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研究篇1
资本对自然的无偿占有与劳动价值论杨寄荣(13)
论马克思生产关系二维理论：所有制和依赖理论程启智(7)
马克思价值决定中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分析彭必源(1)
北京和上海研发产业发展环境比较研究韩霞(44)
论中国特色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兼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物权化向资本化的转移罗叶(39)
从建立和谐劳资关系角度看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改革荣兆梓(34)
国际货币制度演化与货币危机机理探索王立荥刘力臻(56)
转型期养老保险支出责任分担的合理性分析张毅(52)
中国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关联性研究于震刘淼赵振全(48)
如何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李娜李建华卢相君(69)
知识产品价格关联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徐颖(65)
土地自然力承载问题探析刘静暖纪玉山张怀坤(61)
“全国第二届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研讨会征文启示(F0003)
论最差土地的级差地租和土地价格问题沈民鸣(25)
区分一般性和特殊性——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改革探索张丰兰(19)
马克思汇率理论、汇率模型与国际经验的检验杨玉华(12)
马克思的信用和经济周期理论及启示王云中(7)
马克思生产方式二重性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于金富(1)
社会科学中的囚徒困境现象及其解桂林邓宁(24)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前沿冯梅郭毅(19)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形式问题的思考张维闵(39)
从生产方式发展的视角解读国家干预经济乔榛(3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的辨析与再理解李炳炎孙占(27)
中国转轨型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兼论社会经济形态转轨的方法论杨明尚(50)
中国“高技术不高”悖论的成因与政策建议贾根良秦升(44)
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对台商投资的影响赵晓霞徐楠(54)
公司内部人交易研究综述廉鹏王克敏(69)
金融危机下国际货币体制策略选择王振宇张立忠(66)
级差地租、制度缺陷与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王国跃李海海(62)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效率测算及分析李星李建华(58)
当代自然垄断理论研究发展述评王锐(19)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发展及研究展望余道先刘威(12)
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再探索李真马艳(33)
再论正确认识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及其重大意义邱海平(28)
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潘石(24)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旅游业发展策略研究魏震铭张炳勇(47)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产业转型与产业竞争优势培育高庆林(43)
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结构与收入水平关系研究史清华程名望(39)
论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整尹庆双曹满云(50)
后发优势理论演进及其启示郭丽(57)
政府治理能力与转轨绩效：中俄比较周端明蔡敏(53)
滥发美元对美国信用制度的破坏何泽荣徐扬(69)
从生态经济的视角构建生态税制协调体系王金霞(65)
从西方福利模式转换看金融危机刘旭东(61)
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本质与现象张忠胜(15)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看美国的次贷危机王宇伟(10)
一个真实的经济学命题和一个伪证的学术否定——评冯金华《价值转形：一个伪问题》丁堡骏(1)
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的新发展汪川郭小波(24)
异质预期及其经济影响——基于货币经济学的新视角程均丽(19)
马克思论资产阶级的法与权利——兼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比较杨戈杨寄荣(34)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董小麟(28)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与创新宋辉姜会明(5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及现状评价曾国安洪丽(47)
转型期发展中大国的转型问题：历史拐点论新探颜鹏飞(41)
社会性规制的演进与发展——以美国和日本食品安全的社会性规制为例孙中叶(59)
后起国家政府作用理论的变迁及启示——基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黄建康蒋伏心(55)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发展的困境与出路管永昊(67)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政策分析沈涛潘寄青(63)
关于货币内生、外生问题的一般理论梁东黎(13)
凡勃伦制度主义的过去与现在杨虎涛张洪恺(21)
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再评卫兴华教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可以不讲‘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说奚兆永(26)
次贷危机的性质和原因熊军高谦(34)
以研发联盟推动企业集群的产业升级孙鳌(39)
开放条件下外部因素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袁志田刘厚俊(44)
中国城镇居民地区工资差距测度与分解任重(48)
世界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宋承国(53)
跨国转移定价风险管理探讨曹晚雪(57)
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措施孟耀谭小芳(61)
基于博弈基础的独立审计责权利制度安排孙永军(66)
aBStRaCtS(72)
《当代经济研究》投稿须知(F0003)
《资本论》研究与应用
从资本属性看劳资关系的平等性和公平性龙斧刘媛媛(1)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论述及其现代启示赵旭亮(8)
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解读、评论与争鸣的一些看法——兼谈王成稼研究员对“重建个人所有制”不同解读的批评和有关观点卫兴华(17)
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何干强(23)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马克思经济学检视王海杰(27)
新时期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探析金丽馥(31)
能源价格改革的效应维度分析艾慧(36)
创新型城市建设进程中科技贡献率的实证分析马敏娜连飞(40)
区域品牌形成中的地方政府作用研究——基于温州鞋业集群品牌的个案分析孙丽辉(44)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与竞争战略研究刘顺忠王影杨雪(50)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严太华李宁(54)
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研究——基于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罗斯丹(58)
推进资源税改革的政策取向祝遵宏(62)
论均等财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王泽彩王国兵(66)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热点问题探讨——第二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专题综述吴航颜萍万睿(70)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国际金融危机易培强(1)
当代经济研究篇2
关键词：女研究生；经济独立；功利主义择偶观；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8-0297-03
一、问题的提出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理论取向。他们将人看做是富有理性的经济人，认为人在行动时，总是仔细盘算，对行动的成本和利润加以权衡，尽是选择只付出较小成本就能获得较在利润的行动方案。社会交换论者吸收了以上关于成本、报酬、利润等概念，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对商品交换的分析不仅适合于经济领域，也适合于社会领域。他们摒弃了成本与报酬只涉及物质的说法，而把情感的内容也引进了成本与报酬，从而使经济学更接近于社会学。交换理论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并认为交换就像在经济和市场中的买卖一样，总是期望有投入便有收益。从古至今，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模式在社会上广泛适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某种意义上，男女间的择偶过程也是某种交换的结果，而婚姻是一种持续进行着的交换过程，是一生中“最漫长的交易”。
与经济市场不同的是，在婚姻市场中使用的货币是由个人所持有的社会价值特征组成的，这些特征包括年龄、外表、经济条件等等。在择偶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尽可能多的去获取，以交换我们自己的社会属性。在当今社会，如果一个年轻女孩用她的青春和美丽与一个中年男子的较高社会地位和经济安全进行交换时，通常被认为是恰如其分的。不论我们承认与否，这类交换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稀疏平常，择偶的过程也像是其他市场上的交易过程一样，商品是合格的男方和女方，两者等待着在某一个价钱作交换，而这个价钱建立在某些对方所重视的交换条件之上，比如家庭背景、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相貌、年龄、人品等等。在交换过程中，每个家庭或个人都希望找到能满足自己交换条件的对象。因而，无论是在影视剧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能见到的一种婚姻交易就是一位年龄较长、事业成功的上流社会家庭出身的男士跟一位美丽、年轻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女子，这女子的美貌和青春就是她的嫁妆，允许她嫁到较高的地位。也正因为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使得我们在择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功利主义”的思想。
从另一方面来看，改革开放后，随着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盛行，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特别是女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参与程度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显而易见的提升。这部分群体在比例扩大的同时，其与男性的差距也在减小，事实上，中国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已经超过了男性，且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都能够实现经济独立。那么，在目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作为女知识分子群体一员的女研究生在择偶时对男性经济以及男性背景的依附程度如何？女研究生的独立性在择偶时是否真正脱离男性的阴影，走向“独立”呢？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以天津理工大学“80后”女研究生为研究对象，探究男性的经济条件及背景对女研究生择偶观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女研究生的择偶独立性。
二、实证分析
本次研究随机抽取天津理工大学60位女性研究生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和调研。为提高填答问卷的质量和问卷的有效回收率，笔者亲自走入女研究生宿舍发放问卷、陪同填写并当场收回。对回收的问卷初步整理，得到有效问卷59份，问卷的有效率达98.3%。
（一）变量的设置
根据对已有文献的参考，本文选用男方的人品、性格、生活习惯、相貌体型、学历、年龄、家庭背景、工作、收入、在女方身上的消费额这十个变量作为影响女研究生择偶条件的自变量X。将“对现任恋人满意与否”作为因变量Y来测量女方的择偶观，它来自调查问卷中的“你对你现任的恋人满意吗？”这一问题的回答。
（二）模型的选择
在数学模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都采用虚拟变量表示，建构由多个解释变量及一个因变量组成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X1，X2，……Xk分别代表二分响应变量Y的k个解释变量达到“满意”的概率。回归模型如下：
logit[p（Y=1）]=β0+β1x1+β2x2+……+βkxk
（三）分析过程
本文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采用极大似然值法对所建立的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为避免异方差的影响，利用怀特异方差一致标准差估计的方式检验，采用向前逐步进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模型1的卡方检验结果X2=629.581，p
由于模型1中，自变量X3生活习惯、X5学历、X6年龄回归系数的p值均大于0.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进一步对模型1进行修正，重新做回归分析，得到表2。
所得修正模型的卡方检验结果X2=613.409，p
logit[p（Y=1）]=-5.812+1.782X1+0.596X2+1.163X4-
1.377X7+1.904X8+1.801X9+2.397X10
表2中有显著性的解释变量为：X1、X2、X4、X7、X8、X9、X10，说明男方的人品、性格、相貌体型、家庭背景、工作、收入及对我的消费额这些自变量与女研究生的择偶观有相关关系，且其中人品、工作、收入、对我的消费额相关性显著。
（四）影响因素分析
1.显著的变量
从以上调查结果看，样本女研究生对男方条件满意与否跟男方对其消费额、男方收入、男方人品、男方的工作依次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方面说明了样本女研究生在择偶时注重的“交换条件”，从传统的“人品好”慢慢融入了对男方经济背景的考量；另一方面在数据分析中，自变量X10男方对其消费额及X9收入这两个自变量的p值明显小于0.05且其wald检验值都很大，进一步说明了男方对女方的花钱态度、男方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女方对其的满意度。这也验证了在本次调研过程中常能听到的那句话：“重点不在他能挣多少，而在于他肯为你花多少。”除了以上两点，男方的家庭背景及其工作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家庭背景的回归系数为负，经过了解，我们发现，很多样本女研究生在恋爱后对男方的家庭背景虽然介意但并不满意。另外，在问及“面包与爱情的关系时”，没有任何一人选择“爱情大于面包”。可见，从前由“爱情”主导的恋爱自由，已经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女研究生在择偶或恋爱时，对男方的经济条件及家庭背景都有较高的期望和依赖。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在目前择偶的这个交换过程中，男方的经济背景已是越来越重要的筹码，女方对男方在心理上仍存在一定的经济依赖思想。
究其原因，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当问及“本次恋爱的动机”时，有42%的人选择“年龄到了，该找个对象了”，33%的人选择“向往爱情，为了爱情”，0人选择“因为空虚，而且身边多数人都有对象”或“男方的背景对我将来有帮助”。可见，对男方经济条件、家庭背景、工作要求较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来自女方对婚姻的态度，认为适婚年龄的自己该找的对象一定要“靠得住”，那么如何才算“靠得住”？在完全融入对方生活或者说结婚之前，大多数人认为对这类问题的答案通常建立在男方经济背景的基础之上。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笔者发现，虽然功利主义择偶观在当今社会已是不可否认的现象，但在功利的尺度方面，绝大多数人能有一个较好的把握，这主要体现在调查问卷中对“您能接受大学生因为经济因素做二奶或是周末情人这种社会现象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上。经统计，有67%的人选择不能接受，33%的人选择“无所谓”，0人选择接受。可见，功利主义择偶观并未影响到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当今社会，绝大部分人都持有正确的底线和态度。
另一方面，在关注男方经济实力的同时，大多数女方还是把择偶的目光放在了人品上。传统的择偶标准重点一般放在男方的人品、长相及体型、性格等生理条件上，因此，这些自变量与女方择偶观显著相关也就在情理之内。
2.不显著的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男方的年龄、学历和生活习惯被剔除在择偶条件之外。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这个结果：虽然显著性不明显，但并不是说一点也不重要，这是样本女研究生的主观想法认为在选择对象时，其他条件的重要性较大，而男方的年龄和学历已经不是考点或障碍。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女研究生是站在学历金字塔中上层的批量产品，在“第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和诸如“剩女”这类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男方的学历和年龄对择偶条件的影响有越来越弱的趋势。
对男方生活习惯忽视的原因可能主要来自女方还未融入其日常生活，平时见面的时候，对其是否有烟瘾、是否酗酒或者是否讲究个人卫生这类生活习惯问题并未留心，因而造成了对女方择偶标准影响不显著的现象。
但这些不显著的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女研究生在择偶交换过程中的功利思想及对男方经济条件的重视或依赖程度。
三、结论
笔者认为，正如交换论中霍曼斯用经济学的方式解释社会现象一样，婚姻市场中的择偶过程也与经济市场上的交换过程相似，只是择偶过程使用的货币是由个人所持有的社会价值特征组成的，这些特征包括年龄、外表、经济条件等等。在择偶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尽可能多的去获取，以交换我们自己的社会属性。进而功利主义的择偶条件应运而生。
随着改革开放和女性主义思想在社会的传播，即使当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参与程度以其独立性都显而易见的提高，但不可否认的，在择偶过程中，女方在心理上仍未真正达到独立，对男方仍存在一定的经济依赖思想。本文以天津理工大学部分女研究生为研究样本，以影响其择偶交易的交换条件为出发点，样本范围虽小，但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当代高学历、高年龄、高要求的“三高剩女”现象的产生原因，以及其功利主义择偶观的发展趋势。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男方的人品、工作、收入及其对女方的消费额与女研究生的择偶观显著相关。可见，从前由“爱情”主导的恋爱自由，已经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但这种功利主义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当今社会并未影响到样本女研究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参考文献：
[1]杨南丽.大学生婚恋观与高校教育[J].昆明大学学报，2008，(3).
当代经济研究篇3
【关键词】经济演进；正负向；国际化
一、近代负向经济演进是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施展
经济演进有正负向。近代经济负向演进轨迹源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其操纵者。由于“世界日不落”的梦想，由于具有航海的巨轮，最先发起近代负向演进的是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来中国的传教士、商人、军人，这些人在殖民地中国化的进程中，都不得不进行负向经济化的生活演进，从而找到自己的掠夺经济生活天地的负向演进之路。
近代亚洲地区的殖民地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演进的负向寻求。工业革命是人类经济的人工智能的新开拓，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进行负向的经济演进则是殖民地掠夺的历史习惯利用新工具。殖民地政策在欧洲、在世界各地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些侵略者的偏好，也是一些没有道德约束的经济侵略者习惯，从有人类历史就伴随着其存在，只是由于时代可利用的工具有局限性，没有达到近代的规模性的、掠夺经济式的、殖民地的范围。而当工业革命使人的行动力得到了机械化的推动力后，就开始人类原始始时期就有的掠夺偏好新负向经济全球化演进。
经济的演进在近代开始大规模的出现负方向的推进，这是人类存在的不劳而获的负向本性的显现，这是邪恶力量利用人类的新人工智能的一种掠夺式的经济演进。这些掠夺式的经济演进的主要方法就是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可以用帕累托最优的理由进行冠冕堂皇的经济破坏性的利益最大化的寻求，从而压制自然进程的缓慢经济演进。而将人类前行的正方向的经济良性演进的轨道中断。强力的暴力是恶性经济负向演进的主要工具，这些强力的工具可能使掠夺式的负向演进的经济占上主导的地位，也可以很长时间的存在，社会由此变的混乱，经济的收益越来越萎缩，最后是经济良性的生产得不到运行，从而掠夺的经济成果越来越少，到了没有可能再掠夺的新收益时，负向的经济演进也就自动的衰退、直到自行的消解。
在中国近代负向经济演进的掠夺式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帝国主义带动了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前仆后继，当英国帝国主义负向经济使清王朝衰败后，英国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负向经济演进陷入衰败，同时也使英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中走向衰败，成为德国法西斯的负向经济的侵占国。日本帝国主义继英国帝国主义后在中国继续负向的经济演进，从而使的经济崩溃，随之被迫逃到台湾，其政权进入局限性区域，进入中国大陆的复辟梦则一直伴随着经济的负向萎缩而难以现实化。
二、现当代正向经济演进探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动力
1929年世界经济崩溃，这是非市场化的新经济正向演进的人类的经济新文明的探索动因。近代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也是正向制度化经济演进的客观需要。而在中国主要是共产党代表的先进生产方式的探索，从而开启了中国现当代的正向经济演进的新成果福利新中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并激励起新的劳动生产力继往开来，进而拓展正向经济演进的新空间，经济国际化的正方向的演进。
发现人类的自古就有的劳动人民的经济正向化发展的功绩，从而找到了非资本化的新生产方式的主力军。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经济文明，也创造了巨大财富，并养育了人类的正方向的经济演进，可是长期以来，劳动人民的默默无闻的谦虚谨慎的劳动作风，却被巧取豪夺的掠夺者利用，他们认为劳动人民的默默无闻是可能利用掠夺的因素，从而将劳动人民的世界经济正方向演进的功劳而被取代，从而让掠夺成为一种“文明经济”演进的动力，这是一种非客观的主观臆断，可以迷惑劳动人民，或让劳动人民也无所是从，然而，失去了劳动人民的高尚劳动品质，人类的经济演进就掉入了低谷运行，这是人类经济文明的规律性反映。中国共产党吸取科学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高尚劳动创力的历史贡献的新社会科学理论，从而摆脱旧的掠夺式的负方向的经济运行轨迹，开创了劳动人民引导的正方向的经济发展的道路，从而的找到了组织化的、新正向的经济运行发展新道路。
现代演进则是先进生产方式代表的主流的组织性经济正向的演进，就是探索找到1929年世界经济大崩盘之后非市场失灵的新经济体系，这是组织性的经济正向演进的特征。找到市场失灵后的新的组织化的、劳动人民推动的、新生产方式经济演进的新道路，中国共产党又通过制度化、国家经济制度的固态稳定常态化。
当代则是经济组织正向演进之后空间扩散化的、国际化的新探索，从而在充分的新物力和新精神力的支持前提下，开启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正向的改革开放的、经济演进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世界经济面貌朝着正的方向前行。在当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组织体系，在工业化、市场化方面积极开拓国际化的正方向的经济实力，通过一系列化改革开放的新策略，使制度化的正方向经济体系具有财富增长与发展强力，并保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收获。
当代经济研究篇4
一、引言
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上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政策上，以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为主，国家的宏观调控为辅，用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等缺陷。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以马列理论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习主席所规划的“中国梦”，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概述
1.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定义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古典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成分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理论。马克思通过劳动分工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社会劳动生产率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观点。由于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无差别的人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商品交换的基础。任何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的产品，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生产产品要想实现它的价值，必须使自己的个人劳动时间和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相符合。才能使商品的价值顺利实现。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往往很难充分认识到社会劳动时间的发展变化，就给资本家的剥削创造了机会，劳动者不甘于被剥削就会反抗，由此导致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冲突不断加剧。
2.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的奥秘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在研究斯图亚特的重商主义基础上建立的，是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基本关系开始研究的，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流通与生产的过程进行分析，挖掘出来在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关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马克思将劳动分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必须从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和剩余价值总是大于等效值”。从马克思的观点来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是工人们制造的，却不是资本家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和追求剩余价值才是生产的直接和最终目的，马克思从这一角度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劳动进行剥削的事实。
他通过系统、全面地阐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建立了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也为广大工人劳动者指明了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不同，让工人劳动者明白了自己不是在为个人创造价值，而是被资本家剥削的事实。马克思看到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看到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终将战胜代表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未来前景。
3.再生产理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途径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在法国重农主义再生产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从单个产业资本的周转和循环作为突破点，对资本主义射虎的整体资本周转和循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终于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这一基本规律，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再生产理论。
4.经济发展周期理论的建立是了解资本主义的道路
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来看，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进一步发现周期波动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深入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这一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社会劳动时间基础上的。最后经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才能消灭剥削，解除对工人的压迫。
5.建立失业理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结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必然结果就是相对过剩的人口。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不断扩张，失业人口和工作并不总是相等的。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问题，如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生产的各个领域总是不可避免的出现相对过剩人口，通过这一角度，马克思揭露除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矛盾，这一矛盾终将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
6.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之上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劳动决定价值”等语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做了一个抽象的解释，在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做了具体的解释。所谓劳动指人类从事客观生产实践的具体的、有意识的活动，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把人类的劳动成果通过等价交换的商品价值表现出来，价值具有二重性，有属于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属性的价值。劳动价值论就是把人类的劳动通过价值具体的表现出来，劳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总之，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刻分析，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矛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创造了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1.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一种有效方法
虽然马克思最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运行规律时创造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理论基础。
2.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理论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方法
马克思资本再生产理论强调生产两大类和类的平衡条件的结构和比例，这是整个社会的顺利再生产必须遵循的基本条件，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经济的基本规律，有利于协调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的协同发展。我国从对宏观经济规则的理解有助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马克思关于保持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的平衡，以达到经济合理的比例关系，也可以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内部经济结构的升级。通过不断加强中国的基础产业，促进整个产业的合理增长;加快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中国，最终达到一个或两个产业的比例协调发展，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建立良好的经济基础，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
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运用有助于更好地观察，分析新情况，解决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复杂问题;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研究和开发，能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发挥政府的宏观作用，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和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开拓新的思路，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方法进行创新。符合中国国情的探索应该是调控政策和经济周期结合的调控系统，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并逐步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客观实践。对在现代经济分析的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中国的经济周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时代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不仅开辟当代中国经济周期研究的焦点，而且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一切的理论研究工作都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可盲目模仿他国经验，东欧剧变便是深刻的警示。
4.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主要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的，马克思认为，失业问题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值的必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现象在我国也有所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根源，在于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和资本有机构成所提供的矛盾。解决就业与我国的失业问题，失业理论的指导作用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看出，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要以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导，以我国实际为基础的。
四、总结
马克思主要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开始就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调和的。经过斗争，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可能违背的历史客观发展趋势。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不可能直接运用到中国发展的经济上来，解决中国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虽然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可以提供在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方法，但是不能直接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要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去解决，不能直接把其他国家类似的解决经验拿来使用，这是不符合马克思客观实践理论要求的。因此，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需要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需要出发，首先要搞好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建设;其次要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关于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优化，都是对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践，要在做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基础上，发挥好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当代经济研究篇5
[关键词]比较的视角当代经济伦理研究兴起
[中图分类号]B82-0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4-0109-08
所谓“当代经济伦理研究”，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形式上说，它意味着一个专门的理论领域，并逐步扩展为一门学科即经济伦理学；从内容上看，它面向当代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人手，以比较的视角来说明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兴起。其一，从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角度，通过纵向比较以揭示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特点。其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横向比较。一是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与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研究；二是以叙述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为主，比较当代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特点。其三，通过比较中西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揭示中国自身经济伦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从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看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特点
在人类各大伦理学传统的初建期经济伦理思想就已出现，但在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之中，缺乏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这可以从传统社会生活的特点来解释。传统社会生活以政治为中心，经济生活的运转笼罩于政治权力之下而缺乏独立性。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问题，如果不联系政治权力的运作与政治制度的设计问题，就无法得到清晰的说明。同时，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是保障大多数民众的生存。反过来说，这一问题对社会伦理生活的影响，让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公平，而不是经济效率。在此情况下，经济生活中伦理问题之解决，要求政府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由此，传统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随着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演变，经济生活表现出愈益独立的倾向，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增强。这一点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并得到了当代各种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遍认同。近现代经济生活的变革使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就西方思想史看，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被归为伦理学或宗教伦理的范围，而近现代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展开。如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其代表作《国富论》即划归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属于一种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仍是联系政治来探讨经济问题，但突出的是经济制度及其运行在政治考量中的重要地位①。与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相比较，近现代经济伦理思想中经济的维度更突出。在西方的近现代时期，中国的经济伦理思想还没有发生类似西方的转变，也没有从中分化出特定的学科。但就宋明以降的伦理思想史看，经济伦理问题之重要性较为突出。如朱子强调“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与延平李先生书》）。朱子与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学派”争论的焦点便在于经济政策中的伦理导向。而“理欲之辨”、“公-私”关系问题也成为其后的重要论题。这些都是宋明之前从未出现的思想状况。
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观念之建立，离不开传统以及近现代经济伦理思想的滋养。在此意义上，它也可以视为经济伦理思想发展之中的一个特定形态。而正是在其“特定”的意义上，它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可以通过社会背景的比较作进一步的解释。
经济伦理问题的性质与社会生活的变革息息相关。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伦理三大领域及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和相互关系，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伦理问题性质的判定。
相对于传统与近代，当代社会生活之中三大领域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发挥着重大而广泛的影响。简单地说，传统社会生活是以政治为中心，政治与伦理或宗教的关系最为重要，经济生活处于相对从属的位置。在近现代的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逐渐由边缘转向中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日见其重要性，并逐步取代了原来政治与伦理或宗教之间的关系所占的地位。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即使还难说已取代政治先前所占据的位置，但毋庸置疑，它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而伦理领域则相对而言日益被边缘化了。经济领域的中心地位不仅意味着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彰显出其独立性，而且使得当代的经济生活与伦理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它已由传统的“以伦理驾驭经济”的状态转为以经济为主导，经济考虑不仅左右着人们行为的目的，而且对人们的价值观和意义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整个社会的伦理生活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化”趋势。另一方面，社会伦理规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导向作用大大削弱。这不仅表现在当代主流的伦理学研究已逐步远离现实的经济生活，难以产生对经济实践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伦理规范，而且伦理规范是否应当对经济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都成为颇具争议的问题。当代经济与伦理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关系，从前一方面看是两者的关联日益紧密，就后一方面说却是日益脱节。这也说明当代经济伦理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伴随上述变化，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问题重心已经转移。从当代关于个人与公共领域的划分来看，传统社会中探讨的经济伦理问题集中于个人生活领域，公共领域中的经济伦理问题集中于政治运作的层次，从属于对政治与伦理关系的思考。近代社会中经济伦理问题的重心逐渐由个人生活转向了公共领域，其关注点仍集中于政府的层面，但从属于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思考。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重心虽集中于公共领域，但其关注点在于非政府组织的层面，即企业制度与经营的层次，而对其中经济与伦理之间关系的考量，不再附属于政治考量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社会生活的样态不同，经济伦理问题的表现方式必然有别，思想家观察和思考经济伦理问题的视角亦不能不因此而有所调整。就此而论，只有了解当代社会生活不同于此前时代的特点，才能理解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问题意识之所在，以如此而非如彼的方式着手解释和说明经济实践的缘由，才可能切实把握经济伦理思想史发展的脉络，弄清当代经济伦理理论与传统及近现代伦理思想的关联与差异。但无论如何，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中缺乏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这可以说是与当代经济伦理相区别的一个标志。
二、经济伦理概念的提出以及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兴起
专门的经济伦理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韦伯于1904-1906年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其后又于1915-1919年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并归之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课题之下。所有这些研究成果结集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于1920年出版。其中，经济伦理最初是说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其后拓展的比较研究中则是课题名称的主题词。可以说，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主要服务于其宗教社会学研究。
在随后的西方理论研究中，围绕韦伯经济伦理的探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资本主义的缘起之间的关系；二是伦理文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第一方面的研究首先开展于德国，是德国史学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战后，帕森思将韦伯的理论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到美国学界。美国转而成为韦伯经济伦理研究的重镇，研究的重点则从第一个方面转向了第二个方面，并逐步与美国兴起的现代化研究合流，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韦伯经济伦理概念的使用略有不同。前一个方面基本上沿用了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原意，侧重从文化史、经济史的角度探讨韦伯的经济伦理；后一方面则对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从规范的方向上做了延伸，其中的经济伦理实际上已被理解为解释社会结构的一个功能变量。但总的来说，它们都属于社会学的范围，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但是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可以通过回顾前者的兴起历程来说明。
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发轫于美国。作为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德·乔治（Richardt.DeGeorge）对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做过细致的探讨，分别见于其代表作《经济伦理学》和两篇论文即《对经济伦理学过去和未来的定位》（theStatusofBusinessethics：pastandFuture，1987）和《经济伦理学的历史》（aHistoryofBusinessethics，2005）。这三处讨论的侧重不同：在《经济伦理学》中是介绍性的说明；1987年的论文重在论证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地位；2005年的论文则结合对经济伦理的理解，从比较的视角勾画了当代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轨迹。
德·乔治指出，“businessethics可以多种方式来使用。使用的方式不同，其历史也就有别”。总的来说，其使用方式或者说被赋予的含义有三：“商业中的伦理”（ethicsinbusiness）；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businessethicsinanacademicfield）；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businessethicsasamovement）。从不同的含义出发，businessethics就有不同的发展史。
“商业中的伦理”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可理解为日常道德或伦理规范在商业中的应用。如果按照这种理解，经济伦理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之德的论述。亚里士多德指出，经济关系和商业贸易中正义之德的体现是交易前后都遵循公平原则。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如阿奎那等强调诚信贸易，对贫困和财富、所有权等问题多有讨论。近代思想家关于商业道德的讨论更多地与政治思考结合在一起，如洛克关于捍卫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的研究，斯密对个人权利的强调，穆勒、康德、黑格尔对于经济事务和正义分配问题的讨论，19世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剥削的谴责等。其中，宗教经济伦理思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大，如阿奎那、路德、尼布尔等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包含于各种宗教规训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如《圣经》、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LeoXiii）的《新事通谕》（Rerumnovarum）、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JohnpaulⅡ）分别于1981和1991年的《论人的工作》（Laboremexercens）和《百年通谕》（Cenlesimusannus）等。美国大众通常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Businessethics。
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的历史相当短，其发展可划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前学科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企业经营中的社会问题引起关注期，20世纪70年代的学科萌芽期，20世纪80年代前半叶的学科初步形成期，以及1985年之后的学科确立期。前学科时期又被德·乔治称为“商业中的伦理”阶段，其中关于经济伦理的讨论主要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社会伦理之中展开。
就学科形成来看，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医务伦理学的提法演化而来。其中促进学科形成的大事有：1974年11月举行了首次经济伦理学会议，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被用于课程讲授；1979年出版了3部关于经济伦理学的合著；1982年出版了2部关于经济伦理学的个人专著；首期《经济伦理学杂志》（JournalofBusinessethics）于1982年2月出版。随着经济伦理学在多个层次的制度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学科已基本形成。其标志是全国至少有500所院校开设了经济伦理学课程，学生人数达到4万；出版了二十多种经济伦理学教科书，十多种案例读本；成立了研究经济伦理学的协会、中心和杂志。其后美国经济伦理学又有了重要的进展，如在其影响下欧洲成立了欧洲企业伦理学网络（eBen），并于1987年召开首次会议；1989年成立国际企业&经济与伦理协会。到1990年，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已完全确立。
在美国，作为社会运动的企业伦理，其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关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探讨。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些探讨并不系统，影响范围也有限。60年代初，企业经营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到70年代，企业伦理问题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议题，得到了各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响应与讨论。许多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也积极参与这一研讨，从而扩展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理论和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到80年代，“有关经济伦理学的活动空前高涨，足以称之为一场运动”。
德·乔治指出，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有其自身的定位，可以通过与另两者的比较来说明。先看它与“商业中的伦理”的区别。作为“商业中的伦理”的经济伦理，其最新进展主要见于宗教神学和宗教伦理。它用宗教伦理或训诫来指导和规范商业活动，其理论附属于宗教伦理，可用于商业，也可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它并非学科化的形态，可归入经济伦理思想的范围。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则有其专门的问题和理论目标，且已发展出属于自身的理论框架。其基本问题是探讨伦理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除宗教伦理理论之外，还可以来自一般的哲学和伦理学理论。这种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有其自身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可定位为一门交叉学科，定性为一种专业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其研究对象可划分为微观（个体经济行为和决策）、中观（企业组织）和宏观（经济制度）三个相关联的层次，由此还可衍生出第四个分析层次即国际经济伦理。就已取得的成果看，则可概括出五个方面的理论内容。
再看它与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的区别。后者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围绕由企业行为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展开讨论。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则不同，德·乔治对此有三点概括：其一，“经济伦理学力图提供一个明确的伦理框架，并在此框架之下去评估经济活动尤其是企业的活动”；其二，“至少就其潜力而言，这一学科对经济实践的批判力比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要强得多”；其三，“这一学科也关注负有责任和权利的管理者与员工，但更多地聚焦于企业的组织和活动，包括企业经营的所有功能性区域”。
当代西方其他国家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都是在美国经济伦理学的激发下启动的，其学科发展轨迹与美国经济伦理学大同小异，其理论旨趣和重心则因各自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而有别。可以美国经济伦理学为参照做个简要的比较。
美国经济伦理学表现出很强的应用面向，注重运用发展出来的经济伦理理论来分析案例以及美国现实的经济伦理问题。就构建理论的来源而言，美国经济伦理学的主流观点是道德原理多元。也就是说，可用来发展经济伦理学分析框架的哲学伦理学理论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道德原理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相互排斥，用它们来评价经济实践，其结论往往殊途同归。由此美国的经济伦理学理论有着多样化的特点，如德·乔治在其《经济伦理学》中重点发展的经济伦理学方法分别来自功利主义、道义论、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唐纳森（thomasDonaldson）和邓菲（thomasw.Dunfee）在《有约束力的关系》中的契约论方法；鲍伊（normane.Bowie）在《经济伦理学》中的康德伦理学方法；所罗门（RobertC.Solomon）在《伦理与卓越》中运用的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方法；弗里曼（R.edward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方法；等等。美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中观层次。具体说，其初期集中于企业经营的层次，其后兼及对经济制度即宏观层次的思考，但未成体系，也不占主流。
欧洲大陆的经济伦理学以德语区（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为中心，其学科启动晚于美国，但此前欧洲就已发展出深厚的经济伦理理论传统。仅就20世纪以来的发展看，有两大理论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宗教经济伦理研究的传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韦伯的宗教经济伦理研究。其后则有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德国基督教两大教派新教和天主教就经济伦理问题展开的深入论争。二是反思和批判市场经济的思想传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的批判理论及其对手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而美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原理，其根源多在欧洲。因此，有学者指出，经济伦理学的产生可解释为一个“从欧洲传到美国而后返回”的过程：从欧洲传出的是非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思想，从美国返回的则是学科化的经济伦理学，后者转而促进了欧洲相关研究的学科化。
欧洲经济伦理学更为注重自身的基础理论建构。它植根于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表现出重理论思辨、讲求界定和系统论证等特点。如它对经济伦理学（wirtschafts）与企业伦理学（Unternehmensethik）就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其一般观点是，在严格意义上经济伦理学的定位是经济秩序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则研究与企业组织及其活动相关的伦理问题，与前者是并列关系。欧洲的经济伦理学与企业伦理学在译为英文时，可分别确切对应于economicethics与Businessethics。美国学界则不注重两者的区分，往往通称为Businessethics。欧洲经济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经济制度方面的探讨，而后才逐渐扩展到企业伦理研究。而欧洲的企业伦理研究，其关注点在于与企业相关的具体经济制度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鲜有像美国经济伦理学那样讨论微观层次上具体个人在两难情境下的经济伦理行为抉择。两者的这一差异，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企业现实的经济制度环境不同。欧洲的市场法律法规较严，对企业的规范问题一般都是在制度的层次解决；美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约束则相对宽松，留有更多企业自由选择的空间。二是文化背景的差异。与美国相比，“就社会变迁的动力而言，欧洲文化更相信制度，而不是自由行动的个人”。
日本的企业伦理实践二战后就已启动，其方式是将日本的家庭伦理推广到企业予以拓展和应用。日本的这一传统，实践上说是重视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理论上一般被理解为管理哲学。日本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标志是1993年日本经营伦理学会的成立。日本企业伦理学的理论重心在于微观的个人行为层次，注重经验实证研究的方法。这相应于日本企业伦理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企业伦理偏重于积极的义务而忽视消极的责任；也就是说，传统的主流理解是：企业行为的伦理性体现在企业对社会的额外付出，如慈善、公益活动等，而不在于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其肇因至少有二：其一，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一直推行的是经济发展优先的国策，企业责任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无需考虑外部性问题；其二，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企业管理“高度重视在企业内外各方之间建立合作而灵活的关系”。
总之，作为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三个重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伦理学经历了相似的学科兴起与发展历程，但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点。可以说，依照经济伦理学三层次的划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伦理研究，其理论重心构成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系列。而本文之所以倾向于将美国学科化的businessethics译为经济伦理学，主要考虑有二：其一，它虽偏重于中观的企业层次，但对宏观的制度层次也有所探讨；其二，它应当与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研究区分开。后者集中于企业的层次，且随着探讨的深入，其基本趋向是微观层次，表现出重视经验实证和管理操作的特点。在此意义上，后者与日本经济伦理学有着相似的研究旨趣。总体上说，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研究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迥然有别。前者不仅有着另外的概念渊源，而且其问题意识、研究方式、学科性质和定位都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缺乏交集。
三、结论及其对中国经济伦理研究的启迪
综观前文，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当代经济伦理问题因社会生活不同于以往而具有高度复杂的特征，需要专门的研究和系统的思考才能予以有效应答。在此意义上，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化乃大势所趋。其二，当代经济伦理研究与韦伯的经济伦理研究有实质性的区别。后者就其内容而言可归于经济伦理思想的范围，形式上说经济伦理虽然也是作为一个专门概念而提出的，但属于宗教社会学，而非经济伦理学。其三，当代经济伦理学兴起的直接诱因乃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伦理问题的不断积累、扩大和深化。它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发展为一门面向应用的交叉学科。其四，当代西方各国的经济伦理学，其学科化的轨迹相似，但理论形态和理论面向各有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传统和经济制度上的差异。上述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研究至少可以提供三方面的启迪。
首先是对当代经济伦理学学科发展史的理解问题。国内经济伦理学界往往将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缘起追溯到韦伯经济伦理概念的提出，这其实是个成问题的说法，易误导人。要将两类没有直接关联的研究建立联系，必须有所交代，梳理相关的思想史，否则只会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概念的混淆，进而将经济伦理思想与经济伦理学混为一谈。
要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也必须意识到类似问题的存在。当代西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有其自身的传统和发展历程，其研究方式实际上更接近企业管理，而有别于学科形态的经济伦理学。因此，德·乔治称之为“作为一种运动的企业伦理”。它更重视经验实证，贴近企业的经济实践。而责任总是对应于自由。企业社会责任的限度及其落实必须考虑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社会经济制度给予企业的自由选择空间有多大。美国的经济制度较为自由，因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较深入，社会反应较强。欧洲企业伦理学重视对企业的制度性约束，企业伦理实践的自由选择空间较小，因而欧洲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有其特殊的困难，并对主流的企业伦理学构成了挑战。
在中国经济伦理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是近年的热点之一。但存在着理论解释和实践操作两方面都难以落实的窘境。理论上说，我们借用的西方相关研究成果不少，但很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做出相应的讨论和调整，因而对中国企业伦理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有限。从实践上看，我们的经验实证研究不少，但企业的反应并不积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未充分考虑企业伦理选择的自由度。参照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史来看，我们须先厘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各个理论层次，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因素予以综合考量，我们的研究才能充分展现其现实生命力。
其次是如何确立有自身特色的经济伦理学理论。从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看，经济伦理学要有理论活力，就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如美国从道德原理多元论的态度和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出发，构建出了多种理论应用型的经济伦理学框架；欧洲的经济伦理学基于其批判哲学传统，表现出重理论思辨和制度分析的特点；日本经济伦理学重经验实证和企业实践操作的特点，也与此前形成的企业文化建设传统有关。中国经济伦理研究开展近三十年，在建设自身的经济伦理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存在明显的不足。
中国经济伦理学主导理论的根基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其特点可概括如下：其一，用来分析和说明的理论术语源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二，其基本立场和依据也来自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如就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来看，其基本思路是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从讨论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人手，认为经济是基础，道德对经济具有反作用。由此中国经济伦理学有一个常见的命题，即经济与伦理同构，它意味着伦理与经济的一致性或应当保持一致。其三，在经济伦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典型的观点是“四环节”说：“经济伦理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关系中产生的道德现象、道德原则和规范及经济伦理的发展规律、伦理理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问题。”由此形成的理论框架大致可辨识出两个理论层次：一是与第二点相对应的宏观层次，主要探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以及经济伦理学的学科定位等问题；二是在第三点指导下的衍生研究，由此有生产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和消费伦理的专题研究。
但这一理论的说服力有待加强，存在着需通过进一步思考来解决的问题。其一，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问题。从理论根据看，它尚未完全摆脱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式的理解。这种理解的根源在于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并非马克思的本意。正如葛兰西所认识到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将自身理解为精确的历史科学，自此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消失了。它必然是排它的（尤其排斥更高明的理论）……阻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展开”。可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根基的经济伦理学理论，要增强理论说服力以说明当代中国的经济伦理实践，就必须克服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影响，采取对话而非独白的姿态，以包容和吸取当代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果。其二，与相关学科的理论对话和沟通能力不足。经济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吸取其他学科尤其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学的宏观层次主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模式。说到底这是一种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式，其观察角度、致思趋向和理论术语都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理论。其衍生层次则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也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迥异。因此，固守原来的理论样态，势必与当代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相隔膜，更不要说对话和沟通。这许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过时了，而是说不能采取简单套用的方式，必须注意理论形式的转换。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属于政治经济学，当代有美国学者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亚当·斯密的思想，但其所关注的并不是亚当·斯密具体的理论方法和理论术语，而是梳理亚当·斯密思考经济伦理问题的思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其关键也应是抓住马克思思考和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而不在于具体的表述和结论。这样才能有效地切入当代的经济伦理问题。通过对话来吸取其他学科的成果，从而展现出理论活力。其三，其基本命题“经济与伦理同构”值得商榷，至少需要厘清和交代。作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命题，应经过充分而明确的论证，但“经济与伦理同构”的解释却失之模糊笼统。就现实而言，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兴起所针对的恰恰是经济与伦理的不一致。理论上看，如何算是“同构”并不清楚，而且缺乏对“如何能够实现两者一致”的解释，由此从理想的“应当”意义上来讲“同构”也有落空之嫌：一种“不能做到的应当”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洞承诺。综而言之，这一命题要有充分的理论说服力，就应该在分清理论层次的基础上予以论证和说明。
最后是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现实针对性问题。中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面向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及其带来的各种观念问题。按时间顺序，2000年以前大致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道德性问题、如何理解斯密“经济人”与“道德人”及其关系问题、由“书伯热”引发的儒家伦理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制度伦理问题等。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日益突出，企业社会责任和生态伦理问题成为中国经济伦理研究中的热点。慨括起来说，2000年以前探讨的问题集中于宏观的制度和观念层次，2000年以后有向中观的企业层次偏转的趋势。若参照欧洲经济伦理研究的划分，则前者属于经济伦理学，后者属于企业伦理学。
当代经济研究篇6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大量研究，集中在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所处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等重要方面,取得了新的理论进展,加深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
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一方面让人们认识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暴露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现象,如全球化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膨胀、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等等,从而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从而客观科学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如何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成为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引起的。这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的泛滥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现阶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狭小、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还出现了新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以及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和后果,只能通过危机的强制性来解决。因而,新的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败,解决危机首先必须清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的金融经济危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但这种生产过剩不仅仅表现为物质产品的生产过剩,还表现为虚拟经济的过剩即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是一种隐蔽的生产过剩。这种观点认为,从现象上看,这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不是直接表现为传统的由消费不足而导致生产过剩,而是消费需求过度、贷款消费导致信用链条断裂,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危机不像过去从实体经济波及金融系统，而是相反。然而这次金融危机仍然是由实体经济本身存在的危机所引起的。具体而言,实体经济中存在的生产过剩特别是房地产的过剩，通过信用方式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信用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泛滥,造成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同时虚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更进一步使实体经济盲目扩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这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互相推动与刺激，发展到一定的时点，危机不可避免地。
第三种观点主要是通过运用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论来揭示本次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机理。这种观点认为,本次危机是由于利润率下降导致的结果。有学者指出,从实证角度来看,1975-2008年间，美国的实体经济并未得到有效恢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进行了重组，并在这之后出现了“弹性化”，非生产性工人比重上升导致利润份额下降，利润率出现了长期停滞的现象,于是，美国形成了依靠金融活动进行资本积累的新模式和依靠信用的膨胀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局面,同时，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更进一步刺激了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结果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和金融市场的恶性膨胀，最终引发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支配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的矛盾、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的矛盾等等，都是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第四种观点认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黄金发展为以美元为代表的各种世界纸币,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通过国民收人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正常进行的这种方式,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高额收益提供了机会和刺激,从而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现象，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开辟新的空间来突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的限制的规律。而本次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在全球化、自由化推动下,发达国家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体现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因过度扩张和积累而引起整个国民经济高度金融化，并最终引发危机。
第五种观点从长波的角度考察了本次金融危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据长波理论,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很可能是新一轮长波的下降期的到来，而这也意味着金融危机要持续10年或更长时间的萧条期。这种观点认为，战后50-60年代的“黄金增长期”不过是长波中出现的短暂繁荣，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也不过是长波中暂时繁荣的表现。此次金融危机预示着长波下降趋势的开始。有的学者还指出长波后期往往会出现金融化的现象，而本次经济危机由金融领域引起正是出现了金融高度金融化的现象，契合长波的特征。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人了严重的“滞胀”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行了调整，同时通过各种国际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全球化浪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对于1970年代以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国内外学者从以下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生产自动化和管理信息化。新的技术革命即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是197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并对社会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和网络化控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加快了商品的流转速度，并且使劳务的远程及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新的国际分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资本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一方面是随着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以及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和股票持有人的普遍化，使资本的终极所有权高度分散化;但是另一方面，股权的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不仅强化了少数大公司和大机构的控股权，而且也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经营管理权的高级管理阶层的权利。
收人分配两级分化日益加深。随着198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在社会总财富所在比重不断缩小,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美国,近三十年,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357:1。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人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人却增长了四倍，占人口0.01%的最富阶层的财富更是增加了七倍。
经济全球化和高度金融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经济关系得以重组,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所提供的机会,加紧对外投资,一方面消化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获取比国内更高的利润率。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业获得迅速发展,金融资本总量迅速赶超产业资本并占据优势和支配地位。发达国家经济在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和高度金融化特征。与此相联系，资本积累模式也体现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信息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了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形成了新的世界市场，同时，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新的全球经济规则和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全球化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一是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从而有助于美国获取铸币税以及转嫁国内危机;二是发达国家在强调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却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采取严格管制,使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对称的、片面的全球化;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四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深，形成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等。
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问题
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处于不断的发展中，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最初出现的是商业资本主义，然后是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19一20世纪之交出现了以私人垄断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30~^0年代进一步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初英美等发达国家发生了长达10多年之久的滞胀现象，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相继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而重组了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与资本、资本与劳动、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新变化。进人新世纪之交,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去产业化、全球化等特征越来越明显,这些现象表明当代资本主义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论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处于何种阶段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1.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金融资本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搜取各国财富、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但金融资本又几乎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和组织所垄断。正是由于上述现象的出现，有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蔡万焕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过程、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劳动和资本之间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所出现的变化等四个方面,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资本已经控制了发达国家经济命脉，并且通过经济全球化、对外扩张将其垄断势力扩张到世界范围，因而当前阶段资本主义的实质是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有的学者则指出推动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度的三个力量分别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以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运作的“自由化”和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其完成形态的新自由主义。"
2.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高峰认为应当从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特征角度来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阶段，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制度特征首先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具有垄断性质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占支配地位;其次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因为垄断资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的国际流动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自由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世界市场;最后垄断资本还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而,可以把当前的资本主义归结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
3.新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滞胀”危机,开始放弃长期坚持的以国家管制经济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代之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且向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理念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理论基础。在很多学者看来，正是新自由主义才导致了经济危机,因而可以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外学者如大卫?科茨杰拉德?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列维等都持有这种观点。国内也有些学者认同此观点，如刘盾等指出英美国家依照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理论方法,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且导致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因而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阶段。有学者还据此进一步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后果,即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性以及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
4.新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卢森堡、希法亭、列宁等人都对帝国主义进行过深刻的论述。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只是新时代下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并以“新帝国主义”来称谓当代资本主义。如杨承训等通过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处于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突出表现是美国拥有的超级金融垄断地位,实质是一种新帝国主义。赵常庆则指出当代新帝国主义除具有传统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掠夺本性外,还具有一些新特点:如倚仗军事和科技实力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跨国公司，以科技成果和金融产品获取垄断利润,延续老牌帝国主义损人肥己的贪婪本性;改变过去侵略扩张的殖民统治方式,代之以抢夺和控制石油等战略性资源作为控制世界和巩固霸权的手段;美国操纵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滥用美元发行权,剥削发展中国家,左右世界经济;充分利用其软实力,向全球推行其价值观,从意识形态领域控制发展中国家。而蒯正明印则指出与传统的殖民掠夺方式不同,新帝国主义构筑了一套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和剥夺体系,新帝国主义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渗透和控制，这套体系涉及的范围更大、运行更灵活、成本更低。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以金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信息化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概念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问题
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伊始,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曾经乐观地预言危机很快就会过去,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复苏。然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世界陷人了持续的动荡,经济持久萧条低迷，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一波持续一波,而经济危机更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社会危机,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英法等国发生的社会骚乱、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等等。经济停滞和社会的动荡局面不仅构成了对“发达国家经济很快就会复苏”这类预言的有力回击，更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陷人了死胡同,未来资本主义制度将发生重大调整。但是，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究竟是什么？对此，学界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1.资本主义制度衰落论。一些学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由盛转衰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从技术、所有制、资本形态、资本运动空间、调节方式等各个方面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走向衰落的原因。具体来说，技术方面:信息化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产业空心化和无就业增长；所有制方面:资本社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法性的丧失;资本形态方面:金融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资本运动方式进人了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空间上: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使得资本运动的空间巳经达到了极限;最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包括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所有手段,仍然无法解决危机,各种干预政策都失去效力。因此，这些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可能陷人长期的停滞状态，资本主义正走向历史性衰落。有的学者指出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国内的阶级矛盾、同世界人民的矛盾还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都表明资本主义矛盾在不断深化,资本主义正走向衰变。有的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巳经进人了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的新阶段,因而寄生性、腐朽性更强，更接近于垂死的资本主义。
2.制度调整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金融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并不构成全面性、总体性危机,也没有撼动资本主义的根基，特别是现在英美发达国家的执政党仍然是属于中右翼政党,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而工人阶级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仍然弱小,因此,资本主义为了尽快走出危机会采取一定的措施调整现在的发展模式，但都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调整，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另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而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在自身调整中走向复苏。至于调整的方向,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瑞典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注重社会平等、充分就业和完善福利,重视阶级合作，突出强调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以及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129157有的学者则认为可能是“新莱茵模式”，是一种基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的改进,包括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投资社会化、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长期发展以及让社会各阶层分享发展成果、注重各国以合作方式进行全球治理等内容。
3.对外转嫁危机论。有的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危机史表明走出危机的有效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放任危机从而销毁相对过剩资本，缓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为新一轮资本积累创造空间;另一种就是通过贸易冲突、军事手段等打垮竞争对手，为国内资本积累创造外部空间，特别是军事战争还能够带动国内需求。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金融、政治、科技、军事实力，因而向世界分X体系的国家转嫁矛盾、输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解决危机的不可避免的选择。而根据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外转嫁危机的手段包括在经济上通过金融战争来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政治上加快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和平演变”步伐,为金融垄断资本的扩张提供政治保障;军事上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军事遏制甚至发动局部战争。的学者更指出除非发动帝国主义的战争,否则资本主义将会进人长期停滞的局面。
4.社会主义前景说。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经济依然增长强劲，同时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取得不错的成绩，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无论是从人类的发展趋势还是从现实世界发展情况来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都是必然的。
五、简短的小结
进人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人wto,中国已经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并成为世界经济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联系不断加深。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深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并据此制定科学的对外经济政策。从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对当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所处历史阶段和发展趋势等各方面的研究来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在某一部著作或著作的某个篇章中完整地阐发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之后的学者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危机理论，如生产过剩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利润率下降理论，等等。在对新的国际金融资本经济危机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大多数分别沿用上述几种不同的理论进行分析,因而,从总体上来看，理论创新的力度明显不足。在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构建一个系统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
当代经济研究篇7
1简析我国旅游业的特征
1.1旅游业和其他产业具有很高程度的关联度和拉动性
旅游行业和酒店、餐饮、交通以及零售行业，观赏游乐、通讯通信和等产业都有直接的关联，它在积极的经济影响下会对相关的企业产生良好的带动作用，但是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作用往往是负面作用。而旅游对于城市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的拉动性作用也很强。单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或者地区的旅游需求将会带动交通、宾馆住宿以及景区零售、服务等行业的投资。
1.2覆盖面广，消费层次多
旅游群体不断的壮大，其包含的层面也就更多，这样必然就会产生更多的需求。比如说文艺界的人士喜欢欣赏以自然景观为主的风景，学者喜欢的旅游类型是以文化交流为主的区域民俗，摄影爱好者及专业人士主要针对风景优美的景观进行采风等。他们的爱好不同，选择也就不同，他们对旅游产品的消费需求的差异性体现在经济上，推动各层次经济的增长。
1.3旅游行业存在的消费潜力大，增长势头强劲
旅游消费包含的层面多，其消费潜力很大。旅游业对我国的经济影响很大，就2007年而言，我国的旅游业总收入占GDp的4.5个百分点。据我国统计局相关统计及相关数据表明，自2000年以来，我国国内旅游消费就消费品零售一块其比重就达8%～9%之间，占城乡居民零售消费支出总额比重的7%～9%左右，而且增长势头还在上升，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旅游业对社会总消费的贡献很大。
2经济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
2.1经济危机对居民旅游需求的影响
经济危机对经济造成的减速及下行压力增大的影响作用在居民需求方面，其表现方式就是居民的旅游消费预期下降且信心不足。当居民的消费信心不足的时候，首先就是对一些非必要性的消费进行压缩，比如旅游。尽管在国家相关政策以及相关经济的刺激下，国内人群已经有了一定的以旅游拉动内需的意识，但受到股市楼盘、车行业持续低迷、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居民的消费意愿不断降低的情况影响，旅游行业的市场也将出现居民旅游动机下降、出游次数减少以及出外游行等各种变化。我国的旅游业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将面临发展困难，从国内目前的需求来看，高端旅游及长线游可能最先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各种公差旅游、奖励游以及会议旅游活动都面临着下滑的危险。
2.2对外部旅游需求产生影响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影响下，进行入境旅游的外部需求呈明显的减弱形式，对经济内需的拉动缺乏动力。其主要表现为，旅游的客源运输进入下滑状态，市场行情的低迷得不到有效地调整，入境旅游者以及入境过夜人群和外汇收入呈全面回落的状态，入境旅游市场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2.3对市场供给及企业经营造成影响
(1)与旅游相关的企业将面临经营困难。在出境、入境和国内旅游三大市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疲软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旅游价格下滑、人气降低，很多与旅游相关的企业在业务方面出现下降，利润率也下降，人才的流失也在增长，这些都是经营发生困难的重要因素。
(2)由于我国一直都引进外部的资源环境，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出现缩水、资金面临紧张状态，甚至造成经济衰退，外部的需求量减少，其相关的经营业务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据相关资料显示，绝大多数的旅行社入境业务低迷不振，市场预期不乐观，因此被迫转向国民需求，靠经营薄利多销的产业来增加利润的增长。
(3)经济危机对旅游业就业形势的影响。经济危机对旅游行业带来的损害转而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增长。由于旅游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就业形势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大。再者，旅游行业的专业人士及其从业人员在其他行业的专用性较低，其本身招收的普通员工转换成本与专业人员在应用上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在不景气的情况下存在的减员情况很少，这也就导致旅游行业的就业压力增大。
3浅析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业是一种外向度高、市场化强的产业，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要想继续保持平稳增长的趋势且不发生大的波动，需要各方面都作出努力及相关部门认真研究提出有效地政策。
3.1进行成本降低，提高旅游行业产品的性价比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多种外币兑人民币的汇率暴跌，燃油费下降，出境游的价格也持续下降。一些省区或者地区的旅游行业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冲击，拉动旅游行业市场，进行景区门票价位的调整，甚至大量发派免费门票，再加上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暂停收取，使得国内的旅游价格有所下降。价廉物美是促进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一味的降价也不足取。一味的降价降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在利润方面就会出现无利可图的情况，产品质量也会受到影响甚至出现下降。经济危机会使旅游消费受到削减，但是旅游消费的需求不会消失，短途游、国内游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旅游出行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旅游业针对市场的变化可以多开发一些新的销售路径，比如有特色的国内游、城市周边游，抢占市场有效份额。对于旅游行业来说，这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做出的求存对策，也是调整结构的奋进良策。
3.2与国际方面的相关企业加强合作，携手共同渡过难关
经济危机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简单问题，而是涉及全球整个经济领域的重大课题，那么，要解决经济危机也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旅游业要度过经济危机，应该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旅游组织、旅游协会及其相关部门进行合作，开展广泛的沟通交流，交流相关的发展经验，探讨可行性的政策。我国作为全球四大入境旅游国之一，拥有亚洲最大的出境游客客源和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市场，更应该和全球旅游行业一道坚定信心，共同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
3.3提高旅游行业内部管理水平，全面调整旅游行业的结构
就当前形势而言，要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促进旅游行业的发展，应该召开各旅行社发展会议，分析当下的经营现状和各层次之间的矛盾，提出应对危机冲击的办法，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同时通过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且把培养重心适当的移向酒店人力资源方面，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加大其专业素质的开发，使其综合素质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3.4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消费信贷领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再加上消费能力处于弱化状态，使得入境旅游市场在一段时期内会呈现低迷状态。此外，外部的需求也显著减少，成本价格上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和粗放的经营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旅游行业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将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在消费需求方面。为此，国家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为我国旅游消费的平稳快速增长提供重要的保证。
3.5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扩大旅游的消费、增强消费对内需的拉动作用，不仅需要旅游部门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或者政府出台有力的政策支持，让市场经济在各部门有效的合作之中得到有效地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大政府部门对旅游业的重视，把旅游业列入国民经济计划的整体发展规划，设立一系列的指标体系；二是完善消费时间的制度，在假期的安排上推动落实政策的实行，推动带薪休假制度的实行，优化旅游消费的时间结构；三是增加旅游景区及相关部门设施的建设，建设的重点应该主要放在旅游道路建设、水电设施建设、自然环境保护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通过这些措施的执行，鼓励社会各方面加大对旅游行业的投资。
当代经济研究篇8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基本上是与二十世纪同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紧密相连；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没有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每次高潮的出现，都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分不开。本文打算就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研究的时段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为了便于说明，有些论述延伸到抗战时期。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国民党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史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来研究中国的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汪精卫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史”的传统
由于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下形成和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傅衣凌自传》、《傅筑夫自传》，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出版社，1983年。
当代经济研究篇9
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时代。但时至今日，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远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不能有效地为现实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服务。从人类思想发展的根基讲，当代人更应该看到的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尽快复苏,提出了现实的挑战，更是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挑战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研究
需要有前题假设。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于学理不通的，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内在缺憾。由于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因而，作为经济学研究假设前提的经济人，不能只表示个体经济人，还必须有对社会经济人的假设抽象。缺失社会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研究只能从社会经济中的个体出发分析和探讨人类的经济行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是难以展开的。迄今为止，现代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仍只是局限于解释经济个体之间的利益之争，没有能够体现出更高层次上的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理性思和自觉维护。在这种状态下，已经进入21世纪的现代经济学主要的宏观经济理论，不仅是不完全适用于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在其提出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基本上不能被政府接受为宏观调控的指导理论。因此，自觉地深化对于经济人假设研究，增加社会经济人假设，必将成为推动21世纪现代经济学理论创新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制高点。作为现代经济学宏观理论研究必不可少的认识前提假设，不同于个体经济人的社会经济人至少应具有十大理性基点：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保持经济结构平衡、保护经济发展活力、保障收入分配公平、严密控制货币管理、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实现区域平衡发展、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全面实施社会救助、坚决落实天赋人权。为此，面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对于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缺失社会性的问题，从今往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应当从实际出发，及时并积极地弥补这一缺憾。
二、挑战经济研究范围
截至2008年，有关虚拟经济的研究成果还未能进4420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时代。但时至今日，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远远地落后于这个时代，不能有效地为现实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服务。从人类思想发展的根基讲，当代人更应该看到的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尽快复苏,提出了现实的挑战，更是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当代经济研究篇10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来临，在这个时候，对基本上与二十世纪同行的中国经济史学进行回顾和展望，即使不是绝对必要，也是十分应时的。
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不是没有经济史学，相反，自司马迁作《史记平准书》、班固作《汉书食货志》，历代关于经济史的记述可以说是延绵不断，源远流长的。但它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封建的正统史观，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相对晩后。20世纪初，梁启超大倡“史学革命”，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历史上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以后又陆续出现用新的理论、新的体裁编写的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等方面的论著和经济资料的汇编。可见，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才出现的。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史学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中期。
它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则直接促成了我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以郭沫若、李达、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首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剖析当代社会经济性质及其演变，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适性，这些研究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在这个刊物的背后活跃着一个学术群体——由吴晗、汤象龙、梁方仲等学者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有比较进步的史观，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不少人成为后来经济史研究的台柱。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它联系了不少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次高潮中，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成为研究对象，人们用近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它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压抑。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仍然继续中国经济史研究，并把它推向深入，取得不少成果。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经济史研究获得了重要发展。
第二个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经济史学以至整个中国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它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发展。由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经济史研究第一次被纳入史学的主流之中（在解放前，中国经济史虽然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在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史学主流中并不占什么地位）。在政府的倡导下，中国近代经济史开始了从系统收集整理资料着手的学科基本建设。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牵头，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至1966年前，已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和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1960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同志“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指示，组织以许涤新、吴承明为首的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专家，从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着手，进行该项工作。这些扎实的资料工作不但极大地推动了有关专题研究，而且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骨干。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经济史探讨的主要课题。与近代经济史相比，中国古代经济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处在分散作战和和进行某些专题研究的阶段上；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如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代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经济史研究的骨干，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导致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改变了解放前古代经济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宋以前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过程中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而政治上的“左”倾路线加剧了这种倾向，在学术领域形成许多人为的“禁区”，并终于导致“文革”时期万马齐瘖的局面。“文革”中断了中国经济史学的正常发展，但一些学者仍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研究，潛积力量。
第三个高潮是“文革”结束至今。
“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迎来了又一个更大的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阵地的增加和有关论著的大量涌现。文革以后，经济史被视为新时期历史学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均把有关经济史的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勃发出来了，许多原来从事其他领域研究（例如从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者转到了经济史领域上来，“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空前扩大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中，有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即从事研究工作的老年、中年学者，他们在新时期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也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的、生气勃勃的研究骨干，现在他们已经挑起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大梁。随着研究的开展，研究人员迫切要求加强交流和协作，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成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于1986年正式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刋。新时期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迄今中国经济史学绝大多数成果出自文革后的二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年。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史组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00—1984年上半年包括大陆和港台的中国经济史论著近二万种，数量以文革后出版者为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编的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专著和论文索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仅大陆的论著亦近二万种。这表明1986年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其数量约略相当以至超过前此85年有关论著的总和。在这些论著中，不乏有创意、有深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例如，早在文革以前即组织众多专家着手编撰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严中平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在八十年代先后出版；八十年代中期组织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亦以《中国经济通史》名义分卷出版，最近已经出齐。
二是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文革”以前的经济史资料工作基本上是近代一枝独秀，新时期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继续发展，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发掘利用有了较大的进步，现代经济史也开始了系统整理资料的工作。这一时期整理出版了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将清朝大内档案中的粮价资料录入电脑，建成有关资料的数据库；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等单位还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工程。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添了的活力和动力。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取得可喜的成绩，二十年代开始的保定、无锡农村的长期跟踪调查继续进行。上海、苏州、佛山、北京等地有关经济史的碑刻资料亦已整理出版。满铁资料极其丰富，向为研究者所重视，最近已有单位着手满铁资料的系统摸底、编目和重点整理出版，它将为研究者提供利用的方便，从而大大推动包括经济史在内的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五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有关资料，在新时期全面整理出版，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各地政府、各经济部门广泛开展方志和专业史志的编纂，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随着研究思路和领域的拓展，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也可以入史。
三是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趋向。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济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教条主义的束缚，突破了种种禁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出现了大陆与海外的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探求中国经济史自身特点和规律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流派。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实行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此外，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亦分亦合，并行不悖，百花齐放，生动活泼。许多经济史研究者巳不满足于笼统的定性叙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作些量化分析，并出现一批计算历代亩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和物价变迁趋势的论著，这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
四是研究领域拓展和研究重点的转移。文革前中国经济史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偏重汉族和发达地区，不大注意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以及少数民族和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从时代讲，独立的经济史研究以近代基础较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一般史的研究，围绕着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展开，现代经济史则基本上没有起步。这种情况，文革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建国以来受到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在研究和讨论中，人们逐渐把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经济发展和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问题上来。人们破除了过去经济史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老套，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流通也渐成热门，单一的生产决定论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流通或市场需求也是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部门经济史和区域经济史的勃兴引人注目。专题史、民族史的研究均已展开。在近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发展的同时，独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得到加强，现代经济史学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断代的、跨代的、贯通古今和中外对比的研究都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它起步较晚，系统的研究大概始于八十年代中期，但由于离现实很近，与现实经济建设关系密切，为各方面所重视，故发展很快，成为中国经济史学中的独立新学科和新的研究热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研究已从初期的经验总结和政策阐释，发展到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并积极引入现代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进行中外比较研究，视野因而更加开阔。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又一特点是积极吸收现实经济研究和经济理论研究的成果，相互挹注。从阶段史方面看，前一阶段研究较多的是建国后的前七年，近年已把研究重点转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经济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浮燥空气和失范行为：急功近利、重量轻质、粗制滥造，以致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等。这时期出版的学术论著中，低水平重复的占了相当的比重。近年这些问题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另外，这一时期前后也有所不同。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但九十年代初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史论著数量减少，一些经济史研究者的兴趣向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转移。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浮燥空气的发展有关（经济史研究首先要花大力气收集整理分散在各种典籍和考古文物中的资料，是件苦差事），也和社会需求的某种变化有关（如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史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尤其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在当代受到挑战有关。
二
回顾中国经济史学一个世纪以来发展的历史，我们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应该如何把握经济史学科的走向呢？以下简单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1、研究重心的转移和研究领域的调整
从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历史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者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时的中国处于社会革命和剧烈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中，与此关系密切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而在近二十年，研究重点逐步向经济发展，向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问题的转移。这和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是密切相关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不但在大陆，而且在台港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两者大体同步，而台湾要比大陆还要早些。因此，这应该视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在革命胜利以后经济史研究就应该自觉地逐步实现这种转变；它实际上因为长时期的“左”的干扰而被耽搁了。但这种转变毕竟是不可阻挡的。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这种趋势将会更加明显。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中心课题。
中国经济史学科，不但要有它的主体，而且要有它的两翼。中国传统经济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它主要由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组成，同时也包含了海洋文化的成分，农耕文化在其中占居主导地位。但我们以前偏重对汉族和发达地区的农耕文化的研究，忽视对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经济和海洋文化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无疑应以农耕经济的研究为主体，但还要有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文化史的研究为两翼，否则难以全面反映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全貌。前些年，厦门大学的杨国桢先生提出要建立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并指导研究生分工进行有关专题的研究，最近已经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在海峡的对岸，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每隔两年组织一次海洋发展史的研讨会，出版相应的论文集。可见，海洋史的研究已经引起海峽两岸学者的重视，并取得重要成果。相比之下，虽然也有学者呼吁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但它始终仍处于分散零星研究的状态，没有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史分支学科。现在中央已经作出加快中西部开发的决策，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2、研究视野中的“分”与“合”，“断”与“通”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史学存在着两种并行不悖的倾向——“分”的倾向和“合”的倾向。所谓“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二是指学科的细分，最明显的表现是区域史、部门史和专题史研究的兴起，不再笼统地以整个中国或整个经济为研究对象。所谓“合”，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二是指全方位、长时段综合考察的研究视角。不是把经济因素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不是把中国经济史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时把某一时段孤立起来研究，而是瞻前顾后，同时考察它的“来龙”与“去脉”。以上这些趋向在新的世纪仍然会继续下去。但尤其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综合和贯通的研究。
为什么要强调综合和贯通的研究？理由很简单，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的；历史是个整体，历史是条长河，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从中抽出一小段、一小块来研究，这是必要的，但不要忘记，这只是历史整体和长河中的一部分。过去范文澜对写通史提出“直通”、“旁通”和“会通”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写通史，但我们应该要求研究每一个问题都有“通”的眼界，“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经济史研究需要而且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但研究者要有大眼光。有了“通”和“合”的眼光，“分”才不会成为“瞎子模象”式的研究。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发展”和“现代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偏重于物质层面，偏重于产量的提高。但人类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社会等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的研究应该适应这种变化，注意研究中的综合与贯通，也就是逐步回到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理路上来。
3、经济与历史，实证与理论