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篇1
一、任继愈的哲学史观
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对象,20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见解不尽相同。侯外庐将中国哲学史理解为世界观及其学说发展演变的历史,认为哲学史研究包括三个主题: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历史观①。张岱年认为:“哲学史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②,范围包括自然观(亦可称天道观)、认识论(亦可称方法论)、伦理学(亦可称道德论)和历史观(亦可称古今观)四部分。任继愈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和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认为“哲学史是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①,而中国哲学史则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②;同时,哲学史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③。在他看来,“认识史”与“斗争史”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只是对哲学史研究对象的不同角度的表述。
首先,从认识对象的角度来说,任继愈将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视为世界观的理论形态,他说:“世界观是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哲学则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④。而世界观理论在性质上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形式上存在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主流。因此,“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就是研究在世界观方面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斗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⑤。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史“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萌芽、发展的历史”⑥。
其次,从认识主体的角度来说,任继愈将哲学史视为不断总结世界观理论知识的认识过程,他说:认识史本身是“人类长期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知识经验总结,不断提高的过程”⑦。因此,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应当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认识过程在中国发展的历史”⑧。这种认识史中包括了对立斗争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知识发展的历史。
再次,从学术研究内容的角度看,任继愈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定义为自然观、社会历史观、逻辑学和认识论(辩证法)三个主要的部分,他说:哲学“所涉及的领域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因此,哲学史讲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认识,即自然观;对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认识,即社会历史观;对思维规律的认识,即逻辑学和认识论”⑨。他认为中国哲学史要研究的不是自然和社会知识本身,而是关于这些知识的“观点的历史”⑩,反映出他对“哲学史是认识史”的深刻理解。
任继愈虽然借鉴了苏联的哲学史定义,但在中国哲学史的具体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从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两个角度揭示了哲学史的内涵,以“观点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将自然和社会知识、辩证法思想和形而上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包括了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历史观、伦理观、艺术观和逻辑学等众多方面的内容,内涵相当广泛。
二、任继愈论中国哲学史
(一)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矛盾
任继愈将哲学史的发展规律视为矛盾双方对立斗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在他看来,人类的认识史与社会历史是一致的,思维本身的发展也是一种曲线运动。他说:“哲学史就是要研究人类认识的曲线运动”,人类的认识本身“是沿着螺旋的曲线不断上升的”①。在哲学史中,作为矛盾双方的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以及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双方的矛盾斗争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他说:“在哲学史上,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无神论思想、辩证法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不同问题上揭露了科学的秘密,推动了生产的发展”②。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任继愈将中国哲学史的总规律总结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具体表现为:(1)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即哲学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哲学史本身是人类正确世界观(唯物主义)日趋完善的过程③;(2)发展道路的波浪起伏,即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在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经历了发展高潮与低潮的交替;(3)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4)发展道路的螺旋式上升④。任继愈通过这些规律的总结,试图全面揭示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内在矛盾,客观还原古代哲学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他在具体研究中不仅关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学派、宗教思想,还特别注意发掘和研究具有“异端”色彩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如王充、范缜、邓牧等人。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了侯外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影响。
(二)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阶段和时代主题
任继愈提出中国哲学史的总命题是:贯穿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规律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斗争,因此中国哲学史上各个哲学家及其流派的发展历史就是这一矛盾斗争的具体表现。他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命题:
第一阶段是中国先秦时代哲学史,时间从商周到秦统一以前,包括奴隶社会(商至春秋)和封建社会确立时期(战国)两个阶段。其核心部分是先秦诸子哲学发展史。此阶段的哲学时代主题是:如何在不与商周传统文化决裂的情况下摆脱其束缚,在哲学上反对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并为地主阶级的崛起提供思想准备。任继愈提出的重要命题有:围绕“天命观”,在诸子与商周传统思想以及诸子思想之间贯穿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诸子思想的争鸣,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历史过程的反映。
第二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史,时间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之前,具体分为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此阶段的哲学时代主题是:如何从思想上协调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与经济上的极端分散的矛盾,巩固小农经济并使其发挥最高效益。他提出的重要命题有:封建社会哲学史的主线是唯物主义哲学战胜宗教的历史;封建社会的正统儒学是宗教,儒教是以“敬天法祖”为信仰核心、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政教合一的宗教。从魏晋玄学到般若学、从隋唐佛学到宋学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其内在思想线索是从元气自然论到本体论、再到心性论的演进过程①。
第三阶段是中国近代哲学史,时间从鸦片战争到。此阶段的时代主题是:如何在传统哲学形式下反抗封建统治思想,表达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他提出的重要命题有: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反封建阶级斗争的反映,其中贯穿着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以谭嗣同、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是中国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各个时代主题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线索,贯穿其中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对立并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任继愈看来,从先秦到近代,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其发展过程和面对的课题是与社会经济及政治的需要相一致的,它们是各阶级利益要求和矛盾斗争的反映。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任继愈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学术和现实上的多重意义。从学术研究的意义来说,首先,中国哲学史研究应该总结古代哲学体系,客观还原古代哲学思想的面目。他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其他科学没有严格的界限,哲学思想经常混在自然科学、政治、文学以及其他非哲学的思想之中,以浑然一体的“经学”形式存在②。因此要对“经学”体系和宗教思想进行加工整理,按照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等主题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系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以科学态度探讨中国哲学的内涵、特点和演变历史,做到“既不失去古代哲学家本来的面目,而又能按照哲学这门科学本来的对象和范围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哲学家”③。其次,他认为在总结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哲学研究应当揭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矛盾斗争及人类唯物主义认识发展的过程。他说:“中国哲学史的任务在于揭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矛盾,揭露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并通过这些矛盾来说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逐渐成长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④。从现实意义来说,任继愈认为建国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符合无产阶级的需要,发挥现实的作用。他曾说:“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①。在任继愈看来,这种服务是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生产发展而服务,他坚决反对哲学史研究为政治权术服务,反对学者从事借古喻今的影射史学②。
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
(一)占有客观翔实的研究资料
任继愈认为占有客观翔实的研究资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础。他说:“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全面地搜集资料,去伪存真,确定时代和作者。资料根据不充分就难免陷于空谈和武断;使用错误的资料,同样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③。他认为这种“占有”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全面搜集史料,即使不能做到竭泽而渔,但基本和主要的资料不能漏掉;第二,对搜集到的史料进行科学和认真的审查和鉴别,一方面要在认真考证的基础上鉴别古代哲学著作的真伪,敢于怀疑经典,也应重视“伪书”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多位作者的哲学著作如《墨子》、《庄子》等书,要对其中的史料作分类研究,不能笼统作为一位哲学家的思想资料进行使用;第三,全面使用史料,在研究中应当完整理解史料及其所包含的意义,正视哲学家思想中的矛盾,“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历史地说明这种矛盾出现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向”④,不能为了主观需要而片面剪裁史料,这样可以避免许多因片面理解史料造成的无谓争论。
(二)辩证的逻辑分析
任继愈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概念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想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同时也就是认识论与逻辑⑤,因此这一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逻辑分析法。他在以辩证法为核心的哲学史方法论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重视概念和辩证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具体概念的学说是辨证逻辑的主要内容。因此,任继愈提出要重视概念的研究,他说:“哲学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研究人类认识的日益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要完成这一任务,特别需要用对立统一规律来研究概念的运动和发展,因为认识的成果体现在概念之中。”⑥例如,他认为五行、阴阳、气等概念对理解中国哲学史非常重要,需要考察这些概念从先秦、两汉到明清的发展与变化,以此探讨中华民族哲学认识的深化过程。他重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考察,他说:“中国哲学史如果忽略了古代的辩证法,就等于只讲了哲学史的一半。”①他对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孙子兵法》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进行了重点论述,并且总结出中国古代存在着两大辩证法系统:一是老子开创的尚柔、主静、贵无系统;一是《易传》开创的尚刚、主动、贵有系统②。实质上,对概念和辩证法研究本身就体现了任继愈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逻辑方法,这也是其辩证逻辑分析法的一部分。第二,全面和客观地研究问题。在任继愈看来,中国哲学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应该以全面的观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哲学家研究中,他提出要注意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哲学家,更全面地展示作为“中华民族认识史”的中国哲学史;在世界观研究中,他提出要综合研究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全面分析思想家世界观的产生背景。任继愈提出在研究中应当“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③,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原哲学的历史面貌。他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一方面应当具有民族特色,“不能按照西方哲学史的图式来写中国哲学史”,不能将中西方的哲学思想随意比附,“把不同时代的哲学强拉在一起机械相比,就是犯了不知类的错误。即使是时代相同或相近,中西的具体历史条件也有差异”④;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史研究虽然要使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概念诠释,但不能用现代的哲学体系比附和夸大古代的哲学思想,“不能强使古人穿上时装,……不能根据今天某种需要去塑造古代哲学家的形象”⑤。第三,用发展观研究问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从对象的相互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进行研究。任继愈将其总结为发展的观点,即将某一哲学家及其思想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中评价其地位,以及对人类认识发展的贡献。他说:“讲哲学史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观,缺少发展观,往往只看见个别哲学家的言论,而忽略了哲学家所起的作用。……衡量某哲学家或某学派的作用、地位,主要看它在认识发展中所起的作用。”⑥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他的“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史”定义在具体研究中的体现。
(三)阶级分析为主的世界观考察
任继愈说:“任何一种哲学总是带着深刻的阶级烙印,总是代表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是特定阶级的代言人”⑦。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史主要是阶级社会的哲学史,因此必须以阶级分析为方法,在此基础上判断某一哲学家的世界观性质,评判其价值。
首先,阶级分析应以经济基础和历史分期的研究为前提。在经济基础研究方面,任继愈提出:“承认阶级观点就要承认经济决定政治和整个社会生活”①,因此他在具体分析每一时代哲学思想时都要对当时的经济背景进行论述,以此来探讨阶级斗争的产生原因。
其次,世界观性质与阶级关系密切,但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任继愈在研究中反对“用僵死的公式去范围无比丰富的历史”②,力求客观科学地探讨中国哲学思想的阶级根源。他认为评价哲学思想的价值,并不能简单依据哲学家本身的阶级出身,而应该客观分析其思想的实质。例如,他提出老子、庄子是没落阶级,但他们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虽然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反压迫要求,但中国古代的无神论哲学家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因此不能将无神论思想与农民阶级等同。
随着“”后对中国哲学研究理论的反思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任继愈试图修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分式评价标准。例如在老子思想评价方面,他说:“我认为过去的争论(包括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的两种见解),都有片面性。对老子……应当有第三种看法来补救前两种对立看法的不足。”③他的“第三种看法”是将老子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从社会作用、认识贡献方面来探讨其价值。推而广之,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衡量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历史价值”,应当主要看他发挥的历史作用“是不是推动历史前进和科学发展,……是不是体现了当时人类认识所达到的先进水平”④。
四、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视野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宗教史视野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大创见之一,是以宗教史视野考察中国哲学的内涵和发展演变过程。他将哲学史视为哲学与宗教斗争发展的历史,从哲学的产生、宗教和哲学的理论主题、封建社会哲学的形态等方面考察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试图以此揭示出哲学战胜宗教的历程和中国哲学史的特点。首先,任继愈以宗教史视野理解中国哲学史。“”后他进一步提出哲学史上矛盾对立斗争的双方是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他说:“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它展示出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斗争中发展前进的历程,展示出人类抽象思维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⑤哲学代表理性,包含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容,“代表人类正确思维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它可以称为哲学的主流”;而宗教则是唯心主义和信仰的代表,“是粗糙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是精致的神学”①。因此,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与宗教实际上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集中表现。这是任继愈运用宗教史视野,结合中国哲学实际而对其哲学史定义的发展。其次,任继愈以宗教史视野考察中国哲学的源流和特点。他参照世界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哲学起源于宗教,他说:“宗教学的基本问题是研究‘天人关系’,……在天人关系中间,有人把天当作自然,这个天人关系便分化出哲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成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哲学是从宗教中分化出来的。”②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特点是依附于神学而存在,他说:“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与世界各国古代哲学一样,主要是依附于神学的主干上,它总称为‘经学’,主要是神学”③;此外,哲学与宗教都探讨人生和社会的根本问题,但立场与方法不同,哲学使用的是理性、思辨的方式,而宗教则采用信仰和直观的方式④。这是他运用宗教史视野对哲学本质和特点所提出的深刻见解。再次,任继愈通过宗教史视野的考察,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胡适、冯友兰等人将历史上的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和哲学来看待,侯外庐则提出中国中世纪的儒学具有神学化、国教化的特征,具有宗教的性质⑤。任继愈在侯外庐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宗教史视野的考察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⑥。他在对佛道儒三教及中外宗教详细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南宋朱熹时最终完善的儒教,在崇拜对象、彼岸世界、教主、圣经、宗教态度等方面已具备宗教的基本特征;在维护统治方面发挥着“政教合一”的“国教”作用;在宗教本质方面同样探讨内在超越性的神人交涉即“天人关系”。任继愈在宗教史的对比研究中不仅发现了儒教与其它宗教的共性,还发现了儒教的“个性”,即儒教是一种“无神论”的宗教,“是人伦日用中的神学”⑦,具有很强的世俗性:它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不信仰有意志的人格神,不举行祈祷献祭;不重视个人生死问题,却十分重视家族的延续等等,而这些特征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下三教合一的产物。
(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视野和文化史视野
任继愈的社会史研究视野受到侯外庐的影响,注意探讨哲学思想所反映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意图,他说:“社会的精神生活所由形成的来源,社会观念,并不是要到观念、理论、观点本身中去找,而是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找。因为理论、观点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①。任继愈认为中国封建时代哲学和宗教的发展与演变是当时政治经济结构的反映,他提出极端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如何使“这一对矛盾协调得好,就成为秦汉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政治、哲学、宗教关心的总课题”②。任继愈从这一角度解释三教合一思潮的产生原因,即这种思潮适应了维护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结构的需要,而儒教的作用正在于维持了大一统国家的正常秩序,改变了小农经济极端分散的状况,使政权集中与经济分散恢复平衡、协调③。此外,他还注意到不同的社会环境对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说:“哲学思想和学术流派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环境,这就给哲学思想带来了国别的,民族的,地域的特点”④。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地区的儒家思想、楚地的道家思想、三晋地区的法家思想等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探讨其产生原因。任继愈还试图从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史,他提出“文化的精华部分,集中表现为哲学”⑤,而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则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存在,这些遗产不仅是哲学与宗教、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想的单纯积累,而应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成果。因此,任继愈提出:“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它以逻辑范畴的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经历”⑥。他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考察中国哲学发展的连续性,从“文化影响衰减”现象和“文化遗产的增益现象”探讨哲学和宗教思想的发展演变,提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之所以在两千多年中影响长久不衰,正是由于西汉董仲舒和南宋朱熹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两次“增益”⑦。这种文化史视野的提出,是他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下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所作的重新思考,体现出任继愈与时俱进的研究思想。
五、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影响
(一)儒教说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宗教史、传统文化研究的影响
儒教说是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他以全新的宗教史视野诠释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儒学是否是宗教的大论辩。围绕儒教说及儒教问题的讨论,支持者与反对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儒教宗教论派”⑧。具体来说,任继愈的儒教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论辩,在以下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引发了宗教标准的讨论,深化了中国学术界对宗教的研究和认识。儒教论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①。最初任继愈主要从神灵崇拜、教主、教义、教派、圣经、修习方式、宗教态度等外在特征来论证儒教是宗教,而张岱年、李国权等反对者也从同样的角度举出相反的例证进行反驳。随着探讨的深入,任继愈更侧重从儒学的“国教”地位和“政教合一”的宗教作用方面进行论证,而非单纯的特征比附。受此影响,牟钟鉴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国教”功能的宗教是一种“宗法性传统宗教”,但不是儒教②。第三阶段的讨论则从宗教的本质入手,任继愈从“天人关系”以及“超越性”的角度论证儒教的宗教本质,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以“天人关系”作为信仰、追求的领域③,而儒教也以“天人关系”的探讨为核心,“宋代以后,建立的儒教就是特别强调人们精神修养,内在超越的具有中国特色宗教”④。从外在特征、社会作用到精神实质的探讨角度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学术界对宗教和儒学理解的逐步深入。任继愈儒教说的贡献在于,暴露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宗教研究的薄弱,以论辩的形式深化了学术界对宗教的研究和认识。
其次,引起中国学术界对儒家价值评判、现实意义的讨论,促进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定位和未来走向的研究。“儒教是宗教”观点的提出,源自于任继愈对“”运动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他认为“”中造神运动的思想基础就是儒教思想,“期间的造神运动所以得逞,……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⑤。因此,任继愈提出儒教说的目的并非是要否定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从学术上清理“中国哲学的封建主义的深层次的问题”⑥,进而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扫除思想上的障碍。儒教说本身包含着儒学价值评判和现实意义探讨的意向,随着论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思考如何继承和发展儒学,如何让儒学在当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儒教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定位和未来走向的问题。任继愈对此问题的解答是:在批判整理的基础上,以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新哲学取代宗教的教育和“精神家园”职能,他说:“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担负的职能,化解人们心理精神负担,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深入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最大的精神安逸”⑦。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方面,论辩双方是一致的。而儒教说的贡献正在于促进了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现实定位及未来走向的思考和研究。
(二)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逐渐出现了公式化、片面化、庸俗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在“”中达到高潮。1978年以后,哲学界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进行了反思和探讨,其实质是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和未来发展问题的探索。在此过程中,任继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探讨方面,当时学术界的主要论题是如何纠正苏联定义带来的公式化、片面化倾向。任继愈就此系统提出了“斗争史”和“认识史”结合的哲学史定义;此后,他进一步从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角度理解哲学史的研究对象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修正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哲学史定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方面,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客观科学地评价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他提出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②。这些观点的提出,一方面回应了社会转型时期学术界发展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角度丰富了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新范式的探讨。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篇2
【关键词】有机体/过程/生成/过程哲学/怀特海
【正文】
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英国著名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1861～1947)可谓是个兴趣广泛、思想独特，且在多种学科中颇有建树的大师级人物。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把数学家的严密与哲学家的智慧天才地融为一体，同时又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方面造诣颇深，有资格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出评论，甚至提出不同的见解，从而把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半个科学家、科学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集于一身，这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叶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中是极为少见的。因此，日本怀特海研究专家田中裕称之为“七张面孔的思想家”——数理逻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柏拉图主义者、形而上学家、过程神学的创始人、深邃的生态学家和持教育家立场的文明批评家。(注：[日]田中裕，2001年，第3页。)
用今天的眼光看，怀特海一生尽管写了许多著作，然而毫不夸张地说，《过程与实在》是其一生哲学思想精华之集大成，是其名符其实的代表作。用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过程研究中心教授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r.格里芬的话说，这本著作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是历来最为复杂并最富创见的哲学论著之一”。(注：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r.格里芬，1999年，《过程神学》，曲跃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77页。)
纵观西方哲学发展史，《过程与实在》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哲学著述之一，而且就整个西方哲学著述而言，该书绝对可以入围最佳哲学著作之列。尽管由于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和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公开宣扬“拒斥形而上学”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由于怀特海本人在这部论著中使用了大量晦涩难懂的新概念和新范畴来表述其新思想，从而使这部高扬形而上学的著作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百花园里似乎有点受人冷落，不少人对这部著作敬而远之，认为其中提出的思想似乎与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有些格格不入，然而“是金子迟早要发光的”。随着分析哲学的式微及其与人本主义哲学相融合的趋势，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或机体哲学思想，已经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方有识之士的青睐。该书自问世以来，围绕其所探讨的诸多问题，已经(借用过程哲学的术语来说)“生成”许多二手的研究性和阐释性著作，并在美国逐渐“生成”一个过程哲学学派或有机哲学学派，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过程研究中心”(设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该书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思想已经日益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特别是随着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宗教哲学研究在当代西方世界逐渐兴起，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有机体思想更加被人们所重视，从而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热门话题之一。
一、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
从基本内容和特征来看，《过程与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张扬形而上学思辨理性的哲学杰作，是一部独辟蹊径、磨砺辩证发展过程思想的别开洞天的哲学著述，也可以说是怀特海集数十年(这本书是他在66岁以后开始撰写的)数学、逻辑、历史、科学和哲学的潜心思考，为我们精心熬制的一道高蛋白、高浓度的哲学靓汤。
《过程与实在》全书共分5编。第一编阐述了过程哲学的所谓方法问题，并且概要地阐述了过程哲学的基本范畴，以及过程哲学的宇宙论据以构成的观念图式。第二编则试图运用这些观念图式来揭示构成文明思想之复杂结构的诸观念和问题，如“事实与形式”、“自然秩序”、“机体与环境”、“主体性原则”、“符号参照系”、“命题”和“过程”等。为了获得与哲学问题有关的人类经验的合理说明，他还考察了一组属于17、18世纪的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儿、牛顿、洛克、休谟和康德的哲学观点。他认为，这些哲学家中的任何人在阐述经验的基础时都是片面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所给出的一般陈述则支配着后继哲学的发展。第三和第四编则根据以上方法和观念构造出一种机体哲学或过程哲学的宇宙学图式，从而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空间、因果性和认识论诸问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用怀特海的话说，建构过程哲学的宇宙论图式的宗旨，是阐述一种严密的宇宙论观念，通过直面各种有关的经验话题发展这些宇宙论观念的意义，并且最后详细阐述所有具体话题都可据之而发现它们的相互联系的某种恰当的宇宙论。第五编则涉及到如何看待宇宙学难题的终极方法的最终解释问题，并试图回答“万物最终归结于什么?”这一问题。怀特海明确指出，这里的观点接近于布拉德雷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
在学术界看来，虽然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总是以“机体哲学”来指称自己阐述的新哲学，并明确地指出该书致力于阐述的哲学理论叫做机体哲学，(注：参见怀特海，2003年，《过程与实在》，中文版，杨富斌译，
以摄入思想为基点，怀特海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作为主体的自我是在过程之中出现的突现物。传统的西方哲学认为，在实际进行认识和取得知识之前，必须先有认识者。而怀特海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认为，执行摄入功能者即主体是摄入活动的产物。用怀特海的话说，感受者(feeler)是从自己的感觉活动中出现的统一体。同时，根据过程哲学的基本观点，怀特海指出，传统哲学中的“主体”一词容易引起误解，认为最好使用“超体”一词来表达有关的思想。因为“这种作为主体的超体正是产生那些感受的过程的目的。各种感受不能与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割裂；这种目的就是感受者。各种感受以感受者为目标，作为它们的目的因。各种感受就是其所是，以便使它们的主体可能是其所是”。(第406页)
关于认识的客体，怀特海也不同意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即把认识客体当作外在于认识活动和认识者的自在对象。相反，怀特海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在主体身上能够唤起某种特定的活动，它就构成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说，客体也是在认识的过程中生成的，是与主体现实地发生关系的客观对象，或者说是主体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就主客体的关系来说，怀特海认为，每一种实在的经验场合都是一个主体，场合的主体性随场合的存在而存在。实际存在物从主观性上永远消失，在客观性上却是不朽的。消失中的现实性得到了客观性，同时却失去了其主观的直接性。打个比方说，我们那些死去的祖先，作为直接的主体他们无疑已经死去了，然而作为客体却始终存在，永垂不朽仍受到我们的理解，并对我们产生着现实的影响。因而怀特海写道，客体是自然中永远不会消逝的元素。
如此看来，在认识过程现实地发生之前，根本无所谓主体和客体之分。主体和客体是在实际存在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明确地批评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出：“全部近代哲学都是围绕着如何根据主词和谓词、实体和性质、殊相和共相而描述世界的困难为转移的。其结果永远与我们的直接经验相抵触”。(第89页)他认为，这种传统哲学只能把我们引到某种孤立的实体之中，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世界。而实际上，一种实际存在物被另一种实际存在物“摄入”或“感受到”，是一种完全的相互作用。而且主体的“意识是以经验为先决条件的，而不是经验以意识为先决条件”。(第95页)这同近代哲学所强调的认识主体必须具有自我意识为前提才能进行认识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他还强调，某物要成为现实的认识对象，就必定意味着所有现实事物都同样要成为客体，同时还意味着，全部现实物都要成为主体，每一个主体都要摄入它由此产生的宇宙。
就身心关系而论，在怀特海看来，“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难解难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同笛卡儿明确坚持的身心二元论及洛克的有关论点也大相径庭，因为在他们看来，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世界，尽管这两个世界具有难以说清的偶然联系。(参见第594页)过程哲学则把物质和精神、身体和心灵看做是同一个过程中的两个要素，认为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们深刻理解身心关系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在过程哲学中，知识被当做过程之中的中介状态，认识属于一种主观的形式，这种主观形式或者被客观内容吸收到满足的主体性之中的那种功能所承认，或者不被其承认。(参见第293页)对于“感受”，过程哲学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它把“感受”归之于整个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主体的感受。怀特海指出，“感受”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1)所感受到的实际场合；(2)所感受到的永恒客体；(3)所感受到的各种感受；(4)它自身的主观的强度形式。在这种合生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感受会继续达到更宽广的整体感受的普遍性。(第386页)“从所有方面看，感受都是确定的，具有确定的主体、确定的原初材料、确定的否定性摄入、确定的客观材料和确定的主观形式。”(第405页)感受是主体内在地包含的一个方面，因此，“感受不能从包含着它的实际存在物中抽象出来。这种实际存在物叫做感受的‘主体’。正是借助于其主体，感受才成为一种事物。”(第406页)这方面的深刻蕴意，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
怀特海还考察了语言、命题的本质及其作用。他说，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是一种经验博动，包含着经验范围内的现实世界。他认为，过程哲学中的判断理论既可以被很好地描述为一种符合论，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融贯论。而实际上它是一种符合论，因为它把判断描述为关于某种命题与客观化的联结之间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综合摄入的主观形式。(第347页)在怀特海看来，判断是主体在过程之中的某种感受。就这种主体而言，它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而命题则是对判断的分析。判断是一种综合感受，是感受的某种决定，而命题则是所感受的内容，而且只是被感受到的材料的一部分。(第351页)怀特海对判断和命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和界定，也值得我们从认识论上进一步研究。
怀特海还把过程哲学与康德的先验哲学作了对比。他认为，过程哲学是对康德哲学的颠倒。他说，《纯粹理性批判》描述了主观材料进入客观世界的现象之中的过程，而过程哲学则试图描述客观材料如何进入主观的满足之中，以及客观材料中的秩序如何提供主观满足之中的强度。在康德看来，世界是从主体中显现出来的；而在过程哲学看来，主体是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世界是“超体”而不是“主体”。(第162页)对于“主体是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这一观点，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分析。
对于认识结果的检验问题，怀特海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恰当的检验不是最终的检验，而是过程的检验。”(第24页)这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可谓独树一帜。众所周知，科学理论的检验问题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难题。“过程检验”论也许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此外，从认识论角度看，过程哲学还试图建构一种对纯粹感受的批判。(第207页)为此，怀特海详细考察了感觉、知觉、判断、直觉、因果观念、审美体验和符号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并且考察了有意识的知识的正确性何以保证的问题。
最后，从方法论上看，过程哲学所使用和所推崇的方法是所谓发生学方法。与过程思想相一致，怀特海试图以动态原则和过程原则来重建哲学，并以一系列新范畴和新阐释来系统阐述其过程哲学的基本主张，力求避免对自然的二重化、简单位置的谬误和误置具体性的谬误等。
二、过程哲学对我们的启示
要对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作出全面而科学的评价，尚需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至少需要用一部专著来作解释。这里仅就其对我们的启示，作一些初步概括。
我们知道，人类思想中最宝贵、最重要、最有用的属性之一，是它有能力一般性地揭示并解释现实世界的构造。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是否完全同意怀特海提出的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和承认，过程哲学是怀特海对现实世界的构造所提出的一种解释方式、一种概念图式、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尽管这种解释方式和概念图式不是最终的和绝对的，怀特海就明确反对把任何解释图式和方式看做是最终的和绝对的，并称之为独断式的教条，但必须承认，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出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和图式。这种解释方式明显地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解释方式。总体上说，以往的西方哲学家都是以某种实体为出发点去考察世界，因而要么把这种实体归结于某种物质实体，要么归结于某种精神实体。近些年来，又有人以“场”和“系统”等为视角来解释世界。其实，这些解释方式都是以实体思维方式为出发点的，因而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会以不同形式的静态的形态学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去看待世界。而过程哲学则完全是一种新视角和新范式，它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由此看来，不论是从物质实体、精神实体，还是从场和系统出发去解释世界，本质上都是一种静态的形态学分析，这种分析的结果不符合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相反，若从过程角度来看，一切存在物都不是静止不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永不停息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个体存在物还有一个衰退过程)，这种过程性就是它们的本真状态。显然，这种过程实在论同传统的实体实在论具有明显的和本质的区别，它所蕴含的生成和发展理念同传统的实体实在论所蕴含的静止不变的理念是针锋相对的。
可能有人会说，在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具有辩证思维的哲学家，不是早就指出了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吗?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已经明确指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他哲学家也强调过事物的发展变化和变动不居的思想，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集西方哲学辩证法之大成，系统论述了世界是发展过程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更是明确地讲过“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5年，人民出版社，第244页。)等等。
但是，不管是西方哲学史上的辩证法大师也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好，他们都不是从本体论上谈论现实世界或实在世界的过程性的。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所讲的是绝对观念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过程，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只不过是这个绝对观念的外化而已。恩格斯所讲的“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思想，也是在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在坚持“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个本体论前提下，谈论物质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反过来说，恩格斯并非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谈论世界的过程实在性，这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怀特海的这种“过程即实在”的基本观点，都必须首先承认和弄清其过程哲学的这种基本理论取向。
所以我们认为，怀特海自觉地建立这样一个以过程为实在的形而上学体系，并自觉地以这个体系为概念图式或理论范式，批判一切其他与此相悖的哲学观点，包括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预成论观点、主客二元对立观点等，并试图以过程为基点建立一种新哲学，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过程哲学是超越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实在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的新尝试，从而有可能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长点之一。
当然，正如某些批评家所说，怀特海在所有这些争论点上都只是提出了问题，并试图解决之，然而最后却没有成功，因而他的思想只具有过渡性质。譬如，他一方面批判机械唯物论将自然分解成静态的物体和变化的特征，他自己却又将自然分解成相反的形态：动态的物体(事件、过程)和静态的特征(永恒客体)。他一方面认为实际存在物是最终的实在，同时又承认上帝是最终创造者，(第201页)其他一切都是创造物。他一方面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同时又承认永恒客体也是实在等等。
此外，作为一位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出身的哲学家，他本应对“过程”概念给予科学的和严格的界定，然而，纵观《过程与实在》，他似乎并未给出一个涵义清晰明白、没有歧义的“过程”定义。因此，对于他所说的过程究竟是什么，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解释。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怀特海一方面批判一切唯物论的实体观点，同时，又在暗中偷用唯物论的客观实在概念。作为一位对黑格尔哲学缺乏研究的哲学家，他也没有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哲学给予多大关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引进科学的实践观而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改造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所论述的“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唯物辩证的过程哲学思想，根本不可能进入他的视野。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可能与其长期作为数学家，在他身上烙下了太深的理性主义理想和习惯有关，以至于使他虽然锐意重建西方哲学，也难以割舍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主义静态逻辑观点。同时，由于他只看重静态逻辑，而对自黑格尔以来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继承发展的辩证逻辑不甚了解，这样，当他试图借助静态逻辑去重建动态的实在时，便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理论困难。所以，美国学者巴姆批评怀特海说：“机体哲学极性不够，不够层次论，不够辩证法，因而不够有机性。从‘感受’、‘摄入’、‘想象’的意义上说，机体论哲学也过于唯心论，这些术语都采自经验的心理方面，偏重于表达存在界的极限特征。”(注：[美]阿尔奇·j.巴姆，1998年，第342页。)还有些批判者说，怀特海“本可以继续发挥一种妥协的方法以自己的术语去处理过程，而以自己的术语研究过程就意味着试图在过程之中发现一种功能结构，而不是在过程之外去发现一种永恒绝对的‘实在’”。(注：[美]阿尔奇·j.巴姆，1998年，第338页。)这种批评的另一种说法是，他虽然反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中所镶嵌的主语—谓语观念，然而，当他论述他的哲学时，却仍然在运用主语—谓语式的语言进行思维，这样，他通过其形而上学体系的论述，在他所反对的前提下，却让这种语言盘踞得更加顽强。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所贯穿的基本思想，不是借助于过程思想使逻辑动态化，而是借助于永恒客体使逻辑静态化，这类似于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回到了柏拉图的哲学，因而难怪怀特海认为，欧洲哲学传统最可信赖的一般特征是：它是由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的。此外，根据巴姆的看法，怀特海哲学中还存在着一种双重还原主义倾向，这就是说，他将实际场合的存在还原成了转瞬即逝的流变，又把实际场合的本性还原成了永恒客体。其实，实际场合只要达到有机状态，就会作为一种功能结构状态持续地发挥作用，而实际场合的本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客体，而是不断生成和变易的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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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篇3
[关键词]哲学 历史 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042－04
“哲学史”作为一个概念。对“哲学”和“历史”这个两个观念的理解无疑要成为我们认识“哲学史”的基石。如果说“哲学”和“历史”在过去数千年间都有着不同的含义与表现。那么要撰写一部好的哲学史。除了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哲学”研究什么，更需要反思一下，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来充当哲学史写作的前提。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科，但现阶段我们常常看到，哲学史家在撰写哲学史这类作品时，通常认为自己是一名哲学家，而忽略了对“历史”的反思。
劳思光先生在论及哲学史时说道：“一部哲学史，虽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学……叙述事实是史学的工作，解释理论则必须有确定的理论基础与解析方法；而这种基础与方法就是写哲学史的必要条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写出来的可能是‘史’，但不能算是‘哲学史’。”在劳思光的眼中，一部好的哲学史应该是事实加解释的综合，反过来可以推导出，好的哲学史在提供对各种哲学思想的解释之外，必定还是一种对事实的叙述。不过，这样一种说明也表现出，劳思光认为史学的职能在于叙述事实，它与解释是可以相对分离的。当前，持这种看法的哲学家不在少数，哲学家们在写作哲学史的时候，“哲学”是其灵魂，因而对它的关注远远要胜于对“历史”的关注。然而，若是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历史哲学家有关历史叙述、历史表现研究的新进展，劳思光对于“历史”的认识，无疑还停留在19世纪晚期以来实证主义的认识阶段，保持着一种实在论和符合论的历史真理观。
关于欧洲哲学史研究的产生，我国哲学家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解释，“在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在反对封建神学的斗争中，使哲学从神学附庸一跃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并由此开始了欧洲哲学史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到了黑格尔那里才实现了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欧洲哲学史。”我并不在意这种解释遵循了哪种历史分期法而做出如此判断，至少，长期以来，类似的哲学史家忽略了一点：欧洲哲学史研究的产生，有赖于近代欧洲历史意识的形成，并以历史学的职业化作为其前提。
“历史”在哲学史写作中绝不会把自身局限于充当一种纯粹的事实记录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就会有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这就如同有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念，也就会有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是一样的。“哲学”和“历史”观念的蕴涵及其历史性，将对哲学史写作产生深刻影响。仅就“历史”观念的变化而论。如果有哲学家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话，那么“历史”观念的演变对于哲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就更值得哲学史家们尽心关注了。
将哲学史之“史”看成是事实记录法，这并不是欧洲哲学史研究中从来就有的隐含之义。
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1816年)对于“哲学史”的概念有过精辟分析，在其中，黑格尔的“历史”观念也跃然纸上。他认为，尽管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是对历史的要求，但“这样一种空泛的要求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必然与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密切地联系着。根据这概念就可以决定那些对它是最重要最适合的目的的材料，并且根据事变对于这概念的关系就可以选择那必须记述的事实，以及把握这些事实的方式和处理这些事实的观点。”黑格尔将那种不偏不倚的“历史”观置之度外。他认为在撰写历史时，对于事实的选择与处理，必须是围绕着某个观念进行的。黑格尔认为，这个观念应与哲学的本质相关，而哲学本质上乃是“哲学研究的整个过程的结果”。黑格尔将哲学与哲学史几乎划上了等号，如果说哲学史昭示的是一部理性的发展史，那么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就是哲学史最终的成果。在这部哲学史中，只有与理性相关的东西才有资格进入历史，因而，理性就成为黑格尔的哲学史的核心主题。当黑格尔批评先前的那些哲学史家就像某种动物。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却领悟不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时，我们明白，他自己正是通过对理性的历史解释来表现这种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的。
黑格尔是用一种哲学性“历史”来取代当时职业历史学家以事实记录法为特征的经验性“历史”。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历史关注的核心应当是理性而非经验。在《历史哲学》(1822～1823年)中，他批判了以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真正的历史是哲学的历史。“历史哲学”作为思想的历史考察，它同时是一项哲学的事业，为此，它需要超越经验历史学那种越接近事实就越真实的原则。于是，黑格尔提出了它的世界历史之公理：“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它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其本性必须表现它自己为历史的最终的结果。
毫无疑问，若是依据经验性历史来撰写哲学史的话，哲学史必然成为“分歧意见之堆积”。黑格尔要撰写的历史，却是以他自身对历史的理解来组织的。撰写这样的哲学史，其运用的写作方法不是罗列、堆积事实，而是通过解释事实，以理性贯穿，令整个历史获得整体性、一致性与谐和性。这就吻合了黑格尔提出的认识法则：“谁用合理的眼光来看世界，那世界也就现出合理的样子。”换句话说，谁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历史也就现出哲学的样子。黑格尔的历史叙述中记载的一切经验和现象，最终为的都是昭示普遍存在着的活动的“理性”，这显然是哲学史的结果。
就历史编纂而论，纵览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黑格尔的哲学史之所以具有超越一般哲学史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他凭借自己对“哲学”和“历史”的理解，努力以哲学性历史观念来超越职业历史学家的经验性历史观念。思想的自由作为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历史作为(思想)自由的故事等等陈述表现出黑格尔哲学史研究的独特性，这些恰恰都奠基在黑格尔自己对于“哲学”和“历史”的理解之上。对于19世纪早期的“历史”观念而言，黑格尔走在了同时代职业历史学家的前面，他通过历史主义思想和自身对历史分期的领悟等等，甚至引导了19世纪“历史方法上的革命”，而《哲学史讲演录》正是这种革命的“合法成果”。
19世纪德国的历史研究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这是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现实和国家统一的要求促成的，我们暂不多作评论。然而，可以确切知道的是，近代欧洲历史写作对于欧洲各民族国家格局的奠定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德意志作家的历史写作同样极其有效地培育了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对于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哲学史家来说，撰史都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开讲词中曾宣示：日耳曼民族必须承担拯救哲学这一神圣的使命。黑格尔的哲学史由此也熔入了凝聚日耳曼民族之魂的那块精神磁铁之中，而他的“世界精神”通过哲学史的建构自然而然被赋予了日耳曼人。以历史写作表达现实的要求，这在哲学史研究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黑格尔之后，哲学家文德尔班继承了这个传统。作者在《哲学史教程》中像黑格尔那样先讨论哲学与哲学史的概念。文德尔班建构哲学史的核心主题自然也是他所理解的哲学观念，即“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文德尔班撰写哲学史，是想将不同时代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的看法看成一种发展，并将此“理解为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文德尔班写道：“哲学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用科学的概念具体表现了他们对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
文德尔班的哲学史研究，其特征在于他将“哲学”观念历史化。他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在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中深藏着某种历史一致性的理性作为其本质性内容，相反，他指出，“鉴于‘哲学’一词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从历史的比较中要想获得哲学的普遍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如果说存在某种能够以其一致性贯穿起哲学史的东西的话，它就是有关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但是，不仅不同时代对这些个问题的回答是多样的，这些问题本身也各不相同，唯一相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成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认识宇宙与人。文德尔班认为，要解决哲学史面对的问题“不能靠先天的逻辑结构，而只能靠对事实作全面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这是否意味着，文德尔班对历史的理解也沉醉于多数职业历史学家追求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其实并非如此。历史中有变化，这是文德尔班的哲学史中不断重申的主题。他提醒人们关注事物存在的历史性。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历史”本身在他的思想中也得到过哲学的思考。文德尔班认为，历史需要细致的调查研究，但历史是一门批判的科学，“它的职责不只是记录和阐述，而且还是，当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时，我们要估计什么可算作历史发展中的进步和成果。没有这种批判观点，就没有历史。”当文德尔班认为历史需要一种批判标准来组织时，历史与文化价值之间就具有了确定的联系，因为历史学家如果缺少那种价值标准，他就无法做出判断，也不可能成为一位成熟的历史学家。
文德尔班在哲学史中引入价值标准作为贯穿历史事实的链条，表现出哲学史家主动承担起道德责任以满足现实要求或引导未来的勇气，同时，这样做也满足了认识论上的需要。在传统认识中，哲学指向普遍性，而历史指向个别性或特殊性。他相信，哲学史正是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效方式。在哲学史的过程中，文化价值意识“以特殊经验提供的条件为诱因，以特殊的知识问题为工具，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确实的意识，一步一步地前进；而这些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就是哲学的对象。”人性之崇高在于它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有价值的内容，拥有理性的人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历史决定的。
文德尔班的哲学史与黑格尔的哲学史立意不同，编纂方式与历史解释也各有千秋。但它们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典范，其成就都离不开这两位哲学史家对哲学和历史各自具有的独到见解。
哲学史家自身有什么样的“哲学”和“历史”观念，就会有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这种情形在德国哲学史研究传统中再次得到印证，而盎格鲁一撒克逊哲学史传统中也可以提供示例，我们以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来说明这一认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同样有着区别于其他哲学史的特征，而这种特征首先就源自他对哲学的理解。罗素把哲学看成是“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哲学与人们生活的环境彼此影响，交互作用。哲学“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不致为犹疑所困扰”，只要能够符合这样的要求，历史的内容就应当被纳入到哲学史中。罗素认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罗素要将哲学作为部分置于生活的整体之中，因而要想理解哲学，就必须对它产生的情境有所了解。根据这样的思路，一部哲学史就应当是一部情境阐释和思想陈述的历史，这样做就把哲学放回到了它的温床，即历史中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经验之中来理解了。
对“哲学”的理解为罗素的哲学史写作提供了上述历史编纂原则，另一类原则来自他对“历史”的认识。19世纪、20世纪之交，英国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潮流与研究领域细分对于要撰写一部哲学史的罗素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罗素为自己的哲学史写作进行的辩解是：“如果在历史的运动中有任何统一性，如果在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之间有任何密切联系；那末，为了把它表述出来，对前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就应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加以综合。”罗素相信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表述的历史才可能揭示那些“如果”假设中的内容。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内容恰恰不是“客观历史”的本质内容，而是历史学家建构的结果。此时的罗素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在经验主义传统之下，罗素对“历史”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这个观念在同时代历史学家们那里的主流看法。
柏里在就任剑桥皇家讲座教授的演说词中说道：“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针对这种认为史料存在，历史就可以完全呈现的观点，罗素进行了批驳。他在《论历史》中指出，历史至少目前并不是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是历史学价值的全部。历史学做不到让事实自己说话，人们在选择文献时无形中就在运用着某种价值标准。历史可以扩大人们的想象，从过去的生活中选择出种种有意义的成分，历史由此把当前联系到过去，从而也就把未来联系到当前。显然，罗素不否认历史对真实性的要求，但除此之外，历史与价值的关联，价值与当前政治生活的关联却始终是他所注目的。《西方哲学史》全名为《西方哲学史及其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恰恰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念的表现。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篇4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philosophyofLaworLegalphilosophy），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因而也还带有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在人类法律文化史上，它既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古老而恒久的传统——在西方国家，人们研究法哲学的兴趣一直未曾衰减，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法律哲学在世界里经历了一次可观的勃兴”[1]；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它又是一门需要大力发掘、倡导和建树的新兴学科，甚至有人称它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很多问题和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在法学的学科建设和中，恐怕再没有一门比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更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同时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浓烈兴趣的学科了。而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为此，本文特在介绍有关观点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论述和答辩，以求能澄清这一复杂问题。若笔者的见解有所差误，则权当作为引出百家争鸣的引玉之砖。
一、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歧异性
（－）西方法学界对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研的两种解说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哲学这一概念历来多所歧义，因而对它的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和解释也殊有不同，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不难发现，西方法学家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来解释和研究法哲学的。
第一，认为它是研究法律的最一般的理论问题，即研究法律的普遍性，而与研究法律的特殊性的其他诸法学部门有所不同，并因此主张它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如意大利法学家德尔。韦基奥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或准确地说，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对法律的普遍意义的研究构成法律哲学的对象，然而也应注意，对法律也可以就其特殊性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法律或狭义的法学对象。”[2]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称：“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研究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3]德国法学家拉德勃鲁赫也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所以，首先必不可少的是阐明法律哲学的总的哲学设想”，“法律哲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价值，“法律科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事实。[4]
第二，认为法哲学也即是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也叫法理学；或者可把法哲学作为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法理学也就包含了法哲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约翰。奥斯丁以来许多西方法学家所持的观点。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中，这种观点更带有普遍性。我们仅引最具有代表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称：“法律哲学就是系统阐述法律的概念和理论，以帮助理解法律的性质，法律权力的根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英语国家里，Jurisprudence（法理学）一词常被用作法律哲学的同义词，并且总是用以概括法学领域的分支学科的。”[5]
由此可见，法哲学历来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狭义，即指的对法的最一般理论问题的哲理性思考，或者说，是人们观察法、思考法所持有的一些最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即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表述。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本来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二是广义，即凡是涉及到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都可以归属于法哲学，也即是现在西方所称的法理学的内容。所以，这种广义的法哲学不仅指人们的法学世界观，它可以囊括各法学流派或重要法学家学说中的基本内容，这是其对象和内容已经过泛化了的法哲学。从以上两种不同理解似乎呈现出这样的分野：英美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美国综合法学（或统一法理学）的代表人仅博登海默的一本名著就叫做《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大陆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受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法学派较深的法学家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受哲理法学派影响较重的则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持前述第一种理解的主张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持前述第二种理解的则主张法哲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当然这种分野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例如英国《哲学百科全书》就主张“法哲学是关于法律的普遍本质的思考”。它所关心的不是法律的知识（knowledge）。而是法律的思想（thought）。[6]《牛津法律指南》也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观点，或通过把哲学适用于法律问题，来研究法律的……法哲学必然同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哲学互相联系和部分重合”。[7]美国著名法哲学家波拉克也认为：“法哲学就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法在指导人们正确生活方面的作用。”[8]“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也还有持法哲学即法理学观点的。这种学说观点上的彼此交叉、渗透是经常发生的。至于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学会会刊《法律和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者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9]显然是支持了第一种主张。
（二）前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的理解
前苏联法学界大体上也倾向于上述第二种理解，而且认为法哲学的外延涵盖了法学原理、法社会学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称：“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资产阶级法学的一个分科，它的任务是研究国家和法律的一般。在资产阶级法学界，只有某些代表人物使用这个名称，大多数法学家更喜欢用另外一些名称，如：法学原理、法社会学、法律百科等。”并举例说，俄国法学家谢尔森涅维奇，就把自己的著作《法律一般原理》看着是法哲学的理论部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俄国大学教学提纲中，则把关于国家和法的一般科学称作“法律百科”，而把关于政治和法学观点的历史称作“法哲学史”。由此可得出如下印象：
第一，以往的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带有一种贬意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乃是资产阶级法学的分科，其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是不足取的，所以《苏联大百科全书》引恩格斯的话评价说：“法哲学各派代表的显著特点是，他们想给法律概括地下个定义，不考虑具体的社会关系，而用逻辑抽象的办法来研究法律。‘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1972年版第4卷第242页）”[10]前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的这种否定态度，也一直影响着建国以后的我国法学界，直到8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法学词典》中还坚持认为，法哲学是“剥削阶级法学家用唯心主义哲学的方法抽象地研究法的一般问题的思想学说”。[11]
第二，因此，前苏联法学界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就认为，法的一般原理，或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是可以和法哲学相替代的。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法哲学，那么它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法的一般原理，或关于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之中，因此没有必要另外单独存在一门法哲学学科。所以十月革命以后，直到50年代就理论法学而言，前苏联（以及后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只存在“国家和法的理论”，60年代以后，前苏联的理论法学在与国家学说分化开后便逐渐转向了以“法的一般理论”的方式存在——它是一个包容量和涵盖面极广的理论领域，包括了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实证论（或专门法学理论）三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在理论结构上是三者的统一体。[12]这种情况也一直影响着建国以来我国的理论法学，开始是完全模仿甚至照搬前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80年代以后在理论法学领域独领风骚的也只是“法学基础理论”（虽然也有人提出了要用法哲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等来丰富理论法学，但都远未达到法学基础理论的显赫地位），但我们的“法学基础理论”并没有前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所具有的作为法哲学、法社会学和专门法理论之统一的特点，而主要还是专门法的理论，或者可称为法学原理，它显然是与法哲学有很大差别的。
第三，前苏联法学界在早期实际上是认为，法哲学的外延大于法学原理或法律一般原理；后来他们又主张法的一般原理的外延大于法哲学即包括了法哲学。前者是指资产阶级的法哲学，法律一般原理不过是它的理论部分；后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法的一般理论，法哲学即存在于或包含于这种法的一般理论之中。
（三）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的态度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所以建国以后直到80年代以前，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也是持贬意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东西，并且认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判、否定过了的。只是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法哲学这个法学研究的禁区才被打破了，倡导应当开展法哲学研究的文章陆续发表，介绍西方法哲学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著作、译作、读物也相继问世，而且在对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研究和讨论中，不少学者都明确主张把法哲学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和领域。然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也始终存在着分歧，大体上也相应地存在着国外法学界的那两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对需不需要把法哲学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始终存在着争论。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学界一些学者力求从哲学和法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联系上来探讨和论证法哲学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图通过对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来寻找和巩固哲学和法学这两大知识学科及其实践领域之间的联结点和结合部，从而使哲学和法学都得到双向的深化和发展。因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均持辩证统一说，即认为法哲学既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又是法学的一个分科，可以亦此亦彼，具有跨学科即综合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因而从不同的理论层次及研究方法的特点和着眼点之不同来看，法哲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从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而言，又同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以及一些部门法的基本理论有所交叉和重迭（决不等同，而有方法、角度、视野和理论层次归属的不同）。所以我国法学界不少法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法哲学不同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狭义），因而主张并正致力于建立一门独立的法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二、法哲学固有其特定的对象和性质
（－）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界定
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作出如下的理解和界说。
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是介于哲学和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种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
法哲学所研究的应该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哲学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对法的一般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法学理论的再抽象、再概括，是对法律实践的哲学分析和。简言之，是关于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除具有以上特点外，尤其是要以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以揭示每一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法律文化之最深刻本质和最普遍的发展规律为己任，从而组成自己的内容和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看来，法学领域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是法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
法哲学同法学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法哲学是研究法律特殊性中包含的一般性哲学问题，而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在内的各门法学则是在法哲学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特殊性的法律规律，所以法学基础理论要运用法哲学的成果，而法哲学又必须以法学和政法实践作为其事实和材料的源泉和基础。
而法哲学相对于普通哲学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又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它不是一般地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而是具体地研究根源于经济基础的法律现象、思想和理论的辩证发展规律，揭示法本身以及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从其中提炼和总结出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范畴、原理、原则和规律，以指导政法实践和法学研究。
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门类的区分应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的理论，法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性就在于：它既是法学特殊性之上的一般，又是普通哲学一般性之下的特殊，是这种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统一，因而成为哲学和法学的联接点和结合部。它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象美学、辩证法以及当前哲学改革中竞相出现的各种应用哲学，在当代科学发展一体化趋势中不断涌现的一系列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至于法哲学的性质和归宿，既可把它作为应用哲学的一个部门，又可把它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现今许多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在学科归属性问题上都具有这种“亦此亦彼”的特点，这正是法哲学对象特殊矛盾性所决定的，也是对于那种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的一种挑战。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固然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相对于法哲学是特殊，相对于其他具体的部门法学又是一般，但这种“一般”乃是从各部门法学抽取出来的“一般”，它无论再抽象、再概括，也未达到法哲学的“一般”高度。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学基础理论同法哲学之间既有同中之异，又有异中之同。异中之同是指它们都以法的某种普遍性为研究对象，同中之异是指这种普遍性又有程度的差别以及角度的不同。即前者是从法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后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这乃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不能互相取代，因而是两门相对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这就象一般文艺理论同美学、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同自然辩证法是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的学科一样。
第二，固然普通哲学和法哲学所研究的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普通哲学所研究的是人们在所有社会活动和实践中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法哲学所研究的是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在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活动中所持有的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二者也不能互相取代和混同，因而也属于相对独立的两门哲学学科。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阐明的那样：“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的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3]所以法哲学既离不开法学，但又超越了法学，高于法学；法哲学既是哲学，但又不是普通哲学，而是关于法的哲学。
由此可见，把握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联系、区别及转化），是正确理解法对象的关键，也是全面认识法哲学同哲学及法学的关系的关键。
（二）法哲学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法哲学是一门既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又具有广阔的关联域的学科，它不仅同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和法学（特别是法学基础）紧密相联，因而要有一定的哲学素养和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才可能掌握外，而且同其他一些以及科学都相关联，还同历史科学（特别是哲学史和思想史及制度史）有紧密联系。因此，必须具备更广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掌握。
（l）法哲学同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关系。法哲学是一门纵横结合的综合学科，要从纵向上探寻人类法哲学思想的历史沿革和趋向，就离不开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知识。由于历史上每一个有的法学家、法学流派和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哲学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上产生、形成的，而且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往往也有其法学方面的建树，所以哲学和法学的亲缘关系本身就有其历史传统。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也是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一直未曾中断。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例如古代儒、墨、道、法等各家都有其法哲学思想；西方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智者学派、亚里斯多德到晚期希腊和罗马的斯多葛派、伊壁鸠鲁、西塞罗，再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近代从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到孟德斯鸠、卢梭，更不用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克所指出：“任何法哲学都是一定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建立在一般法基础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要么直接来源于现有的哲学观点，要么或许倾向于这种哲学观点。哲学家的思考是第一种类型，法学家则是第二种类型，这就是法哲学史的特点。”[14]
近许多哲学流派就标志着一种法哲学流派，如实证主义和实证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马利旦（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和罗尔斯《新自然法学派）等法哲学家本身就是哲学家。而深入系统地这种亲缘关系，揭示每一法学流派和学说的深刻的哲学基础，正是法哲学研究本身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法学研究理论水平的一种战略性要求。所以法律思想史和哲学史联系非常紧密，而由于法律思想史是指示了人类法律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发展源流，法制史是揭示法律文化的制度方面的发展源流，这两方面都是法哲学所应研究的。
（2）法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及思维科学的关系
学、伦——从更广义的角度讲，法哲学应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黑格尔法哲学体系就是如此。因为法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它们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而哲学和伦理学也关系密切。后者就是从前者分化出来的，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的法哲学思想就寓于他们的政治学说和道德学说之中。
学、社会学——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它的存在、发展和发生作用，都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深深植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尤其是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乃是以从法律问题的研究转向经济关系的研究为契机的。因此，不了解经济学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且法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各种社会因素都互相影响和作用，犯罪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社会控制也都是法律问题。所以法学和社会学婚恋产生了法社会学，而从广义上讲也可把法社会学（基础理论）视为法哲学的分支学科。
心理学、逻辑学-一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以及违法犯罪都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并贯穿着逻辑思维过程。因此法制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法律逻辑学中很多都是法哲学所不可排开的。
（3）不仅如此，法哲学还同自然科学技术，包括当代新兴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论如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等联系紧密。因为（a）法哲学要系统研究法学方法论及其更新，就要研究和引入这些新兴科学方法论；（b）法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法治系统工程更离不开这些新兴科学技术。
三、对法哲学对象置疑的答辩
首先，不能以西方法哲学对象有不确定性来否认法哲学学科本身的确定性。
如前所述，西方法学界有许多学者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由于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乃至造成了法哲学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即出现了把法哲学简单地等同于法理学（法律的基本理论），又把法理学的名称不予严格审定而随意使用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细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正如英国法学家哈里斯不无幽默地指出的那样；“法理学是一袋杂七杂八的东西。关于法律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思辨都可以投入这个袋中。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要实现什么？我们应正视法律吗？对法律如何加以改进？可以不要法律吗？谁创制法律？我们从哪里去找法律？法律与道德、正义、政治、社会实践或赤裸裸的武力，有什么关系？我们应遵守法律吗？法律到底为谁服务？等等。这些就是一般法理学所包括的问题，人们可以不管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却并不消失。”[15]显然，如果这样来理解法哲学的话，那么似乎对任何一个法学问题只要稍作了一点理性思考或总括性阐述都可以叫做法哲学（而不管是否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这样，法哲学同一般法学理论当然就无所明显区别，实质上就会带来取消和否定法哲学的后果。所以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研究，就不得不花很大气力来为法哲学正名，来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为此，就有必要分析一下西方法哲学发生泛化的原因——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实际的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看。由于哲学曾作为“科学之科学”而代替一切科学。在古代，哲学和其他科学混为一体；在近代前期，法学和其他科学也都是哲学的一个分科。所以近代西方学术思想本身就是在自身的哲学襁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以至牛顿的力学名著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确不乏自然哲学之宏论），学者们乐于在称谓其学术成果或获取专业学位时冠以“哲学”之美名、因此把法学的基本理论也称作法哲学就似乎是很自然的了。随着被称为英国法理学之父的约翰。奥斯丁把他的一本代表作命名为《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讲义》（1863年），这就首开了把法哲学等义（或同义）于法理学的先河。但作为分析法学派鼻祖的奥斯丁所主张的法理学主要指分析实在法而不管法律本身的好坏与否，因此他所谓的“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即加以限定的法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应比未作限定的法哲学狭窄得多。然而，这一重要限定和区分却被后继学者所忽视而简单地延用下来，笼统地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后来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81年也提出用法理学来代替法哲学的称谓，并认为二者基本相同。这样，法哲学对象的泛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固然，奥斯丁和穗积陈重提出“法理学”这一名称以概括法的基本理论确是法学史上的一个贡献，但由此把法理学等同于或取代法哲学却不能苟同。
其次，这同法哲学研究主体的情况变化也有关。从古代到19世纪以前，由于法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从事法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那时，“有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哲学家，为了完成他们的哲学体系才是法学家，另一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政治学家，由于他们感到有必要以法律形式来表达其政治思想才是法学家”。[16]从19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国家立法和司法的广泛发展，法学遂逐步从哲学、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事于法哲学研究的也就逐渐由主要是哲学家、政治学家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19世纪以前，法律理论基本上是哲学（宗教、伦理学或政治学家的副产品。大法律思想家主要是哲学家、僧侣、政治学家。从哲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律哲学向法学家的法律哲学的根本转变，还是距今不远的事实。这一转变伴随着一个法律研究、技术和专业训练巨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法哲学研究的主体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由于专业的原因使他们当然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哲学。这固然是一种进步，即不仅研究法律的外在方面，更主要是研究其内在方面，即向纵深研究法律的专门理论、技术、知识和经验，从而就产生了用“法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来概括关于这些内容的理性思考的客观需要。此时由哲学家研究法律哲学的势头日趋衰落，以往那种试图洞察和超然于法学专业问题的法哲学大家和法哲学论著再不易显现，原有的法哲学概念已丧失其神圣光环，似乎需要把法哲学转变为一种“世俗”的学问。就很自然地出现了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状况。但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把法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再从现实社会的原因来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发展到了强化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纠纷都更趋复杂化。于是随着法律社会化和法律改良运动的兴起，各派法学都竞相欲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并为自己的存在和合理性寻找理论根据，因而出现西方法学流派和西方哲学流派交媾的“蜜月”时期——关系越来越密切、愈来愈靠拢，乃至出现同步发展和呈现一体化趋势。往往有什么样的哲学流派，就有什么样的法学流派，所以在各派法学学说中哲学观点和法学理论更易于交织在一起，这就加速和加剧了法哲学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之趋势，乃至有多少法学流派也就有多少法理学或法哲学，而这种泛化了的法哲学几乎可以把该派法学家的种种观点和见解收纳于其内。因而出现了西方法学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众说纷纭、论战迭起、新说频出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但它们往往既各有其局部真理甚至片面的深刻和精辟，却又都难以完全自圆其说而有其背谬之处，而倡导建立统一法理学的要求则反映了西方法理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又欲趋向统一化和综合化，以舍取众说之短长的愿望。
应当怎样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西方法理学与法哲学趋同与合流的趋向呢？我们觉得；这应该从实际出发，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它固然是西方法学和法学研究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并非绝对地反对用法理学来代替或表述法哲学，一些西方法理学论著中确包含了不少相当深刻且精当的法哲学思考或论述。但我们认为，如果要用法理学来表述法哲学，就必须对法理学的概念和对象加以严格的界定，而不能使它成为不确定、庞杂和包罗万象的，更不能将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简单换上一个“法理学”的名称似乎就成了法理学。如果按约定俗成，并使法学界能达成共识，那么作为与法哲学同义或等义的法理学的对象和内容，就应该限定于关于法律的哲理性思考和研究，即只能把够得上是法哲学理论层次的东西才纳入法理学；而一般性的法的基本理论，可以叫做法学原理或仍沿用法学基础理论之称谓，以便与法哲学或法理学区分开来而不致混同。然而另一方面，鉴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事实上已带来了使法哲学的对象和内容简单化、庸俗化的不利后果，而且实际上在西方法学界和我国法学界，法理学同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也很难以分开，从而使法理学既取代了法哲学，又混同于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因此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带来的后果毕竟利少弊多，这种情况恐怕也违背了奥斯丁和穗积陈重的初衷。所以我们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不仅如此，还应把法哲学从一般性法的理论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并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使之真正成为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成为对于法这一重要社会现象和规范体系进行哲理性思考、探讨和研究的学问。而真正科学的法哲学既不应是哲学家脱离法学和法律实践的纯思辨的结果，也不是法学家或法律工作者在纯专业范围内的一般理性思考或总括性思维的产物。它应是哲学和法学、哲学家与法学家紧密结合和合作，通过长期、潜心、艰苦的研究而达到的一种理论升华和科学思维的成果，是哲学和法学有机结合而开放出来的绚丽花朵。虽然不能一下子就达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必然会存在中间阶段及其中间成果，但我们应坚持向这一目标作不懈的努力，以建树真正称得上是法哲学的法哲学。至于在这种情况下法理学的称谓若还要保留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对它进行狭义及广义之区分。狭义即专指法学基础理论或可叫做法学原理；广义则是指还可以包括法哲学以及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理论法学甚至某些基础性法学学科在内的一个学科群[18].以显示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不能因为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方式认为应否定一切法哲学
因为马克思从未否定过一切法哲学（青年马克思还曾为建立法哲学体系而苦苦思索过，马克思青年的学术思想正是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其先辈的法哲学氛围中熏陶过来的）；相反，正是马克思开创了科学的法哲学的优良传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这是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的。但是这种批判，从质上说，马克思所批判的是黑格尔法哲学中唯心主义的杂质和保守的政治内容；从量上说，马克思主要是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学说及其基础——私有财产制。然而，马克思对法哲学这门学科并没有简单否定，反而持相当的肯定态度；正如他对黑格尔哲学并未简单否定，在批判的同时又高度肯定了它的理论贡献一样。所以他指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它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并认为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19]
正因为有这种科学态度，马克思才能以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法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得出崭新的科学的法哲学观和法律观，实现了人类法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并因此成为创立历史唯物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契机——他把法学理论从国家和法本身这一玄奥的庙堂中引导出来，使之植根于市民社会之经济、物质利益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从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揭示法的本质和发展，从而为科学的法哲学奠定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并因此也才有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创立了唯物史观。
第三，不能以恩格斯对哲学对象的界定来作为否定法哲学的理由。
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就不必依靠“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的自然哲学了，“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科学家‘也’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他并且指出，“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20]同时，由于“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带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21]
恩格斯上述这些论述，曾经被一些同志作为否定应建立和发展部门哲学的重要论据；因此也是开展法哲学研究中应予以澄清的问题。否则，也可能被用来否定法哲学。
勿容否认，恩格斯的这些话的基本思想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以及哲学及各门具体科学的正确关系，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结束了作为“科学之科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并企图包括和取代一切科学——的旧哲学。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把哲学归结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即“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2]从而引起了哲学对象的深刻变革。摆正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具体科学以哲学为指导。
然而，很明显，恩格斯所否认的只是旧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即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而对科学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不仅予以高度肯定，而且亲自致力于研究——他所怀着巨大热情、挚着研究和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及其手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经典著作。因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时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23]而且对于旧的自然哲学的合理之处，他也予以充分肯定。例如他赞扬过“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高度赞扬康德的自然哲学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24]指出“康德关于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25]并且正是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天才思维，得出了“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26]的著名论断，这至今仍是生物学上关于生命及其本质的科学定义。另外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的其他许多论断，也是至今仍闪射着真理的光艳而为人所叹服。
从恩格斯对的的推崇就可以足见他对科学的法哲学的态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恩格斯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都曾经天才地论证、捍卫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思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从恩格斯实际的活动来看，他并没有否定包括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在内的部门哲学。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中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才能仍旧独立存在呢？——这看来是一个具有特点和痕迹的个别论断，因此必须作具体。
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部分中的“概论”中的一段话（写于1876年），因为当时，“‘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学、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27]恩格斯愤慨地称这是一种“假科学”，一种“高超的胡说”。它把哲学和科学都庸俗化了。为了保持哲学的科学性、纯洁性和严密性，严格地界定哲学的对象，廓清它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特别是杜绝那种包罗万象、作为“科学之科学”的旧哲学的企图，而把各个特定的、具体领域的归还给实证科学，恩格斯把“关于思维及其”的研究作为哲学的特定对象和任务是有其合理性的，而这种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就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即辩证逻辑；而形式逻辑以往确是属于哲学的一个，只是后来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作为相对独立的思维科学）。但是把哲学的对象只限定为“关于思维及其规律”又显然是不全面的，所以恩格斯在他后来（1886年）所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准确地把哲学规定为“关于外部世界（自然界和-…作者注）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从而予以补正。这说明，恩格斯自己关于哲学对象的思想、观点，都是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的，他（以及马克思）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视作绝对真理；相反，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在关于“社会关系、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28]
四、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哲学与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
还是恩格斯说得好：“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9]综观古今，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遵循着一个从合到分、从分到合，又在新的综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的规律。在古代，科学和哲学都处于一个混饨的统一体中。中世纪，科学和哲学都是神学的婢女。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和哲学开始分离开来，各门具体科学以及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又进一步分化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各部门又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到了当代，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大地扩展，从而使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既不断地趋于整体化和综合性，又不断地走向专门化和高度分化。人类认识史也表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的进步而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要不断深入地认识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和特征，这就促使科学门类不断分化和走向专门化；二是要愈益广博地反映世界整体及其相互联系，这就促使科学门类相互渗透、过渡，从而不断地趋向整体化和综合。这两种趋势使各门科学和哲学一方面加深了相互渗透、交叉和吸收，另一方面又使其学科门类愈分愈细，学科体系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这两种趋势既对立又统一，从而导致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所以我国改革大潮中出现的各种部门哲学和哲学，及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涌现的一系列新兴学科，都是历史的必然，决不以任何人的好恶而消失。法哲学之所以步入我国学坛并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正是我国哲学和法学发展顺应当代学术演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既是哲学体系分化和法学体系分化的结果，又是哲学和法学相互渗透和交叉的产物。
（二）法哲学与理论法学的改革
所谓“理论法学”，是指以围绕阐述法的基本理论为中心任务的一个学科群。法学的落后首先在于理论法学的落后。而我国理论法学的落后既表现在广度不够（即单一性，主要是“法学基础理论”），又表现在其深度不够（我国的法学基础理论未免内容老化、体系陈旧、落后）。因此，我国的理论法学必须改革，才能带动整个法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改革也就分两个方面或层次；第一，重建除法学基础理论之外的一些新兴理论法学学科，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哲学，同时还有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总论）等（所谓“新兴”，是相对于我国法学理论之现状而言，在国外，这些已不再是新兴学科）。这是从横广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第二，对传统的法学基础理论从内容、体系和方法上进行更新，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理论结合实践的特点，更符合时代的要求，走在不断发展的应用法学的前面而真正起到对各部门法学的指导作用。这是从纵深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而其横广方面的是其纵深方面改革的展开，其纵深方面是其横方面的浓缩。因此，不论深和广两个方面的改革，至关重要的都是要建立并开展好法哲学的研究。
在我国的理论法学学科群中，固然，法学基础理论起着中心学科和联结点的作用，然而我国现在的“法学基础理论”，是从原先模仿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而演变来的-一把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归于“政治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力求专门研究法的基本理论。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其体系和方法上仍然没有摆脱“国家和法的理论”之和基本框架，只是在内容的量上增多了一些法的基本知识，而在质上并没有多大的改进，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痕迹，而没能充分反映和概括社会主义化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就。近些年来，我国法学家为深化、丰富和更新法学基础理论内容和体系虽作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由于牵涉的既深且广，难度太大。方法也不完全对路，而致成效并不理想，尚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所以，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仍然新度不够，深度不够，专门化不够，因而指导现实的功能也不够。
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可以给理论法学拓展其新领域，又可以为加深、更新法学基础理论提供可资利用的理论成果——从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给它提供具体的哲学指导和奠定直接的哲学基础，同时还便于法学基础理论精简掉那些泛泛的一般性的哲学论述，而集中研究法本身的原理、原则和规律，也才能对部门法学和法律实践予以有力的指导和科学的概括、。这就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推进理论法学。所以，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是哲学深化和发展的必然，又是理论法学改革的客观要求。
（三）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应开展一般的法哲学研究，更主要的是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来创造性地开展法哲学研究。这就不能停留于对西方法哲学的评介，也不能满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哲学思想的研习上，更不能满足于对哲学原理的简单套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也不是实例的总和，而是完整的、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应着眼于创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即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使之进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制的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工作者以及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之从迄今为止的一般性宣传、倡导、评介、研习等工作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和关键性突破。这是我国法哲学研究中最复杂、最艰巨和最困难的议题，但一定要为此而不懈努力。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还关系到能否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法学的指导作用的问题，关系到能否把法学研究及政法实践真正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大量事实表明，我们远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政法实践及法学研究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法工作中。如何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仍然是一个普遍的迫切问题。前些年大量的冤假错案也可以从忽视这个问题上找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并不是可以自发地发生的，除了主观上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和自觉努力的程度外，客观上就由于还缺少一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法学有机地、紧密地联结起来的重要学科作为桥梁和纽带。正是由于缺少了它，搞政法实际工作的同志总感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吃力，理论和实际之间往往隔着很长一段距离，摆脱不了工作上的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在法学中，教师和学生也都感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法学知识沟通起来很困难，这就既影响了对哲学原理的深刻理解，又妨碍着对法学知识的深入掌握。缺少它，还使我们在法学研究中站得不高，看得不远，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遇到问题只能就事论事，就法学谈法学，不能坚持法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而且使法学工作者缺乏理论思维的素养，没有哲学上的高瞻远瞩。建国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幼稚”、“落后”的状况，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所以开展法哲学研究，特别是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当前，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促进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而且还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正如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都必然要改变其形式一样，随着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及建设事业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不断地深化、严整化和体系化。例如，为了发展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就很有必要从法哲学的高度来概括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改革以及民主、法制和文明建设的成就和教训，研究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等。由于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法机构、设施及其思想观点，深刻地揭示它们的辩证发展规律，对于进一步揭示整个上层建筑的辩证发展规律无疑地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上层建筑中的各种物质性的设施同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辩证发展规律，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这种关系在法学领域中又体现得最为明显和集中，如果通过法哲学的研究能予以揭明，就不仅会深化和丰富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还会为我们的机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并可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展现出新的领域。
在此，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这一概念作出正确的理解和界定。所谓“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既不能仅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以各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哲学来替代；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并应为世界各国劳动群众、进步人类及其思想家们所掌握和实践且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的法哲学理论体系，而我们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正是为了丰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理论宝库。因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必须要体现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动的法制建设实践中，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随着这种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发展和完善。并且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经验和成就，也必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产生重要的形响；同时亦将影响世界各国的法哲学研究，丰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宝库。
注释：
[1]m.p戈尔丁《法律哲学》前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
[2]德尔。韦基奥《法律哲学》第1页，（1953年英译本）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3]《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第15卷第512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9页。
[4]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10页。
[5]《不列颠百科全书》（1977年第15版）第10卷第714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5页。
[6]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第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弟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转引自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导论”第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9]《法律和哲学》1982年第1卷第2页，转引自张文显同上书第2页。
[10]以上均见《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45卷第139页。
[11]《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2页。
[12]参见n.c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西南政法学院1984年印。
[13]该书77年第15版第10卷第14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6页。
[14]同注8.
[15]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2－3页。
[16]w.弗里特曼：《法律理论》，英国伦敦Stevens公司1967年版第3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8页。
[17]同上书第4页，转引自沈宗灵书第9页。
[18]可参见笔者主编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一书中法理学部分关于法理学的学科群落的论述，重庆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第94-9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8页、第459和第460页。
[20]以上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24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24]《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和第45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页。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
哲学作为人类的精神活动，千百年来一直是人类思想史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任何一种思想形式都具有一个贯古通今的主题，哲学也不例外。纵观哲学发展史，“人”是哲学研究的主题与主体，哲学始终致力于研究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对此进行研究的前提是哲学家之哲学观。一部哲学史就是不断实现哲学观念更新的过程。西方传统的哲学家都期望自我对哲学的理解是终极真理，以实现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关怀，但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始终未见一位哲学家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实现哲学对人的价值关怀。究其根本，乃是传统哲学家不具有一种符合“人之本性”的哲学观，而形成此种哲学观的前提则需要一种符合“人之本性”的思维方式。以往，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研究，虽然触及到实践概念，但却少有学者从人的生命本性的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与价值，以至很多人将实践概念划归到认识论的范畴。本文尝试从人的生命本性的角度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理解，以期推动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一、传统哲学之“科学观点”与“神学观点”――割裂人性的思维方式
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古代到近代，不论哲学的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研究的侧重点倾向于哪方面，围绕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探究人的奥秘，发现人之本性的特质，不论哲学理论怎样变化，它们在深层都有一个共同指向的“隐性主题”，这就是……人的本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总是能找到通向真实的、“具体”的人的道路。恰恰相反，由于在认识人的过程中遗忘了人的生活，哲学家往往把人“抽象化”了。
人是一种奇妙的生命存在，人有肉体，又有灵魂，人是由这两个方面结合而成的。肉体，属于物质本性，它连通着“自然世界”；灵魂，属于精神本性，它连通着“超自然世界”。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本性怎么能够统一在人的生命中，人怎么可能同时来自两个生活世界？对人的这种特异本性的理解，对相互矛盾的两个生活世界的觉解，成为西方两千多年哲学思想探索的核心问题。由对人的生命本性及人与生活世界关系的辨析，西方传统哲学逐步产生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亦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尽管“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才被明确的提出，但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作为一种不自觉的问题意识蕴含在古代哲学思想之中了。
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理解，实质上也就是对人的特异性生命本性的理解。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经历中世纪而达及近代，众多哲学家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值得尊重的回答，但却没有一位哲学家真正回答准确，其根源就在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束缚了哲学家的观念。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对立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因着这种思维方式，西方传统哲学家要么把人的肉体性存在作为统一人之特异性本性的基础，从而逐步形成“科学观点”的思维方式，只强调人来自“自然世界”，如“人是‘机器’”的旧唯物主义观点；要么把人的灵魂性存在作为统一人之特异性本性的基础，从而逐步形成“神学观点”的思维方式，只注重“超自然世界”是人的先在“本体”，如“人是‘纯粹理性’”的唯心主义观点。
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观念相互对立，又在实际上相互补充，双方既难达到统一，又难以驳倒对方。本是出于对人的探究，力求认识人类自身，但结论却与此初衷相去甚远，问题的实质就在于，西方传统哲学把人之特异性的双重生命本性割裂开来，只承认单一本性。由此，作为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各自的思维方式，“科学观点”与“神学观点”是割裂人性的思维方式，具有极端的片面性和抽象性，运用这两种思维方式理解人及其生活世界，所看到的必然是抽象的人与抽象的世界图景。
二、“实践观点”――符合“人之本性”的思维方式
哲学的根本在于人，它不能脱离人的生命，不能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哲学只有根基于哲学家所处时代人类面临的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来进行研究，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到马克思，西方社会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追求资本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建立，使西方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了抽象资本的统治之中，如何破解现实生活之谜，使人从抽象的统治中得以解放就成为马克思哲学思考面对的根本问题。而要实现哲学反思与批判的目标，必须转变传统哲学对人及其生命本性的抽象理解，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出现改变了地球上生命存在的方式。之前，生命存在完全是自在的，是一种服从与依赖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从动物的生存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需要的东西。其全部生命活动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繁衍。而人不是这样，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把他自己的生命本身作为自己意识的对象，生命对人来说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人赋予了生命以价值的内涵与意义，为创造生命本性这一更高目的服务。由此，人超越了简单与自在的自然生命，创造了超越自然的自觉生命，将生命的内涵扩展为双重生命――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从而表明，人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存在，人既具有自然生命本性，同时又具有超自然生命本性，人的任何一重生命都伴随着此重生命所应有的特性。人的生命的自然性或本能性是人的生命的基础，但却不是人的生命的全部。人的超自然性是人能够具有人的生命活动方式并成其为人的关键因素。人的双重生命本性是最能表征“人之为人”而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根本属性。因此，人双重生命本性也就是人作为人这一类的“类本性”。马克思对人的双重生命及其“类本性”的理解，并非如西方传统哲学家是“头脑中的思辨”，而是建立在对形成与发展人的生命及其“类本性”的生命存在方式的理解基础之上，亦即马克思所界定的人的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是一种表征着自然物质本原作用和人的能动创造作用，即人与自然双向作用的活动过程。在这种活动中，人以物的方式去同对象发生关系，换来的是物以人的方式的存在的结果。如此一来，人们就会产生疑问，为何本来自在存在的自然物为什么变成了“为人的存在”？原本是自身变化的主体为什么变成了人的活动的客体？所有这些都只有从实践活动出发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说明。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的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就是马克思对人类现实生活研究的基本点。“革命的实践”活动是贯注了人的目的、充满矛盾和不断发展变化的，以此为生存方式的人的生命不再是简单的自在生命形式，人的本性也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丰富性；不再是前定的，而是不断生成的；不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性，这是对人之本性的真实理解。马克思的这一理解恰恰是以对人的“革命的实践”的辩证觉解为基础，运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生存发展的历程中把握的人之真义。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实质上也就是从人的自身根源，以否定性统一的观点去理解人及其对象世界的思维方式，它为人认识自身、认识自己的生命本性、认识人与人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的观点和方法。“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符合人之本性的思维方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中国人从马克思走向未来的思想根基
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创造性变革，提出了符合人之生命本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从而实现了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是马克思在哲学发展史上所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但马克思同时也强调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首先“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最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家的思想里。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随着适应生产力新的发展而发生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巨大变革，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展等一系列人类实践活动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应的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哲学应具有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发展的理论品质，哲学从来不会被一劳永逸的攻克与完成。
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强调改造世界的主要性而忽视解释世界的重要性，他们所要反对的只是脱离实际的哲学研究，反对在哲学研究中用臆造的幻想的联系去代替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关系，反对脱离实际地构想各种哲学体系，特别是反对现有的事物的辩护性的解释。他所提出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正是以对“实践”矛盾的辩证性觉解，从而在“解释世界”过程中敢于正视和揭露现实生活的矛盾，为改造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只有正确地“解释世界”才能成功地改造世界。由此可见，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根基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要求哲学研究必须面向世界，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关注人类的生存命运。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哲学必须采取一种批判的、革命的态度，这应是我们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应领悟到的深层次的哲学精神。
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着生态、能源、环境、人口等种种危机，就思想观念而言，乃是近现代哲学中过于强调人的自主性地位，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平等造成的，是绝对主义“人类中心论”所导致的后果。在全球化的生命危机与生存危机之中，当代中国人则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所拥有的发展资源却非常有限；当代中国正在建立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现代化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同时向中国人发出生存的威胁；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失落，西方现当代文化的话语霸权使中国人愈来愈丧失了生命的文化根本。所有的这一切，都警醒着当代中国人必须在走向未来的发展途中拥有符合当代中国人生命本性的文化思想与哲学理论，而形成此种文化思想与哲学理论的根本是符合当代中国人生命本性的思维方式。严格的说，当代中国并不具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若想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此，我们并非是说，因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创造的符合人之本性的思维方式，可以直接应用到当代中国，这种“拿来主义”既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精神，也不会真正解决中国人的生命问题。毋宁说，“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提示了当代中国人哲学思维方式探索与确立的方向与模式，是当代中国人哲学思想走向未来的重要思想根基。
参考文献
[1]高清海.重提德国古典哲学的人性理论[J].学术月刊，2002，（10）.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篇6
1传统教学模式的特点及其问题
笔者最初准备上课时，浏览了国内公开出版的教科书和网上的同名课程和相关课件，发现传统的教学基本上遵循如下套路。首先，在授课内容上，几乎都是以历史和时间为主线，讲授从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开始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为止的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在具体讲授时，又将它分成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这四个阶段，按序逐一讲解各个阶段的代表性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体系和思想。授课内容极其丰富，点线面结合得非常好。不难看出，这种教育将哲学作为一门科学，以知识传授为目的，因而非常注重全面系统地讲授西方哲学的历史知识。其次，与这种重视知识的传授的理念相应，在授课形式上进行填鸭式的教学：老师照本宣科，满堂灌，而学生则被动接受，洗耳恭听，认真抄录笔记。再次，在讲授方法上，教师有板有眼地罗列知识点，然后分别给出解释和阐述，接着举出生活和科学中的例子进行演示，加深学生的理解，最后简要列举其理论影响和贡献，正反面各说几点，俨然摆出将哲学家的观点吃透了，掌握了其精髓，去其糟粕的架势。最后，在考核方式上，基本上以闭卷为主，以名词解释、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等客观性题型为主，考察学生是否掌握和记住了基本知识点。
这种以哲学史的知识传授为目的和导向的哲学教育有其长处。它坚持了哲学的历史性，防止将哲学视作是完全脱离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纯粹的概念游戏和思辨，同时有利于学生获得对于西方哲学的概览，把握西方哲学的代表性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及其发展阶段，视野比较开阔。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第一、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的课时量有限，并且不断被压缩，最多也只有90个课时，通常只有54课时。如果是选修课，则只有36个课时。如果考虑到课时经常被各种假日冲掉，真正的授课时间就更少了。用如此少的课时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史跑一遍，可想而知，只能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优秀的学生可能拥有非常系统和全面的历史知识，记住了无数哲学家的名字和稀奇古怪的概念和命题，以及对于他们的思想是唯心论、唯物论、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之类的一些标签式的评语。不过，当你请他说说哲学的本质，谈谈对于一些哲学问题的看法时，他却掉书袋一样地给你举出一堆哲学家的观点，却无法对于任何一个哲学问题的实质以及各种解决方案及其利害得失给出清晰的陈述，展现良好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洞察力。显然，这种教学方式无助于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引导他们深入哲学的堂奥。
第二、这种模式严重误解了哲学的性质。哲学是否是一门像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一样提供普遍有效的知识的科学？老师在开始讲授西方哲学史这门课时往往津津乐道于“哲学”一词的来源，会说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用理性去追求智慧，会强调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是可以寻求得到的，而有关终极实在和人生的意义之类的智慧是无法最终获得的，只能永远处在追寻的途中。但是他们在后面的授课中却自相矛盾，将哲学作为一门能够提供有关宇宙和人生的知识的科学来教授，讲授不同哲学家为人类贡献的各种“知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如果西方哲学史课程要传授知识，那就应该选取那些提供了真正知识的哲学家，而不应该讲授另外一些哲学家的错误观点。但是问题是，历史上的哲学家关注不同的问题，甚至围绕同一问题，他们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的主张根本没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分。事实上，真正的哲学问题是没有最终答案的。哲学家提出的只是一些想法和意见，而不是知识。
第三、这种模式重视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观点进行述评，往往出于课时少、学生阅读经典文本比较困难等方面的考虑而压缩，甚至完全忽略作为观点出处的经典文本的导读和讲解。大多数学生都是从老师的讲授和教科书中获得有关哲学家的思想的认识。虽然这确实有利于他们快捷地获得概览，不过这毕竟是二手的东西，经过了多次转述和解释，已经将哲学家的原意简化和通俗化，并且因为教师和研究者在讲解和阐述时往往夹杂着个人的倾向和好恶，更有甚至，因为他们本身的错误解读而出现错漏，所以一旦学生盲目迷信，接受他们的解读，就会导致以讹传讹，谬种流传的现象出现。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通常拥有丰富的哲学历史的知识，对各家各派的观点如数家珍，但是可能从来没有阅读过哲学经典文献。正是因为课堂上疏于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文本解读和分析的能力，所以一旦要他们从具体文本中提炼作者的观点，分析作者的论证时，他们往往非常为难，无法抓住要点，梳理其论证，经常关注一些细微末节的东西，围绕相关细节补充自己的经验和想象，背离了哲学文本。因此，老师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学生阅读和思考。
第四、这种模式因为偏重知识的传授，往往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哲学思维的训练和哲学修养的熏陶。奥古斯丁曾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其实大凡哲学问题都是如此。一个缺乏思考的人不会发现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中所蕴含的一些基本前设和信念的可疑性。一旦他们进行思考，就会发现问题出来了。这种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构成了哲思的精髓和实质：“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批判，它批判性地考察运用于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原则，它寻找任何可能存在于这些原则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它只有先批判性的研究，当结果表明没有任何拒绝它的理由之时，才接受它们。”哲学这种理论思维要求摒弃想当然的态度，对人们通常视之为天经地义的基本观念和信念进行反思和批判，考量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由此推进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认识。不过，上述教学模式因为偏重知识的传授，所以往往忽略培养学生重构作者的论证，并对其论证的预设和论证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和批判的能力。这样一来，学生往往缺乏批判性意识。如果要他们评估哲学家的论点及其论证，他们往往只是大而化之地论述，甚至受到国内一些陈旧的教科书的影响，从革命性和是否是唯物主义的角度评价观点的优劣，而不知道进行内部批判，即评估一个理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要考量其前设是否可靠，论证是否有效。
2新模式及其特点
鉴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笔者在教学中尝试着做出了一些改革。
第一、不是以历史发展为主线，而是以问题为中心，以专题为组织形式。既然哲学家的哲思由问题触发，围绕问题思考，那么，西方哲学的讲授也应该以问题为中心，由问题来引出对它提出了比较有贡献的哲学家的学说和解决方案。不仅如此，哲学问题大多来自于生活，是人们感同身受的，因而讲授问题能够吸引学生，激发他们的兴趣和求知欲。笔者在授课时将西方哲学史这门课划分为形而上学、宗教哲学、知识论和伦理学四个板块，然后围绕每个板块的核心问题串讲历史上的有代表性的哲学家针对它们而提出的不同主张或解决方案。例如，很多科学家将科学视作是发现原因的学科，那么，因果关系的本质是什么？二者之间是必然性的模态关系，还是只是一种恒常会合，或者还是其他东西？笔者在这个部分会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休谟的规则性理论以及当代哲学家麦基的inUS理论和刘易斯的反事实条件句理论。这样，学生就不是掌握和记住一个哲学家的体系，而是将古代和现当代的哲学家围绕同一问题而提出的不同方案放在一起思考，由此直接进到哲思的路上，甚至提出自己的思考路径。除了这，形而上学板块讲授的其他问题还有共相、意识的本质、同一性和位格同一性以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关系等问题。笔者每次只讲授一个问题，依据前面的方法让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登台献技，然后评估和考量各自的学说的优劣。这样，学生会发现哲学问题其实离他们并不远，哲思也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玄乎其玄，高深莫测。哲思与人们普遍推崇的科学都是严谨的理论思维，只不过它不像科学那样能够给出人们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和知识。
第二、以哲学经典为出发点。哲学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无情淘汰而顽强存活下来的东西，因而必定是深入人心，影响深远的杰作。不过，因为课时有限，而它们往往篇幅庞大，并且因时间久远，其词汇、言说方式和风格与今天的学术论著大不相同，尤有甚者，有些哲学家还没有轻车熟路地驾驭他们的原创的思想，因而往往用佶屈聱牙的术语以及艰深晦涩的表述陈述自己的思想，所以要求初次接触西方哲学的本科生一开始就阅读它们确实有点勉为其难，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解读大部头的哲学经典并不现实。不过，指导学生选读一些经典的核心章节和片段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从哲学家写作的问题域和语境出发阅读文本，他们可以把握他们关注的问题，感受他们的语言风格和说理方式；其次，他们可以学会对各种艰深晦涩的文本进行解读和分析，辨析作者所使用的术语和命题的内涵，提炼作者的观点和论题，重构作者的论证，可以防止经由二手著作的转述和老师的讲授而导致的以讹传讹的现象发生。因此，尽管这种文本解读训练费时费力，进展缓慢，师生压力都非常大，课堂显得压抑，缺乏活力和欢声笑语，但是一旦坚持下来，学生的文本解读和分析能力，提炼论点和重构论证的能力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对他们未来的学习、研究和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以批判性思维训练为主要内容。哲学与科学一样是一种系统化的理论思维，因而它要使用概念，提出命题，进行论证。既然它是一门说理的学问，那么它也遵守理性的规范，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辩护。因此，学习哲学的最好方法是对哲学家的论点和论证进行批判。“批判”不是人身攻击和否定别人，而是要抵制盲目迷信和思想的懒惰，寻找观点的理由，考量其正当性。要依据充分的理由和客观事实，而不是感觉、传闻、权威和传统等来对哲学家的信念、命题、判断和理论赖以存在的理由、证据、概念、方法和标准等等进行说明、分析、考量和评估。具体而言，就是在解读原著，重构论证之后考量其论证是否有效，预设和前提是否合理，评估其解决方案是否可行，进而尝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方案。这种批判显然不同于传统的评价。后者总是喜欢从历史的影响的角度给出大而化之的价值评价，忽略了对哲学家的论点和论证进行微观的考量和评估。教师可以通过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洞察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养成关注思维的缜密和论证的有效性的良好习惯。
[参考文献]
[1]奥古斯丁著，周士良译.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罗素著，何兆武译.哲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篇7
一、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向来见仁见智。方东美立足于中西印哲学的比较，概括出他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主要是有机统一、天人合德、双回路向、立乎中道等。
(一)有机统一，广大和谐。方东美用机体主义来概括之。从消极面而言，机体主义反对将人与物视为绝对的孤立系统而互相对峙，反对将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转化机械秩序，反对将变动的宇宙看作再无发展余地和创进可能的封闭系统。从积极面而言，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众类，而一以贯之……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而广大和谐之系统”［。总之，机体主义反对对立的、机械的、封闭的宇宙观，主张联系的、统一的、圆融的宇宙观。
(二)天人合德。天人合德内在于有机统一、广大和谐的宇宙观中。方东美指出，西方哲学在论人的时候往往把他与上帝、自然疏离开来，而中国哲学“其论人也，恒谓之德合天地，或性体自然。性天之道，存乎创造化育历程，万物一切，各正性命，以尽其性。人之天职，厥为参天地，尽物性，据乎德，发乎诚，黾勉以行，尽性而天，精义入神”。中国哲学强调人与天地、性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交互渗透。“儒家、道家、大乘佛家以及宋明新儒家等……其崇信‘混化万物，一体同仁’之教，则初无二致。……此种‘万物一体同仁’之情，存而养之，扩而充之，发挥极致，即为圣智圆满”，体认天人合德不仅是入圣的路径，甚至可以“当下即圣”。
(三)双回路向。方东美在解释超越形上学时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认为这种形上学表现为超拔提升和居高回视两个方向。他特别强调了超化的意义，说:“关于中国形上学之诸体系，有两大要点首宜注意:第一，讨论‘世界’或‘宇宙’，不可执著其自然层面而立论，仅视之为实然状态，而应当不断地予以超化:对儒家言，超化之，成为道德宇宙;对道家言，超化之，成为艺术天地;对佛家言，超化之，成为宗教境界。自哲学之眼光观照宇宙，至少就其理想层面而言，宇宙应当是一大超化之世界。中国形上学之志业，即在于通透种种事实，而蕴发对命运之了悟。超化之世界，是一深具价值意蕴之目的论系统。”方东美认为，有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有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中国哲学不是将它们分裂开来，而是统一起来，中国哲学以事实世界或现实世界为起点，但绝不执着于此，而是通过超化，把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统一起来，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超拔提升。
(四)立乎中道。在谈到心物关系时，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色是立乎中道、心物不隔。他指出，在西方，哲学系统不建立于物质，即建立于精神。哲学思想内容，乃游移于精神主义与唯物主义二者之间。在印度，凡超越系统皆尚精神，其俗界观则从唯物。“然在中国，哲学家之待人接物也，一本中道。立乎中道，遂自居宇宙之中心，既违天地不远，复与心物不隔，借精神物质之互渗交融，吾人乃是所以成就生命之资具。率性自然，行乎广大同情之道，忠恕体仁，推己及物，乃不禁自忖:宇宙在本质上元是一大生命之领域，其中精神物质两相结合，一体融贯。宇宙大全，乃是无限之生命界。中国哲学之悠久传统，皆沿习‘生命中心主义’之途径，而向前迈进发展。”立乎中道即是不偏于物亦不偏于心，而以人为中心把二者贯通起来。
(五)三才合一。方东美说:“柏拉图于其《对话录•斐德罗斯》篇中，追述乃师苏格拉底盛赞依索格拉底(isocrates)之言曰:‘斯人体内有哲学!’克就典型之中国形上学家而论，吾人大可将该句倒转，翻作‘其哲学体系之内有个人’，而呼之欲出者。问题之关键是:何等类型之人物、始配挺身而出，为中国哲学代言?……其人至少必须具备‘先知、诗人与圣贤’三重才性，集于一身，始足语此。”“盖先知之最大关注，恒在于人类之命运及世界未来之归趋;诗人虽向往未来幻境之福祉，然却又往往逆转时间之向度，回向过去，于过去黄金时代之画幔上象其理想梦境，而寄托遥深;圣贤既属道德高尚、力行实践之人，恒欲申展时间之幅度，无论过去或未来，俱纳诸不朽之现在之内，期于当下履践，使其崇高理想充分实现，以求致乎其极，或庶几乎?”能够为中国哲学代言的人应该是先知、诗人与圣贤三才合一的人，这也是方东美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知关注未来，诗人关注过去，圣贤把未来和过去纳入现在。中国哲学是宗教、哲学、艺术、道德的融合体，涵容过去、现在、未来，只有集宗教、哲学、艺术、道德修养于一身者才有资格成为中国哲学的代言人。
(六)思想连续。方东美指出，有两点应该注意到:一方面，就中国哲学的传统而言，自先秦、两汉以至隋唐、宋明，都有一个共通点，借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另一方面，无论是哪一派的中国哲学，借司马迁一句话来说，就是“通古今之变”，无论是个人的、学派的或是产生自任一时代的，都表达出历史的持续性，与其他各派的哲学思想发展彼此呼应，上下连贯，形成时间上的整体联系。这两个特点表现在中国学术上是有利也有弊。“利”是任何学术思想不能孤立于过去的已知条件之外，要兼顾当时的时代性以及未来的发展性，产生历史持续性的效果。“弊”在道统观念，思想易受到道统观念的束缚和支配。比较之，西方哲学的历史关联性不足，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建立独特的思想系统，而中国哲学“通古今之变”，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与其他哲学思想形成整体联系。以上，有机统一、天人合德、双回路向、立乎中道、三才合一、思想连续就是方东美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二、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
方东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虽然也有通史性意义，但有论述的重点，所以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上每个阶段笔墨不均。总体而言，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上升的历程，持的是一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一)总历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中国哲学史区分为“古代”(先秦)、“中世”(汉至唐)、“近世”(宋元明清)三大阶段，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大阶段，劳思光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初期”“中期”“晚期”三个大阶段。方东美则以形象的方式勾画出中国哲学发展的五大阶段，“以一句不规律、三节步之诗行喻表之，现为缺末韵格(catalectic)”。虚线部分为第一阶段，时间漫长，其源起及发展详情俱不可考。据传约经历四千来年，无疑系属上古洪荒时代(公元前5042～前1142)，隐涵一套“原始本体论”，中国形上学之基调表现为神话、宗教、诗歌之三重奏大合唱。第一音步为第二阶段，属“扬抑抑”格，其重轻部分分别代表儒、道、墨三家所高度发展出的理论系统。这是有信史可征的一段神奇伟大之型成期，长达九个世纪(公元前1146～前246)，系中国哲学创造力之最盛期，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一时争鸣，竞为显学。第二音步为第三阶段，属“抑抑扬”格，其中足以看出传统儒、道两家盈虚消长，终于逐渐让位于大乘佛学诸宗。这一阶段为中国哲学之吸收与再创期(公元前246～公元960)。经过一段漫长的酝酿、吸收与再创，最终形成具有高度创发性的玄想系统即中国大乘佛学。第三音步为第四阶段，属“抑扬抑”格，代表公元960年至今，为形上学之再生期，表现为新儒家三态，而俱受佛、道两家影响。“吾人先后在新儒学(性、理、心、命之学)之形式中，次第复苏中国固有之形上学原创力，而新儒学，亦多少沾染一层道家及佛学色彩。在此段再生期中，其最突出而值得注意者，为产有三大派形上思潮:(1)唯实主义型态、(2)唯心主义型态与(3)自然主义型态之新儒学。”第五阶段应该是中西哲学相互碰撞的时期，“倘音节排列再更进一步，采缺末韵格，则余外之重音节部分，无疑显指针对西方思想模式之吸收摄纳期。今日学界之中，凡观察敏锐之士，皆不难处处嗅到此种气息焉。”以上，总体上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归纳为原始期、定型与最盛期、吸收与再创期、再生期、吸收摄纳期。接下来谈一下方东美与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相关的未曾充分展开的一些问题。
(二)汉代哲学以及道教方东美认为，秦汉从哲学方面来讲缺乏创造力，“人人方汲汲于事功征伐，忽于玄想，思想界玄风浸衰，其号称一代祭酒者，固学者辈出，然俱非独立之思想家。此段时期，少数哲匠不为杂家，即为批评家:前者如吕不韦、刘安、董仲舒等，后者如王充之流。若辈中人即或仍谈学论道(形上学)，然其兴趣重心，固早巳移至以宇宙论及宇宙发生论为主题矣。通常虽多依原始萌芽科学(阴阳五行之说)为基础，间亦诉诸诗意幻想。”但是，方东美对汉儒的治学方法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指出，无论是从宋明儒本身的立场或是从以宋明儒“嫡传”自居之现代学者的立场，一般皆认为汉儒之学一无是处:在学术上面是支离破碎，在方法学上面也是远离正题。然而，今天我们来谈汉儒，在思想史方面，尽管汉儒之“微言大义”不免于以杂家及阴阳家的思想栽赃到儒家正统思想之中，去歪曲它、误解它，但所谓汉儒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派，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他们都有一个严正不苟的工作，就是所谓“解诂”，解诂的用意在于透过章句训诂而还原儒家的真面目。比如讲到孔孟的学说，就从文献方面，章句、字源方面，去如实讲明孔孟的经典大义，而还原出那个时代的真正意义。从这一方面来看，汉儒也未可厚非。而且汉儒面对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从不敢苟顺私意、乱发议论，尽可能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一分师承做一分文章。这在汉儒而言，叫做“师法”，或者是“家法”。“比如讲《诗》，鲁诗有鲁诗的讲法，齐诗有齐诗的讲法;讲《周易》，鲁学有鲁学的讲法，齐学有齐学的讲法;其它诸经，莫不如此，是绝对不能乱讲的。汉儒的这种精神成就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至于道教，方东美否定的地方偏多。他指出，道教的思想本身就是驳杂的东西。战国时它的思想是神仙家言、方士家言。西汉时再同道家思想的余波结合起来，后汉时才变成了一种伪托老庄道家哲学的道教。以后它又受了佛教的影响，所以它许多经典都是模仿佛经。这样一个驳杂的东西，经过了中国学术的衰世。在佛教盛行于中国的时候，儒家无力反抗，还是道教打起中国文化的招牌与佛教周旋角力。方东美特别讨厌张道陵之流对老子哲学的糟蹋，他指出，张道陵事实上是方士之类的人，在宗教方面属于，在哲学上打着道家思想的招牌糟蹋道家的哲学。譬如张道陵说“道可道者，谓朝食美也”，把“道可道”解释为早上吃了很美的早餐。这跟“道可道”有什么关系呢?而底下这句更不成话，“非常道者，谓暮成屎也”，早上吃了很丰盛的早餐，到了晚上要排泄出来。这个打着道教旗号、推崇太上老君的鬼道，这样糟蹋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这两句话。再说“两者同出而异名”，本来在老子里面有两种断句方法，一方面指有无同出而异名，有时读做“两者同，出而异名”，但是鬼道的注解却说:“两者同出而异名，谓人根生溺，溺成精也。”这就越发不像话了，竟解释成一方面小便，一方面泄精，就叫做“同出而异名”。而“玄之又玄”，他说是“鼻与口也”，这根本是不知所云。张道陵在注释老子五千言时如此侮蔑老子的哲学思想，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
(三)魏晋玄学方东美认为，魏晋玄学的主题是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但每位哲学家的倾向并不完全一致。“何晏、王弼出，玄风复振，其旨则皆在调和孔老间之歧异，倡‘贵无论’以释道。……何晏崇孔，故援道入儒;王弼宗老，乃援儒入道。然两氏同以‘致一’为其玄学探究之基本核心，则毫无二致。”方东美进一步解释说，从王弼、何晏对儒家《周易》的诠释中可以看出，上古以来两支分道扬镳的学术系统(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引者注)到魏晋时期有了结合的企图，比如王弼把儒家的系统落到道家的系统里去，而何晏要把道家的系统落到儒家的系统里去。方东美还谈到:裴頠与孙盛，“前者崇有而抑无，盖以绝对之无(至无)，于生命界无以能生，故为虚而非实，成性之道，无所用之。始生者，自生也;始有者，自有也，既非生之于无，亦非亡之于无．更非化之于无，而是唯一之本体、真实无限，即有显用者也。后者则另据逻辑立场，推演老氏之主旨，概归诸剌谬不通、自相矛盾者”;向秀与郭象，“皆基于庄子哲学，一方面，视‘有’、‘无’二名，乃相待观成:无不能生有，有不能还无。至于二者孰更为根本，实乃无谓之争”。
(四)道家哲学与佛学方东美认为大乘佛学与道家思想有相同之处:“大乘佛学，则由其证得之慧境，灵光烛照而展现于吾人之面前者，是为上法界与法满界;于是，时间生灭变化界中之生命悲剧感，遂为永恒界中之极乐所替代。夫惟如是，佛家之解脱精神，乃能无人而不自得，逍遥遨游于诗意盎然之空灵妙境。臻此境界，佛家之精神，即能当下浑然忘却时间生灭变化界中之一切生命悲剧感，而径与道家，尤其老子之精神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矣。”解脱、逍遥、空灵的精神境界是大乘佛学和道家所同有的。方东美认为道家哲学对中国佛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王弼注《老》对般若哲学之影响，其著例也，观乎道安及其同代诸贤情形，足见一斑。关于‘有、无’对诤，向有‘六家七宗，爰延十二’之说。……当时中国佛学思潮，七宗竞秀，然其玄学主旨，则端在‘本无’，倡‘贵无贱有’，与裴頠之‘崇有抑无’针锋相反，适成对照。兹以降，佛、道携手，形成联合阵线，以对抗传统儒家矣。”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及《答刘遗民问》，字里行间，庄子之影响，岂浅泛哉”。“道生在精神上酷似老、庄，主张‘扫相即以显体;绝言乃所表性。’盖谓究极本体，既非可得解于权言之穷，亦不可尽求诸假相之归。”
三、简要分析
综观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和发展历程的阐释，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几点分析:
(一)方东美对形上学类型的划分基于中西哲学的比较，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但也有可以进一步厘清的余地。自“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并逐步深入地探寻着中西文化包括中西哲学的差异，梁启超、严复、胡适、梁漱溟、冯友兰、贺麟、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探讨了中西哲学各自的特征，多数人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实用理性，伦理学发达，而知识论、逻辑学等相对薄弱。在对中西形上学特点的概括上，影响比较大的观点是:西方哲学走的是外在超越的道路，把人类的价值源头归结为外在的力量;而中国哲学走的是内在超越的道路，把人类的价值源头归结为内在的心性。与此相关，西方哲学的思维偏向两分法，注重分析;中国哲学的思维偏向统一性，注重综合。上述观点不知何人最早提出，但方东美对形上学的分类无疑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意思。他所说的超绝形上学指的是西方哲学以分裂为特征、寻求外在超越的形上学，而超越形上学、内在形上学则是典型的中国形上学，以追求统一和谐为特征。这种宏观的比较结论无疑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为我们把握哲学形上学的差异提供了重要思路。但从方东美对超越形上学、内在形上学的论述来看，二者的界限似乎不甚清晰，前者强调宇宙与人的统一性，主张超拔和规范的“即理想即现实主义”，后者强调本体内在于宇宙以及本体与现象的统一性，在强调统一性方面二者很难区分。方东美所说的内在形上学强调本体内在于宇宙，与通常所说的价值内在于人的心性还是有所不同的。
(二)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观点明确，前后统贯，体现了一种高贵和乐观的哲学精神。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概括学界见仁见智，方东美的主要观点是有机统一、天人合德、双回路向、立乎中道等，其逻辑主轴是统一和谐，类似于熊十力的“不二”。从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概括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一种高贵乐观的哲学精神，这与方东美对哲学功能的理解有关，他说:“伟大的哲学思想可以改造世界。它不像近代许多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们，不仅是在那个地方演悲剧，而且是演双重悲剧!甚至演三重悲剧!重重悲剧下幕以后，依然是精神局促于现实世界中，心灵不能超脱解放，埋没在这个‘最烦恼的世界’中。……假使哲学家要拯救世界，则决不能投身到黑暗罪恶的社会中去，而同流合污。哲学沾染了罪恶，那就是宣告它的精神死亡。哲学精神死亡了，如何能拯救世界?相反的是罪恶的世界征服了它。”［4］89－90方东美强调:哲学不能沾染罪恶，哲学要拯救世界、改造世界;哲学不能总演悲剧，要超拔人的精神境界。因此，方东美不论是对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学、新儒家哲学，总是以一种景仰、欣赏、陶醉的态度去对待，极力挖掘其间的宝贵资源，为我们理解中国哲学传统提供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篇8
关键词：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自由意志理念
黑格尔所著的《法哲学原理》是他担任柏林大学教授的第三年出版的，这也是他晚年在柏林任教期间唯一的著作。他主要的政治哲学思想在这本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遭到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人批判，称其为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家”、“把哲学应用来替反动的普鲁士政府服务”等等。对于这些批判，我们应该站在哲学思辨的高度去审视，不能人云亦云。本文拟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以及法哲学在其哲学体系、对法的定义、法哲学的具体思想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
黑格尔的法哲学包含了三大部分，即抽象的法、道德、伦理。这三个部分都是特定的法或者权利在不同形式上和阶段上自由的体现，较高的阶段比前一阶段更加具体、更加丰富。意志自由贯穿着其整个法哲学体系。抽象法阶段只有抽象形式的自由；道德阶段便有了主观的自由；而伦理阶段是抽象法与道德法的真理与统一，也就是说意志自由得到充分而具体的实现的阶段。[（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7]所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就是关于人类自由的系统化学说。
黑格尔认为，法及其法哲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有自己的特定范畴和完整的体系。这些内容包括：抽象法、道德法、伦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世界历史以及一系列的法律思想。
另外，黑格尔的法哲学将法分为自然法和实在法，并将法和法律加以区分。实定法是指现实中存在的法，包括习惯法（主观的和偶然的被知道的法）、判例法（法官定法）、引证法（法学家著作）、制定法（立法法）[（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218至220]，又根据其适用的范围分为国家法（国内法）和国际法。自然法是指应然法或者法的原理，又被成为“哲学上的法”。由于黑格尔着重从哲学的层面研究法，并将他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对法的分析，因此他的法哲学研究重点不是放在实然法上，而是放在应然法上。他的法哲学研究更具有思辨性，但又不仅有思辨而不关涉现实的操作。无论从哲学还是法学的角度来看，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都是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
二、法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关系
首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进行如下简单的概括：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宇宙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等都是其表现，因此，他称之为“绝对精神”，绝对精神表现于人类社会而言，称其为“客观精神”、“世界精神”或者“世界理念”。他将其精神哲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主观精神，分为灵魂、意识、心灵三个环节；第二部分是客观哲学，分为法、道德、伦理；第三个环节是绝对精神，分为艺术、天启宗教、哲学三个环节。他的法哲学又分为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部分。事实上《法哲学原理》基本上就是其《哲学全书》中的第三个环节《精神哲学》一书中第二编，论“客观精神”部分的发展、发挥和补充。[贺麟：《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
黑格尔哲学是关于“绝对精神”的辩证法哲学，在他看来绝对精神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恰恰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正式按照“正”、“反”、“合”三段式进行的。而其法哲学的探究也在逻辑上成为了主观精神（正）、客观精神（反）、到绝对精神（合）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此，缺少了这个阶段，黑格尔哲学体系就不能完整，而“法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序言]，属于精神哲学中的一部分。
黑格尔对法的定义的分析
黑格尔对法的定义是：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同上36页]他进一步说道：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系是现实了的自由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天性的那精神的世界。[同上10页]从上面这些论述可得知，要理解他对法所下的定义，需要首先了解理念、意志、自由等概念。
1、对理念、意志、自由概念的辨析
黑格尔认为法哲学这一门科学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
他认为理念的内容包括概念的所有规定，完全是自身同一，即自己觉得自己，自己展现自己，自己回溯自己。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无非是理念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一切定在都是以理念为实体，并受到理念支配的。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法的概念”、“法律”、“国家”等概念是从现实事物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它反映现实事物的真实本质，即相当于追问这些概念的理念是什么。法的理念是自由，为了得到真正的理解，必须在法的概念及其定在中来认识。[同上1-2页]那为什么黑格尔会认为法的理念是自由呢？这就必须要追问他对自由的认识了。
黑格尔的自由观概括起来主要是：（1）、自由自己决定自己，但这种自决不是任意的，而是自觉自为地与规律相符。“真正的理性的自由概念便包含着被扬弃了的必然性在自身内”。[（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358]黑格尔还认为相对于真自由还有假自由。假自由又叫任性，是不自觉地被束缚的、主观空想的自由，而真自由只能在必然性中寻找得到。反过来，必然性也是只能建筑在它的自由上面。（2）、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现实。他说：“自由虽然是一个内在的观念，他所用的手段却是外在的和现象的”。[王造时，《历史哲学》，三联出版社，1958：58]他认为人类的发展史就是自由的发展史，是自由进一步在现实中的显现。（3）、自由的基础是意志，而意志的本性是自由。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关于法的本质是自由的思想。他不再把法理解为道德律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是把道德看成是法发展的一个阶段——个人内心的法。他认为更高意义上的法是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意志。他认为康德理解的法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从而使整个社会得到自由。而他对法的本质，即自由的理解是从理念本身着手，找出人类自由发展的法则，找出自由本身的内在逻辑，使自由符合逻辑的成为全社会要求的自由意志。
意志是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是客观精神领域内在运动的主体。意志是内容丰富的实体，在自由运动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发挥着自身的主动性。是自由实现其形式必需的外部动力。这就使得自由和法获得了其独特的客观形态。黑格尔说：“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11]这句话说明了自由与意志的关系。意志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是思维的继续发展；而人的自由就表现在这些欲求能变为现实。黑格尔认为意志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真正的意志或理性的意志，另一种是任性，或者称为经验意志。后者是由于受外界影响所产生的偶然的冲突和愿望，不是出于理性的思维，缺乏真实性，不符合意志的概念或本质。而前者真正的意志是自己决定的意志，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和自己的需要充分认识基础上的。他认为如果出于任性而产生的意志，对意志来说是不自主的，属于人的本性欲望，也不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只有经过了理性思维并达到了自由的意志才是真正的意志。
对黑格尔法的定义的分析
黑格尔认为自由是被认识的必然，以意志为基础，而法又是从意志为出发点的绝对精神，因此，并不是所有意志都是法，只有自由的意志，即只有认识了必然的意志才是法。这种真正的意志不是一种个人的意志，是具有普遍性的公意。“公意、普遍意志即意志的概念，法律就是基于这种普遍意志的概念而产生的特殊规定。”[（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333]并且，这种公意只能通过立法权才能得以实现。黑格尔认为立法权是国家规定和确立普遍物的权力。立法权只有在国家中才能找到，才能成为社会公意的表达。也就是说这是国家意志，是与国家这种最高的伦理组织联系在一起的。这里也许可以合理的去理解原理序言中提到的那句倍受争议的黑体字：“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合乎理性的东西”，作为实体的东西，它是必然的，是自由意志的公意，必在各种国家活动中达到无限丰富的外部实存；而“现实的东西”是“合乎理性的东西”，是主客观精神统一的结果。而哲学上所认为的“现实”是剥离了无数外在意见、表象的实存，是法的实体，因此是永久的东西。“当我们承认它为法律，并且把它当做我们自己存在的实体来服从时，我们就是自由的。”[王造时，《历史哲学》，三联出版社，1958：79]此时，自由和必然间没有了矛盾，现实与理性也得到了相互的调和，成为纯粹的全体。因此，这句话的理解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理解的关键。所以，黑格尔认为法是人自由实现的基础，也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在理解法为什么能给人以自由时，他写道：太阳和行星有他们的规律，但是它们不知道这些规律。野蛮人受冲动、风俗、感性等支配，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法被制定为法律而被知道，于是感觉和私见等一切偶然事物，以及复仇、同情、自私等形式都消失了。法就这样的被初次达到
了它的真实规定性，并获得了它的尊严。[（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220]
真正意志是自由的，同时也是人本质的精神，即是“绝对精神”。法就是伦理形式阶段的国家通过对公意的决定获得对真正意志的表达。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思想梳理
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包括了自然法，还将现实中运用最普遍的实定法包含其中。但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直接针对现实法的运行，而是继承了自然法的传统，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应然法上。他运用其哲学的思维具体而详细的阐释了法的各个阶段，又将法纳入其整个哲学体系，使法成为“绝对精神”中的一个阶段——客观精神。法自身也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黑格尔就是这样一步步为我们展现出他法哲学思想的架构。因此，笔者在学习其法哲学基本思想时，主要注意到了以下几点：自然法与实定法、法与法律的区分，法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含义。
自然法与实定法、法与法律之分
黑格尔对法的分类十分仔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看，他将法分为自然法与实定法，并区分了法与法律。黑格尔对法的概念、本质，法在整个人类精神中的阶段，法的发展阶段等分析上，实际是继续自然法的传统所做的分析。这是为了使法的根基更加坚实，同时也使得其哲学体系得以完整。使法在人类历史、社会中获得合法的地位的必须的证明过程。他又将实定法分为习惯法、判例法、引证法、制定法，还有国内法与国际法。自然法与实定法实质上是客观规律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以及其与主观意志之间“合”的发展，即是自由意志与人的意志，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间统一的发展过程。实定法必须朝着自然法所描述的规律去发展，这也是自然法在实定法运行中自身显现的过程。
黑格尔提出：“我们在本书中谈到法的时候，不仅指人们通常对这一名词所了解的，即市民法，而是指道德、伦理和世界史而言；它们之所以同样属于法，是因为概念按照真理而把思想汇集起来的。”黑格尔虽然把道德、伦理、世界史纳入了法的范畴，但是这些并不是法律。黑格尔认为的法是哲学意义上的法，而法律是法在实定法中的具体表现，二者是不可混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是理念的自由。道德、伦理、世界史、国家等都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本质是精神的显现，具有普遍性，是法的形式。而法律是法的定在的形态，黑格尔特别指出，法律是因国家的存在而有效的规范。相对于法律，法是根本性、更本质的东西，而法律只是法外在表现，暂时性的东西，其内容具有易变性，主观性占有很大的成分。法律会因社会的各种因素变化而变化，是可能与客观的法的精神发生偏差的，因此，黑格尔反对不去研究法的本质，反对把法当做独立的对象而脱离开法，仅将注意力引到自己的理性，这样就会违背法的本性。[林喆，黑格尔的法权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法发展的各个阶段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他并不仅将市民法、国家法等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实定法认为是法，更加注重研究法的本质，法在精神自身的发展阶段。因此，抽象法、道德、伦理这三个环节又是黑格尔对法的分类，是法在不同形式上和阶段上自由的体现。自由意志借外物以实现自身，这就是抽象法；自由意志在内心中实现就是道德；自由意志通过外物，有同过内心，得到充分的现实性，这就是伦理。
抽象法是自由意志在客观精神领域内的第一环节，也是相对后两个环节而言最纯粹客观的。黑格尔认为自由意志人人都具备，因此人人都具有成为所应享有的法（权利）。抽象法是自由意志外在表现形式，适用于普遍的人而非特殊的个人，因此又称抽象法为形式法。他确立了“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这个基本命题。并从此处去讨论人作为自由意志的主体，法作为其抽象的自我相关的现实性，离不开物质基础。所以抽象法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对物的占有。而对物的占有以及所有权等涉及到转移和交换，这就产生了第二环节，即契约。对前两个环节的不尊重和侵犯，就产生了对自由意志的保护，对一般的法的恢复，这是第三个环节，即法的恢复，也就是不法和犯罪。为什么将此作为出发点呢？黑格尔的论述显得淡薄。而从古罗马至今，以财产为法权的出发点这种进路十分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西方私有制度的发展。但是将此确定为普遍的、永恒的出发点似乎与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基本命令（即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没有必然的关系。
在道德阶段人能够达到对法的意识，仅是个人内心的认识，因此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抽象法的概念是人，而道德的概念是善；抽象法的定在是法律，道德的定在是道德行为，其中包含故意和责任，意图和福利，良心和善三个环节。道德意志是主体内心自主的认识，他人无法干涉和直接洞察，因此与抽象法的一般性相比是个别的。但道德性并不是个人的，也是普遍的自由意志与个人意志“自为地存在的同一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篇9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马克思主义哲学(324次)、马克思主义(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马克思主义(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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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哲学家及其主要观点篇10
从总体情况看，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的基本趋势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第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趋于缓和，特别是出现了一些试图调和这两种科学哲学的观点；第二，对各门具体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方法论研究，特别是一些具体自然科学领域带来的重要哲学问题引起哲学家们的思考，如医学、计算机科学、思维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问题；第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并有可能成为不久的将来的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英美科学哲学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哲学事件。这场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围绕“科学能否表达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展开的，但更深刻的分歧却是在于科学假设的实在性问题。科学实在论一方坚信，科学假设虽然可能无法用经验的方法得到证实，但它们设定的实体或过程却是在整个假设中起到了基础作用，因而，应当承认这样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这个过程是真的。这种信念的根据就是科学推理中的“溯因法”或“假说推理”（abduction），即对于无法用一般规律解释的现象，可以为它们找出共同特征并形成新的理论，用其中的一个现象作为对这个新理论的经验检验。事实上，这是根据对科学成功的解释活动来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反实在论者的尖锐批评。在反实在论者看来，科学的目的不是要证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是要寻求科学理论的恰当性；在这种意义上，对科学成功的解释并不能，也不需要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而只是说明了成功了的科学假说在一个具体的场合或语境中发挥了作用，但这并不需要保证其中承诺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这个过程是真的。
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概括。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的阿钦斯坦（peterachinstein）教授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焦点分别概括为三个方面：[1]在实在论方面，第一，诉诸于常识，就是说，实在论基本上是一种直觉的观点，即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中谈到了原子、分子、质子等等东西，那么它们就应当是这个宇宙中独立存在的成分。第二，“奇迹”论证或“对最好解释的推论”：假定一个理论t“拯救了现象”，那么对这个事实的最好解释就是实在论，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在实在论的意义上为真，比如，它所描述的实体是存在的，这些实体具有这个理论所赋予它们的属性等等。如果这个理论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为真，那么说它“拯救了现象”就会是一个“奇迹”。第三，“共因原则”的论证：假定两个可观察的事实或事件之间相互关联，那么，就一定是其中一个造成了另一个，或者是第三者造成了这两个。这个第三者可能是不可观察的，但由于它是两个可观察事实或事件的共同原因，所以，应当假设这个第三者的真实存在。
在反实在论方面，第一，诉诸于经验论，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更容易在经验上得到满足，我们无需假设任何神秘的、不可观察的或未知的世界，超越了现象界的世界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在科学上则是多余的；而且，即使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它也不是科学家所能了解的世界。第二，诉诸于本体论上的简单性，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更容易在本体论上得到满足，它只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可观察的实体，谈论不可观察之物仅仅是为了组织我们关于可观察之物的知识的一种方式而已。第三，诉诸于科学的目的和实践，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家的目的不是要带来关于独立存在的不可观察之物的世界的真实陈述，而仅仅是为了“拯救现象”，特别是他们经常使用不可兼容的理论和模型。
当然，阿钦斯坦的这种概括主要是根据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关于观察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分歧。莱昂斯和克拉克则提出了对科学实在论的三种反对意见：第一是直接针对“无奇迹的论证”（no-miraclesargument），认为科学实在论提出了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即为了寻求对科学理论成功的解释，就必须在求助于奇迹和推论我们的理论大致为真之间进行选择。范·弗拉森就提出了另一种达尔文式的选择：成功是理论生存的需要，如果我们的理论是不成功的，我们就不必保留它们。劳丹、雷谢尔（nicholasrescher）、法埃因等人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认知实在论的核心问题，因为在认知实在论者看来，真理提供了比非实在论者更好的解释。
另一个非实在论论证来自数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主要代表是迪昂、蒯因和范·弗拉森。他们认为，任何成功的理论都会大量经验上的竞争对手，虽然是无法比拟的。由于每个对手都会与我们的理论共有经验上成功的机会，因此，我们无法证明我们的理论就一定强过其他的理论。虽然我们的理论成功了，但这并没有证明我们的理论是真的。但实在论者会反驳说，我们并不能在经验上对每个理论都产生平等的对手，经验上的成功并不只是在认识论上具有价值，我们也可以通过求助于其他的超经验的好处如简单性来选择我们的理论。但非实在论者反对用这种超经验的长处来证明信念。
第三种重要的非实在论论证是历史上的。它认为，科学实在论仅仅提供了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设，它开始提出的成功理论无法被解释为真的。这种论证目前最为流行的形式是悲观主义的元归纳，即认为，我们曾经有许多成功的理论，现在却被证明是假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理论也可能在以后被证明是假的。[2]
目前围绕科学实在论的论战大多是试图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寻找妥协方案。其中一种妥协是认为，实在论是关于科学理论中所描述的实体存在的问题，而并没有考虑科学理论的真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妥协被称作“实体实在论”，这主要是一种认识论观点，即认为真理陈述应当基于实验操作。目前不少哲学家认为自己是科学实在论的反对者，但却同意实体实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实在论才是关于作的实体的存在，并把这看作与关于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实在论相悖的。不过，仍然有哲学家认为，这两种实在论都有共同的假定，即认为科学推理的规则是普遍的，对这些规则的证明是哲学上的。对这些假定的挑战，导致了语境主义的实在论，即仅仅承认具体科学领域里的经验材料的存在。
对历史在科学理论成功上的作用，哲学家们同样给予了关注。比如，莱昂斯就表明了，科学上的大量成功恰好是来自以往被看作是错误的理论，因而实在论者通常求助于新的成功并没有解决历史问题。还有哲学家指出，实在论并不具有科学理论的地位，因为真理并不是解释性的。
在当代哲学家看来，科学最初是对常识的扩展，保持了强烈的常识推理。但科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挑战常识的平台，特别是当代科学越来越表现出与常识的冲突。由于科学实在论者试图根据成功的科学理论去证明我们的信念，因而当代科学实在论也与常识发生了冲突。然而，科学实在论者却始终承认常识的观点，认为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对象，它们都存在于外部世界中；而科学实在论的拥护者也求助于常识的实践去证明他们的溯因法的用法。这样，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常识就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既冲突又依赖。作为这个两难的解决，一些哲学家把科学推理看作与常识推理同样具体的，语境的，因为它们都是经验的和社会的，这样就不应当承认有普遍的科学逻辑；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由于常识给我们提供了真实之物的标志，因而实体实在论应当是与这样的常识相一致的，如哈金所说，“如果你可以喷洒它们，它们就是真实的”。在科学与常识的关系上，塞拉斯对“科学的形象”和“显现的形象”之间的区分在当代哲学家中仍然有很大影响，不少哲学家从他的论述出发，更多地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范·弗拉森对“科学的形象”的反实在论处理方法。
二，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
对自然科学具体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成为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方面，其中被看作是热点领域的是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仍然在研究进化论问题以及分子生物学问题，对基因的研究主要是与进化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对生物学进展的研究构成了新的起点，并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随着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医学哲学也成为新兴的重要领域，社会科学哲学仍然是一个工作重点，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模式已经从社会学转向了人类学。经济学哲学，特别是博弈理论模型，逐渐成为了一门多少有些普及的学科，这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兴起，到了60年代基本消沉下来，只是由于生物学运用博弈理论重塑进化过程以及实验经济学家试图以经验模式研究经济行为，才使得这个学科得以复兴，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哲学家把博弈论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
当然，最大的变化是心理学哲学的复兴，这个学科以往是与哲学心理学、心灵哲学、行为主义、认知科学以及关于精神的性质问题等联系在一起的。但“认知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哲学的发展，这使得认知研究逐渐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包括了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这些领域重新定义了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如表象、解释还原、确证等等。例如，确证理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新确立了最初由亨普尔提出的确证功能模式，认知科学所解决的问题重新塑造了科学本身的性质；同样，神经科学与传统哲学问题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对表象和知识的研究。
历史地说，认知科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发生转变的时期。许多导致了哲学转变的思想动力同样带来了新的认知模式，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计算机的影响，特别是它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因为计算机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推理和处理工具，而且是思考人类以及思考科学的一种模式。甚至有哲学家认为，未来的科学哲学应当是“计算和信息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计算”（computation）、“复杂性”（complexity）、“系统”（system）和“信息”（information）应当是最为基本的概念。不仅如此，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计算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只有在大量研究计算哲学和信息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恰当的解决。这样，由此就产生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计算机伦理学”、“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和人机互动”、“互联网文化”、“数码艺术”，“人工智能”等等。同时，这种学科的出现也使得传统的哲学问题得到了新的解答，如“身心问题”、“关于实在世界的本体论”、“语言与知识”、“逻辑与概率”以及“科学与技术”等等，也为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崭新的问题，如“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信息世界中的超文本”、“纳什均衡问题”（nashequilibrium）、“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计算模型”等等。[3]
哲学家们在这些具体学科中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们都明确地反对把科学和哲学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发现把自己想象为所谓“理论的”科学家是很合适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实际地阐明他们所研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实质性变化。
当然，仍然有一些科学哲学家继续关注科学的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关于科学史的内在主义者（internalists）和外在主义者（externalists）之间的争论，这最终由于历史学科本身转向了社会史而远离思想史，导致了外在主义者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另一方面，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也符合以相对主义思想刻画历史时期，或以文化相对主义刻画文化人类学。这里的关键是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因而属于历史和文化的偶然。为了研究这种人类活动，我们就必须了解科学家成长、学习和工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他们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文化的或认识上的具体特征，才使得科学家们持有他们的共同观点。在这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种观点要比其他的观点更好一些，因为一切都是由这些科学家们共同的时代和文化决定的。
但这种相对主义往往会使人们担心科学的价值和地位问题，因为文化相对主义是与种族相对主义密切相关的，在价值与科学的关系上最有影响的问题是来自医学的价值问题，医学实践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医学伦理学的实际问题，如生与死、医患关系、知情权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上需要很快能够给予解答。这样，伦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就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医院的日常决策和重新制定健康政策等事务之中。而科学哲学家这时也体现出自身的用处，因为他们实际地了解在做出有用的决定中所需要的科学，他们可以研究决策的各个方面和对证据的使用。此外，伦理学的另一种实际作用还体现在职业伦理学方面，这些目前成为实践的或应用哲学的重要方面。
科学哲学在讨论价值问题时涉及到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关于如何把科学作为日常决策的基础，如领导决策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等等。同样，在讨论现实的科学研究中仍然会涉及到价值问题，如在选择某类实验范式时所倾向的价值，或者是，在对爱滋病研究上而不是在对痢疾研究上投入更多的金钱，同样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同样带来了许多价值问题，如性别倾向直接影响了科学的实践活动。
当然，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原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和话题并没有完全消失。正如马哈莫（petermachamer）所说，“科学哲学家们仍然困惑于什么会带来好的解释、什么样的证据会为理论提供什么样的确证、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分究竟是什么。这些是会不断出现的科学哲学问题。如今，我们仍然试图以具体的方式回答它们，这些方式会对科学和更大的世界产生影响。”[4]
三，后现代的科学哲学
历史地说，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或者说，反实在论对实在论的批判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对“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对科学性质的理解，例如大卫·伯姆、大卫·格里芬等人把当代科学的发展看作是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因而认为，“后现代科学必须消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5]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确抓住了现代量子力学的建立对摧毁传统科学观的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多是从科学的外部看待科学的演变，特别是从现代神学和宗教的角度面对现代科学的进步（如《后现代科学》一书的许多作者对宇宙创始说、现代有机论以及灵学的推崇），因而，这种后现代的科学观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哲学家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上的争论引发了哲学家们对科学性质的重新理解，这既是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也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产物。“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的出现被看作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争论过程中的第三阶段。[6]现代科学表现出的不确定性、非决定论、非连续性等特征，使得科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挑战。正是在这种科学发展的背景中，蒯因用实用性标准取代证实说，把本体论承诺与经验事实区分开来；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理论把前后相继的理论看作是不可通约的，把科学理论的确定性解释为科学家们的信念所至；费耶阿本德提出无政府主义的研究纲领，主张科学研究“怎么都行”，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反实在论思潮逐渐转向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其最大的后果是否定了认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最后否定了科学真理的存在。在这种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思潮中，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劳丹、范·弗拉森等人。
劳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规范的自然主义”观点，已经包含了明显的反实在论特征，特别是他反对普特南提出的“趋同的实在论”，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趋向某种关于实在的真理，而是为了达到不同的科学规范，因此，在他的自然主义理论中，科学方法是与科学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决定了有什么目的，而这样的方法又是与价值密不可分的，因为价值要求和方向确定了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在这种意义上，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或单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这种观点被看作是反实在论的观点中较弱的一种形式，但由于劳丹对库恩以及拉卡托斯等人的历史学派观点给予了严厉批评，因而他的观点在后现代的科学哲学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范·弗拉森（basc.vanfraasen,1943-）是当代美国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被看作是反实在论阵营中的主力成员。他于1980年发表的代表作《科学的形象》一书，被看作是开启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他提出的“建构的经验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明显地带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征。[7]“建构的经验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经验上的适当性”，就是说，“如果理论关于世界上可观察物和事件的描述是真的——确切地说，如果理论‘拯救现象’，那么理论在经验上就是适当的。精确一些地说就是，这样的理论至少有一种模型，使得所有实际现象都可以填充进去。”[8]由此，他为科学制定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具有经验适当性的理论，而且认为，理论的接受仅仅与相信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信念有关。范·弗拉森工作的意义绝不仅是为反实在论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更重要的在于，他改变了以往谈论科学哲学的方式，彻底放弃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追求，把科学哲学研究完全建立在经验适当性的基础之上，用经验上的实用标准取代了以往的科学客观性的标准。这些都使得当今西方的科学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使得科学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而这些正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明显特征。[9]
[1]peterachinstein,“observationandtheory”,inw.h.newton-smithed.,acompaniontothephilosophyofscience,mass.&oxford:blackwell,2000,pp.330-331.
[2]timothyd.lyons&steveclarke,“introduction:scientificrealismandcommonsense”,intheiredited,recentthem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scientificrealismandcommonsense,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2002,pp.xiii-xiv.
[3]关于“计算和信息哲学”的相关资料，可参见lucianofloridi,ed.,theblackwellguidetothe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oxford:blackwell,2004.
[4]petermachamer,“abriefhistoricalintroductiontothephilosophyofscience”,inpetermachamer&michaelsilbersteined.,theblackwellguidetothephilosophyofscience,massachusetts&oxford:blackwell,2002,p.12.
[5]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大卫·格里芬编，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86页。
[6]郑祥福：《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73-179页。他认为，第一阶段是经典的科学实在论在自身内部的分化；第二阶段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修正的科学实在论。
[7]对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观点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郑祥福的《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第187-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