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与国民经济篇1
但是，至今有一些人仍然带着厚重的有色眼镜看待民营经济发展的结果和成就，仍有极少数人对党和国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抱怀疑甚至反对态度。比如，有的人将非公有制经济党外人士视为一支消极的异己力量，有的人看不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简单地把他们看成社会财富的攫取者、贫富分化的制造者。面对党和国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针政策的伟大成功实践，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巨大辉煌成就，这些人应当彻底摘下有色眼镜，放弃偏见与谬见，清醒地认识什么是前进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发展着的基本经济制度，什么是扩大着的执政党群众基础，什么是喷涌着的经济增长不竭源泉。
发展民营经济自有历史渊源
早在1934年，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同年在《论政策》中指出：“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1954年《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1950年代中至1970年代末，我国一度禁止民营经济存在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推行了从逐步支持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方针政策，国家宪法从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明确“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回顾中共建党94年和建政66年历史，只有在大约25年历史中禁止民营经济发展，另外70年和40年都在不同程度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可以相信，在中共未来历史中，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只会扩大与完善。这是中共长期执政的客观需要。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绝对离不开民营经济
经过改革开放36年的发展，国有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主体力量。这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将长期不变。根据国家相关数据，目前，全国法人单位中90%以上为非国有的民营法人单位，企业法人中95%以上为非国有的民营企业法人。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单位人员占近17%，非国有单位占73%以上，新增就业中95%以上为非国有单位人员。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控股投资占35%，民间投资占65%；全国企业投资中非国有投资占80%以上。全国税收中，国有控股占1/3，非国有占2/3；全国企业所得税中，国有控股占近40%，非国有占60%。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国有企业数量占95%，资产占60%，所有者权益占64%，主营业务收入占75%，利润总额占80%，税金总额占47%（扣除石油开采、烟草生产等特殊行业，税金占6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总体上明显高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更显著地高于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可以相信，在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这种增长格局不会改变，民营经济地位将会进一步提高。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多数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公司化、股份制改革，相当大部分国有企业股权已经多元化、社会化，相当部分股权已经成为非国有的单位与个人所有，即民营经济所有，因此，当今国有经济的内涵与外延与传统国企已经大不相同。我国大中型民营企业的相当大部分已经变成股权多元化（包括国有股权）、社会化、分散化的公司，其中相当大部分公司的经营者个人或家族持股比重已经低于50%，有的甚至在30%和20%以下，并且已经普遍出现公司股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的现象。这类企业已经与传统私营企业有重大甚至根本区别，其产权或股权的社会化、公众化程度已经超过集体企业和市县国有企业，它们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一种“准公有企业”，或可称之为“新型公有企业”。特别是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国有与民营、公有与非公有的内涵与外延之界限日益模糊。这是一种客观发展趋势。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民营经济中的党员是中共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中型民营企业老板中大约有1/4以上的人员是中共党员，全国民营企业中共党员人数可能已超过国有企业中共党员人数。与此相对应，全国知识分子总数中的75%是非中共党员，总数达8900万人之众，他们中多半都工作在非国有单位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客观变化，摒弃传统的公有制、私有制的旧观念，重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性质特征、内涵外延，充分认识二者的相通性、相融性，提高对新型国有经济和新型民营经济的社会共识。
正确看待与处理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还相当突出，如有的大搞政商勾结、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有的无视职工基本权利、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非法排放污染废物，有的有钱就任性、生活奢侈放荡。我们必须正视民营经济在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严肃认真、依法依规合理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主流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总体是健康的。
公有制经济与国民经济篇2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身体模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9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2-0042-05
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问题的主要争论及实质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后，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进退之争”日趋激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关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问题争论的主要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一是“胳膊大腿”论。有人将国有企业比作大腿，将民营企业比作胳膊，用“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俗语来比喻民营企业无法与国有企业竞争和抗衡，其主要依据就是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控股或所有，能得到国家的政策保护，处于垄断地位；而民营企业的所有者是个人，个人所有的民营企业在与国家所有的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二是“两条腿”论。有人针对“胳膊大腿”论提出了“两条腿”论，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人的商跬龋同样重要，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认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同“东方巨人”的“两条腿”，“两条腿”先后并进，相互协调，大步前行，比单纯依赖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一条腿”走路要走得快，走得稳，走得协调。[1]三是“儿子”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只要庞大国企存在，对政府来说，国企就是“亲儿子”，而民企只能是“干儿子”，国企与政府之间天然的“政商联接”，民企与国企之间不可能有平等的地位。因此，他主张给民营企业平等的地位，必须改革国有部门，若没有国企的民营化改革，就不会有平等竞争的市场体制。[2]另外，原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国企穿着高跟鞋，民企穿着平底鞋，不公平，应该坐下来平起平坐，国企就没有了高跟鞋的优势。四是“茶水”论。作为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双料董事长的宋志平对混合所有制有个“茶水”的比喻，即混合所有制好比一杯茶水，国有企业相当于水，民营企业相当于茶，但变成“茶水”之后就没办法分开了，也没必要去分。他还提出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式：国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企业的竞争力，即国企有规范的管理、规模优势、技术实力，民企有灵活性、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二者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强大的竞争力。[3]
“胳膊大腿”论的逻辑前提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天然对立的、竞争的关系，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二者的对立性而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性，显然有失偏颇。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虽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同时，二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存在更加广泛的统一性。胳膊与大腿是人体两个功能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部分，只有二者协调发展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身体，实际上二者也是各司其职、协调运行的，况且又有谁会用自己的胳膊去拧大腿呢？同样，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两种具有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企业类型，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中。
相比于“胳膊大腿”论，“两条腿”论显然看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统一的方面，但是同时也忽略了二者的区别。虽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二者所体现的性质、所发挥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是由国有企业体现的，国有企业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民营企业从根本上说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虽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是主导力量，不起主导作用。因此，“两条腿”论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关系的认识也是不准确的。
“儿子”论与“胳膊大腿”论如出一辙，认为当前不平等的市场竞争关系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天然的密切关系，国有企业更加容易受到政府支持和保护，这也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的主要论据。而实际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亲儿子”，只是功能定位有所不同，从而发展方向和政策措施有所不同，但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没有所谓的亲疏远近。从2005年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到2010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及后来的三令五申支持民营企业，不难发现，国家一直坚持并不断贯彻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相对于前几种观点，“茶水”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相互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大系统的两个重要要素，无论发展民营企业还是壮大国有企业都能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当前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正是要突破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严格界限，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融合、优势互补的重要方式。但也应该看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企业，发挥的功能作用也存在差异。因此，一方面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国民共进；另一方面要明确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功能定位，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如何认识和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国内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一争论体现了理论界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企与民企地位的不同认识，对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路向的不同选择。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国有企业确实还存在诸如行政色彩浓、薪酬制度不合理、经济效率低等问题，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过分放大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将这些问题作为国有企业不应该存在的理由，进而提出将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落入新自由主义者的圈套。如何认识和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不同学者关于混合所有制的不同理解、p于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的不同选择以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的不同选择。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首要前提是明确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与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质区别，在此基础上探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相互关系及发展路径。
二、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与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本质区别
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强调既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又主张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混合经济由来已久，混合经济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在1941年发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中最早提出并进行系统解释的。汉森在凯恩斯国家干预学说的基础上论述了其混合经济理论，他认为19世纪末期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再是单一的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着“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因而成为公私“混合经济”（或称“双重经济”，Dualeconomy），即生产领域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并存的“公私混合经济”以及收入与消费方面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福利开支与私人收入消费并存的“公私混合经济”。[4]在他看来，这种混合经济比纯粹的私人经济更加优越，它能克服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但又不同于集权式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仍然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但是政府在经济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5]然而汉森所提出的混合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形态，是为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是为克服市场缺陷进行政策调整的一种被动选择。
汉森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也有专门的篇章论述混合经济，并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混合经济理论。萨缪尔森发现无论是无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过度管制的中央计划体制都不能有效地组织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因此，他认为混合经济就是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共同对经济实行控制，但是，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更为重要。同时，萨缪尔森提出“现代混合经济的价值在于能将严厉冷酷的市场运作规律与公正热心的政府监管机制巧妙地糅合成一体”，[6]“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事实是：现代混合经济国家的人民都要求他们的代议制政府采取各种经济政策，来维持高额的就业数量、旺盛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物价水平。”[7]在他看来，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我监管，它始终会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在萨缪尔森眼中，混合经济的实质仍然是带有国家干预的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西方学者对混合经济的理解和研究是基于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视角，政府与市场各有弊端，在私有制基础上发挥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作用，从而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从最初的以个人业主制为主发展单一所有制结构，逐渐演变为今天以股份公司为主体，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并存的混合所有制阶段。尽管在所有制性质上仍然是私有制为主体，但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初期的私有制。从横向上看，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结构存在多样性模式，比如美国的私人垄断资本最发达，法国的国有企业较为发达，瑞典和德国的社会公共资本较发达，而西班牙则是合作社较发达，等等。[8]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展混合经济，既发挥了市场机制灵活、机动、高效的优势，同时又能借助政府的干预对市场机制固有的弊端进行调控。以市场经济为主导，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调节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环节，解决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基本问题；同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和干预经济，从而保障经济均衡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改善社会福利。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本矛盾的存在，使得经济危机会不间断爆发以及整个社会存在不稳定性，但不可否认，混合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基本制度不变前提下的一种次优选择，无论在宏观经济发展还是微观经济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发展混合经济的重要原因所在。
我国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突破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融合发展的演进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融合，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完善。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阐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时充分肯定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此后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为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
因此，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与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本质区别：第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决定了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是私有制占主体，因此仍然是体现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公有制占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当前具体体现为代表公有制的国家资本在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第二，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产生和建立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框架下，因此，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是资本主导的混合经济，以实现资本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于社会主义制度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实现国家整体利益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目标。第三，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是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私人垄断和自由竞争相互博弈、长期演化的最终结果，因此，是一种被动的选择；而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和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现实需求，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此，是一种主动适应和积极的制度安排。
三、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头脑-骨骼-血肉”身体模型
基于当前关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关系的争论以及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与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质区别，笔者提出了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头脑-骨骼-血肉”身体模型，即如果把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比作人的身体，社会主义方向是头脑、公有制经济是骨骼、非公有制经济是血肉，这三大部分相互协作，共同组成了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这个完整系统。
首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持头脑清醒。道路决定命运，方向决定成败。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必须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什么是颠覆性错误？就是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性错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同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也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核心，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加强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才能为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提供最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最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经济上的根本体现，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决定》的上述思想更加明确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为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支撑，同时也为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指明了根本方向。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在宏观领域坚持和发展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多n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也要在微观层面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微观特征。[9]因此，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而非削弱和动摇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在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方向和框架下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具体推进方略。
其次，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不断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骨骼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起着支撑身体、保护内部器官的作用。公有制经济之于我国经济正如骨骼之于人的身体，是支撑和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稳定、发展的主要力量。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所在，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基，保证全面深化改革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新一轮的“国退民进”，而是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壮大国有经济，做强国有企业，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0]因此，必须坚决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让社会主义的骨骼日益强大。
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是宪法赋予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更加体现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具有劳动者处于自主地位、能自我调节生产关系、保证“全国一盘棋”、促进人们形成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提高发展经济的总效率、促进走共同富裕之路等优势。[1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功不可没，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经济不仅参与国内竞争，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是参与经济竞争、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主力军、领头羊和排头兵的作用。我国成功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有企业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另外，我国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更离不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支撑作用。
当然，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不断深化改革，这也是十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中央企业负责同志肩负着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的使命，要强化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正确对待、积极支持这项改革。”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是党的十指明的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向。混合所有制经济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有了新的内涵，集中体现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不再是绝对数量优势，而转变为相对数量和质量优势。因此，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应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在凤凰涅中浴火重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加强国有资本运营和监管、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措施，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从而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最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我国经济整体活力。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非公有制经济对于我国经济的作用正如血肉对于人体的作用，使我国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不被认可到逐渐被认可，再到鼓励、支持和引导的一个过程。不可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由于其自身特点，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如融资难、相对分散、竞争力不强等困难，但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有其自身的优势。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它不仅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生活多样化需求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岗位，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适应了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非公有制经济始终受到国家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其存在和发展，不仅不会影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还会在与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和合作中，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实现国民共进。因此，《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能源、通信、金融、医疗、教育等基础产业和关键领域，破除了市场准入障碍，让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革，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能够进入市场竞争当中。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获得了更大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合作共赢，共享改革成果。对于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来说，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活力，增强了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e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只是发展手段和途径，并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而“合”才是最终方向和目标。总之，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合作共赢，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根本所在。只有在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国民共进”，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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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与国民经济篇3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但现行宪政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现行宪政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何调整呢?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宪政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公有制经济与国民经济篇4
关键词：公平市场经济 公平制度 公平信仰
一、市场经济的公平性历史与现状
16世纪以后西方逐渐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市场经济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巨额的物质财富。特别是，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为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的基石，从此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几乎欢呼雀跃，把市场经济描绘成“自动机”、“和谐经济体”。然而，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资本话语权决定了公平的丧失。1825年发生了市场经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泰晤士报》等报道：“目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是最近三十年来所没有过的”“穷人濒于饿死，各阶层居民都苦于时运不济”“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以至爆发了公开的暴动”。于是发生了法国里昂工人运动、英国运动、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等。法国的圣西门称早期自由市场社会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傅立叶将之比喻为“复活的奴隶制”，英国的欧文历数市场制度的罪恶，呼吁建立“新和谐公社”。马克思则主张以暴力手段资本主义，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没有走马克思的道路，但是他们把“公平”补充到了市场经济的“效率”之中。十九世纪末以后，股份制从银行、贸易、工程建设逐渐走向了工业企业，传统的个人私有制被改造成公众私有制，大型私人企业被改造为公共企业；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被制度化、法律化，工会也逐渐合法化；俾斯麦首先在德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到1948年英国则率先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现在，发达国家都形成了几乎覆盖全民、包罗万象的高标准的社会福利安全网。还有。累积性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税制发挥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目前，瑞典、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20％最富裕人口仅占有40％多的社会财富，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5-0.30的低水平，日本目前大约为0.27(王文元：发达国家的和谐之术，小康，2007(7))。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它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是“公平市场经济”。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很短，从效率方面来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高度垄断的经济体制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扭曲变形，以至于有形成“权力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的危险――在一些领域盛行，贫富分化加速，地区鸿沟过大，城乡结构失调，在教育、医疗、财政、金融、股市、土地、住房、环境、养老、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占有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的状况，亟需制度层面的改善。
二、什么是公平市场经济
所谓公平市场经济就是“非权力化、非官僚化、非垄断化”的市场经济，就是“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的市场经济。
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美英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者叫消费导向型市场经济；二是以德国、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也叫亚洲模式或东亚市场经济。
本文所说的公平市场经济既有自由市场经济的遏制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排斥特权和垄断、减少寻租腐败的特点，也有社会市场经济的强调公民平等、民主管理、社会保障的特点，还有东亚市场经济的民本主义、均富主义、父爱主义的特点。但是，公平市场经济克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强者通吃、过度竞争、两极分化，社会市场经济的低下的行政效率、沉重的福利负担等问题，以及东亚市场经济的政经不分、政企不分、政银不分等弊端。
也就是说，公平市场经济的“非权力化、非官僚化、非垄断化”是指：遏制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无端干预，阻止“权力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的形成；打破国有垄断、行政性行业垄断和市场垄断，瓦解“权贵市场经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小政府”或者“适度政府”、“有效政府”、“低成本政府”。
公平市场经济的“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是指：政府不缺位、错位、越位，履行在国防、治安、公民权利保护、公共物品供给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扶贫、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责任；公民摆脱弱势地位，拥有监督政府、问责政府的权力以及话语权、舆论权和媒体主导权；在市场经济中排除特权、腐败和垄断，使得每个人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做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阶层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福利安全网，做到“结果公平”。当然，“结果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效率与公平的均衡与相互促进。
北欧的丹麦、芬兰、瑞典以及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既有高效率的市场经济，其贫富差距又极小，是公平市场经济的典范。
三、公平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
要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公平现状，唯有建立“公平市场经济”一条路可走。本文建议：政府顺应民意，将“公平市场经济”写入决策性文件，将公平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纳入政府的发展规划之中大力推进。
公平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是，界定政府的作用，维护公民和弱势群体的权利，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弘扬人文关怀的文化。
公平市场经济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其一，拥有“优质”政府、“瘦”政府、廉洁政府、透明政府。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正义、促进分配公平、提供公共产品、优化市场环境，为此，政府必须精兵简政、清正廉洁、公开透明。
其二，权力多中心化，改变博弈力量不平衡以及弱势群体权利贫困的状况，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转向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只有大力保护公民权利，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
其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金融、财政、货币、产业、就业政策皆公正透明，各种所有制平等角逐，消除特权、垄断、寻租、和信息不对称。
其四，建立公民导向、以人为本的话语体系和现代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社会保障、金融、财政、生态、环境制度。
具体地说，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此处指大政府，包括立法、司法机构)履行以下职责。
其一，文化责任。主要是传承文化，传播道德，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信仰与公民意识。
其二，制度责任。主要是确立制度和市场制度，建立现代金融、财税、投资、分配体制和独立的审计、监察制度。
其三，公平责任。公共服务不能排他，公共政策不能有歧视性，政府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国民和经济主体，为此，必须废除在金融、财税、就业、产业政策、户籍待遇等方面的种种歧视性、不合理的规定。
其四，维护公民权利的责任。民权是民生的根本，政府必须维护公民的话语权、监督权、参与管理权、迁徙自由权，等等。
其五，明晰产权、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低收入群体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责不容辞，保障国民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其六，公共治理与行政的责任，包括社会治安与法治责任、保护生态环境和国土安全的责任。为此，必须建设善治、合作、公开、透明、廉政、负责任、可问责的政府。
政府责任不包括竞争性产业的投资、非战略性的投资、非政府组织及公民自治的事务等。
从上可见，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不缺位、错位、越位；公民的人权，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充分的保障；市场开放、平等、有序；社会清廉、公正、法治。
四、如何建设公平市场经济
建设公平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建立公平制度或者说现代制度，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现代社会文化制度，进行国家的公平性再造。
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法律制度__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者；通过人民民主，制约公权力，监督公权力；保障公民的话语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宪法铲除特权、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建设法治政府，消除法律专横与法律歧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保司法、监察、审计系统独立于行政，维护司法公平；实行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建立严格保护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
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产权多元、治理科学、分配合理、保障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现代分配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行政型垄断，实行民有制、股份共有制；建立科学、公开、严格预算、公民监督的财政体系和有利于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
社会主义现代社会文化制度――废除户籍身份歧视，保障农民、农民工、外来人员的平等权益；建立公民广泛参与、保护举报人、可以进行财政公益诉讼的现代反腐败制度；形成有利于民众、有利于弱势群体的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确立正义平等的文化观、公平高效的价值观。
总之，建立公平制度，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建设民本政府、法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弱者最需要政治权利和民利。民主是公平的制度化基础，是市场经济的矫正力量。
公有制经济与国民经济篇5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经济形态产权多元所有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国资、国企改革，从强调国企产权多元化到明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企业，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深入并触及到所有制层面与基本制度层面。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制改革虽然敏感甚至不为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所接受，却可为市场力量不断成长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扫清障碍与创造条件。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及更大力度的开放与更快的国际化进程，要求建立起与国际市场竞争、国际贸易新规则相协调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及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要求对过度单一与高度集中的财产所有权进行改革。大多数领域的单一所有制及行政力量依赖单一所有制过多介入资源配置，不仅降低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寻租”行为。对大多数领域存在的单一所有制进行改革，实现大多数领域的经济形态多元与产权多元，严格保护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为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人创业与个人工作室类的个人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形态提供与国有经济均等的发展机遇，有利于重构及完善市场竞争秩序。
就中国经济运行的所有制结构效应看，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单一所有制严重束缚了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是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最大障碍。因此，所有制改革及混合所有制推进应该从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着手，以这些领域向非公有资本的无条件全面开放为突破口，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要求加快所有制改革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除了要划清政府行为与市场作用的边界，还要触及并进行财产所有权的改革。如果是政府控制绝大多数财产所有权，若干领域仍是单一所有制，就无法让市场力量不断成长，也难以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因此，必须加快所有制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扩大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范围，增加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数量。在所有制改革及混合所有制发展中，要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的保护，通过保障公有制财产权与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的产权平等、机会平等、受法律保护的平等，实现大多数领域的经济形态多元与产权多元，构建起不同经济形态及各种产权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格局。
若干领域的单一所有制扼杀了市场竞争并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围绕着国有经济及国有企业这条主线推进的，从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到承包制改革、再到国企剥离上市、再到国企股份制改革，这些改革都是为了搞好国有企业、搞活国有经济；在这些改革推进过程中及相应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往往尽可能不触及所有制，所有制改革几乎成为。随着2001年正式加入wto，中国要构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从而提出了国有企业全面改制的政策要求，允许国有企业实行产权多元化的改革。但是，这一轮的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也仅仅是推进了中小国企改革改制，大型特大型国企仍是盲目扩张规模并做大做强。到目前为止，民资民企虽然在轻工业产品加工出口、服务业等领域占相当高的经济比重，但是仍无法影响所有制的格局，民营经济产权还无法与国有经济产权进行公平竞争。可以说，大多数领域仍是单一所有制，这些领域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垄断经营，不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如石油石化、电信、电网电力、烟草、铁路等；还有很多领域，虽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但实际上仍然无法改变国有资本绝对控制的格局，非公有资本往往只是象征性地参与辅助环节的经营，如航空、公路、城市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交、地铁等）、教育、医疗等，非公有资本进入这些领域不仅难度大而且进入的程度较低，难以与国有资本进行竞争。
考察当下所有经济领域的所有制结构，过度单一与高度集中的单一所有制主要存在于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这些领域的经济地位与经济影响力非常显著，是市场经济的重中之重及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关键所在。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单一所有制，扼杀了市场竞争并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抑制了市场力量的成长及放大，导致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递减。与此相适应，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往往效率低下，虽然在国内具有绝对甚至超强的“竞争力”，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无法与业内的跨国公司相竞争。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油石化公司为例，其油品质量远远低于欧美公司，而其油品价格远远高于欧美公司；再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电信公司为例，中国的网速低于日韩等国家网速60%～40%，收费标准则比日韩等国家高出30%～40%。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依托单一所有制及不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的优势而获取超额利润，但是，随着中国更大力度地开放市场，将使其面临着来自国际市场及跨国公司的巨大竞争压力。如果不进行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所有制结构改革，就无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重构及完善市场竞争秩序必须重视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推进所有制改革并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为了打破单一所有制的非公平竞争格局，重新构建市场竞争秩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触及所有制改革的混合所有制推进，必须从不同所有制经济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机会公平开始，非公有制经济形态的企业可以进入到单一所有制的若干领域，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要向非公有资本开放。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形态的企业进入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可以形成非公有制经济与国有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有利于市场竞争秩序的重构及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形态的企业进入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不是对国有经济的侵犯及掠夺，而是与国有经济相互融合并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形态的企业进入到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进行公平竞争，除了要求这些领域向非公有资本开放外，还要求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进行严格保护。如果没有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的严格保护，无论如何开放、如何扩大市场准入，非公有制经济形态的企业也会徘徊犹豫而不敢进入，即便受利益驱使进入，往往也会被国有企业兼并或吞噬。
推进混合所有制要求实现大多数领域的经济形态多元与产权多元。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加快大多数领域的单一所有制改革，改变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格局。与此相适应，大多数领域就会逐步实现经济形态多元与产权多元。就大多数领域单一所有制现状看，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单一所有制除了过度单一外，还具有高度集中的特征，能否尽快实现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经济形态多元与产权多元，是混合所有制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在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向非公有资本开放及民资民企向这些领域的进入过程中，要坚决反对国有企业以国家经济安全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设置障碍的做法，更要警惕国有企业以审查民资民企资质的名义任意挑选合资合作对象进行“寻租”交易的现象重生。只有实现了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经济形态多元与产权多元，才能为混合所有制发展扫清障碍。
就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经济形态多元与产权多元而言，经济形态多元是指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允许发展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人创业与个人工作室类的个人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形态，这些经济形态与国有经济之间既可以相互混合，也可以独立经营；产权多元是指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国有企业由原来的产权一元转制为产权多元，产权多元的公司表现为股份制公司，其中，股份制公司既包括国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公司，也包括非公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公司。与经济形态的多元一样，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企业产权多元仍允许少量国有独资企业继续存在，同时也允许设立民营独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各种经济形态的企业通过交叉持股等方式相互融合、相互间公平竞争，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混合所有制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同步协调推进
所有制改革及推进混合所有制，在经济运行的宏观层面要求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要求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增加。经济运行宏观层面的经济形态多元与经济运行微观层面的企业产权多元，既相互支撑，又相互依存。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协调一致，在具体推进上各有侧重。
混合所有制在经济运行宏观层面表现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范围进一步扩大及持续增长。经济运行宏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个人创业与个人工作室类的个人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各种经济形态既可以相互融合，也可以进行相互间的公平竞争。混合所有制经济既表现为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一般竞争领域的混合，也表现为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向非公有制经济的无条件全面开放。混合所有制经济范围的扩大，要从一般竞争领域向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进行覆盖。除此之外，还要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持续增长。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除了要实现多种经济形态的相互融合外，还要允许民营经济、个人创业与个人工作室类的个人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些领域保持各自独立的经济形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打破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单一所有制格局，而不是为了这些领域打破单一所有制格局后限制民营经济、个人创业与个人工作室类的个人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形态的独立发展与继续存在。
混合所有制在经济运行微观层面表现为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加快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增加。在经济运行微观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集中表现为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国有企业数量减少，支持更多国有企业实行让非公有资本入股、参股或控股的产权多元化改革。推动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允许民营资本、个人资本、外资资本等入股、参股或控股，从而实现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国有企业向混合所有制企业转变。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国有资本在不同领域的控股比例，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可以继续保持国有资本的绝对控制；在重要领域如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可以适度引入非公有资本而实现国有资本的相对控股；在一般领域如钢铁、煤炭、设备制造等，可以更多地引入非公有资本而只保留国有资本的参股甚至国有资本全部退出。通过加快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进一步助推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并实现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各种资本共同入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的增加。
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国有企业实行产权多元化改革，不反对也不排除在这些领域设立非公有制经济形态的独资企业。民营资本、个人资本、外资资本等在对垄断及国资绝对控制领域的国有企业入股、参股甚至控股的同时，也可以在这些领域设立非公有经济形态的独资公司。以石油石化行业为例，其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是对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某些经营环节或投资项目实施股份制改革，允许民营资本、个人资本、外资资本等入股三大石油公司，使国有资本在石油石化行业由绝对控股转变为相对控股；二是允许民营资本、个人资本、外资资本等设立独资的石油石化公司，与三大石油公司共同参与市场竞争。无论是民营资本、个人资本、外资资本等入股国企，还是民营资本、个人资本、外资资本等个人资本设立独资公司，都属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公有制经济与国民经济篇6
【关键词】国有企业，民有民营，股份制，产权改制，产权流转，公正的平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国民经济命脉，
一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目前争论得最多的问题，特别是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顾稚军及顾稚军因相关问题被拘之后，更加热闹非常。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本取向的国企"改制"，是中央的决策，并非单纯是某些经济学家的主张所为，因此，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完全算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头上。中央决定对国企"抓大放小"已经充分说明：除了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外，所有国企全部都要改制，由国有转为民有，变成民有民营经济成分。而到现在，中央甚至连大型国企也想进行产权改制了，通过资产上市、股份出让的方式，银行、石化、电信等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大型企业转制为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经营，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将股权占有量升上滑下则可。比如如果中国银行上市，而政府又愿意将自己对中国银行的股分占有量降低到50%或更低的程度，则中国银行就不再是中国政府属下的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有企业"了；但情况也可以反过来，政府在股市上收购中国银行股分达到50%以上，则企业重新回到政府手上而重新变成国有企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日本小泉政府提出议案要将被称之为世界"巨无霸"的"日本邮政公社"股分化，首先由政府持有100%的股分，然后打算在10年间将这些股分全部出售，最终使原属于日本政府经营的纯公益性的"日本邮政公社"完全民有民营化。这个事例无论本身是否合理，是对是错，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资产，无论多么庞大，都是可以流转的，通过股票市场就是主要的流转方式。因此，将产权固定在什么"制"上，并不是很恰当的。
有人甚至对国家（政府）主办与拥有公司企业提出质疑。如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最近刊登题为《当前改革的聚焦点：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的文章，指出政府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政府不仅只是政治实体，而且还受国家委托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拥有大批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企业，实际是政府所有制企业。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两重身份，同时履行两种不同职能，使得政府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者，也不能成为国有资产的有效的’所有者’。"并且进一步指出，国企改革的"重点应是政府本身的定位与职能问题，关键在于解决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与双重职能。只有把作为’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从政府身上分离出去，政府才能充分履行’政治实体’的身份与职能，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不能再以"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去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完全放开让国企自行经营又担心"内部人控制"问题，那么这些国企到底何去何从？出路只有一条：通过股份制而将所有非公益性的国企产权转制出去，变成民有民营的企业。政府只办那些被介定为公益性的非盈利性企业，这些企业不能赚取利润，必要时要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护公益产品的低价格。比如如果石化行业的企业（如中石油公司、中石化公司）被介定为政府所有，那么它不能再通过出售石油类产品而赚取利润，它存在的目的是要维护石油产品的低价格，由此引起的亏损由政府补贴（对于当今世界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局面，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大）。这才体现出企业的公益性质，否则，如果它变成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它就不应再由政府主办，应由民间通过市场竞争来主办。
产权通过股权形式的这些动作，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并非是一个很确切真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能将生产资料局限于某个"制"之下，从而形成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与私有制之分。复杂社会之中生产资料的各种混合体制，已经是最常见的事实，因为它最适合于社会经济的运动发展。一个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积累等等有形无形的资产，它们并非只局限于某种所有制之下，比如只局限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等；而是充分流转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消费品市场的经济形态，而且包括生产要素的市场经济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这些市场形态的存在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司企业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是不固定的，都是充分流转的；这种按经营优势原则通过等价交换流转于各个所有人之手的"所有权充分流转"，是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现实。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司企业产权的充分流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比如甲人有一企业但他却对之经营不善，另外，乙人善于经营这个企业，于是，乙人想收购甲人的企业，以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样，就不应受原先框定的所有制的约束，而实现产权流转。
因此，中国国企改制的核心问题并非所有制之争，并非公有制、私有制之争，而是国有产权改制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因为，产权流转需要一个公正的平台。国有产权原属于全民所有，但由于法制不健全，导致改制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使国企改制出售过程中全体公民感受到严重的利益丧失，从而引起对改制的不满，引起对"郎咸平炮轰顾稚军"事件的高度关注，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私有化情结"，否定改制的呼声日高。因此，政府必须创造一个"公正的平台"，以让国企产权改制得以公正实施；更普遍地说，让所有社会资产都得以充分流转，使所有资产都被配置于最优位置、最有效用的经济环节上。这是政府必须向全社会提供的一个基本的制度化的经济服务。这种"公正的平台"首先要使国企产权改制、国有企业出售获得等价交换的条件，否则，国企将会被贱卖，全体公民就会感受到利益丧失，就会反对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郎咸平对国企改制的"炮轰"就是反映这种存在于民意之中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事件，因此很容易得到众多民众（包括许多左倾学者）的响应。但问题并不在于郎咸平所指责的"国企改制"，而在于改制过程中的不公正，政府未能提供"公正的平台"以让国有产权出售过程中得到等价交换。当然经过"郎顾事件"及其它问题的研究后，政府已经大大加强了建立"公正的平台"的工作，比如暂时不容许国企管理层收购原国企，就是一个公正平台还未建立起来时的杜绝非公正行为（自卖自买行为）的措施。二当今，公有制的主要体现形式仍然是"国有制"，也就是国有制经济。虽然新出现的观点主张"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但这只是一个发展方向，它仍没有达到对"国有制"取而代之的程度。回顾国有经济的历史我们并不难发现，国有经济是一种只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但却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经济，已经使政府（及政府的银行）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再也难以承担，所谓"吃光财政吃银行，吃光银行吃股市"正是这种债务问题的真实写照，现在股市也已吃光，因此不得不转制了。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国有经济陷于困境，国企纷纷破产，只有哪些对市场具有垄断特权的国企才能生存（今年出炉的中国500强企业中，前15名绝大多数是垄断型国企，其利润占到了这500强企业的50％以上）。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存在使计划经济残余难以清除，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完全建立。我们知道，一个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内部并不采取市场的办法来运行，而是采取行政指令的办法来调动其中的各个生产要素，使企业运行下去。如何运行？直接由企业产权所有人指挥，或者授权于他的经理人指挥。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所有国企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企业的各个车间，这个庞大企业由政府部门（它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有制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通过指令性计划加以指挥运行，这种情况与今天每个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而运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因此按其所有制来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将企业内部的指令性管理方式升级到一个巨大国家层面上，使国家所有经济都按一个企业内部的方式运行，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行政指令性配置的失效，二是经济缺乏活力。为了既保持经济的国有地位，又使经济获得更好资源配置与更有效的活力，人们就想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满以为这个办法可以让国有经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但从理论上并不难预料，让国有经济的经营权游离于其所有权之外，必定很容易产生经营管理者对国有经济的腐败蚀，因为，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国企经营者（那怕他们是政府委任的人员）在他们的具体工作中具有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从而使他们非常容易出现随便浪费、容易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所谓"审计风暴"正是因此而出。国家审计局每年对国有大型企业甚至国家部委进行审计，都程度不同地出现经营者不负责任、失职问题，甚至腐败犯罪问题。因此，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非科学的可取的办法，政企分离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所谓"内部人控制"及由此所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与政企合一所产生的问题同样令人烦恼。
相反，如果是民有企业，则企业产权所有者会时刻对其授权的经理人进行具体监察，必要时自己亲自经营管理企业，亲自作出经营管理的具体决策，决不会让企业出现任何背离产权所有人意志的事情。因此，在单一产权的民有企业中，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毫无意义的，在此，所有权随时授权于任何人对企业的经营权，也随时将权力收回；这并非这两个权力的"分离"，而是同一个权力的一个延伸出来的方面。经营权是所有权的一个体现形式，它并非可以游离于所有权之外而自行其是。比如，某公司老板将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事务交由某个人；这种情况不应理解成是这个人有经营管理权，相反，应该理解成是老板对自己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方式，即"老板设置一个经理人"这件事情只是公司产权人对自己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正象《公司法》中所说："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的"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所体现的正是他们对自己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尽管这个权利是通过某些经理层而实施与实现的。
因此，既然是国有资产，国家部门就完全有权进行经营管理，完全有权实施"国有国营"，而不是什么"国有民营"。如果国家部门未能经营好国有资产，分离出所谓的经营权于"民营"又容易出现不负责任、、化公为私的问题，那么，国家只好放弃对国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这就是当今政府致力要做的"国企产权改制"的事情。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国家放弃对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不等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要产权流转过程是公正的，等价交换的，那么，通过这种产权转制，国家仍掌握着相等价值的国有资产，对这些资产，国家可以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于清偿历史欠债（如安置国企老职工的欠债），可以用于形成更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三
有一个观点是：国家将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转制出去，但仍需掌握关键行业的关键国企，因为国家要"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实际上，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考究。因为，以什么方式"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结果。一般来说，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就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性行业进行垄断专营（独资或控股）。比如银行、石化、电力、电信、交通、重要矿产资源、重要设备制造行业等是国家需要掌控的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行业，因为掌握它们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而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在形式上就是由政府对这些部门与行业进行行政垄断性的经营，不容许民间资本、境外资本进入相关行业。但这种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方式就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对基础行业与关键部门进行行政垄断性经营，从而使这些行业有效供给减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非常之大。比如近期汽油、柴油等缺乏，就有许多人指责是政府对石化行业垄断经营的结果，因为垄断经营尽管价格可能受到控制，但供给积极性会比竞争经营差很多，从而在市场需求增大时容易造成短缺。银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并且负有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所交付的重任。国家严格控制银行业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消灭了所有"个人钱庄"，于是造成金融有效供给不足，融资困难，民营经济很难得到银行资金支持。不过由于有需求，许多民营企业也能够从社会上获得一定的融资，从而使民营经济在如此艰难困境中顽强生存与发展。
从这一点来看，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并不有利于国民经济，相反，开放这些命脉性行业与部门，让不同所有制资本参与经营，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公有制经济与国民经济篇7
【关键词】
民商法；经济法；联系；区别
我国的目前的经济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特色就是在发挥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的同时不放松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民商法与经济法便是这种经济体制的产物。民商法是民法和商法的合称，民法保护的对象是平等主体的个人利益，商法的作用是调整主体间从事商品贸易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经济法的兴起较晚，是伴随着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社会公众利益而产生的。因此，二者既有差异性又有互补性。
一、民商法与经济法的联系
第一，二者调整的范围有交叉。现代的市场经济往往离不开市场与国家的双重调节，民商法是为市场调节服务而经济法则为国家调控服务，但在调整范围上二者还是有交叉的地方。民商法调整的是微观经济关系，例如企业制度；经济法则既调整微观经济关系也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二者交叉的部分也不完全相同，经济法调整的微观经济关系仅仅是民商法的一部分，即因过于强调个人私利而对社会利益造成损害的部分。
第二，二者的取向趋同。民商法在本质上是维护私人个体的利益，同时民商法越来越注重公众利益，正朝着社会化、公法化的方向发展。例如民商法加强了对活动主体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中的规范，此外，民商法也强调追求社会正义以及对弱者的保护，这些在民商法的条款中都能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取向是同质的、共生的。
第三，二者的某些要素通用。一个法律部门一般包括概念、原则、制度、调整方法等要素，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某些要素是可以通用的，但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范围。如法人制度，民商法详细地规定了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在经济法中也对现代法人制度和治理结构做出明确规定；在民事责任的确定上，经济法中也有对其法律责任的规定；经济法中的“社会公益”、“诚实信用”等原则在民商法中也有使用。
第四，二者的职能互补。民商法对经济活动的规范体现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要求，强调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规范市场秩序，民商法多采取任意性的规范而少有强行性的规范，引导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经济法对经济活动的规范则体现了国家这只有形之手的要求，强调发挥国家的干预作用，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经济法多采用强行性的规范，从外部给予市场主体控制以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
第一，民商法强调意思自治，经济法强调限制意思自治。民商法要求市场主体以个人意志作为自己经济行为的决策依据，不允许任何其他人的意志强制。例如在选择法律时当事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当事人也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提讼、追究责任。经济法是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其调整目的是实现利益的平均分配、收入的公平分配、社会群体的平衡，它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利用国家强制力对一切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市场行为给予制裁，甚至不惜牺牲个人自由以换得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作为公法要求以社会权利为本位，要实现社会权利本位的法律手段就是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
第二，民商法强调平等保护所有市场主体，经济法强调偏重保护部分市场主体。各主体地位平等作为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各种法律关系中，所有法律条款都是在平等主体的基础上设定的。民商法给所有市场主体同等的保护力度，赋予所有主体相同的权利，设置相同的义务，忽视了市场主体的强弱关系，也不识别市场主体的具体人格差异，唯一的特殊保护对象就是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并且仅仅在行为能力制度和监护制度上。经济法则充分考虑了市场主体的强弱关系，对实力不等的市场主体给予程度不同的保护，赋予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保护弱势群体，限制差距的扩大，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
第三，民商法强调实现个体经济利益，经济法不仅强调个体利益，还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利益，即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路线。而与市场机制相对应的民商法强调个体的经济利益，这无疑是与可持续发展的精神相背离的。经济法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将环境、生态、资源的利用与保护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利用经济手段与其他措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减少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发生。经济法的原则并不是完全牺牲个人利益来保全社会利益，而是既强调社会利益也强调个人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以保护社会利益为先。民商法强调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很可能会损害社会财富、破坏生态环境，这就需要经济法以国家强制力的方式来保障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终也是保护个人利益。
第四，公平产生的基础不同。民商法是随着商品经济产生的，商品交换活动中建立的所有权规则、契约自由规则后来演变成了法律规范，此时产生的公平强调的是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完全与国家利益脱离，将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分离。经济法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失灵而产生的，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政府已经不再是“守夜人”而是开始插手市场，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此时的公平是社会公平或者整体公平，个人利益在次要地位，社会整体的公平才是首要目标。
第五，民商法强调国际通用，经济法突出本土化。民商法是与市场机制对应的，而市场机制对于各国市场都适用，这使得各国民商法律相互借鉴、相互引用的现象很普遍。而经济法是与国家干预相对应，每个国家的市场环境受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其经济法的具体规则是不同的。
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他们的关系犹如一对同胞兄弟，既有共同的血脉，又有不同的性情，但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蒋秀兰，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探讨，法制与社会，2006（09）.
[2]刘璎葶，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研究，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01）.
公有制经济与国民经济篇8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性；民主性；革命性；国际性
在中国，从来没有哪一部门法像经济法这么辉煌过：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法这一概念一产生就红极一时，迅速抢占其他部门法的领地。经济法被界定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以至于其他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如民法，产生了生存危机；刑法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及时巩固自己的领地，派生出一个亚部门法——经济刑法。在中国，也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法像经济法这么尴尬过，先是与民商法争领地，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以国家的权威将经济法驱逐民间经济领域；继而与行政法争地盘，与民商法学界对与经济法的领地之争高度重视不同，行政法学界对经济法的挑战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所谓的经济法，不就是经济行政法吗？不过是行政法下面的亚法律部门而已！经济法像一个失去家园的孩子，从此一直为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斗争”。在对外争取独立地位的同时，经济法内部更是百家争鸣，形成不同的学派，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家能够君临天下。但是，“内忧外患”下的经济法，不仅没有走到“穷途末路”，反而展现出勃勃生机，经济法的观念从产生时起，就深入民心，以至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以经济法为首选；各高等院校纷纷开设经济法专业，在统一本科法学专业之前，经济法专业是与法律（或法学）专业并列的本科教学专业；无数的法律学者改弦易辙，蜂拥而至经济法领域，造就了庞大的经济法学研究队伍。笔者认为，造就经济法强盛生命力和迷人魅力的，是经济法所展示的时代精神。
一、社会性
在传统的法领域，公法与私法严格区分，私法调整市民社会，以私人为本位；公法调整政治国家，以国家为本位。自罗马法以来的公私法的划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曾经很好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但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化的大生产，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私权利的行使越来越影响到他人的权利和利益，私权利的滥用正给社会带来灾难，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私权利的行使。社会化带来的对公权力的影响是，“人们要求国家为其做更多的事情。……除了保持公共秩序之外，人们要求国家所做的事情越多，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也就越大。”[1]国家权力大肆干预私人生活既是一种需要，但同时也是一种弊害。任何权力都有扩张的趋势，任何权力的行使，都要到碰到边界为止，国家公权力的滥用，较之私权利的滥用，其危害更大。在公私法严格区分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公权利的制约，还是对私权利滥用的防止，都难以完成。伴随生产社会化产生的经济法，从产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调和公私权力（利）矛盾的使命。它以社会为本位，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社会法；它一方面承认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干预、利用公权力防止私权利的滥用，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公权力，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经济法的社会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性。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社会化的大生产是经济法产生的经济根源，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关注是经济法产生的思想根源。
第二、经济法使命的社会性。经济法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体现了对我们共同生存的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在经济法的眼中，公权力的行使只有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才是必要的、可行的；私权利的行使，只有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才是自由的。传统私法所标榜的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在经济法面前得到了修正，竞争法对垄断契约的禁止是典型例证；传统公法中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经济法看来，仅仅是服务社会的工具而已。
第三、经济法调节社会方式的社会性。经济法综合运用公私法的调节方法，公法中强悍的国家，在经济法中也变得“温文尔雅”：他以引导、促进、帮助乃至以平等者的身份参与等方法，引领经济的发展；面对私人领域的恃强凌弱现象，国家还扮演“见义勇为”者的角色，匡扶正义、保护弱者，维护公平。除此以外，经济法在实施调节的主体方面，国家大量授权给行业协会、大型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使之代行某些国家调控职能。这些社会组织，虽属于私法组织，却行使着被认为是传统公法的职能。
二、民主性
民主化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当代法律的重要发展趋势，经济法充分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
民主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意指多数人的统治；民主也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是指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共选择。政治民主的法律保障是宪政法律制度。宪政法律制度在保护人权和自由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自从有了宪政法律制度，人们就有了对抗国家暴力的工具，人们才有了基本的人权和尊严。但是，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始终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没有经济民主的政治民主，只能是空中楼阁，当今世界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的政治被大公司、大财团把持就是明证。经济民主通过市场的公共选择来实现，其法律保障是民商法律制度。民商法奉为圭臬的私法自治原则，使得理性的“经济人”在自由的市场上按个人的偏好作出选择，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就是广大“经济人”“投票”的结果。证券市场中小股东“用脚投票”便是例证。确实，从身份到契约，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可以以平等者的身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这不仅导致了经济的发展，也保障了人权，平民出身的商人可以和“血统高贵”的贵族在平等基础上讨价还价，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但是，自由市场的竞争，从来都是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让富有的更富有，让贫穷的更贫穷”，马太效应在市场条件下随处可见。因此，我们常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民主是资本民主，其实质是资本家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显然，传统法律制度虽然在冲破封建的专制统治和等级经济方面展现了民主化的力量，但对保护现代社会所追求的真正大多数人的民主，显然存在明显的不足。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社会整体利益的确定，正是以民主为手段的。只要经济法真正做到了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他就必然体现了民主性。具体来说，经济法的民主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法产生的民主性。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最早出现在美国，垄断的发展成为市场竞争的障碍，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经济民主被扭曲，为了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经济民主，1890年，美国颁布了《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和通商的法律》（谢尔曼法），这是现代经济法最早的成文法形式。
第二、经济法立法的民主性。为了使经济立法真正体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现代各国均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经济法时，应尽可能听取公众的意见，尤其是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为保障这一点落到实处，各国均创设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公开制度、咨询制度、听政制度和协商制度等。公开制度要求立法机关应该主动地公开与经济立法有关的信息、资料以及对法律的解释、说明等；咨询制度要求立法机关在经济立法过程中应尊重咨询机构的建议、劝告等，以保证科学决策；听证制度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经济法时，应举行听证会，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协商制度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经济法时，应与各种利益集团举行会谈，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2]我国《立法法》对立法的民主性要求作了全面的规定。该法第34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将意见整理后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第35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律案，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送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
第三、经济法内容的民主性。经济法内容的民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法内容本身包含的民主精神，经济法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宏观调控法和国家投资经营法三大部分组成，无论哪一部分，都体现了对民主的保障。市场障碍排除法通过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维护经济民主的市场机制；宏观调控法通过规范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直接为经济民主提供条件和保障，如《价格法》中的国家定价制度、价格听证制度、反暴利制度等，有利于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防止市场主体利用经济优势欺凌弱者，体现了对弱者权利的保护，而对弱者权利的保护，正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国家的投资经营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弥补私人投资的缝隙和引导私人投资，国家投资经营法规范国家的直接投资经营行为，使之能更好地实现其目标，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免于饥饿和恐惧，既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民主制度的应有之意。其二，经济法规范的民主性。一改传统法律冰冷的面孔，经济法中大量使用提倡性规范，大量规定奖励等积极的法律后果，在提倡性规范下，经济主体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政府与市场主体有了更多的博弈性的互动。这种博弈性的互动，正是人们表达自己意愿的过程，是现代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第四、经济法实施的民主性。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具有极大的变动性，这种变动性与法的稳定性存在极大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经济法的规定比较原则，留给经济调控主体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说计划法，规定的主要是计划行为的基本准则、程序，至于具体计划的具体内容，则是计划制定者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条件和环境等裁量决定。为了防止经济调控主体滥用职权，经济法极其强调经济法实施的民主性。经济法实施的民主性具体表现在：国家在实施具体的调节措施时，充分听取社会公众、行业协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三、革命性
社会经济的革命，必然带来法律的革命。西方经济法的产生，是凯恩斯革命在法律上的体现；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法律上的反映。凯恩斯革命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经济理论依据，经济法则为国家干预提供了法律保障。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法律保障之所以具有革命意义，是因为它使国家的职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的职能不再仅仅是维护统治、保障社会秩序，更要担负其振兴经济、造福众生的责任；此外，它在授予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同时，对国家权力的范围、行使方式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国家的权力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的同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它使整个国家权力的范围、运行方式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这里讲经济法的革命性，主要是讲经济法带给法体系和法观念的革命。
第一、经济法的革命性体现在它使法律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不仅是法律体系中增添了新成员，更主要的是旧的法律体系被打破了。旧的法律体系中公私法严格区分，经济法则将两者融合起来，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公法私法化”或“私法公法化”，而是产生了界于两者之间的、与两者有质的区别的社会法。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各部门法之间的界限清晰、明了，宪法、行政法、民法与刑法各有其领地，相互之间虽然有紧密联系，但界线明了，不会发生争议。经济法的出现，打破了各部门法之间的藩篱，使各部门法之间的界线模糊起来。法的模糊性是当今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法律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多个部门法综合调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乃至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成为一种正常现象。
第二、经济法的革命性体现在它是法观念的重大变革。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对社会弱者利益的终极关怀，对法的公平、正义理念作了新的诠释；经济法对效益的关怀，赋予了法新的使命；经济法调节方式的多样性、对国家权力的规制等，甚至对传统关于法的基本属性的认识提出了挑战……。适应经济法的革命性，我们的观念也必须进行革命，否则，用旧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新事物，我们就有解不完的困惑。例如，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边界的模糊性，使经济法似乎无处不在，一时间与其它部门法之间燃起了疆域争夺的战火，基于旧思维的争论，除了徒伤“兄弟”情谊外，当然不会有结果。其实，用法的模糊性理论来分析，争论顿时就会化解。
四、国际性
经济的全球化带来国家经济调节的国际化，出现了国际调节，即两个以上国家、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组织机构，通过协商或以国际条约形式，或借助国际惯例，对国际市场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实行调节，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3].对国际调节的规制，经济法因此具有国际性的特点。这反映在：
第一、出现了从事国际经济调节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调整这些组织的组织和行为规则，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这些组织的强大经济力量，使各国国内经济法也不得不考虑对其遵从或作为参照。例如，中国加入wto，就对现行的大量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以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世界银行的《采购指南》是许多国家制定政府采购法的蓝本。
第二、大量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成为各国经济法的重要渊源。原来仅由国内经济法调整的经济调节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国际间的合作，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也成了经济法的重要渊源。这样的国际条约如《政府采购协定》、国际惯例如《巴塞尔协定》。
第三、各国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法时越来越多地考虑国际上通行作法、别国的作法。在国际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能过于强调本国的特色、无视国际上通行作法的存在，否则，就无异于自我封闭、自绝于世界。曾几何时，中国对西方法律文化不屑一顾，一味强调中国特色，结果是中国一直游离于世界经济大循环圈外，与贫穷和落后为伍。中国“入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使中国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国际化的过程。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年，经济法学仍然免不了受到“幼稚”的嘲讽，但是，经济法所昭示的时代精神，使我们看到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法治的进程中，经济法正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经济法学也将再度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
[1]（英）彼得·斯坦著，王献平译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176）。
公有制经济与国民经济篇9
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民营经济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由不同的资本联合、融合或参股而形成的经济成分。一般采取股份制的资本组织方式。它以社会中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为前提，通过各类性质的产权在市场中以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自主流动和重组形成，并适应竞争的需要不断变化资本结构。按公有制经济成分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企业中的地位来划分，可以把混合所有制经济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主体的占主导力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第二类是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主体的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民营经济占据重要地位。民营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它是从企业组织形式或微观经济运行方式来讲的。民营不是所有制概念，而是以经营主体不同而划分的概念。民营与国营相对应，除了国营以外全是民营，既包括民有民营，也应包括国有民营，如股份制等。但民营经济不单是指股份经济，也包括私营、合伙经济。它是以非国有经济为基本构成，是完全的非国有经济，是公有与私有混合的经济。因此，民营经济不等于私营经济，民营经济也不等于非公有制经济即私有经济。在我国，民营经济大体上相当于非国有国营经济的共有种类型：第一种是个体经济；第二种为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私营经济；第三种为外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以上三部分经济属于民营经济中的非公有制经济；第四种是民营科技企业；第六种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七种为国有民营企业。
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起，为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年底，我国有个体工商户万户，从业人员万人；私营企业万户，从业人员万人。已投产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近万家，从业人员多万人，而且还在迅速增加之中。非公有制经济占我国gdp总量的比重也超过三分之一。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第二，民营经济将会是越来越重要的税源。尽管国有经济目前在整体上仍然是政府最大的税收来源，但民营经济直接和间接创造的税收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特别是在增量上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民营经济在税收方面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从全国税收总的情况来看，仅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税收就占％左右。
第三，民营经济在就业方面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达多万，但近年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就业人数持续减少，而且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下岗失业现象不可避免。这使得我国的就业形式十分严峻。只有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能广开就业门路。据统计，目前狭义的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超过万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直接就业岗位超过万个。而国有企业的在岗职工人数只有多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年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人员增加万，年增加万，年增加万，每年都新增百万个就业机会。自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达到万个。正是民营经济每年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不但吸收了新增的就业人员，也吸收了从国有企业分流出来的人员。今后，民营经济仍将是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
第四，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民营经济发展快的省市，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快；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慢，从民间到官方都缺乏创业的“虎气”。前者如沿海地区，浙江省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改革年来，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一跃而成为经济大省，经济总量从全国第位提升到第位，浙江一个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西北六省区的总和。浙江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带动，得益于温州模式的示范效应。据专家分析：年，非公有制经济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东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以户数计，个体经济户数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私营经济户数分别占．％、．％、．％；而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分别是．％、．％和．％。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不同地区市场深化的程度不同，从而作为市场运行层面的主体的民营经济到位与否的情况也不同，凡是民营经济主体到位好的地区发展就快，否则就慢。目前，在工业领域，浙江、广东、江苏等省的国有和非国有比重的格局为：：（浙江），：（广东），：（江苏）；而东北、西北及西南某些省（区），国有和非国有工业的比重仍为：甚至：。这些地区应加快改革步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使混合经济中具有增长潜力的民营经济成分比例趋于合理。
总之，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制度创新、转变经济体制和推进改革，特别是优化经济结构，造就一支庞大的企业家队伍和推动社会的科技进步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发展民营经济，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客观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利益机制的要求看，市场经济的运作以利益作为驱动资源配置方式更替的动力，它必须承认微观经济主体拥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从决策机制的要求看，市场经济则要求分散决策，企业与个人是独立的经济决策主体，这是实现资源的有效流动，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从竞争机制的要求看，市场经济则要求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平等竞争和有序竞争，竞争作为一种外在压力，迫使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在市场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
然而要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在经济体制内和体制外做很多相应的改革与调整，需要制度作出革命性的变革。其中，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活动来进行的，它要求产权主体多元化、经济行为自主化、生产要素流动以及利润追求最大化。在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是产权独立、自主经营、自负营亏的经济主体，必须具备参与市场竞争的动力和活力。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对市场变动作出灵敏的反应，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策略，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更替。
西方国家将世界分成两类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其判断标准是，在经济运行管理中，政府是否直接对经济活动进行控制和参与。另外，其外贸所有权、经营权是否掌握在政府手中。不是的，则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就拥有市场经济地位。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活动的权益问题。目前，“非市场经济地位”已成为制约中国企业有效应诉国外反倾销调查的瓶颈。专家认为，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将减少国外反倾销对我国贸易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但要比较全面地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还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伐，加快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步伐。
民营经济对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伐方面起着非常活跃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必然伴随经济民营化。因为经济民营化说到底就是市场的深化，民营经济主体到位与否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思路在多大程度上被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思路所代替的基本标志之一。只有完成这种代替才会有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才会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民营经济有充分的自和高度灵活的机制，利益主体分明和产权明晰，面向市场并和市场经济融为一体。民营经济，尤其是个体私营经济，对市场具有与生俱来的适应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要面向市场，到市场寻找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机遇，根本没有依靠政府、国家拨款，产品包销等优惠条件。民营企业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求平衡，自我发展，财产约束是硬的，经济利益是独立的。同时，民营企业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和较有效率的分配机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且受市场信号的调节。民营企业经营特点和自身作用的发挥，既促进了市场体系的功能完善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同时又在客观上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示范，使国有企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市场的竞争压力，从而有助于推进国企改革，加快国有企业向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转化过程。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指导下，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市场准入方面，许多民营经济不能涉足的被打破，外商投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正在与国有企业一样，享受到相同的国民待遇。一度由国有企业垄断的对外贸易领域，如今已有万多家私营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营企业在资金、物资、劳动力等资源配置方面有了自。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我国民间投资达到亿元，同比增长．％。民间投资实现了转折性增长。同年，外商对华实际投资达到创纪录的亿美元，使中国一跃而成为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私营企业已成为我国外贸领域一支重要的力量，其进出口增幅大大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总之，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状况。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这个实际出发，我们在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导作用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优化我国现阶段所有制布局和结构，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首先是竞争经济，通过竞争，优胜劣汰，把资源配置到效益最高的地方去，推动经济更快地发展。而驱动竞争的，是经济效益。以往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资源由政府调配，企业面对的是计划而不是市场，相互之间竞争不起来，结果造成许多企业缺乏活力，劳动者缺乏积极性。现在鼓励、支持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整个市场就活了起来。各种所有制的经济实体，面对同样的市场，遵循同样的规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力地推动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同生共长，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积极发挥民营经济在增量资本（资源）和存量资本（资源）中优化结构性增长的积极作用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这就存在处理存量资本和增量资本的关系问题。而民营经济在处理这一关系上，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存量资本不活，从而增量资本不优，是严重制约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的一个关键症结。世纪年代末以来，不论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不论国有还是民营企业，产生了一大批规模化、高质量运行资本的企业，集中表现就是产生了一大批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体制的大中型公司（集团）。通过推行现代企业组织制度的企业改建制工作，大量存量资本被重新组合，产生优化组合效应和规模效益，从而创造了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践证明，用活存量资本从而优化资本结构、经济结构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佳方式。
但是，存量资本不活仍然是中西部经济发展中一个薄弱环节，这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绝对增长速度快而相对增长速度缓慢从而降低有效增长的桎梏。由于轻视存量资本搞活，看不到存量资本搞活的巨大前景，一味寄托在新增收入（增量）上，增量资本也不优、造成更多更大的新沉淀的存量资本。所以，一边是可观的存量资产在负增长，另一边却是大量新增投入不能为市场所需而变成新的沉淀资产。可见，用活存量资本是中西部地区迅速提高相对增长速度从而缩小与全国差距的当务之急。
用活存量资本优化增量资本是迅速提高中西部经济相对增长速度，提高综合经济实力的战略性任务。搞活存量优化增量，最重要的是：
第一，积极发展民营经济，以市场驱动力，发挥企业在改制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政府在企业改制中也要加以积极引导。中西部各省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推行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组织制度方面的严重滞后状况，首要的原因是市场主体即企业的自我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未发挥出来，说到底，就是缺乏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许多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普遍抱着等上面布置、等政策、等文件的心态；再就是怕：怕改不好，怕改错，还有就是怕改了以后“失权”、“失位”。鉴于这种情况，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充分发挥企业在改制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各级政府要在推动企业改制上发挥其宏观推动作用。对企业改制工作，固然切忌以拉郎配的方式违反自主自愿原则盲目搞，但对基础好有条件改制以及那些资产大量沉淀仍维持甚至大铺摊子的企业，要用硬政策措施限定日程，促其尽快改起来；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要有具体政策和措施鼓励、保护改制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服务。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为主动改制的企业一路开绿灯，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改制都给予鼓励和支持，从而创造出使企业自觉改制的大环境。
第二，我们要认真领会和实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在这一精神指引下，中西部省区将会出现新一轮改革，从而解放生产力促进大发展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将会涌现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的存量资本重新组合，以多种方式和形式组织起来得到优化，产生高效益的新情况。这是继世纪年代初和年代初几次经济加速发展机遇以来的再一次大发展的新机遇。这次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实质上就是存量资本重新组合优化配置从而更好地融入市场产生规模效益的好时机，同时也是企业制度建立和创新的大好时期。能不能在这关键时期抓紧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并普遍地在更多企业中，在更广阔范围内推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度，是关系到中西部地区能不能用好用活存量资本（资源）并优化增量资本从而奠定中西部地区在世纪前几十年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性工作。
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要解决的问题及其发展走向
纵观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能真正成为明星的大企业、大集团并不多见，其余的多是中小企业，或是流星般一闪而过的落马企业。民营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好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产权问题，部分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二是管理问题，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民营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较低，家族经营制管理是其发展壮大的最大羁绊；三是融资问题，民企信用危机亟待解决；四是市场问题，表现为民营企业不正当竞争和产品的销售；五是技术和人才问题，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和人才引进较难。
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是要从宏观上加强对民营经济的引导，继续引导民营经济朝着有利于国民经济全局的方向发展，理顺民营经济的产权关系，建立行业协会，实施行业指导；二是要继续改善经济运行中的外部环境，促进民营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消除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提高民营经济社会地位；三是要强化对民营经济金融支持，要健全、完善为民营经济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通畅民营企业的贷款渠道，为民营企业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矫正有失公允的利率政策，消除因所有制成分而产生的不合理的利率差异，拓展中间业务的种类和范围，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使其以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身份进入资本市场。
代表民营经济发展方向的是现代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有传统型与现代型的区分，区分的界标主要是在产权组织方面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合一的还是分离的。传统民营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完全合一的。现代民营企业是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的股份公司。企业具有独立经营权与法人所有权，独立地以其资产权益承担民事责任，所有者或投资者可以是多元的、混合的（不同所有制），也可以是社会群体性的（所谓股民），它无论在资本的来源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上都体现出社会性、群体性、自动性的广泛参与，极具“民营”的特色。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能够在商海中充当旗舰与主力舰的是现代民营企业。我国国企改革提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实质是同现代民营企业接轨的重大举措。
公有制经济与国民经济篇10
一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目前争论得最多的问题，特别是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顾稚军及顾稚军因相关问题被拘之后，更加热闹非常。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本取向的国企"改制"，是中央的决策，并非单纯是某些经济学家的主张所为，因此，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完全算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头上。中央决定对国企"抓大放小"已经充分说明：除了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外，所有国企全部都要改制，由国有转为民有，变成民有民营经济成分。而到现在，中央甚至连大型国企也想进行产权改制了，通过资产上市、股份出让的方式，银行、石化、电信等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大型企业转制为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经营，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将股权占有量升上滑下则可。比如如果中国银行上市，而政府又愿意将自己对中国银行的股分占有量降低到50%或更低的程度，则中国银行就不再是中国政府属下的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有企业"了；但情况也可以反过来，政府在股市上收购中国银行股分达到50%以上，则企业重新回到政府手上而重新变成国有企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日本小泉政府提出议案要将被称之为世界"巨无霸"的"日本邮政公社"股分化，首先由政府持有100%的股分，然后打算在10年间将这些股分全部出售，最终使原属于日本政府经营的纯公益性的"日本邮政公社"完全民有民营化。这个事例无论本身是否合理，是对是错，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资产，无论多么庞大，都是可以流转的，通过股票市场就是主要的流转方式。因此，将产权固定在什么"制"上，并不是很恰当的。
有人甚至对国家（政府）主办与拥有公司企业提出质疑。如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最近刊登题为《当前改革的聚焦点：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的文章，指出政府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政府不仅只是政治实体，而且还受国家委托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拥有大批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企业，实际是政府所有制企业。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两重身份，同时履行两种不同职能，使得政府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者，也不能成为国有资产的有效的’所有者’。"并且进一步指出，国企改革的"重点应是政府本身的定位与职能问题，关键在于解决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与双重职能。只有把作为’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从政府身上分离出去，政府才能充分履行’政治实体’的身份与职能，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不能再以"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去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完全放开让国企自行经营又担心"内部人控制"问题，那么这些国企到底何去何从？出路只有一条：通过股份制而将所有非公益性的国企产权转制出去，变成民有民营的企业。政府只办那些被介定为公益性的非盈利性企业，这些企业不能赚取利润，必要时要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护公益产品的低价格。比如如果石化行业的企业（如中石油公司、中石化公司）被介定为政府所有，那么它不能再通过出售石油类产品而赚取利润，它存在的目的是要维护石油产品的低价格，由此引起的亏损由政府补贴（对于当今世界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局面，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大）。这才体现出企业的公益性质，否则，如果它变成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它就不应再由政府主办，应由民间通过市场竞争来主办。
产权通过股权形式的这些动作，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并非是一个很确切真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能将生产资料局限于某个"制"之下，从而形成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与私有制之分。复杂社会之中生产资料的各种混合体制，已经是最常见的事实，因为它最适合于社会经济的运动发展。一个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积累等等有形无形的资产，它们并非只局限于某种所有制之下，比如只局限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等；而是充分流转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消费品市场的经济形态，而且包括生产要素的市场经济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这些市场形态的存在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司企业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是不固定的，都是充分流转的；这种按经营优势原则通过等价交换流转于各个所有人之手的"所有权充分流转"，是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现实。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司企业产权的充分流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比如甲人有一企业但他却对之经营不善，另外，乙人善于经营这个企业，于是，乙人想收购甲人的企业，以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样，就不应受原先框定的所有制的约束，而实现产权流转。
因此，中国国企改制的核心问题并非所有制之争，并非公有制、私有制之争，而是国有产权改制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因为，产权流转需要一个公正的平台。国有产权原属于全民所有，但由于法制不健全，导致改制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使国企改制出售过程中全体公民感受到严重的利益丧失，从而引起对改制的不满，引起对"郎咸平炮轰顾稚军"事件的高度关注，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私有化情结"，否定改制的呼声日高。因此，政府必须创造一个"公正的平台"，以让国企产权改制得以公正实施；更普遍地说，让所有社会资产都得以充分流转，使所有资产都被配置于最优位置、最有效用的经济环节上。这是政府必须向全社会提供的一个基本的制度化的经济服务。这种"公正的平台"首先要使国企产权改制、国有企业出售获得等价交换的条件，否则，国企将会被贱卖，全体公民就会感受到利益丧失，就会反对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郎咸平对国企改制的"炮轰"就是反映这种存在于民意之中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事件，因此很容易得到众多民众（包括许多左倾学者）的响应。但问题并不在于郎咸平所指责的"国企改制"，而在于改制过程中的不公正，政府未能提供"公正的平台"以让国有产权出售过程中得到等价交换。当然经过"郎顾事件"及其它问题的研究后，政府已经大大加强了建立"公正的平台"的工作，比如暂时不容许国企管理层收购原国企，就是一个公正平台还未建立起来时的杜绝非公正行为（自卖自买行为）的措施。
二
当今，公有制的主要体现形式仍然是"国有制"，也就是国有制经济。虽然新出现的观点主张"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但这只是一个发展方向，它仍没有达到对"国有制"取而代之的程度。回顾国有经济的历史我们并不难发现，国有经济是一种只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但却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经济，已经使政府（及政府的银行）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再也难以承担，所谓"吃光财政吃银行，吃光银行吃股市"正是这种债务问题的真实写照，现在股市也已吃光，因此不得不转制了。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国有经济陷于困境，国企纷纷破产，只有哪些对市场具有垄断特权的国企才能生存（今年出炉的中国500强企业中，前15名绝大多数是垄断型国企，其利润占到了这500强企业的50％以上）。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存在使计划经济残余难以清除，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完全建立。我们知道，一个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内部并不采取市场的办法来运行，而是采取行政指令的办法来调动其中的各个生产要素，使企业运行下去。如何运行？直接由企业产权所有人指挥，或者授权于他的经理人指挥。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所有国企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企业的各个车间，这个庞大企业由政府部门（它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有制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通过指令性计划加以指挥运行，这种情况与今天每个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而运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因此按其所有制来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将企业内部的指令性管理方式升级到一个巨大国家层面上，使国家所有经济都按一个企业内部的方式运行，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行政指令性配置的失效，二是经济缺乏活力。为了既保持经济的国有地位，又使经济获得更好资源配置与更有效的活力，人们就想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满以为这个办法可以让国有经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但从理论上并不难预料，让国有经济的经营权游离于其所有权之外，必定很容易产生经营管理者对国有经济的腐败蚀，因为，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国企经营者（那怕他们是政府委任的人员）在他们的具体工作中具有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从而使他们非常容易出现随便浪费、容易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所谓"审计风暴"正是因此而出。国家审计局每年对国有大型企业甚至国家部委进行审计，都程度不同地出现经营者不负责任、失职问题，甚至腐败犯罪问题。因此，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非科学的可取的办法，政企分离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所谓"内部人控制"及由此所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与政企合一所产生的问题同样令人烦恼。
相反，如果是民有企业，则企业产权所有者会时刻对其授权的经理人进行具体监察，必要时自己亲自经营管理企业，亲自作出经营管理的具体决策，决不会让企业出现任何背离产权所有人意志的事情。因此，在单一产权的民有企业中，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毫无意义的，在此，所有权随时授权于任何人对企业的经营权，也随时将权力收回；这并非这两个权力的"分离"，而是同一个权力的一个延伸出来的方面。经营权是所有权的一个体现形式，它并非可以游离于所有权之外而自行其是。比如，某公司老板将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事务交由某个人；这种情况不应理解成是这个人有经营管理权，相反，应该理解成是老板对自己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方式，即"老板设置一个经理人"这件事情只是公司产权人对自己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正象《公司法》中所说："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的"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所体现的正是他们对自己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尽管这个权利是通过某些经理层而实施与实现的。
因此，既然是国有资产，国家部门就完全有权进行经营管理，完全有权实施"国有国营"，而不是什么"国有民营"。如果国家部门未能经营好国有资产，分离出所谓的经营权于"民营"又容易出现不负责任、、化公为私的问题，那么，国家只好放弃对国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这就是当今政府致力要做的"国企产权改制"的事情。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国家放弃对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不等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要产权流转过程是公正的，等价交换的，那么，通过这种产权转制，国家仍掌握着相等价值的国有资产，对这些资产，国家可以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于清偿历史欠债（如安置国企老职工的欠债），可以用于形成更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三
有一个观点是：国家将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转制出去，但仍需掌握关键行业的关键国企，因为国家要"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实际上，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考究。因为，以什么方式"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结果。一般来说，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就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性行业进行垄断专营（独资或控股）。比如银行、石化、电力、电信、交通、重要矿产资源、重要设备制造行业等是国家需要掌控的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行业，因为掌握它们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而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在形式上就是由政府对这些部门与行业进行行政垄断性的经营，不容许民间资本、境外资本进入相关行业。但这种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方式就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对基础行业与关键部门进行行政垄断性经营，从而使这些行业有效供给减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非常之大。比如近期汽油、柴油等缺乏，就有许多人指责是政府对石化行业垄断经营的结果，因为垄断经营尽管价格可能受到控制，但供给积极性会比竞争经营差很多，从而在市场需求增大时容易造成短缺。银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并且负有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所交付的重任。国家严格控制银行业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消灭了所有"个人钱庄"，于是造成金融有效供给不足，融资困难，民营经济很难得到银行资金支持。不过由于有需求，许多民营企业也能够从社会上获得一定的融资，从而使民营经济在如此艰难困境中顽强生存与发展。
从这一点来看，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并不有利于国民经济，相反，开放这些命脉性行业与部门，让不同所有制资本参与经营，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