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运行分析篇1
abstract：thispaperevaluatesGuanzhong-tianshuieconomiczone43countiesinvestmentenvironmentbasedonfactoranalysisandDeamethod，usingSpSS17.0andDeap2.1software，anddrawstheconclusion：thecountyareainvestmentenvironmentishigh，butthegapamongthecountiesislarger，anddifferentcountyhasitsinvestmentenvironment，andtakesdifferentmeasurestoimprovetheinvestmentenvironmentsoastoachieveoptimalaccordingtothespecificcircumstances.
关键词：关中—天水经济区；县域投资环境；因子分子；Dea
Keywords：Guanzhong-tianshuieconomiczone；countyinvestmentenvironment；factoranalysis；Dea
中图分类号：F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2-0159-03
0引言
县域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内整个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发展县域经济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投资，要对县域进行投资，首先就要评价其投资环境，因为县域投资环境既是县域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所能动员和可创造条件的有机总和，又是投资者和引资者进行合作的客观媒介。因此，对区内县域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刘小鹏等（2006）基于SpSS11.0统计软件，运用因子分析对样本地区县域农业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宁夏县域农业投资环境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1]。庄军等（2007）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湖北省75个县级行政区进行了投资环境竞争力定量分析评估[2]。汪峰（2010）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北省76个县域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从空间角度分析了其投资环境的差异[3]。李勇等（2011）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周口市县域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提出了优化思路[4]。XuGang（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的县域投资环境进行评价[5]。
目前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县域的研究尚少，更没有对于其县域投资环境的评价。而且以往对县域投资环境的评价都是用主成分分析法，但是主成分分析有其局限性，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和Dea相结合的方法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投资环境进行评价。
1区内县域投资环境评价
1.1评价方法已有研究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或Dea方法对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投资环境评价是要对各方面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而在综合评价多指标时，因子分析和Dea两种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劣势。Dea方法可以通过规模报酬分析来评价投资潜力，但它对评价指标的个数有限制。根据经验，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个数不多于决策单元数的一半。在决策单元较少的情况下，为满足评价方法的要求，要减少评价指标的数量，造成大量信息丢失。而因子分子虽然不能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投资潜力，但可以在信息损失最少的情况下对原始数据指标进行合理简化，使指标数量减少。基于此，本文将因子分析与Dea两种方法相结合，两种方法结合以后主要具有的优势是通过因子分析压缩后的评价指标能够尽量保持原有信息的完整性，各综合指标之间互不相关，不会造成信息冗余，满足了Dea方法对投入产出指标个数的要求。
该方法大体的思路是，在不影响Dea方法使用的情况下，先运用因子分析分析对评价体系中的所有指标进行分类和简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压缩后的综合指标利用Dea方法进行投入产出分析评价。这样既发挥了因子分析法的优势，降低了信息损失，更不会影响Dea评价的质量。
1.2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本文结合关中天水经济区县域投资环境的发展情况，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量化性，以区内43个县为研究对象构成区内县域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数据来源于2011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1.3综合评价分析构建好指标体系后，运用因子分析和Dea相结合的方法思路对区内投资环境进行评价。首先进行因子分析，运用SpSS17.0软件对已收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根据因子得分的情况，选取3个输入公共因子和3个输出公共因子，得出压缩后的综合指标，再采用因子分析得到的结果（即因子得分）运用Deap2.1软件进行Dea评价，结果见表2。
可以看出，43个县中有14个县的综合得分为1，说明它们的投资环境已经达到最优，但是需要维持最优。然后以得分0.9为标准（低于0.9为低效率，高于0.9为高效率），按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大小和规模报酬情况对区内其余县域投资情况进行分类。
第一类：高纯技术效率和高规模效率，有眉县、乾县、大荔县、澄城县、扶风县、武功县、礼泉县、泾阳县，若想达到最优环境就需要增加投资，但泾阳县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还需要对县域投资制度进行创新；第二类：高纯技术效率和低规模效率，有周至县、旬邑县、洛南县、陇县、永寿县、麟游县、合阳县、白水县，它们的规模报酬都是递增的，需要扩大投资，尤其是需要引进外来投资以形成规模经济；第三类：低纯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有潼关县、千阳县、淳化县、长武县，要想达到环境最优就需要提高投资资金的管理水平；第四类：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规模报酬递增，有柞水县、太白县、宜君县、丹凤县，这些县既需要提高资金管理水平，有需要扩大投资；第五类：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但是规模报酬递增，有甘谷县、秦安县、武山县、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优化这些县的投资环境时，不仅需要提高资金管理水平，还需要考虑其投资制度，因为规模报酬递减，只扩大投资不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反而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要想真正改善投资环境就必须对投资制度进行创新改革。
另外，分类后发现地域性特别明显，综合得分高的县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天水的县都是规模报酬递减的，而关中的县基本上都是规模报酬递增。由于经济区跨两个省，两省的县域投资制度不同。
2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因子分析和Dea结合的方法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得出结论：第一，区内县域投资环境较好，但各县之间的差距较大，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其投资环境也较好，且关中各县域的整体投资环境优于天水。第二，根据区内各县域的得分情况可以看出，不同的县域其投资环境不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来改善投资环境使其达到最优。
由此提出建议：首先，对于投资环境最优的县，鼓励其保持水平、继续发展；其次，对于要改善投资环境的县需要根据其实际情况制定对策，低纯技术效率和高规模效率的县应该重视其资金管理水平，高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规模报酬递增的县应该专注于扩大投资，尤其是要努力引进外来投资，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规模报酬递增的县资金管理水平和投资量都需要提高，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规模报酬递减的县最需要对其县域的投资制度进行创新；最后还应重视区内各县域的投资环境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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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峰.湖北县域投资环境评价与空间差异分析[J].商业时代，2010，（11）：131-132.
县域经济运行分析篇2
关键词：县域经济；凉山州；因子分析；越西县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因子分析的越西县县域经济竞争力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6月14日
引言
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坐落于四川西南。凉山州内所辖17个县市，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落后地位，强州之基在于强县。县域经济以县城为核心、农村为腹地，连接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是城乡人口、资本、信息等要素集聚的空间枢纽，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增长点。因此，客观分析凉山州越西县县域经济竞争力，提出适宜越西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显得尤为重要。
一、凉山州县域经济因子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为了系统的评价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按照可操作性、可行性、代表性的原则建立指标体系。在指标的选取中，尽可能选择现行统计资料中容易获取的客观指标，保证操作的简便可行。共构建了“经济发展竞争力”、“基础设施教育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三个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共选取了14项指标来表述县域经济竞争力：GDp（万元）、人均GDp（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万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第一产业增加值（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万元）、公路客运总量（万人公里）、公路货运周转量（万吨公里）、小学生在校人数（人）、中学生在校人数（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所选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2012）和《凉山州统计年鉴》（2012）。
（二）数据标准化与检验。因子分析法常用于多元统计分析。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寻求这些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被称为公因子的不可观测变量来表示基本数据结构。运用SpSS19.0对2012年凉山州所辖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因子分析。首先在SpSS19.0输入数据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利用标准化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对原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Kmo的值为0.77，大于0.7较好地达到了检验标准，说明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sig值=0.000
（三）因子提取。根据凉山州县域经济评价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大于1的特征根。从表2可以看出，变量相关系数矩阵有2个特征根大于1，旋转后分别是7.361、5.883。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52.581%、42.019%。它们一起解释了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情况的94.6%。（表2）
（四）因子命名。运用“最大方差法”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因子1在公路客运周转量、公路货运周转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第三产业增加值6个变量上有较大的载荷；公因子2在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人均GDp、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个变量上有较大的载荷。（表3）
（五）得分计算及排序。根据两个公因子的贡献率，得出各自因子得分。再计算出各个县（市）的综合因子得分，公式如下：
F=0.52581×F1+0.42019×F2
F1、F2分别为各县市的因子得分。系数为各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由此可以得出，综合得分越高，表明该县市竞争力水平越高，反之则竞争力水平低。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可对凉山州各县域综合经济竞争力进行排序，如表4所示。（表4）
可以看出，凉山州内区域发展差异明显，州府西昌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余县市，区域经济发展较极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地区，越西县属于二类地区，即经济发展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实力中等，县域经济竞争力水平一般可以依托各县资源优势进行发展，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1、越西县的综合竞争力在全州居中，排名第八，综合竞争力一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全州排名前三，服务业发展较好且基础教育竞争力有优势。但产业竞争力较弱，在全州位于第九名，一二产业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人们生活水平有待提高。
2、越西县经济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从全州范围来看，越西县在公路客运周转量、公路货运周转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等方面排名比较靠前，再结合其他发展因子来看，越西县在经济发展领域一直都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而且基础设施方面排名较高，交通较其余县发达，依托交通优势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
二、越西县县域经济发展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针对越西县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合理调整一二产业结构。越西县产业发展较为低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农业经济结构发展不合理。政府应做强现代烟草农业、优质水果、草食畜禽、无公害蔬菜、大红袍贡椒和以油菜、马铃薯、苦荞麦为主的优质农产品等六大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特色经作产业，加快发展现代种植业和畜牧业，构建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上台阶，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越西县产业结构调整不合理，工业的主导作用较弱，不足以支撑全县的经济发展。工业开发低端化，以资源加工型为主，产品结构单一，以采掘业为主，附加值低。越西县应以资源深度开发为主线，壮大做强优势产业，发展做大潜力产业，夯实新型工业发展基础，走出一条适合越西县县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越西县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越西县地理位置优越，成昆复线经越西县城并设置站点，越西抓住机遇，主动对接省州交通发展战略，抢抓国省干道调整、改造机遇，提高道路等级和通畅水平，南接西昌、北接成都，以打造凉山北部交通要冲为目标，形成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人流汇聚的巨大交流平台。
（三）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壮大发展第三产业。构建新型城镇化体系。越西县打造“凉山州北部新兴节点城市”，加快旧城改造和新城区建设力度；按照县城扩容增量发展目标，以越西河为轴，滨河大道为载体，成昆铁路复线越西站点为平台，南北延伸、东西拓展，力争用3～5年时间投资30亿元以上，再建一个“越西城”，实现城市建设“二次跨越”，城市形象、品位、档次大大提升；构建以县城为中心、片区中心乡镇为骨干的新型城镇化体系。大力推进文昌旅游文化建设，加快推进资源向资本转变，培育和壮大服务业，促进流通发展。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精品带动”的旅游发展模式，着力打造文昌故里、越西花海、原生态彝族村寨等精品旅游景观，充分挖掘旅游线路，形成重点突出、功能完善的旅游发展格局。
越西县应以新型工业化牵引、新型城镇化助推、农业现代化支撑、一二三产业互动，不断提高县域经济整体综合实力，实现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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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运行分析篇3
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优势度；耦合关系；福建省
中图分类号：F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3-0038-04
引言
一个地区具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可以决定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交通运输方式或运输干线的枢纽度及密集度，方便了整个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贸易交流。交通基础的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交通网络可达性的提高将对区域发展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因此，研究交通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对交通网络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不少成果。aschauer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进行计量分析，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1]。Gutierrez和Gonzalez以高速铁路为例，研究了穿越欧洲大陆的高速铁路网的兴建对欧洲各大城市间交通通达性变化所带来的影响[2]。Linneker和Spence研究了伦敦m25环形公路引起的通达性变化，结果表明，m25环形公路对大伦敦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3]。关于交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金凤君等对铁路客运提速的空间经济效果进行了评价[4]；麻清源使用节点连通性和可达性指标评价了甘肃交通网络与区域发展的内在关系[5]；吴威等探讨了过江通道建设对南通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挑战和威胁[6]；刘海隆等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结合GiS方法分析了交通可达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对投资绩效的影响并模拟了交通可达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7]；王伯礼等将投入产出分析与eSDa方法相结合，对1997―2008年新疆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8]。
综合以往研究可以看出，研究内容上，目前关于交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具体交通方式或某条线路与经济的关系研究；研究尺度上，多集中于国家与城市内部两个层面，从中观尺度整体上考虑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区域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以福建省67个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对福建省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特征进行了分析，进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福建省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交通优势度测度方法
交通优势度是评价区域交通优势高低的一个集成性指标，由区域交通设施网络规模（支撑能力）、干线的技术等级的影响程度（联系与集聚能力）和在宏观整体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中该区域的通达性状态（区位优势）三方面集成计算交通优势度[9]。
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评价区域发展水平，目前有综合指标法和单指标法。为了更全面地客观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本文采用综合指标法，并基于指标的科学性、全面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三方面的考虑，选取了人均出口贸易额（美元）、人均GDp（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城镇化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均财政收入（元）、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元）、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美元）等共10项经济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多目标综合加权方法[10]计算福建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
3.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
交通与经济两系统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动态耦合关联机制，可称为交通―经济耦合协调系统[10]。借鉴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间的耦合度函数，并在耦合模型基础上构造交通与经济协调度模型，以判断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
（二）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福建省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铁路发展迅猛，逐步形成两纵两横铁路网络；公路建设持续推进，“三纵八横”高速公路网逐渐成型。全省土地面积为12.14万km2，山地丘陵占土地面积的89.95%，2014年总人口为3804万，国内生产总值达24055.76亿元，人均GDp达63238元。
本研究以福建省为研究区域，县（市）为研究单元，包括67个行政单位（金门县除外，设区市市辖区视为一个单元）。公路、铁路等矢量化数据来自2014年公路、铁路交通地图，经aCRGiS数字化获得；机场、港口、城市等分类及分布来自中国交通网、港口网等网站，各项经济指标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2014）》以及2014年福建省各地市经济普查资料。
二、结果分析
（一）交通优势度空间格局
（1）交通设施网络密度空间特征。在全省67个县市中有41个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92公里/平方千米，占县市单元总量的61.2%，其中35.8%的县市的路网密度还不足0.7公里/平方千米。总体而言，全省交通密度明显分布不均，南部高于北部，自东南向西北地区递减，呈现块状分布，形成以漳州-厦门为中心的四级阶梯分布。全省绝大多数县市的路网密度还比较低，反映了交通对这些县市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还很低。（2）交通干线影响度空间特征。在全省67个县市中有40个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15，占县市单元总量的59.7%，其中37.3%的县市路网密度还不足2.5。总体上，城市建成区交通干线影响度比较大，各县市交通干线影响度大致呈“井”字形分布，以福州、厦门-泉州这两片区域为中心，向南北两端县市递减，再向内陆县市继续降低，呈明显的圈层结构，东西向差异减小。（3）区位优势度空间特征。在全省67个县市中有36个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27，占县市单元总量的53.7%，其中41.8%的县市路网密度还不足1.0。总体上，全省区位优势分布空间差异大，自东向西依次递减，形成以福州-厦门为中心的4条带状区域差异，反映了各县市接受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机会和潜力较小。（4）交通优势度空间特征。在全省67个县市中有37个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375，占县市单元总量的55.2%，其中49.3%的县市的路网密度还不足0.3。总体上，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东部沿海县市交通优势度较高，西部偏低，省内交通发展地区不平衡，形成明显的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4个块状的区域差异，全省仍存在大量交通不便的地区。
（二）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将各县市的4项主成分进行分析，计算综合成分得分，利用arcGiS的自然断裂点法对其进行分类，制作得出表示2014年福建省各县市综合成分得分空间分布图（图2），表示其经济发展水平。
从总体格局上看，2014年福建省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南高北低的趋势，高值区主要由东部沿海、各市区市辖市以及内陆部分县市组成，呈环状分布。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变异系数为0.229，表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差异显著，其中高于县市平均水平0.260的县市28个，占县市总数的41.8%，最高的厦门市综合评价值达1.787，最低的政和县仅-0.615。从次级区域来看，闽东南地区的福鼎―福州―莆田―晋江―厦门―龙海沿海一带，以及内陆的龙岩、永安、沙县、建瓯等县市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北部呈块状分布的蒲城、松溪、政和、屏南、古田、尤溪、闽清、永泰县等为低值区，西部、南部的武平、长汀、宁化、光泽、蒲城、诏安等县市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
（三）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
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协调度空间格局：
通过对县域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和协调度测算发现，86%的县市耦合度都在0.8以上，78%以上县市耦合度指数在0.9以上，有30%的县市耦合度指数达0.99，反映了各县市交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强度较高。但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度区域差异显著，总体来看，呈现以福州、厦门、漳州、泉州、龙岩五市为中心，向四周逐渐减小的空间格局，闽东南地区协调度较高，闽北、闽西等地偏低。最高的厦门市为0.96，最低的政和县低于0.1，相差悬殊。其中严重失调型的占比有14.9%，主要分布在福建省西部和北部的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南平地区的政和县和光泽县、三明地区的宁化县、清流县和建宁县、龙岩地区的武平县等，这些县市主要位于福建省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中度失调型的占比达34.3%，包括宁德地区的屏南县和寿宁县以及南平地区的松溪县，分布在福建省北部，以及东部的仙游县、永泰县以及南部的诏安县等，其经济发展属于中等偏低型。中度协调型的占比达34.3%，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多数设市区市辖市，大多是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市，如武夷山市、安溪县、福安市等。高度协调型的占比达16.4%，主要为地级市市区，在空间上呈点状分散分布，其中仅厦门市、石狮市、晋江市、泉州市协调度大于0.8，说明全省各县市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度指数并不高，且县市间差异较为显著。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福建省为实例，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采用多指标，从多角度系统度量了交通网络的地域空间特征以及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并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揭示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内在联系，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交通发展空间格局。福建省各县市交通干线影响度呈“井”字形分布，中部凹陷，受铁路、公路布局影响大，城市建成区分布密集，交通干线影响度大。交通设施网络密度分布不均，东南部地区较高，而西部地区普遍偏低。区位优势度分布空间差异大，东部靠近厦门、福州等地区，优势度高，西部、北部地区普遍偏低。交通优势度区域差异明显，省内交通发展地区不平衡，仍存在大量交通不便的地区，总体上东部沿海地区交通优势度较高，西部偏低，呈明显的圈层结构，从沿海中部到内陆及南北两端地区的优势度减小。
2.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总体上，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趋势。高值区主要由东部沿海各市区市辖市以及内陆部分县市组成，呈环状分布；其余大多数地区经济实力仍然较弱，全省还有较大区域范围处于经济发展边缘区和不发达地区。次级区域上，受经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经济地理区位、产业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福建省县域经济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资源县高于山区农业县，沿海城市群地区高于内陆地区县市，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对县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还有待提升。
3.区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耦合协调度。各县市交通与经济耦合作用强度较高，但协调发展度有待提高，多数地区还处于中度协调或良好协调发展状态，高度协调的地区较少，交通仍然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福建省应该分区制定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考虑如何在现有的交通优势条件下加快促进各县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实现其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而西部地区还应大力发展交通，以促进经济发展。
4.本文通过构建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对福建省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特征进行了分析，进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福建省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但是限于篇幅，本文仅选择2014年一年的数据为例讨论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而忽视从长时间维度上分析交通与经济发展间的时空演变关系；仅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但是对于交通与经济之间相互作用机理探讨不够深入。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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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运行分析篇4
关键词：产业结构；水电开发；县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tV-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5-0149-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22
西部大开发的十年，我国在注重保护西部生态屏障的同时，水力资源也得到了积极有序的开发。西部地区资源富集，水电以其绿色、清洁的优势为我国优化能源结构、减缓碳排放压力以及支持东中部能源需要而得到优先发展。西部地区可开发水能资源约占全国的77%，而开发程度仅为11%。尤以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为代表的三大流域是最大的水电富集区，同时也是我国贫困人口众多、少数民族集聚、经济发展落后及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随着水利水电开发进程的深入，流域自然、生态、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等将发生变化。然而由于当前生态补偿机制、资源补偿机制、利益共享机制等的缺失，西部资源所在地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等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以往的研究表明水电建设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完善、第三产业发展等有正向促进作用[1，2，11，13]，但目前大多偏重于比较宏观的经济社会影响的定性分析，针对西部水利水电资源开发对县域产业结构影响的定量研究还较为缺少。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细致的实证分析，以县域经济为分析单元，运用GmDH和aRCH组合预测模型，揭示西部开发十年来，水利水电开发建设对县域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所带来的动态影响及其规律，并进一步预测了未来五年电站运营期对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有针对性提出西部水资源开发中地方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问题，为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策依据。
1相关研究综述与本文研究思路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次讨论了水利水电建设投资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作用，主要运用了投入产出法、生产函数法及计量经济学方法等。第一，从公共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层次探讨了其对经济的影响。metin等使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证明了土耳其的区域公共投资有利于增加制造业产值[4]。piotr认为应该使用生产函数法、区域函数法以及成本函数法分别对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公共投资的溢出效应和影子价格进行测量，多方面考察公共投资对经济的影响[5]。耿修林论证了固定资产投资对于产业结构变动的推动作用[8]。何一鸣等利用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分析了西部大开发以来，四川省县域产业结构的时空动态演变，即产业结构整体上有所提升，但区域发展仍不平衡[9]。
第二，从水利水电建设投资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isserman和Rephann运用准试验控制群方法，分析了水利大坝建设对农村经济方面所产生的影响[3]。Clark和Robinson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分析了电站大坝建设所带来的间接影响，即由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2]。CurtisBohlen和LynneY.Lewis利用GiS技术，测算了水电大坝建设增加了地区资产值[6]。Garyfallosarabatzis和Dimitrismyronidis分析了小水电站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其社会接受程度[7]。郭卫林等以塔林西水电站为例，分析了水电工程建设的综合效益，包括发电、防洪、供水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10]。杨杰锋以云南省三江干流水电开发为例，论证了电站建设期可以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11]。方春阳等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水电投资对社会总产值、相关行业以及就业的正面影响[13]。
综上可知，目前关于水电开发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关注面较为广泛，但还缺少水电资源开发对县域产业结构影响的动态分析，本文将瀑布沟电站建设分成三个阶段，动态揭示从电站建设到运营，对当地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并找出其变动特征。
本文研究思路如下：受县域经济数据的限制，投入产出法难以适用，而其他方法又不能准确反映水电开发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引入了GmDH和aRCH两种预测方法进行组合预测。由于瀑布沟水电站的建设始于2001年，因此以2001年为分水岭（之前为没有瀑电投资情况下的历史数据），我们利用汉源县1978-2000年GDp历史数据进行预测，得出在没有瀑布沟电站投资的情况下，2001-2011年10年间的GDp预测增长值和增长率。该预测值反映的是：在没有水电投资的前提下，汉源县经济按历史趋势发展所得到的预测数据，该预测值已包含了除水电投资以外的其它因素，如劳动力、技术进步、产业政策和对外贸易等诸因素的影响。然后，将经济预测值与2001-2011年同期实际值进行对比，从而确定水电投资对当地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这时，实际值与预测值的差异就反映了有瀑电投资前提下的经济数据（实际值），与假设不存在水电投资而得到的经济预测值之间的差异，这里将其看成为水电建设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最后，基于1978-2011年的实际经济数据预测了未来五年（2012-2016年）的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2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区域概况
大渡河是长江流域岷江水系的最大支流，是国家规划的十二大水电基地之一。流域主要履盖四川省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及雅安地区，属于典型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大渡河干流水电资源开发已持续数十年时间，共设置了29个梯级电站，其中瀑布沟水电站是国家“十五”重点建设项目和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拦沙等综合效益的特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总装机容量360万kw・h，年发电量145.85亿度，水库面积84km2，安置移民10万余人，该电站从2001年筹建至2011年投入运营，静态总投资169亿元，对所在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四川汉源县是电站企业注册所在地，也是受瀑布沟电站建设影响最大的地区，涉及移民搬迁8万余人，淹没土地13万余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0%。为具体反映电站建设不同阶段对汉源县经济的影响，本文将瀑布沟电站建设分为筹建期（2001-2004年）、建设期（2005-2010年）和运营期（2011年以后）三个阶段。
2.2研究方法
2.2.1GmDH模型
GmDH（GroupmethodofDataHandling）即数据分组处理方法，是自组织理论中的重要技术。自组织理论是基于神经网络和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该思想首先由乌克兰控制论学者a.G.ivakhnenko在1967年提出，并在muellerJ.a.等很多科学家的协作下得以不断发展，如今已成为一个有效而实用的数据挖掘工具。自组织建模的过程实质上是确定系统最优复杂度模型的过程。它处理的对象为若干输入变量，一个或多个输出变量构成的变量间关系待定的一个封闭系统。通过各输入变量相互结合产生众多候选模型集，利用外准则选出若干项最优模型，再将其结合，由此得到再下一代。如此不断重复，直到新产生的模型不比上一代更加优秀为止，则倒数第二代中的最优模型就是我们寻找的最优复杂度模型。GmDH是自组织数据挖掘的核心技术，它在数据采集方面的一个突出优点在于对数据样本区间一般不作特殊要求。与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相比，GmDH算法在小样本区间上能较好地进行系统的拟合预测工作，其基本步骤包括：
（1）将样本集w分为训练集a（trainingset）、测试集B（testingset）（w=a+B）。
（2）建立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之间的一般函数关系。一般使用KolmogorovGabor多项式参考函数，通常也称此多项式为KG多项式：
y=a0+∑ni=1aixi+∑nj=1∑nj=1aijxixj+∑ni=1∑nj=1∑nk=1aijkxixjxk+…（1）
（3）选择一个外准则作为一个目标函数。GmDH算法允许众多选择准则，为不同系统确定各自的复杂性，如最小偏差准则。
（4）计算选择准则（外准则）值，选择满足外准则的传递函数作为最优模型继续构建网络，直到最后模型结构不能再改善，从而得到最优复杂度模型。
2.2.2aRCH模型
aRCH（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heteroskedasticitymodel）模型即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1982年由计量经济学家恩格尔（engle，R.）提出。aRCH模型通常用于对主体模型的随机扰动进行建模，它能够有效的提取残差中的信息，被广泛的应用于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金融时间序列分析中。因此aRCH模型在经济预测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模型建立步骤包括：
（1）建立时间序列数据。
（2）对序列做aRCH效应的Lm检验，只有存在aRCH效应时才能继续建立相应的aRCH模型；如果序列存在高阶aRCH效应，即存在GaRCH效应，则可以建立GaRCH模型。
（3）通过试验进行aRCH模型定阶和参数估计。
（4）根据aiC及SC准则，并配合方差表达式参数是否满足平稳性条件及残差独立性检验，通过比较选择较适宜的模型。
对于四川省汉源县GDp的预测属于小样本区间预测，由此引入GmDH自回归建模方法，其优势在于能够在小样本区间上较好地进行系统的拟合预测工作。而aRCH模型常用于对主体模型的随机扰动进行建模，它能够有效的提取残差中的信息。为了全面分析汉源县经济的发展趋势，本文选择了模拟和预测效果比较好的两种模型――GmDH自回归模型和aRCH模型进行预测。为提高预测精度，将利用上述两种模型的预测结果建立最优线性组合预测模型。
3水电开发对汉源县产业结构影响的模型分析
3.1数据来源和实验设计
本文以四川省汉源县为研究单元，选择1978-2011年该县主要经济数据，分析瀑布沟水电站筹建、建设及运
营期县域产业结构的变化。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而本文的研究区域地处西部落后地区，出口产值很小，因此本研究初始，首先利用道格拉斯函数分析了投资、消费与汉源县GDp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投资与汉源县GDp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2001-2010年，汉源县水电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比例高达68.9%，由此可知，汉源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水电投资。
本文的数据来自《汉源县统计年鉴》（1978-2011年），主要变量为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国内生产总值（按现价计算），产业结构是指三大产业分别占GDp的比重。
本文所使用的GmDH模型在软件Knowledgeminer5.0中实现，aRCH模型在软件eviews6.0中实现。实验步骤设计如下：
（1）将已有总产值数据分为训练集（1978-2006年）和验证集（2007-2011年），使用软件Knowledgeminer5.0建立GmDH模型，确定GmDH模型中的参数。
（2）将已有总产值数据分为训练集（1978-2006年）和验证集（2007-2011），使用软件eviews6.0建立aRCH模型，确定aRCH模型的参数。
（3）利用线性回归拟合上述两个模型的预测结果，从而得到两个模型预测结果的权重，建立混合模型。
（4）由于瀑布沟水电站是从2001年开始筹建，所以分别利用1978-2000年的统计数据，使用建好的GmDH模型和aRCH模型预测出在没有水电站建设情况下的经济发展值，使用混合模型的权重确定最终的预测值（分析结果见表1）。
（5）重复上述1-4步骤得到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于是就得到了在不考虑瀑电投资建设情况下，汉源县近十年经济发展数据的预测值（结果见表1）。
（6）根据已有的经济发展真实数据与预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详见表1），可以得到瀑电建设筹建期（2001-2004年）、建设期（2005-2010年）和运营期（2011年）三个阶段对当地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所带来的不同影响。
3.2水电开发对县域经济总体影响的定量分析
根据本文研究思路，从表1得到的预测结果，可以计算出GDp实际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值，即由于水电投资拉动所产生的GDp增量。由图1可知，经济产值在水电投资的作用下呈非连续性增长。随着水电投资的加大和投资的后置效应，其对总产值的拉动作用也不断增大，仅电站运营期一年（2011年）的产值拉动达到20多亿元，增长率也提高了24%。其中，水电投资对第二产业的拉动效应最大，筹建期平均每年拉动产值8743.81万元，建设期平均每年拉动产值52304.96万元，运营期拉动产值153578.55万元。从图2还可以看出，2005年实际增加值比预测值低10个百分点，是因为当年工矿企业开始停产搬迁，导致总产值明显下降。其次是水电投资对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筹建期平均每年拉动产值7046.63万元，建设期平均每年拉动产值49938.79万元，运营期拉动产值67577.73万元。与工业与服务业相比，水电投资对于第一产业的拉动最小。
产业结构方面，与电站建设周期相匹配，各产业呈非均衡发展。在电站筹建期，各产业比重的实际值和预测值
基本持平，变化很小；在建设期，第一产业比重较预测值下降了9个百分点，可见农业发展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则分别上升了3个和6个百分点；进入运营期，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23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上升了2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4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变化明显，由2001年的38∶30∶32变成为2011年的23∶50∶27，工业突跳成为主导产业。根据预测结果，如果没有瀑电投资建设，2011年时三产结构为48∶29∶23，农业仍然是主导产业。由此可知，水电资源开发促使县域经济与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农业主导型变为工业主导型。
3.3水电开发对第一产业的影响分析
从图2可以看出，水电开发投资对于农业具有负面影响。农业在2008-2010年连续三年实际增长率低于预测值；而其他年份的实际增速基本和预测值持平，在筹建
期，第一产业比重基本不变；在建设期和运营期，由于大量耕地淹没、农村移民搬迁等原因，农业生产呈现负增长。此外，由于工业产值大幅增加，故农业产值占比大幅下降，但客观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城镇化进程。
3.4水电开发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分析
从图3可以看出，水电投资在2001-2011年（2005年除外）对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加。在筹建期，第二
产业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尤其是经过2005年的急剧下降后，自2006年开始随着水电投资的不断加大以及新县城的开工建设，第二产业比重持续增加。进入运营期后，水电产值计入当地工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长迅猛。电站建设投入水泥、钢材、施工机械、输变电设备等物资，相当部分需要在当地采购，引起上述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拉动上游生产部门增加，最终形成县域经济结构中工业产值跨越式增长，整体经济发生结构变革。
根据实地调研，当地原有工业中以采矿业占比最大，采矿业属于高耗能产业，长期以来受到电力短缺的制约。由于电站建设，淹没库区79家工矿企业，2005年是工矿企业大规模停工迁建的一年，因此当年工业产值实际增长率比预测值低了43个百分点，故在工业经济整体跳跃攀升过程中，2005年是一个例外。经规模整合、技术升级后，工矿企业合并为36家，配套2个工业园区，从而实现了工业集中入园，有利于工业布局的优化。但是采矿业高耗
能、污染大、生态破坏强等痼疾并未得到根除，急需进行工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
3.5水电开发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分析
由图4可以看出，在电站建设十年中，第三产业呈平稳缓慢增长。在筹建期，第三产业比重实际值与预测值基本持平；进入建设期后，随着大量人流、物流的涌入，对生活服务业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同时金融服务等行业也得到发展，第三产业占比明显增加。电站建成运营后，当地第三产业发展出现一定回落，为当地居民增收、就业与创业等也带来一定困难。故急需利用水坝资源，与当地人文景观相结合，推进休闲旅游业的大力发展，从而增加服务业比重，实现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目前，库区道路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成都至西昌高速公路业已开通，将该县到成都的行车时间从6小时缩减为2.5小时以内，为县域旅游业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太多，用于旅游业基础设施发展所需的资金缺口很大，中高端服务业设施与服务业人才匮乏等原因，提升县域旅游产业从而提升服务业，推动县域产业结构的改善，尚有待给力。
3.62012-2016年产业结构预测
为进一步反映瀑布沟水电站建成运营后对汉源县经
济与产业结构的长期影响，本文使用上述组合模型，以1987-2011年的现实经济数据为基础，预测了2012-2016年汉源县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表2）。由表2可以看出，在未来五年内，汉源县GDp将持续性增长，工业产值占比持续上升，超过50%以上，农业和服务业产值份额持续降低，需要进一步依托水电产业优势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4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实证研究可知，西部水电资源的开发对于促进当
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加速固定资本形成、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优化工业布局、增加城镇人口等具有变革性影响，使西部欠发达地区从以传统农业
为主导进入以工业特别是水电产业为主导的阶段，但同时也体现了西部经济发展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强依赖性与产业发展的单一性。如何以水电产业优势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从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进入到更高阶段，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战略问题。
第一，建立与完善资源开发中的利益补偿机制，体现向西部倾斜及向资源地县域财政倾斜的导向，落实各种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保障经济补偿的公平性与有效性。
第二，高度重视当地农业、农村与农村移民发展问题，农业既是弱质产业，也是受到负面影响的产业，应加强县域农业发展规划，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流域的光热资源，打造绿色农业、高科技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科技化与产业化。同时，要加大农民的转业培训，稳妥有序地组织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业和农民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建立流域各县与水电资源受益地方的利益联动与帮扶机制，政府牵头，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优势，以科技帮扶与人才培养帮扶为核心，以不断弥补当地科技与人才两大要素的缺失，从而增强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内生能力。
第四，注重县域经济增长与民生建设的协调性，不断加大民生建设投入，完善地方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的广度与深度，进而提升经济发展的等级。工业应以提高科技水平，减少环境污染为治理方向；大力加强以旅游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建设，努力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打造县域特色小镇，不断提高服务业在县域经济中的份额，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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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运行分析篇5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经济特区；海南
一、评析原理
第一，评析意义。城镇化的本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现代化水平。
第二，评析原理。目前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单一指标法，通过一个最能反映本质，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定量描述城镇化水平。国际和国内的通用方法是计算城镇人口比重，尽管这个指标较好地描述了人口向城镇聚居的状况，但由于体制上的差异，直接用这个指标测量我国的城镇化存在很大问题。二是综合指标法，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小城镇建设，而是伴随工业化过程而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非农产业、资本、市场由分散的农村地域向城镇集中的过程。科学评价某一地域的城镇化水平时若只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反映城镇化程度，不可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城镇化的全部内容。
因此，本文将采用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四个方面，选取11个城镇化相关指标，建立并运用分层次评价模型及相应指标体系，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地域分异特征进行测度分析。
二、评析模型与方法
（一）评析模型
城镇化是大部分农村人口逐步脱离农业向城镇转移，城镇规模扩大与数量增多、非农产业获得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进而引起农村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乃至思想观念变化的动态过程。有鉴于此，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基本原理，可以构建包含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四方面的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分层次综合测评模型：
U=a×p+b×C+c×J+d×i①
①式中：U、p、C、J、i分别表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a、b、c、d为权数，且a+b+c+d=1。
（二）指标体系
基于前述测度原理和模型，建立起由综合层——县域城镇化综合水平、内涵层（人口结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和指标层的三层架构。其中综合层起导向和约束作用，以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U）加以表征；内涵层旨在明晰县域城镇化的多维内涵支撑，分别以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p）、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C）、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J）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i）加以表征；指标层则包括了依据上述原则与思路所选择的11个具体指标（见表1）。
（三）评析方法
1、原始数据标准化。鉴于指标间的量纲不同，为了消除数据间的屏蔽效应，有必要对数据进行规一化处理，本文采用正规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变换，其公式为：
Bi=（ii-imin）/（imax-imin）②
②式中：B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标准值；i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值；imax、imin分别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最大和最小值。
2、分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内涵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因此，加权平均分析法来分别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相应的算法公式为：
p=0.3×u1+0.4×u2+0.3×u3③
C=0.4×u4+0.3×u5+0.3×u6④
J=0.4×u7+0.4×u8+0.2×u9⑤
i=0.5×u10+0.5×u11⑥
3、合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综合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将公式①中的a、b、c、d权重值修正为0.2、0.3、0.3和0.2，据以进行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的计算，即：
U=0.2×p+0.3×C+0.3×J+0.2×i⑦
三、地域分异特征评析
（一）数据采集处理
由于部分相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来源存在一定时序不连续性，本文主要对2008年度海南经济特区16个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异特征进行评析。数据以《海南统计年鉴2009》（海南省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为主要采集来源，并与16个县域2008年统计公报数据相互校验，从而保证了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按照上述处理步骤，根据公式②-⑦可以计算得出16个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见表2）。
（二）分异特征分析
结合表2中的海南经济特区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及排名，按照0.4及以上、0.3-0.4、0.2-0.3、0.1-0.2的分级标准，将2008年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分成四个量级（见表2），并绘制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示意图（见图1），据以考察和分析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
1、差异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一是县域个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排名第一位的昌江县（0.4900）与排名最后的乐东县（0.1370）综合指数差距达0.3530。二是量级群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各量级之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平均群体性差距也分别达0.1045（Ⅰ、Ⅱ量级之间）、0.1005（Ⅱ、Ⅲ量级之间）和0.0591（Ⅲ、Ⅳ量级之间），而Ⅰ、Ⅳ量级之间平均综合指数差距则达0.2641。
2、失衡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指数具有一定失衡性。首先是内部结构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与各内涵层指数排名位序存在一定程度错位。其次是地域空间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地域空间分布大致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东部分布着3个Ⅰ量级县域（文昌、琼海和万宁市）和2个Ⅱ量级县域（陵水和保亭县），而且都是旅游业较为发达的滨海市县；西部只有1个Ⅰ量级（昌江县）和1个Ⅱ量级县域（东方市），这两县市都是海南经济特区由来已久的工业强县。余下的大部分Ⅲ、Ⅳ量级县域则大致处于中间过渡地带（见图1）。
3、线路趋向性。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大都临近线路（东西线环岛高速、海文高速和东西线海榆公路）分布，而且除定安县为内陆型县域之外，其余8个均为临海或滨海县域，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交通线路和海岸线趋向性（见图1），表明交通线路（陆、海）及其衍生区位条件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助推因素。
4、反垂直地带性。7个较低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Ⅲ、Ⅳ量级）近乎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乐东县除外），尤其是中西部山地、丘陵地区；而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也基本分布在周围的沿海滩涂地带（定安县除外），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反垂直地带性，即海拔高地区城镇化综合指数低（见图1）。表明山地丘陵等高海拔地形仍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制约因素，并成为县域乃至全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5、中心趋向性。由图1可以看出，地处海南岛北端的海口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周边的文昌市、定安县和澄迈县3个县域的城镇化综合指数均较高，均属于Ⅰ、Ⅱ量级，指数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和第6位。地处南端的三亚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旅游、创意经济中心，其周边的4个市县城镇化综合指数也较高，尤其是陵水县和保亭县，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均属于Ⅱ量级，排名分别为第7位和9位。这表明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中心趋向性，即临近区域中心城市的县域城镇化水平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三亚作为新兴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对周边市县发展的带动能力有待提高。
四、结论
综上所述，差异性、失衡性、线路趋向性、中心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构成了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分异特征。这既是海南建省办特区30年来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的客观结果，也是深入和准确探究未来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尤其是城镇发展努力方向和障碍因素的认知起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的差异性与失衡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均衡地区城镇发展的历史任务；而中心趋向性、线路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特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带动周边市县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推动交通线路沿线市县发展等未来地区城镇发展的努力方向和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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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运行分析篇6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法县域经济差异协调发展浙江省
一、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
就县域经济层面来看，影响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的因素很多，如何从大量的因素中提炼出能够体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因子，用较少的维度去衡量县域经济的差异，主成分分析法作为一种成熟的评估方法，可以满足这种综合评估的需要。因此，本文选取主成分分析法（pCa）来分析当前的浙江省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结构特征。
本文从四个方面选取了共14个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首先是代表总体经济规模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一、二、三产业总值；其次是居民生活水平指标，本文选取人均GDp、地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第三是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衡量指标包括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最后是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评价指标。
建立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后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步骤为：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录入SpSS20.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要求Kmo大于0.75且方差累计贡献率不小于85%计算各主成分得分；根据各主成分得分确立主成分得分的系数表达式；按公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各个主成分的得分；计算各县市综合得分。
按照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理，首先利用SpSS20.0统计分析软件对2010年浙江省各县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后，得到主成分初始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依据主成分分析法方差累计贡献率不小于85%的原则。上述因子中前三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高达93.095%，可看出选取这三个主因子能够代表全部变量所表达的信息。
为了考察浙江省58个县域单元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按3个主因子计算综合评价体系内各指标在主成分中的载荷选取主因子，确立主因子的负荷矩阵，计算各年份各县的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对各县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排序。
表中列出的综合得分是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分值，可以从分值上进行较为直观的比较。得分大于0，说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浙江省县域经济平均水平，分值越高则说明其发达程度越高，得分小于零的地区，其经济实力低于平均水平，相对落后。
二、浙江省县域经济差异的等级分区
上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各县市综合得分构成的一个经济实力指数，可以用来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经济实力等级是指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的强弱等级。本文把浙江省县域经济实力等级由强到弱分成七个等级类型，归纳成4种发展水平类型。县域经济实力等级分a级、B级、C级、D级、e级、F级、G级等七个级别。浙江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等级分类。
为了考察浙江省58个县域单元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状况，按表3中列出的综合得分将58个县市分成7个档次，采用arcgis软件对各县市的综合得分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从空间上进行较为直观的比较分析，分值越高颜色越深。
描绘了2010浙江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各种发展水平的县市从空间分布来看，浙东北的县域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以稳定的和上升的发达型为主，浙西南地区则以上升的欠发达型为主，温台沿海稳定的欠发达型占多数；浙江省经济格局从西南向东北呈现“3+1”的空间格局，即三大经济核心区和浙西南欠发达地区的格局。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各县的经济综合得分存在明显的分异和集聚特征。就分异特征来说，具体表现为东北与西南之间的差距，浙东北地区各县的综合得分普遍高于浙西南甚至浙江省大部分地区。与浙江海拔梯度差异相反，浙江省县域经济发达程度呈现出从浙西南到浙东北的由低到高的梯度差异，丽水-金华-绍兴-宁波沿线为典型梯度分异带。而集聚特征包括两点：第一，综合得分较高的形成一极三个组团的县域集聚，“一极”是义乌市，“三组团”分别是环杭州湾集聚区、温台沿海聚集区、浙北聚集区；第二，综合得分处于C级的欠发达县市基本聚集于浙西南的内陆市丽水、衢州地区。
三、浙江省县域经济差异的空间结构特征
通过图1和表3可以看出，浙江省县域经济空间结构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两极分化明显，多数县域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
按照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等级分类，浙江省县域经济处于发达水平的有9个，而处于欠发达及严重欠发达的县市有31个，处于中等发达水平的县市只有18个。浙江省县域经济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多数县市处于浙江省平均水平以下，县域人均GDp总体离散度进一步加大，从而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扩大。
（二）经济发达县域集中于环杭州湾地区
2010年浙江省县域经济综合得分大于零、处于中等发达水平以上的县市共27个。其中14个位于环杭州湾地区，4个位于浙西北地区。整个环杭州地区的17个县域中仅有岱山、嵊泗、新昌等3个县市低于平均水平。如果把紧邻杭州的浙西北纳入杭州湾地区，那么环杭州湾地区及浙北形成发达县域集聚区，其余的中等发达水平以上的县市，浙东南6个、浙中3个，呈斑块状分布的空间格局。
（三）欠发达县域分布于广大的浙西南地区
浙西南的衢州市、丽水市地区的全部县域综合得分都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在31个欠发达和严重欠发达县市中，衢州市和丽水市占13个，加之其他浙东南8个欠发达县市和浙中4个欠发达县市基本都紧邻衢州、丽水地区，因此广大的浙西南地区形成了欠发达县市集聚的空间格局。
（四）发达县域集聚在增长极和交通线周围
浙江省的发达县域主要分布在环杭州湾的浙北地区，因为浙北地区是浙江省受到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辐射及省级经济中心杭州、宁波辐射最强的地区，也是交通网最密集的地区。沪杭、浙赣、杭甬、杭宣铁路以及沪杭甬、杭宁、杭徽等高速公路在环杭州湾浙北组成密集的高速交通网。加之来自上海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浙北地区各县人均GDp较高。相对来说，浙西南和浙东南地区的交通网密度较低，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为落后。
浙江省县域经济最显著的差异表现在低海拔地区与高海拔地区之间的差异，平原地区与山地地区之间的差异，沿海平原与沿海山地及海岛地区之间的差异。因此加快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县市经济的发展，减小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是加快浙江省山区县域经济和海岛经济的发展。
四、协调发展浙江省县域经济的政策建议
自2000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系列政策，以加快浙江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提出了“山海协作工程”、“山海经济”、“山上浙江”等以提高低收入地区居民收入为导向的系列政策。其中这些加快欠发达地区或者山区经济发展的政策都可以纳入浙江省的山海协作工程。
（一）促进山区特色农业发展的政策
一是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和生产主体成长；二是建立跨区域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带动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壮大；三是探索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促进山区循环农业加快发展；四是加快建设山区特色农业基地的基础设施，促进山区特色农业生产节本增效。
（二）促进山区二、三产业发展的政策
沿海地区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潮为浙江省欠发达县市的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按照山区的发展定位，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大力鼓励山区农民创业发展，推动山区二、三产业有序发展。一是大力营造产业转移的承接基地，吸引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落户。二是大力鼓励山区农民创业发展。鼓励重点块和限制开发区块的山区农民发展家庭工业；鼓励难以外出就业的农民就地发展来料加工、休闲旅游等产业。
（三）促进山区资源开发和再造的政策
浙江省山区低丘缓坡面积较大，是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也是山区经济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支持山区低丘缓坡的综合开发利用。建立低丘缓坡综合开发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对可作为建设用地和可开垦为耕地的低丘缓坡做出评价。研究制定鼓励低丘缓坡综合开发利用的具体办法及相关政策，特别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要对山区低丘缓坡的开发利用予以倾斜。
（四）分类考核，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谁改善、谁得益”，“谁贡献大、谁多得益”原则，逐步提高各类资源费用与生态补偿的比重，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标准体系，探索征收环境资源税和实施生态补偿保证金制度，并着重向欠发达地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倾斜，重点支持水系源头、自然保护区、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完善跨界断面河流水量水质目标考核与生态补偿相挂钩的制度，健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饮用水源保护补偿机制。
（五）深化陆海联动，落实山海协作工程内容
实现浙江省县域经济协调发展还必须进一步深化山海协作内涵，要把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和扶持山海协作政策创新发展统一起来。要求发达地区既要帮助山区县市引进项目、引进资金，同时也要帮助解决项目建成后的技术开发、市场拓展、管理营运等具体问题。进一步完善山海协作机制，深入开展发达地区市、县、乡对欠发达地区的三级对口合作帮扶，提高结对合作帮扶成效。重点支持对口欠发达地区改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设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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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运行分析篇7
县是一级最基本和最完善的行政区域，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经济总量看，整个国家的GDp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由县和县以下的经济活动创造的，绝大多数的人口也是居住在县和县以下地域之内，因此，发展县域经济不仅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关系到地方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或者好的发展思路，才能从总体和长远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发展次序和相应的政府措施。
1．区域竞争的要求。目前，全国有2052（2001年底）个县级行政单位，每个县都存在着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而面临的市场、资金、资源等又是有限的，特别是随着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整合，县与县之间的经济竞争必然会加强，这就要求各个县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研究，确定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竞争战略。一个科学和合理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对确定发展战略，形成特色经济，增强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2．长远发展的要求。目前很多县域经济的发展缺乏长远的、明确的发展规划，主导或者优势产业的确定没能抓住自己的特色，要么简单地模仿其他县的发展，要么闭门造车，没能将县域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国际和国内大市场中，寻找发展机遇。基本是一届领导一个发展思路，整个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盲目性。
3．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县域经济的发展会受到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的影响，比如，前几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一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打击。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只有制订明确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排除或避免各种风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扰动。
4．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将由全能政府角色中退出来，凡是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就不参与；凡是企业能办的事，政府就不干预；凡是中介机构能办的事，政府就不包揽。政府的工作应该主要是从战略层面进行科学规划，制定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指导各个层面的经济活动。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和实施应该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规划基础上，重点搞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引导和扶持特色经济的发展。
二、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编制的程序
县尽管是一级最基本的行政区域，但县域经济的发展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口和就业问题、城市发展以及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各个方面。因此，编制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在系统性、综合性、前瞻性和科学性的规划理念基础上，设计规划程序和规划蓝图。
编制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基本程序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步骤：一是分析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现状；二是确定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目标；三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具体内容的编制；四是监控和跟踪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效果，并且及时调整有关内容。
1．现状分析阶段。在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调研的基础上，要系统和综合分析县域经济发展的状态与趋势、实力与潜力、优势与劣势、挑战与机遇等各方面，为编制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详细提纲和具体内容做好准备。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本县在全国或省域范围内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判断；
（2）本县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状况分析；
（3）本县发展的优劣势、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及潜力剖析；
（4）本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与发展实力评估；
（5）本县经济结构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
（6）本县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2．目标确定阶段。在对本县经济发展现状了解基础上，立足于“现实”和“未来”，按照动态和发展的观点，确定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等。
战略目标的确定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核心，其准确或者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县域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因此，战略目标的确定要广泛征求内外专家、公众以及地方各级官员的意见，在定性和定量分析基础上，可以提出多种方案，供规划领导小组和研究小组选择和决策。
3．具体内容编制阶段。按照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确定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构建适合本县经济长远发展目标的产业结构体系，做好各行业发展规划和重大问题专题论证，并确定合理的空间布局思路。最终完成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总报告、各行业发展战略分报告、县域重大问题专题论证报告等。
4．监控和调整阶段。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最终是实现所规划的战略目标。因此，要使战略目标变为现实，必须要求总体战略部门、各行业制订出相应的战略实施方案，把战略的基本思路、内容和主要指标体系分解成年度计划或5年计划，并确保各方面年度计划和规划相协调。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当地实施部门、专家和领导要及时发现和反馈规划存在的问题，并能够及时调整和解决问题，以保证发展战略在动态中提高和完善。
三、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编制的内容
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编制内容涉及多方面，但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内容：战略定位、战略优势、机遇与挑战、战略指导思想、战略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产业、战略布局、战略方向、战略措施、战略决策等。
1．县域经济发展定位。定位是准确确定该县在全国、省、地区中所占据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承担的功能等。县域经济发展定位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有层次性，由大而小层层定位；二是要以市场为导向，不拘泥于当地的资源情况，即跳出本县来看县域经济的发展；三是要进行分类定位，即经济性质定位、社会功能定位、科技文化定位、发展阶段定位等；四是要准确、精炼、全面、通俗。
如笔者对河北省黄骅港开发区产业发展的基本定位：（1）东北亚乃至世界知名的能源输出大港；（2）中国东部地区节水型临海产业体系建设示范基地；（3）立足河北，依托京津，服务晋陕蒙等中西部地区的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4）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两环”开放带动战略的重点实施区域。
2．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优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经济基础优势、科教优势、交通优势、人才优势等进行全新审视，分析哪些是绝对优势、哪些是比较优势、哪些具有巨大潜在优势、哪些优势正在丧失或者已经变成了劣势（如表1）。战略优势分析要以动态的、相对的观点来分析，在明确优势的同时也要分析清楚制约因素。
3．县域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机遇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分析一个县发展的机遇，要立足于该县发展所面临的宏观和微观背景，从国家或大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融资政策、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周边地区的发展态势等各个方面来发现和把握机遇，寻找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挑战与机遇相伴而生，机遇越大，挑战也越大。分析挑战重点在于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可能对本县发展带来的压力，如环境问题、三农问题、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等等。如我国的许多县城还处在半工业化阶段和现代化的边缘，这应该说是一种压力和挑战，但同时也说明，这些县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仍有较大的可塑性。
4．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原则和指导思想。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原则是制订县域发展战略时所必须遵循的宏观原则，战略指导思想是制订战略规划必须遵循的各项宏观方针政策等。如我们可以把某县的战略指导思想按照下列思路来确定：即“以对外开放为动力，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特色经济为依托，以县城为发展中心，推动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5．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县域经济的发展目标包括三大部分：一是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目标、经济结构目标、经济运行质量目标等；二是社会发展目标，包括基础设施发展目标、人口发展目标、科技教育发展目标、生活质量目标、社会保障目标等；三是资源环境发展目标，包括资源开发利用目标、环境保护目标等。按照时间尺度，每一项具体战略目标又可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6．支柱产业的选择与特色经济的培育。支柱产业是指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带动和主导作用的产业，一般具有技术水平高、规模大、创汇能力和竞争力强、产业关联度大等特征。支柱产业的选择一般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
支柱产业的选择不仅要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而且还要从全国乃至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寻找自己的定位；支柱产业的选择要避免与其他县域产业出现同构现象，要实施错位竞争发展战略，构筑起分工明确和联系密切的特色产业群。
如笔者针对河北京唐港特征，提出了京唐港开发区的产业发展方向为：一是打造临港工贸型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制定各项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发展非国有经济，重点培植石油化工、机械、建材、海洋生物和海产品加工为主的综合发展的偏重型加工业；通过河北省唐山市北方中心渔港的建设，带动旅游、商贸、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打造临港工贸型的产业结构，实现开发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二是构建外向型经济格局。充分利用加入wto后将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扩大对外贸易的契机，积极发挥京唐港腹地广阔的优势，采取有效的招商方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与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进行嫁接，推进海港开发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进程。三是建设一流的现代化港口。通过完善港口功能，提高港口管理和服务的现代化水平，增强港口的辐射功能，把京唐港建设成为一流的现代化港口，真正实现“以港促区”的基本思路。
7．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县域经济发展规划编制中，一定要明确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进行集中投入，集中建设，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如有的县制订了“工业强县”战略，而有的县则制订了“旅游富县”战略，我们可以把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经济民营化等“四化”战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加以落实。笔者针对黄骅港开发区提出了四大发展战略：即港口牵动战略、大项目拉动战略、物流中心促动战略、外向型带动战略。
8．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模式。战略布局是将战略产业和战略重点在空间上的具体落实，实施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优化配置，通过空间结构的合理化提高区域竞争力。战略布局要根据县的发展布局现状，结合增长极理论和点轴开发理论，确定能够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极核和增长轴线或经济区，形成点、线、面有机结合的空间发展结构体系。
县域经济运行分析篇8
关键词:城市经济区范围;划分;兰州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28-05
1.引言
城市经济区是以大城市为核心,与其紧密相关的广大地区在社会地域分工过程中共同形成的经济上紧密相连、生产上相协作的城市经济综合体。在空间经济的组织形式中,城市经济区不仅能够协调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而且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部署提供了科学依据[1]。目前,学术界关于城市经济区范围划分的研究较少,划分的主要方法有Rdl链方法、断裂点方法、场强分析法等[2]。这些划分方法为确定不同等级城市经济区范围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在实证研究方面,涉及欠发达地区和单个城市经济区范围划分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省内城市经济区范围划分[3-6],其中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计算省内不同城市中心性,采用城市断裂点法确定相邻城市经济区的界线,进而划分省内城市经济区范围,并不注重考虑省外大中城市对省内相邻地区的经济辐射和影响,同时采用的划分方法单一、考虑的其他因素较少。
兰州经济区位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西北干旱区的交汇区域,在欠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同时又是黄河上游经济区的核心。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甘肃省将兰州经济区建设纳入十一五规划并作为发展重点[7],为兰州经济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更为直接和现实的机遇。但是,学术界关于兰州经济区的研究较少[8-12],且均未涉及与兰州经济区范围划分相关的研究。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用实证的方法,兼顾省内外大中城市对城市经济区范围划分的影响,结合欠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区实际情况,确定兰州经济区范围。
2.欠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区特性分析及组织原则
2.1欠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区特性分析
基于我国区域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的历史事实,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经济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城市经济区的基本理论,在极化机制和扩散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欠发达地区城市和区域的发展表现出单个城市发展由小到大,功能由单一到综合的特点,学者们称之为单中心城市经济区。单中心城市经济区是城市经济区域形成的初级阶段,是城市经济区域发展的低级形态[13]。这种形态的基本特征是:①经济布局受资源环境条件约束严重,城市分布具有明显的资源和交通指向性,中心城市在空间上的扩散具有跨越式的特点;②整个区域内虽然包括多个大中城市、县城和建制镇,但中心城市只有一个,且在经济总量、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等方面优势明显,在整个区域中处于核心地位;③中心城市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组织功能进一步强化,通过极化扩散效应,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④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超出了行政管辖区域,逐步形成了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经济区。
2.2欠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区组织原则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城市经济区是以中心城市或城市密集区为依托,在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具有对内、对外经济联系同向性特征的枢纽区,核心、腹地、经济联系、联系通道是城市经济区构成的四大要素[14]。基于这种考虑,本文的欠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区按以下原则进行组织[1]:
(1)中心城市吸引辐射原则。城市经济区是由诸多大、中、小城市及其腹地所构成,城市是城市经济区内主要的物质要素。每个城市经济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按其在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可分为区域性和地方性两类。地方性中心城市通常为市域或县域的中心,区域性中心城市才是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经济区的核心,因为它对整个城市经济区都起到了辐射和带动作用。为此,一定范围内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数量决定了城市经济区的数量。与此同时,划分城市经济区的范围、规模也以所依托的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为依据。一般来说,中心城市综合实力越强,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越大,辐射范围越广,城市经济区范围就相对大。
(2)区内紧密分工协作原则。城市经济区不是现状的客观描述,而是对区域和城市发展、预测的地域经济系统综合。既然城市经济区是地域分工的产物,那么,区域专业化生产程度和方向也必然是城市经济区组建的基础和目标。基于此,城市经济区的组建在考虑中心城市吸引辐射范围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城市经济区主体,产业部门在生产工艺、技术和经济上的专业化生产指向,选择最优区位,确定城市经济区组建的范围。更具体地说,城市经济区组建应从有利于发挥地域资源优势和城市经济优势出发,将区域优势变为产业优势,着重发展中心城市的主导产业部门,组织城镇群体的专业化生产,建立各具特色、发挥优势的区域综合经济结构。
(3)兼顾行政区界完整原则。城市经济区与行政区具有不同的功能作用,二者的界线并不完全一致。城市经济区的边界随着区内经济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基层行政区界则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在城市经济区组建时,为了有利于发挥行政手段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指挥、协调、监督作用,也便于规划管理和利用必要的统计资料,根据我国县级行政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区域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区域经济整体性特征,应尽可能保持县级行政区界的完整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基层城市经济区的组建、内部协调和规划实施。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城市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自觉的经济过程,以行政手段强行组建的办法往往事倍功半,欲建而不达。只有根据各地区内在的经济社会联系和现实及长远的需要,因势利导,方能收到事半功倍、水到渠成的功效。
3.划分方法
目前划分城市经济区的方法有Rdl链方法、断裂点方法、场强分析法等。其中p.D.Converse提出的城市断裂点理论被广泛用来确定城市空间影响范围和城市经济区的划分[2]。由于该理论仅给出了每两个城市间一个断裂点的计算公式,在实际应用中就出现了多种空间分割方法。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将Voronoi图用于城市影响范围划分。王新生等提出以中心强度为权重构建加权Voronoi图界定城市空间影响范围的方法[15-17],学者李圣权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做出了改进,提出了城市断裂点理论与加权Voronoi图相结合的方法[18],闫卫阳对城市断裂点理论进行论证,将加权Voronoi图应用于城市经济区划分[5]。由此可见,加权Voronoi图在城市经济区划分中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科学合理性。
本文在方法上采用闫卫阳、秦耀辰等界定河南省中心城市吸引范围时所采用的方法,将扩展后的城市断裂点理论和加权Voronoi图相结合划分城市经济区范围[5]。在确定过程中首先应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出兰州及周边城市的综合实力,然后采用城市断裂点方法计算出中心城市兰州市的影响范围。在此基础上,结合欠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区所处阶段的特点,综合考虑兰州市区与周边县区的经济联系强度、通勤率后,确定兰州经济区范围。
4.兰州经济区范围划分
4.1采用指标的说明
在评价城市综合实力(中心性)时采用如下指标体系[2]:①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包括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增加值、市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②城市流量指标,包括城市客运量、货运量和邮电业务量。③区域发展水平指标,包括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区域城市化水平、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④通勤率以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长途汽车发车频率(发出汽车班次的时间间隔)作为替代指标。
4.2方法的具体应用
4.2.1城市断裂点法。首先,采用城市断裂点法界定兰州市与周边其他城市的影响范围分界线。p.D.Converse1949年提出了断裂点理论,给出了具体的计算方法。该理论将相邻两个城中间的吸引力达到平衡的点定义为断裂点(Breakingpoint)并给出计算公式[19]:
da=DaB/(1+pB/pa)或dB=DaB/(1+pa/pB)(1)
其中da和dB分别表示断裂点到两城市的距离,DaB为两城市的直线距离,pa、pB分别为两城市的人口。在实际应用中断裂点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城市人口无法代表城市的规模和吸引力,应用选取反映城市综合实力的指标体系;公式仅计算出相邻城市的一个断裂点,而两城市间的吸引范围的界限是一条线,在具体界定时就出现了多种方法,具有很大的任意性。为此,本文采用城市中心性反映城市综合实力,在城市吸引范围划分时应用加权的Voronoi图,克服了影响界限划分的任意性。
表1兰州及周边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表
指标城市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城市流量指标区域发展水平指标非农业人口数(万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工业增加值(万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客运量(万人)货运量(万吨)邮电量(亿元)人均GDp(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城市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兰州市170.82503.04676.93294738529254659722.17182962898.0059.00259.59
西安市309.431146.89920.3921509962811323157525.90173193808.0044.91835.10
西宁市91.86164.60106.70161168397334924940.99129092951.0061.64115.63
银川市66.37213.46226.36270108852267937341.26207263800.0023.84201.65
白银市29.9494.51162.32198847928143530422.54198842023.0023.6638.01
天水市57.2486.3263.4670506957154414882.2770311550.0016.1433.64
武威市20.7495.2046.4494156606132328742.5996592802.0021.0416.99
定西市8.1016.366.6335606510153616211.2323941670.009.517.31
陇南市10.4614.221.17264856308129040.9727291353.0014.012.66
临夏市11.189.562.03683545131251250.0328931308.0011.794.80
合作市4.593.881.117618465238290.0538681514.0019.024.4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甘肃统计年鉴2007》、《甘肃城市统计年鉴2007》。
目前评价城市综合实力的指标体系较多,但主体部分大致相同,本文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选取了反映城市综合实力的3类12个指标(指标及原始数据见表1),包括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5个),城市流量指标(3个),区域发展水平指标(4个)。其中指标分别采用2007年中国城市年鉴、甘肃统计年鉴和甘肃城市年鉴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兰州及其周边的西安、银川、西宁、天水、白银、武威等城市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价。分析结果中主成分按特征值大于1(一般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作为主成分),贡献率大于89%进行选取。选取的2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分别为:76.69%,89.49%,足够描述城市综合实力。计算所得的城市综合得分和排名为见表2:西安(1.78)、兰州(0.99)、银川(0.61)、西宁(0.36)、白银(0.14)、武威(-0.22)、天水(-0.44)、定西(-0.71)、陇南(-0.82)、临夏(-0.89)、合作(-0.93)。可以看出有些城市的综合得分为负值,如果直接代入公式(1)计算断裂点位置,必然存在负值开方的运算,显然是不可行的。为此,必须对各中心城市的综合得分进行数据变换。变换时我们采用常用的最小――最大规范化方法。为了便于计算和对比,并保证变换后的数据全部为正值,保证原数据列数值大小次序特征不变,我们运用公式(2)选取在[1,10]闭区间上对各城市的综合得分进行数据变换。计算所得的城市排序结果和相应的中心性强度值是:西安(10)、兰州(7.38)、银川(6.11)、西宁(5.28)、白银(4.55)、武威(3.36)、天水(2.63)、定西(1.73)、陇南(1.37)、临夏(1.13)、合作(1.00)。
j=v-minamaxa-mina(new_maxa-new_mina)+new_mina(2)
(2)式中mina和maxa分别为属性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将a的值V映射到区间[new_mina,new_maxa]中的j
(x-pBx1-pax2pB-pa)2+(y-pBy1-pay2pB-pa)2=(papBpB-paDaB)2(3)
(3)式为一个圆的方程,x、y表示城市在地图上的坐标值;pa、pB分别为两城市的综合实力。当两个城市a和B的心性强度值不同时,其吸引范围的分界线是一个圆(或弧),圆心为C(pBx1-pax2pB-pa,pBy1-pay2pB-pa),并且在B或其延长线上,半径papBpB-paDaB可以验证,经典裂点理论计算的断裂点p0也在这个圆弧上,是这个圆与aB的交点[5]。
表2兰州市及周边城市综合实力指数
城市p1p2w1w2综合得分
兰州市0.975621.066676.6912.8060.988638
西安市2.36959-1.734471.782339
西宁市0.244711.064930.362075
银川市0.465061.50660.614094
白银市0.019030.879930.142216
天水市-0.42358-0.50746-0.43558
武威市-0.25885-0.01679-0.22421
定西市-0.70761-0.72196-0.70966
陇南市-0.82928-0.73797-0.81621
临夏市-0.95832-0.52744-0.89667
合作市-0.98636-0.57197-0.92706
然后,按照公式(3),将每个城市的中心性强度值作为每个城市点的权重,进而构建兰州与周边城市点集的加权Voronoi图。这里用地图代数方法生成。这个加权Voronoi图实际上就是每个城市在理论上的吸引范围。每个城市的吸引范围不仅包含了经典断裂点理论所计算的断裂点,而且也准确地刻画了每条分界线的轨迹。根据分析结果,兰州市与周边城市生成的加权Voronoi图如图1所示。
图1基于加权voronoi的兰州经济划分示意图
4.2.2中心城市兰州与周边县区经济联系强度分析。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是表征城市间相互作用力大小的指标,学者们通常采用的计算公式为[20]:
e=piVit×p/Rij2(4)
式中:e为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pi,pj分别为某年i和j市的非农业人口;Vi,Vj分别为某年i和j市的国内生产总值;Rij为两城市直线距离。
为了定量阐释兰州市与周边地区相互联系的动态变化,本文采用2004―2008年《甘肃年鉴》的数据,中心城市以兰州市区数据,周边县区以县域数据为准,运用公式(4)计算了兰州市和周边县区经济联系强度,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兰州市区与周边县区的经济联系强度逐年加强,与白银区、榆中县、皋兰县、永靖县的经济联系最强,与永登县、红古区、临夏市的经济联系较强,与安定区、临洮县、平川区、东乡县、靖远县、景泰县、广河县、会宁县、陇西县、天祝县、康乐县、临夏县、和政县、渭源县的经济联系紧密,与积石山县、通渭县、岷县和漳县的经济联系较弱。
4.2.3通勤率。关于通勤率指标的说明,本文参照南京都市圈规划的方法[21],以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长途汽车的发车频率(发出汽车班次的时间间隔)作为替代指标,效果非常接近国外的通勤率指标。本文通过分析2007年兰州市区各车站客运调度站统计的发车数据,将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大致分为三个层次:①发车频率在10min左右,是经济区的核心区域,与国外日常都市圈覆盖范围基本一致。②发车频率在20min左右,是经济区的紧密联系区域,该区域是经济区规划的重要选择性区域,将视区域交通规划布局、城市主要联系方向分析确定相关城市在何种程度上参与经济区的功能地域组织。③发车频率在30min以上,基本是中心城市的泛影响区域,不纳入到经济区空间范畴。按照这一标准,结合兰州各车站发往周边各地的发车频率统计,得到兰州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联系图(见图2)。
图2兰州市与周边县区发车频率示意图
依据图2,①兰州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即发车频率在10min左右的地区,主要包括:红古区、永登县、皋兰县、榆中县、临洮县、临夏市;②经济区的紧密联系区域,即发车频率在20min左右的地区,主要包括白银区、平川区、安定区、永靖县;③中心城市的直接影响区域,即发车频率在30min左右的地区,除上述地区外,主要包括靖远县、会宁县、景泰县、通渭县、渭源县、陇西县、临夏县、康乐县、广河县、和政县、东乡县、天祝县与民和县。
4.3划分结果
综合上述三种方法的分析结果,考虑到兰州与白银、临夏和定西市在空间上邻近,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紧密,将它们各自单独的影响范围也纳入兰州城市经济区范围,为此,本文确定的兰州经济区范围如下: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和临夏市的城市影响范围;与兰州市区经济联系紧密;中心城市兰州到该区中心的发车频率在30min以内,主要包括:兰州城区四区、红古区、永登县、皋兰县、榆中县、临洮县、临夏市、白银区、平川区、安定区、永靖县、靖远县、会宁县、景泰县、渭源县、陇西县、临夏县、康乐县、广河县、和政县、东乡县、天祝县。兼顾行政区界完整原则,以及研究成果的现实操作性,在范围界定时暂不跨省界和保持县界的完整性。为此,本文最终确定的兰州经济区范围如图3中阴影部分所示。
图3兰州经济区范围界定示意图
5.讨论
本文采用城市断裂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兰州市区与周边县区的经济联系强度、通勤率确定了兰州经济区范围,最终确定的兰州经济区范围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的安定区、临洮县、陇西县与渭源县,临夏州的临夏市、永靖县、靖远县、临夏县、康乐县、广河县、和政县和东乡县,武威市的天祝县。但是,在兰州经济区范围划分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中心城市兰州与周边地区货物流、信息流等流量指标。基于此,本文所涉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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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南京都市圈规划,nanjing.省略/cps/site/nanjing/index2.htm.
[作者简介]李快满(1982―),男,甘肃政法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管理。
县域经济运行分析篇9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在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才储备结构上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987年我国第一所县办大学――沙洲职业工学院的诞生，可以说是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从城市走向县域的开始，也为今后县域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县域发展高等教育不仅需要不断提升县域经济的实力，更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分析，找出县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德江作为省委、省政府确立的黔东北铁路交通枢纽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高等教育将会伴随撤县改市的推进，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笔者以Swot分析法，分析德江县发展县域高等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作为用来确定企业在现实的竞争过程中确定自身竞争优势、竞争劣势、机会和威胁的有效分析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利用Swot分析法来分析德江县域高等教育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将会有效改善德江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有效地促进德江县高等教育又好又快的发展。Swot分析法，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等，通过调查列举出来，并依照矩阵形式排列，然后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而结论通常带有一定的决策性。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研究，从而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以及对策等。S（strengths）是优势、w（weaknesses）是劣势、o（opportunities）是机会、t（threats）是威胁。
一、德江县发展县域高等教育的优势S（strengths）
（一）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定位
德江县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和黔东北铁路交通枢纽的定位，为德江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的定位，势必会改变过去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路，引领各个方面的发展迈向新的高度。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定位，是对德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进一步提升。德江经济的发展势必需要更多高技能人才投入到德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中，德江县发展高等教育培养本地人才，将会成为未来德江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定位不仅有利于城市发展，也是能够辐射周边县城发展的一个有效方式，未来德江的发展将会带动周边县市区的人员聚集到德江，为德江城市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县域经济发展对于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作为县域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短板，高技能人才的短缺一直是困扰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从目前德江县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德江县正处在“城大业小”的状况，同时也应该看到德江县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伴随城北工业园区的建设，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落户德江，会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这些高技能人才从外地引进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对本地人才的培养、使用。这就为德江县发展县域高等教育，特别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江县发展县域高等教育将会为未来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奠定人才储备的基础，让企业不会为招不到人才而面临困境。
（三）德江县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
从全国城镇化率的发展现状来看，贵州省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而位于黔东北的德江的城镇化率更低，较低的城镇化率是发展县域城镇化的一个隐藏潜力。根据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县域城镇化的持续发展，需要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作为后备力量，需要有先进的理念作为指导，同时还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支撑，需要有高雅的文化空间作为城市的精神支柱，才能够改变城市发展过程中相对较为浓厚的商业氛围。只有高等教育才能够以其独特的文化和使命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理念、文化。
二、德江县发展县域高等教育的劣势w（weaknesses）
（一）交通不便
随着贵州省三年交通大会战的展开，贵州省的交通状况得到了有效改善，但是和中东部地区相比较而言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之处，交通运输成本较高，客运成本居高不下。笔者就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县市和省会城市的交通成本来进行比较发现，德江县到铜仁市的客运票价为80元，到贵阳市客运票价124元，而湖北省同等距离的县到市里的客运价格为40元，到武汉市客运票价为60元。可以说以学生的出行成本来计算的话，客运交通费用贵州省是湖北省的两倍价格，这样的交通运输成本对于高等学校的招生来说是没有优势的。对于东部地区的交通运输来说，更是没有竞争优势，例如从河南省的修武县到省会城市郑州距离150公里，客运价格高铁22元，客车运输40元，从修武县到北京的火车硬座价格为105元。从这一角度来看，德江县交通运输的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降低客运成本。
（二）人才短缺
贵州省作为西南地区的偏远地区，人才相对匮乏，从衡量一个地区人才发展状况的每万人的人才含量来看，贵州省的每万人的人才量不足1000人，对于德江县而言，每万人的人才总量是800人，这些人才总量所包含的是德江县的具有中等专业以上学历的人员。从德江县的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的人才储备分析来看，德江县的人才储备总量更是少之又少，可以看出德江县的人才短缺状况相对比较严重。特别是那些高学历人才的储备相对较少，截至2015年底德江县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员总数为32人，这些高学历人员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系统和中等学校教育系统。可以说人才的短缺是制约德江县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在。
（三）产学研配套不足
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办学的场地、优秀的人才资源，还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产学研配套体系。德江县由于地处武陵山区，交通优势不足，贵阳周边的产学研机构的辐射带动能力又相对较差，这就导致了德江县在发展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产学研配套的不足，特别是高职教育中的产学研基地的建设尤其不足。
三、德江县发展县域高等教育的机会o（opportunities）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向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正在实现从量的增长到质的转变。我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向着大众化、普及化的角度来发展，正在逐渐形成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格局。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就需要进一步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需要到更加广阔的县级区域兴办学校，构建起县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新思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美国学者马丁?特罗于20世纪70年代总结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的时候高等教育就进入到了大众化的阶段，50%以上就进入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今后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在大中城市的饱和状态，势必会将高等教育的学校办到县域一级城市。发展县域高等教育将会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一步深化和普及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越来越向着县域一级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德江作为铜仁市县域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县，将会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首选之地。
四、德江县发展县域高等教育的威胁t（threats）
我们在看到德江县发展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机遇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德江县发展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威胁，这些威胁不仅仅是来自于贵州省内各个县域高等教育的对比上面，同时来自于东部地区，特别是那些高等教育发展较早、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而且还有着相对较好的人才优势、交通优势、区位优势、人文环境优势等。从德江县发展县域高等教育的威胁来看，德江县面临着和同等县的竞争，这就是德江县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另外还应该看到德江县在发展县域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所引进的高等教育学校有两所：一所是铜仁学院的二级学院，还没有在德江真正地实行属地化办学；另外一所民办高等学校贵州省信息工程学院，在师资力量、校园硬件建设、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上面，还和其他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些都是德江县发展县域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威胁所在。另外德江县作为铜仁市的一个县级市，人口相对较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相对较少，高等学校的生源数量也将成为德江县发展县域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比较重要的威胁。
县域经济运行分析篇10
【关键词】县域经济；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
【作者简介】史贞，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山西太原030006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80-04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层次的区域经济，是宏观与微观经济的结合点，属于中观经济范畴。它能够有力地结合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为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延伸拓展提供平台。可见，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健调控的关键环节，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不可替代性。我国的县域经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已逐渐向高层次发展，如中国的“百强县”等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带动落后地区也将是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尝试以县域经济转型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中央更是在县域经济的制度规范、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但同时，由于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很多县域缺乏合理的规划与产业布局，导致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产业趋同，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尤其以中西部更为严重，导致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区域非均衡问题日益突显，成为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所以，进行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研究，不仅是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减少城乡差距、合理区域布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所在。可以说，县域经济发展的好坏可以作为衡量我国“十二五”规划完成效果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栋生教授认为：县级市经济是区域经济的范畴。它是一个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具有地方特色，以小城市为依托的，城乡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法棠认为：县域经济是指县市区这一行政区划内开展的全部经济活动，是按行政区划认定的区域经济。综上观点，县域经济问题首先是区域经济问题。相对比而言，大区域的发展主要是以资源和第二、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而县域经济的产业都过于单一。由于其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的环境特点，市场体系并不健全，环境因素、体制因素和政策因素成为制约县域经济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具有代表性的有：谢自奋等（1996）从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的角度，广大乡村经济为基础的区域性经济网络，从经济管理网络关系角度对县域经济进行了研究。凌耀初（2005）论述了县域经济的特征、地位和存在的问题，并参考国外农村区域发展经验，提出了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陈志德（2006）从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入手，针对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背景以及现状，提出了吉林省发展县域经济主要运行机制的创新机制及创新模式。禹新荣（2010）基于竞争力理论，从中观的层次和产业的视角，首次完整提出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命题，对其基本理论、形成机制和评价体系进行阐述和分析，创新产业竞争力研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模式，构建了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崔征（2011）通过寻找落后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经验，利用2004年到2009年的数据对通榆县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静态、动态的对比分析，寻找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王鹤春等（2012）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探讨分析了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的G-R-i-e模型，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及对策。朱士鹏等（2013）采用主成分和eSDa技术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县级行政区（县、区、市）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到2009年的县域经济数据为基础数据，对贵州省10年来的县域经济实力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显著，并有所扩大。
从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县域经济发展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状态的相对封闭性，折射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性。大区域由于资源秉赋和产业结构等因素所形成的经济非均衡发展会直接引致县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每个县由于先前的自然条件、政策扶持力度、社会结构等都不尽相同，彼此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相差较大。为了能够科学地了解和反映我国各县的经济、社会活动状况，本文从县域经济水平、县域经济活力和县域人民生活三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用以研究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找出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板因素，从而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思路和对策。
二、指标体系
由于县域经济本身既属于综合性经济，又属于区域性经济，又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单位，故本文综合其所具有的上述特征，选取14个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进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研究，指标体系见表1。
其中，县域经济水平指标用以反映各县的经济水平在其所在市域经济水平的重要性，主要通过各宏观经济指标占市域指标比来实现；县域经济活力指标用以反映县域的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状况间接反映其经济活力和潜力；县域人民生活主要通过城乡人口结构和收入状况直接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差距（其中城乡收入比和城乡人口比是逆指标）。
我国整体处于经济转型期，而以山西省这一资源型省份的转型更具有代表性，所以，本文以山西省为例，通过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全国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的研究方法。本文所用指标均来自于《山西统计年鉴2012》，为实现指标评价过程中的可比性，各指标均转换为相对指标形式。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大致分类和综合排名，并且对影响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三、综合评价
利用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关键是要获取各级指标权重并通过加权平均获得上级指标。指标权重获取的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两大类方法，其中主观赋权法主要利用专家打分进行，而客观赋权法更能通过数据信息体现指标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指标赋权时综合了两种方法，既利用主观评价将指标进行分类，又利用客观数据信息为指标赋权，这样更能使信息科学、有效。
第一步，依据各一级指标下所包含的二级指标计算主成分，依各指标在其相应主成分中的载荷系数大小，进而计算各二级指标的主成分即为一级指标。以县域经济水平为例，其包括六个二级指标，依据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计提主成分，依其特征向量矩阵可将Y1表示为
Y1=0.4864X1*+0.4796X2*+0.3244X3*+0.4597X4*+0.455X5*
其中，Xi*分别为Xi经过标准化之后的数据，经计算后即可得县域经济水平的总得分。其他一级指标Y2，Y3均按此方法计算。
第二步，再视Y1、Y2、Y3为三个变量，重复之前的赋权过程，可得各指标Y1、Y2、Y3的权重。测算结果分别为0.326、0.328、0.346，权衡考虑这三个一级指标对县域经济评价的作用。本文认为三个指标均反映了县域经济的不同方面，所以视三个指标具有同等权重。最后的综合评价指数得分为：
Y=（Y1+Y2+Y3）/3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分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名可以看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排名的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大于1的，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水平得分和县域人民生活水平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县域，说明经济水平的发展在县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均衡状态，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山西省资源分布较为密集的县域。以孝义市为例，孝义市以综合得分4.8625居于榜首，说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处于全省先进水平，尤其是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7.8685，遥遥领先于其他县市，表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很高。但是，孝义市的县域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其他各地区差异并不明显，说明其经济发展过多依赖资源，其发展动力不足，也没有实现真正的惠民。这表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亟需转型发展以求谋取持续繁荣发展。整体看，这些县域的发展取决于对资源的开发，在经济转型时期，这些区域是否具有后续动力将成为这些县域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大于0小于1的，从各一级指标得分可知，该类县域的经济动力和潜力得分相对其他两个指标较高，同时可以看出，介休、应县、右玉、平遥等旅游资源开发较好的县域均在此类，说明其经济发展的后劲较大，具有可持续性。第三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小于0的，从指标得分的结果看。该类县域在三项指标得分均偏低，属于县域经济中发展严重滞后的群体。
由主成分分析求得山西省各县综合评价指数分值，得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排名，本文进一步运用快速聚类分析方法验证主成分分析的结论，其聚类结果见表2。
从表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中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综合评价方法是有效的。结合聚类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对各县市的发展特征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类是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市，但正由于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更多地是建立在资源依赖的基础上，所以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会出现诸多问题。第一类县市由于过多地重视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农业的发展，导致该类县市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人口比的得分是最低的，说明在农业和城乡结构方面存在较严重的问题，工业畸重发展势必会带来后序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所以，此类县市应成为山西省经济转型的重点城市。第二类是经济活力较好的县市，这些县市在各项指标的表现居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之间。虽然这些县市目前在市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突出，但其具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均劳动生产率较高，如果能够加大经济投入，合理规划经济结构，其未来的经济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第三类是整体发展水平均较弱的地区，说明这些地区是山西省今后经济整体水平提高的着手点，这些县市缺少资源禀赋，产业发展优势不突出，说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缺少合理的规划，没有明确其在山西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应该对这些县市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构建了县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山西省为例，通过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山西省96个县（含县级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类和综合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4个指标进行赋权计算，通过其结果与聚类分析对比，并结合各县域实际发展水平，说明该方法可行，能够有效地对各县市的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进行评价。
2.县域经济综合评价得分显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两极差异严重，资源依赖地区经济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这并不能说明山西省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就高。由于对资源过度依赖会为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起到足够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以山西省经济结构调整更应重视各县市在经济中的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