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篇1
中图分类号：FS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9-0064-09
一、引 言
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经济运行机制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尽相同。那么，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政策效应与一些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效应将有所不同。各级政府在平衡预算时，如何判断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还是紧缩性的及其力度，即如何判断其财政态势(fiscalstance)；各级政府要改善预算平衡时，如何增加税收或减少支出，或两者共同使用。本文将对我国及辽宁省财政态势及财政政策效果给出实证分析。
财政赤字的大小对于判断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是至关重要的。国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经调整的政府财政赤字不是度量财政态势的可靠指标。这是因为其对于经济来说是内生的，即大部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所以，很多度量财政态势的指标试图去除其内生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经过周期性调整的赤字(结构性赤字)是常被使用的一种方法。而经合组织(oeCD)通常使用的财政态势测量指标是经过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调整的财政赤字。即使经过通胀和经济周期调整的指标也因其缺乏综合性而受到批评。Boskin在其关于美国联邦政府赤字的文章中提到有些没有包含在文章中的经济指标也可能对宏观经济有重要意义，这些指标没有被可靠的测量。Buiter认为对财政赤字的恰当度量能解释公共部门净资产的所有变化。Blanchard提出一种方法来测量财政态势，他建议在假设失业率和前1年相同的情况下估计政府支出和收入，然后计算财政赤字，利用该值判断政府财政态势。alesina和Rerotti基于布兰查德的方法对oeCD国家的财政态势进行了判断。
muller和price分析了结构预算赤字与财政态势的度量。Yoo和park利用oeCD方法计算了韩国的结构赤字，并分析了其财政态势。polito和wickens提出了一种适合于短期政策制定的财政态势指数。从政府预算约束所形成的VaR模型中得到负债／GDp的预测值，然后与特定条件下的负债／GDp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得到该指数。该方法和那些关于财政稳定性的文献中的方法不同。作者强调的是对财政态势有前瞻性影响的措施，而不是一系列和现在财政状况无关的关于过去财政稳定性的测试。
目前，我国学者对财政态势的研究还不多。蔡江南曾就我国1950--1988年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进行过研究，但他得到的结论是，由于我国财政支出与国民收入的正相关性要强于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的正相关性，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财政支出增加的幅度要大于财政收入增加的幅度，财政赤字反而会增加；反之，当经济处于衰退时，财政赤字反而会减少。因此，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情况进行的研究所得到的“周期性赤字”与通常所说的周期性赤字完全不同，但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我国财政政策是顺周期的。赵昕东则利用潜在产出法估算我国1984--1999年的结构性赤字，但在估算潜在产出时使用的是波峰相连法，而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是选取波峰时存在很大随意性，且要求选取的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跨度要足够长，比如几十年。石柱鲜和王立勇对我国潜在产出、结构预算与财政态势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研究。郭庆旺和贾俊雪认为结构性赤字有助于测度财政态势，他们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估算了我国1978--2002年的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和财政态势做了深入分析，但没有具体说明使用什么标准对财政态势进行判断。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使用结构性赤字判断我国的财政态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但很少给出政策工具的具体贡献。本文将结构性赤字和国际通用的CaB方法相结合，通过计算财政脉冲，给出了判断财政态势的方法，并给出了财政支出和税收在不同财政态势下的具体贡献，然后在不同财政态势下分析了财政支出效应和税收效应。
二、可供选择的财政脉冲定义方法
(一)国际通用的方法
表1列出了四种国际上通用的财政脉冲计算方法，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最简单的财政脉冲的定义是当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和前1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之差。这个方法把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该方法最大的特点是简洁性。它的缺点是忽略了财政赤字中的周期性因素。
Blanehard度量方法仍是以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但是他认为政府支出和GDp负相关，因为存在失业救助金等内在稳定器。他认为，由于税收的累进性，财政收入和GDp正相关。这在经济衰退时可增加财政赤字。为了克服这种偏差，也不用估计潜在的产出，Blanehard建议在假设失业率和前1年相同的情况下估计政府支出和收入。
oeCD度量方法是经合组织经常使用的方法，定义财政冲击为当年财政赤字和按潜在GDp增长的政府支出减去按真实GDp增长的政府收入的值。这种方法从下面的周期调整的预算平衡表达式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是t期潜在GDp和真实GDp。oeCD的方法能通过对CaB值进行差分并除以前期GDp得到。因此oeCD方法也将前1年作为基准年。
imF度量方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采用的方法，与前面的方法都不同，因为该方法不是以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而是将潜在产出近似等于真实产出的年份作为基准年。除了基准年的选择不同外，该方法类似于oeCD方法。imF方法的一个缺点是选择基准年的任意性。
(二)本文使用的方法
本文主要关注政策制定者做出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而不关注那些由于经济周期对支出和税收产生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财政脉冲是指政府预算状况的改变。大致来说，财政脉冲(fiscalimpulse)是政府实际采取的财政政策变量和在一定的标准下将周期部分剔除后的财政政策变量的差值。
目前，还没有通用的被广泛接受的方法来定义预算的哪些部分反映政府外生的作用，哪些部分是经济周期的作用。通常来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用什么作为标准条件来调整真实的财政措施?预算的哪部分应该调整至该基准，怎样调整?
关于第一个问题涉及概念和数据问题，也即是怎么估计潜在产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存在更现实的困难。通常情况下，人们需要一套弹性指标，包括各种税收、财政支出对收入、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
笔者认为，一个有用的财政态势策略措施必须是简单的，即使可能遗漏了一些指标。所以，第一，笔者只关注预算的实际改变。因此，对任1年来说，仅把前1年作为标准年度就可以，这样避免了选择实
际产出等于潜在水平的年份为基准年度的繁琐。第二，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经过通胀调整的变量，因此我们将利息支出排除在实际预算政策之外。第三，我们关注于财政状况中显著的改变，而不是纯粹因周期因素而导致财政的改变。
从财政赤字与经济运行状况相关的角度看，财政赤字分为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周期性赤字(cyclicaldeficit)是指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引起的赤字。结构性赤字(structuraldeficit)是指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财政赤字，即经济活动保持在某种潜在水平时预算赤字依然存在的情况。它们对于财政政策分析以及政府预算规划和控制都有重要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CaB方法是t期财政赤字与t1期结构性赤字之差。所以，国际上大多使用CaB方法计算财政脉冲。本文所定义的财政脉冲如下：
财政脉冲Fi=t期结构性赤字/t期GDp-(t-1)期实际赤字/(t-1)：期GDp
(2)
计算结构性赤字的方法：
1.消除趋势法(Dt)
消除趋势法(detrendingmethod，Dt)的基本思想是在估算结构性赤字时，将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现实财政赤字的影响剔除掉。具体做法是利用平滑化工具将现实财政赤字分解为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其中的趋势成分就是结构性赤字，周期成分就是周期性赤字。
对于非平稳宏观经济变量序列的趋势成分，目前主要有两种描述方法：第一种是确定性时间趋势。顾名思义，这种描述方法认为，宏观经济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一种十分确定的趋势。第二种是单位根过程，也称i(i)过程，这种方法认为经济变量的趋势成分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对于具有确定性时间趋势的经济变量，通常采用分离时间趋势法将其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但nelson和plosser认为，很多宏观经济变量序列并不具有一个确定性时间趋势，它们的趋势成分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单位根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消除趋势法，目前较为流行的有Hp滤波和Bp滤波。
由此可见，在具体使用消除趋势法时，首先需要对宏观经济变量序列进行检验以判断它的时间趋势是属于哪一种形式，然后确定使用具体方法。关于单位根过程检验方法很多，常用的有aDF检验。
2.潜在产出法(po)
潜在产出法(potentialoutputmetod，po)的基本思想是估算出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从而估算出结构性赤字。具体估算时，常常假设潜在财政支出等于现实财政支出。对于潜在财政收入的估算，首先是利用现实数据估算出现实财政收入与现实产出的函数关系，同时假设潜在财政收入与潜在产出遵循这一关系，并将潜在产出代入函数中得到潜在财政收入。可见，利用潜在产出法估算结构性赤字时，关键是要估算潜在产出。
潜在产出法估算结构性赤字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充分体现了结构性赤字是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的财政赤字。但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在潜在产出估算结果的基础之上，而无论用何种方法估算潜在产出，都存在着估算误差，据此估算的结构性赤字偏差必然会大。二是在具体估算时，我们假设潜在财政支出与现实财政支出相等。事实上，财政支出的某些项目如失业救济金是随着就业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的，即它的潜在水平与现实水平有所不同，这也会导致结构性赤字估算偏差。
本文从简单性出发，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结构性赤字，并借鉴CaB方法，按照式(2)计算出财政脉冲，根据财政脉冲判断财政态势。
三、我国及辽宁省财政态势的判断
(一)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1.全国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为了便于结合我国整体宏观经济对辽宁省财政态势进行分析，按照式(2)对我国1978--2007年财政脉冲进行了计算，判断了我国财政态势。数据来源于1981--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需要的数据有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支出总值(单位亿元)，由此计算出国家财政赤字。
用aDF对我国现实财政赤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国家财政赤字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aDF检验采用包含截距不包含趋势的方程形式。然后对数据进行Hp滤波，在Hp滤波时λ=25。按照与上面相同的步骤计算财政脉冲Fi，由Fi判断财政态势。
2.辽宁省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数据主要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需要的数据有1978―2007年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支出总值(单位亿元)，计算得到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变化情况如图l所示。
在对财政赤字进行Hp滤波前，首先需要判断现实财政赤字的趋势是何种形式。对现实财政赤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看出财政赤字原序列为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序列平稳，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可以认为原序列为i(1)序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采用Hp滤波来估算结构性赤字。在使用Hp滤波时，因使用的是年度数据，通过比较分析，我们采用了oeCD的建议，取λ=25。按照(2)式计算得到Fi，如图2所示。
借鉴alesina和RerottiL方法，按照财政脉冲的均值、标准差来判断不同年份的财政态势。设μ和σ是财政脉冲的均值和标准差。宁省政府恢复扩张性财政政策。
2.1984年的经济繁荣阶段，1988年的经济“过热”
(1)1984--1987年中央财政实行的财政政策为宽松或中性。与之相对应，辽宁省政府在1984―1986年也为中性或松的财政态势。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和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从1984年后期开始，国民经济过热的迹象逐步显现。
(2)1988年我国财政为从紧的财政态势，随后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进入中性的财政态势。在前几年的扩张政策下经济持续发展，至1988年经济过热迹象出现，辽宁省政府从1987--1990年实行从紧的财政政策。
3.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
1992--1996年我国为从紧的财政态势。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辽宁省在1993--1997年实施反周期的从紧财政政策。其中1994年的我国经济繁荣阶段，辽宁省实施了中性的财政政策。
1992年，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但由于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我国经济又一次出现过热现象。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3年，即采取一系列使经济降温的调控措施。明确要求积极运用经济手段为主，力求“软着陆”。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
辽宁经济经历1992年和1993年两年的高速增长，1994年以来，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工业生产稳中有升；投资运行进入平稳增长的轨道；金融形势稳定，地方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实际利用外资额增加。
4.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7--2002年我国中央财政为松的财政态势。1997年7月份，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长期重
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内需不振，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辽宁省政府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等新问题，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在1998年，1999年，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5.经过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全面恢复增长，物价总体保持稳定，对外贸易平稳较快增长，社会就业压力趋缓，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该阶段我国政府在2005年实行中性的财政政策。
面对新的经济情况，新变化，辽宁省政府在2005年和2006年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
2007年3--12月，我国的物价走势逐步走高，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2006年和2007年为从紧的财政态势。辽宁省政府也在2007年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态势经历了1978年和1979年的扩张性阶段，1980年和1981年的紧缩阶段，然后从1982--1987年的弱扩张阶段，1988--1996年的收缩及中性阶段，1997--2002年以来的扩张阶段，2003年以来紧缩及2005年的中性阶段。
由于本文所考虑的数据时间跨度较长，其中的1988--1996年的财政态势判断与郭庆旺的结论不同。本文认为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这与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采取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的实事相符。所以，本文认为1988--1996年我国政府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弱扩张的财政政策。
四、辽宁省不同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统计数据说明
表4列出了在不同财政态势下的财政脉冲、总财政支出和总税收的相关数据。其中总支出等于经GDp平减指数平减过的财政支出占真实GDp的比值，总税收等于经GDp平减指数平减过的税收占真实GDp的比值。
由表4可以看出：松的财政政策更加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增加，紧的财政政策更加依赖于税收的减少。横向比较可以看到：采取松的财政政策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0.1147大于税收占GDp的比值0.1087；采取紧的财政政策时，税收占GDp的均值0.1140大于财政支出占GDp的均值0.1129。纵向比较发现：财政支出均值在松的财政态势下(0.1147)大于紧的财政态势下的值(0.1129)；而税收均值在紧的财政态势时(0.1140)大于松的财政态势下的值(0.1087)。
(二)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面得出的结论，用GDp对地方总财政支出(eXpR)和地方税收(LtaX)做回归。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文中各指标都是经过以上一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后的数据。同时，为了消除序列中的异方差，我们对数据采取了对数变换。
首先对财政支出、税收和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这三个变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过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然后用eG两步法检验财政支出和GDp之间，税收和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GDp对财政支出和地方税收的回归结果说明，长期内辽宁省财政支出和地方税收与GDp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表8中LooSe行我们可以看出：在松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的系数都为正，但税收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松的财政态势下，政府财政支出比中性态势下显著增加，约5个百分点；而松的财政态势下，税收和中性态势下没有显著差别。
在表8中tiGHt行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的系数为-0，0023，但该系数在10％下不显著；税收的系数为0.1413，与预期相同。在紧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和中性的财政态势比较，财政支出的减少值并不显著；税收的正系数显著，说明在紧的财政态势下税收比中性下显著增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辽宁省来说，松的财政政策更多地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增加，紧的财政政策则更多的依赖于税收的增加。因此，如果政府想要执行松的财政政策则应适当增加财政支出，优化财政结构。而政府执行紧的财政政策则应适当注意税收的调节。
五、结束语
本文使用Hp滤波的方法估算出全国及辽宁省改革开放以来结构性赤字，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及辽宁省财政政策的财政态势做了简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结论：
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篇2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篇3
本文以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绩效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从财政赤字的风险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和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等三个方面对财政赤字绩效进行宏观角度的研究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宏观角度来说，我国的财政赤字风险处于可接受可控制范围，具有可持续性，并且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达到了政策目标，促进了经济发展。以此为基础，我们建议在未来期间国家可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发挥财政赤字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财政赤字；绩效审计；财政赤字风险性；可持续性；经济效应
一、引言
1.研究背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中国也不例外。2008年年末我国开始实施以减税和增支作为主要政策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与此政策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财政赤字（赤字财政），有关数据显示，在2008-2013年期间，相对于2008年的执行财政赤字而言，2013年财政赤字比2008年绝对金额上增长9740.15亿元，相对数上增长7.7倍，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4万亿投资”。在2008年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2009年，财政赤字支出超大幅度增长，达到7781.63亿元，2013年财政赤字相对于2009年，净增长3220.83亿元，增长率达到41.40%，财政赤字超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本文从财政赤字支出的角度，通过分析财政赤字支出的绩效，从侧面反映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2.文献综述美国经济学者萨缪尔森曾经指出:“当今宏观经济学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能比巨额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更富争议。”(萨缪尔森,2008)凯恩斯也明确指出,在经济衰退时期,克服衰退是首要的问题,政府不仅可以有财政赤字,而且应该有财政赤字。此外，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构建的宏观经济模型中,通过从总储蓄中分离出公司利润的因素,证明了财政赤字是促进经济复苏的一剂良方。很显然,减税会导致较高的赤字,却增加了公司利润。家庭储蓄的增加降低公司的收入和利润,低利润使公司资金周转变得困难,增加了破产的风险；同时，低利润制约了公司扩大生产的能力,失去有价值的投资机会。而财政赤字可以抵消家庭储蓄对公司利润的负面影响,从而改善公司经济预期。因此财政赤字是治愈经济危机的良方。借助财政赤字,经济研究者能够总结出该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综上所述，本文将简要对我国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分析，以此从侧面对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进行反馈，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财政赤字绩效审计研究原则
1.财政赤字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在对我国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审计研究时，不仅通过对各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定量来评估财政赤字的绩效，而且还从定性角度对财政赤字预算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以及与财政赤字实际执行数与预算数的差额进行分析。（2）重要性原则。财政赤字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评价指标。而在对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研究时，不能一概而论，要选取相对重要的评价指标。这样才能提高绩效研究的效率，节约相关成本，同时达到预期的绩效研究目标。（3）可接受性原则。财政赤字绩效研究指标的选取，要符合大众的认可，并不是越复杂越好，在重要性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强调评价指标的选取要有充分的民众基础，选取广大学者认可的、理论基础完善的评价指标。
2.财政赤字绩效研究的指标体系（1）定性指标。如图1所示，虽然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在2008-2013年，我国GDp总额一直保持持续的增长趋势，与此趋势相一致，我国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增长，这说明，在GDp增长趋势良好的情况下，我国财政赤字支出在2008-2013年总体呈增长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图2反映的是2008-2013年我国财政赤字的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的金额对比，图3是两者差额的一个趋势图（差额=预算数-执行数）。显而易见，第一，我国在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实际数保持在国家的赤字预算范围内，这表明，我国目前的财政赤字总额在国家的可控范围内，我国的财政赤字预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从图3我们明显发现，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之间的差额每年波动较大，在2011年以前（包括2011年），两者之间的差额每年间增长幅度大，且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在2011年之后，财政赤字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之间的差额呈下降趋势，说明两者间的差距在缩小，我国的财政赤字预算越来越科学，符合预算科学性的要求。（2）定量指标。本文借助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财政赤字的财政风险性，以及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对我国在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绩效进行研究分析，虽然说服力和科学性存在不足，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考察这6年间我国政府借助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以及财政赤字规模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引起潜在的财政风险的可能性。所以，在本部分，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财政赤字的风险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和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
①财政赤字的风险性。对财政赤字风险性的评价，国际上通常用四个指标：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比重，3%为警戒线；国债负担率，即国债累积余额占GDp比重，60%为警戒线；债务依存度，即当年国债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30%为警戒线；国债偿还率，即当年还本付息额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10%为警戒线。表1为根据财政赤字风险性四个衡量指标的定义，计算出的各个指标比重数值。第一，从财政赤字率的角度，参考国际通用的警戒线标准3%，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在警戒线范围内，并且，与警戒线还有很大的距离空间，相对于这个指标而言，我国财政赤字风险不大，完全处于掌控的安全范围之内。第二，从国债负担率来分析，国债负担率的警戒线为60%，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13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始终保持着1字开头的百分比，远远低于警戒线的水平，以该指标为标准，我国的财政赤字几乎不存在任何风险。第三，债务依存度是衡量财政支出中依靠债务获得资金的依赖程度，在30%的安全范围内，我国的债务依存度除了2009年和2010年相对其他年度而言比较高以外，剩下的考察年度与警戒线30%差距大，说明我国财政赤字的风险性可接受，在控制之中。第四，我国的国债偿还率在2008-2013年间，平均水平都超过了警戒线10%的标准，单独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财政赤字处于风险状态，侧面表明，前面发行的国债给未来年度增加了偿还负担，占用了财政支出用于未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等资金。综合四项衡量指标，总体而言，我国的财政赤字风险性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在未来不会出现类似2008年这样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可以保持现行的财政赤字水平。此外，我国的国债发行额和国债余额依旧处于较高水平，国债的付息额呈增长趋势，这些情况表明，未来期间，我国的国债偿债压力将可能进一步增大，国债偿还率突破警戒线的风险可能性大，未来我国政府应该注意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要合理控制财政赤字，控制国债的规模，防患于未然，尤其是在我国放缓经济增长，保持7%的GDp增长率的情况下。
②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是指政府能否无限期地保持既定的公共收支格局或政府是否将最终被迫改变财政政策的态势。它实际研究的是政府的债务清偿能力问题。当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时，财政赤字就是可持续的。一般有以下几种衡量财政赤字可持续性的方法：宏观经济指标法（将财政赤字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联系在一起考虑）、公共收支协整关系法以及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法。由于公共收支协整关系法以及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法计算比较复杂，并且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误差大，所以本文选择宏观经济指标法，简要评估一下我国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以此为基础，预期我国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
本文选取Cpi衡量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水平，财政赤字率作为财政赤字规模的评价标准。如表2所示，是2008-2013年间我国的Cpi、GDp增长率以及财政赤字率的百分比指数。总体而言，在2008-2013年间，我国的财政赤字率与GDp增长率基本保持相同的趋势。在保持平均8%以上的GDp增长率的情况下，2008-2013年间的Cpi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并未引起物价持续高幅度的上涨，虽然存在一定的通胀影响，但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这个角度，说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政府可以保持当前水平的财政赤字政策。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Cpi波动较大，尤其是在2008-2011年间，在以后两年，趋于平缓，这可能表明，我国政府确定的财政赤字规模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符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这进一步论证了我国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随着财政赤字预算越来越科学合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未来期间，我国可以保持目前财政政策的总体模式，我国的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③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财政赤字的增加能够扩大就业、消费和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提高收入水平而增加国民储蓄,其政策含义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有效。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复杂，且大部分是间接影响，由众多学者对此利用各种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仅从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和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角度进行粗略的衡量评价。首先，从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角度，“挤出效应”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是政府支出必然增加。从图4可以从宏观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08-2013年间的政府财政赤字，并没有使私人投资减少，相反私人投资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其次，通过增加财政赤字，达到了促进消费和投资，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使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逐年增长的目的，这些都表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在宏观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符合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最后，从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角度，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是指政府支出增加使国民收入和投资有所增加，这两点能从图4和图5清晰地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我国的财政赤字支出在2008-2013年的后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积极的促进经济复苏、应对危机影响的作用，财政赤字的绩效值得肯定，当然，本文仅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得出结论，具体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多大，需要进一步研究。从绩效审计的严谨性、说服性角度来说，需要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从而获得更加充分合理的审计证据，支持财政赤字绩效审计结论。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国内外实际经济形势,并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的财政赤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达到了国家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了其政策使命，而且，从宏观视野而言，并没有带来财政赤字本身具有的负面效应。因此，对于我国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绩效，我们可以在宏观层面给出一个肯定性的支持意见。在以上有关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在目前的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下，我国的财政赤字将继续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下得到适度的提高,财政赤字手段依然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再有,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单纯依靠财政赤字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要提高内需和投资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一，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国家财政赤字,是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回暖疲软的大环境下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只有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使我国的财政政策乃至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断得到增强,从而更好地抵御外部环境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第二，推进税制改革,拉动国民消费与企业投资刺激经济发展。除了要利用财政赤字政策扩大政府支出规模以外,还要依靠拉动内需、促进企业投资等手段。西方经济学理论表明,一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拉动。因此,要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通过刺激内需、优化投资环境等手段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企业投资积极性,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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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篇4
摘要：采用施加符号约束的SVaR方法，分别在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对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在长期，政府往往通过利率渠道而非数量渠道为赤字融资；在短期，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当政府承诺低通胀而紧缩货币后，财政赤字扩张的倾向将会对“低通胀承诺”构成威胁；从政策搭配效果来看，当通胀较为严重时采取“双紧”的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合理的，有利于减弱财政赤字自发扩张对货币紧缩政策产生的抵消作用。
关键词：SVaR；符号约束；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7-31
作者简介：黄晶（1981-），女，河南洛阳人，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周期及宏观经济政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增长转型如何帮助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项目编号：15YJC790031；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Z15YD01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早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我国就已确立“综合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这一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框架。央行不久前宣布双降、多次逆回购+SLo操作、地方债务限额管理落地及置换扩容等措施，更是财政货币政策同发力的表现。在增长“新常态”与温和通胀压力的双重挑战下，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财政部也多次表示“将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及时进行预调微调，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精准”就是必须精确地描述经济究竟是什么态势、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两种政策配合起来结果是什么样的态势（李扬，2013）。这不仅要求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还要求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力度，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职能分配（方红生和朱保华，2008）。多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常常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一些学者提出，这导致了财政货币政策同时发挥效力不足、搭配模式不完善，不仅限制了其作用空间（周任，2011），也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类承曜和谢觐，2007）。由于财政政策冲击会引致货币政策的内生变化，货币政策冲击亦然。因此，创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及其配合，首先要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和配合效果。
财政与货币政策互动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的货币主义者认为由于央行具有独立性，价格水平由货币供给决定，不受财政当局影响。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财政主义学派则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受到一个统一的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不可能完全独立。由于政府财政赤字不具有持续性，因此最终的解决方案依然是由央行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Sargent&wallace，1981）。其后，Leeper（1991）、woodford（1994）、Dupor（2000）、Cochrane（2001）和Daniel（2001）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认为财政当局通过名义债券、税收等财政政策变量来决定价格时，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财政现象。woodford（1994）将这种财政规则称为“非李嘉图财政政策”。在非李嘉图规则下，政府通过锁定当期和未来剩余现值将政府收入及支出外生化，政府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解决。赤字越大，负债随之上升，价格水平越容易上升并导致通货膨胀。现代财政主义者还强调：政府如果采用非李嘉图财政政策，以稳定价格为己任的中央银行就不能无视财政政策的选择。而我国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并不能排除非李嘉图规则的可能性（郭庆旺等，2003），中国的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关系，通货膨胀既是一个货币现象，也是一个财政现象（许雄奇和张宗益，2004）。
关于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式及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较多，而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的宏观效果分析仍相对薄弱。目前，该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赵丽芬和李玉山（2006）研究发现我国扩张的货币政策通常伴随着收缩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被动扩张的货币政策。黄金竹（2005）、王文甫（2011）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我国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动适应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制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性；晏露蓉等（2008）通过分析我国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提出财政收支活动客观上构成货币投放与回笼的主体，国债政策会加大货币创造效应，加剧资金流动性过剩；袁卓群等（2014）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并且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受限于数据，晏露蓉等（2008）采用统计描述方法，仅提出了财政政策影响货币政策的一种渠道；黄金竹（2005）仅分析了m1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形，在当前央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大背景下，有必要从其他政策工具（特别是利率）的角度进行扩展；袁卓群等（2014）仅采用财政预算收支和m2指标建立VaR模型，作为两大调控政策目标――产出和价格――并未引入实证模型，因而对政策及其搭配的宏观效果分析不足。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采用的方法都隐含地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尤其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对等的。诚如赵丽芬和李玉山（2006）指出：“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财政部门与货币当局权力的分离要求不断提高，转向分析目标分离后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特别是财政斟酌裁量权是否是对货币政策承诺责任的一种威胁显得更为重要”。
如前所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价格渠道和信贷渠道相互影响。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二者同时也对经济周期冲击做出调整。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主动做出反应，之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会通过政府预算约束的联系相互做出反应。为此，真正意义上研究政策互动还需要区分政策变量对经济周期冲击的反应以及对其他政策变量冲击的反应。然而，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前述文献均未对这两种反应途径进行分离。此外，对SVaR模型的经济解释会受到内生变量排序的影响，例如采用Cholesy分解方法识别冲击时，通常将政府支出排在SVaR方程组的第一位，即假设其他内生冲击不影响当期的政府支出决策，这显然未能体现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职能，无法分离主动熨平经济的财政措施和财政的自动稳定功能。
图12显示，当政府增加m2供给时，对产出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大约经历10个月的调整，产出才会从向下偏离稳态逐渐变为向上偏离稳态。对比图5，当价格由财政政策主导时，m2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从实施到起效所需时间更长。原因可能在于，m2增长率上升后，财政政策的变化与m2政策是替代的，赤字下降会抵消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而当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时，财政赤字的变化在短期与m2政策是互补的，会强化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刺激经济更快复苏。
五、冲击拟合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本节在前述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分别对两类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情形中的三种冲击进行了识别。结果显示，首先，两种价格决定区制下的冲击识别结果较为接近，价格决定机制对冲击识别结果的影响不大⑥；计算冲击的标准差（表3），用m2增长率度量的货币政策冲击比用利率度量的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性更大，验证了脉冲响应分析中发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介入快、退出快”的结论。
其次，将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代表相应冲击的变量进行对比⑦。分别采用人均产出增长率的一阶差分、财政赤字的一阶差分、m2增长率的一阶差分表示现实中的经济周期冲击、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从冲击发生的时点和冲击方向来看，模型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的冲击拟合效果较好（图13至图16）。
最后，王文甫等（2015）的研究采用混合货币政策定义货币冲击。本文也分析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混合情形下变量的脉冲响应。建立VaR模型包含6个内生变量：产出、利率、m2增长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工资。根据两种不同的价格决定机制，做出如下符号约束假设：
假设323（货币政策主导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向量满足：m2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并且利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正的；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
假设433（财政政策主导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向量满足：m2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负的，并且利率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在12个月内是非正的。
结果表明，在混合型货币政策情形下，变量对三种冲击的反应方式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情形、数量型货币政策情形下的反应方式基本相同，表明这两种政策工具之间可能是没有互动的，只要政策的“松-紧”方向相同，不影响前文的主要结论。此外，王文甫等（2015）在VaR模型中还引入了消费和投资变量。本文验证发现，是否引入消费和投资，并不会对产出、通胀和工资对冲击的反应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六、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符号约束的SVaR方法，分别在两种价格主导区制下，对经济周期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财政政策冲击进行识别，并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互动及其搭配对产出、通胀和工资的影响：
首先，从冲击识别结果来看，模型识别出的冲击与现实经济中的冲击拟合效果较好。数量型货币政策比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介入快、退出快”的特点。财政政策在短期具有自动稳定功能，其影响传导快但持效短，最终受经济下滑的拖累财政支出会趋于紧缩；并且当搭配利率工具使用时，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消失更快。通过稳健性分析发现，使用货币工具组合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次，从政策互动情况来看，在短期政府可能会采取利率渠道也可能会采取数量渠道为赤字融资，在长期政府往往通过利率渠道而非数量渠道来为赤字融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独立时，政府考虑到财政赤字配合增发货币会快速推高通货膨胀，可能会采取相反的操作，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为反向操作提供了可能；而当货币政策非独立时，增发货币可能正是为了满足政府赤字融资的需要。即使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由于在短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当政府承诺为维持低通胀而减少货币供给，货币紧缩后财政政策扩张的倾向将会对低通胀承诺构成威胁。
最后，从政策搭配效果来看，当存在财政赤字融资需求时，积极财政政策与利率的组合搭配比与m2的组合搭配刺激经济的持久性更强、缓解劳动力市场萧条的效果更好。当价格由财政政策主导时，财政赤字持续向上偏离稳态会推高通货膨胀，但推高通货膨胀的程度不及价格由货币政策主导时积极性货币政策推高通货膨胀的程度，表明在我国较高的通胀可能仍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尽管有学者提出“松-松”、“紧-紧”的搭配模式存在缺陷，但就其对均衡工资的综合作用的结果来看，不会造成均衡工资长期偏离稳态，对稳定就业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当通胀较为严重时，采取“双紧”的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是合理的，有利于减弱货币供给紧缩后财政赤字自发扩张带来的抵消作用。
注释：
①国内失业率数据在样本期内基本没有波动，大致稳定在4%上下。为此，借鉴mountford&Uhlig（2009）和王文甫等（2015）的研究，采用工资数据间接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
②月度数据不仅可以合理的规避掉简化式残差中的“系统性的相机抉择反应”（systematicdiscretionaryresponse），还能够很好地回避perotti（2005）提出的5个异议。
③该冲击等同于模型中的经济周期冲击。
④由于人口数据没有季度值，因此在计算人均数据时，同一年份内的季度数据均用当年的人口数进行调整。
⑤限于篇幅，文中未给出不施加财政赤字对经济周期冲击符号约束的脉冲响应结果，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⑥后文中仅给出了部分冲击识别结果，其他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⑦限于篇幅，文中只给出货币政策主导价格情形下的冲击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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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篇5
新年伊始，经济疲软像瘟疫一样在很多国家传播，但印度经济一枝独秀地在春天绽放。在这一耀眼增长的背后，外界注意到其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走高的新动向。
过去数月，伴随印度经济走强，是外界的各种将信将疑。3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印度经济“公证”，imF指出，印度2016/2017财年经济增长率应会提高至7.5%，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印度，在3月31日结束的2015/2016财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7.3%。imF驻印度代表托马斯・理查森（thomasRichardson）表示，总体而言，以国际标准来看，印度经济增长轨迹相当强劲，更不用说与发达经济体相比。
印度高层官员一度为该国需求下降而烦恼，于是想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救驾。曾有提议希望将印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3.5%提升至3.7%或3.9%;也有建议希望推迟一年实施“到2017/2018财年将财政赤字控制在3%的目标”。不过在2月29日，印度政府公布2016/2017财年的预算方案，财政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从2015财年的3.9%下降至3.5%。
在印度已经考虑用3.5%的赤字率支撑7.6%的经济增长之际，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经济体，则祭出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拯救低迷的经济。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近期中国财政部和央行有关人士，亦对提高中国的财政赤字率齐齐发声。
看起来，在全球经济困窘之际，以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又回到决策者视野中，提高赤字率成为一个主要选项。
美国咨询公司蓝水资本顾问（BluewaterCapitaladvisors）创始人及Ceo凯文・威尔逊认为，很多经济体的负债率都上涨了很多，而且处在一种不可持续的水平，新兴经济体情况更糟糕，它们的负债率增加了一倍多。威尔逊对《财经》记者说，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是，债务要从经济增长中做减法;同时，很高的负债率似乎总会与不当投资相关联。目前全球存在的大问题是由不当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这又要归结到廉价信贷上。
货币政策失灵了吗
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投资者发现，收益率曲线变平。今年初，全球各大资本市场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糟表现。原油库存过剩的阴云笼罩市场，1月份原油收盘价一度跌破30美元，下探12年以来最低点。虽然近来原油市场不断地忽略不利消息和数据，但基本面预示着油价降至30美元/桶左右也不令人意外。
在经济动荡之际，避险投资品种黄金则迎来30年来最好的开年。ComeX4月黄金期货涨幅在盘后交易中扩大涨幅至超2%，刷新2015年2月以来高位至1269.30美元/盎司。3月的第一周黄金有望累计上涨3%。美元走软以及疲软的经济数据推动金价创一年多来最高收盘价。
距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有七八年之久，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仍然冲在刺激需求的最前沿。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疲软，通胀率依然低迷。全球经济可能卷入新一轮衰退。各经济体避免衰退的对策似乎黔驴技穷。
在通货紧缩的泥潭中苦苦挣扎多年的日本，其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在2008年一季度至2015年三季度的连续31个季度里，有14个季度日本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为负，其中有四次出现了连续两个或以上季度负增长的情况。
情急之下，日本央行寄希望于负利率政策。但在负利率政策实施一个多月以来，通胀迟迟没有起色，日本1月份家庭支出同比下降3.1%，企业利润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首次下滑。日本央行进一步实施宽松政策的空间也不大，通胀目标似乎也遥不可及。
欧元区需求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元区2月通货膨胀五个月来首次降至负值，欧元区已重返通缩状态。2015年12月，欧央行将关键利率下调至-0.3%的历史低点，并承诺在2017年3月之前继续其每月600亿欧元的债券购买计划，显然，欧央行通过延长空前的货币宽松来重振欧元区经济的最新努力，并未大力提振欧元区经济。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降，imF的数据显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在2015年仅勉强取得1.92%的产值增长，比发达世界1.98%的增长率还低。过去，新兴市场强劲的增长支撑油价，油价通过石油美元循环支撑资金流动，相应地，大量的资金流入又支撑了经济增长，如今这一循环已经由良性变成恶性循环。有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贬值引发输入型通胀，使其国内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以中国为例，2016年开局中国就显出实体经济乏力的症候。分析人士预计前两个月工业生产可能有所放缓，虽然通缩压力开始有所缓解，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说，在通货收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效力有所下降。
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少有的亮点之一的美国，美联储褐皮书报告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描述相对黯淡。
2月份最后一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有报告显示2月份美国服务业增长速度放缓，且1月份工厂订单的增幅不及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指向经济衰退的指示灯开始闪烁。
一个重要而常被忽略的指标是劳动生产率指标。2015年四季度，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下降2.2%。美国政府上个月报告称，2015年最后三个月内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化数字下降3%。但修正后的数据表明，这些企业生产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实际上更多。即便如此，这些生产率的增长最多也只能说是温和的。
过去一年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仅有0.5%的增长，2015年全年仅微涨了0.7%，2014年的数据是0.8%;自2007年-2008年以来，平均每年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1.2%。
摩根大通一位不愿具名经济学家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只是温和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强劲。同时，尽管就业机会在增长，但就业增长并未进入到制造业领域，而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核心。如果劳动就业的增长进入非制造业领域，资本性支出将保持较低水平，这会使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情况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取代;而面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淤滞的问题，货币政策束手无策。
争议3%的赤字法则
在威尔逊看来，由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系列的股市泡沫孕育成形，膨胀之后破裂。而近年来，主要经济体的财政部门也把权力让渡给了中央银行，这使得各国债务大量叠加，在全球范围内，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而靠债务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正变得越来越差。2016年一季度全球市场发出的信号混乱而令人不安，经济增长更明显的放缓，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悲观论调。
如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运行必须同轨的声音正在汇聚。imF和经合组织都对全球增长停滞发出警告，并敦促各国利用财政支出提振需求。威尔逊指出，很多经济体采取紧缩政策，恰恰积极地抵消了货币刺激的负作用。这些方面的范例国家是冰岛、爱尔兰和印度，这些经济发展得可圈可点的国家的经验表明，非凯恩斯主义的方式似乎在起作用。
在巩固财政后，爱尔兰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非常强劲。虽然同欧元区经济体其他成员一样，受到英国脱欧和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但爱尔兰的失业率和赤字都在明显下降，银行情况在好转。冰岛在控制通胀、削减公共债务、降低失业率以及解除资本管制方面都让人侧目。
冰岛统计局曾有一份经济报告显示，预计冰岛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4.3%，2016年经济增长3.5%。报告说，由于民众工资提高以及政府推出的减税政策，预计冰岛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将大幅增加和提高。
冰岛、爱尔兰和印度的复苏策略有其不可复制性。在可选的财政工具中，很多国家选择了提高赤字率。环顾全球主要经济体，目前美国赤字率达7%、日本6.2%，俄罗斯2016年财政赤字将会高达4%。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年度赤字率已从2009年至2010年的高点10%以上逐年递降。2016年，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报告，预计该国2016财年赤字率或升至2.9%，是六年以来首次增加。
报告亦提出，美国政府在2015年8月决定长期执行一系列减税措施，是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同一时期的英国也录得9%至10%的高赤字率。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财经》记者说，从全球角度来看，赤字率在提升，但赤字扩大可能会有债务风险，提高赤字率的捷径对经济体是否适用、是否有债务风险，还要看具体的宏观经济条件以及债务可持续性指标。
以新兴经济体为例，在经济复苏的路径选择上，多数新兴经济体大幅增加了杠杆。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Zandi）对《财经》记者说，在过去十年间，许多新兴经济体杠杆的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前景施加了很大压力，因为大部分新增债务用于支持制造业和大宗商品生产部门的投资，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等影响，已经陷入泥淖。另外，相当大的债务是以美元计价，随着美元升值这也变成了更大的麻烦。新兴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应着手减缓杠杆的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去杠杆是重要的。
财政稳健的新兴经济体会有更大弹性空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侬（JosephGagnon）给《财经》记者举例说，巴西负债率很高，利率也比较高，而且巴西有通胀水平过高的历史趋势。巴西的利率水平已比中国高出很多，利率水平越高，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成本也就更高。目前尚不清楚多少经济体的负债率不可持续，也许有少数几个国家是这样。负债率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但是如果这些经济体的利率较低，它们可以适度地增加负债率。
欧元区因整体政策导向，1999年欧元区建立以后未见有年度赤字，直至2009年才开始出现，但都维持在3%左右的安全水平。有观点指出，欧盟各国现在的实际赤字率水平高于3%的标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说，欧盟3%的赤字红线及60%的国债警戒红线被写入欧盟的法律中，所以成员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尽其最大努力守住这一红线。实际上，一些欧盟成员负债率已不限于60%，有的达到100%甚至还要高，对这些国家来说，运行更大的赤字难度很大。尽管经合组织等一再敦促欧元区展开更多的刺激措施，但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压力使得欧盟成员国遵守3%的赤字率标准。
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篇6
实事求是统计，统计则是一门科学；敷衍塞责统计，统计则是数字游戏；造假虚报浮夸，统计必是祸国殃民。
当数字与人们的感觉或期望相差甚远时，时常会出现“我被谁所平均，谁平均增长了我的收入”等等问题哗然大众。那么，为何会出现统计造假？原因又是什么？会造成何种危害？
杨永善：
造成统计不准确的原因有客观上的因素，也有主观上的，但主要是主观上的因素。
客观因素表现在：一是统计制度方法不够完善，统计范围不够规范，统计计算方法不够统一，统计手段相对落后；二是行为不够规范，国家诚信体制建设还比较滞后；三是统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统计是靠人来完成的，统计人员素质的优劣、水平的高低，对统计的结果影响极大。
主观因素表现在：一是各地“攀比风”盛行。存在省、市、县际之间竞争，“比学赶超”一浪高过一浪，用GDp看发展，以GDp论英雄。不断地提高GDp的增速，扩大其总量，以缩小同先进地区及周边的差距，这无形中充当了“攀比风”的吹鼓手，成了浮夸风的炮制者和执行者。
二是领导的“政绩观”欲望强烈。现在各地都建立了领导干部的考核机制，GDp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他们认为GDp总量越大，反映工作中的成绩就越大，他领导的地区经济就发展越快。当地经济虽没有多大发展，但还需要高数据和大的政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浮夸造假，在数字上做文章。正如民谣所言：“领导眼睛一闪，增长93%；领导嘴巴一咂，增长98%；领导屁股一拍，增长100%。”、“这大战，那大干，不如统计算一算。”
三是制定的经济发展指标过高。各地区急于缩小同先进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差距，在制定计划指标时，有意将计划高定几个百分点，其结果大大超出当地客观实际，致使计划指标往往完不成。完不成时，就常会出现“暗示”、“施压”等办法，改变现状，下级部门往往也主动“送数上门，投其所好”、“卖数保官升官”。在暗地里为领导“使劲”、“合理做假”，让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给领导解围。这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在统计部门内部的反映。正如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在所著的《统计数字会撒谎》一书中曾说：“统计数字并不总是代表事物的真相，它可以被精明的统计分析者操纵，达到他们所要的目的，有时候还制造假象。”
四是统计部门某些领导只对当地官员负责。各地统计局没有实行和国家统计局上下的垂直领导，属当地政府的职能部门，其领导的升迁、提级、任用等都由当地官员说了算，和国家统计局只是上下的业务领导关系，不是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上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均由地方政府决定，所以形成了“戴着地方的乌纱，吃着地方的财政”、“拿谁的钱，吃谁的饭，就为谁喊，就为谁干”的格局。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统计局既要管数，又要管人财物，从体制上实行垂直领导，从源头上彻底解决数字造假问题。
五是不能正确对待目标责任制的考核。目标责任制考核是考核部门和干部政绩的一项十分有效的措施，利国利民，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勤政廉政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从目前来看，考核已经成为好多政府的挡箭牌，使统计数据的虚报、瞒报“合法化”。首先是一些地方在考核时太看重GDp这个指标了，不是想法设法完成经济指标，而是当经济指标完不成时，大搞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扩大GDp总量；其次是通过多种办法和渠道，给数字“注水”，在数字上大做文章，在造假上想办法，工作不足用数字来补；第三是通过给单位提前下达上报指标，加压单位按下达的指标进行上报，提前参与统计。
六是科学估计，修正数据被歪曲。由于统计指标体系相对滞后经济的发展，有些指标没有相应的统计渠道，如非公有制经济和服务业统计的不少数据，要通过典型调查、抽样调查或历史数据，对现有统计指标数据作出科学估计、推算，或者对现有统计数据进行修正等等。按理说，这也是统计数据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法，做得好，还是比较科学的，数据也基本是准的。但由于目前人们普遍的浮躁心理、攀比心理、功利心理、升官发财心理、权欲心理等，估计、推算的数据往往掺杂有个人和某些地方官员的色彩，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偏差，修正数据也成为个别人“篡改”统计数据的合法手段。
七是数字“水分”挤压不彻底。“挤水分”这是统计部门的一句行话，即对下级上报水分大的数据，结合当地前期及其相关联的数据，进行评估、论证，分析存在水分的大小，对其水分进行挤压，将其虚假部分拿掉，使其尽量反映客观实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各省数据之和大于国家数，各市数据之和大于全省数，各县区数据之和大于全市数。层层有水分，级级有虚报。一般来说，基层数字的水分相对较大，虚报也比较严重。一些企业厂矿等生产单位，常常是“烟囱不冒烟，机器不转圈，产值照样翻几番”。有的农村“白天没水，晚上缺电，睡了一夜，提前跨入（指数据）小康阶段”。
八是对造假官员打击不力。在统计法执行过程中，虽然也处理了一些人，但多是些“小萝卜头”，而县区一级以上的官员却处理的很少。因这些高官“精通”统计法，他们不会明着指示统计部门篡改数据，最多是作一些暗示而已。
以上8种表现对全国各地来说，多少都有所表现，只是表现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根本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增长主义”，在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功利逻辑和定位混乱。换句话说，统计造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对于数字的过于干预。
为统计数字“注水”，危害是巨大的。没有准确的统计，就不会有正确的决策。真实性是统计工作的生命，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准确性是宏观经济决策科学性、有效性的基础。不真实的数据会误导政府决策，损害政府公信力，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还会使地方政府痴迷于做表面文章。
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篇7
财政平衡是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在总量上相等。如大体相等,可称为基本平衡。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会计上将其用红字表示,所以称为财政赤字。财政平衡和财政赤字通常按财政年度计算,我国的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收支相等,也就是财政平衡;二是收大于支,即存在财政结余;三是支大于收,发生赤字。从我国和其他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在编制预算时,三种情况都可能出现,但预算执行结果收支完全相等、分毫不差的情况几乎没有,不是收大于支,就是支大于收。因此,只要收支相差不多,就可以看作财政大体平衡。
(二)赤字与赤字预算
财政赤字是一种统称,出现财政赤字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编制预算时就是支出大于收入,留有一块缺口,这是事先有计划地安排的赤字,这种预算称为赤字预算;另一种是预算安排中并没有赤字或者赤字数额很小,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收入减少或支出扩大,结果出现赤字或增加了赤字的数额,这种执行中出现的赤字也称决算赤字。
预算是平衡的,决算出了赤字,一般来说只是个别年份因天灾或工作失误等而造成的。而赤字预算则一般是和赤字政策相联系的,因为有某种需要,政府事先有计划地安排了赤字的使用方向,以达到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等目标。
(三)长期平衡与当年平衡
一般讲财政平衡,多指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近几十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平衡的观点,他们认为财政的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要与经济周期相适应,因此,追求财政平衡也不能只着眼于当年,而应着眼于长期的平衡,在一段时期内,有些年份出现赤字,而另一些年份有结余,从整个时期来看,只要总量大体平衡,就可以认为是财政平衡。
(四)财政赤字的不同口径
如何计算财政赤字的数额,不同国家使用的口径有所不同,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口径:
第一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支出)
这一公式又可表示为: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收入-债务支出)
这里首先明确一下公式中的概念:经常收入是指政府通过税收等法定渠道所取得的财政收入;经常支出是发挥政府基本职能所安排的支出;投资支出是与固定资产形成直接有关的支出;债务收入包括国家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收入、向国外或银行的借款收入;债务支出是指还本付息的支出。显然这一公式所表示的赤字就是我国通常所说的“硬赤字”,即国家通过举债手段仍未能弥补上的入不敷出硬缺口。
第二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
按照这一口径计算,如果出现了财政赤字,说明财政在其正常收入的数量规模之外,多支出了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通常是通过政府举债来弥补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软赤字”。
这两种口径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把年度债务收支计入正常财政收支的范围。各国对债务收支的处理方法是不相同的,日本把国债收入列入国家岁入之中,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多不把公债收入作为正常的财政收入。1993年之前,我国是采用第一种口径计算财政赤字的。1993年以后,已经改为采用第二种口径了(但在付息支出的处理上仍与西方通行口径有差别)。
(五)中央、地方、全国财政赤字及赤字占GDp的比重
多数国家的预算是分级编制的,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赤字,称为中央赤字;各地方汇总的地方预算中的赤字叫做地方赤字;全国财政赤字就是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汇总后,将两部分赤字(结余)相加后的全国总赤字。
一般而言,各国中央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多,而地方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少。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其借债能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出现赤字要通过以后年度压缩支出或增加税收来弥补。像美国,近十余年来联邦政府几乎年年是赤字,而州和地方政府则基本是略有结余的。按照我国《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在编制预算时是不能出现赤字的,在实践中地方出现赤字的情况也比较少。
衡量一个国家财政赤字的多少、财政状况的好坏,进行财政赤字的年度间或国际间比较时,通常采用赤字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
赤字额占GDp的比重,即是将赤字数额与GDp进行对比,它反映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程度和财政稳固状态的区间。一般认为这一指标的警戒线是3%一5%。
(六)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
在编制财政预算,安排财政收支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原则。一种是“量入为出”,就是根据收入能力来安排支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另一种是“量出制入”,就是根据支出需要来组织收入,“要办多少事,去筹多少钱”。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量入为出”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但在实践中,有时必要的支出无法压缩到收入能力之内,仍然会出现财政赤字,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绝大多数年份出现赤字,就是这种无奈的结果。
因此,对“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的理解不能绝对化。“量出为入”并不是要满足所有的支出需要,关键是要合理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安排支出时从当时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民负担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入”应该是按照政府履行职能需要积极组织的收入。从逻辑上说,政府理财在收支规模方面第一个层次的原则应是在明确政府合理职能范围和必要支出任务的前提下设计筹措财力的通盘框架,即“量出制入”;而后,应在财政常规运转、安排落实具体项目的层次上量力而行,以收定支,即“量入为出”。这样,量出制入和量入为出是在先后两个层次上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原则,积极组织收入和合理安排支出实际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偏废。
财政赤字的弥补
(一)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各异,形成财政赤字的原因和赤字计算口径不一样,因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也有差别。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第一,用往年财政结余弥补;第二,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第三,发行公债,以债务收支弥补赤字。
1.往年财政结余弥补赤字
“所谓财政结余,并不是结余钞票,而是结余相应的物资”。①运用上年结余弥补当年赤字,只要是真实的结余,便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来源。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不会影响银行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也不会引起债务负担。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状况看,从1979年至今实际上只有1985年略有结余。因此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在实践中无法实现。
①《陈云文稿选编(1952-196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2.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财政向银行透支是指财政从银行取得资金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法;财政向银行借款则可看做是有偿透支,即付息借款。在我国,两种方法的效应实质上差别并不太大。这种弥补方法具有三种运作过程和后果:
(1)如果银行是用压缩原有贷款办法或用银行存差向财政垫支,这种垫支都是有物质作基础的,货币发行可以保持在经济性发行范围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总供求平衡不会产生冲击。
(2)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部分超过了银行承受能力,这时超出的部分将引致银行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而这部分“财政发行”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这将引起需求总量膨胀的不良后果。
(3)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银行完全没有承受能力,这时,完全靠毫无物质基础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来弥补。这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非经济增长,使社会购买力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90年代初,考虑到银行业务发展情况和体制改革深化等因素,我国已明确规定不得再采用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3.发行公债弥补赤字
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是现代各国的普遍作法。尽管各国财政赤字形成原因和发债自的是不尽相同的,但各国发行国债的绝大部分实际上都是用于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发行内债弥补赤字。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仅靠国内筹集弥补赤字的能力有限,还向国外发债弥补赤字。用公债弥补财政赤字,实质上是将不属于国家支配的社会资金在一定时期内转为国家使用,是社会资金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的转移和使用结构的调整。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只要合理掌握,一般不会影响经济正常发展。这主要是因为:
(1)发行公债只是将部分社会资金的使用权暂时转移,使分散的购买力在一定期限内集中到政府手中,不会改变流通中的货币与可供物资的对应关系,因此,适度的国债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2)公债的认购通常实行自愿的原则,通过发行公债获取的资金基本上是社会资金运动中游离出来的部分,即社会暂歇的资金,将这部分资金暂时集中使用,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不能把公债视为可以无限制使用的弥补财政赤字手段。当财政赤字长期、连续、大量发生,债务规模超出合理区间,形成债台高筑局面时,就可能引出危机性的后果。而且,社会闲置资金是有限的,国家集中过多往往会侵蚀经济主体的必要资金,从而降低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力与效率。
(二)我国财政赤字弥补的概况
1993年以前,由于我国的赤字是财政的经常性收入与债务收入加在一起之后,仍然入不敷出的硬缺口(硬赤字),当这种赤字发生时,因国债收入已经打入预算收入,弥补硬赤字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过去年度的财政结余,从我国实际情况考察,这种方式余地极小,因为1979年以后连续出现赤字,已经没有结余可利用。另一条途径是向银行透支或借款,这种弥补方式容易引起“赤字货币化”的通货膨胀。例如1979~1980年发生较高额的赤字,按硬赤字口径计算,1979年为170.67亿元,1980年为127.05亿元。1980年财政向银行透支额的年末余额为170.2亿元,引起了当年和下一年度的货币发行量较大幅度的增加和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1979~1980年零售物价指数共上涨8%。1994年,国家规定财政不再向银行借款用以弥补赤字,财政赤字完全依靠国债弥补,至此,我国财政“硬赤字”计算口径不再存在,结束了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的方式。1994年以后的财政赤字全部以发行国债弥补。
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得以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过程,包括国民经济中的物资可供量(有效供给)与社会购买力(有效需求)数量相当、结构适应、流通顺畅。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经济运行动态过程中,影响平衡的因素来自各个方面且千变万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平衡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矛盾,使之不断达到相对的平衡。
一般来说,企业和居民只能在自己的收入范围内安排支出,即使发生借款也只是收入支配权的暂时转移。能够创造购买力、影响需求量的只有两个手段,就是财政和金融。财政和信贷的收支都是货币收支,是整个社会货币流通和资金收支与分配的两道“闸门”。
在我国,一方面银行财政金库,财政的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银行向财政缴纳利润或税收,并且购入财政发行的债券。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是由财政和银行共同提供的。不论是财政出现赤字,还是信贷出现了不平衡,都会影响到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所以要保持总供求的平衡,宏观层次上的关键就在于管好这两道“闸门”。当我国取消了财政向银行透支的渠道以后,实际上财政赤字已经不能直接引发总需求的扩张了。但这时财政赤字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渠道,引起银行过多发行货币和需求膨胀。
应该看到,50年代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方针,是与我国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1949年建国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加快工业建设的进程,国家只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统一调度使用,为此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都是通过政府的计划直接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国民收入除了劳动者的必要消费部分外,绝大部分由财政集中起来统一分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这种体制决定了财政对国民经济总量平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只要财政收支能保持平衡,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也就有了基础条件;而如果财政不平衡,就会很快引起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所以,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二十年来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经济与旧的计划经济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政府计划与调控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已经很小,市场机制正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中发挥着作用。
(2)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经济运行中自主经营,展开竞争。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份在产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国有企业正在实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结构为目标的战略性改组。
(3)通过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城乡居民的个人消费和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大提高,已经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4)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巳形成了中央银行调控下较完整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信贷资金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货币政策成为调控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状况的有力杠杆。
(5)国际收支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显着上升,随着对外开放,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np的比例巳由1978年的不足10%,上升到接近40%,1979~1997年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近35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收支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对国民经济及总供求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6)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周期波动“自然节律”因素,在我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正因为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这些重大的变化,财政虽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仍然处于重要地位,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决定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两者应该、也必须互相配合,来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尽量避免或减少其对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害。因而,在这一总目标下,我们就不能孤立地追求财政的平衡,而是要特别注重财政与金融的协调平衡以及社会总资金运行与社会供求总量与结构的综合平衡。为了这个目标,有时还需要财政或银行在不同年度采取紧缩或扩张的政策,这与财政平衡方针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经济的市场化以及经济情况的复杂化,决定了今天综合平衡的调控手段要由过去的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调控对象也要由过去对实物形态的指令性安排为主转变为以价值形态的杠杆调节为主。但是,这些并不能否定综合平衡思想的内核。
回顾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国民经济的供求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出现较大波动的时候,人们就肯定和重视综合平衡的理论,并据以进行经济调整;当经济调整恢复了平衡,国民经济顺利运行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就往往出现否定和抛弃综合平衡理论的倾向;当因此而使平衡关系遭到破坏,便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这种历史现象,一方面说明社会总供求平衡与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说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容易导致国民经济出现反复,甚至付出高昴的“学费”。
在我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周期”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减少它带来的损失,即实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是我们必须着力探讨的重大课题,并且要跳出计划经济下固守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的框子,把眼界进一步扩展到跨年度、跨经济周期的相机调控及动态中与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全方位协调配合。西方各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实施反周期调节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和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实践,是在新时期通过宏观调控寻求总供求平衡的典型事例。
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
(一)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基本观点
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人们的认识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
1.西方经济学对财政赤字经济影响的不同论点
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认为赤字对经济会产生“坏”的影响,因此对赤字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是战争、自然灾害使经济遭到破坏所产生的结果,财政赤字只是加大了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沉重的赤字拖累迫使国家滥发铸币和纸币,造成的后果,一是赤字会降低资本积累,减缓经济发展过程;二是赤字会引起货币贬值,使人民蒙受灾难。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却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有效需求不足,大量失业者存在,因而执行赤字政策,扩大支出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之目的。他们认为赤字财政是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当经济周期处于谷底状态时,政府可以通过反周期的赤字财政政策,使经济爬出谷底恢复繁荣。从资本主义实践看,凯恩期主义理论确实拯救了30年代陷于“大萧条”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而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滞胀的出现,新的一些经济学派又开始否定凯恩斯的理论,认为财政赤字是一种公害,它引起通货膨胀,抬高利率,导致贸易经常项目的逆差,对私人投资具有排挤效应等。直至目前,对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仍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2.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看法也存在分歧
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财政赤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它导致通货膨胀,形成虚假购买力,加剧消费与积累比例的失调等等。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认识过于绝对化,无法解释我国近二十年间连年赤字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仍取得重大成就的现实。对财政赤字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对财政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是否能成为调节总供给的手段之一,等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在一定条件下,财政赤字也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二)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一般分析
1.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
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1)财政赤字由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财政向银行透支是当财政出现赤字时靠银行资金来弥补,财政对银行既不还本也不付息。“借款”是指财政与银行之间形成资金借贷的权责关系,即有借有还,并支付利息,但实际上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向银行借款后主要是支付一定的利息,尚未还本,因此,在我国财政透支与借款实质上差别并不大。
第一,财政发生赤字向银行透支或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我国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是发生在由中央银行国库职能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根据制度安排,财政的一切收支都是通过中央银行帐户入库和拨付的,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这部分货币差额需向银行“借”。比如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100亿元,在财政借款帐户的借方记100亿元,在国库存款帐户的贷方记100亿元。这样就可以安排100亿元支出,并通过各种用途分别形成企业存款,居民储蓄或手持现金。可见,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我们知道,随着经济的增长,货币的需求量也必须要增加,货币供给量就必须与之相适应,在新增的货币供给中,有一个由货币系统决定的基础货币增量,在这个限度内货币的发行都属于正常的经济发行,是有物质保证的。财政透支或借款如不超过这一限额时,就不会发生货币的非经济发行,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如果财政透支超过了这一限额,超过的部分必然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赤字并非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因素,信用膨胀同样会造成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划等号。
(2)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效应。
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效应,应视不同的债权人而定。
第一,当购买公债的是居民个人或企业,包括商业银行时,一般来说只是购买力的转移或替代,这种公债的收入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是债权人把属于其支配的商品物资转移给政府支配的货币收入,是有物质保证的,因此不会产生增加货币供给的效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国家把公债投向国民经济急需的“瓶颈”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来说将有利于改善总供给,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进一步分析,当居民或企业用储蓄或定期存款m2购买国债,通过财政支出转变为m1时,虽然m2口径的货币供给规模不变,但其中m1的规模却增加了,这种结构性变化,对市场均衡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中央银行购买公债实际上是货币发行,效应相当于“向银行透支”。它的传导过程是,中央银行认购政府公债,财政将公债收入用于支出,则中央银行的财政金库存款减少,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相应增加。商业银行有超额储备,就可能用以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存款增加的同时并不扩大贷款规模,或中央银行认购公债的同时,相应地压缩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也不会扩大贷款规模,于是就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
2.财政赤字扩大需求的效应
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
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购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
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
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销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销;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财政困难特别是中央财政困难,在基本建设投资资金来源中预算内投资的比重已显着下降,1996年和1997年仅为6.3%和6.4%,而企业自筹资金的比重1996年为45.7%,1997年为46.5%,国民经济的积累率与80年代初相比也不相上下,这说明在改革中通过多种措施扩大了非政府投资比重,尽管改革20年来连续出现赤字,但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并不明显。
(三)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的再认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都是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与此相适应,一向是执行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在传统财政观念中,财政赤字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在我国即使偶而出现,也不过是经济工作一时失误的后果。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前,财政赤字也只是在少数年份出现。改革开放后,1979年出现了巨额赤字170.67亿元(硬赤字)和以后多年连续出现的赤字,以及不得不在年初编制预算时就打赤字,开始引起理论界和政府的关注。连年财政赤字形成的原因和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一直成为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探讨的热点。
关于我国财政赤字形成的原因,在传统体制下主要导源于急于求成,基建规模过大;改革开放后,预算内投资比重大幅下降,上述因素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但影响力已不大,而经济转换时期支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特殊需要及财政收支机制的缺陷,则成为产生赤字的主要原因。经济体制改革本应提高经济效益,为财政提供更为充裕的收入,但这需要一个过程,甚至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由于我国改革是渐进式展开的,改革不到位,分配机制不完善,经济秩序不正常,税收流失严重,中央财政财权分散、弱化,因而改革效益超出改革成本的转换还迟迟未能在财政收支上体现出来。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为实现大局稳定和理顺基本关系,落实政策,“归还欠帐”,需要财政增加支出,以后的改革过程中,维持稳定的数额颇高的“安定团结”补贴又必须打入到财政收支中,例如,仅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两项合计,90年代的年度规模超出1000亿元,高时可相当于财政总收入的1/3.经济建设与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对财政支出提出的要求,一般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性质,而且具有“只能增加,不能削减”的支出刚性,所以,财政支出很难压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入不敷出,发生或安排赤字,实际上是为宏观全局的稳定,为改革开放顺利进行而付出的一种代价和成本,并且客观上具有对各方面利益主体矛盾摩擦的调和与缓冲效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财政赤字是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其客观效应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两面性:一方面,我国这些年赤字主要的负面消极作用仍在于它为总需求膨胀推波助澜,有妨碍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这些年的赤字并未导致政府投资相对份额的上升,而是主要偏向于承担改革成本和维持社会安定支出,这有别于多数国家的一般情况,而且在改革以来的特定时期,连年赤字成为资金供需矛盾和利益分配摩擦的缓冲器,这些在客观上对于社会与经济上又有一定的正面积极的作用。
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篇8
[论文关键词]区域性政府作用数字图书馆
[论文摘要]区域性数字图书馆是一种社会信息环境和社会共享系统，其建设和发展与政府的正确决策、经费保障以及资源配置密切相关。
数字图书馆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产物。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数字图书馆的雏形一出现，就在发达国家引起重视，并相应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和财力实施了该类图书馆的相关工程和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而使图书馆的功能和服务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数字图书馆的出现也加速了社会的信息化。
数字图书馆是一种社会环境，也是一种社会服务，更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应用都与社会密切相联，它的运作和运行都不能离开社会化。而它的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作用。自上世纪末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图书馆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美、英、法、德、日、俄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投入巨资开展数字图书馆研究，一批规模效益型成果已在互联网上陆续出现。我国政府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开发应用也予以相当力量的支持，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部级的数字图书馆工程相继实施，其成果也让我国社会各界直接受益。在部级数字图书馆项目或工程的影响和示范下，我国以省市为行政主体的区域性数字图书馆不断出现，因其区域性强、贴近服务、运作灵活、效益明显，其作用和影响更显重要。如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北京、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一些区域性的数字图书馆有的已步人良性发展的轨道，为行业和区域社会的信息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区域性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管理与发展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因素。
1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首先取决于政府的正确决策
图书情报界多年以来追求协作、合作和共享，虽然也曾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但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很难得到政府的持续支持。因此，此类活动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而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开始迈进信息化社会的门槛，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已成为世界的一股潮流和趋势，图书情报界呼吁政府予以重视和支持，此项事业也很快引起政府的关注和兴趣，许多省市的人大、政协的委员代表均以议案和提案的形式，要求政府建设以省市为基础的数字图书馆，以改善信息环境，营造信息社会条件，消除数字鸿沟。这些提案和议案也在一定层面和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府决策的实施和执行。
政府决策是政府管理的核心和关键，对于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正确决策则是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成功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和管理模式正在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而实施和实现这种转变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要求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和交流。构筑区域性的数字图书馆，这是公众对文化、教育和信息等资源社会化的迫切需求，也是推进社会信息化的有力行动。可以说构筑区域性的数字图书馆对目前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信息服务、满足公众和社会多层次的信息需求、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社会进步等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决定了政府决策建设数字图书馆的信心。
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政府决策一定要落实专家咨询和评估制度。目前我国由政府资助建设的数字图书馆从运行的结果来看差异很大，收效也很不一样。所以，区域性数字图书馆什么时候建，怎么样建。以什么方式建，建在什么地方，建几个地方，政府与承建方的责任，如何持续发展，受益面的大小和效益的发挥，管理与控制机制等等均需要在决策中区分清楚。我们目前的状况是把数字图书馆建设敞为一项工程，建完拉倒，不考虑建设模式，也不考虑其后续的发展。本来数字图书馆是以集中建设分布利用形式出现的，而我国一些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则采用多中心制，最终造成无中心。有些还套用陈旧的行政地区中心模式，造成管理层次多而滥，导致效益低下，利用不畅，投入和产出不能成正比，建设重复浪费，有的甚至出现停工停用状态，使政府的前期投入归零。所以，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决策，首要的是科学和发展，其次是规范和合乎规律，三是要注重效益和责任。
2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依赖于政府合理的经费保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形势步人较快发展的良性轨道。政府财政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依照公共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开始对共享信息资源基础设施予以经费支持。做为为社会公众服务的数字化图书馆，它既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同时也要为社会发展服务。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教育普及程度，与该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利益关系。在信息化时代，信息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机构包括数字图书馆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区域创新是区域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这就要求作为社会信息环境和社会信息服务的公众信息保障系统之一的数字图书馆在区域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发展事业中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也要求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支持数字图书馆发展，充分发挥和利用数字图书馆来推动地方信息化水平和社会的发展]。
时展到了今天，可以说信息化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应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当然，数字图书馆的投资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定要求实现信息资源一定程度的共享和成本分摊。数字图书馆是一项长期共享的事业，而不是一次投入就可以满足了的工程，它既有硬件环境技术没施的建设，更有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和服务手段的建设。所以政府的前期投入和后期持续的经费保障都十分重要。从国内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成败经验来看，前期建设政府投入大而没有后续经费保障或完全依靠建设单位自筹经费的，运作起来都十分困难或者胎死腹中，造成前期投人的巨大浪费，而能持续投人并每年纳入预算拨付的都可以不断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由于区域性数字图书馆规模大，覆盖面广，其前期投入和后续支持经费都是巨大的，光靠政府的投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根据受益原则，各共享单位分摊一定的经费也是合理和积极的。另外在分摊经费时也可考虑共享单位经费支付的能力予以经费的合理摊派。这样，使数字图书馆在政府拨给稳定持续的保障经费情况下，各分享单位根据受益面和承担能力分摊一定的经费，从而使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得到全面有效的经费资助，全面承担为区域性社会、教育和文化发展服务的职责，并走人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3通过区域性数字图书馆建设，政府可介入社会信息资源的配置
数字图书馆的功能就是向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以满足人们各方面的信息需求从而营造与区域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信息环境。信息资源，就是指人类社会信息活动中积累起来的以信息为核心的各类信息活动要素的集合。数字图书馆所提供的人们需求的信息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其配置规律也就遵循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目前，我国的信息市场在借助于其自身内在的运行机制配置信息资源，维持市场正常运行的同时，经常会出现信息资源配置和市场运行偏离预期结果的情况。这种情况发生的结果往往形成信息市场的无序和追逐信息资源的利润化而造成信息的垄断、恶意竞争及信息资源的粗制滥造。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区域性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有必要运用其行政的强制力和影响力，对信息资源的流动、交易和利用、共享进行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干预，使其在社会的不同部门和领域发挥应有作用。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信息产品由于其特殊的消费和生产属性，具有非常明显的外部效应。信息资源市场配置方式中外部效应必须要求政府的干预。人们从数字图书馆中获取信息资源，其实也是一种信息资源消费。信息资源消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具有公共产品特征。一般情况下，公共物品的配置方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以政府为主，以市场配置为辅。对于非排他性公共需求信息，由于它对社会有益，而信息提供者通常又无法或难以控制消费行为和从用户那里收费。因此，这类信息应当主要由政府直接投资或补贴的作法予以资助。
数字图书馆总体上是社会公益性机构，在资源配置上往往受知识产权、专利权、原料控制诸方面制约而造成经费和运作上的困难。可以说现在知识原料控制导致了数字鸿沟，发达国家控制了80％的信息资源和人才，我国的东西部区的差距也日益扩大。知识产权一方面保护知识拥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造成信息商品市场垄断的一个原因可以说，信息产品特殊的成本结构导致自然垄断的产生，而在市场出现垄断的地方和行业，政府干预一直被认为是变更市场结果的有效措施。政府可以通过专家评估确立特许制度，操纵和管制信息资源市场价格及规定允许的资金利润率，从而使市场接近社会有效的消费和产出水平。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反垄断立法，防止个别数据商的经济行为者独霸市场。
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篇9
关键词：财政风险；财政脆弱度；影响因素
一、财政脆弱度指标
财政脆弱性主要指财政部门缺乏对未来债务偿付能力，产生的债务风险。将实际的结构性赤字与所需赤字差额定义为结构性赤字缺口，衡量财政脆弱性指标为年结构性赤字差额平方相加假设财政赤字为B=R-C=β+mY，财政余额可表示为GDp线性函数dB/dY/-dG/dY=mr-mg=，m，赤字率为b=B/Y=R/Y-G/Y=sr-sg=β/Y+m.分析债务动态关系b1-bt-1=(r1-g1)b1-1+p1，债务率变化为0，债务维持稳定。赤字为pt=—(r-g)bt-1，衡量财政脆弱性标准为实际结构性赤字与所需赤字差额平方和，指标为FF=Σ(pt-pt*)2各省份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地区经济产出，用各地区一般预算财政收支表示，本文涉及到指标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指标的实际价格水平[1]。
二、财政脆弱度变化趋势
测算我国各省份财政脆弱度时，需对各地财政收支进行单位跟检验。滞后阶数为1，***，**，*，表示在1%，5%，10%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跟检验结果显示，由于冀，辽，川，湘，皖，闽，贵等地生产总值，财政收支二姐差分不平稳，将其排除。以我国其余20省为样本，测度我国各省财政脆弱度。为保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政府应满足所需财政赤字，减少公共债务的需求。20省份中大多数所需结构性赤字大于实际，说明大多数地方政府财政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必将导致增加财政脆弱度。财政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20省份中大部分财政脆弱度呈现一致上升变化趋势，2008年前，大部分省份财政政策表现出脆弱状态，苏，浙，渝，滇，青等地材质脆弱度在2004-2016年处于上升态势。青海财政脆弱度在2010年超过3.0，说明五省份面临流动性风险高，当地政府急需调整财政政策。京，沪，豫，琼，陕，甘，宁等地财政脆弱度自2008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可能是当地政府推迟财政调整的结果。可能地方政府采取财政调整的措施应对经济危机。好的财政政策并未向财政标准靠拢，地方政府负债达到历史新高。可能是进一步加深了财政脆弱度。广东省财政脆弱度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在204-2015年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广东省政府采取了财政行为，使得广东省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有所降低。财政政策具有足够的灵活性[2]。
三、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波动，人口老龄化是影响财政状况的主要因素。将其作为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脆弱度的主要因素，归纳地方政府财政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的解释变量。结合分析因素对地方财政脆弱度影响机理，根据所选取解释变量，构造静态面板数据模型：sqi=αi+β1πit+β2unemit+β3se5it+β4popit+μit，构建动态数量模型Sqit=αi+βasqit-1+β2unemit+β2git+β3se5it+β4popit+μit。采用Gmm估计动态面板模型，使用Sargan检验Gmm估计中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约束是否有效。检验是否接受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原假设。运用我国20省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经济增长率以实际地区生产总值为基础计算得到，通货膨胀率用各省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各省份失业率用当地城镇登记失业率代替。对于人口老龄化用老龄人口抚养比衡量各省老龄化程度。为客服异方差及截面相关对统计推断的影响，采用稳健型协方差矩阵估计固定效应模型。基于一步差分Gmm，异步系统Gmm发对20省份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动态面板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关系趋于合理，动态面板数据系数联合性更高。二部系统Gmm法通过1%的显著水平性检验。说明滞后一期的地方财政脆弱度有较大影响，通货膨胀率系数在估计模型中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通货膨胀率上升对财政状况改善起到促进作用。通货膨胀能暂时缓解债务问题。降低财政脆弱度。失业率每上升，引起地方财政脆弱度上升。失业率上升意味社会有更多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使得政府个人所得税税基萎缩。失业造成人力资源浪费，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必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
关于数字经济的政策篇10
越南1986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也带动了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新兴经济活动逐渐普遍。越南工商会与技术项目研究中心于6月举行了“越南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吸取亚洲各国成功经验”的报告会。这是越南工商会推进的“支持企业和手工艺村加强电子商务应用，不断提高货物销量和出口总量”项目框架内的活动之一。
数字经济强调的是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数字经济也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
越南工商会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有40%的人口正在使用互联网。自2010年至今，越南互联网用户占据人口总数30%，连续多年跻身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前20个国家名单。预计到2020年，越南互联网用户可能提升到占人口总数的45-50%。
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知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越南工商会常务委员阮光荣表示，每一项有关科技的工作就能创造新的5到7个相关就业岗位，信息技术和传媒产业每增长20%将带动国家GDp增长1%。然而，最近公布的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考察结果却不如所望，在对50个国家进行的考察中，越南排在第45位。因此，越南希望尽快加速相关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