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篇1
关键词：区域经济 区域创新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创新
当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地位。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区域经济也正日渐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发展区域经济是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1]。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也是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动力之一。作为政府宏观调控主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需要为区域创新提供强大的财力和政策支持，并通过激励、引导机制促使区域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研究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财政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二、区域创新能力与财政政策作为
1．区域创新能力与财政支持
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是指特定时空范围内社会资源、技术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集合，其范围既有地理上的特性,又与行政区域的划分特点有关[2]。经济区域是经济基础的范畴，而行政区域则是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它们密切相关，行政区域的领导者担负着发展本区域内经济的重任，而任何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其所属于的行政领导者的管理与协调。
创新是知识的产生、扩散和使用。一个地区的区域创新系统是指由参与知识、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并由中介机构广泛介入和政府适当参与的一个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相互作用的有机网络系统[3]。区域创新能力是以区域内技术能力为基础的、实施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能力，其组成结构主要由区域内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区域内创新管理能力和区域内研究开发能力三要素构成。创新主体在这“三种要素能力”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各有侧重：在创新资源投入方面，企业应发挥主要作用；在创新管理能力方面，政府有关机构和中介机构起着关键作用；在研究开发能力方面，科研机构和企业是主要影响因素。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日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个别产业群中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开始区域化；全球性公司所做出的决策，是寻求拥有竞争优势的区域产业群的区域经济；区域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参与者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且日益成为地区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赋予了地区创新的潜力，并决定着单个企业的区位选择[4]。而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地理资源环境以及制度创新环境等等，其中财政政策的选择与创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创新涉及科学、技术、组织、金融、商业等多个领域，科学研究、理论创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试制、技术定型、工业生产和销售等多个环节的复制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智力资源的投入，因此，财政政策有必要通过投入配置提供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教育、科学文化基础。区域的创新活动又面临着技术开发失败、市场对新产品不予接受或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形成有效规模来支撑新技术实现产业化等风险，这就要求政府通过财政支持以增强区域创新承受风险的实力。可以说，区域创新能力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的长期竞争力，而财政政策的调控参与、激励和引导以及财政政策的自我完善和创新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选择。
2．财政政策在培养区域创新能力中的作为
区域经济的演化发展机制主要有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和政府行政干预机制。市场机制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资源配置，推动区域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并促使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区域经济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可以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干预和宏观调控，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2]。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杠杆之一的财政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而且发达国家实施的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财政政策对培养区域创新能力、发展区域经济主要有如下功能：
（1）协调功能[2]
财政政策协调的对象是创新活动所涉及的有关主体，其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技术创新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活动，即市场在确定企业从事什么创新、什么时候进行创新、以什么方式进行创新、给企业以什么创新回报时能为之提供决策信息，但另一方面由于创新过程内在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机制在激励创新中的不完善，因此存在着市场协调创新时的“失效”现象，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的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调节；其次，经济区域的创新活动受制于历史塑成的制度，不同“区域”会以不同的制度来推动创新，这便造成了区域创新效率的差异，低效率的创新制度就是创新活动中的“制度失效”，这也是重要的协调内容。这时候就需要创新财政政策进而改变低效率的制度，为区域创新创造高效的制度环境。
（2）催化功能
经济区域内的不同地区，其创新基础有很大的区别：一些地区创新基础较好；另一些地区创新基础较差。但往往是这些“较差地区”对新的技术机会非常敏感，渴望在产品、工艺或服务上实现重大突破。而且，对于新的技术机会，这些地区不存在太高的技术转换成本。因而，这些“较差地区”可能在区域创新生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谓“催化功能”，就是指，财政政策应通过运用创新资源、资金、政策和制度，对“较差地区”实施有效催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政策和制度促进创新基础较好的地区向“较差地区”进行创新转移[②]。
（2）化险功能
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高投入性，使得研究开发工作很难通过外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专业障碍和信息障碍容易造成风险投资者信心不足；新产品进入规模扩张阶段后，由于资金短缺,往往使企业进入“死亡峡谷”。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化险”并不是回避上述风险，而是如何提供信息降低区域内企业的创新风险，通过提供适当的资源和财税政策以承担特定项目的创新风险。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篇2
法治国家应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经济法的稳定性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时滞性，有时无法及时有效的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这不利于经济法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容易引发对其权威性的质疑。由于经济法作为法律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性使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时滞性的局限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与具有合理性的经济政策进行协调配合，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各具自身的优势与缺陷，在调整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将二者联合起来，取长补短进行优势互补，有助于使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加强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与管理
一、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协调配合
“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在贯彻执行经济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1]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经济法与经济政策都应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产生能动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经济法中的大量条款是经济政策法律化后的内容，而具有法律属性后的经济政策，其稳定性、规范性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一)经济政策引导经济立法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2]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3]。加快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战略决策，要求对我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形式能够及时做出制度回应，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风云变化。然而经济法对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要求，使其具有滞后性，往往无法及时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对某些新型社会经济关系也无法及时进行调整，使经济法对新型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出现某些不适，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而经济政策具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能够及时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予以制度回应，并及时进行调整。通过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化解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保障经济运行效率。有鉴于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坚持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更应重视经济政策的作用，对于具有较强稳定性、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应该通过法定程序将其上升到法律层次，将其纳入经济法制度中。
以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为例，在经济金融化、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常规方式是“相机抉择”即政府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采用不同的财政措施，利用国家财力有意识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4]。为加强财政法的适应性以有效调整财政关系，财政法需要反映根据经济发展新形式制定的财政政策，因此需要将这些财政政策予以法律化。例如，根据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财税体制改革问题的强调，尤其是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视，新《预算法》的亮点之处在于规定应实行全口径预算，如第4条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第5条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再如，新《预算法》更是首次对“预算公开”问题做出细致规定，第14条对公开的范围、主体、时限等提出明确要求，对转移支付、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等事项明确要求做出公开说明，并在第92条中对违反预算公开规范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通过对预算法修改后呈现的亮点予以分析，在见证财政法体系日益完善进步的基础上，更应重视预算公开入法的长远意义。其有利于切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法治要求，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有效预防政府失灵。
(二)经济政策弥补经济法的漏洞
从根本上讲，“单单稳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5]。经济法制定后需要保持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否则有损法的权威性和可预测性。但是，对稳定性的要求也往往使其滞后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无法及时对某些经济问题做出回应。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其主要任务是监督、规范国家调整经济活动的行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面对千姿百态、变化万千的社会经济不可一成不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经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滞性，需要灵活的经济政策予以配合，才能有效发挥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漏洞的填补作用表现在：经济法不是万能的，单单一部经济法律规范不可能事无巨细的对所有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控，更何况经济法本身的时滞性，也使其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面前表现出些许的无能为力，因此经济法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经济法没有规定的问题，或者有些问题经济法已无法对其进行有效调控，而此时相关经济政策却有与之相关的规定，那么可以考虑适用该项经济政策。一方面，进行经济立法或修法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短时间内往往无法及时应对新兴问题完成立法或修法过程。即使进行立法或修法，经过层层严格的程序制定出的新法或修改后的经济法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也往往于事无补，这与现代社会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背道而驰。正如萨维尼指出的，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即经过立法或修法后的经济法可能又与此前出现的问题不适，无法对其进行调控。另一方面，如果漠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市场失灵”或“政府失败”问题置之不理，则经济法的权威性、强制性无从谈起，而且也会因为缺乏对社会经济的有效调控和对政府宏观调控权的有效规制，使社会经济陷入混乱，这必将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造成极大损害。所以，如果相关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价值不相冲突，可以选择适用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整，这符合经济法对公平与效率的追求。
新《预算法》对于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规模偏小和资金分散等问题，在第16条、第38条、第52条等多个条款中对转移支付的设立原则、目标、预算编制方法、下达时限等事项做出具体规定。新《预算法》对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做出重点规范，如强调要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对于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等，有利于规制中央部门对地方事权的不适当干预，也有利于地方统筹安排预算。针对财政转移支付问题，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的相关问题都在其他相关法律中予以规定。新《预算法》正式实施前，对有关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的问题则可以根据有关转移支付的经济政策进行规定。
(三)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将具体国家政策予以法律化是使其获得强制执行和给予市场主体更大合理预期的重要方式[6]。经济政策虽具有灵活性、适应性，但由于其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规定，在稳定性方面无法与经济法同日而语。另外，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往往是政府，其权威性也不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定通过的经济法。为了保障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稳定性的重要经济政策得到有效实施，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将其纳入经济法范畴，使其更具规范性。同时，通过将经济政策法律化，有助于以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保障经济政策的实施。
例如，对于财政政策而言，由于其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制定程序简易性等特征，在财政改革中，一般情况下是先出台政策，在财政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再总结经验将可以纳入财政法范围的政策进行法律化，使其上升为法律。通过财政政策和财政法的相互配合，有效促进国家对经济的平衡协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财政政策的法律化，有助于以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促进财政政策目标的贯彻落实。
二、如何增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互动
为探索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协调互动的有效方式，使二者在相互配合中发挥最佳的经济法实施效果。综合我国目前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实施现状与效果，以及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可以探索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经济法及经济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应坚持
1.经济政策的制定应遵循科学原则。首先，制定经济政策应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符合经济事实。根据当前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形式和趋势，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符合客观经济发展形式的经济政策。如果漠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事实，以政府的主观经济意志为基础制定的经济政策，其必然与社会客观经济现状不相适应，这种脱离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不应被经济法所吸纳。其次，经济政策应符合经济法律的规定。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执行主体、实施方式等应严格遵循经济法的规定，在相关领域已有比较完善的经济立法时，制定经济政策应在经济法的框架内进行，强调国家依照法律来实现对社会经济的调控。最后，注重民主决策。重视发挥经济决策机构的作用，使决策更具客观性、社会性与专门性。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为了防止市场失灵，经济法管理主体应根据经济法规定对社会经济活动予以有效监控。重视民主决策，协调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利、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
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经济政策应在经济法的框架内，在经济法的制约下制定、实施。对于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应选择时机使其上升到法律层次，具有法律属性，增强经济政策的可信度，使其实施获得预期效果。在我国，由于经济政策主要由政府制定、实施，因此应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经济行政法规的审查和监督，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对经济政策的规范作用。
(二)以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协调互动的方式为视角，映射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动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的过程中，针对财税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等问题，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对于上述问题的改革大有裨益。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互动，有助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参与和监控调节。
1.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应根据自身的作用和特点协调确定各自的调整范围。对于宪法、立法法确定必须由法律调整的财政关系，以及根据经济波动情况能够自动发挥稳定作用的财政工具，如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应制定为法律。对于灵活性较大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宜采用政策手段，但是该操作程序，可以由法律规定，以保证财政政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7]。
2.加强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沟通协调。由于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制定主体、程序及背景不同，二者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内在矛盾，为了消弭财政法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的有效协调，在财政法和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重视建立二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如预算法在制定过程中预算工委与财政部之间就预算编制、预算审查和批准、预算执行、预算调整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协调，以提高财税预算等方面的立法和审查监督的实效。
3.了解、掌握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出台时期。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情况，经济法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一一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此需要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实践中，由于经济政策具有灵活性、前瞻性，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经济法对这方面的规定存在法律空白或漏洞，而修法又来不及时，采用灵活的经济政策来予以弥补不失为一条成功的经验。所以，一般情况下是先出台经济政策，待时机成熟时再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
4.注重财政法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配合，消弭二者之间的摩擦。这一点主要是强调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应在实施中加强配合。“财政政策的贯彻实施应有利于促进财政法的实施，树立财政法的权威;财政政策是财政法律的核心内容，在实施财政法的过程中，要注意财政政策因势变动的走向，在执法中运用财政法原则，使用法定自由裁量权缓解和消除与政策的矛盾，使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律在动态中耦合，达到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律实施的预期效果。”[8]
三、结语
经济法作为社会本位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调整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愈加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对经济法制度不断予以完善，对于实施卓有成效的政策适时入法。同时，在此过程中，经济法应注重与经济政策的动态配合。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灵活性，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法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一一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因此经济政策既对经济立法起引导作用，又对经济法起补充作用。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共同发挥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控、规范作用。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篇3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一、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一)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1、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三大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作用的结果。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总需求决定的。总需求可分为两大类: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失业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消费不足或投资不足所致。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而作用,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达不到充分就业,从而出现“富裕中的穷困”的矛盾现象。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扩大社会需求,具体讲就是增加消费和投资。只有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2、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曾多次批评自由放任主张,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投资引诱不足,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很快,而利率由于制度和心理的因素不能以同样速度下降,就业和生活标准不能达到生产技术所能提供的合理水平。
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求政府扩大职能。凯恩斯所指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的职能,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指出,国家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刺激平均消费倾向。主张国家部分的通过税制,部分的通过限定利率,部分的通过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影响。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影响消费和储蓄,如果政府有意识地把财政政策作为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工具,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长期利率的重大变动会影响消费倾向;短期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投资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直接组织投资。他的结论是,不能把当前提供投资的职责留在私人手中,国家能从长期观察,并根据一般社会利益,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应该更多的承担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引导。他主张实行中央控制,推行投资社会化,认为这是获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方法。
(二)凯恩斯追随者的补充和发展
1、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统一的新经济学圣殿。其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所做的综合,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的25年中,使经济学有过一段相对平和一致的时期。新古典综合派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萨缪尔逊、托宾和索罗等。
2、新剑桥学派。20世纪七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滞涨,新古典综合派既无力诠释这一现象,更提不出有效的治理对策,从而备受责难。新剑桥学派就是以罗宾逊为首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批经济学者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过程中形成的。
3、新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涨现象而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攻击,日渐衰微。为回应这些评判,挽救凯恩斯主义,八十年代,出现了一群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年轻经济学家。
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
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岁月里,在缓和经济危机、促进就业方面,确实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滞涨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
(一)我国可以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原因
1、市场经济内在的缺陷和弊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并逐渐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可以起到政府干预所不能够替代的功能,如优化资源配置,价格发现等。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在一些公共领域,单纯的市场调节是不行的,会出现“市场失灵”,并且市场经济调节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弱点。所以,应该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
2、凯恩斯经济学派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对我国还是有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国情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决不能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论点和方法对我们还是有用的,可供参考、借鉴和利用。例如,关于政府干预经济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手段的思想。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发展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的。关于宏观分析方法以及“总需求=总供给”的宏观调控模式,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管理、协调宏观运行机制无疑是可供利用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以及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也有可供我国借鉴之处。例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运用财政收支、税收增减来调节社会总有效需求,西方国家在运用这些政策上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等等,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完善有启发性和前瞻性意义。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使用,灵活调控经济,则成为近年来我们政府解决经济中出现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些调控手段的合理运用,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图1列出了我国近年来对付有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扩大总需求的主要措施。(图1)
(二)我国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干预经济实例分析。199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外部需求萎缩,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围着扩大内需做文章。1998～1999年间,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先是增加投资,然后扩大到消费领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遏制了经济下滑和GDp下降的局面。200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呈现三大热点:1、西部大开发热。由此增加了许多用于西部开发的固定资产和更新改造资金;2、股市热。特别是“5.19”的股市飙升以及“2000年2000点的”造势声势,吸收走不少居民储蓄,减持银行存款,2000年前9个月累计城乡居民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减少2,108亿元;3、假日经济热。像“五一”、“十一”这样史无前例的长假期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总体来看,经济恢复势头良好,社会需求全面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复苏,呈现由高到低,不断加快增长的趋势,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观。2001年也实现了经济全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策手段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可以取得一定效果的。
三、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干预措施的凯恩斯解读
(一)2007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分析。第一,我国经济连续三年超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从2007年开始发生转变。2007年的GDp名义增长率为11.4%,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为4.8%,所以2007年实际GDp增长率=11.4%-4.8%=6.6%;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12月10日的《2008年秋季报告》预测,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GDp增长率将为10.1%左右。如果2009年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再发生显著恶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重大问题,GDp增长率虽然将继续有所回落,但仍有望保持9.5%左右的较快增长。而鉴于我国的经济形势,世界银行却不断调低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预期,预测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11.4%降低至9.4%。美国经济放缓及其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原材料和食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国内物价水平的大幅度变动都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风险;第二,Cpi从2007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08年4月达到了8.5%的高位,我国面临通货膨胀风险。从2008年5月开始Cpi不断下滑,到11月份仅为2.4%。开始有学者认为我国有出现通货紧缩的危险。(表1)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经济持续升温的态势已经扭转,开始步入下行通道;(2)价格涨幅持续攀高的态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3)美国金融问题发展引发世界经济走弱的可能性加大,我国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4)国内企业生存面临挑战,很多中小企业濒临破产。
(二)此次金融海啸中我国政府的主要举措。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08年9月份以来,我国政府主要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如表2所示。(表2)
(三)政策手段的凯恩斯解读。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政府为应对此次经济波动,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概括起来基本上趋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所推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采用“松”或“紧”的财政政策来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以达到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目的。
1、财政政策。目前,我国出口受到金融风暴的严重影响,国内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好,消费和投资需求严重不足,符合运用“松”的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情况。
为应对此次经济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如,2008年9月18日证券交易印花税19日起单边征收,10月17日降低住房交易税费,10月21日提高3,486项商品出口退税率,2009年起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叫停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多项减少税费措施等。9月18日国资委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汇金宣布将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10月22日出台十项保民生举措,11月5日国务院确定4万亿投资计划用于扩大内需,大幅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多项扩大财政支出的措施。
2、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刺激有效需求,使经济高速增长,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
2007年以来Cpi连续高涨,我国面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威胁,为了稳定物价,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国政府首先采用的是谨慎的货币政策,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加强信贷管制,以紧缩银根,缓解流动性过剩。但到2008年形势有所变化,Cpi连续回落,通胀威胁已经减轻,同时由于出口受到金融风暴重创,加上紧缩银根使很多企业融资困难,出现了大批中小型企业倒闭现象,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为了刺激经济,我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转而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如2008年9月15日央行决定下调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10月8日央行再降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10月30日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11月9日央行全面放开贷款限制,加大支持中小企业,等等。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不是在盲目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而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取向的实际效果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曾被广泛用于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上,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这些政策是有一定效果的。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政府干预手段,来调节经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评论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措施的有效性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通过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起到直接刺激作用。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以下方面显现效果:
第一,有利于稳定预期,减轻对经济下滑的担忧,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此次政府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方针的指导下,采取的各项举措将有助于防止我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第二,改善民生。在这次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中,改善民生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民生工程位列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意图十分鲜明。
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三个方面对城乡居民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一是通过直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城乡居民有钱可花;二是通过强化保障,使城乡居民有钱敢花;三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也必将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带动大量就业,让更多人拥有就业岗位。
第三,减轻企业压力。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减轻其财务成本;其次,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增值税转型将为企业减轻负担1,200亿元。
第四,对基础建设的影响。这次的十项措施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我国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提高。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既发挥投资对经济直接拉动的作用,又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及原因分析。我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确实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是有限的。
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推崇的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以及扩大政府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进而解决就业,增加社会消费需求,并拉动私人投资。而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利率,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这也正是此次我国政府政策措施的实质。然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要取决于居民是否会增加消费以及企业是否会增加投资。而消费和投资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了政府投资方式,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力度相对较弱,长期实行政府投资,其效果是递减的。而且财政负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使扩张性财政政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再次,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央行虽然在放松银根,不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但由于我国是两级银行系统,货币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还得看商业银行的决策。
(三)在运用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应注意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虽然是有限的,但就像新凯恩斯学派所说的,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严重。科学合理的政策运用对经济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1、调整财政投资结构。财政投资应坚持基础设施为主导,但由于基础设施在建设时期产业关联度弱,对经济的拉动力较小,财政还应投资于一些急需发展的,产业关联度强的制造业,特别是投资于高新技术的制造业;同时,财政还应投资于能有效启动消费需求的项目,如投资于城市的房地产业、汽车业和旅游景点、娱乐设施、体育设施等;改造农村电网,拉动农村家电消费。
2、发挥财政杠杆作用,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由于许多行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税负偏重,普遍缺乏金融支持等原因,民间投资尚未得到有效启动。因此,要转变观念,给民营经济以国民待遇,一方面要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放松对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要发展以民营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的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业绩良好的民营企业也应批准上市。还可拿出一部分资金以贴息、担保、参股、合作等形式支持民间投资,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和示范效应。
3、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围绕扩张性财政政策,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的原因、体制原因和国际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刺激有效需求要从多方面着手。第一,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将有固定收入来源和合法渠道的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家预算统一管理;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中超过80%的存款为不到20%的储户拥有,表明我国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律”,增加富人的收入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有限,而穷人又没钱消费,因此应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第三,改革消费政策。取消福利型、供给型消费,清理整顿过去限制消费的不合理收费,鼓励消费;第四,进一步实施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出口商品零税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出口退税的税种范围;第五,扩大省级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公共投资的实施主体,一直偏重于中央政府直接负责实施,地方政府参与度较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实施效率低下,项目对地方经济的连带推动效应和关联投资效应较差,而且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债务,也加重了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因此,应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参与度,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第六,加快产业升级,注重结构调整。当前面临的危机也是我国加快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的一次契机;第七,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同时降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这既是已往的成功经验,也是今后需要继续保持的做法。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但其倡导的政策取向是有一定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尤其是对金融危机下我国采取应对措施的趋向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通过结合我国国情综合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所倡导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但也要明确,这些政策措施并不是万能的,更重要的是依据客观实际的变化灵活组合,适时调整、积极应对、主动出击。
(作者单位: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北京林业大学经济园林学院;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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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篇4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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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篇5
一、公共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实践
对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堪称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经济的成功范例。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兴办社会公共工程，来增加社会需求，并改善就业状况。
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利用公共支出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国家为了促进高水平的需求和就业，所采用的不再是以公共工程投资为主的政策，转而主要通过政府消耗性支出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和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消费性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并成为推动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1960年，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大约为8％，1980年上升到17％。
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获得了成功。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步入了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失业率上升的尴尬境地。对于这一前后矛盾的结果，西方经济学界有各种解释，其中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与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相对立的挤出效应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原因。许多经济学家对包括公共投资政策在内的财政支出政策作用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在西方国家的实际政策中得到体现，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严格限制预算支出的增长。但由于消费性支出的刚性作用，主要工业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和补贴支出仍然出现增长，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7％上升为1992年的21％，实际上公共投资成为紧缩财政的对象。
笔者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带来经济的空前繁荣，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工业国家，在二战期间都在不同程度遭受战争的破坏，这些国家在战后从低水平生产率中复苏，其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因此，二战后至70年代初，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工业国家都出现了投资高潮。这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这些国家以消费性公共支出为中心的财政支出政策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高潮所形成的供给相适应。美国二战后实行的以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为主的财政支出政
策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政”时期对包括基础设施、教育等具有永久价值的公共工程项目的大量投入。当战争年代走向复苏的经济发展余地得到充分发挥，投资收益率便开始下降，“新政”所形成的资本逐渐被发展了的经济所完全吸收，致使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作用随之减弱甚至消失。可见，对于美国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同时出现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以前大量的公共工程投资对经济推动作用的一种延续；对于美国以外的工业国家而言，二战后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共存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这些国家在经历战争重创后，经济复苏带来的投资高潮形成的。一句话，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主要是投资因素在发挥作用，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则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
以上的分析表明：“新政”在增加当时需求的同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二战后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财政政策则只是在短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说明了在经济的长期增长方面，公共投资政策具有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始于90年代初期的美国“新经济”再次印证了公共投资政策对于经济长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促成美国“新经济”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中“着眼于长远的政府投资”是促成“新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1993年以后，克林顿政府明确实行了有选择的适度加强经济干预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内容包括保证政府的科研与开发支出、增加政府对人力资源投资等方面的政府投资政策。
二、公共投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理论基础
凯恩斯是最早就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强调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因此，在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上，凯恩斯本人倾向于公共投资政策。然而，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本身无法说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公共投资将比消费性公共支出发挥更大的作用。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其关于公共投资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基于实际判断，而非理论分析结果。新古典综合派运用扩展的财政政策乘数模型说明了公共消费政策与公共投资对需求具有同样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公共投资调节总需求具有效率低、时滞长的缺陷。他们认为在调节总需求方面公共消费政策较公共投资政策更为有效。
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支持凯恩斯关于强调公共投资的判断。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并通过公共投资或者公共资本的生产性说明长期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传统的投资概念指的是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流量，相应地，公共投资主要指财政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开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更为关注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对未来产出的影响，并将它们视为广义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他们看来，任何可以带来产出的开支都可以被视为投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被视为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内生化，从而导入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广义资本。并提出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避免物质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现象的出现。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公共投资领域。根据他们的分析，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财政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即形成人力资本的公共支出、财政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公共支出。
二是从资本持续积累的角度，也就是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拓宽公共投资领域的同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在实现资本积累方面，公共投资所发挥的作用将是消费性公共支出无法替代的，并进一步揭示了公共投资政策与消费性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巴罗认为，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并将政府支出流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建立了分析政府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共资本具有生产性效应。阿罗和库兹认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存量具有生产性效应，他们最早将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生产函数、考察公共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格雷纳在运用巴罗所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时，接受了公共资本存量比政府支出流量更为重要的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对于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公共资本存量而产生的。这些分析说明了公共投资主要是通过生产性公共资本所形成，同时也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并克服了私人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趋势，从而达到激发私人投资的效应。即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
三、以公共投资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一中国的现实政策选择
利用财政支出政策调节供求平衡，大家并不陌生。直至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运行基本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供需矛盾主要体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投资饥渴症”则是其主要症状之一。在这段时期，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抑制总需求，财政支出政策成为抑制总需求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消费性公共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以及“投资饥渴症”的存在，我国主要通过减少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的增长。这一时期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绝对数量虽然都有增加，但其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其中，形成基础设施的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由1981年的28．l％降至1996年的2.7％；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由1981年的5．55％降至1996年的0.92％。这一时期财政用于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2．53％下降为1995年的1．85％；财政的科学研究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由1980年的1．43％降至1996年的0．5l％。
始于199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在相对长的时期，依赖削减公共投资来控制总需求膨胀，从而导致了公共投资不足、公共资本相对缺乏所造成的一般资本收益率下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公共物质资本相对缺乏。改革后，政府预算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度下降，使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出现了非公共资本的长期快速增长与公共资本积累速度放慢并存的局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经济增长。据统计，至90年代末期，我国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有的公路不过0．12公里，国道平均车速物公里，大大低于汽车行驶的经济水平。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现象与经济周期长波理论所揭示的基础设施长波是一致的。经济周期的长波理论认为，经济中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增加需要政府的行动和政府的资金，如果政府不能以一个平稳的速度来扩张经济的基础设施，经济将存在基础设施投资长波。其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改革后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落后于经济发展，、我国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扩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研究表明，1995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水平达到52％，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40个百分点。而在1978年，我国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出20个百分点。1948年和1969年美国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只比物质资本收益率水平高4个百分点。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结果都表明，9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过低。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和科技进步密切联系，由于教育和技术进步都具有积极外部性，市场对于存在积极外部性的产品供给量是不足的。因此，提高教育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改善人力资本供给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政府投入。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过低的状况，与我国财政用于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支出不足直接相关。
要解决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政策要点是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改善供给结构。而选择以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是实现这双重目标的保证。增加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基础设施投资、用于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和科研支出，将在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同时，扩大公共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相应促进资本积累，改善供给结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近期我国经济运行出现良好转机，与供给的改善存在密切联系。
在许多人看来，1998年确定的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成为以前的财政支出政策的一种延续，其主要目标仍然是调节需求总量，只不过由抑制总需求改变为增加总需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财政支出政策在改善供给、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被忽视了。人们急切期待着乘数效应的产生，并试图以短期内乘数效应的大小来判断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就在前一阶段，一些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提出了怀疑。
生产性公共资本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公共投资必须通过其所形成的公共资本来发挥其乘数效应。因此，公共投资乘数效应的时间跨度可能比较长。一方面，公共投资开始产生乘数效应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这是因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生产性公共资本必须花费一定时间。另一方面，生产性公共资本发挥乘数效应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这是由于乘数效应的产生不仅是由于需求量的提高引起的，同时是由于公共资本存量增加所导致的私人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结构性需求不足，即在一般性工业制造品存在过剩的同时，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消费品还处于短缺状态。因此，我国应选择以形成资本的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且必须通过公共投资将我国经济导向具有知识经济、世界经济特征的现代经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的公共投资应该包括改善基础设施的公共工程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投资、提高国民素质的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实际上在我国存在着大量的无货币支付能力的潜在需求。这些潜在需求一旦转化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对于解决一般工业品的过剩问题将产生重大作用。因此，如何运用财政转移性支出手段，提高社会低收入阶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目前而言也是很重要的。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篇6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
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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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篇7
关键词：战略情景；创新政策；主体合作结构
中图分类号：C939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计划和市场融合的混合体制已经逐步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科技和创新管理领域，然而，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部门之间条块分割、横向交流不畅和协调不足等问题仍然是科技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大量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正逐渐成为科学技术领域的强者，其中政府“有形的手”作为创新政策主体一直在发挥作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这标志着中国从跟随模仿向自主创新的战略转变，创新战略情景转变是否会逐步影响创新政策主体之间的合作结构、加强政府部门的横向交流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1、研究评述
创新体系（innovationsystems）理论一直是国家科技政策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栾春娟等以1974—2007年国际期刊Researchpolicy发表的全部1792篇文献题录作为样本，研究发现主题词频次变化率最高的是innovation—systems，创新体系理论强调政策构建必须在实用性方面对政策制定者起到指导作用，欧盟委员会提出创新政策设计、分析和评估可以定义为“旨在提高创新活动的质量和效率及提升创新能力的一系列政策行动、措施和工具”，Hadjimanolis和Dickson认为创新政策包括诸如市场监管、税收、基础设施的发展等其他用以激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工具；Lundvall和Borrds也提出创新政策不局限于科学技术政策，我国科技部调研室认为，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一起构成了连贯一致的政策组合。
苏竣和杜敏运用政策“过程一工具”分析框架，详尽分析了aVS标准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现象，赵筱嫒和苏竣将公共科技政策工具划分为战略层次、综合层次和基本层次，并从基本政策工具、科技活动类型和科技活动领域3个维度建立公共科技政策分析框架，郭雯对英国、美国等29个国家及地区设计服务业政策的目标内涵、主体构成与焦点布局进行了归纳总结和具体剖析，并与我国设计服务业的创新政策进行对比研究，李晓春和黄鲁成¨叫对相关研究的综述表明，技术创新政策的概念、根据、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实施、政策效果评估、政策历史演变，以及行业和地区的技术创新政策等是创新政策研究领域的焦点。
政策主体（政策活动者）一般可以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订、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个人、团体或组织，现有研究对创新政策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实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然而政策主体作为决定政策全过程的重要因素较少涉及，创新政策是政策主体意志的体现，政策主体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效果，彭纪生等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不同部门在技术创新目标取向上的协同显示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技术政策话语权分布不均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制度路径依赖和部门利益之争，由此可见，考察不同创新战略情景下创新政策主体合作结构演进过程，能够为深入理解创新战略转变对政府部门之间横向交流、合作与协调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为进一步政策设计提供实践基础。
2、研究框架、方法和数据
2.1研究框架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法则，中国创新政策框架设计工作也在摸索中前进，包括在制订和修改政策过程中的历史反思、基层经验、自上而下的反复试验，也包括逐渐学习、消化和中国化利用发达国家的创新政策实践，改革开放之后的创新政策发展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分界点为5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会议，在这5次会议上制订并实施了若干战略、决定和政策（见表1）。
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策是驱动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因，基于公共科技政策层次的划分，国家创新政策体系从微观到宏观可以划分为具体政策、纲领性文件和导向战略3个层面，微观层面的政策反映了宏观层面的战略导向，而宏观层面的战略决定了微观层面的具体政策。
1978—2005年是中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市场化是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制约的基本途径，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科技和经济融合是中国科技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期间，每一次全国性科学技术大会都引入了科技和经济融合发展的新理念，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恢复科学技术发展地位的重要会议；1985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提出了科技面向经济的发展理念；1995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经济要依靠科技的发展理念；1999年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提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进一步强化科技与经济之间的联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一直贯穿在整个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以市场换技术是解决科技和经济融合、贯彻“面向、依靠”方针的基本途径，由此确立了市场化进程中创新发展跟随模仿的基本战略。
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见图1），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明确了“今后15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不仅是解决市场化进程中科技和经济融合问题的需要，也是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竞争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必然选择，国家需要综合考虑核心技术来源、自主知识产权、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附加值等问题。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考察跟随模仿战略（1980—2005年）和自主创新战略（2006—2008年）两种主导情景下创新政策主体结构的演变，为创新政策设计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2.2研究方法
创新政策定量分析有两种基本方法：①文本挖掘方法是指建立创新政策数据库，将所有创新政策纳入其中，然后运用文本挖掘软件进行分析，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是某一词汇出现的频率越高，其相关政策效用就越强，优点是便于实现，缺点是忽略了不同类型和不同效力等级政策之间的差异；②数量统计是指直接对创新政策进行多维度数量统计和分析，假设某一维度出台的政策数量越多，政策效用就越强，优点是通过多维度梳理、统计，能够清晰地反映创新政策的演变历程，缺点是工作量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某一维度内具体政策之间的差异，刘凤朝和孙玉涛以创新政策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类别（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为基本维度，通过政策量化统计分析了创新政策历史演变路径；彭纪生等进一步提出了政策量化的操作性手册，为政策量化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探索，借鉴上述文献，本文采取多维度数量统计方法来评估中国创新政策主体合作结构演进过程。
2.3研究数据
研究采用两套数据，第一套数据来自科学技术部办公厅调研室和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共同撰写的研究报告《国家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分析与研究》，包括1980—2005年间颁布的国家创新政策，这些政策是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各部委，以决定、法律、行政法规、通知、意见、实施细则和方法等形式存在，根据政策的内容和发挥作用的领域，将政策划分为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5大类，当然并非所有政策制订时本身就带有科技和创新目的②，但是都对创新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梳理的289项政策进行审核、剔除和修订，并添加上其机构，最终有287项政策成为研究样本③，第二套数据来自科技部公布的《（国家中长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配套政策实施细则汇总》，包括国务院下属部门为了实施国家中长期规划所颁布的79项创新政策。这些政策④涉及科技投资、税收激励、财政支持、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教育和科技普及、科技创新基地和平台、协调等方面，根据第一套数据的分类标准，将其重新归类，根据政策机构在政策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将创新政策分为a、B、C、D四个等级，其中中共中央的决定为a等级，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为B等级，国务院的政策法规为C等级，各部委的政策法规为D等级。
3、跟随模仿战略情境下创新政策主体合作结构演进：1980—2005年
中国创新政策制订的框架为：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在宏观上把握方向，国务院及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则负责制订并协调政策的实施，国务院部委是创新政策制订和实施的主体。
从表2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创新政策（大约72.47%）由单一机构制订和实施，20.56%的创新政策由两个机构参与，其余不到7%的政策是由3个或者3个以上的机构参与，从政策类型来看，85.11%的财政政策、80%的产业政策、71.77%的科技政策和58.97%的税收政策是由单一机构制订，金融方面只有38.46%的政策由单一机构，53.85%的政策由两个机构联合制订，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前两个阶段单一机构的政策数量所占比例为88.24%和88.16%，而第三阶段（1995—2005年）的比例为64.95%，可见政府部门之间合作政策的比例在上升。
从表3可以看出，除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外，还有25个国务院部委参与了国家创新政策的制订，尽管大约30%的创新政策由多个机构参与制订，但是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机构只有一个，早期主导机构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或国家经济委员会，后来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发改委承担了这项工作，科技部是创新政策制订中最积极的机构，1980—2005年其参与编制的政策占到了总数的31.4%，远远超过了财政部（17.77%）、国家发改委（16.03%）、国家税务总局（12.54%）和商务部（11.85%），国家发改委（包括前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商务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分别参与编制了24项、16项、11项政策，科技部参与制订的政策中除了75项科技政策，还有6项产业政策；财政部参与了18项税收政策、16项科技政策和10项金融政策的制订；发改委参与制订了18项产业政策；国家税务总局主要制订税收政策；商务部了19项产业政策和11项科技政策。
从各项政策的主导情况来看：科技部是科技政策的主导机构；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在产业政策的制订中贡献最大，分别参与制订了19项和18项政策，同样重要的机构还有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质监总局，均参与制订了6项产业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券监管委员会是财政政策的主要制订机构，均参与制订了12项财政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参与了24项税收政策的颁布，占所有税收政策的一半以上；金融政策的主导机构非财政部莫属，77%的金融政策由其制订。
总体而言，共有38个党政机构参与了1980—2005年创新政策的制订，由于每项政策至少1个、最多达11个机构参与制订，所以这287项政策总共有432机构次参与，平均每项政策1.51个机构，其中，每项科技政策平均1.56个机构参与，而金融政策平均2.31个机构，高于其他类型政策，相对来说具有更高的政策效力，如果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这3个高级政策制订机构去除掉，每个D等级的创新政策平均1.69个机构，其中金融政策、科技政策分别为2.7个和1.7个。
事实上，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内部纵向的指令比横向的沟通要多，部门间的隔离使得创新政策的实施更加不易，换言之，创新政策更可能是以部门为中心或者部门特有，很难逾越部门边界发挥作用，以科技部为例，从创新政策数量上来看它是最主要的贡献者，但它也仅能为政府的科技发展提供指导，对于创新相关的其他环节难以施加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机构之间的平行关系没有对多机构合作参与制订创新政策造成阻碍，比如，政府研发机构转制的金融政策得到了包括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在内的11个部门参与；国家重点新产品管理政策和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都有7个参与合作机构；一个国际标准的改编是由6个部门签署通过；产业政策中一个关于中国商标的商品出口政策由8个部门，总之，中国创新政策主体中的代表机构是科技部，它负责科技政策的制订、实施及管理，同时它还要履行“同其他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决策、共担责任”的职能。
4、自主创新战略情境下创新政策主体合作结构演进：2006—2008年
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中国创新战略的里程碑，提出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途径，中国致力于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并在2050年成为世界上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导者，随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200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制订《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实施细则的复函”提出拟制订实施细则汇总表，分为税收、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源、创新文化建设和财政5大类，共99项政策，具体工作由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机构负责，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则由上述机构内的具体人员通过制订政策文件实现，截止到2009年年底，已经出台了79项政策，汇总表中部分相关内容已经并入79项政策中，相关信息见表4。
中国政府在短短的3年内就了79项促进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细则，而且在政策制订的主体合作结构方面，也呈现出了与之前不同的模式，从表4可以看出，在所有政策中，科技政策数量达到了37项，占政策总量的46.84%，仍然是创新政策的主导，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科技政策规定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如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项目等的经费管理问题，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为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创新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除了5项金融政策都是由财政部一个机构之外，其他类型政策由单一机构的数量都有所下降，促进自主创新政策体系中，平均40.51%的政策由单一机构制订，26.58%是由两个机构制订，其余的由3～16个机构制订，与1980——2005年的情况相比，多机构合作制订政策比例明显增加，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低于1/3的产业政策和超过1/2的财政政策由单一机构制订，而税收政策中单一机构制订的数量为0。
从表5可以看出，在所有的政策中，科技部参与制订的政策达到46.84%，其主要负责的科技政策是22项；财政部主要负责金融政策的制订，为5项；发改委则取代商务部成为产业政策的新主导，财政部还连同国家税务总局一起颁布了全部（9项）的税收政策，另外，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科技部并非财政政策的主要参与者，但仍在数量上超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重要的合作机构，这些政策主要关注中小型科技企业创新风险基金的建立、出口信贷保险的相关条款、信用担保和高技术企业的软贷款、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等，及利用财政手段改善创新环境，对中国经济政策起关键作用的工业与信息化部（原来的信息产业部）有可能成为类似日本通产省的超级部门，但自1980年以来，该机构参与制订的创新政策非常少，促进自主创新政策平均由2.77个机构制订，最高的为产业政策达到了3.79个，其次分别为科技政策2.78个、税收政策2.44个、财政政策1.89个，这同先前的结构模式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变。
通过表3和表5的对比可以发现，财政部已经取代科技部成为创新政策最重要的贡献者，参与制订了56.96%的创新政策，发改委和税务总局对中国创新政策制订的影响明显增强，这表明一方面要提高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的基础配置作用，另一方面是要加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之间的协同，因为人才是创新政策的重中之重，所以教育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政策制订中的作用得到加强，同样的，自主创新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出于对国内发明的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重要性也在逐步增强。
从表6可以看出，2006—2008年科技部参与的促进自主创新相关政策37项，其中有28项（超过3/4）涉及与经济主管机构的合作，在科技部参与的22项科技政策中，有16项（72.73%）是同财政部、发改委或者税务局联合，对比1980—2005年，科技部共颁布了75项科技政策，其中22项（29.33%）是与财政部等经济主导机构一起制订的，尽管创新政策主体之间的合作能否增强实施效果难以确定，但是上述分析显示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已经显著增强，科技部门与经济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在逐步增强。
5、研究结论
在跟随模仿战略情景下，科技及其他类型的政策大多是由单一政府机构制订的，随着政策取向的变化，创新政策主体结构也发生了细微改变，但是没有根本转变政策制订模式，科技部主要负责科技领域的相关政策，商务部和发改委主要负责产业领域的相关政策，由于各个部门之间存在职能分工，没有哪个部门会允许其他部门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进行干预，虽然科技领域的政策长期由科技部负责，但是科技政策的实施涉及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很多相关部门，严格的垂直体系和职能分工都使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部门之间协调的困难，创新政策实施过程中协调性的缺乏不是孤立和偶然现象，尽管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组织机构的重组实现部门职能之间的协调，但同时也遗留下不少新问题，比如，密切相关的组织间缺乏协调性导致了效率的缺失；组织之间任务相互重叠影响了公共活动的一致性；组织间的层级结构也导致了组织活动同其任务的不一致；新旧机构在政策制订职责和共生时存在分裂和矛盾的工作机制或者指令。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篇8
[关键词]经济周期波动;财政政策;回顾;下一步取向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3-0041-03
经济周期波动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它是经济增长率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波动现象。剧烈的经济周期波动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在经济扩张阶段,投资高涨、信贷扩张、物价上涨,容易产生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当经济扩张经过一段时期到达顶峰之后,接下来常常是经济增长放慢,爆发经济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与萧条。熨平经济周期,将波动幅度控制在常规范围以内,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增长,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回顾新中国6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财政政策,总结其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明确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财政政策的下一步取向,以及完善以后反周期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机理
(一)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政府财政包括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两个方面。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不仅是分配社会产品的手段,同时也具有稳定经济的功能,即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首先,在政府税收方面,主要体现在累进的所得税上。在经济繁荣、增长过快时,人们收入增加,在累进的所得税作用下,繁荣使超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纳税人和适用累进税率更高级次的纳税人增加,税基扩大,税率上升,政府税收增加幅度大于个人收入增加幅度,从而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过热;相反,当经济衰退、增长缓慢时,人们收入下降,在累进的所得税作用下,衰退使符合纳税规定和适用累进税率较高级次的纳税人减少,税基缩小,税率下降,政府税收减少幅度大于个人收入减少幅度,从而抑制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其次,在财政支出方面,主要体现在一些转移支付项目上。当经济繁荣时,失业人数减少,人们收入普遍提高,领取政府补助的人数减少,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加;相反,当经济衰退时,失业人数增加,人们收入普遍下降,领取政府补助的人数增多,从而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经济恢复。
(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指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主动灵活地选择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工具,干预经济运行,以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首先,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总量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其基本原理是在政策制定与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与经济周期相逆,即在经济高峰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经济低谷期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
其次,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还可以通过结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周期波动因素。其基本原理是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区别对待经济的长、短板,合理扶持国民经济中的“瓶颈”部门与产业的发展,适当抑制过剩产业,有保有压,矫正结构错位,缓解结构失调所激发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稳定经济波动。
二、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与启示
(一)我国财政政策运用的历史演进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家财政是国民经济分配的主体,建设项目统一由国家计划确定,人财物也由国家统一调配,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非常大。在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中的物价、失业率等指标难以成为经济周期波动的预警信号,中央的几次过度投资和失调投资的失误,反而引发经济超常规波动。比如,1958年“”时的“大炼钢铁”和“一大二公”,使得当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突然高达32.6%,但从1959年便跌入“三年困难时期”的惨境,社会总产值增长率最低时为1961年的-33.5%,短短几年,经济波动幅差竟达66.1%。
改革开放至1998年之前,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财政分配权开始向下分散,同时财政也日益贫困化,在宏观调控中默默无闻,表现出被动的特点。一般而言,财政赤字是在国民经济出现衰退时,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总需求而产生的。然而,如图1所示,在1978年-1997年间,无论经济如何波动,基本都存在着变动很小的小规模财政赤字。可见,在这段期间的财政赤字并不是为熨平经济周期而存在的,而是因为财政收入下降,财力安排捉襟见肘,被动产生的赤字。另一方面,1998年以前,我国对财政赤字的认识存在局限,认为大规模赤字有很大的弊端,所以即使在经济严重衰退的年份,也没有主动扩大赤字。
1998年之后,我国财政政策开始表现出逆周期性,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中发挥重要作用。1998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稳步增加,从1998年的14.16%提高到2007年的32.4%,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也日益上升,政府财力的增加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在财政赤字认识上有了突破,“赤字有害论”在我国失去主流地位,政府面对财政赤字有了信心与底气,政策开始转被动为主动。如图1所示,1998年之后,我国的财政赤字与经济周期逆向波动,经济收缩时,财政赤字增加;经济扩张时,财政赤字缩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立即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税收调控功能、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扩大对中西部转移支付等,很好地促进了经济复苏。到2003年,我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形成,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直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此轮周期中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维持了经济9年的上升期,有效地减少和减缓了经济周期波动。
2008年至今,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财政政策密切依据形势变化迅速进行了调整,从“稳健”转为“积极”,时隔10年之后,我国再次重启积极财政政策。此次的积极财政政策重点在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2年4万亿元投资计划重点增加在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的支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等。积极财政政策开启之后,GDp增长率下降一个季度之后就迅速反弹了,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回暖,快速缓和了经济周期波动。如表1所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的设计与发挥方面,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1994年以前,我国仅对集体企业实行过超额累进所得税。1994年起,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与调整,原个人收入调节税、适用于外籍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设计与实施越来越具备“自动稳定器”的机制,只是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重仍然偏小。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基本制度逐步建立并日渐完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高,在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方面具有广阔前景。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的60年里,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从行政手段向经济手段转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运用得到长足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不仅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完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越来越强,而且,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也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顺经济周期调节到逆经济周期调节的转变,还在政策出台的时机、力度、工具选择上表现得越来越成熟。
(二)几点启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历了若干次不同程度的经济周期,总体呈现出波幅越来越小的趋势,经济运行越来越平稳,如图2所示。这主要归功于我国在运用财政政策熨平周期波动的方面逐渐成熟,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1.要研究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提高财政政策的预见性。宏观调控可以努力去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但是无法消除经济周期性波动。决策和执行部门应把握经济周期的波动特点,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减小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尽量避免经济波动所造成的损失,防范各种潜在风险,警惕政策矫枉过正的可能性。根据以往经验,财政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政策的方向、时机和力度把握得如何。
2.要保证国家财政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要避免财权过大。财政政策发挥调控功能以国家财政拥有一定财权为基础,失去此基础,财政政策的调控能力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被动与无为。但是,政府毕竟只是市场的“守夜人”,如果国家财政财权过大的话,不仅是对民众财富的过度占有,还会导致“大政府”和“强政府”,挤压经济运行中本应属于市场机制的席位,加大经济运行中的决策风险,影响经济平稳运行。
3.要继续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保制度,加大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虽然我国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进步之中,然而还存在很多问题。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和推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个人所得税的强化和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将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主要的新稳定因素。
4.要更加重视结构调控,注重财政政策短期调整与中长期发展的协调。不可否认财政政策在总量调控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财政政策应该更加侧重于结构方面的调整和引导。从长期来看?熏我国容易出现过热和经济结构的不协调,一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一部分产业发展薄弱,这样的经济结构问题如果长期累积不加以解决的话,将成为经济运行中导致供需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所以财政政策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短期调控之余,要致力于促进经济中长期发展,强调产业政策引导和政策性倾斜的结构优化,带动和激活民间投资、消费与创新。
三、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及财政政策的取向
总结我国60年经济周期波动中财政政策运行的经验与教训,是为了在未来的实践中,更好地发挥熨平周期的作用。在应对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中,我国财政政策积极发挥作用,已经推动我国当前经济出现明显复苏,但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下一步怎么调整,都是在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总结之后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
多项经济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已经明显复苏。工业增加值增速出现小幅度上扬;全社会发电用电量从2009年1月稳步上涨;国内货运量、货运周转量、港口货物吞吐量遏制了连续8个月的下跌势头开始回升;进出口总值2009年2月触底反弹;GDp也明显呈现上升走势。然而,我国财政政策下一步取向,还取决于当前这种经济复苏是否可持续。
当前我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面临几大考验:其一,当前的复苏主要是依靠投资,尤其是国有投资拉动的。2009年前10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2008年同期提高了33.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增长了39.0%,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43.4%。而对经济根本回升起着决定作用的民间资本投资一直没有带动起来。其二,消费有所启动,但基础不稳。2009年10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1718亿元,同比增长16.2%,继续保持了2009年3月份以来稳定增长的态势,并且同比增速明显提升。然而,如图3所示,从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看,增长缓慢,普遍预期不如2008年乐观。其三,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产能过剩严重。世界经济的衰退,尤其是我国内需不振,导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除了钢铁、铝、水泥、建材等传统产业过剩行业外,此次反危机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使一些新兴产业,比如风电、多晶硅、光伏、煤化工等也出现投资增长过大和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制约。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还很难保持,经济复苏还不具备可持续的动力,如果下一步财政政策不着手于形成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我国经济就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走出“w”型,这不符合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目标。
(二)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
结合以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要保持我国经济进入平稳快速发展的通道,我国财政政策下一步要借鉴1998年的成功经验,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直到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形成,经济形势真正好转。但财政政策内容要有所调整,主要包括推进“两个重点”与深化“两项改革”。
重点之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短期内要继续扩大政府投资与消费,一方面通过转变政府投资的方式,适当开放民间投资新领域,给予民间投资适当财税激励等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另一方面通过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改善消费环境等启动居民消费。让民间投资与居民消费成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可靠动力。
重点之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财政担保、贴息、税收优惠和直接资金支持等手段,引导市场资本和企业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目标进行调整和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自主创新,推广使用绿色技术和产品。这既是刺激消费、增加投资、稳定出口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调整结构的现实切入点。
改革之一: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应合理界定政府职能,防止“越位”和“缺位”,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增强财政支出的公共性;财政支出应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灾区重建的投入;加大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度,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扩大。
改革之二:深化税制体制改革。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道路,在总体上进一步减轻税费负担,加快结构性减税,促进经济增长;完善主体税种,尤其增强个人所得税“自动稳定器”作用;简化税制,拓宽税基,提高征管效率,降低纳税成本,一方面保障我国财政的充足财力,另一方面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刘树成.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贾康,白景明.财政与发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高培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篇9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给出答案，世界上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这是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几年，列宁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艰难探索，这一探索是曲折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弥足珍贵的是，列宁设计了很多思路，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巨大贡献，也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给今天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深刻的启迪。
一、国家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过一些原则性的论述，但都是以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为基本前提的，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预见。而在不发达的东方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还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并在实践上进行检验的问题。
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就曾根据当时垄断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大量事实，以德国战时经济为原型，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建立由国家控制生产过程和分配制度的设想。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倾注晚年的所有精力来试图攻克这个难题，以探索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已经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认为，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打破旧的经济秩序建设社会主义。而列宁通过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深入研究后则认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没有必要立即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也是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列宁把这种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叫做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他说：“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1]202，“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1]202-203。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著作中，列宁拟订了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如下初步实施计划。
一是苏维埃政权得到基本巩固后，应该把组织工作和治理工作放在所有工作的首位。在列宁看来，俄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肩负着三项历史任务：首先，让绝大多数人相信俄国共产党制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即“说服俄国”；其次，夺取政权并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即“夺取俄国”；再次，组织和加强对俄国经济的管理，“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1]477，即“管理俄国”。当“说服俄国”和“夺取俄国”的任务完成后，“管理俄国”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作为今后的主要任务。在列宁看来，“管理俄国”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他说：“除了善于说服，除了善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1]47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管理俄国”比“夺取俄国”更困难也更有必要，因为它要用前人没有用过的全新的方式去完成极其复杂的任务，因为它要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制度，可谓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1]477。但是，由于同时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阻挠，列宁的设想未能得到实施，但在他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几年里从没有放弃这一设想，并且认为，完成“管理俄国”的任务，是所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1]490
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对经济建设全过程建立起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制度。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分散的小生产经济，而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如果没有科学的计算和严格的监督，就会丧失经济效率，甚至导致涣散和瘫痪状态，也就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列宁早就指出：“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1]202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计算和监督的政策法令，如“银行国有化”“工业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等。当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基本完成后，苏俄转向了消灭资产阶级存在和产生的条件的任务，比起前者，后者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可想而知。对此，列宁指出，当前“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1]480。为了完成这个复杂的任务，列宁甚至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人才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如“泰罗制”等。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去战胜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这是列宁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很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思想。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寇淑芳：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及其当代价值三是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苏维埃俄国各种小生产经济等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实行计算和监督的计划。列宁认为，当时俄国虽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但占优势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小生产经济，如果能够把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极大地方便对全部经济过程实行有效计算和监督，这样就能为组织和发展全国性的社会化生产创造必要和有利的条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1]536。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列宁关于把非社会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范畴，在此基础上搞好计算与监督，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宏大构想，是在对俄国国情有清醒认识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问题的理性思考，因为小生产经济在俄国还占明显优势这个事实不容忽视。
但是，这时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仍然受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认为可以直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思想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叛乱随后到来的背景下自然影响了俄国的政策，内忧外患直接导致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直接过渡的极端措施的出台。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特殊措施1918年夏，西方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公开对俄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试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国内反革命势力也蠢蠢欲动，沙皇旧部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在很多地方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使得列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无法继续实施。为了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要求全部经济生活服从军事斗争的需要，于是，国家生产和分配就进入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由政府规定农民所需的粮食量和种子量，其余全部上交国家；建立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所有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产品由国家直接分配；禁止自由贸易，国内外贸易一律实行国家垄断，对日用消费品实行配售制度，禁止私商活动；经济关系实物化，国家对产品和原材料进行统一调拨，生活用品实行配给制度；推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规定所有非体力劳动者必须参加一定的公益体力劳动，并登记造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为一种迫于战争需要而迫不得已实行的特殊政策，对于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所说：“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2]502然而，这一政策“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2]502。应该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构想在内外战争特殊条件下的表现。后来，列宁曾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指出：“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的生活说明我们错了。”[2]570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践证明，“直接过渡”构想不合乎俄国当时的国情，以至于使原本处于隐性状态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迅速公开化，加之其他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表明，列宁当时正处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他所领导的缺乏经验的苏维埃政权出现这样的曲折是难以避免的。
三、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的一种“暂时退却”十月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引起了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思考，他在总结这次教训的过程中深切地认识到：在苏俄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革命胜利后很快就“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2]720。只有把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组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必须改变“直接过渡”办法，转而采取“迂回过渡”的政策。经历了这次危机之后，俄国共产党在列宁的提议下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决定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减低粮食税额以利于农民休养生息等。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列宁专门撰写了《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对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从理论上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意义及实现形式。
新经济政策规定：（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2）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3）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打破国内战争时期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鼓励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品生产者发展小企业；（4）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纽带和中间环节。从内容上来看，相较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确是一种退却，但退却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更彻底地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迅速扭转了俄国政治危机和粮食危机，极大调动了人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使经济形势得以好转，这说明新经济政策是符合俄国国情的。但是，由于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加上列宁过早去世，新经济政策没有被贯彻到底，新经济政策中闪现出的光辉思想和新理论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四、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根本改变：当代价值及启示新经济政策尽管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初始探索，但为包括俄国、中国在内的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极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内容，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实践路径。
列宁凭借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激情与政治气魄，做到了既尊重实践而又不断超越实践，在没有任何现成实践或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没有简单地、教条式地从马克思主义本本中寻找答案，而是依靠革命者的勇气和智慧，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探索，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这种实践革新精神和理论创造思维，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社会主义高歌猛进的强大动力。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实施是苏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拐点，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崭新的逻辑起点，给后人深入思考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留下了很大的余地。新经济政策完全突破了经典社会主义的理论架构，在实践上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对于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列宁虽然考虑到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的特殊国情，试图凭借国家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但终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体现了列宁对实践的尊重，能不断根据社会发展实际而进行政策调整。列宁充分估计到了在经济水平不发达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为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对社会主义过渡方式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列宁在晚年通过总结十月革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留下的教训和新经济政策取得的经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773这一论断被后人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这是列宁在病重期间通过口授的方式留下来的理论。在这个时期，列宁对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理论思考，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合作社。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的余粮收集制失败后，列宁就开始思考和探索如何在农业领域走出一条新的社会主义过渡路线，认为合作社是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办法，因为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能为实现农业合作化提供基本保证和前提。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下，俄国要教育农民保证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就必须实行合作化。列宁还认为，合作化是一个长期发展战略，国家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予以支持。合作化是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列宁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的重要内容。
二是改造国家机关。列宁把国家政权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苏维埃政权与其他政权的重要区别。列宁不仅将改造国家机关看作政权建设的重要方面，而且还将其提升到第一任务的高度，认为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造国家机关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根本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三是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列宁不仅提出“文化革命”这一概念，而且把它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纲领。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他还认为，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为俄国的文化革命创造了全部条件，“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2]774。“文化革命”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根本改变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此外，列宁还认为，加快实现电气化和工业化，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强大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的唯一基础只能是大工业。他曾经用“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这一公式，来强调工业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应苛求列宁在创新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道路方式的同时，完全放弃旧的理论思路，把新经济政策所体现的商品交换和市场规则提升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层面上来，完全摒弃计划经济思想进而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则来发展社会主义。其理由是：第一，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仅仅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战略，并没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模式来看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的宗旨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把小农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去。第二，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仍然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和原则，认为经济计划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新经济政策这个庞大的战略的组成部分。第三，列宁仍然把新经济政策中的商品和市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因素，把新经济政策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包含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既联合又斗争，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尽管列宁并没有完全突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实践上也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传统思路，但这丝毫不影响新经济政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丝毫不影响它对东方国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产生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计划经济向新经济政策和商品经济的转变，是列宁“一切从实际出发”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由此说明，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都需要尊重实践，需要对失误进行反思并且不断纠正失误。虽然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时间不长，但它所产生的意义，不是区域性的，也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国际性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都对传统模式进行了改革并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表明，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当代社会主义所做出的最具生命力的贡献，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首先，列宁突破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把商品货币关系用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这种做法后来被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甚至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原则。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上的教训，使列宁转变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认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且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任何试图迅速消灭商品经济的尝试都是不切实际的。列宁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次，列宁改变了社会主义在所有制上必须实行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有益尝试。列宁提出，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国家所有和合作社所有是这一时期合理的不同公有制形式，应该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允许私有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种观点为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审视所有制问题和确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再次，列宁摒弃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完全割裂和完全对立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路径的思想。列宁认为，在市场交换关系存在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只要我们善于引导，资本主义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容纳并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以上内容是列宁对不发达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集中体现，从中可以看出，列宁的理论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有历史的前瞻性，是一个契合俄国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启示之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又要有不断探索的政治气魄和理论勇气。这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否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
启示之二：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允许发展中有失误，但必须善于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不断完善发展模式，优化发展方式，用科学理论指导发展，用成功实践引领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篇10
【关键词】经济学流派凯恩斯新古典剑桥学派新凯恩斯
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指20世纪30年代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其他某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学说。这些经济学说是建立在以前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之上，是对前人经济学说的修正和扩展。本文概括介绍各经济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旨在理清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脉络和各学派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一、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几次革命
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在这部巨著中，斯密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第一次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二次革命是边际主义革命，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第三次革命是凯恩斯革命，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三大心理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在这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将无法发挥作用，必须由国家政府来干预经济。事实上，凯恩斯反对“无为而治”由市场自动调节的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引导。货币学派的诞生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第四次革命，以弗雷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反对凯恩斯的主张，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货币不稳定造成的。货币是支撑就业和物价稳定的主要因素，货币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第五次革命是斯拉法革命，代表人物斯拉法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对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批判。第六次革命是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诞生的理性预期革命，他们认为人都是理性的经纪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理性预期，对于任何政策，出于对自我的保护，他们都会选择相应的对策来规避对自我的不利，这会导致政策的无效。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提倡由市场自身机制对经济进行调节。
就一般来讲，如果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基本一致，就将其划分为同一个流派。上述几次大的思想革命大致反映了西方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发展变化，特别是后面的四次革命反映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二、主张国家干预的各流派
（一）凯恩斯的经济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代西方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奠基者。凯恩斯从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
理论上，凯恩斯提出三大心理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强调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至关重要。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机制无法调节这种失调。方法上，凯恩斯克服传统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政策上，凯恩斯主张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
（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新古典综合派）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阿瑟.奥肯等人。主要特征是，在宏观方面接受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采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实际上就是对其他学派观点的综合。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的完整形式体现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中，核心思想是：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可以避免经济萧条而促使经济趋于充分就业；经济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微观理论就可以重新适用，并把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维持下去。
iS-Lm模型是对凯恩斯理论的扩展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阐释，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结合。该模型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在一起，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缺陷，用模型的方法解释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理论采取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考察的是经济的短期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无法分析长期问题。哈罗德―多马模型直接继承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传统，重视总需求因素的分析。而索洛―斯旺模型则强调劳动、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等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在经济均衡增长中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用市场调节机制来补充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新古典综合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是需求管理的思想，即政府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对社会的总需求进行适度的调节。
（三）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等。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有三个：凯恩斯的《通论》、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斯拉法的理论。在理解和继承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的观点，试图在否定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社会政策，以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来调节失业与通胀的矛盾。
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就是收入分配政策，主要的政策主张包括：①税制改革，例如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消除私人财产的集中；通过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②政府利用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国家通过预算给低收入家庭一定的补贴，减小贫富差距。③制定适宜的财政政策，减少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④实行出口管制政策，发展出口，增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⑤利用政府预算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股票，把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转移到国家，从而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四）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面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的严重滞胀的局面，80年代出现了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即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他们继承了凯恩斯的基本经济思想，但是以独特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格雷戈里.曼丘和拉里.萨默斯，约瑟夫.斯蒂格里茨，马克.格特勒以及本.伯南克等人。
新凯恩斯主义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简单继承，而是对其进行了批判和发展。新凯恩斯主义和原凯恩斯主义相同之处表现在：①劳动市场上存在着过剩的劳动供给，经济中存在着显著的周期性波动；②经济政策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是有用的。新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中引入了原凯恩斯主义所忽视的厂商利润和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并引入了理性预期假设。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假设是非市场出清，即发生供给或需求冲击后，工资和价格不能迅速地调整到使市场出清的状态，在重新达到市场出清之前，整个市场就处在非出清的非均衡状态。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价格和就业政策。在价格政策中根据交错调整价格论提出的建议是：减少经济中的交错调整价格，制定适宜的政策，诱导厂商同步调整价格。根据菜单成本论，提出为稳定社会经济和增加福利，国家应推行有弹性的价格政策用以纠正市场失灵，稳定总产量。价格政策的缺点在于，这种方法缺乏可操作性，价格有粘性，市场不能出清势必会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新凯恩斯主义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根据局外人在劳动市场上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一情况提出政策建议，政府的就业政策应该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虽然这一政策比较合理，但实施起来仍然有一定的难度。
三、结论
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之间是对立并存的关系，后者的理论都是总结与批判前者的理论，在前者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目前经济形势的新情况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各流派总体来说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一旦某一流派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出现的问题时，新的流派就会应运而生，但总的来说，新的流派仍然是借鉴了原有学派的假设或者是理论基础。我国自引入西方经济学以来，对政策的制定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说史时一定要做到批判继承，要综合考虑我国的国情，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继承与发展西方经济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