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税收政策篇1
【关键词】平潭；经济先行区；综合税制；必要性
一、现实的经济背景
平潭岛位于福州市东南部海域。东临台湾海峡，距台湾新竹港仅68海里，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地方，也是福建省第一大岛，地理优势决定了平潭岛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先行区域地位。目前，福建省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平潭岛的规划和发展的科学论证，相关的基础设施也相继建成。平潭海峡大桥于2010年11月建成通车，改变了过去平潭岛只能靠轮渡与外界联系的局面，与此同时，平潭岛的环岛公路、铁路及机场也正在建设与规划中，这为平潭经济区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2011年3月11日，国务院批准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成科学发展之区、改革开放之区、文明祥和之区、生态优美之区。在此基础上，福建省提出将加快推进平潭岛的开发开放，并提出了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理念，将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发展定位为探索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先试的示范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科学发展的先行区。并提出近期将重点推进平潭综合实验区六大区域建设：产业发展区、国际旅游发展区、商贸合作区、现代物流港区、科技文化产业区、城市发展区。同时，福建外经贸厅制定了《关于我省台商投资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和开发区拓展提升的方案》，向海关总署提出了在平潭建设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规划。
海关特殊监管区实际上是自由贸易区中的“小区”概念。国际上对自由贸易区的界定有“大区”和“小区”之分。大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简写为Fta）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协定，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从而形成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特定区域。而小自由贸易区（FreetradeZone，简写为FtZ）又称出口自由区、自由关税区、免税区、自由贸易港等，指在国家或地区划出特定的区域，置于关境以外，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中国称之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质上就是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通常我国也称其为保税区。
保税区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关税上，或进一步涉及到进出境商品的交易税优惠，这种集中于进出口贸易上的税收优惠制度，功能比较单一，既容易使自己背上“国际避税地”的名声而招致国际经济组织的打击，也难免会使各种资源向优惠倾斜的方向集中，造成资源的浪费以及低效率和低效益。而福建省将平潭作为海西经济发展的先行区，是希望以平潭经济的发展来带动整个海西经济区的发展，而不是把平潭建设成一个封闭的自由港。所以，平潭要最终建成具有六大区域功能的综合经济区，仅仅设立海关的监管区域还远远不够，更要考虑整体税制的配套安排。建立一整套符合经济先行区发展需要的包括商品劳务税、所得税、关税及相关的杂税体系在内的完整的税收制度，将为平潭经济先行区的建设开辟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经济先行区的经贸发展，进而带动整个海西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二、国内外的研究概况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际上关于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有关区内税收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关中国的特殊区域的政策研究更是少见。有人对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原因与目标进行研究，有人研究自由贸易区对东道国的经济贡献，有人对自由贸易区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评价，也有人探讨自由贸易区的区位选择问题，这些研究丰富充实了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对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些理论中没有关于中国特殊经济环境下的区域经济建设研究，更缺少专门针对中国经济区域的税收政策研究。
（二）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的学者对于自由贸易区或保税区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平潭作为海西经济建设先行区的理念刚刚提出，国内还极少这方面的研究报告。而海西经济区作为两岸经济合作的先行区域，在经贸发展及政策协调上相对于其他的经济区又有其特别之处。目前的学者们对海西经济发展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进行研究，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也有许多创新性的见解，而涉及税制建设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林高星、丁超（2010）指出，从投资的软硬环境看，平潭的竞争力处于明显的劣势，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此，平潭如果要招商引资，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有政府所给予的特殊政策支持。各级政府应该以设立平潭实验区为契机，给予其更多的财税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企业到平潭投资发展[1]。高建平（2010）指出，在税收政策方面，平潭应突破传统的所得税返还与营业税免征的税收优惠政策，吸收与借鉴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税收制度与政策，探索建立适合平潭开发开放及两岸经济、金融合作与社会融合的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体系，同时妥善解决好两岸双重征税问题[2]。袁玲（2010）提出，要充分发挥税收对技术投资和创新的激励作用；完善闽台农业合作优惠政策、鼓励承接台湾产业转移优惠政策，发挥对台区位优势；增加个人所得税和流转税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吸引人才等。
对于特殊经济区域的税收制度建设，陈文敬（2008）谈到，在两岸经贸合作方面，大陆可对台湾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通过建立“两岸经济合作区”等特殊区域，将部分优惠政策赋予进区企业，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新的平台，以推动两岸经济进一步融合，进而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稳固的经济基础。高莉、迟连翔（1994）提出，在自由贸易区的税制建设中，要建立自由贸易区内统一的工商税制，简并税种、降低税率，以适应自由贸易区的税收管理需要。秦磊（2009）建议，在条件容许的情况下，适度下放地方税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允许省级开征某些适合地区特定情况的税种，以及在一定范围内确定其税率的权力。以有利于经济区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及财化的需要对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税种履行开征或减免权，开辟新税源，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三、对平潭进行综合税制探索的意义
首先，可以为平潭经济先行区寻找一套适当的全面的税收制度，为区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现有的对于在平潭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提法将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关税及进出口贸易上，这种税制安排功能相对比较单一，难免会使各种资源向优惠倾斜的方向集中，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不利于区内产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平潭要最终建成具有六大区域功能的综合经济区，仅仅设立海关的监管区域还远远不够，更要考虑整体税制的配套安排。建立一整套符合经济先行区发展需要的包括商品劳务税、所得税、关税及相关的杂税体系在内的完整的税收制度将为平潭经济先行区的建设开辟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经济先行区的经贸发展进而带动整个海西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这种税制探索也将为今后的政策安排提供理论依据。
其次，综合全面的税收制度考量，可以避免招致“避税天堂”的指控，促进产业部门的全面发展。
香港和澳门是我国有名的自由贸易区，除对烟、酒等少量进口商品征税之外，商品的进出口不受限制。这种零关税或零商品税的安排极易受到国际经济组织的打击。在G20伦敦峰会上，法、德提出要公布一份不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合作的所谓全球“避税天堂”黑名单，并对其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区在内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榜上有名”。法德借加强全球金融监管为名，抛出这份“避税天堂”黑名单，对有关国家和地区形成强大压力。瑞士等“上榜”国家被迫做出重大让步，同意遵守国际准则，打击逃税避税行为。而如果进行全面的优惠税收安排，将这种单一税种的优惠分散到不同的税种上，则可以避免招致这方面的指控。同时，全面的税收优惠安排也可以避免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促进当地产业部门的全面发展。
第三，可以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更好地实现两岸税收协调。
建立一套全面的税收优惠制度，包括建立一套高效完善的税收管理制度，在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同时，能更好地构建闽台税务合作机制，进行两岸税收协调，避免双重征税并防范和打击逃避税。借双方在经济先行区内的经贸合作越来越频繁的时机，两岸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做法，签订双边的税收协定来协调相关课税对象的管辖权归属和税收抵免办法，避免双重征税，并对那些影响两岸贸易和投资的各自优惠规定进行协调，避免引起不良税收竞争。同时，可以构建闽台双边的税务管理联络与协调机制。在维护跨岸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同时，防范和打击逃避税。
第四，有利于吸引外资，增强经济先行区的经济辐射能力，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
经济先行区建立的首要目标就是推动区内的经济发展。全面优惠的税收安排首先在区内产生促进台商投资增长的效应，而这种投资增长的经济效应对外辐射，可以增强经济区吸引外资的功能，从而扩大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而经济先行区建立后两岸之间贸易、投资、人员往来将更加密切，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度会越来越深，合作机制的运行实践会让两岸都逐渐认识到合作有利可图，争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争端解决机制会逐步向政治安全领域扩散，成为解决两岸分歧的主要方式，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平潭经济先行区进行综合税制探索，突破了传统保税区或自由贸易区意义下的优惠税收政策安排，不再将税收政策的安排集中在进出口贸易上，而是着眼于区内的产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力图从平潭经济先行区六大区域功能建设要求出发，来探索一套有利于全区整体经济发展的全面的税收制度，促进平潭经济区的贸易发展及相关经济指标增长，以图日后的经济发展能突破现有的经济先行区的区域局限，进而带动整个海西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为今后的政策调整提供依据，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林高星,丁超在.构建平潭综合实验区特殊财税政策体系的研究――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经验的启示[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0(6).
平台经济税收政策篇2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纳枕筹划日益成为纳税人理财或经营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要用科学的方法构建纳税筹划平台，并在实际经营管理中加以合理运用，以最小的筹划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效益。
纳税筹划亦称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义务人在遵守、尊重所在国税法的前提下，运用纳税义务人的权利，旨在实现纳税最小化对多种纳税方案进行优化选择时的谋划与对策其实质是节税。但作为纳税筹划本身而言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片面的行为如何为企业构建纳税筹划平台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加以合理运用是企业财务决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拟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纳税绮划平台的构建原则
纳税筹划平台是企业理财过程中税务筹划的基础和操作空间。目前常用的有价格平台、优惠平台、漏洞平台、弹性平台和规避平台。要成功构建纳税筹划平台.必须有一定的环境条件和科学的筹划方法并且要符合以下原则:
1.政策主导
纳税筹划是对税收政策的积极利用因此开展纳税筹划必须以政策为导向由税收政策主导税收的筹划活动。离开税收政策谈纳税筹划只是一种空谈不顾税收政策导向开展纳税筹划必定一事无成。试想面对高污染、高能耗、长线产业、夕阳产业、换代产品以及其他税收上实行限制政策的产业、产品税收筹划又能有多少作为，
2.合法有效
纳税筹划作为一种节税行为其存在的基础是应当合法至少不违法。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公然的违法偷税行为比较容易辨别，而对税法已有反避税规定的避税行为应视同偷税处理则认识不清因此开展纳税筹划必须正确认识并划清与违法的界限坚持合法筹划防止违法筹划。同时开展纳税筹划要贯彻成本、效益原则以最小的筹划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效益。在税收利益上既要考虑节税带来的直接效益也要考虑减少或免除处罚带来的间接利益:既要考虑纳税筹划的直接成本也要考虑纳税筹划方案比较选择中的机会成本。
3.切实可行
由于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加之税收政策和税收筹划的主客观条件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因此在纳税筹划方面找不到万能、现成的通用方案每个企业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地设计具体的筹划方案开展有的放矢的纳税筹划活动在设计筹划方案时应注意科学性和可行性力求在法律上站得住在操作上行得通
4.全面权衡
决定现代企业整体利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税收利益虽然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利益，但不是企业的全部经济利益。因此开展纳税筹划应服从企业的整体利益不能为筹划而筹划而应从企业的社会形象、发展战略、预期效果、成功机率等方面综合考虑、全面权衡。
二、纳税绮划平台的运用及应注意的问颐
纳税筹划始终贯穿于财务决策及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在企业筹资、投资、经营、收益分配和财务核算等过程中正确运用纳税筹划平台.科学地进行纳税筹划以期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1价格平台的运用
价格平台的核心内容是转让定价转让定价方法主要是通过关联企业不合营业常规的交易形式进行纳税筹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及买卖双方均有权力根据自身的需要确定所生产和经营产品的价格标准只要买卖双方是自愿的别人就无权干涉这是一种合法行为。关联企业之间进行转让定价的方式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1)利用商品交易的筹划关联企业间商品交易采取压低定价或抬高定价的策略转移利润或收入以实现从整体上减轻税收负担。如有些实行高税率增值税的企业.在向低税率的关联企业销售产品时，有意压低产品的售价，将利润转移到关联企业《2)利用原材料及零部件的筹划。通过控制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购销价格进而影响产品成本来实现纳税筹划.如由母公司向子公司低价供应零部件产品或由子公司高价向母公司出售零部件以此来降低子公司的产品成本使其获得较高的利润《3)利用提供劳务的筹划。通过高作价或低作价甚至不作价的方式收取劳务费用.从而使关联企业之间的利润根据需要进行转移和纳税筹划哪一方有利便向哪一方转移最终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f4)利用无形资产的筹划。通过无形资产特许使用费转让定价以此调节其利润追求税收负担最小化有些企业将本企业的生产配方、生产工艺技术、商标或特许权无偿或低价提供给一些关联企业，其报酬不通过技术转让收入核算，而是从对方的企业留利中获取好处;(5)利用租赁业务的筹划。通常有利用自定租金来转移利润、利用机器设备先卖后租用、利用不同国家不同的折旧政策等而进行纳税筹划
价格平台作为各种筹划平台之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但纳税人在利用价格平台进行纳税筹划时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运用价格平台进行纳税筹划在一般的情况下应该设立一些辅助的机构或公司并进行必要的安排这种安排是需要支出一定的成本费用的，在纳税人生产经营还不具备一定规模时筹划所能产生的效益不一定会很大。二是价格的波动应在一定的范围内。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如果纳税人确定的价格明显不合理.税务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一般而言.税务机关调整的价格比正常价格略高一点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不幸被调整不仅没有筹划效益.还会有一定的损失.而且还包括进行筹划所花费的成本。三是纳税人可以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全方位、系统的筹划安排。为了避免运用一种方法效果不太明显以及价格波动太大的弊端，纳税人可以利用多种方法同时进行筹划。这样.每种方法转移一部分利润.运用的次数多了.只要安排合理.也就能达到满意的经济效果。
2.优惠平台的运用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是伴随着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出台而产生的.符合国家税法的制定意图.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引导。常用的方法有《1)直接利用筹划法。即给予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或个人以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国家对某些生产性企业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则企业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就地改变生产经营范围，使自己符合优惠条件.从而获得税收上的好处，/2)临界点筹划法。一是价格和产量的数值确定在什么位置以寻找最佳节税临界点，使企业获利最大;二是企业和个人所得税都有一个临界点问题.这个临界点可用来作为是否转移的参考依据。(3)人的流动筹划法。包括个人改变其居所和公司法人改变其居所两个方面的筹划.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企业的需要，或者选择在优惠地区注册或干脆将现在不太景气的生产转移到优惠地区，以享受国家给予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4)挂靠筹划法。指企业或个人原本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但经过一定的策划通过挂靠在某些能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或产业、行业.使自己也能符合优惠条件.如本来不是科研单位或科研所需要的进口仪器设备.通过和某些科研机构联合.披上科研机构的合法外衣.使自己企业享受减免税。
只要有税收优惠政策.就有纳税人对其进行利用。在利用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尽量挖掘信息源.多渠道获取税收优惠以免自己本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却因为不知道而错失良机。(2)充分利用有条件的应尽量利用，没有条件或某些条件不符合的，要创造条件利用。(3)应尽量保持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争取税务机关的承认。再好的方案.没有税务机关的批准.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会给企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
3.漏洞平台的运用
漏洞平台是以漏洞的存在为基础现阶段.我国税法中存在着许多矛盾或空白之处(1)机构设置与配合以及税收地域管辖是相对漏洞较多的领域。如我国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增值税属于共享税.由国家税务系统进行征收.但地方税务系统往往捷足先登.将纳税人定格为营业税纳税人，这是一个税收结构设置与配合上的空白;(2)机构所在地的判定标准是依注册地、还是管理中心或经营地存在不确定的地方(3)税法总纲虽有规定.但没有规定具体操作办法。如电子商务的研究近几年刚兴起.这方面的税收问题是个很大的空白。公司就可利用这些空白.大规模地发展网上电子交易.从而省去大量税款。
利用漏洞平台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需要精通财务与税务的专业化财会人才.只有专业化人员才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参照税法而利用其漏洞进行筹划;二是具有一定的纳税操作经验.只依据税法而不考虑征管方面的具体措施.只能是纸上谈兵成功的可能性肯定不会太高;三是要严格的财会纪律和保密措施。没有严格财会纪律便没有严肃的财会秩序混乱的财务状况显然无法作为筹划的实际参考另外又因为利用税法漏洞和空白一样具有隐蔽性.一次公开的利用往往会导致以后利用途径被堵死‘四是同样要进行风险—收益的分析。
4弹性平台的运用
有税收.便少不了税率:有税率.便难以避免税率幅度的存在。弹性平台筹划主要集中在资源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等税种上。在资源税的弹性平台筹划中.筹划客体主要是各类矿产资源.由于税额因矿产资源的优惠悬殊而跨度巨大.这就为利用税额幅度进行筹划提供了可能和空间。如原油税额为每吨8元一30元.黑色金属原矿竟然达到了每吨2元一30元.有色金属原矿更达到了每吨0.4元一30元幅度水平。纳税人想办法在跨度允许的范围内寻找最低切入点。
在运用弹性平台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弹性平台的可操作性大小判定要充分考虑到征税方，因为弹性平台的筹划要达到目的.需要‘’因人制宜”。二是在幅度中找到最佳切入点.实现税率低，税负轻、优惠多惩罚小.损失相对较少的目的。
5规避平台的运用
平台经济税收政策篇3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税收制度改革的双重背景下，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规定自2004年7月1日起，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和大连市实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调整资源税税额标准和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税收政策。
第一，东北老工业基地生产型增值税有条件的调整为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对东北地区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固定资产、用于自制固定资产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和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运输费用等所含进项税金，准予用当年新增加的增值税税额抵扣。当年没有新增加的增值税税额或新增加的增值税税额不足抵扣的，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以结转以后年度继续抵扣。
第二，东北老工业基地部分不可再生资源的税收优惠措施。调整资源税税额标准，具体内容包括：对东北地区的低丰度油田和衰竭期矿山，经东北省份的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不超过30%的幅度内降低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
第三，扩大企业所得税优惠措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东北地区工业企业舶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除外)，可在现行规定折旧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折旧年限；受让或投资的无形资产，可在现行规定摊销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摊销年限。东北地区企业的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提高到月均1200元，具体扣除标准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平均工资水平，在不超过上述限额内确定。
这次针对东北振兴而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从总体上看，是自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制度又一次重大变迁的序幕，同时也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举措之一，因此，从酝酿之初就被罩上一层良好的预期。但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实现效果如何，目前定论为时尚早。在当前我国國有企业改革、大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的关键时期，对税收进行制度调整，从总体上把握税收制度的效果和作用，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制度，合理把握税收调整尺度，无疑具有比较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预期和效果：现有观点的另类思考
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由于考虑原有税负水平，以及抑制当时的投资过热问题，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不予抵扣，存在着重复计征的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不少设备陈旧急需更新，由于不允许扣除设备等固定资产所包含的税金，所以负担相对更重。税收制度调整对于刺激生产和投资、加快企业生产经营改造、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活力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国家这次税收制度改革把东北作为“前沿阵地”，使东北老工业基地首先受益，其进步作用毋庸置疑。
第一，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本身带有一定局限性。税收作为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和取得公共收入的重要来源，其结果不仅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还影响整个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以及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税收作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其功能主要表现在能够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按照西方公共经济理论的观点，税收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的功能，税收不仅要考虑政府收入的需要，还要尽可能地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二是经济调控的功能，通过税收杠杆对经济行为进行调节，保证经济行为的理性而规范；三是合理分配的功能，通过课税的强制性介入国民收入的分配领域，利用税收手段参与社会产品再分配，通过采取诸如累进税率课税的方式对税收水平进行调节；四是提供有序竞争环境的功能，利用税收杠杆，提供经济个体所需求的公正客观的市场竞争环境，纠正不利于市场发展和孕育的扭曲行为。然而，税收也具有一些固有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课税会进一步导致效率损失。西方税收理论表明，市场配置本身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低效率，对经济行为课税后，就会在市场资源配置中打进一个“税楔”，使得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卖者愿意提供的价格之间产生差异，干扰市场价格讯号，进一步增加市场效率的损失，使市场以价格为导向的行为会因为税收存在而进一步受到影响。其次，税收调节的时滞。一方面，政府要做出判断，对经济现象和发展趋势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过程，需要依赖及时的信息以及全面调查；另一方面，税种设置、税率调整以及有关政策变动，都要经历论证以及立法等程序，旷日持久的政策出台常常会导致税收调节指向时过境迁，使原本有效的调节无法发挥应有的运行效果。最后，税收调节效果的有限性。税收不是万能的，其调节效果具有一定的限度，一方面，由于税收制度不健全或者不完善而导致的制度性漏出，是税收调节的内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即使在税收制度健全甚至完善的情况下，出于税收外在环境以及管理机制等因素，税收调节仍旧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导致税收的管理性漏出，是税收调节的外在局限性。因此，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要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其职能，降低其局限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负面影响，使税收优惠政策尽量接近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初衷。
第二，税收政策的调整容易导致一定范围内的税收竞争。西方经济学界认为：“税收竞争是指各地区通过竞相降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税收优惠等途径，以吸引其它地区财源流入本地区的政府自利行为。”根据税收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减税的出发点不同，可以分为适度税收竞争和过度税收竞争两种类型，适度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而过度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却是有害的。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税收优惠政策出台前后的一段时间看，优惠措施给东北老工业基地带来了投资的“洼地”。自中央开始酝酿东北老工业基地税收优惠措施以来，不同投资者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投资热情确实比以前要高得多。然而，应该看到，东北诸省凭借税收优惠政策所造成的投资洼地供给形式的短期性，容易导致投资主体资金流向的不确定性。由于资本具有比较强的逐利性和流动性，短期内，会有一定规模的资金流向东北那些资金短缺、同时又具有一定投资潜力的省市和项目，而同时，东北这种资金流入是以其它地区的资金流出为代价的。如果这种投资主体来自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内部创造，必然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但是，如果这种投资主体来自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外，就会容易导致国内区域间经济发展潜在的竞争。在现有税收政策正处于调整变化和各地仍旧存在着比较强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前提下，各地会提高招商引资的投入成本，甚至会导致卖放国家政策、政策过度宽松等一系列违反法律和制度的事情发生。
第三，对税收优惠措施的放大，容易造成一定的副效用。现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主要体现在增值税转型、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以及对资源税的调整上，调整的广度和深度还需要进一步扩展。从增值税的转型看，国家只允许东北的七个行业抵扣新增机器设备进项税金(军工产品进项税金需报财政部门审批)，而对这些行业的房产等固定资产新增税金不予抵扣。按照有关部门的说法，这只是增值税转型的第一步，可见，这种转型仅仅是在小范围内的不完全转型。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一项政策的出台慎之又慎，另一方面，这种转型所具有的代表性却值得怀疑。不仅如此，如前所述，税收政策的调整具有时滞性，目前的增值税转型实施效果只有在三到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能显现，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实施，就会错过税制改革的大好时机。从企业所得税提高税前扣除项目上看，目前我国存在着所得税内外有别的现象，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较轻，内资企业所得税较重，这种制度上的差别待遇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均衡，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形成共识，要求改革的呼声日高。这次国家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出发，调整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虽然会减轻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改变的幅度仍旧需要进一步考察。一般来讲，从税收制度改革上调整企业负担，降低税率所带来的效用会高于扩大税前扣除所带来的效用，如果单纯从增加税式支出的角度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产生的制度性税收漏出势必增加税收征收管理的难度。
三、长远与现实兼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税收取向
1.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提高一方要以降低另一方为代价。一方面，税收效率的提高以牺牲一定的税收公平为代价。通过税收政策保证政府职能的实现，达到限制和促进经济活动的目的，实现税收的经济效率。但是这样做势必降低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的社会公平程度，对纳税人造成基于税收政策不公平的差别待遇，使他们无法在相同条件下层开竞争；同时，强调收入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加剧，增加贫富差距，引起低收入者的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动荡，波及到税收的经济公平环境。另一方面，政府利用税收政策建立的再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会导致一定程度税收效率的损失。如果过度强调收入分配上的公平，采用包括税收手段在内的政府行为提高分配公平程度，税收分配水平和分配能力得到了提高，但是却会造成负面影响，不仅对纳税人创造能力造成了抑制，对投资产生外部负效用，还会导致生产要素的浪费，产生低效率行为的扩散，降低要素配置的效率水平；同时，保障机制的健全促使生产要素不完备的社会成员增加对社会的依附偏好而在分配过程中“搭便车”，增加闲暇对工作的替代效应，导致税收效率的下降。
2.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之间存在着统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兼顾，也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下，有所侧重。政府不能只强调利用税收导致公平，或只强调利用税收促进全社会效率的提高。如果切断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的联系，会既无效率，也无公平。一方面，税收效率是税收公平的基础。税收效率决定着税收公平的发生，只有当税收效率有效实现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加之后，社会才会出现公平。税收效率低下就会导致剩余产品稀缺，高效率是实现高水平公平的前提。在一个税收效率低下、物质贫瘠的社会中，社会公平无非是均等分配，徘徊在原始的低水平分配之下。另一方面，税收公平制约着税收效率。根本上讲，税收效率低下不是由于税收公平造成的，而是来源于税收不公平。对资源禀赋、分配过程或者政府调节的税收不公平必然导致社会效率的低下，抑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马克思认为：“人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物质利益直接与公平相联系，任何社会要想通过税收促进效率必须建立在通过税收实现公平的基础之上。税收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充分条件，税收公平是提高生产力发展潜力的关键。
3.税收效率和税收公平决不能顾此失彼。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已经成为税收质量构架中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效率水平的提高。代表市场竞争活力的效率原则，体现了市场对经济活动的有效作为，通过税收效率的实现，提高政府收入水平和调节水平，增加资源配置的能力，降低消耗。只有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在更加广阔平台上进行分配，产品和生产要素才能有更高质量的整合。另一方面，公平作为政府合理介入公共经济收支的再分配理念，体现了社会对公平分配的认同。只有通过税收手段在内的政府行为，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产品，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经济持续合理增长和提高。税收效率的改进和不断提升离不开税收公平的配合和制约，二者作为实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福利提高的联动效应，引导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税收取向。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税收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出台，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既要照顾到短期利益，也要照顾到长远利益，在税收政策制定过程中，兼顾现实与可能、发展与稳定、养税和护税的相互关系。具体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1.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税收优惠政策要注重税法刚性和政策灵活性相统一。
首先，税收的固有特征保证税法实施的严肃性。税收是政府筹集公共收入的有效渠道，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具有不同于其它收入手段的特征。一方面，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不能一味地为了追求投资效果和挖掘投资渠道而置国家税收制度于不顾，以放弃国家税收收入为成本进行招商引资。这种不负责任、随意改变国家法律的做法不仅不能增加吸引投资的能力和水平，相反会使投资主体产生对未来投资预期的忧虑，降低投资水平。另一方面，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相对滞后，在税收制度落实上仍旧存在着很多计划经济的色彩。以计划为导向替代了应收尽收，在基层部门甚至出现为了完成税收计划任务而不惜收过头税或者有税不收的现象，淡化了税法的严肃性。这种不合理的税收政策运行机制造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的相对不公平，必然导致基于税收执行上的逆向选择，淡化微观行为主体依法纳税的意识，增加税收执法的难度，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财政收入水平。
其次，创造税收执法运行的良好环境。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在体制和机制上和经济发达地区都存在着差距。为了增加对资本的吸引力，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发展软环境。税收作为政府实现职能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创造一种有软有硬的税收环境。一方面，需要税务部门提供相对宽松的缴税环境，加强税收的纳税服务意识，淡化权力意识，坚持执法为民的思想观念，培养服务型管理的税收模式；压缩税收成本，减少对企业的干扰，降低到企业检查的频率，降低遵从费用，同时，压缩管理费用，在执法过程中厉行节约，提高税收制度效率。另一方面，强化企业纳税意识，提高税收遵从度，使依法纳税真正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台经济税收政策篇4
关键词：地方财政；税政管理；研究
税政，国之大器。搞好税政工作，对深化财政改革，推动财政发展，实现财政振兴，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税政工作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首先，税制改革的气候已迎来春天。如果把1994年的税制改革称之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轮税制改革的话，那么以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成功出台为标志，我国第二轮税制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抓紧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和环境补偿机制，国家对车船税和耕地占用税实施了全面改革，对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了制度上的完善，对增值税转型进行了试点；与此同时，以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促进企业公平竞争、以改革资源税制度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利用、以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促进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以研究开征环境税促进生态环境补偿等税收制度改革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特别是前不久国家税务总局肖捷局长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按照“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等要求，把地方税制的改革与完善作为下一步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好，努力构建以财产税、资源税等为主体的地方税制体系。适应这一形势需要，在税制改革调研、意见建议反映、配套措施出台、政策措施落实等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其次，地方税权的扩大已成为必然。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里，要解决问题，不能单靠哪一级政府包打天下。而市场经济又是一种多元经济、民主经济、法治经济和自由竞争的经济。这就要求在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要充分注意调动中央与地方以及其他各方各面的积极性。税政管理也是如此。保持全国税政的统一是维护我国国体和政体性质的需要，但不顾千差万别、不分有无地方特色、不论税种大小、不管收入归属，把所有的税政管理权都集中在中央，一则管不过来，二则管不好，三则也管不住，还影响中央集中精力抓大事。地方财政没有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又何来理财积极性？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依现在的实践检验，省以下地方税政管理权限正在增加。如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要求地方财政部门参与有关政策事务的管理工作，各项地方税改革分别从税额幅度（标准）的制定、减免税的规定、纳税地点（时间）的确定等方面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权限，有关优惠政策的出台赋予地方财政部门参与确认的权限等。
面对新机遇，地方财政部门应大力推动税政工作由注重政策贯彻执行向政策贯彻执行和政策分析运用协调推进转变，当好四种角色，努力促进财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研究运用税收的收入功能，当好财政增收的推动者
一是净化税政环境，维护税政秩序。认真落实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越权减免税原则，做好地方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涉税政策的审核把关工作，努力创造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根据中央授权参与减免税管理，推进建立立法与执法相分离、执法与执法监督相分离的减免税管理新机制。
二是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搞好收入分析研究。跟踪分析重大税收政策调整对收入的影响，加强对潜在税源、新兴税源、增长趋势的分析研究，为加强税收征管建言献策。
三是抓好焦煤资源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幅度提高后的落实工作，支持税务部门健全税源信息、加强源头管理，把政策调整的积极成效体现到地方税收的增收上来。
四是落实国家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规定，将我省耕地占用税税额提高4倍，从税制上优化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壮大地方财政实力。 二、研究运用税收的调节作用，当好税收调控的执行者
贯彻执行国家为调控土地、资源、战略物资、房地产市场而出台的调控政策，从税收政策上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做出努力。贯彻执行国家在环保、生态、资源能源、循环经济等方面出台的调控政策，促进节能减排。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改善民生、社会公益、文化宣传、促进就业方面的关税、所得税优惠、增值税或营业税限额免征等调控政策，促进社会和谐。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企业创业投资、自主创新和深化改革的关税及其他税收优惠政策，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提高开展关税调整建议工作水平，根据经济发展总体布局要求，重点就资源类、工业原材料、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提出理由充分、数据详实、资料完整的税则税目调整和年度暂定进出口关税税率调整建议，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
三、研究运用财政的协调职能，当好税制改革的实施者
一是全面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跟踪了解改革方案的执行情况，着力抓好新旧政策衔接过渡工作，确保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顺利进行。
二是调查总结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经验，着手研究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有关事宜，提出完善改革方案的政策建议。
三是跟踪了解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改革措施的实施情况，起草拟定《山西省实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和<细则>办法》，从纳税范围、税额标准、纳税时间、源头监管等方面实施耕地占用税配套改革，认真做好资源税从价征收改革前期准备工作，参与研究物业税、统一内外资城市维护建设税制度和教育费附加等改革政策，推进地方税收体系的改革完善。
四是做好国家关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环境税、燃油税等改革的调研、建议、研讨等工作，体现地方财政在税制改革的话语权。
四、研究运用财政的综合性质，当好税政服务的提供者
财政是经济的综合反映，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方方面面都需要丰富的财政信息作为决策参考的依据。各级财政税政工作机构要充分发挥税政管理主渠道作用，及时为有关方面提供税政服务。
一要加强包括关税政策在内的税收政策宣传，继续采用政策汇编、媒体合作、寄公开信、免费咨询等形式送政策到市到县到基层到企业，为市场主体提高税收政策应用能力服务。
二要在继续执行关税联络员制度的基础上，建立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税收政策联系制度，及时了解山西省典型行业、典型企业对国家税收政策调整改革的要求，并积极开展争取工作。
平台经济税收政策篇5
4月26日，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洪全从马鞍山赶到合肥，参加安徽省地税局举办的全省百强民营企业代表座谈会。
与王洪全一起到会的，还有其他19家民企代表，他们每个人都拿到一本《民营经济适用税收优惠政策汇编》，在对王洪全看来，这可是个很有含金量的小册子。
对王洪全所在的企业来说，摆在眼皮子底下最大的困难是钢材价格持续下行，“原料成本高位运行，人力成本不断上升，2012年与2011年相比，粗钢产能增加了70%，但利润只增长了42%”，王洪全当下最关心的是税务部门在企业困难时期能否缓征税，并适当减免税收。
王洪全当场得到了很好的答复，安徽地税局相关处室告知其可以享受缓缴税款的政策、申报程序以及减免税收的权限等等。
这样的税企互动，是安徽地税服务企业的一种常态化做法，也被参会企业称为“最实在的纳税服务”。
何谓“最实在”？
“我理解，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按照有利于企业科学发展的标准，创造性地用足用活税收政策，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做大做强，就是最实在的纳税服务。”安徽省地税局局长汪建国如是说。
“两篇文章”的提出
还是马鞍山，还是钢铁企业。
5年前，在特殊形势下，一场特殊形式的中心组学习会在马钢召开，也就在现场，安徽地税第一次将“服务发展”，与“组织收入”一起上升为该系统的核心职能。
话说从头。
2008年10月份的最后一天，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安徽省委、省政府召开了“促进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电视电话会”。
在这场抵御经济寒冬的行动中，地税系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电视电话会当天，汪建国就在局务会上抛出了这个问题。
在金融危机这个特殊时刻，税收不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应成为企业过冬的政策暖阳。
企业到底缺什么？我们又能给什么？接下来的2周，是马不停蹄的企业调研与接踵而至的政策供应。
11月7日-8日，周末。安徽省地税局党组将中心组学习会搬到了马钢。当时的马钢面临什么样的困局？
“那年，马钢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钢材价格6月份之前8000多元，后来跌到3000多”，安徽省地税局一位处长回忆。马钢总经理苏鉴钢也坦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马钢公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为帮助马钢尽快走出低谷，地税部门协助其制定了《综合利用产品减免税申报管理办法》等涉及节能减排、技术研发的税收管理制度。同时，还按规定及时为马钢公司审核减免土地使用税2010万元，“三项专用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667万元，技术研发费加计扣除15423万元。
“这些‘真金白银’在关键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给马钢公司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苏鉴钢说。
在调研现场，中心组成员达成共识，在特殊经济形势下，地税部门应当为重点骨干企业量身定做个性化服务，帮助企业应对危机。
很快，安徽地税局《开展一对一服务纳税人暂行办法》正式出台。在全省确定了1042户服务对象，实行主管领导与服务联络员双重负责制，对这些企业提供全天候、个性化服务。
“服务纳税人就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危机中安徽地税的快速反应，给企业带来货真价实的政策利好。
2008年，安徽地税系统减免缓税款达到40亿，其中绝大部分是11月以后缓缴的，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助其渡过难关。
“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成为安徽地税的系统自觉。汪建国认为，在税源相对紧张与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中，安徽地税要做到“更加突出支持企业科学发展、更加突出用足用活税收政策、更加突出搞好重点税源管理、更加突出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努力实现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2008年的最后2个月，安徽地税马不停蹄为入冬企业赶制“政策棉衣”，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
11月1日，《关于服务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意见》；
11月4日，《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促进我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11月18日，《关于发挥税收职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12月中旬，《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100条》、《优化经济发展环境100条》出台。
将“劲头”用在
支持企业和产业发展上
区域经济的发展，说到底就是企业、产业的发展。税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说到底也就是服务企业和产业。
在服务企业方面，安徽地税系统从不“惜税”，而是最大程度释放政策效应。《决策》记者在采访中就听到一个关于营业税起征点调整的例子。
营业税起征点，有个幅度是5000—20000元，起征点定得越高，对纳税人越有利。安徽作为经济并不发达的中部省份，如何确定起征点，当时有不同观点。
出人意料的是，安徽地税局主动提请省政府的方案，是“就高不就低”。这就意味着，将起征点调整到20000元后，全省有5.5万户个体营业税纳税户免于缴纳营业税，免征税额超过2.3亿元。
“这事做得很开明、很漂亮”，一位个体工商户说。
开明、漂亮的事情远不止这一件。还有一件事也与营业税有关，就是时下公众热议的营改增。
“对地税来讲，这是件很纠结的事情，营业税归地税管，增值税是国税收。对于营改增基层干部是有些失落的”，一位基层税干在接受采访时并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
但是，营改增对安徽来说意义重大。安徽是全国12个试点省市之一，更重要的是，“营改增”试点将增值税制度引入现代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领域，消除营业税重复征收弊端，能够为其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税制环境。
“目前，安徽省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32.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拉长服务业发展这块短板，提升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是加速安徽崛起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一位区域经济专家告诉《决策》。
改革就是利益调整，“营改增”事关全局，地税人应该拿出什么样气度？
汪建国在一次专题会议上强调，“地税机关要从大局出发，破除狭隘的部门利益思想，以改革发展为重，积极、主动参与试点改革，不抱怨，不敷衍，不拖后腿”。
试点前2个月，安徽地税就将全省2600余户一般纳税人和4.4万户小规模纳税人的信息资料全部移交国税局。
据测算，通过试点，安徽企业每年直接减税10.1亿元，加上试点企业为下游企业提供19.7亿元可抵扣税额，服务业企业利润水平将因此得到提升，安徽服务业由此获得巨大推动力。
无论是上调营业税起征点，还是营改增，都属于结构性减税范畴，《决策》记者了解到，全系统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减免抵和缓缴税费，2008年为40亿，2009年60亿，2010年为50亿，2011年70亿，2012年为150亿。
在跟进服务产业发展方面，安徽地税系统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支持也可圈可点。
南瑞继远软件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企业，仅2008至2011年享受的税收优惠有：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金额4802万元，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887万元，技术转让所得减免1521万元，累计税收优惠7210万元。税收优惠的扶持使企业逐年壮大，目前已和国家电网顺利改制，成为电力软件开发行业的龙头企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安徽文化产业五大集团组建过程，历经3年，减税高达十个多亿，“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政策支持”。
把“鼓点”敲在
区域发展战略上
在“跟跑”服务企业、产业发展的同时，安徽地税在服务发展上的另一重大做法就是“跟进”服务区域战略平台建设。
后危机时代，安徽三大战略平台陆续成形，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北振兴战略，成为安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抓手。
“从我国区域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沿海经济特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浦东新区等，税收政策在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体系中具有重要位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建设三大区域战略平台，地税部门在其中大有作为”，一位区域经济专家分析说。
见事早、反应快，是安徽地税系统服务区域发展的最大特点。
2008年10月17日，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正式起航，11月，安徽省地税局及时跟进，下发《关于服务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从优化服务等三个方面，支持试验区建设；
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安徽省地税局第一时间反应，梳理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并赴京向相关部门争取政策。
2010年5月24日，振兴皖北战略甫一出台，建立加快皖北发展税收结对服务机制就应运而生。
“国家已有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保证优惠落实不打折、政策执行不走样。还有一条更为关键，就是对自身具有的税收政策权限，要用足、用活、用好，尽可能拓展税收政策应用空间，最大限度地释放税收政策应用效力”，在谈及跟进服务区域战略平台建设时，汪建国说。
“用足、用活、用好”，那么，企业又是如何评价的？
“给点阳光就灿烂，税收优惠政策就是最好的阳光”，百帮创业中心的合肥杰创软件有限公司负责人深有感慨。
创立于2008年6月的杰创软件，自2009年起连续3年享受技术转让营业税减免4.5万、6.3万、10.8万元，2011年起，公司发展步入快车道，年营业额达到180万元，创造利税20多万元。
而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家落户皖江示范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总经理王柱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企业落户之后，政策的落实和兑现非常到位和及时。所得税优惠、土地使用税返还的奖励和出口退税加在一起金额在4200万元左右，这对企业是很大的支持。”
后危机时代，税收政策在熨平经济波纹，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平台经济税收政策篇6
受命于危难之际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各国经济开始面临严重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形势，美国经济持续陷入滞胀，失业率逐年递增。1980年，里根上台的前一年，美国通胀率高达13.5％，而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却下降了0.2％。面临经济低迷的状况，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采用以供给管理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大幅度减税、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里根经济政策可视为一种侧重于供给领域的经济政策。简单地说，它的原理是减税刺激消费拉动需求增加就业和投资。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地平抑了通胀，并且保持赤字处于可控制的水平。
即使在里根离开总统位置之后，人们依然看到里根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和国民活力的恢复与提升的影响。从1982年12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
苏都强劲有力。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胀率也由最初上任时的13.5％下降为不到5％。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23％上升到1986年的25.2％。
治理经济出奇招小政府、大社会、少干预
里根政府一上台，就推行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改革。他认为，在政府规模的基本理念问题上，无论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都不可能是绝对化的，关键是寻求一种符合整个时代环境和本国国情需要的政府规模理念。在里根之前，共和党并没有明确地把“小政府、大社会、少干预”表述出来。而里根把共和党不喜欢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进一步明确化。
不过，里根时期的经济表现与他的经济理念也有明显的矛盾。里根希望缩小政府规模，但事实上，在里根任期结束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规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降低税率
里根上台后开始着手税制改革。执政期间，他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一次在1981年，一次在1986年，从而使美国税率从1980年的70%降到1982年的28%。
对于大幅度的减税政策，人提出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里根的减税是掠夺穷人，保护富人，是一种“细血长流”的放血政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将这一政策形容为“不计后果”，克林顿认为不应减税，而是应想方设法增加政府盈余以消除赤字。
但是，全国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巴特利特并不那么认为。他在回顾当时减税的背景时表示，减税对刺激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说：“80年代初，美国收入
最高的所得税税率为70％。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很高的话，你每赚1美元，自己只能留下30美分。这种高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刺激作用。”
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阿瑟・拉法尔也说：“减税生效后，经济增长强劲，收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查阅一下1983年以后
的政府收入，就可以发现收入增长情况非常好。”
扩大军费开支
里根上台之际，世界正形成两极对立。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正在进行经济和军事的较劲。里根为确保美国的军事大国地位，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为了拖垮苏联，里根政府进行了大量军事投入。在任职期间，里根投入了数万亿美元的军费，国防开支增加了27％，预算赤字增长了近3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5％。当然，军费开支一方面刺激了美国的消费，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也创造了就业岗位。
然而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和大力推行的减税计划，使得里根执政时期累计财政赤字高达13382亿美元，比此前的历届美国总统在204年中累积的财政赤字总额还要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给后任者设下陷阱。
经济思想在美延续
里根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位超脱日常具体事务的总统。所以有人认为，所谓里根的经济政策其实是他的经济班子的产物，而并非里根本人的思想。阿瑟・拉法尔则指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拉法尔说：“里根充分主导制定经济政策的工作。他在我之前就形成了减税的观点。当时的经济决策完全是根据里根的思想进行的。”
平台经济税收政策篇7
一、罗斯福“新政”时的税收政策实践
1929年10月21日，纽约证券市场股票价格急剧下跌，美国金融业陷入一片混乱，由此揭开了美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序幕。危机一直持续到1933年，它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在经济陷入危机深渊之际，1933年3月4日，罗斯福总统上台，从此开始推行历史上所谓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是从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开始的。在初步稳定了美国经济之后，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全面干预经济，具体表现在税收本央、预算赤字、政策债券、政策支出等一系列政策工具和措施上。在税收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在“新政”时期多次颁布税法和收入法，实行累进形式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利用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使人们对财政政策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断深入，同时也为美国政府从此以后利用税收政策调控经济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60、70年代的税收政策实践
随着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增长，“补偿性”财政政策理论已经逐步形成，其核心内容是：在经济萧条时实行赤字预算，以此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实行的就是一种“补偿性”财政政策，使经济既不过度繁荣，又不致陷入严重的危机。5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补偿性”财政政策大大缓和了经济的周期波动。然而，“补偿性”财政政策虽然缓和了经济周期波动，却使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肯尼迪政府针对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实行了充分就业的财政政策。充分就业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即使在经济回升时期，只要实际产生水平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也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加速增长。
充分就业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大幅度减税计划，以刺激需求增长。1962年6月6日，肯尼迪第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实行一项永久性的减税计划。1963年初，肯尼迪向国会递交了减税和改革税制的特别咨文，要求全面削减所得税税率。1964年，该减税法案由国会修正后通过，由继任总统约翰逊签署实施。这项减税法案是当时美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减税行动，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生产能力没有到充分利用。同时，美国政府还大量增加对商品和劳务的采购，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美国政府一方面减税，一方面增支，导致了财政赤字的迅速增长。
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强烈主张，税收政策应该为税收政策之外的目的服务。虽然凯恩斯在30年代倡导这种思想，但是直到60年代才第一次真正地为非税收目的而减税（例如短期赤字可以促进需求，降低资本成本可以刺激新的投资）。美国式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利用税收制度进行宏观经济调整———主要体现在降低税率和给予投资税收抵免。肯尼迪政府的减税政策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但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由于各种综合原因，美国经济“滞胀”的局面日益显现出来。进入70年代，美国联邦财政赤字越滚越大。与财政赤字相对应的是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的迅速膨胀。1970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为3809.2亿美元，1979年上升到8289.2亿美元。整个7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更加缓慢增长时期，1970至1975年经济增长几乎停止，其中1975年为负增长。“滞胀”局面严重困扰着美国经济，减税也并没有使美国经济摆脱“滞胀”局面中的经济停滞问题，同时这也表明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
三、20世纪80年代的税收政策实践
（一）1981年的税制改革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的严重“滞胀”局面迫使美国政府调整政策，开始实施以反“滞胀”为目标的供给管理型财政政策。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力图实施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里根财政政策的核心是减税。他认为，减税能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增加收入，从而实现预算平衡。另外两个内容是增加国防支出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里根政府1981年税制改革着重解决税负过重问题，主要内容包括：
（1）在1981-1984年的4年中，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降低25%，由原来的最低税率14%和最高税率70%，分别降为11%和50%，同时实行个人所得税指数化，即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调整纳税等级和免税额。
（2）允许抵免科研费用。规定当年科研费用超过前3年平均数部分的25%，允许抵免当年的应纳税额。
（3）实行快速折旧。将所有的固定资产分为4类，折旧期分别为3年、5年、10年、15年。厂房建筑物折旧期限为15年，汽车为3年。
（4）资本利得税税率由28%降为20%.
（5）降低遗产税和赠予税的税率，并提高起征点。
（6）扩大“个人退休账户”的适用范围。[1]
（二）1986年的税制改革
里根连任总统后，继续推行他的税制改革计划，1986年的税制改革则是在继续减税的同时，着重解决税制过于繁琐的问题，主要包括“简化”、“公平”和“促进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的内容。
（1）进一步降低税负，简化税制，个人所得税由最低税率11%、最高税率50%的15级累进税制改为15%和28%的两档税制，另对高收入者征5%的附加税；公司所得税由原来15%到46%的五级税率，改为15%、18%、25%、33%四级税率；资本利得税由20%降为17.5%；同时扩大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抵免范围，延长科研费用的抵免时间，这些措施进一步降低了个人和公司的负担，也大大简化了税制。
（2）针对原税制中税收优惠太多太繁杂，从而导致税基缩小、税收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产生扭曲等问题进行了严格的整顿，个人所得税原有的65项以上的税收优惠被取消或限制，严格限制福利金收入及某些个人费用开支的税收扣除，限制公司费用的开支范围等，通过这些措施实现税制的“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特征，使税制更为公平。
（3）刺激经济增长。简化和公平税制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通过减少税率档次，由累进税制过渡到比例税制，整顿税收优惠，扩大税基，降低边际税率，鼓励投资，这一系列措施实际上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刺激作用。
1986年的税制改革，主要是以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强调通过减税来促进社会总供给的增加，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复苏。美国的税收在消除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在消除税制对投资、储蓄和工作热情的抑制作用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一个以美国税制改革内容为蓝本的税改浪潮席卷了世界各国。里根平衡预算的财政税收政策，对于美国80年代初成功实施反危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数次弱化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和间接干预，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也降为4.2%.特别是80年代，美国政府利用财政调整机会适时促进产业升级，客观上推动了企业技术改革与科技进步，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调整经济结构，并取得明显进展，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到来打下了基础。自1980年以来，美国用于工业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年均增加10.3%，用于信息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年均增长16.1%，从而推动信息技术产业成长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之一，并起到全球的“领头羊”作用。里根政府平衡预算的财政税收政策对随后的布什政府，以至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税收政策都有着重要影响。
四、克林顿政府平衡预算的税收政策实践
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管理型财政政策，在成功地稳定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高赤字、高负债、高利率、高汇率、高贸易赤字的“五高”问题，这无疑是对美国经济极大的负面影响。克林顿政府入主白宫后，美国国会于1993年通过了《1993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案》，以此为契机，联邦政府以预算盈余为目标，开始实施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以逐步削减预算赤字。
在税收政策方面，克林顿政府一反供给学派认为增税会遏制发展的观点，在税率的调整过程中比较注重课税的公平目标，《1993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案》提高了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应税收入在14万美元以上的夫妻联合申报家庭（单身纳税人应税收入在11.5万美元以上）边际税率从31%提高到36%，应税收入超过25万美元以上的部分适用39.6%的最高边际税率，1994年同1993年相比，占人口1.2%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了9%，而其个人所得税负担增加了8.9%，改变了通常存在的高收入阶层税负递减的状况。1997年8月5日通过的《财政预算平衡法案》和《减税法案》表示要减税9.502亿美元以上，最高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8%降到20%.另外，政府还大量采用现代电子技术简化税收征管手续，以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和征管机构的征收成本，从而提高了征税效率。
税收政策上的这些调整，加上克林顿时期的其他有力有效的政策，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为“新经济”的产生和持续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反过来也使联邦税收收入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从1989～1997年，这一数值分别为451.15%、-3.42%、-3.66%、3.83%、3.08%、4.82%、5.34%、5.26%，除了税收制度本身的累进性作用外，基本上反映了税收政策调整对税收收入的积极正面效用。
五、小布什的税收政策实践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任期内经济的强劲增长和长和政府财政的大规模盈余，为小布什政府实施新的财政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布什总统的财政政策集中体现在他的10年财政预算计划中。在2002-2011财政年度的10年预算规划中，财政收入为28万亿美元，财政支出为22.4万亿美元，联邦财政盈余为5.6万亿美元。这5.6万亿美元中的2.6万亿美元将作为社会保障储蓄，专门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和减轻债务；1.6万亿美元用于减税计划；剩下的1.4万亿美元用于偿还债务、未来的重点开支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等。
2001年5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项减税法案。这是美国20年来幅度最大的一项减税计划。这项减税法案目标是消除税法中的不平等因素，确保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根据减税法案，将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从当前的15%、28%、31%、36%、39.6%的五档税率在2006年以前逐步减少到四档：10%、15%、25%、33%.将对每个孩子的税收抵扣额在原来的500美元基础上增加一倍，并将这一税额用于供选择的最低税；恢复夫妇双方都工作时可享受10%扣除的规定，以消除对婚姻的不利因素；将遗产税的起征点由原来的67.5万美元提高到1000万美元，并将税率从55%逐步降低到45%，拟在2010年停征，并使研究与开发税收扣除规定永久化。同时，减税法案还调整修改了用于加强和改革教育、鼓励私人投资健康保险、保护生态环境、帮助农民和渔民增强抗风险能力，以及住房、储蓄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减税方案旨在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机会、保持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由于这一财政政策的实施，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美国政府财政即从巨额盈余变为巨额赤字，2003年财政赤字创下4894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
但是，布什执政的四年后，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尤其是自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有了一个明显的加速过程，GDp连续6个季度保持高速增长，第一季度更是达到了增长率为8.2%的高水平，是1984年以来之最。2004年的GDp增长率高达6.96%，超过克林顿时期的GDp增长率。同时消费、投资、就业、库存等一系列经济指标都有好转，经济走势趋强的征兆明显。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保持在较高水平，失业率呈下降趋势。布什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标旨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因此可以认为，布什政府在其任期内所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其对经济的积极影响要远大于给政府带来巨大财政赤字的消极影响。
市场经济活力蕴含在蓬勃兴旺的商品、劳务、金融交易中，政府征税行为由于将国民收入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积极性。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税收的这种不利影响，2001年减税方案特别将减少联邦税收体系对社会造成的超额负担作为一个主要目标。这些超额负担由征税成本、纳税成本及社会净损失等部分组成。其中社会净损失（即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源于税收对生产性的经济行为（工作、储蓄和投资等）产生的扭曲作用，社会福利水平因缺乏这些行为而下降了。经验研究显示，社会净损失对美国经济已经造成了十分巨大的负担。
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估计，综合上述三项内容，联邦政府每获得1美元的税收收入，美国经济都将为此至少承受1.4美元的超额负担，即联邦税收体系对经济的超额负担率在40%以上。[2]降低个人所得税各档次的税率水平和要求取消对公司收入的双重征税，目的之一都是要削减这种超额负担，鼓励人们更积极地参与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以此保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由此看来，这种减税方式的目标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刺激短期需求，更包含着激发有效供给的长期含义在内。
平台经济税收政策篇8
征收利息税
1999年11月重新开征利息税，当时的理由是为了鼓励居民消费、抑制通货紧缩，帮助国家增加税收的一种手段，同时还作为一种平衡收入分配的方式。但是，利息税开征历经数年，国富至此，依然从民众并不宽裕的钱袋中拿走这部分钱，已经证明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税收。因为在目前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投资产品匮乏的市场环境下，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选择储蓄作为个人资产的投放方式，使得征收利息税有“劫贫济富”之嫌。况且目前很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了各种理财产品，这些多为富裕群体选择的投资方式却并不需要交纳利息税，这种反差十分明显。
按照2007年全年平均储蓄余额20万亿计算，假定平均利息收入为2.5%，一年的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约为1000亿。同2006年3.5万亿的财政收入相比，这一数字不是很大，但对于居民资产的价值储蓄增值部分缩水20%，显然同平衡收入差距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原则是相背离的。
低存款利率
对当前低存款利率的判断，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从存贷利差角度看，二是从实际利率水平看。首先，按2007年3月18日新调整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利率2.79%，贷款利率6.39%)计算，中国法定的存贷利率差就达到了3.6%，存贷利差处于近20年的历史高位；再考虑存款利率上面封顶、贷款利率可以上浮的制度缺陷，在银行业竞争加剧而盈利模式又过于单一的市场条件下，必然导致实际操作中形成的存贷息差比法定利差要高得多。而存贷息差的国际平均水平仅仅维持在1.5％～2％，北美比较高，也不过只有2.5％。事实证明，过大的存贷差可能会暂时优化金融行业的利润表现，从长远看，并不利于银行业竞争力和金融创新能力的培养。
其次，通过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比较，今年4月份和5月份月Cpi指数分别为3.2和3.4，显然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值。低利率政策意味着直接剥夺了存款人应得的利息收入。还是按照20万亿的居民储蓄规模计算，这一绝对值可能高达4000亿元人民币。每年民众失去4000亿元的收入，而中国的市场也同时失去4000亿元可能的消费，这还会导致民众生活改善缓慢，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调整证券印花税
今年5月30日，财政部宣布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0.1%调整为0.3%，理由是试图通过提高交易成本，以平抑过分狂热的投机交易。这一政策出台后股市的表现看上去验证了其有效性，甚至大大超过了几天前人民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外汇交易浮动区间一系列组合拳的威力。
果真是利率政策失效，印花税调整政策恰如其时吗？笔者倒不这么认为。一是存款利率提高的幅度远远小于物价上涨幅度，尤其是活期存款利率低得吓人，因此对市场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力。二是提高印花税政策实在是一大败笔，不仅与国际上普遍降低甚至取消证券印花税的趋势相悖，而且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印花税自0.1%上调到0.3%后，即使按照2000亿元左右的日成交量计算，每个交易日因印花税流出的资金将达12亿元，这比调整前每日多支付8亿元。2007年全年投资者预计将支付交易费用3000亿元左右，这一数字超过了2007年全部上市公司5200亿元预期利润总额的一半。这种通过让股市“失血”来平抑过热市场的政策实在是不可取，从长期来看也是与目标取向相悖的，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政策出台背后某些部门利益的存在。
房屋转让个人所得税
2006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房屋转让个人所得税，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增加炒房成本来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从而达到降低房价的效果。但这种政策同样的毛病也在于其执行结果是让房市“失血”，政府收走了大量的税收收入，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论买卖双方按照何种比例分担这部分，其结果也与降低房价的初衷大相径庭。最近听说有些省市又准备开征房屋转让土地增值税，其目的也是要降低房价，但是有一个简单的道理似乎有些人没有想明白，这一政策出台的结果是又会有一大笔钞票从买方或者卖方那里流走，难道房价会因此就降下来吗？
以上所提到的四种经济政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总会有因这些政策而直接受益的部门（三种税收政策谁受益不言而喻，低存款利率则是为银行们考虑的）。而同时，这些政策出台所要实现的目标（也就是政策出台的“幌子”）却是间接的，而且这种因果关系也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事实往往难以实现。例如，利息税的征收对平衡贫富收入未见作用，低存款利率难以促进银行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印花税可能会遏制股市的健康发展，给房屋转让附加上各种税种几乎肯定不能降低房价。
平台经济税收政策篇9
[关键词]台湾地区；能源税；双重红利；可持续发展
台湾地区是否应该开征能源税已成为目前其税收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自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地区一直实行低能源价格政策，使得能源的有效利用率偏低，需求量不断增加。1997～2006年的10年间台湾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约2.16％，而同期人均能源消耗量和c02排放量年均分别增长3.25％和4.8％。在税收收入持续下降和支出刚性的双重压力下，台湾地区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到2006年底，台湾地区政府累计负债高达3.38万亿元(以下除特指，均为新台币元)，约占其当年gdp的27.78％。为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同时，为缓解日趋严重的财政失衡问题，台湾地区税收理论界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征能源税。目前，能源税的设计方案主要有三种：行政版、陈明真版和王涂发版，尽管这些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部分共识，但在许多细节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介绍目前台湾地区能源和财政状况的基础上，对三种能源税方案加以概括、比较，最后针对双重红利假说以及能源税开征产生的新问题等加以评述。
一、能源税开征的背景
(一)能源消费“两高一低”
由于台湾战后一直实行低价格的能源政策，客观上导致企业能源消耗高，生产效率偏低，部分产业仍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能源的大量消费不但导致环境污染，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台湾地区能源消费呈现出典型的“低价格、高消耗、高污染”的“一低两高”局面。以无铅汽油为例，2006年台湾地区每公升约27.6元，税率约47.14％，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9％和41.26％，不但大大低于德国、英国、法国等欧盟国家，比周边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低34％～40％。在经济发展和低价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台湾地区能源消耗量不断增加。2006年能源消耗量达1098亿升标准油，人均消耗4800升标准油，分别比1997年增加了1／4和1／3，高于同期平均2.16％的人均gdp增长率。而与此同时，cq排放量增加了一倍，2006年人均c02排放量超过12吨，是世界人均排放量的近3倍。而从能源供给结构来看，台湾地区98％以上的能源依赖进口。2005年受国际燃料价格持续走高影响，台湾地区进口能源价格上涨，进口能源总支出较上年增长33.63％，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
(二)全面税制改革计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政府债务不断攀升，主要原因在于税收收入持续下降。为在2011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2003年台湾地区启动全面税制改革计划。重点在于逐步提高税收负担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这其中就包括了“绿色税制”改革。2007年台湾地区提出税制改革蓝图，旨在实现“宽税基、低税率、简化税务行政”之目标，将重点放在所得税、遗产税和增与税以及能源税改革上。而能源税的开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双重红利”。在税收中性原则下。采用“从量计征”方式征收的能源税可以矫正能源价格，促进能源合理消费，减少环境污染，体现使用者付费和污染者付费原则，而能源税收入又可用于降低扭曲性税收、建立低税负环境。因此，能源税的开征也有利于台湾地区全面税制改革计划的推进。
(三)现行与能源相关的税费
目前台湾地区与能源相关的税费共有7种，具体包括：关税、营业税、货物税、空气污染防治费(空污费)、土壤地下水整治费(土污费)、汽车燃料使用费(汽燃费)和石油管理基金(石油基金)。2006年7种与能源相关税费收入约1500亿元，分别占当年台湾地区税收收入总量和gdp的10％和1.5％，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就提出采用多种措施节约能源、防治环境污染，至少税费政策的效果是不佳的。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出多门，管理不一。台湾地区现行7种税费分属四个部门管理，收入管理方式上既有统收统支，也有专款专用，无法发挥双重红利效应。二是税费课征方式不一，总体负担偏轻。7种税费既有从量征收也有从价定率征收，而且总体负担偏轻。以空气污染防治费为例，对移动污染源(如汽车)根据所消耗燃料仅征收0—0.3元／升，收费制度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防止空气污染的效果。三是缺乏系统设计，效果不佳。现行台湾地区与能源相关税费事先并未经过系统设计，各种税费开征的目的各异，并未将节能减排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在节约能源方面的效果自然不佳。
二、能源税开征的方案设计
(一)能源税开征的目标
随着2003年全面税制改革计划的推行，台湾地区希望以开征能源税为契机，最终实现财政和经济都持续发展的目标。具体来说，能源税开征的目标可以分为两类：在短期内，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增加税收收入的目标；在长期内，通过税收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台湾地区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开征能源税可以实现“四重红利”：第一重是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第二重是减少税收扭曲，提高经济效率；第三重是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第四重是建立低污染、低能源密集度的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能源税开征的三种方案设计
目前台湾地区的能源税设计方案主要有三种，其主要内容见下表：
目前，台湾地区税收理论界在能源税方案设计上已达成一定的共识：在维护税收中性的前提下。能源税实行从量计征，税率逐年调整，税收收入优先用于提高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和降低营业所得税。同时，考虑取消油气类等项目的货物税。但各方案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核心在于如何在税收负担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点。在过渡期后，三个版本中，行政院版所增加税额约占当前能源价格的16.25％，而陈明真版和王涂发版都增加60％以上。很显然。前者的净税收收入增加较少，对c02排放的抑制作用也小，但对gdp增长率的冲击也小，而后两者恰恰相反。
(三)能源税开征的预期效应
无论采用哪种方案，能源税的开征对台湾经济在短期和长期都将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税收收入、经济增长、co排放量以及经济结构的影响。
1 收入效应。由于三个版本中，王涂发版的最终税率最高，而行政版税率最低，因此王涂发版能源税税收收入最高，约6473亿元，扣除停征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和油气类货物税后，税收净增加约4789亿元。而行政版税率增速最缓，最终税率也最低。到2018年能源税收人约3477亿元，税收净增加约1000亿元。而在减少co排放量方面，则呈现与税收收入类似的情形。到2025年，王涂发版的减排效果最大，约为14.95％；其次为陈明真版，约为10.64％；行政版最小，约为5.08％。由于三个方案的净税收均为正，因此，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均为负。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三个方案在预期效应上存在较大差异，高税率带来高税收收入、低c02排放，但同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也最大。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什么标准来确定税率。台湾地区提出2025年c02排放量要降至2000年的水平，比目前约减少40％左右。按该目标测算，年均c02排放量需减少2.35个百分点，到2015年累计减少约16.45％。如果以co减排目标为标准来确定税率，则上述三个版本中惟有王涂发版最为接近。
2 分配效应。能源税的开征在短期内对各产业影响不一。其中，贸易运输业、公用事业和家计部门等税收负担增加较多，而农业、矿业和高科技产业等税收负担变化不大。内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促进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的高端产业的发展，如文化产业、精致农业、新型服务业等。
三、能源税开征的评论与启示
台湾地区原计划自2007年起，以能源税取代现有对石油产品征收的货物税及燃油使用费。以遏制能源过度消耗。但目前为止，能源税方案仍未通过。关于能源税具体方案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简要评论
1 双重红利假说。1991年pearee首次提出“双重红利”这一概念。他认为，在扭曲性税收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和存在过量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导致环境恶化的前提下，征收能源税会产生双重红利：第一重红利是对因使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外部性课税，可使其外部成本内部化，节约能源，改善环境；第二重红利是将税收用于抵减现存的扭曲性税收，如所得税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目前台湾地区的三个方案真的都存在双重红利吗?事实上，只有新增税收全部用于降低所得税或补贴大众时，才存在双重红利效应。而新增税收用于统收统支和分开使用时。则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存在长期的负效应。
2 能源税开征的新问题。能源税的开征对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将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仍存在争论。无论是按照目前的哪一个方案实行，都会产生新的同题。一是现有三个方案只对能源税的税率和税目做了详细规定，并无相关过渡配套措施。对于能源税如何达到鼓励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目标缺乏充足的论证。2006，年台湾地区制造业产值约占gdp的25％，以税收负担最轻的行政版本为例，能源税的开征将使工业部门至少增加105亿元的税收，如果没有相关的过渡措施，将只会简单地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二是能源税的开征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石油液化气、天然气等都是必需品，而现有方案中并未对此做特别规定。
平台经济税收政策篇10
[关键词]台湾地区；能源税；双重红利；可持续发展
台湾地区是否应该开征能源税已成为目前其税收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自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地区一直实行低能源价格政策，使得能源的有效利用率偏低，需求量不断增加。1997～2006年的10年间台湾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约2.16％，而同期人均能源消耗量和c02排放量年均分别增长3.25％和4.8％。在税收收入持续下降和支出刚性的双重压力下，台湾地区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到2006年底，台湾地区政府累计负债高达3.38万亿元(以下除特指，均为新台币元)，约占其当年gdp的27.78％。为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同时，为缓解日趋严重的财政失衡问题，台湾地区税收理论界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征能源税。目前，能源税的设计方案主要有三种：行政版、陈明真版和王涂发版，尽管这些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部分共识，但在许多细节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介绍目前台湾地区能源和财政状况的基础上，对三种能源税方案加以概括、比较，最后针对双重红利假说以及能源税开征产生的新问题等加以评述。
一、能源税开征的背景
(一)能源消费“两高一低”
由于台湾战后一直实行低价格的能源政策，客观上导致企业能源消耗高，生产效率偏低，部分产业仍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能源的大量消费不但导致环境污染，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台湾地区能源消费呈现出典型的“低价格、高消耗、高污染”的“一低两高”局面。以无铅汽油为例，2006年台湾地区每公升约27.6元，税率约47.14％，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9％和41.26％，不但大大低于德国、英国、法国等欧盟国家，比周边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低34％～40％。在经济发展和低价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台湾地区能源消耗量不断增加。2006年能源消耗量达1098亿升标准油，人均消耗4800升标准油，分别比1997年增加了1／4和1／3，高于同期平均2.16％的人均gdp增长率。而与此同时，cq排放量增加了一倍，2006年人均c02排放量超过12吨，是世界人均排放量的近3倍。而从能源供给结构来看，台湾地区98％以上的能源依赖进口。2005年受国际燃料价格持续走高影响，台湾地区进口能源价格上涨，进口能源总支出较上年增长33.63％，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
(二)全面税制改革计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政府债务不断攀升，主要原因在于税收收入持续下降。为在2011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2003年台湾地区启动全面税制改革计划。重点在于逐步提高税收负担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这其中就包括了“绿色税制”改革。2007年台湾地区提出税制改革蓝图，旨在实现“宽税基、低税率、简化税务行政”之目标，将重点放在所得税、遗产税和增与税以及能源税改革上。而能源税的开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双重红利”。在税收中性原则下。采用“从量计征”方式征收的能源税可以矫正能源价格，促进能源合理消费，减少环境污染，体现使用者付费和污染者付费原则，而能源税收入又可用于降低扭曲性税收、建立低税负环境。因此，能源税的开征也有利于台湾地区全面税制改革计划的推进。
(三)现行与能源相关的税费
目前台湾地区与能源相关的税费共有7种，具体包括：关税、营业税、货物税、空气污染防治费(空污费)、土壤地下水整治费(土污费)、汽车燃料使用费(汽燃费)和石油管理基金(石油基金)。2006年7种与能源相关税费收入约1500亿元，分别占当年台湾地区税收收入总量和gdp的10％和1.5％，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就提出采用多种措施节约能源、防治环境污染，至少税费政策的效果是不佳的。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出多门，管理不一。台湾地区现行7种税费分属四个部门管理，收入管理方式上既有统收统支，也有专款专用，无法发挥双重红利效应。二是税费课征方式不一，总体负担偏轻。7种税费既有从量征收也有从价定率征收，而且总体负担偏轻。以空气污染防治费为例，对移动污染源(如汽车)根据所消耗燃料仅征收0—0.3元／升，收费制度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防止空气污染的效果。三是缺乏系统设计，效果不佳。现行台湾地区与能源相关税费事先并未经过系统设计，各种税费开征的目的各异，并未将节能减排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在节约能源方面的效果自然不佳。
二、能源税开征的方案设计
(一)能源税开征的目标
随着2003年全面税制改革计划的推行，台湾地区希望以开征能源税为契机，最终实现财政和经济都持续发展的目标。具体来说，能源税开征的目标可以分为两类：在短期内，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增加税收收入的目标；在长期内，通过税收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台湾地区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开征能源税可以实现“四重红利”：第一重是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第二重是减少税收扭曲，提高经济效率；第三重是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第四重是建立低污染、低能源密集度的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能源税开征的三种方案设计
目前台湾地区的能源税设计方案主要有三种，其主要内容见下表：
目前，台湾地区税收理论界在能源税方案设计上已达成一定的共识：在维护税收中性的前提下。能源税实行从量计征，税率逐年调整，税收收入优先用于提高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和降低营业所得税。同时，考虑取消油气类等项目的货物税。但各方案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核心在于如何在税收负担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点。在过渡期后，三个版本中，行政院版所增加税额约占当前能源价格的16.25％，而陈明真版和王涂发版都增加60％以上。很显然。前者的净税收收入增加较少，对c02排放的抑制作用也小，但对gdp增长率的冲击也小，而后两者恰恰相反。
(三)能源税开征的预期效应
无论采用哪种方案，能源税的开征对台湾经济在短期和长期都将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税收收入、经济增长、co排放量以及经济结构的影响。
1 收入效应。由于三个版本中，王涂发版的最终税率最高，而行政版税率最低，因此王涂发版能源税税收收入最高，约6473亿元，扣除停征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和油气类货物税后，税收净增加约4789亿元。而行政版税率增速最缓，最终税率也最低。到2018年能源税收人约3477亿元，税收净增加约1000亿元。而在减少co排放量方面，则呈现与税收收入类似的情形。到2025年，王涂发版的减排效果最大，约为14.95％；其次为陈明真版，约为10.64％；行政版最小，约为5.08％。由于三个方案的净税收均为正，因此，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均为负。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三个方案在预期效应上存在较大差异，高税率带来高税收收入、低c02排放，但同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也最大。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什么标准来确定税率。台湾地区提出2025年c02排放量要降至2000年的水平，比目前约减少40％左右。按该目标测算，年均c02排放量需减少2.35个百分点，到2015年累计减少约16.45％。如果以co减排目标为标准来确定税率，则上述三个版本中惟有王涂发版最为接近。
2 分配效应。能源税的开征在短期内对各产业影响不一。其中，贸易运输业、公用事业和家计部门等税收负担增加较多，而农业、矿业和高科技产业等税收负担变化不大。内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促进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的高端产业的发展，如文化产业、精致农业、新型服务业等。
三、能源税开征的评论与启示
台湾地区原计划自2007年起，以能源税取代现有对石油产品征收的货物税及燃油使用费。以遏制能源过度消耗。但目前为止，能源税方案仍未通过。关于能源税具体方案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简要评论
1 双重红利假说。1991年pearee首次提出“双重红利”这一概念。他认为，在扭曲性税收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和存在过量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导致环境恶化的前提下，征收能源税会产生双重红利：第一重红利是对因使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外部性课税，可使其外部成本内部化，节约能源，改善环境；第二重红利是将税收用于抵减现存的扭曲性税收，如所得税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目前台湾地区的三个方案真的都存在双重红利吗?事实上，只有新增税收全部用于降低所得税或补贴大众时，才存在双重红利效应。而新增税收用于统收统支和分开使用时。则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存在长期的负效应。
2 能源税开征的新问题。能源税的开征对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将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仍存在争论。无论是按照目前的哪一个方案实行，都会产生新的同题。一是现有三个方案只对能源税的税率和税目做了详细规定，并无相关过渡配套措施。对于能源税如何达到鼓励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目标缺乏充足的论证。2006，年台湾地区制造业产值约占gdp的25％，以税收负担最轻的行政版本为例，能源税的开征将使工业部门至少增加105亿元的税收，如果没有相关的过渡措施，将只会简单地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二是能源税的开征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石油液化气、天然气等都是必需品，而现有方案中并未对此做特别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