先要突破传统思维，追求内涵的创新性，根据单位的客观条件、基础和环境，客观全面分析；看到自身与他人条件的差异是基础，不迷信权威、不拘泥于传统、不盲目从众是关键。其次，领导要超越平常规矩，追求方法的非逻辑性。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超越即成现实，追求和实现理想的过程，也是一个超越常规的过程，更是领导者哲学思维价值厘定的过程。它注重事物的非逻辑的、甚至反逻辑的联系。再次，领导要能打破既定模式，追求角度的灵活性。
二、领导者的哲学思维的具体要求及特征
（一）广纳百家之长，根据情况发展对治之动。
广泛吸取哲学思维指导决策的成功经验不仅指“通古”，更蕴含着“纳今” 。以古鉴今，不仅是文化复归的期求，也是与时展相契合的。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看，近些年来，有时代主题的转化，有中心任务的转化，这些转化有效的引领了我们国家的前进和发展。实践证明，不抓住时机适时“转化”，就会贻误大局。
（二）科学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秉持逻辑正态。
正确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帮助人们科学的推断，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恩格斯说：“不应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上天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如使用演绎方法，不能只注重一般原理知识，而忽视归纳，那样就难以发现现实中的特例而犯错误。黑格尔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存在了。”[2]如领导决策如果只讲综合而没有分析，则决策方案过于笼统，缺乏现实操作性，难以实施。当然，这并不否认使用分析与综合方法时，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一定问题上，两者各要有所侧重。
（三）强调哲学思维指导领导决策的自觉性，重视实践的期求。
哲学思维与领导决策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加强接运用哲学思维的自觉性，须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认真学习和精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中的基本观点，如唯物论、联系与发展、对立与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认识与实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意识形态等，把握哲学思维的丰富内涵。其二，熟知领导学的基本理论，掌握领导决策的程序、方法、原则与特点等。其三，积极参与决策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概括、总结哲学思维运用于领导决策的经验与方法，使哲学思维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
三、领导者哲学思维的作用
（一）哲学思维是领导者制定正确决策的思想基础
调查研究是制定领导决策方案之基。首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情，包括世情、国情、党情、民情、z，才能找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其次，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客观依据，才能在多个方案中准确选优，始终坚持我们党把人民群众的情绪作为决策的第一信号，对民情的调查研究对于决策方案的选择尤为重要。再次，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把握整体上的齐全性。最后，通过调查研究还能识破假象、错觉。
客观实际是确立领导决策目标之本。决策的制定要做到“三个不能，一个必须”。“三个不能”指决策目标一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二不能从外国模式出发；三不能从本本出发。“一个必须”指决策目标的制定必须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
（二）哲学思维是领导决策成功实施的思想保证
客观规律是领导决策实施的基本前提。领导决策的实施是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受客观规律的制约。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再好的事先设计也难以为继。
根据和条件是领导决策实施的主要依据。可能性有两个基
本因素，即根据和条件。根据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条件是指与某一事物相联系的，对该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作用的各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发展的外因。可能性则是根据与条件的辩证统一，无根据就无可能性，有根据但无条件是抽象可能性，只有既有根据又有条件才是现实的可能性。离开了根据和条件就无可能性。
整体与部分相关联是领导决策实施的重要原则。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整体与部分相互依存。整体由部分组成，整体是部分的合成，离开整体，部分不存在，黑格尔说：“割下来的手不是手”。其二，整体与部分相互包含。整体包含部分，部分中也包含整体。其三，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影响整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体的功能大于或小于部分功能简单相加之和，这取决于结构是否合理；二是整体的性质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部分的有机结合。这一思想原则，是领导决策实施中需把握的重点，
（三）哲学思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对领导决策来源和决策实施的检验以是否促进社会实践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为标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离不开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详细的调研，做到透过现象，分析本质，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方针，既通观全局，又洞察细节。这是领导者的当前工作任务，也是实现我们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徐桂林等，《毛泽东的哲学思维与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j〕，河北北方学院报，2008年四月
[2]芦建英，张金萍《哲学思维方法与创新思维能力培养》〔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6月
哲学的基本条件篇4
[关键词]奥斯汀；塞尔；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3-091-3
一、语言哲学思想
西方语言哲学是西方哲学两次转向的结果。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体现了语言哲学的研究目的，即通过语言研究来澄清由于滥用语言而造成的哲学问题，通过对词语意义的研究反推出人的理性和哲学思想。奥斯汀和塞尔都是语言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学轨道上进行的，他们所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最初不是用于语用学，而是为哲学研究目的服务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受规则控制的行为，语言研究应属于行为科学。语言交流的基本的或最小的单位是被完成了的言语行为，而不是符号，语词或语句。塞尔认为，研究语词的意义在原则上和研究言语行为没有区别，它们是同一种研究。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讲话就是做事”，人们讲一句话就是在执行某种言语行为，这些言语行为遵守一定的规则，而且正是这些规则使得言语行为成为可能。
二、奥斯汀与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提出，美国哲学家塞尔（J.Searle）加以修正和发展的。奥斯汀是英国剑桥大学哲学教授，本世纪50至60年代，他在一系列的演讲与论文中，提出并逐步发展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主要著作有《如何以言行事》Howtodothingswithwords（1962），《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papers（1970）等。在《如何以言行事》这本书中，他对言语行为理论作了经典性的、系统的探讨，对后来的言语行为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语言学者，尤其是语义学者的极大关注。
奥斯汀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句子：叙述句和施为句，他认为叙述句是用来说明，报告或描写事物的句子，这类句子有真假值，如“美国在北美洲”等；陈述句是典型的叙述句，我们可以通过评判句子的真假值来判断句子是否是叙述句，从而纠正句子的描写性谬误。如果“美国在北美洲”为真，那么我们就说“美国在北美洲”正确地描写了美国在北美洲这一事实，否则就是错误的描写。奥斯汀进一步发现很多句子没有真假值。例如：一上校对士兵说：“我命令你们前进！”对这样的句子我们不能问“是真还是假”这个问题。奥斯汀认为像这样的句子，并没有描写或报道什么事实，这句话是说话者在以言行事，即在用言语做出命令这个行为，奥斯汀把这种“以言行事”的语句叫做施为句。施为句没有真假值，但有适合与不适合，愉悦与不愉悦的问题。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奥斯汀发现有些施事句和叙述句一样也有真假值，有些叙述句和施事句一样也有适合与不适合的问题。奥斯汀认识到在通常情况下，凡是说话者认真说出的话语都是在以言行事，于是他摈弃了叙述句和施事句的区别。
奥斯汀认识到我们所要阐释的唯一现象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摈弃叙述句和施事句的区分，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有了新的飞跃。奥斯汀从一个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抽象出三种行为：
a言内行为（locutionaryact）：指并不构成语言交际的“说话”行为本身。
b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指通过“说话”所实施的行为。
c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act）：指“说话”所产生的后果。
在这三种言语行为（speechacts）中，反映说话人说话意图的显然是言外行为。奥斯汀认为，言外行为所产生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force）是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能简单化约为真理或谬误的。任何句子都含有这样一个言外成分。此外，他还进一步划出了五类言语行为：
（1）裁决型（verdictives），此类言语行为用以陈述某种发现，是可以被验证的，如reckon，estimate等。
（2）行使型（exercitives），此类行为包括行使权力、权利，或施加影响等，如vote，advise等。
（3）承诺型（commissives），此类行为指说话人对未来行为的许诺和承担，如undertake，promise等。
（4）行为型（behabitives），此类行为用于表明说话人所采取的态度，如apologize，commend等。
（5）阐述型（expositives），此类行为用以说明交际的原因及论点等，如reply，argue等。
由于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奥斯汀的分类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尽管如此，奥斯汀分类的开拓性及其对后人研究的启示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所做出的贡献依然值得肯定。
三、塞尔与言语行为理论
塞尔是当代美国一位著名分析哲学家，曾于1955年-1959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分析哲学，后回国在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任哲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言语行为》（Speechacttheory）（1969），《词句和意义》（expressionandmeaning）（1979），此外，还与别人合作编写了《语言哲学》（philosophyofLanguage）（1971），和《言语行为理论与语用学》（Speechacttheoryandpragmatics）（1980）两本书。
塞尔深受奥斯汀的影响，他接受了奥斯汀的一些基本观点，但也在很多方面修正和发展了奥斯汀的理论。
塞尔在《言语行为》一书中明确指出，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个根本发生点或假设就是，所有的语言实际都与言语行为有关，言语行为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而传统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单位，即符号、词或句子作为交际单位。
塞尔认为，讲一种语言就是完成一系列的语言活动，如陈述、命令、提问、应诺等。从更抽象的角度讲，指称和述谓也是言语行为。塞尔修正了奥斯汀关于言语行为的分类。他指出，每说一个语句，其中却包含这样三种次行为：（1）说话本身构成的行为（utteranceact）；（2）指称和述谓（propositionalact）；（3）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
塞尔提出，要使任何言语行为得以成立，必须满足下面四个条件：（1）前提条件；（2）真诚条件；（3）基本条件；（4）命题内容条件。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关于言语行为的五种分类，其分别是：1描述（descriptives）；2指令（directives）；3承诺（commissives）；4表达（expressives）；5宣布（declarations）。
塞尔认为，不同的言语行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主要的几条是：
1.言语行为的目的不一样，如命令的目的是要某人做某事，而应诺的目的是说话者本人承担做某事的责任。
2.语句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标向关系不同，有些言语行为的目的是让语句适合于外部世界，另一些是让外部世界适应语句。陈述属于前一类，应诺和要求属于后一类。
3.语言者的心理状态不同。如果他是在陈述或解释某事物，他表达的是一种信念，如果他是在应诺或发誓，他表达的是一种做某事的意图；如果是命令，他是在表示某种愿望，这种说话者的心理状态实际上就是“真诚条件”。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研究言语行为，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哲学上的争论，但是他提出的言语行为分析方法及其得出的结论对语言研究也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塞尔指出，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说话者通过依靠他和听话者共有的语言或非语言的背景知识和信息，以及通过听话者合理的推理，向听话者传达比他实际说出的话更多的信息。因此，要比较科学地解释间接言语行为的直接部分，我们不但需要建立一种合适的言语行为理论，一套总的会话合作原则，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实际背景信息，以及听话者进行推断的能力。
塞尔运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来解释间接言语行为。他认为，如果一个直接的命令或请求行为需要四个条件的话，那么，间接言语行为只要再加上一个条件或步骤。这四个条件是：
（1）前提条件：听话者能做某事；
（2）真诚条件：说话者希望听话者做某事；
（3）命题内容条件：说话者预言听话者将来的某个行为；
（4）基本条件：行为符合惯例。
要构成间接言语行为，在这后面可加上：说话者可以通过询问或陈述听话者做某事的能力。间接言语行为不是一种惯用语，但里面确有一些习惯的因素在起作用。
四、言语行为理论存在的问题
从分类的系统性来看，塞尔的分类显然比奥斯汀的更为成功，但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英国语言学家利奇从根本上怀疑言语行为理论中所谓施为句的理论依据。他指出，语言中的确提供了人们对人类经验和语言行为进行分类和描述的动词，但是，这并不等于这种范畴划分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语言中的分类是纯粹人为的，出于图方便的目的。依据动词分类来划分语言行为是塞尔根据所谓的“可表达原则”，即“任何想说的都可以得到表达”的原则提出的，利奇指出，这一所谓的“可表达原则”实际上也是缺乏足够的理论根据的。所以，在言语行为分类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言语行为理论，特别是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人们在交际中为什么和如何大量使用间接言语行为，使得我们不仅了解话语的字面意义和交际的内容，还了解说话人的目的。这对外语教学及跨文化交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启示。然而，正像其他新兴学科一样，言语行为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其一，这一理论局限于人际交往的只言片语方面，这些零星的言语在不同程度上孤立于社会文化环境或社会活动之外。如果把这些言语变成话语，我们必须考虑制约言语行为的社会文化等方面；其二，尽管“问候”、“告别”、“赞赏”、“拒绝”等言语行为几乎为各种文化所共有，但由于它们各自毕竟受到本文化的制约，势必因社会文化等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总之，由于话语发生在一定数量与交往双方相关的个人、社会以及文化等因素在内的一定情景中，因此，单一化的理论、一元化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涉及社会语言学、民族交际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等研究领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话语含义。
五、总结
以上介绍的主要是两位哲学家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实际上，很多语言学家对这一理论也发表过许多见解。但总的来说，他们并没有能突破奥斯汀和塞尔所建构起来的理论框架。有人只是对某个部分提出了疑问并进行了修正，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即从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哲学意义及其在语言学中的地位和解释力等问题上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或者虽然有人指出了问题，但并没有能够提供一个新的、比较理想的选择。毫无疑问，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研究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但显然语言理论不可能完全建立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言语行为理论本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或重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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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本条件篇5
论文关键词：奥斯汀；塞尔；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20世纪60年代初由英国哲学家austin提出后，在语言学界引起了普遍关注，并在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研究核心理论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任何属于语用范畴的研究都毫不例外以“言必行”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基础。
一、语言哲学基础
西方语言哲学是西方哲学两次转向的结果．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体现了语言哲学的研究目的，即通过语言研究来澄清由于滥用语言而造成的哲学问题．通过对语词意义的研究反推出人的理性和哲思。austin和searle都是语言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学轨道上进行的，他们所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最初不是用于语用学，而是为哲学研究目的服务。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受规则控制的行为，语言研究应属为行为科学。语言交流的基本的或最小的单位是被完成了的言语行为，而不是符号、语词或语句。seade认为，研究语词的意义在原则上和研究言语行为没有区别，它们是同一种研究。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讲话就是做事”，人们讲一句话就是在执行某种言语行为，如陈述、命令、提问等，这些言语行为遵守一定的规则，而且正是这些规则使得言语行为成为可能。言语行为理论旨在揭示这类语言运用的规则.
二、austin与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最初由英国哲学家austin提出。austin是英国剑桥大学哲学教授，20世纪50—60年代。他在一系列的演讲与论文中，提出并逐步发展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其主要著作有《如何以言行事》《哲学论文集》等。
austin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句子：叙述句和施为句(或施事句)，他认为叙述句是用来说明、报告或描写事物的句子，这类句子有真假值，如“中国在亚洲”、“天在下雨”等等；陈述句是典型的叙述句，我们可以通过评判句子的真假值来判断句子是否是叙述句，从而纠正句子的描写性谬误。如果“中国在亚洲”为真，那么我们就说“中国在亚洲”正确地描写了中国在亚洲这一事实，否则就是错误的描写。austin进一步发现很多句子没有真假值。例如：一上校对士兵说：“我命令你们开火!”对这样的句子，们不能问“是真还是假”这个问题。austin认为像这样的句子，并没有描写或报道什么事实．这句话是发话者在以言行事．即在用言语做下命令这个行为austin把这种“以言行事”的语句叫做施为句。施为句没有真假值，但有适切与不适切(licityandinfelicity)、愉悦与不愉悦(happyandunhappy)的问题。例如只有奥运会主席才有权力宣布奥运会开幕或闭幕，他的宣布行为是适切的，而其他人如记者的宣布就是不适切的。austin还区分了施事动词和非施事动词、显施事句和隐施事句(explicitandprimary)。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austin发现有些施事句像叙述句一样也有真假值，有些叙述句跟施事句一样也有适切与不适切的问题。austin认识到在通常情况下，凡是说话者认真说出的话语都是在以言行事，于是他摈弃了叙述句和施事句的区别。
austin认识到我们所要阐释的唯一现象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摈弃叙述句和施事句的区分，austin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有了新的飞跃。austin从一个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抽象出三种行为：“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 “说话行为”就是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施事行为”就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即语力；“取效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austin还从说话行为中进一步抽象出另外三种行为：“发声行为”、“发音行为”和“表意行为”。ausn在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中，谈得最多的是施事行为。austin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也完全侧重于施事行为，施事行为成了言语行为的代名词。言语行为到底有多少以及言语行为的分类问题是austin关注的重点。他认为，言语行为不下于10的3次方．如此多的言语行为大致可分为五种：(1)评判行为类：对某事或行为做出判决或评价，诸如仲裁、判决、估价等；(2)施权行为类：实施权力、影响等，诸如任命、选举、命令、敦促等；(3)承诺行为类：承担义务、履行允诺，诸如答应、许诺等；(4)表态行为类：表明态度、褒贬等，诸如道歉、赞扬、祝贺、憎恶等；(5)论理行为类：在辩论或会话中作辩白、说理、让步等。虽然austin本人对他的分类不太满意。但他并没有做出比这更满意的分类。他的言语行为分类被他的学生searle继承并加以发展。
三、searie与言语行为理论
seai1e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分析哲学家，他深受austin影响，并在很多方面修正和发展了austin的理论。他主要修正了austin关于言语行为的分类。searle认为，austin的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把施事行为的分类等同于施事动词的分类，而且类的内部内容杂而乱。他认为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应包括四种行为，即发话行为、命题内容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seade提出的命题内容行为的概念为弥补austjn理论中的缺陷提供了合理的解决办法。
(一)sear1e与言语行为分类
searle认为。似乎无限的言语行为可以确定为有限的范畴．但确定言语行为种类的前提是首先区分话语的命题内容和言外之力之间的差别。他认为任何施事行为都包括内容和言外之力(交际意图)两个成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施事行为之间的差别，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言语行为的分类的标准。sear1e阐述了不同类型的施事行为之间至少存在着12个方面的差别．并从中提取出了三条作为主要的主要原则和标准，即施事的目的、适从向(directionof和心理状态，再加上命题内容，这样就确立了施事行为分类的四条标准：话语的目的(基本条件
断言行为：基本条件是说话人保证命题的真实性，真诚条件是说话人相信所陈述的命题为真，适从向是说话人尽力使语词与世界相符。例如：使用state，affirm，claim，deny，report，conclude等动词。
指令行为：基本条件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做某事，真诚条件是说话人要听话人采取某行动．适从向是说话人尽力使世界与语词相符，命题条件是在将来采取行动。例如：使用order，request，demand，ask，insist等动词。
承诺行为：基本条件是说话人队将来某行动做出承诺．真诚条件是说话人打算采取行动，适从向是说话人尽力使世界与语词相符，命题条件是在将来采取行动。例如：使用promise，swear ,pledge，offer等动词。
表情行为：基本条件是说话人表达某种心理状态，真诚条件是反映出听话人的态度，适从向不存在，命题条件是对某种事态的描写。例如：使用thank，印0logize，congratulate，we1．come，dedlore等动词。
宣告行为：基本条件是说话人想改变某一对象或情形的外部条件，真诚条件是不表达任何心理状态，适从向是双向的，不存在命题条件。例如：使用name，resign，d ne，declare，nominate等动词。
从分类的系统性来看。sear1e的分类显然比austin的更为成功，但他的分类同样遭到其他学者的批评。英国语言学家kech从根本上怀疑言语行为理论中所谓施事句的理论依据，认为语言中的分类纯粹是人为的，所谓的“可表达性原则”，实际上是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的。
(二)searie与间接言语行为
searle于1975年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的概念，解释言外之力和句子形式或规约用法之间的关系．以及言外之力和说话双方共有知识、会话原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到的解释方法，从而弥补了他早期经典理论的不足。
seade指出．实施言语行为最简单的方式是说话人说出一句话，确切地表达出这句话的字面意义。这种情况下，字面意义和说话意图相吻合．也就是句子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可称作为直接言语行为(djrectspeechact)。但更多的时候。人们是通过间接的表达方式实现说话的意图，也可以说句子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间接的关系，这就是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speechact)。用于实施间接言语行为的语句具有两种语力：字面之力(1itemlforce)和言外之力。间接言语行为是一种以言行事通过另一种以言行事的表达方式间接地实现的。
searle把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conventiona)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unconventional)间接言语行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时通过使用一定的规约手段来实现的，依据施事行为的地构成规则即合适条件可给以解释．听话人是根据语句的字面之力，按照使用的规约习惯推断出言外之力或说话人的交际意图。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没有明显的句法标记，要给以充分地解释，听话人必须联系语境依据说话双方共有的知识、寿语行为理论和某些会话原则才能推断出言外之力或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例如：
a：let’sgotothemovietonight．
b：lhavet0studyf0ranexam．
但靠字面意义和言语行为的构成规则．a无法从b所说的：面意义中推断出表示“拒绝”的言外之力。sear1e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话语意义的关系问题，揭示了语句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多元关系。searle把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应用到“小说语篇”、“隐语”、“字面意义”等问题，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哲学的基本条件篇6
关键词:经典相对论;宇宙学;量子引力;概念解释;形而上学
正如巴特菲尔德和厄尔曼编撰的《物理学哲学》一书所言，近半个世纪以来，物理学哲学充满活力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是与所分析的科学哲学的形成期相关，第二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物理学自身的研究有关。也正因此，在物理学哲学发展的进程中，其研究的论题和研究方法也随着科学哲学和物理学自身的论题和方法进行着改变。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物理学哲学曾经关注经验物理学领域，物理学哲学的探讨与对客观性、真理性以及科学合理性的辩护分不开。而在当前宇宙学、量子引力发展的前沿时刻，《物理学哲学》一书体现了当代物理学哲学研究的新特点。本书与以往物理学哲学书籍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以往物理学哲学著作往往重点讨论统计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领域:“这些支柱的结合”———量子引力，并运用决定论和对称性这两个“能架起联结物理学理论间(甚至三大支柱间)鸿沟的桥梁”的主题，把最终的讨论由具体引向一般，从而让我们看到两个结论:第一，物理学哲学和物理学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第二，物理学概念的复杂化，想要借由物理学去丰富哲学，并非容易。本文主要就书中的“经典相对论”、“宇宙学中的哲学问题”和“量子引力”等内容进行分析，指出它们所揭示的物理学概念解释的新特征以及物理学理论理解的新特征。
一相对论、宇宙学和量子引力哲学概要
巴特菲尔德在引言中指出，数学的相对论者在不断深化我们对广义相对论基础的理解。大卫•马拉蒙特的“经典相对论”［1］一文就明显具有这样的特点，并不讨论经典相对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实验依据，而是以微分几何的语言，从概念和形式化的角度对相对论的结构以及相对论引发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首先从描述相对时空的结构开始，相对论的弯曲时空是一类几何模型(m，gab)表示的相对时空，其中m为一个平滑的连续的四维流形，gab是m中的一个平滑的半黎曼度规。其中每个模型都代表一个与理论的约束条件相容的可能世界。m可以解释为世界中点事件的流形，而gab的解释则关乎四个物理学解释性原理，由点粒子和光线的行为决定，由此把引力和时空几何效应等同起来。当粒子只受到引力作用时，它的轨迹为弯曲时空的测地线。而任何质量粒子的加速度即偏离测地线的轨迹，由引力以外的力决定。马拉蒙特详细地描述了gab的解释性原理和限定条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本征时间、某一点的空间时间分解及粒子动力学、物质场、爱因斯坦方程、类时曲线的汇与“公共空间”、基灵场与守恒量等内容。经典相对论中所有发生的事件都可以用物质场F表示，为时空流形m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平滑张量或旋量，满足包含gab的场方程。tab为与F相关的能量－动量场，时空的弯曲受物质分布的影响，任意区域的时空度规和物质场会发生动力学相互作用，遵循爱因斯坦方程。在专题讨论部分，关于闵可夫斯基时空中的相对同时性的地位，试图还原爱因斯坦定义同时性对标准关系选择的特定背景;关于牛顿引力理论的几何化，将引力化的牛顿理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进行了结构上的对比;关于时空的整体“因果结构”，关注了什么程度上时空的整体几何结构能够从其“因果结构”中得到。“宇宙哲学中的问题”［2］的作者是乔治•F．R．埃利斯。宇宙学哲学的部分在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一方面，宇宙学哲学的研究基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引力理论时空曲率和宇宙的演化由物质决定的思想，用广义相对论描述宇宙远古时期之后的演化;另一方面，由于在黑洞以及宇宙大爆炸初期物质高密度状态下无法忽略引力问题，因而无法避免引力理论。总的来说，整篇文章把当代宇宙学看作是观测宇宙学、物理宇宙学、天文宇宙学与各种形式的量子宇宙学共生共长、互惠互补的综合理论系统，想要给出一个“描绘真实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理论”。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宇宙学概论，包括基本理论、热大爆炸、宇宙观测、因果和可视世界、理论的发展、暴胀、极早期宇宙、一致性模型等内容，并澄清了关于宇宙暴胀和超光速等问题的一些误解。在埃利斯看来，“宇宙学正在由一种猜测性的事业向真正的科学转变，这不仅带来了与科学革命相近的多种哲学问题，也使得其他哲学问题更加紧迫，例如关于宇宙学中的说明和方法等问题。”因此文章第二部分进行的问题讨论围绕这些说明和方法问题展开，讨论了宇宙的唯一性、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巨大尺度、早期宇宙中的无约束能量、宇宙起源的解释问题、作为背景存在的宇宙、宇宙学明确的哲学基础、有关人类的问题:生命的精细调节、多元宇宙存在的可能性和存在的本质等九大问题。在此过程中，埃利斯提出了34个论点，关涉到这9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包括人择原理和多重宇宙存在的可能性等。这些论述关乎几何学、物理学和哲学，它们构成了宇宙学面面临的哲学问题的环境及其与局域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埃利斯期望通过这一系列讨论改变人们认为宇宙学只不过是确定一些物理参数的简单看法。“量子引力”［3］一文的作者是卡罗尔•罗韦利，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量子引力的研究方法，包括早期的历史和方向、目前的主要尝试性理论等。量子引力的早期思想可以概括为“用一个理论来描述引力的量子特性”。期间出现的第一种方法是罗森菲尔德等人的“协变化”方法，通过引入一个虚构的“平坦空间”来考虑周围度规的微小涨落，并且运用电磁场中的方法来对这些波进行量子化;第二种是伯格曼等人的“正则化”方法，研究和量子化整个广义相对论的哈密顿函数，而不只是量子化其围绕平坦空间的线性化函数;第三种是米斯纳等人的路径积分方法。目前主要的尝试性理论主要介绍了基于协变化方法发展起来的弦理论和基于正则化方法发展起来的圈量子引力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第二，关于量子引力研究方法论问题。指出量子引力研究的理由包括经验数据的缺乏和对引力是否应当量子化的思索。分析了当前量子引力研究中的各种态度以及科学知识的累积性和科学哲学的影响。第三，空间和时间的本质，包括广义相对论的物理意义、背景无关性、时间的本质等。第四，与其他未决问题之间的关系，包括统一、量子引力学的解释宇宙学常数、量子宇宙学等等。这些章节的详细内容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想要做的，是分析作者的研究方式所代表的当代物理学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的转变。本书的研究方式明显地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关乎物理学概念的解释:物理学的概念解释脱离不开数学形式化下的整体系统;第二个特征关乎新的物理学理论的理解:在理论的发展中处处显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交织统一。这两个特征与这些物理学研究领域实验检验的缺乏以及理论构造的特征密切相关。
二物理学概念解释的新特征:数学形式化整体系统中的关联解释
巴特菲尔德相信当前基本物理学中的基础问题会为物理学哲学提供从最为有趣且最为重要的问题，而我们关注的是本书处理这些基础问题的方式。虽然从章节上来看，物理哲学的论题被划分为若干个领域，但从内容上，完全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站在当代数学物理学发展的高度用整体微分几何等数学语言对物理学系统进行重新形式化和解释，每一章节的紧密联系使得物理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得以呈现。其中对每一个物理概念解释的细节，正是物理学哲学追求的基础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概念解释居于本书的核心地位，物理学哲学解释问题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处理当代物理学中的概念和解释问题。
(一)物理学概念的解释: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
物理学的发展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其途径就是物理学概念的解释。经典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曾极大地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它们在经验上的有效性曾经强化过我们对科学理论客观性和真理性的观点，也曾让很多物理学家追求理论的实用性而认为有些基础性的问题毫无意义。但当前宇宙学和量子引力理论的提出，使人们重新注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不相容性的时候，从广义相对论以来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和哲学问题得以重新复兴。相对论为我们宇宙的时空结构确定了一类几何模型，其中每个模型都代表了一个与理论的约束条件相融的可能世界或区域。而我们对时空的理解涉及整体时空结构和爱因斯坦方程的约束条件等等。宇宙学和量子引力的研究则让我们明白，改变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的广义相对论是在可以忽略引力的量子特性时对引力进行描述的场理论，那么真正的空间和时间的本质又是如何呢?我们对宇宙起源的理解绕不开量子引力方法的尝试，但这种尝试要受到很多约束，比如成熟量子引力理论的缺乏、量子力学基础问题，比如测量问题、波函数的塌缩问题等。现在人们期望得到的成功量子引力的路径基于目前理论的发展，比如惠勒－德维特方程和宇宙波函数思想、来自弦论思想的高维时空方法，或者圈量子引力的应用等。但这些问题是否能真正解决宇宙起源的问题却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比如维兰金的创生虚无的真理论的理解要依赖于量子场论的精致框架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等很多结构，而这些基础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可以说，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就在于我们用于理解它的那些概念的意义。
(二)概念解释的新特点:数学形式化下整体系统中的关联解释
巴特菲尔德在经典力学的辛约化中指出，经典力学的核心理论原理已经被欧拉、拉格朗日、哈密顿和雅可比等改写，“我们已经认不出来了，因此对它们的哲学反思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引入辛几何、李代数等语言对理论进行形式化，旨在利用辛约化理论使连续对称和守恒量之间产生联系的特征，从理论结构上显现经典力学与量子物理学的联系，这是运用数学形式化系统展现物理学理论的对称性本质。相对论、宇宙学和量子引力哲学部分，情况也是如此。整本书是站在当代数学发展的高度，运用拓扑学、群理论和微分几何等重新形式化物理学的整个体系，并对其概念进行剖析的一个过程。而对基本问题的理解，则建立在概念剖析的基础之上。在这些文章中，理论发展的历史状况和实验成果，只是系统阐释整个理论概念和解释的背景而已。作者们的重点则放在用数学领域的发展和物理学理论形式化的诉求，促进对物理学理论结构的探索，进而把论题转化为对其哲学问题的探讨。理论的形式化体系、概念结构和物理学解释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在牛顿引力的几何化中，也是站在当代物理学和数学发展的高度，重新形式化作为相对论弱场近似的牛顿理论，得到与广义相对论类似的数学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好地发现两个理论在何种条件和何种程度上是相符的，又在何种条件和何种程度上是区别的。在这个形式化的整体系统中，对于物理概念的解释不再是孤立的解释，而是站在理论的数学结构的高度，成为一个整体系统中的关联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物理学哲学中语义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因为没有完全独立的概念，物理学的概念定义之间互相依赖，只有在一个系统的语义结构中才能理解概念的意义。如普斯洛斯在这套爱思唯尔哲学手册的《一般科学哲学》一书中所言:“理论解释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嵌入到同类概念的框架中，并尝试着解开它们的相互关联。”［4］
(三)旧概念重新解释的意义:还原理论创立过
程中概念选择的特定背景在物理学的发展中，每一次理论创新和进步都伴随着新概念的提出或旧概念的重新解释，站在理论发展的角度考虑，这样的解释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物理学理论的提出、发展和变迁的合理性。比如蒙特在经典相对论一文中对闵可夫斯基时空环境下相对同时性关系的重新考虑。蒙特指出，当相对于一个四维速度矢量将一点上的矢量分解为“时间”和“空间”分量进行讨论时，我们理所当然地相信包含正交性的相对同时性的标准认同。在解释这种认同的理由时，根据方便在闵可夫斯基时空结构即狭义相对论体系下进行分析。他援引霍华德•斯坦的论述，指出采用相对同时性的标准(ε=1/2)的惯例是需要特定背景的。在他们看来，爱因斯坦是为了解决我们无法检测到地球相对于以太的运动而采取的解决方案，以一种特定的方式(ε=1/2)来思考同时性，但如果并非从爱因斯坦最初的思路来考虑，而是从一个成功理论的高度来理解它，把相对论视为是针对时空结构不变性的论述时，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爱因斯坦对同时性做出的“定义”中挑选出来的这种标准关系的实质，它可能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理论选择的特定需要，还原这个过程，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理论和概念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新理论的概念澄清:科学进步的必然现象
物理学史上每一个新理论的诞生都会引起旧的概念的澄清，量子引力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量子引力是对空间和时间本质的探索，它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关于时间、空间、“在某处”、运动和因果观测者的地位等很多问题。作为试图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结合的理论，我们需要以历史的眼光重新追问。我们都知道，广义相对论改变了我们对牛顿独立于物质运动的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量子力学则用我们关于运动的一般性理论替代了经典力学，并改变了物质、场和因果性的观念。但量子力学的外在时间变量和量子场论静止的背景时空都是和广义相对论不相容的。而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场被假设为一个经典决定论的动力学场，无法处理小尺度引力的量子特性。因此，想要把二者进行结合的量子引力就遇到了困难。正因为如此，罗韦利直言尽管基础物理学在经验上有效，但它正处于一种深刻的概念混乱的状态。虽然20世纪后半叶，物理学注重实用而忽略了这些基本问题，但量子引力告诉我们这些基本问题必须得到新的答案。但问题的澄清并没有一条唯一明确的路可以走，超弦理论和圈量子引力在假设、成就、具体结果以及概念框架上都有着显著的不同，但它们都有自己的代价，弦理论的思想基础是为了消除广义相对论的微扰量子化的困难，保留了量子场论的基本概念结构，其代价之一是放弃广义相对论的广义协变性。圈量子引力植根于描述广义相对论的协变性，但它的代价是忽略了理论的不完备性，放弃了幺正性、时间演化、基本层次上的庞加莱不变性以及物理学对象是在空间中局域化的且在时空中演化的概念。可以看出的是，新理论澄清概念的过程是科学理论进步的必然现象，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分析在描述世界结构时所产生的概念上的困难来对以往科学的研究框架予以质疑或辩护，这涉及的是对世界本质更深刻的哲学和形而上的思考。
三物理学理解的新特征: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交织统一
哲学的基本条件篇7
论文关键词刑法因果关系判断路径
一、刑法因果关系中几种主要的学说概要
目前刑法学界有关因果关系的主要学说有条件说、原因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其中条件说认为，理论上所有存在的条件关系都可以成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虽然该学说也对条件关系的形成有所限制，但还是有牵连太广的弊端，因而在刑法判断中遭到摒弃。原因说也被称之为限制条件说，对条件说的因果关系加以限制，缩小了因果关系的外延，但这一学说在认定因果关系上过于随意，也被大陆法系刑法所不容。
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相当因果关系说。这种学说根据因果关系的情况又可以分为客观说、主观说和折中说。客观说认为，某一行为发生的所以状况以及理论上可被预知的后果应当作为相当性判断的基础，刑法因果关系应有法官根据上述标准作出客观的判定。主观说则主张以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能够预见的状况为相当性判断的标准。由此可见，主观说的判断标准似乎过于狭隘。折中说在理论上杂糅了客观说和主观说的一些观点，但其强调，社会普通人无法预见，而行为人预见到的状况，也应当作为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折中说在理论上是比较靠近主观说的。
刑法学因果关系理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陆法系发展演变出“客观归责理论”，在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客观归责理论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从行为人所实施行为是否存在法律所禁止的危险来判断行为与结果是否存在关联；其次，继续推论行为人的危险行为是否造成结果；最后是判断因果关系的几大构成因素是否属于有效范畴之内。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受前苏联刑法学说影响，在刑法判断上主要围绕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进行讨论。前者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倾向于危险行为只有在社会普通人可以预见的情况下产生危害结果才能构成；后者则认为一种行为在其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当中，偶然地介入其他因素，从而形成了危害后果，事先的行为与事后的结果只是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这两种学说过于理论化，在司法实践中实施起来很难把握好分寸，所以在刑法理论中逐渐被淘汰。
二、因果关系学说的启示
1.刑法判断中的因果关系学说在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司法体制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学说，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每一学说都坚持各自的判断标准，判断因果关系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在诸多学说之中，没有哪一学说是完美的，每一种学说在诞生之初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过抨击，在指导司法实践上不同的学说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实践证明，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刑法学界取得了更多认可，在刑法判断上被广泛适用；原因说在实践中难以实施逐渐被学界所抛弃。所以说，司法实践是检验众多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唯一标准。唯有通过实践证明了的理论才会长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2.在对刑法因果关系相关理论进行研究时，我们始终无法绕开哲学与逻辑学的影响。黑格尔的因果观念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条件和因果的关系；德国逻辑学家冯·克里斯在1889年发表《可能性的概念及其对于刑法的意义》一文，将逻辑概念引入刑法判断领域，并首次使用了“相当因果关系”这一概念。由此可见，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溯源于哲学与逻辑学的因果规律是无可争辩的。
3.现存的因果关系理论学说在司法实践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适用。在普通法律案件的处理中，不同学说之间的差异和法律实践中的优劣并不明显。但对于一些特殊案件的处理上，各种学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争议。实践证明，对于每一例具体的案件，不同理论学说都存在明显的优劣。不同学说之间既有存在争议的时候，也有在同一案件中思路比较接近，相互印证的时候。在有些特殊案件中，一些理论在实践中即使存在冲突的，也是可以共存的。“一流的智力就是这种努力：同时拥有两种相反的概念，以维持期间的平衡。”
三、有关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方法的探讨
1.我国法学理论继承了前苏联的法学思想，倾向于大陆法系。所以在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时要以条件说为逻辑基础。因果关系理论的争论焦点在于处理特殊案件时没有先例可供参考，所以拥有哲学理论支持的条件说受到学界青睐。另外其符合逻辑性也填补缺少实践经验的不足。条件说根据社会一般人基本的思维常识来看待因果关系，坚持以日常生活中的常规规律为指导来判断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说中，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将条件说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基础。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内容使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更为简单。行为人的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成为唯一的刑法判断关系。《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按照这条规定，即使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只要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也不得判其有罪，否则便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而将法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适当的出罪同样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2.我们在对众多刑事案例进行法理分析时，应该基于哲学、逻辑学考察刑法因果关系。这时，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结果都不是由单独的原因引起的，每一个结果的产生往往是诸多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所导致的。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之中，既有人为的主观行为，也有环境客观条件或者自然现象等等。单独考虑行为因素，也存在很多复杂原因。造成结果的行为可能不止一个，这些行为又可以分为若干种类。之所以要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合理判断，就是要在造成犯罪结果的众多因素中找到影响定罪量刑判决的因素，从而发现犯罪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单纯地依据条件说进行判断，离开罪刑法定原则的有利支撑，我们的判断就掉入了哲学逻辑的怪圈。单纯地适用条件关系的“排除法”进行判断，在具体的案件操作中很难全部实现，因为运用“排除法”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知道这些条件如何作为原因而发挥，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说在司法实践中根本难以实行。
根据上述原因，我们可以意识到，在条件判断的基础上，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进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显然比单纯依据条件说进行刑法判断更为科学合理。但百密一疏的是，这样做也有将合法行为划归犯罪的可能性。看来，没有那一种理论可以做到至善至美。为了防止这一可能的发生，我国法学界提倡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法学理论尚待提高的司法环境下，依靠法官的谨慎入微来弥补理论的不足。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未尝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3.选择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作为刑法上因果关系判断核心的主要原因：
（1）相当因果关系说也起源于哲学逻辑理论，同样有哲学理论基础。从刑法判断的方式方法上看，相当因果关系学说仍然属于条件说的理论范畴。在继承条件说优点的同时，相当因果关系说以法的观点将因果关系限定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之内，以行为发生时普通人的预见标准为标准来判断该行为的合法性。这样的判断方式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意义的因果关系划分出明确的界限。
（2）选择客观的因果关系说使得司法实践中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时更加易于操作。理论上的分歧与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完全不同，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各种学说之间存在较大争议。休谟曾经这样说过：“一切深奥的推理都伴有一种不便，就是：它可以使论敌哑口无言，而不能使他信服，而且它需要我们作出最初发明它时所需要的那种刻苦钻研，才能使我们感知它的力量。”我们只有放下书本，抛开各种理论的教条限制，置身于法律实践之中时，我们才能充分验证各种理论的长短、优劣。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功利的、现实的因素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司法工作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案件，我们只不过进行宏观的、粗略的判断就可以解决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关于理论上的分歧并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影响法院的判决结果。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司法效率原则的要求。客观的因果关系说相对于其他学说来讲，更适合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
（3）罪刑法定原则使客观的因果关系说成为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首选。刑法中因果关系的研究更多的依赖于社会经验法则。而社会经验只是针对常规状态下的普通人而言的，对于特殊状况的具体的某一些特殊人群无效。平心而论，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也许对行为人过于苛求。但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客观代价。无论我们选择何种理论，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完美的理论只存在于空想之中，停留在书本之上，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
（4）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从理论结构上看更具开放性，容易与其他学说相结合，在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中可以起到关键的均衡作用。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概括性使它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与其他学说相冲突。这正是当前法治环境所需要的司法理论，对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处理特情况下的具体案件时，以条件关系为基础，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断为中介，以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为核心，结合其他学说进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判断，可以解决很多法律实践上难以操作的难题。
四、结语
哲学的基本条件篇8
一、哲学课堂中的“不哲学”
（一）工具性的知识：课堂内容“不哲学”
案例1“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新授课，教师以蚌埠一中挂出“祝贺我校女婿获诺贝尔化学奖”引网民吐槽为情境开展教学。其中，探究活动“联系的特性知多少”设置了以下几个探究问题来分析联系的特性：“1.‘联系’有哪些特性？2.……蚌埠一中火了？请运用联系的普遍性分析‘火’的原因。3.……有网友认为：一中在借机宣传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请用联系的客观性评价这种说法。4.……有人为他抱不平说太冤了，有人说他该得。请结合联系多样性谈谈自己的看法。5.……为避免类似宣传问题发生，请从联系条件性的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1]
案例1中，教师首先直接提问“‘联系’有哪些特性”。学生并无相应哲学基础，他们只能从教材中寻找现成的哲学结论，知道联系的特性有哪些。之后的探究活动则是要求学生运用“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条件性”等哲学知识，分析蚌埠一中“标语”事件。整堂课，学生的学习活动就是接受教材关于联系特性的知识内容，将对知识的理解运用于情境问题分析；教师的教学活动集中在指导联系特性的识记和理解运用。师生未探究为什么要研究联系的特性、为什么说联系必定具有这些特性、联系是否还有其他特性等反思性问题。教师的教学设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成了无须证明的公理，只关注具体哲学结论的理解运用，把哲学狭隘成了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等具体学科同类的工具性知识。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是对智慧的追求。冯友兰先生曾说：“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让人生发智慧，提高心灵的境界。”[2]当哲学课堂略去了对哲学智慧的追求，只探究如何将既定的哲学知识理解运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向哲学进行功利化询问、求助，哲学在工具理性的思维中就容易被异化为僵死的信条。无论教学设计如何贴近生活、课堂如何活跃，依然是一种变相的教条式教学。学生掌握了哲学知识却不能从课堂求索的内容里感受到哲学课堂的哲学境界，领会哲学的精髓。
（二）“形而下”的思考：课堂探究“不哲学”
案例2教师以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年轻人遗憾当初就业未选择电商作为教学情境开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教学。“……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他们是否有勇气加入那些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腾讯、百度、新东方……？他们为什么会后悔？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学生讨论回答：电商公司作为新生事物，在当时还很弱小不被看好；但是作为顺应社会发展的新事物，其本身符合社会进步的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最后归结到没有长远眼光，害怕风险和挑战。教师归纳：……结论：新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3]
案例2中，教师意图通过追问引导学生掌握关于新事物的哲学知识，但追问的对象仅是具体生活现象，缺乏对学生探究结论的追根究底的层层深入。学生的回答明显是现成地把教材中的新事物内涵直接套用在了电商现象上。他们事实上只在常识层面探究思考电商现象，并没有逐步深入到哲学维度求索发现新事物的哲学内涵。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哲学源于生活，不能脱离“形而下”的基础，但它并不是直接以客观世界为研究对象。哲学的追问，是对人类思想本身的再思想。因此，哲学探究问题应在追问中逐步从对现象的思考上升为对认识的反思，给学生以“形而上”的启示。如果哲学课堂的追问反思始终以具体生活现象为对象，学生只会“形而下”地思考，无法自觉地达到哲学思考的层面，感悟生活中所蕴含的哲学智慧。他们自然不能在课堂求索的维度上感受“形而上”思考的境界。
（三）简单实证的推论：课堂路径“不哲学”
案例3“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讲授，教师选择《生活与哲学》第67页中的漫画《悬挂在山崖上两个人》设计教学情境。
片段1
师a和B处于绳子的两端，……这其实表明了他们两者在状态上是对立的。他们两个人处在同一根绳子上面，……这体现了矛盾的统一。所以，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统一。……
片段2
师a和B有没有可能处于绳子的同一端？
生（略）
师这表明矛盾双方的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漫画中的a敢不敢去烧B那头的绳子？
生（略）
师可见a的存在要以B的存在为前提，这表明矛盾双方相互依赖。[4]
案例3中，教师通过分析漫画中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引导学生理解矛盾的含义及其基本属性。从他的课堂表述如“这体现了矛盾的统一。所以，矛盾就是……”“这表明矛盾双方……”“这说明矛盾双方……”可以看出教师仅通过分析一幅漫画就直接推导和论证了关于矛盾双方关系的哲学观点。探究论证过程是最能体现哲学境界的环节，教师却“不哲学”地用一个案例随意地论证矛盾观点，抹杀了哲学论证的严谨性和精妙性，使得课堂的哲学味明显弱化了。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人们需要运用抽象思维和逻辑能力，在前提正确的条件下演绎论证或在样本数量足够的基础上归纳论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得出对整个世界的某种总看法和根本观点，实现从“特殊”到“普遍”的飞跃。生活中一个个的典型案例可以启发学生思考理解哲学观点，但不足以直接推论和证明哲学观点。列宁在《辩证法的要素》中就指出，不能把“实例”当作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实例的总和“本身只是个别加个别，并不等于一般，并不能揭示规律的普遍性”[5]。用一个或几个生活案例粗浅地推论证明哲学观点的教学路径，不仅违背了哲学的本质内涵，而且把哲学探究庸俗化，降低了哲学学习的理性要求，致使学生不能在课堂求索的过程中感受到哲学课堂的哲学境界。
二、让哲学成为哲学
哲学智慧是创新的、反思的、批判的智慧。哲学课堂应引导学生进行打破常规的、批判性的求索和反思，让哲学成为哲学，真正凸显哲学境界，启迪学生智慧。
（一）在惊奇讶异中突破常规
哲学思辨起于对问题的“惊异”。亚里士多德说：“由于惊异，人们不仅现在，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就去进行哲学研究。”惊异是对人们固有认识的一种打破，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设计看似普通实则与学生已有经验相冲突，甚至相反的教学案例激发其惊异之心。当学生从习惯的思维状态中“惊醒”过来，发现原来自己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完全有另一种可能，对问题的认识不再是盲目被动地理解和掌握。他们会积极主动地打破常识思维的局限，深入哲学境界求索发现，不以平常眼光看待问题，不以平常思维考虑问题，收获哲学思考带来的不同寻常的思维果实。
例如，在“矛盾同一性”的教学时，笔者提问“世界上是否存在只有一面的事物”。学生找遍身边的物品，搜索遍自己的生活经验都没有找出“只有一面的事物”。此时，笔者让学生准备一张长条的纸，将一端翻转180度粘到另一端，做成莫比乌斯环。学生惊奇地发现，这个环的确可以讲只有一面而不是正反两面。在这种“惊讶”下，他们仔细地观察莫比乌斯环，研究它为什么会只有一面。最后发现，莫比乌斯环的正反两面实际上相互贯通的，不管哪一面都既是正面又是反面，角度变化后反面就成了正面。笔者在引导他们思考矛盾双方关系时，他们脱离了高中生常见的非此即彼的习惯思维，像看莫比乌斯环那样去审视其他各种事物。在讨论验证中，“统一体”“相互转化”等哲学层面的探究结论逐渐深入学生的思想。
（二）在辩证反思中走近真理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和追问。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以对话的方式不断地请教别人并在这种请教中诘难对方，使对方陷入矛盾，从而使对方逐渐修正意见，走近真理。教师在高中哲学课堂中可以借鉴苏格拉底的方法，一方面在学生回答中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在层层启发追问中推动他们的思考逐渐深入到哲学层面；另一方面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蕴含不合理因素的，促使他们不断辩证反思，得出更深刻准确的观点。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讲授，笔者向学生介绍了战国时期公孙龙的著名观点“白马非马”，提问“公孙龙的说法错了吗？”他们从生活经验出发很容易地就指出“白马非马”观点的错误即割裂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笔者继续向学生追问：“既然‘白马非马’这个观点是错的，白马是马，那么我们能不能说白马等同于马？公孙龙的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学生的思维顿时被激活，他们开始反思自己之前对这一观点的判断，思考公孙龙的认识进步之处。最后讨论认为，公孙龙意识到了马与白马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共性与个性的差别即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通过哲学追问，学生从另一个角度辩证地反思了自己的结论，更加全面地理解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更可贵的是，教材中没有现成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的知识内容，他们真正深入哲学维度，经历了追求智慧的求索之旅。
（三）在历史批判中感悟智慧
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则是问题史。让学生把哲学家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去思考是指导学生感受哲学境界的有效方法。哲学问题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在教学中可以指导学生全面认识哲学史上各个流派哲学家的不同思考和论证，领略哲学家们的智慧，学习借鉴他们的思维与方法。引发学生对哲学问题的积极反思，不盲目被动地接受正确的哲学观点，不简单肤浅地批判有争议和错误的哲学观点。这样，他们既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渊源，体会它较之前哲学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又能在学习过程中秉持革命批判精神辩证地认识不同哲学家的立论与论证，与哲学家心灵对话共同探讨，亲自参与哲学思想的创造，充分锻炼哲学思维，感悟哲学智慧。
以世界本原问题为例，哲学史上各流派的回答不尽相同，但很多思考都具有深刻的哲学维度和严密的哲学论证，正体现出哲学精妙和独特的境界。如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思索“如何证明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当我对一切知识都怀疑时，我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我的怀疑。既然怀疑是确定无疑的存在的，那么怀疑的主体――我自然是确定无疑的存在的，这就是“我思故我在”。虽然他属于唯心主义，但其哲学思维的深度和论证的严密性都值得学习与探究。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同样带着“如何认识证明世界”的问题辩证地认识判断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这比直接简单地告知学生唯心、唯物的区别以及各派别的典型表现等哲学知识更有利于指导他们以哲学的视野看待自己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促进哲学思维的发展和思辨能力的提高。
哲学是一门追求智慧的学问，《生活与哲学》是高中生的哲学启蒙课程，是打开学生智慧之窗。我们的哲学课堂应规避“不哲学”的教学现象，在传授哲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同时，始终不忘启迪学生的智慧，追寻哲学的境界。
参考文献：
[1]吴徐汉.“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教学设计[J].思想政治课教学，2014（12）：56-59.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0.
[3]徐其锐.“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教学设计[J].思想政治课教学，2015（1）：61-62.
哲学的基本条件篇9
在这世纪之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受到广泛的关注，许多哲学家或在会议上发言，或写作文章，来反思它的过去，考察它的现在，展望它的未来。人们发表了十分分歧的意见，其中不乏根本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几乎成了许多观点围攻的中心。那么，他们立论的根据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大致有：
1.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的确没有称自己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有的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斯大林的哲学体系，有的人承认它是恩格斯的哲学，但很多人都不承认它是马克思的哲学。那么，马克思的哲学是什么呢？有各种回答：或是实践唯物主义，或是实践哲学，或是人本主义，或是实践人本主义，或是辩证方法。现在流行着一个口号：回到马克思，或是走近马克思，其潜台词是：恩格斯以来，离马克思越来越远了。有的人说的马克思实际是青年马克思，按照这种理解，《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离他自己越来越远了。第一，西方哲学史已经有几次形态转换，而辩证唯物主义还停留在本体论形态。关于西方哲学史有几次研究对象、研究方向、表现形态的转换的观点现在颇为流行，谈的人很多，说法各异，其中比较完整的观点认为古代的哲学是本体论，近代的哲学是认识论，现代哲学是实践论，当代哲学是人学。第二，古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现当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主客统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属于主客二分。第三，古近代哲学研究实体，现当代哲学研究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属于现当代，而辩证唯物主义属于近代。第四，唯物主义见物不见人，而现当代哲学的研究对象离不开人，马克思虽然自称是唯物主义者，却不属于见物不见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转向的思想影响下，有不少人认为哲学的对象不再是无所不包的客观存在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物质世界及其一般规律，而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有的人说哲学的对象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或者说是知识，或者说是实践，或者说是人或属人世界，还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它只是唯物史观。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思维方式，它就是方法论，不是世界观。总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被取消了，这就完全与当代西方的实证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合拍了。
3.哲学不是知识，不可能成为科学，而是个性化的思想意识。这可以说是最极端的观点。大家知道，科学是有客观标准的，因而是能达到共识的，科学家有个性，他的思想无疑也有个性，但他的科学思想则具有高度共性，如果科学都个性化了，没有共性了，科学就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获得哲学史上人数最多的共识，就是因为它的科学性，如果它日益个性化，像宗教信仰那样爱信什么信什么，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被消解了。
持以上观点的学者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哲学家，有的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数十年的资深学者、教授。这种现象在贯彻“双百方针”和开展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出现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百家争鸣不等于是非不分，真假不辨。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不可不分辨清楚。
二、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
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第一创始人，如果辩证唯物主义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它就没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首先应考察一下它同马克思的关系。
1.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是怎样形成的？2.辩证唯物主义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关键问题有三：（1）马克思是否同意物质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亦即马克思讲的“唯物主义”中的“物”是否只是人类社会或实践，而不是自然物质？（2）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否只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只是头脑里的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只是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3）认识、思想是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回答是：马克思对辩证唯物主义这些基本观点都是同意的，有两种根据：
一是文本上的根据：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页上，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征，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完全是对物质世界观、自然本体论的肯定。在第77页在谈到劳动是现存世界即地球的变化的基础后，他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这是指对于最早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人们，劳动并不是现存世界的基础。后面他指出今天的地球绝大部分已为人类的实践改变过，但也承认还有些地方完全是原来的状态。显然，他决不怀疑地球本身的客观存在，地球以外的广大宇宙的优先存在。在第1卷第76页上他也明确强调了反映论的观点。与现今一些人用实践观点来否定反映论不同，马克思强调应该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由于实践而发生的变化，费尔巴哈的缺点正是他忽视反映实践引起的变化，而不在于他承认人能正确反映外部世界。马克思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此外，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这种观点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去理解。”［2］（p54）这句话往往被人们误解为否定认识的客观性，其实他只是认为它的缺点在于忽视实践，忽视认识的主体性，只是从客体方面去理解，不是说不应从客体方面去理解。他批评费尔巴哈看不见主体在客体中的作用，并不是批评他肯定反映论，肯定认识的客体性，肯定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总之，从文本上认为马克思否定物质本体论、客观辩证法和反映论，是难以成立的。
二是马恩关系上的根据。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一词，但这个称呼符合他的思想应毫无疑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即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自《反杜林论》，客观辩证法来自《自然辩证法》，反映论来自《费尔巴哈论》，这三本书内容上也有很多交叉，确切点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来自这三本书。现在的问题是，恩格斯在哲学上是不是离开了马克思？回答是否定的。由于马克思在50年代以后，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两人之间自然的分工，恩格斯承担了哲学（世界观）的研究和建设，其成果就是《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目的很明确，即建设哲学。《反杜林论》虽是一本论战性著作，同时也是一本学科建设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框架就是在这本书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与《反杜林论》都是支持的，而且很欣赏。马克思读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谈自然辩证法纲要的信的第二天回信说“非常高兴”。《反杜林论》他逐章阅读过，其中有一章是马克思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的哲学，不是由于其中句句话都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等于马克思的哲学，也不等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其基本观点是两个创始人提出来的，它是一门科学，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循其哲学思路加以建设、发展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根据不是谁说了什么，而在于其观点经受了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检验。
三、哲学的“转型”与哲学的对象
近年来关于哲学“转型”的言论颇为流行，但这种“转型”实际是哲学对象的转换，即哲学的分化，用哲学“转型”来取消世界观，是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一般说来，所谓“转型”是一个东西的表现形态转换了，但这个东西还是这个东西。如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的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但社会仍然是社会，没有变成非社会。同理，哲学转型是指哲学的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哲学仍然是哲学，没有变成非哲学。但西方哲学在形成为科学以前没有明显的对象，不是一门学科，而是多门学科的混合，古代哲学就是智慧、知识、学问，几乎包罗万象，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学问家。西方哲学史中包含着一些学科的转型，或观点的转型，如古代素朴的唯物主义转化为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又转化为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形态的互相转化。就整个哲学而言，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古代哲学形态、近代哲学形态、现代哲学形态，但其含义是十分含糊的、笼统的。前面谈到的哲学“转型”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形态的转换，实际是哲学对象的转换，确切点说，是哲学的分化过程。哲学形态的转换与哲学的分化不能混为一谈。
哲学的分化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分化，即多门学科从哲学中不断分化出来，一是哲学学科的分化，即各种部门哲学从世界观（本体论）中分化出来，这两种分化实际上也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先是自然科学，如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先后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后来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先后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这些学科分化出来以后自身又在进一步分化，这个分化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同时多种学科又在互相综合，形成许多交叉学科、横断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这个过程就是学科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多不断丰富的过程。与此同时，哲学学科也在分化，哲学学科的分化也可以说是学科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这种分化不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那样离开了哲学家的圈子，而是仍然停留在哲学家的圈子内，先是逻辑学分化出来，后来是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自然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后来更有实践哲学、文化哲学、科学哲学、人的哲学等等，今天部门哲学的品种之多更是难以计算。在有的人看来，哲学中的本体论的研究领域，即使没有被学科的分化分割殆尽，也被哲学学科的分化分割殆尽了，本体论没有必要存在了。但我认为事情正好相反，多门学科的建立，多门部门哲学的建立正好凸现了本体论存在的必要性，凸现了本体论与多门学科、多门部门哲学的区别，两种分化的结果都表明始终有一门学科没有分出去，也不可能分出去，那就是本体论——以作为整体的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即对世界的综合研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世界观或宇宙观。其实任何一门科学和部门哲学都是一种综合研究，即对该学科的对象的整体研究，为什么要取消或否定对整个存在，即对整个客观世界的整体研究呢？
从古代哲学来看，世界观的研究并不突出。古希腊哲学之始，追求现象世界后面的根据或基础一度成为热点，但是，这种追求是很笼统的，包含了多种含义。如果追求一个脱离现象世界或在现象世界以外的世界，即所谓本体世界或形而上世界，那是根本错误的。如果追求物质的结构，那是自然科学的任务，近代自然科学已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就，这个工作今天仍在继续。如果追求的是客观世界的整体图景及其一般规律，那正是世界观的任务，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以后才最终明确起来的。说本体论（世界论）在古代西方已经成为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可以的，说它就是古代哲学形态就过分了，因为古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包，政治哲学、心理学、认识论、伦理学等都曾经成为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不少百科全书式学者，如德谟克里特、亚里士多德等。至于古代中国，除了道家、《易经》，诸子百家都不大谈本体论问题。魏晋时期在佛学的影响下本体论（玄学）才成为热点。也是由于佛学和道家的影响，宋以后本体论（宋明理学）才再度成为热点。认识论在西方近代成为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是事实，但本体论的研究也是重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第一位代表康德之所以研究认识论就是为了建立他的“未来形而上学”，即本体论，但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一志愿。黑格尔继承了他的事业，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事业，其结果就是他的绝对唯心主义——一种地地道道的本体论。本体论的研究在西方何曾停止过？西方实证主义思潮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其主要特征之一，且不说他们的正面的本体论观点（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经验，就是本体论观点），他们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就是一种本体论研究。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复杂科学、系统科学就包含了对外部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属于物质本体论的范畴。实践论、人的哲学、文化哲学，还有古老的伦理学、美学、政治哲学以及其他，在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都是一些研究的重点，但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并未降低本体论的地位，更没有取代本体论的地位，相反，它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反对把哲学对象规定为作为整体的客观世界及其一般规律而主张把它规定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或认识，或实践，或思维方法，或人类社会，或人等等的观点，实际上都是取消世界观，保留某部门哲学，或者说，把哲学变为部门哲学。我认为这不是一条正确的思路。部门哲学的兴起为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发现了许多新的生长点，为哲学与基础科学搭起了一座座互相联系的桥梁，既有利于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基础科学的发展。但是，哲学，即部门哲学的核心，不是任何一门部门哲学所能取代的，因为局部，不管多么重要的局部，毕竟不能取代整体；特殊的东西，不管多么重要的特殊的东西，毕竟不能取代普遍的东西。哲学被消解了，部门哲学就失去了根基。那么，科学的世界观怎么可能呢？
这是一个大题目，这里不可能详谈，只谈一点点意见。前面已谈到，应该承认哲学是一种知识。大家都说哲学有对象，就是承认了哲学是知识，因为这里的对象就是认识的对象，认识的结果就是知识，知识是对对象的认识。既然如此，知识就有是非问题，就有正确与否的问题，当然错误的认识也是一种知识。哲学曾被说成智慧、方法、信仰而不是知识，但这些东西的基础都是知识，或者说都是由知识转化而来的。实际上从古以来，哲学家都把哲学看成知识，都要宣传自己哲学的正确性，都要求别人相信他的哲学，只是事实上没有一种哲学做到这点，像许多自然科学那样得到绝大多数专业工作者的认同。历史上惟一拥有最多信奉者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当然同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胜利有关，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就我个人的哲学观念的根本转变来说，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科学性。哲学的出现已经两千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有一种哲学得到绝大多数哲学家的认同，甚至出现企图从根本上取消它的思潮？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学科性质上的原因，即由于它太抽象（范围无限大，时间无限久，最普遍，最根本等等），真假难分，是非难辨；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即社会制度和政治立场上的原因，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剥削制度、存在着阶级对立，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就不会消失，全世界认同的哲学就不会出现。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全社会多数人认同的科学的哲学可能出现吗？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如何建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中间的意见分歧的出现有各种原因，有外部条件，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原因。外部条件有：国际形势半个世纪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双百方针”的认真贯彻，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内部原因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有若干基本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它们有：如何评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体系的是非曲直，根据什么原则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如何反映世界形势的变化？如何吸收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如何吸收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等等，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今天面临两方面的任务，一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是建构与当代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就是振兴、宏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
应该指出，各种思潮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挑战也是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极好机遇。挑战现象的出现说明哲学界不再顾虑行政干预，敢于独立思考和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就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的自由就没有学术的繁荣，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在建国后30年是有深刻教训的。不同观点决不能凭借行政干预强求一律，而只能通过对话，互相交流，自由讨论，在互相比较与互相补充中达成对客观真理的一定程度的共识。应该相信，只要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只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自由讨论，独立判断，客观真理是会为哲学家们所普通接受的；科学的为中国多数哲学家所认同的辩证唯物主义当代形态是会出现的。
但是这个任务决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也许需要几代学者的努力才能完成，那么，如何建构呢？我认为可以分为几个步骤：
1.首先讨论清楚如何建构科学体系的原则问题，特别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问题，这实即科学学与哲学学的问题。
2.根据这些原则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体系，弄清楚它的是非曲直，哪些方面应肯定和保留，哪些应该否定和抛弃，其中包括近二十年来它已经有了哪些改进，哪些还不够。
3.研究和总结20世纪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弄清楚哪些变化发展应在哲学中反映出来，如何反映出来。
4.研究和总结20世纪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中的哲学因素，并用以改进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5.研究和总结中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用其中的合理成分来改进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6.最后以集体的力量，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建构与当代形势相适应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
哲学的基本条件篇10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三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作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
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post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