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化学研究方向篇1
固体无机化学是跨越无机化学、固体物理、材料科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尤如一个以固无机物的“结构”、“物理性能”、“化学反应性能”及“材料”为顶点的四面体是当前无机化学学科十分活跃的新兴分支学科。
1固体无机化合物的制备及应用
固体无机化合物材料的制备大多是利用高温固相反应这些反应难以控制能耗大成本高。为此发展了其它各种合成方法如前体法、置换法、共沉淀法、熔化法、水热法、微波法、气相输运法、软化学法、自蔓延法、力化学法、分子固体反应法等。其中近年来提出的软化学合成方法最为突出它力求在中低温或溶液中使起始反应物在分子态尺寸上均匀混合进行可控的一步步反应经过生成前驱物或中间体最后生成具有指定组成、结构和形貌的材料。
1.1光学材料的研究。苏勉曾等用均相沉淀法在水溶液中合成了氟氯化钡铕（ⅱ）经过处理后制得无余辉、发光性能良好的多晶体。用这种多晶体制成的高速增感屏其增感因素是钨酸钙中速屏的4～5倍已被全国2000所医院使用。1983年苏勉曾等在系统研究氟卤化物的x-射线发光及紫外发光现象的过程本文由收集整理中发现了bafx：eu2+晶体经x-射线辐射后着色的现象开始注意到晶体中色心生成并于1984年开始研究晶体的x-射线诱导的光激励发光现象及发光机理用光激励发光材料制成了图像板作为x-射线的面探测器。他们还设计制作了一台由光学精密机械和计算机组成的计算x-射线图像仪已可以获得清晰的x-射线透视图象和粉末晶体衍射图像。
1.2多孔晶体材料的研究。徐如人、庞文琴等在水热法合成各种类型分子筛的基础上发展了溶剂热合成法利用前驱体和模板剂制备了一系列水热技术无法合成的新型磷酸盐及砷酸盐微孔晶体所合成的jdf-20是目前世界上孔口最大的微孔磷酸铝；1989年徐如人、冯守华等首次报道了微孔硼铝酸盐的合成和性质之后又获得了一系列新型微孔硼铝氯氧化物。其中硼的配位数可取4也可取3但不会高于4；铝、镓、铟的配位数大多超过4有的甚至达到6。所有这些都突破了传统分子筛纯粹由四面体结构基元构成的概念为开发新型结构特征的微孔材料提供了丰富的实验依据。
1.3金属氢化物的研究。申泮文等设计了有特殊搅拌设备的固-液-气多相反应釜使“金属还原氢化反应”在400～500℃范围内进行完全；利用此类反应以新方法合成复合金属氢化物；以“共沉淀还原法”“置换扩散法”制备了钛铁系、镍基或镁基合金等储氢材料；创造了钕铁硼等永磁材料合成新工艺。
1.4c60及其衍生物的研究。1990年底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开始c60团簇的合成实验研究尔后国内10余个单位相继开展了c60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如首先在国际上建立了重结晶分离c60和c70的方法；在国内首次获得了k3c60和rb3c60超导体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发现在阴极中掺杂y2o3可以大大提高阴极沉积物中等碳纳米管的含量；首先报道了直接氧化c60含氮化合物的研究成果等。
2室温和低热固相化学反应
从固体无机化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固相反应尤其是高温固相反应一直是人们制备新型固体材料的主要手段之一。但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的材料主要涉及一些高熔点的无机固体如硅酸盐、氧化物、金属合金等通常合成反应多在高温进行所得的是热力学稳定的产物而那些介稳中间物或动力学控制的化合物往往只能在较低温度下存在它们在高温时分解或重组成热力学稳定产物。为了得到介稳态固相反应产物扩大材料的选择范围有必要降低固相反应温度。
2.1固相反应机理与合成。忻新泉等近10年来对室温或近室温下的固相配位化学反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了低。热温度固-固反应的机理提出并用实验证实了固相反应的四个阶段扩散-反应-成核-生长每步都有可能是反应速率的决定步骤；总结了固相反应遵循的特有的规律；利用固相化学反应原理合成了几百个新原子簇化合物、新配合物以及固配化合物。
2.2原子簇与非线性光学材料。非线性光学材料是目前材料科学中的热门课题。近10多年来人们对三阶非线性光学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有机聚合物、c60以及酞菁类化合物上而对金属簇合物的非线性的研究几乎没有。忻新泉等在低热固相反应合成大量簇合物的基础上开展了探索研究发现mo（wv）-cu（ag）-s（se）簇合物具有比目前已知非线性光学材料更优越的三阶非线性光限制效应使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的创新工作中占有一席之位。
无机化学研究方向篇2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叙述了生物无机化学的研究进展。主要从对含有微量元素的蛋白的突变、结构及性质的研究；酶的模拟；无机药物化学；金属元素中毒的研究等四个方面来介绍现在生物无机化学的进展。
论文关键词：生物无机化学；蛋白质；螯合剂；酶；无机药物化学
生物无机化学是无机化学和生物化学交叉的领域。它的任务是研究金属与生物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有赖于无机化学和生物化学两门学科水平的发展。由于研究方法的进展，使得揭示生命过程中的生物无机化学成为可能。生物无机化学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研究生物体本身微量元素的作用，二是研究外界微量元素对机体的影响。
一、研究生物体本身微量元素的作用
（一）含有微量元素的蛋白的研究
含有微量元素的蛋白是生物无机化学中偏向生物领域的研究对象，做此项研究主要依靠生物化学技术。含有微量元素的蛋白是微量元素与蛋白质形成的配合物，与酶的区别在于含有微量元素的蛋白并不表现催化活性，但却有其他的重要功能。现在的研究在于发现新的蛋白，确定其结构、性质。
现在热门的蛋白有硒蛋白，因为硒蛋白是硒在体内存在和发挥生物功能的主要形式。硒的作用，主要在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病毒等方面，但结论不统一。现在主要在探索新的硒蛋白作为预防药物开发、癌症治疗和药物筛选靶标。如杜明等通过硫酸铵沉淀等方法，从富硒灵芝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含硒蛋白，并研究了它的抗氧化活性与其硒含量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该蛋白的抗氧化活性与其硒含量具有相关性。
另外，也有对细胞色素进行研究。如官墨蓝等对细胞色素b5的突变体做了研究。为了深入了解细胞色素b5的64位氨基酸对血红素辅基微环境及蛋白性质的影响，对细胞色素b5第64位氨基酸残基进行保守性和非保守性突变。研究表明，细胞色素b5第64位氨基酸残基对稳定血红素辅基和维持蛋白的结构有重要的作用，在64位引入其他氨基酸残基使蛋白结构不太稳定。
（二）酶的模拟
酶的模拟就是从酶中挑选出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来设计合成一些能表现生物功能的、比天然酶简单得多的非蛋白分子，通过研究它们来模拟酶的催化过程，找到控制生化过程的因素，从而得到更好的催化剂。
如硒酶的研究。通过对硒酶结构与功能的模拟，人们不仅可以了解硒酶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开发与硒酶相关的药物。对于硒酶的合成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对硒酶进行化学模拟，二是对硒酶进行化学修饰，三是用基因工程方法生产含硒酶。对硒酶化学模拟主要集中在硒酶活性中心催化三联体Se-n的相互作用的模拟中。在这个方面主要有合成含有Se-n键的硒酶模拟物和在硒原子的附近引入氮原子，用分子内的螯合作用间接形成分子内螯合物，达到Se-n键的作用。对硒酶化学修饰主要方面有：1、将天然酶改造为含硒酶；2、设计含硒生物印迹酶；3、设计含硒抗体酶。硒蛋白模拟物在理解硒酶的生化作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硒蛋白模拟物在抗氧化、抗癌及抗滤过性病原体等范围具有治疗潜能。
又如刘海洋等对核酸酶的化学模拟。核酸酶的化学模拟对于生物技术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Corrole是具有共轭电子结构的大环化合物，其结构上导致其配位化学行为易与金属形成配合物，其形成的配合物在许多反应中均有催化活性。该科研组研究了单羟基Corrole锰配合物对Dna的催化氧化断裂作用。结果表明，锰Corrole配合物可催化Dna的氧化断裂，而且断裂程度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宋玉民等研究了全反式维甲酸合钇配合物对Dna的切割和键合作用。实验表明，该配合物在生理条件下比配体和金属离子能更有效地切割质粒Dna。岳蕾等研究了铬配合物切割Dna的活性。研究表明，在H2o2存在条件下，Cr的配合物［Cr(bzimpy)2］+具有氧化切割Dna的活性，但被切割的Dna可被大肠杆菌修复。
对于固氮酶模拟的报道比较多。模拟固氮酶的目的主要是在温和的条件下将空气中的氮分子转化成有机化合物，从而加以利用。对固氮酶的活性中心模拟主要是钼铁硫原子簇，另外还有钼-硫醇等等的研究报道。
二、研究外界微量元素对机体的影响
（一）无机药物化学
无机药物的发展在生物无机领域中有很重要的地位。顺铂的抗肿瘤作用的发现开辟了无机药物化学的新领域。在抗癌药物应用中，顺铂药物目前仍在临床上使用，主要有四种铂配合物：顺铂、卡铂、顺糖氨铂、奥沙利铂。从1980年发现二烃基锡衍生物具有抗癌活性以来，人们先后合成了具有顺铂结构的二烃基二卤化锡配合物，与卡铂结构类似的有机锡化合物，以及有机锡羧酸衍生物等等。在锗化合物方面，从发现1971年合成的β-羧基乙基锗倍半氧化物具有抗癌活性以来，人们先后合成了许多有机的锗化合物。此外还有茂钛衍生物和稀土配合物。因为癌症是人类健康寿命最主要的杀手，所以在抗癌药物的研究开发方面将有很大的发展前景。除了合成新的药物外，在原有的药物基础上对原有的药物进行改良也是未来的科研方向，因为原有的药物具有较高的毒副作用，且抗癌范围较小。所以在无机抗癌药物这一方面，合成具有广谱高效抗癌活性且有较低的毒副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时候的抗癌药物是主要发展方向；另外，对于无机金属药物的抗癌机理尚没有统一的理论，因此研究无机抗癌药物的作用机理也是主要研究方向。
无机药物在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应用。如金配合物在抗类风湿方面的应用，应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有金au的硫醇盐。在治疗胃病的过程中，铝盐也是主要依赖的药物，含铋的化合物是治疗胃溃疡的的主要药物。在无机药物的研究中，尚不清楚各种药物对机体疾病的治疗机理，所以研究无机药物的作用机理具有较大的前景。
放射照影药物的发展也是无机药物的发展方向。由于放射示踪、核磁共振在医学上的应用，使得各种造影剂的成为医生临床应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如钡的造影剂。
（二）金属元素中毒的治疗
在外界的金属元素超过机体所需的浓度后，该元素就会对机体产生负面效应，引起疾病。元素的毒性主要因为它与机体基团的强配合性。对金属元素中毒的治疗主要是研究具有更强螯合能力的的螯合剂，使其跟有毒的金属离子结合形成更加稳定配合物，然后排出体外。理想的螯合剂须满足以下的条件：1、水溶性，且在生理的pH条件下有足够的螯合能力；2、分子大小和结构必须合适；3、必须专一迅速结合金属元素；4、很容易从体内排出；5、没有明显的毒性。如用eDta来排出多余的离子，eDta螯合性虽然很强，却选择性不强，在排出有害的金属离子的同时，同时也会损失一些有益的离子。如用去铁草胺B去除多余的铁，但是它不能去除血红素或运铁蛋白中的铁。现在的医用螯合物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研究新的药剂，因为现在的螯合剂无论是在种类还是排出金属中毒的效率都不能满足医学的需要。
三、生物无机化学的发展趋势
生物无机化学以后的发展趋势是生命科学与技术进行有机紧密的融合。
无机化学研究方向篇3
【关键词】高校；学术机构；非在编学术机构；特征
随着国家提倡科技创新活动的深入，作为人类科学组成部分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在尝试创新形式和途径，发挥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作用。其中高校对一些科研人力资源要素进行挖掘、整合、重组，在不打破现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条件下，而又能发挥科研人力资源的优势，推动科学研究，便使形式灵活的非在编学术研究机构应运而生。尤其是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启动以及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立项建设的省级重点研究基地的效仿活动，大批高校纷纷进行科研平台和科研载体建设，组建非在编学术研究机构，设立非在编研究院、所、中心等，试图进行科研体制与机制创新，大部分高校进行的如火如荼。非在编学术机构是大学纵向结构中的一种基层的学术组织，是指学术机构所在单位不独立设立行政编制，不提供经费，不提供固定办公场所的学术研究性主体，简称“三无机构”。这类主体在人员编制、场地与经费筹方面完全依靠机构自己的运作来实现和维持，是一种虚拟的研究机构。依托单位不提供任何编制和经费。本文拟探讨它的特征及功能作用。
一、非在编学术研究机构的特征
1、非在编性
机构位于大学纵向结构中的基层，大学不提供独立的行政编制以及办公场地，是以虚拟形体运作的。成员隶属于其自身原有的所在单位或大学内部的学院、系、教研室或研究院、所等教学、科研单位或大学外部的某些单位。大学不提供固定的办公场地，其办公场地一般由非在编学术机构自行解决或通过租赁、放在负责人的工作室、教研室等形式，无具体规定和统一要求，坚持就近原则，只要能便于机构工作和组织活动则可。
2、学术性
非在编学术研究机构以处理高深学问为主要职能，无论这种处理是以教学、科研还是兼而有之［1］。但主要任务就是科学研究以及科学研究的组织与管理，还兼有学科发展。大学内部有些机构虽然与学术有关，但不属于非在编学术研究机构，如大学的出版社、知识产权转化等，这些部门尽管与学术有联系，但不是研究学问的，而是推介研究学问的产品——科研成果的。有的大学明确界定了非在编学术研究机构的学术性质，并明确规定其任务就是开展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咨询服务。如西北政法大学具体规定学术机构的任务：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积极承担社会服务工作；推出优秀科研成果；积极争取各种科研项目和经费，特别是横向项目和科研经费。
3、具有组织化的形态和特征
第一，具有一定的设立依据和目标。一般是以围绕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学科为基础，以科研任务为导向进行设立，可以跨学科、跨学院交叉设立或与外单位联合设立。实际也是以具有一定研究特色与研究优势的方向为建制依据，面向研究项目、问题、行业或产品来设立。有的大学对于设立条件还做了特别具体而又细致的要求，对于研究院所、研究中心的条件分别做了要求。如西北政法大学，申请设立研究所必须具备4个条件［2］：一是以深化现有学科研究方向为基础，以学院为依托组建，依托学院管理。二是具有3个或以上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每个研究方向拥有一支由校内人员和国内外研究人员组成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拥有一定的学术优势和科研积累，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人员不少于3人。三是具备承担国家、部（省）、厅、局科研项目能力和横向科研项目的能力。四是所长一般应为本校在编在岗人员或本校聘任的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和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科研组织能力。对于申请设立研究中心、研究院，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具体条件。
第二，具有自己独立的名称。一般是冠以大学的名称，加上具体的研究方向和特色以及相应的机构形式，如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等。如“西北政法大学陕甘宁边区研究所”、“西北政法大学港澳台刑法研究所”等。对于国际合作或者与校外单位合作的非在编学术研究机构的名称，一般是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的。
第三，有具体的负责人，相对稳定的结构和研究队伍。该机构必须具有具体的负责人（简称主任），如院长、所长或中心主任，但在大学内部不享有相应的任何行政职能，当然，其本身已有行政职务的除外。机构一般是实行主任负责制，主任负责学术管理，组织科研项目的实施以及机构的日常运作，有的非在编机构也可以由主任安排1-2名管理人员，负责机构的日常运作。
无机化学研究方向篇4
首先，大学校史是大学自身成长的历史，也是高等教育发展衍变的历史，甚至也是国家历史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折射。“校史对于学校的重要性，如同国史之于国家。没有国史，国家就会缺少根基，失去灵魂；没有校史，学校亦无从寻觅其精神故乡，无法从中获得经验，汲取力量。”研究大学校史，是对大学“真生命”的回顾、触摸和反思。大学校史研究为大学发展提供了历史参照，提供了确定现实工作重点和未来奋斗目标的重要坐标和可靠基石。通过与历史对话，探究前人办学的得与失，学校会更加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其次，大学校史研究对于大学精神文化的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的教育教学实践是大学精神的发源地，大学校史中包含着学校在长期办学和教育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和积淀的独具特点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所学校的历史就是解读这所学校精神密码的钥匙。通过校史著作、校史展等有形的方式，校史打开了教师和学生参与大学精神生活的大门。此外，由于校史是一所学校“活”的历史，每个在学校工作、学习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校史所遗传的某些文化因子的陶染，同时以自己的活动参与新的校史的书写。从这个角度，校史具有不断生成、延展的特点；校史也在不断地被解读和融合到师生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校史与学校有着共生共长的关系，校史研究是大学文化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学校史研究对于推动学校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大学校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对学校学科发展历史的梳理、对为学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治学历程的回顾。一个学科能够发展壮大，往往要经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这其中，必然包含着一种共同的学术精神，一种优秀的治学传统。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学校最具影响的经济、法律等学科，也是学校发展最早的学科。学校甚至在上世纪30年代陕北公学时期即已设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室。而以宋涛教授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更是以身作则地阐释和传承了学校优良的教风、学风。对一个学科的建设来说，不了解其历史传承，就不会明了其现在所处的位置，不能科学合理地规划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发扬学术传统，彰显学科特色。对一个学科的新生力量来说，不了解其学科渊源，不了解其前辈所做的努力，就比较难于建立对本学科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使命感，也不能很好地利用已有的学科积淀。可见，大学校史研究对于学校自身发展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校史研究是一项需要常抓不懈、长期积累、逐步提升、有规划有方法地开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需要可持续发展。
2大学校史研究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问题
自1984年国家教育部《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要求“”前建立的高校组织力量编写校史以来，相关高校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校史著作和校史资料，大学校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校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也遭遇到“瓶颈”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就校史研究的外部保障条件来说，一些大学的校史研究机构面临经费和人员两方面的短缺。部分大学没有专门的校史研究机构，就是设有专人负责校史工作的学校也往往没有专门的校史研究经费，并且人员配备较少，优秀人才的流动性较大。校史研究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不甚乐观，有的学校随着老同志在校史研究领域逐渐淡去甚而“自生自灭”，校史研究逐渐陷入后继无人、无法积累厚重底蕴的状态。校史研究在学校庆典时受到重视，而后就逐渐被边缘化和较少受到重视的现象比较普遍。第二，就校史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和校史研究人员的内驱力来说，由于目前部分校史著作的可读性和感染力都有待提高，校史“资政”、“育人”作用的发挥也有待完善，校史研究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可，因而校史研究人员自我实现的成就感相对较弱，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校史研究比较难于开展较为大型、深入的研究计划，就是一些基础工作的完成有时也受到人员和外部条件等影响，不能达到最为理想的质量标准。长远来看，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大学校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要解决大学校史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外部保障和深层动力问题，克服校史研究可持续发展“瓶颈”困扰，以学科建设的思路来加强校史研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途径。
3按照学科建设的思路来加强大学校史研究
大学校史研究包含行政工作的内容，但在本质上是一项学术工作。要使校史研究获得可持续发展，需要明确校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凝练研究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汇聚和培养研究人才，形成团队力量，运用相关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视野，加强学术底蕴，并结合学校教育实践，把研究成果运用到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3.1大学校史研究的学科定位
校史研究是一项研究工作，不论是“编”，还是“研”，都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或者凭“心”而论，都需要借助一定的理论和方法，遵循一定的研究逻辑。比如，“志”有志的写法，“史”有史的写法。如何搜集资料，如何鉴别真伪，又如何分门别类，这些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基本功。涉及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是运用考据和文献分析，还是运用比较、统计等方法，等等，都需要有所依赖。因此，校史研究事实上是以特定的事物（如：学校历史沿革、学校办学过程中发生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及相关重要人物、关键事件等）为研究对象，并遵循特定的方法来探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也正是一门学问或学科存在的基本条件，既要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也要有本学科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校史研究无法突破目前的局限，跟校史研究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校史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教育教学活动主要载体的学校，这属于教育学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目前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因此，校史是史学与教育学的重要交叉领域，校史在学科属性上应属于教育史。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场域，大学校史是高等教育史最鲜活的来源。从事教育史研究，离不开对学校校史的“田野考察”。各大学的校史研究做好了，高等教育史也会更加丰满、立体，更能反映出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能正确地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此外，由于校史有时也是社会史的一种折射，校史研究对于史学、社会学等都有一定的价值。明确校史的学科定位，有助于校史研究摆脱过去研究视野较为狭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的状况。校史研究除了对学校基本历史资料的编纂，对学校发展总体状况的梳理，还可以进行诸如学校管理史、学校教育思想史、学校学科结构史、学校留学史、学校研究生培养史等专题研究和有关人物的个案研究。研究方法除了运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还可以运用新兴的史学领域口述史和教育学领域的教育叙事等方法。校史研究甚至也还可以不仅从历史学、教育学的视角，而且从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等多个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校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同时，明确校史的学科定位，也就是明确校史研究是学校日常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在成立校史研究室的文件中就提出，要将校史研究“纳入日常科研工作范畴，确保此项工作的长期化、专门化”。就大学校史研究所处的环境来说，教育、历史（党史）、档案等学科都可以作为校史研究最主要的学科支撑。
3.2大学校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内涵
一般来讲，大学校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至少应包括凝炼研究方向、制定研究规划，开展校史教学，培育人才队伍，营造学术氛围等几个方面。大学校史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大学校史研究是一项长期性学术工作，需要长远规划、分步实施。中国人民大学在70周年校庆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的第一批成果（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校史、大事记、回忆文集等）之后，即开始探索校史研究常态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学校于2008年制定并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规划纲要（2008年-2010年）》，对校史研究未来三年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未来三年的主要任务以及实现校史研究目标的保障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划和说明。校史研究按照既定的计划开展工作，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员更替带来的不确定性。2011年，学校又在“十二五”总体规划框架内制定并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规划纲要（2011-2015年）》，以指导下一个阶段的校史工作。学校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根据校史研究开展规律，另一方面根据人员配备情况，确定和调整研究方向。校志编纂工作虽然完成了近200万字的初稿，但是考虑到资料缺失比较严重，学校暂时改变工作方向和研究方法，改用口述史方法，抢救、挖掘、搜集鲜活的校史资料，并于近几年完成了100余万字的《求是园名家自述》。这些连同同期开展的各种专题研究和产生的相关成果，均围绕校史研究的总体目标进行。校史研究按照以“编”促研，以“研”带编的路径向前推进。大学校史研究的学科建设离不开研究成果向学校教育教学实践的转换。目前，部分大学除开展传统的新生校史教育、校史展览、校史知识竞赛等，已经开设了面向全校的校史课程，使大学校史研究更深入地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目前已连续四次开设校史选修课，始终受到学生的欢迎。学生们思维活跃，他们在课堂上会提出关于对学校某段历史的理解问题、关于某个人物的评价问题等，这些都能与教师的研究产生碰撞。而这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对于校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效果。同时，培育人才队伍亦是大学校史研究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校史研究水平要进一步提高，校史研究成果要能真正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则必须有一支专业化、稳定的研究队伍。随着近些年各个大学对校史研究工作的逐渐重视，大学校史研究队伍中汇聚了越来越多的高学历、高素质专门人才。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就在有意识地选留和培育历史学、教育学等相关专业博士，并吸收历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相关专业教师参与校史研究。这些措施确实促进了校史研究的发展。但是危机也很明显：这些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大都比较年轻，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发挥的价值需要得到学校和社会的认可。而目前大学校史研究机构普遍设置在行政序列，若要在行政系列取得发展，必然意味着这些人员两三年就会有一次流动，而两三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也就是刚刚打好基础。可是留在校史研究队伍中，又无法获得相应的上升渠道，不论是在职称评定，还是在对外交流与学习进修方面，都无法获得与其努力相适应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校史研究的队伍建设必定存在危机。同时，由于“现有校史研究者绝大多数并非专业的史学研究者，因而无法追踪主体史学研究的前沿，不能使校史研究逐渐走出革命史叙述模式向教育史、社会史方向迈进。同时，主体历史研究者又无法在校史领域发表得到广泛认可的科研成果，从而极少涉足校史研究领域”。人才队伍的不稳定使校史研究无法像其他学科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积累起深厚的研究底蕴，产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而这也反过来影响校史研究价值的彰显。因此，只有理顺校史研究机构的管理机制，明确其日常科研机构的定位，并按照科研机构编制配备人员、评定职称、进行考核和提供学习交流机会，推动校史研究的学科建设，才能真正使大学校史研究得到可持续发展。此外，营造学术氛围也是大学校史研究学科建设所包含的内容。具体的做法包括：积极推动院系史、学科发展史研究，积极鼓励、支持学院、学者及学生参与校史研究；积极开展课题研究，一方面积极参加涉及校史的学校或国家重要课题研究，另一方面拟定校史研究课题指南，面向全校师生，采用课题招标形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校史研究；坚持“众人修史、众手成志”的原则，吸引和鼓励学校各单位教师、干部、离退休人员及广大校友积极参与校史研究工作，为校史研究工作提供线索、资料；进一步加强与专业学会和兄弟高校的学术交流等等。
4大学校史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与条件保障
无机化学研究方向篇5
论文摘要：学术型与应用型两种研究生培养模式应共同发展，而非简单取舍，学术型研究生并未过时。在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备受质疑的条件下，廓清两种规格研究生的涵义和培养目标，进而遵循科学的目标导向，促进研究生内涵发展，这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根本取向。基于此，提出了强化研究生研究主体性，建立严格的导师遴选和考评机制，构建和谐共生的师生关系，实行多导师轮换指导与跨学科导师联合指导，实施研讨班式教学等改革的策略建议。
论文关键词：学术型；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机制
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就业困难，渐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硕士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进一步凸显，硕士研究生培养规格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是回归精英教育路线？还是走大众路线，即从学术型转向应用型？面对如此选择，研究生教育走到十字路口”。有学者指出，基于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异常严峻的就业形势和以美国经验为代表的“国际惯例”，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须转向应用型方向。有的大学校长甚至明确指出，传统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已经过时。
一、学术型研究生过时了吗？
学术型研究生真的过时了吗？没有。学术型与应用型两种不同的培养取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科学研究是成果转化、技术开发的基础，没有前者，后者就是无源之水。从长远看，如果没有优秀的学术研究人才的辈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就会随着高水平师资的断层和基础性研究成果的匮乏而成为无根之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都依赖于卓越的知识创造力。但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我国与欧、美、日等国家或地区的差距非常大，高、精、尖技术领域有着严重的对外依赖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这恰恰表明我国高水平研究型人才资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却又极为匮乏的现实。因此，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以内涵发展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尤其是要提高学术型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杰出的科研人才。因就业困难而主张培养模式转向，是技术主义错误导向和急功近利的短视发展观导致的舍本逐末之举。
那么，美国模式是否是我们的改革方向？实践证明，“美国模式”并非普适的。以前几年我国硕士研究生学制改革为例，当时专家论证“两年制硕士是‘与国际接轨’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有利于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此理论背景下，“两年制”培养模式在众多高校推广，“改革”的结果是“两年制”硕士几乎成了研究生就业难的代名词。基于此，多数高校又重返“三年制”轨道。此次学制改革的失败表明国际化与本土化是一个有机统一的过程，不顾国情、盲目“接轨”必然要付出沉重的改革成本代价。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唯美”倾向及其导致的负面效应已引起关注。所以，美国经验定然不能作为我国研究生培养“转向”的充分理由。
综上所述，在两种不同的研究生培养取向之间，绝非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更具有根本性意义。因此，在积极探索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的同时，加强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出高素质研究人才，才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
二、研究生[注：除特别界定外，此处与下文中“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均指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目前，我国高校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探索中，提出了实施“无类别化”招生、引入助学金竞争机制、扩大基层培养单位的招生与培养自主权等建议。笔者认为，一系列着眼于外部条件改善的改革方案忽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研究生教育的目标。而事实却是，教育理想和规律所含有的教育目标在教育过程中正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发生着异化：基于“规模效益观”、“教育拉动内需观”以及“升学延缓就业观”而实施研究生扩招；各高校为争取“人头费”扩大招生，研究生教育人满为患，资源捉襟见肘；导师忙于出席各类会议和争抢课题，疲于应付流行并横行的量化管理；……显然，我国研究生教育缺乏正确的目标导向，由此引发价值错乱、“操守”沉沦和管理失序，最终导致了质量危机。
目标的意义在于使行为过程沿着应有的方向发展。研究生教育改革要取得积极成效，就必须澄清教育目标，而这要求我们须首先廓清学术型与应用型研究生的基本涵义。一般来说，学术型研究生是知识本身的痴迷者，他们忠于探索本源和本质问题的理想，乐于追问诸如“是何”、“为何”的普遍性问题。因此，他们追求广博的知识视野以及对繁杂世界的洞悉能力。同时，学术型研究生还希望成长为领袖型人才，他们信奉经世致用，渴望发挥其治理才能。应用型研究生并不排斥知识的获得，但不会对普遍性知识有特别的热情，他们更关心知识的功用，更专注于具体问题解决方案的策划、实施，这要求他们必须学会考察知识应用的条件，预测知识应用的收益。他们可能擅于管理，却非治理。可以说，应用型研究生与微观世界如技术改造、程序的改良等具有更直接联系。
基于其独特的人才标准，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呼吁切实的培养模式。除了赋予学生完善的人格或追求人格完善的精神，授予学生知识仍是最基本目标，问题在于授予何种知识。笔者认为，研究生的知识学习目标是获得关于“如何获得知识”的知识。使学生学会研究是研究生教育的应然寓意，创新知识则反映了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特征。现代科技知识日新月异，学会学习方可与“识”俱进，发现新知更是研究型人才的必备素养。由于学术型研究生被要求致力于学术探索，对客观存在与精神世界的内在秩序有着发自内心的关注，追觅知识本身的热情远超过对知识收益的兴趣，所以，学术型研究生教育还必须培养学生对世界的关怀精神和求索事物本质的欲望以及忠诚于学术并从中体验乐趣的态度，唯有如此才能使其获得广博的视野和知识基础以及深刻的洞察能力。反观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在“教授”与“书本”面前唯唯诺诺，严重缺乏批判、质疑和反思精神。加拿大学者比尔雷丁斯指出，培养学生质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是大学教育的旨归。一味盲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只能是空谈。至于学术精神，我国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生，其求学普遍出于功利主义和教育工具主义目的，与精神无涉。值得强调的是，强调学术型研究生的学术特质，绝不等于培养不谙世事、不会生活的“书呆子”。相反，合格的学术型研究生还将是杰出的治理者，有着出色的组织、沟通、协调和迁移能力，诸如此类的能力要素与学术特质的融合是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的最终目标。
三、如何推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
针对研究生教育中的诸多问题，简单化“改向”显然是饮鸩止渴之举，我们应从研究生教育的目标出发，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增强研究生的学术与研究素养上。
（一）强化研究生的研究主体性，注重培养批判精神和科学思维能力
主体性是个体形成独立精神与独立能力的基础。个体具备了独立精神和能力，才不会迷信权威，在批判的学习、研究中形成认知世界的科学方法。可以说，主体性是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的内在动因。在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下，导师在知识传授与方法论指导上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研究生只能作为导师学术思想的追随者和研究计划的忠实执行者，工具性角色突出，严重缺失自我意识和主体话语权、话语能力。主体性的丧失使研究生责任意识、独立意识匮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被压制。因此，研究生教育必须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培养过程中增强其课题研究的责任，增加独立面对学术、社会问题的机会，使其自觉地以问题涉入主体的身份关注和探索主、客观世界，以审慎的态度面对世界。唯如此，研究生才会树立起自我意识，学会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学习、研究，培养其学术和社会责任感。转贴于
主体性的获得还意味着摆脱对书本和权威的盲从。拥有清新的独立意识、客观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发现新问题、新知识的前提，其意义远大于知识的获得。而意识和精神的养成、思维的训练是当下研究生培养中严重匮乏的，尤其是在大众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脱离了精英教育轨道，大行其道的灌输式、放羊式教育是对学生精神、思维发展的严重戕害。因此，提高研究生的学术研究素养，必须以培养研究生独立意识、批判精神及科学的思维能力为要务。
（二）建立严格的导师遴选与考评机制，构建和谐创新的师生关系
研究生导师既要有优异的学术造诣、优秀的指导能力，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但现实是，大学教师在利益驱动下正变得愈发浮躁、市侩：有的效尤娱乐圈频频走穴而成为学术明星；有的抛弃学术尊严和价值立场，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的化身为“学术工厂”的老板，大搞学术资本主义[注：尽管有人鼓吹学术资本主义有利于促进研究生的创新精神，但笔者认为，学术单位与市场单位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这种“经济性规则”一旦蔚然成风于学术研究，则对学术自主和学者的价值立场将形成极大冲击和伤害。……这些人显然已无心治学教书，如此“师范”令人堪忧。建立严格的导师遴选与考评机制，打造“德艺双馨”的师资队伍已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具体来说，就是要打破导师终身制，通过科学的考评，实现导师“可上可下”的流动性评聘。笔者认为，以组织评议（绝非单纯的量化评价）方式对受评者的学术水准、指导能力和职业道德进行深刻、客观的评判，是导师评价制度改革的有益尝试。通过考评，合格者被授予或保持导师资格；反之，不授予或取消导师资格及招生权。学术共同体内的同行评价是学术评价的理想方式，而组织评议对职业道德素质及学术潜力的评价将更有说服力。
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导师素养的优化有助于构建和谐创新型的师生关系，既强调导师的主导性，又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师生民主对话、平等交流。传统的师生关系中由于导师指导能力结构失调，研究生缺失主体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学术是一个自由探索的世界，在宽松自由的师生关系和研究氛围里，研究生有了选择权、话语权，有了学习、研究的自由空间，因而也有了走向独立创新的可能。
（三）实行轮换导师制，走向跨学科导师联合指导
我国研究生教育普遍实施单导师制，研究生一旦选定导师，则一般不再另选，直至毕业。在一个培养单位内，有几位导师，往往就意味着存在几家“师门”，师门之间缺少学术交流甚至存在“门户之见”。在方法论及学术素养训练不力的条件下，单导师制模式使研究生在学业、学术上严格依附于导师一人，严格以“师”为鉴，这压制了学术创新的空间，有违学术发展规律。基于此，笔者提出导师轮换机制。导师轮换制本质是一种多导师制，但它更强调“学无常师”，即研究生可先后或同时师从多名指导者，在某教学研究单位内，每位学者都可能成为某一研究生的导师。但研究生最终确定的论文指导者事实上不可能是所有导师，而是研究志趣与自己相对一致的某一位或几位导师[注：在很大程度上，这与美国的博士生培养有着共通之处。美国博士生培养采取导师与指导委员会相结合的制度，该委员会由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5—7位教授组成，负责指导研究生制定学习、研究计划以及论文指导、评定。。轮换导师制将促进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指导效率。师从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专长的学者，对于学生开阔学术视野、培养争鸣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下，某一研究生一般仅属于某一具体学科，这种单学科的培养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知识单一、专业基础薄弱以及科学与人文素质失调等。笔者认为，研究生综合素养尤其是研究、迁移能力的增强亟须打破传统的小专业、单学科教育，实施跨学科导师联合培养。这既适应了学科融合的趋势，也适应了学术发展对不同学科知识的要求。
无机化学研究方向篇6
一、研究生教育内外部质量保障机制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按照系统论和协同论的观点，高校研究生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既有其内在的组成要素，同时也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可分为内外部两个组成部分。彭国甫、梁丽芝在其《治理视野中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完善》一文中，界定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认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是指参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发挥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功能的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运行系统。笔者认为，高校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是指作为研究生培养单位的高校在保障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过程中，不同主体（包括学校、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导师、其他教师等）为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作用于核心对象（研究生）这一过程中，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对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运转，并根据外界环境适时变化，进行内部运作的方式。高校研究生教育外部的质量保障机制，则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社会相关单位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为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组织构造和运行方式。
在高校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与外部质量保障机制的相互关系上，两者既相互关联，又有差异。其关联性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高校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与外部质量保障机制是以高校为视角，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一种划分，两者共同构成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二是高校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直接作用于受教育的核心对象一一研究生，而高校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制必须通过内部质量保障机制，间接作用于研究生。其差异性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两者的主体不一样。高校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主体包括高校、学院（或系）、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导师、其他教师等，外部质量保障机制的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用人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等。前者的主体在高校内，而后者的主体在高校之外。二是两者均由相关的子机制构成，内涵上有差异。高校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按培养过程来划分，可分为研究生招生质量保障机制、研究生培养过程保障机制、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保障机制；而高校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制按不同主体可分为中央政府研究生教育保障机制、地方政府研究生教育保障机制、用人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和社会中介组织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二、研究生教育内外部和谐质量保障机制构建的现实困境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初步构建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为保证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尚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价值取向不一致对一事物的价值取向，包含了某一主体对这一事物的基本认识和发展方向的把握，以及对该事物的价值界定、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显然，不同主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同一事物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差异，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价值取向亦如此。当前不同主体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差异。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其价值取向在于保证全国或某一地区研究生教育的体质量，制定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标准，保证基本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主要在于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构建与完善；社会中介组织以一种局外者的身份参与到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之中，其价值取向在于争取自身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上的社会声誉及利益追求；而用人单位则是作为研究生教育输出端的接受者，其价值取向在于能够有较大选择空间，聘用到合适的高层次人才，促进本单位的建设与发展；高校相对于以上的外部主体而言，既受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管理，又受到社会中介组织相关评价及社会用人单位的影响，同时作为培养研究生的主体，其价值取向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正是这种多元主体在价值取向上的多元性，使得长期以来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价值取向很难形成一种共同的认识，不能同时为多元主体所接受。
2.外部质量保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高校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制从其运行过程来划分，包括运行机制、约束机制和动力机制。从运行机制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开展的质量监控工作没有得到持续开展。从中央政府开展的评估工作来看，自2000年以来，除对部分学位授权点评估时对学位论文进行了二次评估外，没有再进行相关的评估工作。另外，社会中介机构的社会评估工作没有得到有效开展。目前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虽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科水平评估活动，而且，将此项工作日常化、规范化，但这种评估工作带有政府色彩，需要引入社会有关机构的参与。在约束机制上，虽然政府开展了相关的评估活动，也取消了个别的学位授权点的学位授予权，但无论从处罚面和影响力来看，对高校形成的约束力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从动力机制来看，目前国家开展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形成了一种品牌效应，但因其影响面太小，对高校提高研究生整体培养质量的激励作用有限。
3.内部质量保障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
从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来看，在教育部的推动下，质量保障工作应该说有了较大的发展。比如近几年开展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工作，通过导师出资培养研究生来激发研究生开展科研的积极性和导师指导研究生的积极性，但这种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毕竟是不系统、也不全面的一种培养机制改革，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另外，研究生淘汰机制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这些都制约了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系统构建。
4.内外部质量保障机制需要协同
无论是高校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制，还是内部质量保障机制，都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从不同主体对质量保障机制的一种划分。要形成和谐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除了构建和优化内外部质量保障机制外，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有效协同。
三、研究生教育内外部和谐质量保障机制构建的价值取向
国外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其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以研究生教育历史悠久著称的英国，其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经历了一个从教师个人到大学，从大学到国家，从国家回到大学的演变历程，体现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深刻变革，即从传统的文化机制到科层机制，最后又回归到文化机制的一种嬗变过程，即从根本理念上把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责任由教师到政府又回归高校自身[2]。代表现代研究生教育的美国，其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包括两部分：一是外部质量保障机制。美国研究生教育没有明文规定国家质量标准，而只有质量认证，包括认证机构对院校的认证，认证机构对专业的认证，以及社会中介对大学进行排名的大学排行榜。二是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其内涵主要包括校领导的任期和提升评估，同行专家组的科研评估、专业评估，学生对教师和教学的评估等。内部评估是美国校园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内部评估比外部评估更直接地与学校规划、资源分配、优先设置专业等挂钩。
我国研究生教育相对于英、美两国的研究生教育而言，起步晚，发展时间短，英美两国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上，其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值得我国研究生教育借鉴。综合两者的优点并结合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现实状况，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
保障机制在构建过程中需要把握如下几点：
1.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需要内外部机制的协同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因其主体的多元性，必然由高校内部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和高校外部的研究生教育保障机制两部分组成。从英美两国的成功实践来看，需要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即要多元主体在各有侧重的基础上，相互协同，共同构建完整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
2.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重心应回归到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无论是高校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制，还是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其作用的核心和对象是研究生培养质量，而外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需要通过内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作用于研究生，即以研究生培养质量为视角，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是直接作用，而外部质量保障机制是间接作用。从英美两国的实践来看，虽然强调外部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但重心在于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这符合研究生教育的客观规律，原因在于研究生教育的核心主体是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高校自身而非外界。
3.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构建与完善需要高校自律意识的增强以及相关体制与制度的完善
构建与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不仅仅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自身的问题，需要有机制之外相关环境的优化。首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主体一高校，需要增强自律意识。我国是研究生教育的大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去强化对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管理，有一定的难度，因而在强化政府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控职能和工作力度的基础上，更多的或更为现实的，是需要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强化对自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控。如果没有高校的自律意识，这种自我监控只会沦为一种形式。其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受相应的研究生教育体制和制度的影响。研究生教育体制和制度直接制约和影响了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因此，要构建和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必须在影响机制构建与完善的体制和制度层面上作相应的变革，为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研究生教育内外部和谐质量保障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
基于以上的分析，在构建研究生教育内外部和谐质量保障机制的具体路径选择上，需要从高校内外部不同主体出发，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完善自身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同时，要形成内外部各主体间的协同，共同构建和谐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
1.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之构建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核心所在，外部质量保障机制需要通过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发挥作用，因而在整个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中，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之中，研究生培养机制是其中的核心所在。当下国家推行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尚存在诸多问题，关键在于要系统构建研究生培养机制，包括研究生培养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约束机制。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不应仅仅是研究生培养系统内的机制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的其他相关问题。比如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等，不改变现有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单就研究生培养机制进行改革，许多研究生教育中的深层次问题无法解决，这在先行试点的几所高校中巳经显现。
2.高校外部质量保障机制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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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靶向治疗;同病异治;分子生物学;机理
【中图分类号】R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10)18-017-3
在个体化成为时尚的今天,有一种概念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即癌症的无效治疗。在手术方面存在无效“开关”,在化放疗方面也存在无效放疗和无效化疗,在分子靶向治疗方面也同样存在无效治疗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细胞病理学为基础的医学模式逐渐向分子医学模式转变。肿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也在这一背景下不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临床医生按患癌分子分型对患者采取不同的治疗策略。第二,根据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成果实现个体化用药,如根据患者的分子遗传学特征、筛选易感基因以控制易感人群。第三,应用标志物开展的筛查和早期诊断,目前的趋势是研究蛋白质芯片以检查患者的血样。各种癌基因表达谱的研究已检出众多癌相关基因,对不同个体、组织、细胞周期、发育分化阶段、病变、刺激等条件的细胞内mRna进行检测,综合分析和判断,将某个或几个基因与疾病联系起来。另外,蛋白质组学技术的进步也为癌症筛查提供了有效地工具。蛋白质组学技术可高通量地筛选肿瘤不同发展阶段基因表达的蛋白质,发现大量有诊断价值的标志物,这有望提高筛查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第四,更多有效的分子靶向药物将被研发、上市。临床医师可有针对性地选择这些靶向药物,应用于有效人群。如检测KRaS基因是否突变,可选择恰当的患者使用tKi药物。第五,应用药物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结果预测药物治疗的敏感性和患者的预后。我们应该相信,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临床医生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提高药物治疗的有效率、避免严重毒性反应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开辟个体化治疗的新纪元。
中医认为,一病有数证,同一病证,可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或因正邪消长、病情发展、病机变化、证型各异,治疗时就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治法。这就叫“同病异治”。有关同病异治这一治疗原则早就存在于中医理论体系之中。《素问・病能论》中论及“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岐伯曰:此同名异等者也。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此所谓同病异治也”。此处即说明同为一种病,因其病所处阶段不同,病机不同,而用不同药物施治,这就是同病异治之理。中医认为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基本病机变化和相关病机变化的内容,即体内物质异常运动必然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对于患同一疾病的不同患者,它们虽然有相同的基本病机变化,但相关病机变化却是多样的,不尽相同的,这是由广泛病理量变的不均衡性、多样性决定的,是个人禀赋体质与后天所受多种因素(情志、六淫、病理实邪、饮食、劳逸、地理、气候)长期缓慢影响的结果。在相关病机变化多样性的影响下,疾病的具体病机变化内容就会有所不同,这样对不同患者或者疾病的不同阶段,针对具体病机变化的不同内容,相应的治疗就是同病异治,“同病异治”现象反映出相关病机变化的多样性对具体病机变化、具体病情有重大影响。例如:肺癌在治疗前可分为:阴虚毒热型,气阴两虚型,痰热壅肺型,气血瘀滞型,脾虚痰湿型,水饮内停型;手术后分为:肺气虚型,肾不纳气型;放疗后分为:肺燥阴虚型,痰热壅肺型,热毒伤肺型,气阴两虚型;化疗后分为:脾胃受损型,肺脾气虚型,气血两虚型,肺肾两虚型。中医的“同病异治”具有普遍性,还由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和诊断治疗的方法是整体诊察,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等方法,是宏观观察,总体判断,具有模糊性。然而肿瘤靶向治疗的实践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医这一治疗理念的科学性。
现代医学随着分子病理学的研究进展,人们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肿瘤的异质性。例如:非小细胞肺癌(nSCLC),对于不同组织学或不同分子生物学特点的nSCLC的治疗研究也逐渐增多。Scagliotti在2007年第12届世界肺癌大会上报道了迄今为止最大样本量的Ⅲ期随机对照试验,在1725例晚期nSCLC中比较培美曲塞/顺铂和吉西他滨/顺铂的疗效,两组总体生存均为10.3个月,作为非劣效研究培美曲塞/顺铂不差于吉西他滨/顺铂;但此试验的一个重要点是该试验是第一个预设不同组织学类型分析的Ⅲ期研究;在总体疗效一致的情况下,在非鳞癌中的生存分别为12.6月和10.9月,有统计学差异;而在鳞癌中吉西他滨/顺铂好于培美曲塞/顺铂,中位生存分别为10.8月和9.4月。这也证实了不同组织学类型的nSCLC对不同药物疗效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应该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肿瘤分子生物学特点的差异,二是不同药物的作用点的差异。基础研究显示这种疗效差异和肿瘤组织的胸苷酸合成酶(tS)的表达有关,tS表达低则培美曲塞疗效好,反之则相反。而非鳞癌的tS表达远低于鳞癌的表达。作为nSCLC,同一基因的表达差异有时也决定了药物的疗效差异,在这方面研究最多的是Dna修复交叉互补基因1(eRCC1)和核苷酸还原酶调节因子1(RRm1)。基础研究显示eRCC1的表达水平常与铂类疗效呈负相关,而RRm1的表达水平则于吉西他滨疗效负相关。Simon发表的随机Ⅱ期试验结果证实了根据相关基因的不同表达选择性用药的合理性,在该研究中,根据eRCC1和RRm1表达选择用药的客观有效率,中位生存及1年生存率分别为13.3月和44%,明显好于非选择人群的研究。随后Ccbo报道了第一个依据eRCC1mRna表达水平的前瞻性Ⅲ期随机对照试验,在包括了444例晚期nSCLC的患者随机入组,对照组使用多西他赛/顺铂标准方案,试验组根据eRCC1的水平来选择用药。eRCC1低表达者选用方案同对照组;而eRCC1高表达组选用多西他赛/吉西他滨。主要终点为客观有效率;结果试验组有效率为50.7%明显好于对照组39.3%,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再例如:eGFR突变型nSCLC具有不同的生物学行为,对eGFR-tKi尤其敏感。neJGS002研究比较了eGFR突变患者使用吉非替尼与使用紫杉醇+卡铂标准方案的疗效,其主要终点为pFS。结果显示,标准化疗方案与吉非替尼治疗的pFS差异显著,分别为166天和317天。在eGFR突变患者中,吉非替尼治疗患者获得的缓解率在70%以上,与既往报道的结果相符,而紫杉醇+卡铂标准方案的缓解率仅为30%左右。由上察知,现代医学根据基因突变、受体和关键的酶的差异,进行个体化的“同病异治”与中医不谋而合。
当然,由于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所基于的认识角度不同,所以病因、病位、病症、病性乃至病名等概念在中西两套理论中所赋予的含义有很大不同,但又互为联系。如病因,中医主要分为外感(如六淫、疠气等)、内伤(如七情、劳倦、痰瘀、虫等);西医通常分为外来致病因素(机械、物理、化学、生物等),缺乏机体所必须的物质或条件(营养、内分泌等),机体本身反应性的改变(过敏等)。病位,中医除了“五脏六腑”的概念外,还有气、血、三焦、命门、六经、营卫、阴阳等独特概念。病症,包括患者自我不适之描述及医生检查之体征,如仅“发热”一症,西医仅以体温表为度,中医即有高热、低热、潮热、烦热、晡热等不同。体症方面,中医多通过望、闻、问、切手段而获得,西医多借助于一系列的现代化检查、实验设备而获得。病性,中医根据分析疾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以及气血津液代谢失常等不同变化概括归纳为某种证型,而西医多概述疾病过程中机体产生的形态结构、功能、生物化学等方面的变化。中医辨证理论的独特性,就是取决于构成中医病证的基本要素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但是,无论是中医“证(或病)”的概念,还是西医“病”的概念,都是由病因、病位、病症、病性、病名等几个基本要素、基本环节构成,按照一般规律,由于某种致病因素发作于人体某些部位,表现出相应的症状与体征,医生根据所收集的有关临床资料,借助各种有效的方法手段,辨别疾病和性质(中医多归纳为证型,西医多归纳为病状描述),最后冠以疾病名称(下诊断)。因此,中医的辨证(病)过程与西医的诊病过程,其实质是统一的,都是认识疾病的过程,都必须从最基本的辨症状(表现)入手,辨别疾病的病理变化过程。“同病异治”的方法正确处理了因、位、症、性等之间辨证关系,它不仅是中医治疗的一个根本法则,同样也充分体现在西医的治疗过程中,因此,“同病异治”可以作为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桥梁而深入研究。
近年来,中药在肿瘤治疗中的多靶点效应正在得到广泛的认可。中医药对肿瘤的影响也从最初的免疫功能调节研究,发展到了今天的抗肿瘤血管生成,诱导细胞凋亡,抑制端粒酶活性等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不断深入研究,中医药实验研究的蓬勃开展,也使我们对中药在抑制肿瘤生长,防止肿瘤转移的分子机制有了初步的认识。如:1.抑制肿瘤血管生成:人参皂苷Rg3是人参根浸出液中的一种有效活性成分,具有抗肿瘤转移作用。何芳等采用人肝癌Bel-7402细胞株,种植24只雄性裸鼠皮下,随机均分成4组:联合用药组,Rg3组,三氧化二砷组及对照组。该实验应用免疫组化法发现Rg3组肿瘤内微血管密度(mVD)的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p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恶性肿瘤的治疗已由最初的细胞毒性药物过渡到分子靶向调节治疗。靶向治疗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恶性肿瘤传统的治疗模式,并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由于目前研究开发的靶向治疗药物主要针对单个靶点,而大多数恶性肿瘤都是多靶点多环节的调节过程,单一的阻断一个受体或一条信号通路来治疗恶性肿瘤是不客观的。因此,如何进行多靶点联合阻断是分子靶向治疗发展的新方向。中医药在治疗肿瘤上有其特殊优势。单味中药和中药复方具有多种有效成分,奠定了中药多靶点、多环节、多部位效应的物质基础,而中药的多性味、多归经和中药分子的多样性则显示了传统中药多靶点效应的固有特性。因此,在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理论指导下,结合分子生物学现代技术,深入研究恶性肿瘤中医药多靶点联合治疗的机制,将有希望成为肿瘤治疗和抗复发、转移的重要手段。
然而,中医药抗肿瘤由于中药成分复杂,对其多靶点追踪还是一个难题。多味中药的不同组合及一味药在多个方剂中抗肿瘤作用机制尚未能阐明。相比西药的靶向抗肿瘤研究,在中药多靶点治疗肿瘤方面亦有诸多问题困扰着我们,如为什么单纯中药抑制肿瘤生长疗效欠理想,针对同一靶点治疗肿瘤,中药的作用效力如何提高,如何多层面、多学科相结合将中药复方抗肿瘤机制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等。解决了以上问题,将可能在中药抗肿瘤研究方面取得质的飞跃。靶向治疗与同病异治的联系将更加密切。
参考文献
[1]周华清.关注国际新进展开展适合国情的临床研究[J].医师报,2009(36):11.
[2]池建淮,万毅,袁娟.病治异同辨析[J].中国医药学报,200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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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研究方向篇8
当前，新型互联网体系结构研究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已成为信息网络领域最重要和最迫切的研究问题。美国FinD(FutureinternetDesign，未来互联网设计）计划针对不同角度对未来网络需求，支持新型体系架构、路由机制、无线传感网络和光纤网络等50多个项目的研究。美国Geni（Globalenvironmentfornetworkinnovations，全球网络创新环境）计划在2008年提出了SDn及openFlow技术，现已成为新型网络研究的热点。美国naSa启动SCan（SpaceCommunicationsandnavigation，空间通讯与导航）计划，通过实现深空网、近地网和空间网互联互通进而打造下一代空间网络。美国Fia（Futureinternetarchitecture，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计划资助nDn、mobilityFirst、neBULa、Xia、Choicenet五个主要项目，从不同方面研究新型互联网体系。2012年，美国启动USiGnite计划（点燃计划），进一步完善信息网络与应用的基础研究。2015年，美国陆军启动了win-t项目，研发自组织、自愈合的新型综合军用网络。同时，美国的商业公司启动oneweb项目和o3b项目，开始超大规模卫星组网以及互联网接入服务研究。在亚洲，日韩等国也相继启动了新型互联网研究。日本于2006年启动了aKaRi（微光计划）项目，设计全新的互联网体系架构。2010年，日本启动nwGn（newGenerationnetwork，新一代互联网）研究与发展计划，目标是覆盖新一代网络研究各领域的核心技术成果。2008年，韩国设立FiF（FutureinternetForum，未来互联网论坛），以针对未来互联网的关键技术开展研究，积极探讨新型网络体系与机制。在欧盟，德国启动了G-Lab计划，研究未来互联网的新应用以及相应的新技术。2014年，欧盟Fp-7计划陆续启动了一系列H2020项目，比如：2014年的H2020-iCt项目关注信息通信技术，2015年的H2020-VitaL项目关注新型天地一体化网络，2016年的H2020-SeC项目关注网络安全，2017年进一步设立H2020-Fi项目关注未来网络架构。
二、我国研究现状
从“十一五”开始，我国973计划和863计划相继启动了一系列项目。“十一五”期间，973计划的“一体化可信网络与普适服务体系基础研究”项目，创造性地提出并设计了以“四种标识”和“三种映射”为特征的未来互联网新体系机理与架构，改进了互联网的安全性、移动性、路由可扩展性，以及可控可管性等能力；“多域协同宽带无线通信基础研究”项目，主要探索从根本上提高频谱资源利用率，力争实现宽带无线通信技术体系及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可测可控可管的ip网的基础研究”项目主要探究现有ip网的可测可控可管性；“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和协议基础研究”项目，从互联网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和实现机理上，进行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与协议和算法设计的研究；“认知无线网络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围绕认知无线网络体系结构的适变性、无线网络多域环境的认知性,以及认知无线网络管理与控制的自主性三大科学问题展开研究；“信息服务的模型与基础研究”项目，在信息服务的表达性和适配性两个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上形成重要创新成果，改变了传统信息服务研究的特定性和表观性，为互联网信息处理的本征研究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十二五”期间，973计划继续支持了“面向服务的未来互联网体系结构与机制研究”和“可重构信息通信基础网络体系研究”。前者以面向服务为核心的设计理念，以服务内容命名驱动路由和数据传输，在体系结构和核心机理层面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后者侧重于构建一个功能可动态重构的基础物理网络，为不同业务构建满足其需求的逻辑承载网，以解决目前网络层“静态、僵化”导致的功能瓶颈。2013年，支持了“智能协同宽带无线网络理论基础研究”和“智慧协同网络理论基础研究”两个项目。前者重点研究了宽带无线网络资源的智能协同理论与机制；后者研发了全新的网络体系架构以及相关理论机制，创建了以三层（智慧服务层、资源适配层和网络组件层）、两域（实体域、行为域）为典型特征的智慧协同标识网络体系模型与总体架构。同期，863计划则在未来一体化标识网络关键技术和示范方面进行支持。2008年支持了目标导向类课题“身份与位置分离的新型路由关键技术与实验系统”，研究身份与位置标识分离的新型路由寻址体系结构及解决方案。2010年启动了“三网融合演进技术与系统研究”重大项目，将“面向三网融合的创新网络体系结构”列为重要研究内容。2015年立项的“未来一体化标识网络关键技术和示范”项目主要探究了一体化标识网络的关键技术，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验证。进入“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2016年支持了“天地一体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技术”和“网络空间拟态防御技术机制研究”两个项目。前者主要从物理层、运行层、数据层3个层面分析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面临的威胁，并对抗干扰、安全接入、安全传输等安全保障技术进行研究；后者主要从拟态防御的科学问题和理论框架等方面对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进行探究。2017年，支持了“地址驱动的网络安全管控体系结构及其机理研究”项目。该项目以ipv6为基础，从源地址认证的角度入手，力图提高现有ipv6网络的安全性。此外，2013年2月，国务院8号文件将“未来网络试验基础设施(Ceni)”项目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立项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未来网络试验设施（简称Ceni项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虽然我国持续开展相关领域研究，但总体来讲，我国互联网技术相对于发达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依然不足，互联网核心技术长期受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对我国网络空间主权造成了重大威胁，使得信息化和网络安全方面的任务和挑战日益复杂多元。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智能制造、高铁等核心技术的对外输出，迫切需要新型自主安全可控的网络体系与系统，需要在智慧协同网络的理论研究和技术方面的持续深入研究，为我国核心支柱产业提供安全保障和技术支撑。
无机化学研究方向篇9
教育研究的本质是探究“教育与人”和“教育与社会”的内在关系，并以此指导和改进教育实践。教育、人、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教育研究的内容包括“教育自我”“教育与人”和“教育与社会”的三个向度。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使教育研究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人”为纽带探究解决“教育与人”和“教育与社会”的关联问题，才能最终实现教育研究从“无为”到“有为”的功能转变。
关键词：教育研究；质性逻辑；价值诉求
中图分类号：G40-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5017907
21世纪是知识和人才的世纪，在这一世纪需求面前，作为知识和人才摇篮的教育也必将成为国家合作与竞争的“战略要地”。教育的社会需求越是强烈，地位越是重要，越需要通过卓有成效的教育研究来引领和指导教育实践的科学发展。教育研究要想真正实现从“无为”到“有为”的地位更迭，就必须从教育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这一维度出发，遵循教育研究的存在逻辑，彰显教育研究的功能和价值，通过孜孜追求去达致教育、人与社会的和谐共振。
一、教育、人、社会之关系
教育研究作为“研究教育”的特殊活动，一切行为的价值旨归均在于通过剖析和探索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和回答“教育与人”和“教育与社会”的基本关系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在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发展中的理想功效。
（一）教育是什么？
作为“社会化”的个人，人人都经历了“教育化人”的过程，无论该过程是隐形的还是显形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还是无组织、无计划的，是专门的还是业余的，这一实践特性，使得每个人对“教育是什么”都有自己的理解、判断和主张。“教育是什么”这个关乎教育生命和价值的元问题，自然也成为教育研究一直在探讨和争论的关键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涉及的“教育”专指国家或政府组织实施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的专门化学校教育活动。
关于教育起源，法国社会学家利托尔诺（CharlsLetourneau）的“生物起源论”，以及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monroe）的“心理起源论”，虽然都在某种程度上解析了教育的起源问题，但他们却不认同教育是人类主动开展的有意识活动，并把教育的有意识性同人类的无意识模仿和动物的生存本能混为一谈，这不仅忽视了教育的“人本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且也使教育蒙上了“无人教育”的阴影。
实际上，从“教育”概念的出现到学校教育的产生，再到学校教育的规模化、专门化和科学化，教育发展史上的每一次革新和进步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人类追求自由、向往文明的意识投射，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个人和社会天然地发生了联系。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人类从事和热衷于教育，是基于一个简单明了、毫无浪漫色彩的原因――为了能够满怀信心、自由自在和卓有成效地生活，必须知道很多事情，而人的学习能力和需要获得的知识又不成比例。”[1]教育正是因为满足了人类这一永恒需求才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长久性，不同的需求就产生了不同的教育认识，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教育形态。
所以，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人类根据特定的社会需求，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知识信息传递活动，“将人从自然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之具备卓越生活的智慧和力量，能够承担个体与社会责任，做一个满怀信心、自由自在的‘社会人’，并通过人的自由与解放，达致社会的改良与发展，自由与解放”[2]，这既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也是教育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二）关于教育与人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人也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但是，“人的自然存在与动物的自然存在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在于人在其自然特性的非完成性和非自足性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种‘补偿’机制，只有人才具有这种‘补偿’机制”[3]。正是这种宝贵的“补偿机制”使人类能够通过教育学习活动，实现由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或文化存在的质变。我们经常用“初生的婴儿如同一张白纸，全凭人类涂画”来形容教育对人之社会化的重要性，频频见诸报端的狼孩、熊孩等事件也一次次印证着“社会化”对“个人”正常生活的不可或缺性。而所谓的社会化就是指“个体人”通过人类特有的“补偿机制”，在“文化环境”或“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在同其他个体的交往互动中，完成由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或文化存在的“成人”转变，这个质变过程就是人的教育成长过程。
经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个体不仅实现了“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养成了人之为人的“人性”“人格”，而且通过文化主体化和主体文化化的统一，适应了社会生活，也推动了社会发展。正如学者项贤明所言：“教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促进人的生长发展但不控制人的生长发展，它以人的自然生长为基础但着重强调人的社会性发展，它在促进个人发展的同时推动着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它在生成社会的人的同时又创造着人的丰富多彩的个性。”[4]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形成了人与动物的形式分野，而教育实践活动则将人与动物做了文化区分，而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为此，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说：“自然曾经创造了我们，使我们屈居于动物之下，以更加颂扬教育的一切奇迹。唯有教育才把我们提高到这个水平，并最终把我们置于动物之上。”[5]
可见，教育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人”也只有经由教育（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均可）才能成其为“人”。通过教育，人不仅能够获得“诗意地栖居”所必须的实践技能和精神素养，而且能够实现个体“人”、社会“人”和人类“人”的和谐统一，并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最高价值理想。所以，教育是对人的教育，人也是教育中的“人”，关于教育的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都不能跨越或忽视了这一逻辑根基，进而避免走向单向度的认识和实践。
（三）关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根据教育产生的理由和目的，可以推断出教育具有对人和对社会这两大功能，亦可称为教育的个体功能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但实际上，教育的本质功能只有一种，那就是对人的功能。因为在符号学意义上，“社会”这一概念就像“人类”之于“人”一样，只是我们关于“人”之存在状态的表意所指。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都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6]，一个个“个人”才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和本体基础，所谓的“人类社会”只不过是指不同的“个人”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依存状态，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世界，我们所努力创造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社会也只有对一个个人来说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教育之所以被国家和政府寄予厚望，是因为教育同社会的物质富裕和精神文明互为因果。但在这种关系中，教育是不可能同社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它的各种社会功能的实现必须依托“人”这一纽带才能达成。因为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人类“个体”实践活动的“社会体现”，“人”既是教育的主体，又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教育和社会实践，更不会有社会的繁荣发展和历史更迭。
无论是教育内部关系规律，还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都要通过“人”这个主体纽带而组织实施和发挥功能。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就体现在：教育通过开展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活动，实现对“人”的影响和形塑，并借助“人”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而影响和调控整个社会，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和调控则逆向而行。
所以，人是教育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桥梁和纽带，而教育则是实现个体和社会完美统一的最佳实践形式。没有教育与人的关系，就谈不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从属或派生，我们开展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教育研究活动，都不能割裂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二、教育研究的内在逻辑
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了符号化的知识体系，并用它来指导和改进社会实践。但受制于主客观条件限制，这种知识体系注定是不完美的，为了更好地改进实践，运转和调控这个世界，人类就需要不断修正和发展既存的知识体系，这个修正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开展研究的过程。对人类整个知识体系不同分支的修正和发展就形成了不同的分支研究，如教育研究、经济研究、政治研究、文化研究等，每一种研究都有自己的价值诉求、功能特性和方法体系。
（一）教育研究的本质
教育作为知识信息传递活动，是人类适应环境，谋求生存发展的特有机制，它旨在使人适应社会环境的同时，又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在这个作用机制下，“人通过文化实现了经验的积累，又通过教育达成了这些经验的高效传递，从而突破了遗传物质承载信息量的局限，使其生命的生长发展进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崭新境界”[4]。
“人”既有自然生命存在发展的共性，又有“人类”自身生命存在发展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主观自主性和自决自为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教育的实际效用既要取决于教育活动的发起主体，更要受制于教育的受众主体，如果两个主体间的对接频率一致，则作为中介的知识信息将发挥最大实际效用，反之则发生效用递减，这一对接过程涵盖了多个程序、环节和因素。所以，为了尽可能正确认识、了解和掌握教育发起主体和受众主体的共性、个性和特殊性，最大化地控制和运用教育主体之外的关联因素，实现知识信息的完美传递，人类就必须不断对其进行观察、思考、分析和解释，并运用既得认识成果去调控和规划未来的教育实践。
同时，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印记的知识信息，一部分来自人类的经验积累，一部分则来自人类的主动思考，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发展水平和实践者阶层地位、认知层次、价值取向、生存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就像德雷克・博克所言：“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关于什么是‘基本技能’、什么是知识的‘核心’领域、什么是知识地图上的界限的观念，都是一门复杂的政治学的产物，是由更广泛的社会权力分配而成的。”[7]知识信息自身的历史性、相对性和价值性，决定了人类必须以求真、求善的态度，对教育实践活动中所传递的“知识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评价和筛选，以尽可能地做到价值中立。
由此可见，教育研究作为人类研究活动的特有分支，其本质必然是以教育实践活动为特有对象，按照一定的方法和逻辑去探索、修正和发展教育知识体系，并依此来指导和改进教育实践，最终实现教育对人和社会的理想功效，使人类在教育的帮助下发展得更充分，生活得更美好。
（二）教育研究的活动向度
根据教育的产生机理和它与人、社会的相互关系，可以将教育研究活动划分为三个内容向度：一是“教育”的自我向度，二是“教育与人”的关系向度，三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向度，分别涉及“教育是什么”、“怎么对人开展教育”和“教育如何对社会起作用”三个宏观层面的问题，每一个内容向度下面又涵盖许多中观和微观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研究的主体框架，三者之间以“人”为纽带进行贯通和连接，“人”既是三个内容向度的共同基点和核心指向，也是三者存在发展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引领。
首先，教育功能及其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支撑，这些条件无疑受到不同时代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和限制。教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把“教育”从整个社会大系统中暂时剥离出来，从子系统的角度探究和分析“教育”活动的构成要素和要素间的最佳组合方式，而不是其他活动。如对师生关系地位、身心发展特点等研究，对课内课外、教材教法结合形式的探讨，对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的筛选评判等，这些本体性要素的层次、质量和组合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教育系统的运转和效果，影响着教育功能和价值的释放。
其次，由于开展教育研究的主体是人，而且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及其功能和价值的释放也都必须通过“人”来完成，教育研究在把“教育”同整个社会大系统相剥离的同时，还必须从“教育与人”的关系来研究、思考和设计教育实践活动，最大程度地解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与所需掌握知识信息不成比例的永久性矛盾。如教育对人的作用和影响机制分别是什么？人之为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对人进行良好的教育？如何处理育人和育才的关系？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能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教育、重视教育和改革教育，能够让人通过教育过上一种更为幸福圆满的生活。
最后，教育作为人类适应社会并谋求生存发展的特有机制，其本身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系统，它需要教育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为其提供资源、平台和条件，脱离了外在的条件支撑，教育就会演变成无源之水而难以存在发展。所以，教育研究还要从系统科学和协同学的角度，从社会诸系统间相互制约影响的辩证关系角度，去分析、研究和建构教育同其他“非教育系统”之间的实然状态与应然走向，以成熟的理论体系指导教育实践。如通过研究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用相关理论成果阐释和理解方针政策、机构组织和群体实践的宗旨与意义，并在实践中指导和协调二者的相互关系，促进彼此的共同繁荣与进步。三个内容向度的划分只是根据人类探究活动不能一次穷尽问题所有层面的特性而做的相对区隔，彼此之间并没有先后层级之分，在研究方法、研究路径方面也没有截然的分别，只是各个向度所关注的问题、目标等研究指向各有侧重而已。
（三）教育研究活动的逻辑一致性
逻辑一致性原则要求同一属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各个环节之间协同共进，无矛盾性。我们开展教育研究活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在于通过观察、分析和推理，寻找教育“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适切性答案，并用答案指导和改进教育实践，是人类构设“理想教育”图景的重要途径，这一过程“一方面在于发现和创造具有传承和累积特征的公共理论知识，为学科成长和发展提供较为普适的一般指导；另一方面，探究和分析教育实践现象，生成更具操作性的实践性知识和个体知识”[8]。所以，无论教育研究的关注点是“教育”自我向度，还是“教育与人”或“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向度，都必须遵循教育研究的逻辑一致性原则，即以“人”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以如何使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对“教书育人”的研究必须优先并统领着教育衍生功能和关联价值的研究。
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人的实践活动，“人”既是教育活动的创设者、需求者、参与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又是教育活动其他关功能和价值实现的桥梁和纽带，失去了“人”，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也就失去了存在根基。为此，教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科成长的公共理论知识层面，而必须将“教育”“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等研究向度，逻辑性地统一到“教育与人”这一质性关系上，高度重视和凸显“人”的地位和价值，从纯学理研究走向以人为本的实践研究，使教育研究真正成为人之为人的探究活动和实践引导活动。
教育研究拥有描述、解释、批判、反思、构建、实践等多种功能，不仅从不同的研究功能可以衍生出不同的研究方法、路径，而且研究中还可以自由运用人类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教育研究活动不可能采取简单化、机械化的思维范式，但目前的教育研究受二元对立和科学主义思维模式影响过大，研究中要么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要么对方法的关注超过了对研究对象、主题和问题的关注，要么对教育衍生功能和价值的关注超过了对教育育人功能的关注，走向经济主义或工具主义的歧途，严重影响了教育研究的人本性和多样性。
教育研究是人类反省思维的实践表现，它“让我们反思实践规则和有关先前实践的理解的本质，使我们可以对这些规则和理解加以改进或者调整，使得它们能够适应新的、先前没有预料到的情景”[9]。在教育研究中，研究者的确有促进自身学科成长发展，避免任何人都可以行使教育研究话语权的责任和义务，但真正的教育研究并不是“为我”的或“自私”的教育研究，而是能够从“主体人”的视角，对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等实践关系和教育问题，进行自觉体认和深度认知的实践探究，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关于教育有关现象的绝对真理，而是为了引导教育活动能够更加符合人类自我全面发展的需要。
三、教育研究的“无为”与“有为”
教育研究作为观察教育现象、总结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的重要活动形式，其功能诉求是对人类实践的有用、有为。为此，各个国家投入教育研究的人财物数量也是可观的，但教育研究并未因此而受到“应有的尊重”，从政府到社会，从家庭到学校，到处都有批评和轻视教育研究的言行，与人类其他研究活动相比，教育研究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教育活动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大有可为”这是普遍共识，缘何研究教育活动的教育研究在实践中就变得貌似“无为”了呢？
（一）教育研究的“无为”
“无为”与“有为”是老子用以阐释人与自然之辩证关系的核心思想，在老子那里“无为”就是要顺其自然，效法大道，不随意妄为，反之则是“有为”。本文所指的“有为与否”主要是以活动本身能否发挥预期的功用或价值为评判标准，据此来对教育研究作出效果评判。
众所周知，现实中的“个人”都经历了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化人”过程，这使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视角来理解教育问题，创设“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的理想模式。因此，在人类知识谱系上教育研究至今也未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建立起自己的“领地”，形成有效的“自我确证”，也就谈不上拥有令人信服的话语权威，如还没有一套科学化的理论体系、独特的方法逻辑和概念范畴等。尽管教育学人为教育研究的自我确证而前赴后继，不仅产生了海量成果，而且形成了多样化、多元化的研究生态，但教育研究仍未在学科化的知识世界中确立起自己的理想地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从发生学的观点看，教育研究在起点上，“它既没有深思熟虑的准备，也没有精心设计的程序，人们就是在生存和向往美好生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走出了一条学术研究的轨迹……其目的在于使探究的行动成为人们得以更好生活的过程”[10]，它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回答“教育与个人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理想关系，鲜活的“人”和“教育生活”才是它的生命之根。所以，就教育研究而言，“现实中的问题本身并没有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这一学科或者那一学科的界限，问题就是问题，它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而不是静止的、被学科框死的”[11]，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往往是多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同学科视角又会对问题解读产生不同的答案。这一边界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使教育研究在学科化的知识世界面前显得先天不足，而知识的学科化又是人类传承和创新知识的有效形式。
无机化学研究方向篇10
关键词：设计；人工物；自然主义；心灵哲学
abstract:whatistheessenceofdesignisthatitcreatestechnicalartifacts.dualnatureofartifactisdualrealizationofdesign.whenreviewingdualnatureofartifact,wefoundthatdualnatureofartifactisthesameasmind-bodyprobleminmindphilosophy,justbeingatdifferentforms.base&significanceofphilosophyofdesignresearchisabletobeingsomecharacterofmindphilosophy.itmustgoondesignresearchwhengoingonhumanstudies.
keywords:design;artifact;naturalism;mindphilosophy
一、问题的提出
设计，先天的具有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性质。我们已经看到，如同工程问题和文化问题一样，以传统的认知主义的认知方式，在单一（学科）维度上进行设计研究（如设计科学和设计哲学等）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认知主义范式在此类问题研究上困难重重。因此，设计的高层次理论研究（如设计科学与设计哲学）非常薄弱，设计问题长期徘徊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视野的边缘地带，直接导致了工程问题和产业问题研究的滞后。我们意识到了设计哲学的必要性，看到了它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它的可行性。因此，有必要追问设计存在的哲学基础，并阐明其意义。否则，由于高层次的哲学理论和伦理价值的缺位，设计研究还是无法摆脱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地带的困境。类似地，工程研究（如工程哲学和工程伦理）与产业研究（如产业哲学）也将无法摆脱学术边缘地带的困境。
当然，如此追溯设计的哲学基础并不是一种基础主义的方式，这将更多地涉及到自然主义和心灵哲学等领域。而在此所涉及到的设计问题，主要属于自然科学或工程科学领域，而不属于艺术和美学领域。为了追问设计的哲学基础与意义，我们将首先从概念分析切入，分析设计概念定义时所遇到的问题；其次讨论一般的技术人工物（以下简称人工物）所体现的设计的形式实现与意向实现的双重实现属性；接着探讨在智能人工物的设计问题上设计所体现出来的哲学基础与意义；最后探讨了有关于设计的进一步研究内容。
二、设计的概念困境
simon指出：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向往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生产物质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动与为病人开药方或为公司制订新销售计划或为国家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等这些智力活动并无根本不同。（[1]，第103页）自然科学关心自然世界事实上是怎样的；设计关心人工物应该是怎样的且是否满足功能需求的。现代设计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技术性主要是由设计科学这种设计过程的系统性学说来完成人工物的形式构造，而艺术性主要是由设计哲学（及美学）来实现人工物的功能和期望，凸显人工物的意义。重要的是，设计越来越多地具备文化意义，美术设计、外观设计和概念设计，甚至工程设计也成为展示人文景观的必经途径，它们是文化认知和跨文化交流的基础。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哲学的与非哲学的，包括广告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等，认为设计的哲学研究是必要的。
设计哲学可以看作是通过哲学的方式追求并探索关于设计的洞察力（[2],pp.216）但是，设计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新近进入学术视野的研究领域，该如何阐述它的哲学基础和意义呢？明显地，仅仅从客观性或“实践哲学”角度阐述设计的哲学意义是不充分的。我们必须追问设计在什么问题（领域）、什么意义上是具有深刻的哲学原理和伦理价值的，因而设计哲学得以成立并逐渐脱离学术边缘地带。
如此追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设计尽管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但设计作为独立被关注的对象或领域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1907年德国才建立了第一个由建筑师、工程师和生产者联合的设计联盟，提出了现代设计哲学思想：艺术与工程结合。1996年，西蒙在《人工科学》第三版中正式提出“设计科学”概念，（[1]，第103页）而“设计哲学”（philosophyofdesign）概念大部分出现于最近几年的文献中。（[3]；[4],pp.293-313）
设计如此不受重视，究其原因，有两个原因值得关注：
第一，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由于设计与器物联系十分紧密，并缺乏高层次的哲学原理和伦理价值的研究支持，设计因此长期以来处于学术视野的边缘地带。
第二，从客观性的三重根性质来看，人们对客观性的认知方式的顺序是看、说、做。（[5]，第29页）恰恰是近代以后人们对客观性的认识到达“做”或“实践哲学”的层次，设计的研究才进入学术视野中。
我们已经看到如此不受重视的严重后果。对于设计这样年轻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概念的混乱。试想，一位语言学家和一位计算机专家合作设计一套语音辨别系统。他们对同一个事物，如系统设计的整体认识、语音输入、识别与输出等环节的认识，都是基于各自学科背景的研究语言进行描述与思考。他们所使用的理论上的冲突与差异是显性的，尤其是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学科；设计过程中有许多问题是违反他们各自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理论适用情景的；关于设计的过程及其本身的研究和理论建设，他们缺乏一个清晰的研究范围、边界和焦点问题；对于他们这些先期的研究者而言，建立满意的文献资料库，确定类似认识论的基础，以及建立关于设计过程及其本身的广域学科理论，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障碍。（[6],pp.346）
从词的意义演变历程来看，“design”（设计）*源于拉丁语“designara”，本意是“画上符号”，（[7],pp.491-492）把设计思想以符号、图像和模型等方式表达出来。到18世纪，设计的词义仍限定在艺术范畴之内，1786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辞典》对“设计”的解释是：“艺术作品的线条、形状，在比例、动态和审美方面的协调。在此意义上，设计与构成同义，可以从平面、立体、结构、轮廓的构成等诸方面加以思考，当这些因素融为一体时，就产生了比预想更好的效果。”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产品设计和建筑工程等工业设计活动越来越成为“设计”概念的主导方面。（[8]，第28页）18世纪之前的设计活动属于“艺术设计”，偏重于艺术表现；19世纪后的属于“工程设计”，偏重于技术构造；现代设计则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在明确的意向目标或功能定位的前提下，用艺术、技术和工程等手段组织各种资源来筹划，以期实现意向目标或功能。西蒙更是强调“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向往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就是设计”。以比较艺术的方式介入并改变现存情景是理解现代设计的关键。
由于缺乏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上的一般共识，设计的概念混乱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几个关键术语，如design、designprocess和designing，在不同的领域中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意义，或者在同一领域中不同的研究者使用的是不同的意义，又或在文献中使用不同层次的抽象意义。（[6],pp.347）
二、设计有多种隐喻：（1）设计是创造性的天赋；（2）设计是解决问题；（3）设计是在可能的解决方案范围内寻找恰当的路径；（4）设计是对各部分的综合。（[9]，转引自[6],pp.351）
三、design（ing）有多种用法。作名词可以指某项具体设计或者设计的结果，又或者设计本身的元概念；作动（名）词可以指某项设计的活动；其他的还可以做形容词、副词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同时面对designprocess（设计的过程）和design（设计的结果）时，尽管两者有所区别，但是它们相互之间是紧密相关的。要理解designprocess（设计的过程）的性质需要理解design（设计的结果），反之亦然。（[10],pp.291）因为，设计的过程直接结果（即人工物）同时具备物理结构和意向功能的双重属性，使得designprocess与design不可分割。
综合上述，我们仍然无法形成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设计的概念，正如我们无法确切定义文化概念一样。只有在单个学科维度上，才能给出相对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设计定义；但是对于具有交叉学科或跨学科性质的设计问题而言，这样一种具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认知主义方式的概念定义法则，已经不适用了。无法对概念本身进行有效分析，就意味着在正面分析上难以对设计的相关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为了能够继续研究设计及其哲学问题，我们采取迂回策略，通过研究设计的结果，即人工物的相关性质，进而探讨设计的相关性质。
三、设计的结果（人工物）的双重属性
关于人工物的属性描述有三种：
（1）目标（goal/purpose）、特性（character）和工作环境（environment）；（[1]，第5页）
（2）意向功能（function）、物理结构（physicalstructure）和人类活动情景（contextofhumanaction）；（[10],pp.295）
（3）自然结构（naturalstructure）、社会功能（societalfunction）和技术过程性（processoftechnology）。（[11]，第29页）
（1）的描述比较笼统，（2）比（1）更具体一些，并且（2）中的人类活动情景还可更细分为设计的情景（contextofdesign）和使用的情景（contextofuse），其中使用的情景与（1）中人工物的工作环境相当。（3）的技术过程性其实就是设计的情景，此外，（3）中第一和第二个属性描述引用了（2）的研究，所以可以认为（3）是（2）部分描述。综合起来，（2）的属性描述更有代表性。人工物就是为满足特定的意向目标或功能而运用技术等手段创造的具有特定物理结构的事物。
人工物，作为设计的结果，与设计的过程密不可分。设计的过程既包括物理结构的实现，又包括功能的实现；因此，人工物，无论是创造还是使用，都包含在人类活动情景内。（[10],pp.297）用更简洁的方式表达人工物的属性就是：物理结构与意向功能。即一方面，人工物具有特定结构的物理对象；另一方面，人工物又是具有特定功能的意向对象。必须强调的是，对技术人工的描述既不能只用物理方面的属性也不能只用意向方面的属性，必须是双方面的结合，这就是人工物的双重属性，而且与心灵哲学的心身问题是同种类型。人工物是设计的直接后果，因此，人工物的双重属性问题就是设计的双重实现问题：形式化实现和意向（功能）性实现。
一个人工物被创造之后肯定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但经常出现与预期功能不一定的功能，如自行车可以代步，也可以作为运动锻炼的器材，而同样是代步功能的人工物，既可以使自行车也可以是飞机。可见，即便是稳定存在的人工物结构与功能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与功能在人工物上是统一的，而在人类活动情景——设计的情境和使用的情境——中是分裂的：
a)物理对象——物理结构——设计的情景
b)意向对象——意向功能——使用的情景
人工物的双重属性的分离性表现为：物理结构在设计的情境中实现，而意向功能在使用的情境中实现。设计过程是根据功能预设组织物理结构的，如果把设计过程看作是黑箱系统，那么输入的是功能预设，输出的是物理结构，预设的功能又要在使用的情境中实现。设计过程就是解决物理结构与意向功能如何在人工物上统一的问题。
这样的分离使得在人工物的设计过程中两种设计策略：（1）结构导向设计、（2）功能导向设计。这样的分离状况在人工物的设计过程中完全展现出来：（a）物理结构与意向功能之间有无特定关联或规律？若有，是什么？（b）结构与功能能否相互还原，或者只是一方还原到另一方？若是，又如何还原？（c）结构与功能之间怎么能够架起一座桥梁，消解或降低由此带来的设计困难？……
这样的分离状况也反映在simon的人工科学理论里。他认为，人工物可以看成是“内部”环境（人工物自身的物质和组织）和“外部”环境（人工物的工作环境）的接合点——“界面”。（[1]，第6页）
内外部环境的分离的好处是，只要对内部环境作极少的假定，就可根据人工物的系统目标与对系统外部环境的了解来预测行为。从内部环境的角度来看，经常地，一个特定系统能否实现特定的目标或能否适应环境，只取决于外部环境的些许几个特征，而与外部环境的细节根本无关。这是一种体内平衡状态，无论是生物还是人工物，多数优秀的设计的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体内平衡。设计者想方设法将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分离，以使内部系统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不受表征外部环境的多数参量在大范围上变动的影响。（第8页）内外部环境的可分离性，对于所有复杂的大系统，无论是人工系统还是自然系统，都有程度不等的可分离性。simon因此推论得出：整个自然界是按不同的“层次”（levels）组织的层级结构（hierarchy），这个大系统由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在结构上又是层级式的，直到达到某个基本子系统的最低层次。（第117页）
simon这种人工物的“层级理论”是典型的结构功能主义，尽管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经历长久争论，并且无数设计者无不想方设法解决或跨越结构与功能分离的关系，但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必须承认，在现实设计情境中，层级理论无疑提供了一个使设计过程更简便更高效的路径，所以，关于设计的诸多理论几乎是层级系统方法论一统天下。即便是建构关于设计理论的统一理论建构的框架体系也是层级结构和结构功能主义方式。例如设计理论的元理论结构（meta-theoreticalstructurefordesigntheory）包含十个层次：（1）事物的直接理解、（2）目标的描述、（3）设计要素的行为、（4）选择机制、（5）设计方法、（6）设计过程结构、（7）关于设计师和协作的内在过程的理论、（8）一般设计理论、（9）设计理论和事物理论的认识论问题与（10）设计的本体论问题。（[4],pp.305-306）
综合上述，对一般技术人工物的分析，设计仍然停留器物层面上，还没有涉及到深层次的哲学理论和伦理价值问题。因此，我们将更进一步探讨特殊的人工物——智能人工物——所涉及到的设计问题及其哲学意义。
四、智能人工物的双重属性与心身问题
作为一类特殊的人工物，智能人工物[如人工智能系统（ai）、专家系统或机器人]自然具备物理结构与意向功能的双重属性。在ai领域，这样的双重属性被表述为：形式化（formalization）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并且它们在建立ai与哲学的联系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2]，导言第8页）形式化问题是ai设计的关键问题，无论是认知主义还是联结主义都是一样。认知主义视角下，任意事物，只要能形式化，就可以由计算机通过符号逻辑来实现；联结主义也是以形式化开始，如网络拓扑结构，建立分布式表述算法来实现。但是，意向性问题在ai两大体系中有不同的表现。认知主义认为意向性是区分人和机器的根本特征之一，人有意向性而机器没有；但在联结主义视野中，上述表达将被打上严重的问号！联结主义通过拓扑结构/物理结构来实现运算，虽然还无确凿的经验证据表明拓扑结构具有意向性，但是有关身体意向性和认知的具身化（embodiment）（[13],pp.4）的研究已经暗示着这种可能性。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机器人、克隆人与自然人的性质和关系来更深入探讨这类形式化（物理结构/身体）与意向性（意向功能/心灵）的双重属性问题。在此，有一点必须说明：自然人是否能与机器人、克隆人在同维度上比较？
传统上，人被认为是万物之灵，拥有智慧和心灵特征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更是与机器的区别。此外，克隆人作为人工物来看待也涉及到严肃的伦理问题。如果我们困于传统的认知情景，那将肯定无法突破现有理论体系，无从深入地探讨设计的哲学问题。但是，按照自然主义的理解，所有的存在都是自然性的；自然人是，克隆人也是，机器人也是。甚至，机器人设计的极限状态就是运用生物技术和基因技术，直接设计制造与自然人属性一样的“生化人”；因此，三者是可以比较的。此外，认知科学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式研究人的心灵问题，当然可以运用设计这种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手段研究人的心灵问题。也就是说，自然人和克隆人、机器人都可以理解为具备双重属性：物理结构（或身体）和意向功能（或心灵）。
机器人是典型的人工物；克隆人其实也是人工物。虽然存在着伦理争议，目前也没有现世，但它可以是为了满足特定的意向功能——如为不孕夫妇制造孩子——而运用克隆技术等手段创造的具有与自然人同样生理结构的“人”。机器人、克隆人与自然人这三种“人”都具有类似的物理结构：自然人和克隆人主要由碳、氢、氧等元素组成，有计算决策中心（无数脑神经元连接而成的大脑）和运动系统（肌肉、骨骼和神经）；机器人主要由硅、铜、铝等元素组成，有计算决策中心（无数晶体管连接而成的中央处理器与存储器）和运动系统（齿轮、导线、马达与机械臂）。它们也有类似的功能，如跨越障碍的行为，模式识别或判别尺寸大小等“思考”活动。
以自然主义方式进行认知考察，机器人、克隆人和自然人无本质区别，只是形式化复杂度和意向性复杂度的大小有所不同。三者各自的双重属性就是人工物双重属性不同表达形式。所以，心灵哲学的心身问题是人工物双重属性的一个特例，而人工物的双重属性问题就是设计的双重实现问题。因此，心灵哲学的心身问题也是设计的双重实现问题的一个特例。也就是说，设计的哲学基础与意义具有心灵哲学的性质，设计也不再是一个只关乎器物层面的学术边缘领域。
五、小结
正如simon所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研究人类便要研究设计科学”。（[1]，第129页）然而仅研究设计科学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设计哲学及其相关等问题。当传统的认知主义范式对设计这种交叉学科性质的问题力不从心的时候，有必要使用另外一种认知范式（如联结主义）来研究设计问题。这不仅仅是联结主义与心灵哲学研究密切相关，而且设计研究与心灵哲学研究密切相关，因此，未来对设计的研究将有更多的进路，如（1）联结主义方式的设计概念体系，（2）设计形式化实现机制，（3）身体意向性与设计的意向性实现，（3）具身化与设计双重实现问题等。随着设计研究（如设计理论和设计哲学）的不断深入，不仅将使设计在学术领域获得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同等重要地位；而且，必将大力推动工程研究（如工程哲学和工程伦理）与产业研究（如产业哲学）的进度，并有助于它们摆脱在学术研究中的边缘地位；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设计研究可以作为心灵哲学研究的类比形式，正如人工神经网络可以作为大脑研究的类比形式一样，设计的研究意义非同一般。随着设计科学和设计哲学的研究推进，必将大力促进并推动心灵哲学等对人的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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