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为处罚办法篇1
一、金融行政处罚实体上严厉
在金融行政处罚目的的指引下，金融行政处罚主要针对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其具体处罚规定与其它领域的行政处罚规定相比要严格得多。
第一，处罚权只能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这就表明，认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只能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不能委托其它组织进行处罚。
第二，处罚涉及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依照本办法受到开除的纪律处分的，终身不得在金融机构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通知各金融机构不得任用，并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依照本办法受到撤职的纪律处分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一定期限内直至终身不得在任何金融机构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或者与原职务相当的职务，通知各金融机构不得任用，并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
这就意味着，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一旦被开除，便永久丧失在金融机构任职的资格，一旦被撤职，则在一定期限内或者永久丧失在金融机构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资格。
第三，对违法行为人的责任追究期限长。《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四条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离开该金融机构工作后，被发现在该金融机构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规定的，仍然应当依法追究责任。”这一规定就排除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两年时效在金融行政处罚领域的适用。金融行政处罚对追诉时效作了极大的延长，无论金融违法行为实施之后经过了多长时间，只要一发现，就会被依法追究责任，这就杜绝了违法行为人经过追诉时效而逃避责任的企图。
第四，有关罚款的规定详细而明确。在《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中一共有近30处关于罚款的规定，详细列明了需要处以罚款的不同情形，并明确规定了罚款的额度。其它领域的行政处罚则少有这样详细的规定。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行政处罚中的罚款数额较其它领域要高。从《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看，罚款额最低为1万元或者违法所得的1倍，最高则可达到50万元或者违法所得的5倍。
二、金融行政处罚程序上严谨
与其它领域的行政处罚程序相比较，金融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定更为严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金融行政处罚的主管与管辖，《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作了严密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行政处罚，实行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即由中国人民银行执法职能部门负责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调查，提出处罚意见。法律事务工作部门负责复核处罚意见的合法性与适当性，组织听证。而其它领域的行政处罚程序则往往不涉及主管机关内部的分工问题。
在管辖方面，不仅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各分支机构的管辖范围作了明确规定，还对作出吊销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责令停业整顿、撤销金融机构的代表机构的处罚的管辖作了特别规定。
第二，实行行政处罚委员会制度。依据《程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行政处罚委员会，由行长或副行长（主任或副主任、特派员）、主要执法职能部门和法律事务工作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行政处罚委员会的职责是对重大行政处罚作出决定；对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外的其他行政处罚决定，进行监督检查。对金融行政处罚组织的构成、职责范围等明确固定，这就为金融行政处罚的正确、顺利适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规定了处罚决定作出之前的相关程序。中国人民银行执法职能部门负责立案以及调查取证，调查终结，执法职能部门写出调查报告，并制作《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连同相关证据及其他材料移送法律事务工作部门进行审核，并征求意见。经审核，法律事务工作部门提出意见，将有关材料退回执法职能部门，再由执法职能部门报主管行长或行政处罚委员会批准。在《程序规定》中当事人行使陈述申辩权以及申请听证权的程序也十分明确。这一系列严密的程序规定不仅保证实体行政处罚权的正确行使，同时也充分体现了金融行政处罚的维护金融机构、其他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第四，在处罚的决定及监督方面，也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定。一般的金融行政处罚由主管行长或副行长（主任或副主任、特派员）审查决定，对于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则要由行政处罚委员会审查决定。金融监管办事处行政处罚委员会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还应报分行批准。金融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还应按《程序规定》所提供的格式制作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对于作出撤销金融机构的代表机构、吊销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处罚决定的，还应在《金融时报》上予以公告，以使机关公众和社会知晓。
《程序规定》赋予行政处罚委员会对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外的其他行政处罚决定的监督检查权。赋予法律事务工作部门对执法职能部门的立案、调查、取证等工作的审核监督权。这也是其它领域的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所鲜见的。
金融行为处罚办法篇2
【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构成;司法认定
【正文】
按照《刑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的规定,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谓“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以下问题值得探讨。
一、金融机构是否可以构成本罪
按照《刑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也可以由单位构成。对于金融机构是否可以构成本罪,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对于没有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如果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财务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没有向一般公众吸收存款的资格,财务公司只能向特定成员单位吸收存款,如果财务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非法向公众吸收存款,则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国务院相关行政法规也有相关刑事处罚罚则的规定,如国务院《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7条规定:“财务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规模发行财务公司债券;(二)吸收非集体成员单位存款或者向非集团成员单位发放贷款;(三)违反规定向非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四)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行为。财务公司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财务公司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责令该财务公司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罚办法》第28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得以办理委托、信托业务名义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委托、信托业务。信托投资公司违反前款规定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信托投资公司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停止该项业务,对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具有向公众吸收存款资格的商业银行来说,是否能够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则存在争议。肯定论者认为,商业银行违反国家规定,采取非法提高利率等方式吸收公众存款,如果情节达到一定程度,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从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看,法律并没有对该罪的犯罪主体作任何限制的规定,只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了金融秩序,就有可能构成本罪。有存款业务经营权的金融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同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种社会危害性不仅表现在金融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导致金融市场秩序的混乱,而且阻碍了国家货币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削弱了国家通过信贷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给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从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来看,主体地位平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金融机构的银行也是一样,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各主体都要平等地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不仅在民商事法律面前平等,在刑法面前也是平等的。有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经营权的金融机构如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不论罪处罚,势必有失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入世承诺的履行,金融业将全面开放,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成分和性质也越来越复杂,不仅有国有商业银行,还有股份制银行、民营银行、外国银行等等。如果把有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排除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之外,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合法的。[1]否定论者认为,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高息揽储等行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围,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
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如果这些金融机构非法采取高息揽储等手段吸收公众存款的,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般可给予行政处罚。主要理由是:第一,从立法机关设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初衷看,主要是为了打击当时没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以各种名义非法集资、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对于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以高息揽储的行为,并不在打击的意图之内。20世纪90年代,我国相继发生多起具有全国影响的非法集资行为,如沈太福案、邓斌案,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对这种非法集资的行为进行规制的条文,这些案件一般都是以投机倒把罪等其他罪名处理的。鉴于这种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6月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第7条明确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是本罪第一次以单行刑法的方式得以确立。1997年《刑法》修订时,该内容被完全吸纳。
第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对行政犯的犯罪构成的认定应当参照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谓“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从该条规定的字面含义分析,行政法规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强调的是未经相关主管监督机构批准,不具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单位和个人非法吸存的行为,而不是针对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单位的某种违规吸存行为。国务院《处罚办法》的相关规定也印证了这一点。《处罚办法》第27条和第28条规定财务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如果违反规定非法吸存的,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处罚办法》第15条规定:“金融机构办理存款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擅自提高利率或者变相提高利率,吸收存款;(二)明知或者应知是单位资金,而允许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三)擅自开办新的存款业务种类;(四)吸收存款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客户范围、期限和最低限额;(五)违反规定为客户多头开立帐户;(六)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存款行为。金融机构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责令该金融机构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从该条“金融机构办理存款业务”的用语来看,显然指的是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根据该条的规定,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如果擅自提高利率或者变相提高利率吸收存款的,只给予行政处罚,而没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这和第27条、第28条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处罚办法》其他条文的规定看,共有13个条文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也有多处条文只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没有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看出,《处罚办法》对第15条的规定显然是有意为之,而不是立法者的疏漏。故行政法规显然并不认为具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高息揽储的行为有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的必要,刑法应当与此相衔接,将这类主体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中排除。
第三,具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高息揽储的行为,虽然是违规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其社会危害性和没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单位和个人的非法集资行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显然要轻很多。其危害性主要体现在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相对于其他同样具有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而言,高息揽储的金融机构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地位,而这显然不是刑法设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要着重保护的客体。刑法设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保护的客体,主要是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社会公众的财产利益。而且,具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高息揽储的行为,国家也容易发现和控制,没有必要通过刑事手段来调整,故不需要将其纳入该罪的主体范围。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行为界定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否以“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为构成要件
金融行为处罚办法篇3
反洗钱现场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反洗钱组织机构及内控制度建设、反洗钱宣传和业务培训、客户身份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料与交易记录保存、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总的来看，证券、保险业反洗钱工作较为薄弱，一些方面有待加强：
1.反洗钱组织机构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7家机构中，仅有2家机构通过发文方式成立了反洗钱领导小组，明确了反洗钱部门和反洗钱岗位职责，其中1家为收到检查通知后才成立。基层小机构由于人手较少，分工不明确，仍有机构没有设立专门的反洗钱岗位。
2.制定了反洗钱内控制度，但尚未开展相关检查督促工作。7家机构总公司均制定下发了反洗钱内控制度，2家被查机构制定了相应实施细则。但7家机构均未对本公司及下级机构反洗钱工作开展过内部审计，也未对下级机构的反洗钱内控执行情况开展过检查。
3.开展或参与过反洗钱培训，但缺乏对一线员工的反洗钱培训。4家机构组织或参加过反洗钱培训。基层证券机构仅公司老总或部门负责人参加过反洗钱培训，普遍缺乏对一线员工、柜台人员的反洗钱培训。
4.宣传工作开展不够深入。3家机构以悬挂条幅、开设宣传橱窗等方式开展了宣传，其中2家为收到检查通知后才开展。
5.客户身份识别停留在柜台核对和登记阶段，缺乏更深层的身份识别。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别时，核对、登记客户相关身份信息，但主要出于自身业务需要，尚未按照《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要求，做到留存身份信息要素齐备、了解客户及交易目的和性质、识别实际受益人或实际控制人、划分客户风险等级等。
6.客户身份资料、交易记录保存工作比较到位。电子文档及纸质资料保存均比较完善，能够保证再现每一笔交易，并能保证检查需要。
7.开发了大额与可疑交易报送系统，但漏报与多报现象并存。7家机构总公司均开发了反洗钱大额与可疑交易报送系统，截止检查日，7家机构上报大额交易795笔，可疑交易24笔。从4家证券机构看，实施第三方存管后，由于已无现金交易，大额交易已勿须报送，可疑交易报送方面，系统筛选设置的标准较低，筛选后的可疑交易未予人工识别即予报送，存在多报现象。从保险机构看，2家人保公司漏报可疑交易类型主要是频繁投（退）保，1家财保公司报送系统一直处于“试运行”阶段，漏报可疑类型主要是频繁投（退）保和第三方支付。
二、值得关注的问题
现场检查发现，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关注：
1.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驱动性问题。从现场检查情况看，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更多出于外部压力，即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和监管部门的监管，缺乏内在驱动。主要是反洗钱工作具有典型的“外部效益”，金融机构为开展反洗钱承担了人员经费、设备配备、系统开发、客户流失等较高的成本，自身却不能得到相应的经济效益。由于成本效益的不匹配，导致其反洗钱工作内在驱动不足。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被动应付，专注于形式合规，不利于反洗钱工作有效开展。
2.合规监管与风险监管的选择问题。反洗钱监管应以适度监管为原则，兼顾成本与效率、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与反洗钱形势发展间的平衡。目前，反洗钱监管以“合规”为中心，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开展现场检查，对违规机构实施严厉处罚。与此相应，金融机构也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研发程序，依赖系统筛选而忽视人工判别。洗钱案件的破获与可疑交易报告比例过低说明反洗钱成效亟待提高。相比合规监管，风险监管树立“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通过对洗钱风险的综合评估，对不同风险的机构实施不同强度的监管，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同时，通过风险监管，引导金融机构注重防范洗钱风险，从而提高反洗钱的自觉性、自主性。相比合规监管，风险监管也将带来现场检点、处罚结果等方面的差异。
3.可疑交易报告的有效性问题。目前，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成为突出问题。一是金融机构系统设置的可疑交易报送标准远低于《办法》要求。如证券行业可疑交易报告标准之一“长期闲置的帐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多数机构将“长期”设定为2、3个月，远低于《办法》“一年”的标准，系统筛选出大量可疑交易后全部报送。二是依赖系统筛选，缺少人工识别。对于由客观标准加主观识别构成的上报标准，一些机构按照客观标准设定系统参数，筛选出大量可疑交易后未经人工识别即予上报。三是要素填写不全。银行业、保险业可疑交易报告要素为40项，证券期货可疑交易报告要素34项，有的要素系统不能自动提取，人工填写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导致产生缺项报告。要素填写有误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4.可疑报告标准的适用性问题。一是保险业完全主观可疑报送标准应予修订完善。2007年3月开始实施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侧重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主观识别，大部分条款为客观标准加主观判定，但仍有几条完全客观标准的条款，如第十三条第二款“频繁投保、退保、变换险种或者保险金额”、第十七款“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给付保险金时，客户要求将资金汇往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外的第三人；或者客户要求将退还的退保费和保单现金价值汇往投保人以外的其他人”。检查中发现，2家寿险、财险公司6个月符合第十三条“频繁投（退）保”的交易较多，仅每笔金额2万元以上频繁交易有2000多条，有的是为父母、子女等多人购买分红险；有的是汽车公司为多台车辆办理车险；有的由于资金周转需要，同时办理多笔退保等。财险公司符合第十七条“第三方支付”的也较多，主要有：被保险人委托营销员代保险、赔；修理厂工作人员代被保险人索赔；被保险人委托其亲友代领赔款；车主挂靠单位投保，出险索赔时必须以单位名义进行等。符合上述完全客观标准的交易不经人工识别全部上报导致产生大量垃圾数据。二是证券业实施第三方存管后部分条款不再适用。实施第三方存管后，证券业可疑交易六条报送标准中第一条至第三条已不再适用。三是证券业可疑标准“长期闲置的帐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开户后短期内大量买卖证券，然后迅速销户”易被洗钱分子规避，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5.处罚裁量的适度性问题。对金融机构的处罚，主要根据《反洗钱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按照《反洗钱法》，金融机构有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报送大额或可疑交易报告等七种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设区的市一级以上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受他人胁迫有
违法行为、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四种情形之一的，应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目前处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由于反洗钱处罚裁量幅度宽，加之地域不同、监管力度不同，导致处罚的差异较大，影响监管工作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二是考虑到基层金融机构承受能力，基层监管机构往往套用从轻或减轻条款，且一般不对个人、仅对机构处罚，降低了执法严肃性；三是《反洗钱法》规定的处罚力度远远大于《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规定》，适用选择上的差异导致处罚结果的差异很大。
6.口径的统一性问题。一是《办法》与要求的统一性。对于既列举了客观特征，又加上类似“与客户身份不符”等主观判断标准的，人民银行在2007年反洗钱监管座谈会上进行了明确：“由金融机构权衡是否应报告。人行检查时，如发现这类交易没有上报的，就应要求金融机构提交相关文件资料，看其内部是否进行了分析、处理。如不能提供书面证据、电子数据，或者相关处理意见明显不合理的，则可判定金融机构违规”。类似的条款还有《办法》十三条十六款“没有合理的原因，投保人坚持要求用现金投保、赔偿、给付保险金、退还保险费和保单现金价值以及支付其他资金数额较大”等。由于《金融机构大额交易与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并未要求留存书面证据，人民银行也未以其它方式明确金融机构要留存书面证据，以未留存书面证据判其违规，可能引发争议。二是存在歧义条款的解释。如《办法》第十二条“对于保险费金额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且以现金形式缴纳的财产保险合同……”，以上金额指保险合同金额还是当次缴纳金额？对于类似存在不同理解的条款应予明确。
三、建议
1.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相结合。反洗钱工作开展初期，合规监管是促使金融机构树立“规则”意识必不可少的环节，特别是反洗钱工作缺乏内在驱动的情况下，外部驱动必不可少。随着反洗钱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反洗钱监管工作可由合规监管为主向以风险监管和合规监管相结合转变。针对目前银行业反洗钱工作认识明显提高、反洗钱工作深入开展，而证券、保险业反洗钱工作刚起步的情况，银行业可先行一步，实施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侧重引导其树立风险意识，而证券、保险业反洗钱监管仍应以合规监管为主，使其首先树立合规意识。
2.重点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应将引导金融机构强化人工识别、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做为监管工作重点：一是防“滥报”与防“漏报”并重。提示金融机构根据《反洗钱法》：“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可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处以罚款，“未按规定”不仅包括漏报，同时也包括滥报。二是提高报告准确性。实施处罚等有效监管手段，要求要素填写不得无故缺项、有误。
3.保证监管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可通过组织全国、全省统一检查、召开监管工作座谈会等方式，加强对下级机构的工作指导。由总行、省会中支组织对某一家或多家金融机构覆盖全国、全省范围的反洗钱检查和处罚，既可以保证监管工作统一性，又解决了基层金融机构承受力问题。同时，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意识，对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应严格依法在法定处罚幅度内进行处罚。
金融行为处罚办法篇4
9月17日，日本金融厅宣布，对花旗银行在日分支机构给予严厉处罚。这在外资银行日本分行史上还是首例。
处罚决定包括：停止东京丸之内、名古屋、大阪、福冈4家分行的营业资格（收回执照），未来一年内这4家分行可继续开门办理遗留问题和与客户解约；25家经营个人存款业务的分支机构停止办理客户外币存款业务1个月；要求该行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要求该行严格履行客户身份确认制度和可疑交易申报制度；尽快提出整改计划。日本金融厅于2003年11月开始对花旗银行在日机构进行检查，在检查中发现了多起违法经营活动，其严重程度超出了金融厅事先的想像。首先，该行实际经营业务范围已超出了“银行业务”范围，涉及到证券、保险及不动产。其次，4家办理大户个人投资服务的分行，错误地诱导客户投资。第三，在法院接受审判的多名金融犯罪嫌疑人，都是从花旗银行得到的融资。就在金融厅检查过程中，该行职员在新加坡将随身携带记录有顾客数据的电脑丢失。这一系列问题说明该行在日分支机构管理混乱，由此导致多起违法事件发生。
金融厅的严厉处罚，将使花旗银行在日本的业务受到重大挫折，并可能影响花旗银行整体信誉。花旗银行今年1～6月在全球的纯利润为64亿美元，其中在日本获得的利润为5．2亿美元，占总利润的8．2％。应该说，此次发现的违法事件是花旗银行“利润至上”主义导致的恶果。花旗银行已撤换了在日机构的6名负责人，对8人给予减薪处分，并处分了部分业务职员。该行在10月22日之前向金融厅递交整改计划。
日本金融厅对花旗银行的严厉处罚，显示了“内外平等”的原则。近些年，日本金融监管当局加大了监管力度，对国内多家大银行都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措施，包括国有化管理、注入公共资金、限期整改等。但对外国银行在日分行，金融厅此前尚未真正作出过严厉处罚。舆论认为，花旗银行是世界知名大银行，对花旗银行的严厉处罚，再次显示了日本金融当局快速处理金融问题的决心。此事件也表明，连花旗这样的国际大银行都能被处罚，其他外资银行如果有违法行为，金融厅必然不会再手下留情。这对在日本经营的其他外资银行也是个警告。(摘自2004年9月28日《金融时报》)
金融行为处罚办法篇5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外汇管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统称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履行外汇管理职责，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外汇，是指下列以外币表示的可以用作国际清偿的支付手段和资产：
（一）外币现钞，包括纸币、铸币；
（二）外币支付凭证或者支付工具，包括票据、银行存款凭证、银行卡等；
（三）外币有价证券，包括债券、股票等；
（四）特别提款权；
（五）其他外汇资产。
第四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的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以及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的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五条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
第六条国家实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应当对国际收支进行统计、监测，定期公布国际收支状况。
第七条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为客户开立外汇账户，并通过外汇账户办理外汇业务。
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向外汇管理机关报送客户的外汇收支及账户变动情况。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的外汇收入可以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的条件、期限等，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根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管理的需要作出规定。
第十条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依法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
第十一条国际收支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危机时，国家可以对国际收支采取必要的保障、控制等措施。
第二章经常项目外汇管理
第十二条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应当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对交易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
外汇管理机关有权对前款规定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
第十四条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关于付汇与购汇的管理规定，凭有效单证以自有外汇支付或者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支付。
第十五条携带、申报外币现钞出入境的限额，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规定。
第三章资本项目外汇管理
第十六条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直接投资，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应当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登记。
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从事有价证券或者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遵守国家关于市场准入的规定，并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
第十七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
第十八条国家对外债实行规模管理。借用外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并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外债登记。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的外债统计与监测，并定期公布外债情况。
第十九条提供对外担保，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由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国家规定其经营范围需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应当在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前办理批准手续。申请人签订对外担保合同后，应当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对外担保登记。
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进行转贷提供对外担保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条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可以直接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其他境内机构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国家规定其经营范围需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应当在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前办理批准手续。
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
第二十一条资本项目外汇收入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但国家规定无需批准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资本项目外汇支出，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关于付汇与购汇的管理规定，凭有效单证以自有外汇支付或者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支付。国家规定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应当在外汇支付前办理批准手续。
依法终止的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算、纳税后，属于外方投资者所有的人民币，可以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汇出。
第二十三条资本项目外汇及结汇资金，应当按照有关主管部门及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用途使用。外汇管理机关有权对资本项目外汇及结汇资金使用和账户变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章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
第二十四条金融机构经营或者终止经营结汇、售汇业务，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经营或者终止经营其他外汇业务，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经外汇管理机关或者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十五条外汇管理机关对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实行综合头寸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六条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利润以及因本外币资产不匹配需要进行人民币与外币间转换的，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
第五章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市场管理
第二十七条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第二十八条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和符合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规定条件的其他机构，可以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外汇交易。
第二十九条外汇市场交易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三十条外汇市场交易的币种和形式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规定。
第三十一条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依法监督管理全国的外汇市场。
第三十二条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外汇市场的变化和货币政策的要求，依法对外汇市场进行调节。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二）进入涉嫌外汇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
（三）询问有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的机构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外汇违法事件直接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
（四）查阅、复制与被调查外汇违法事件直接有关的交易单证等资料；
（五）查阅、复制被调查外汇违法事件的当事人和直接有关的单位、个人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文件，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和资料，可以予以封存；
（六）经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或者省级外汇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查询被调查外汇违法事件的当事人和直接有关的单位、个人的账户，但个人储蓄存款账户除外；
（七）对有证据证明已经或者可能转移、隐匿违法资金等涉案财产或者隐匿、伪造、毁损重要证据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冻结或者查封。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外汇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如实说明有关情况并提供有关文件、资料，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
第三十四条外汇管理机关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监督检查或者调查的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证件。监督检查、调查的人员少于2人或者未出示证件的，被监督检查、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
第三十五条有外汇经营活动的境内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统计报表等资料。
第三十六条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发现客户有外汇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外汇管理机关报告。
第三十七条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为履行外汇管理职责，可以从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获取所必需的信息，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应当提供。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应当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通报外汇管理工作情况。
第三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外汇违法行为。
外汇管理机关应当为举报人保密，并按照规定对举报人或者协助查处外汇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有违反规定将境内外汇转移境外，或者以欺骗手段将境内资本转移境外等逃汇行为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限期调回外汇，处逃汇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逃汇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有违反规定以外汇收付应当以人民币收付的款项，或者以虚假、无效的交易单证等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骗购外汇等非法套汇行为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对非法套汇资金予以回兑，处非法套汇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非法套汇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违反规定将外汇汇入境内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
非法结汇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对非法结汇资金予以回兑，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违反规定携带外汇出入境的，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处违法金额20％以下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海关予以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有擅自对外借款、在境外发行债券或者提供对外担保等违反外债管理行为的，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违反规定，擅自改变外汇或者结汇资金用途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
有违反规定以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或者划转外汇等非法使用外汇行为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倒买倒卖外汇或者非法介绍买卖外汇数额较大的，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未经批准擅自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经批准经营结汇、售汇业务以外的其他外汇业务的，由外汇管理机关或者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停止经营相关业务：
（一）办理经常项目资金收付，未对交易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的；
（二）违反规定办理资本项目资金收付的；
（三）违反规定办理结汇、售汇业务的；
（四）违反外汇业务综合头寸管理的；
（五）违反外汇市场交易管理的。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机构可以处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
（二）未按照规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统计报表等资料的；
（三）未按照规定提交有效单证或者提交的单证不真实的；
（四）违反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的；
（五）违反外汇登记管理规定的；
（六）拒绝、阻碍外汇管理机关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的。
第四十九条境内机构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除依照本条例给予处罚外，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给予处分；对金融机构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外汇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一条当事人对外汇管理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境内机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部队等，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除外。
（二）境内个人，是指中国公民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连续居住满1年的外国人，外国驻华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除外。
（三）经常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涉及货物、服务、收益及经常转移的交易项目等。
（四）资本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引起对外资产和负债水平发生变化的交易项目，包括资本转移、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衍生产品及贷款等。
第五十三条非金融机构经营结汇、售汇业务，应当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十四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讯，8月7日《人民日报》）
金融行为处罚办法篇6
第一条 为有效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加快开发海南地产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令，结合海南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南省内具有法人资格的地产开发企业发行地产投资券，依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地产投资券的主管机关是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发行地产投资券必须经主管机关批准。
第二章 地产投资券
第四条 地产投资券（以下简称投资券）是一种投资收益凭证。它是发行人依照法定程序发行，持有人凭以获取以特定地产为标的的投资收益的有价证券。
发行人，是指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的具有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法人。
管理人，是指受投资人委托管理标的地产的金融信托机构。
投资人，是指持有投资券的自然人或法人。
第五条 投资券的票面应载明下列内容：
（一）发行人，管理人的名称，住所；
（二）投资券的票面额；
（三）标的地产的名称；
（四）期限；
（五）收益支付方式；
（六）投资券发行日期和编号；
（七）发行人，管理人的印记和法定代表人的鉴章；
（八）主管机关批准发行的文号、日期。
第六条 投资券的票面格式应报经主管机关认可，并在主管机关指定的印刷厂印制。
第七条 投资券持有人享有投资券收益分配权，但无权参与标的地产的经营管理。
第八条 投资券持有人，对标的地产开发情况不承担责任。
第三章 投资券的管理
第十条 投资券应以海南省内的地产为投资标的。
第十一条 标的地产应是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待开发的土地。
第十二条 投资券发行企业应提前一周在《海南日报》公布发行章程或发行办法。
第十三条 申请发行投资券的企业，应向主管机关报送下列正式文件；（一式两份）
（一）申请发行投资券的报告；
（二）投资券的发行章程或发行办法；
（三）发行企业的主管部门同意发行投资券的文件；
（四）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开发标的地产的有关批文；
（五）标的地产开发的可行性报告；
（六）发行人和管理人上两个年度和上一个季度经主管部门或管理机关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签证的财务会计表；
（七）发行人和管理人签定的发券协议；
（八）主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
第十四条 投资券的发行应由发行人委托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发行。
第十五条 发行投资券的机构，按发行总额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收费标准按《海南省证券业务收费暂行规定》的有关条款执行。
第十六条 投资券发行期限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发行期满尚未售出的投资券，管理人必须全部认购。否则，视同发行失败，发行人必须退还所筹资金，并支付同期储蓄利息。
第十七条 经主管机关批准、经营证券机构的金融机构可以在指定所办理投资券的转让业务。
第十八条 非金融机构及个人不得经办投资券的发行和转让业务。
第十九条 发行投资券所筹资金由管理人监管，并根据地产开发的施工进度需要，分期拨付给发行人，由发行人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 投资券发行价格应以生地购买价格、开发成本和发行人利润为基础确定。
第二十一条 投资券发行总额不得大于发行的总价格。
第二十二条 管理人负责在投资券规定的期限内销售标的地产，并一次性收取不超过增值收入5％的管理费。
第二十三条 管理人须认购不低于发行总额15％的投资券，期满前任何时点上所持投资券余额不得低于上述比例。
第二十四条 投资人一经购买投资券，即视为对发行章程的认可。
第四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五条 投资券的发行人必须是经营业绩良好，没有违法纪录的地产开发企业。
第二十六条 由于发行人的行为导致标的地产不能按期销售或其它使投资人遭受损失的情况，管理人须负赔偿投资人损失的责任，向投资人归还本金并支付不低于相同期限居民储蓄存款利率的利息。
第二十七条 由于不可抗力或地产市场风险导致标的地产投资损失，由投资人承担。
第二十八条 投资券期满时，因市场因素致使标的地产销售困难，可向主管机关申请延期清盘。
第二十九条 标的地产的财务必须由管理人设立专户进行管理，并定期公布经过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签证的财务报表。
第三十条 发行人和管理人之间不得有损害投资人利益的私下交易或舞弊行为。
第三十一条 主管机关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六条规定发行投资券的企业，给予以下处罚。
（一）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退还所筹资金；
（二）冻结发行投资券所筹资金；
（三）通知其开户金融机构停止对其贷款；
（四）处以违法活动所涉及金额10％以下罚款。
以上处罚，可以并处。
第三十二条 主管机关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金融机构，给予以下处罚。
（一）责令其停止违法经营；
（二）没收其非法所得；
（三）处以违法活动所涉及金额10％以下的罚款；
（四）停业整顿。
以上处罚，可以并处。
第三十三条 主管机构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的金融机构给予以下处罚；
（一）责令其限期补足所差金额；
（二）警告；
（三）处以所涉及金额10％以下的罚款；
（四）停业整顿；
以上处罚，可以并处。
第三十四条 主管机关有权对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的地产开发企业、金融机构给予以下处罚：
（一）没收违法收入；
（二）处以违法收入2？3倍的罚款；
（三）对金融机构停业整顿，直至取消证券从业资格；
（四）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以上处罚，可以并处。
第三十五条 对受到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处罚的单位及有关人员，追究其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金融行为处罚办法篇7
基层人民银行在管理中，要以上级行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制度作为管理依据。具体依据包括：(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的利率管理基本规章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办法。如1990年12月公布的《利率管理暂行规定》和1991年下发的《关于实施<利率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等；(2)人民银行总行确定和调整的各项存贷款利率的正式文件；(3)上级行（包括人民银行上级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内上级行）根据当地、系统情况作出的一些补充规定；(4)不同时期国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当地经济金融情况等因素，以确定利率政策的目标意图，在上级行授权范围内制定补充或具体规定。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在对利率进行管理时，还要以同级人民银行关于利率问题的补充规定及有关利率问题的通知为依据。
在利率管理依据方面必须注意两大问题：一是管理依据必须是由人民银行或人民银行授权的各金融机构下达的正式文件，其它如简报、讲话稿、消息稿、电话记录以及其他部门的文件，均不能作为管理的执行依据；二是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有关利率问题的具体规定，在与人民银行的规定矛盾时，除经人民银行授权外，一律以人民银行的规定为准。
基层行利率检查方式及内容
利率检查是基层人民银行加强利率管理，确保利率政策的目标意图落到实处，并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利率检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定期检查与突击性、临时性检查相结合；二是各金融机构自查与人民银行组织抽查、互查相结合。检查的内容包括：
1.检查计息范围是否准确，有无对不应计息的给予计息，或应计息的未计息的情况。
2.检查计算利息的本金、时间、利率是否准确。应检查：本金有无多算或少算，计息积数有无差错；计算利息的起止日期和总天数是否正确；利率种类和档次的确定和使用是否正确；浮动利率的范围有无扩大，浮动是否超过规定幅度；在计息期内利率调整，应分段的是否按规定分段计息；实行优惠利率、差别利率有无扩大范围的情况。
3.检查加罚息制度的执行情况。主要检查逾期贷款和挤占挪用贷款是否按规定执行加罚息，有无应加罚息的未加罚息或不应加罚息的滥加罚息的情况。
4.对应收未收利息、应付未付利息的检查。主要检查对按季、按年结息的贷款，结息时其存款帐户无款支付，是否按制度规定列入表外科目，并填制催收利息清单进行催收；是否企业存款帐户有钱而不收取利息的情况；对应付未付利息的计息积数是否正确，使用的利率是否符合规定，有无提收或降低计息利率的情况。
对违反利率管理的处罚办法
对金融机构违反利率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经过检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其处罚办法是：
1.对擅自降低、提高或以变相形式降低、提高存款和债券利率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应按其少付或多付利息数额处以同额罚款。对少付利息的，责令其向存款户如数补付；对多付利息，责令其将非法吸收的存款，专户、无息存入中国人民银行直至该存款到期。
2.对擅自降低、提高或以变相形式降低、提高贷款利率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要按其少收或多收的利息处以同额罚款。对多收利息的，责令其向借款方如数退还。
3.对拒不接受人民银行处罚或者拒不纠正违反利率管理规定行为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可以从其在人民银行的帐户上扣款，同时通报全区和其上级机构。情节严重的，人民银行可以责令其停止，直到吊销其《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4.违反利率管理规定的当事人，对人民银行作出的处罚不服，要先执行处罚决定，然后在10天内向上一级人民银行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银行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30天内做出复议决定。对上一级人民银行的复议决定仍然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天内向人民法院。
5.人民银行及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反利率管理有关规定，、、泄露机密的，应当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金融行为处罚办法篇8
关键词:财政性存款缴存问题对策
国库存款是指在国库的预算资金（含一般预算和基金预算）存款；其它财政性存款是指诸如未列入国库存款的各项财政在金融机构的预算资金存款以及部分由财政部指定存入金融机构的专用基金存款等,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财政性存款是各级财政部门代表本级政府掌管和支配的一种财政资产，包括国库存款和其它财政性存款”。作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构成的一部分，财政性存款自身具有收纳、投放、日常管理及使用效率，其优劣程度对货币政策和各项财政预算能否正确执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对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实行和财政资金的合理运用起到了巨大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许多金融机构由于责权不明、认识偏差等问题，在办理日常的财政性缴存业务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这需要在日常的操作当中进行改进，才能获得解决。
一、财政性存款缴存问题对金融运行的影响
(一)财政性存款若未能按照相应规定缴存，便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国家正常的宏观经济调控及货币政策的执行
从国家和各个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有效加强财政性缴存款的相应管理，对于抑制商业银行信贷过分扩张和投资过热的问题有很大作用。一般来说，财政性存款在转化为商业银行一般存款后，首先，由于在商业银行当中存放的财政性资金具有量大、存放时间长的特点，不管央行制定和出台什么样的准备金率上调的货币政策，都不能设计到财政性存款的关键问题；而且商业银行实行的是市场化经营模式，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其终极目标，所以，由于财政性存款的数量较大，商业银行为了获取相应的利润，一定会将这些财政性资金进行投资、放贷，这样便可以有效减少财政资金安全系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市场的投资风险是无法预知的，所以投入到投资项目当中的财政资金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比如说，在我国信用市场中，我国金融机构存在着大量的不良贷款，这充分说明了投资的风险性。
(二)财政性存款若不能按照相应规定进行核算和缴存，不利于公共财政的执行和使用
2002年开始，国家开始进行相应的财政国库管理体制改革活动，这能够帮助对国库财政资金实施统一管理，并对其进行集中收付活动。在改革之后，除了财政预算之外的存款，财政资金的大部分应存放于人民银行的专门国库部门，并由国库实现直接支付，这是财政性存款的具体管理步骤，但是，由于财政性存款管理问题未能得到有效处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库资金分流提供了各种类型的手段。根据现有的各类问题，我们发现，商业银行由于追求利润，经常进行相应的秘密操作，利用不正当竞争等手段将财政资金存放到各种机构，最后进行转支付，这种不恰当的管理方式，不仅违背了财政国库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使商业银行和谐公平的竞争局面被打破，更增添了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和人员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难度，不利于财政性存款的合理管理。
二、财政性存款日常监督管理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一)基层央行对财政性缴存款业务存在相应的认识上的偏差
缴存款业务包括存款准备金缴存和财政性存款缴存两方面内容。金融机构按规定向人民银行缴存财政性存款，是缴存款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98年开始，人民银行总行对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革新，对所有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根据法人情况进行相应的统一考核，财政性缴存科目进行了调整。有的商业银行分支行不再有财政性缴存业务。在随后的会计科目调整中商业银行分支行又有了新的缴存款业务。因此，一些基层人民银行误认为财政性存款已改为一级法人考核，就不再对金融机构办理财政存款缴存业务进行监督，导致此项业务流失。
(二)各个金融机构受到利益驱使，经常发生有意规避缴存财政性存款的问题
财政性缴存款从根本来说，属于不生息资产类型，目前人民银行只能够按其日平均余额的万分之五计付相应的手续费，手续费收入较低，远不如将财政性存款转化为一般性缴存款的能够获得的收入。因此，各个金融机构对缴存财政性存款问题上很不积极。根据相关调查，财政部门存放在商业银行的财政性存款主要有社会保障基金存款、基建存款、国债资金存款、特设专户(国家政策性补贴资金)存款、部分地方财政库款等。一般来说，这些存款的以单位活期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形式在商业银行中进行存放，有效改变了财政性存款的存放形式。
(三)存在大量不规范的现象
1、科目设置不规范
科目设置不规范问题是财政性缴存会计科目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如中国银行反映的8530科目,它包括了8531、8532、8533、8534、8535二级科目余额,而人民银行文件规定缴存科目不包括8534科目。这说明了其科目设置有着相当的不规范性。
2、科目设置不统一
各个银行的科目设置存在着大量的不一致现象，如对待报解款项,工商银行使用“待报解中央预算收入”等5个科目核算,建设银行使用“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进行核算,中国银行则使用“代结算财政款”科目进行核算。
(四)串用会计科目,将应缴存财政存款纳入非缴存财政存款的会计科目核算
以农村信用社为例，根椐相关的文件和制度规定，农信社国库业务时，在“2013待结算财政款项”一级科目(一般性存款科目)下,设置“2013××”二级科目(财政存款缴存科目)。但是，由于串用会计科目，农信社向人民银行缴存财政存款时，经常将本属于“2013××”的财政缴存款项作为一般性存款混入“2013”科目当中。人民银行营业部门以金融机构会计报表为标准审核其缴存的财政存款,但会计报表数据为所有一、二级科目合计数,无法直观反映已纳入二级科目核算的财政存款数据,人民银行会计营业部门对财政存款真实性和正确性无法确认。
1、各类报表填报不规范
许多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办理财政性缴存机器相关业务时，由于相应的核算方式的不同，未能提供旬报和辖区的报表，一般只是进行缴存清单的手工填写，按照清单上显示的余额进行缴存，这便无法核对已缴存金额与报表上的应缴存金，而且，由于各个金融机构的缴存余额表的形式和格式不够统一，有时科目变更仅能依靠手工更改,提高了漏缴存款的可能性。
2、监督管理操作性不强，监督手段有缺陷
目前,缴存财政存款在政策监督上、业务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分工。最终汇总到会计营业部门，然后，会计营业部门按相关文件，对各商业银行按月(旬)报送的《业务状况报告表》(《试算平衡表》)等报表进行审核，若存在报表不实的现象,会计营业部门便无权进行查证与核实工作。对商业银行在缴存款中出现的一系列违规现象，目前处罚依据有三份文件，第一份文件是《关于办好人民银行委托专业银行业务和帐务以及加强缴存存款等项工作的通知》（银发【1985】281号）第六款第二条：对专业银行擅自转移财政性存款的，应从转移之日起根据转移金额每天按万分之三罚款；第二份文件是《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对欠缴、迟缴财政存款行为，按欠缴金额每天万分之二计收罚款；第三份文件是《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金融机构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三份文件的处罚尺度不一致，给人民银行在进行处罚时带来不便。目前处在运行的会计集中核算系统对缴存财政性存款未设置自动提示功能，只能依靠人工进行查询，十分不利于缴存款的管理工作。同时对缴存财政性存款是否计至千元，系统也不能给予提示。
三、加强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管理的建议
(一)缴存款问题的相关法律和制度规定需要得到明确，更好地统一缴存会计科目和报表
在实际缴存范围方面，财政存款一般局限在商业银行国库或作为国库经收处办理国库收纳业务时形成的相应资金当中，所以，财政性缴存款所有的监督责任都属于国库业务，并由国库部门进行统计后交营业部门记账，这在法律上已经给予确认，尽管如此，相应的支付仍然未能得到明确，需要出台更加详尽地财政存款缴存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财政存款的缴存时间、范围、程序和人民银行监督管理手段及相关罚责,为规范财政存款提供制度和法律等方面的保障。
此外，由于金融机构的会计科目代号、名称及科目存在着不一致性，需要对其进行统一，并规范金融机构叫存款会计科目和报表格式，有效便利缴存款问题的日常监督和管理。
(二)理顺财政存款入库与缴存的关系,加强监督检查
缴库与缴存的关系需要获得理顺。待入库款项不作为财政存款缴存,而要求按规定时间划入国库,至于金融机构金库存款必须作为财政存款予以缴存。如果财政存款没有及时入库,则以占用财政资金进行处罚,可适用《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如果金库存款没有缴存,则作为违反缴存款规定进行处罚,适用《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有关规定。
金融机构要严格按照《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设置会计科目，人民银行要针对金融机构会计科目变动频繁的情况进行及时的跟踪管理，人民银行会计部门要对财政性存款的缴存范围、比例、时间以及截留、迟缴或少缴等违规行为加大检查和处罚的力度，以促进财政性存款的合规性。
(三)适当提高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手续费标准,或对财政性存款进行计息，完善会计集中核算系统,增加财政存款管理模块
2003年1月1日开始，我国利息管理出台了一项重大改革，人民银行对国库存款（地方财政库款、财政预算专项存款、财政预算外存款）按单位活期存款计付利息。目前人民银行已经开始对国库存款按照单位活期存款的方式进行计息，从市场经济发展考虑，需要对财政存款进行活期存款计息，使商业银行财政缴存款获得一定的利息利润，提高商业银行经办业务的积极性。同时，应在中央银行会计核算（aBS）系统中增加财政存款管理模块，把金融机构财政存款的会计科目设置到aBS系统，实现财政存款缴存业务的自动化监督。
参考文献：
[1]李杰臣,张美华.基层央行缴存财政性存款业务亟待规范[J].内蒙古金融研究，2010(1)
[2]刘云云.日常管理财政性存款缴存的缺陷与建议[J].华南金融电脑，2008（9）
金融行为处罚办法篇9
肖中华（以下简称肖）：银行工作人员侵占资金案件，如果是纯粹的职务犯罪，定罪处罚应该没有什么疑难争议问题。因为，如果行为人是国家工作人员，对其行为应当认定为贪污罪；如果行为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则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但是，正如您所说的，在近年来银行系统出现的有些职务侵占案件中，行为人实施侵吞资金的行为，很难说是单纯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为，其侵吞行为本身往往具有贷款诈骗、票据诈骗的形式特征。这种情形下对行为人究竟如何定性？存在很大的争论。
赵：这种争论主要集中在这几点：第一，对行为人是定职务侵占罪还是某个金融诈骗罪？第二，犯罪行为是否属于职务侵占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抑或属于法条竞合？第三，如果对行为人定职务侵占罪，此罪为单纯的一罪还是特别法条的罪名？我认为，对于银行职员通过诈骗方法侵吞本单位或客户资金的行为，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基本标准，分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和金融诈骗罪。凡是行为人主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侵吞行为，都应当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而不能因为行为人在职务犯罪中使用了金融诈骗的手段，就以处罚较重的金融诈骗罪定罪处罚。反之，凡是行为人没有利用职务便利或者主要是通过诈骗手段非法占有银行或者客户资金的，则应以金融诈骗罪定罪处罚。
肖：赵老师，有这样两起案件，很典型地反映了这个问题：（1）黄某系某民办银行信贷员，黄某与朋友许某、徐某内外勾结，由许某、徐某私刻造币厂的公章，以造币厂的名义在民办银行设立账户，并用造币厂提供的企业代码证等材料在民办银行申请了贷款额度。此后，黄某利用负责造币厂存、贷款的职务便利，先后以造币厂的名义向民办银行申请贷款数十次，骗得贷款数亿元，与许某、徐某私分。（2）行为人蔡某系储蓄所信贷员，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将自己负责掌管的储户资金900万元划出，占为己有。经查，蔡某为了使划出的资金在账面上手续齐全，私刻了储户的印鉴章、以储户的名义伪造了本票。对于第一个案件存在的争议是：黄某与许某、徐某是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还是贷款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有人认为，黄某的行为在本质上就是职务侵占，许某、徐某私刻造币厂的公章，在黄某所在民办银行设立虚假账户，不过是为黄某的职务侵占提供帮助条件，因此，黄某与许某、徐某属于内外勾结的职务侵占罪之共同犯罪。有人则认为，三行为人的行为属于职务侵占罪与贷款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或者法条竞合。对于上述第二个案件，一种观点认为，蔡某使用伪造的本票进行金融票据诈骗行为，符合票据诈骗罪的特征，这一行为性质不受其利用职务便利的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蔡某构成职务侵占罪与票据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或者法条竞合；第三种观点认为，蔡某属于伪造金融票证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牵连犯，蔡某伪造本票的目的在于职务侵占，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对蔡某应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从您的观点出发，应当如何处理这两起案件呢？
赵：我认为，上述两起案件中，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主要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因而对行为人均应当按照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肖：这种行为是否存在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犯的问题呢？
赵：我并不这么看。因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应当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盗窃、诈骗、侵占犯罪构成。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虽然将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行为描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但是，从刑法对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的规范描述进行系统解释，毫无疑问，职务侵占罪在客观行为上应与贪污罪一致。从犯罪现象来看，职务侵占罪也都是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盗窃、诈骗，如监守自盗、虚报冒领等等。所以，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中理所当然地包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金融诈骗的行为。法条竞合是指刑法分则的数法条之间，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存在必然的包容或者交叉关系。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刑法分则条文的错综复杂，其特点是仅仅从规范上即可判断——不同法条规定的此罪与彼罪之间外延上有交叉重合，典型的如普通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由法条竞合的特点决定，职务侵占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法条之间，并不存在竞合关系，因为职务侵占罪除了可以通过诈骗行为实现外，还可以通过盗窃行为实现，职务侵占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法条之间没有必然的交叉重合关系。
肖：我觉得，从传统的刑法原理关于想象竞合犯的界定标准分析，这种行为似乎比较符合想象竞合犯的特征。
赵：银行职员利用职务进行金融诈骗的行为，事实上也不属于职务侵占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形态。因为想象竞合犯是形式的数罪、实质的一罪，这种罪数形态成立的前提必须是在形式上存在数个犯罪构成，即行为人的同一行为同时符合的数个犯罪构成。但是，必须注意，犯罪构成是具有实质内容的，如果实际发生的行为完全能够被某一个犯罪构成的要件所包容，就应当认为这个行为只符合一个犯罪构成。我刚才讲到，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本身是可以完全包容银行职员利用职务进行金融诈骗的，所以，这种行为并不具有既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又同时符合金融诈骗罪的构成的特征。否则，必然造成罪数判断标准的混乱，造成定罪量刑上的错误。因为如果把许多具有特定外延的犯罪构成人为地分割开来，都可以使一罪变成数罪，而这与罪数理论的宗旨是相悖的。事实上，如果将银行职员利用职务进行金融诈骗的行为判断为想象竞合犯，那么深入下去，所有职务侵占行为、贪污行为都可以被认为是职务侵占罪或者贪污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等罪的想象竞合犯，而根据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进行处断，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在刑法中就可能虚置。比较而言，盗窃罪、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都是重罪，在肯定想象竞合犯的前提下适用的就基本是盗窃罪和诈骗罪，而不可能是职务侵占罪了。
肖：在司法实践中，有人提出这样的反对理由：普通人员实施贷款诈骗、票据诈骗等行为尚且构成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处刑最高可至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银行职员利用其职务便利进行金融诈骗行为危害更大，却反而不能以金融诈骗罪定罪处罚，只能以最高法定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这种处理是否显失刑罚的公平？
赵：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立法现实，我们不应通过混淆罪数判断标准去解决问题，而只能通过立法完善予以调整。在司法裁判中，恪守罪刑法定原则、遵循犯罪构成原理，始终是优先的。我觉得，司法人员必须树立这样一个理念：更多地关注刑法实际上是怎样的，而不要过分关注刑法应当是怎样的。
金融行为处罚办法篇10
关键词：人民银行；履职；法律评估；立法
一、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的形成与现状
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建设大致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78年至1994年的初步发展阶段。伴随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建设开始起步。这一时期，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等，人民银行在此阶段依据职权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金银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银行结算办法》等金融业务规章。二是1995年至2002年的履职法律体系大发展时期。其别是1995年，被称为我国的“金融立法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颁布了“五法一决定”，即《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法》是我国第一部由全国人大颁布的金融法律，“五法一决定”改变了我国金融领域基本法律规范缺失的局面。《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实施既是金融法制建设的标杆，也是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建设一个崭新的起点。之后，人民银行根据履职需要颁布了大量金融规章和重要规范性文件，如《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金融统计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办法》等，积极配合并有效保障了“五法一决定”的顺利实施。三是2003年至今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发展完善阶段。随着金融领域改革不断深化，以及金融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的建立健全，与人民银行履职密切相关的一批重要法律得到修改和出台，如2003年全国人大修改了《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200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刑法修正案（六）》。期间，人民银行根据履职实际，参与了一些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的制定与修改，如推动《企业破产法》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破产机制和破产法律制度，推动《物权法》选择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作为应收账款质押统一公示系统等等。
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以相关金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主体，以其他相关市场经济法律、金融方面的司法解释为补充的法律框架。在这个法律框架当中，核心法律地位突出，法律制度层级分明，法律调整范围宽广，这也充分表明，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二、人民银行履职法律体系评价及面临的问题
（一）履职法律体系未能全面覆盖履职实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定方案”）对人民银行的职责进行了新增、调整和确定，新的职责有的已经在运作，有的仍然在制度设计当中，但缺乏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
一是存款保险制度仍未建立。1997年底，人民银行总行就成立了存款保险研究课题组，经过十几年的研究酝酿，存款保险制度仍然未能建立。
二是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仍未推出。2006年，《破产法》获得通过，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而使其在金融机构破产的现实操作中操作性较差，亟需一部金融机构破产程序的行政法规加以弥补。
三是金融控股公司还没有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三定方案”规定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目前的金融法律均是按照分业经营模式进行立法，这些金融法律当中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均无明文规定，使得实践中大量涌现的金融控股公司游离于法律之外，潜伏着金融风险，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显得尤为迫切。
四是征信法律制度不明确。“三定方案”规定人民银行“管理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人民银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已开展多年，也制定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管理办法》等征信部门规章，但对于信用信息采集与评价、信用信息使用、信用市场监管以及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等方面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从而导致信用信息开发程度较低、信用信息采集使用范围有限、信用主体权益被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需制定更高法律效力层次的法规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五是金融信息安全监管依据模糊。“三定方案”规定人民银行“指导金融业信息安全工作”，实践当中，人民银行总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了金融信息风险安全提示，分支机构开展了网上银行、银行卡安全与合规管理，有的分支行还将金融信息安全检查纳入综合执法检查，但缺乏法律依据支持人民银行科技部门成为行政执法检查部门，对于发现的商业银行金融信息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缺乏合法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处理，仅仅依靠约见谈话、通报批评等非法律方式加以约束。
（二）履职法律体系对人民银行与银监部门之间界限模糊的部分职责未予厘清
一是支付结算管理。监管职能分离后，人民银行继续行使账户系统和清算系统的管理职责，管理票据和结算凭证的格式和印制，银监会主要是负责支付结算业务的审批。人民银行通过现代化支付系统对支付结算信息进行分析、汇总和甑别，更符合效率原则，也更容易发现支付结算当中的违规问题。实践当中，人民银行分支行在进行执行清算管理规定的执法检查时，经常发现商业银行有压单、压票等延压客户资金的违规行为，宥于《商业银行法》关于支付结算监管权授予银监会的规定，而不能进行处理。
二是制定和执行信贷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法》只规定人民银行履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责，而信贷政策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制定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的政策，大致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与货币信贷总量扩张有关，政策措施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动性，如规定汽车和住房消费信贷的首付款比例、证券质押贷款比例等；二是通过贷款贴息引导信贷资金流向的鼓励性政策；三是限制性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或引导商业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额度、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方式，体现信贷资金扶优限劣原则；四是制定信贷法律法规，引导、规范和促进金融创新，防范信贷风险，如修订《贷款通则》等。上述四个方面与人民银行工作联系紧密，国际上对信贷政策的制定主体以及百科词条里“信贷政策”的制定主体的认知均是中央银行，因此，宜从法律层面明确人民银行制定信贷政策的职责。
三是利率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四条将利率违规行为的监管权赋予了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这样的制度安排割裂了利率制定与利率执行的联系。人民银行开发使用了利率监测系统，可以全面覆盖利率执行情况，监管利率违规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具备更便利的条件。同时，商业银行如果存在利率违规情况，一定有其深层次的内在经济动因，研究分析商业银行利率违规的冲动，更有利于利率的制定和调整，更有利于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因此，利率的制定和执行监管职责应明确由人民银行负责。
（三）履职法律体系中部分法律制度操作性不强或脱离金融实践，亟待修改和完善
一是立法解释空白导致对违法行为裁量不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对何为“情节严重”未进行法律界定，也缺乏立法解释，导致全国人民银行系统执法不均衡、裁量权过于宽泛、法制不统一等问题，相同的违规问题，前两年可能被认为情节严重，后几年可能被认为情节轻微，东部地区可能被处以高额罚款，西部地区则只要求责令改正即可。
二是部分条文有职责授权而无具体管控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法》有近十个条文规定人民银行履行维护金融稳定职责，但履职却面临“有职责、无手段”的尴尬局面，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缺乏有效的监测工具和实施手段，跨部门信息共享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系统性风险监测数据来源渠道不甚畅通，缺少相关处罚规定，对使用中央银行资金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难以落实到位。
三是财政性存款管理制度不够完善。金融机构财政性存款缴存范围由人民银行确定，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银发〔1998〕18号）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的通知》（银发〔2004〕302号）均未明确人民银行对财政性存款的管理、违规处罚等，基层行对金融机构财政存款业务管理及处罚依据不足。
四是国库支付业务凭证缺乏法律定位。国库有关支付和收缴业务中使用国库拨款书、税收收入缴款书、一般缴款书、汇总缴款书、银行授权（或直接）支付凭证（或）申请书、银行申请划款凭证等在《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中未作明确规定，使得上述支付结算凭证缺乏法律定位，国库支付过程中各方法律关系无法明确。
五是反洗钱相关制度不适应工作实际。按照证监会规定，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客户在证券公司的资金划转都需通过银行第三方存管账户来进行，证券公司现已无现金业务，《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九条、十二条规定的证券业金融机构存在现金业务情形下大额交易报告报送义务失去了现实意义；该办法对银行支付工具创新（如网银业务等）可能出现的洗钱风险缺乏监测指导意见；可疑交易判断标准侧重于短期行为，对长期洗钱过程监管乏力，可疑交易判断标准过于“客观化”，主观分析要求不足，导致生成大量垃圾信息；“特定非金融机构”范围不明确，反洗钱管理存在空白环节。
六是人民币管理相关制度不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机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开户单位现金的监督管理基本处于空白，现金投放量增幅居高不下，《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开户单位留存现金数额已不合时宜；经营流通人民币企业进入门槛低（注册资金达到50万元即可），监管手段少，缺乏退出机制，违规销售非法装帧的流通人民币产品情形多，《经营、装帧流通人民币管理办法》不能完全适应监管的需要。
七是金融统计相关制度落后于统计发展现状。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财务公司等新类型统计主体层出不穷，而相应的规章制度未作相应规定；商业银行数据集中处理后，收集、汇总、编制、管理金融统计数据和报表的方式和途径发生了很大改变，《金融统计管理规定》以及相应统计系统滞后；统计业务当中发生的虚报、漏报、迟报、业务差错等违规行为很难在《金融统计管理》中找到对应的定性条款。
八是部分法律制度执行中存在冲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的通知》（银发〔2004〕302号）规定对商业银行未按照规定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减轻处罚的，必须对未交存金额按照每日万分之六进行处罚，《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该类违规行为的最低处罚金额是20万，当商业银行违规金额较大或时间较长时，按照该通知执行时处罚金额将超过20万，达不到减轻处罚的效果；《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银发[2005]309号）和《国库会计管理规定》（银发[2005]304号）对“会计人员交接登记簿”、“对账回单”等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规定不一致，工作中无所适从。
（四）履职法律体系当中部分法律制度法律效力不足，实施中存在法律风险
一是部分行政许可项目设定法律依据不足。《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4号）规定金融机构从事假币收缴业务的人员，应当取得人民银行颁发的《反假货币上岗资格证书》，而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设定行政许可的主体原则上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属部门规章。若执行《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人民银行可能承担违法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的责任。
二是账户年检、贷款卡年检制度缺乏法律支撑。《行政许可法》规定，只有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进行定期检验的，才能进行定期检验，且只限定于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进行定期检验。目前，实施账户年检、贷款卡年检均缺乏法律或行政法规支撑，且账户年检还授权给商业银行进行，承受的法律风险更大。
三是人民银行分支行实施的部分开业管理措施法律依据不足。目前人民银行分支行普遍制定了开业管理相关文件，实施了开业管理与服务措施，如将各业务管理项目审批作为商业银行开业的前置条件，也存在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嫌疑。
四是《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适用性越来越低。
三、相关立法建议
（一）推动履职核心法律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重点关注将“三定方案”新增职责纳入该法以及进一步厘清人民银行、银监会职责分工，比如将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对金融信息安全的指导监管权法律化，丰富和完善人民银行制定货币信贷政策、经理国库的职责，增加人民银行对于支付结算、利率违规方面的监管权，细化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律途径、手段和方式等，重点解决人民银行部分职责“有职责，无手段”和职责界限模糊不清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履职。
（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立法解释，废止《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配合《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对《商业银行法》授予银监会利率违规、支付结算监管权相关条款适时启动修改研究工作；针对《反洗钱法》实施中有关行政法律责任条款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建议推动全国人大修改完善相关行政法律责任条款或出台立法解释，细分反洗钱违法行为及对应的行政法律责任；适时废止《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将尚在适用的财政存款管理、票据管理相关条款充实到其他相关法律当中，以期增加相关法律的操作性和适用性。
（三）弥补相关核心业务行政法规立法空白。尽快制定和颁布实施《征信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银行卡条例》、《金融机构破产条例》、《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黄金市场管理条例》、《金融统计管理条例》等，重在解决征信、存款保险、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等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规范相关行业市场秩序，提高监督管理水平。
（四）加快人民银行履职有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修改完善。加快修改《现金管理条例》、《贷款通则》、《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经营、装帧流通人民币管理办法》、《支付结算办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和规范全国统一的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完善存款准备金违规行为的处理办法等，增加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操作性，减少法规制度本身隐藏的法律风险，使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更加符合和贴近履职实际，以进一步提升履职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