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摊经济的最新政策篇1
一、发展地摊经济的做法、措施
（一）要提前介入，做好管理监督。以往大家在谈及“地摊经济”时，大多数人首先想到是它的一些负面问题，比如占道经营影响群众正常出行，垃圾随意堆放污染环境，食品安全和商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等。发展“地摊经济”，要总结推广过去加强城市治理中的有效做法，根据城市交通、小区分布、群众消费需求等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划定经营范围和区域，制定合理的、人性化的管理标准。对商品质量要实施跟踪监控，保障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防止负面问题为发展“地摊经济”蒙上阴霾，维护得来不易的城市治理成果。
（二）要积极引导，做好政策宣传。摊贩是“地摊经济”的基本细胞。复苏“地摊经济”，要发挥各镇街、社区联系居民、群众最密切的优势，通过“网格化”积极宣传放开摆地摊的政策规定，让更多的城市低收入人员、农村待业人员、贫困户等群体参与到复苏“地摊经济”中。同时做好相关管理要求的宣传，引导摊贩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和城市管理规定，提供安全、质量有保证的商品，切实担负起卫生打扫和秩序维护的责任义务。
（三）要主动服务，做好帮助扶持。“地摊经济”根本上还是市场经济。发展“地摊经济”，需要地摊市场的有序经营，也需要群众的造访消费。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设定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要运用市场化手段规范“地摊经济”。政府要帮助宣传造势，加大对“地摊经济”的宣传，扩大社会知晓面，促进群众消费，既做到“扶上马”，也做到“送一程”。
（四）要长远考虑，做好统筹规划。发展“地摊经济”，虽带有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阶段性色彩，但长远对城市“微经济”的培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善民生和促进就业、社会稳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政府部门来说，要充分把握这个时机，深入到摊主和群众中问需问计问策，完善城市治理中相关政策措施，补齐以往城市治理中的不足和短板，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同时探索建立城市“微经济”与城市治理相协调发展的有效机制，形成切实可行、动态完善的“地摊经济”管理政策措施。
关于地摊经济的最新政策篇2
关键词：会计政策纳税筹划
1长期债券投资对纳税筹划的影响
企业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发行企业债券。债券可以等价发行，也可以溢价发行或折价发行。在溢价或折价发行时，必须在发行期内进行摊销。溢价或折价摊销进入财务费用，冲减利息费用或增加利息费用。利息费用作为扣除项目，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可以从所得里扣除，纳税人利息费用的多少直接影响纳税人应纳所得税额的多少。摊销方法有直线法和实际利率法两种，两种方法计算出来各年的摊销额是不同的。因此，企业债券溢（折）价摊销要对纳税人每年的应纳所得税额产生影响。
2企业债券溢价发行对纳税筹划的影响
2.1企业债券溢价发行的直线摊销法企业债券溢价发行的直线摊销法是指将债券的溢价按债券年限平均分摊到各年冲减利息费用的方法。
[例]大盛公司1994年1月1日发行债券100000元，期限为5年，票面利率为10%，每年支付一次利息。公司按溢价108030元发行，市场利率为8%。
2.2企业债券溢价发行的实际利率法企业债券溢价发行的实际利率法是以应付债券的现值乘以实际利率计算出来的利息与名义利息比较，将其差额作为溢价摊销额[15]。其特点是使负债递减，利息也随之递减，溢价摊销额则相应逐年递增。仍以上例为例，该公司债券溢价发行
债券摊销方法不同，不会影响利息费用综合，但要影响各年度的利息费用摊销额。如果采用直线摊销法，前几年的溢价摊销额都为1606元，而实际利率法的摊销额为1357.6元、1466.2元、1583.5元、1710.2元、1912.5元，前少后多。前几年的利息费用则大于直线法的利息费用，如93年多出248元，94年多出139.8元。公司前期缴纳税收较多。因此，由于货币的时间价值，大多数企业愿意采用实际利率法，对债券的溢价进行摊销。
3结论新晨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履行法律义务的前提下，运用税法赋予的权利，通过对企业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节约纳税的一种方法和手段。企业实现税收筹划的途径有很多，会计政策选择是其中之一。通过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税收筹划，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受企业内外部的经济、技术条件约束最小，筹划成本最低，因而，最具有可操作性。那么，税收筹划是否会成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在此动机下进行的会计政策选择将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基于对资产会计政策的选择对纳税筹划产生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就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地合理避税的方案选择。
参考文献：
[1]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国际税收辞汇[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198.
[2]梅格斯.会计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776.
[3]印度税务专家n.J.雅萨斯威.个人投资和税收筹划[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49.
关于地摊经济的最新政策篇3
关键词：流动摊贩；城市管理；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3）20-0028-02
我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随着市场化的加快，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下岗职工、无业人员、残疾人、进城剩余劳动力等组成的弱势群体，流动摊贩正是脱胎于这个群体。虽然流动摊贩满足了城市中大部分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并且满足了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大量的流动摊贩也成为我国城市治理的一道难题，政府部门与流动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经常出现。这些矛盾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也给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隐患，社会各界要求改革现有流动摊贩治理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
1我国流动摊贩治理现状
现阶段，我国流动摊贩治理问题多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近些年来，事件与摊贩暴力抗法事件，多次见诸报端，例如，比较典型的“夏俊峰案”、“崔英杰案”、广州城管手掐女摊贩等事件，这些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其次，政府执法形象差，群众支持流动摊贩。以城管为主要力量治理流动摊贩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负面新闻，这些使城管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合法性、权威性大大降低，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许多“段子”来调侃城管或者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三千城管的战斗力抵的上一个师”等。与此同时，流动摊贩由于自身特性，能够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和不同层次的消费物品，为其生活带来了便利。因此，居民们往往对流动摊贩这一弱势群体抱以同情与支持的态度，而对政府部门的执法行动则表示不理解、不支持。
最后，流动摊贩治理效果很难持久。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在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工作期间，流动摊贩数量会有明显减少。但是在他们下班后，流动摊贩数量又增多，政府执法部门与流动摊贩之间仿佛在进行一场“博弈游戏”，经常出现“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情况，治理成果很难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这种的现象表明了我国政府对流动摊贩的管理仅是停留在表面的治理，是一种短期行为。
2流动摊贩产生的原因
2.1城市发展定位不合理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GDp增长率是衡量发展速度的主要指标。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我国做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的决定。但是我国政府的管理体制无法迅速做出转变，依旧为旧发展战略服务。
GDp数字可以简单明了地反映地方管理者的执政成绩。长久以来，我国的政绩考核指标中GDp增长率占的比重很大，GDp的高低成为领导干部升迁去留的惟一标准。在这种政绩考核体制之下，地方政府更情愿地将大量的资源投放到能够创造出GDp业绩的产业而非那些GDp数字较小的领域。这种短期化行为将会严重损害普通群众的基本利益。比如，我国许多城市不顾自身条件的限制，一味地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但是却忽视了城市居民本身的需求，在城市发展战略上出现了偏差、扭曲了城市空间资源配置、造成了城市服务系统功能的失调。城市中高楼大厦、商业中心、大型超市越来越多，小菜场等一些贴近百姓生活的便民设施却越来越少却销声匿迹；政府的办公场所越来越奢华，百姓所需的小小修车摊、早点摊却无迹可寻。重表面、轻民生的建设行为加大了城市管理者与普通民众的矛盾，城市功能的缺乏也为流动摊贩的产生与扩张提供了空间。
2.2低素质劳动力引起流动摊贩就业的扩张
在滥用资源的增长优先发展模式下，我国低素质劳动力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很难向高素质劳动力发展。因此，低素质劳动力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流动摊贩群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我国劳动力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现象，主要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较差的就业吸纳能力和较大的人口基数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例如，2010年我国城镇需就业人口总数超过2400万，新生劳动力达到1500万，但是全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仅1200万，供给远远超过了需求。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将数以万计的人排斥在正规经济规模之外，不少人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进入流动摊贩行业。另外，流动摊贩这个行业本身的特点也使得其规模不断扩大。首先，低素质的劳动力由于受到自身年龄、知识、技能、体力、资金、资源等条件的限制，无法投身于正规就业中，他们只好选择进入各方面要求较低的流动摊贩行业中。其次，摊贩经营成本小，见效快。摊贩所需成本主要是劳动力和时间，资金成本较小。这比较符合大多数从业者的实际情况。只要个人能够吃苦、能够坚持、善于经营，就能够使投入与产出达到最优配置、将经营风险降到最小。最后，流动摊贩经营的适应性强，灵活度大，即使经营失败，也比较容易转入其他经营方向。
2.3城市的低端需求为流动摊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城市中大量低收入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十分依赖流动摊贩。他们必须想尽办法降低生活成本，从流动摊贩那里购买低花费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成了他们无奈的选择。流动摊贩的虽禁尤盛正是这种关系的反映。
在城市居民中，低收入群体的典型就是下岗、失业工人，他们构成流动摊贩的主顾。这部分人生活比较艰难，其收入只能够承担流动摊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在外来务工人口中，农民工占据了低收入群体中的很大比重，他们比本地居民中的低收入者更加依赖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农民工们的劳动条件普遍较差并且薪水较低。他们也不能享受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统筹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社会保障待遇。同时，城市并不是他们的归属地，许多人在城市生活时都尽可能的节衣缩食以便把报酬节约下来带回家乡。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从流动摊贩市场中购买生活用品及服务。
3街头摊贩治理的公共政策回应
3.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合理定位城市目标
现阶段，我国政府对流动摊贩的管理措施只能说是局部的修补，不能从根本上改观现状。所以说政府必须真正地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首先，要降低GDp增长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使之回归到合理的水平。其次，政府要注重低端部门改造。一是在产业发展上，注重开发能够吸纳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密集产业，引导和帮助他们挖掘自身的价值。这些产业是以为低素质劳动力提供发展机会为目的，而不是单纯的创造GDp。二是合理利用城市空间，规划建设出既能满足流动摊贩就业，又能提高环境管制效率的相关设施，扩展城市环境对低端部门的容纳能力，为该部门就业者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3.2对流动摊贩提供合法合理的扶持依据
参照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认识到流动摊贩实际上是一种低端非正规就业，是一种合法的就业形式。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法律法规上确立流动摊贩的合法性。
首先，政府应当通过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宣传方式，发挥其权威作用，大力宣传非正规就业理念，明确非正规就业是一种合法正当的就业，积极介绍国外非正规就业情况，将非正规就业纳入政府管理扶持的范围，从而改变人们对非正规就业的偏见。政府需要在社会上树立一种正确的现代就业观，即只要劳动者是凭借自身能力、从事合法的经济活动获取劳动报酬，不论你做什么、以何种方式做、在什么经济部门。其次，政府管理部门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在立法工作中，要肯定非正规就业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合法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和适用范围；并根据我国情况，制定专门的适用于非正规就业的法律法规。最后，政府部门需要修改和调整现有一些法律法规中与非正规就业相冲突的条例，补充完善那些适应非正规就业形式特点的规定，形成一套较为合理完备的制度。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流动摊贩都会从中收益。
3.3加大综合扶持力度
下岗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占据了城市流动摊贩就业群体的大多数，他们在就业谋生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匮乏。一方面，绝大多数失业下岗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本身收入有限，很少能在生产和经营中持续的投入资金，有时候生意都无法维持下去，更不用提扩张和发展了。另一方面，他们不能够提供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所需要的担保物，缺少资信担保，无法获得贷款资金，融资渠道匮乏。所以，政府应当加强贷款的扶持力度，如建立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自谋职业者的贷款担保基金，拓宽他们的融资渠道，缓解他们的融资困难。例如，上海市曾出台政策，如果非正规劳动组织在初期发展过程中存在融资困难的问题，相关部门可以帮助他们向上海市促进就业基金申请开业贷款担保。这些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非正规就业群体的融资问题。
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培训提高流动摊贩就业者技能。一是加大教育培训投入。由于流动摊贩就业者大多数比较贫困，培训过程中的费用需要由政府和一些相关机构承担。二是要完善职业培训机制。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不需要直接参与到具体工作中。政府需要明确劳动部门的培训职能，规范培训市场，加强对社会培训机构的指导和服务工作，调动社会力量培训流动摊贩就业人员。三是要做好就业信息的传播工作。流动摊贩就业人员在就业观念、职业选择、经营选项等方面没有什么概念，经常是市场上什么东西火爆，便“一窝蜂”地参与其中。一种经营项目如果进入者增多，他们之间的竞争力也会加大，许多从业者将会不适应竞争而面临淘汰。因此在培训过程中政府部门要特别注意指导流动摊贩就业者进行职业规划，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网络。这样，不但能够引导流动摊贩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念，又能增强其市场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洛忠，刘金发，宗菊.城市街斗摊贩：非正规就业与公共政策回应[J].新视野，2006，（2）.
[2]彭希哲，姚宇.厘清非正规就业概念，推动非正规就业发展[J].社会科学，2004，（7）.
[3]张国平，章灿刚.城市流动摊贩管理：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实现条件[J].晋阳学刊，2008，（5）.
关于地摊经济的最新政策篇4
农村老家的干部群众对乡村班子的交接有句俗话：“接班”不“接摊”，大家不“围摊”。这句朴素而形象的话意思是说，你要接这个班，那么这里的一大摊子事就都要接下来，特别是所欠的外债、亟待解决的问题等等，否则的话大家就不会跟你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有福你享、有难你受，大家不会跟你担当。以小看大，其实党的上级组织和各级班子也情同此理：要想接好班，不但要接好摊、还要守好摊。只有这样，大家才会“围摊子”、出主意、献良策，才会和你有难同当、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把工作干好。
按照中央的安排部署，今年全国省、市、县、乡党委将进行集中换届。这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也意味着将有一大批干部和领导班子将接受组织的挑选和重新调整。在以往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一旦领导班子换届、新班子上任，原有的决策部署、规划布局往往随着新班子工作思路的改变而改变，于是，一些地方就出现“书记调动，规划重弄”，“换一任领导换一套思路”的现象，对此老百姓颇有微辞。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体制机制上的原因，也有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具体来讲，主要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有的领导干部没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为了个人出政绩、树形象，而置前任的努力和基础于不顾，抛开过去，另起炉灶；有的新班子一上来，就把上届班子的决策和发展思路推倒重来，搞新规划、提新口号、作新决策，使一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有的这届班子花钱出政绩，却让下届班子补亏空等等，结果折腾来折腾去，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甚至造成重大失误，最终不仅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事实上，不但接好班，而且接好摊、守好摊的例子不胜枚举，古人早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据史书载：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上任后，他并没有对原来的政策法规重来，而是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对原有的法令，全部照章执行；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在任三年，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这就是有名的“萧规曹随”。其实，如果“接班”、履新的领导干部也能发扬和效仿“萧规曹随”的精神，传好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接力棒，岂不是更好!在今天看来，这种精神不仅不是一种软弱、没有魄力的表现，相反更应该成为一种“官德”，一种竞争“软实力”。事实上，每一任领导所负之责，都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每一任领导的努力，都要自觉服从服务于党的事业发展。要使一个地区、部门或单位步入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需要上下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共同给力、传接好接力棒，都应以大局为重，统一思想、齐心协力、不懈奋斗，使发展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在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中成就辉煌大业。
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在一代代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接力中成就的。如果让那些官欲浓厚、权欲膨胀、只带着“接官”动机的人“接班”，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惟有让那些时刻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视个人名利淡如水，视党的事业重如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奋斗的人；让那些能够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时刻自觉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人去“接班”，他才会不但“接官”、而且“接摊”、“守摊”，虚心学习前任的好经验、好作风，全力接好“接力棒”，为新班子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促使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才能真正接好“班”，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让党和人民的事业兴旺发达。
关于地摊经济的最新政策篇5
关键词：成本分推制度创新农业制度变迁
农业二十多年制度变迁经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达到了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制度设计目的。但是制度安排时也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制度变迁成本分摊采取的向后累计推移目前已经到了非化解不可的地步，制度化的成本也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沿未制度化的成本又亟待制度化。可以说当前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制度创新成了整个农业制度变迁的突破口，这个问题不解决，新一轮农业制度变迁就无从着手。
一、制度变迁成本的一般分析
（一）制度变迁成本的类型
1、制度实施后成本。一是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有两层意思，制度变迁主体的政治风险和制度变迁所造成的社会政治风险，这种成本必须内部化。因为成本内部化是与改革收益内部化相对应的，作为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其改革是为了追求潜在的利润，当然其政治成本应内部化。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只要制度安排成功就可获得最大的租金，还可获得支持和巨大的政绩，甚至职位的提升，因此其改革成本理应由改革主体自行承担。二是制度更替引起的制度利益转换成本。一是旧制度下的能够获得的利益，在新制度安排后，被取消，这部分成本可以称之为新制度安排的机会成本；二是新制度安排后，由某些人承担了的费用，如农业制度变迁后，予以制度化的乡统筹、村提留。三是新制度安排后，未予以制度化的成本，可以在制度运行期间与制度化的费用一同由微观主体承担，也可以向后累计，找适当的时机予以分化解的成本。
2、制度实施成本。改革的实施成本包括公众的反对成本、协调成本、组织成本、试错成本、监督执行成本等，这部分成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改革主体直接相关的应内部化，与改革主体不直接相关的可以向外部转移，剩下的由政府从制度变迁收益中予以开支，改革没有成功的由政府完全承担。一是交易成本。二是协调成本。三是试错成本。四是组织实施的预期成本。五是制度设计成本。制度设计成本是在原有制度内酝酿、设计安排新制度应该花费的费用，这部分成本要在改革期间予以消化，这种消化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旧制度的框架下消化，打入旧制度的废弃成本中；另一种方式是在新制度建立后由新制度的收益一次性解决。制度设计成本不能向后推移累计，也不能由改革各主体分摊，更不能制度化。政府是制度设计成本的最终承担者。
（二）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的一般分析
从上述二类六种制度变迁成本来看，前三种成本要么在改革初期予以分摊，要么予以制度化，要么向外转移，只有第四种成本，即制度更替引起的制度利益转换成本才有可能向后累计。改革决策者在非制度化的成本与制度化的成本逐步解决还是向后累计的搏弈上，一般倾向于后者。而后者在分摊方式也有多种选择。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有多种方式，如制度化、向外转嫁、向后累计，改革主体内部化。对于改革主体来讲有向后累计或者制度化的偏好，对于改革客体则偏好向外转移。
1、内部制度化。内部制度化就是制度变迁的成本由制度约束和规范对象来承担，即由改革微观主体来承担，就是对制度变迁初尚未制度化的制度变迁成本重新用制度来规范，并由微观主体来承担。这种方式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因为经过一段时间，微观主体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与改革初制度化相比，反对的程度较低，实施成本较低，是一种较理想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的分摊方式。
2、外部制度化。外部内部化就是由政府自己来承担，政府来承担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或者金融政策予以解决。政府承担就是的把相关制度的成本通过制度来规范，使成本分摊多元化（即全社会成员来负担，因为政府的收入来自于纳税人，外部内部化也就是把成本社会化），减少制度相关微观主体的负担。
3、向外转移。制度变迁累计成本向相关利益主体以外的人或者利益群体来承担，这种方式必须是“内部人”与“外部人”有一定的利益联系，“外部人”通过承担一定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能名极大的增进自身利益。这种制度变迁方式，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帮助建设基地、为农民提供服务，就属于这种类型。
4、政府一次性予以划转。就是把过去累计的成本，完全由政府一次性承担。如1998年粮食制度改革，各个粮食企业的亏损，挂帐停息就是由政府来承担。这种方式解决要政府有比较大的承受能力。
5、契约交易：即以制度未来的潜在利润换取制度累计成本。新制度的供给是因为有潜在利润或者租金的诱因，对于无法分摊的制度变迁累计成本，决策者可以出售潜在利润或者租金，来换取累计成本的化解。如农村公共品制度的累计成本就可以通过，出售公共品的潜在收益来分摊制度变迁成本。
二、当前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障碍了新制度的供给
上一轮农业制度变迁成本主要是三种方式，一是制度化，由农民自己承担；二是向后累计，由以后的制度收益来弥补；三是尚未制度化的成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或者地方“土政策”，转由农民承担。制度化的成本本身就构筑了成本内在化的累增机制，向后累计的制度成本已经达到了制度变迁的极值点（或者临界点），非化解不可；尚未制度化的成本几乎成了各级政府和村级组织转嫁费用的“吸纳器”。
（一）制度化的制度变迁成本已经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
1、统筹提留合法性和计提标准、方法受置疑.一是统筹提留费用从理论上讲，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即是地租，但是统筹提留中有些费用，如教育费附加，道路维护等费用，农民已经以税收的形式向国家交纳了，如果再以统筹提留的形式出现，就在实事上造成了重复纳税。二是统筹提留以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缴纳基数，造成了农民之间的负担不均衡。按照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表明，1999年农村居民纯收入进行五等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后发现，低收入户、较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较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的负担率分别为9.21%、6.59%、5.19%、4.03%和2.52%,呈现出收入越高负担越低。三是基数确定不科学，乡村为了保证支出，往往夸大农民收入，因此，农民统筹提留负担远远要比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要高。
2、传统的政治制度运行成本由改革后的市场微观主体承担已难以承受。我国的改革是先经济体制改革，再适时推进政治改革。但是二十多年来，农业经济制度改革可以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了一大步，但是我国的有关农业的政治制度除把农村这个名字改为乡镇外，其他的则很少变动。传统的政治制度虽然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但是依然照样运行，其庞大的运行成本，即乡镇机构的运转费用全部由已经市场化的农民承担。乡镇政权作为一级政府，虽然当初设计安排时所采取的的“实县虚乡”做法，但是目前实实在在是一级政府，庙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人员比较多，大的乡镇200多人，少的乡镇也有70-80人。在我国各级政府中，只有乡镇这一级政府的经费是完全来源于农民，而且不是以税收形式，而是以费的形式来征收。而农民所交纳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屠宰税是农民作为一个公民因生产经营应尽的义务，按理说农民已经完成了纳税义务，就不应该再承担乡镇行政费用。但是这部分费用没有留给乡镇，而是上交逐级留成，县、地、省各得一部分，乡镇完成了工商各税后只能得到所谓具有行政编制的不超过20个人的行政经费和人头经费。大量的工作人员和乡镇站所则是靠向农民收费过日子。向农民征收经费的理由是乡镇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理应征收“地租”。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土地是乡村集体所有，农民是集体的成员，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乡村只是一个所有权人，实际所有者农民就还得通过交统筹提留（即地租）来使用本应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收益给人来享受。如果我们再讨论，如果土地属于村级所有（目前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村集体），村是所有权的人，而乡镇是一级政府不是人，有什么理由还要收取类似地租的统筹费用呢。因此，既然国家已把乡镇定位于一级政府，而农民在交纳税收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再承担乡镇的行政管理费用。
3、地权改革而导致失业、社会救济救助和社会保障费用内部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后，把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如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的各种社会保障支出全部由农民自己承担，也就说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成本由农民自己承担，而国家却置身事外。国家要求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城市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却由农民自己掏腰包，并且还要农民领国家的一个义务制教育的“人情”。现在农村中小学生的费用开支是城市的2倍以上，而农民的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用较少的收入负担较多的费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
第二轮土地延包农民并不热心（土地增量制度变迁累增成本过高）。中央提出农民承包土地再延长30年后，并没有象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一样欢呼鹊跃，农民不仅不想续签合同，领取土地使用证，反而连现有的承包土地都不想要了，农民不要土地并不是农民很富有，也不是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增多了。农民现在还只是仅仅解决温饱问题而已，土地仍然是农民生存和就业的最基本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土地大量弃耕的现象，笔者认为是土地制度变迁成本累增过多所致。
（二）尚未制度化的成本农民已经不堪重负
1、“两工”。农民社会（家庭之外）付出的一部分价值得不到承认，最典型的表现是农村还存在类似于古代徭役的义务工制度。当前，农民有相当大（家庭之外）一部分劳动得不到承认，最典型的表现是类似于古代徭役的义务工、积累工制度（农村简称“两工”）。不仅“两工”的价值不能实现，而且“两工”制度还成了乡镇两级平衡财政收支的调节器，成了加重农民负担的载体。乡镇两级在年初确定预算时，统筹提留与实际支出缺口的差额就在“两工”上想办法。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义务工和积累工有水利工程就收，没有就不收，而且最多不超过30个。但是现在成了一项刚性收费，有无水利工程都要收取，几乎成了农民负担的“无底洞”。
2、农村公共生产费用。改革二十多年以来，由于国家应该承担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入比较少，从而导致农村基本建设年久失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就代表国家向征收农田水利维修建设资金，从而使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费用由农民来承担了，这是未制度化的成本。另外，由于水利设施的处久失修，就使得农村公共生产费用直线上升，加大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成本。
（三）向后累计的成本已经达到了分摊临界点。
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本分摊方式极不合理，累计的成本也非化解不可。1998年国家为了甩掉粮食体制改革的财政包袱，继续实行省长负责制，建立多级风险基金，把本由中央财政负责调控的责任转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负担，而且以地方为主，向地方恩嫁负担；而且规定1993-1998年的粮食亏损由地方在一定的年限内予以消化，把因国家政策造成的亏损转嫁给地方，同时对没有消化完的粮食亏损予以挂帐，从目前的政策走向来看，这个亏损也会由所谓的顺价销售最终由农民承担。
2、庞大的教育达标费用及由此导致的乡村两债务。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以政府的名义要求，乡村两级中小学校舍“达标”，每个乡镇至少都有200万元左右，而这些最后也是通过各种途径向农民转嫁来予以化解的。这也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创新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方式
（一）成本分摊的原则
1、受益原则，在相关主体之间合理分摊。因为前一轮制度变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变迁的成本基本上实现了创新主体（即农民）内部化了。这主要是考虑当时制度变迁的效率较高，农民承担改革成本也不会影响其创新的积极性。但是当前农民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农民的处境比较艰难，如果创新成本全部由农民承担，创新必然不会得到占大多数农民的拥护而导致创新失败。因此，如果制度涉及到了多个受益主体，创新成本应在多个主体中均衡分摊。
2、分类原则。一方面，对过去累计的制度变迁成本，要下力解决，现在已经不能继续向后推移了。可以由国家承担一部分，向外转移一部分，农民自己承担一部分。另一方面新增制度变迁成本要根据受益原则和支农原则，予以制度化。
3、国家和非农产业为主的原则。如果只涉及农民本身，则国家要与农民共同分摊。时机成熟后要适时引导“以工补农”，把改革成本由农业内部向外转移。
4、逐步消化原则。虽然农民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对于二十多年累计的制度成本，也不能一下子完全分摊，要逐步分摊。
（二）农业制度变迁成本的具体分摊方式
1、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筹集制度，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减少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的分摊。公共产品筹集主体要多元化，不能完全由农民负担。因为供给公共品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过去由农民自己承担有其不得已的合理的一方面（国家的非农发展战略）。但是面对农民负担沉重，收入增长持续递减的局面，而且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国家必须义不容辞的承担起这一早就应承担的职能。全国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工程国家要全额投资；区域的基础工程可以由国家和地方共同负担；区域性的小型水利设施，地方政府、乡村社区和农民共同负担。同时应积极引进外资，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兴办农村公共产品，通过公共产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减轻乡村社区兴办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的压力，也就减少了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
2、国家要支付农村的失业和社会救济费用。目前由于我国仍然没有考核农村的失业问题，农村过剩人口是通过“一个人的工三个人做”，即家庭承包责任制来予以强制内部化，国家根本不支付农民过剩劳动力（即实实在在的农村失业人口）任何费用。“五保户”、烈军属开支等社会救济、救助费和抚恤费用也是通过制度化由农民承担。政府在社会救济上把九亿农民甩在一边。这些既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国家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中央提出休养生息也应考虑把这部分由农民支付的费用由国家承担。
3、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费用要外部制度化。九年义务制教育目前城乡两个样，在城市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费用完全由财政来负担，而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却要自己掏腰包。因此从政策的公平性来讲，这部分成本必须实行外部制度化，由政府负担。另外，以前因为学校升级达标累计的制度变迁成本（债务），国家要视乡镇的财政状况，予以适当支持或者补贴，因为这部分成本本身就应由国家支付。
关于地摊经济的最新政策篇6
据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反避税工作处处长苏晓鲁在回答当前反外企避税的情况时说，目前，我国已批准成立了40多万家外企，相当数量的外企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造成从账面上看，外企大面积亏损，亏损面达60%以上，年亏损金额达1200多亿元。按照税法的规定，以后的赢利是可以弥补前年度的亏损。因此，我国每年要少征外企所得税约300亿元。
毋庸置疑，在资本的舞台上，并非外企才有避税的任务或需要，中小企业的财务经理也大都背负着“如何合理纳税”的沉重使命在艰难地舞蹈。对于资金和实力并不强大的企业家们，以下问题时常困扰长袖善舞的精英企业决策人士：如何利用相关税收政策，合理减轻企业经营压力？如何合法地规避税收监管，利用企业自留资金扩大再生产？
当前中国的税制饱受争议。由于名义税率高，企业负担沉重；由于征管水平不高，造成企业逃税、逃费倾向严重，一些企业和个人违反税收监管的报道不断见诸各大媒体。
从国内情况判断，企业对我国的高税率税收政策怨言颇多，一些业内人士也对此争议不断。由此，企业如何尽量地安全、合法“自我减负”，已成为企业的共识。
合法避税是指在尊重税法、依法纳税的前提下，纳税人采取适当的手段对纳税义务的规避，减少税务上的支出。合理避税并不是逃税漏税，它是一种正常合法的活动；合理避税也不仅仅是财务部门的事，还需要市尝商务等各个部门的合作，从合同签订、款项收付等各个方面入手。避税是企业在遵守税法、依法纳税的前提下，以对法律和税收的详尽研究为基础，对现有税法规定的不同税率、不同纳税方式的灵活利用，使企业创造的利润有更多的部分合法留归企业。它如同法庭上的辩护律师，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税是合法的，是企业应有的经济权利。必须强调一点：合法规避税收与偷税、漏税以及弄虚作假钻税法空子有质的区别。
避税的种类按其特征和内容分为国内避税、国际避税和税负转移三种形式。我们将主要为中小企业家们介绍中国国内常用的一些避税方法。
从实用角度来看，国内的避税就是指企业通过各种方法、途径和手段避开国内纳税义务。从更现实的条件出发，企业的老总和财务经理需要解决不同难题。
合理避税：老总能做什么
规避税收，现在早就不是一个只适合于私下交流的话题。现在许多企业老板都在交流怎样规避税收，成功的经验大家“群起而效仿”。十届人大刚刚谢幕，税收政策、税收监管和税率水平等问题被各位代表多次提及。
一个企业经营的角度来分析的。假如能是一个管理决策层，从企业的发展战略角度来看，这样的操作更适合于您。
换成“洋”企业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税收倾斜政策，因此由内资企业向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等经营模式过渡，不失为一种获取享受更多减税、免税或缓税的好办法。
注册到“避税绿洲”
凡是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以及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保税区设立的生产、经营、服务型企业和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企业，都可享受较大程度的税收优惠。中小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可以有目的地选择以上特定区域从事投资和生产经营，从而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本节内容读者可参见《推开“离岸绿洲”的门》一文）。
进入特殊行业
比如对服务业的免税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养育服务，免缴营业税。
婚姻介绍、殡葬服务，免缴营业税。
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缴营业税。
安置“四残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35%以上的民政福利企业，其经营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范围内（广告业除外）的业务，免缴营业税。
残疾人员个人提供的劳务，免缴营业税。
做“管理费用”的文章
企业可提高坏帐准备的提取比率，坏帐准备金是要进管理费用的，这样就减少了当年的利润，就可以少交所得税。
企业可以尽量缩短折旧年限，这样折旧金额增加，利润减少，所得税少交。另外，采用的折旧方法不同，计提的折旧额相差很大，最终也会影响到所得税额。
用而不“费”
中小企业私营业主应考虑到如何对经营中所耗水、电、燃料费等进行分摊，家人生活费用、交通费用及各类杂支是否列入产品成本。
当今的企业界，这一项被频繁运用。他们将自己买房子、车子的支出，甚至子女入托上学的费用都列支在公司经营项目。这样处理并不为国家政策所允许，虽然此方法在时下的企业界并不鲜见，但我们在此并不提倡。
合理提高职工福利
中小企业私营业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考虑在不超过计税工资的范畴内适当提高员工工资，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建立职工养老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职工教育基金等统筹基金，进行企业财产保险和运输保险等等。这些费用可以在成本中列支，同时也能够帮助私营业主调动员工积极性，减少税负，降低经营风险和福利负担。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支出赢得良好的综合效益。
做足“销售结算”的文章
选择不同的销售结算方式，推迟收入确认的时间。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延迟收入确认的时间。例如某电器销售公司，当月卖掉10000台各类空调，总计收入2500万左右，按17%的销项税，要交425多万的税款，但该企业马上将下月进货税票提至本月抵扣。由于货币的时间价值，延迟纳税会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节税的效果。
合理避税：财务总监能做什么
常用的避税方法有很多，但一般不外乎：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转移定价法、成本计算法、融资法和租赁法。
用足税收优惠政策
新税法的颁布实施将减免税的权力收归国务院，避免了减免税过多过乱的现象。同时，税法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从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2年；利用“三废”作为主要原料的企业可在5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以及与其有关的咨询、服务、培训等，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所得税等等。企业应该加强这方面优惠政策的研究，力争经过收入调整使企业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最大限度避税，壮大企业实力。
同时，现在全国各地经济开发区如雨后春笋，他们开出的招商引资条件十分诱人，大多均以减免若干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各种费用等等条件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如果您的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或受鼓励产业，如此优惠的条件当然成为企业规避税收的优先考虑因素之一。
定价转移
转移定价法是企业避税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有关联的企业双方为了分摊利润或转移利润而在产品交换和买卖过程中，不是按照市场公平价格，而是根据企业间的共同利益而进行产品定价的方法。采用这种定价方法产品的转让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市场公平价格，以达到少纳税或不纳税的目的。
转移定价的避税原则，一般适用于税率有差异的相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使税率高的企业部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企业，最终减少两家企业的纳税总额。？
出于不能公开的原因，对我们接触到的部分企业和公司的规避税收行为均予匿名。某公司a将总部设在了沿海经济特区，享受15%的所得税率优惠。他们的产品生产是由a公司设在中国地区的B公司完成，B公司适用33%的比例税率。a公司每年从B公司购进产品100万件对国外销售，进价每件6.8元，售价每件8.3元。显然，这种产品的生产成本5.2元/件，那么这两家公司的利润与应缴税款就已经十分明显了：a公司年利润额＝（8.3？6.8）×100＝150（万元）a公司应纳所得税＝150×15%＝22.5（万元）B公司年利润额＝（6.8？5.2）×100＝160（万元）B公司应纳所得税＝160×33%＝52.8（万元）a、B两公司总共缴纳所得税＝22.5+52.8＝75.3（万元）出于避税的目的，可以将税率高的B公司的部分利润转移到a公司。我们已经知道，a公司从B公司购进产品单价为6元，仍以8.3元售出，则：a公司年利润额＝（8.3？6.0）×100＝230（万元）a公司应纳所得税＝230×15%＝34.5（万元）B公司年利润额＝（6.0？5.2）×100＝80（万元）B公司应纳所得税＝80×33%＝26.4（万元）a、B两公司共纳所得税＝34.5+26.4＝60.9（万元）这两家公司a、B利润转移前后，两公司年利润总和为：150+160＝310万元；而利润转移后的总利润为：230+80＝310（万元）。在利润转移前后，两家公司的总利润还是相等的，只是在采用转移定价后，两家公司他们应该缴纳的所得税减少了75.3？60.9＝14.4万元。只要企业能寻找到两个税率相差更大的地区，在这两家企业间进行贸易和合作，贸易的额度越大，所能节省的税收就会越多。
分摊费用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要按一定的方法摊入成本。费用分摊就是指企业在保证费用必要支出的前提下，想方设法从账目找到平衡，使费用摊入成本时尽可能地最大摊入，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避税。
常用的费用分摊原则一般包括实际费用分摊、平均摊销和不规则摊销等。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折旧计算法，我们就可总结出普遍的规律：无论采用哪一种分摊，只要让费用尽早地摊入成本，使早期摊入成本的费用越大，那么就越能够最大限度地达到避税的目的。至于哪一种分摊方法最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最大限度地避税目的，需要根据预期费用发生的时间及数额进行计算、分析和比较并最后确定。？
通过名义筹资避税
这一原则就是利用一定的筹资技术，使得企业达到最高的利润水平和最轻低的税负水平。一般说来，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主要有三个渠道：1、自我积累：2、借贷（金融机构贷款或发行债券）；3、发行股票。自我积累的奖金是企业税后分配的利润，而股票发行应该支付的股利也是作为税后利润分配的一种方式，二者都不能抵减当期应交纳的所得税，因而达不到避税的目的。
借贷的利息支出从税前利润中扣减，可以冲减利润而最终避税。
资产租赁
租赁是指出租人以收取租金为条件，在契约或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将资产租借给承租人使用的一种经济行为。从承租人来说，租赁可以避免企业购买机器设备的负担和免遭设备陈旧过时的风险，由于租金从税前利润中扣减，可冲减利润而达到避税。
关于地摊经济的最新政策篇7
一、城市流动摊贩的现状
流动摊贩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方便食品和快餐，如烤串、煎饼、油条、盒饭等，还包括水果、蔬菜、儿童玩具、书籍、光碟、服饰和家庭日用品等小型商品。主要由城市下岗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弱势群体等低收入者构成。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生活需要，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性，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是破坏环境，影响市容。流动摊贩经常把产生的剩菜、果皮、炉灰、污水及消费者食用后丢弃的垃圾等杂物随处乱扔，给环卫工人的清扫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同时也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二是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流动摊贩的车辆乱停乱放，占据人行横道和非机动车道，有时甚至占据机动车道，破坏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三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首先是用火不安全带来的消防隐患。如煎饼、炸串等都需要用明火进行加工制作，然而他们大多都使用自带的火源，安全性没有保障。其次，流动摊贩在经营过程中易出现打架、斗殴等事件，影响社会治安。此外，流动摊贩一般存在食品和物品卫生安全方面的隐患，而且往往存在以次充好、短斤缺两的现象，损害广大消费者的正当利益。
二、在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对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中还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与我国城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失当和缺位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一，管理人员观念陈旧。突出表现在重事不重人，即重视具体事务的执行而忽视社会公众和被管理者的正当利益和需求。以权力为中心的管理观念仍然在某些城管人员的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缺少对公众的服务意识，这些都不利于从流动摊贩和其他社会公众利益的视角出发，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有效的解决对策。
第二，管理方式单一。表现在政治导向和经济导向浓重，只注重权力的运用，缺少对流动摊贩有效的说服教育；管理方式带有强制性、单一性和直接性，一些城市的城管执法工作人员仍然以直接取缔、定期巡逻检查等为主要方式；管理方式僵化，以“堵”为主，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粗暴执法和不文明执法的现象。
第三，管理人员素质较低。缺少相关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缺乏全面和正确的认识与了解，法律意识低下；管理的随意性大，滥用权力，缺乏依法管理的意识和能力的现象依然存在。
第四，各管理部门之间未形成有效的配合和联动，缺少与公众的互动。对流动摊贩的管理需要涉及到多个部门，对于有些职责交叉的领域，容易造成多个管理部门互相推诿、职责不清的问题。此外，管理人员缺少与社会公众的交流和互动，忽略广大公众的需求。
三、对城市流动摊贩进行和谐管理的对策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城管人员在实施管理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流动摊贩和广大公众的意见，通过访谈、问卷等方式，在保障、改善民生的前提下，使管理效果得到提升。要强化平等意识、服务意识、公平意识和民主意识，真正做到兼顾各方利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系，利为民所谋”。
（二）加强相关法律与制度建设，实现法制化管理
首先，在民意调查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有关经验，起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条文。比如将管理人员执法程序的合法性、管理人员行政管理公示制度、管理人员责任追究制度等写入相关的法律，制定出相应的政策。
其次，针对“互相推诿、职责不清”的问题，在制定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时应合理地界定其范围，真正做到权责清晰，实现权利和义务泾渭分明。
最后，要充分考虑流动摊贩和公众的需要和满意度。把人的需求与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结合，切实做到科学性和适用性的统一，并根据现实的变化及时改进相关条例，力求出台更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政策。
（三）改进管理方式，实现管理的科学化
首先，在对城市流动摊贩违法、违章行为进行治理时，要注重对其进行教育，使之主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自觉改正。要充分考虑城市流动摊贩的实际情况，对其中的弱势群体加以体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可利用限时经营，即划分可以全天设摊的区域、严禁设摊的区域和可以分时段设摊的区域等，对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其次，应注重亲民便民设施的建设。如：统一规划大排档，统一管理三轮车市场，统一规格便民修车处和书报亭等，统一对其进行登记注册，加强有效管理和教育。
（四）加强对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
首先，要结合城市流动摊贩管理过程中的具体要求，吸收一批有特长、文化水平高的管理人才进入管理队伍，为城市管理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要设立城市流动摊贩管理人员的专门培训机构，使培训经常化、制度化，不断提高管理人员应对新的管理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在培训内容上，应着重进行相关的法律知识、管理技能的教育，特别是要围绕现代管理技术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针对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腐败和行为不当等不良现象，应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廉政勤政教育。
最后，坚持政务公开，加大工作透明度，以便公众监督，使之成为约束管理人员的外在力量，督促管理人员文明执法。
（五）构建各部门间相互联动、通力合作的关系，优化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环境
对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涉及城管、交通、公安、工商、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容易出现互相推托责任的局面。所以，应建立一种综合管理体制，以确保在对流动摊贩的管理过程中各司其职、相互合作。这就需要界定各部门的职权范围，确立统一的上级主管部门；需要各管理部门间共同协商，制定出一套适合当地流动摊贩实情的综合治理方案；需要各部门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加强沟通协调；需要转变政府行政职能，实行政社分开，使各管理部门走专业化发展之路，促使短期治理向长效管理转变；需要转变原来各自为政的绩效评估体系，而要综合考虑各部门在整个协作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制定相应的机制，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各部门的优势资源，形成强大的合力，提高对流动摊贩管理的效率。
（六）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提高管理的民主化水平
让广大公众积极参与到对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中，可以对管理人员和流动摊贩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监督和约束。首先，相关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出台应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其次，要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主人翁作用，动员和鼓励公众献计献策，积极参与，促进管理人员和流动摊贩之间的沟通、协调和良性互动。最后，公众可以通过意见箱、城市管理投诉热线和网络留言板等多种渠道进行监督，同时也可对不法流动摊贩进行检举和揭发，最终实现城市的和谐管理和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关于地摊经济的最新政策篇8
论文关键词摊贩外部性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营业权法律主体层次发展理论
摊贩是指于户外的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依法经营的个体经营者。2009国务院《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流动摊贩可以登记成为个体工商户。但是在2011年11月1日实行的新《个体工商户条例》中并没有采纳这一条。只是第29条规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可见现如今摊贩的法律地位十分微妙。一方面他们要作为行政相对人防御来自公权力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没有主体经营资格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法制背景下笔者试图为摊贩存在的正当性证成，以期为立法奠定理论基础。
一、基于外部性理论分析
（一）“外部性”定义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是一个难以用概念界定的范畴，所以很多时候甚至避而不谈。
但对于该定义可从两方面界定，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方面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所以对于一方主体恒定的外部性问题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有利于该主体使得其生产成本被无形转嫁给他人，后者则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承受他人的成本。上述两种不同的定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又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前述两类定义的差别在于考察的角度不同。大多数经济学文献是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来理解的。
（二）摊贩是外部性的受体
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国伴随国家产业政策向工业的倾斜，使得长时间里国家财政支出大量流向高新技术，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上农村人口都无法和城市人口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伴随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土地国有化，农村土地被廉价的、无返还性的剥夺，这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被城市化”了。他们没有专业知识无法进入工业领域，所以从事小买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从自由和公平角度讲正是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得资源的分配违背市场规律，社会不同行业收入分配不合理，衍生出从事摊贩行业的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摊贩正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外部性受体。
（三）摊贩是外部性的主体
给予摊贩营业的权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摊贩经营带来的外部性问题，这是从摊贩作为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讲。摊贩经营扰乱正常的公共秩序，影响公共交通，存在欺骗消费者，污染环境的问题，而且由于其很多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以索赔几乎不可能，对于环境污染更是将经营成本直接转嫁给政府和他人。
摊贩存在的正当性也就在于其是市场发展产生的结果，其产生了负外部性的同时，也是外部性经济发展的承受主体，所以摊贩的存在是市场主体自由发展寻找出路的结果，如果人为的过分行政干预，试图抹杀这一主体存在的必要性，必将违背市场规律，构成对公民自由财产权的侵害。
二、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在经济活动中，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思考问题必须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市场主体都想象为趋利避害，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过程中，政府同样要被视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政府管理者负有提供不同种类公共产品的义务，管理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秩序需要获得最广泛的公众支持，但是政府资源有限，于是需要在不同公共产品之间做出权衡。以期获得最广泛支持，即实现帕累托最优。
一方面政府负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义务，所以为摊贩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其当然的职责。从事摊贩的主体主要是处在贫困线边缘，缺乏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人，政府对这些人给予政策上的保护是宪法上平等权的体现。摊贩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解决了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问题，给市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这些人与摊贩构成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和供给链条，使得摊贩获得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摊贩现象也带来了如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秩序、污染环境、影响市容、经营商品质量得不到有力保证等诸多问题。所以政府又负有维护交通秩序，城市卫生，维护消费者权利等多方面的职责。这些职责也构成一种公共产品，其需求者与摊贩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需要从中衡平。
这些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他们之间，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存在冲突或优先顺序考虑。那么如何在这种冲突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以获得最广泛民众支持就是政府管理者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获得最广泛的群众支持，执政者会选择对待摊贩的态度，并采取不用的执法措施。这种态度和措施作为一种变量必将影响社会公众对于管理者的支持度。而在支持摊贩与取缔摊贩两个极限取值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帕累托最优解，那将决定摊贩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而作为支持和取缔这两个极限取值都不会成为这个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上的常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此两者所耗费的资源同样趋向于极限，从成本效益分析将也不会成为管理者的选择结果。而且这两种选择必将失去一部分公众的的支持。所以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讲摊贩的存在是一个理性管理者的不二选择，他的存在只存在一个自由度多大的问题。
三、基于营业权分析
“营业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平等的营业机会和独立的投资主体、营业主体资格，可以自主地选择特定产业领域或特定商事事项作为其主营事项进行经营、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而不受国家法律不合理限制和其他主体干预的权利。营业权的基本内涵包括营业机会的平等享有、营业资格的自由取得、营业领域的自由选择、营业事项的自主决定，营业方式的自我决定、经营管理的独立决策以及营业侵权的救济等。营业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具有典型的私权性质，是民事主体财产自由权在营业领域的展开和扩张，是一种与就业权具有等值意义的个体经济发展权。”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规定“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
从维护公民的财产权的行使上讲，公民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如何处分和增值。国家不仅具有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职责，同样负有消极不作为，维护公民合法处置其资产的义务。物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收益权的侵害同样是一种违法。但是营业权更加侧重于从动态角度分析民事主体获得财产，处置财产的权利，而物权则侧重从静态角度反应主体对财产的支配权属性。
我国承袭欧洲大陆法系以物权法为首，构建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体系，然而这种静态法律秩序的维护，其实是对社会秩序这一法律最低位阶价值的维护。从法律价值角度讲实际上秩序并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而存在，一个社会追求的秩序必然是一种自由的或是平等的，或是有效率的秩序。所以可以说欧洲大陆法系维护的秩序尚缺乏一种价值追求，它处在一种价值中立的角度。也正因此在私有财产权保护上无法在动态上给出一个直观的态度。因为动态的财产权行使总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是第三方利益。正如摊贩问题涉及的外部性问题一样。国家在法律制度上没有一个价值取向，使得摊贩问题类似一个自然法问题在实然与应热之间产生冲突，不同人却又都能得出不同的但又合理的解决方法，这也正是摊贩这一主体现在存在的尴尬所在。上述外部性和公共选择理论都试图说明这一问题。
可以说正是这种法律体系使得我们对于摊贩的营业权长期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各个地方对于流动摊贩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无法认识摊贩营业行为是其财产权行使的结果，从而掩盖国家干预的不法性。
四、基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分析
所谓商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是指伴随商事主体的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信用度的需求，法律设置不同的商事主体制度以适应其业务发展需要和资金需求。李建伟教授在《对我国商个人立法的分析与反思》一文中认为从小商人和农村承包个体户到个体工商户再到个人独资企业是商个人层次发展的路径。从小商人到个人独资企业，商人发展经历自由登记到强制登记，从无名商个人到有名商个人，从非组织商个人到组织商个人。所谓无名商主体是指在法定的商主体形态之外，拥有营业权从事营业活动的民事主体。摊贩就是无名商主体的典型代表。摊贩营业简单，成本低廉，对于没有资金的自然人从摊贩做起开展商事活动是个不错的选择。从法律主体的层次发展理论讲摊贩制度的存在是一国商事制度的基石，在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潜在商主体，他们对市场经济起到激活和鼓励的作用，有利于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
但是现今我国《民法通则》中却规定自然人开展营业活动必须取得核准登记，实则没有区别商事主体登记和商事营业登记。自然人是必然的商事活动主体其主体资格不证自明，这与法人这一拟制主体不同。法人从事营业活动必须进行主体登记，然后才能取得营业登记的主体资格。“但对于商个人而言，由于自然人的法律身份乃是天赋的，无须登记，所以不存在主体登记程序。又由于自然人的营业权乃是宪法、法律赋予的基本民事（商事）权利，所以商事登记的意义在于确认商个人的营业资格，排除由于公务人员身份等原因不得从事营业的人，向公示其经营信息，为社会公众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所以从商自然人到商法人、从无限公司到有限公司、从人合到资合，是商事主体发展的层次需要。
笔者认为李建伟教授的观点值得借鉴，实际上对于摊贩来说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试图通过商事登记来彰显自己的商业信誉、取得商号是很有必要的，而对于营业额达到一定程度的强制其进行商事账簿记载并开征适当的营业税也是合适的。所以从维护商人自身利益以及维护市场安全角度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的小商人允许其自由登记为商人并受商法调整符合实质正义。
实际上在我国商事法律制度中对于层次发展理论缺乏应有的认识。在商个人上如此在公司法人上同样如此。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转化缺乏法律调整规范，而在一人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更是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实缴资本且高于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制度安排缺乏灵活性，使得法律的调整和商主体的层次发展存在冲突。这样的制度设计与法律主体层次发展理论完全相违背。
我国台湾地区《摊贩管理规则》第4条规定：“现有之公、民有市场摊（铺）位，应尽量容纳摊贩，如市场摊贩不敷时，主管机关应会同有关机关指定摊贩临时集中区（段）及营业时间，发证管理。”台湾地区对于市场内摊贩的规范已经脱离摊贩管理体制进入市场管理法范畴，所以此处可知有固定摊位的摊贩已经取得市场主体地位而与没有摊位的小规模摊贩不同，这些摊贩的成长正是验证了层次发展理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30条规定：“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引导流动商贩入场（室）从事合法经营。”这同样是层次发展理论的体现。从层次发展理论角度，对于摊贩这一群体内部还有必要做出不同层次的法律制度设计，以更好的适应摊贩自身的发展。如台湾地区就将摊贩划分为流动摊贩和固定摊贩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
关于地摊经济的最新政策篇9
关键词:纳税筹划;风险防范;合理避税;企业成本
中图分类号:F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2010)03-0018-02
一、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含义及意义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或者至少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围内,通过对尚未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应税行为进行合理的筹划和安排,利用税法给出的对自己企业有利的可能选择或者优惠政策,从中找到合适的纳税方法,最大限度地延缓或减轻本身税负,从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种行为过程。企业所得税作为中国税收重要来源,是仅次于增值税的第二大税种。因此。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也成为企业纳税筹划的主要部分。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税法对原有企业所得税制度和相关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实现了《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税合并”。统一后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税率、税前扣除标准、税收优惠等方面较前均有很多明显的差异。针对税法的诸多变化,企业应潜心钻研新税法,并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特点,有针对性地调整和筹划各项涉税行为,才能保证及时足额的享受到国家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达到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目的。纳税筹划不仅对纳税人有利,对国家也是有利的。纳税人有了合法的减轻税负的手段,就不会采取或者会较少地采取非法手段减轻税负,这对国家是有利的。纳税筹划的基本手段是充分运用国家出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国家之所以出台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正是为了让纳税人从事该政策所鼓励的行为,如果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筹划,对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视而不见,那么,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就达不到其预先设定的目标了。
二、纳税筹划风险分类
1.政策风险。政策风险包括政策选择风险和政策变化风险。政策选择风险是指政策选择正确与否的不确定性。这种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筹划企业对政策精神认识不足、理解不透、把握不准所致。政策变化风险是指政策时效的不确定性。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税收立法层次较低。法律还不健全,现有的税收规定中法律法规少。规章以及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多,从而造成税收法令政策的规范性、刚性和透明度明显偏低,政策的变化,从而导致原先所选择的节税策略失去原有的效用,使纳税筹划失败,甚至面临被税务机关查处的风险。
2.财务风险。根据税法规定:企业负债的利息可在税前扣除,即享有所得税收益;而股息则只能从税后利润中支付,不享有所得税收益。所以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应考虑利用债务资本。一般而言,企业筹资的债务资本额越大,则税务筹划的空间越大,获取可能的纳税筹划收益也就越多。然而,过多的债务负担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一方面是企业的财务风险增加,另一方面也会减少股东的财富。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借贷资金比例越大,财务杠杆的收益较高,获取税收收益也较多,但由此带来的财务风险也相应增大。
3.经营风险。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主体,企业的纳税筹划是对企业未来行为的一种预先安排,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和前瞻性。企业自身经营活动发生变化,或对预期经济活动的判断失误,就很有可能失去纳税筹划的必要特征和条件,不仅无法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还有可能加重税收负担。因此,经营活动的变化时时影响着纳税筹划方案的实施,企业面临由此产生的风险。
4.法律风险。由于涉税事项不是纳税人单方面的问题,税务筹划提供的纳税方案能否获得税务机关的认可,特别是筹划中税法的适用具体事项认定能否获得税务机关的认同,纳税人的理解和税务机关的认定很有可能会产生冲突。如果企业在税务筹划过程中发生对法律理解的偏差,那么税务筹划就可能蜕变成偷税行为。目前,中国税法对具体的税收事项常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税务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再加上税务执法人员又参差不齐,税务筹划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
5.信誉风险。市场经济是信誉经济,强调品牌意识。企业的税务筹划一旦被认定为违法行为,企业所建立起来的信誉和品牌形象将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增加企业未来经营的难度。比如,虽然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通过税务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来获得解决,但如果纳税人的大部分筹划方案都与税务机关有争议,都需要通过复议诉讼才能够解决,虽然企业最终获得了节省税收的经济利益,但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并且在未来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那么纳税筹划的成本和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人的记忆力有限,对局部信息的过度加工,会使读者变得疲劳,因而影响后面的信息处理的质量。”
三、纳税筹划需要考虑的因素
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前提条件是,其选择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基础,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并自觉遵守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规定。此外,还需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企业发展战略。确立企业发展战略的直接目标是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终极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应综合考虑多重因素的影响,税收成本只是其中的一项。而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确定,恰恰就是为完成企业发展战略的一种手段。有时候,减少当期的纳税所得,递延纳税的时间,可能与企业发展战略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进行纳税筹划要站在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通盘考虑,以企业的全局战略为指导。如果仅从纳税筹划的角度去考虑,有可能在局部获得了收益,而在整体上损害了企业利益。
2.企业的相关成本。成功的纳税筹划会增加企业的经济利益,但有时也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或增加额外的成本,如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等。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时应该进行成本―效益的分析,以判断筹划方案可行性和安全性。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其经济上才是可行的。所考虑的成本不仅要包括进行税务筹划所花费的人、财、物等显性成本;还要包含由于进行税收筹划而损失的机会成本。
3.税务部门的认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要和税收征管部门打交道,在实践过程中很多税务筹划行为演变为偷税、漏税的行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企业和税收部门由于所处的角度不同,对税务筹划的方式,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此,企业有必要加强和税收征管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在某些模糊和新生事物的处理上得到其认可,这样在纳税筹划时可避免不必要的分歧。通过联系和沟通还能了解国家对相关税收政策的调查和新政策出台的信息,以加强纳税筹划预测的准确性,帮助企业获得更大的利益引。
四、企业筹资过程中税收筹划的主要方式
1.资本结构是由筹资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筹资方式,形成不同的税前,税后资金成本。企业的筹资活动,总是以提高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筹集资金是企业运动的起点,是决定资金运动规模和生产经营发展程度的重要环节。经营管理者趋于回避风险,初始投入的资金多由自我积累的方式提供的。这样,企业的财务风险和融资成本会降低。但从纳税筹划的角度来看,企业内部集资和企业间拆借资金方式效果最佳,向金融机构借款次之,自我积累最差。从税收筹划角度来看可以选择内部集资和企业间拆借资金筹集。这是因为采用企业之间的相互融资及结算中形成这种筹资方式的企业,一般相互间是有一定关联的,因而各方必然要从各自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分摊投资而带来的利润,使税收负担达到最少。从而为企业寻求降低融资成本和实现纳税筹划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动作空问。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效果虽不及前两种方式,但企业仍可利用良好的银企关系寻求一定规模的税负减轻。中国税法规定,企业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的借款利息支出,不高于按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内的部分,准予先扣除。因此企业偿还利息后,应纳税所得将有所降低,而且在企业的投资生产后,出资机构实际上也需要承担一定税收,从而使企业实际税负降低。
2.借款费用的纳税筹划。按现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的借款费用如果是在筹建期间发生的,应当根据其发生额先计人长期待摊费用,然后在开始生产经营当月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如果该借款费用属于在生产经营期间、为生产经营而发生的,应当根据其发生额全部费用化,计入财务费用。其中,与购建固定资产有关的,在资产尚未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之前,应计人所购建固定资产的价值。众所周知,财务费用可以直接冲抵当期损益,而长期待摊费用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价值则需分期摊销,逐步冲减当期损益。因此,为了实现纳税筹划,企业应尽可能加大借款费用支出计人财务费用的份额,缩短筹建期和资产的购建周期。
3.发行债券,可选择折价,溢价的摊销方法进行纳税筹划。发行债券也是企业常用的筹资方式。在债券各期的摊销的计算中,常用直线法和实际利率法。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直线法下,每期利息费用固定不变,债券的账面价值,在折价摊销时逐期增加,在溢价摊销时逐渐减少;而在实际利率法下,每期利息费用和债券账面价值都在不断变化,在折价时会逐期增加,在溢价时会逐期减少。正是这种差异,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性。在折价发行的前提下采用实际利率法,在溢价发行的前提下,采用直线法进行核算。虽然说最后的摊销总额一定,但筹划之后却可达到延期纳税的目的。“延期纳税有利于资金周转,节省利息支出,以及由于通货膨胀影响,延期以后缴纳的税款市值减少,从而降低实际纳税额。”
参考文献:
[1]隋玉明,王雪玲.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9,(8).
关于地摊经济的最新政策篇10
(一)理论追溯：群体利益与税收公平
税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税收的公平观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提出税收公平问题并把它当作税收首要原则的是亚当・斯密，他不主张税收干预经济活动，认为比例征税才是公平的，因为比例征税的结果不发生财产和收入的转移。
与亚当・斯密针锋相对，马克思认为“剥夺剥夺者”才是公平的。马克思税收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强调税收的阶级性，他认为税收实质上是国家代表统治阶级瓜分由工人和农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税收体现的是阶级剥削和压迫。继承了马克思阶级性的税收思想，并在现实中成功地加以运用。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贫富发生极大分化，已危及社会的稳定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了利用税收手段，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的思想。在”世纪后半叶，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代表人物，阿道夫’瓦格纳(a―wangner)提出了发挥税收社会职能，实现社会公平目标的思想。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理论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下适时而生。凯恩斯与亚当・斯密相反，他认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凯恩斯吸收了瓦格纳的思想，认为税收的变动可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消费倾向，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因而应该加强对富人直接税的征收。经济危机之后，凯恩斯的理论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累进的所得税也在西方国家盛行起来。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森总结了税收的公平问题，明确提出了税收的公平原则是指国家征税要使每个纳税人承受的税收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收入水平保持均衡，这一观点已得到了学界多数的认可。
综上可见，在经过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早期经济社会学家关于税收公平问题的尖锐分歧之后，观代经济学家逐渐在税收公平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早期的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还是后来的瓦格纳和凯恩斯，他们在谈论税收公平问题时，都十分关注税收负担者的利益差异问题，尤其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税收负担分配问题，这些杰出的思想家都认识到税收是调节贫富差别的一个重要工具。
(二)历史回顾：农民分化与区别征税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自古以来就是分化的，土地占有的分化是古代农村阶级分化的主要标志。由于土地占有与否和占有多少的差异，导致农村不同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各群体利益的差异关系又得到上层建筑的维护，最终导致了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出观。农村税费制度是中国农民阶级不断反抗的一个主要目标之一，也是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利益和调和阶级矛盾的一个重要工具。从秦朝封建地主经济确立起到唐朝前期，是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农村赋税制度经过租调制和租庸调制的改革，其基本趋势是从度地而税向度人而税发展。由于地主阶级人少地多，度地而税向度人而税发展实质上减轻了地主阶级的赋税负担。中唐以后，地主阶级土地租佃制的优势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此后中国赋税制度经过“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等重大改革，其基本趋向是从度人而税到度地而税。同样由于地上阶级人少地多，赋税负担向土地转移加重了地主阶级的负担，实质上是封建国家政权企图减轻农民阶级负担以缓和阶级矛盾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中国农村的税费制度进行了历史上少有的大胆变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剧烈的阶级矛盾中，中国共产党实行度阶级而税的累进税制度，对地主和富农阶级实行重税，对广大贫苦农民实行轻税和免税政策，这是对几千年来封建剥削制度的否定，也是中国农村赋税制度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改革。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目标，制定了合作社和单干户区别征税的政策，对合作社社员实行税收优待，对单干户额外加征，这一政策虽然对单干户存在歧视和不公平的问题，但它促进了当时农业合作化目标的实现。建立以后，中国农民被整合成了“清一色”的社员，社队内部农民的收入差异很小。那时农村税费负担的基本单位由分散的农户转变为集体，集体实行收益分配，这是一种特殊的间接税形式，这种形式是与公社体制下“清一色”的社员结构相适应的。
回顾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演变的历史，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经验：一是中国农村税费制度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依据阶级的利益关系和社会中占支配地位阶级的利益要求而发生演变。二是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服务于一定时期国家的社会政策目标，尤其是阶级阶层政策目标。应该指出，中国古代农民的分化表现为土地占有基础上的阶级分化，与新时期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农民分化本质不同，但无论是阶级还是群体，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根据农民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有区别的征税。中国现行的农村税费制度，忽视了农民分化条件下农民各群体的利益差别，这是它的根本症结所在。
二、现实问题：农民分化与平摊税费方式的矛盾
(一)农民的分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改革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民迅速发生了分化。改革以来变化最大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要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农民问题。
人们普遍承认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已经发生了重大分化，但是究竟什么是“农民分化”，学界尚没有明晰的界定。普遍认为的观点是农民分化包括职业分化、收入分化、权力分化、声望分化以及阶层分化等，其中职业分化与收入分化构成了农民分化的基础。譬如，陆学艺和张厚义采用社会分层的分析方法，以职业为基础，参考农民的收入、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等变量，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划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八个群体。
农民职业分化最显著的后果是原来十分平均的农民收入发生了分化。不少调查显示，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已经进入差距偏大阶段。据一些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数据所作的计算，我国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78年为0．24，1984年为0．26，1988年为0．33，1990年为0．31，基尼系数是成直线上升的，但由于改革前基尼系数极低，在八十年代基尼系数的上升尚处于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另一些学者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指出，1994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入收的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11，1996年更攀升至0．4327，已明显超过了合理的临界点，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
(二)农民负担畸轻畸重的根源：农民分化与平摊税费方式的矛盾
改革以来，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生产队将原来的税费负担按土地或人口在各承包户之间平均分摊，在现实中形成了农民负担平均分摊的方式。这种负担方式下，不论农民能力的大小、收入的多少及家庭供养人口的多寡，每个农民都负担同样数额的农村税费。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初期，农民在改革中受益巨大，这种平摊税费方式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不断从农业劳动者这个母体分离出去，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干起了第二、三产业。从事不同职业的农民的收入不同，农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但是平摊税费的方式下每人仍旧负担同样数额的税费，于是，农民负担的“累退性”和畸轻畸重的问题日益严重，迄今已成为了中国农民负担中的主要问题。本人在湖南蕾村的调查就反映了这一尖锐问题(见下表)。
蕾村各阶层的纯收入和农村税费负担率单位：元
由上表可见，税费负担在蕾村各阶层中平摊，呈现了明显的累退效应，即收入越高的阶层负担越轻，收入越低的阶层负担越重。在蕾村，种田农户的收入最低，但负担最重，负担率达到24．8％。个体工商户的收入最高，但负担最轻，负担率只有3％。上表的农民负担中还没有包括向在校小学和初中学生收缴的教育附加费。蕾村的教育附加费在1995年以后由按各户人头收缴，改为向在校学生收缴。这一将教育附加费从农民负担卡上剔除的改革，看起来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实则使农民负担问题更复杂。因为乡镇的教育附加费的总额不变，只是将分摊在人头上的负担改为分摊在在校学生身上。学生的家庭由于开支大，劳力少，经济本来就比没有学生的家庭拮据，现在教育附加费全部由他们负担，显然增加了负担畸轻畸重的程度。此外，由于高收入阶层的子女不少已离开村里，在外地(城市)就读，低收入阶层的子女都在本村就读，这样实际上减轻了高收入阶层的负担，增加了低收入阶层(主要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负担，使得问题更隐蔽而严重。
三、改革的重点与方向
(一)改革重点：改革平摊税费的方式
改革以来，我国农民负担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农民负担的畸轻畸重，其根源在于平摊税费的方式与农民的分化之间的矛盾。平摊税费方式的根本缺陷在于漠视农民的利益要求，在农民分化的条件下，没有对农民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加以区分，不是依据农民的纳税能力征税，而是按人或按地平均分摊税费。根据以上理论、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总结到一点，就是必须改变平摊税费的方式。
要改变平摊税费的方式，必然相对增加农村高收入群体的税费负担。有些学者可能认为，那些外出经商者等高收入群体在城市已经上缴了工商税，一些还上缴了个人所得税，增加他们的农村税费负担，是重复征税，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对这一问题，笔者的看法是，首先实际上，中国农村税费从总体上就存在对农民的不公平问题。譬如征收乡统筹用于政府开支，在土地的收益已十分微薄时还征收农业税等。有些学者建议将现有的统筹和一些地区的农业税完全取消，这从税收合理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在中国观实的二元体制下是行不通的。当前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只能在不公平中求比较现实的公平。其二，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出于不同的财政需要，可以针对同一对象征收中央和地方税，这在国际上是常见的。其三，外出经商者和打工者在村里享受了作为村民的相应权益。譬如，他们的家庭享受了农村提供的教育、公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他们家庭拥有的承包地以及村民的资格为他们万一在城市失败后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出路，他们在村里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等政治权利。也就是说，外出经商者和打王者享受了村里提供的公共服务，因此他们有义务负担这些公共服务所需的费用。其四，中国现有的乡统筹村提留按人平摊类似“人头税”，是非常不合理的、落后的直接税，如果不能取消，只能依据现代税制中按负担能力征收的原则加以改造，让高收入者多交、低收入者少交；而不能把按人征收的乡统筹村提留改成按地征收，因为这将导致农村税负向以务农为主的低收入农业劳动者转移。
最后，增加外出经商和打工者的农村税费负担，有利于增强他们取得城市户口、在城市置业的积极性，促进中国城市化更快发展。综上理由，在当代中国现有条件的制约下，为了减轻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增加高收入群体的负担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办法。
(二)改革方向：与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相协调
关于“三农”的现代化问题，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应该大力推进“三农三化”，即农业产业化、
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中国农村税费制度作为政府调节三农发展的重要工具，采纳的改革措施应有利于促进“三农三化”的发展。但现有的税费制度改革模式，却忽视了这一问题。譬如安徽怀远的模式，将原来按人分摊的乡村统筹提留款化为税后“摊费入亩”，增加了每亩土地承担的费用，实质上是加重了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业劳动者的负担；在农业比较利益较低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农民抛荒增多，并阻碍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湖南武冈模式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主要按人分摊，但规定户口在农村未承包责任田的人口按征收标准的70％征收，这一规定事实上有利于外出的打工者和工商业者。这些未承包土地的外出打工者和工商业者本来收入高，负担却轻，这是不公平的；而且不承包土地的外出打工者和工商业者往往是进城农民中的成功者，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促进这部分农民市民化，税费标准的降低不利于促进他们彻底脱离农村。改革模式中出现的这些具体问题说明，现有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方案与农村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协调。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还必须有与国际接轨的目标。当代世界上各国都建立了一套保护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的政策体系，税收制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归纳国外农民的税收负担方式，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一是国外农民只是一个职业上的概念，农民就是从事农业劳动和管理的劳动者，而中国农民是一种制度限制下的身份上的区分；二是国外一般取消了单独的农业和农村税收，将农民税收负担纳入了国民税收制度体系，只是对涉外税收作出了特殊优惠的规定；三是当代世界各国都进行了优化税制的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向以现代直接税(所得税)和现代间接税(尤其是增殖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靠拢；四是发达国家的税收较好地遵循了合理负担的原则，即负担能力大的负担重，负担能力小的负担轻；五是发达国家的税制基本上不存在税收负担的平摊问题。中国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应该依据加入wto后的形势，参照国外税收制度的基本特点，逐步实行现代国际通行的税收制度，并尽可能地在wto框架下采取对农业和农民优惠的税收政策。但是，由于缺乏借鉴国外农民负担政策演变的经验，也没有树立与国际通行农业税制接轨的目标，我国现有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思路和方案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
1994年，中国政府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进行的税制改革，使中国税收制度朝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税制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这次改革没有涉及农村税费体制。可以说中国城市的税收制度是已经或者接近现代化的，但中国农村依然保留着实际上是按人或土地平均分摊的直接税，税收制度上的这种二元体制，也是“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体现。当然，由于中国农业缺乏竞争力、农村发展迟滞和农民大量剩余所造成的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复杂性，使得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地过程，需要分步走，企图通过一次改革就与国际通行的现代化税制接轨是不现实的，但是税制改革的每一步设计方案都应朝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前进。
四、改革设想：近期与远期方案
基上述认识，本文最后简要提出关于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近期和远期方案，这些方案与业已存在的改革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它们值得被提出的理由，至于是否妥当只能等待专家同仁的指教和留待以后的研究了。
(一)近期方案：以职业区别征收的农村发展税
其基本思路是：将现有农村税费中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乡统筹以及村提留中的公益金和管理费合并，改为所得税性质的“农村发展税”，依据劳动者的年纯收入征收，采取以职业群体区别的比例税，并对纯农户采取优惠税串。将村提留中的公积金征收权赋予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委员会，是否征收，以及征收多少，由村民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屠宰税等农村税费依据税法据实征收。取消其他一切政府行为的摊派。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参照这一基本思路设计改革的具体方案。
农村发展税按其性质属于所得税，其主要特点是：
――纳税人为户籍在本乡村的劳动者。
――课税对象为劳动者的年纯收入。
――实行以职业群体区别的比例税率，并对纯农业劳动者(某些农业特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可针对纯种田劳动者)采取优惠税率。
关于征收农村发展税的具体实施步骤：可作如下设计：
1．由县政府确定农村发展税的平均税率，以及确定对纯农业劳动者(某些农业特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可针对纯种田劳动者)的优惠税率。
2．由镇政府指派一税务官员负责一个村的农村发展法，半数以上村民代表投赞成票视为通过。
3．张榜公布该村农村发展税的征收计划，半个月内受理村民意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半个月后经调整的农村发展税征收计划为决议案。
4．各农户按决议案规定的时间、方式和数额上缴农村发展税，村里设立农村发展税公布牌，及时公布所得税上缴情况。
5．对无正当理由拖延上缴者，按决议案中的规定惩处。农村中现有的惩处方式可以包括税收优惠的取消、农村贷款资格的取消等经济手段。对少数有能力上缴但拒交者，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