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劳动的意义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04:54

家庭劳动的意义篇1

一、家庭劳动教育的积极意义

1.家庭劳动教育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人格

从小树立劳动观念、养成劳动习惯,将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实践证明,从小做家务、热爱劳动的孩子能吃苦,有才干,对生活充满自信,人际交往能力强于不爱劳动的孩子。美国心理学家威兰特对波士顿地区490名孩子进行了20年的跟踪,研究表明,爱干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干家务的孩子相比,长大以后的失业比例为1:15,犯罪比例为1:10,爱干家务的孩子平均收入要比不爱干家务的孩子高出20%左右。从小培养劳动习惯,有利于孩子德、智、体的全面和谐发展,使其形成健康的人格。实践证明,人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在劳动中形成的。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培养孩子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劳动能锻炼孩子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有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社会适应力,促进身心健康。劳动能培养孩子勤快、主动的工作态度,有利于形成对集体、对国家的义务感和责任心。劳动能培养孩子自理、自立、自强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进取精神。

2.家庭劳动教育有利于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

独立自主、坚毅和自信是一切有成就者必备的意志品质,这样的意志品质只有经过长期劳动磨炼才能获得。一般来说,劳动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体验成功的过程,它有助于历练意志品质。孩子在做家务劳动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每一次困难和挫折都是对孩子意志、能力的磨炼,每一次磨炼都会让孩子增长克服困难的勇气、抑制自身的惰性,在做家务劳动中孩子体验到了劳动带来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的不断积累,就会形成独立自主、坚毅和自信的心理品质。路是人走出来的,事是人做出来的,意志品质是锻炼出来的。教育不但要发展孩子的智力,还应燃起孩子对劳动的渴望,在劳动中锻炼意志品质。有些家长不让孩子干家务活,不愿让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怕影响孩子的学习。其实学习并不能排除孩子参加劳动。因为劳动可以改善呼吸、血液循环,促进生理的新陈代谢过程,调节大脑疲劳,有利于大脑发育。在劳动中,孩子双手的活动有益于左右脑的开发,促进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学习能力。劳动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中国自古就有心灵手巧的说法,手巧会促进心灵,心灵又带动手巧。

3.家庭劳动教育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责任感是一种态度,是道德评价最基本的价值尺度,人的社会化不仅要求人们学会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社会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培养社会责任感。家务劳动对孩子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务劳动能让孩子们在劳动中体验精神上的愉悦,学会关心他人,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这对现在的独生子女更为重要。孩子从小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就能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意识到自己作为家庭成员应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并且逐渐养成为他人服务的意识,树立起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个有责任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很认真、很负责,一旦遇到困难,他就会凭借负责任的态度发挥自己最大潜能战胜困难。相反,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往往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甚至不顾社会基本道德准则,做出唯利是图的事。因此,责任心是做人的重要基础,从小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孩子长大后才能承担起家庭和事业的重任,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劳动可使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的人格。学会劳动,养成劳动习惯是孩子学会生活、形成健康人格的重要保证。劳动可以让孩子自己动手创造整洁的学习生活环境,使他们明白劳动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有助于孩子的心灵美。在日常生活中,每个家庭成员都自觉主动地承担家务劳动,可以增进家庭的团结、安定,使家庭气氛和谐。每一位有远见的父母,都应该培养孩子从小学会做合格的家庭成员,这不仅是为了减轻做父母的劳动强度,而且也是为了孩子的一生的幸福。通过劳动,让孩子学会关心他人,即在外关心同学、老师,在家关心父母、长辈,长大成家后才能关心妻子、丈夫。这对现在的独生子女更为重要。

二、忽视家庭劳动教育的后果

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的劳动“答卷”一直令人担忧。各种传媒不断报道有关当代青少年劳动意识淡薄,劳动能力差的现象。如近些年上海某著名大学录取的新生中,有60%以上的人不会自己挂帐子,许多大学生在入学前没有亲手洗过一件衣服。某县妇联对该县一所重点中学初一年级学生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从没有洗过一件衬衫的占79%,不能煮好一锅白米饭的占84%,不会和不敢使用电饭锅、液化气炉的占67%。据北京市家教会对某小学一个班的调查,该班44名学生中,家长每天给整理书包的占39%,家长给洗手绢的占66%,家长给洗脚的占52.3%,家长给穿衣服的占59%。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研究生魏永康。他2岁掌握1000个汉字,8岁上中学,13岁考进大学,父母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儿子好好学习,母亲把儿子所有生活上的事情都包了下来,他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伙伴,没有人际交往。魏永康17岁那年考取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后,一人从湖南来到北京读书,但是生活自理的低能,让他无法独立生活,于是只得肄业回家。

没有经历过劳动磨炼的孩子,往往不懂得劳动成果来之不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他们不爱惜劳动成果,不知道这些劳动成果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汗。

今天在丰盈的物质生活氛围中成长的一代,许多不良的道德、心理品质,大抵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缺少劳动教育中找到根源。因此,加强青少年的劳动教育,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决不可掉以轻心。

三、学习先进经验,弘扬民族美德

1.吸取国外先进经验

据有关方面对各国小学生每日劳动时间的统计,美国为72分钟,韩国为42分钟,法国为36分钟,英国为30分钟,中国只有12分钟。德国的法律规定:孩子必须帮助父母做家务。6~10岁的孩子要帮助父母洗餐具,给全家人擦皮鞋;14~16岁要擦汽车和菜园里翻地;16~18岁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另据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有17个城市每年举办“铁孩子运动会”,参赛者是7至14岁的少儿,比赛内容是连续进行长距离游泳、骑车、越野和长跑。每年均有成千上万的父母带着孩子前往报名参赛,角逐“铁孩子”的桂冠。无独有偶,日本中学普遍设有一门锻炼课程,即在严冬组织学生身着短裤进行户外长跑,旨在培养孩子钢铁般的意志。这些生活富裕的国家,竟有如此苛刻的教子法,令人大开眼界。相比之下,我们身边的孩子未免被娇宠得过了头。然而,眼下这些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大多过于娇嫩,吃不得苦耐不了劳,经受不了困难和挫折的考验。这实在怨不得他人,从72分钟比12分钟的数字里,就不难得出,责任主要在谁的身上。该是父母警醒的时候了,做父母的应充分认识到,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要培养孩子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和勇于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素质,从小就应给其创造磨炼的机会。

2.吸收先贤劳动智慧

一代青年如果不爱劳动,将后患无穷。古代巴比伦的消亡,与其民族好吃懒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决不能说说很重要,做做却次要,过后全都忘掉。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中,圣贤们身体力行给劳动赋予了神圣无比的意义。中国古代的禅著《百丈丛林清规》的主要精神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认为人不可不参与劳作,每个人都有奉献的义务,才有资格吃饭。制订该清规的百丈怀海禅师不仅是制度的建立者,也是实践者。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是他到了90岁,弟子看到师父年老,不忍心让他再到田里工作,又不敢劝师父,只好把他的锄头藏起来,找不到锄头的百丈虽然不下田,但也不吃饭,他绝食三日,弟子劝他吃饭,他说:“我不是规定过,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吗?”弟子只好把锄头还给他。传说他活到96岁,工作到临终最后一天。

3.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习惯

(1)从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开始。现在的绝大多数家庭中的家务都没有科学安排,差不多都是由成人来完成的。但是,如果想让孩子热爱劳动,就要从做家务活开始,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却绝对不可以忽略。成人要让孩子从小就具备做家务活的习惯和能力,应该让孩子把家务活看成是生活中很自然的内容之一。

(2)从鼓励孩子参加劳动入手。成人要经常对孩子说一些称赞的话,或是感谢的话。比如,成人可以感谢孩子的劳动对自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或是夸赞孩子是多么得聪明能干。这些带有称赞的语言会让孩子有一种成就感,也会调动孩子参与劳动的积极性。让孩子参加家务劳动,是让孩子学习的过程,也可以让孩子从中得到锻炼。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当孩子做家务活遇到失败时,成人千万不要对孩子进行指责,而是要和蔼地告诉孩子,没有谁可以不经历失败就直接拥有成功,只要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会有从头再来的机会。最重要的一点是,成人可以口头称赞孩子,尽量避免用金钱作为奖励。因为做家务活是每个家庭成员应尽的义务,而且做家务活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得到一些物质的奖励,而是锻炼自己的独立性。

(3)找准兴趣,培养劳动的习惯。一般来说,孩子都喜欢家里来客人,成人就可以让孩子准备一些接待客人所用的物品,还可以让孩子来招待客人。让孩子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可以调动他体内的积极因子,让他自动地去做事,这样慢慢地就会让他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4)让孩子有劳动实践的机会。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不能只限于口头,而应该通过劳动实践来进行,多给孩子劳动的机会。如果成人在平常没有让孩子参加具体的劳动,那么,孩子是不太可能爱好劳动的。其实孩子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然而却被许多成人给剥夺了。比如,当他们看到妈妈在洗衣服时,他也会要求洗;看到爸爸在修电器,他也会在一旁跃跃欲试。当遇到这种情况,成人一定不要拒绝孩子,这个时候正是成人教育引导的好机会,给予孩子适当的肯定不仅可以保存孩子的劳动热情、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而且可以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习惯。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一切,我们的祖先就是通过劳动演变成今天的我们。所以,大胆地让孩子动手去做每一件他们应该做的事,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吧!

家庭劳动的意义篇2

现在我就把来信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综合答复一下,提供给青年同志们作参考。

地主阶级经过消灭封建制度的以后,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富农阶级在目前的农村中,是唯一的最后的剥削阶级。从整个过渡时期国家的总任务来讲,对已被打倒的地主阶级是要继续迫使他们严格服从国家的各种改策法令,老老实实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以期最后地把他们改造成为劳动的人。对于富农阶级,则采取限制并逐步消灭富农剥削的政策。反对与打击他们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各种破坏活动。所有以上的政策和原则,都是革命青年所应该明确认识的,也是所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革命青年在处理自己家庭关系问题时,判断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否正确所应坚决遵循的准则。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革命青年并有责任对自己的家庭进行教育、监督工作,使自己的地主、富农家庭,确实遵照党与政府所规定的政策来改造自己。

有的人说:总路线宣传后,社会主义的道路亮堂了,我的地主或富农家庭已拥护社会主义了,但为什么还不马上让他们参加互助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呢?言下或多或少地流露了不满的情绪。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地主(包括老区实行没收富农多余土地及其他多余生产资料的旧富农在内)在未依法改变成份前,富农在未放弃剥削成为劳动农民以前,原则上是不允许他们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原因是:第一,互助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劳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组织,未改变成份的地主(包括老区实行没收富农多余土地及其他多余生产资料的旧富农)及还是剥削阶级的富农,他们既不是劳动农民,自然是不允许参加的。第二,互助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是不允许有剥削(包括变相剥削)存在的,而且目前互助合作组织的发展还不很巩固,如果允许这种人参加。往往就容易被他们操纵组织,进行破坏,特别是富农,更会利用其生产资料上的各种优越条件,进行各种剥削活动。这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广大劳动农民的利益。都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一些被混进了地主、富农的互助合作组织中所发生的一些破坏事例,巳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那末,既是如此,为什么还有些人主张要地主、富农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呢?提这些意见的人,其中除极个别是别有居心外,多数还是因为自己不了解国家的政策或自己把农村中复新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他们听到某些地主、富农分子在口头上谈着“拥护总路线”,表示“愿意实行社会主义”,于是就被迷惑了。他们不了解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与经济基础虽然被打倒与取消了,但他们还会起来挣扎反抗;也不了解富农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和党领导劳动农民所走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本不相容的。富农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农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是会仇视与破坏的。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尖锐与复杂的,那里能像这些同志所想像的那样,宣传一下总路践就可以使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片刻之间就可以取消剥削呢?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严肃的阶级问题来看待,决不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否则就会上地主富农的圈套。自然也应该承认,在今天,有的地主确实奉公守法,,努力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也有个别的富农分子监于自己的大势已去,愿意放弃各种剥削,做一个劳动者。但对这些人,人民群众是自会鉴别的,只要他们的各种条件具备,是自会正确处理他们的问题的。

又有人说:之后,自己的地主家庭生活太“困难”了。他们很为这种“困难”焦,对自己的地主家庭表示同情。这也是不对的。对于这样的青年,民主要的应该明确认识:我们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使亿万劳动农民翻了身,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这是天大的好事。在中,我们仍给地主留了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他们可以进行生产、生活下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因此对于所谓“家庭困难”,我们应冷静地作

家庭劳动的意义篇3

[关键词]离婚家务劳动经济帮助

[中图分类号]DF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11-01

一、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现实基础

关于离婚的经济补偿制度,其存在的现实性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新的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关于此项救济制度的讨论与研究也非常多,对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存在的基础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务劳动分工的存在

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及家庭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很多家庭分工也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由于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一方对于家务付出较多义务的情况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城市中普遍的双薪家庭中,双方对家务的投入也不可能完全对等,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及经济落后的地区,夫妻一方外出打工获得家庭收入,而另一方将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投入于家事劳动的家庭分工模式普遍存在。

(二)家务劳动价值需要认可

首先,家务劳动是每个家庭都必不可少的,虽然家务劳动不能直接产生市场化的商品价值,但是并不能否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属性。其次,家务劳动如果由一方全部或者大部分承担,可以为另一方制造条件以尽可能多的为家庭创造财富,该方必然不需要多分心家务劳动而创造的相对财富亦可以视为包含了承担家务劳动义务方的贡献与付出,是其劳动价值的体现。

(三)公平原则于婚姻中的体现

结婚系男女为将来永久共同生活所订立的契约,其因结婚而生的关系称为婚姻。婚姻系男女间精神与心灵的结合。对外体现于共同生活。如上所说,在一个婚姻关系中,双方对将来很久的共同生活是有一个期待性的,彼此间的信赖是婚姻关系得以存续的根本,基于此夫妻双方才会对这个家庭付出义务。

二、离婚经济补偿的理论创新

(一)离婚经济补偿之婚姻利益论

婚姻利益,是指夫妻双方基于其配偶身份,而享有的配偶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之总和。其中,配偶人身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配偶财产利益包括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物质利益。婚姻利益除缔结婚姻后通过婚姻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责任与承诺可享有的现实利益外,还蕴含着丰富的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他们共同构成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二)离婚经济补偿的劳动价值论

婚姻双方为家庭成员提供物质和精神服务,满足家庭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因此创造了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性别不平等、分工不同、家务劳动分配严重不平均的情形下,家务劳动亦具有交换价值和经济价值。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是指家务劳动价值与职业劳动价值的交换价值;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是指付出家务劳动配偶一方对配偶他方从事职业劳动,创造经济效益的一种间接贡献,即经济价值。

三、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的问题

在我国,大多数家庭采取的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在这个前提下,似乎婚姻法的相关条文并不可以被直接援引,那么实际中发生的一方对家事劳动付出义务较多的情况下,该方是否仍然可以以此作出请求并得到补偿呢?以此为引,关于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问题,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如何认定一方对家务付出义务较多

婚姻家庭类案件的一大难点便是事实的认定,夫妻间的矛盾纠纷毕竟是双方的家事,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许多情况是无法找到直接证据给以证明的,比如夫妻间的感情破裂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当然也包括对一方付出家务较多的认定。家务劳动作为家庭活动的一部分,其具体情况只有家庭成员最为清楚,在法院认定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因为家庭活动是需要一定的开支的,同时家事劳动一般来说总是配偶一方或双方亲力亲为的,故在评价双方对家务劳动负担义务多少时,应当从物质投入及精神投入两方面对比考察。在经济投入方面,应当考察双方的投入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是否明显较多,其次,应当考虑对家庭的经济投入占投入人收入的比例,投入人是否将收入主要投入了家庭活动。

(二)如何确定补偿数额

夫妻离婚时的经济补偿,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尽较多义务的一种价值化体现,因此,对于经济补偿数额的确定,适用的标准只能是付出义务的多少,家务劳动的付出,由付出家务劳动的时间和家务劳动的复杂程度决定,一方付出义务的多少,应与家务劳动的劳动量成正比。

由此,在确定经济补偿的数额时,一方面可以将家务劳动的劳动量价值化,比如转化为从事相同时长,相同类别的劳动在市场应获取的价值,同时加上相对方因少付出义务而获得的利益来确定一个数额。另一方面,当事人对家庭付出的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支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付出,由于精神上的付出无法估计价值,该部分的数额可以根据双方具体的财产状况及经济能力,结合本地的生活水平与劳动保障标准,酌情确定。

家庭劳动的意义篇4

关键词:恩格斯妇女解放《起源》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236-02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称《起源》)一书一直以来被公认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代表著作。恩格斯在《起源》中,通过对摩尔根和巴霍芬关于人类文明问题的研究,探讨了人类婚姻和家庭的主要形式,从而提出了他的妇女解放思想。

一、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的划分是研究妇女问题的前提

在研究妇女问题时,应当充分考察妇女所处的社会,在《起源》一书的序言中,恩格斯首先分析了两种生产,他认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更进一步,恩格斯将生产分为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他认为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地区的人们,他们生活的社会制度是受到这两种生产的影响。恩格斯一开始分析了家庭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同步性的问题,认为家庭的发展与三个主要时代是并行的。恩格斯指出家庭制受所有制的支配,由此恩格斯把家庭划分为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制家庭和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专偶制家庭即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在这几种家庭的基础上,婚姻制度实现了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再到一夫一妻制的发展。与文明时代相对应的专偶婚制,恩格斯认为是以通奸和为补充的,这样的婚姻制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

文明时代的专偶制是由于私有制的出现,大量财富集中于男子之手而产生的,财富要传给子女,因而需要妻子方面的专偶制,而这种妻子一方的专偶制,并不意味着丈夫一方的专偶制。由此可见,文明时代的专偶制是有条件的,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婚姻关系中,这样的婚姻制度并不会妨碍男子公开或者秘密的多妻制,因而恩格斯说这样的婚姻制度是以通奸和为补充的。在专偶制的家庭中,“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赶走他的妻子。对婚姻不忠的权利,这时至少仍然有习俗保证丈夫享有”[1]。无疑这样的婚姻关系对于女子来说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家庭关系都是不平等的。私有制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1]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与社会根源

在恩格斯看来妇女受剥削和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私有制出现以后,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极大地改变,社会结构发生极大变化,社会群体开始分化为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阶级。“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1]然而,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这样的关系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社会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仅妇女的地位低下,而是整个无产阶级处于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之中,被压迫的阶级没有丝毫的自主性。现代大工业迫使妇女加入了无产者这一现代大工业的行列中,使妇女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组成部分。妇女的解放说到底,与工人阶级整个阶级的解放是一致的,因此,妇女的解放也越来越体现出整个被压迫阶级的要求。与私有制相适应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妇女受剥削和受压迫的社会根源,在这样的社会中,妇女无法追求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她们处于劣势,并不能真正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奴役与家庭的奴役相伴而生,并且在裸的金钱关系中,婚姻关系显得微不足道,妇女在这样的社会下并不能真正选择适合自己的伴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就被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所掩盖了,妇女成为了一种商品,妇女在这种社会下没有性自,身体都被商品化了。恩格斯在本书中深刻分析了妇女受压迫和剥削的这种社会根源,把妇女解放与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事业联系到了一起。

三、妇女解放的条件和途径

1.首要条件: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把妇女解放同工人阶级的解放联系起来,彻底私有制,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妇女解放从来都是全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妇女的解放与工人阶级解放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必须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为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1]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妇女的解放才有了可能性,妇女也才能够真正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消灭私有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只要私有制存在,那么妇女的真正解放必然是不能够实现的。妇女的解放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是紧密相连的,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妇女的解放必然是会实现的。这样,从根本上来说,妇女想要获得解放的前提必然是首先消灭私有制,只有这样,妇女的其他权利才能得以实现。

2.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妇女参加到社会劳动中。传统的妇女形象总是以家庭为单位,妇女被束缚在“家”的范围之内,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必然不能够发挥自主性,似乎妇女生存的目的就是在家庭内部。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1]妇女只有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参加社会劳动,才能够获得与男子相平等的社会地位。在恩格斯看来,妇女的经济独立在妇女解放中至关重要,妇女只有解决了就业的问题,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使得妇女能够更多地接触社会,而不在是以男子为中心,不是男子的附属品,从而得以真正解放。妇女参与社会劳动,成为了社会的一部分,并必将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妇女因而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是有积极意义的,这表明妇女作为一个独立于男子、与男子地位平等的群体开始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妇女在社会劳动中获得了劳动的机会,并不仅仅是男子经济上的附庸和私人物品,这让妇女能够极大地解放自己。

3.妇女解放的社会条件:家务劳动社会化。“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1]恩格斯在本书的序言中就把生产分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把生产分为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然而恩格斯并没有分析家务劳动是不是属于人自身的生产,也没有指出家务劳动是否属于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

有学者指出,传统认为家务劳动并不创造价值,因而不能算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而恩格斯两种生产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妇女的家务劳动同样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一部分劳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家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这就为妇女解放创造了条件,这样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便不再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关于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讨论是存在争议的,恩格斯将生产分为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家务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4.妇女解放的补充条件:婚姻关系的自由选择。真正的妇女解放,不仅要求妇女要从社会奴役和家庭奴役中走出来,还必须从感情的奴役中走出来。只有每一个妇女都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和伴侣,不受到外界的各种附加条件的影响,那么妇女的解放才真正得到实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婚姻关系的自由选择是以妇女的经济关系解放为基础的,只有妇女的经济解放得以实现,妇女在社会上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婚姻关系才会成为女性的一种真正的权利。恩格斯在《起源》中说到,“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1]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后的两性关系应该是:“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之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1]爱情是婚姻的基石,金钱不能买来爱情,当女性能够真正地去选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那么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

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妇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后来成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思想渊源之一。

家庭劳动的意义篇5

3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形成如下局面:首先,通过改造国有企业、鼓励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发展、引进外资企业,中国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其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和城镇贫困人口。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后一直在0.4以上。国家福利政策的实施维护了低水平的平等。

那么,人们如何应对这种经济的迅速变化呢?

在剧烈的经济变迁面前,家庭成为应对经济变迁的重要单位,至少在精神意义上,家庭利益成为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并发展出各类应对模式。城市底层居民多以家庭共同体模式为主。以竞争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迫使城市居民走向个体竞争,但面对残酷的竞争,个体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功能显得更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团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家庭共同体。而农村居民则以想象的家庭利益模式为主。对于广大的乡村来说,现代性为每个家庭提出了一个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目标,其结果就是在一个“想象”的家庭利益模式下,每个家庭成员为应对变迁付出成本:老人和孩子守在村庄,青壮年劳动力以个体的方式走进城市,家庭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计划经济下具有国家保障意义的商品供应被市场化,家庭成为人们应对经济变迁的重要单位,经由家庭分工来削减经济发展的成本,变个人成本为家庭成本。而家庭中的女性成为家庭成本的承担者。

经济转型使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数减少,最低收入户就业人口数远低于平均水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和交通等都有国家的最低保障,而市场化条件下,人们的居住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都大幅增长。每人年收入2005年比1990年增长了746.4%,但食品支出增长了420%,居住支出增长了1328%,交通通信支出增长了2460%。这种增长给贫困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对城镇失业人员失业原因的调查表明,有29.7%的失业女性是因为要“料理家务”而失去工作,这占了女性失业原因的第一位;而同样原因的男人只占16%。毫无疑问,妇女会像男人一样承担着家庭经济开支和消费的重负,特别是在贫困家庭中。

当实践家庭计划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家庭利益”,并可以站在家庭利益的立场上来分析家庭应对策略。但是,家庭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家庭成员间的利益合作和竞争关系。而非一致性的利益则意味着不公平的权威关系,如丈夫对家庭事务似乎具有更多的合法性权威;如男性比女性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因此更应当让男性发展其社会能力等。那么,站在女性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家庭利益掩盖下的女性利益的缺失,正是经由市场化过程和家庭的中介,一个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市场才得以稳定的存在,成为一个劳动力的蓄水池。

家庭劳动的意义篇6

关键词:家庭农场;核算;生产经营

家庭农场是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此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以家庭劳力为主,季节性聘用少量劳力,流转部分土地,达到一定规模。

2014年农业部指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亟需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部要求各级农业部门把家庭农场纳入现有支农政策的扶持范围,帮助解决家庭农场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帮助家庭农场建立核算理念,懂得核算方法,笔者就家庭农场经营核算的意义及方法进行了探析。

一、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核算的重要性

家庭农场是否赚钱、怎样赚钱是决定家庭农场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家庭农场规模扩大了,经营项目增多了,那种懵懵懂懂干一年,不知赚了几分钱的无核算模式显然不适用于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就得明明白白生产、明明白白经营,发展什么、减缩什么,就需要进行核算,土地的租金、劳力的投入、费用的支付、效益的体现等,都需有定量化的分析。

在遵义红花岗区曾经就有这样一户农场,全家5个劳力,自有8亩地,租用邻近的50亩地,配建一小型养猪场。种植蔬菜、玉米等作物,养殖生猪,初步形成了一个家庭农场。农技干部提请他家开展经营核算,看看年终效益。但他们说不会登账,更嫌麻烦,一家人都信誓旦旦:“钱不乱用,赚了钱都在那儿,年终一看包包就知道了”。一家人起早摸黑,辛勤耕营,忙时还聘帮工,可到年终一看,包里头没剩几分钱,2个孩子不干了,在外打工一年至少可挣几万元钱,在家辛苦360天,年终没效益。一家人找原因,有说是喂猪不划算,有说是请人工资高,有说不应该种什么菜,有讲种的菜应该自己去街上摆摊零售,不能都让菜贩子把钱赚了去。谁也说不清为什么辛苦一年不赚钱,有的吵着要出去打工,租用的土地只好退了,刚起步的家庭农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散了。没有核算,无法分析,赚钱了找不出经验,亏本了,查不出问题。

而另一个农户则给了好的启示,他家有3口人,俩口子年富力强,儿子职业中学毕业,学了财务管理。他家的规模虽小,但也算得上是家庭农场,自己的和租用的地共20多亩,忙时请少量劳动力。在农技干部的指导下,建立了简易的会计核算账本,从年初开始就按每个大棕产品单独记账,将土地成本、劳力投入、种子肥料、管理费用、产品销售等分别列账。通过核算,比较出经营什么能赚钱,经营什么多赚钱。比如他家2014年各产品投产比,大蒜2.6、生姜2.9、玉米1.2、番茄1.6、白菜1.3等,据此再结合市场预测,下一轮,他家把种植计划调整到多种生姜、大蒜、番茄。一年下来,收益可观。

以上两案例从一个侧面说明,家庭农场开展对生产经营的核算,是有必要的。而且,如果规模越大,越需要核算,只有核算分析,才能有的放矢做下一步决策,保障家庭农场健康发展。

二、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核算方法

主要有复式记账法与简易记账法两种方式。复式记账是比较专业的记账方法,它规范、精准,是大型农场必须使用的记账方法。简易记账法比较简单易懂,对于小型家庭农场,特别是刚刚起步的家庭农场,在没有熟悉会计业务人员的前提下,则可先采取简易记账方法。

(一)复式记账法

复式记法即借贷记账法,是现代企业管理规范的记账方法。它用“借”和“贷”作为记账符号,以“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作为记账规则,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为记账依据,对每项经济业务以相等金额,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联系的会计科目中进行登记。记账规则为,资产和成本费用的增加、负债和收入成果的减少登记在借方,负债和收入成果的增加、资产和成本费用的减少登记在贷方。

(二)简易记账法

简易记账法就是将种植业的各大产品,养殖业的各大类别,分别记一个收支账,账面只需列出:时间、摘要、收入、支出、余额即可。通过账面,把该产品从始至终的土地使用费、劳动力投入、种子、肥料、农药、机械磨损、收益等方面按时记清楚,最后结上余额,就知道这一产品经营是盈是亏,各项投入的比例是多少,哪些费用影响了效益。当然,这种核算只是粗略的,并不精准,比如资金占用的利息等无法反映。但对小型农场来讲,仍很实用,一是不需专业会计人员,家庭有初中文化的人员一看就会,二是较为准确的反映生产效益,对生产经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农庭农场的核算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不管是复式记账法的精准核算,还是简易记账法的简易核算,都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土地使用的成本。土地使用的成本一般以当地租用地价格为标准,可按土质、交通等因素分为上中下三等定价,分别计入经营成本。

2.劳动力的成本。劳动力使用成本,外请劳动力按实际支付价计成本,自己家的劳动力可按主要劳动力、次要劳动力、小孩等分别计价。劳动力使用的时间上,每天可按8~10小时算出当日每小时工资,分别计入各项目对应所花时间的劳动力费用。

3.大型生产工具及设施进行折旧,按预计使用年限分别计算应摊的成本费用。

4.对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不计入成本,但对各项补贴要作为收入计入到相关的项目中。

5.对养殖业粪便转为沼气、肥料的,要按实际使用量的成本分别计入相关支出和养殖业收入。

6.家庭建一本其它收支账,将自家的土地费收入、劳动力工资在其他分类账中汇总后记入其中,以全面反映全家的收支情况。

参考文献:

[1]黎东升,曾令香,查金祥.农户家庭经营组织创新的基本模式――家庭农场发展研究[J].江西农业经济,2000(02).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新华网,2014-02-25.

家庭劳动的意义篇7

其次,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在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及其基本理念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完全相同,但这种根本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始,而且在其改革的背景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人口的老龄化带来了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负担的不断加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或者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采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措施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中,如何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并在如何进行改革,以使得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人们已达成了共识。因此,本文将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的脱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来研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演化轨迹,这对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劳动力商品化·家庭父权制化

1.社会保障改革与劳动力的商品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障是作为一种危机管理机制而存在的。但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经充分地得到了论述。而在西方各国,劳动力的商品化或者工资劳动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则是家务劳动的存在。劳动力与一般商品一样,为了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必须克服其特殊性。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劳动力能顺利地实现商品化。但劳动力的商品化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人的劳动力都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自由买卖对象。由于经济与道德上的原因,存在着无法成为商品化的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商品化的劳动是工资劳动,而不能商品化的劳动则是家务劳动。但把人类活动区分为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并不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有,重要的是二者互为前提条件。没有工资劳动,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而家务劳动与人类的再生产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家务劳动是工资劳动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家庭的父权制化

父权制(patriarchy)是制衡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它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以下两种关系:第一,工资劳动相对于家务劳动具有一定的优势;第二,人类基于性别而进行了固定的劳动分配。在父权制下,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男性则从事工资劳动,由此形成了男性相对于女性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关系。而这种近代家庭形态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也是在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家庭的父权制二者相互结合下形成,它是一种使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并存成为可能的制度,也是二者历史妥协的产物。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意味着国家介入并渗透到私有领域,而且今天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已经参与到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保障政策不仅对劳动力商品化进行了限制,而且企图操纵和控制其宏观与微观经济体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们期待社会保障能够扮演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管理机制这一角色,实际上迄今为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劳动力脱商品化·家庭脱父权制化

1.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的脱商品化

社会保障不仅能够促进劳动力的商品化,反过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这种商品化,即脱商品化。虽然在经济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力的商品化将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社会保障政策上的各种限制与各种支付带有社会权利这种特征的话,那末劳动力的商品化将会变得比较脆弱,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存在可以减轻饥饿压力;社会保险的存在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规律不能简单地发挥作用。在实施社会保障的国家中,劳动者由于生病、受伤、残疾、失业、老龄等原因,即使失去了劳动能力,维持生计还是可能的。这种劳动力商品化的缓和被称为脱商品化。而这种劳动力脱商品化主要是由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脱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商品化的消失。

esping-andersen(1990)把老龄、疾病、失业时的收入保障作为衡量脱商品化的指标,具体有养老金替代率、领取期限、自己负担保险费的多少、领取者的覆盖率等。通过这些指标可以解析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劳动力脱商品化程度。他们还利用这些指标测定了西方各国的脱商品化程度的高低,其结论是,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北欧),保守主义(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自由主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三个自高至低层次的社会保障模式。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家庭的脱父权制化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是以近代家庭形态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家庭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安定的基石。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时,以不损害这种近代家庭形态为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家庭形态。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近代家庭形态开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以服务行业为主的新型女性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就业率不断上升。女性在经济上自立程度相对提高的结果,是每个人即使没有近代家庭也能够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近代家庭形态已变得比较脆弱。

随着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反过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又带来了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社会保障政策已难以维持父权制式的近代家庭形态这种倾向,被称为脱父权制化。目前存在着许多表示脱父权制化倾向的指标。首先是劳动条件的限制,如是否存在着男女就业机会均等的法制,如果存在的话其实施的程度又如何。其次,从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中能够分析出脱父权制化的程度,例如征收社会保险费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前者与近代家庭形态相一致,而后者是与脱父权制化相一致;遗产保险金的有无对于近代家庭形态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另外社会保障支付中男女是否平等也是促进还是阻碍女性就业的因素之一。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虽然随着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脱父权制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其程度在各个国家却并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脱父权制化并不意味着父权制的废除。而且,脱父权制化的程度,是受到了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三、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的相互交叉

即使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的结合也表现得很明显。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保障的实施,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的倾向也不断表现出来。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商品化·脱商品化与父权制化·脱父权制化这二者的交叉是可能的。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在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化这两个坐标中,可以窥视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见图1)。

附图

图1 从商品化与反权制化观察到的社会保障模式

第Ⅰ象限,是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以瑞典为首的北欧各国属于这个象限。1970年以后,瑞典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进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时期。而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仍然采用了以前的提高社会保障支付水平等内容的社会政策,但经济并没有好转,失业率居高不下。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由于社会民主党单独没有获得半数以上的议会席位,因此此后对过去的社会保障扩张政策进行了修正。这次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为了达到充分就业这个目的,不仅仅强化产业政策,而且也不得不采取了抑制工资水平增长的政策。第二,扩大社会保障的基本方针虽然不变,但根据情况却降低了一部分社会保障的支付水平。

在这种政策条件下,瑞典在确保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并于1976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政府终于下台。但在1982年10月,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并吸取以往教训,采取了区别于以前的“第三条道路”的政策。在社会保障上,“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既不是扩张政策,也不是紧缩政策,而是一种折衷的办法。具体来说,劳动者自觉地抑制工资水平的提高,而资本家对公司的收益分配也采取限制措施,其结果是资本家通过公司收益的改善,扩大雇佣;而劳动者作为自觉抑制工资水平的回报,进一步享受到强化社会保障政策所得到的好处。因此,瑞典虽然在各个时期采取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但总的来说,是一个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第Ⅱ象限,是脱商品化与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作为社会支出对GDp比重非常高的国家,德国属于这个象限。虽然与北欧各国相比,德国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脱商品化上仅处于中等程度的国家,但与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相比,就显示出比较高的比重。同时,德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具有“补充性原则”这个特征,在这个原则下,个人的需要首先是通过家庭来补充,这个措施如果实施困难的话,国家再介入。换句话说,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家庭单位的特征比个人单位要明显得多。并且德国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近代家庭形态的存在,家庭妇女也处于一种抚养家庭成员的地位,而这种方式是通过社会保障中家庭支付来实现的。因此,德国的社会支出规模相当大,脱商品化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但它仍然属于父权制国家。

第Ⅲ象限,是商品化与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日本基本上属于这个象限。在社会保障支付方面,日本是采用了以家庭为单位这种方式。具体来说,在设计社会保障支付水平时,把其家属的因素也考虑在内。这种做法的一个基本理念是鼓励父权制式家庭形态的存在,并认为这种家庭形态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石。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虽然开始对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但这种理念基本上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同时,在养老、医疗等领域,基本上采用社会保险方式。这与欧洲各国相比,比较强调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因此,劳动力的脱商品化程度比较低。另外有爱尔兰,脱商品化程度也很低,但由于是一个受天主教影响非常大的国家,所以它也属于这个象限。

第Ⅳ象限,是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在这个象限中,美国是最为典型的。在社会保障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虽然在经济上是“巨人”,但在社会保障方面却是一个“矮子”,美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并崇尚自由与强调个人的作用。这种基本理念也贯穿于整个社会保障领域,美国在考虑如何来保障公民生活时,比较注重个人的作用。因此,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要差一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社会支出规模(对GDp比重)比欧洲的福利国家要小,同时脱商品化倾向也很弱,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澳大利亚。但美国女性的就业率则很高,而且男女之间就业机会的差距在发达国家中相对较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脱父权制化程度相对较高。

四、社会保障模式的变化轨迹

首先来比较一下西方发达国家在这四个象限中的特征。

第一,瑞典与美国,在脱商品化这一点上是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迄今为止人们把它们看作是正反的两个国家;但在脱父权制化方面,它们又是那么接近。另外德国在脱商品化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美国相比具有一定优势,但在脱父权制化上,美国比德国更具有优势。

第二,关于北欧的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差异性,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来自于脱父权制化上的差异,而并非来自于脱商品化上的差异。

第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领域中,存在着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对峙。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世界各国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都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存在着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这两种形式。英美模式,是指当时英国的撒切尔首相与美国的里根总统上台以后,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了根本性的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停止公共部门的直接支付并改为间接支付(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各种补助金等)。而欧洲模式,虽然也实行了各种合理化措施来抑制社会保障费用的增长,但仍然维持公共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存在。而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对峙,在图1中表现为(Ⅰ+Ⅱ)对(Ⅲ+Ⅳ)。

各种社会保障模式,确实可以从商品化与父权制这两个角度来确定其特征。但处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模式,是很难用商品化与父权制的对等来衡量的,往往商品化比父权制化更显示出它的优势。因此,在当今世界中,(Ⅰ+Ⅱ)对(Ⅲ+Ⅳ)这种以商品化为基础的对立轴,要比(Ⅰ+Ⅳ)对(Ⅱ+Ⅲ)这种以父权制为基轴的对立轴显得更加尖锐。这是由于资本更容易一体化所带来的后果。而父权制是很难超越国境传播到他国,虽然经常发生失业“出口”这种现象,但父权制的“出口”是很难的。而且,在不断加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商品化·脱商品化轴的反应则显得更加敏感。

第四,是关于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轨迹。图2中,表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两条轨迹。第Ⅲ象限是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相对应,而在现实生活中,它是社会保障模式建立的起点。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的一种变化轨迹是ⅢⅡⅠ,而另一种则是ⅢⅣ。

附图

图2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两个轨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保障模式的变化,可以从脱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这两个角度来评价。进入1970年后,西方各国普遍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纷纷寻找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研究的结果认为过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保障支付内容与支付水平导致了国家财政及企业等单位在这方面的过重负担,并已影响到国家和企业在产业领域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纷纷开始改革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各国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改革措施上虽不尽相同,但其改革的基本方向都是围绕削减社会保障内容,降低社会保障支付水平而展开的。而且虽然在各国这种改革的力度也并不完全相同,但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持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确实,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往往是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的,如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西方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黄金时期”,而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保障支付内容的不断丰富与支付水平的快速提高,也被称为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即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在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时,西方各国都是围绕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这个主题展开的。在其过程中,如何解决失业或保证充分就业就成为一项重要内容。西方各国在这个问题上,一般采取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限制劳动力的供应,具体来说有两种手段。一是通过脱商品化的社会保障政策的不断实施,从而来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应,如缩短中老年人的劳动时间,通过延长教育期限来限制年轻人过快进入劳动力市场。二是通过实施父权制化或再父权制化的社会保障政策,促使女性劳动力离开劳动力市场,重新专门从事家务劳动。

第二种方法是大力发展公共部门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在这里,由于通过唤起人们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从而来扩大就业,因此,在社会保障政策上必然促进劳动力的脱商品化。在这一点上,与第一种方法是相同的,但不同点在于它并没有缩小劳动力市场,也不需要降低女性的就业率。而且,为了使女性同时可能从事工资劳动与承担家庭责任,如抚养小孩、护理老人等家务劳动可由社会来代替与承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促进了脱父权制的发展。

一般而言,第一种方法被视为是一种脱商品化与再父权制化相结合的战略,而第二种方法则可以说是一种脱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的战略。并且,前者采用限制劳动力供应的方法,因此是一种消极的战略;而后者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但第二种方法必然会带来社会支出的增加,因此其成功与否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关键。

第三种方法则是低工资的自由放任。劳动者在失业与低工资之间往往选择后者。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废除对工资的各种限制,非严格的失业支付。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保障政策的倒退,走上了再商品化道路。同时,随着社会服务的发展,一部分家务劳动实现了外部化或社会化。这就降低了父权制式家庭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它具有一种再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的特征。

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保障改革中,西方各国为了维持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采用了再商品化战略,其中英国与美国最为典型。而现在的各种社会保障模式是存在于商品化与脱商品化之间和父权制化与脱父权制化之间相互交错的地方,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都可以从中找出它们所处的位置。

五、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女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及政治上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当时劳动者也领取劳动报酬,但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其劳动力本身并不被视为一种商品。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家庭的父权制化与劳动力的商品化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我国在以上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开始逐步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具体来说,随着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出现了一部分已婚女性呆在家里专门从事家务劳动,而不外出从事工资劳动。换句话说,在家庭形态上,已经出现了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近代家庭形态,父亲在外工作,依靠其收入来养家糊口,而母亲则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虽然这种家庭形态在我国目前并不占主导地位,但随着收入的提高,在将来肯定会得到不断发展,从而会影响到我国整个家庭形态的结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在我国劳动力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商品,即劳动力越来越商品化。

在资本主义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劳动力的商品化,建立了父权制;但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与完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非商品化即脱商品化,并强化了父权制这种家庭形态。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更加商品化,父权制这种家庭形态出现了崩溃的迹象。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我国也开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其目标是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我国在社会保障支付上,并没有采用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形式,而基本上实行的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形式。因此,从社会保障改革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并不支持父权制这种家庭形态的形成。同时,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及其支付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脱商品化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附图

图3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轨迹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化方面,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劳动力的商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同时随着收入的提高与观念上的变化,父权制这种家庭形态也在逐步出现。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出现了一部分劳动力非商品化现象,而采用的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保障支付方式,则破坏了父权制这种家庭形态的建立。

但从总的趋势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模式的变化轨迹,应该是第Ⅰ象限即脱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的模式向第Ⅳ象限即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模式发展(ⅠⅣ)。也就是说,我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即第三条变化轨迹。虽然变化轨迹不同,但最终的目标则是相同的,都要建立起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因此,在改革社会保障的具体措施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有着很相似的地方。而且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见图3)。

但是,虽然我国长期致力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并努力使其适应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还不能完全符合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社会保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同样具有双重性,即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促进或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如目前由于失业保险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国有企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无法从其企业中分离出来,这无疑是阻碍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的一大障碍。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我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发展国民经济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虽然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在如何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或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索。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等方面与我国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上则具有不少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

在20世纪后半期,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萧条等,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新的改革,而在其改革过程中,关键问题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与瑞典经济的萧条,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许多人认为这10年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胜利与以瑞典为代表的欧洲模式败退的10年。但英美模式的胜利也有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等方面不平等的扩大,这也是过分强调劳动力商品化所带来的后果。因此,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如何保持劳动力的商品化与脱商品化之间的平衡将是至关重要的难点,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问题。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来如何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过高的脱商品化的社会保障政策,会导致整个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这容易引起社会保险费率或社会保障税率甚至个人所得税等一般税收比率的提高,从而会导致产品成本的提高与国际竞争力的下降。而这种情况又会引起资本的外逃和吸引外资的困难。因此,在当前的社会保障改革中,必须充分注意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家庭劳动的意义篇8

妇女就业。为此,倡导男女均衡承担家庭责任,以此提高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率。

[关键词]家庭责任;均衡承担;社会劳动参与率;妇女就业

一、对均衡承担家庭责任的理解

“家庭责任”是指对子女的赡养责任和对直系亲属成员的照顾和帮助责任。笔者将它概括为经济供养责任、日常家务劳动责任、照顾及子女教育责任、家庭修缮责任、生殖健康责任、情感沟通责任、对外角色处理责任、家庭收支与决策责任八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根据八个方面内容,有人会质疑,在家庭责任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供养责任”,而男人正承担着这一重大的责任,女人在家承担家务,这不很应该吗?为什么还要倡导男女均衡承担家庭责任呢?其实不然,这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这种分工,直接造成妇女在经济、思想、价值的实现上依赖男性,最终导致“男主女从”的不平等地位。

二、男女两性在家庭责任承担中一直呈现不平等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动员女性走出家门,但由于没有提倡男性进入私人家务领域,所以“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没有彻底打破,妇女承担“主外”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而无偿的家务责任。

从承担家务劳动时间看:2000年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女性比男性平均每天多干2.7小时。城镇在业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平均为2.9小时,仍比男性多1.6小时。

从承担家庭责任的类别上看:2000年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有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由妇女承担,男性多是承担着家庭的购物、修缮和户外活动。

三、不平等的家庭责任分工给妇女就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1.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较低、兼职工作率较高、非正规经济参与率较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两次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资料表明,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2.6个百分点。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有这样一组数据显示,黑龙江省25~34岁男女城镇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之比为68.2%,居全国倒数第一,而黑龙江省25~34岁女性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却居于前列。

结论:24~35岁妇女正值生育高峰期,其孩子一般在0~6岁,由于照顾子女角色的“女性化”,企业与社会的可提高的服务需求不足妇女为了照顾孩子,造成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较低、兼职工作率较高、非正规经济参与率较高的现象。

2.容易引发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曾经有一位专家向国家机关的官员发问:国家机关不需要考虑女性生育的经济核算问题,为什么还要限制接收女大学生?官员回答:现在每个妇女只生一个孩子,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关键在于妇女一结婚,心里想的全是家事和孩子,工作成了副业。看来女性过重的家务负担已经引发了就业市场对女性的歧视。

3.多次出现“妇女回家论”的声音。自解放以来,已经听到四次倡导妇女回归家庭的声音。其理由就是妇女解放使家庭关系紊乱,打破了已往的男女秩序和家庭关系。所以,如果不彻底地打破传统的角色定型,女性的就业权利就会再次受到冲击或得而复失。

4.加重了职场妇女的双重压力。职业角色的责任以平等为理由赋予了女性,家务的责任又以性别为借口强加在女性身上,这样职业女性处于“传统”与“现代”角色的夹击之中,多重角色的扮演,多重角色的任务冲突,多重价值的评判标准,给职业女性带来了困惑和压力。

5.妇女变得贫困,社会保障程度低于男性。由于女性操持大量无酬的家务劳动而影响了有酬劳动的创收,所以收入低于男性,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看,城镇单位女性职工平均收入是男性的71.4%。

同时也阻碍了妇女在社会保障中享有的福祉。从黑龙江省妇女发展规划监测指标看,2007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职工中,女性比例分别为32.24%和34.32%。尽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女性人数2007年比2000年增加了1.9万人,但所占比例却下降了3.86个百分点;参加医疗保险的女性人数2007年比2000年大幅度增加了224.2万人,但所占比例却下降了1.76个百分点。结论是女性社会保障水平不仅低于男性,而且与男性差距越来越大。

四、男女均衡承担家庭责任对提高女性社会劳动参与率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角色定型,有利于妇女就业。倡导男女两性均衡承担家庭责任是在家庭中建立两性平等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关系。恩格斯指出“家庭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家庭责任分工不平等,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在整个社会层面实现家庭责任的两性平等,妇女的平等与发展将仍旧是不切实际的。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阐述了男女角色调整的意义:妇女和男子之间家庭责任更平等的分担,对保证妇女参加有酬就业和政治活动的平等机会具有基本意义。

2.减轻了妇女家务负担,有利于提高妇女社会劳动生产力。据有关研究表明,女性的耐力远远高于男性,尤其在当前的智能社会中,女性在许多行业中的生产能力不亚于男性甚至高于男性。但由于妇女投入社会生产的家务负载太重,尤其是“三期”妇女,严重影响了他们投入工作的智力、精力和体力。因此,为了使妇女从繁重的家庭负担中解脱出来,国际社会提出男女要均衡承担家务和育儿方面的责任,这将对提高妇女社会劳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3.对于不能社会化的家庭责任,男性的参与有利于提高妇女社会劳动参与率。大力发展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减轻妇女家务劳动的良好途径,但是家务劳动社会化不能替代家庭中所有的责任,更不能改变两性间的家庭责任分工,所以,不能转化的家庭责任还需要男女双方共同承担。如生殖健康责任、情感沟通责任、对外角色处理责任、家庭收支与决策责任等。

五、结论与建议

男女均衡承担家庭责任,从表面上看,是强调男子多承担些家务责任,但实质上是女性向男性争得社会劳动权益和自身全面发展的一次挑战,他将从根本上改变男女两性传统的角色定型、任务分工、资源分配、地位及权利关系,因此,男女均衡承担家庭责任,不但对提高妇女社会劳动参与率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妇女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此建议:

1.建立男性产假制度。强化养育孩子和照顾孩子不只是妇女的责任,而是父母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家庭劳动的意义篇9

关键词:马克思;妇女解放思想;私有制

马克思的女性解放思想是在人类解放的高度之下的女性解放思想,是从人的解放的角度出发的,将女性解放纳入到现实的人类解放的阶级革命中。西方女性主义对马克思的理论虽然有较多批判,但是马克思的理论却是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的女性解放思想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总体目标与总体思路,有利于指导女性主义摆脱当前的困境。

一、女性受压迫地位的演变和男女不平等根源的探讨

马克思从两种生产理论出发,揭示了女性问题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在原始社会,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低下,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再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居于受尊重的社会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个体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男子劳动的价值和意义提高了。财产的私有需要按照男系计算世系和继承权,而女性的家务劳动则成为男子的私人劳动,在原始社会中家务劳动的社会公共性逐渐消失了。随着男性在生产领域生产的剩余产品的增多,男子的社会地位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降低。女性的家务劳动变成了一种带有私人性的辅助工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劳动及其产品不论是在数量或质量上的不平等分配导致私有制的产生,私有制最初的原始状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家庭中妻子和孩子没有人身自由,变成丈夫私有财产和奴隶,家庭中的奴隶制可以说是最早的所有制。可见,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使得女性在社会中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经济生活中也失去了独立性,因而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处于受压迫的社会地位。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这表明,女性不仅仅受到夫权的统治,而且受到阶级的统治。女性受到压迫的实质是阶级的压迫,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级是阶级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实质。

二、妇女解放的条件和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妇女地位的演变,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之后,指出了妇女解放方案,即消灭私有制,而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斗争就一直存在着,其中也伴随着妇女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只有消灭阶级差别才有可能消灭剥削;只有铲除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消灭人剥削人的经济根源,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女性谋求解放的途径是参加社会劳动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家庭内部的分工进一步加剧,男子成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双重占有者,而妇女则因为从事私人性的家务劳动,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丧失了在生产和生活中应有的人身自由和独立的经济地位,沦为了生产和生活中的奴仆。只要妇女仍然被排斥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的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恩格斯主张:“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在恩格斯看来,妇女参与社会生产首先能使妇女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大大有助于妇女从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中解放出来,降低男性对婚姻的控制。因此,消除妇女对男子经济的依赖对妇女解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次,妇女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就会拥有更丰富的社会关系,为女性的自主发展打开社会空间,就不会再仅仅是属于家庭,属于丈夫的私有物品,从而拥有独立自由的社会地位,丰富的社会关系。形成多方面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是女性获得解放的源泉。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争取自己的解放,只有在家务劳动占他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实现妇女参加社会公共事务劳动的途径,也是妇女解放的必要途径。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恩格斯认为,只有将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节省花费在家务劳动上时间和精力,才能使妇女有条件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恩格斯还指出,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才能实现。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的妇女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参加社会生产的机会。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大规模地使个体家庭解体,同时,大量吸收和容纳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三、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解放途径的探索对世界各国的妇女解放事业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不仅看到了工人阶级受压迫的现实,也看到了妇女和儿童在资本主义工厂受压迫的现实,最终找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解决劳资矛盾等社会矛盾的方法,又将妇女解放纳入到人类解放的过程中,为妇女的解放指出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西方女性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种种质疑和方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第1卷)田8.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第4卷)田8.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家庭劳动的意义篇10

一、改变观念,重视家庭传统美德教育

很多家长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其实也是教育者的身份,多数家长都认为花钱让孩子上好的学校,教育是老师的事,是学校的事,自己的责任只需要让孩子,吃好,穿暖,物质上一切高标准,从不关心孩子成长中的心理变化,把自己的置身于孩子教育之外,扮演孩子教育的监督者和检查者。这种只重视学校教育,把所有教育责任都推给学校的观念,是对教育含义的片面理解,是主观的、不全面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家庭教育优良传统的国家,早有孔子就主张以家庭伦理为宗旨实施家庭教育,使之转化为社会公德。历史上各类蒙学教材,也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1]从很多成功家教范例看,无不都是坚持德育为本的。如:“百善孝为先”我们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还要尊敬别的老人,爱护幼童,在家庭环境中营造尊老爱幼的家风,这是父母给孩子的第一堂课。要搞好家庭传统美德教育,必须从重视家庭教育开始,要认识到家庭教育在孩子健康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想要改变孩子,首先要还改变家长,通过班会,茶话会,家长访谈等形式与家长沟通,提高认识,使家庭教育这一短板得以弥补与学校教育共同进步。

二、家庭传统美德教育要与家长的率先垂范相结合

家庭是孩子最早、最先接触的社会,父母的心理品质常常通过各种渠道、有意无意地影响着孩子。因此,家长教育子女不仅要言教,更要身教,要率先垂范。古人云:“儿子不孝,孙子来报。”意识是说,做儿子的现在不孝敬老人,将来他的儿子也一定不会孝敬他,这种事在实际生活中屡见不鲜。父母的行为就是孩子的学习榜样。家长对孩子进行传统美德教育时,应以身作则、自我实践。如果家长自己艰苦朴素、尊老爱幼、和睦邻里、乐于助人,就会使孩子耳濡目染,其心灵不断体验着这些传统美德,久而久之,便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反之,如果家长自己言行不一、碌碌无为、目无尊长、见利忘义等,就难以使自己是言教有说服力,反而为孩子树立了坏的榜样。家长只有以自身模范的言行去教育孩子,才能激发起孩子对传统美德的美好情感,家长对其进行的传统美德教育也就能够化为孩子的美好道德[2]。

三、家庭传统美德教育要与日常生活有机结合

家庭教育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具有“随机性”。例如:在家务劳动时,或是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或是在走亲访友中、或是在游戏娱乐中,都是对孩子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大好时机。比如:儿童吃饭,碗里的饭往往吃不干净。这时应该及时抓住时机,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3]。”这首诗背给他听,教育孩子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加深他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在日常生活中,让孩子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让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劳动对孩子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起着很大作用。通过劳动渗透传统美德教育,让孩子认识到劳动是光荣,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将成为人们生活中第一需要。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影响孩子最深,最先的是父母,孩子是模仿起步,孩子从出生就学会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这个成长经历父母要言传身教,一言一行为孩子塑造人格品质,有意识的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和行为习惯。

四、传统美德教育要与家庭丰富多彩的活动相结合

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活动形式往往是孩子们所喜欢的,并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因此,家庭传统美德教育要与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相结合,使孩子喜闻乐见,乐于接受。比如:假期经常带孩子外出旅游,参观富含传统美德内容的名胜古迹;购买有关书籍和孩子一起看等等。教育的艺术不在于单纯地传授知识,而在于给予激励、唤醒、鼓舞。家庭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能使家庭传统美德教育取得更大、更佳、更优的效果。孩子是祖国的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要努力做好今天的家庭教育,使中华传统美德在孩子身上弘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黄可心,王圣祯.大学生家庭美德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时代教育.2013(21)

[2]张红慧.关于对大学生进行家庭美德教育的思考[J].传承.20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