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篇1
争议的双方是凯恩斯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货币学、宏观经济学的建树和影响甚大。他反对一些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颠覆了以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学说的观点，提倡国家干预，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他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者没有投资信息所导致，因此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刺激消费，主要措施是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他甚至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发动战争也可以达到目的。
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者是哈耶克，他的学说似乎与他的性格很相似，温文尔雅。他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是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会导致政府集权，从而导致人民走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除了在经济学有很大成就之外，在哲学、法学等多个领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凯恩斯甚至说“哈耶克研究经济学也许是个错误”。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相继去世，但并不意味着争议结束，一个世纪以来，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决斗还在继续。
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中，作者首先以历史学的角度回顾哈耶克向凯恩斯借书的借口开始，然后两人从相遇到批评凯恩斯《货币论》，引出了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的争议，期间有双方的支持者加入。实际上，作者想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经济学上的花边新闻，而是想通过争议之间的差异分析经济政策选择与经济环境的关系。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是出于消费不足，而哈耶克则深受通货膨胀的伤害，再加上当时集权主义领导下的经济落后从而使他更相信自由方能解救社会。
争议之所以持续长达一个世纪，是因为两者的实力相当。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让美国政府焦头烂额，罗斯福总统采用了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从而让美国人民脱离苦海。到了上世纪40年代，战争年代，政府干预过多，集权主义导致人民走向奴役道路，从而敲响了资本主义的警钟。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下，凯恩斯主义受到了质疑，接着该自由主义登场了。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采用了哈耶克的经济政策，哈耶克的继承者将自由主义发扬光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哈耶克取得了最终胜利。
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进而传播到世界各地。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受到质疑，凯恩斯主义卷土而来。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撰文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变成凯恩斯主义者了。连美国的也加入到了凯恩斯主义的阵营中，他们都充满了无限的热情，这在以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这一年，奥巴马接下布什的烂摊子，实施了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凯恩斯；《通论》；滞涨
一、引言
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由于使用不同的经济术语和解释体系，会得出相异的结论，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和政策主张。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在微观和实证方面的分歧要少得多。即使是大家认为争论最激烈的宏观经济学领域，对长期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弗里德曼曾说，“经济学家对实现‘稳定’这一目标并没有分歧，争论在于对各种问题的解释，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上。”经济学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围绕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行讨论。
二、经济自由主义
在《通论》出版之前，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来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其经济自由的哲学观，它提倡自由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是自由价格的作用调节着受利益驱动的经济活动者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行为，在无意中促成整个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增长。方法上，新古典运用了边际分析，构建了一般均衡的市场模型，其集大成者就是马歇尔，即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否认了市场经济会发生以生产剩余和失业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只要市场机制正常发生作用，供求就会自发平衡，充分就业也就得以实现。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是一部自发运行的机器，无需大量政府干预，否则扰乱内在的作用机制会引发无法预见或解决的问题。
三、国家干预主义
20世纪30年代，那一场经济危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神话，引起人们对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主义哲学观的重新审视。退回一战前的生产水平、25%的劳动力失业使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束手无策，既无法解释现实问题，亦无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这时凯恩斯发表了《通论》，不但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体系，同时提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相适应的财政、货币政策。当然，《通论》并不完全是大萧条的产物。早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就陷入了长期停滞，凯恩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早已反映在了他其他一些著作中，而大萧条只是《通论》的催生剂而已。可以说，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分水岭。
凯恩斯的《通论》是一种思想创新，它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同时回答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解开了人们久久无法摆脱的困惑。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失业的存在；因此必须用政府的支出来弥补私人的有效需求不足，即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中最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用赤字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政策的出台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的结束。
长期以来，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和相匹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了欧美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照，并使得欧美国家实质性的走出了经济衰退的阴影，并引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对古典学派以来奉为神明的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和自由放任等思想提出了挑战。20世纪30年代以前，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几乎都一直信奉着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潮，任何超出“保护性国家”职能范围的政府干预措施都被认为是多余的，以至于任何偏离国家干预主义的自由言论和观点都会遭到攻击和排挤。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而后的大萧条，使得那些长期恪守“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市场调节的有效性，凯恩斯的理论使人们开始放弃了“市场万能”的信条而接受了国家干预的思想，即市场经济中，国家应作为宏观经济积极干预者和管理者，在财政、货币和分配等诸多方面发挥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
四、新自由主义
大萧条之后，人们将凯恩斯的理论奉为神明。但此时，这样的信条又要经受现实的考验。一旦某种理论完全变成了宗教，它就失去了生命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开始无法解释英美发达国家的“滞涨（Stagflation）”现象，即通货膨胀、失业和生产停滞并存，因此遭受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攻击。而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几乎同时上台执政，他们的经济政策都体现出这样一些理念：限制工资增长，减轻税负，令商人赚的更多的利润，再将这些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创造就业，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也让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它们都力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打破凯恩斯理论的垄断。从学术思想渊源看，它们都来自于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及其哲学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在1970年以后几乎恢复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地位，并提出了使资本主义回到自由竞争体系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对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与凯恩斯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大萧条不是一个必然事件，联邦储备体系对此负主要责任，货币量前所未有的急剧下降是货币当局未能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以使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及时偿还债务的结果。他批判了凯恩斯的“货币无用论”，认为货币至关重要，货币政策在萧条时期是根本没有运用；并且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联邦储备体系曾经从事公开市场操作或者以任何卓有成效的方式向银行提供流动性。
五、结语
今天，无论我们怎样评价凯恩斯，都无法否定他在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美国《时代》杂志曾提到，不了解凯恩斯就无法了解当代。经济学中的各种流派，无论是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的，还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其出发点都是凯恩斯。可以说在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凯恩斯，没有一本书像《通论》一样广为人知。
参考文献：
[1]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2]梁小民.读经济学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篇3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篇4
市委书记张同志在市第九次党代会所作的报告明确指出，个体私营经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要真正转变观念，切实落实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市场准入、金融支持、土地使用等方面一视同仁，放开领域，放宽条件，放手发展，支持个体私营、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企改革，鼓励支持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发展企业集团，走现代化企业发展的路子。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切实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引导和鼓励科技型、都市型、服务型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围绕优势产业和大型企业，积极发展零部件配套产业，拉长产业链，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形成“专、精、特、新、强”的中小企业群体，使个体私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书记亲自到民营企业调研，主持召开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对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市委常委会第16次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第103次会议，专门听取关于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的汇报，研究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问题，讨论通过了《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市委、市政府于9月25日召开了“市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工作会议”。书记做了重要讲话，相市长做了工作部署。会议表彰了年度百强私营企业和100家私营企业先进单位，书记和相市长等市领导在会议之前亲切接见了百强私营企业家，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领导，各部委办局、各区县、有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百强私营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我市为加快民营经济发展而召开的规格最高和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必将对加快我市民营经济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市委、市政府召开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是动员全市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鼓励、支持和促进我市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亮点的重大战略和重要举措。我们一定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创新，干事创业，做到放开领域，放宽条件，放手发展，鼓励、支持和促进我市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把民营经济打造为我市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二、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意见》精神，使民营经济发展成为我市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意见》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从进一步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战略高度，制订的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充分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是进一步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推进滨海新区头带动、中心城区全面提升、各区县加快发展三个层面统筹协调、联动发展的紧迫任务，对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富民强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市第九次党代会的部署要求，切实把加快发展民营经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消除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障碍，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促进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明确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中央关于鼓励、支持、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继续贯彻市委、市政府已颁布的各项规定，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创造宽松和谐的政策环境；放开领域，放宽条件，放手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支持民营企业依法诚信经营，做大做优做强，增加社会财富，承担社会责任，创造全民创业的社会环境，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过5年努力，使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年的29．4％提高到年的38％；民营企业户数由10万户增加到20万户，其中民营企业集团由160户发展到350户；注册资本金由2077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从业人员由132万人增加到220万人。
（三）完善政策制度措施，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一是放开领域，放宽条件，放手发展。进一步放开经营领域。按照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即可准入原则，实施市场公平准入政策，进一步放开民营经济经营领域，任何部门和区县不得设立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放宽新型企业组织注册登记，放宽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注册登记，放宽经营范围和准入限制。支持全民创业。鼓励机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创业，鼓励科技人员、留学回国人员、高校毕业生、征地农转非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和残疾人员自主创业等。
二是支持民营企业做优做大做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民营企业参与公有制企业改革，在资产处置、债务处理、职工安置、社会保障、土地使用、税费解缴、权属认定等方面，参照执行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应政策，妥善处理民营企业参与公有制企业改制中在税收征缴、资产权属和股权规范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等。
三是贯彻平等准入和公平待遇政策。在专项资金分配和争取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科研立项、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知识产权保护、土地使用、政府采购、财税政策、信贷和保险服务、品牌发展、资格认定、证照办理、对外经济贸易、设立保税工厂和保税仓库等方面，对民营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实行平等准入和公平待遇政策。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和名牌产品、中华老字号和津门老字号，以及发行上市的民营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对经国家权威部门认定，进入全国企业500强和全国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排序前500名的民营企业，按纳税额给予一次性奖励。
四是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拓宽融资渠道，大力发展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完善信用担保体系，为拟上市民营企业提供上市、改制等全方位服务。依法提供民营企业发展用地。深化监管服务方式改革，坚决禁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摊派。实行“一照全市通行”制度，清理各类企业年检、取消企业年检审计报告。
五是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把加快发展民营经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完善工作考核机制，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市政府正在组织有关部门制订相关的配套文件，对《意见》的主要内容进行深化细化，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把各项政策精神落到实处。
（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年以来，市委、市政府连续四年出台有关政策制度。年了《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意见》（津党发〕5号）。年了《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津政发91号），市有关部门制定了25个配套文件。年，为贯彻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3号），了《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津政发55号），市有关部门制定了14个配套文件。年了《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补充意见》（津政发97号）。《意见》全面体现了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与市委、市政府已颁布的政策规定相互衔接，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同时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和做法，紧密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五）首次使用“民营经济”概念。《意见》使用的“民营经济”概念，与我市已经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文件提法不同。从所涵盖的经济成分看，“民营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等经济成分。从全市各种经济成分的构成看，“民营经济”是除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即全市各种经济成分，由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等三部分构成。相应地对有关指标口径进行了调整。使用“民营经济”概念，对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做到放开领域，放宽条件，放手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
三、各级工商联组织要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全市民营企业要紧紧抓住机遇做优做大做强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篇5
摘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发展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虽经过几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但仍未有合理结果。本文分别论述中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影响因素。最终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出建议。
关键词：政府；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失灵
一、引言
在发展经济的百年时间里，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着两个派别。一派主张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市场资源，认为应完全放任市场，实现充分竞争。一派主张政府干预，认为“看得见的手”配置资源更有效。认为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很难实现，所以坚持政府主导。
二、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迁
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自由经济时期，以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派盛行。因为自由经济时期，市场分散且规模小，市场竞争能够充分配置资源。所以人们认为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能够促使社会快速发展，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他认为每个人在自私逐利的同时也能促进社会效益最大化。但是一味的自由放任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开始出现衰退。尤其是1922年―1933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深陷泥潭，市场经济的自身缺陷也使经济无法自拔。此时，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他的观点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经济无法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的矛盾，此时需要由政府宏观调控来引导资源配置。主张应重视并发挥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政府的适度干预是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手段。自此，政府开始扮演新的角色。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滞涨”情况。凯恩斯的政府主张理论受到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开始崛起。与古典学派不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强调市场配置的重要性时，还肯定了政府适度干预的必要性。
三、我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前，受历史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我国实行的是政府完全管理的制度，即政府统一管理所有经济活动。政府的权力无限大，包揽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分配，都由政府说了算。不允许有计划外的活动，商品的价格显然也无法反映出商品的价值。当然这种经济制度是适合当时的发展状况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生产力迅速恢复，取得不少显著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与市场扮演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政府逐渐放开权力。这种发展变化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但是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职责划分不明确，还存在着政府官员权力寻租、市场失灵等一系列问题。
四、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是对市场经济自身固有缺陷的概括，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不能通过调节作用实现供求平衡，从而导致经济无效率的现象。市场失灵因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外部效应等原因而产生。对某个市场部分程度的或完全的垄断会导致市场无法自由调节资源，此时只能依靠政府作用。在经济活动中，由于交易的双方掌握不同的信息，掌握较多信息的一方更有优势，可能会在交易中出现欺骗等活动。此时，市场不能如实的反应商品的真实价值，造成逆向选择，市场无法合理的配置资源。经济社会中，产品一般可以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简言之，私人物品就是供私人享用的物品。公共物品是社会成员可以共同享用的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这就造成大量“免费搭车”现象。导致“公共地的悲剧”。外部效应是指由于经济活动的发生，给非经济活动参与方的第三方所带来的影响，包括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种情况。外部性的存在是市场无法克服的。
市场失灵说明了经济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也不是万能，也会存在政府失灵的情况。政府失灵的原因有：
（1）政府决策无效率，导致公共政策无效。政府决策会受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时为了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出台的政策，往往不符合市场调节规律。其次，政府的政策常常是为了一个总体的经济发展指标，可能会超出实际经济发展实力。
（2）政府政策只能代表部分群体的利益，有时还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制定政策本应弥补市场失灵，促使资源合理配置。当收到利益集团的压力时，可能无法更好的调控资源。
（3）政府制定政策盲目性目光短浅，只注重眼前利益。当政府官员为了完成某一时期的业绩时，制定的政策就会出现盲目性和短期化，会造成某种服务或者产品的大量生产，部分资源的浪费闲置，导致资源的非合理流动。
（4）政府部门不断扩张膨胀，内部机构冗杂，办事效率低。政府部门的层次结构与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不成正比，部分部门职位只是闲置，部分部门职位又拥有过多权力。最终导致政府办事时效率低下。
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上述西方国家与我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的演变历程来看，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两者的共同作用。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各自的优点和问题。下面为我国政府正确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提出几点建议：
（1）政府与市场应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发展。从各国的发展中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只单纯的依靠政府或者市场是不够的，政府与市场都会出现失灵的状况。政府与市场共同配置资源可以弥补对方的缺点，能够更有效的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2）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政府与市场有着不同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也是一种商品，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最大利润，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次关系。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3）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为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扫清障碍。我国贫富差距显著一直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贫富差距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流动，富人常常掌握更多资源，使市场规律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垄断等行为也会随着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应运而生。最终，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掌握更多资源的富人获胜。这会导致社会动荡，经济无法平稳发展。
（4）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不断变动的。要根据各时期社会经济以及国内外的发展格局，来选择适合我国的资源调配方式。如，刚解放时期，计划经济显然迅速提高了我国国力，顺应我国经济发展规律。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改革发展是潮流，我国就应该开始重视市场的作用。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小静.探析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时代经贸，2007（8）
[2]哈维.S.罗森.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6.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篇6
企业、消费者、政府构成了循环经济系统的主体。这三个主体通过各自不同的职能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其中，企业既是资源消费者，又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它在循环经济系统中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尽可能采用可再生和便于回收利用的资源，并减少资源的消耗；向市场提供能有效减少环境负荷并有利于再使用和再利用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开发清洁生产技术和废弃物再使用、再利用技术等发展循环产业；对企业自身排放的废弃物实施再利用和适当处置；构建企业间的废弃物和副产物循环利用的工业生态链，实现废弃物的零排放。消费者是包括循环型产品在内的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也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其职能应为：自觉控制容器包装的使用和废弃物的排放；遵守废弃物的分类回收等制度，以促进其有效地回收再利用；购买环境负荷少的产品和资源循环利用产品；尽可能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采用注重功能、服务的享用而非物品占有的消费方式。政府是国家和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决策者和推动者。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因而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循环经济不会自发地发展起来，而必须有政府的推动。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为：为国家和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指出方向和目标；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借以引导和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为建立国家和地区的循环型经济系统创造条件；作为集团消费者通过自身的绿色采购行为直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并为企业和居民做出表率。
为使循环型经济系统顺利运转起来，企业、消费者、政府这三个主体必须通过建立彼此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一个互为条件的整体。首先，企业和消费者要通过市场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如，企业要制造节约资源的环境负荷小的产品，消费者也要实行绿色采购，优先购买此类产品。在这里，企业把保护环境纳入经营宗旨和消费者确立绿色消费理念是二者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实现良性互动的条件。其次，要建立循环型经济系统中各类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围绕废弃物和副产物资源化再利用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城市或区域范围内废弃物排放企业与废弃物回收、运输、资源化再利用、无害化处理等所谓静脉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上述各类企业都是循环经济系统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相互间不能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系统整体就无法顺利运行。再次，要建立政府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政府应通过制度设计，运用适当的政策手段，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和消费者也应通过确立环保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适应政策的变化，以求减少政策执行阻力，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此外，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政府的各相关部门之间必须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以保证政府制定的目标、规划、法令、政策等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
二、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
为保证循环经济主体实现各自的职能，必须构建有效的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利益诱导机制、环境责任约束机制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和环境责任约束机制都是通过外在力量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则是通过经济主体价值取向这种内在力量，使其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
(一)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指当某种制度能使经济主体获得预期的最大利益时，就会使其积极作为，以适应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只有当它使企业有利可图时，企业才会积极推动或适应其发展，从而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如，当绿色消费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资源节约型产品和循环型产品的市场空间日益扩大，循环型产业成为一种巨大的商机时，企业就会积极地适应这种变化，推动它的发展；当资源循环技术日趋完善，企业进行废弃物资源化能大幅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时，企业就会从追求低成本高利益出发，发展循环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对企业主体主要表现为追求循环经济中潜在的最大利润，对消费者则主要表现为以较低价格获得预期需求的满足。如，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通常决定于对商品效用与价格的比较，在效用相同或近似的情况下，会选购价格较低的商品。当循环型商品与原有同类商品相比效用相同或近似而价格低于或仅略高于原有同类商品时，就会对消费者产生吸引力。可见，通过对消费者进行这种以低成本获取需求满足的利益诱导，会开拓和扩大循环型产品市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环境责任约束机制。指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赋予企业、消费者等主体在循环经济运行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使这种运行成本在内部转化为各主体的成本，从而形成由环境责任约束而产生的动力机制。如，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企业承担管理、处置废弃产品的经济责任，使由此发生的成本内部化为生产企业的成本。这样，会激发企业积极开发产品回收处置系统，努力降低回收处置成本，并从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的各环节努力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使产品报废后便于回收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样，当生活垃圾由政府统一处理时，消费者没有成本意识，也不会主动进行垃圾减量化，而当实施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使生活垃圾处理的经济责任由消费者承担时，由于消费者有了成本意识，就会产生回收再利用资源、减少垃圾排放的内在动力。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起关键性作用，如果政府的决策忽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则循环经济将无法实现。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形式赋予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发展循环经济中所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并建立和实施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履行法定责任的监督和考核制度，形成政府履行环境责任的约束力。这种环境责任的约束力就会成为各级政府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每个经济主体的行为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支配下进行的。通过教育和学习，使人们树立起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维持人类持续生存能力的价值观，就会产生自觉推动循环经济的动力。在循环经济主体中，绿色消费者是在绿色价值观影响下最先涌现出来的循环经济主体。这里所谓的绿色消费不仅指消费者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有利于健康的产品，还包括选择环境负荷少的节约资源的回收再利用产品。因此，绿色消费不仅在于倡导崇尚自然、追求健康舒适的生活，还在于关注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实现可持续消费。正是由于消费者接受绿色消费的理念，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消费行为，因而出现了日益扩大的绿色产品的市场空间，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经营行为是在一定经营理念支配下进行的。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企业以追求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利润为唯一出发点，不考虑自身环境行为后果。也就是说，企业经营只追求经济效益，而不考虑社会生态效益。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加深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绿色消费者群体日益扩大，政府有关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法规日趋完善，国际公约中的环境法规也日益严格。在上述背景下，企业的环境行为逐渐成为其获利乃至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能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循环型产业正在成为企业新的发展机会。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企业良好的环境行为已成为自身发展的新的力量源泉。正是这种经营理念的深刻变化，成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政府的全部执政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执政理念指导下进行的。执政理念是政府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也是政府执政活动的动力所在。为保证政府在经济建设中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除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立对政府的环境责任约束机制外，还必须确立对政府的绿色价值观的影响机制，通过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形成政府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源泉。
三、构建循环经济动力机制的措施
(一)运用经济措施构建循环经济的利益诱导机制。运用经济措施保证企业和消费者从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是构建其动力机制的关键所在。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建立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使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明确其产权关系，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以促进环境成本的内部化，使企业产生珍惜环境和资源的内在动力，从而推动企业致力于资源能源的减量化和再循环。第二，制定支持和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包括制定税收政策，对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企业征收环境税，对实行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有利于改善环境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制订财政政策，政府投资兴建大型资源循环利用的公益性项目，强化政府主体对循环经济的投入力度。对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技术研发和生产项目给予财政补贴或从排污收费建立的生态环境基金中给予支持。实施政府的绿色采购政策，要求政府必须优先采购节能、环保的绿色产品。制订金融政策，对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资源循环利用项目，通过银行的优惠贷款或运用证券和债券等融资手段给以支持。第三，制订鼓励消费者参与废弃物回收利用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包括建立押金返还制度，鼓励消费者回收饮料容器、电池等可再利用和危害环境的物品，形成良好的环境意识；建立生活垃圾排放收费制度，促使消费者避免过度的饮食消费，减少生活垃圾排放；建立罚金制度，推动消费者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循环经济；政府；地位；作用
一、循环经济和政府的关系
（一）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政府承担责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传统粗放型经济的指导下，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直接威胁着人体健康。这种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诱因及结果往往是复杂的、隐蔽的、潜在的，有时是多个污染因子和污染源共同造成的。可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区分每个污染源的责任也是困难的；同样，污染受害者也不是唯一的，有时甚至是区域性和群体性的，而受害者也很难采用法律手段或其他方法追回其污染损失。这种损失在环境产权不定、缺乏法规支持的情况下，不可能由生产者承担责任，这时就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然而，对于如此复杂的环境问题，需要哪一级政府进行干预，干预的程度如何，应该提供多少保护，人们一直在科学和经济两方面进行权衡。其结果是中国的环境保护费用大都由政府承担，给各级政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财政压力。
（二）自然资源的特点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政府的公权力职能
中国的人口、资源等国情，决定了中国继续走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行不通的。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总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不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再继续走传统粗放型经济就会危害人类的健康。因此只有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线性”转为“循环型”，节约利用有效、有限的环境资源，保存后代人发展的能力，才能解决当前中国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和污染危害加剧的问题，才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就要求政府遵循循环经济的总体性、系统性原则，宏观调控、统筹规划、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发生了从行政管理制度向法律制度的变迁，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自然资源产权的法律与法规，具体明确了自然资源由国家和集体所有，保证自然资源由政府供给的同时，规定自然资源可以使用,但使用权不能交易。由此，市场只能继续以公共产权垄断的形式存在，产权机制和价格机制无法在自然资源使用中发挥作用，形成开发利用没有价格导向，使自然资源利用长期处于无效或低效率状态。
尽管经历了50年的制度变迁，中国的自然资源市场并没真正形成，依然是政府管制的供给模式，自然资源的“私权”交易仅限于狭小的领域，因此，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对资源的配置仍然起主导作用。
（三）从经济增长对环境资源的压力看政府的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但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甚至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因此，在国民经济计算时，应把生态资源破坏损失计入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系统，有利于政府制定生态资源的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政策分析和决策。循环经济的实现，需要与之配套的绿色经济核算体系，从企业到国家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去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实行绿色GDp核算制度。
（四）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决定政府的职能
环境资源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它关系到每一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命运，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要解决的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要协调的是区域内人与自然的关系；另外，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它具有消费的不排他性和不可独占性。在现实社会，环境资源不具有明确的产权特征，在供给中具有普遍性，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承担起公共资源的管理作用。
二、政府在循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循环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中政府是最为关键的角色，即是参与者又是决策者，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一）建立责任政府，为循环经济提供政策服务
从循环经济发展较快国家的经验来看，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时，建立责任政府，为循环经济提供政策保障，技术保障，减低经济过程中的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促进国家循环经济政策的推行。具体来说可采用下列手段，推进循环经济的实施（见表1）。
（二）对R&D的引导和促进的责任
作为责任政府，应加快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开发，为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持。政府在科技的开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既是技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科技计划的实施者，更是科研经费的提供者，研究与发展工作的执行者，法律和条例的制定者。因此，政府要把“国家主导型”的研发模式转变到“企业主导，国家指导型”的模式上来，政府要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来鼓励企业的研发工作，使企业成为研发工作的主体，建立政府、市场和企业互动的链式管理体系，促进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
（三）对无害化技术的推进责任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需要环境无害化技术的支撑。首先要推广污染治理技术。包括汽车尾气控制和煤烟脱硫等大气污染防治技术、水污染防治技术、填埋和焚烧等固体废物处理技术、噪声污染防治技术。其次要倡导废物利用技术，按照循环经济理念，垃圾只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所有的废弃物都可以找到它的有效用途，因此废物利用技术是循环经济的重要技术载体。目前，比较重要的废物利用技术有废纸加工再生技术、废玻璃加工再生技术、废塑料转化为汽油和柴油技术、有机垃圾制成复合肥料技术、废电池等有害废物回收利用技术等。再次要严格执行清洁生产技术，这是用来进行无废、少废生产的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废弃物排放最小化。清洁生产技术包括清洁的生产和清洁的产品两方面的内容，即不仅要实现生产过程的无污染或少污染，而且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使用和报废处理过程中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
（四）建立法制政府，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建立法制政府，用法律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循环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必须加快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政府应担当起法律、法规的指定者、实施者、监督者的角色，通过法律、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规范，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中国循环经济法律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就其模式而言，是污染预防型和循环经济型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但由于中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起步晚，所以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多。政府应该加强在立法方面的工作，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出台一系列的循环经济基础法律法规。
在司法方面，政府应该加强对司法机关的指导，增强最高法院法官的环保意识，准确处理循环经济法律纠纷的内容。在执法方面，2007年《循环经济促进法》颁布并实施后，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和监督，使其能够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防止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同时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许多地方行政部门对本地违法的企业执法不严，是环保法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应定期调查有关企业的环保情况，加强政府的监督。
（五）建立和谐政府，鼓励、支持社会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建设
在中国由于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不强，导致循环经济在中国不易开展，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强循环经济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使其能更好的接受循环经济的理念在这方面可以通过引导绿色消费和开展绿色教育来实现。
首先，要引导绿色消费，消费在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品或服务只有在被最终消费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因此，倡导绿色的消费政策是构筑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绿色消费有3层含义：倡导消费未被污染或者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或尽量少造成环境污染；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改变公众对环境不宜的消费方式，如不消费过量包装的产品。在目前买方市场下，倡导绿色消费不仅可以创造新的消费热点，拉动消费，更重要的是处于买方市场的消费需求会更有效地引导绿色生产。
其次，开展绿色教育，绿色消费引导绿色生产，而公众的环境意识又决定其消费偏好。所以建立循环经济最终要落脚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为了提高循环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需要加强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培养。发达国家非常重视运用各种手段和舆论传媒加强对循环经济的社会宣传，以提高公众对实现零排放或低排放社会的意识。加强舆论宣传，强化环境意识等。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达到绿色教育目的，如新闻媒体对绿色产品类的广告予以优惠，普及环境知识；加强环保投入，加快信息自动化建设，并定期公布环境质量状况；引进生态理念，科学规划社会环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循环经济是中国必须走的经济发展道路，然而循环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国有一定的困难，因此要正确认识政府在循环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好政府的作用，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等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黄英娜,张天柱,颜辉柱.循环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学基础[J].环境保护,2004(8).
2、于连声.自然资源价值论及其应用[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3、曲格平.梦想与期待[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4、练绪宁,李桂莲.构建中国循环经济的支撑体系[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2).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篇8
政府的经济角色
约翰·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将处于政府角色分为必要的政府角色与可选择的政府角色，其中，必要的政府角色包括保护人身与财产的安全、防止和制止暴力和欺诈，以及增进普遍福利。而可选择的政府角色主要是指命令式干预或非命令式干预。近代意义上的政府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结构之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政府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政府主要承担“守夜人”的角色，很少干预经济生活，“自由放任”是当时奉行的信条，人们普遍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看不见的手”一度失效，政府角色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政府角色表现为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70年代出现的“滞胀”，则表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干预性角色又走过了头，于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又对政府角色开始进行重大调整，从“看得见的手”发展到“有限制的适度的国家干预”，即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这两只手的结合。一直到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角色还在作继续的调整。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政府角色设计的合理和优化，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自由放任的思潮
1、新古典学派的论点
阿弗里德·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为代表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他将供求论、生产消费论、边际效用论、节欲论等各种经济理论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折中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以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完全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解释时常价格的形成和波动，并借以说明资源的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根据这一理论体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使每种生产要素都得到了应得的报酬，而且还可以自行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从而是完善的，因此该学派认为通过市场的自行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国家干预是不必要的，应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中，由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它的主流学派位置也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
2、新自由主义理论
本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滞胀”局面难以通过政府干预手段加以克服，主张经济自由的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认为：政府的角色既不能像计划经济中那样配置资源，调节经济，也不能像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运用经济政策干预经济，而只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就像在足球比赛中那样，政府仅仅作为裁判员维护比赛秩序，绝不是作为运动员参加比赛。并出现了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供给学派等不同理论流派。
货币学派，货币学派强调反对政府实行财政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和浮动汇率。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弗雷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6。）弗里德曼反对政府过分干预社会经济，他认为，政府的角色是相当有限的，主要是维护纪律秩序，规定财产权内容，制定市场游戏规则，补充私人慈善事业和对缺乏能力的人的照顾。（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第27—39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公共选择学派
所谓公共选择也就是政府选择，其主要代表人物布坎南在《自由、市场和国家》一书中指出，政府的角色主要就是设法将社会磨擦的系数和交易费用降低到人们认可的范围。资本主义国家原准备通过政府介入、加强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缺陷，但是，用来弥补市场缺陷的政府角色并非完美无缺。人们原指望政府能够办好市场办不好的事情，结果却发现政府干预反而降低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在政府部门实行竞争机制，对政府的支出和税收加以限制，
供给学派强调自由放任，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经济等。主张实行见水、减支政策，以促进供给的增加。
德国弗莱堡学派认为，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既不能像计划经济中那样配置资源，调节经济，也不能像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运用经济政策干预经济，而只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就像在足球比赛中那样，政府仅仅作为裁判员维护比赛秩序，绝不是作为运动员参加比赛。
二、政府干预主义思潮
政府干预主义起源于“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认为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是以政治的支配地位为了前提的，政府决定经济发展。由于财富、权力和对贵金属的占有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国家的权力必须通过追求财富和金银来实现。政府为了积聚贵金属而组织对外贸易，安排对外贸易结构，而这些都是为实现国家安全和自给自足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为适应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以后的需要，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政府应该广泛干预社会经济。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1]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而凯恩斯则是政府干预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政府不仅要对市场失败的方面进行干预，而且对于市场成功的地方也需要政府保护。他指出，政府不应该再是社会秩序的消极保护人，而应该是社会秩序与生活的积极干预者。世界银行现任副行长、原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1997年底世界银行的一次大会上指出，政府应具有六项作用与角色：1.促进教育；2.促进技术进步；3.支持金融部门；4.进行投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建设；5.防止环境恶化；6.建立和维护社会保障体系。
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以需求管理为着眼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增加消费以提高消费品的需求，实行通货膨胀以降低利率，用政府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凯恩斯政策主张的核心是改变自由放任主义，实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来提高社会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其内容包括刺激私人需求和政府直接进行投资两个方面。
三、依附理论与国家中心论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篇9
国内知名经济学家，1984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直接参与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1994年在牛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归国，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面对一个政策，如果制订者认为是好的，但是实施效果总是不好的话，那就要追问问题出在哪里。
普通人评价政策是基于政策的目标，也就是其目的是善还是恶。比如说政府出台政策，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说它是好政策；普遍提高工资的政策，大家也说它是好政策。
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是，实施政策后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比如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那是因为它抑制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说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在过去两年内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不好，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第二个标准是，达到同样的目标，它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第三个标准是，它所催生的企业家决策一定要基于消费者支付决策的预期。如我们说政府的某个产业政策不好，因为它不是鼓励企业家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订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
那么，为什么我们有些政策的目标非常善良，结果却很不理想，而且与目标不一致呢？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时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例，它是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但是企业在执行该政策的同时可以减少雇员，这实际上仍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的利益。
总的来说，自由放任、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政策应该是最好的政策。举个例子，任何一个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为经济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特别是不允许自由进入的政策，也不是一个好政策。所以，大量的国有企业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耗费价值，它们的很多利润是来自财政补贴，或者经济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另外，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也都不是好政策。中国的产业政策中成功的并不多，因为制订产业政策的前提是政府官员要能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方向。但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想的是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方案以获得政府补贴。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用行政手段控制价格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它们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总体而言，坏政策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无知或者坏知识的政策，比如计划经济政策。我们追求计划经济的目标很高尚，但是因为我们无知，不知道这种经济体制究竟怎么运作。第二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导致的坏政策。现实中，基于无知和基于利益政策是互补关系，很多情况下既得利益总是披着很厚的理论外衣。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却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花钱，第二个是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目标――在现在的民主体制下，为官者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凯恩斯主义为他们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企业家们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犯错以后不愿意承受痛苦，而是希望政府多发钱。经济学家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它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普通大众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他们不喜欢市场，不喜欢竞争，凯恩斯主义的存在意味着市场是失败的，所以有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市场的失败。
中国未来十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理念，因为我们的政策是根据理念来制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未来就会很好，否则，像前两年或者目前的情况，我们对市场有越来越多的怀疑，对企业家精神有越来越多的不信任，那么，我们的前途不会好。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篇10
关键字：竞争法；私法；行政垄断
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所有法律制度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而竞争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有着尤其重要的地位。我们在讨论竞争法的地位的时候，虽然不是要给竞争法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其他法律制度订立排行榜，但从理论上对竞争法的突出地位予以理性分析，这对竞争法的制定还是实施，或是加强对竞争法理论的研究，无疑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
根据德国著名法学家梅斯特梅克的观点，经济法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律，国家的经济秩序则取决于制定经济计划的方法。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由于企业没有经营自，国家的经济秩序就是国家的计划，因此经济法就成了制定、执行和修改国家计划的法律。然而，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经济主体独立自主地制定其生产经营计划为特征，这种分散订立的经济计划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协调，而市场价格又是在竞争和企业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易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保护竞争就是市场经济秩序中不可或缺的制度追求，从而也使得竞争法无可争辩的成为经济法的核心[1](86)。哈耶克也曾论述过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区别。他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法是组织法或者授权法，因为这些法律规则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在一定组织中的地位是由命令规定的，每个人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其地位和目的，而这些目的也是由命令的权威事先规定的。"[1](87)相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法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它们可以适用于不确定的人或者事件，它们的适用不取决于任何共同的目的，甚至个人也不需要知道这些共同的目的。因此，市场经济的秩序是本能的秩序，从而也是有秩序的制度[1](87)。
竞争法之所以被视为经济法的核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市场经济与竞争的关系。市场经济必须与竞争相联系，即要运用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淘汰低效率的企业，剔除不合理的生产程序和劣质产品，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要通过价格机制，改善市场的供求关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要运用竞争的激励机制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改善经营管理，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价格，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总之，竞争作为调节市场的机制，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然而，市场经济的经验表明，市场本身不具备维护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机制。恰恰相反，处于竞争中的企业为了减少竞争的压力和逃避风险，它们总是想通过某种手段谋求垄断地位。例如，就在我国现阶段市场不成熟和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限制竞争的现象也频频出现，如企业联合限价、限制生产数量、分割销售市场，以及生产和销售企业联手排除竞争者，有些行业通过联合或组建企业集团甚至发展到少数企业垄断市场的局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当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政企不分的情况尚未完全改变，来自政府方面行政性限制竞争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而且，从发生作用的范围和深度看，行政性限制竞争远比经济性限制竞争严重得多，成为妨碍我国建立有效竞争市场模式的主要症结。由于这种限制竞争会直接影响市场结构，它们对竞争的不利影响是长期性的。而且，由于取得了垄断地位的企业能够摆脱竞争的压力，也会丧失创新的动力，不思进取，其结果就会妨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这说明，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国家就应当给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和自由竞争的环境，为此就必须建立一个保护竞争不受扭曲的法律制度，特别是需要建立反垄断法。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需要反不正当竞争法。因为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企业除了采取限制竞争的方式，也会采取不正当竞争的方式如假冒商标、侵犯他人商业秘密或者诋毁竞争对手等手段，不合理地攫取他人的竞争优势，侵犯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正当竞争行为势必也会破坏市场秩序，损害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市场经济不仅要反对限制竞争，保护自由竞争；而且必须反对不正当竞争，保护公平竞争。什么是公平竞争?简单地说，公平竞争就是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竞争，如生产同类产品或者服务的企业比价格、比质量或者比售后服务，等等。只有这种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竞争，才能激励企业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售后服务，其结果就是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满足了市场需求，提高了消费者福利和合理配置了社会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越过了私法范畴，体现了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是保障市场机制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
以上说明，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反映了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是市场经济本能和内在的要求。这些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国家的颁布和实施，有力地表明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经济，而是有秩序的经济制度。因为竞争法的作用是保护竞争，保障市场机制或者竞争机制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竞争法在市场经济中就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美国，它被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在德国，它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日本，它被称为是"经济法的核心"。欧共体竞争法在欧洲大市场内也有着极高的地位，欧共体竞争法不仅是提高欧共体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共同体大市场的重要法律措施，而且也是体现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最重要标志，因此，欧共体竞争法被称为是欧共体的经济宪法，或者共同体的基石。[2]竞争法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取决于我国经济制度的走向。由于它是关于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而市场竞争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配置资源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手段，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各种法律制度中，竞争法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经济法的核心。
二、竞争法与私法
竞争自由制度、保护私人所有权制度和合同自由制度被视为市场经济制度的三大支柱。但是，这三种制度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说明，竞争法所保护的自由竞争不仅是国家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从而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且也是市场经济的内涵、本质、基本原则或者基本属性。
(一)竞争法与私人所有权
私人所有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制度。如果没有保护私人所有权制度，国家可以随意没收私人财产，或者一个人的财产可以随意遭他人抢劫，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去创造财富，国家和社会就不会得到发展。这即是说，市场经济体制保护私人所有权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减少人们以暴力和欺诈手段剥夺他人财产的欲望，二是激励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激励人们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然而，市场经济对私人所有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如果一种所有权长期导致垄断性的经营活动，并由此导致社会经济效益低下，这种所有权就不会得到保护。例如美国历史上曾拆散过很多大的垄断企业。在美国法院1982年对电信垄断企业at&t的判决中，强迫该企业向竞争者开放电信网络，这实际就是对私人所有权的一种限制。[3]而1997年美国政府诉微软公司一案中，美国地方法院也曾考虑过拆散微软公司。德国梅斯特梅克教授就此指出反垄断法对私人所有权的重要意义。他说，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制度不足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私人所有权可以随着市场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市场竞争效力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其功能。而在这个方面，竞争法是避免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导致经济和社会不良状态的一个重要手段[4]。
(二)竞争法与合同自由
竞争制度不仅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一种限制，从而可以保障这种制度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保障这个原则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同私人所有权制度一样，合同自由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合同自由，人们就不可能自由地与他人进行交易，也不可能自由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样的社会肯定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可以概括为是短缺经济，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不能满足市场上的需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者没有自，没有合同自由。
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在宪法中强调了合同自由原则。这里所指的合同自由是指企业在决定其产品的价格、种类以及经营方式等方面，不仅相对于国家是自由的，而且相对于其他企业也是自由的，只要它们还没有因为与其他人订立了合同从而受到了约束。《欧共体条约》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欧共体大市场上的合同自由原则，这即是在很多条款中规定的商品、人员、服务以及资金在欧共体市场上自由流动的原则。在1995年的Bosmann一案中，欧共体法院判定一个体育协会的章程违反了欧共体条约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因为该章程规定，职业球员如果与他所在球队的合同到期之前转到其他球队，必须缴纳一笔转会费[5]。合同自由原则虽然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市场上没有竞争，也没有保护竞争的制度，合同自由原则就不可能得以实现。因此，合同自由原则必须要以反垄断法律制度为保障。在这个方面，欧共体不仅消除了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各种非关税如配额限制，而且通过欧共体竞争法力求消除政府的以及企业的各种限制竞争行为。可以说，欧共体竞争法是保障共同体大市场内自由经济制度的基本条件。
我国宪法中虽然没有规定合同自由原则，但是有很多条款明确了企业的自。例如，宪法第16条规定，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第17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然而，要保障这些企业的经营自，其前提条件也是保障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自由。如果市场上到处是地方割据、封锁以及其他各种对竞争的人为限制，企业的经营自或者合同自由原则就是一句空话。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程，事实上就是我国经济生活中不断打破垄断的过程。我国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真正实现经营自，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形形的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法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的保障。
另一方面，竞争法也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因为竞争法的基本内容是禁止限制竞争协议，控制企业合并，以及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些法律规定都是针对滥用合同自由行为的。例如，根据禁止卡特尔的规定，如果竞争者之间订立固定价格、限制生产或者分割市场的协议，这种协议是违法的。这即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同自由不是给与合同当事人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事实上，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自由。比如，职业自由是一般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但是，这个自由并不是保证人们择业时可以不受竞争的压力，也不是保证人们择业时不受国家的干预。言论自由也是一般宪法规定的一个基本权利，而且也适用于广告。但在事实上，任何言论自由都会受到法律的限制。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有禁止虚假广告的规定。因此，言论自由实际上是言论自由权利与各种限制性法律所保护的客体之间进行利益衡量的结果。与此相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同自由也受到了反垄断法的限制。反垄断法禁止企业限制竞争的行为，特别是禁止竞争者之间订立卡特尔，禁止导致严重限制市场竞争的企业合并，以及禁止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会损害竞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它们不能适用合同自由原则。由此反垄断法就规范了市场竞争秩序，规范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并且通过禁止性的规定为企业的合同自由划定了一个可以发展的范围。
总之，合同自由、私人所有权和竞争自由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三大支柱以及这种经济制度下市场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它们相互间不是独立的，而且这些权利也不是绝对的。事实上，人们通常感兴趣的问题只是，出于建立和维护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人们希望什么样的合同自由、私人所有权以及竞争自由。具体到竞争自由这个问题来说，人们关注的是如何才能保护竞争。
三、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
竞争法是国家依据竞争政策制定的。竞争政策则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保护竞争，防止市场垄断。然而，任何国家的经济政策都不仅仅是竞争政策，它还包括其他的一系列政策，如环境保护政策、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货币稳定政策、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政策、提高就业率的政策、推动社会保障的政策、推动地区间经济协调和融合的政策、国家产业政策等，此外国家在外贸、农业、能源、旅游等各个领域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这就出现了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关系，特别是与产业政策的关系。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竞争政策从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出发，不允许企业相互订立妨碍竞争的协议，不允许企业间进行过大规模的合并，不允许有着垄断地位或者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它们的市场优势地位。产业政策则是指国家对具体产业实施的政策，其目的是加强产业的竞争力。因为任何产业政策都会导致对市场现存结构的改变，影响市场竞争，特别是在欧盟，欧共体条约第3条对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同时做出了规定，这两者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冲突。那么，在这两种政策的冲突和矛盾中，哪一种政策处于优先适用的地位?因为这个问题在欧共体讨论得最多，这里主要谈谈欧共体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
欧共体对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特别重视，为此进行过激烈的讨论。而且，欧共体很早就推行产业政策，例如曾对纺织业和钢铁业进行过结构调整，对不景气的船舶制造业曾给与国家援助，此外还提出加强欧洲的航天和飞机制造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欧共体产业政策也给与了极大的重视。修改后的欧共体条约不仅在第3条m项下对产业政策作了规定，即欧共体活动包括"加强共同体产业的竞争力"，而且通过条约第157条对产业政策作了具体规定，明确了欧共体产业政策的目的，授权欧共体委员会具体执行产业政策。在实践中，欧共体产业政策的目标主要是推动欧共体产业结构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状况，推动高科技和新型产业的发展，以及消除地区间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等等。因为这些产业政策强调的不是如何维护现存的市场结构，而是推动一个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目的是对社会资源进行更好和更合理的配置，欧共体委员会常常将这个产业政策称为是"积极的竞争政策"[6]。
然而，欧共体的产业政策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总是积极的竞争政策。事实上，欧共体条约第157条本身就存在着很多与欧共体竞争政策相冲突的地方。该条第1款指出，欧共体的活动应当"便利欧共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实践中，这就是政府对某些行业或者个别企业的补贴或者其他优惠制度。此外，根据这个条款，共同体应当"对企业间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条件"，而实践中的做法就是对那些根据条约第81条第1款被禁止了的卡特尔给与豁免。因为欧共体的产业政策都是以援助某个产业或者某个企业为目的，这种政策与欧共体竞争政策不可避免就会存在着冲突。例如，欧共体推动高科技的产业政策对于那些不被视为高科技的企业就是不公平的待遇。此外，欧共体的技术政策也主要使欧共体大企业得到了好处，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就是不公平竞争。
尽管欧共体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经常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欧共体竞争政策明显占有优先适用的地位。欧共体竞争政策的优先地位是由欧共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决定的。欧共体条约中的许多条款都明确规定了共同体市场内实行与自由竞争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制度。例如条约第4条第1款规定，成员国和共同体的活动包括，"根据条约规定的措施和时间表，引入一种与成员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的，以共同市场和既定的共同目标为基础的，并与自由竞争和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一致的经济政策。"条约第98条规定，"成员国和共同体根据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进行活动，并由此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遵守条约第4条提出的基本原则。"而且，即便关于共同体产业政策的第157条第1款明确规定，共同体和成员国应确保共同体产业竞争力所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根据该条款，确保的必要条件必须得与"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相一致"。特别重要的是，条约第157条还强调指出，欧共体产业的竞争力"不得成为共同体实施任何可能歪曲竞争的措施的基础。"
欧共体条约在如此众多的条款中强调保护欧共体市场有效竞争的重大意义，强调成员国和共同体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与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相一致，这说明，欧共体条约中关于竞争政策的规定不仅是一个纲领性的规定，而且也是维护共同体市场经济秩序的根本手段，直接起着规范市场秩序的作用。也就是说，欧共体大市场所要实现的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是通过共同体机构对成员国的干预实现的，而是通过共同体内的自由和开放的竞争实现的。因此，欧共体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相比就有着优先适用的地位[7]。这个结论与欧共体法院的判决也是一致的。欧共体法院在一个涉及欧共体煤钢条约第3条的判决中指出，条约中的政策和任务对共同体机构具有约束力；然而，这些机构应注意"协调这些政策，如果它们之间出现了冲突，那就应当承认，一个政策或者另一个政策有着优先适用的地位。这种优先地位应当根据经济情况来决定，这种决定应当具有合理性"。欧共体法院的这个判决指出，在衡量这些政策的时候，欧共体机构应当有自由裁量权[8]。然而，在1973年关于大陆罐一案的判决中，欧共体法院否定了欧共体机构在这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判决指出，"如果条约第3条g规定，要在欧共体内建立一种竞争不受歪曲的制度，那么它首先要求不得窒息竞争。这个要求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要求，条约中的其他规定就是无的放矢。此外，这个要求还涉及条约第2条，即共同体的任务是’推动共同体经济生活的协调发展’。尽管出于对各种目的进行协调之必要，条约指出一定条件下的限制竞争是被允许的，但是，出于条约第2条和第3条之需要，这些限制竞争必须得有一个界限。一旦超过界限，这些限制竞争就会与共同体市场的目标背道而驰。"[9]这些判决说明，共同体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竞争不受歪曲的制度，共同体的其他目标只能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因此，在欧共体，竞争政策较其他政策有优先适用的地位。
四、竞争法中的政府
竞争法中的政府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对象。这不仅因为绝大多数竞争法的主管机关是政府部门，如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政府的行为同样也受到竞争法的制约，这即是竞争法中禁止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规定。如欧共体条约第86条规定，成员国不得对其国有企业以及其他享有特权或者专有权的企业采取背离欧共体条约特别是背离欧共体竞争政策的任何措施；第87条规定，成员国不得利用国家财源优待个别企业或者个别生产部门，损害共同体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这些规定说明，竞争法在欧共体大市场起着基石的作用，以致任何人、任何企业、任何政府部门以及任何成员国都没有权利限制竞争。欧共体竞争法由此被称为欧共体大市场的经济宪法，是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标志。
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等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的反垄断法中也大多有制止行政垄断的内容。如乌克兰共和国1992年颁布的《禁止垄断和企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第6条明确规定，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对个别企业采取的歧视行为包括：①出于限制竞争的目的，禁止某个经济领域建立新企业或企业的其他组织形式，以及限制某种活动或者某种产品的生产。②强迫企业加入某联合体、康采恩、跨行业跨地区以及其他的企业集团，或者强迫企业订立优惠合同，承担向某些消费集团提供价格便宜的商品。③作出可导致市场垄断地位的由中央分配商品的决议。④禁止在共和国某地区销售来自其他地区商品的命令。⑤向个别企业提供税收或其他方面的减免，由此使它们相对其他企业取得优势地位，导致一定商品市场的垄断化。⑥限制企业购买或者销售商品的权利。⑦对个别企业或企业集团禁令或者限制。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也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它指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此外，国务院2001年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也有相关的规定。这些规定说明，在我国当前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禁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是维护国家市场秩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竞争法之所以需要规范政府的行为，这是因为政府常常会越过它的权限范围，以不合理的方式影响市场竞争。如政府因和某个企业有着特殊的经济利益，从而限制其他企业与这个企业开展竞争。我国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或者部门垄断大多属于这种情况。鉴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状况，反垄断法如何规范政府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这不仅是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
有人说，我国当前突出的问题虽然是行政垄断，但行政垄断不是通过反垄断法就能彻底解决的，因此，中国反垄断法可以不必规定禁止行政垄断。不可否认，解决行政性限制竞争问题不仅要求政府贯彻依法行政的原则，而且要求政府实行经济民主，即经济权力不要过度地集中在政府手中，而是应当在企业和政府间适当分配，实现政企分开。因此，解决行政垄断问题的确不是一部反垄断法能够奏效的。但是，反垄断法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这有利于政府官员明辩是与非、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从而有利于他们提高反垄断意识，自觉抵制行政性限制竞争的行为。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反对行政垄断的立法，我国就不可能制止行政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垄断法不仅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手段，而且也是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催化剂。
【注释】
[1]e.-J.梅斯特梅克：《经济法》，载于《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2]参见e.-J.梅斯特梅克为王晓晔著《欧共体竞争法》所作序言。
[3]C.Christianvonwettbewerbinnetzen，wuw7u.8/1997，S.576ff.
[4]e.2J.梅斯特梅克，见王晓晔主编：《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开幕词。
[5]meinradDreher，DiebeitriispartnerschaftzwischenderRepublikpolenunddeneuropaeischenGemeinschaftenundderStanddeseuropaeischenwirtschaftsrechts，inosreuropaRecht，1999，S.38.
[6]欧共体委员会从竞争法的角度推动"积极竞争政策"的措施有两个，一是对某些限制竞争行为实行豁免，使之合法化。这特别表现在欧共体委员会根据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3款的规定，对许多限制竞争协议给予集体豁免。二是对共同体某些经济领域实行财政援助或者批准成员国在某些方面的国家补贴。欧共体委员会在这个方面再三强调不允许成员国在国家补贴方面开展竞争，特别不允许成员国在经济萧条或者高失业率期间开展国家补贴竞争，认为这种补贴是以牺牲高效率的企业为代价而维护低效率企业的生存，从而损害欧共体市场的统一和企业的效率。但另一方面，委员会在其关于欧共体竞争政策的年度报告中，又多次从欧共体的角度对国家补贴进行了积极评价，强调欧共体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见ingoSchmidt/andreSchmidt，europaeischewettbewerbspoli2tik，VerlagVahlen，1997，S.8.
[7]欧共体竞争政策在欧共体各项政策中的优先地位，见JuergenBasedow：ZielkonflikteundZielhierarchienimVertragueberdieeuropaeischeGemeinschaft，FestschriftfuerUlricheverling，Ba2den-Baden，1995；meinradDreher：DerRangdeswettbewerbsimeuropaeischenGemeinschaftsrecht，wuw7.u.8/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