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政策篇1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出现于二战之后。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成为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经济领域的协调则主要体现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建立上。
二战结束前夕，一些国家深切感受到：国际经济的动荡乃至战争的爆发，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除了重建各国国内经济，修复和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也是重建战后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因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仍然以商品交易为主，所以世界贸易的恢复必须排除制度方面的两个障碍：一是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二是以邻为壑的汇率制度。与此相适应，当时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政策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货币体系上。
1944年7月，由44国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结构和运行等问题。会议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立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194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它是关于各国汇率制度安排和调整的国际协调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于1946年开始办理业务，其主要任务是对成员组织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以满足它们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主要贷款对象最初是受战争创伤较大的欧洲国家，后来贷款重点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关于降低关税壁垒、商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共同准则以及调整各国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多边协定。关贸总协定的签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立，在战后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有严格的组织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宗旨，因而能保证世界经济在这一协调体系下正常运行；二是协调范围明确，可以在具体领域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调节；三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的规则，使成员能在世界范围内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解决国际收支方面出现的暂时的或非根本性的不平衡。
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框架下运行的，尽管该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更多地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它毕竟是多个国家共同协商产生的新型国际经济制度，在战后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此期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出现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以七国集团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1973年，美国向全世界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相对削弱。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七国集团：一是七国首脑会议。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英国、德国（西德）、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六国首脑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开第一次首脑会议，加拿大与欧共体相继于1976、1977年出席。70年代中期以来，七国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讨论世界经济政治的协调问题。二是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该部长级会议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首脑会议以外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是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决策者。很多重要议题都是由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后，再提交首脑会议签字对外的。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包括：
财政政策协调。在每年一度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和财长会议上，七国首脑和财长就各国的政府预算、税收政策的协调等进行讨论协商并达成一定的协议，以促进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1978年举行的七国集团波恩会议提出“护舰队计划”，共同实行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等措施，标志着七国集团经济政策协调取得首次成功。在此后20多年中，财政政策协调一直是七国集团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的主要手段。美国一向把财政政策作为反周期工具，特别支持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往往是美国频繁地推动其他六国实行“协同增长计划”，而德国、日本对财政政策的协调则显得比较被动。
货币政策协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一国货币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七国集团对各国货币政策进行协调，主要是协调利率政策，即通过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来协商并确定政策方向，通过各国国内的宏观政策加以实施。如80年代初，七国协调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回升与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又调高利率；而在股市危机和经济不景气时又调低利率。虽然各国从各自利益出发，有时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说来通过协调，大都能在短期内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
汇率政策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主要工业国家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外汇市场干预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进行汇率调节的主要手段。从70年代末至今，西方国家在外汇市场干预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联合干预。80年代以来，七国集团为影响汇率的走势曾多次达成协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5年的广场协议、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等。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七国特别是美日德三个最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仍然对外汇市场多次进行联合干预。
贸易政策协调。从第一次首脑会议开始，七国集团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对历次多边贸易谈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东京回合谈判期间的四届七国集团首脑会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关贸总协定管理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对达成东京回合谈判的多边贸易协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后期，几乎每届七国首脑会议都发表宣言，敦促乌拉圭回合取得进展。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接替关贸总协定管理世界贸易体系后，七国集团对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仍未改变，并积极倡导多哈回合的谈判。但是，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七国集团贸易摩擦不断，在促进多边贸易谈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随之减弱。
金融危机救助贷款。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期限太短，注资太慢，提供的国际贷款往往难以满足危机国的需要，而且其贷款往往附加一些宏观经济约束，经常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七国集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危机反应机制，面对金融危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抑制金融及经济恐慌。1987年10月爆发股市危机，七国集团即向世界展示出它有能力担当这一角色。90年生的历次金融危机中，七国集团也都发挥了一定的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作用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为机构协调。但是，由于它们在运行过程中的缺陷，其协调作用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批评，面临着多方面改革的压力。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也存在着各种制度缺陷，如谈判交易费用因其成员数量增多而不断增加，谈判耗时长、灵活性差，协议生效后的执行成本高、执行难等。近年来，要求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也不断出现，特别是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这种呼声更加高涨。
第二，七国集团的协调效力趋衰。80年代中后期，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曾经达到高潮，但是收益不大，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甚至还给某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1998年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七国集团更名为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只参加政治议题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上仍保持七国体制。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国家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协调性降低，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动因往往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它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将本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外国的经济政策，要求别国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各国的抵制。
第三，区域经济政策协调及双边经济政策协调不断发展，区域自由贸易成为新潮流。在不违背世贸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区域合作是对多边合作的补充。相对于多边合作，区域或双边合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可以避开世贸组织谈判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世贸组织成员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促使一些地域邻近、经济互补的国家考虑优先采取区域合作的方法。坎昆会议的失败使得区域合作掀起热潮。目前，世界上已经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达179个，内部货物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0％以上。
在亚洲，除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外，近年来一些次区域性的国际合作也获得了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成立了由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的次区域性合作组织，即“10＋3”，确立了首脑定期会晤、财长定期会商和政策对话等机制。目前，东盟10国已着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并计划到2020年底之前创建一个类似欧盟的经济共同体。东盟已与中国确定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同时也积极同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美国家商讨建立自由贸易区。
欧盟各成员国的政策协调是目前较高级别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近年来，欧盟致力于促进欧盟各国向更加健全、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盟过渡。在实施“东扩”计划的同时，欧盟也积极开展跨区域的双边合作，先后与墨西哥、智利、南方共同市场、中东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协商建立自由贸易区，其中与南非、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议已经生效。
美洲经济贸易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延伸。美国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四个中美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拉美自由贸易区取得实质进展。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南美国家建立统一大市场奠定了基础。三是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将由北美自由贸易区、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联合组成，涵盖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从而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南北区域经贸集团，但这一进程并不顺利。
西方经济政策篇2
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分歧最多、争论最为激烈，这也说明了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在客观上存在局限性：
2、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以稳定经济运行的目标难以实现。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通过逆风向而动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会实现稳定生产与就业的政策目标。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因为时滞的存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以及人们经济预测能力的局限，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使经济运行更不稳定。
3、关于政府是否应平衡其预算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债务会增加未来纳税人的负担，因而预算赤字会造成居民储蓄减少，平衡预算则意味着更大的居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通过控制债务占国民经济的比率或增加速度，可以保证预算赤字不影响经济。
4、这些争论与分歧不仅说明了宏观经济理论自身的缺陷，而且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客观存在的内在不稳定性，不可能通过政府宏观经济干预加以消除。因为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起到缓解经济危机和熨平经济波动的效果，但未能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也就不能消除诸如高失业率等宏观经济问题。
（来源：文章屋网）
西方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财税金融政策；现状
一、“西江经济带”起源及其发展总体规划概述
西江是珠江的主干流，上接云贵、纵贯两广，把西南地区和珠三角串联起来，被称为连接西南和华南的“黄金水道”。根据广西发改委2009年的测算，如果进行合理开发，整条西江水系相当于20条铁路的运力。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铁路运输每公里每吨的成本为0.15元，公路为0.5元，水运仅为0.04元。这意味着将西江中上游贵州的煤、云南的磷、广西的铝，输往能源消耗缺口颇大的西江下游粤港澳地区，提供了一条巨大的低成本运输通道。而一旦这条能源运输通道开放开发，必将带动整条西江带沿江两岸的经济快速发展。
正因为西江流域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2009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西江经济带”概念，把打造“西江经济带”与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提并论，确立了江海互动的发展思路，规划将西江沿岸的南宁建设成“国际区域通运输枢纽”，柳州、梧州建设成“国内区域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为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酝酿编制《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其规划纲要的基本思路，即从“十二五”规划开始，把“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南方重要的开发轴带，成为大“西江经济带”的核心区段，成为大珠三角功能辐射的承接地，成为大西南开发的先导地区，成为大中华向南开放合作的前沿基地。同时，提出了要充分利用和发挥珠三角(港澳和广深等地)的龙头作用，把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北部湾开放开发带来的机遇，把“西江经济带”争取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时期的建设重点，争取更多更好的财税金融政策，带动整个西江流域的开放开发。
二、“西江经济带”五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经济指标
梧州、贵港、柳州、玉林和南宁是“西江经济带”内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五个城市。广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西江经济带”五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呈现出良好的快速发展态势。
1.“西江经济带”五市2010年生产总值均比上年增长12%以上，其中：梧州518亿元，比上年增长13%；贵港505亿元，比上年增长12%；柳州1160亿元，比上年增长13%；玉林770亿元，比上年增长12%；南宁1752亿元，比上年增长14%。
2.“西江经济带”五市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10%以上，其中：梧州46亿元，比上年增长15%；贵港38.5亿元，比上年增长13%；柳州172亿元，比上年增长10%；玉林61.8亿元，比上年增长13%；南宁273亿元，比上年增长18%。
3.“西江经济带”五市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除了柳州增长18%外其他四市增长率超过30%，其中：梧州430亿元，比上年增长30%；贵港377亿元，比上年增长30%；柳州800亿元，比上年增长18%；玉林600亿元，比上年增长35%；南宁1357亿元，比上年增长30%。
4.“西江经济带”五市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6%以上，其中：梧州198亿元，比上年增长16%；贵港214亿元，比上年增长18%；柳州480亿元，比上年增长18%；玉林3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南宁885亿元，比上年增长17%。
5.“西江经济带”五市2010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10%以上，其中：梧州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贵港1.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柳州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玉林3.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南宁3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
6.“西江经济带”五市2010年居民收入（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民）除了梧州市和玉林市增长7%~8%外，其他城市增长率超过10%。而在资源环境方面，万元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等指标比上年有所减少，节能减排成绩显现。
通过上述案卷分析研究可见，“西江经济带”五市的经济发展正步入快速轨道，这一发展势头，将为“西江经济带”的“十二五”时期以及今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并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三、“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现状及存在问题：与北部湾经济区优惠政策比较研究
2008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把北部湾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综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桂政发[2008]61号），国家对北部湾经济区的优惠政策支持是以产业政策为主，财税、金融、土地、外经贸以及人力资源和科技开发政策和优化投资环境等政策为辅的一揽子优惠政策支持。为了研究设计“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体系，笔者对比北部湾经济区优惠政策，研究分析“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现状，发现存在问题较多。虽然“西江经济带”由于地理位置处于西部大开发经济区内（广东省除外），享受一定的西部大开发财税优惠政策，但力度偏小。主要表现在：
1.“西江经济带”享受西部大开发中北部湾经济区财税收优惠政策有：2008年起5年内，一是北部湾经济区内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15%税率以及“两免三减半”中减半征收期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除国家限制和禁止的企业外，免征属于地方部分的企业所得税；二是经济区内经批准实行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减半征收税收优惠政策的软件及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其减半征收部分，均免征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
2.自治区给予北部湾的财税金融优惠政策，“西江经济带”尚未享受的政策有：
（1）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一是2008年起5年内，经济区新办的石油化工、林浆纸、冶金、电子信息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外，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起，第一年免征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随后年度减半征收；二是2008年起5年内，经济区内石油化工、林浆纸、冶金、轻工食品、高新技术、海洋等工业企业，以及物流业、金融业、信息服务业、会展业、旅游业、文化业、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服务企业，免征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自用房产的房产税或城市房地产税；三是经济区内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5年，第6年至第10年减半征收。
（2）财政支持政策方面：一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2009年起4年内，以2008年经济区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项上解为基数，每年安排一定资金专项用于经济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与维修，并逐年有所增长。自治区财政预算安排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资金，各部门在分配时要重点投向经济区并优先考虑重大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社会公益设施项目。二是产业园区建设资金支持：2008年起5年内，自治区本级每年安排10亿元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重大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并列入年度预算，重点用于支持经济区重点产业园区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实际到位资金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旅游开发建设项目，所在地政府可给予贷款贴息或以奖代补扶持，这是特定项目的融资支持。
（3）金融支持政策方面：一是支持金融主体建设，发展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比如设立北部湾发展银行，支持经济区内金融企业分支机构实施升格或增加设置；鼓励和促进更多境内外金融机构到北部湾经济区设立分支机构；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二是加强信贷支持，在信贷增量中保持一定比例用于支持经济区重点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经济区中小企业、“三农”等弱势经济组织和产业的发展。三是支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发展，对从事中小企业担保的信用担保机构，免征三年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
（4）财税金融政策配套支持方面：在外经贸发展支持政策上，国家先后批准设立钦州保税港区、凭祥综合保税区、北海出口加工区，南宁保税物流中心、防城港物流中心，以支持建立北部湾区域的保税物流体系。同时，对新设立加工贸易企业在形成生产能力并实现加工贸易出口后，按实际到位资金在0.5%以内给予一次性补助；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开展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等。
由此可见，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不容乐观。
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财税优惠政策作为吸引投资的重要措施，对包括经济特区、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北部湾经济区等地区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实力提升、企业的迅速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金融支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财税支持政策，区域经济发展重大产业项目的布局是根本，财税支持政策是吸引重大产业项目落户的条件，而金融支持政策则是已落户的重大产业项目能够良性运行的保障。
推进“西江经济带”发展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西江经济带”建设为云贵桂粤加快发展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因此，提高“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着重依托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全力发展汽车、铝业、钢铁、锰业、糖业、林浆纸、医药、茧丝绸、工程机械等“西江经济带”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富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加快“西江经济带”的形成，把“西江经济带”的“新引擎”、“示范带”、“模范带”、“前沿带”、生态屏障等功能定位紧密结合起来，已日益成为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及粤港澳的共识。但是，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状况很不理想，缺乏政策平台和政策引导，组织形式较为松散无序，没有具有权威性的政策协调机构，经济带建设项目的利益共享机制，跨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利税分成、金融合作等财税金融方面的收益分配和公共性、协调性政策及执法标准尚未统一。因此，推进“西江经济带”建设，或争取“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财税金融政策研究迫在眉睫且任重道远。
西方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西江经济带”；金融政策；合作共赢
一、构建“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的背景概述
2009年12月7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西江经济带”概念，确立了江海互动的发展思路，把打造“西江经济带”与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提而论，规划把南宁建设成“国际区域性交通运输枢纽”，把柳州、梧州建设成“国内区域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酝酿编制《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提出了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港澳和广深等地珠三角的龙头作用，把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北部湾开放开发带来的机遇，把“西江经济带”争取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时期的建设重点，争取更多更好的财税金融政策，带动整个西江流域的开发。因此，“西江经济带”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
区域金融政策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杠杆。金融支持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财税支持政策。区域经济发展重大产业项目的布局是根本，财税支持政策是吸引重大产业项目落户的条件，而金融支持政策则是拟落户的重大产业项目的重要决定因素和已落户的重大产业项目良性运行的保障。通过高效融通的区域金融政策，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安全自由流动和合理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与金融市场共赢发展，不断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和整体实力。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部大开发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北部湾经济区、泛珠经济区等区域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区域金融政策的支持。同样，区域金融政策对“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已成为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酝酿编制《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研究的课题。
二、“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现状：与北部湾经济区优惠金融政策比较研究
（一）北部湾经济区优惠金融政策
2008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综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国家或自治区对北部湾经济区的优惠政策包括产业、财税、金融、土地、外经贸以及人力资源和科技开发政策和优化投资环境等一揽子优惠政策支持。其中，北部湾经济区享受国家或自治区的金融支持政策主要有：一是支持金融主体建设：发展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比如设立北部湾发展银行，支持经济区内金融企业分支机构实施升格或增加设置；鼓励和促进更多境内外金融机构到北部湾经济区设立分支机构；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二是加强信贷支持：在信贷增量中保持一定比例用于支持经济区重点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经济区中小企业、“三农”等弱势经济组织和产业的发展。三是支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发展：对从事中小企业担保的信用担保机构，免征三年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四是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开展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等。
（二）“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现状及研究设计“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的紧迫性
回头看“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现状，尽管国家或自治区已把打造“西江经济带”与发展北部湾经济区相提而论，但经济带的金融优惠政策乃至专家学者对这方面的政策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西江流域，被称为联通大西南的“黄金水道”，贯穿云、贵、桂、粤四个省会城市，沿岸五十多个地级市，直达港澳，涉及GDp上万亿，西江流域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遇到的资金瓶颈问题前所未有。就“西江经济带”广西沿岸五市金融机构而言，除了自治区首府南宁市遍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国家四大商业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梧州市、柳州市、贵港市、玉林市四城市基本上只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落户，而且整个资金存放量小，远远无法满足“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态势的资金需求量，“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资金需求矛盾日趋彰显。而“西江经济带”金融合作由于缺乏区域金融优惠政策支持以及各地利益博弈，无法吸纳珠三角及国内外资本进驻。资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融资渠道的畅通可以改善投资环境，为当地经济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目前，“西江经济带”建设投融资规模小，并且投资存在短期化，不利于经济区投资结构的优化和良性发展，不利于企业做优做强，直接影响“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加速“西江经济带”港区、保税区、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的产业一体化进程，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带，促进沿江第二产业带动第一第三产业，推进“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经济带协调发展步伐，必须得到多层次、梯度性、合作共赢的“西江经济带”建设金融政策体系的支持。因此，推进“西江经济带”建设，或争取“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研究时不我待。
三、构建“西江经济带”建设金融政策体系的前期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了区域分工合作和金融资源的市场配置
区域生产要素的差异，导致区域产业的集群或转移，促进区域行业或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和不断循环分工合作，从而引发区域经济利益的博弈：增加或外溢。这种周而复始的分工合作与利益博弈，推动了区域分工合作的不断深化和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造就了区域金融的更紧密合作。让金融在区域资源流动中更好地发挥配置导向和市场调控作用，为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样、便利和完善的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前景才更广阔。这种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趋势给“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了辐射效应。
（二）投资多元化，激活了区域资本市场的开放开发
伴随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世界性能源短缺，促使全球性经济板块的循环流动和区域经济的密切合作，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异常活跃，经济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的投资活动日益频繁，出现投资多元化和融资多样化的趋势，进一步催生区域经济多样化和区域金融供求之间的矛盾。区域金融政策是实现区域经济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实体互动的政策工具与价值杠杆，因为多元化资金是区域产业政策、产业开发与升级、人才资源与智力的支持、科研与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的财力支撑和保障。因此，投资多元化趋势给“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多样化的融资平台。
（三）利益均等化，促进区域金融政策体系利益目标趋向一致性
目前存在的城乡与地区间贫富差距拉大和经济发展失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与非均衡性等问题相当突出，尤其是欠发达西部地区由来严重。“西江经济带”（广西）地处华南、西南结合部，是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是一个联边、联江、联海的多少数民族的后发展欠发达地区，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与东盟开放合作、维护国家安全和西南边疆稳定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按照十六大四中全会的部署，我国将于2020年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融资是财政的一大功能，通过财政贴息、信用担保等政策手段，为缩小城乡与地区间贫富差距，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为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利益目标一致性奠定了政策基础。
转贴于 （四）资源差异化，导致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与之相随的另一面则是地区差距这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难题。正因为资源差异化引起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对金融需求的非均衡性，从而出现了区域之间资金供求的不平衡，为研究制定区域金融政策和实施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济基础与实践需求。
四、构建多层次、梯度性、合作共赢的“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与实践机制
根据“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与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的要求，坚持区别对待、分类引导的原则，充分凸显“西江经济带”后发展的区域政策优势和“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突出“西江经济带”与其他经济区域的政策重点差异，研究制定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手段多样、科学有效、现实可行的多层次、梯度性、合作共赢的金融政策体系与实践机制。
（一）地方政府积极推动“西江经济带”区域金融合作，努力构筑融资平台
1.科学制定《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总体规划》，并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确定，以保持政策的持续性。通盘制定“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的总体规划、实施方案、总体框架、原则、内容、配套措施等，统筹协调“西江经济带”的省际、城际发展框架和产业布局、交通运输枢纽、通信信息及管理系统的建设，为实现区域内密切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2.建立“西江经济带”金融利益协调和交流机制。在平等、互惠、自愿、合作、务实、双赢的原则下，定期召开“西江经济带”合作与发展金融论坛和联席会议，协调好金融运作中的问题，定期签署金融战略合作备忘录，努力消除金融组织体系和资金管理体系的“区域壁垒”，引导金融资源在区域内自由高效地优化配置，推进金融政策为“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的进程。
3.设立“西江经济带”财政专项启动资金，加大政策支持和调控力度。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精力投入、财税金融政策和资金支持。地方政府要设立“西江经济带”财政专项启动资金，专门用于“西江经济带”建设的区域金融共同合作的项目启动扶持投入和重大建设项目的财力支持。强化财政投资导向，加大对区域内龙头企业和支柱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财力支持建立企业孵化器，不断培植经济带企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附加值，重点支持“西江经济带”产业一体化、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带、沿江第二产业带动第一第三产业。同时，通过财政适度投入和调节资源增量，来聚集和整合经济带现有的存量资源，激发“西江经济带”的依托单位和参与单位之间的联合、协作、开放、共享的积极性，不断增强经济带建设的自我保障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4.构筑融资平台，创造良好的“西江经济带”投融资环境。针对“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资金瓶颈的问题，地方政府既要注重用好政府投资、财政补助、政府采购、财政贴息、支付设备使用费、政府租赁等传统财政扶持政策，也要根据不同情况运用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创新方式，实施以政府为平台和企业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金融政策。通过政府引导，建立“政府支持、多方参与、风险共担、银企合作”的信贷担保体系以及政府资助的企业信贷担保制度，提供和支持信贷担保，搭建企业与银行（包括国内、国外）融资的舞台；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充分利用“西江经济带”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对“西江经济带”现有产业实行资产重组，资源共享，资金增值；通过政府引导，以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投资基金和增资扩股等方式扩大“西江经济带”建设的融资渠道。
（二）支持金融主体建设
设立“西江经济带”国家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建立健全“西江经济带”地方商业银行。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特区依靠招商银行这个偏居蛇口的区域性银行，实现了深圳特区经济建设的“造血功能”，缓解了地方融资开发的困难和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北部湾经济区依靠北部湾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鼎力支持而风生水起。“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政策体系离不开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支持。目前，国家开发银行在广西只有首府南宁市设立分行。因此，设立“西江经济带”国家政策性银行分支机构是经济发展之大势所趋。通过银政合作，把开行的融资与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同时，采取市场准入、项目用地、环保审批、财税支持、金融服务、外贸服务、劳动力支持、安全服务等更加优惠的财税配套措施或政策，在货币结算、货币兑换和金融市场发展、金融监管协调以及融资贷款等方面，加快建立有效的金融合作机制，鼓励和招揽海内外银行家和境内外金融机构到“西江经济带”设立分支机构；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支持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发展。尤其值得尝试的是整合“西江经济带”云贵两广四省区域内城市商业银行或“西江经济带”广西五市商业银行，按一定的财政资金比例或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募集资金，共同组建“西江银行”，为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政策性贷款以及区域金融合作平台，促进区域内双边或多边金融业务及金融资源共享，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实现在整个“西江经济带”区域内的资金融通，以促进“西江经济带”成为泛珠、泛北部湾经济区新兴的经济增长带。
（三）创新“西江经济带”投融资模式
坚持市场化方向，培育多元投资主体，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西江经济带”建设的金融合作。建立政府构筑投融资平台，企业自筹资金为主、政府扶持启动资金和其他多种渠道筹措资金为辅，以优化区域资本结构与资源配置的“西江经济带”建设投融资机制的辐射性模式，按照“适扩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的思路，把“西江经济带”建设的市场、产业、资源、布局、规划、资金与管理统一研究落实，确保“西江经济带”快速协调发展。此外，积极引入和发展项目融资、Bt、Bot、ppp管理模式等现代融资创新工具以及银团贷款支持大项目建设的融资模式，鼓励区域外资本对“西江经济带”工业园区、物流园区、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以合资、合作、参股以及杠杆融资、股权投资、重组并购、产业整合、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融资担保、基金管理、金融租赁与信托投资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参与企业改制、企业经营、产业升级或金融业务。此外，创新民间投资创业机制，利用财务、税务和财政政策杠杆，鼓励和促进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向“西江经济带”投入，以提高民间投资在“西江经济带”投融资份额的比重。从而为“西江经济带”建设探索建立财政资金、国家政策银行金融资金、商业银行金融资金和民间投资资金协调联动的信贷模式，为“西江经济带”建设搭建高效的融资平台。
（四）加强“西江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投资者的开发合作
区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大产业的带动。通过西部大开发、泛珠、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发展以及广西民族等优惠政策的金融杠杆，强化区域比较优势，在税费、资金和区域基础设施及信息化建设等扶持政策下，鼓励如国投电力、中石油等强势企业的进入和东部产业转移，所产生的强烈投资态势和强大的辐射效应，在激活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同时，吸纳珠三角及国内外产业与资本进驻，带来数以百亿、上千亿元资金流的投资辐射强度，有利于增强“西江经济带”综合竞争力，形成“西江经济带”交通、资源、制造、加工产品带和产业集聚群及物流园区，进一步培育“西江经济带”富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提高“西江经济带”核心企业的整合能力和发展速度，带动整个“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西方经济政策篇5
区域经济失衡的产生及化解与诸多因素有关，包括历史条件、区位优势、制度安排、体制改革、货币性因素等。我们以东西部地区差距为例，重点分析区域经济失衡的货币性因素，从而探讨解决区域经济失衡的金融资源配置问题。所谓货币性因素是指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金融资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
之所以强调区域经济失衡的货币性因素，是因为它既是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又是化解区域经济失衡的首要因素。对区域经济失衡的货币性因素分析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财政政策对改变区域经济失衡的效力分析
当前研究区域经济失衡的货币性因素多数仍然集中在传统财政政策手段方面，诸如税收优惠、政府投资倾斜、增加转移支付等。国际上许多国家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的政策基本上也是采取了传统财政政策的方法，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进行转移支付，以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意大利、英国是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实行财政补贴。其中，意大利政府为促进南方地区的工业化，对南方新建企业的厂房建设资金补贴25%，购置机器设备补贴10%，对新建企业提供75%的贷款。
传统财政政策手段对经济均衡发展的调控是有效的，并且还将继续使用。但也要检讨为什么我国在实行这些手段的同时，区域经济失衡仍在不断加大?重要原因是，传统财政政策手段如果使用不当，不但不会改变区域经济失衡，相反会加剧区域经济失衡。例如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主要是对东部地区给予了较多的优惠政策，从而强化了西部地区的比较劣势。
相比之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区域经济失衡现象。这说明市场力量的强化并不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失衡。这些国家通过政府的有效干预，制约市场要素的流动方向，使经济能比较均衡地发展。而我国的情况是，最初的资源流动方向包括数量和价格，都是政府计划体制决定的。可以设想，如果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供给资源的价格不是那么低，其获得的收益也许不会如此之低，正是这种资源价格的政府管制方式为区域经济失衡留下了隐患。
另外，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主要实施了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在此过程中，没有充分意识到接受政策的地区将受到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即当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时，接受政策的地区受惠；当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时，这些地区则受损。例如，为了刺激经济，1982－1984年财政支出实施了三年的扩张政策，而1995年又实施总体性的紧缩政策，2005年财政政策又由“积极”转为“稳健”，总体上也是紧缩的态势。财政政策的这些变化，导致了西部地区得到的财政支持随着扩张和紧缩的财政政策而不断变化，缺乏货币资金来源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其结果往往出现这样的局面：当东部地区接近于潜在产出水平时，西部地区却存在着非潜在产出的均衡，造成了财政政策的变化与区域经济失衡不断扩大趋势同时进行的情况。
二、金融资源配置状况对西部经济发展作用的分析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需要金融资源的配置，而金融资源与金融体制、金融市场等关系密切。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金融资源如何配置是政府和经济学家一直十分关注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提出的“金融深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劳动生产率低等问题以外，还存在着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金融抑制”。要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消除金融抑制，放开利率管制，取消信贷配给制，实行金融自由化，用所谓“麦氏指数”（m2，GDp）衡量货币化、金融市场化和金融深化的程度。
自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以来，理论界就有热衷于金融深化论的倾向。但对于西部地区经济而言，金融深化以及麦氏指数的实际意义并不大，甚至还经常被错误地使用。例如，有观点称，西部地区自1991年后金融深化程度不但高于全国水平，而且有两个阶段超过东部地区。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即在西部地区GDp相对低的条件下，麦氏指数表示的金融深化程度就相对较高。但事实是西部地区经济中的货币化程度、金融市场化程度与东部地区经济相比都低得多。
就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支持来看，虽然其支持的力度不断增强，但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比较起来，仍然相去甚远，并且财政预算内投入还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研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致使政府对投资的空间结构影响力不断下降。东部地区对市场投资主体的空间选择仍具有强大吸引力，“十一五”期间投资比重仍将保持上升势头，而西部地区将会有所下降。可见，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大货币资金投入的时期，政府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货币资金投入却呈现递减趋势，这对西部地区是非常不利的，结果只会进一步加大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谢指出，“国家继续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与此相反，那些主张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企图在短期内解决西部发展的观点，有悖于西部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条件。
除了中央财政支持以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更需要自我融资。融资来源包括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就外源融资看，在资本市场上的筹资能力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明显偏弱。2003年东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总量的59.29%，西部地区仅占17.48%。从各区域内上市公司亏损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亏损的上市公司比例为10.6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亏损比例达到16%。从整体盈利情况来看，西部地区要落后于东部地区。因为资本市场是一个青睐收益率的市场，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产业的协调发展，而这些条件短期内在西部地区难以根本改观。外源融资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引进外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资料，1984年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为96.73%，西部地区为2.08%；2004年东部地区为86.37%，西部地区为4.76%。从实际利用外资发展趋势看，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经济基础、区位条件等处于劣势。所以，资本市场融资和引进外资等外源融资形式在短期内都不能成为西部地区金融资源供给的主要来源。
就内源融资看，西部地区的积累率相对东部地区要低得多，不能满足内源融资的要求。金融机构提供的借贷资金主要来自于存款。2002年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15016.87亿元，东部地区高达65666.67亿元，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4.37倍。在贷款方面，西部地区为11394.36亿元，东部地区则高达46463.8亿元，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4.08倍。可见，依靠内部积累的内源融资也不可能起主导作用，因此，依靠西部地区自我融资以满足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困难的。
通过对西部地区自我融资能力的研究表明，企图主要依靠现有的融资手段难以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化解区域经济失衡的现状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中央财政支持作为化解区域经济失衡的货币性因素则是举足轻重的。
三、是倚重现实生产率还是历史贡献及二者关系的分析
事实说明，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公平分配。在优先发展战略或者非均衡发展战略下，经济发达地区更多地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如果从效率优先与现实生产率的角度看，这种状况似乎无可指责，但如果仅仅倚重效率和现实生产率，就忽略了在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为之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长期以来，政府将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放在作为东部地区原材料基地的位置上。这种垂直分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强化了，致使西部地区没有形成自己具有竞争性的产业。这种垂直分工的格局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剧为“过度垂直分工”。西部资源型区域采掘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而东部地区这一比例却在下降。进入“十一五”时期，虽然西部地区纷纷推出自己的发展战略，其中包括发展加工业，从而形成特色优势产业，但在“货币化生产”（指生产性活动都是用货币计量和实现的）时代，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期望在短期内产生理想的经济效益，没有金融资源的全面支持是难以实现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东部地区生产需要的资源和原材料多数是按计划价格调拨的，国家的调拨价格大体上相当于市场价格的50%左右，而东部地区生产的加工品，却是以市场价格销往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丰裕的西部地区利益大量流向东部地区，这种利益分配机制成为区域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同时，过度开发导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其中广西为中度脆弱，云南、内蒙古、四川为强度脆弱，其余省区为极强脆弱。过度开发还导致产业和产品结构高度趋同化。西部地区8省、区（四川省包括重庆市）的相似系数在0.73－0.97之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的“结构相似系数”表示，当相似系数大于0.5时，就应该调整工业结构，大于0.8为工业结构严重趋同化。工业结构严重趋同的结果是产品过剩并且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和社会效益差。这都是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现在需要正视的问题是，究竟倚重效率和现实生产率，由东部地区独享这些“超额利益”?还是倚重历史贡献，让东部地区归还西部地区应该分享的那一部分“超额利益”?只有正确处理经济增长时期不同地区的利益关系，才能有利于经济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而处理好这一关系的关键是将现实的生产率与历史贡献相统一。
近年来，理论界提出了许多解决区域经济失衡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多数仍然局限在传统财政政策手段框架之内。然而，传统财政政策手段在面临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例如，过渡期转移支付总规模太小，对缩小地区差异的作用十分有限。这就需要制度创新以扩展传统财政政策手段。开征“区域经济调节税”就是现实生产率与历史贡献相统一的体现。区域经济调节税具有转移支付的性质，同时也是以往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资源投入的回报。从本质上看，区域经济调节税是政府根据经济均衡发展的要求，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而做出的正向调节，也是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一种修正。
西方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区域差别政策；评价
一、实施区域差别政策的必要性
区域差别政策是国家对国内一部分地区实行某种政策优惠，一部分地区不实行这种政策优惠，其实质是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将一定的经济利益让与某些地区，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实质而言，区域差别政策是一个国家立足于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通过政府所制定的旨在实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区域差别政策与市场经济制度可以并存，这不仅在上成立（通过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的作用可以充分论证），而且已由我国的经济特区和东部地区20年来的发展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得到证实。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家，都曾经普遍实施过或正在实行着区域差别政策，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现在，很少有人否定中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和这种差距可能给社会的稳定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解决地区差距，而在于怎样解决地区差距问题。大量的成果，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来看，地理位置、环境条件等的确是造成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国家在区域发展的问题上，采取了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为沿海地区提供了其他地区无法分享的种种优惠政策，这些作法对环境条件方面本来就有利的沿海地区是锦上添花，与此同时，对落后地区的雪中送炭却被忽视了。沿海地区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加大了它们与内地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解铃还需系铃人”，由于过去的差别政策而扩大的地区差距，最终还得主要依靠差别政策的纠正来解决。在过去，政策可以使这种差距朝某一个方向变化，它也应能在将来使这种差距朝另一个方向转变，这取决于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区域发展政策。
有些人认为，现在搞市场经济了，政府不应再干预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入wto了，也不应该再实行地区差别政策。然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市场本身如不加以限制只能扩大地区差距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没有任何国家会放手让市场来决定地区的发展，政府在促进地区均衡发展时进行必要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其他国家在解决落后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上的普遍政策实践也证明，wto原则并不一个国家内部实行的地区差别政策。中国西部地区既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又是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也是我国现有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还是与周边国家接壤最多、边防线最长的地区，更是资源最丰富、开发潜力最大、对我国二十一世纪发展影响最大的地区。对于这样一个地区的发展问题，国家应该在宏观政策指导上有别于其他地区，这是显而易见、顺理成章的事情，千万不可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因为“一刀切”实际上是一种最简单、最不用动脑子、可以不负责任的工作，是违反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本质原则的作法，是一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党八股式的工作作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既然西部地区的客观情况和发展层次不同于其他地区，那么，中央对于西部地区的政策也就应该不同于其他地区。
二、对我国区域差别政策实施情况的评价
（一）政策的力度问题
大多数人认为，之所以外资、东部投资不愿西进，是西部投资环境不好“若的祸”，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不仅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生活贫困，人才匮乏，体制落后等，而且开放程度低，政府效率低，社会治安差，市场秩序乱等。西部人并不讳言上述状况，但西部人似乎更强调另一点，即国家对西部的优惠政策不够导致西部对外资和东部投资缺乏吸引力。在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发展战略中，沿海地区同内地之间形成了很大的政策落差。这种落差，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在特区造出一片政策洼地，吸引各种资本和生产要素向这个洼地集聚，从而使东部获得了超常的发展。现在我国经济、政策、体制等背景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资本的趋利本性并没有变。西部要形成对各种资本的吸引力，同样需要构建出这样的政策洼地。如果仅仅把东部现行的政策搬到西部，一律平街，没有落差，那么各种资本为什么要去西部投资呢？各种资本为什么要留在西部而不向利润高的东部转移呢？不可否认，最近几年来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向西部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国家当年给予东部地区的很多优惠政策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如果给予西部地区的倾斜政策缺乏足够的力度，不能在西部构建出一个政策洼地，那么，向西部倾斜的格局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国内外的资金、技术将很难在短时间进入西部。
西部开发三四年了，除了国家在西部地区的财政投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外，外商和民间资本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并未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与此相反，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其他省区市的资本还在继续向东部发达省市流动。据2003年02月11日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报道：上海吸收外省区市投资的“胃口”越来越大，上海市工商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各地在沪投资总额达到506.5亿元，同比增长84.6%，平均每天有1.3亿元外地资本流入申城，工商部门的统计表明，2002年外省区市在沪设立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的全资或控股6427家，注册资本总额达到546.4亿元人民币，其中外省区市出资部分为50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8.5%、72.5%和84.6%。也就是说，现在的政策力度还不足以改变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继续向东部发达省市流动的趋势，更不用说吸引东部资本到西部投资。
因此，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不在于政策出台了多少，最根本和最要害的关键还在于这些政策的优惠和倾斜度或者说力度有多大。这种政策定位即政策的倾斜度、力度、优惠条件不应该是修修补补、缩手缩脚的，而应使企业、人才、资金、技术的投入所能享受的待遇、所能得到的效益、所能发挥的作用，高于或起码不低于其在东部投入的待遇、效益和作用为准。也就是说，要使各地的企业、资金、技术、人才对西部的投入所得的收益与其所冒风险之比高于或至少等同于其他地区。如若达不到这样的政策力度，则一切动听的语言、口号、空头许愿都无济于事；而所谓的政策也不可能扭转大局，西部的赶超也终将会落空或流产。因为，东部地区无论是投资的软环境方面，还是在硬环境方面都比西部地区要好得多，即使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下，资金等各种资源也会往那里流。相反，西部开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逆市场”调节的，也就是说和市场调节的着力方向是不一致的，有点像“逆水行舟”，政策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反向的市场调节作用抵消。只有当政策力度超过至少是等于逆向的市场调节作用时，向西部倾斜的格局才可能真正地形成。现在西部地区除矿藏资源外几无优势，区位、市场、产业、人才、基础设施等等尽皆劣势，要想在东部继续保持增长优势的政策框架下实现增长超越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采取比当初沿海地区倾斜政策力度更大、刺激力更强的倾斜政策，西部的加快发展才可能启动起来，实现真正的西部大开发。
（二）
2010
拓宽利用外资渠道”中提出要“优先安排西部地区项目”，“优先支持对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意义的环保、农业开发、基础、卫生、水利等领域的项目”，这里的“优先安排”、“优先支持”没有明确由谁来优先安排，安排给哪些地区，没有做到“优先安排”怎么办，有无惩罚，谁来追究责任等等……
政策的规范性、系统性和权威性问题
到为止，社会各界一直期待的《西部开发法》迟迟没有出台，比较系统的文件是《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2002]10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远景目标纲要》中对于西部开发政策的概括性阐述。
在西部开发的政策方面，更多更主要的是中央各个部委以“通知”和“意见”的形式各自出台的一些分散的、零星的政策，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国家经贸委、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外贸部《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实施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三年减按百分之十五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通知》，部《关于加强西部大开发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1]4号文《关于西部大开发中加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支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指导意见》和《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加大对西部地区项目开发工作力度的指导意见》，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联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实施工作的通知》、农业部的《关于加快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意见》等等。
还有一些政策信息是通过各部门领导的一些讲话来体现的。如国家计委副主任于广洲在西部疾病预防控制项目建设启动会上公布，中国将投入八亿元人民币国债，在西部十二个省区市以及东部和中部四个享受西部政策的地区启动疾病控制项目；教育部和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签约启动国家公费出国留学选派特别项目；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姚明德宣布，“十五”期间交通部每年投入2亿元，重点支持西部地区交通科技攻关，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对西部地区交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技术难题；国土资源部将对西部地区国土资源开发利用采取八项优惠政策措施；科技部提出的西部地区将在科技领域享受5项国家优惠政策等等。
这些由行业部门各自出台的“意见”和“通知”，由于没有经过上的认可程序，缺乏法律约束效力和权威性。尤其是主管部门领导以讲话的形式的政策信息，给人的感觉是既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也缺乏规范性。同时，这些政策出自多个行业部门，不仅缺乏相互之间的配合，而且给政策的执行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三、对实施区域差别政策的建议为加强区域政策的制定，加强对活动的干预，保证区域政策的有效实施，许多国家都设有专门的针对落后地区开发的区域经济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除负责制定有关政策和进行区域管理外，还负责制定地区综合开发计划、筹措开发资金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1933年，美国政府根据“新政”中的有关法案所成立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就是一个直属联邦政府的、拥有对该流域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的权力较大的政府管理机构。1950年，意大利政府在其南方的开发建设中，专门成立的“南方公共事业特别工程基金局”也是一个管理协调机构。1984年该局的使命完成后，意大利政府又设立了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平衡的新的特别干预机构——南方发展促进公司及其他有关促进公司。德国从联邦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没有专门负责区域政策的委员会。从80年代开始，巴西政府也先后在落后的东北部、中西部和亚马逊三个地区设立开发署、专司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管理。
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谈到西部大开发时，均表达过同一声音：西部大开发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是一项长期的工程。要完成这样一项长期的工程，就出自多门的政策不仅缺乏相互之间的配合，而且给政策的执行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为保证有关政策的落实，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许多国家都把解决地区差距的区域政策上升为法规，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如德国《联邦基本法》规定，联邦各地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应该趋于一致。《联邦空间布局法》规定，联邦领土在空间上应该得到普遍的发展。《联邦改善区域结构共同任务法》规定，联邦和州共同出资（各出50％）对落后地区的开发给予补贴。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也通过制定一系列法案来解决地区差距，促使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如1961年制定了《地区再开发法案》，1962年制定了《人力发展和训练法案》和《加速公共工程法案》，1964年制定了《经济机会法案》，1965年制定了《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案》和《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案》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西部大开发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设计能力和设计水平。中央政府应从管理、计划、财政、税收、、、生态环境、法制保障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尽早出台较为系统规范的政策体系及配套的实施细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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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意大利为推动南方地区经济发展和化进程，制定了到南方新办工厂给予10年免征利润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当时的利润税率为28％－36％），以鼓励家向南方投资。美国联邦政府为鼓励资本向落后地区流动，还专门扩大了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豁免权。同时，美国还实行能自动调整地区收入差距的累进税制。法国则在洛林、诺尔一加莱两个重点地区实行“无税特区”，即到这两个地区投资办厂创造就业机会者，除3年内免征地方税、公司税和所得税外，还免征劳工税各种社会杂税和分摊。
为了调动西部开发主体的积极性，吸引资本到西部投资，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家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差别税率政策。西部开发的最初年到年，中央应对西部实行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幅度不仅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要低于沿海特区最初发展的水平。，虽然国家已经给予了西部地区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所减免的大都是所得税，此税属地方税种，西部省份的各级财政普遍吃紧，有条件的地方政府早已通过先征后退的办法这么做了，而那些很穷的地方，给了它这个政策它也未必减得起。因此，税收优惠政策还应考虑从减免中央税比如增值税上做文章，可将中央对西部的增值税及分享比例实行“区域化”，即对西部的经济最弱省、经济次弱省、一般省，实行不同的增殖税率和分享比例。
资料：
[1]陈耀.国家中西部政策[m].北京：管理出版社，2000.
[2]赵英兰，纪鹤.国外解决地区差距的宏观政策[eB/oL].Http//3idea.net/jryw/jryw01112119.htm，2001-11-01
西方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区域协调；经济；发展。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调节和控制区域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是区域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区域政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即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就是要解决区域发展的公平问题。
区域经济政策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应当依据以下几个条件来判断：一是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相关规律。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域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到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差距趋于稳定；到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差距则趋于缩小。因此，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区域经济政策应该选择经济效率为主要目标，在经济发达阶段，应选择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倘若一个国家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太大，已构成经济近一步发展的障碍，甚至有触发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可能，区域经济政策就应选择社会公平为主要目标；反之则应把效率目标放在重要地位。三是社会资金积累能力和政府可用于开发的财力。因为公平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可运用的财力、物力。区域经济政策目标选择效率导向型还是公平导向型，必须依具体情况而定。
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开始的。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方式，国家的经济重心主要放在了东部沿海地区，这对于我国当时的国情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集中财力、物力发展经济，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东西部的矛盾愈来愈明显，已经开始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这时就要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西部大开发应运而生。国家在西部大开发期间给予西部最主要的就是政策扶持，政策带来了地区发展巨大的优惠优势，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向西部加大投入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产业政策向西部地区优先投产许多的建设项目，通过投融资政策不断改变西部投资软环境和提供优惠信贷等等。政策措施带来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同时更重要的是协调了东西部发展的差距，有利于我国整体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共处、人民的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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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大开发中的主要政策分析。
资金是地方发展的血液，国家为了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来解决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如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在按贷款原则投放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安排西部地区的项目。
另外在解决由于长期地方财政枯竭造成的社会生活发展迟滞的问题上，国家采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方式来解决，如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加，逐步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安排，重点用于西部贫困地区。对国家批准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工程所需的粮食、种苗补助资金及现金补助，主要由中央财政支付。对因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工程而受影响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适当给予补助。
产业政策是地方经济建设方向性的重要指导性方针，主要目的和方法是针对不同区域功能的区域设置不同的产业发展方向，优先发展优势产业，鼓励发展潜力产业，限制发展落后产业，禁止发展淘汰产业。对于西部大开发首要解决的产业问题是基础设施的落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产业发展的不规范，因此国家在西部地区优先安排建设项目。包括：水利、公路、铁路、机场、管道、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特色农业发展，水电、优质煤炭、石油、天然气、铜、铝、钾、磷等优势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色旅游业发展，特色高新技术及军转民技术产业化。加强西部地区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资本金制、工程招投标制、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项目环境监督管理制等制度的建设和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
国家除了要利用好宏观调控的职能外，还要积极使用市场这把利刃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因此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投融资政策鼓励企业在西部加大投资力度，用金融信贷的优惠措施吸引企业提高在西部投资的比重。
首先是大力改善投资的软环境。深化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加大对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减负脱困、改组改造的支持力度。加强西部地区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建设。积极引导西部地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凡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原则上允许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中小企业服务机构。除国家重大项目和有特殊规定的项目以外，凡是企业用自有资金或利用银行贷款投资于国家鼓励和允许类产业的项目，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并一道按规定程序报批，初步设计、开工报告不再报政府审批，相应简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程序。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强化服务意识，消除行政垄断、地区封锁和保护，加强依法行政，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环境保护，防止盲目重复建设，依法关闭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厂矿企业。
另外加大金融信贷支持。银行根据商业信贷自主原则，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建设的信贷投入，重点支持铁路、主干线公路、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大中型能源项目建设。加快国债配套贷款项目的评估审贷，根据建设进度保证贷款及早到位。对投资大、建设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根据项目建设周期和还贷能力，适当延长贷款期限。
参考文献
[1]杜肯堂。区域经济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
西方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西部开发;财政投资;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6-0027-03
国务院总理2007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政府投资使用要确保三个高于,即:用于直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入高于上年,用于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高于上年,用于西部大开发的投入高于上年｡”由此可见,中央政府通过加大财税政策对西部大开发长期､持续的支持政策是不变的｡但是,在这次人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传出的信息却是国家税收政策的优惠将从地区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深圳等经济特区的企业对这一转变十分敏感,而西部地区在这一政策变化面前缺少必要的关注｡本文将对新形式下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东西部经济和财税现状比较
1.东西部经济差距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梯度开发”战略使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使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上的差距逐步扩大(见表1)｡
从表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东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差异达2倍左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二是东西部之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均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2.国家财政投资的东西部比较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资布局的重点逐步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1978―1997年,东部沿海地区国有单位基建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由40.1%迅速提高到53.3%,而中部地区由30.6%下降到23.6%,西部地区则由20.4%下降到15.7%｡从国家预算内投资的地区分布看,在1993―1997年,由于部分地区投资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东部地区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所占比重提高了5.9%,而中西部地区则提高了10%｡之后,由于部分地区投资比重的增加,三大地带所占比重又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若以内地投资为1,沿海与内地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之比,从1993年的0.91下降到2000年的0.58后,又继续下降到2004年的0.45(见下页表2)｡从投资总量看,西部地区占有的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的比重到2002年时才首次超过东部地区,其人均占有的国家预算内资金在2000年时首次超过东部地区｡说明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在21世纪初逐渐偏向西部地区｡
3.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东西部比较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相对均衡发展战略,税收优惠政策作用较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部地区逐渐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在内的区域性对外开放体系,并享受诸多税收优惠｡西部地区则未能享受大多数税收优惠｡虽然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税收政策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必要的倾斜,但从总体上说,对西部的税收优惠有过多的限制条件,优惠政策很难像东部地区那样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例如,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在2001―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一规定实际上优惠范围只是特定的产业,比起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在对西部的行业优惠上,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的行业和比例也是限定在比较窄的范围｡可以说,目前西部税收优惠政策模式基本上是沿用了沿海和经济特区以减免税为主的模式｡由于西部和东部先天条件的不同,这一曾经带动沿海和经济特区经济腾飞的税收优惠政策模式在西部却难以奏效｡
二、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实施的主要问题
1.中央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待加大
我国现阶段执行的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旧体制交替的产物,包括定额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1994年开始实行的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1995年开始实行的按“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进行的转移支付｡过渡期转移支付主要针对中西部地区,但该项转移支付规模太小,仅占这些地区当年中央净转移的几个百分点｡1994年开始实施的在保证既得利益前提下的分税制,把财政包干体制下形成的财力不均带入新的分税制中｡这使地区间不均衡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新体制中肯定了这种差距,使地区间财政失衡状况加剧｡虽然近几年中央加大了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力度,但是,对面积大､基础差的西部地区的发展来说,中央的转移支付无疑是杯水车薪｡
2.西部地区财政投资效益有待提高
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固然与投资量紧密相关,但另一个重要根源却在于东西部投资效益方面的差距｡国家对西部的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从“三五”时期达到高峰后,直到“八五”期间,都是急剧下降,至“十五”期间才有所回升,比重达到19.48%｡而从投资效果来看,无论哪个时期,西部的投资效果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西部在投资环境､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技术条件､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及资源配置等诸方面都的确与东部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主要依靠中央指令性计划,由国家直接嵌入项目式的开发,虽然耗费了巨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但却造成投资效益低下及对国家投资的高度依赖性等问题｡
3.政府机构规模庞大,财政负担沉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相对滞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政府,改革的难度很大｡由于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政府机关相对稳定的收入反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人员从政府机构流出缺乏内在的动力｡每亿元GDp所供养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西部地区不仅高于中部地区,而且是东部地区的两倍多｡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西部也是高于东部｡受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一直偏低,再加上庞大的行政人员负担,使许多西部地区的政府变成了“吃饭”财政｡一些西部的县级财政更是捉襟见肘｡
4.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到实处
虽然国家在促进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出台了一些对西部的优惠政策,但是,从几年来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效果并不明显｡一方面表现在地域间税收优惠差距不大,有些税收优惠政策是中西部混同,有些是对东部政策的使用范围放宽,税收优惠未拉开相当距离｡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特别是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公布,西部税收优惠政策的“含金量”不断降低｡另一方面,表现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倾斜力度不够,未能有效降低西部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税收政策未能有效抵消或减轻西部企业较之东部企业在区位､信息､产业､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不足｡此外,由于税收优惠成本多由地方承担,而地方财力不足,无法真正落实优惠政策｡
三、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的制定
在关于西部大开发的一系列文件中,国务院多次强调了要采用直接投资､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财政政策以增加资金投入､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西部大开发｡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运用财税政策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视｡如何在这一大政方针下,有针对性地推出和完善财税政策的实施细则,应该是在今后一个时期理论界和管理层的工作重点｡
1.政策的制定应针对西部地区实际有所创新
现行的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充其量只是对现有的东部税收优惠政策的简单模仿,不能通过产生西部与其他地区的税负差异达到吸引生产要素的目的｡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深圳等经济特区采用的土地优惠吸引外资成片开发的政策在西部只能局部起作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还得以国家财政为主导,以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对于西部经济发展来讲,政策和资金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只有在此基础上辅之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创新才会激发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廉洁高效的政府､健全的法治､充满活力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源源不断的新产品,等等,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大开发｡
2.政策的制定应有利于调动多种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经济特区一般地处沿海,政策着力点在于吸引外资､扩大开放､加强对外交流,因此,财税政策的优惠更多地表现在对外资的优惠上｡而西部发展重点是缩小与东部的差距,提高西部企业的竞争能力和西部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广泛吸引包括外资､东部资本及西部民间资本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本｡因此,财税政策的优惠也应该是不论经济成分的普遍优惠｡税收优惠政策要有利于吸引各类投资主体积极投资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鼓励发展的有市场前景的产业和项目,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社会民间资本,调动多个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框架下,在引进外资和西部以外资金时,适当放宽税收政策,如提高税前扣除标准､扩大扣除范围､加速折旧､实行投资抵免或再投资退税等,增加吸引力,以降低市场进入成本｡
3.政策的制定应把握政策转型期间的各种机遇
针对特殊地区的财税政策的实践,沿海经济特区的建设无疑提供了成功的典范｡虽然西部的现在不同于沿海特区的当初,但西部现在也存在新的机遇,首先,中国已完成了加入wto的过渡期,内外有别的税收政策已在逐步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税收政策思路,向西部倾斜的财税政策显然在新思路的涵盖中,这一期间的政策调整具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其次,中国现在的政策着力点从1994年的防止通胀转到今天的稳健运行,增值税的转型已提上议事日程,东北地区已在行业试点“消费型”增值税,西部财税政策的制定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宏观政策提供的大好机遇,适时实行增值税的转型,从而使政策效应达到最大化｡再次,在新的所得税法细则中,虽然不太可能对西部按照地区的差别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但是,针对西部地区的特定产业的优惠应该在可以考虑的范围之列｡
4.政策的制定应有针对性地支持西部特色产业
由于西部的后发展,在产业结构上不应一味追求大而全,而应该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财税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利于西部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加大对西部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有选择地在西部地区建立旅游经济区､能源开发区､特色产品加工区等,通过财政直接投资､产业税收优惠等政策,扶持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财税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利于西部地区现有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西部地区应当抓住国家调整宏观经济结构的难得机遇,加大工作力度,以市场为导向,从各地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出发,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培养扶持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培育新的经济税收增长点｡促进西部特色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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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xplorationonthefinanceandtaxationpolicywhichpromotesthewesterndevelopmentUnderthenewsituation
DenGHua-li
(FinancialDepartment,panyupolytechnic,Guangzhou511483,China)
西方经济政策篇9
我国在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失衡的区域发展正日益扩大，这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以及经济的长久发展不利，政府部门需要积极调整相关宏观经济政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调整财政政策对促使区域经济更加协调发展意义非凡。从在区域经济中当前实施的财政政策的不足入手，介绍了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的财政取向。
【关键词】
财政政策；协调发展；投资政策
我国疆土辽阔，由于受到资源、地理位置、政策制度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层次性。正是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是为了调整地区发展差异、状态与分布，它是为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有利影响而实施的措施。怎样适当的对区域经济政策进行运用，才能更好的解决区域经济面临的实际问题，让大众的利益在最大范围与程度得到增长，已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财政政策对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的不足
（一）财政转移支付对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缺乏力度
在分级财政体制中财政转移支付是重要构成部分，将公共服务水平在不同地区实现统一化是建立这一制度的目标。财政转移支付在我国主要有结算补助、体制补助、专项拨款及返还税收等方式，当前在这些方面还没有充分体现出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的作用。在转移支付的各种方式中，结算补助与专项拨款是按照项目来分配的，有些的针对中西部给予的支持政策，但在实际分配时东部地区通常占有较大份额。中央不规范的专项拨款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选择项目补助的范围、监督专项拨款、专项拨款制定的各种分配办法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强化。
（二）投资政策对缩小地区差距不利
相对于东部发达的地区来说，区域投资政策对中西部地区产生不利。这不但表现在外资集中输入到东部沿海地区，还表现在通过各种渠道将中央支持西部的资金输入东部。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例如交通运输、住房、水电及通讯设施等方面，发达地区得到的支持明显大于不发达地区，这样就产生了产业配套与基础设施条件的较大差距，对不发达地区引入投资形成不利。一直以来不发达地区都缺乏有力的投融资机制，本应给予的转移支付与开发性投资在中西部严重缺失，这样中西部地区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投资所需的外部环境。除此之外，财政投资单一的渠道、资金来源有限。国债资金与财政资金是国家投资各地政府的主要资金来源，规模有限及投融资路径较窄，不可理的投资结构，使得投资效率偏低。
（三）税收政策存在缺陷
第一，地方政府既没有减免税收的权利，更没有对地方税收进行立法的权利，对地方政府不利于调动它们的积极性，使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受到限制；第二，在当前实行的税收体制中，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营业税，营业税的主要税源来自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在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发达，征收的营业税总量较大，地方财政收入就会水涨船高，然而第三产业普遍在落后地区发展滞后，有限的营业税税源，导致了中央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偏高，地方税比例偏低，致使地方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第三，在中西部地区调整的税收政策所获得的税收优惠不必东部地区多，在税负方面中西部地区依然超过东部地区。
二、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对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
为了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实现统一化，需要对地方与中央分配税收的模式进行完善，将高度集中的中央财政进一步显现，实现转移支付应有的力度。让一般性转移支付得到健全，使其支付规模扩大，专项转移支付优化结构，对边疆地区、少数名族地区、相对贫困地区、粮食生产区、生态保护区进一步增加转移支付的地位，在落后地区发展特色产业。逐步将公共财政扩大到广大农村范围，把新增加的教育文卫支出倾向于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对各级政府要依法规范其权限和职能，对其公共服务支出要科学界定责任，将地方与中央分配收入模式适度调整。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财力与行使职权要得到保障，这是各级政府提高行政能力与履行期职责的前提，同样是转移支付制度得到规范的基础。
（二）调整投资政策，积极引导对中西部投资
要想对当前有利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投资政策进行调整，就需要将大量的投资积极引导到中西部地区，让中西部地区在区域投资外部环境方面能够满足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的要求。对贫困落后的地区要加大投资教育领域的力度，推动中西部地区不断提升当地人力资源水平。有些省、自治区及市县经济比较落后，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教育拨款需要更倾向于这些贫困地区，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与鼓励社会资金在这些地方兴办教育，以便对贫困落后地区大力开发稀缺的人力资源。对贫困落后地区还要加大投入公共设施的力度，从而将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存在的差距逐步缩小。
（三）对税收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中西部要想具有吸引力就需要适当降低税负。首先，积极实行有效的中西部减免政策，尤其是要注重减免中央税，国家是否真正实施扶持就体现于此。并且国家正在推行增值税转型，其试点范围可以涵盖到中西部地区。从某种角度说消费型增值税代替生产型增值税能够刺激投资，进而为当地经济带来快速发展的机遇。其次，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要对投资具有吸引力；外来的投资者将在中西部投资的税后收入再次投入到该地区，需要实现全额退税。最后，要想吸引人才就要采取优惠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在扣除个人所得税费时提高标准，专项补贴给引进专业人才的应给予免税；对技术服务、转让技术成果所取得的收入应采取适当的减税措施等。另外，就税收分配比例与管理税收的权限而言，中央财政应向中西部财政输送更多优惠。
三、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的不同地区在发展经济都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力度，相关财政政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重大，不管是对吸引人才、投资，还是创新技术都离不开财政政策的积极引导。然而我国财政政策对协调发展区域经济还有不足之处，这就需要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的财政政策实时加以调整，诸如对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调整投资政策，积极引导对中西部投资、对税收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协调发展区域经济。
参考文献：
西方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西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策；政策性投融资
一、西部地区欠发达的财税政策因素分析
1．地区财政支出总量不足、结构欠佳，经济发展的财政基础较为薄弱。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在现行分税制不完善，特别是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亟待改进的情况下，西部地区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制约了其地方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而低水平的地方财政支出，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其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据资料分析，西北西南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在近二十年中与华东地区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人均财政支出之比（华东地区：西北西南地区）已由1980年的1∶1．123下滑到1997年的1∶0．82。从两大地区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状况对比看，西部地区在基本建设、城市维护、文教科卫和其它各方面支出比例明显偏低，而行政管理费及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比重则大大超过全国和东部地区。这种偏低的财政支出总量和不良的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建设、人才培养、技术进步、公共设施的维护与建设，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晰地表明西部财政目前更多地体现为吃饭财政。这与地区经济起飞时所要求的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按照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支出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公共投资在经济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一般都应较高，因为大量的社会基础设施需要公共部门参与投资，这些公共投资通常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使其进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期阶段的必要条件。
显然，由于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在总量与结构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性，已使得地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投资硬环境得不到起码的改善。仅从铁路密度来看，每万平方公里面积拥有的铁路长度，全国平均为59．8公里，东部高达132公里，西部仅为25．2公里，西部铁路的网间距离达727公里，远远超出了公路运输的有效范围，致使许多地区处于封闭状态。
而为了解决财政支出方面的现实困难，西部各地只能依靠大幅度提高对企业征收非税收入来弥补财政不足，从而使得企业的平均税费负担远高于东部地区企业，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地方经济的振兴。据调查，四川省1993－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10．74％，非税负担为21．7％，税费负担合计为32．44％；西安市百户企业调查，1993－1996年平均税收负担为12．91％，非税负担为26．39％，税费负担合计高达39．3％。而东南沿海的广东省，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7．61％，非税负担为15．22％，企业税费负担之和则为22．83％，尽管也较高，但与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明显要轻。事实上，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已使得其平均税负的提高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税负提高幅度。
2．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原有财税政策差异明显，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西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遵循均衡发展的政策。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首次列出“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篇”，提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三种不同类型地区各自发展方针起，与“非均衡布局战略”相配套，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以区域优惠为侧重点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财税优惠政策，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陆一般地区”由低到高的梯级税率（15％、24％、30％，经济特区部分企业最低为10％）。尽管在有关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财税优惠在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当基本的决定因素对于一项盈利性投资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且东部的FDi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时，从边际角度来看，财税优惠无疑会左右投资。事实上，特别优惠的财税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在东部投资的政策与财务风险。相应降低了在西部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进而促使外资、技术在区域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快速聚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也因收益差异而逐步东移，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因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而产生的“回波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部地区对外商投资企业所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东部地区与非优惠的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联合国有关投资地区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相关（见表1）。
3．缺乏强而有力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系与政策的支持
所谓财政政策投融资，是财政为了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信用为手段，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活动。其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信用原则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特定的财政关系。由于其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特殊作用，二次大战以来，倍受一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韩国的重视。我国的政策性投融资，尽管建国之初就有，并经1979年以来的不断改革，初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格局。但由于投资的重点复又从中西部地区转向沿海地区；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多元化投资主体、多种资金来源之间存在矛盾；政策性投融资机构资本金严重不足；各投融资管理机构各自为政，缺乏统筹与协调；再加上资金使用的低效率、政策投融资体制定位的不合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政府金融优惠形式单一等原因，政策性投融资（包括政府直接投融资和金融优惠，特别是金融优惠）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开发、先导、引流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缺位，西部地区的投资硬环境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二、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的调整与改进
1．规范中央财政对西部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纵横转移支付力度。
要改善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的困难状况，扩大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增加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全局，带动作用较大的重要项目，为西部开发创造良好的条件，逐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规范转移支付形式，增强转移支付机制在均衡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功能，应是当务之急。众所周知，美国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之所以能在近几十年中迅速崛起，缩小与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除了得益于美国政府60年代初制定各种法案，以法律形式确保促进后进地区的经济开发外，联邦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功不可没。仅1975年就有308．49亿美元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南部。到1984年，在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各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西部占22．6％，南部占34．5％，东北部占21．6％，中北部占21．3％。财政资金的大量倾斜大大支持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由于受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制约及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方针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财力差距甚大。据资料分析，我国1996年人均财政收入（扣除债务收入）近600元，人均财政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1976．6元，为贵州的14．2倍。从财力自给能力系数来看，上海为578％，北京为366％，为33％，贵州为40％。这表明我国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大，涉及范围广，具备进行纵横交叉转移支付的条件和可能。我国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在近几年中虽有所修改，但在结构及其功能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确定不规范、数量不足，属于补质的转移支付种类过多，税收返还政策使得转移地区重点不突出，一般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与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的分工和协调不够，纵向转移支付缺少横向转移支付方式的密切配合等。为确保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性，建议今后应运用立法手段确保转移支付机制的严肃性、一贯性和连续性，按照方向性和透明度原则及多种措施综合配套的原则，规范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展横向转移支付。在现有基础上，逐年缩减税收返还的规模，逐年扩大中央对西部一般性转移支付量，采用因素法科学核定，逐步提高西部居民可享受的基本社会福利或公共服务水平；根据各项基础设施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性、规模大小、影响范围等因素，科学确定中央财政直接负担的专项转移支付比例水平；积极探索经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形式，逐步形成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为辅?莺峤徊娴男滦兔嫦蛭鞑康厍牟普浦Ц斗绞健?/p>
2．改进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模式，全面推行零基预算。
综观西部地区财政的现状，一方面，由于其财力供给能力较低，财力规模过小，“吃饭财政”的特征较为明显。加上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有限，且往往都是“戴帽”下达，地方财政的收支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看到，财政“越位”问题也相当严重。一些很少具备行政管理职能的后勤服务部门被划入了行政范围，部分有经营收入的事业单位至今仍列入财政供给范围。于是形成与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相对应的行政事业单位编制“一胀再胀”，财政供养人员有增无减。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较低，传统的以财源建设为己任的聚财和理财方式，导致财政在市场领域的相关支出不断上升，财政的基本职能难以有效实现。要逐步改变西部地区财政入不敷出、越位与缺位并存的不合理状况，光依赖中央财政的支持是不现实的，必须同时做好地方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彻底摒弃管理基数法，逐步推行零基预算。西部地区的部分地方近年来试行了零基预算，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基础管理工作没做好等多方面的原因，效果不很明显。从目前来看，推行零基预算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较为规范的零基预算信息体系，做好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如定员定额管理，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基础上，严格确定单位人员编制。按照财政支出项目的轻重缓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当然，零基预算只是预算编制的一种方法，其本身并不能对控制预算支出起决定性作用。要使零基预算能够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我认为，关键是要坚持按《预算法》办事，强化预算约束机制，建立健全支出监督体系；重视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管；彻底改变重收入、轻支出管理的陈旧观念；实行公共财政支出管理。
3．缩小东、西部地区投资的财税优惠差距，公平投资的政策环境。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原有的主要针对沿海地区的以地区倾斜为主、辅之以产业倾斜并交错使用减低税率、定期减免税和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手段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和发展的需要。调整地区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产业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已是大势所趋。今后，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一方面，国家应在严格控制东西部地区之间税收待遇差异扩大的基础上，按照国税发1999172号文件的指示精神，逐步把在东部沿海实施多年且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实行，甚至可考虑建设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通道或基地，辐射和带动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如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广西防城港开辟西部保税区。另一方面，也可考虑逐步取消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性税负政策，将内资企业的税负减到外资企业的水平，特别是对东部地区来西部投资开发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以吸引来自西部地区外的各种资本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地扩大财税优惠政策的引流效应。要借这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指导目录鼓励类项目投资审批权下放的契机，加快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项目审批程序与方式，改串联式审批为并联式审批，努力在西部的投资软环境上做足文章。
4．着力构建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政策框架。
西部开发所需的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大量的前期启动资金。财政通过增加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项目的直接投资规模，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纵观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起飞历程，几乎无一例外不借助集财政性与金融性于一身的政策性投融资。韩国在经济起飞的“一五”计划时期，财政投融资贷款占政府农林水利投资的25．8％，社会公共投资的53．2％；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后，为振兴边远落后地区的发展，先后于1956年和1972年建立了北海道东北开发金融公库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1／3的投资补助；荷兰政府为鼓励工商业扩散到兰斯塔德（RandstadHolland）大城市区以外的地区，对在北部和南部地区扩建的企业提供10％－30％的奖励金，而对新建企业提供15％－35％的奖励金。英国政府则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为鼓励外商、国内企业和私人资本到西部欠发达地区投资设厂，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很有必要借鉴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鉴于我国现行的财政投融资还很不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下财政投融资的基本套路，尚未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融资体制与运行机制，积极探索新体制，运用新机制，拓宽融资渠道，着力重塑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构建所需之政策框架，无疑将极大推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为此，一方面，国家要尽快理顺财政与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关系，建立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而又完全有偿的投融资体系，通过编制集中统一的《政策性投融资计划》来协调财政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必要时，甚至可考虑建立西部开发银行为西部地区的开发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财政投融资的有效方式，充分发挥各种金融优惠如政府投资补助、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和政府保险等在西部开发中的积极引导作用，同时要注意政府实施的政策性投融资与民间金融的相互配合、补充，以期达到“四两拔千斤”的引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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